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诺贝尔医学奖：免疫系统可以被控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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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体的免疫反应可以控制，情况会怎样？今年的诺贝尔奖得主正在为从自身免疫性疾病到癌症等各种疾病的全新疗法奠定基础。

如果我们的免疫系统太弱，病原体就会肆意滋生。如果免疫系统反应过强，攻击人体自身结构，就会引发自身免疫性疾病。这两种疾病都可能致命。但未来或许可以通过医学手段来控制这种免疫反应的强度。


诺贝尔医学奖得主

今年的诺贝尔奖得主Mary Brunkow、Fred Ramsdell和Shimon Sakaguchi为此奠定了基础。他们发现了维持人体免疫系统平衡的调节性T细胞。汉堡-埃彭多夫大学医院的Petra Arck解释，“这些发现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和利用免疫系统，例如，用于治疗目的。”



Shimon Sakaguchi（坂口志文）1951年出生于日本，在京都大学从事研究工作，因发现调节性T细胞而获得多项重要奖项，包括2019年德国免疫学奖、2020年罗伯特·科赫奖、保罗·埃尔利希和路德维希·达姆施塔特奖等。



Mary E. Brunkow生于1961年，在著名的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她目前担任西雅图系统生物学研究所（ISB）的高级项目经理。ISB是一家非营利性研究机构，成立于2000年，致力于系统生物学研究。

Fred Ramsdell1960年出生于美国，获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博士学位。他目前担任旧金山索诺玛生物治疗公司（Sonoma Biotherapeutics）的科学顾问。2017年，他与坂口西文（Shimon Sakaguchi）共同荣获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发的Crafoord 奖。


“免疫系统的保安”

我们的免疫系统保护身体免受攻击。T 细胞是人体免疫机制中的一个重要工具。它们识别潜在的攻击者（例如病毒或细菌）以及肿瘤细胞。如果 T 细胞附着在癌细胞上，就会在体内发出警报，并激活对抗肿瘤细胞的免疫细胞。

然而，人体也会产生能够附着于自身组织的T细胞。因此，免疫系统可能会损害身体，就像1型糖尿病、风湿病或多发性硬化症等自身免疫性疾病一样。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所有T细胞都必须在胸腺中进行某种质量控制。如果检测出是针对自身免疫细胞的T细胞，就会清除。但这一过程经常会出现错误——放过自身免疫细胞。调节性T细胞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挥作用。它们可以识别出体内游离的自身免疫细胞并将其摧毁。

小鼠研究取得的重大突破

长期以来，专家们一直在争论这些调节性T细胞是否存在。1995年，日本免疫学家Shimon Sakaguchi（坂口志文）首次证明了这一点。他对被切除胸腺的小鼠进行了研究。发现“敌对”细胞不受控制地进入小鼠体内。小鼠患上了各种自身免疫性疾病。

然而，当坂口将健康小鼠的T细胞注射到这些小鼠体内时，严重的免疫过度反应得到了抑制。小鼠仍然保持健康。由此，他证明了T细胞群中一定存在着某些“守护细胞”，可以抑制“敌对”T细胞——调节性T细胞。这是一种此前未知的机制，与胸腺一起调节免疫系统。

另外两位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Mary Brunkow和Fred Ramsdell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他们当时正在研究一种罕见的自身免疫性疾病IPEX，这种疾病会导致多个器官同时受到自身免疫系统的攻击和破坏。经过复杂的研究，研究人员确定了特定基因FOXP-3的缺陷是该疾病的病因。

日本免疫学家坂口随后建立了这两项发现之间的联系：FOXP-3基因部分负责调节性T细胞的发育。他2020年在接受德国一台ARD采访时表示，“稍微增加或减少调节性T细胞的数量，可能有助于预防多种疾病。”

自身免疫性疾病和癌症治疗的新方法

目前尚无基于调节性 T 细胞的疗法。但已有超过 200 项临床试验正在进行中。目前正在尝试两种截然相反的临床治疗方法：

• 在对抗自身免疫性疾病时，人们试图增加调节性T细胞的数量，以清除攻击身体的免疫细胞。这在器官移植后也会有所帮助，因为它可以减少危险的排斥反应。
• 在癌症治疗时，采取的方法恰恰相反：需要下调调节性 T 细胞，以促进对肿瘤细胞产生更强的免疫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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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结论
- 免疫系统是可以“被控制/被调节”的，而且医学上已经在这样做；难点在于做到更精准、更可逆、更安全的“定向调节”。
- 调节性T细胞（Treg）是维持免疫平衡的关键枢纽；FOXP3是Treg分化与功能的核心转录因子。这一方向正在把“过强的免疫反应降下来（治疗自身免疫/移植排斥）”和“对癌症把免疫力拉上去（抗肿瘤）”变成更可实现的目标。
- 目前德国尚无获批的“基于Treg的成药疗法”，但相关临床研究在德国/欧盟积极推进；抗肿瘤免疫治疗、经典免疫抑制剂和多类生物制剂早已临床可用。

先说明
- 我无法核实你文中关于“2025年诺贝尔医学奖”的最新信息（我的知识更新截至2024年）。不过，你提到的科学脉络基本正确：Sakaguchi证明Treg存在；Brunkow/Ramsdell将FOXP3突变与IPEX综合征关联，奠定了Treg在免疫耐受中的核心地位。

免疫系统可以被控制吗？现在就能，未来会更精准
- 我们已经在做的“免疫调控”示例（德国已临床应用）：
  - 降低免疫反应：糖皮质激素、钙调神经磷酸酶抑制剂（他克莫司/环孢素）、mTOR抑制剂（西罗莫司）、生物制剂（抗TNF、抗IL-6、抗IL-17/23、B细胞耗竭等）、JAK抑制剂等；用于自身免疫病和器官移植。
  - 提升抗肿瘤免疫：免疫检查点抑制剂（PD-1/PD-L1、CTLA-4），CAR-T细胞，溶瘤病毒等；用于多种肿瘤。
- 正在逼近的“更精准调控”：
  - 提升Treg功能/数量（治疗自身免疫、过敏、移植耐受）：低剂量IL‑2或工程化IL‑2变体、体外扩增Treg回输（含抗原特异性Treg、CAR‑Treg）、耐受性树突状细胞、纳米颗粒递送耐受性抗原、微生物组干预等。
  - 抑制/清除Treg以增强抗肿瘤免疫：联合或优化CTLA‑4/PD‑1抑制，靶向Treg相关分子（如CCR4、CD25、TGF‑β通路）的药物或抗体，局部（肿瘤微环境）选择性干预等。
- 难点与风险：
  - 方向相反的“跷跷板”：增强Treg可能带来感染/肿瘤复发风险；抑制Treg可能诱发免疫相关不良反应（irAEs）/自身免疫。
  - 特异性与稳定性：需要让“该抑的（自身抗原反应）”被抑、“该放的（抗肿瘤/抗感染）”被放，且Treg表型（FOXP3）足够稳定不“叛变”。
  - 给药部位与时间窗：理想状态是在病灶或移植器官内、在恰当时机“定点定量”调节。

这对临床意味着什么（以德国为例）
- 自身免疫病与移植：
  - 目标：诱导/维持“抗原特异性耐受”，减少长期广谱免疫抑制及其副作用（感染、肿瘤、代谢/肾毒性）。
  - 进展：德国和欧盟曾参与多项早期研究（如以调节性免疫细胞为核心的移植耐受项目），目前在风湿免疫、1型糖尿病、炎症性肠病、系统性红斑狼疮、异体移植等领域持续有I/II期试验。药物如低剂量IL‑2及Treg细胞治疗多在临床研究阶段，属ATMP（先进治疗药物），需经Paul‑Ehrlich‑Institut审批并在GMP条件下制备。
- 肿瘤免疫：
  - 现状：PD‑1/PD‑L1和CTLA‑4抑制剂在德国广泛用于多种实体瘤与血液肿瘤，医保通常按获批适应症报销；综合治疗路径遵循DGHO/DKG指南。
  - 趋势：通过“选择性削弱肿瘤微环境中的Treg”来提高响应率、减少全身自身免疫并发症；探索与放疗、化疗、溶瘤病毒、个体化新抗原疫苗的联合。
- 诊断与监测：
  - 研究与部分高水平中心可监测Treg表型/功能（CD4+CD25hiFOXP3+CD127low、FOXP3甲基化TSDR等），但非常规常规化验；临床更依赖疾病活动度、影像、器官功能和不良反应监测。
- 患者如何获得相关机会：
  - 与专科中心（大学附属医院的风湿免疫、移植、肿瘤/血液科）讨论；查询德国临床试验注册（DRKS）与欧盟试验数据库（EU Clinical Trials Register）。
  - 任何增强或抑制免疫的治疗前，按德国指南评估疫苗接种状态、潜伏感染（结核、乙肝等）与合并症；与医保（GKV/PKV）确认费用与报销。

可能的中期图景（若“强度与特异性可控”真正落地）
- 自身免疫/移植：更多患者实现长期“免疫耐受”，显著减少维持性广谱免疫抑制；诱导治疗后长期缓解成为常态。
- 肿瘤：更高应答率与更持久缓解，同时降低免疫相关毒性；难治肿瘤通过微环境定向免疫重塑获得突破。
- 其他：过敏、哮喘、炎症性皮肤病、甚至妊娠相关免疫耐受异常（如复发性流产、子痫前期部分亚型）有望受益。
- 风险与伦理：二次肿瘤、严重感染、自身免疫暴发等风险将通过更好的生物标志物分层与快速“撤回”机制（可控开关药物/细胞）来管理；ATMP可及性与成本是政策与医保需解决的关键议题。

给你的实用建议（在德国）
- 如果关注自身免疫或移植耐受的新方案：优先选择有早期细胞/基因或耐受诱导试验经验的大学医院；了解是否有低剂量IL‑2或Treg相关研究在招募。
- 如果关注肿瘤免疫联合策略：咨询肿瘤中心的试验组合（ICI+靶向/放疗/疫苗/溶瘤病毒等）；注意irAEs的早期识别与管理。
- 查找试验：检索关键词可用“regulatory T cell / Treg”“low-dose IL‑2”“tolerogenic dendritic cell”“CAR‑Treg”“CCR4 antibody”等，并限定地点为Germany或EU。
- 治疗决策务必由专科医生基于你的具体疾病、分型与并发症做个体化权衡。

一句话总结
- 免疫系统不仅能被“打开”或“关掉”，而是正迈向“像调音台一样按通路、按部位、按时间精细推拉”的阶段；Treg研究让这种可控性更接近临床现实，但真正“精准、稳妥、可负担”的广泛应用仍需要几年到十余年的持续验证与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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