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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微信文章
来源 | 教育数字化100人作者 | 征明
题图 | Unsplash
2022年11月,Sam Altman带领的OpenAI公司发布了ChatGPT。它横空出世,不到两个月,用户数即突破一亿——成为历史上增长最快的消费级应用。媒体争相报道,教育界、产业界和学术圈几乎同时掀起对人工智能未来的热烈讨论。
与以往局限于实验室的技术突破不同,这一次AI以开放对话的形式直接进入了普通人的日常:它不仅能流畅对答、编写代码、撰写文章,甚至在文学创作上展现出近似人类的风格。
在最初的惊奇过后,全球学术界对这项技术的反应经历了一个鲜明的轨迹:先是震惊与否认,继而谨慎探索合作,甚至一些前沿或激进的学者开始讨论“赛博生命”的可能性,主张放弃人类中心思想,将碳基生命视为硅基生命的土壤。
这三年间的剧烈变化,不仅是技术进化的结果,也是对AI的哲理底层认知深化的三年。但这并不是终局,相信未来教育学术界对AI的认知还将持续演变。
本文将以时间为线索,梳理ChatGPT发布以来学术界认知的演化。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反思学术界在技术常识与哲学思维上的不足,并探讨AI时代教育研究需直面的挑战。
01
初期的震惊与否认
- 2022—2023上半年 -
1. 大众与学界的差异性反应
普通人在首次体验ChatGPT时,往往被它渊博流畅的回答震撼。然而,在学术界的评论文章与期刊中,最初的基调却是质疑和轻视。
2023年初,《Nature》杂志子刊《机器智能》发表社论《The AI writing on the Wall》,虽然称赞ChatGPT可以“生成令人惊叹的类人文本”,但也同时强调它“并不真正理解这个世界”。
当时教育学界的主流看法是:ChatGPT本质上只是一个高级“文本预测模型”,不过是一场基于统计概率的拼字游戏而已,对教育领域缺乏真正颠覆力。
2. “缺乏创新能力”的主流论断
在2022年底到2023年上半年,各大学术论坛反复提及同一句话——“ChatGPT缺乏真正的创新能力”。这一论断背后有三层理由:
其一,在技术上,它完全依赖训练语料,无法跳出已有模式;
其二,从认知上看,它不懂得“意义”,只是语言假象的堆砌;
其三,在教育层面,它威胁学术诚信,助长学生作弊和思维惰性。
这样的判断有合理之处,指出了彼时大模型存在的明显不足(诸如“幻觉”现象,即AI会编造不实信息,以及缺乏严密的推理链条)。
但这个判断也流于偏狭:许多学者没有真正理解“大规模训练”在技术上的深刻意义,没有意识到量变本身会引起质变。随着参数规模和数据量的激增,模型会出现出人意料的新能力——即“涌现现象(emergence)”。
正如人工智能先驱、深度学习之父杰弗里·辛顿所指出的,用“创造力”、“理解”这类含混概念来区分人和机器,其实并不严谨,因为我们对人类大脑的创新机制仍不清晰。在接受MIT技术杂志访谈时,他甚至直言“人类记忆也常常出现混淆,AI出现虚谈,是和人类相仿,而非背离。”
遗憾的是,全球教育学界普遍缺乏对认知科学和语言学的基本了解,又受传统人本主义思潮的影响,一时难以接受这种带有“机械论”色彩的新观点。即便在2023年的一些知名教育会议上(如美国ASU+GSV教育科技峰会、英国BETT展会),我们仍不断听到“AI虽然强大,但缺乏人类真正的创造力”这样的论调。
3. 学术界的防御性姿态
面对这股突如其来的AI浪潮,教育界一度采取了防御性措施。2023年初,包括斯坦福大学在内的一众高校紧急出台社区准则,禁止学生在作业中使用生成式AI解题,将使用ChatGPT与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同等看待。
学术共同体往往通过制度性的抵制,来维持原有秩序。这种反应不禁让人联想起历史上的类似场景——17世纪初“日心说”撼动人的宇宙中心地位时,主流科学界(更不用说宗教权威)何尝不是以否认、排斥来回应?
ChatGPT的登场,激活了教育界维护既有范式的本能反应:与其说是对新技术有恐惧心理,不如说是想捍卫人类在教育舞台上的中心地位。
02
能力进化与人机共创
- 2023下半年—2025年初 -
1. GPT-4引发的转折
2024年,多模态版本的GPT-4o面世,可以处理图像等多种信息模态。这些新一代模型展现出了常识推理、逻辑分析、连续对话等一系列涌现能力,彻底摆脱了“概率文本机器”的定义。模型能力的飞跃,很快体现在能实实在在地解决复杂任务上。
2025年1月,Deepseek R1发布,人们惊讶地发现,无论是写诗、算命这类创意性内容,还是撰写文章这类知识性任务,DeepSeek等AI工具都信手拈来。随后,“AI写作”风靡中国高校:不少大学生用它来翻译资料、润色论文,甚至有人戏称,教授评语成为“提示词”。
模型能力的提升带来了众多正面的应用案例。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者发现,GPT-4在商业咨询报告撰写、软件开发、客户服务等真实任务上能够产出接近专业人士水准的方案;法律顾问智能体 Harvey、代码协同助理 Cursor 等产品的巨大成功也说明,让专业人员与AI协作,还能显著提升工作效率和成果质量。
标准化考试领域也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2023年中,美国ETS(教育考试服务中心)曾坚称其语言测评体系难以被AI取代。然而,进入2024年,随着各大培训机构大规模采用AI出题组卷、自动批改作文,ETS不得不调整观点。其托福考试研发团队发现:AI模型给作文打分的准确性已可与资深阅卷老师比肩,机器评分与人工评分的一致性,甚至高于两位不同的真人老师之间的一致性。
事实胜于雄辩,ETS从2024年起也在托福口语和写作正式评分中部分引入了AI辅助手段。学术界的态度在这一时期明显松动:各大学术期刊和会议上,“禁止使用”的声音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对“如何与AI合作共生”的探讨热度骤增。
2. “人机共创”的提出
越来越多教育实践者开始正视AI所具备的创造力潜质,“AI+人”被视为新的创新范式。众多案例说明,AI并非只能亦步亦趋,它还能成为人类能力的放大器:
在艺术创作中,作家与设计师使用AI生成“灵感”,人类加以修改与延展,形成独特风格。
在科研写作中,研究者用AI辅助文献综述与实验方案设计,大幅缩短准备时间。
在课堂教学中,一些教师发现AI可以针对不同学生的提问即时给出不同深度的讲解,从而提升个性化学习体验。
学界开始用“co-creator(共创)”“co-pilot(副驾驶)”等词汇来形容这种人机的协作关系,AI的角色也从最初被视作威胁逐渐转变为合作伙伴。
3. 保留人本还是迎接蜕变?
然而,即便拥抱“人机共创”,学术界对AI的认识依旧是有其局限。许多讨论默认人类是主体、AI是工具的前提。这种叙事在现阶段无可厚非,但忽视了一个深层问题:一旦AI未来拥有更高程度的自主性,人类还能稳坐绝对的主角吗?
更现实的挑战是,仅仅承认“AI也有创新力”、把它当助手,并不足以回答教育体系正在面对的根本难题——
当知识主要由AI创造,人类的学习究竟学什么?展望未来,人类与AI的分工边界在哪里?会不会有一天,人类不再是知识的主要生产者,而退居为AI的辅助?如果那一天真的到来,我们的教育是否还需要培养学生的“知识创造力”?这些发人深省的疑问,正促使研究者重新审视AI时代教育的根基和使命。
03
当下:
对人类中心丧失的彷徨
- 2025—? -
进入2025年,AI的发展已经突破了被动的、执行工具的角色,逐渐逼近一种能够主动行动的“准主体”的存在状态。值得一提的是,当下爆火的产品类别“智能体(Agent)”,和主体性(Agency)一词,都源于拉丁语词根agere(行动)。
最近一届的IMO(国际数学奥赛)里,Google Gemini 大模型的深度思考模式,解出5道题目(总6题),取得金牌成绩。在这种背景下,不少教育学者第一次感到迷惘和不安:从语言到法律、从医学到数学,各领域AI展现出的专业水准越来越高,一条深不见底的巨大裂缝正在撕开,并可能吞噬整个现有的教育体系——我们辛苦传授给学生的技能,AI完成得更好;我们反复训练的能力,AI掌握得更快。那么,学生的价值何在?教育的意义何存?
另一方面,源自脑科学的联结主义等理论正在教育学界兴起。这种理论可被视为对人脑的“逆向工程”,它认为所有高级心智活动,如学习和创造,都是源自一个由海量简单节点构成的网络,通过不断调整节点间的连接强度、适应外部经验后,自发“涌现”出的一种整体效应。如果大脑的智能,可以被非生物细胞的纽点链接所模拟,那么“人”的特殊性又体现在哪里?
与此同时,脑机接口等前沿技术突飞猛进。以马斯克的Neuralink为代表的植入式装置,让高位截瘫者能用意念操控计算机,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参与工作、甚至玩起电子游戏。这是否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知识与技能可以直接植入大脑,学习将不再通过传统的教育获得?如果走到那天,教育的重点是否还应放在知识和技能传授上,抑或转向对价值观、伦理意识以及存在感的培育?
目前这三层问题皆无定论,但它们显然已走向了教育哲学和政策领域激烈争论的中心。如果绝大部分人在认知和技能上终生都无法企及AI的水平,那么他们将来能找什么样的工作?又要如何构建自身的意义世界?面临这些前所未有的困惑,教育学者的态度出现了明显分化。
一部分学者倾向积极拥抱AI,认为当务之急是教会学生如何与非人类智能协作,主张形成“多元智能共存”的教育观。这些学者呼吁教育系统大胆变革,培养学生在人机协同环境下的适应性,甚至有人断言我们必须做好迎接赛博朋克式未来的准备。
另一部分学者则保持审慎甚至批判的立场,强调AI不具备真正的意识和责任,担心教育过度技术化会“去人性化”,要求坚守人类主体性。在他们看来,学习的意义不仅在于谋求功利性的成功,更在于完善个体的生活(not just to succeed, but to live well)。以外语学习为例:我们学习第二语言,并不只是为了将来从事翻译工作,更重要的是体悟另一种文化。如果把这类内在价值都让位给效率至上的AI,那么教育将失去灵魂。
这种理念上的分歧也反映到政策和实践中:有的高校率先引入“AI助教”辅助教学,而另一些学校依然严格禁止学生在考试中使用AI工具。面对迅猛演进的技术,许多学者则选择了沉默,坦言对“AI时代的教育不知从何说起”。
整个教育学术界仿佛乘坐在一艘表面上航行平稳,但船底已暗生裂痕的巨轮上,甲板上的人们“歌照舞,马照跳”——照旧举办着以往的研讨会,讨论着熟悉的老话题。
然而,敏锐的人已经意识到,这绝非教育领域一隅的小问题,而是一个横跨社会学、脑科学、哲学、计算机科学的复杂议题。目前剑桥大学的未来教育研究中心等机构在探讨AI对教育的影响时,视野已拓展到AI对人类群体智慧以及社会契约的冲击。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就要直面“‘赛博生命’会否终结人类的教育模式”的究极拷问。
04
未来的可能
- 突破与反转 -
对于未来AI与教育的走向,我们可以设想截然不同的情景,并据此推演学术界认知可能出现的下一阶段跃迁。
1. 若AI持续高速突破
随着以Manus为代表的通用智能体和具身智能的出现,AI将被赋予感知外界的“器官”和自主行动的“肢体”。一旦机器具备独立进化、自我学习的能力,其创造潜能将成倍释放。
可以预见,这对现有教育体系是巨大冲击——人类文明的知识体量,可能在短短几年内就实现指数级的增长,今天高等院校课堂教授的内容,可能没过几周就被AI迭代掉,成为昨日黄花;而真正需要培养的能力,也许将指向更抽象的元认知、更坚实的价值判断,甚至是与AI协商共处的能力。
在另一条技术轨道上,脑机接口的成熟,将进一步模糊人机界线。如果未来人类可以用芯片增强认知、用接口分享情感,我们将不得不重新定义“人”的内涵,教育作为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发展模式,其必将面临存在意义上的危机。
2. 若AI遭遇发展瓶颈
当然,也存在另一种可能——技术在算力、数据获取以及“幻觉”问题上触及天花板。AI始终无法摆脱“似是而非”的局限。在这种情境下,学术界可能会回到批判姿态,重新强调教育需坚守人文主体性,警惕对AI的过度依赖。
从联结主义视角看,无论未来走向何方,有一点可以确认:智能的本质在于不断学习。只要存在一个具备反馈调整能力的连接网络(不论是人脑神经元还是硅基芯片),在输入足够多信息、规模足够庞大时,这个网络就会涌现出智能的迹象。
但机器和人类在“为什么学习”的问题上,会给出根本不同的回答——具备无限生命的硅基生命,如何有欲望去持续学习、精进自身与周遭的环境?哲学家柏格森曾提出,生命进化靠的是源源不断的“生命冲动”。由此我们不禁要问:人类在创造AI智能时,是否赋予了它持续学习、自我提升的动力源泉?
另一个角度,人类的认知以时间和空间为轴进行编织,我们透过切身体验来校准记忆和事实。而目前的大模型获取的多是碎片化、去上下文的文本信息,是“均质化的输入”,缺乏时空框架的“躯体”——这正是它频频产生幻觉的原因之一。那么,这一代AI能否突破“身心分离”的桎梏,进化出类似人类那样身心一体的智能(embodied intelligence)?
这些问题的答案将直接影响AI未来的发展上限。无论哪种结果,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我们回不到2022年末的原点。人类与机器的伴生关系,将继续推动我们对智能的认知不断螺旋上升。
05
学术界的三大反思
- 跳出认知断层 -
短短三年,从震惊与排斥,到初步共创,再到今日的彷徨,教育学术界对AI的认识历程跌宕起伏。这既折射出AI能力的飞跃式发展,也暴露了学术共同体自身的局限。
今日的ChatGPT,是全球第六大网站,每周超过7亿人活跃使用;豆包与Deepseek的月活用户,累加也已超2.5亿人——AI时代已全面展开。
在这一节点上,我们应开启以下三段阶段性的反思:
1. 跨学科知识的匮乏
回顾最初阶段,不少教育学者因为缺乏对计算机科学和脑科学的基本了解,产生了对ChatGPT的误判。例如,有人简单地把它等同于过去的专家系统,忽视了生成式AI在原理上的颠覆性创新。直到GPT-4展示出超越预期的能力涌现,大家才意识到大模型与人脑机制的某种相似之处——这本该是认知科学早有的启示。
这给我们的警示是:AI时代的教育研究不能只守住教育学的脉络,亟需跨学科的视野——至少要对神经科学、认知心理学、计算机技术乃至社会学的发展有所涉猎,才能跟上技术与教育融合演进的步伐。
2. 哲学思维的贫弱
其次,教育学界还暴露出了哲学理论储备的不足。多数讨论停留在“AI究竟是否能理解”、“AI有无意识”这类传统心灵哲学延伸出来的问题上。这些问题固然重要,但不足以解答AI时代人类面临的全新挑战——比如当智能不再是人类独占时,人类价值如何重估?
事实上,现代哲学早已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工具与理论框架:
例如,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提醒我们反思技术对生存方式的塑造;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揭示语言的边界如何限制了我们的思想;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给比较硅基生命与碳基生命提供了全新视角;后人类主义和赛博格理论更是尝试打破人类与非人类的界限,重构“人”的定义。
可惜,这些哲学资源很少真正进入教育研究者的视野,导致我们面对AI浪潮时常常无米下炊,只能套用旧范式,出现理论上的“贫血”。
3. 学术生态的封闭
教育界的学术共同体生态,也显得不够开放。教育界的一场场学术会议研讨着由企业主导,源自认知心理学与脑科学的AI技术对教育的冲击,却不见企业界、技术界、脑科学界的受邀参与?
结果便是:大家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重复着相似的议题和观点,哪怕主题挂着“AI”,讨论方式依旧因循守旧。
这种自说自话的封闭状态,实际上是一种防御机制——在无形中,让教育改革处于被动接受冲击的地位,无法主动引领变革。
教育界真正的挑战,在于能否跳出与工程和思想界的认知断层:既克服对技术的陌生感,也补平哲学资源上的贫弱,以更开放的心态回应AI时代的教育问题。
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从“被震撼的旁观者”转变为“积极的共建者”,在技术与教育的交织中,塑造人类与AI的共同未来。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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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Somers, Meredith. "How Generative AI Can Boost Highly Skilled Workers’ Productivity." MIT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 17 Aug. 2023, mitsloan.mit.edu/ideas-made-to-matter/how-generative-ai-can-boost-highly-skilled-workers-produ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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