远行客|关税“大手术”后的全球贸易体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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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微信文章
引言
在上一篇《“大手术”后，美国将会怎么打关税战？》中，我们谈到，经过“解放日大手术”——这是特朗普给4月2号发布的对等关税方案的名字——以及之后的连续两次“改刀”，特朗普在10天之内让美国对全世界进口的加权平均关税，从此前的2.5%上升到21.8%（扣除豁免后）。这是美国百年未见的最大关税提升幅度，让关税达到了加剧大萧条的1930年《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出台后的水平（图 1中红线）。



图1、历史上美英法全部进口商品的平均关税

来源：历史数据来自《不列颠治世的经济因素：19世纪英国对外贸易研究》和美国商务部数据。红线对应4月对等关税发布及两次修订之后的美国进口加权平均关税。蓝线对应5月12日中美谈判约定互降关税后的水平。

美国在1930年代引发的关税战，对当时全球贸易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包括加拿大、英国、法国等40多个国家都纷纷对美国高关税实施报复，打响了一场世界范围内的贸易战，和大萧条交错互动，最终导致1933年的全球贸易水平只剩1929年的三分之一，而道琼斯指数到1932年下跌了约89%。

那么，这一次特朗普的关税大手术，是会让世界回到二战之前没有多边贸易规则的“关税战国时代”，还是一个二战后全球贸易体系的2.0手术版？如果是后者，新的全球贸易体系正在诞生哪些规则？这又会如何影响全球贸易、经济发展模式和供应链？

前一篇文章中，我们已经总结了美国对“手术”想做、可做、能做的三个判断：

做“手术”的决心：特朗普政府把长期贸易失衡定位为美国宏观经济和国家安全不可持续的根本挑战。这意味着，只要可能，美国有通过持续打关税战变革现有全球贸易体系、以达成国家战略目标的根本意愿。

做“手术”的限制：手术已经给美国经济和资本市场带来显著反噬，这是特朗普被迫在4月多次变向做“修复手术”的直接原因，也预示了接下来美国关税政策演化的边界和取舍逻辑。

做“手术”的可行路径：美国会基于关税战的战略目标，对不同国家按照供应链的耦合深浅而分化、分节奏落地。这是关税政策和供应链互动演化、从而落实的唯一路径。


在美国和中国同意于2025 年 5 月 12 日取消关税几个小时后，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表讲话。

作者｜陈龙、李远芳

编辑｜常娜 韩哲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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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前文判断相符，5月12日，中美政府宣布关税谈判取得重大进展，涉及双方回撤两轮交替升级的反制措施、对超出10%以上的对等关税部分实施90天暂缓、建立常态化磋商机制等。这一回撤和暂缓，让美国加权平均的进口关税直接从21.5%回落到12.5%左右。可能在有的人眼中，这是特朗普再次认怂的证据。但实际上，即便拉平了中国与其他国家在对等关税上的待遇，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比特朗普第二任期之前仍提高了30%，整体关税水平在40-50%之间，并且有了常态化的磋商机制。这固然是中方据理力争的结果，同时也恰恰是美国将关税战的战略目标重新引导至可控可落实的轨道上。

有一点是肯定的：关税战折射的，是现有全球贸易体系的长期失衡。这意味着关税战不会或输或赢的戛然而止，而本质上是一个漫长的全球贸易体系的调整过程。从这个意义而言，那些关于谁会先怂的讨论，是停留在表面的伪命题。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聚焦判断，新的贸易体系正在诞生的一些根本性的特征和逻辑。我们相信，努力尝试把握这些规律，无论对于国家、企业还是个人，都至关重要。由于本文篇幅较长，我们分为上下两篇。本文是上篇，聚焦回答有关新贸易体系的前两大问题。

问题一：美国“退出”后，全球化的未来是什么？

问题二：全球贸易体系2.0会有哪些核心规则？

问题三：新的贸易体系对经济发展模式选择意味着什么？

问题四：新的贸易体系会推动全球供应链如何重构？

判断之一：全球化不会终结，而将以更加多极化的方式发展。

全球化不会终结的原因在于，其本质上带来的是更加广阔丰富的市场和更加有效的劳动分工，这对于任何国家的益处毋庸置疑。会发生调整的，是从一个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转型成一个更加多极主导的、规则也有所改变的全球化。

历史上，全球化最有动力的推动者，往往都是在生产上最有全球竞争优势的国家，无论是早期的英国，还是二战后的美国——因为这与其根本利益一致。而在过去二十多年中，全球制造业格局发生了惊人的变化，这是美国调整其定位的一个深层原因。如图2所示，在本世纪初中国刚加入WTO的时候，中国制造出口占全球份额大约还只是美国的1/3；到2024年，中国制造已占全球出口份额的24.6%，美国跌落到9.6%，地位完全对调。另一面，美国之外的世界，占全球货物进口贸易的比重已经高达87%（世纪之交为80%）。



图2、中国和欧盟制造业出口在全球遥遥领先

来源：UNCTAD，为溪。为数据可比，欧盟制造业出口剔除了欧盟内部高度发达的制造业贸易，对应的全球制造业出口数据也剔除了欧盟内部贸易。

对欧盟和中国这样的大型经济体而言，它们在全世界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制造业出口和较大的贸易盈余。2023年，中国和欧盟是全世界前两大制造业出口经济体，分别占全球制造业出口的24.6%和17.1%（图 2），出口是重要的就业保障；二者商品贸易盈余占GDP比重分别是3.3%和2.1%，外需是重要的经济增长引擎。所以中国和欧盟都会持续是全球化的坚定支持者。4月8日，李强总理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电话时共同宣示，两大经济体“致力于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公平自由的多边贸易体制，维护全球经济贸易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这符合双方和世界共同利益。”

对中小型经济体而言，在以WTO最惠国待遇为基本原则的多边贸易体系中，小国商品可以获得与大国相同的市场准入，并受益于大国的谈判能力，享受大国谈判所推动的关税减让。尽管面临挑战，世贸组织(WTO)也仍然覆盖全球约80%的贸易。所以，虽然很多国家都对通过WTO达成新共识的效率感到沮丧，但很少有国家，甚至包括美国，会质疑WTO存在的意义。

就如新加坡国务资政李显龙4月中旬的演讲谈到的：“美国退出，游戏还是可以继续。同样地，在全球贸易体系中，如果美国不再愿意遵守规则，其他国家还是可以在彼此开展贸易时维持这个体系，我认为这很重要，这对新加坡这样的国家非常重要。” 李显龙的讲话代表了很多国家的心声，即全球化必然会持续，持续的方向是在和美国找到解决方案的同时，降低对美国的依赖，寻找更多维护全球贸易体系的多极引擎。

另一面，强调MAGA（美国优先）的美国，也是接受全球多极化趋势的。现任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二月份上任之初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对于全世界来说，只有一个单极大国是不正常的，这是一种异象。它是冷战结束的产物，但最终你会回到一个多极的世界，在不同地区有多个大国的格局。”美国想追求的，是不同规则的全球化（我们会在下面展开讨论），以及降低美国为维护全球贸易体系所付出的成本，这又和美国在全球化中地位的下降自然关联。

那么，驱动新的全球化的多极玩家又是哪些？

在中国之外，大致有几种代表性的贸易群体：

一种是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以及欧盟为代表的追求开放市场、并已经形成区域贸易联盟的国家群体。这些经济体寻求规则的确定性、自由贸易和多元化交易。CPTPP成员国再加上欧盟、挪威、韩国和瑞士等规则接近的开放经济体，它们共同占全球进口的34%，已经比中美加起来的份额（25%）还大很多。

CPTPP在99%的产品零关税之外，还设定了强制性劳工标准、环境标准、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对国企严格的竞争中立规则、数字贸易规则以及全面和严格的争端解决机制，同时还采用负面清单模式推动服务贸易开放。该协定生效后，吸引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经济体正式表达参与意愿。此外，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议(DEPA)和气候变化、贸易与可持续发展协议(ACCTS)等新型产业协定，也将高标准的多边贸易规则延展到数字经济、气候变化等全球经济前沿议题。

相比之下，2022年初生效的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虽然标准没有CPTPP高，但包容性强，是覆盖中日韩澳新及东盟十国的全球最大的区域经济合作平台。RCEP最大限度整合了区域内各成员国的27个贸易安排和44个投资协定，有效避免了不同协议之间的重复或冲突，也可以加速双边贸易网络向多边贸易体系转型。

另一种群体则是各地区快速增长的大型新兴经济体，比如巴西、印度、印尼、南非、土耳其。与以开放市场为主导的经济群体不同，这些国家的共同特点是都注重全球化，但同时更加实用主义，对关键产业实施关税保护以及补贴政策，大力吸引外资。加起来，它们占到了全球进口的15%。

所以，我们可以把全球贸易体系2.0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美国主导的贸易安排，美国通过关税战和各方谈判博弈逐步落地。另外一部分则是，占全球贸易87%的经济体，在通过WTO、CPTPP和RCEP这样的区域贸易联盟、DEPA和ACCTS这样的主题联盟、以及国家之间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更平等和市场化的维护和发展贸易合作，在对抗关税不确定性的同时，探索新的贸易安排。

如新加坡外交部长维文•巴拉科瑞斯南（Vivian Balakrishnan）所表示：“这是一个时代的终结。最近的发展已经说服我们，我们需要加速推动经济融合、自由贸易、投资和技术的多边主义，覆盖尽可能广泛的国家。”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如果说原来的全球贸易体系是美国主导、美国和中国分别从消费和生产侧成为全球贸易失衡最大的贡献者，那么随着美国的后退，新的贸易体系却也并非自然以中国为主导。实际上，一个越来越清晰的趋势是，其他经济体，都努力在降低对美国或者中国的依赖度——这是缓解失衡的自然举措，分散贸易伙伴，构建联盟，建设新的贸易规则和基础设施。

从不同角度探索新贸易体系的努力在飞快发生。以欧盟为例，欧盟本就拥有全球最大的贸易协议网络，与74个国家签有贸易协议。特朗普胜选后，欧盟加速了和菲律宾、泰国和阿联酋的谈判，重启与马来西亚的谈判，与印度、印尼的谈判也在推动中。马来西亚贸易部长表示：“历史上第一次，欧盟对我们更加开放。”欧盟最清晰的迫切性信号，是在经过25年的推迟后，于2024年12月与南方共同市场国家（Mercosur，包括巴西、阿根廷、巴拉圭、乌拉圭和玻利维亚）就贸易协定达成了突破性的政治协议。这个协议会覆盖7亿消费者，整合汽车、机械和服务贸易。虽然法国和波兰反对，但特朗普的关税大概率会推动这一协议在今年夏天完成。

加拿大降低对美国依赖的贸易多元化行动已经开展了8年，和16个国家签署了贸易协定；新首相马克·卡尼希望和共同价值观的国家，包括欧盟和其他欧洲国家有更紧密的贸易投资关系。东盟方面，新加坡在抓紧推动亚太地区与其他地区的自由贸易，包括安排东盟十国领导人与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包括科威特、阿曼、卡塔尔、阿联酋）会谈，目的是建立新的贸易协议。

正如哈佛大学罗德里克教授在其全球化三元悖论中所预言，一个国家不可能在拥抱全球自由贸易、捍卫国家利益、以及满足国内选民利益三个维度上，都拿到满分。看似追求自由贸易的全球贸易体系1.0，实际上隐盖了很多的失意（discontent）。也因此，原来全球贸易体系最大的支持者和缔造者美国，已经改变了自己的立场，亲手发动了摧毁原有贸易安排的行动。

从这个角度来说，全球化是对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逆流，却肯定不是全球化的终结，而是在寻找一种更加契合参与者诉求的安排，这才是全球化真正现实的未来。现在的关税战，从未来的视角看，是走向这个未来的过程中经历的阵痛。

判断之二：全球贸易体系2.0的一些核心规则正在涌现。其中美国正在推动的三个基本原则，包括贸易平衡（赤字问题）、公平贸易（产业和贸易政策兼容性问题）、以及可信伙伴（安全和贸易关系的融合问题），可能成为重塑全球贸易体系2.0的重要维度。

4月23日，美国财长贝森特参加IMF-世界银行春季会议。面对IMF和世界银行这样针对二战后的国际政治、经济、贸易体系设立的核心机构（其他还包括联合国和关贸总协定），成体系地表达了美国对新贸易规则的看法。他对机构官员及与会的各国财经官员发出了这样的呼吁：

“我渴望与你们每一位合作，恢复国际体系的秩序。……失衡在贸易世界中最为明显。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现在采取行动重新平衡全球商业。……大规模持续失衡的现状是不可持续的。对美国来说不可持续，最终对其他经济体也不可持续。”

在这样的语境下，贝森特阐释了特朗普政府推进关税谈判的着眼点，可以概括为三个原则。

第一是宏观层面的贸易平衡规则。根据这个原则，美国要求全球不能持续过度依赖美国需求，而是必须采取积极的国内政策实现各自经济模式的再平衡。贝森特在演讲中特别强调“中国尤其需要再平衡……中国可以从将其经济从出口过剩产能转向支持自己的消费者和国内需求开始。这样的转变将有助于世界迫切需要的全球再平衡。”贸易平衡原则实际上也是一种就业平衡原则，要求一国对外国就业的需求，大体和外国对本国就业的需求要对等。

其次是产业政策层面的公平贸易原则。贝森特在演讲中直指“其他国家有意的政策选择，已经掏空了美国的制造业部门，并破坏了我们的关键供应链，使我们的国家和经济安全处于风险之中。”这些所谓“有意的政策选择”不仅指关税，还指关税之外的非关税壁垒，包括汇率操纵、国内补贴、出口补贴等产业和外贸政策（图 3）。



图3、特朗普4月21日在社媒上列出了他认为要谈判的非关税议题

美国认为这些政策剥夺了美国制造商在全球市场上公平竞争的机会，而现有多边机制对促成这样的公平贸易兼容性是失效的。所以，特朗普政府在第一任期瘫痪了WTO上诉机制，这为他在第二任期接着通过单边方式与贸易伙伴一对一谈判，扫清了路障。这个谈判中，很多议题不但涉及了贸易，也涉及国内政策，谈判远比关税的讨价还价更为复杂。这也是为何贝森特承认，90天内美国和贸易伙伴的谈判也就只能达成框架协议，正式谈成可能要2-3年的时间。

第三是经贸关系的安全原则。美国认为，安全伙伴更有可能拥有兼容的经济结构，有利于互惠互利的贸易，防止因对竞争对手的经济依赖而产生的安全风险。同时，特朗普政府也强硬的要求，如果要美国继续提供安全保障和开放市场，那么美国的盟友必须加强对共同防御的承诺。

对于国际经济体系和安全的关系，贝森特在2024年10月应邀发表于《经济学人》上的“国际经济体系应如何变革”一文强调：“美国必须在重塑国际经济秩序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完全放弃国际贸易体系对美国人民和我们的盟友来说将是一场灾难。然而，现状造成了安全漏洞，美国的总体经济利益也不明确。美国下一代的国际经济政策必须将安全与经济关系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以实现真正的自由贸易所能带来的利益。调整是必要的，但调整必须经过仔细的校准，并且步调要慎重。”

这三个方向的新贸易原则，尝试解决的是量入为出的就业平衡问题、国内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兼容度问题、以及伙伴可信度问题。对美国而言，这是国内外政治经济政策的一盘棋：宏观上的美国贸易再平衡，对内涉及重振制造业、降低财政赤字的国内经济目标；对外则涉及推动美国版本的公平贸易，以及与美国安全利益一致的贸易关系再分配。

虽然这是美国的视角，但我们近年可观察到的各国几乎所有的贸易纠纷，都可以划归到这三个类别中。所以这是普遍性问题。

有人可能好奇，这三个原则在过去是否已经存在？到底新在哪里？

首先，过去在全球自由贸易的思想下，贸易不平衡被认为是短期的，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自动逐渐纠正。其次，国内产业政策和贸易规则的兼容度问题，往往通过WTO或区域贸易协定去解决。再次，过去的一个重要假设，是贸易可以解决价值观冲突问题；实际上，这是当年美国欢迎中国加入WTO的重要理由。

而事实证明，市场无法自动解决长期的贸易失衡问题；美国的贸易赤字和中国的贸易顺差积年不返，都达到了历史高位。WTO等多边贸易协定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产业和贸易政策的兼容度问题。治理机制的信任度，显然也并没有因为全球贸易的深化而得到根本解决。

所以，美国通过这三个新原则，为其关税战提出逻辑依据，并且把这些原则定位为全球新贸易体系的前提支柱。

从原则的排序上：

贸易平衡：因为贸易平衡最易于衡量，也是美国最急于解决的问题，优先级最高；或者说，缓解大规模贸易赤字会是美国和各国谈判的首要目标。

贸易公平：各国或多或少都会有产业政策，关键是能不能达成谅解和共识，这会因各国的情况而不同。实际上，美国的制造业回流，对半导体、汽车等产业的扶持政策，就是赤裸裸的产业政策。这意味着美国会和不同国家，在各自偏好的产业和贸易政策上，尝试达成最重要的共识。

安全伙伴：美国在安全维度上，已经基于历史原因形成了信任程度不同的朋友圈。贸易本质上是劳动分工协同。对于攸关国家安全和战略意义产业的贸易深度，将会基于朋友圈的信任度而有明显区别。在这些产业范围之外的贸易，则回归到贸易平衡原则和贸易公平原则。

那么，这些原则会如何影响美国与各国关税谈判的落地？

这首先意味着中美谈判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由于中美在这三个原则上都存在一些根本性的分歧。如果要达成可持续的协议，必然要求双方在解决贸易失衡、产业政策问题等方面有重大调整和突破。这意味着一个反复探索寻找答案的过程，既不会一蹴而就，也无法闭门谢客。无论对中国经济、中美贸易以及企业全球化的影响，都应该把这个时间维度考虑进去，培养必须有的耐心和韧性。

5月12日，中美政府联合宣布关税谈判取得重大进展。一方面把中国对美国出口关税暂时“稳定”在40-50%之间的水平（如果90天内无法达成框架性协议，则可能会跳升到64-74%的水平），另一方面建立了常态化的磋商机制。这些进展都印证了我们的判断，即这是一个漫长过程的开始，而不会“怂”回原态。基于这三个原则，可以预期，谈判最终的结果，会是中美贸易赤字的大幅度缩减、中美在产业和贸易政策的兼容度上达成一定共识、以及在国家安全相关产业的相对脱钩和自立。

这三个原则也决定了美国更容易和其他哪些国家达成贸易协定。那些在美国的信任朋友圈的内环、经济治理机制和美国相差不大的国家，主要需要解决贸易失衡以及产业和贸易政策共识问题，相对更容易达成贸易协议。

比如欧盟。在降低贸易失衡上，欧盟愿意根据美国对欧盟的贸易逆差规模（包含服务贸易），提出等价的（500亿欧元）采购协议（如液化天然气、大豆等农产品等）。在公平贸易名义下的产业政策共识上，欧盟一方面强烈反对美国对钢铝、汽车及零部件、以及接下来对铜、木材、芯片、医药等征收的普遍性关税；另一方面愿意协调与美国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及食品与农业标准，并在应对不公平竞争和中国钢铁过剩产能等战略挑战方面，和美国开展合作。在安全伙伴的互信基础上，欧盟也寻求在芯片、人工智能、核技术、数字连接以及关键材料、汽车供应链和民用飞机等领域与美国开展投资与合作等。虽然具体协议的达成需要时间，但是基于三个原则的基本谈判范围已经清晰。

再比如日本和韩国这类与美国有深厚的安全依附纽带和经济联系，同时对美相对弱势的开放发达经济体。日本首相石破茂明确表示，美国降低贸易逆差是一项合理政策，也愿意配合美国采取一些措施来缓解美国贸易逆差，包括降低对美商品关税、扩大对美进口、降低非关税壁垒、拉平政策补贴、增加对美直接投资等。但日本也有自己的要价。石破茂表示，美国的汽车关税不可接受，日本的配合不能以牺牲日本就业为代价。另外，对于美国试图纳入关税谈判的安全费用分摊问题，4月21日他对日本国会说：“日本并不打算唯命是从地按照美方要求承担更多负担，不应将安全保障问题与关税谈判挂钩。”

第三类例子是全球南方国家，典型的如越南、印尼等东盟中的发展中成员，也包括如印度、巴西这样的新兴大国。这些国家大多数仍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对贸易规则的态度更为实用主义。它们一方面会响应美国平衡贸易的诉求，加大对本国有需求、同时美国有优势的商品的采购力度，削减对美可削减的关税，解决部分美国关切的非关税壁垒问题；另一方面则会坚持对关键产业的关税保护以及补贴政策，并大力吸引外资。此外，它们也乐于利用中美贸易战的战略空间，以及与美国互利的安全合作带来的筹码，成为贸易流转向和全球供应链重组中的受益者。

一个突出的想抓住“战略机遇期”的代表是印度。总理莫迪是特朗普本次上任后首位访美的亚洲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当时他和特朗普就宣布了到2030年将双边贸易额提高到5000亿美元的目标——这是2024年美印1300多亿美元贸易额的近四倍。4月下旬，美国副总统万斯在为期四天的印度之行中，宣布双方就潜在双边贸易协议的广泛谈判条件已达成一致（图 4）。在最新财报电话会议上，苹果公司CEO库克宣布，为减轻关税冲击，“大多数”销往美国的iPhone将来自印度，而“几乎所有”其他设备（包括iPad、Mac、Apple Watch和AirPods）将来自越南。



图4：美国副总统万斯携家人与莫迪在新德里会面

值得强调的是，无论哪种经济体，我们并不预期会形成很多和美国站边、共同对付中国的局面——虽然美国有这样的愿望。当美国通过关税战摧毁原有贸易规则的时候，也破坏了原有的信任体系，很难指望别的国家会和美国紧密站在一起。同时，很多国家对中国贸易和供应链有很深的依赖关系。以印度为例，尽管2020年中印发生边境冲突，但印度与中国的贸易逆差仍持续增长，2024年达到1025亿美元，相比疫情前扩大将近一倍。

可以看到，全球贸易体系2.0的一些核心规则正在涌现。回到全球化的三元悖论，在不可能同时完全满足全球自由贸易、捍卫国家利益、以及满足国内选民三个维度的情况下，也因为美国的推动，更多的国家必然会关心由于结构性政策障碍而难以自发调节的双边贸易失衡问题、对国内关键产业和就业的保护问题，以及国家安全问题，只不过不同国家关心的程度和能力不同。比如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贸易顺差国，不关心贸易赤字，但必然关心关键产业和国家安全。

所以，可以预期，美国所提出的平衡贸易、公平贸易、伙伴安全三个原则，不但为美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税谈判提供了逻辑依据，也会成为决定新的全球贸易体系的重要维度，因为它们代表了重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时，一些绕不开的核心现实考虑。

理解全球贸易的新原则是重要的。我们可以据此判断新的关税协定达成的难易程度和时间长度，以及不同区域贸易协定和国家间贸易协定的演化逻辑。

……

（全文未完，下篇也已同步转载于远行客陈龙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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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龙教授为溪创始人、罗汉堂秘书长
业务方面，2014-2023 年，陈龙教授先后担任蚂蚁金服首席战略官、罗汉堂总裁、阿里巴巴可持续发展管理委员会主席、阿里巴巴集团战略规划总裁，阿里巴巴研究理事会学术主席，并兼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科技高级顾问，中国人民银行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等职务。
学术方面，陈龙教授在多伦多大学取得金融学博士学位，并在华盛顿大学奥林商学院获得终身教授。回国后在长江商学院任副院长，并创立工商管理博士（DBA）项目，同时担任校友理事会理事长。后任湖畔创研中心执行教育长。

李远芳博士为溪首席经济学家
李远芳博士于2019-2023年先后在蚂蚁集团和阿里巴巴集团从事数字经济与宏观产业研究，任罗汉堂资深专家。此前分别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工作，曾任China and World Economy编辑部副主任，社科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秘书长，财政部国际司国际财经问题研究顾问，曾设计编制中国第一个网络零售价格指数，以及基于大数据的复工复产指数。李远芳博士于201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并于2015年获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尤利西斯学者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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