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来辉 | “一带一路”的理论本质是经济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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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通过重新考察一体化的概念，分析“丝绸之路”的历史含义以及“五通”的内涵，认为“一带一路”的理论本质是经济一体化。“一带一路”是以古代丝绸之路为文化纽带，以亚欧非地区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重点，并依托中国作为主要推动力的经济一体化工程。它涵盖器物、制度和观念多个维度，着眼于共同发展，与现有的排他性的、以规则为导向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相比有许多创新。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建议向全球伙伴开放，但是也有明确的区域重点，与现有的经济全球化存在重要区别。尽管存在诸多特性，“一带一路”倡议与其他经济一体化模式也面临不少共同的问题，值得相互借鉴和深入的比较研究。

关键词

“一带一路”倡议；经济一体化；区域经济合作；经济全球化；本体论

作者

谢来辉

来源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第153-162页。

中国在新时期提出了建设“一带一路”的倡议，在全球引起了广泛关注。但是“一带一路”的概念本身尚未在理论上被充分地展开讨论，在某种程度上束缚了我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研究。当前文献对于如何在理论上定义“一带一路”还缺乏共识。有一种观点倾向于只把“一带一路”理解为中国提出的一个倡议。这样其实回避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本体是什么，从而导致一些问题甚至误解。“一带一路”对于沿线国家而言又意味着什么？沿线国家为什么要“共商、共建、共享”中国的倡议？另一种观点认为，“一带一路”是一种新型的区域合作机制。如果它是新的合作机制，那么它与中国现有的自由贸易协定等旧机制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它的新目标又是什么？此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一带一路”是全新的概念，完全超越了现有经济学或政治学的理论。对“一带一路”的内涵缺乏共识，妨碍了我们开展更加深入的研究，也不利于我们在实践中澄清疑惑和消除误解。

本文认为，“一带一路”的理论本质是经济一体化。“一带一路”是21世纪以古代丝绸之路为文化纽带，以欧亚地区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重点，并依托中国作为主要推动力的经济一体化工程。它涵盖器物、制度和观念等多个维度，着眼于共同发展，与现有的排他性的、以规则为导向的经济一体化模式相比有许多创新之处。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建设向全球伙伴开放，但是也有明确的区域重点，与当前的经济全球化存在一定的区别。尽管存在这些差异和创新，“一带一路”倡议与其他经济一体化倡议的理论本质相同，它们同样面临着许多共同的问题，值得相互借鉴和深入的比较研究。

一、“五通”的内涵是经济一体化

“一带一路”倡议是从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实际出发，结合区域经济合作的需求，探索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的经济一体化路径。它没有完全遵循从自由贸易区到关税同盟、共同市场再到经济联盟这种单一的制度演进模式。但是如果我们抛开欧洲一体化的理论原型，仅从“一体化”的概念本身来看，“一带一路”与其他区域乃至全球的“经济一体化”都有共性。我们不能因为这些特性的存在，而忽视其中的共性。

（一）“经济一体化”的概念

“经济一体化”的本质并不在于区域化和某种制度形态，而是强调不同经济体之间的经济联系。事实上，“一体化”（integration）本身有着更为广泛的意义，并没有单一的模式。

《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这样定义“经济一体化”的概念：“在日常用语中，一体化被定义为把各个部分结为一个整体。在经济文献中，这个术语却没有这样明确的含义。一方面，两个独立的国民经济之间，如果存在贸易关系就可认为是经济一体化；另一方面，经济一体化又指各国之间的完全联合。”该辞典认为，“经济一体化既被定义为一个过程，又被定义为事物的一个状态。作为一个过程，它包含着旨在消除不同国家间经济单位之间的歧视；作为事物的一种状态，它表示各国民经济之间不存在各种形式的歧视。经济一体化的形式多种多样，代表着不同的经济一体化程度。”由此可见，经济一体化概念的核心是强调不同主体之间经济联系程度不断加深的过程或者状态。世界银行前副行长约翰内斯·林恩（Johannes F. Linn）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做了一个更加具体的定义：“在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不同国家的经济主体之间通过贸易、运输和通讯、资金流动和迁移形成的经济联系。”

如果从“一体化”的基本概念出发，我们会发现一体化可能具有多种模式，在这种多样性中不会失去对其中一般性的理解。尽管一直以来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们尝试发展出经济和政治一体化的理论，但是并没有成功，仅发现各地区不同的一体化模式。只是由于欧洲一体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以至于许多教科书都将其进程概括为理论。欧洲一体化具有的许多特殊性在这一个理论抽象的过程中被消除了。事实上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一体化也没有能够成功模仿欧洲的路径。罗伯特·吉尔平甚至断言，任何发展关于区域一体化的通用理论的工作都不会取得成功，因为，“全球世界各个区域一体化运动设计的不同因素太多，不同区域所作的努力又差别太大，无法加以检验的假设也太多，这必定会连累对区域一体化所作的分析。”

美国著名政治学者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Nye）曾把古代的丝绸之路与“全球化”联系在一起，正是因为看到了二者在理论上的共性。他们认为，“全球化”本质上就是“全球性跨国联系和关系的增长的一个过程”，一种“全球性日益加强的过程”；“全球性”指的是“多个大陆之间形成的相互依存网络构成的一种世界状态”。“这些相互依存的网络可能是通过资本和货物、信息和思想、人员和暴力，以及在环境上和生物上相关的物质连接起来的”。他们特别举了“丝绸之路”作为例子：“古代的丝绸之路是薄型全球化的例证，丝绸之路架起了古代欧洲和亚洲的经济和文化联系，但是这个通道主要是由少数不畏艰辛的商人开拓出来的。此外，他们贸易的货物只对沿途各地少数消费者有直接的影响。相反，‘厚型’全球化则包括众多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关系：广泛而持久的远距离流动，生活受到影响的人口众多。”显然，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认为，经济一体化的本质就是跨境交流交易成本降低所带来的要素流动，而古代“丝绸之路”的意义在于它推动了历史上不同地区的一体化。“一带一路”倡议依托于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记忆和精神文化内涵，并赋予了新时代国际经济合作的新内涵。古今“丝绸之路”不仅精神一脉相承，而且其中“互联互通”的基本属性也是完全一致的，尽管其中国际经济合作的具体内容差别很大。

“一带一路”作为新时期的一个重要的经济一体化倡议，是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向世界提供的一个重要公共产品。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可以通过加强与中国经济的一体化，更好地融入全球贸易和生产网络中。习主席在2014年8月访问蒙古时表示：“中国愿意为周边国家提供共同发展的机遇与空间，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我们都欢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正在重塑世界经济的格局，极大地改善了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外部环境。在乔万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看来，这一点非常明显，因为“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世界生产、贸易和金融方面成了竞争者，这将颠覆全球财富和权力等级的结构基础。中国不仅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优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贸易、援助和投资条件，包括免除大量债务，特别是大幅改善了初级产品出口国的贸易条件，而且中国的倡议也加剧了对发达国家的竞争压力，迫使它们不得不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好的条件。”正因为如此，“一带一路”倡议所代表的经济一体化将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南北不平等经济合作关系，特别是区别于西方的殖民主义。

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斯彭斯（Michael Spence）指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一带一路”倡议代表着中国提出了自己的国际发展战略。他认为，中国在过去35年来大部分时间都专注于国内经济，但是现在，中国已经形成了“增长和发展战略的外部新定位”，“让邻国确信自己可以从中国的经济转型中获利”，也有利于推动全球经济的发展。斯彭斯认为，中国投资能够刺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目前发达经济体对这些国家的投资不够；当然，最终地区经济的增长也将会有利于中国经济并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同时也具备提出这一重要的经济一体化倡议的合法性和能力。著名亚洲问题研究专家、印度裔美国学者阿米塔夫·阿查亚（Amitav Acharya）在2014年讨论亚洲区域合作问题时指出：美国和日本具备能力但不具备合法性，东盟和印尼具备合法性但是缺乏能力，也许只有中国和印度才同时具备合法性和能力。

（二）“一带一路”是多维度的经济一体化

如果我们从经济学理论上来理解“一带一路”倡议，那么它的本质就是经济一体化。在2018年8月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上，习主席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推动政治互信、经济融合、人文互通。其中，“经济融合”的本质是经济一体化。“一带一路”完全符合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定义，它是区别于西方发达国家一体化路径的另一种探索和创新。欧洲一体化的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束缚了人们对经济一体化的认识。“一带一路”确实具有许多新特征，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不同，因它没有“集团化”和封闭“区域化”的明确范围，又缺乏自由贸易协定那样典型的制度特征，但是这不应该妨碍我们认识“一带一路”是“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本质。

“五通”作为理解“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反映的正是“经济一体化”的内涵。“五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合作内容。根据中国政府在2015年3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带一路”倡议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五通”既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也是手段，它们是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不同内容。当我们从经济一体化（而不是倡议或经济合作机制）的角度来理解“一带一路”，就会发现它是一个动态的各方共同参与的进程。“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体现的是促进经济要素的跨境流动，强调商品和资本跨境配置的便利化。“民心相通”侧重推动人员往来的便利化，促进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也可以说是属于同一个范畴。它们都强调要加强国际间的经济联系，完全符合传统理论上的经济一体化的本质特征。

“一带一路”倡议强调“政策沟通”，主张发挥市场作用与政策协调并举，超越了新自由主义者关于全球化的主流认识。新自由主义者从经济的维度来强调全球一体化，是纯粹的自由贸易论，尤其赞成那些在经济联系方面没有限制的全球一体化。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关键要素是减少国家干预，实现市场力量的自由运行。他们也被称为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因为他们总的来说，倾向于将市场作用置于优先地位，而不是把关于分配资源的公共政策决策置于首位。“一带一路”倡议以中国和沿线国家的共同发展和人民福祉为最高目标，并非单纯强调贸易投资自由化和市场作用最大化，而是强调“有事商量着办”和“一国一策”。2015年4月在博鳌亚洲论坛上，习主席特别总结提出了亚洲区域合作的“亚洲方式”，其特点在于：相互尊重、协商一致、照顾各方舒适度。在这个意义上，“一带一路”倡议突出强调“政策沟通”，完全可能超越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一体化理论。

“一带一路”倡议既包括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等器物层面的互联互通，也包括政策沟通作为制度层面的合作，还包括观念层面的“民心相通”。在2014年11月召开的“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东道主伙伴对话会上，习主席曾经强调“一带一路”在实现“大联通”方面的全面性和综合性。他说：“今天，我们要建设的互联互通，不仅是修路架桥，不光是平面化和单线条的联通，而更应该是基础设施、制度规章、人员交流三位一体，应该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领域齐头并进。这是全方位、立体化、网络状的大联通，是生机勃勃、群策群力的开放系统。”

因此，综合上述分析来看，我们可以认为，“一带一路”涵盖了器物、制度和观念等方面的全方位合作，是一种综合全面的经济一体化。

二、“一带一路”倡议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创新

“一带一路”的本质是经济一体化，但是又有重要的探索和创新。通过与现有的区域一体化进行比较，可以总结出“一带一路”倡议主要的创新特征。

（一）“一带一路”倡议以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作为突出特点

强调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的突出特点。当前“一带一路”建设选择了“以交通基础设施为突破，实现亚洲互联互通的早期收获”。正如西欧六国最初是通过煤钢联营取得早期收获成果，然后再形成欧洲经济共同体那样，“一带一路”倡议选择基础设施建设作为突破口，也有望取得早期收获，获得推动下一步合作的动力。

因为基础设施以及互联互通的缺乏是亚欧非地区面临的突出瓶颈，而这又进一步束缚了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相比之下，欧洲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启动经济一体化时并不存在缺乏硬件基础设施的问题。欧洲国家都是发达工业化国家，而且在二战后因为通过美国“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完成了基础设施的重建。“一带一路”沿线多数是发展中国家，没有完成工业化建设，美国尽管因为冷战的需要也提出“第四点计划”（Point Four Program）支持第三世界的发展，但是最终没有意愿和能力兑现承诺。这种情况在亚洲地区尤为突出。与软件基础设施相比，硬件基础设施的缺乏是制约亚洲一体化的瓶颈。除了关税以外，运输成本和基础设施质量也对交易成本产生重要影响。之前已有大量研究表明，缺乏区域互联互通基础设施是影响亚洲地区贸易、增长和一体化进程的重要因素。比如亚洲开发银行（ADB）2009年的研究报告预测，2010年至2020年期间亚太地区每年需要7500亿美元的基建投资。2017年2月亚行再次发布报告认为，亚洲从现在到2030年期间每年至少需要1.5万亿美元的铁路、桥梁及其他基建投资才能保持增长势头。报告表示，当前亚太地区目前每年在基建方面的投资为8800亿美元左右，过去20年亚洲基础设施尽管有大幅改善，但是未能赶上经济、人口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的需要，基础设施短缺在本地区除了中国以外都极为严重。该报告提出，为了提振经济产出、缓解贫困和应对气候变化，预计2016年到2030年期间亚洲地区需要26万亿美元基建项目支出，其中电力、运输、通信以及供水和卫生领域分别需要14.7万亿美元、8.4万亿美元、2.3万亿美元和8000亿美元。

“一带一路”倡议所致力推动的亚欧大陆的互联互通，本来应该是多边发展组织承担的一项事业。但是各种国际组织出于政治意愿或者能力和资源的缺乏，无意或无力推动这一事业。以东盟为例，最早在2012年才提出区域互联互通的计划，在2016年9月才正式通过《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MPAC2025）。因此，中国倡议建设“一带一路”，并且涵盖亚欧非洲广阔的地区，及时响应了亚欧非地区发展基础设施投资合作的巨大需求。2015年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许多发展中国家代表都表示，他们参与亚投行并不是为了要跟中国“选边站”，而是选择了正确的发展潮流。

（二）“一带一路”倡议是以发展为导向，而非以规则为导向

现有的经济一体化几乎都是以规则为导向的，比如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TPP），通过签订排他性的自由贸易或投资协定，目的是为了让各成员方享受到规模化大市场的好处。比如欧洲推动一体化的一个动机主要是在世界舞台上形成一个较大规模的经济集团，通过“用一个声音”说话，从而提高自身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的地位。特别是欧洲各国的企业希望通过建立共同市场，使企业可以利用规模经济的好处具备全球竞争力。正是出于这样的动机，西方发达国家推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倡议，都是把贸易看作是最为重要的经济发展的前提，并将市场准入作为推动其他国家政策改革的杠杆。在这里，人们重点关注了互惠的市场准入，结果混淆了目的与手段，把贸易作为评价发展的标准，而不是反过来直接追求发展。发展中国家往往为了获得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的机会，牺牲了国内自主发展和改革的宝贵机会。因此，美国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批评这是目前全球经济治理中较为普遍的一种“市场交换”的思维，需要向侧重“发展”的思维转变。

相比之下，“一带一路”倡议实现了从“市场交换”到“发展”的思维方式的转变。通过“一带一路”，中国与沿线国家积极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的对接，开启了全新的经济合作模式。“一带一路”沿线大部分都是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占世界贫困总人口的三分之二左右。尽管许多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都处于这个地区，但是其中仍然还有许多国家没有充分发挥出发展的潜力。在这种背景下，如果简单照搬西方国家的经济一体化模式存在很大困难，而且不容易直接促进经济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以促进共同发展作为主要目标，合作内容和形式灵活多样。目前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存在各种灵活的合作形式，其中不仅包括传统的自由贸易协定或自由贸易协定的“升级版”，还有多种形式的非机制化安排，比如次区域合作、经济走廊、国际大通道、产业园区、国际产能合作，等等。其中不仅有制度性的合作安排，也有大量基于项目的功能性经济合作。

中国已经明确定位自身要作为世界发展的贡献者，而“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体现这一角色的重要载体。在2015年9月28日联合国大会的演讲中，习主席明确提出：“中国将始终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坚持走共同发展道路，继续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将自身发展经验和机遇同世界各国分享，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顺风车’，一起来实现共同发展。”随后在9月26日召开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上，习主席又强调：为了推进全球发展事业，中国“愿意同有关各方一道，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早日投入运营、发挥作用，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贡献力量。”习主席提出，“一带一路”是中国“继续秉持义利相兼、以义为先的原则，同各国一道为实现2015年后发展议程”而做出的诸多努力之一。在2015年10月“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习主席再次强调：“一带一路”是中国致力于为发展中国家改善国际发展环境的重要努力。他指出，“中国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丝路基金，就是要支持发展中国家开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帮助他们增强自身发展能力，更好融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为国际减贫事业注入新活力。”在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主席再次强调“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要聚焦发展这个根本性问题，释放各国发展潜力，实现经济大融合、发展大联动、成果大共享。”

（三）“一带一路”倡议强调政策的沟通和协调，而非追求政策趋同

“一带一路”倡议强调中国要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进行对接，并不利用国际贸易的市场权力强行要求制度趋同。这与现有的经济一体化模式通过市场准入来推动经济合作存在极大的不同。

理论上，一体化并不必然与主权让渡联系在一起。相比之下，欧洲一体化一直追求在民族国家之上建立超主权组织，建立区域层面的政治框架。比如欧盟则追求超越最初发源于欧洲自身的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探索一种国际秩序观或全球治理模式。欧洲政治一体化的目标与其成员国的发展阶段与政治体制和文化背景的极大相似度有关。相比之下，亚洲是“采用主权国家概念最成功的地区”，“威斯特伐利亚模式的国际秩序准则如今在亚洲推行得最为得力，远强于欧洲”，因此，亚洲地区的一体化路径必然会与欧洲存在很大的差异。

与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步调一致的方式不同，“一带一路”倡议高度尊重各国政策自主权，强调差别对待的原则。“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充分考虑到区域内国家在发展阶段、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性和多元性，实行“一国一策”。为此，习主席在“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东道主伙伴对话会上的讲话中特别强调：“开放需要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照顾各方舒适度，不强人所难，不干涉他国内政。开放还要循序渐进、先易后难、以点带面、积少成多，使亚洲经济在开放之路上行稳致远”。

“一带一路”倡议是体现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实践平台。2015年4月在博鳌亚洲论坛上，习主席特别强调了区域合作的“亚洲方式”。他说“冷战结束后，亚洲国家在推进区域合作实践中逐步形成了相互尊重、协商一致、照顾各方舒适度的亚洲方式。这些都为正确处理国家关系、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主席强调“一带一路”要建设成为“和平之路”；“我们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各国应该尊重彼此主权、尊严、领土完整，尊重彼此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四）“一带一路”向全球伙伴开放，不是封闭和排他的俱乐部公共产品

传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都是具有明显的排他性的封闭区域一体化，无论是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还是东亚地区的东盟和APEC，具有“俱乐部公共产品”的特点。这种模式都在为成员方提供贸易创造效应，而对非成员方却会产生贸易转移效应。这种排他性对于更高层面的整体利益可能造成不利影响。

相比之下，“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创新在于它的高度开放性。通过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丝路基金”，中国明确表示欢迎区域内外的所有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实现“共商、共建和共享”。开放包容被确立为“丝绸之路精神”的核心内容之一。在2014年11月的“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东道主伙伴对话会上，习主席强调：“亚洲国家要坚持开放的区域主义，不搞封闭性集团，不针对第三国，推动域内外国家各尽其能、优势互补、利益共享”。

“一带一路”的开放性使其可能成为一项全球公共产品。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研究所（Bruegel）的学者研究了“一带一路”的贸易效果。结果显示，如果“一带一路”内部建成一个自由贸易区，将会因为对欧盟产生贸易转移效应而使欧盟从中受益较为有限，而亚洲国家会因此受益较多；但是如果“一带一路”推进区域内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欧盟肯定会从中受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著名经济学教授魏尚进认为，“一带一路”对于参与国无疑都在经济上非常有益，而且即使是对美国和其他非参与成员方而言也意味着很大的收益。他认为，在金融危机之后总需求不足的背景下，“一带一路”推动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将会刺激全球总需求，从而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美国可以通过向沿线国家出口有关设备和服务，加快经济复苏进程。

三、“一带一路”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

“一带一路”的本质是经济一体化，旨在推动经济要素的跨境流动和国家间的经济联系与合作。同时，“一带一路”又具有开放性的特征，欢迎全球各大洲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参与。正是因为这两个方面的特征，不少学者都认为“一带一路”是新型的经济全球化，有人甚至认为它是“中国式的全球化”。本文认为，类似的观点更多是强调了“一带一路”与经济全球化的共性，看到了“一带一路”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不同，但是对于其中的差别仍然分析不足。

（一）“一带一路”有明确的地区重点，并非涵盖全球

“一带一路”尽管有全球的合作伙伴支持共建，但是它毕竟还是着眼于一定地理区域范围经济体之间的一体化，因此属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范畴。在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主席指出目前已有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但是他同时也明确强调，“‘一带一路’建设植根于丝绸之路的历史土壤，重点面向亚欧非大陆”。

中国已经明确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是新时期中国周边战略的重要依托，亚洲的区域一体化是“一带一路”倡议追求的重要目标。在2014年亚信峰会的演讲中，习主席这样定位“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将同各国一道，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尽早启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更加深入参与区域合作进程，推动亚洲发展和安全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在2014年11月举行的互联互通伙伴对话会议上，习主席更加明确地指出：“一带一路”要“以亚洲国家为重点方向，率先实现亚洲互联互通”。他说：“‘一带一路’源于亚洲、依托亚洲、造福亚洲，关注亚洲国家互联互通，努力扩大亚洲国家共同利益。‘一带一路’是中国和亚洲邻国的共同事业，中国将周边国家作为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践行亲、诚、惠、容的理念，愿意通过互联互通为亚洲邻国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

（二）“一带一路”倡议侧重改善全球化的薄弱环节，让沿线国家更好地参与经济全球化

古代丝绸之路之所以被基欧汉等人认为是“薄性的全球化”，是因为当时历史条件下它是唯一把世界上不同文明和经济体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但是，21世纪的“一带一路”建设是发生在经济全球化已经高度深入发展数十年的背景下。它更多只是侧重于局部地区的一体化，帮助沿线国家加强互联互通从而更好地参与经济全球化，享受到经济全球化的红利，这也会使得经济全球化进程能够得以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和共赢。因此，“一带一路”倡议是新时期中国和沿线国家参与塑造经济全球化的一种方式，但它并不等同于经济全球化。

“一带一路”沿线的不少国家都是参与全球化程度较低的国家。特别是亚洲的许多内陆国家，也是基础设施较差的国家，长期以来因为不能从全球化中受益，导致发展水平较低。正如有南亚学者指出：“国家的比较优势，如果不能与地区优势，如地区内连接程度相结合，就很可能会被完全抹杀。目前，由于完整的区域性连接尚未成形，亚洲仍然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全球化导致的发展不均衡产生的薄弱环节也成为全球治理的脆弱环节。美国战略学者托马斯·巴尼特（Thomas Barnett）指出：美国军方参与反恐战争的人士越来越认识到，与全球化脱节的国家是最脆弱最容易爆发冲突的国家，而这类国家很多都集中在亚洲地区，将这些国家纳入到全球化进程中来是解决全球安全问题的治本之策。如果获得区域一体化力量的支持，较穷的国家可望进入全球价值链，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增长潜力，分享全球化的成果，这对于各种全球性问题也是根本性的解决方案。

“一带一路”倡议将深化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济一体化水平，促进经济全球化和全球发展。亚洲地区国家的全球化程度存在很大差别，从全球一体化进程中受益的能力和程度也有很大差别。根据国际主要评级机构的分析，“一带一路”沿线三分之二的国家都在投资级别以下，其中较高的投资风险使得它们不具备接纳国际资本的条件。但是，通过“一带一路”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其中许多国家都可以获得投资，更多参与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去。“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础设施投资可以让亚欧非大陆上的“陆锁国”（land-locked country）变为“陆联国”（land-linked country），参与全球化并分享全球化的红利。与其他它封闭性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相比，“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一种开放的区域主义必将推进全球经济一体化，而不是与全球一体化背道而驰，从而有利于全球发展的方向。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一带一路”倡议将会推进全球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对此前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全球化方向也许会产生深远影响。

（三）“一带一路”倡议肩负探索全球治理新模式的使命，与经济全球化的动力机制不同

尽管受到大国政策和国际制度的重要影响，经济全球化主要是一个受技术进步和资本追逐利益的动力自发拓展的进程。特别是在新自由主义作为主导政策规范的时期，经济全球化几乎完全由市场驱动。从动力机制上看，“一带一路”倡议是政府和市场共同推动的经济一体化，在性质上与经济全球化存在根本的差别。另外从所涉及的投资和经济规模上看，“一带一路”倡议更是完全无法与经济全球化相比。

“一带一路”倡议同时还肩负着“积极探索全球治理新模式”的使命。“一带一路”倡议试图纠正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存在的问题。尽管“一带一路”倡议强调市场运作的基本原则，但也同时强调市场的作用还要受到许多约束。自由市场的力量必须“嵌入”到新发展理念和社会规范之中，“嵌入”到新型国际关系之中。这也是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作为“一带一路”重要内容的意义所在。为此，习主席特别指出：“我国企业走出去既要重视投资利益，更要赢得好名声、好口碑，遵守驻在国法律，承担更多社会责任”。从这个意义上看，“一带一路”倡议在某种程度上也属于全球治理的范畴，它有助于推动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向新型全球化的转型。

四、结论

2018年8月，习主席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推动政治互信、经济融合、人文互通。其中，经济融合的本质是经济一体化。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一带一路”的理论本质是经济一体化。它与现有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及经济全球化既有共性，又有创新。通过分析这些联系和区别，我们对“一带一路”的理论本质和创新性可以有更加清晰的认识。“一带一路”是21世纪中国推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实践，它相对于之前的经济一体化有很多的创新，对于沿线国家更好地参与经济全球化具有重要意义。明确“一带一路”在理论上作为一种经济一体化的本质，对于进一步开展研究和实践工作有很大的积极作用。

首先，基于一体化的理论角度理解和认识“一带一路”，有利于国内外研究者通过共同的概念工具来理解“一带一路”倡议，有利于建立共同的、一致的阐释“一带一路”的学术和宣传话语体系。这样有利于研究者集中精力从“一带一路”实践中总结经验，加快理论创新。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普遍受到了现有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的制约，因为目前的理论主要来自于欧洲一体化的经验。王正毅教授早就指出，“对于学术界而已，超越立足于欧洲区域合作经验的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在观念上重新建构欧美之外的区域合作经验，不仅在理论上是可能的，而且在现实中也是必要的。”现在，中国倡议建设“一带一路”，主动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践进程，对于相关的理论发展提出了更加紧迫的要求。

其次，考虑“一带一路”建设中面临的问题具有一定的共性，可以通过与其他地区经济一体化进行比较研究，并借鉴其中的历史经验。虽然“一带一路”倡议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探索，与其他大国推动的经济一体化有许多差异，但是其中毕竟存在许多共性的问题。其中既有经济方面的问题，也有政治方面的问题，比如国外学者很早就研究过国际经济一体化与国内政治的互动问题，值得我们继续研究和探讨。

第三，这有利于我们就建设“一带一路”提出一些应该思考和具有前瞻性的研究问题。比如，经济全球化会与“一带一路”倡议相互交织，沿线国家通过“一带一路”卷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后可能会受到其中的不利影响，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反应可能会与其对全球化的反应相混淆，不少群体可能因此受益或者可能受损。另外，“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发展之间也存在复杂的关系。我们可通过类似的研究拓展“一带一路”的研究议程，更好地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服务。

来源 |  共同性与全球性

排版 | 刘卜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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