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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2-16 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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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计 篇
这是《孙子兵法》的开篇。从全书整个体系来看，这一篇非常重要，并且也能看出作者进行了精心设计。这一篇作为开篇，起到了破题、点题的作用，对全书核心思想做了非常全面准确的概括，能够使人一下子把握住全书的起点和主线。“计”，讲的是“筹划”、“计划”。从战争展开的顺序看，战争先从筹划和准备开始。这一篇作为开篇，符合战争的展开顺序，或者说，与战争展开的顺序相一致。
在这一篇中，孙子对战争筹划的问题做了全面深刻的回答。回答了为什么要重视战争，应该把握哪些要素分析战争，筹划战争应该着重考虑的内外部条件是什么，筹划战争应该把握的基本理念是什么，最后用“庙算”形象地提出战争筹划的总体要求。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孙子说：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不能不认真地观察和对待。
这里所说的“兵”，指的是“战争”、“国防”和“军队”。
孙子上来讲的第一句话，非常有气势，把战争问题提到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这样，《孙子兵法》全篇就被定位在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上，使我们认识和研究战争问题处在一个非常高的战略起点上。“死生之地，存亡之道”,语句也非常有分量，将研究战争问题的必要性点得非常到位，使我们会带着一种国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进入到战争问题的研究，而这一点，正是每一位战略家必须具有的战略感觉。
兵凶战危，战争是人类社会最残酷的竞争，它是解决政治问题的最后一种手段，它用实力说话，它用流血的方式来最终强迫失败者臣服。战争的结局，直接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并且是用“生”与“死”、“存”与“亡”这种最惨痛的代价和最极端的选择来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当你在战争中失败，必须接受“死”与“亡”的现实，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也没有改正错误的机会。因此，国家的主宰者、战争的决策者，对战争问题不能有丝毫忽略，必须认真对待。
孙子兵法与经理人统帅之道忘战必危，国家安全是国家的最大利益，战争是关系到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战争的发生或消失，并不以某个国家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不敢面对战争者，忽略战争存在者，最后都将被战争无情地吞噬掉。我们必须具有忧患意识，常常要从自身的生死存亡考虑一些竞争方面的问题，尤其在和平的时候，在顺利的时候，在胜利的时候。这不是危言耸听。记住：胜利和成功是你最大的敌人！
一、计 篇故经之以五，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诡也。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高下、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孙子说：因此，要通过对敌我五个方面的分析，通过对双方七种情况的比较，来探索战争胜负的情势。(这五个方面)一是政治，二是天时，三是地利，四是将领，五是法制。政治，就是要让民众和君主的意愿一致，因此可以叫他们为君主死，为君主生，而不存二心。天时，就是指昼夜、晴雨、寒冷、炎热、四时节候的变化。地利，就是指高陵洼地、远途近路、险要平坦、广阔狭窄、死地生地等地形条件。将领，就是指智谋、诚信、仁慈、勇敢、严明。法制，就是指军队的组织编制、将吏的管理、军需的掌管。凡属这五个方面的情况，将帅都不能不知道。充分了解这些情况的就能打胜仗，不了解这些情况的就不能打胜仗。所以要通过对双方七种情况的比较，来探索战争胜负的情势。(这七种情况)是：哪一方君主政治开明？哪一方将帅更有才能？哪一方拥有更好的天时地利？哪一方法令能够贯彻执行？哪一方武器装备精良？哪一方士兵训练有素？哪一方赏罚公正严明？我们依据这些，就能够判断谁胜谁负了。
筹划战争，必须首先分析战争，了解战争各个方面的情况。需要了解哪些情况？孙子做了明确的回答。孙子认为，需要了解和分析五个方面的情况，即“道”、“天”、“地”、“将”、“法”。在《孙子兵法》研究过程中，人们将这五个方面称为“五事”。
“道”，是指与战争相关的政治因素，包括战争的目的和性质。所谓“道”，可以使民众与统帅同心，为了实现统帅确定的目标，民众能够将生死置之度外，并且没有丝毫的疑惑和犹豫。孙子在这里所说的“道”，是指与战争相关的政治因素，包括战争的目的和性质。考虑战争问题，我们必须首先考虑战争的政治目的和政治要求，分析和判断战争是不是正义的，是不是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不是符合时代进步的潮流。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够判断战争能否获得民众的支持。如果有了“道”，我们就可以调动起成千上万人民群众的力量，就会获得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战争伟力，就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
不仅是战争，做其他任何事情也是一样，必须首先考虑到“道”，必须师出有名。只有这样，你的目标才能与社会的目标一致起来，你的事业才会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大众的支持，你的努力才会获得成功并得到社会回报。就经济领域而言，一个有生命力的企业，都将自己的目标首先定位在社会效益上，都有着一份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始终将民众放在第一位的企业，民众也会将它放在第一位。有的企业家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只有首先考虑最大的社会效益，才能得到最大的经济效益。许多事实证明，靠损害社会和群众利益的企业，只有得逞于一时，不可能得逞于一世，最终将会被市场淘汰。
“道”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中国古代哲学的范畴，有着非常深刻的内涵。老子曾经说过“道可道，非常道”，意思是“道”的内涵用一般的语言是难以表述清楚的。因此，这个“道”字，对外国人来说是非常难翻译的。许多外国的《孙子兵法》译著，将“道”注音译为“tao”，不敢越雷池一步。这样的译法，虽然尊重了原义，但语言障碍没有排除，外国人还是无法理解其中深刻的涵义。根据中国古人对“道”的解释，它不仅内涵深刻，而且还包括有多种意思。
“道”是万物之本，这是属于哲学本体论方面的一个含义，即“道”是构成万物并决定万物变化的最本原的东西。正如中国古人所说:“夫道者，无为之理体，玄妙之本宗，自然之母，虚无之祖。高乎盖天，深乎包地。与天地为元，与万物为本。”从哲学本体论方面来看，“道”体现在一个“大”字上，它具有无所不包、无边无际、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无限性。如果从战略上理解这个“大”字，就是一种高远的战略意境，就是一种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的战略胸怀。“道”是一种恒常不变的东西。“道”就是“道”，它不为其他因素所左右，不为任何条件所制约。它自身不变，却引发周围一切事物的变化，并且决定周围一切事物变化的形态和方向。按照现代哲学理论来理解，“道”就是一种以不变致万变的“绝对的存在”。对战略来说，理解“道”的这层含义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掌握了“道”，战略才能够达到“以不变应万变”的高深境界。“道”作为万物之本，是一种“无”，是一种无形、无声、无臭的存在物。它不具有万物所具有的任一特性，却能产生万物所有的特性；它不会有万物任一固定的形态，却能产生万物所有的形态。老子说过：“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四十章》)真正的“无形”体现在“有形”之中，它展现在人们面前是一种不固定、无常形的客观存在。这就是老子所讲的“道法自然”。“道”的存在，是自然而然的自在。这就是说，在刻意寻求 “无”的意境中，不能得“道”，只有在顺其自然的和谐意境中，才能得“道”。讲到本体，人们常用“一”来作形象的描述。现代哲学概念中也有“本一”的说法。同样，中国许多古人用“一”来解释“道”的涵义。就战略而言，知一者，无一不知，不知一者，无一能知。正如中国古代哲学家程颐所说：“天下之理一也，余虽殊而其归则同，虑虽百而其致则一。虽物有万殊，事有万变，统之以一，则无能违也。”明白“道生一”的道理，就是要着眼事物最本原的“道”，善于捕捉事物的最本质的东西，善于从这个最本质的东西出发，对周围复杂的现象进行缜密的符合逻辑的思考。深刻认识这个问题，我们需要领会老子说过的一句话，即“‘道 ’常无为而无不为”。(《老子·三十七章》)“无为”讲的是“道”不专为，而“无不为”讲的是“道”无所不为。只有把握“道”，把握事物本质，才能够关照到事物的方方面面，才能够“无不为”。但是，这种关照，又不是事无巨细，又不是直接具体，这叫做“无为”。
中国《易经》对“道”的解释是：“一阴一阳之谓道。”这是从对立统一规律的角度揭示“道”的涵义。对立统一规律是决定事物变化的一条最基本的规律，它是基于矛盾体中两个对立面相互斗争、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本质联系而形成的一条规律。也可以这样说，“道”包含有对立统一规律，认识了“道”，就把握住了这一规律，就能够把握住事物的本质联系，从容驾驭事物发展。就战略而言，不仅要理解“道”生“阴阳”，更要关注“阴阳”相互作用之“道”，也就是说，要在 “阴”与“阳”的相互作用的变化之中，认识“道”，运用“道”。战略中许多原理性的东西，或者说一些带有神秘色彩的指导艺术，就是出自于变化中对这种对立统一的理解和把握。正如《淮南子·兵略训》所说:“所谓道者，体圆而法方，背阴而抱阳，左柔而右刚，履幽而戴明，变化无常，得一之原，以应无方，是谓神明。”“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核心思想，可以用老子所说的“反者，道之动”(《老子·四十章》)来概括。这句话的寓意非常深，解释起来有很大的难度。如果通俗地说，老子在告诉人们，“阴”与“阳”互为反面；任何一方的行为，都是它的对立面所推动所影响的；任何一种高明的选择，要善于从对方角度去考虑，要善于从反常的方向去运作。老子用一个“反”字，概括了“道”的精髓，解释“阴”与“阳”构成的对立统一规律。
中国古人认为，“道”也就是“道义”。这个“道义”属于道德伦理范畴。韩非子对“道”有一段独到的论述。他说：“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韩非子·主道》)在他看来，“道”，既是“万物之始”，具有本体的涵义，同时也是“是非之纪”，具有道德伦理方面的涵义。这种观点，代表了中国许多战略家的思想。在力量对抗中强调道德伦理的规范作用，在中国战略思想中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在战略所遵守的“道”中，特别强调以民为本的“仁”和“义”的分量。这是中国战略思想的一个鲜明特征。这一特征，反映了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对中国战略的深刻影响。
在战略上理解“道”时，我们还要注意一点是，中国百家都言“道”，但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解释“道”，因此，我们要从百家之义中全面地理解“道”。关于如何综合百家之义和如何把握百家各自不同的角度，荀子有一段话讲得很好。他说：“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势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故由用谓之道，尽利矣；由俗谓之道，尽赚矣；由法谓之道，尽数矣；由势谓之道，尽便矣；由辞谓之道，尽论矣；由天谓之道，尽因矣。此数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体常而尽变，一隅不足以举之。曲知之人，观于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识也，故以为足而饰之，内以自乱，外以惑人，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蔽塞之祸也。”(《荀子·解蔽》)
孙子在这里所说的“道”是一个政治范畴，侧重于“道义”方面的“道”。中国古代战略家们十分注重从“道”的方面来调动民众的力量，并且认为以这种方式调动起来的力量，是最可靠的，最长久的，具有“万众一心”、“生死与共”的强大凝聚力。这反映了中国古代战略“以仁为体”、“以德服众”的基本思想。一位高明的战略统帅，并不是依靠强制的手段迫使部属去执行自己的命令，而强调依靠部属的自觉能动的精神力量去实现自己目标。所以，这种战略统帅，特别重视军队和民众的士气，特别重视军队和民众的精神动力。
那么，“道”为什么能够“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诡也”？我们可以从《淮南子·兵略训》的一段话中找到答案，即:“故同利相死，同情相成，同欲相助。顺道而动，天下为响；因民而虑，天下为斗。”这段话的意思说明：“道”既反映了民众物质方面的需求，也反映了精神方面的追求，它是通过相同的利益、相同的情感和相同的理想将民众结为“相死”、“相成”、“相助”的一个整体。所以说，“顺道而动”，就会得到天下的响应；为民众而考虑的目标，必将会成为广大民众为之而奋斗的目标。
我们要特别注意老子说过的一句话：“弱者，道之用。”(《老子·四十章》)在竞争中，弱者要特别注意用“道”，这因为：得道者，顺道者，才能使自己所进行的对抗活动具有正义性质，才能够得到民众的支持，才能够得到源源不断的力量补充；得道者，顺道者，才能够掌握力量对抗规律，通过利用条件和巧妙的力量组合，改变力量在特定时空中的对比；得道者，顺道者，弱者才会由劣势转为优势，最终战胜自己的对手。
“道”是对战争的理性要求，也是对所有竞争行为的理性要求。就当前的现实指导而言，孙子所说的“道”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值。“道”是对战争的理性要求，也是对所有竞争行为的理性要求。这种理性要求的最为明确的衡量标准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反映了社会的要求，反映了时代的特征，反映了人类的进步。我们任何战争行为或竞争行为，都有着明确的“道”的要求，都有着明确的理性指向。只有这样，我们的战争才是正义的战争，才是推动历史进步的战争。只有这样,我们的竞争，才是正当的竞争，才是推动社会繁荣的竞争。作为战争的决策者，作为竞争的策划者，必须要深刻领会“道”的涵义，遵循“道”的约束。如果背离了“道”，我们的行为将会对社会也包括对自己带来无穷的灾难。对于现实来说，我们必须非常明确地指出这一点：我们现代社会的所有竞争行为，不是盲目的，也不是无所不用其极的，而是要受到“道”的规范的，是要符合民众要求和社会进步的。正如中国古人所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是我们研究和运用《孙子兵法》必须要说明的一个重要问题。只有明确了孙子所说的 “道”，我们才能知道如何研究和运用《孙子兵法》，我们才不至于把《孙子兵法》“道”的内涵抽走，而将其与“蒙骗”、“欺诈”的小计谋混为一谈。只有明确了孙子所说的“道”，我们才知道如何将现实的无序竞争变为有序竞争，如何将集团的利益与社会的利益一致起来，将战争或竞争行为的负面破坏作用转变为正面的变革效果。
“天”是指自然界的天时、气象情况，也可延伸理解为“战略形势”。所谓“天”，是指昼夜、晴雨、温度和季节等天时、气象等方面的情况。天气条件对战争有着极大的影响，尤其是古代行军作战，影响更大。古今中外有作为的战略家，都对天气条件十分关注。他们通过天气条件增强自身的作战效能；通过天气条件，调动和部署兵力，获得出其不意的战果；通过天气条件，判断对方的作战意图，掌握与之决战的最佳时机。在中外战例中，有不少将领利用天气条件成功达成作战目的，也有不少将领因忽视天气条件而遭到惨败。所以说，天气条件是战争决策者和指挥者不可小视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于其他形式的竞争来说，天气条件也应当摆在战略决策的一个重要地位上，因为人类的任何活动，都不可能完全摆脱大自然的影响。拿商战来说，天气变化，会引起顾客的需求变化，商家必须根据这种变化来调整自己的销售。商场上有“换季”的说法，如果你在夏天卖冬天的衣服，肯定赚不到钱。另外，突如其来的天气变化，或许会给商家带来机会，或许会给商家造成困难，如果精明的商家能够把握住天气的变化，他就会化险为夷，抓住商机。现在，气象资料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并在市场上产生巨大的价值，如专业气象预报的有偿服务。这说明，现代商战对气象数据有越来越大的需求。作为一个完善的战略决策或咨询部门，它必须掌握详细和准确的气象资料。
就现代战略应用而言，我们不能将孙子所说的“天”完全局限于对昼夜、温度、季节等自然因素的理解上。从战略上看，孙子所说的“天”，还应当延伸地理解为战略意义的“天”。这个意义上的“天”，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战略形势”，是指战略环境发展变化中所形成一种必然的趋势。中国古人所说的“顺天而动”、“顺天而为”，就是强调要根据形势的变化而采取相应的行动。在把握战略形势过程中，战略家要特别注意抓住决定性的战略时机，即“天时”。对于战略家来说，“天时”是战略形势变化中在某一段出现的对自己最为有利的态势。这种态势或是某种关键性条件发生有利于自己的变化，或是自己的对手出现了重大的战略失误。在战略家的一生中，带有决定性的“天时”或许只出现一次，稍纵即逝，再不复现。如果抓住了，你的战略生涯将会出现决定性的转机，迅速达成你的战略目标；如果失去了，你有可能永久地失去战略主动权，迅速尝到失败苦果，导致终生的遗恨。因此，一位高明的战略家，必须以一种十分慎重的态度，注意对“天”的分析，透彻地了解自己所处的战略形势与战略环境，注重对“天时”的把握，迅速捕捉和利用难得的战略时机。
“地”作为一种地球表面的各种自然要素的统称，对战争有着直接的重要影响。所谓“地”，是指距离的远近，地势的险峻或平坦，地域的广阔或狭窄，地形对作战是有利或是不利。“地”作为一种地球表面的各种自然要素的统称，对战争有着直接的重要影响，因为至今为止的所有战争都是在地面上展开的，都不能脱离“地”的制约。地面战场的容量决定了兵力部署的多少；地面的植被决定了兵力的隐蔽程度；地面的道路与河流决定了兵力的机动性；地面的地貌特征决定军队的作战方式。所以，著名军事将领，也同时是军事地理方面的专家，无论在战时还是在平时，他们都会对地形有一种特殊的职业敏感，都能够几乎直觉地判断出某一地形对作战的影响，得出对作战有利或者不利的结论。我军著名将领粟裕，就对军用地图有一种近乎痴迷的偏好。他经常在军用地图前面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仔细研究战场的地形情况，确定军事部署。在他指挥的许多战例中，军事力量与战场地形的结合，达到了一种十分完美的程度。著名的孟良崮战役，就是他巧妙利用地形的一个杰作。
从现代战略角度来思考，孙子所说的“地”，不仅仅是指“地形”等自然地理条件对战争的影响，还包括力量部署的“地域”和决战“地点”的选择。“在什么地方作战？”“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作战？”这并不是一个随便就可以回答清楚的简单问题，需要指挥员对“地”各方面的条件进行综合分析，其中不仅包括自然地理条件，也包括人文地理条件，不仅对战场地理状况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还要把敌我双方的力量以及作战企图加上去，通盘给予考虑。这就像下围棋一样，只有在对整个棋势通盘考虑之后，才能决定把棋子投在什么位置上。就其他竞争形式而言，如果说“地形”影响不如在战争中大的话，“地点”的选择则与在战争中同样重要。把重要的资源配置在什么地方？自己的力量今后向哪些地域拓展？在什么地点与竞争对手较量？这些都是各行各业战略决策者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不能有一点马虎。
我们还应当从更大的战略范围来思考孙子所说的“地”。就国际大战略而言，这个“地”就包含有国家之间“地缘关系”的意思，具体说，由于各个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各个国家的历史、文化、战略利益与对外政策也会有所不同。这是当前“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所研究的问题。从战略学的角度看，这是一个认识和处理“战略空间”的问题。各行各业的竞争，都应当重视研究“战略空间”的问题，具体说，各领域的战略家们，要认真分析自己所处的战略空间位置，认真分析自己周围各个相关对象的关系，判断各方利益重叠交叉的“敏感”地区，关注容易引起利益互动的“热点”地区，占据能够保持战略主动地位的“重点”地区(用平常的话说，就是提前占据有利位置)。当前，中东地区和巴尔干地区，都是世界上“热点”和“重点”地区，国际战略家都十分关注这些地区——这也是这些地区长期不得安宁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个优秀的将领应该具备哪些素质？
所谓“将”，应当具有超人的智慧、坚定的信念、仁爱的品德、勇敢的精神和严谨的作风。孙子这里所说的“将”，是一个如何认识“将”和如何选择“将”的问题。通过对“将”的认识，我们应当清楚地知道：什么样的人才能称得上“将”，以及具备什么样的素质之后才能成为“将”。
对于战争而言，将领的作用实在是太重要了。中国古人有“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的说法。大量历史的事实表明，许多重大危机和濒临绝望的险情，由于优秀将领的指挥处置，得到了化解，转危为安，转败为胜；但是，也有许多高明的战略计划和即将到手的胜利，却因昏庸将领的错误，为敌所乘，由安转危，由胜转败。
作为将领，他是统帅意图的执行者，是某一方面或某一个领域的指挥者。他是统帅的左膀右臂，是统帅智慧与能力在实际过程中的补充和延伸。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将领，就不会形成一个完整的统帅机构和统帅机制，统帅也就不能称其为统帅。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求将的故事，如萧何追韩信，再如曹操为了挽留住关羽，宁可损失自己五员大将。有些君王，为了争取或留住一位名将，绞尽了脑汁，用尽了手段。
一个优秀的将领应该具备哪些素质？孙子将其归纳为：“智”、“信”、“仁”、“勇”、“严”五个方面。孙子的这一归纳比较全面，抓住了一个优秀将领的最基本的评价标准，规定了一个将领要想成为优秀将领的基本努力方向。孙子所说的这五个方面，不仅是对军事将领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是对其他领域领导者的基本要求。
一位优秀的将领必须具有超人的智慧。
所谓“智”，是指智慧。一位优秀的将领必须具有超人的智慧。知识是智慧的源泉。作为一名优秀的将领，必须具备渊博的知识。他的知识面应当尽可能地宽，但并非一定要成为各方面的专家，只是着重了解知识的本质部分，或者说战略需要掌握的那一部分。一名具有战略头脑的将领特别要掌握哲学和历史知识。优秀将领的智慧体现在他的远见卓识上。他比别人看得远，能够准确预测和善于把握历史发展的机遇，不失时机地成为潮流的领导者。他比别人看得高，正如有人评价埃尼公司的总裁贝尔纳贝时说：“他能从三万英尺的高度来看这家公司。同时，他对埃尼公司经营情况的了解还是百科全书式的，几乎无所不知。”(《危机管理》,第191 页)
对于优秀将领的智慧，我国古代战略学家冯梦龙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智慧没有固定的模式，以善于顺应形势者为最高。所以愚人千虑或有一得，聪明人千虑亦有一失。而大智之人遇事能应付自如，无需经过千思万想。他人取其微末，我则执其大端；他人看得近，我则觑得远；他人愈忙愈乱，我则以逸待劳；他人束手无策，我则游刃有余。正因为如此，所以难事遇到他就变易了，大事遇到他就化小了。他观察事物，入于无声息的毫芒之微；他举止行动，出入意想思考之外。” (《智囊补》，(明)冯梦龙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页)
优秀将领的超人智慧使他具有一种常人所不具备的理性力量。这种理性的力量具体体现在：面对未来，面对竞争对手，表现出少有的冷静和克制；在一些重大关键的问题上，观点鲜明，设想大胆，决策果断。我想借用一段描述优秀企业统帅(海信集团的总裁)的话来说明这种理性的力量：“一收一发之间，你会觉悟到这个人身上蕴藏着一种看不见却又散发出光芒的力量，这种力量建筑在严密的逻辑推理和坚定的信念基础上，这种力量能够使人处惊不变、荣辱不惊，能够使人光明坦荡、敢为天下先。更重要的是，这种力量已经潜移默化到海信的肌体中去，变成企业生生不息的根本能力。”(《与100名老板对话》三，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 年,第3页)
没有信念的将领，绝不会成为优秀的将领。
所谓“信” 可以理解为“信念”，也可以理解为“信义”，反映了一名优秀将领坚定的理想、执着的追求和言行一致的品质。在对孙子所说的这个“信”字的解释上，多数没有提到“信念”，这不对。一名优秀将领必须具有他的理想和追求，必须具有一种崇高的信念，他的精神力量以及他的心理素质都要以他的信念来支撑。可以肯定地说，没有信念的将领，绝不会成为优秀的将领。这种信念，表现为一种对事业的全身心投入，表现为一种克服困难的坚忍不拔的毅力，表现为一种常人所不具备的 “战略定力”,这种“战略定力”能够避开前进道路上无数个诱人的陷阱。这种“信念”，使优秀的将领具有一种内在气质和一种人格的魅力，而“信义”正是这种气质与魅力的自然体现。 中国人崇拜的将领，不是“蓬头NFEB5Ｄ俊钡拿褪浚而是有着深层道德修养的温文尔雅的儒将。所谓“仁”，是指仁义道德，是一种中国传统特别强调的仁爱品德。“仁”是儒家的核心价值观念，反映了以“善”为导向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从这个“仁”字上，可以看出《孙子兵法》中的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观念看来，一名优秀的将领，不是嗜血的魔王，而是仁义的君子。中国人崇拜的将领，不是“蓬头 NB256Ｄ俊钡拿褪浚而是有着深层道德修养的温文尔雅的儒将。对于一名将领来说，这个“仁”字太重要了。有了这个“仁”，你才能够得“道”、有 “信”，才能够施“仁爱之心”，领“仁义之师”。有了这个“仁”，你才能通过你的道德影响力获得部属心悦诚服的信任。有人称这是一位优秀领导所应具备的 “亲和力”，这种能力能够在将领与士兵之间形成一种自然沟通和自然包容的默契，形成一种无形而牢不可破的内在凝聚力。有了这种力量，你就能够所向无敌—— 这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仁者无敌”！
想常人所不敢想，干常人所不敢干。
所谓“勇”，是指勇敢精神。这种精神是一名优秀将领必须具备的最起码的素质。但是，需要指出，作为一名优秀将领所具有的勇敢精神不完全局限于一般勇士的那种敢打敢拼的精神，而是有其更高的要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具有创新精神和开拓胆识，敢想敢干，想常人所不敢想，干常人所不敢干。中国有位企业家陈天生说过：“天”字出了头，就是“夫”字。能顶破天的人，才能称得上大丈夫。优秀将领所表现出来的勇敢，就是这种敢于捅破天的大丈夫精神。二是敢于冒险，不惧困难，越挫越奋。当然这种冒险，不是盲目的冒险，而是一种理性的冒险，是建立一种“敏锐洞察”和“大局在胸”基础上的一种冒险。勇气是与胆识联系在一起的，而“胆”又是建立在“识”的基础上。有“识”无“胆”称不上勇敢，干不成大事；有“胆”无“识”，就是蛮干，是匹夫之勇，不但干不成大事，反而只会坏事。
“严”作为“仁”的补充，不是“不仁”，而是为了追求“大仁”而必须选择的冷酷手段。所谓“严”，是指严谨的作风。“严”作为将领的品质，不仅表现在“执法严明”和“威严庄重”等方面，更重要的是表现在他“一丝不苟”的行为方式上、“更高标准”的刻意追求上、“无懈可击”的处事结果上，以及“不为感情所动”的原则性上。从一名将领的治军艺术来看，“严”与“仁”有着相辅相成的作用，“严” 表现为一种外在的约束力，“仁”表现为一种内在感召力，两者缺一不可。“严”，体现出一种感情的“冷漠”和“铁石心肠”。这是从事生死较量的将领必须具备的一种“冷血”，也是从事残酷竞争的领导者必须具备的一种不为情动的坚定意志。“严”体现出一种“必达目的”的无情，使人感到畏惧和胆怯。“严”作为 “仁”的补充，不是“不仁”，而是为了追求“大仁”而必须选择的冷酷手段，它体现在形式上，而不是本意上。关于这个问题，日本八佰伴的和田一夫在其破产后说：“我深切地体会到，在残酷的生意场上，温情是致命的。”
孙子演兵斩美姬的故事，就是他所说的“严”字的真实说明。这个故事发生在孙子拜见吴王之后。吴王为了证实一下孙子的统军才能，就让他去训练宫女，并任命他的两个爱姬担任队长。孙子向宫女们讲解了操练要领，并宣布了纪律。然后，孙子下令操练，但宫女们当作儿戏，嬉笑打闹。孙子接着又强调了一番纪律，再下令操练，结果宫女们还是认真不起来。孙子大怒，把两个队长拉出来斩首。吴王一听，吓出一身冷汗，急忙出来劝阻。孙子不为所动，执意杀掉了吴王这两个爱姬。结果，孙子号令一出，宫女非常认真地训练，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懈怠。
“法”所强调的就是力量组合的合理性和整体运行的有效性。所谓“法”，是指军队的编制体制、管理方式和保障体系。中国古语所说的“曲制”是指军队的编制体制；“官道”是指将领的管理方式；“主用”是指军队的物资、经费保障。用现在话来说，“法”就是“体制”，它反映竞争力量通过什么样的组合方式、管理方式和保障方式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体制”是现代指挥和管理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它是保证统帅决心能否有效贯彻落实的重要环节。“体制”是一门科学，包括了领导学、管理学、心理学、系统学、控制学等许多内容。
体制所强调的就是力量组合的合理性和整体运行的有效性。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体制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对体制问题的研究也更为科学和系统。归纳起来，我们要特别注重把握以下几个趋势：一是编制强调“功能性组合”，围绕目标和任务形成有效的编制体系，以提前预置的基本“模块”快速构成现时的力量编成。二是指挥管理强调“人性化”，通过更加科学的和更加符合人们心理要求的方式来充分调动部属的积极性，追求精神情感的内凝力而非简单形式上的内凝力，在指挥控制结构上呈现“扁平化”，纵向层次减少，横向的联结增多，形成信息快速沟通的“网络化”模式。三是保障体系强调“随伴性”，根据情况的变化能够迅速做出反应，以保证所需物资和经费及时到位。另外，在物资保障方面，尽可能缩短储存周转的时间，尽可能减少专业化的障碍，保证渠道的通畅。现代经济所使用的“物流”概念，值得我们很好地研究和运用。
在阐述完“五事”的基本涵义之后，孙子强调说：这五个方面的情况，作为将帅，绝不能不闻不问。知道了这些情况，就会获得胜利；不知道这些情况，就不可能获得胜利。孙子概括的这“五事”非常全面，既包括内部要素，也包括外部要素，既包括人，也包括物。如果认真回想一下，在做出重大决策之前，我们通常要对这五个方面做出分析，并且这五个方面是我们做出决策最基本的依据，缺一不可。孙子概括的这“五事”有着非常普遍的指导意义，在时隔2500年后的今天，我们进行决策所涉及的内容，仍然在这“五事”中进行，不会多，也不能少。孙子将这“五事”提炼出来，是经验之谈，也有理论上的概括。他为我们指出了取胜决策的基本前提，使我们的决策分析变得简洁清晰。
进一步分析，这“五事”的提出，不是简单和随意的，而是有着非常严密的逻辑层次和逻辑关系。《李卫公问对》一书，将“道、天、地、将、法”分为三等。第一等是“道”，“所谓聪明睿智神武而不杀者也”，也就是以德服人，不用暴力；第二等是“天地”，“所谓天时地利是也”，也就是上应天时、下顺地利而用兵取胜；第三等是“将法”，“所谓器必坚利者是也”，也就是凭借武器精良而战胜。这部古兵书的作者认为，这三者构成了中国兵学体系的三个不同层次，而要学习兵学，必须“先由下以及中，由中以及上”，只有这样，才能由浅入深，由低至高，掌握战略的精髓。
我们日常所说的“天时、地利、人和”，反映了孙子兵法“五事”的主要内容。在中国古人看来，“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之间，其地位作用是不同的，有先后高低之分。我们可以由此观察孙子“五事”的层次关系。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只有认真回答和比较七个问题，我们才能知道战争的┦じ骸＊ 孙子接着谈道，要通过比较双方的一些情况，来探索战争胜负的情势。这些情况是：谁的国君政治修明？谁的将帅有才能？谁能占有天时地利？谁能够令行禁止？谁的军队兵多器利，谁的士兵训练有素，谁的军队赏罚严明。通过回答这七个问题，我们大概就能判断出谁胜谁负了。以上这七种情况，我们通常称之为“七计”。这 “七计”是在“五事”基础上展开的。第一种情况说的是“道”，第二种情况说的是“将”，第三种情况说的是“天”和“地”，第四、五、六、七种情况说的是 “法”。我们可以看出，孙子这里所说的“七计”是依据“五事”的判断，按照军队作战的实际情况，遵循统帅思维的规律，至上而下地提出了一套简明扼要的思维决策模式。在“七计”中，孙子将“法”做了具体的展开，使统帅的思维决策更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我们特别要注意孙子这里所说的“较”字。这个“较”字，强调的是将双方的情况综合起来加以比较，通过比较来认识交战的结果。战争是对抗双方力量的较量，我们只有通过双方情况的比较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在分析的基础上进行认真的比较，反映出孙子兵法决策的科学性。我们按照孙子的要求，将双方七个方面的情况加以比较，实际上就将作战基本情况进行了细致的分类的量化分析，从而形成逻辑层次清晰的战争全局的认知框图。我们不仅要用这“七计”来规范自己的决策思维，同时也可以用这“七计”来判断其他人的决策思维，也就是说，“七计”可以成为我们衡量一个战略决策是否正确和全面的基本标准。无论历史和现实，大量战略决策的实例，都能够从这“七计”的比较判断是否完整和准确上，找到其成功与失败的原因。
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
孙子说：将领如果同意并执行我的战争计划，就会获胜，就留下来用；如果不同意和不执行我的战争计划，就会失败，就应该让他离去。
对孙子说的这段话，多数解释为：国王如果听我的计策，一定会胜利，如果不听，我就离去。我认为这种解释有问题，关键是与上下文不搭界，来得很突然，说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将国王一军？问题出在“将”字上，这个字不是作“如”解，而就是指将领。孙子在这段话中想要把将领的问题再突出一下。这段话的意思是：将领如果同意并执行我的战争计划，就会获胜，就留下来用；如果不同意和不执行我的战争计划，就会失败，就应该让他走人。这使我们联想起毛泽东的一句话，“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孙子在讲述完如何按照“五事”制定战争计划之后，指明了将领这一决定因素。这在上下文是通的。在现实的作战中，这件事情太重要了，在统帅和将领之间，必须紧紧围绕着既定的作战方案，达到上下高度的统一，甚至要达成一种非常自然的默契。如果你的将领不听你的招呼，不能够很好地领会你的意图，那你的麻烦可就大了！
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
孙子说：战略筹划确定并通过之后，就要考虑“势”的问题了，以便充分利用外部的条件。所谓的“势”，就是根据有利条件灵活地去应变。
在这段话中，“听”的意思是“通过”、“采纳”。“势”的意思是“形势”、“态势”。“权”的意思是“权变”、“变化”。孙子后面说的“势”，是一个动词。这段话，与上面的内容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首先要分析战争的各种相关要素即“五事七计”，而后考虑用将的问题，待这些事情确定之后，着眼点就应该放在外部的条件上了。在这个时候，作为一名统帅，要分析一下哪些条件有利，哪些条件不利；如何灵活地利用有利条件，或者说如何根据有利条件去灵活变化自身的力量以应对战场可能发生的情况；判断是否具备了实现自己战略计划的有利条件，思考如何形成实现自己战略计划的有利态势。
如何用“势”，充分借助各种外在的有利条件，是中国战略的一个突出的思想。从一定意义上说，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围绕着这个“势”字做文章。“势”，作为中国战略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有着深刻内涵，也有着多种不同角度的解释。在这里，孙子所说的“势”是讲外在的形势，讲外在各种有利条件综合起来的一种态势，而这种态势不是自然形成的，需要统帅通过灵活应变来求取。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势”作为一种外部环境的反映，带有某种必然性的发展趋势，从全局上对双方的战略筹划产生制约。战略统帅必须将自己的战略计划与“势”结合起来，因利而动，因势而变。我想用一个冲浪者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把涌起的大浪视为“势”，勇敢的冲浪者因利而动，乘势而上，借用外部有利条件，完成了自己的动作，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在我们日常生活讲到的“谋势”，也是这个意思。高明的战略家，强调“谋势”，“谋大势”，而不是把眼光局限在具体的战术对抗行动上或者一城一地的得失上。就战略而言，可以这样说，“势”已成为衡量战略运筹胜败的标志。当对抗的一方已经失势，处于一种丧失了主动权的两难选择时，这一方已经失败了，他们在事实上被对方所摧毁只是个时间的问题了。一位英国战略理论家利德尔·哈特也这样表述过：真正的目的与其说是寻求战斗，不如说是一种有利的战略形势，也许战略形势是如此有利，以至于即使是它本身不能收到决定性的效果，那么在这个形势的基础上，只要打一仗就肯定可以收到这种决定性的战果。
对于“势”，许多企业家和经济战略学家有深刻的认识。国外一家航空公司的总裁布仑尼曼根据自己的体会对“势”做了这样的描述：“我认识到，对我们有利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势头。我们在大陆航空公司下面点起了一把火；我们迅速地盘旋，并加速爬升到了41000英尺的高空。很快，我们就无法停下来了。这是多么棒的飞行啊！”
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孙子的这段话不难理解。他说：用兵打仗，实际上是一种诡异、欺诈的行动。因此要做到：有能力，要装作没有能力；要行动，装作不会采取行动；在逼近对方的时候，要使对方感到很远，当离对方很远的时候，要使对方感已经临近了。对方贪利，就用小利引诱他；对方混乱，就乘机攻取他；对方力量充实，就注意防备他；对方兵强卒锐，就暂时避开他；对方士气旺盛，就设法衰竭它；对方辞卑沉静，就设法使他骄横丧智；对方休整良好，就设法使之疲劳；对方内部团结，就设法制造矛盾离间他。要在对方不备之时和不备之处发动进攻，要在对方意想之外采取行动。这是军事家制胜的奥秘，无法事先来讲明。
当对战略计划、将领选用和外部条件都有充分考虑之后，孙子谈到了战争双方具体对抗的问题。战争是对抗双方的活力对抗。对抗双方的决策者，除了考虑如何正确准备和使用自己力量之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如何使对方判断错误而走向失败。对抗双方，除了斗勇，更要斗智。所以，孙子道出了“兵者，诡道也”的名言，并揭示了许多“不可先传”的兵家制胜的理念，即此段话所说的“诡道十二术”。前面十一个较为具体，最后的“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较为抽象，带有总括性质。这些理念都是《孙子兵法》全书尔后要展开的核心理念。这些理念，不仅在兵家领域中适用，在其他竞争领域中也同样适用。
用兵不是缺乏智慧的力量机械碰撞，而主要是将帅的一种智力较量。孙子强调的“兵者，诡道也”，揭示了战争的一个本质问题，反映了战争的一个根本属性，深刻反映了中国战略“用兵伐谋”、“以智克力”的核心思想。在中国战略家看来，用兵不是缺乏智慧的力量机械碰撞，用兵并不完全是短兵相接、刺刀见血的拼杀，而主要是将帅的一种智力较量，人的主观能动性要在这里充分体现出来。高明的将帅在实际作战发生之前，要通过谋略(也可以说诡诈)，将对方的力量削弱掉，即将其强的变弱、实的变虚，佚的变劳，聪明的变为愚蠢，最后以很小代价战胜对方。结合实战来说，“诡道”包括有许多内容，如发出错误信息、抛出诱饵、采取一些疑兵的措施干扰对方判断和决心等等。在中国战略史上，这方面的实例则更多，可以说俯拾即是。尽管如此，“诡道”的实质和目的却只有一个，就是“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这八个字，可以说是战略学问核心中的核心，原则中的原则，真理中的真理。只要掌握了这八个字的要义，就可以排除各种阻碍，化解各种险情，战胜任何对手。道理很简单，任何再强大的对手，在他没有防备的情况下，他都不是强大的，他都不是你的对手。但是这八个字的精髓，是在书本上学不到的，不可能从先人的传授中获得，这就是孙子所说的“不可先传”的意思。这要在实践中去领悟，要靠你在现实较量中灵活应变地去寻找。
出其不意，就是违背常规的做法，或者说，就是逆向而为。这种做法在商战中也很常见。英特尔集团的总裁葛洛夫说，“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出其不意，就是在别人忽略的地方有所作为。这要求扩大自己的视野和活动范围，善于从边际地界上做文章。出其不意，就是采取一些别人难以置信的举动。1906年的旧金山大地震，同时摧毁了城市和城市的整个银行业，但A盤闭材崮峁司下属的规模并不大的美洲银行却采取了出人意料之外的行动，它在灾难期间继续放贷，并最终成了世界最大的银行之一。出其不意，就是用不同于别人的角度观察问题。美国计算机销售领域的成功者戴尔认为，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能力，而取决于你是否愿意换一个角度来看你所熟悉的事物。他写道：我的公司恰恰可以证明，我们可以看到竞争对手不愿去看、认为并不存在的机会，并且利用这种机会来盈利。
说得再直接一些，“诡道”实质就是“误敌”，就是制造各种假象欺骗和蒙蔽敌人。在《李卫公问对》一书中记载了这样的一段对话。李世民对李靖说道：“朕观千章万句，不出乎‘多方以误之’一句而已。”李靖考虑很长时间后说：“诚如圣语。大凡用兵若敌人不误，则我师安能克哉。”《兵经》一书也有过类似论述：“克敌之要，非徒以力制，乃以术误之也。或用我误法以误之，或因其自误而误之。误其恃，误其利，误其拙，误其智，亦误其变。虚挑实取，彼悟而我使误，彼误而我能悟。故善用兵者，误人不为人误。”
我想讲一个诸葛亮误敌擒孟获的故事。蜀汉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诸葛亮南征孟获，当时正是五月，南方天气十分炎热，诸葛亮命令三军依山傍林，在阴凉地带安营扎寨。蒋琬提醒说：“今日所造营寨，正犯了先帝(刘备)败于东吴的地形。”诸葛亮笑着说：“你不知道此中的奥妙。”当时孟获被捉到蜀营，诸葛亮故意让人带他遍看蜀军营寨。孟获看后对诸葛亮说：“过去不知蜀军虚实，因此落败。今日承蒙您让我看了营寨，不过如此而已，不难打败你们。”诸葛亮大笑，命令放了孟获。孟获让他的弟弟孟优诈降蜀军，约定在夜里火攻，以孟优为内应，劫蜀军的营寨。当天晚上孟获果然前来偷袭，不料白天看好的营寨竟然空无一人。一时伏兵四起，孟获再次被擒。
正确认识《孙子兵法》中“诡道”的思想，需要从道德伦理的角度对其做一个正确的说明。从字面上来解释，“诡”是欺骗的意思。在中国以儒教“仁义”、“诚信”为主体的传统思想中，“诡”是被排斥在大雅之堂之外的，甚至还被当作批判的对象。在中国战争史中，有许多宁可战败而绝不用“诡”的战例，这其中也包括宋襄公“成列而鼓”、“不擒二毛”的战例。但是，孙子等许多中国古代战略家们却讲“诡道”，主张“兵以诈立”。他们不是机械地理解和套用“仁义”，而是在坚持战略目的之“仁”的前提下，强调力量具体对抗过程中的智慧较量，通过“诡”达成 “出其不意”，从而麻痹或调动对方的力量，达到战胜对方的目的。应当说，孙子等战略家们正确地将中国传统思想的“仁义”与中国战略思想中的“诡道”统一起来，而这种统一恰恰又是在正确区分开战略目的和战略对抗的层次上实现的。所以说，我们不能将战略目的与战略对抗的具体方法混为一谈，不能将用于战略目的的道德伦理观念套用在具体的力量对抗艺术上。符合“仁义”目的的“欺骗”是善而不是恶，不应受到道义的谴责；不符合“仁义”目的的“诚实”是恶而不是善，反应受到道义的谴责。像宋襄公这种做法，就曾被毛泽东称之为“蠢猪式的仁义道德”。所以说，孙子讲的“诡道”，是一种竞争中造成对方错觉的示形艺术，这里面有道德前提和道德内涵，是一种辩证把握虚实关系的大手笔的战略运作，绝对不是小人偷鸡摸狗的骗术。孙子说“兵者，诡道也”，这是有特指的范围，是指“兵者”，是指战争领域，是指生死存亡的较量，是针对敌人而言的，绝不能泛用于其他领域，更不能运用于非敌人甚至朋友身上。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孙子说：在开战之前，我们如果经过认真推算预计能够获胜的话，获胜的把握就多；如果经过认真推算预计不能够获胜的话，获胜的把握就少。筹划得越是周密，获胜的可能就越大，筹划得越是粗疏，获胜的可能就越小，更何况一点都不去筹划呢？我们根据这些来观察，就可以判定胜负的结果了。
在这一篇的结束，孙子讲到“庙算”。按照中国古人的解释，“庙”是指古代祭祀祖先与商议国事的建筑。“算”指的是“计划”、“谋划”。中国古代兴师作战之前，都要在庙堂上举行仪式，谋划作战大计，预测战争胜负。这个过程称为“庙算”。用现在的话来说，“庙算”就是一种事先的在密室内的一种策划，就是指我们战略意图的设想和作战方案的准备。
孙子在这里所强调的是：战争必须要事先进行周密的筹划。这段话反映了战争可知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战争中的作用，体现了中国战略“谋定而后动”的“先胜” 思想。战争关系生死存亡，不可能反复验证，必须认真思考，周密组织。人的思维判断，也能够预测构想未来对抗场面和过程，预先制订方案和对策。恩格斯曾经论述过：再笨的工程师也要比灵巧的蜜蜂
高明，这是因为，在构筑一个房屋之前，工程师在脑子里已经有了图案。在“庙算”中，战争的统帅已经构想出未来战争的形态，双方的战略对抗已经展开，不过是在“寂静战场”上展开。对未来战争形态构成的认识成熟与否，正确与否，体现出统帅之间战略思维水平的差距。还有，孙子强调“多算胜”，“少算不胜”，按现在的话说，就是“三思而后行”，尽可能想得多一些，考虑得周全一些。考虑得越周全，胜利的把握就越大。孙子的“庙算”思想，在现代战略领域特别受到推崇，许多关于“虚拟战场”、“寂静战场”的理论，都可以说是孙子“庙算”思想的现代翻版。现代战略重视运用各种仿真模拟手段，展现未来战争的场面，尽可能精细和逼真地筹划未来战争的每一个细节。特别是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存在的条件下，战略对抗的双方都力求先期求取制胜的绝对把握，企图通过强大的战略威慑达成战略目的，谁都不愿意在没有绝对把握的情况下冒险一战。这种情况，导致了战前阶段战略领域角逐日趋激烈，甚至导致了“庙算”的能力和结果的显示成为直接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手段。谁忽视了“庙算”，谁输掉了“庙算”，就意味他在战前已经输掉了战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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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2-14 14: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