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税大棒再挥:特朗普的“25%威胁”如何搅动国际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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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当地时间1月12日，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平台发表单方面贸易制裁宣言，威胁对任何与伊朗有贸易往来的国家统一加征25%的关税。这一提议缺乏具体法律依据与执行细节，却在其惯用的极限施压话语包装下，试图将国际贸易关系转变为服务于其单边外交议程的胁迫工具。在全球密切关注伊朗国内局势的敏感时刻，此举不仅冲击多边贸易体系，更可能将经济杠杆彻底武器化，为地区乃至全球安全格局注入新的不确定性。

关税大棒再挥：特朗普的“25%威胁”如何搅动国际棋局

“最终命令”背后的战略模糊与国内制衡

岁末的美国政治舞台，再次因特朗普激进的单边政策提议而波澜骤起。在伊朗国内面临社会经济压力与政局波动的敏感时刻，特朗普选择以一道语焉不详却姿态强硬的“关税威胁”，试图重新设定华盛顿与德黑兰之间的博弈规则。这一动作不仅旨在对外施压、塑造其强硬的国际形象，更是一次对国内政治动员能力的检验与预热，为其可能的政治回归铺陈叙事。

特朗普在声明中宣称“此项命令是最终的，具有决定性意义”，刻意营造出一种不容置疑、果断决绝的强势姿态。这种语言策略与其一贯的“强人政治”叙事一脉相承，意在向国内外受众传递其决策的坚决性与不可逆性。然而，华丽的宣言与具体的政策执行之间，却横亘着巨大的现实鸿沟。

细察之下，白宫官方网站未见任何与此威胁相对应的行政命令或政策文件。其所援引的法律授权依据、具体实施时间表与操作机制、是否对伊朗的不同贸易伙伴予以区别对待等关键细节，均处于空白状态。

这种精心设计的“战略模糊”本身，便是一种复合型政治工具：它一方面能最大化政策的威慑效应，试探国际社会特别是伊朗主要贸易伙伴的反应弹性；另一方面，也为特朗普自身预留了充分的回旋空间，便于其根据国内政治风向和外部压力灵活调整立场，甚至将后续的“不执行”辩解为某种外交策略。

更为深刻的结构性矛盾，源于美国国内政治与法律体系的制衡。特朗普既往以“国家安全”和“贸易不公平”为由广泛加征关税的行政措施，其法律根基正经受最高法院的严峻审查。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分析一针见血地指出：“当行政权力的贸易措施缺乏稳固的国会立法授权与支持时，其持久性与有效性将始终面临司法挑战和政治不确定性的侵蚀。” 这意味着一项缺乏广泛共识和法定基础的关税威胁，极易在官僚体系、司法诉讼和国会质疑中陷入停滞或被打折扣执行。

此举表面上是对外施压，实则是其国内“美国优先”政治议程的延续，旨在巩固基本盘，并试探在可能的新任期内扩大行政权力的边界。



经济胁迫的逻辑困境与国际反弹

威胁对所有伊朗贸易伙伴无差别加征高额关税，暴露了其经济策略内在的零和思维与逻辑缺陷。

首先，“长臂管辖”的效力与反噬。伊朗的主要贸易伙伴包括中国、印度、阿联酋等具有重要战略和经济体量的国家。中国驻美使馆已明确反对“任何非法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并表示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权益。

这种强势回应预示着，若威胁付诸实施，将立即引发主要经济体的反制，导致全球贸易链条出现新的紧张节点。布鲁金斯学会的评估认为：“针对多重主要贸易关系的无差别关税打击，其结果更可能是加剧全球贸易体系碎片化，而非实现孤立伊朗的政治目标。”

其次，盟友体系的信任损耗。即便是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亲密盟友，其企业与伊朗也存在历史形成的贸易联系。强制要求它们在中东政策上与美国完全同步，否则面临巨额关税，将迫使盟友在经济利益与战略跟随之间做出艰难选择。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报告警示：“将贸易关系彻底外交政策化，尤其是在未与盟友充分磋商的情况下，将侵蚀跨大西洋联盟的互信基础，加速欧盟寻求战略自主的步伐。”

最后，对伊朗局势的复杂效应。特朗普团队一方面释放军事选项信号，另一方面又提及保持外交沟通渠道。这种“炮舰外交”与“极限施压”的混合策略，意图搅动伊朗国内局势，但其实际效果可能适得其反。

德黑兰已将沟通渠道的维持视为其战略定力的表现，而外部强力干预往往可能激发民族主义情绪，反而短期内巩固现有权力结构。兰德公司的分析模拟显示，在经济困难时期，过度的外部高压可能削弱温和派，强化国内强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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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安全与贸易规则的“特朗普冲击波”

无论这道“25%关税威胁”最终能否落地，其提出本身已向国际社会释放出多重危险信号。

其一，加速国际规则的“工具化”与“武器化”。将传统上属于经济治理范畴的关税工具，直接、公开地与特定国家的外交立场及第三方行为准则挂钩，标志着全球多边贸易体系正面临根本性挑战。世界贸易组织所确立的非歧视性原则、最惠国待遇等基石性规则，在这种“美国优先”式的单边操作下可能被实质性架空。

其深层危险在于，一旦经济工具被系统性地改造成地缘政治武器，国际贸易将不再主要服务于全球资源配置与共同繁荣，而异化为大国博弈中可随意调用的“标准化”打击手段。这种范式转换将引发连锁反应，促使其他主要经济体纷纷效仿，最终导致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退化为基于实力的零和竞技场。

其二，抬高地区冲突外溢风险。当前伊朗正处国内治理压力与地区安全困境相互叠加的敏感阶段，美国以全面贸易围堵相威胁，实质上压缩了通过渐进式外交接触与多边协调实现局势缓和的战略空间。当经济手段被赋予如此强烈的对抗色彩，相关各方——包括伊朗、其地区对手及主要贸易伙伴——不得不重新评估局势，被迫为最坏情况预作准备。

这种安全困境的自我强化机制，极易引发战略误判和意外升级。特别在伊朗与以色列长期存在“影子战争”的背景下，经济领域的极限施压可能打破原有的危险平衡，将对抗引向军事领域，使本就脆弱的中东安全架构承受难以预估的冲击波。

其三，暴露美国战略方向的内在撕裂。特朗普的关税威胁犹如一面棱镜，折射出美国战略精英阶层深刻且难以调和的内部分歧：是继续维护战后主导建立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主义体系，还是转向依赖单边实力投射和双边交易的“交易型现实主义”？这种战略哲学上的根本矛盾，不仅削弱了美国外交政策的连贯性与可信度，更迫使盟友与对手同时陷入战略困惑。

欧洲与亚洲伙伴不得不加速推进“战略自主”进程，发展中大国则进一步强化多向对冲策略。全球战略环境因此变得更加不可预测，各国在关键议题上的合作成本急剧上升，而应对共同挑战（如核不扩散、地区稳定）所需的集体行动能力却遭到系统性侵蚀。这种由领导国内部矛盾所引发的国际秩序“失焦”状态，或将成为后疫情时代最显著的地缘政治特征。

当前，数万伊朗民众的集会、国际社会对伤亡数字的关注、以及外交人员的动向，共同勾勒出一幅复杂而动荡的地区图景。

特朗普的关税威胁，如同投入这片湍流中的又一块巨石，其激起的涟漪必将超越美伊双边关系，波及全球贸易网络与安全架构。世界正警惕地注视着，这场以“美国优先”为名的豪赌，最终将把国际秩序带向何方。



左望 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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