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之源视角:欧盟碳关税机制的真实影响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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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微信文章


当欧盟海关官员在2026年1月1日首次为进口产品计算碳成本时，全球贸易的底层逻辑已经悄然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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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点评：在绿之源公司，我们的分析师团队持续追踪着这一变化。基于最新的欧盟官方文件和全球贸易数据，我们发现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的影响远非简单的“额外关税”可以概括。从钢铁到下游的汽车零部件，从电力到精细化工品，一套以碳排放为标尺的新贸易规则正在重塑全球产业链的竞争格局和成本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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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关税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全球气候治理演进与发达国家产业战略调整相互作用的产物。其核心逻辑是通过对进口产品按其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强度征税，平衡本国与外国企业在碳成本上的差异，避免“碳泄漏”。

回溯历史，碳关税的概念最早可追溯至2007年，由法国前总统希拉克首次提出。而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2021年，欧盟委员会正式提出“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立法提案。经过近两年的内部博弈和多轮磋商，欧盟CBAM法规最终于2023年5月17日正式生效。

CBAM的实施采取分阶段策略。2023年10月1日至2025年底为过渡期，此期间进口商仅需履行碳排放数据报告义务，暂不实际缴纳税费。从2026年1月1日起，CBAM进入实质性收费阶段，标志着全球“碳关税”首只靴子落地。根据欧盟委员会于2025年12月17日集中发布的24项配套实施文件，该机制将全面进入“付费执行”阶段。这一机制的设计意图多重：既为应对碳泄漏风险，确保欧盟气候政策的完整性；也旨在保护欧盟境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更深层次的目标是争夺全球气候治理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

碳关税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行业差异性和传导性。当前，CBAM机制直接管控的行业主要包括六大高碳行业，但影响正快速向下游延伸。首批直接覆盖的六大核心行业包括：

钢铁行业：包括粗钢、烧结矿及各种钢铁制品

铝行业：涵盖原铝及相关铝制品

水泥行业：特别是水泥熟料生产

化肥行业：尤其以氮肥为主

电力行业：涉及电力进口

氢能行业：包括各类氢气产品

欧盟的扩张计划已十分明确。2025年12月，欧盟委员会提案将CBAM覆盖范围扩展至钢铁和铝密集型下游产品，包括机械设备及零件、汽车及其零部件、家用电器、电气设备、金属制品等。值得注意的是，按照欧盟的路线图，有机化学品被视为最优先的扩展对象，很可能在2030年前被纳入CBAM覆盖范围。此外，长期计划是在2030年前将CBAM覆盖范围扩大至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U ETS）管控的所有行业，这潜在包括化工产品、塑料、纺织、造纸及更广泛的金属加工业。


碳关税的影响通过多重路径在企业运营和产业链中传导，形成复杂的应对挑战。首当其冲的是直接成本压力。根据绿之源的测算，按照缺省值法计算，中国企业每出口1吨CBAM钢铁产品，可能就要额外支付130～4670元人民币的碳成本。这些成本虽然名义上由欧盟进口商承担，但将通过产品变相降价、合同约定碳税分担比例等方式，部分或全部转嫁给中国供应商。

其次是数据管理挑战。欧盟设计了实际值法和缺省值法两种碳税计算方式。如果企业无法提供经核查的实际排放数据，将被迫采用默认值，而默认值往往基于原产国同类产品的平均排放强度，且会加计一个“加成”，导致企业承担更高的“惩罚性单价”。而供应链穿透压力同样不容忽视。碳关税要求对产品中的隐含碳排放进行追溯，特别是使用钢铁、铝等前体材料的下游产品。以中国生产的车门为例，CBAM只针对生产该车门所使用的钢板的隐含碳排放进行计算。这就要求下游制造商必须向上游供应商获取准确的碳排放数据，形成全供应链的碳数据协同。


碳关税的影响已超越单个行业或企业层面，正在引发系统性的贸易格局和产业生态变革。其对多边贸易体系的冲击首当其冲。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基本原则包括非歧视原则和最惠国待遇原则，而CBAM规定依据进口商品的碳排放量缴纳额外费用，并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制定不同的进口规则。这种基于碳排放差异的歧视性待遇已引发多国反对。

同时，全球产业分工体系正在被迫调整。传统上，全球贸易形成了“大三角”分工格局：欧美是主要消费市场，俄罗斯及中东等地区是主要能源资源提供者，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主要提供生产制造能力。CBAM的实施将打压发展中国家的制造成本优势，可能导致部分产业向欧盟回流，加剧全球产业本土化、区域化趋势。规则竞争与标准输出成为深层博弈领域。欧盟期望通过其大市场的“布鲁塞尔效应”，将欧盟的碳定价规则从区域层面升级为全球层面。英国、挪威已宣布预计在2027年实施与欧盟相似的碳边境税；美国国会已提案针对高碳商品课征“外入污染费”；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国政府也都在不同场合表达了对碳关税的支持。一场以碳规则为核心的贸易秩序重构正在全球范围内展开。


面对碳关税带来的多重挑战，企业需要构建系统性的应对框架，将合规压力转化为转型动力。首先是构建碳数据核心能力。企业应搭建产品级、组织级到供应链级的数字化碳管理系统，打造真实、透明且可追溯的“碳资产”账本。特别是建立经得起核查的排放数据管理体系，并优先考虑与具备低碳生产能力的供应商深化合作。其次是推动实质性降碳转型。通过制定绿色设计方案、引入低碳原材料以及优化能源结构，从源头降低产品的“碳强度”，让低碳成为产品性能之外的第二核心竞争力。

例如，对于产品生产使用绿色电力的，若电力由自备可再生能源电厂或由欧盟认可的PPA方式提供，则产品的电力间接碳排放可计为零。供应链协同减碳也至关重要。企业需要联合上下游构建“绿色供应共同体”，通过碳数据平台与上游原材料企业和下游客户打通，推动上游供应商进行绿色转型。这种深度的供应链绑定，不仅能分摊绿色合规成本，更能形成竞争对手短期内难以复制的“绿色生态屏障”。在战略层面，企业应积极参与国内绿色标准的制定和完善工作，推动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绿色产品标准体系。同时，在巩固欧盟市场的同时，积极拓展其他国际市场，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风险。

当德国汽车制造商开始要求中国供应商提供每一块钢板的碳足迹证书，当法国建筑公司招标时明确要求低碳水泥占比，当荷兰进口商将CBAM成本直接从货款中扣除——碳关税已不再是纸面规则，而是切实改变着每一份国际贸易合同的条款与每一个产品的成本结构。

在绿之源公司我们清晰地看到，这场变革才刚刚开始。碳成本正在成为与劳动力、原材料、能源并列的第四大生产要素，而能够系统管理这一新要素的企业，将在未来的全球贸易中占据独特优势。对于仍持观望态度的企业而言，2026年并非终点，而是一轮更严格规则周期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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