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的哈－－天可汗时代——大唐帝国政界往事

mmggw2005

蛮好的文章，不知道有人贴过没，从苹果转来的大家如果喜欢，就去看原贴把，厚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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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可卿


初唐人物随笔

唐是一个非常令人神往的朝代。也许三百年的时间比不上周八百年的长寿，但是三百年的时间，已经足够展现它的风采。三百年的唐朝是一个华丽雄奇的舞台，上演了一出生动的活剧，活剧里的人，或英武，或机智，或风流，或慷慨，或儒雅，或豪迈，或卑鄙，或强悍，或残忍，人物脸谱之众多丰富，盖过了任何一部可以演出的戏剧。

一个朝代总有兴衰。三百年的大唐，同样有着兴起、强盛、繁华、动乱，也有着衰败。安史之乱前的唐，是中国古代的一个高峰。要达到这个高峰，就要有一段登峰之路。下面让我们一起，一边仰着头，一边歌唱着，随着历史的脚步，随着不同人物的转换，慢慢的走一遍初唐的路……  


乱世群雄

在开始正式写初唐人物之前，还是先说说几个唐朝的垫脚石。

李密
有一种说法是唐并非从隋炀帝手中夺到天下，而是平定群贼之后才统一的。李唐确实没有和隋炀帝正式交手，主要是隋炀帝在江都根本就不想回来，倒省了攻打长安的李渊父子不少麻烦。不过，李渊在一年之内由太原到长安称帝，除了他的两个儿子、众将士以及像李三娘这样的巾帼英雄之外，还有一个功臣是李渊未曾赏过的，即李密。

李密参加了杨玄感的起义，失败后辗转去过几个地方，最后在瓦岗落脚。李密在瓦岗军中表现出了他的志向及才能——志向上，像自承盗贼的翟让是不如他的平天下之志的，而才能上，瓦岗当时更比较擅长打劫，原因嘛，主要是有能力不知该怎么使，因此李密的加入，确实使瓦岗的层次及少目标提高了一个台阶。但在评书中，李密的到来似乎有股不祥之气，却把瓦岗的黄金时代交给了一个混世魔王——只可惜，那个草胞的程咬金现实中根本没做过瓦岗的头领，而且根本不草胞。

当时真正的头领翟让认为李密比他强，因此极有尧舜风度的将头把交椅让了出来。只是李密果于杀伐的一面他却不知道。自从让位后，翟让基本上干的就是诱敌这样的事情了，有人为他打抱不平，这些话就传到了李密耳中，慢慢的李密相信了，决定有所行动。李密采取的手段是非常常见的设宴，但翟让根本不疑心会出事，结果就被杀掉了。李密这样做既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同时也为后面的树倒猢狲散埋下了伏笔，怀疑之所以后人对李密印象不好把他说成是一个无义之人也是由此而来，不过李密也不算冤枉，他的所为的确不义，所谓可以同富贵，不可以同患难。

当时瓦岗盛极一时，而李密离天子之位也仅一步之遥，但谁想到半路杀出个王世充来，把李密打个大败。其实这么说也不全对，半路里杀出来的本来是宇文化及，是他非要和李密争洛阳，于是洛阳城内越王杨侗采用了元文都的建议招安李密，共同对付宇文化及。可是王世充却反对，毕竟洛阳在和李密的战斗中死了不少人，联合李密得不到士兵的认可，结果可想而知。经过一场内变，王世充掌握了洛阳的大权，与李密又成为敌人，那么李密只好又包围洛阳城。可是没想到屡战屡败的王世充最后竟然打败了李密。北邙之败还引发了很多旧瓦岗的将士改投了王世充，于是忽喇喇大厦将倾，眼看大势已去，李密拔剑欲自刎，自然眼前的王伯当不能不管。走投无路下，一行人一起跟着李密投奔了唐朝。

李密投唐大概是因为上面提到的他的那个功劳。什么功劳呢？李密之所以大败，是因为他不该啃洛阳这块硬骨头，而把肥肉拱手送给李渊。此事说来话长，李渊将出兵时，李密曾给他写封信，虽以兄相称，但语气却是有些傲慢，甚至是有些以盟主自居了。但李渊对这个倒不在乎，他是官场上的老手，这种事经历的多了。眼下最实际的是能够夺得长安，至于你李密，如果能为我们挡住洛阳，就算万事大吉了……因此李渊的回信甚是恭敬，大弟大弟的这么称呼。没想到，几句牙疼咒一般的奉承话，竟把李密捧的飘飘然起来，本来就打算攻打洛阳而且也是有些不得不打洛阳的他，更加昏头昏脑的乖乖打洛阳去也。等他清醒之时，李渊已在长安的皇椅上乐摇摇了。可以说李渊这一次把李密耍的够呛。

李密或许真的把李渊的“大弟”信以为真了，要么就是嫌被李渊耍的不够，在绝境中放下“盟主”身份去投奔李渊，李密以为能够捞个什么王当一当。不过，李渊“弟”的称呼没变，但他给这个“弟”的官爵却是与这个称呼十分不匹配的，只是光禄卿而已，其实就是管皇宫中膳食的官。而且除了李渊，其他大臣对李密及其部下非常很踞傲，甚至还有索赂的，这个说是李渊纵容一点不为过。另外，李渊又以李世民打败薛仁果为由要李密去迎接他，其实就是想让李密看看唐兵的威武士气，在心理上给予震撼。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一个阴谋服务的，那就是想有意逼反李密。李密果然被激怒了，可惜后人不批评李渊的残苛阴险，反为他封李密为光禄卿开脱，说什么怕人心不服等等，又怪罪李密杀妻无义，是个反覆的小人。其实李密不走也不行，不走的话早晚也会被李渊以别的方式干掉。只是李密的“背叛”，让李渊有了光明正大的理由杀他，就是瓦岗旧将也说不出来什么。最后，李密死在了唐将盛彦师的手中，时年三十七。

有人曾说过，如果手中掌握着瓦岗军的李密与李世民所部交战，那一定会很好看。也许吧，只可惜这场虚无的大战是永远无法上演的。


薛氏父子

薛氏父子，即薛举和薛仁果，号称西秦。关于薛仁果的名字，新旧唐书是写作“仁杲”的，而礼泉的昭陵石刻等则写为仁果。这支父子兵和李氏父子的目标一样，也是要进兵长安。结果，他们晚了一步，只好加紧围攻扶风。有一句话叫“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关中一地不容二虎，所以薛氏父子是李氏父子最大的威胁，反过来，李氏父子也是薛氏父子最大的进攻目标。

既然两家都互相视为仇敌，那自然打仗没商量了。唐与西秦之间的战争是三部曲，有点像“三局两胜”，前两场各有胜负，第三场则是一战而定成败。第一场是薛仁果大战李世民，结果被打的大败。这场仗把薛举打的有点怕了，甚至问起部下“有没有投降的天子”。不过马上他们时来运转，第二次大仗就赢回来了。这一次薛举亲自出马，唐朝方面仍是李世民为主帅。这次打仗出了点事，就是李世民忽然病了，结果刘文静和殷开山两人按书中的说法便是擅自出兵，然后搞得大败而归。这个不听号令可能还有商榷，但两个事实是可以肯定的，一是李世民的确病倒了，二是唐军的确大败，而且败的非常惨：死者十之有六，大将慕容罗睺、李安远、刘弘基都被俘虏。于是郝瑗劝薛举说：“今唐兵新破，关中骚动，宜乘胜直取长安。”然而薛举却在此时病死掉了，被迫出局。如果他能够坚持打到长安的话，那么也许李渊就得亲自出马了。薛举死后，薛仁果继承了他的王位，于是第三次大战又开始了。这一次唐朝主帅仍为李世民，而这一次他采取的方法是后来他常用的坚壁不出，后发制人。消耗了六十天，终于把薛仁果的粮食耗尽了，因此李世民命人在浅水原引诱薛仁果，然后分兵两路进攻。西秦将领宗罗睺大败，只好逃跑。最后在折墌城，薛仁果看到大势已去，便开城投降了。

战后，按例是李世民一番分析，然后便是处理降兵降将之类的事了。李渊的意思是，因为薛仁果的人当初杀了很多唐朝将士，因此要把他们全杀掉。这时站出来劝阻的人是李密，他认为正因为薛仁果杀了这么多人所以才会灭亡，“怀服之民，不可不抚”。可见李密其实还是很想在唐朝好好做事的，奈何李渊之城府非李密所能料——由此可见，李密也是有点没头脑，李渊会对那些敌将起杀心，也同样会对他起杀心，但是他却没想到。不过李渊这次倒真听了他的意见，放过了其他人，但谋首也就是薛仁果仍然被斩首。

于是薛氏父子就是这样被灭亡了。


                 
刘武周
李唐王朝好容易在关中站稳了脚跟，却没想到后院失火，当初自己发迹的地方如今却被别人占领了。抢了李氏的家的人，便是刘武周。

刘武周，传说他的母亲怀他时梦见了一只雄鸡入怀。古时有很多这种传说，大凡兴过一点浪的人都有个不平常的来历，不过一般多是日月入怀，要么龙或者鱼都是有的。在禽鸟类中，最典型的是后世的岳飞，不过他出生时是真的有一只大鸟飞到了屋顶上，他的名字就是由此而来，只不过他的父亲有没有认准那鸟就是他想象中的鹏则是另一回事了。鹏是很威风的，可是鸡就不然了，即使是雄鸡也一样。刘武周怎么会选这样一只动物真是匪夷所思。

大业十三年，刘武周在马邑杀了王仁恭，自称太守，然后投靠了突厥，封为定杨可汗——想来幸亏刘武周没有建立什么朝代，不然他比后晋的石敬塘唯一好的地方就是，他还没有自称“儿皇帝”。不过投靠突厥在当时好像是比较流行的，即使是李唐此时也是有求于突厥，但，说几句臣服的话对李渊来讲也不过是发个牙疼咒（至此已经是三个牙疼咒了），但他并未接受突厥的封号，这就有着很大的不同了。

主张入侵太原的，是宋金刚。宋金刚可谓大将，善用兵，他被窦建德打败后投奔刘武周，刘武周很高兴，封他为宋王，委以军事重任，并且家产也分了他一半，还把妹妹嫁给了他。这种信任程度可以说相当深了，仅次于翟让的让位。

武德二年四月，刘武周进军黄蛇岭，唐齐王李元吉派张达率军驱逐，结果全军覆没。于是刘武周攻占石州、平遥、介州之后，可以说已经包围了太原。于是李渊派出姜宝谊、李仲文迎战，又是大败。然后，李渊任命亲信裴寂为主帅，不想被宋金刚切断了水源，导致再一次的大败。眼看太原就要守不住了，李元吉非常有英雄气概的对司马刘德威说：“你用弱兵守城，我带着强兵出战。”然后连夜带着家人逃到了长安，把李渊气的直想杀人。这种情况下，李唐的王牌军终于登场了。

在十一月的寒风中，李世民率部踏着冰渡过了黄河，屯兵柏壁。然后又是相持。百姓听说是秦王李世民到了，于是莫不归附——这个，嘿嘿，说实在的，当时李世民除了很能打以外并没有什么政绩，百姓为什么要归附呢？不管是真的归附也好，是四处抓人也好，反正来的人越来越多了，然后便“渐收其粮食”。有点“抢”的意思，但却是非常客气的抢，因此史家此处用了一个很能体现这种客气的动词“收”。不管怎样，反正唐这边的粮食问题是解决了，李世民又用对峙后发制人的方法，开始消耗刘武周的粮食。粮食总有耗尽的一天，没吃的了就只好逃，敌人逃了就只有追。于是，宋金刚一路逃了下去，而李世民则是追了一路。双方都是强行军的速度，一昼夜行军二百余里，不光如此，双方还要交战数十合。这样一来吃饭的时间是没有了，即使想吃，粮草也追不上来，所以谁都没法吃，即使是李世民，也是两天没吃饭，三日没解甲。在雀鼠谷唐军抓到了一只堪称世界上最悲惨的羊，把它分吃了——其实也就是喝羊汤，从后来大家在介休城里一起狼吞虎咽的情况来看，好像不存在谁独吞了羊肉的情况。宋金刚那边也好不到哪去甚至更惨，他们在士气上又输了一筹，不过这也许有助于逃跑速度的加快……最后果然刘武周和宋金刚逃跑的更快些，没有让李世民抓到，都逃到了突厥，可是最后又都为突厥所杀，客死他乡。

刘武周一灭，唐的王业之基也夺了回来，然而李唐王朝并不甘心就此作罢。他们想当的，不是偏安一隅的唐王，而是真正一统天下的大唐皇帝。


宇文化及

关于此人，本来没什么好说的，新旧《唐书》上反王的那部分当中甚至都没把他列进去，找了良久，竟然不知道到底是把他归在哪一类中……想尽方法，居然在《唐书》中没有找到他的列传，甚是诧异了半天，忽然间恍然大悟，赶紧查找《隋书》，果然在叛臣传中，排第一位的便是他。念在他是杀掉隋炀帝的人，这里还是记他一笔。

演义中，宇文化及奸诈无比，而且又有个非常骁勇的儿子宇文成都。但事实上那个宇文成都是不存在的，至少正史上没写他。宇文化及的帮凶，其实是他的弟弟宇文智及。隋书不曾提到宇文士及有没有跟着做恶，但推测起来，他也不能太脱离群众，但由于他比较灵通，投降了唐朝，因此记载要好了很多。但若说他完全没有帮着他大哥干坏事，怕也未必，只是可能情况稍好……唉，反正人家也没写，一切都只能是推测。

宇文化及本来只是个奸佞小人，和演义中那个野心勃勃的形象相去甚远，而且胆子也小，属于有贼心没贼胆的那种人，甚至还不如宇文智及来的果断。

隋炀帝杨广不知是怎么回事，竟然置天下于不顾，却在江都长驻，和刘禅的“乐不思蜀”差不多。但他的“乐”实在是一个虚像。当时天下大乱，杨广却半点也不知道，甚至有使者来求救，他还认为是谎报军情，于是把使者杀掉了。但是他的长驻江都却引起了手下将士的不满，因为他们都是关中人，都惦记着家人，很想回去，奈何皇帝却死也不走。怎么办呢？很多士兵商量着逃回去。将军们可犯难了，如果报告给皇上，肯定要死；可是不报告，被皇上知道了，还是要死。那么他们该怎么办呢？只好造反了，可是需要一个首领。他们想到了宇文化及，但是这种事岂是随便说说就成的？所以先得找一个熟人通一通风，此人便是宇文智及（当时宇文士及不在）。宇文智及听了倒是十分高兴，于是几人又一起找到了宇文化及。宇文化及听完之后，吓的要命，良久才镇定下来。

然后就按计划进行开始政变。应该说整个过程还是比较顺利的。当把杨广带到寝殿时，杨广叹道：“我有什么罪？”有一个人开始列举炀帝的罪状。杨广听完说道：“我实负百姓；至于尔辈，荣禄兼极，何乃如是！今日之事，孰为首邪？”宇文化及又让封伦列举罪状，杨广又说：“卿乃士人，何为亦尔？”由此可见，杨广很善诡辩，只是这时什么辩也没用了，杨广知道自己肯定逃不过这一劫，说天子自有天子的死法——结果混乱中，平时准备的毒酒（看来他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平时居然会准备这种东西）一时找不着，没办法只好解下系在腰间的白练，就这样被叛臣缢死了。

杀完炀帝之后，和李渊、王世充等人一样，宇文化及也立了一个傀儡皇帝——秦王杨浩。然后便领兵去打洛阳——当时李密正在和王世充较劲，没想到半路竟然来了个宇文化及。洛阳的越王侗立刻转变政策封李密为太尉，让他对付宇文化及。本来宇文化及率领的兵士是隋朝的正规军，战斗力应该很强的，可是却数战不利，可见其指挥水平实在令人不敢恭维。打不胜，心中自然郁闷，有时酒后就埋怨起他弟弟来：都是你连累了我。首领做成这样，也实在够窝囊。很多人看出来他成不了大事，于是逃走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宇文化及说了一句很名的话：“人生故当死，岂不一日为帝乎？”于是杀了杨浩，自立为帝，国号为许。

既然宇文化及是杀害隋炀帝的凶手，那么谁要是杀了他，便会得到故隋臣民的拥护。李渊看到了这点，窦建德也看到了这点。本来李渊派李神通攻打宇文化及在前，若说李神通不争气也是有点冤枉他，毕竟和宇文化及相比，李神通还是稍强的，他把前者的都城拿了下来。于是宇文化及逃到聊城，李神通又追了过去。城里粮尽之时，宇文化及打算请降，可是李神通为了显示国威，硬是没答应。这就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最后国威没显示，反倒让后面赶来的窦建德拣了个现成的便宜。

被窦建德抓住后，宇文化及一家全都被斩。此后不久，李神通也败在了同一个敌人手中。这种情形怎么感觉有点像李世民打败王世充和窦建德的翻版，只是不同的是，窦建德是一个一个打的，而李世民则是一起打的。当初的胜利者最终也尝到了失败的滋味。



王世充
打完刘武周没多久，李世民再次披挂，率领着大军浩浩荡荡的奔赴战场，这一次唐军兵锋直指洛阳的王世充。可以说，攻打洛阳和后面的虎牢之战的才是唐初具有定天下意义的大战。因为隋末虽然反王甚多，但真正有实力能与唐争天下的，就是王世充和后面要写的窦建德。但是未等三足之势完全形成，这两人就在相同的一场大战役中，在相近的地方，同时败在了同一个人的手中。

王世充说来有点“传奇人物”的色彩，他的母亲带着他改嫁，所以改姓了王。他对隋炀帝阿谀奉承，讨得了隋炀帝的欢心，后来让他去解洛阳的围困，可见不是一般的信任。瓦岗之围使洛阳城里极其困难，即使王世充到了，也一直就没怎么胜过，王世充来也了是三连败，情况糟糕的很呐。但眼看就要不行了，王世充祭起鬼神的法宝，安排了一个巫师来表演托梦，梦到了周公旦对他说会保佑王世充取胜。我们今天看来不光愚昧，而且可笑的紧，不想这招当时还真起了作用，他的部下多信鬼神，现在一看有周公相助，于是纷纷请战。就这样王世充率精兵两万、精骑两千出击，竟然获得了胜利，一下子摧垮了做着盟主大梦的李密。

对付完李密，洛阳一下子轻松了好多。本来已经揽得大权的王世充自封为太尉、尚书令，又要加九锡，杨侗本不想同意，不过被派去的段达却说了一句大实话：“太尉欲之。”王世充就想这么干，谁也阻止不了。杨侗熟视良久，呆了半天说不出话来，一点办法也没有，最后只能没好气的说：“随便你。”加九锡是篡位的前兆，果然在李渊登基后的第二年，洛阳城内也上演了一出禅让的大戏。不过越王侗可不像代王侑那么好摆布，而且洛阳城中杨隋的势力相对于长安来说还是不小的，王世充也着实费了很大力气。篡位的程序都差不多，制造神话自是必不可少的，哪个皇帝登基都要弄出几个这种故事来，李渊不也是弄了个老子显圣吗？然后是推辞三次，最后逼不得已无可奈何王世充只得答应了皇泰主的让位请求。可是登基你就老老实实的当皇帝呗，王世充偏许了个可笑的牙疼咒，说以后等皇泰主再长大一点就把皇位还给他。不久，王世充就把杨侗杀了，杨侗临死之前，求祷以后再也不要生在帝王家里。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刚当上皇帝的王世充还是摆出了一副勤政爱民的样子，只是坚持的时间实在太短，还在他没杀杨侗的时候，他就已经懒得再演戏了。此外，王世充还有一个缺点，就是话虽多但是却没有要领，往往把大臣们听得晕头转向。于是有人提出来，王世充默然良久，倒是没有怪罪他，但始终也改不了。就是这个缺点，在程知节的口中，评价则是“老巫妪”，就是老巫婆了。在王世充还没当皇帝的时候，一次两军阵前，程知节拉着秦琼当众投降王的敌军（就是唐军了），临走前，程知节毫不隐晦的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不过没提那个“老巫婆”，不然就成笑话了。这样的叛逃光明磊落而且相当少见，可比演义里的暗中逃走有趣多了，当时肯定有很多人看的瞠目结舌。还有，王世充任人唯亲也是不怎么得人心的——李渊也是任人唯亲，不过能堵住人口的是，无论是李世民还是李孝恭，都是比较有才能的，尤其是李世民，这个不服不行。不过王世充倒是很轻视他，称他为“童子”，就是后来演义里常用的“唐童”。

武德三年的七月，王世充口中的“童子”率领着大军来征讨他了。王世充一下子犯起糊涂来，不晓得为什么唐要出兵征讨他。于是两军阵前问道：“唐帝关中，郑帝河南，你们为什么要来打我？”让人想到“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这句诗，只不过王世充可不会“终日思君不见君”，他巴不得李世民永远不来侵犯呢。此问可说是智可及，愚不可及，统一天下征讨四方难道需要理由吗？这本身就是理由。李世民派宇文士及回答说：“四海咸仰皇风，唯公独阻声教，为此而来！”这当然是明显的借口，阻“声教”（其实就是指王世充阻挡了李唐王朝的统一）的并非只有王世充一个，只能说按进度是到了该消灭王世充的时候了。王世充仍不觉悟，又问：“那么和好行不行呢？”“我爹只教我来打你，可没说让我与你讲和。”反正我们就是要打你，你又能怎样呢？既然如此只好开战了。

洛阳之战李世民采取了步步为营的比较稳的打法，一步步蚕食王世充的地盘。王世充有个不利的条件，就是他手下投降的人太多，最后所有的城基本上不是投降就是被攻占，只剩下洛阳了。尽管如此，李世民要想拿下洛阳也不是很容易的。他有一次勘察敌情差点被单雄信杀掉，因而最后他不顾徐世勣的劝告执意要杀单雄信，难免令人怀疑他的动机。但考单雄信之为人，并非如演义中那般英雄，历史上的单雄信，是个轻于去就的人，李世民杀他未必没有道理，否则后来的兄弟相争中单雄信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实在不好说。

围困洛阳，洛阳城中当然是不好过，人口锐减，最后百姓甚至到了用泥混米做成饼的地步。《围城》里有句话，“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洛阳城中曾有十三次阴谋献城的行动，都被王世充镇压住了，可见王世充的确是个厉害角色，绝不可小看。上一次对李密能够成功的反败为胜，就是一例。这一次王世充还想再续上一次的神话，带着二万人出来硬拼。这一仗果然够惨烈，就连李、王二人都很危险，一个差点阵亡，一个被刺了一槊，不过谁都没死，但对于王世充来讲，此仗平即是败，更何况真的败了。他没有让洛阳成为滑铁卢——李世民的滑铁卢。此后双方仍是胶着状态。洛阳的困难就不说了，李世民一方也十分艰难，将士思归情绪比较高涨，但他还是咬着牙挺住了，不管什么人反对，哪怕他父亲李渊来的亲笔信，他都不听，目的只有一个，攻下洛阳。而此时洛阳城中王世充的目的也只有一个，就是盼窦建德能够早早来援。

最后王世充盼来的不是骑在马上指挥大军的夏王窦建德，而是被大军押解坐在囚车中的唐军阶下囚窦建德。两人相对而泣——王世充泪水中为窦建德流的部分不一定有多少，但是他肯定想到了自己惨淡的将来……

没有办法只好投降，但条件有一个，就是要李世民保证他以后的生命安全，这里就不好说李世民也是在许牙疼咒，我认为如果是他的话真的不会杀王世充。唐营之中面对着当初自己轻视的“唐童”，王世充一恭到地，结果被李世民调侃了一番。到了长安，李渊一开始先是破天荒的没有杀这个反王——总归还是要照顾一下李世民的面子。然而王世充并没有因此而逃脱被杀的命运。就在王世充全家刚被发配到蜀地后，王世充就被仇人趁其接“旨”之际杀掉了——这自然是矫诏，本属大罪，可是李渊并没有怪罪那些人——可以想见，此事的幕后真凶到底是谁了。

不过也不用为王世充叫屈，因为他也曾背信弃义的杀掉过很多人——或许这就是报应？

窦建德

窦建德也是个有点传奇色彩的人。他家世代为农民，最后他竟然只凭着热心助人竖立了很高的威信，以至于他父亲死的时候浩浩荡荡的送葬队伍竟达到了一千多人。

窦建德的起义是被人牵连的，但也可以说是自找。他为刺杀了县令的孙安祖出主意让他聚人观时变，其实就是造反。这怎么也是个煽动造反的罪过了，窦建德竟然没跟着一起起义，那么这就别怪官府不客气了，于是他的全家都被杀掉了。窦建德索性也投到了起义的队伍中，他投奔了高士达。大业十二年，高士达不听窦建德劝告，出兵与杨义臣决战，最后兵败阵亡，于是窦建德便成了起义军的领导。好在杨义臣被杨广先行干掉，所以窦建德不必担心成为高士达第二，而可以慢慢发展自己的势力了。

窦建德可说是在逆境中发展壮大的，就在他称长乐王的那年，薛世雄奉命讨伐李密，路上顺便讨伐其他起义军。七月，在七里进这个地方，窦建德亲帅敢死士二百八十人做先锋，在还差一里的地方，天居然要亮了，突袭是突不成了，窦建德只得准备投降。忽然天降大雾——如果最终得天下的是窦建德，那么这件事一定会成为一件证明窦建德是真命之主的事而大肆传扬。有了雾的掩护，于是突袭照常进行，结果把薛世雄打的只有他自己得以脱身。

隋炀帝死后，窦建德赦免了投降的王琮，一时间很得人心。十一月，窦建德这里也发生了灵异事件，五只大鸟率领万只小鸟聚集在他的宫中，这件事做假的可能性不大，毕竟谁也没法指挥一群鸟来朝拜。不过也许就只是一群鸟无意中飞到了他的宫里，其中有五只较大的而已，或许地上有食物屑也说不好。唉呀，忽然间怀疑起这些鸟儿到底是自发的呢，还是被引诱过来的……然后又有人献玉，居然就是夏禹王的玉（反正我是不信啊）。既然有了种种祥瑞，那么窦建德立国没商量，这年便改元五凤，定国号为夏。

和王世充比起来，窦建德要光明磊落的多了，但这也不代表他不会用阴谋。比如对魏刀儿，就是先结盟后突袭。那两年里窦建德很是威风了一阵，所到之处几乎望风而降，只是在幽州有点麻烦，就是那位演义中罗成的爸爸罗艺。后来罗艺被赐姓为李，所以如果看初唐史中看到李艺的话，没错就是罗艺了。李渊没有杀罗艺反而赐姓把他拉到自己宗族中，真不是一般的优待，可是后来罗艺站错了队伍投到了李建成麾下，在李世民登基后担心自己被害投降了突厥，结果当然是悲惨的死去了。

窦建德做的最有政治意义的事就是灭了宇文化及，其实是有点拣便宜了，因为唐的李神通此前已经攻打宇文化及很久，本来也有希望拿下，可是李神通偏偏不准宇文化及的请降，没想到窦建德又盯上了这块肥肉，于是加紧攻城，本希望赶在窦建德到来之前结束此战，最后在李神通的不力指挥下，终于没打下来，唐军没办法也只得退让。窦建德非常幸运的灭掉了宇文化及之后，礼遇隋炀帝的萧皇后，然后又为隋炀帝发丧，还联络洛阳的皇泰主，得封为夏王，取得了政治上的一定优势。可见窦建德虽是农民出身，但他却并不乏政治头脑。

此后窦建德又向唐军在河北的军团发动进攻。唐军主帅是李神通，大将当中有李世勣（本姓徐，赐姓李），这个搭配和江南一带的李孝恭、李靖的搭配差不多，主帅是宗室，助手是名将，只可惜一来江南比河北要弱，二来李神通比李孝恭差了很多，李世勣和李靖也有差距。结果是唐军全军覆没，李神通等人被俘虏，李世勣被迫投降。要说这比李元吉、裴寂的惨败也差不了多少了，想必李渊肯定十分气恼——其实唐开国之战除了李世民打的几场大仗之外，其他的还真是不利。

窦建德收降了李世勣，待他如上宾，做为回报，也是为了取得窦建德的信任好趁机逃跑，李世勣为窦建德进攻王世充，俘虏了刘黑闼。后来窦建德余部以刘黑闼为首东山再起，也得感谢一下李世勣，只是他们不懂得“报恩”，反而把李世勣又一次打的全军覆没。此为后话，反正李世勣取得信任之后，便计划着逃回唐朝了，只是按古时迷信说法，窦建德气数未尽，李世勣的计划中途败露，顾不上再救他父亲，只身逃回了唐朝。

这时怎么看窦建德都是非常有利的。可是谁又知道和李密的意思差不多，窦建德也是一战而败，败的一塌糊涂，自己都成了人家的俘虏。

本来王窦之间是敌国关系，可是洛阳被围，危急之下王世充只好求助于窦建德。中书舍人刘斌认为应该援助王世充，而且唐郑两军都已经疲惫，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渔翁得利的时机。刘斌的看法应该说是没有错的，像后世有人说窦建德不应该来只怕并不恰当。因为一旦唐朝占领了洛阳，那么据有长安、洛阳东西二京的唐实力可说是大增，其地盘再也无人可及，而且那样的话李世民得以全力以赴的攻打窦建德，窦若再想取用是难上加难。这个就是唇亡齿寒的道理。

不过答应王世充后，窦建德并不急于出兵，而是派人给李世民写了封信，劝他回去。信里自夸了一通，然后又展望了一番唐军前景：“彼（就是指唐军）则外无救援，内绝军粮，将听楚歌之声，方见崤陵之哭”，文采是有了（此信当然不是窦建德亲写，是孔德绍写的），可惜也只是大话。想想真是可笑，李世民哪能凭他一封信就给吓回去呢？李渊写信李世民尚且没有退兵，何况窦建德。但窦建德同意出兵帮助王世充，对李世民压力也不小。好在窦建德一时也不能出兵，因为他正在对付孟海公。

时间拖到了第二年也就是武德四年，王世充眼里的救星窦建德总算发兵了。此时夏军新破孟海公，可谓士气正盛，而且三方对比一下，的确夏方最有利。假如我们回到当初猜测一下此战的结果，只怕能料到最后那样一个结局的人不多。

夏出兵了，李世民必须决定相应措施。当时唐军中展开一场大辩论。正方一辩郭孝恪立论，说应该打而不该撤兵，因为这样可以一举灭掉两国。正方二辩薛收发言认为“洛阳乏粮，无法守太久，窦建德来援则是要置我方于死地，因此不能让他们合力攻击，否则就麻烦了。所以要分兵据守成皋，以逸待劳，先破窦建德，王世充自然不难收降”。反方一辩、二辩、三辩萧瑀、屈突通、封德彝一起发言，认为“吾兵疲老，世充凭守坚城，未易猝拔，建德席胜而来，锋锐气盛；吾腹背受敌，非完策也，不若退保新安，以承其弊”。最后正方三辩李世民拍板决定：“世充兵摧食尽，上下离心，不烦力攻，可以坐克。建德新破海公，将骄卒惰，吾据武牢，扼其咽喉。彼若冒险争锋，吾取之甚易。若狐疑不战，旬月之间，世充自溃。城破兵强，气势自倍，一举两克，在此行矣。若不速进，贼入武牢，诸城新附，必不能守；两贼并力，其势必强，何弊之承？吾计决矣！”千百年而下，当我们再看这场辩论时，不得不佩服李世民当时的果断和勇气。

既然决定分兵，那么事不疑迟，立刻动身。李世民率三千五百骑兵奔赴虎牢关，刚一去就亲自出战，连设三道埋伏，然后以自己为饵引诱窦军出击，结果五百人对战五千人居然获得了胜利。开头就败了一阵，而且人家还是以少胜多，窦建德一定郁闷之极。

此后两军相持，直到四月，窦建德军中谋臣凌敬进言劝窦建德去攻打太原。这是有点围魏救赵的意思了。但是窦建德没听。后来窦建德失败，有人归罪于此，这个后面再说。那么既然没听，只好相持。

这样又到了五月，李世民认为时机成熟，于是出兵与窦建德会战。从早晨开始李世民严阵以待，夏军虽然占据人数上的优势，但双方只是小打小闹，没有大举出战，窦建德的这个优势显示不出来。到了中午，夏军又渴又饿，而且还很累——看来夏军的素质确实没有唐军高，唐军别的不说，这个耐饥大概是早就练出来了，经历了追刘武周时三天两夜的不吃饭，这次这个根本不算什么。就在中午这会，李世民准确抓住了时机，带兵猛攻。当时窦建德正在接受大臣们的朝拜——真是太凑巧了，简直让人怀疑他内部是不是奸细出卖情报。结果窦建德混乱之中也无法指挥，十余万人得不到有效组织，于是大乱，被俘虏了五万人。窦建德没办法，只好突围，中了一槊，在牛渚口落下马来。唐将白士让下手要杀他，这时人的求生本能发挥了作用，窦建德大呼：“我是窦建德……”

被俘的窦建德被带到了李世民面前，李世民问他：“我们打王世充与你何干，你何苦大老远的来这里犯我兵锋？”窦建德说：“今不自来，恐烦远取。”——反正我们迟早都会打一仗，即使我不来，你将来也要去找我麻烦，既然如此，何不早些决一雌雄？窦建德本来是为了救援王世充，没想到自己比王世充更早一步落入敌人手中。围城打援的极致，大概也就是如此了吧。虎牢关之战可说是唐朝开国之初非常经典而且精彩的战役，经此一战，唐基本上平定了天下。

押解到长安之后，窦建德被李渊直接杀掉了，因为他没有得到李世民的许诺，李渊杀起来也就没什么顾虑了。可惜窦建德屡战屡胜，最后败在了一个远比自己年轻的人手中。

另外，想说说我对虎牢关一战的看法，如果凌敬的建议被采纳又如何呢，窦建德能赢吗？暂时将这个放一放，先说一下当窦建德没来支援王世充的时候，王世充一定这样想过：窦建德来了就可以摆脱困境了。当唐夏尚未开战之时，有谁能预言到后来的这个结果？当时情况是，唐郑相持已久，无论谁的日子都不好过，而夏军无论怎么说都比他们的情况好些，而且还是在新破孟海公之后，士气高涨——虽说这也容易导致骄兵，而从夏军后来的行动中看到，他们还是很小心的，甚至占着人数上的优势，都不敢轻举妄动，因此夏军最后失败，“骄兵”这一条基本可以免谈。我想要在当时投票的话，很多人都会投夏而非唐胜。而人数上的问题，中国从来就不乏以少胜多的战例，但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能如此，否则还讲什么著名“以少胜多”战例呢？哪里又有“著名以多胜少战例”这样的说法？以少胜多毕竟还是少数。当夏军浩浩荡荡奔赴而来的时候，便是主帅李世民，心里都未必没怕过。这是人之常情，要是真不怕的话，那才是有了问题。但李世民性格上超常的地方，也就在于他更坚忍。自然，如果战败了的话，这个词就多半就要换成了固执或是其他的词了。其实有才的人多半都很固执，刚愎自用的多，虚怀若谷的少。李世民后期的纳谏则另当别论。当此之时唐军之中有人劝他回军，其实这绝对是正常思维，而主战派的意见则有些超常了，在常人眼中用疯狂来形容都不为过——也对嘛，李世民的确是天才，天才都有点疯狂。如果一旦撤军的话，对于唐来讲损失太大了，白来一趟不说，花费这么大的力气却什么便宜都得不到。李世民决定分兵拒之绝非是忽略自己的劣势而贸然出兵，如果有兵的话相信他一定不会只带三千多人，只是当时能分出来的有限，而且又是要争分夺秒的去争虎牢，哪还顾得上这些？只要占得虎牢，再慢慢派人来支援也不晚。因而这三千人可说是先头部队，后来当然是有援军的。但是最后唐夏比例又是多大呢？如果是一万对十万，相差比例这么大，任谁都会有所怀疑的。但若说以一对十则必败，即“一”的一方胜利概率是零，也未必。概率论中几乎没有零概率的事件比如抛硬币，只要硬币没做手脚，是正是反概率都不会是0和1)，即使你有十足的把握，也只能说概率很小而已。因为从理论上讲，什么都是有可能的。比如平地摔跤，本人就曾摔过，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我也不信。概率就算极小也都是有可能发生的，猫叫综合症的发生只有十万分之一，四舍五入基本可以算是零，但就是有人得这种病。一个人打十个人，胜利的概率怎么也大于十万分之一（如果此人武功极高概率则大大提升），怎能肯定其必然不可能发生呢？数学上讲都是这样，何况历史又从来都不是按照数学规律来发展。至于说十万人杀也杀不过来——如果仗是这样打的话，当然杀不过来，可是又有哪场战斗需要把人都杀掉，才算胜利呢？仗从来不是这样打的，总是得集体行动，当一个集体乱了阵脚时，他们的合力并不等于他们每人的作战能力之和。夏军恰恰最后就是自己乱了，因而人多亦败。秦赵长平之战，秦军出动两万五千人的车骑快速部队，在赵军之后控制住了谷口的有利地形，切断赵军的退路，并派五千骑兵监视赵军的留守部队。如果按那种杀完人才算胜利的貌似有理的理论来推测，赵军就是每人撒一把土都可以把秦军埋在脚下了，可是，怎么没用呢？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以少胜多似乎后来越来越少，因为大家都在进步，彼此之间相差距离也越来越小。因而唐军人数应该比一万多，但不可否认的是，唐军人数还是少于夏军的，怎么说虎牢之战都是以少胜多。

那么回到凌敬的建议的问题，“大王悉兵济河，攻取怀州、河阳，使重将守之，更鸣鼓建旗，逾太行，入上党，徇汾、晋，趣蒲津，如此有三利：一则蹈无人之境，取胜可以万全；二则拓地收众，形势益强；三则关中震骇，郑围自解”。如果窦建德采纳了，转攻太原的话，会怎么样呢？太原此前并未受敌，而洛阳则是苦撑了一年，眼看就要撑不下去了(窦建德一败王世充马上就投降可以说明洛阳已经无法再行抵抗)，那么可以假设是在洛阳攻陷之后，即王世充这方面已经不存在去配合窦建德围困李世民的可能，窦建德将独自面对唐军，唐军占据天下之大半，谁更有利可以一目了然。如果进一步去攻长安这快肥肉——好，长安是肥肉，但长安并非像凌敬所言是空虚的，何况窦怎么也得打下太原之后再打长安，若绕过太原，则窦实为孤军深入，而置自己后方于不顾，乃兵家之大忌。当初李渊攻长安时，是把太原安置得妥当之后才出兵的，至少是保证突厥不给自己添麻烦。不要后方的一往直前，要窦建德像刘邓大军那样千里跃进大别山，实难想象。若说唐的后方“空虚”，夏的后方就不空虚吗？若袭唐的后方，窦建德能出兵甚少吗？可是把人都带走的话，自己的后方如何应付李世民？他可以用围魏救赵，李世民就不能用？而且李世民就一定得回去救援吗？另外，太原也并不空虚，几乎就是同时，李渊派李建成去并州讨稽胡，焉知不是为了防备王窦？而且以李渊、李建成之才，守住太原、长安也不是不行，王世充都能守洛阳一年，李渊就不能死守吗？凌敬的第二条，“拓地收众”，在太原实际上可行性到底有多少呢？不多。因为太原是李氏起家的地方，他们对这里很看重。李世民征刘武周的时候就曾得到当地百姓的支持，因此，窦建德来了未必会有人欢迎。第三，“关中震骇”，这就有些可笑了，李渊并非废物，会为了这些没影的事而震骇？“郑围自解”更说不通了，就算关中震骇，那么李世民也不一定要解洛阳之围，所以其前后没有关联。有人说洛阳无粮，李世民无法久待——洛阳本身是无粮，但李世民非要吃洛阳的粮食吗？洛阳攻下后几个月，李世民的大军在洛阳吃的是什么呢？但窦建德一旦深入唐的腹地，他自己的粮道却不能保证安全。不错，那样的话唐军是有被前后切断的危险，但前后夹击的危险也将困绕着窦建德。这是一场狭路相逢的战争，虎牢关前是这样，太原城前也是这样。现在假设窦建德出兵太原，有人觉得他胜率大，但出兵救郑之前又何尝不是如此？若以用兵之“奇正”之说，则窦建德当属“正”，而不善“奇”。既然狭路相逢，则勇者为胜，这是个比“奇”的时候，谁更能用“奇”，胜率就更大。李世民于出兵虎牢之前，想的是先据守虎牢，等待洛阳自斃，但当他发现有机会胜窦建德的时候，就会毫不犹豫的选择攻击。临机而变，窦建德显然不如李世民。因此，窦建德手下将军们说凌敬之言是书生之见，的确是有道理的。



杜伏威
在隋末的农民起义军首领当中，杜伏威的出身最为贫苦，甚至无以为生，结果好友辅公祐偷了一只羊给他。后来事情泄露，被官府追捕，于是两人一起造起反来。那是大业九年，杜伏威此时才十六岁。

靠着做战勇猛，在他投的那个小部队里杜伏威成了为首领。那时起义军很多，这些起义军当中也并不全是真正的起“义”，像朱粲那样的吃人魔王恐怕就很难算在为民请命的人当中。由于起义军乱而多，所以常发生兼并的情况，就像大鱼吃小鱼。杜伏威也曾差点被人吃掉，但他当场刺杀了要招降他的人，于是兼并了一个更大的部队，算是小鱼吃大鱼的一次翻身仗。

但是杜伏威却忘了他可以这么做，别人也可以这么做。后来李子通投降了他，突然发动兵变，如果不是杜伏威的养子王雄涎救了他，那么杜伏威就“GAME OVER”了。不巧隋军又来找麻烦，又是王雄涎救了他。但损人不利己的李子通也被打的大败。也就是这一次，开启了杜李二人的恩怨之争。此后为了救援陈陵，杜伏威又吃了李子通的亏。这道梁子越结越深，杜伏威大概最想做的事就是把李子通千刀万剐……终于在李杜决战中，杜伏威获得了胜利。此后又一次打败了李子通，李子通无奈下只得投降。杜伏威倒也不错，没有杀他，将他献俘于李渊。李渊也曾破格的没有杀李子通，但李子通的结局和李密差不多，也是想逃回去，不想半路就被发现了，押回长安后被杀。

对于杜伏威的起义，朝廷不能听之任之，杨广曾派右御卫将军陈棱征讨。陈棱有点胆小，不敢出战，于是杜伏威学起诸葛亮来，派人送去女人的服装，还亲切的称之为“陈姥”。于是“陈姥”出战，杜伏威也亲自上阵，不小心竟被射中了额头，杜伏威一边大吼“不杀汝，矢不拔”一边狂奔（是骑马狂奔，战阵之上将军们可不能徒步，否则就危险了）到射他那人面前杀了他。这一仗杜伏威取胜，而“陈姥”则夹着尾巴灰溜溜的逃跑了。

和王世充、窦建德这些大的割据势力相比，杜伏威毕竟还是弱了一些，所以没有对抗唐朝的底气，就在李世民攻打王世充的时候，杜伏威投降了唐朝，李渊很是大方，给他加官进爵，目的自然是拉拢他。后来李世民征刘黑闼的时候，曾陈兵于杜伏威边境之上，杜伏威也很知趣，立刻上表请求入朝。在众多反王中，杜伏威是最识相的一个，李渊待他也可谓“不薄”，把他安排在李元吉的地位之上。但是既然进了京，那么江淮就别想回去了。至死杜伏威都没有再去过。

杜伏威本来在长安挺安稳的，奈何老朋友辅公祐坏了事。辅公祐本来是杜伏威的好朋友，然而一旦两人富贵起来，关系反而不如以前。杜伏威不喜欢辅公祐有过高的威望，于是让他担任地位高却无兵权的仆射。辅公祐自然心情郁闷，和左游仙一起“伪学道辟谷以远其事”——左游仙，这样的名字一听就很怪，再联系学道辟谷，真是人如其名啊，猜测是后来改的，不过这位不是重要人物，略过去。后来杜伏威去了长安，就是这个左游仙游说辅公祐造反。本来杜伏威走时是要义子王雄涎主持大局，但王雄涎却中了辅公祐的离间计，不再管事，因此兵变之顺利可想而知。

朝廷不能不管。在李孝恭的攻打之下，辅公祐不是对手，终于兵败逃走，却不想被“野人”所杀——野人应该不是现在很流行的类似于神农架中神秘的全身长毛的怪物，就是一般的老百姓或者乡下人。唐初死于野人之手的不少，除了辅公祐，还有徐圆朗、王君廓。辅公祐谋反牵扯了不少人，除了先死的王雄涎，同为杜伏威义子的阚棱也很倒霉。本来跟着一起平叛的阚棱最后竟因为谋反而死。

那么杜伏威怎么样了呢？还在江淮没平定之时，即武德七年的二月，杜伏威就已经死了，据说是误服云母。那么中毒应该不假，但是是怎么中的毒却大有商量。而平定辅公祐之后，李孝恭发现杜伏威才是幕后主使，于是杜伏威的家人也遭了牵连。两年以后，即位的李世民又发现他不是主谋，于是为他平反。那么李世民当时肯定知道事实真相，但是由于当家作主的是李渊，他也没有办法。猜测如果是李建成即位的话，那么我们今天看到的也许就不是这样的记载了，也许杜伏威就真成了反叛的主谋。但不管他是否真是主谋，何况他又是地位在齐王之上，那么他必死的下场是早就确定了的。


萧铣
隋末天下大乱，无论是官还是贼，都是纷纷造反。北方最后基本形成唐、郑、夏三足之势，而南方则复杂的多，但虽然有很多反王，诸如萧铣、杜伏威、辅公祏、沈法兴、李子通　林士弘、张善安等等，然而却没有一个有真正的实力可以与唐对抗。其中萧铣是少数几个能集中四十万兵力与唐朝大打一场的人。

萧铣是后梁宣帝的曾孙——本来萧铣的祖父叛变隋投降了陈，没想到陈却被隋所灭，那么萧铣一家的处境可想而知了。可是当隋炀帝登基的时候，本来贫困的萧铣却因为外戚的缘故当了罗川令。隋末在众人都忙着推荐姓李的人当头的时候，岳州起兵的董景珍却推举了梁之后人萧铣。萧铣一听高高兴兴的就“上任”了。

萧铣还没到的时候，景珍派人去迎接他，萧的手下柳生怕将来自己的位子在他们之后，把人家给杀了。萧铣虽然责怪，却没有杀意。但到了城中，景珍认为这样很不合理，于是只好把柳生杀掉了。不过最后，这位董景珍因为他弟弟谋反的缘故也被杀掉了。这算是一点小小的插曲，但总的来说，萧铣的举兵还是非常顺利的。和窦建德的“五凤”祥瑞差不多，当时萧铣那里有“异鸟之瑞”，所以由此当了皇帝，改元凤鸣。隋将也曾讨伐，但却无法攻克。最后，萧铣竟发展到了四十余万人。总的来说，和别人相比，萧铣这里实在是太平多了。

李渊也曾派李孝恭攻打过萧铣，但大举进攻则是在武德四年，平定王窦等人之后。当时萧铣以为江水正是上涨的时候，所以放松了警惕，没想到李孝恭和李靖会率二千战舰来攻打自己。如果说放松警惕仓促应战就已经够糟糕的了，那么更要命的是，此前他“罢兵营农”，身边才留宿卫数千人，一下子集不齐人马，狼狈之极。最后萧铣只好困守在江陵，等待救兵来援。但是到底没有那个耐心等到人马来齐了，于是萧铣对大臣们说了一番话，什么“岂以我一人致伤百姓”，想起了刘璋；还有“诸人失我，何患无君”，想起了孙权——不过，孙权正是因为别人都可以降而自己不能降下定了与曹操在赤壁作战的决心，萧铣却以此来安慰他的大臣，不知是该说他仁道呢，还是说他无能……总之，和大臣们痛哭了一场之后，萧铣开城投降了。但押解到长安之后，李渊的词典里可没有“宽大处理”这一条，虽然萧铣说的“隋失其鹿，英雄竞逐，铣无天命，故至于此。亦犹田横南面，非负汉朝”十分有理，但仍然被杀掉了。

其实萧铣本可以大打一仗的，只因为策略不当，都城位置又太靠前，怎么看都有点可惜。只是他还不够坚强，如果他能像王世充那样都不会一个月就灭亡。李渊杀萧铣的时候，也许想到，如果他败在了别人的手里，他也一样会有一个悲惨的下场，因此下手格外的狠，根本不给别人翻盘的机会。我们今天看好像觉得的确太狠了，而且有时的杀降没有必要，但焉知不是李渊潜意识中害怕自己将来也会有如此下场的一种恐惧？

刘黑闼
从时间上说，刘黑闼不是最后被消灭的，但刘黑闼却可以算是李唐立国最后一个障碍。此后的辅公祐、梁师都等人都只是大唐平定天下的余波，但这个真正的余波反倒更有危胁。说刘黑闼是“余波”，是因为他并非在隋末起兵成为反王，而是在窦建德失败后其余部共同叛乱推举了他作首领。

隋末刘黑闼辗转了几次，终于在被李世勣生擒之后，作为俘虏献给了窦建德。由于过去是朋友，窦建德立即任用他为将军。窦建德失败之后，刘黑闼像其他没被杀掉的人一样，解甲归田了。

然而打败王、窦之后，唐军乃至唐廷的政策都比较怪。一般情况下李世民并不杀很多人，然而攻下洛阳之后，他却杀了一批洛阳的将军，如段达、杨公卿、朱粲、单雄信……其中朱粲是吃人魔王天怒人怨实在该杀（朱粲死后，很多积怨甚久的百姓向他的尸体抛掷砖瓦，按书上的话就是“须臾若冢”，可见杀他实在是大快人心），而单雄信按说一向不计前嫌的李世民也不会计较，若是解释为怕他反覆无常倒也还过的去，但是其他人就没有必杀的理由了。或许是李渊的密令？此前李渊也曾对宇文士及有过“归语尔王：今取洛阳，止欲息兵。克城之日，乘舆法物，图籍器械，非私家所须者，委汝收之。其馀子女玉帛，并以分赐将士”的口头诏令，但这里是只是提了物品图籍和子女玉帛的分配方式，并未涉及到战后俘虏的问题，应当是另有分付吧。否则以李世民一向的作风，实难理解为什么要非杀不可，但这倒是很符合李渊的风格。李世民将王、窦等人献俘之后，李渊又下令要窦建德的将军们到长安来，这便惊动了他们，使窦的旧部以为李渊要大举清洗——事实上只怕也真是如此。李渊这样做自有他的考虑，如果他们真的来的话，那么自然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杀掉了；如果不来的话，那必然会谋反，这样就可以用正大光明的理由派军剿灭。总之，无论怎么个杀法，都无疑会达到斩草除根的目的。唐初河北（河北不是今天我们说的河北省，而是比河北省要大的多的地区，就好比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的兄弟们并不是在山东省一样）一直是李唐不大控制的来的地区，这一方面和家族之类的有关（后来唐修族谱，便要刻意降低山东士族的身份，而提高关陇贵族的地位），另一方面，也和窦建德实在太得人心有关，直至后来河北都有人祭祀窦建德。因此如果能借机将窦的余部一网打尽无疑是最让李渊省心的方法了。

既然如此，那么窦的余部就不客气的选择了后者。刘黑闼也是在这种情况，担任了起兵的首领。说来这也和占卜有关，隋末不是流行了好一阵李氏将兴吗，窦的旧部占卜时占出来应立刘姓之人，所以想到了刘黑闼。刘黑闼一听说要起兵为窦建德报仇，十分高兴，杀掉了耗牛和大家一起大饱餐了一顿。刚开始时只有百余人，竟然袭破了一个县，可见这支队伍从一开始就不同凡响。此后又渐渐发展，人数也越来越多，唐的几个刺史都不是刘黑闼的对手。

那么朝廷此时就要插手了，李渊派李神通去平定。李神通曾经败在窦建德的手中，李渊这次让他去平定刘黑闼很可能是想给他一次复仇挣回面子的机会，要说李渊对自己的宗室真不是一般的好，可惜李神通实在有点不争气，但也不能全怪他，因为刘黑闼实在是难对付。那么可想而知，李神通又被打的大败，而且是和李艺一起败的。李艺此前对付窦建德还是有一套的，但刘黑闼就对付不过来了。打到宗城的时候，刘黑闼碰到了一个“老朋友”，李世勣。当初就是李世勣把刘黑闼送到了窦建德那里。上一次是李世勣获胜，而这一次却是他的惨败：步卒五千人，皆殁于阵，世勣与武通仅以身免（很是奇怪，那时好像很多全军覆没的战斗，主帅却能仅以身免）。李世勣一定十分后悔，当初怎么就没杀了他呢？

刘黑闼的起兵使李渊终于认识到了河北实力的雄厚，并不是一个李神通就能应付的。这时李世民请战，恐怕他不请战李渊也得派他去了。总之，是李世民大军一到，就挫败了刘黑闼的几次进攻——注意，也只是挫败而已。这使得两人都必须重新估量一下对手，李世民还好说，看刘黑闼一上来几次挑战，显然是低估了李世民。

就是对付刘黑闼的时候，唐军损失了一员大将，即罗士信。他应该就是后来小说中罗成的原型了吧，只不过罗成是在李建成、李元吉手下被逼上阵战死的，而真正的罗士信却是在李世民手下为了守洺水而死。本来若说战阵之间的勇武，罗士信并没有输，但是困守在吸引着刘军主力的城中，罗士信当然不好过，不巧的是，天降大雪，打乱了李世民的计划，无法按时援救洺水，也算是罗士信运气不好吧。

迟到的唐军到达洺水之后，仍用坚守不战的方法拖垮刘军。最后双方在洺水会战。这场战斗柏杨先生认为是一场不知名的残酷的“集体谋杀”，最主要的原因是李世民没有提到“半渡而击”，也就是说，柏杨先生理解为他的命令含义是在双方混战之际决水。当时看着虽然感觉有股寒气，但也是比较赞同的。可如今看来却有问题了，《资治通鉴》中是没提到半渡，但是新旧唐书上却是有的。至于司马光为什么没写半渡的字样，大概他以为那是个常识，所以不用写了吧。总之，借助水的冲击力，刘军被冲了个促不及防。刘黑闼逃到了突厥那里，这样他的第一次起兵，就此告终。

打完刘黑闼，李世民接着进攻徐圆朗。可是不知为什么，李渊突然让李世民回长安一趟。至今其原因我们都不得而知，很多人猜测是李渊生了疑心，可此时父子兄弟间的矛盾并不十分明显，而且这时李渊对李世民还是比较亲近的，疑心之说不免让人疑心。但除此之外，又能有什么理由呢？在长安说明形势后，李世民又回来接着打徐圆朗。

徐圆朗势力小，因此就得在实力之外下点功夫了，比如见风使舵，比如顺风而倒，总之，哪方有利投靠哪方。当听到刘黑闼大败，徐圆朗大惧，不知道该怎么好。有人提议让他让位给刘世彻（如此看来当时让位也是很风行的，很多反王竟然都是让位得来的），后来考虑到翟让的下场，徐圆朗便干掉了刚到来的刘世彻。这简直就是一场闹剧。

后来刘黑闼卷土重来，这一次李建成主动请战，于是太子、齐王征讨刘黑闼。第二次刘黑闼又杀唐军一员大将，同时也是唐朝一位郡王级别的烈士，李道玄。李道玄本来很勇武，和李世民一起打洛阳的时候连李世民都赞叹不已。李道玄很欣赏李世民那种亲自上阵深入敌军东冲西撞的作风，于是也学着李世民的样子深入敌军。可是他却忘了李世民是全军的统帅，手下有若干忠心不二的将军，别人不说，单说尉迟敬德就从乱军阵中救了李世民好几次，而且接应部队决不敢怠慢堂堂秦王殿下。这些条件李道玄是没有的，而且要命的是他和副将史万宝不大合协，结果他深入敌军后史万宝想的却是以他为诱饵诱敌深入。那么李道玄的结果可想而知，但史万宝的盘算也落空了，唐军大败。

不过刘黑闼第二次兴兵已无第一次强劲，加之粮尽，何况唐当时基本上已经是天下之主了，刘军兵败是必然。这一次李建成听取了魏征的建议，宽大处理了河北叛军，一下子从人心上瓦解了刘军的斗志。当然，所谓的宽大是针对别人而言，刘黑闼则是被李建成就地正法了。临刑前，刘黑闼埋怨当初劝他起兵的人，看起来似乎更愿意去种田——但已举过一次兵，那么唐朝肯定不会容他，第二次再举兵也实属无奈。

刘黑闼死后，徐圆朗也宣告失败，遁逃的徐成为了唐初又一个被“野人”杀掉的人。

隋末起兵的英雄豪杰也好，投机倒把者也好，在武德朝基本上已被平定。还有一个梁师都是在贞观朝平定的，他是有突厥的撑腰，勉强苟延残喘。大唐当然不容许有这么一个障碍物在眼前，于是李世民利用梁师都势危援孤的困境，打算招降，但不知是不是因为看到了很多人被李渊杀掉的事实，梁师都很很顽强的拒不从命，那就只好打了。唐军打败了来援的突厥兵，包围住了梁师都。我们已经不知道如果梁师都投降的话李世民会不会饶过他，因为梁师都在被围的时候就被自己的堂兄杀掉了。被自己人杀掉的反王，梁师都算是仅有的。至此大唐实现了完全的统一。

痛并快乐着——李渊
李渊，可以说是一个很幸运同时又很不幸的人。

说他幸运，看看他的父亲、兄弟、妻子、儿子，哪个比他活的还长？他三个哥哥早夭，可能会使少年的李渊比较寂寞，但也正因为他是他父亲李炳去世时唯一活着的儿子，所以毫无争议的安安稳稳的继承了唐国公的位子，哪怕他当时只是个七岁的孩童。说他不幸，也缘于此。他父亲早早过世，所以“幻失怙恃”的李渊大概很受了一番苦头吧。幼年丧父，中年丧妻，晚年丧子，人生这三样苦可以说李渊都尝了个够。

李渊字淑德。他倒是很符合中国传统“姓*名*字**”的程式，而他给儿子们起的名字都差不多是两个字的，这些名字很“现代化”，建成、世民至今都有人叫，尤其是以现在四五十岁时的人居多。倒是玄霸这个名字比较特别，可惜拥有它的主人年纪不大就去世了，使得这个名字在史书的记载也只限于那寥寥的几行。但是到了后世文人的笔中，经过加工改造，由于避康熙的“玄”字而改叫“元霸”的这个人，才真正有了一丝霸气，只是死的有些莫名其妙。由“稚诠”进化的“智云”，好听了很多，可惜这个可怜的小孩被两个哥哥抛弃，惨死刀下，成为李氏家族第一个牺牲者。从元吉开始，除偶然情况，李渊的这些孩子的名字才好像走上了“正道”——他们都是“元”字辈的。大概是李渊后来孩子出生太频繁，没功夫细想，所以就采取了这种程式化的方法，也因此，从名字中可以看到李渊寄托的希望越来越趋于“平庸”，只是取一个吉利一点的名字罢了。而长子的建成和次子的世民却是寓意深刻，“建功成业”、“济世安民”，年轻时胸怀大志的李渊在郁闷之中对儿子寄予了厚望。而后来，也正是这两个孩子最为出色。原因嘛，这当然有时机的成分在内，因为当时他们都长大了，至少是个大孩子了。

不知为什么，李渊的儿子们一律没有“字”，甚至后来出生的孩子连小名都省了。有人说是“以字行”，这个不好说，但是仍倾向于是名而非字。不过当时隋末唐初的人好像对这一套不是很在乎，房玄龄、尉迟敬德，都是以字行，《旧唐书》中连尉迟敬德的名“恭”字都没写，要不是《新唐书》的记载，可能这个名就不为人所知了。还有，《旧唐书》中写秦琼是这样：“秦叔宝，名琼”，名放在了后面来记。《旧唐书》成书比《新唐书》早，在五代时期，应该还保留着唐时的习惯吧，由此可见当时对名字是不大重视的，只要有个“符号”来称呼就够了。或者，等到李渊的儿子们到了该取字的年龄时，却由于没有机会再被人叫，因而干脆省去这道程序了（取字就是为了让别人叫的，但既然成了“殿下”，那么也就没人用字来称呼了）。当然这也只是猜测，不然为什么早过了行冠礼年龄的李建成也没有字呢？

说到李氏兄弟的小名，也是个有趣的话题。建成叫“毘沙门”，玄霸叫“大德”，元吉叫“三胡”，惟独没有李世民的小名。是不是因为不雅才没写呢？有人曾开玩笑的说“元吉叫‘三胡’，难不成世民叫‘二胡’”——这也只是开玩笑罢了，真正叫什么，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了。不过这个小名也不重要，因为早年在太原的日常生活中，李渊裴寂他们，都是以“二郎”来称呼李世民的，有了这样顺口的叫法，那个本来应该起这个作用的小名也就无所谓有无。以此类推，同样人们也该大郎、四郎的称呼建成和元吉，虽然书里从来没写过人们敢喊元吉叫“四郎”。不禁想起了杨家将，看来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民间的习惯都不曾改过。但李渊后来的孩子们可能就没有这样的“待遇”，因为他们一出生，就是尊贵的亲王了。

说了这么多，只是谈了谈名字和小名的问题，下面开始正式的话题。

李家曾自称是飞将军李广的后人，这个虽然没有什么根据可以让我们相信，但他们看来也是有这个“资本”的。李世民的箭术就不说了，征战中他就是以弓箭为主。李渊的箭术也当真很了不起，凭着这个，他娶到了一位美丽而又聪明的妻子。窦毅那道“屏风孔雀题”好像专是为他而设一样，不然，众多公子中，怎么只有李渊射中了孔雀两眼呢？李渊的箭术可说是出类拔萃，但当时还有一位更有名的射手长孙晟，“一箭双雕”这个成语就是由他那而来。李渊箭名比不上长孙晟，大概也与他长期担任文职有关，而且他也很懂得韬晦，很懂得隐藏自己的长处。凑巧的是，这两个人后来成了亲家，只是李世民恐怕没有机会得到岳父大人的指点了，更多的还是继承了李渊吧。

开皇、大业中，富贵的生活无疑是快乐的，而且身为北周、隋两朝皇亲国戚的李氏，毕竟还是得到了一些照顾；但是杨氏父子有意压抑关陇贵族，这种情况下，李渊虽然官位还可以，但没有什么实在的权力，又是文官，对于这个关陇军事贵族的家族来说是有点“答非所问”。想必李渊一定很郁闷，这时的他倒是有点像“富贵闲人”。

基本上平静的渡过了大半生之后，五十多岁的李渊终于走到了政治舞台的最前面。

晋阳起义的主角，在下一篇中还要再说，这里先说一点。李渊的实际行动按现在看确实没有李世民积极，但这并不意味着李渊没有这个意思，也不说明他就是处于被动的局面而被逼反，而恰恰说明李世民的行动很符合李渊的心意，只有当他有出格的时候李渊才会用训斥来侧面“提醒”他，不然以留守大人的身份来做这些事是很有麻烦的，何况身边还有两个盯稍的人，王威和高君雅。李渊何尝不想把他们干掉，落得个清静——他派高君雅去迎战强大的突厥说不定就有借刀杀人的目的。没想到对突厥的失利却差点给李渊招来杀身之祸——隋炀帝派人要将李渊押解到江都。实难想象炀帝后来如果不改变主意，李渊的结果会是如何，而那样的话李氏兄弟的命运也很堪忧，“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就算能逃脱一时，将来的道路也不好走。这时李渊想到的是让李世民回河东去找李建成一起起兵，这实在是有些冒险。当然兄弟二人才能上都没问题，但缺乏的是李渊那样的名望与威信。不过就当时情况来看，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为儿子打算，哪怕能逃一时也总比和他一起死强。李世民却并不想走，他劝父亲“芒砀山泽，是处容人。请同汉祖，以观时变”，也就是去做“盗贼”。这个主意落空后不知他心里是否有过别的计划，想来总不会等死，那么会不会劫狱呢？不好说，也许会有比这个好的多的主意，只是他当时无论怎么想的，也都没用了，炀帝帮了他们这个大忙——由于此时还用的着李渊所以炀帝放过了他。而李渊一被释放，隋朝倒霉的日子就要来了。想起来三国中刘备离开曹操时说：“吾乃笼中鸟、网中鱼，此一行如鱼入大海、鸟上青霄，不受笼网之羁绊也！”李渊也不能免俗，出“狱”后——关于这个“狱”，被捕的李渊究竟在没在牢房里实在值得商榷，《大唐创业起居注》中这样写道：“初，使以夜至太原，温彦将宿于城西门楼上，首先见之。喜其灵速，报兄彦弘，驰以启帝。帝时方卧，闻而惊起，……退谓秦王……”感觉不怎么像在牢里，倒很像在自家府上逍遥——李渊说了两句话：“此后余年，实为天假”、“吾闻惟神也不行而至，不疾而速。此使之行，可谓神也。天其以此使促吾，当见机而作”。两句话都是真心话，不过第一句没什么，当时的感慨而已，谁遇到这种事出来都会这么说；而第二句则是只有至亲至信的人才能听到的，因为这已经是明白的说他终究要起兵造反了。其实李氏父子间经常咬耳朵，《起居注》里经常会有“谓（秦）王曰”的字样，待等全家聚齐了，又是“谓太子、秦王曰”，往往这些话都是洗去冠冕堂皇露了真实想法的重要的话，从这时就体现了李渊有任人唯亲的倾向。但这也不能全怪李渊，看惯了这么多手下反叛上司的情景李渊不想重蹈覆辙。再者历史上其实很多人也都如此，李渊之后当然很多这样的，李渊之前也不在少数。但凡有条件让自己的儿子和自己一起做事的人都会这么办，只是很多人做大事时年纪都挺大了——或者说，他们的孩子的年纪还不足以帮助他们，既然自己的人没法用，只好用外人了。像刘邦，如果他的儿子年纪再大点，我才不信他会把兵权那么甘心交给韩信，顶多让他当个副手。任人唯亲的坏处不言自明，“亲”只凭着与主君的关系就能轻易掌握大权，但往往他们都不具备那样的才华，所以外人自然会生气。李渊真应该谢天谢地，主要还是谢他自己和他夫人，他们的孩子完全但当得起重任，没有让李渊的“任人唯亲”成为错误。

从太原到长安，一路之上行军打仗，李渊的沉稳表现出来是更趋于保守，年轻的李世民则是积极进取。这与他们的年龄有关，李世民后来征高丽时也是求稳。虽然正常的求稳也没有坏处，但过了头有时不免误事。李渊虽然有点保守，但不失统帅风度，一路上还算平安。到了长安之后，李渊的求稳用于政治之上则非常的高明。虽然司马昭之心已然路人皆知，可李渊就是能那么耐得住气。别说，李渊父子和司马父子还真是有点像——李渊的老谋深算像司马懿，而最后得到天下的人则是三人中年纪最小的那个。

当隋炀帝被杀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李渊高高兴兴的哭了一场——为炀帝发丧时，大家一齐高兴大哭的场面一定很有趣。哭完了，李渊就开始考虑登基的问题了。裴寂这位老伙计当然知道该怎么办，于是长安上演了一出禅让大戏。李渊堂而皇之的当上了大唐的开国皇帝，真是悠哉悠哉。境况相反的是李密，前面提到过，当初李渊一番谦词让李密乖乖的“帮”自己对付洛阳，而将长安拱手相让。李密攻洛阳是有失策之处，但也不是不能成功，一旦他占据了洛阳，还真不好对付。但失策就是失策，最后李密死在了李渊的阴谋中。

除去战争，李渊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当然战争方面并不由他亲自出面解决，像是个顾问。但是总的局面李渊其实是很关心的，每次大的决定都是由他来做的），比如游猎，可谓优哉游哉。看《资治通鉴》的话，经常看到李渊到处游幸，“高兴”时还会跑到战场去看看（战场不一定是前线）。真是一个爱玩的皇帝。另此，从武德元年至武德五年，李渊孩子的人数由原来的十来个左右一下子翻了几番。建成常年居住在长安还好点，像出征在外的李世民回家之后可能都不知道自己的弟弟妹妹一下子又多了许多。说李渊有点不务正业也不怎么冤枉他。但是虽然孩子多了这么多，而皇后却一直没有再立。李渊对其夫人窦氏也的确很深情，对她生的几个儿女更是刻意照顾。建成三兄弟还有平阳公主所受的待遇都是皇室中别人无法比拟的。
唐初嘛，首要的还是打仗。说到对首个对手薛举父子的战争，第三场也就是唐朝正式开国的第一场大战，居然是一场大败，难免有点不吉利，差点关中都不保。李渊心中必定十分焦急气愤，但气没撒在李世民身上，却把刘文静、殷开山免职了。这也是李渊不罚或轻罚亲信重罚外人的开端，日后对元吉、裴寂似痛非痛似痒非痒的小惩小戒更是把这个特点发扬光大。而李渊曾经的仇家，则是在刀刃上过活。比如李靖就是这样。

和薛举同时而稍晚被消灭的李轨，本来是向唐王朝求和的，但由于不去帝号，招致灭亡。我们也只有为李轨无奈。就算他去帝号而归唐，下场也不过如此。归唐的杜伏威又如何呢？他主动请求入朝避免了李渊下诏要他进京伴驾，可是最后也避免不了一死。反正实力不如唐的话，那么除了一拼到底，就是坐以待毙。反与不反，都是一样的。

对付王世充时，唐军一度陷入困境——当然比起困在城中的郑军不知要好多少了。可持久战不是谁都受得了的，唐军里也有人有撤退的倾向，这都是正常的，能有几人像李世民那样坚持下来？不然李世民的评价也不会是“忍酷”了。出于担心，李渊也曾让李世民撤军，但没有公开下诏，而是密敕。看来李渊撤军的主意也不是很坚决，打这么一次不容易，怎能轻易就撤？李世民则大有“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之势，写了一道表，又打发封德彝去作说客，说得老爹回心转意。后来李世民一举拿下王世充、窦建德，李渊打心眼里高兴。这场大仗过后，唐朝基本平定了天下，大局已定，而李渊对世民的褒奖更是空前——居然想出“天策上将”这么个名堂。另一方面，王世充、窦建德落到了李渊手里，自然都别想活。李渊非要置敌人于死地，与他有着五十年压抑的官场生活和经验有关，而李世民则一直生活在灿烂的阳光中，不曾有人背叛过他（这时是没有，封伦是后来才知道的），当然和他爹不一样了。古今杀降最多者，李渊算其一。刘邦够狠吧，但没杀子婴，李渊这里是一个不留，统统杀掉，说有点残忍都不为过。——要是李渊有决心把这用在自己的家事上，结果又会如何呢？

天下平定之时，也是李氏自家争端的开始。李渊其实是个慈父，他给儿子们的权力都是很大的，管理又很松，如果不是发生兄弟之争，李渊可能也不会想要结束这种做法。自古以来，藩王更多的是到封地去，有“出阁”一词即来于此（这个词我最初是看《红楼梦》里说姑娘出嫁，后来读唐史看到是说诸王就封，感觉有点便扭）。而唐初李渊诸子（主要是长大的两个嫡子，建成是太子当然不能出去了）则都留在了京城。不但如此，还可自由出入上台、东宫，带什么东西也不管，如此宽松的条件真是少有。还有，平阳公主死后李渊硬是打破女子不得有鼓吹的惯例，给公主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送葬仪式。其实人都有这种倾向：我受过的罪，决不让我的孩子再受。李渊早年丧父，史曰：幼失怙恃。算是精准的描述了，在以男子为一家之主的封建社会没有父亲的小孩子是很可怜的，李渊大约也尝尽苦头，所以会有“我一定要让我的孩子过好”的想法。而事实上，他不只是对他们“好”，简直到了溺爱的程度。如前所言，即是一例。李渊还准许秦齐二王铸钱，每人各二炉。汉代邓通曾有过自己铸钱的荣宠，他是宠臣；别人很少能这样，即是皇子也不行。有功大赏、有罪不罚，还有这些特殊待遇，如果老老实实的做亲王，也是件不错的事情。此外唐初亲王手中都有兵，只是护卫就有“左右六护军”、“左右亲事”等多种花样——天下未定这还好说，可是天下平定了，又是在都城长安，谁还敢对皇帝的儿子不利，难道是怕儿子被绑架？还有，他们可以随便出入上台东宫，甚至身带刀剑都没事——那要是放在别人身上可是死罪啊。权力、身份、地位，只要李渊能给儿子的，他都给了。然而这些溺爱的后果就是为争端开创了条件。

李渊处在几个儿子当中进退两难。如果再退一步的话，难道还嫌不够乱，任其乱下去乱得一发不可收拾吗？而要再进一步，自己出面强行结束这场争斗，不是不可以，也不是不可能，可是，这就意味着他必须彻底站在一方而毫不留情的向另一方下手——他舍不得。世民，那是他一直喜爱的儿子。李世民九岁时得了场大病，应该是很严重的，以至于李渊亲到寺中祈求平安，事后的一篇《草堂寺为子祈疾疏》虽写得简朴但读来很真切，不饰雕琢更显情深：“郑州刺史李渊，为男（男是儿子的意思）世民因患，先於此寺求佛。蒙佛恩力，其患得损。今为男敬造石碑像一铺，愿此功德资益弟子男及合家大小，福德具足，永无灾鄣。弟子李渊一心供养。”再加上四岁起名这些事，可是李世民一直是跟在李渊身边的，太原之行更是他独自跟在父亲左右——晋阳起兵建成、元吉当然不可能参加，首义之功无从谈起，他们没有李世民的先决条件嘛。很多人都相信李渊一直是很喜欢次子的，从现有这些记载来看，没有问题，很多其他作品中也是这样描述表现的，只有传统的一些小说里才会把世民写得处处被动。最受不了的就是“宫门带”事件，可说是登峰造极了。可不同版本程度也不同，最糟的是《说唐》，把李渊、李世民叫来看一看，估计他们都得气得发昏。那么李世民受父亲偏爱，要李渊下决心处置他真是得花费好一番功夫。而李建成，这位大唐帝国首任名正言顺的太子（长子的身份，在世民还没有建立足以压过他的功劳前，已经足够成为太子了），这些年来一直在这个位子上，也没有什么过失，无过更不可轻易废立太子，以前的教训还不够多吗？李渊不想冒险。因此，在两人之中要做出选择很难，只要有一线希望，李渊不想失去任何一个儿子。在处理家事上，当然不能像对反王那样，李渊的办法一直是极力缓和矛盾。这样做了几年，毫无效果，而事态却是愈演愈烈。此时李渊一定也很郁闷，无论干什么，甚至就连去仁智宫避暑都会出事。被诸多烦恼困扰的他一定想起了当初全家团圆和睦的日子……

武德九年，气氛相当紧张，这时大家都争得不可开交，已是团团乱的一锅粥了。事态告诉李渊他不能再以慈父的身份解决事情，而必须拿出君主的作风来，因此直至最后李渊才稍下狠心。即使这样李渊也还曾想让李世民到洛阳去。这个办法明显对唐朝是不利的，很可能会制造分裂，大概是李渊被气昏了头脑，觉得只要能缓解一下，也比再争下去强。这是他最后的好办法了，却行不通。六月太白星白昼划过天空，李渊把傅奕的奏表交给李世民，暗示世民要他自尽。但假如李世民听话自杀了，李渊也会非常的悲痛。事实上那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李世民才没有那么傻，就凭李渊没有公开下诏就知道事情还有救。李渊答应他让他们三兄弟次日集聚，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不出意外，李渊第二天的办法当然不会是改立太子；从建成元吉安心进宫“自问消息”来看，他们在父皇处理这件事上是有把握的，而相反则是李世民第二天不得不发动政变。李渊次日到底想怎么办我们不得而知，但肯定的是，是对世民不利。不利到何种程度，削爵？罢官？免职？贬谪？还是杀？……感觉是要剥夺他所拥有的权力，但不一定会杀他，从李渊召见的人——萧瑀，陈叔达，宇文士及，虽然不一定是秦王党，但都是有偏向世民的倾向。由此能看出来李渊的指导方向是并不想杀世民的。比如当年李渊决意杀刘文静时，就派了刘的死对头裴寂参与审理。而他让这几个偏向秦王的人来参加，当是预备着要他们为世民求情。如果真是彻底的对世民不利，那么有裴寂、封伦这几个中间或偏太子的人就够了（封伦的真实面目，李世民不知道，但李渊一定知道）。六月四日，本该是李世民政治生命的结束日，却因玄武门之变而彻底翻转。

听说建成、元吉被杀的李渊第一感觉会怎样？惊讶，愤怒，痛苦，难过，悲伤……李渊的心情真是复杂极了。他的第一句话是转向裴寂说的：“该怎么办？”揣测一下，这时靠得住的也就是这个自己人了，别的人都已向李世民的铁腕屈服，而且他们素来都不曾得罪过世民，在这个关头上更犯不着得罪未来的执政者。莫非李渊这时曾起心要惩办李世民吗？在突然听说此事时，心里一下子涌上来的气愤极有可能使李渊冲动。李渊不是个软弱废物，要是那么软弱，李世民事先也就不值得苦恼良久了——当时他思考的更多应当是对付李渊的问题。可是这时裴寂没有说话，而别人则争先恐后的劝李渊赶快交权。裴寂当然知道眼前的情势了，为自己的计，最好也和大家一样说。这时他都并没有支持李世民，不过要向相反方向劝李渊惩治他更是没胆量这么干，而且那样也不明智。休说他，就是李渊这下子都难保了。连裴寂都不支持自己，别人更是墙头草一样倒向另一方。李渊情知大势已去，自己真成了孤家寡人，再闹也闹不出个所以然来，加上一开始的冲动已经缓和，对当前形势业已认清，还有丧子悲痛袭上心头，以及对自己未来命运的隐忧……面对着满身血污、已经不在乎再多杀几个人，而且很可能是领了李世民的旨意逼宫不成就斩草除根的尉迟恭，李渊也只能退让了。

下面就是令人“感动”的父子相拥大泣的场面。总觉得李渊此时应该对李世民是又怕又恨又痛惜。我看过一个比较好的版本里李渊当时的反应是惊呆了，口中嗫嚅着李世民的小名，半天才缓过来。回到宫中悲痛交加，想到：“诛兄杀弟，二郎你好狠啊!”……描写虽然简单，但是却很到位，当时的李渊除了这么想，还能想什么呢。觉得这才像李渊当时心情的真实写照，至于他“投杼”的那番言语，隐约有向李世民道歉的意思，这个则是有些无奈，父子之情到此还能剩下多少实难揣测。如果玄武门之变发生之时他知道的话，还可以阻止或缓解，然而此时他明知十个孙儿要被杀却无能为力，只得眼睁睁看他们绑赴刑场。“二子十孙同日并命”，六十多岁的李渊泪流滂沱，同时他清醒的知道，自己本身也必须为此付出点什么了，这一天无疑是他一生中最悲凉的一天。

权力，对，他要交出的就是权力，发生了这样的事不就是为了它吗？于私于公这都不失为明智之举，于私不必说了，于公，让年轻有为的李世民早些主政无疑对大唐是有利的。因此不久之后，皇帝名号名存实亡的李渊彻底退出政治舞台，做了唐朝第一个太上皇。他也许不知道，他身后的唐朝还会有若干个太上皇……

李渊后来在贞观三年又迁居大安宫——就是当年他下令给李世民建造的宏义宫。要是当初知道这里会成为自己的养老之所，李渊当时真应该让人好好建这座宫。不必再为什么而发生冲突的父子渐渐的缓和了关系。在李渊生命最后的九年中，李世民也算尽了孝道，对老父亲还是很照顾的。有人考证说从几件事看出来李世民对李渊时而也会暴露不满，比如他在故汉未央宫说：“昔汉高祖亦从太上皇置酒此宫，妄自矜大，臣所不取也”，就是暗讽李渊和汉太上皇是一样没有眼光。这讽刺是够狠，把父亲说成是刘太公，还要说自己不会像刘邦那样妄自尊大，真是一句冷冰冰的话。然而此事通鉴与新旧唐书记载是不同的。《新唐书》高祖太宗传里都不曾提到；《旧唐书》中有前面“之所以有这些成就都是父亲您所教”这些话，而且很具体；通鉴里则是前面说着好好的，话锋一转，转到了那句话。若说《旧唐书》尚有为唐朝尊者讳的限制，成书于宋的《新唐书》完全可以不管这些，通鉴所据何来也值得研究。粗看了一下《唐国史补》、《大唐新语》几本重要的唐野史，好像也无相关内容。单纯就凭这点就说李世民对李渊说话多刻薄也不太全面，何况据旧唐书前面还有那么多夸老爹的话呢。另外一件事就是李世民贬裴寂时说武德时期朝纲紊乱的一席话，的确是有过分之处，但也是事实啊，不见得有指责李渊的成分在内，很多皇帝不都说过前任皇帝时出什么事的情况吗，这也是很正常的。只不过李世民把责任全推给裴寂而不提自己与兄弟争权引起的影响，对裴寂也不甚公平。当然，李世民对李渊有不满可能是真的。他曾经说过：“武德九年太上皇有改立太子之心而不定也”，这句话里就有不满的情绪。看过一本书，就分析过重点在后四个字上。《贞观政要》里没有后四个字，虽然念起来意思还是一样，语气却有所不同了，就变成了一句叙事的话而没有了感情色彩。原因大概是政要不能记李世民不好的地方，所以编者把后四个字去掉了。这一说比较可信。此外还有一件事，就是夏季避暑九成宫而滞留李渊在长安一事。连续几年都是这样，马周也曾上表提过，李世民都没听。直到李渊病了，李世民才请李渊去。有人说这是李世民在李渊病时有意为难，这个就未免太过了，我倒觉得是李世民见老爹病了心生惭愧，才请李渊去的。然而李渊的回答也是大出意料。他居然提起隋文帝，“隋文帝就是死在那里”，难道是担心李世民会像杨广那样弑父吗？这么多年都过来了，父子间本已和睦起来，又怎么会出这种事呢？可能李渊也是气话。这句话的份量也很重，相信李世民听见父亲这么说当时也要一愣，没想到自己的父亲竟是这种态度，于是十月决定为李渊修大明宫以证明自己的清白。可惜的是，大明宫没修成，李渊就去世了。于是难免又有人怀疑：大明宫究竟是不是给李渊修的呢？别在是打着这个幌子吧……唉，真是纳闷，怎么就有人有这么多的疑心呢？非得证明出来李渊晚年是多么悲惨才甘心吗？总体说来，李渊的晚年度过的还算平安，至于他晚年心境的悲凉，那却是不可避免的……

从李渊的作为看，他绝对是一代政治家，他在政治上表现出来的老练沉稳以及他的一些手腕，都是当时和他争天下的很多人所不及的。他也很有才智，虽然唐初还在战争期，而且地盘也不断的逐渐扩大，要运转好也并非易事，李渊东游西玩的居然把它调理得还不错。还有，唐朝的皇帝好像很多都很有才艺。生在唐代，诗就不必说了，其它的如李世民在书法上、李隆基在音乐上都比较有造诣，李治、李昂等等，也都有艺术细胞。这与高祖不能说一点关系都没有，遗传嘛。高祖、太宗都有能画名，而且李渊会弹琵琶，还当众弹过呢（李世民则是当众跳舞，这也应算在艺术领域之内，李国文先生《唐朝的天空》里写过这点，不过重点不在艺术），弹的不好敢当众“卖弄”吗？可惜的是，李渊本可光芒照人，但更加耀眼的则是他的儿子李世民。有子若此，李渊不知是该高兴，还是叹息……最合适的说法就是：痛并快乐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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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步历史的天空——李世民

李世民，是李渊次子。李渊长子是十年之前所生，相隔十年方又得子，相信他一定为这个孩子的出生而兴奋良久。

古时了不起的人物出生时几乎都有异相，李世民当然也是如此。唐书里写是“二龙戏于门外”——其实就是有两条蛇从他家门前爬过。可是李世民出生时是在隆冬时节，这两条蛇不去睡觉，却来给他家道喜，实在是好兴致。还有一次，李世民征讨刘武周的时候，外出探听情报，不小心在树下睡着了。这对敌人来说，即使守株待兔都找不着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哪里想到又有一条精神极好的蛇，从李世民身边一个卫兵的脸上爬过，警告他们该起床了。自然李世民逃脱了被抓的厄运，不然他真要是这么被抓着的话，实令人为之扼腕。两次都遇到不去冬眠的蛇，看来李世民当真与蛇有缘，简直有点让人怀疑他是不是蛇爷爷……古时蛇是龙的原形,龙是蛇的神性显示。现代贵州一带还存在的一种戏“贵州古傩”（我是没看过）中，李世民的面具上有十三条龙，是龙最多的。小说里还常写到李世民是真龙天子。不过这些只能作为谈资，至少我是不大敢相信的。

十六岁雁门解围，通鉴、新旧唐书上当然都要这么写。但据说当时李世民所投的云定兴的情况是只能自保……

随后李世民随李渊到了太原。从小时候开始他基本上一直是跟着李渊各处奔走，这次全家当中李渊就只带了他一个去赴任，而把李建成、李元吉等人全都留了下来。推测他这样做是因为隋炀帝喜怒无常，尽快的赴任以免夜长梦多，当然就不能把全家都带上。但一个人去的话又太孤单，所以带一个儿子在身边有个依靠。而带谁去则说明了他的偏爱——他的确是偏爱李世民的。在路上，李渊悄悄的对儿子说：“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与而不取，祸将斯及”。这样的言行可不像是教育儿子要忠于朝廷，相反，这句话表达了李渊那若有若无的反意。

李氏家族是孕有野心的家族，乱世出英雄，这样的家族此时当然不会没有动静。看一个漫画中杨广说过一句话：“李渊这家伙生了一窝反贼”。不错，李世民就是那窝反贼中最积极的一个。他到处招兵买马，然后又劝李渊赶紧起兵，结果某一天出现这样一个情景：一个五十多岁的人站在桌边，手中握笔，满脸“怒气”；一个十八岁左右的少年立于一旁，稚气尚未脱尽，脸上兴许还有些许委屈……“你这样说大逆不道，我把你拿去交给朝廷。”“你要拿就拿吧，我不会辞死的。”自然很难想象李渊真会这么做，也许李世民还真有些有恃无恐。

后来李渊因打突厥不利，隋炀帝千里之外派使者来将他下狱。李渊大概后悔极了，要李世民赶快回河东找李建成起兵，李世民则流着泪说：“芒砀山泽，是处容人。请同汉祖，以观时变。”也就是劝李渊去做“贼”，真是有点可爱的天真，究竟刘邦当年的做法还能不能行得通，似乎欠考虑。其实我觉得太原起兵时的李世民还是有很浓的孩子气的，很有点像由德语转到英语的一个词：Naive。一场虚惊过后，得到释放的李渊则加紧了行动。最终在晋阳宫兵变中成功的干掉了王威、高君雅，然后正式宣布起义。

那么晋阳起兵谁是主谋呢？起兵之事，李渊一定想到了，李世民也想到了。问题是究竟是李渊教导李世民，还是李世民劝李渊。如果说是前者，则李渊并未有非常明确的指示要他去做什么。如果说是后者，则李渊并非完全没有想法。可以说他平时的一些言行无疑是播种了野心的种子，那么他自己又怎会没有野心？有人说李世民是猜测着李渊的心思而后行动。其实李世民对于父亲想造反根本不必猜测，因为李渊经常把这个意思单独说给他听。李渊曾和宇文士及明确谈过起兵，这种事都能和外人说，自己儿子又怎会毫不知情。只是李渊说的大都是理论，而要理论联系实际，也就是落实到行动中，就要靠李世民出面了，因为李渊有种种不便不宜直接由他去做。父子二人配合的非常好，一个纵观大局宏观调控，一个紧抓细节积极运作，终于成功的起义。然而这时有一件事，引起了后来的文人苏轼的注意：他看到李世民当时一味劝父亲起兵，却从未说过他的兄弟们该怎么办，觉得奇怪，猜测是他根本没想过他们，或许是故意的，想借刀杀人，免去日后之争。东坡先生的这个想法多半还是有点由结果推原因了，实际上当时只怕多半是顾不上这个的，而且也并没有完全不管啊，信还是发了的，不然李建成他们怎么逃出来的呢？

从太原到长安，一路上比较顺利，就是中途打宋老生时有点麻烦，当时连日阴雨而且粮草也快用完了，害得李渊差点想回去。《起居注》和《新旧唐书》上关于这里记载有些差异，《新唐书》上是李世民哭谏了一番之后，李渊让他去追回已撤退的左军，结果“失道入山谷，弃其马，步而及其兵”，着实辛苦；《起居注》则是李渊说了一番什么“宋老生乳臭未干（由此可见宋老生也比较年轻，只是李渊自己的孩子就不是乳臭未干了吗？），屈突通胆子太小”之类的话后便出兵了。有人曾以新旧唐书上写的栩栩如生而推出造假的可能性不大，的确是这样，毕竟编一个故事要比描述一件事难的多了。而且，写《起居注》的时候，温大雅更多的应该是凭自己看到的事情来写，如果是李渊父子之间的话，如果他们不说，他也是不知道的。可李渊他们也没有那么多功夫跟温大雅说当初我们都做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比如李渊那次说要把李世民拿送朝廷的话，温大雅就没记。李世民大概也不会去和温大雅说这些事情，所以在《起居注》中就只能看到也许是已经追回左军之后李渊对外的表现了。



后来兵分两路，按理应该让稍长的儿子自带一军，但李渊似乎更相信李世民的能力，倒是李建成要由自己来带。可以想见，李世民一直在李渊身边，平日里耳提面命，其能力如何自然清楚，而李建成则是平日在家里守家，这又能守出什么本事来？李世民那边一路上招降纳叛，就是这时遇到了他姐姐平阳公主的人马。现代的人总是能从平常的记载里看出什么东西（尽管我也有点这样），我就看到一篇文章里说李世民是用阴谋吞并了她姐姐的部队……这个不符合逻辑，因为平阳公主和李世民当时都带的是他们父亲的人马，而且平阳公主也不存在什么野心要自成一派掌握兵权，所以此时合在一起并没有什么疑问。

李渊建国后，史书记了这么一笔，说有人劝李渊立世民为太子，李渊也这样问过李世民，结果遭到李世民的拒绝。好像很多人都对此质疑，说如果有人这样建议，为何不大书特书云云。以我的猜测，首倡此议的人，会不会就是刘文静呢？他是首当其冲被李渊干掉的。也许当时情况是，他首先这样提议，然后有些人随声附和。但随声附和到底只是附和而已，而且又是大家一块说的，有“法不罚众”之说，因此李渊也不会真把附和的人都记清楚或确认为是李世民的人。很多人都是从太原过来的，对李世民更拥戴一些很正常，何况李渊当时应该是有心立世民，所以对此也不会过多在意。而日后想起此事时别的大概都记不清了，但是对那个带头的人却印象格外的深刻，所以刘文静后来的被杀也就不难理解了，他就是杀一儆百的那个被李渊记的最牢的“一”。当时的新生王朝尚未有太子，没有太子时立一个比有太子时废一个再另立简单的多。看牛致功的《唐高祖传》里（牛先生可是很拥护李渊的，而且也有些倾向于李建成），在此书中他认为李渊此时要立的是李世民，理由是：从时间上讲，封世民为尚书令在前，封建成为太子在后——问过世民之后，他不同意，所以封他做尚书令以为补偿，过了几天才立建成为太子。无疑这是说的通的。

那么唐朝立国，李世民被封为秦王。一般一个朝廷初立封王时多用这些古代大国的国号，到了后期则因为这些都用完了，所以只能用其他的字，于是什么王都有，典型的像太平天国，什么补王对王畏王就王顶王听王梯王，按一位朋友的话说，就是认识的汉字几乎全都用上了。相对而言，李世民的封号“秦王”是很威风的，不禁令人想到那个扫六合吞八荒的秦，那个雄视六国独霸天下的秦，再加上后来李世民的玄甲军也用的是黑色，和秦朝崇尚的黑是一样的，的确有一番“秦”王的味道。暗暗想到李渊的用意会不会正是如此呢？看他给元吉的封号齐，是战国时仅次于秦的大国。不过“齐王”在唐朝比较倒霉，凡是齐王基本上都不得善终，李元吉是一个，李祐是一个，后面还有一个李倓是死后加封的齐王，也算是一个吧。但是“歧王”就好了很多，虽然同音，但字不一样，差别居然就这么大。

武德年间基本上一直忙于统一事业的李世民，是李渊的一张王牌，是绝对的嫡系部队。不过这里不想多说他的胜利（前面乱世群雄那里说过一些），说一下他唯的一次败绩，就是征薛举的第二战。这是唐朝的开国第一战，也是开国第一大败仗。败的原因最大一条是李世民病了。他当时得病应该是真的，如果不病，应该不会轻易改变策略。只是他这一病，刘殷二人掌管大小事务，改变了既定方针，最后也就大败了一次。但很难想象他们真的会先斩后奏，事前一点儿都不告诉李世民。而李世民也大概觉得战胜是板上钉钉的事，也就没再坚持：“打就打，你薛举已经是我手下败将了，怕你不成？”……这场开国大败仗，李渊丝毫没有追究李世民的责任——这是他一贯作风，对自己的儿子总如春天般的温暖。李元吉丢太原也是一例。丢了太原和败给薛举对唐朝当时来说都不是轻松的事，所以李元吉的责任也不一定比李世民重到哪去。相比较而言，李渊对李元吉起码还做做处罚的样子，而对李世民连样子都懒的做了，干脆省去，直接把责任推给了刘殷二人。他二人的罪名是什么呢？看看差点成李元吉替罪羊的宇文歆，李渊给他的罪名比不听号令大败而归如何？要不是李纲，宇文大人就这样被李渊冤枉的杀掉了。刘殷二人居然还能活下来？当是李渊自知理亏，没法杀他们，抑或是李世民求情，毕竟他是主帅。由此也可想见真正的“罪魁”到底是谁了。

不过以他那样的年纪成为唐军主帅，有些“老人”难免小看他。比如洛阳的王世充，就是称李世民为“童子”。《说唐》里李世民有个别号“唐童”，大概就是源于此。然而那些比李世民大很多的人后来全都败在了他的手中，千百年来，以二十多岁的年纪而平定天下，李世民不是唯一的人，但能够坐稳天下，他却是独一无二的。

只不过那天下本来不该由他来坐，这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玄武门之变”了。

武德年间的秦王，很像开皇时期的晋王杨广——不必奇怪，李世民和杨广很相像这一点现在基本上是公认的事情。不过不同的是，李世民没有一个宠爱他的母后做后盾。窦夫人其实是北周公主的女儿，不知怎么成了《说唐》等小说中窦建德的姐姐，真是令人匪夷所思，两家的家世简直就是天上跟地下。

兄弟相争的起因，可以说是错综复杂。首先，李世民自己是有野心的——即使没有野心，后来都不见得能保平安，何况他本身就胸怀大志呢？房玄龄曾无意中对他说了一句话：“如果守藩端拱则怎么怎么样，必欲经营四海，则怎么怎么样。”这句话便露了玄机——李世民是不甘于做一介藩王的。很多人认为这是关于他的野心的最早记录。若说是白纸黑字的记录，可能是最早；但是李世民的野心一定比这还早。或许少年时就有了。这倒不是说他是什么天生野心家，但是他那个含义为“济世安民”的名字，他小的时候，不会没问过什么意思吧——我们好像都愿意知道父母给我们起的名字是什么意思，以此类推而已。起兵太原，应该不单纯是为了避祸，其中也有雄心在作怪呢。

其次，要想夺嫡，就要有父母的宠爱。母亲一方是没问题，但是问题是母亲死的早，就是支持也没用。而李渊，前面曾说过，他是偏爱李世民的。早年的一些事已经可以体现，而武德五年攻下洛阳之后，李世民风风光光的献俘太庙，比李建成回京时的简单记载是强了不少。当时李渊自豪之情溢于言表，他写了一份诏书，着实夸了李世民一番，大意就是夸李世民“为自己解忧，是个好孩子”等等，当然原话可不是这么没水平，但意译出来就是这个意思。此外据说《全唐诗》中还有一首诗（不过我怎么就没查着呢），“和风拂世民，上下同欢宴”，其中“世民”是一语双关的用法。然后李渊又封李世民为天策上将、领十二卫等，通过这些可以看出来他此时应该是有废立太子这种想法的，这些做法其实都是在扶植李世民。刘蓬春教授的一篇文章中认为封天策上将和领十二卫是改立太子的前兆，但有不同观点说这是他官职不能再进一步的象征。我更倾向于前者，至少后者的理由不能让我很信服。另外李渊也不是不能打破传统，不会一直为了坚守而坚守“立嫡以长”的规矩，比如他破格令平阳公主下葬时前后有鼓吹就是一例。禁军，一直都是敏感部位。禁军的统领权不是一般皇子能得到的。就算是太子好像也没几个。汉代的刘据动用汉武帝的军队也不是通过正当手段。当然，唐朝后来能掌管禁军的只有太子的确也是受了唐初斗争的影响，可唐之前已经就是如此了。所以无论怎么看，李渊把禁军交给李世民都是一件不平常的事。此外有一次李渊带着李世民到后花园去玩，还捉了条白鱼——这件事记在《薛收传》里，原因是捉条白鱼后让薛收写了篇什么文章。这篇文章我们现在是找不着了，但这件事却说明了李渊常带着李世民到处游玩。可是这样的话，那刘文静的被杀又做何解释呢？真的像某些人所说是为了打击李世民吗？我觉得刘文静此人性情褊狭，他气不过李渊重用裴寂冷落他，很可能转而一心辅佐秦王为帝，而且以他那样的性格若是表现在实际言行中也不足为奇。此时李世民在李渊眼中无疑还是个好孩子，而孙伏枷的上书中说要给太子诸王慎重择友之类的话，很可能提醒了李渊，要想让孩子不变坏，像刘文静这样从中生事的人绝不能留。再加上李世民和刘文静却又是十分亲密，那李渊便不能让刘文静的馊主意腐蚀自己的爱子，所以他杀刘文静更多的像是一次为儿子慎重的择友行动。说实话我对刘文静倒没什么好感。李氏一家起兵之初他就建议他们称臣于突厥。这可以说是“行大事不拘小节”，也可以说是“不择手段”，李世民就是被他教唆的。安国寺中的事件实际上可称作一次要挟行动，主谋应该就是刘文静。李渊对他印象不佳实在也怪不得李渊。由此可见，刘文静也绝不是什么道德高尚之人，当他有怨气之后，很可能真的会教李世民一些“不好”的东西。比如，教他不能甘心居于人下，或许还说过李建成什么，很可能就是说他废物怎当得起太子，挑起了李世民取而代之之心。从李纲劝李建成的话中我们可知当时两兄弟已有了实质上的冲突，没准也是受刘文静影响。兄弟不和，这是刘文静存在的重要结果。李渊当然知道这些，他绝不能再容忍这种行为，这就决定了刘文静的命运是必死无疑。求情时李世民自然还不清楚父亲的想法，所以难免心中有些不满。总之，正是有了李渊的偏爱，才会使兄弟之争成为现实，否则单是李世民自己有野心，而李渊从未同意的话，李建成还怕什么呢？

但是这事却是不能急的，偏偏李世民耐不住性子，在李渊还未完全决定时做了几件傻事。我也倾向于杨文干事件是李世民“从中作梗”，至少，没起到好作用。李建成当然也并不纯洁，否则事后为什么对东宫的惩罚更重呢？李渊最终得知真像，而且气极了，对双方都作了处理。痛心之下，他看到李世民并不是他想的那样，已经不再是过去的那个好孩子了。杨文干事件是很重要的事件，它差不多就此改变了李渊的看法、想法、做法。从此之后，我们很少看到李渊对李世民还有什么奖赏，说明他逐渐倾向于李建成。至武德八、九年，李渊大概不再想要改变什么，所以加封李世民中书令差不多就是最后的封赏，或许是为了抚慰他，补偿他。李渊种种补偿的措施，难道没有根源吗？不然何必如此呢？刘蓬春认为这说明了他此前的确答应过李世民易储。个人觉得这种说法还是能令人信服的。

加封中书令本是安慰李世民，没想到他竟利用此职之便，弄出了张亮一事。李渊心里一定想过：“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但李世民自走上夺嫡这条不归之路，又怎能回头？还怎能再乖乖听话呢？
事变前的天象预言，我原先也看过很多人论证这是李渊逼李世民自杀。起初不大认可——他为什么没下诏书让李世民自杀呢？不过想想也对。杨广当初曾把心中疑惧说给李敏（就是那个小名“洪儿”的人，小说中总写他是个孩子，实际上他是个成人了，官拜将作监），其意就是如此；李渊的做法与杨广如出一辙，所以其意不言自明。这种办法适用于无罪的大臣，而李世民则是有功的皇子，更应该照顾一下面子。所以那诏书不到不得已之时是不能下的。反观李世民的回话，什么“臣今枉死，永别君亲，魂归地下，实耻见诸贼”云云，悲愤之极，怎么看怎么不像是正常情况下说的。电视里差不多某人将死之前，总要说些“我死了怎么怎么样”的话，和这几句很是类似。但李世民决不会自杀的，他回话实际上就是想要挽回，不过心中却受了不少的惊吓，何曾经过这种阵势？李渊好在也并未决定，否则挽回就难了。这样李世民争取到了喘息之机，第二天就果断发动政变——他的确不能再等了，再等只有死路一条。其实长孙无忌他们此前怎么劝都是白费，只有等到了这时李世民才真正下定决心，在玄武门前一搏。

六月初四，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于是射向李建成的那支箭射出去了，李元吉则死于敬德之手。李渊此时在干什么？正在船上逍遥？真是匪夷所思。难道前一天定下的审问是要在船上进行？如果是李渊见他们没到，也不该马虎过去，应该派人催一下才是。因此，他可能此时已没有自由了，被监禁了。玄武门之变，可能就是先看住李渊，再去截杀那两人。但前者是不能写出来的。

就这样，在玄武门之变过后不久，李世民晋升为太子，又在两个月后，从李渊手中接过皇帝的玉玺，执掌天下。

但这个皇帝却真不好当。李世民也算一个够倒霉的皇帝了，刚登基突厥就攻到了长安边上，乘人之危，简直是成心给他好看。不知当时李世民心中有多气，那个更倒霉的突厥使者，于是成了他的撒气筒——扣押使者，除了李世民军事上政治上的独到考虑外，大概也有泄愤的成分吧。有人说长安城当时空虚。其实不然，里面还有大量珠宝之类的东西。记得前两年看《大汉天子》时刘彻的长安就被围过，情势也是十分紧急，刘彻说城在人在。尽管这是编的，但还是挺欣赏这句话——欣赏有骨气的皇帝，比如说崇祯，不管他曾否想过逃到南方去，毕竟他真的是以身殉国了，怎么也比做了俘虏的北宋二帝强，虽然他本身当皇帝实在不成功。

不知面对突厥来犯的李世民会不会也有这个决心誓保长安。反正李渊是肯定不会的，李渊在建成元吉的鼓动下差点迁都，当时反对的就是如今面对更糟情况的李世民。无疑，能否处理好这件事具有其重要意义。李世民刚通过非法手段得到皇位，李渊一党（这党人数实在太少）、太子党、齐王党的人还不会真的心服口服，就算承认李世民成为大唐的新主人，但是从道义上不见得真的支持他。还有就是，李世民能否成为一个可靠的天下的主人，需要一件事来证明他是能够带给他的臣民们安全的。道义上李世民无疑先输一着，如果再不能得到大家的信任，以后的事情就很难办了。

可是，李世民毕竟是李世民。别的不说，单说他敢于亲自上渭桥就很了不起——而且他身边此前一直就只带了六个人，还大多是文士（虽说唐初文人也大都会武，可是两者兼长者总是很少。房玄龄大家不反对吧，还有萧瑀，据说射箭很不怎么样）。之后又独自留理与颉利对话。其实他做秦王时就常单枪匹马的面对敌军主帅，这倒是一贯作风。反观隋炀帝被困的时候，就只有抱着孩子傻哭。同样是面对突厥的兵强马壮，可是如今早已江山易主，情景也大为不同。有人说执失思力其实是来告秘，所以李世民才敢这么做。又说武德七年那次也是因为提前有什么协定……其实这很玄虚，都是猜测，而且根据很站不住脚，简单的就一句话即可推翻，突厥不会为了一个秦王不一定能实现的诺言而出这么大的力。另外对王窦作战时，李世民也是这样做的，以对窦建德那次最为精彩——他只四个人就到人家大门口晃来晃去，唯恐他们不知道，还要特地告诉他们他就是秦王。难道他与窦建德也有君子协定？幸亏他干脆利落的抓住了窦建德，不然按那些怀疑他私通突厥的人的逻辑，这岂不更说不清？真正成了《大唐双龙传》里写的“私通外敌”了。另外，执失思力为什么来告秘，背叛自己的国家对生活在突厥的他有什么好处？而且那样的话，李世民应该很重用他才对，可是在重用的番将的名单里，没有这个人。

好容易打发走了突厥，平平安安的改元贞观。不知老天是不是有意要为难他，连着三年都不给他好脸色看。又是洪又是旱，还有蝗虫跟着捣乱。加上突厥的那次进攻，天灾人祸，样样齐全。换了一般人自信心恐怕都要受挫：难道天命当真不在我？

也许李世民不曾这般怀疑过，但是他很在意上天的警告。贞观八年那次彗星扫过南天空，他就做了半天自我检讨，连平时总给他提意见的魏征都安慰他没什么做的不好的。李世民满怀自信的带领着大唐子民走了三年困难时期。当然这是要身体力行的，比如为了坚定大家对抗蝗灾的信心，他有一次抓住了几只蝗虫，说：“若使年谷丰稔，天下又安，移灾朕身，以存万国，是所愿也，甘心无吝”，然后就把蝗虫吃了下去。这件事，几乎成了他很会做秀的典型案例；我却觉得这样做真心多于演戏。刘威演戏好不好？可是看他演唐玄宗吃蝗虫时（唐玄宗应该没吃过，史书中没这样写。大概是借用太宗的光辉事迹）表情很是勉强，而且还透着几分无奈。连演员都没法演好。想想也是，刚还活蹦乱跳的蝗虫，突然间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而且好像很是凶险，岂能不拼命挣扎？我有时在想，李世民究竟是怎么把它们咽下去的……要我来的话必吐无疑。而且，蝗虫在古时被人们视为神物，要不怎么都不敢捉它呢，就眼睁睁看着它们吃掉自己辛辛苦苦种出来的庄稼，更遑论吃？！得罪不起呀。太宗身边人也劝他不要吃，说会生病。实际上可能是不敢都说出来，所以才用了生病这个大概念。看李世民说的话也满吓人：宁食吾之肺肠。这要在今天大概觉得挺可笑，谁都知道蝗虫非食肉动物。可是这却不该笑，因为那是在唐代，人们并不知道这些，人们眼中的蝗虫就是这般厉害。李世民也算是冒着生命危险了。既然如此，当然是大家被感动然后就渡过了灾情。

李世民不但很好的处理了这些事，更主要的是他在半年之内稳定了局势，巩固了政权——历史上不乏像他这么做的人，可是最后都输在稳定局势上。这当然与李世民的威望名声有关了。下层百姓对于宫廷斗争肯定了解不多，他们听的更多看的更多是战场上秦王的节节胜利。乱世时人们更关注的当然是战场上的英雄。因此李世民的确是百姓们心中值得依赖的领路人。可见，安抚百姓倒不一定多难，再加上除山东外大部分地方相当于秦王的封地（看李世民的职位：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益州道行台尚书令，还有雍州牧，凉州总管……基本上都是他的地盘。还当真有点“秦”王的意思），只要在山东下点功夫，其他的也不必费很多事。

费事的是如何安抚知道内情的旧太子党。从李艺、李瑗的身上可以看到当时他们并不十分放心——这倒不奇怪，要是不怕的话，那倒值得研究。比如李艺无故殴打过秦王手下，为这李渊曾把他下狱——就算李世民当时已经不听话了可到底是李渊的儿子，怎能任人欺负，不然，李渊的脸也没处放。李艺这么做实在是不长眼眉。但出狱后的李艺对李世民似乎更加仇视，猜想营救他出狱的应该就是李建成他们。然后李艺就被李渊调到外面去了，理由好找，对付突厥。这里有一点想插一句，李渊应该明白李艺的立场，他要是偏心建成的话就不该把这样一个忠心耿耿对太子的人调走；情势严重时李渊也曾想杀掉尉迟敬德，可是李世民一求情就把他放了。我觉得多少也和此前李渊把尉迟恭定为谋反有关，试想，如果敬德罪名成立，那么作为敬德的顶头上司，李世民难脱干系。李建成等人定会就此进一步陷害他，这可能也在当初他们的计划之内。不知是父子情打动了李渊，还是李世民分析了一番，李渊终于没有杀，而且还无罪释放。可见李渊在整个事情当中的态度绝不是一边倒的倾向于李建成的，要是那样，他何不采取更绝的手段让李世民根本就没有喘息的机会，何苦打草惊蛇后还放虎归山？被外放的李艺仍然暗中支持着李建成，正因为如此，李艺是很害怕的。比较来说，李瑗的惧怕就有点多余。李瑗倾向于李建成是真的，不然也就不必怕了；可是他没有做什么大“坏”事，和李世民也没有大的过结，而且还是正宗李家人，和李艺性质不一样。他的惧怕更多是因为担心李世民会报复（事实未必如此），再加上旁边有一个心怀不轨的人出馊主意，这下李瑗可惨了。本来不一定会死，还是可以做做悠闲王爷或者县公的，但一造反却是死定了。

好像大家都认为魏征是报着必死的决心？我不这么看。以他的刚烈，要当真是这样的话，就该大骂李世民一番，至少话语中不该用“先太子”一词。如果以一个李建成“死”党（就是能为他死的党派成员）的观点来看，李世民根本就是非法太子；太子只能有一个，就是李建成。而魏征用了“先太子”，说明他承认了李世民的现任太子地位，这已经是背叛李建成了。他那句“如果先太子听了我的话，就不会有今天这个下场”后面写魏征时还会分析，这里不多说了，其实是已经有些服软了。李世民也不再难为他，大笑着赞了他一番，算是给足了面子。不过，以后魏征对李世民的有些进谏，简直就像是在“报复”他……李世民平时很听这个倔老头的话，但有时顶的急了也会有点恨，恨起来的时候不知他后悔当初放了魏征没有。像魏征那个样子，真的很少有皇帝能容忍他，忍了十七年的李世民也真的很不易。但李世民毕竟很大度也很大气，在魏征的刚正之外看到了他的“妩媚”之处。有一次他像是自言自语的问道：“这个羊鼻公究竟喜欢什么？”有人说魏征爱吃醋芹，于是他专门让人做了这道菜看着魏征吃。看着看着，李世民笑着说：“卿谓无所好，今朕见之矣。”感觉太宗此时就像是个抓住老师把柄的小学生一样坏坏的对老师这么说。不想魏征正了正色，又将太宗教训了一番：“如果君主没有什么作为，只想探索这些无聊小事，那我们作为臣子的，也只好就喜欢‘吃醋芹’这种平凡的事了。”太宗对这位“羊鼻公”还有些怕，尤其是知道自己不对的时候。不过魏征也挺坏，有一次老远看到太宗手里拿着一只鸟在玩，也知道他看到自己来了把它藏了起来，所以故意说个没完，最后竟把那只鸟闷死了。这要到现在只怕会落个虐待动物的罪名。但李世民对魏征的话并不是完全无选择的听从，当他认定自己正确的时候，他会坚持到底。比如迁移突厥以及设立安西都护府两件事，很明显作为政治家李世民的见解更加符合实际。

提起纳谏，忽然想到李世民自己其实是很有口才的。一次杜淹推荐刑部员外郎邸怀道，李世民问他那人的才能如何——对曰：“炀帝将幸江都，召百官问行留之计，怀道为吏部主事，独言不可。臣亲见之。”上曰：“卿称怀道为是，何为自不正谏？”对曰：“臣尔日不居重任，又知谏不从，徒死无益。”上曰：“卿知炀帝不可谏，何为立其朝？既立其朝，何得不谏？卿仕隋，容可云位卑；后仕王世充，尊显矣，何得亦不谏？”对曰：“臣于世充非不谏，但不从耳。”上曰：“世充若贤而纳谏，不应亡国；若暴而拒谏，卿何得免祸？”淹不能对。上曰：“今日可谓尊任矣，可以谏未？”对曰：“愿尽死。”上笑。这段文言不是很难，应该可以看懂，如果看不懂的话，只要看到来来回回说了好几个回合，然后就是杜淹对答不上来就够了。但是为了能让臣下进谏，李世民也只好改一改爱和人争论的习惯，而且还得展开“微笑攻势”来听别人提意见。这对于本性是有点刚愎自用的李世民来说无疑有点痛苦；然而本性更是忍酷的李世民硬是忍住了自己的脾气。为了能够将国家治理好，为了证明给当初不信任他的人，甚至就是给他的父亲，还有那些认定他是杨广第二的人，他将这一切都忍住了。这既是动力也是压力。自此，他辛勤的处理政务，一丝不苟。李世民似乎精神十分旺盛，无论哪个领域，几乎都有涉足。他极擅长骑马射箭；从“今二曲具存，朕为公奏之”来看，似乎他也会乐器，从他对于琵琶的特殊喜爱来看，多半就是会弹琵琶(李渊就会弹琵琶，说不定是家传)，而且看他自信的样子，技艺应该不错；贞观四年灭突厥后那次宴会，太宗则是当众起舞，不禁令人遐想他的舞姿……在文学上，他明智的拒绝了别人想给他出文集的提议，但他的作品并未因此而遗失。太宗喜好书法也是人所共知的事，他是第一个以行书刻碑的人，他还善长写“飞白”，还有那个盗兰亭序的传说至今还在流传。另外，据说高祖太宗都会画画……
经过几年文治，贞观朝达到了一个盛世。经济上强盛，唐的开元通宝在这二十年内无疑是世界上最稳定值钱的货币；政治上清明，唐太宗的纳谏例子不用多举了吧；文化上发达，对外来文明更是兼容并蓄，来到长安的景教教徒大概是不会想到迎接他们的是大唐皇帝派来的当朝丞相房玄龄；在法律上，唐律也堪称后世典范。就拿一件事来说吧，就是唐律不允许诬告，如果证明所告是诬陷的话，那么诬告人是有罪的。这就很了不起，有些朝代是鼓励打小报告的，而明朝更是有专门的特务机构。除此之外，贞观时法制上的确做的很好，柏杨先生在写到这里的时候就说：“贞观之治”在历史上留下光辉，其中最重要的是，它没有冤狱，或很少冤狱！仅就人性尊严的观点，中国虽有其它太平盛世，也只有贞观之治，才算是黄金时代，我们为生长在这个时代的中国人庆幸。

除了文治，太宗还有赫赫武功。贞观三、四年李世民灭了东突厥，当时很是大快人心，同时对周边国家也产生了不小的震慑作用，因为“天可汗”就是在那之后不久各族拥戴他做的。东突厥在当时曾强极一时，能打败他们当然更强了，所以唐一下子就确立了其强国地位。李世民更可贵的是，无论对待战败国的百姓还是来投奔大唐的人民，他都以其宽广的胸怀接纳了他们。以德服人，不单纯靠武力，在军事的基础上加进了政治的砝码，这是作为政治家、军事家的李世民杰出的地方，因为这两者他是真正的兼有而且兼强。

然而作为政治家，他也不乏“阴谋”。对薛延陀的那次悔婚无疑是政治至上的例子。这也对，难道明知道那样做有利却为了一个死板的“信”字而放弃吗？宋襄公就是这样子，宁愿吃亏也要遵从道义，因此在道义上绝对他是对的。可如果李世民也这样做了，谁知那些说他无信之人会不会反过来笑他是宋襄公式的“仁义”。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许婚，不仅是由于皇帝嫁女，更因为它政治意味十足，根本就要以政治眼光来看。高丽之征，几乎成了李世民又一个“污点”，之所以会这样多半是因为没有把它灭掉，而并非是人们不同意战争本身，不然为什么后来唐高宗灭高丽就没人说不好呢？看史书记载当时唐朝其实是节节胜利的，最后就败在那一座城下，而且主要原因还是天气恶劣，功亏一篑，可惜可叹！不知怎么就成了一个贬低李世民的口实？的确是没没全拿下来，可是给高丽重创了一番，我们的损失还是少的呢。但李世民对此也大有不满，大概是对自己要求太严格了。过去几乎全胜的记录让他受不了这个结果。如果这要放到宋太宗身上的话（宋太宗征辽的“惨案”大家还清楚吧，不但完全处于劣势，而且从此开始了宋朝进贡的“生涯”，这么说也许喜欢宋朝的人会不高兴，可是事实胜于雄辩），宋朝的大臣们还不知道怎么称赞赵光义呢；但是放到唐太宗身上，的确是有点“失败”，使他的“战神记录”画了一个不完美的句号。

还有一点，好像李世民秦王的名声更胜于大唐皇帝啊，且不说流传天竺的“秦王破阵乐”，使得玄奘还得解释一番怎么大唐的皇帝就是秦王的来历，再看看这次征高丽中一个高丽老人的话：“秦王内芟群雄，外服戎狄，独立为帝，此命世之材，今举海内之众而来，不可敌也。”《西游记》中乌鸡国太子也说：“……你想那李世民自称王位，一统江山，心尚未足，又兴过海征伐……”虽说后者是编的，但是并不过分，大唐子民实在应为此骄傲。虽然征高丽是有点受挫可是西域却是经营有方，唐朝的势力到达了中亚地区的葱岭。此外，黑黑的昆仑奴，在唐朝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情——有一次看中央十台的节目里说那其实都是抢来的奴隶。

那时唐朝真的是威名在外、威风凛凛，连一个使者都一呼百应。王玄策在天竺的那番作为十分了不起。虽然现在有人指责中国当时是“侵略”，不过我倒觉得有些自豪。事实上唐朝真的没有侵略他们的心思，不然他们又怎能抗拒的了呢？一来王玄策的使命只是通好，打仗也是临时的决定，难道任人欺负不成？二来当时也在贞观末年了，李世民实在没有精力去弄这些。假如再给他十年，不用说西突厥、高丽什么的，天竺应该也在他的计划内吧。这次事件他应该看清了天竺的实力，而且他让玄奘写《大唐西域记》焉知没有这个目的？

然而天不假年，李世民五十就去世了(公元599年至公元649年)，而当时他的好多战友好多旧臣还没死呢，有的差不多是看着他成长的，可是如今他却先走了一步。

可是如果再给他十年，贞观之治会变成什么样子？看高宗时西突厥和高丽没有花多长时间，那么在贞观朝花的时间只有小于等于这个，也就是说，其余的好几年他还可以继续征伐，目标是谁就不一定了，反正离得近的国家都有危险。这样的话，他也许也要走上穷兵黩武的道路。开疆拓土，的确是一时之痛，但是却是后人享福之事。太宗自己也这么说，“朕故自取之，不遗后世忧也。”好一个不遗后世忧!只有越强，才有更强。

当然太宗也不是完人，他也有着缺点。比如后期在纳谏上的确不如原来，而且修建的宫殿也相对多了起来，还有就是杀刘洎、张亮这些事情。本来他对功臣是极好的，但是经过侯君集的造反一事后，太宗也开了杀戒。有一件事，就是他看了《起居注》(是当时史官所写的今上起居注，古时的规矩是不允许皇帝看的)，这的确不好，但一来太宗并不是第一个看的，也不是最后一个，用这个来批评他是苛责了。

作为大唐的风云人物，李世民少不了为后人评论，赞者有之，贬者亦有之。两派都各有趋于极端的理论。基于这两种理论的小说和电视剧都很有意思。把各个版本的李世民综合起来，实在是有些人格分裂。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但生活总是最真的。真正的李世民却恰恰就是这两种写法写出来的形象之和：秦王时期的他（尤其是玄武门之变中的李世民）心狠手辣，更像是传统概念中不择手段阴谋夺位的野心家；开创了贞观之治的太宗皇帝却给人以仁慈博爱的感觉。有时我甚至觉得很难把626年前后的他统一成一个人。想起周作人心中的“两个鬼”，实质上就是他的矛盾的两面。其实谁都有这两个灵魂深处的自我，只不过差别不一定这么大。还有，太宗文皇帝给我们的感觉似乎更文质彬彬一些，但秦王时期的他无疑更偏于武。毛泽东曾评价过他是最会打仗的皇帝。然而很多小说里都把他写成很文弱的样子，实在是有些厚诬古人了。

唐太宗是历史上一位很杰出的人，如果真要细写的话，即使写一本书都写不完。所以只好收笔了。最后说一句，正是有了太宗的贞观之治，才使得大唐奠定了其强盛的根基。而能够像李世民这样，前面自己领兵平定天下，后面又治理天下弄出一个盛世来，确实可谓独步古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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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兄难弟——李建成和李元吉

前面写了李氏父子中最光辉的两人，下面这两位，就是倍受争议的李建成和李元吉了。

在正式说他二人之前，先简单介绍一下。李建成是李渊的长子，但不一定第一个孩子。李家男孩和女孩的排行是分开的，这个比较麻烦，经常分不清到底是哥哥还是弟弟。《新唐书》的公主传中，公主们是按照排行来记载的，截止至李渊的五公主长广公主，都可以肯定是在晋阳起兵之前就嫁出去的，猜测是李世民的姐姐可能性比较大些。但古代女子出嫁的都比较早，很难说就一定是姐姐。而李建成则比李世民大十岁，可以肯定比三公主也就是平阳公主大，但和前面两个庶出的公主比谁大就不好说了。十年之中，李建成作为“独生子”过的应该是很逍遥的，但元吉可能就没这么幸福了。李元吉是李渊第四个儿子，他出生后因为长相实在太难看，他的母亲窦夫人甚至都不愿意喂养他，这听起来有些可笑，能让自己的母亲这么不喜欢，长相一定是凶神恶煞一般了。好在有一位名叫陈善意的侍婢私下里喂养元吉，可以算是元吉的大恩人了，可惜善意却无善报，后来陈善意竟是被元吉命人拉死的，她一定后悔当初喂养了这么一个白眼狼。

当初和人闲聊各版李世民时，有人说把各版李世民合到一起，他的人格严重分裂。当时笑了半天，如今写这两个人的时候，忽然发现，这两兄弟人格更是严重分裂……

李建成，这位悲惨的大哥，相信自从他在玄武门受了一箭之后，就少有人说他的好话了。不过这也没什么关系，反正他本人已经不知道了。想来，他当时惊魂未定，可能尚未完全明白事情是怎么回事，就有一支箭当胸穿过。此前李元吉连射李世民三箭都未中，而李世民一箭成功，射术高低倒是次要，心态最主要。李世民是有备而来，李元吉慌乱之下大概是想做做反击的样子。还有，李建成这么容易就被射死了，是不是也与他没做准备有关呢？他大概觉得李世民是回射元吉的，可是没料到箭却是向他射来——他实在低估了他的二弟。当然，这是揣测，当时他怎么想的，只有天知道。

李建成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真是不好说，说法千变万化，而元吉的盖棺论定好像还稍“好”点。当然不是说他为人怎么稍好，而是起码有个比较固定的说法了，不像建成那样说什么的都有。所有版本的史书对元吉的描述大多是荒淫残暴，总之是有些残酷，甚至是草菅人命。草菅人命，这么严重？这么说其实毫不过分，看他带着一帮婢女们玩“做战”的游戏——如果这还能叫游戏的话——那不是摆摆样子玩过家家，而是真刀真枪的玩“命”。当时死了很多人，他的乳母陈善意就是因此而死。可气的是，元吉并非误杀，而是“命壮士拉死”，实在有些不可饶恕，简直想问一问，这个人还有没有人心呐。元吉还算有人心，只是要是按照古埃及的说法，人死后都要称一称心脏的重量的话，只怕元吉心脏的重量少得可怜。陈善意死后，元吉也惭愧过，因此私谥为“慈训夫人”。虽然这也不代表什么，但他还想得起来谥一下总是比不谥要强的。元吉平时是真有胡作非为，而且正史野史里记法也比较统一，基本上没有矛盾，应该说，他差不多就可以这样定格了。其他的呢，本也没什么问题，就是小说中总是把元吉的排行搞错。就算是老三玄霸早死，可好歹人家也是上了家谱的，可不知怎么搞的，小说中总是把元吉写成老三，玄霸为老四。——难道是因为元吉叫“三胡”？也不对啊，玄霸叫“大德”，怎么没见把他和李建成的排行搞混呢……

建成的性格则复杂多了，虽然一贯的论调承袭了旧有的“无能昏庸吃喝玩乐”说，但现在的很多翻案文章中又把他写成一个仁厚雄才、稳重干练的人，甚至某些“极品”——即极端的作品——中还把他写的超过李世民。平心而论，李建成当然不是傻子，更不是没头脑的笨蛋，才能上李建成还是不很差劲的，像攻长安的时候还有扫平刘黑闼等几件事确实显示了他的一些才能，但说要比李世民强，只怕还是证据不足。就算说是没机会表现，可即使真有机会，他真会有说的那么好吗？也未必吧。总得打出五分的余量来，没有实践过就说他一定会打的好未免武断。这是针对过分夸奖建成的情况，而对于过分贬低建成，则应该说，他还是个很有才干的人，至少很有实力——包括他自身的本领，以及东宫的力量。他的悲哀，是与李世民同时期。至于喝酒打猎之类的就不必深究了，看看李渊、李世民、李元吉加上李建成，谁没有这个毛病？用这个作为攻击建成的口实有些吹毛求疵，由此也可以说，建成平时除了这些之外，其他地方其实很“检点”，以致后来史臣们只好抓住这些地方做文章，而元吉则没有让他们太过伤脑筋，没怎么费劲就写了若干恶行。但如果说到人品呢，从建成前些年不想杀世民来看，一方面说明他政治上有些“狡猾”，未必是那么高尚；另一方面，倒也说明他的确有些仁厚，不然是连这几年都不给世民留的。一味的回护李建成说他如何好没有必要，这有为了翻案而翻案的嫌疑，因为先有了目的然后下的结论是带有感情色彩的，同时也失去了它的客观性。然而很多作品中，不是为了衬托世民而刻意贬低建成，就是为了美化建成而贬低世民，对谁都不公平。为什么不能写成是这样子：李氏两兄弟都是人中龙凤，都十分出色，都……只可惜他们必须分个胜负来，实在是一件可悲的事情……

那么，兄弟之争究竟谁是始作俑者呢？李渊？李建成？还是李元吉？抑或李世民？……只怕都是，也只怕都不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平日的点点滴滴终于汇成了一条积怨的河，不但让父子兄弟四人困于水中痛苦挣扎，也使得当时的政局为之窒息。不可否认，李渊是偏爱着世民，而世民功劳又大，于是李渊给了世民很丰厚的奖赏，这并没有错。然而，错就错在这封赏背后的寓意。但这寓意是谁赋与的呢？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看法。世民从中看到了希望，建成从中看到了危机，元吉品尝到了妒嫉，大臣们被搞得疑惑，李渊被搞得烦恼，我们则看到了纷争的源头。于是，各自又有着各自的行动，世民开宏文馆，不避讳的露着自己的锋芒，建成忧虑着着手“反击”，元吉从中挑拨着，大臣们则纷纷选择自己的立场，生怕站错了队，而这些行动又使李渊愠怒着，无奈着……
说到元吉的立场，倒也有不同的说法，虽然现在“元吉计划与建成联手击败世民后，自己打败建成而得皇位”的说法依然是主流，但伴随着建成无能说的翻案，聪明的我们很快就发现了其中的难度：若是真能击败秦王，则说明强大的秦王集团尚且不敌太子，以元吉的实力更是难望其项背。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貌似与对建成才能看法有极大的关联，后者对前者的影响甚大。一般来讲，符合逻辑的想法是：建成无能，元吉欲取而代之——传统的看法便是如此；建成很有才干，而且名分已定，地位实难动摇，元吉帮他只是为将来好过，未必是要取代他——这个，就有翻案的味道了。当然，还有“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新看法，就是：建成依然很有实力很有才干，而元吉也依然要取而代之，原因就是，元吉并没有我们这么聪明。问题的终极关键并不是上面提出的那个，而是元吉本人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这个，真是不好说，谁不想做皇帝呢？而人又不是都有自知之明。那么说，当真新的看法更合道理了？可是什么事都有个万一，而且元吉真的没有自知之明吗？好像也不是哦，大家别忘了太原是怎么丢的——当然了，元吉的临阵退逃很无能，可是，这不正说明他很清楚自己不可能保住太原吗？因此他没有“犯傻”，而是“聪明”的选择了逃离。这对唐朝来讲失去太原是一个损失，但对元吉个人而言，绝对是得大于失，不然，他很可能就成了李唐建国时牺牲的最高级别人物了，到时只怕李渊比丢了太原还更难过。武德七年对付突厥时也有一次，李世民要李元吉和他一起出战，但元吉没有去，也是因为害怕。这说明，很危险的事情元吉不会轻易去做，而且自己究竟能不能对付得了对手，他心中也自有谱，像对付太子那样的大事，他不会疏于考虑。至于联手建成对付世民，则是狐假虎威了，正如很多人的看法那样，建成当时有着绝对优势，很多人都认定他会胜出，因此元吉觉得帮他把握更大一些。至于说他有时表现得比建成还要着急，其实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从前和世民也并无大的过节，但自从他帮着建成开始，他和二哥的关系就已经无法再恢复从前那样了，世民对自己一定会忌恨——就算不忌恨，他也不会想到——而世民又有着这样的才华，可谓栋梁之才，哪个君王不想用这样的人呢？万一以后建成、世民两兄弟“和好”，世民以其才干必定位在元吉之上，而建成又未必会像现在这样倚重信任自己，那么，他的日子就很难过了。而杀了世民之后呢，建成就算不信任他，他的头上也没有一个冤家压着他了。

元吉在整个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当然并不光彩，很多时候他也充当着挑拨离间的小人，但得这更多似乎是出自于忌恨，若说他有恁般恁般过深的心计，好像也高看他了。倒是建成，声色不动的反击，又声色不动的看着元吉进攻世民——争夺到了白热化的时候，彼此之间也顾不上什么亲情了，相信此时建成就是再仁厚也起了杀害世民之心，但是去和李渊明说的却是元吉。李渊当然没有同意，他的沉默也未必就是默许，他很可能是觉得元吉这个想法太过分，加以制止之后元吉非但没有听话，反而说的更多，对付这种情况的办法最好就是沉默。应该说李渊此时对兄弟间的关系才有了一个真正的掌握，惊讶、无奈，还有痛心……这一切，都是对着兄弟三人，但是不愿杀子的李渊对主张兄弟相残的儿子肯定也会产生看法，反正无论如何建成是脱身在外了。还有世民中毒一事，历来认为可能并未发生。我觉得建成下毒的可能性的确很低，试想，这次宴会是在东宫，那么很可能提议的就是建成本人，这是他自己的地盘，一旦出了什么意外，那么提倡此事并且身为东道主的建成很难把话说清楚，正常情况下应该不会是他。如果真是他下毒的话，那么说明他对后果——无论毒死毒不死，后果都极为严重——已经想的很清楚，他不惧怕这样做父皇会有什么惩处，这说明他连父皇的权威都不必在乎，只能解释为他已做好推翻父皇的准备。可是实际情况是出事后这些都没有发生。不过，这并不代表世民就是假装的，也不能说明这件事就是编出来的，谁会轻易用性命作赌注，更何况李世民这样“将为天子，愿自惜”的贵人更不会轻易冒这个险。像喝毒药这种事是很没有把握的，不像现在电视里演的那样弄个解药就万事大吉了，一旦真有个三长两短哭都来不及。不过我们或者李渊也算上，都忽略了一个人，就是元吉。很大的可能就是元吉在建成不知道的情况下下了毒欲害世民。很多时候建成自己不多说不多做，而自有元吉去说去做，有这么好的弟弟帮忙，何乐而不为？

最后兄弟二人玄武门前同时罹难。元吉活得稍长些，其实他满有机会逃脱的——当然逃得了逃不了另说，但至少是有个机会，哪怕只是些曙光，也比建成的一箭而死强。当时世民落马，元吉若是乘此机会拼命快逃也许还好，但当时他的选择则是下来要杀李世民，时间一耽误，他连这最后的机会都失去了。大概也是命中注定吧。

他们死后，自然就是大屠杀了。建成、元吉的儿子们纷纷被绑缚法场砍头，李渊也是爱莫能助爱莫能救。建成、元吉二人魂如有灵一定很难过，很气愤。不过这也不能怪世民。因为，如果失败的换成是他，那么建成元吉这两位伯父叔父，对他的孩子们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历史没有如果，可是让我们“如果”一下：如果让建成、元吉取得胜利，会怎么样？

首先，李世民死定了，然后秦王府忽喇喇大厦倾覆，该杀的杀，该贬的贬，总之，我不觉得李建成会像李世民那样心胸宽大，何况还有个李元吉在旁呢？然后，公布功臣名单，第一位仍可能会是裴寂，不过这次裴寂可以安心的做这个第一名了；然后，依然是老臣们的倒台，陈叔达、萧瑀、宇文士及等人的下场堪忧；若干年后，封德彝曾经阴附世民的行为同样会使建成心惊，恼怒下封伦大人的好谥号还是得改……这些都不提了，说说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子。建成不是也很有才吗？但他缺少世民那样的动力，因为他的皇位得来的正大的多，他不必怕后世史书说他杀弟，因为那是那个野心家自己找死；他不必担心后人说他逼父，因为他也没逼，很大的可能就是在杀掉世民至少九年以后，七十岁甚至更老的的李渊把皇位传给了五十左右没几年享受皇帝生活的李建成——五十多岁在唐朝上是个危险数字，很多皇帝都是五十左右驾崩的。因此建成可是再也玩不起废立太子之类的游戏了，而且还得盯住儿子们的四皇叔。这时的建成已老了很多，若说当初还尚无必夺皇位之心的元吉这时能够很安份吗？这就未必了，因为元吉也在成长，而且如果他们成功之后元吉必定拥有以前想都想不到的威名。那时兄弟猜忌肯定会发生。所有这些琐事掺和在一起，建成就是有比世民还高一等的才华，只怕也不会弄出比世民更好的政绩。这样，本来应该是贞观盛世的时候也就有了一个朝代正常情况下初期的模样，而失去了唐朝从一开国就进入强盛的特殊光彩。

对外嘛，强大的突厥就算是自己要走向灭亡，建成执政下的唐朝都未必会这么干脆的解决它。不能不说，在对外方面上，世民胜出的太多太多，从武德七年那次事就能看出来，即使是为了抑制世民的兵权，但也不该以国家利益为代价，无论从哪方面看，建成支持迁都都是个错误。如果不能顺利解决突厥，那么就更不用说什么薛延陀、高昌的灭亡，还有诸多小国的归附，天可汗的名称只怕至今不会有人想得出来。不过也有一点好，就是不会有征高丽的失败了……还有，若干年后武则天会不会依然进宫呢？这一方面看武士劐的“运气”，另一方面，还得看建成的皇后如何——史书中好像从来没有涉及到他的妻子，倒是元吉的夫人后来还记了一笔。这位原李家的大少奶奶只字未提，绝不是她家世的原因，那是为什么呢？难道史家有难言之隐？还是忘了？这个，老天知道的更清楚吧。不过一切都是猜测，既然没有发生过，什么都是虚言。

李建成、李元吉兄弟，往往一提起的时候，都是建成、元吉连着写、连着叫，而且还真的很顺口。在武德年间的宫廷争斗中，他们“患难与共”，在传统的说法当中，他们两人又是“狼狈为奸”，真可谓一对难兄难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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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大臣众生相
这个题目似乎起的大了，单说宰相，唐朝就有三百之多，就是初唐的宰相，要是细说的话，没有个几万字也是下不来的，更何况还包括宰相之外的人？因此只能挑一些重点人物说一说。

裴寂
先说裴寂，此人几乎成了公认的太子党的人。像很多小说、电视里，甚至很多比较正式一点的史论中都这样认为。记得比较清楚的，有一本书上说裴寂“表面上看是个老好人，实际上是压制李世民的幕后主使”。不过也有人认为裴寂事实上并非如上所说的对李建成那么铁，当然更不会起到压制李世民的作用了。其实裴寂的倾向于李建成还是明显的。这也难怪。武德二年刘文静事件，裴寂已经和李世民闹翻了脸，挽回基本上已经是不可能了。但我也不同意把所有事情都推到裴寂身上去。像武德后几年，李渊有很多次对着裴寂报怨说李世民不再是过去他那个儿子了，裴寂是如何反应的，史书未记。既然未记，说明后来并没有引发太大的事，因此裴寂此时最有可能的是劝李渊，息事宁人。

个人感觉裴寂本人应该并不想介入兄弟之争太深。裴寂绝非一个只会在李渊面前搬弄事非的废物，他应该很清楚这里面的厉害关系。不错，裴寂打仗是很差，那是他欠缺军事才能，但不一定代表他在为官上也很白痴。否则的话怎么可能和李渊交往这么久而一直没危险？——能和皇帝交往很深的臣子危险也是很大的，而李渊直至退位对裴寂都是十分的好，一来要说李渊对这个朋友的确很够意思，二来也说明裴寂在为官上还是很有一套的。如果说裴寂只是起到一个跟班的作用的话，那么封德彝在揣测迎合圣意方面的本领要高出裴寂很多了，但李渊对裴寂的信任超过了众人，这就不单纯是揣测圣意这么简单了。而且要看一个人，就要看他交往的朋友如何，像李渊就算结交不慎，也不至于跟个白痴交往过密。

裴寂在官场上摸爬滚打了几十年，对于隋朝的太子之争应该有很深的印象：凡是参与了杨氏兄弟争夺之战的，下场都不好。这眼前的教训李渊没忘，裴寂也不会忘，现下自己处在这种境地，有多危险裴寂不会不知道，如果再在这个问题上走错了一步，那么日后就更难说。但裴寂又是躲不开的，因为他和李渊友情太深了，李渊很多话都要对他说。像报怨自己孩子这样的事，一般谁都不会和一个不怎么亲近的人说。既然躲也躲不了，那么他的个人好恶对李渊的影响不可避免，虽然他未必全是有意如此。裴寂主观上应该不想和李世民为难。父子关系和朋友关系哪个更近，任谁都能看清楚。无论得罪哪一位皇子都不划算，有句话叫“疏不间亲”。像裴寂和刘文静闹翻，未必是针对李世民。

但是到了后期，裴寂的倾向性就有些明显了。玄武门之变，尉迟敬德逼宫之时，李渊第一反应是问裴寂怎么办，在那种情况下裴寂不可能不知道事情将会如何发展，但他并没有顺水推舟的说一番秦王如何如何好的话，当时他什么都没说。可见他心中是绝不支持李世民这么做的，但是明说出来，无疑是自取死路，他也不敢。我觉得裴寂介入太子之争，被迫成分更多一些，而且也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他倾向于太子是不争的事实，而且他也肯定得罪过李世民，但要说压制李世民的幕后主使，只怕他还当不起。

李世民当政后第三年为刘文静平反，同时罢黜裴寂，可见他对裴寂的恨主要来自于刘文静那件事；以后李世民又想起裴寂的“好处”——裴寂的才能主要还是用在他自己身上，对国家的贡献倒的确是有限，说李世民是因为想起裴寂当年的功劳而让他回京，有点匪夷所思，这或许是李渊的意思吧。能让裴寂再次入京，一方面说明李世民的确宽大，另一方面，如果裴寂真像某些书里所写的那样，这第二次征召是不大可能会有的，即使李世民同意，当年秦王府的人也未必会同意。不过裴寂最终没有再次回到长安，在路上就去世了。

刘文静
提起裴寂，就不得不提一下刘文静。和裴寂的定式一样，刘文静基本上认定是李世民的人。这个倒没有什么异议。因此裴寂常被描写成坏人，而刘文静则是好人一个。

其实刘文静绝不是那么好的人。他自认为功劳大过裴寂，但职位却比他低，于是愤愤不平。按说这本是正常的，任谁也不会甘心，但“每廷议多相违戾，寂有所是，文静必非之”，可见不管对错，只要是裴寂所说，刘文静都要反驳，这样的态度就很恶劣了。就因为此事，他甚至恨裴寂到要他死的地步，心胸可谓狭窄。这就很过分了，且不提什么国家大事这种大的意义，刘文静这样做是很让裴寂下不来台的，不管怎么说这都有不对之处，何况，他这样做，于李渊面子上也不好看，因为造成功与职不相符的就是李渊，刘文静实际上就是报怨李渊赏罚不当，何况裴寂还是李渊的亲信，刘文静报怨他本身就有点不给李渊面子。有句话不是叫“打狗还得看主人”，虽然把裴寂比作狗也有点滑稽，但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而李世民和裴寂虽然关系不好，但李世民对裴寂表面上仍是很尊重的，一方面自是顾着父皇，另一方面，也说明李世民待人处世要温和许多，而且也有教养的多。一个“每”字说明刘文静驳裴寂不是一次两次，而是经常，想必李渊和裴寂都隐忍了很久。杀刘文静之时李渊和裴寂的快感大概和若干年后李世民贬萧瑀的心情一样（消灭西秦是在武德元年末，那时刘文静就应该复职了，而杀刘文静则是在武德二年八月，李渊和裴寂至少是忍了八个月）。

然而刘文静依然不知趣的我行我素，这可以说他性情急躁；但是，刘文静倚功自恃的情态也相当明显。他今日可以恃晋阳之功而对李渊如此，他日未必不会这样对李世民，而且裴寂他尚不看在眼里，像房玄龄等人他更可以不放在眼里。裴寂怎么说都比房玄龄资格老吧。

李渊不大喜欢李世民和刘文静交往，其一或许是有不希望藩王与朝臣交往的原因——但李世民与朝臣交往又不限于刘文静一个人，都不见李渊如何反对，而且当时李渊对李世民还是很爱护的，应当不至于此；其二，李渊经历了多少年的风霜，而李世民虽然看人的眼光比较独到，但毕竟年轻，还是李渊更老辣一些。他觉得刘文静此人不宜深交，因而反对，也是不想刘文静把儿子教“坏”了。我觉得李渊还是有其道理的。因为，刘文静的确心术不正，起兵时他的很多谋划都反应出来他“不拘小节”，或者可以说有些不择手段。李世民的野心的确可说是他教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刘文静倒真是李世民的“启蒙老师”。李世民于唐建国之初可以辞让太子之位（这件事我认为并非为假，理由在之四中提过），可见当时的李世民还是比较单纯的。自然像他这样的人物早晚都不会安于一介藩王，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说刘文静启发了李世民，这是很有可能的。因为，刘文静当时不得意，既然在李渊手下不得重用，那么他想到要让李世民成为大唐皇帝，从而自己就可以凭着这个功劳飞黄腾达；当时李世民刚消灭薛仁果，可以说他潜伏着的那颗雄心此时也开始发芽，因而二人十分投机。刘文静的脾气上来之后基本上口不择言，再加上怨望深重，很可能说了一些让李渊敏感的话，因而给自己惹了祸。但李世民并不认为刘文静不好，他又不会有李渊和裴寂的那种感受，再加上刘文静这次的确有点冤，所以反对杀他。

有时在想，如果刘文静当时没死，那么日后李世民和他会很融洽吗？不尽然呐。像萧瑀，脾气就和刘文静有相似之处，而李世民讨厌的正是萧瑀的脾气。那为什么李世民隔了许多年还要给刘文静平反呢？这个自然有当时他二人交情的确很深的原因，但还有一个原因，我认为是面子问题。李世民当年为刘文静求情，结果李渊依然杀了他，这于秦王面子上是有些折损的，很令李世民尴尬了一阵。而裴寂在这件事上则因为他无奈的不明智，使得李世民把气全集中到了他的头上。

总之，刘文静此人是很有才华，起码比裴寂是强了许多，但他的为人却不一定那么好，只是由于他死的早，他的缺点来不及全部暴露出来。


陈叔达
如果说萧瑀在武德时期的争斗中帮了李世民的忙，那么陈叔达可以说是有恩于李世民了。

武德九年，李渊相信建成、元吉的谮言，要加罪于李世民。在这紧要关头，陈叔达劝住了李渊，说李世民“性刚烈，若加挫抑，恐不胜忧愤，或有不测之疾，陛下悔之何及！”意思不难懂，就是说李世民性情刚烈，如果加以挫抑的话，只怕忧愤过度会生出大病来（这是委婉的说法，实际上就是说李世民会忧愤成疾而最后导致死亡），陛下即使后悔也是找不着后悔药了。可以说，这番谏言很有学问，他抓住了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李渊不是真的想致李世民于死地的心理，因此立时见效，比说些其他的话都有用的多，可谓一针见血。

想来，当时建成、元吉所告之事一定很严重，使李渊气到这个地步，但是究竟是什么事情，史书未记，也不便猜测了。只是当时离事变时间较近，又是在张亮事件和东宫毒酒事件之后，会不会与此有关呢？李渊当时“将罪世民”，从陈叔达的话中可以看出来，绝不是批评两句就能完事的，所谓“挫抑”，很可能是废掉其王位，最轻也是剥夺权力，散去府属。

奇怪的是怎么只有陈叔达一个人劝谏李渊，其他人呢？从玄武门之变时李渊身边有裴寂、萧瑀、封德彝、陈叔达、裴矩等人一起商量解决兄弟之争的事可以推想一下，在场的人中，至少还应该有个萧瑀站出来说话。但是没有。要么是因为李渊太过生气吓住了众人，要么就是在场的只有陈叔达。其实陈叔达虽然位居侍中，但与李渊关系似乎并非很密，武德时期关于他的记载比萧瑀等人少了很多，甚至还不如封德彝。道理上按说这么大一件事，实在不该少了裴寂等人。不过，那些人倾向性这时都比较明显了，所以李渊才会找陈叔达这么个相对“中立”的人商量。

现在一般都把陈叔达归到了秦王党中，而实际上除了武德九年这件事外，以前还真找不出有力证据说陈叔达倾向于李世民，他是连随军出征都没有过的。后来李世民答谢他时，陈叔达说是为了社稷，这话我觉得有一半倒是真的，陈叔达未必真是秦王一党，只是皇上突然间说要惩办当朝秦王，任谁也得吃一惊，我觉得即使是裴寂，也未必会真会赞成——想想吧，李渊气头上说要惩治李世民，然后裴寂大声叫好的情形会是什么样，消气之后李渊一定又得生气，生那个给他火上浇油的人的气。所以无论是谁，怎么都得劝两句。而后来陈叔达与萧瑀在尉迟敬德面前共同劝李渊，倒有些政治投资了。裴矩也是类似于此，他素来倾向性不明显，何以此时也摆出向着李世民的姿态呢？因为大势已定。还有，如果李渊此时强硬到底，敬德接下来的任务未必不是杀掉李渊，这样一来，在场众人谁都不保。

尽管如此，陈叔达对李世民还是比较倾向的，无论如何都比封德彝明确。正因为有这两件事，因此可以将陈叔达归到秦王党中。后来李世民当了皇帝，对陈叔达还是很感恩的，“贞观初，加授光禄大夫”，不过，“寻坐与萧瑀对御忿争免官”。对御忿争，的确有损朝廷脸面，但朝上打架的事也不少见，何以一下子就到免官这么严重的地步呢？看一看忿争的人，一个萧瑀，一个陈叔达，都是玄武门事发之后劝李渊让位的人。他们此时会不会是因为争功而吵起来呢？李世民一向不喜欢别人说破自己不想说出来的事（如杜正伦说破李世民要他监察李承乾之事，李世民得知大怒，然后把杜正伦贬为穀州刺史），这次陈萧二人居然当众吵起来，自然是十分不悦，因此惩罚的这么重也就可以理解了。

不过陈叔达情况比萧瑀好了很多，一是他本身性格脾气不至于那么便扭，还有一点，就是他比较知进退。后来陈叔达“散秩归第”，和萧瑀的一直为官比起来，陈叔达和李世民的关系毕竟还是不如萧瑀，也可以说明除了武德九年的一些事外，陈叔达的确是比较中立的，不像萧瑀一直都是比较倾向李世民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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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ggw2005

唐初大臣众生相（中）
上篇里主要写了很多隋朝旧臣，那么除了他们，还有一些是跟着李氏父子在晋阳起义的功臣，除了刘裴之外，还有温大雅兄弟、唐俭、长孙顺德等等。

温大雅兄弟
温大雅最有名的就是他写的《大唐创业起居注》。现在很多人说“起兵时李渊是多么的勇武，而李世民只是个陪衬”，参考的就是这三卷书。不错，新旧唐书是有溢美李世民之嫌，而起居注则是在溢美李渊。不过起居注还是补充了很多史实的，比如李渊下狱都说过什么话，这些新旧唐书是没有的。温大雅算是秦王党的人了，他曾数陈秘策，只是不知说了些什么，李世民后来就是派他去洛阳的（李世民对洛阳很重视，所以派去洛阳的有好几个，张亮、温大雅、屈突通，不过各人时期不同，任务也有所差别）。温大雅对自己的弟弟很好，他改葬祖父时占卜出来是害兄而福弟，温大雅笑笑说如果弟弟能够安康，那么他就含笑九泉了。结果过了一年多就死了。古时的占卜貌似很准，想想真是有点可怕的神秘感。

温大雅的弟弟温大临，字彦博，基本上和汉朝的陆贾、郦食其做的工作差不多，属于专业外交人才。史书上说他“声韵高朗，响溢殿庭，进止雍容，观者拭目”，比较的引人注目。李渊有一次让李世民去宣诏，宣完之后问旁边的人说：“何如温大临？”史书上说是见重如此，可感觉李渊好像是不大甘心让别人压过自己的孩子呢。不过也不必把他想象的多么英俊潇洒，温大临贞观十一年去世时年纪是六十四岁了，推到武德中怎么也是五十多岁，古人重视的是气质……温大临在突厥比较的不走运，被扣了好几年。但不幸中的万幸是，颉利可汗没有想出什么类似于公羊下崽这样的怪招来为难他，后来贞观二年唐朝又把他弄了回来，所以不至于惨到像苏武那样一辈子全都贡献在外交事业上。不知在阴山脚下的温彦博，有没有迎着朔风颤抖着唱：苏武留胡节不辱……

如果说温大临有一段时间不走运，那么温大有就更不走运了，曾指导过建成、世民西河一战的温大有本来很有前途，只是死的实在太早，武德元年就去世了。

唐俭、长孙顺德

唐俭，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李靖征突厥时差点害惨了的那位使者。据说是太宗和李靖心有灵犀，因此才用招降使者来麻痹敌人，也就是说，一旦被敌人发现，那么这个使者多半保不住了，所谓死间者是也。也不知唐俭于乱军之中是怎么逃回的，难道是李世民曾面授机宜？另外唐俭最大的功劳就是及时揭发了独孤怀恩的谋反。当时独孤怀恩打算谋反，唐俭知道后派刘世让去告密。李渊本来乘舟都走到了一半，忽然遇到刘世让，听说此事大惊失色，于是赶紧的回去了。如果没有唐俭，李渊这次真的很玄。作为奖励，李渊把独孤怀恩的家产全都给了唐俭。这情形有点像玄武门事变后李世民奖赏尉迟敬德，但齐王的家当可是丰厚多了，不是独孤怀恩可以比的。

长孙顺德是长孙无忌的族叔，自然是李世民一党，参加了玄武门之变。这些都不说了。要说的是，贞观时期他曾贪污别人送的丝绢。李世民知道后，处理方法很别开生面——当然不是朱元璋剥人皮那种别开生面，而是他“不罪反赏”，在殿上又赐给长孙顺德数十匹绢。太宗脑子没有糊涂，他这样做是有他的道理的。他认为如果长孙顺德懂得羞愧，那么赏绢比惩罚他更有效，如果不知道羞愧，那就是一只禽兽，杀了也是白杀。后来长孙顺德因事罢官。一年后太宗看功臣画像时想起了他，便让宇文士及去看望，不想长孙顺德正在酩酊大醉……


此外还有好多可算是唐朝“嫡系”（一开始就跟着李氏家族）的武将，比如被称作唐的卫青马三宝(当然他和卫青是比不了的)、殷开山、刘弘基、丘行恭等人。不一一细说了，马殷刘三人小说中常作为无能的唐朝老将出现，而洛阳之战中把自己的马让与李世民的丘行恭则有幸被刻在了昭陵六骏中飒露紫的浮雕上——只是他的帽子好怪，当时是在战场上，难道不顶盔贯甲吗？

每个朝代都少不了一大堆的皇亲国戚，李家自家的人自然也有很多。说到李唐宗室，大部分扮演的都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中的那个鸡犬，其中记载武德以前事迹的只有三个人，其余的人差不多都是从武德时记录的。估计本来他们之间走亲戚走的并不频繁，但大唐一立国，一下子亲人人数就猛涨了若干倍。李渊倒是很大方，也是为了巩固自己宗室，基本上都封了郡，因此郡王在武德时期很滥。到了贞观时期，李世民自然不用再担心这个，所以除了有功的之外其余的全都降了公。

有三个人比较有意思，就是李孝恭、李神通和李道宗。

李孝恭
李孝恭是李渊的堂侄，武德时为赵郡王，贞观时为河间郡王。大唐开国之初立功最多的，除了李世民，就是他了。如果说李世民一直是在北方对抗劲敌，那么李孝恭则是在清理南方的反王。

实际上李孝恭得以出兵征萧铣，也是自己争取来的，他数次向高祖进言，所以才会让他去。江南由于有李靖在，可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得力助手，再加上李孝恭本人的确有才华，而且当时萧铣的实力也并不太强，因此比较顺利的将江陵拿下。

武德六年，辅公祐谋反。在《全唐文》中，一有道李渊的诏书，《讨辅公祐诏》。诏书中很明确的写着让李世民做江州道行军元帅去征讨，但最后出兵的并不是他，而是赵郡王李孝恭。联系当时的时间，太子与秦王争斗之势已形成，那么不得不令人怀疑，之所以没有让李世民出兵，很可能与此有关。不过当时李世民是正在并州防备突厥。但如果此时班师回朝，也是来的及的，毕竟朝廷正式出兵是在几个月后，应该不会很仓促，何况李世民以进军神速著称。莫非李世民此时有意以此要挟？通鉴中有一句话：十月，“秦王世民犹在并州，己未，诏世民引军还。”一个“犹”字不免令人生疑，犹在并州，意思应该是说他仍然停留在并州，这是有主动性的。到了己未日，诏引军还，下诏令他回来，似乎有强制性。联想到此后李世民颇有失宠的趋势，很可能这次触怒了李渊，从此将他搁置。这么解释可能有点抠字眼，而且如果这句话再细细品味又可以解释出来一个完全不同的意思：直到十月李世民仍被留在并州，己未日才下诏让他回来。这样则李世民留在并州是被迫的了。那么两种解释哪个对？个人倾向于第一种解释，因为这样与若干事联系在一起比较符合逻辑，否则李渊刚下诏让他去讨辅公祐，没有理由不让他回来。自然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两个解释都不对……

最终征讨辅公祐的人是李孝恭，这应该也与他身在荆州离的比较近有关。辅公祐势力不强打败不难，倒是出征前有一件事很有意思，当时李孝恭按例进行战前动员，不想杯中酒忽然间一下子变红了——我辈化学已弃置多年，印象中能一下子变红的最简单的也就是碱遇上酚酞，不过李孝恭弄一堆碱和酚酞放到酒里然后一饮而尽，实在不好想象。总之李孝恭很豪气的把酒喝了，说这是辅公祐授首的象征，所以大家也跟着一起豪气冲天。

征讨辅公祐时，得到了杜伏威的义子阚稜相助。说起来，李孝恭可有点对不住这个阚稜。本来阚稜是跟着李孝恭去平叛的，在两军对垒时出了不少力，他喊了一句“汝不识我邪？何敢来战”，就有好多旧部投降了。然而李孝恭在没收反叛人员财产的时候，不但把杜伏威、王雄涎的没收了，而且阚稜的家产也跟着一起被没收——杜王二人家产当然也不该没收，但一个远在长安，一个早已经就义，而阚稜却是正在军中啊，这就是故意的了。家产被没收，阚稜当然不愿意，这放到谁身上也受不了，也难怪他会发火，可最后李孝恭就是因此以谋反罪名杀了他。也许阚稜当时还在等着封赏，没想到等到的却是被杀这样一个下场。说起来真有些让人齿冷。

李孝恭本身应该不至于此。自然，阚稜的“自恃功高，颇多矜伐”可能也触怒了李孝恭，但他这样对待阚稜，或许是有政治上的因素，于是不禁令人想到当时的宫廷斗争。这样一来就牵扯很多事情了，比如李孝恭的立场如何，以及杜伏威在其中又扮演了什么角色。

按说杜伏威在其中应该没有什么大的作用，毕竟他只是一个投降的反王，理应老老实实的在长安过日子，对兄弟之争不该介入。但我们看到杜伏威后来是毒发身亡，死后又受到李孝恭诬陷，如果解释为李渊为了去掉一个心腹大患的话，那么，数年之后李世民为他平反就不一般了。武德时期李渊冤杀的人不少，但李世民后来平反的一个是刘文静，另一个就是杜伏威，而窦建德、王世充等人都不再提起。一般前一个皇帝制造的冤假错案，后面的皇帝不会平反（毕竟是爸爸嘛，平反就等于说爸爸做错事了），例如后来李世民冤杀了刘洎，高宗时虽然刘的儿子上书要求平反而且李治也知道那是件冤案，但仍然按照原先的判处。李世民为刘文静平反，是与他自身有关的。而杜伏威是在贞观元年平反，比刘文静尚早了两年，一方面说明杜伏威和他应该有些关联，也就是说，杜伏威曾介入了兄弟之争；另一方面，则此事的平反应该不会太驳李渊的面子，毕竟当初诬陷杜伏威的人是李孝恭，或者再深入些，是李建成，都无所谓，因为李建成已经授首，而李孝恭在玄武门之变后的一段时间内正接受审查。为杜伏威平反一事，也许和审查拘押李孝恭有关。既然杜伏威与李世民可能有些关联，而李孝恭则很有可能倾向于李建成（或许此事就是受命于他），那么发生在江淮军中的冤案也就不难理解。杜伏威起义时年方十七岁，比李世民稍大一些，政治上并不老辣，加之入京之后李渊使他的地位在李元吉之上，也就是大唐的第四号人物，这样的一个假象也许蒙蔽了他，使他失去了政治上的警惕。而当时李世民如果想到要拉这样一个友军的话也情有可缘，对于杜伏威来说，如能找到一个可以保全自己的李唐王室的人，也是求之不得。种种原因加到一起，推断杜伏威应该是不明智的介入了这个斗争，引起了李建成、李元吉的不满——李元吉的不满应很正常，毕竟这样一个外人位在自己之上是很恼火的；李建成则因为杜伏威相助他的对手而恼怒，所以利用江淮叛乱彻底的打倒了杜伏威的势力，从而也打击了李世民。

那李孝恭的立场则是倾向于李建成。除去上面的猜测以外，还有几件事情。一是玄武门之变后，上面提过的李孝恭被拘押，这件事李孝恭传里面没有直写，太宗本纪自然也不会记这不快乐的一笔，按官方的话说还是：太宗“亲重之，宗室莫比也”。但是细看李瑗传的话，则发现有这样一句“且赵郡王前已属吏”。这句话的背景是这样的，李瑗是明确写着是太子一党的人物，事变之后很害怕，朝廷这时派人来召他进京，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的李瑗和王君廓商议时，王君廓说了这样一句，然后后面又为他展望了一下惨淡的将来，于是李瑗下决心造反。李瑗在征萧铣的时候曾和李孝恭在一起过，那么两人政见上应该比较投合（一般应该是这样，李世民、李元吉是例外）。而且这句话本身就露了玄机，无事为什么要拘押？另外，李孝恭是武德时期除了李世民之外功劳最大的人，他也非常之有统率之才，但贞观时期再也没有带兵的机会，而李道宗则作为宗室中的大将时常出征，这不是也透露出一些信息？李孝恭本人“性奢豪”，这样的人一般比较张扬，但贞观中他的表现是“宽恕退让，无矜伐色”，而且他也很担忧自己死后他的儿子们能否守住家业，可以说是相当的谨慎。为什么？因为他和李世民比较疏远，或者曾经得罪过他。虽说李世民不记旧仇，但实际上太宗所用很多仍为秦府旧人，对于他们他可以完全的放心，对于当初的中间派他可以亲任，对于当初的仇人他可以放下旧怨，但不免以心计城府待之。这也是人之常情，不必苛责。而且就算是太宗完全不计较，但那些人心中也难以安定，像魏征、王珪那样能得到重用的人能有多少。因此李孝恭介入了宫廷斗争而且是站在李建成一方，基本上可以肯定下来。只不过李孝恭比较聪明，在被召入朝中的时候没有抵抗，或者说来不及抵抗——他的目标比李瑗大，李世民应该先想起来的是他，或者直接就是派兵给抓走的。但李世民也没有太为难他，顶多就是剥夺了政治权利，而待遇依然优厚，并且对外仍是一个亲重的表象。对于李孝恭，这已是莫大的安慰了，还能强求什么呢？

李神通
李神通，其实叫李寿，但是史书上没有记载，如果不是考古，谁也不知道神通其实是字。他是被记载武德年间之前做了些什么事的三个人当中的一个，他的儿子李道彦是另一个，其实两人是一回事，都是因为李渊起兵受连累，不得不跑到南山中避祸。山里的逃亡生活还是比较苦的，以至于他的儿子李道彦下山去讨饭——注意，是真正的乞丐那样的讨饭，这对于一个生在贵族家庭里的人来说，实在是很受罪的。而且讨来饭之后有时他并不吃，而是先济着自己的父亲，实在可以算是李家孝子的代表。当然他们还不是最惨的，李神符也就是李神通的弟弟，即第三个被记载武德之前做了什么事的人（也实在大有商议，只能算是起兵时的表现），在李渊起兵之后被抓了起来投入大狱。他是惨，但是没丢性命，真正在起兵时就牺牲的第一个烈士，就是李渊的亲儿子李智云了，他是李渊庶出的儿子，在李建成、李元吉一起逃走的时候被抛弃然后被官兵抓到杀掉。毕竟起义是要付出代价的。

李神通在山里苦熬了一阵子，后来当李渊的三女儿平阳公主到来之后，李神通就与他们合兵一处，干脆一起造起反来。别看这样，这还是很难得的，毕竟是响应了义兵，所以李神通后来也很以此为荣，要不然李渊为什么在他败给窦建德之后又很信任的让他去讨刘黑闼呢？只是他实在不够争气。武德后期李神通在兄弟之争中是倾向于李世民的，虽然李世民对于他的功业多半不以为然，但好歹有一个宗室的支持者也比没有强。武德九年的中毒事件，就是李神通把李世民扶回了秦王府。

关于李神通，我们也不多评价什么了，李世民曾有一段话，基本上概括了李神通的“功业”：“义旗初起，叔父虽首唱举兵，盖亦自营脱祸。及窦建德吞噬山东，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再合馀烬，叔父望风奔北。……叔父，国之至亲，朕诚无所爱，但不可以私恩滥与勋臣同赏耳”。李世民揭穿了李神通举兵的实质其实是为了自保——这种话李渊大概是说不出来的，顶多心照不宣，而像“全军覆没”、“望风奔北”这样的词居然都拿出来了，真不是一般的不留情面。但后面说的倒是实情，李世民后来对李神通及他的儿子还是很不错的

李道宗
李道宗是李世民的堂弟，先封任城王，后来则为江夏王。他最初时封为略阳郡公，当然靠的是他宗室的身份。武德二年随李世民出征时，李道宗年方十七岁，此前当然不可能建立什么功业。但少年的李道宗首次出战便显示了他的才能。在一次成功却敌之后，李渊说道宗和曹操那个很能打的儿子任城王曹彰差不多，所以也封他为任城王。跟着李世民一起去征讨刘武周、宋金刚的，还有李道玄，他比李道宗还要小两岁，这时年方十五岁。他们虽然不是亲兄弟，但相互之间也得用兄弟来称呼，李世民当时也不过二十岁出头，就带着这两个小弟弟上战场，可见李家确实是以勇武著称的军事贵族。当时征刘武周的还有一个人，李道宗的亲叔叔李孝基，这位就比较惨了，就是不幸被尉迟敬德杀掉的那个烈士，战后他的尸体找不着，只好招魂以葬。不过后来李道玄死于另一个姓刘的反王手中，非常可惜。

李道宗和李道玄都是和李世民一起打仗过来的，比较亲密，而从李世民对他们的态度也基本可以断定他们的倾向性。道玄早死，而道宗在贞观时期还是很受重用的。其实李世民对宗室并不“好”，他没有延续李渊那样的政策把一大家族的人都封为王公，相反在武德九年上台不久，就把除了有功有几个人之外的所有郡王降为了县公。他这样做既精减了政府开支，同时这样做的背后很可能还有其他原因。李世民自身地位的稳固并不靠着他的这个宗室，而是完全建立在秦府人员的忠心上，而且他很自信能够控制大局，没有李渊那种担心，所以他没必要将宗室武装的很强大。甚至，和李渊的目的“强宗室”相反，李世民就是为了削弱宗室的实力——这是显而易见的，除却节省一大笔开支之外，降封最主要的结果无疑就是这个。为什么要削弱宗室的实力呢？很可能是因为宗室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李世民的执政，也就是说，李世民得到宗室的支持并不很多。目前比较可靠的就是李道宗、李道玄和李神通是秦王一派——不支持自己，李世民很可能不会去计较，但曾支持过自己的人，他都是很知恩图报的。由他对这三个人比较好如此推测应该没错。而李瑗、李艺（虽然罗艺是外人，但赐姓后实际上就属于宗室了）则是因为阿附李建成而死的，还有上面提过的李孝恭。如此看来，当初支持李建成的人应该还有。即使是持中立态度，也是变相的支持当时的李建成。因为李世民的胜利只有以夺得太子或皇帝之位才算成功，如果是原状的话，那等于还是失败了。那么，为什么李世民在宗室得到的支持要少于李建成呢？我们可以看一看年龄结构，李瑗、李孝恭都比李世民大，李孝恭贞观十四年去世是五十岁，九年后五十一岁（按李世民公元599年计算，至649年加一为虚岁）的李世民去世，也就是说李孝恭比李世民大九岁，和李建成的年龄极其相近。而李道宗、李道玄都比李世民小几岁，基本算是一个年龄段。这就是年岁上的代沟问题了，毕竟年龄越相近越合的来嘛。另外李氏家族传统观念似乎比较强，李建成是名正言顺的长子，得到的支持更多是合情理的。而能得到李神通这样一位长辈的支持在李世民来说是比较珍贵的。可惜，李神通功绩不显，李道宗他们则太小，几个人说话份量都不重，不像李孝恭那样说几句话肯定是有作用的。

李道宗在贞观年间是朝中一员不可多得的大将，参与了灭突厥一战。可惜后来他有一次贪污，结果当然是罢免了，不过第二年就恢复了官位。贞观十五年文成公主入吐蕃和亲，就是派李道宗送去的。一般派去护送的人员，有时会和“公主”有些关系，一般是父兄。见到松赞干布时，“赞普大喜，见道宗，尽子婿礼”。基于此我们猜测文成主公就是他的女儿。自然可以说因为李道宗代表了皇帝，所以松赞干布对他行子婿礼是应该的。但并不是所有护送人员都受到这样的礼遇，比如后来金城公主和亲时没有这样的记载。李道宗似乎和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关系不好，因此高宗时发生房遗爱的谋反后，李道宗被诬陷与房遗爱很亲密，结果被流放到象州。李道宗死时才五十四岁。其实李道宗是个挺不错的人，可惜最后落得这样一个下场，而且在现在的评书中，李道宗竟然是以一个奸王爷的形象出现。史载贞观六年有一次晏会，尉迟敬德因为气愤有一个功劳不如他的人坐在了他的上位，大怒道：“汝何功，坐我上！”眼看就要起争端，坐在尉迟敬德下手的李道宗赶快来劝架，结果被尉迟敬德一拳打在了眼上，差点瞎了，相信当时李道宗一定是半只熊猫的形象……事后尉迟恭被教训了一顿，而李道宗则没有非要讨一个说法，当然如果他非要讨个什么说法，也多半是碰一鼻子灰。就是这件事，到了评书小说里，则成了尉迟恭痛打奸王——李道宗真是够冤啊。

等等......

李唐后来宗室里还有几位比较有名，只说两个，一个是李思训，是唐朝著名的画家，被奉为北宗画派的领袖；另一个是李林甫，就是唐玄宗时期有名的奸相，不过他不能算在初唐人物里了。

自然，除却宗室，还有外戚、驸马的一大堆。比如平阳公主的驸马柴绍、武德时期的国舅窦轨、窦诞等。本来独孤怀恩可是李渊的表兄弟，但他却谋反而亡身，奈何奈何。

窦威是窦夫人的堂兄，有一次李渊跟他聊天，说到北周有八柱国，窦氏和李氏都在其中，现在自己已经是皇帝了，窦威却是内史令，问他是不是感觉很不平。李渊总爱问别人这个问题，独孤怀恩的谋反就和他问 “姑之子皆已为天子，次应至舅之子乎”有关。窦威的回答很规矩也很狡黠，说他们窦家在汉朝时就两次是外戚(这当然不可信，窦威是鲜卑人，而汉朝时的窦家都是汉族人)，到了南北朝时又有三次，现在家里又出来皇后了，是十分荣幸的事。李渊笑着说你们家世代都是皇亲国戚，“不亦贵乎”？

而初唐最有名的外戚，则非长孙无忌莫属。但是我对凌烟阁上第一功臣国舅长孙无忌却有点无话可说。这个无话可说，倒不是什么佩服的五体投地而无话可说，而是真的没什么感觉，甚至以前对这个人物是有些反感的，原因说来有些荒唐，居然就是因为人家是国舅……说是偏见吧，可很俗很俗的电视中国舅、国丈没有几个是好的，不倚势欺人就算是客气的了。再加上小时候学历史，讲到东汉的衰落时，有一条重要的因素就是外戚和宦官的轮流揽政。所以基本上是条件反射，对国舅这个词没什么好感。然而历史可不是肥皂剧那么简单，国舅当中很多还是有才华的，只不过不同的是，他们比别人有着更多的机会。比如卫青，如果按正常渠道的话，基本上后来挂帅出征是没戏的；就像李广，“良家子”啊，尚且如此，更何况卫青本来的身份只是个奴仆。不过卫青和姐姐卫子夫找对了东家，而李广就只好去哀叹生不逢时。小时候有一次看到长孙无忌主动辞职而李世民怎么也不肯答应的记载，竟有些愤愤。可是后来看唐史时才发现，李世民倒的确是不怎么同意大臣辞职的（李靖的情况有些特殊）。而后来长孙无忌还是一直坚持，因而这件事上倒对他有些好感。

要说长孙无忌才华也是挺出众的，只是要想找到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怕是没有。不错，唐律的确是他主持修改的，可感觉那件事也不是什么特别难办的吧。凌烟阁上的排位李世民倒真有些偏心了。但，长孙无忌未必是没做什么，或许是史书中不敢记载。比如玄武门之变，那时候在李世民面前提这件事还是不大好的。即使是高宗时去世的尉迟敬德，事变中杀死齐王元吉的“功劳”在墓志上都不曾提及。所以，除了看到长孙无忌等人整天劝李世民之外，就真的看不到什么了。

至贞观后期，基本上贞观重臣老的老，死的死，长孙无忌成为举足轻重的大臣，即便是废立太子，如果没有长孙无忌的同意，李世民竟也不敢轻举妄动。于此李世民偶尔也会抱怨一下，比如在长孙反对立吴王恪的时候，李世民一句“你是不是因为这孩子不是你亲外甥才反对啊”是有一些不给他面子的。但抱怨归抱怨，毕竟长孙所代表的陇西贵族是朝廷的一大支柱，还有他也是将来可以贯彻自己政策的大臣，另外，毕竟几十年的交情。

李世民对他十分的倚重，以其为托孤重臣。只是后来长孙无忌真的有点放肆了，连宗室贵族都不放过。比如冤杀吴王恪——这件事令很多人讨厌起长孙来，连毛主席对此都有微词。不过，令我更加同情的并非是一个什么都没有展现出来的单单凭着一句“吴王类我”而著名的李恪，而是为大唐身经百战战功卓著的江夏王李道宗。因为有了这些事情使长孙无忌的形象打了折扣。挺为长孙无忌叫屈，这才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唐朝初立之时，自然要有旧臣的拥戴和亲贵的出力，但单是如此，则未免沉闷。下一篇要介绍朝堂之上的新鲜血液——有了他们，唐初的舞台格外绚丽多彩。


唐初大臣众生相（下）
这篇所要写的，就是上篇中所说的新鲜血液。他们大部分都是庶族，而且多为太宗朝的大臣，高祖朝中的大臣们则多为亲贵。这与他们当初的身份地位经历都有关，但无疑李世民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用人方法使得大唐的政治舞台更加充满了活力。




房玄龄太宗朝有名的宰相房玄龄，名乔，以字行。从年龄上，他比李世民整大了二十岁，在李世民自己的这拨人中，算是非常非常的长者。其实唐初大臣中，很少有比李世民还小的，即便是后起之秀的褚遂良，也是比李世民大着几岁，一般情况下，大个几岁、十几岁都不算很奇怪。不知他们是否把李世民当作小弟弟来看，不过他们倒真的对他很服帖，像屈突通那样的老将，是比李渊都大的，可是李世民一句话，便乖乖的替李世民去坐镇东都。

当房玄龄杖策谒见当时还是敦煌公的李世民时，不知可曾想到过以后的事。李世民可是有上级的啊，房玄龄却偏偏投奔他，再加上房玄龄那么老实的人，居然在兄弟相争之时出那么大的力，不得不让人有点怀疑他的动机。然而这却是房玄龄年轻时比较反对的事，大概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当他自己也卷了进来时，是根本不会想到以前的想法了。

当了宰相的房玄龄似乎有些无所作为，可是有句话叫“房谋杜断”，绝不是没来由的。和长孙无忌一样，房玄龄的“谋”在史书上也是不怎么记录的，而且，即便是记了下来，也未必能令人对他增加很多钦佩，所以不记未必是一件坏事。做李世民的谋士挺清闲也挺郁闷，一来人多，二来李世民本身就很有主意和判断力，不必像有些君王那样特别需要倚重别人来出主意，所以房玄龄在战争年代常做的事情就是替李世民回家去向李渊作报告。要是放在通讯那么发达的现代，房玄龄恐怕这时有失业的危险。好在不是总打仗，到了宫廷斗争的时候房玄龄还是很有一套，不然李世民也不会夸他在他当皇帝之前房的功劳最大了。

何以房玄龄当了宰相后显得那么软弱，甚至谨小慎微到了就是一句话也能把他吓的跪在地上请罪的地步。也许和对李世民的了解有关——前面不是提到了吗，房玄龄经常回去向李渊解释，李渊就说：“每为我儿陈事，必会人心，千里之外，犹对面语耳。”但是对君王了解太多有时也不是好事，尤其是君王不愿意别人知道的事，难免会对知道的人有点异样的感觉。还有一点，了解越深，也越清楚的知道其为人。其实李世民还真不是那种过河便拆桥的人，更多时候还是更想保全他们，甚至希望就连他们的后代都能这样一直和平共处下去。但人总是会有自己比较忌讳的事的，而且脾气一上来若说真不想杀人也不是这样。房玄龄之所以谨慎也并非全无道理，所以他不像魏征那样敢于说话。有时同样的话从不同人口中说出来效果不见得会一样，魏征那么说，李世民可以接受，房玄龄说出来，也许李世民就会觉得生气。应该和亲疏程度不同有关，越是亲近的人，越在意他的话，而一个陌生人甚至破口大骂出来，气则气矣，未必会上心。

一提起大唐贤相，人们总是想起房杜、姚宋等等，可是杜如晦死的太早，而房玄龄又好像没干过什么，难免令人嗟叹。可是要从君主驾驭大臣的解度看，房玄龄却是一个“标准”的贤相。呼之即来，挥之即去，来则能办事，去则无怨言，整个一个没脾气的人。起初李世民还对他说要他多说话多办事，可是后来就不说了，倒是对他发火的次数由少变多，又由多变少——很可能是李世民的自己的脾气也快被他磨没了。虽然把他赶回家若干次，可是宰相还是很乐意由他来当；虽然对他生气若干次，可是信任还是很信任。有人报告说房玄龄要谋反，房玄龄乖乖把人送到李世民那里，也不知心里怕不怕，反正最后除了又挨了一次“批”，什么事都没有——如果那样也叫批的话：“你怎么这么没自信？以后再有说这些话的人，你自己干掉”这种批就是多挨几次也无妨。贞观二十二年，病重的房玄龄于病榻上上表，劝谏朝中没有一个人敢劝谏的征高丽一事，当下李世民便落泪。还是那句话，毕竟是几十年的交情了。




魏征
说起贞观名臣，恐怕在“太宗纳谏、魏征进谏”的知名度下，人们多半第一个会想到魏征。魏征本身是东宫的太子洗马——小时候看到他的这个官职时着实笑了半天，脑海里又想起了孙悟空的弼马温。当然这个官名的意思可不是望文生义理解出来的那样，而是东宫中的一个谏官。不过好像也没看到他谏了什么，就是知道他劝李建成杀了李世民。因此有人以此证明李建成其实不像史书上写的什么声色犬马什么无能……当然史书中是夸大其辞，但这属于小事，想不出来李世民布在东宫的探子还要把这种事报告给他知道，另外，魏征后来当然不可能告诉李世民当初怎么怎么算计他，也不大可能会提到当初劝你哥什么什么事。以前的事，尽量还是提的越少越好。

面对胜利的李世民，魏征的话很值得玩味：“如果你哥要是听了我的话，那么今天这个阶下囚就会是你了。”正常情况下一个忠于故主的人大多会说什么“先太子冤枉啊，你杀了是他大逆不道（庸俗电视剧中庸俗台词，但确是很贴近真实情况）”，魏征此话当然和这个不一样，但也不像软弱投降者那样先痛骂一下故主然后表示效忠新主。他的话其实很中性，没有替自己辩解什么，大家反正都心知肚明，说那废话没用，但这样的话也并不过分激怒李世民——我的确当初谋算过你，可是他不听，没用。这就是魏征的老道了，他可以说在语言艺术上是很高明的。

说进谏，不是随便哪个人都能说的好而且能管用。唐太宗起初用魏征其实就是用来进谏的：既然你摆出一副纳谏的姿态，那我也就不客气了……李世民其实很有口才，不管雄辩诡辩都很擅长，要是参加辩论会也肯定能拿个最佳辩手，可是即使这样，也经常被这老头气的没话说。比如有一次皇甫德参说：“修建洛阳宫，劳弊百姓；收取地租，数量太多；妇女喜梳高髻，宫中所化。”可是李世民却曲解为“德参想让国家不役一人，不收地租，富人无发，才符合他的心意。”最后当然是被魏征给劝住了。而且魏征还说，如果皇上你和大臣辩论辩的太多，那么别人就不敢再跟你说什么了。于是把李世民这条路也堵住，只好由着他们指点江山，挥斥方酋。

但渐渐也有了变化，像李世民那样的皇帝最终不想刚愎自用都很难。于是魏征的进谏也有了变化。所以说，魏征进谏当然还是更多为了国家，但同时他也是很聪明的，他是名臣，而不是忠臣。这是他自己说的，在太宗面前说起的时候，很是让李世民吃了一惊，但接下去魏征说忠臣往往都被皇帝杀了，但皇帝自己也都不得好报，这只是纯粹成就了大臣的名，但于国于君都无好处，不如名臣，既可全身，也可以有利于国君。这话说的不假，不过也从侧面反应了他不想因进谏而无谓牺牲。

魏征提出的问题当然大多数是有用的，可有些事情似乎也管得宽了。长孙皇后去世后，李世民在宫中搭了一个高台，经常登上去远望昭陵（也不知人自己看自己的陵墓是什么感觉，不过他当时是思念亡妻，大概不怎么想到这点吧）。有一次，他错误的把魏征也拉了上来，于是，这也宣告了这个台子被拆掉的结局——李世民要他看昭陵，他却装作没看见，李世民一不留神上了当，用手指给他看，哪知道，魏征竟然说：“啊，昭陵啊，早就看到了，我以为皇上说的是献陵（李渊的陵墓）。”这等于是说李世民只惦记着亡妻，却不想念亡父。这话是很刺耳啊，而且也毫不留情面，李世民当下就落下了眼泪，然后马上拆台——这可以算是魏征拆的台吧。要说皇后对魏征可是有过救命之恩的，可是他却拆皇后的“台”，心里暗暗想到一个词：人走茶凉……当然这件事不是这么曲解，只是觉得，人家夫妻伉俪情深，又是刚去世，思念一下不但正常，而且也难得啊，怎么能这么说人家？也许是吸取了教训，三年后到献陵去拜祭先父的时候，李世民那可是动了真感情，“皇帝至小次，降舆纳履，哭于阙门，西面再拜，恸绝不能兴。礼毕，改服入于寝宫，亲执馔，阅视高祖及先后服御之物，匍匐床前悲恸。左右侍御者莫不歔欷。”因此上这件事魏征真的是多虑了。

尉迟敬德
太宗手下最有名的武将莫过于尉迟恭，即尉迟敬德，在演义中并不是第一位的勇将，可是在史书中，却觉得这个第一的称号非他莫属。李玄霸、宇文成都、罗成这些小说中耳熟能详的人，实际上要么死的早，要么就是没有，像秦琼那样的被抬高，简直是件莫然其妙的事，程知节则被写成了一个废物一样的人。实际上，秦琼、程咬金等人应该都差不多，反正也没比过，谁更强些不好说。但是他们表现的机会却是没有尉迟恭的多。

尉迟恭本来是唐的敌人，甚至大唐还因为他牺牲了一个郡王级的烈士李孝基，不过要是没他，李世民就很有可能成为大唐的一个亲王级的烈士了。李渊本应很恼怒他才对，虽然不清楚他是怎么压下火来原谅尉迟恭，但可以猜到，其中李世民起了很大的作用。毕竟还是儿子亲些，所以那个仇也就不报了。

于是尉迟恭又成为秦王卫队的一员大将，属于保镖型将军。由敌人到嫡系，李世民在尉迟敬德的身上下的功夫还是真不小。如果不厚道一点用阴谋的角度来看，这实在是一个经典的“收买”案例。李世民当时拿出的钱虽多，但比不上后来李建成那一车的东西，可问题不在于钱有多少，而在于时机，更在于，李世民并不是纯粹的用钱来收买，他的以国士待之终于使得尉迟恭对他像豫让一样回报智伯。当时尉迟恭没有收，表明他是一个很有骨气的将军，同时也不是可以用钱来收买的小人。平常来说，一般很快的便找着机会报答不大可能，可是不久秦王就有一次遇险，被单雄信追的挺狼狈。自然了，这时便是尉迟恭嘿咻嘿咻的过来把敌人打跑。按说李世民自己也是很英武的，这样子狼狈还是第一次，如果再以阴谋的角度来看，这就像是有意落败，为了给尉迟一个立功的机会，好把那盘金银打发了。自然，也许我们冤枉了李世民，不过即使面对千军万马都不曾失色的秦王，这一次的表现确实有些蹊跷呢。

在诸多将军中，李世民似乎最愿意带着尉迟恭一起闯进沙场，一方面说明尉迟确实非常勇武，另一方面，在诸武将中，尉迟和秦王的关系似乎是最好的了。可能性格上有相通之处吧，因此比较投机。可以说，尉迟是绝对的秦王死党，他可以为了秦王一句赞马的话跑到敌阵中去夺马。只不过面对太子那车金银不大会变通。李世民说把金子收下来然后顺便打听情报固然是妙招，但真要这么做的话，只怕有点解释不清——毕竟尉迟是个武将，哪里有那么多心眼……既然敬酒没吃，后面肯定就是罚酒了。在狱中很是受了些苦，终于在李世民的求情之下出来了。于是出来之后的尉迟恭非常积极的劝李世民下手，并最终在玄武门之变中杀掉了李元吉。

但，在以文治国的贞观年间，尉迟恭却有些有力无处使了，也许也很有失落感。有一次在晏会上居然动手打人，打的还是江夏王李道宗，可以想象，李世民得有多生气。不过还好，闯了这么大的祸也只是批评教育了事，算是警告处分吧。不过李世民居然提起刘邦来，这个是满吓人的——只是他不知道日后还有个名叫朱元璋的小伙子，比刘邦那是狠的多了。那么，话已至此，任谁以后都不能再犯，所以尉迟恭后来安安心心的过起了舒服日子，据说是信起佛来。有一次在电视看到一个节目说是某座寺院，里面还有供奉人尉迟恭的塑像。印象中的尉迟将军黑不溜楸，五大三粗，金刚怒目，威武狰狞……总之，是受了门神画的影响。然而看那塑像，黑确实是黑，但是面目却很周正，虽则刚武，却并不野蛮粗鲁，当时吃惊不小呢。

秦琼,程咬金
忽然想起秦琼来，这本来是唐史中挺平常的一位将军，不知怎么到了演义里就一下子那么威风起来，而且还编出了那么一个不平常的来历，以至于现在很多人都信以为真。事实上，秦琼的爸爸很多半不是来自于陈朝，而罗艺的妻子姓孟，当然不会是小说中宁夫人的妹妹。选这样一个人来神话，实有些令人匪夷所思。但秦琼确实非常骁勇，在美良川，曾大破尉迟恭，也就是“三鞭换两锏”故事的原型。但秦琼比较平和吧，在秦王府中没受到什么迫害，不像尉迟恭、程知节他们又是入狱又是调走。贞观中，秦琼多病，他把原因归于自己当初流了太多的血，这放在今天觉得有些好笑，但古人也许就是这样想的。看《红楼梦》里袭人有一次吐血，就以为自己是个废人了。如果拉他们到现代来献血的话，他们一定吓的够呛。

和秦琼常在一起的还有一位程知节，就是演义里那个草胞程咬金了。小说的力量真是无穷，这本来差不多的两个人（感觉程知节更勇猛一些），结果经过演义的改写，一个成了天神一般，一个则是令人哭笑不得，甚至他敢拿李世民做人质交给尉迟敬德。他和秦琼早年都在来护儿手下为将，后来都在瓦岗，瓦岗失败后也曾短暂的投奔王世充，奈何程知节认为王世充是个老巫婆所以不愿久留，于是两人阵前又一起投奔了唐军，后来又一起成了秦王的护从人员，一起参加了玄武门之变……就是没有在一起死，程知节活到了高宗时期，结果老将军又挂了一次帅，却是失败告终，于是被罢官。尽管后来又封他为岐州刺史，但老迈的将军很有自知之明的主动辞职了。其实程咬金比秦琼更忠于李世民，当李渊要把他调走的时候，他说就是死也不走。秦王就是凭借这些忠心耿耿的属下才取得了政变的胜利，由此可见，李世民得人心的“手段”十分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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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绝代双“娇”——长孙皇后和则天皇帝

唐代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朝代，那个时期的女性在中国历史上是最解放的，体现在各个方面，因之，唐代不但男子英才辈出，而且还出了绝世双“娇”——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和历史上的“千古一后”。

有人曾经评过，说如果对应千古一帝的评选(当然事实上不可能有个全民投票选哪个是千古一帝)，再来个千古一后的评选，那么长孙皇后当选的概率是很大的。纵览中国古代的皇后们，像有名的吕雉、窦太后、卫子夫、贾南风、独孤皇后、长孙皇后、马皇后乃至慈禧太后(皇后是没当成，但太后好歹也是个“后”)……太多了，但真正以贤德著称的却没几个，而且很多当皇后时没什么名气，但当了太后却颐指气使起来。像窦太后，当皇后时倒没见怎么样，而当了太后之后，便有了“资本”，连皇帝也不敢管她。看现在电视上把她渲染的多厉害，可事实上，窦太后也没有什么政治才能，和一个普通的老太太没什么区别，若说心计城府，其实她还不如王娡(也就是汉武帝的母亲)，和吕后更没法比，吕后虽然狠，但是政治才干、手腕都是有的。把窦太后捧起来，纯粹有点偶然。卫子夫可惜最后不得善终。贾南风，一个著名的丑皇后，败家误国，西晋之所以灭亡的比较快，不能不说她出了很大的力。另外，独孤皇后固然有些才干，只是她的善妒却更出名，尤其是她还曾把皇帝杨坚气的独自一个人跑到野外生闷气，大臣们好说歹说才劝回来。马皇后倒是不错，只是她所能起到的作用却着实太微薄了，比方说她曾劝过朱元璋，“定天下以不杀人为本”，可事实上，朱元璋杀人比谁都多。慈禧就不多说什么了，如果她要是能选为“千古一后”，那真是I服了you……

唔呀，废话不再多说，该咱们的主角闪亮登场了.

长孙皇后

古时历史不大注重记录女子的名字，像《汉书》里有很多“姬”也并不是本人真名，当然不排除真有叫“姬”的。但像吕雉、王娡的名字记的这么清楚，毕竟不多。长孙皇后的名字也没有记下来，比较可惜，那么下文为称呼简便，就以姓代名了，称之为“长孙”。

长孙皇后是长孙无忌的妹妹，两兄妹小的时候父亲长孙晟就去世了，于是母亲只好带着孩子回到了哥哥高士廉的家中居住。而长孙晟在世的时候，就基本上把女儿的婚事定了。《新唐书》写他哥哥长孙炽因为知道窦夫人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猜测她一定会生出了不起的孩子，所以劝他弟弟要与李家联姻；《旧唐书》没有这段，而是说高士廉因看到李世民，觉得这个孩子将来会很了不起，于是便把外甥女许配过去了。——只是长孙炽和高士廉既然都看出来李世民将来有出息，但都是把别人的孩子嫁了过去……

长孙嫁给李世民的时候才十三岁，大概也就是初一初二的意思吧，不过当时李世民也不大，是十六岁，最多高一。在现在来说可以算是“早恋”，不过在当时却是很正常的。只是有个问题，李世民的母亲窦夫人去世的时候，他好像也是十六岁。两件事哪个在先已经无法考证了，推测应该婚事在前，否则不符合守孝的规矩。不过这一年李世民可真够忙的，据说雁门那次炀帝被围，十六岁的他就去雁门从军小露了一手……然而这件事的可信度却不高，但作为写小说的素材倒是可以参考。后来长孙有一次归宁，结果舅舅的一个妾居然看到她的门后有匹二丈高的大马，吓的不轻。于是占卦，占出来遇坤之泰，“女处尊位，履中而居顺，后妃象也”。要说准的确够准，不过现代人们对此类事物抱的态度大多是认为迷信，是后人写史时神化的。很多时候是这样，但是也不能一杆子打死，像武德九年那次太白经天，应该是确有发生的，一来天文志上也这么写，二来后来太宗也曾有些埋怨的对奏此事的傅奕说：“你老兄前面奏的这事，差点把我干掉……”长孙所遇到的这件事，可能是真的，反正天下大乱，凡是贵族都可能会遇到几个占卜者说他们是大贵之像，只不过没应验罢了。像李密，他和那个“桃李子”的歌谣可以说贴的最近，但也是大的反王当中最早被拉下来的。

后来到了唐朝时长孙首先是成为了秦王妃，这一时期她的作用主要就是“孝事高祖，谨承诸妃，消释嫌猜”。然而平日这么温柔恭谨的一个女性，玄武门之变时还亲自慰勉众将士。有一说李世民事变时是把她带到了玄武门的，当然这可不是把她当作女将军来用，也很难想象长孙拿着刀剑在众军中挥舞厮杀。不过那种场面一般女子多半是看不到的，一旦看到不知道要怎么大呼小叫——不晓得长孙当时什么反应，但联系她亲自慰勉将士的镇定，应该不会很失态，长孙的确够坚强。从记载来看，秦王府后来遭到冯立等人的围困陷入危机，反倒是在玄武门的李世民相对安全一些，也就是说，看起来危险的地方实际上反而安全。另外，如果事败，也方便两个人一起死——不用我说，估计你也能想起来常听到的一句话：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所谓夫妻情深就是如此。想象一下如果事败，两人双双自尽的情形，可不亚于项羽和虞姬。不过当时乱糟糟的，长孙纵然不会披挂上阵厮杀，但也得穿得利落安全一点，所以多半还是得穿上铠甲，至少是细铠，也就是说，我们亲爱的皇后此时一定是非常英姿飒爽的……

再后来，随着李世民短时间内由秦王到太子再到皇帝，长孙自然也是步步高升，由秦王妃到太子妃再到皇后，终于应了那个“遇坤之泰”的卦。

当政的李世民有些事情想和妻子商量，但长孙主动的放弃了参政的机会。也不用给长孙扣什么封建道德的帽子，把现代的说法扣在古人的身上是不现实的。长孙实际上也并不是真正的什么都不管，像魏征有一次惹得唐太宗生气到恨不得杀了他的地步，要不是长孙皇后“上有贤君，下有贤臣”的这么劝，虽说多半也会自己消气，但还真不会那么快。此外，看到历史上外戚最后多无好的结局，长孙也非常明智的劝自己的哥哥长孙无忌辞职，同时也劝李世民不要给长孙无忌高官。似乎是为了印证长孙皇后的正确，后来长孙无忌最终还是被迫自杀了。不过这与他是外戚的表面现象关系还不大，主要原因是长孙无忌是托孤重臣，难免有些把持朝政，权倾朝野，又与武后不和，这样当然危险了。

长孙皇后是一流贤后，而且也非常有才，写过《女则》。后宫中有了长孙皇后，李世民省了不少的心，而且有时他发火，长孙皇后都能婉转的劝止，于是“宫壶之中，刑无枉滥”。而且，她待人又是非常的仁善，对后宫姐妹颇有照顾，很受爱戴。所谓标准的母仪天下，就是这样了。

只可惜，现在有些人只注意到了她的贤惠，而忽略了皇后与皇帝的爱情，更有甚者，因以前有部电视剧里发展了杨妃这一条线，因此惹得有些不学无术之人真的以为李世民最爱的其实是杨妃，但是查阅历史的话，如果不是生了李恪，那么新旧唐书都懒的写上她一笔。反倒是《资治通鉴》里记载有一次太宗想要立曹王李明的母亲为后，只是因为她过去是齐王妃的身份而罢休。这是见于史册的，另外一位是考古考出来的，即韦贵妃，按后宫等级来说，贵妃是皇后以下最高的，可见也十分得宠。但如果说感情最深厚的，那么非皇后莫属。李世民和长孙的确是患难夫妻，宫廷斗争中是，当了皇帝皇后以后也仍然是，就连生的病都一样，都是“气疾”。大约贞观十年左右，李世民病了一年，长孙皇后随身携带着毒药，准备万一丈夫有个三长两短，自己义不独生。其实殉节这套东西是经过程朱理学之后到明朝到达高峰，唐朝反倒是不怎么讲究这个的，这完全可以说是因为长孙对李世民的爱而致。不过后来李世民的病好了，但一直也病着的长孙却加重了病情，终于于贞观十年去逝。长孙皇后死后，李世民对她十分思念，像以前曾提过立台一事，只是魏征老儿不解风情，硬是逼着太宗把台毁了。

长孙皇后可以说很完美了，几乎找不出来缺点。不过她死后他的三个儿子，两个因争位而罢黜，因此难免有人批评她教子无方。但实际上这也不单纯是教子有方无方的问题，李渊把几个儿子都调教得十分厉害，可是最后仍然避免不了一场争斗。其实长孙生前对孩子们管教还是很严的，太子承乾的乳母说东宫的器物少，要求添置几件，长孙皇后说：“为太子，患在德不立，名不扬，何患无器用邪？”可见她并未宠着孩子们。另外，长孙在世的时候至少还是相安无事，只是后来孩子们都长大了，必然会有权力方面的争夺，这不可避免，批评长孙教子无方没道理，批评李世民教子无方也不公平。何况，哪个朝代没有争皇位的事呢？


武则天

要说立储更乱的当属李治和武则天了。反正就四个儿子，太子轮流当之后，皇帝也是轮流做，可当来当去，最后皇帝玉玺还是跑到了他们母亲的手中。

武则天的事迹可以说是自力更生艰苦历斗白手起家的典型，她后来的地位权力无疑都靠她自己的努力得来的，只是有些手段在我们看来，未免有些狠。通鉴里写的清楚，“会昭仪生女，后怜而弄之，后出，昭仪潜扼杀之……”为了自己的地位，连自己的孩子都不得不忍心杀掉。对这件事，为她辩解是没有必要的，以此来批评她也不客观。既然史书上记下了这一笔，要想推翻事情的存在，说什么“这件事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发生过”，靠的也只能是臆断，再者说，像武则天那样的女子，这样的事情还是可以干的出来的。但她当时处境并不是很安全，而如果她自己尚不得保的话，那么这个孩子即使活下去，只怕结果也未必会好，所以为了更高更稳固的地位，武则天不惜用这种手段嫁祸于人。然而古人都有其局限性，如果换作别人在她那个处境下，只怕也得这么做。回头看看萧淑妃的女儿吧，年龄很大才得出嫁，而且也是将就了事，武则天根本就没打算让她们过好日子——可见当年的仇怨是多么的大。那么反过来说，如果得势的是王皇后和萧淑妃她们，武则天的孩子们也不会过得十分幸福。

宫廷中就是适者生存的地方，武则天就生存了下去，如果没有狠劲是办不到的。她有一次在太宗面前驯马，就很能体现其性格：如果不能驯服马的话，那么即使再好的马，也是没有用的，干脆就杀。这和朱元璋的“士不为己用则杀”的意思是一样的。不过太宗不喜欢这种性格的人，尤其还是女人，这和长孙皇后的温柔简直就是天壤之别。可你要说哪个好哪个不好，也不一定，反正可说是两个极端了。也正因此，实际上太宗时期武则天并没有像有些书中写的那样得宠。应该说，李世民自己就是非常刚强(但不残酷，至少他没有杀掉当时在大好形势下还要归隐的王绩)的人，他比较欣赏的是像皇后和徐惠妃那样的温柔女子，倒是李治性格比较温和，而武则天性格则是刚强的，所谓性格互补就是如此。

武则天除却果断，还十分有心计，这就不是一般的厉害了。《红楼梦》里曾有人这样评价王熙凤：模样又极标致，言谈又爽利，心机又极深细，竟是个男人万不及一的。无论哪个朝代出来个厉害的女角，基本上这句话都能适用，但真正能让男人万不及一的，则首推武则天，原因是她还有着有些男子都没有的气度。骆宾王的千古名篇《讨武曌檄》写的很有气势，同时把武则天也贬低到了极点。当面被人这样揭短，尴尬自然是有些了，如果不觉得不好意思的话，那脸皮也是太厚了。于是，一句一句这么念着，一句一句这么尴尬着……突然，结尾了，武则天也许早就盼着快到结尾，但是当她听到“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时，文章的气势与文采令她折服了，霎时欣赏更多于尴尬，因此她问作者是谁，答曰：“骆宾王。”“这是宰相的过错啊……”这篇檄文能流传至今，不能不感谢武则天当时没有禁锢此文，而看过了明清的文字狱后，也不能不令我们佩服她的胸怀。

武则天虽然是个女强人，但也总有女人的一面。现代很多电视剧里只强调了她政治上的一面，却忽略了她作为女人的本性。小时候台湾有部电视剧《一代女皇》，里面潘迎紫演的武则天，前面清丽可爱，后面的打扮却是不敢恭维了，气势是有了，但是也实在很吓人的，潘迎紫那么漂亮的人，居然给画成了那个样子……大陆拍的《武则天》化妆倒是正常了，只是就像上面提到的那样，有失偏颇，但最后有一点挺有意思，就是老了的武则天让上官婉儿穿上她年轻时的衣服，然后突然说：“我年轻的时候比你漂亮多了……”武则天还会这样说？可能你的第一感觉是觉得有些好笑，但这却一下子把武则天拉回到了人间。女人总是希望是自己漂亮的，武则天就是再像个男子，也只是像而已，毕竟她还是女子。武则天年轻时一定十分漂亮，从那画像来看，有点典型唐朝“美人”的意思，但是古时的画像只怕大多数情况下作不得真，别人不说，你去翻翻初中时的历史课本就可以了，看看司马迁是什么样子的，便可以想象古时的画像会有多真实。因此，虽然武则天经过细心打扮之后坐在那里，郑重的等着画师给她画像，可是画师“斜睨”(也许不敢斜睨，但是瞥、瞟等词就更不合适了……)着看了她两眼，依旧按照自己应该画的模样画了起来——我猜那时画像是有个标准的，有一次看某个版本的唐代皇帝画像，里面的人基本上就是两副面孔，一个是李渊式的，一个是李世民式的，不过两式区别也不大，其实这也不难理解，因为唐代皇帝都是他们的子孙嘛，为了体现皇帝血统之纯，所以他们必须得长的像祖先，幸好那时人们还不知道人类的祖先究竟是何物。那部《大唐情史》我是没兴趣看的，但看到了一个镜头，恰恰赶上画师为高阳公主画像那点。这里面的高阳太过愤世嫉俗，但这个地方的牢骚发的倒是正确，她说什么忘了，反正就是说画师画的不像。呜呼，这地方有点跑题了，说到哪了？对了，这样的武则天才更真实一些，不过这几个武则天似乎都不是太称人意，反而《大明宫词》里那个配角的武则天受到好评更多，虽然戏说成分大了，但武则天平易了一些，离着人的距离也近了，但依然保持着女政治家的风度，也许，这才是真正的武则天？

前面说到小公主的事情，而后来，李弘、李贤的死，武则天也都有嫌疑。不过，李贤赋的诗“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搞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犹为可，四摘报蔓归”，真的起了作用，后两个儿子李显和李旦，最终得以保全。也许，这和他们两个比前两个无能有关，又也许，真的像李淳风劝李世民时说的那样，三十年后，那个老人也许还会有些慈心的。总之，武则天废了中宗李显，又从儿子李旦手中接过象征权力的玉玺，开创了一个女皇时代。

我不愿把周看作是一个独立的朝代，因为我太爱唐朝了，不忍心破坏它的完整，我有时甚至有些讨厌武则天，可是想想，也真是无聊呢，自己又不是唐朝的遗老遗少……

当皇帝的时候，武则天已经六十六岁高龄的老人。如果是个男皇帝的话，这个年龄可真是爷爷级的了，像清朝登基年龄最大的是雍正，也只是四十五岁，很多皇帝甚至还没活到这个年龄就死了。道理很简单，武则天是女皇，即使在开放的唐代，这也是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情，跨过很多的障碍，耗去了她太多的青春，终于在垂老之时，迈向了人生的顶峰。

人总有更老的时候，总有死的时候，那么武则天也要面临着立储的问题。究竟是立儿子呢，还是立侄儿呢？这就得感谢狄仁杰了。狄仁杰很清楚的告诉武则天，如果立侄儿，将来姑祖母的后人们就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她了，那么，只好把她请出宗庙；立儿子的话，那么还可以千秋万岁配食太庙。经过几番劝说，武则天终于决定立儿子李显为太子。最后，让位给李显的武则天令去帝号，仍称自己是则天皇后。死后，仍和自己的丈夫李治合葬，也因此乾陵成了一座埋葬着两位实际独立当政的皇帝的陵墓。山不转水转，自己一辈子想转出这个圈子，可最后却仍无法摆脱自己是李家媳妇的身份，不知武则天那一刻，脸上曾否有过一丝苦笑？


郁闷三人组——李治，李显与李旦

李治

唐高宗李治，一直以来基本上被认作是个无能昏庸之辈。这里想为他正一下名，实际上，李治非但不无能，而且是个非常合格的守成之君。之所以显得无能，一来他的性格的确是比较柔弱，二来，也是因为他夹在了两个太强的人当中——历史上能有几个人可以与唐宗并列？历史上又有几个女皇？

高宗皇位的得来，印证了一句话，“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李治曾经有过夺嫡的念头吗？也许梦里有过吧，但醒来之后，自己也好生奇怪，怎么会做出这样的梦？于是擦了擦汗，又躺下了。然而李治何曾知道，他做的这个梦，却是李泰一直日有所思却总是夜中不得的梦：虽然父皇一直摆出偏爱自己的样子，可是就是不行废立之事。要命的是，还有那个魏征，当初父皇没登基时反对父皇，现在又反对我，就连大臣像我行个跪拜之礼都要进谏，真是个老顽固……

明知自己不受喜爱的太子承乾，忍了若干年，终于再也受不了这种心理上带来的恐慌和气恼，加上曾跟随父皇有着深厚经验的老一辈大臣侯君集此时也是失意之中。同是不平人，一下子变得亲密了。贞观十七年，新的太子集团商定，要诈病把太宗骗到东宫，然后再……总之，是要政变了。当然，此事后来以失败告终，不然我们今天看到的就不是高宗李治，而是唐某宗李承乾了。李承乾的失败，并不是缺乏自信，而是过于自信了。看到了齐王李祐谋反失败，李承乾洋洋自得的说：“我东宫的西墙，离着大内也就是二十步，这哪里是齐王那小子能比的上的？”可是他太过得意了，虽然知道齐王谋反失败的事，却忘了自己的人也被齐王的事牵连了。最后，恰恰是那个想活命的人利用告密求得了生存。李承乾由此功亏一篑。想象一下吧，如果没有这个人告密，那么会是一种什么情形？听到太子承乾生病，作为父亲的李世民即使不疼爱他，但好歹也是自己的儿子，于是忧心忡忡的赶往东宫，却没想到年年打雁,今年叫雁啄了眼，这个孩子居然会发动政变……忽然间想起十七年前，自己的父皇大概也是这样的惊诧。只见承乾手下的一员猛将，或是一名亲信，或者就是侯君集，手按在剑鞘上，一脸淫威，说：“魏王李泰谋反，请陛下定夺。”或者：“太子等的不耐烦了，请陛下交出皇位。”或者……总之，是事先准备好的若干种说法，就看当时怎么选取了。其实不管选哪种，李世民心里都一定很清楚事实的真像。这时他的做法，无外乎三种，一种是像李渊那样乖乖投降，日后还可以做个太平的太上皇，或者不知所措，最糟的一种就是强硬到底，“我是皇帝我怕谁”？然后太子承乾不得已，杀之。想想太宗的性格，多半承乾要想得手，只怕真得来硬的才行。当然了，也许事情不会这么简单，也许即使没有告密的人承乾也不会成功。总之，这件事的确是很不成功，于是继齐王李祐之后，太子承乾成为了第二个给了李世民重重一击的儿子，只是对他的处理还宽大些，毕竟情节严重但并未发生，于是贬为庶人。就这样，太子位子空缺下来了……

权力场上不容许有真空，如果没有意外，这个空间将由李泰来填充。或者说，太宗很多年处心积虑想换一换太子，都没达成目的，这次反倒有了机会。然而李泰却遇到麻烦了，因为长孙无忌不答应，长孙无忌所希望的下一任太子是晋王李治。且不管他支持李治是出于什么目的，但国舅的意见的确很重要，李泰觉得有些不自信了，他担心弟弟李治会对他有危胁，所以开展恐怖主义手段，对李治进行恐吓。李治果然十分恐慌，忧形于色，这是个极好的解忧方法，同时对李泰则是具有毁灭性的打击——因为这件事令李世民很担心李泰当了皇帝之后李治的安危，再加上种种原因，李泰终于与太子之位无缘。非但无缘，连本来已有的地位也保不住了，被降为东莱郡王。尽管后来又有几次改封，也只能说是改变一下生活质量而已，而且一直是作为一个政治敏感人物，最后太宗去世时下诏说诸王奔丧，“濮王泰不在来限”，也就是最后都不肯给他机会。
那么随着两个哥哥的倒台，李治成了这次斗争的最大赢家。嫡子之中只剩下他，即使李世民曾想过吴王恪，但这却是没有可能的，因为吴王恪得不到朝廷中像长孙无忌这样重量级人物的支持。从贞观十七年当太子开始，至贞观二十三年，李治当太子是相对比较安稳的，加之他一直都很恭敬谨慎，倒也不用怎么担心自己的地位，算是大唐三百年中少有的几个地位稳固的太子——李世民和李隆基都是有比较强硬的手段，李享则当得心惊胆战，连头发都吓白了，只有李治，实在是难得舒服。

太宗死后，二十二岁的李治即位，是为高宗。按说这个年龄不小了，可是太宗死时李治是抱着长孙无忌的脖子大哭，像个无助的孩子。最后把无忌哭的有点烦了，说主上把社稷交给殿下，“岂得效匹夫唯哭泣乎！”——这也就是舅舅敢这么说。于是止住悲声，火速回到长安，一切安顿的差不多了，然后突然宣布这个惊天动地的消息，接着就是顺利即位，可以说，一点障碍都没有。

高宗即位后首要的当然是先任命大臣，长孙无忌不必说了，李世勣——或者确切来说是李勣，李是皇家赐姓，那个“世”字此时则是无论谁都不能再用了，为了避讳嘛。想想李世勣真是可怜，自己的名字都没有自主权，本来叫着徐世勣二十年左右好好的，降唐后就受到赐姓这等待遇，这样又叫了二十多年，然后就要把世字去掉，直到死后也不安宁，孙子一造反，又回到徐世勣了，这倒也罢了，只是后世人说书，不喜用名喜用字，害的我以为茂公就是他的名……不过高宗毕竟初登大宝，所用之人也只能是顾命大臣。

李治当太子虽然有点晚，但六年的学习也可谓效果显著，基本上继承了贞观时期的政策，当然这和老一辈的执政人才是分不开的。永徽年间，文治上的事不多说了，基本是国泰民安。可见李治文治上的功夫学的还是可以的，而武略上李治却没有这方面的煅炼机会，另外也没有表现的机会，不一定说他率军打仗就一定失败，只要朝中有能打好的将领并且他不多加干涉，像杨广灭陈那样挂个名也是非常有可能的。而且李治倒还是很有扩展唐版图的雄心，事实上征高丽时他曾想过亲自率大军随后出发，却被武则天劝了回去。太宗时期未解决的高丽、西突厥都是在高宗朝攻下来的，虽然有太宗的准备在前，为胜利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不管怎么说，是高宗打下来的，即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继贞观时期设安西都护府之后，高宗朝又设?嬃辍?鞒囟都护府，徙安西部护府于龟兹。唐代的版图，在高宗时期为最大。有人说，唐代最繁荣的时期，其实不是开元，也不是贞观，而恰恰是在永徽，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说运气好也罢，说是拣便宜也罢，李治其实都是一个合格的守成之君。另外，高宗还完成了一件太宗几次想做没做成的事，就是去泰山封禅。从个人能力等方面来讲，高宗当然不算是出类拔萃的，但从当时国力看，高宗的确应该去封一次，怎么说也比宋真宗的时候强了很多很多呢?

在宗室的问题上，李治也是比较开明的。李治对待李泰，还是满不错的，在贞观二十三年十二月（这时皇帝是李治了，年号一般都是次年修改），“诏濮王泰开府置僚属，车服珍膳，特加优异”，确实像太宗生前所料，“治立，则承乾与泰皆无恙矣”。不过，李承乾没有活到李治当皇帝的时候，于贞观十九年就去逝了，而李泰也在永徽三年死去。李泰和李承乾两人都是死的很早，三十多岁，这样的年龄实在太年轻了。如果不是别人陷害，那么必有原因。推测都差不多是心情郁闷，“若加挫抑，恐有不测之疾”这句话适用还是很有广泛性的。假使当年李渊也像李世民贬李泰这样贬李世民，那么李世民只怕活的时间更短。至于高阳公主和李恪等人的死，一方面是高阳不该谋反，另一方面长孙无忌这时起到的作用也是不好的。李治从中受益无疑最大。其实不管李恪有没有罪，李治杀他也在是情理之中。李恪和李泰的意思不一样，李泰已经没有希望了，至少从人望上已经从一个很高的高度重重的跌了一次，再想起来的可能已经不大了。李恪的危胁相对就大的多了，如果说借这一次的事而除去他的话，怎么看怎么划算，这也并非李治“良心大大的坏了”，毕竟为了自己的生存。有了长孙无忌，李治这次省了不少力气。也许这么想把李治想的太有心计了，但李治其实真的不傻。此外，对于宗室中违法的人或行为，李治也加以惩诫。比如李治的叔叔（当然不是同祖母的叔叔了）滕王元婴，劳扰百姓，他就写信告诫他；而元婴与李治的异母兄李恽两人都好聚敛，所以李治有一次赏赐诸王时唯独不赏他们两个，因而使得这两人很是羞愧。这种惩罚是精神上的，但效果却比物质上的更厉害。这很类似于李世民对贪污的长安顺德的手法的，可见李治确实还是有乃父之风的。

问题是李治学到的功夫，慢慢体现出来的，更多却是李世民后期的拒谏饰非。李治有一次说：“杨广因拒谏而致亡国，我时常作为警戒，虚心诚意，要求直言，可是竟然没有人说话，什么缘故？”李世勣回答说：“陛下作为，都尽善尽美，臣属们无从规劝起。”实在很搞笑的一段记录。李世民也是常常提起杨广，李治竟然也常提这位老前辈，不能不说是受了影响。只是和乃父相比不同的是，三十八岁时的李世民还是有很多人给提意见的，而李治三十八岁时就达到“尽善尽美”了。想当初李渊当了皇帝后，就有了听不进话的苗头，李世民到最后也是没人敢再说什么，如果下一代是李承乾，只怕情况更糟，他才二十岁左右就已经很能够堵住大臣们的嘴了，李治好歹还等到了三十多岁。莫非这是遗传？嗯，如果是的话，那么算是一个广义的遗传了，虽然每朝每代皇位不一定是禅让的，可是不听劝的毛病却是一代代的传承了下来。

李治是有缺点，但不能说昏庸，毕竟高宗的政绩还是很值得一提的，无论如何总比后来的唐懿宗强。之所以倍遭谴责，多半是因为他的那位夫人——武则天，生时受她制约，死后大唐江山又险些断送在她手里，因此人们在钦佩武则天却又狠骂她的同时，也骂着李治。因此李治把武则天弄进宫来倍受非议，一方面武则天是太宗的才人，确实于礼不合，另一方面，只怕就难免是后人以结果推原因了。关于第一方面，唐代宫闱之事有时的确比较混乱，有北方少数民族习气的痕迹，比如李世民就曾把齐王妃收入宫中，而后世李隆基是娶了儿媳，李治则是娶了庶母。但是在正妻的问题上却并不乱，并不像突厥那样可以一个可敦经历几个可汗。武则天进宫的阻力没有当皇后时的阻力大，因为皇帝无非是纳一个妾而已，但要是把她立为正妻，便受到了坚决的抵制。因之，武则天立为皇后不见得是长孙无忌他们有什么先见之明，知道她将来会取代李氏做皇帝，而是因为她的身份问题。李世勣在这关头显得软弱，有人说是他圆滑，柏杨先生更是称之为“漂亮的报复”。如果李世勣知道武则天后来做了女皇，只怕也未必会如此表现。李治冲破重重阻拦，终于立武氏为后，这份“魄力”倒也难得，只是如果他用这份魄力来治家平天下就好了……

其实李治是有点怕老婆，但还不至于一开始就把政事交给她。显庆五年，高宗闹眼疾，只好让武后来处理一些事情，委以政事也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可是后来，李治的进取心也有所减退，武后的势力也越来越强，因此终于发展到“二圣”的地步。但这种情形历史上也并非没有过，隋文帝杨坚就是和独孤皇后一起并称“二圣”的。说起来，隋文帝杨坚也是很怕老婆的，有一次就是被皇后气的一个人跑了出去，宁可自己生闷气，也拿她没办法。李治也不是一味的心甘情愿，他想做什么，往往被武后制约，于是“上不胜其忿”。李治也挣扎了一次，找上官仪来起草废后诏书，不知怎么就被武后知道了——左右奔告于后，李治这个皇帝当的也够可怜的，由此可见，武后自然是废不得的。最后此事告吹，但比较令人失望的是，在武则天面前，李治把责任推的一干二净；而上官仪从中得到的最大教训，也许就是“疏不间亲”这句话的确是至理名言，但可惜再无实践的机会，因为这件事就已经给他带来杀身之祸。另外，说句不相关的话，上官仪之死从文学史角度来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正如闻一多先生所言，这是强制的收住了江左余风。只是杀他的时候，李治和武则天可都是没想到的。二圣之称，也是在这件事之后，以后更是发展到了“天皇”与“天后”的地步——李治大概是中国唯一的一位“天皇”了。

感觉高宗夫妇总能弄出很多花样来，如上面提到的天皇天后——这种称法中国还真不习惯，因此看电视上两人“天皇”、“天后”的这么称呼，有点滑稽。再比如年号，武则天是年号最多的皇帝，共十七个，李治则是十四个。而李治用了这么多年号，估计和武则天有关，总之是一开始还能坚持几年，越到最后换的越勤，一年一个，直到他去世。这些年号常搞得我晕头转向，其实历史上也不乏爱换年号的皇帝，比如汉武帝，但汉武帝的年号比较有规律，除去建元，后面是“光”字带着另一个字，只要记住那几个字就可以了，“光”字年号各六年，然后虽然用字不大规律了，但保持四年一个年号。高宗武后的年号则是什么规律都没有，要多难记有多难记，相信他们自己也都未必记的清楚。相形而言，还是高祖太宗的时间比较清楚，就一个年号，也许他们懒得再想年号名了，但这既方便了自己更方便了别人。起年号最有学问的当属玄宗，不是说他年号起的有多深刻有多好听，而是说年号起到的作用，开元和天宝基本上（所谓基本上，是说开元末期已经初露端倪）就是变化的转折分界。

时间走到了弘道元年，当了三十四年皇帝的李治去世了。临死之时，李治“遗诏太子柩前即位，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而后来的唐朝则为此而差点付出了三代而亡的代价。
李显,李旦

公元684年，年号的混乱达到了极致，这一年真是大唐历史上非常有趣的一年。这一年轮流上台了三个执政者，两个皇帝，一个太后；这一年本应该有三个称呼，嗣圣、文明、光宅……最后，人们便取最后一个年号为这一年的标记。问题来了。嗣圣是中宗李显的年号，但是他二月就被废了，随后李旦登基，是为睿宗，改元文明。但是睿宗已经是傀儡皇帝，实质上的执政者是武后。既然如此，武后为什么要于九月改元光宅呢？为了标记什么事呢？九月，徐敬业造反，或许与这次改元透露出来的信息有关，按逻辑当是李旦明确将权力交给太后。然而似乎又不是这样。六年后也就是公元690年，武后称帝，将皇帝改为皇嗣——也就是说，皇帝此前仍是皇帝，当然，是名义上的。可是他自从当皇帝，权力都并不在他的手中，九月的改元真的有些令人费解。同样令人费解的还有史家。既然那六年时间内唐朝还是有名义上的皇帝，但这六年却归属到了武后的名下。与此类似的还有汉的吕后时期，但是形似而神不似。惠帝执政期间，权力主要也是在吕后手中，但是却不曾将这几年说成是吕后某某年。而惠帝死后，汉朝实际上是处在没有皇帝的情况下，至少是没有一个成年的皇帝，因此吕后控制了政权，这时史书上才记“吕后某某年”。相似吗？可是，这位可怜的皇帝，汉朝从来就没认他是自己的皇帝，因为他来迹可疑，并非是惠帝的亲子。唐睿宗不一样，他不但成年了，而且也是唐代的正统皇帝，即使权力不在他的手中，但名义上仍是皇帝——于是暗笑，难道史家也是如此势力吗？

中宗李显即位之后，将自己的岳父提拔为豫州刺史，此后又想升为侍中，这件事成了他被废的导火线。这件得到了裴炎的反对，中宗一气之下说就是把天下交给韦玄贞，又有何不可？然后他为这句不冷静的话付出的代价便是十四年的流放。每当朝廷有使者到来，李显总是吓的要自杀——他有两个榜样在前，这样的担心很正常，但是既然敢自杀的话，死都不怕，又何必怕什么呢？如果不是韦氏劝止，李显真的等不到十四年后做太子了。又过了六年，苦尽甘来的李显终于得以复位，两次登基，前后一共二十年。

中宗在位之时政绩的确是不好，但对外却还有几件事值得一提。一是突骑施娑葛在西域作乱，唐出兵征讨，经过两次战斗取得了“贼徒因而退败”的胜利，于是突骑施娑葛被迫投降。二是突厥从河套南下侵扰，中宗派张仁愿征讨，收复了漠南地区，最后又在黄河之北筑了三座受降城，巩固了既得胜利。三是继文成公主之后，金城公主嫁入吐蕃和亲。这几件事中，金城公主的和亲是初中课本上就有的，现在还记得当时书上用黑体字写着：和同为一家。不过金城公主比文成公主可怜多了，她命运多舛，连孩子都曾被人抢过。至于受降城，应该比较有名吧——“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李益的《夜上受降城闻笛》中便写到了受降城。

中宗之所以后世评价不好，是为韦后和安乐公主所累。李显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丈夫和父亲，想当年艰苦生活中，是韦氏跟着他一起度过的，他怀着这份感恩之心，实践了当初“异时幸复见天日，当惟卿所欲，不相禁御”的承诺。但是他对妻女的放纵，却为国家朝廷带来了灾祸，也使他自己提前去世了若干年。我不认为李显是真的糊涂到了家，他并未答应安乐公主求为皇太女的过分要求，当他微笑着给安乐公主的“诏敕”签字时，可能想到更多的是对妻女的愧疚——他曾让她们受了那么多的苦。但是这本应该非常感人的一家，尤其是这对患难夫妇，最后的结局实在令人心痛。韦后毒死了亲夫，不久和女儿一起被杀，以完全的悲剧告终。

中宗之后，是睿宗。和哥哥相比，睿宗这一生可谓平安多了。他没有过被流放的痛苦，最后也非常识时务的退位做了太上皇。睿宗当政比中宗也强不到哪里去，而且对外上也是比不过中宗的，但是历史的评价似乎睿宗更好一些。这也情有可原，因为唐代后来的皇帝，都是睿宗这一支的后人。两人相似的地方是，中宗为夫人韦后所制，睿宗却是为妹妹太平公主所制。

不过睿宗在立嗣问题上倒的确是“睿智”的，和他一样睿智的还有他的长子宋王成器。父子二人一起吸取了开国之初那次玄武门之变的教训，非常正确的立李隆基为太子，避免了又一次的太子之争。只是太平公主与李隆基的关系并不像《大明宫词》里演的那样亲密，而是如仇敌一般，太平公主几次想要害李隆基。有一次，李旦召见韦安石，问他是否“朝廷倾心东宫”，这样问等于是有些怀疑李隆基了，幸好韦安石没有被太平收买，不然一旦加以挑拨，也是件麻烦的事。这说明太平公主的离间还是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姚崇和宋璟劝睿宗把宋王及太平公主等人全部弄出长安，为太平公主得知，于是责备李隆基。李隆基此时的表现初看也哆让人失望的，“太子惧，奏元之（姚崇字元之）、璟（宋璟）离间姑、兄，请从极法”。但想想玄宗皇帝好像也不应该是这样的人，这样奏请一来是被迫的，二来或许也出于对他们的保护。比如有一次北齐高洋怀疑他弟弟常山王高演受了大臣王晞的教唆，然后高演就对王晞说：“我明天要做一件事，为了救你，也为了自保，你千万别怪我。”第二天，便把那个人痛打了一顿，结果果然两人平安。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姚宋真应知足了，至少没挨那顿打。

最后，太平公主弄巧成拙，想用天象加害于太子，但她完全没有猜到睿宗会有的反应——他竟然因此而下决心让位了。和中宗同样二次复位的睿宗，第二次只短短当了两三年皇帝，便光荣的成为太上皇。可以说他的退位，是和立太子时一样的睿智，或许睿宗的庙号就是这么来的。

那么以后呢？以后，就交给盛唐吧。初唐人物随笔至此结束，以后或许有所补充——也交给以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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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ggw2005

在诸多王朝当中，唐的衰落最让人叹息。
　　
和一般王朝相比，唐朝非常有个性，一下子就兴盛起来了，然后又一下子衰落下去——兴则万国来朝，衰则一落千丈，都属于突变。
　　
前一个“突变”有机会再说，先说说这后一个“突变”。这个突变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安史之乱”。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公元756年六月十三日，一些大臣像往常一样来到了大明宫，准备早朝。尽管昨天人数就已经减少很多，据说十无一二，但总会有人来不是？然而，他们忽然间发现，不但自己的很多同僚没有到，就连宝座上的皇帝都不见踪影，整个朝堂之上空空荡荡，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于是所有到场的人们面面相觑——皇帝去哪了呢？
　　
他们不知道，就在他们刚到大明宫不久之前的几个时辰里，在这个漆黑的黎明，昨天还下诏说要御驾亲征的唐玄宗，带着自己的子孙嫔妃，从皇宫中匆忙的出来，直奔长安城的大门，然后向西逃之夭夭，溜之大吉。
　　
后世有人责怪玄宗没有带上他的大臣一起出逃，但事实上玄宗已是顾不上了，就是自己在宫外一时无法找回来的子孙嫔妃，也都没法带上，何况大臣们呢？
　　
玄宗不是第一个出逃的皇帝，当然也不是最后一个，但他的这次出逃却是非常有名的。其实面对将要被攻破而且是没有希望再守得住的都城，皇帝的选择无外乎有三，一是顺其自然，二是出逃，三是殉国。做第三种选择的皇帝少之又少，就朱由检勉强算是一个，但他在多次否定了出逃方案之后还是忍不住逃出了紫禁城，只是后来实在逃不出去了；不肯过江东的项羽历来受人尊敬，可惜他又的确没有皇帝的名义。顺其自然的皇帝大多在投降之前反抗一下，当然了谁也不愿意一上来就做俘虏。算算古来投降的皇帝可真不少呢，倒是陈后主很有个性的逃到井中企图逃过一劫，然而当隋兵要向井中扔石头的时候，这个写过“玉树流光照后庭”的南朝最后一位皇帝，也只有大声呼救了。
　　
出逃固然比不上殉国的刚烈，但和坐等比起来毕竟还是“有为”的，虽然两个听来都很让人气馁。比之于出降，出逃有一样好处就是可以保住有生力量。像唐玄宗这次出逃，确实比他在长安城坐等叛军破城要好，否则唐朝皇室全都被杀，那么唐朝就真正的灭亡了。
　　
这么说好像有鼓励“出逃”之嫌。呜呼善哉善哉，如果能不到这种地步，而都像面对突厥大兵压境却胸有成竹的唐太宗那样，又何必讨论取哪种选择呢？如果玄宗后期能不那么昏聩，又何来安史之乱

1,祸起 　　
事情都有起因、经过和结果。这一部分说一说安史之乱的起因及初期阶段。
　　
经过开元年间的励精图治，天宝年间的玄宗一下子松懈了下来。不想，他、唐朝乃至整个天下都为他的松懈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只用了一年，安禄山就攻到了长安。唐军虽然有反抗，并且安禄山途中也没有特别的顺利，但总体上却是呈现出一面倒的势态。
　　
这就好像一个大汉正往前走着，忽然从天上飞来一个不明物体，重重的砸了一下脑袋。结果大汉被砸晕了，伸出手来胡乱抓了一气，最后仍抵不住头晕目眩，咣当倒地……

开元与天宝，几乎就是唐玄宗奋发有为和怠于朝政的分界。不过也只能说是“几乎”，因为开元后期玄宗就已经有这个苗头了，李林甫开元二十二年列入宰相中一员，似乎是发出了某种信号。这意味着，此前以张说、张九龄为首的文治集团，必须和吏治的李林甫等人合作了。
　　
开元之初的姚崇，偏重于吏治，而自张说开始，偏重于文治，同时文、吏之争就开始隐约存在了。开元后期这次“组阁”，玄宗任命裴耀卿、张九龄和李林甫三人为宰相。从人选上看，还是比较合理的，张九龄是文治，李林甫是吏治，而裴耀卿虽然被看成是张九龄一党，也确实和张九龄更亲近一些，但他并不是每次都支持张九龄的意见，有时也会站在李林甫一边，因此可以充当调和人物。如果这个三人班子互相制约互相促进，仍然是可以维持开元盛世的。事实上，在他们共处的期间内也确实弄出了一些政绩，比如粮运改革、营田和土地开垦，以及财政制度的合理化、各地按察使的设置等等。然而这个班子又注定长久不了。张九龄为人正直，遇事不管大小都要力争，李林甫则是一位十足的政客，巧伺上意，闹翻是迟早的事。
　　
李林甫是唐朝的远房皇亲，算起来玄宗还得管他叫一声“皇叔”。然而我们这位李皇叔，可不是善主，有人称他为政治流氓，其实看看，倒也不是太过分。大家都知道“笑里藏刀”和“口蜜腹剑”这两个词，太相似了，简直能组成一幅对联，而且巧了，这两个词形容的两个大臣都是唐朝的，一位是“人猫”李义府，一位便是李皇叔。不过大概没人敢给李皇叔胡起外号，因为李林甫之阴鸷，朝中除了玄宗不怕，就连后面“叱咤风云”的安禄山都只怕他一人。大概李林甫是很有演恐怖电影的天分的……
　　
李林甫最终挤走了裴耀卿和张九龄，从此当政。只可惜，李林甫并没有把吏治的劲儿用到治理天下上面，而是全用来算计对手了，他的最终目的只是想要保住他的权势与地位，至于天下怎么样——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李林甫也是这么和谏官们说的，当然，仅能秉笔的李皇叔可说不出来这么文绉绉的话。想当初他把“杕杜”念成“丈杜”、“弄璋”写成“弄獐”，让文人们很是偷笑了一阵。不过事情总有两方面，阳光和阴影就如同双胞胎，总是一起出现。拿李林甫“仅能秉笔”来说，这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李林甫不大可能自己咬文嚼字的去制造文字狱了，所以文人们真该庆祝一下。其实就整个唐朝来讲，文字狱都确实不多，大环境如此，李林甫也无暇去理会这些东西。所以像“词赋属文宗”这种疑似为讽刺的诗句，大概都被当作是“真诚”的恭维了吧——或许李林甫点头微笑的时候，作者王维也正在窃笑。话扯远了，接说着李林甫对谏官的警告，他拿马厩里的马来打比喻，说如果你们不老实，非得和皇帝说点什么，哼哼，那对不起，只好请您走人了。总之他一句话，朝野上下顿时没有人敢再说什么，真的是“天下升平”的盛世景观啊。不错，天下是“升平”，升起来的是表面，而揭开这层表皮，却可以看到里面的肌肉正在慢慢褪色直到老去。这种情况要是放在人脸上的话，比如要是见到某个做过除皱手术的人，她一旦笑起来，看着是很有些让人感觉不适的，简单来说就是皮笑肉不笑。而唐朝现在的这种情况可不单单是“皮笑肉不笑”，是根本笑不起来，不过这要排除宫殿里的欢歌笑语，因为，这正是玄宗沉溺于酒色的开始。
　　
天宝四载，玄宗正式册封杨氏为贵妃，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四大美人之一的杨玉环。她本是寿王李瑁的妻子，但因为长的太漂亮了，所以玄宗冒天下之大不韪把她纳为己妃。唐朝皇帝确实在后宫上比较混乱，比如太宗纳弟媳（杨氏），高宗纳“庶母”（武则天），玄宗则是纳儿媳，也算是继承了自己家族的一个“传统”。后人对此很不齿，认为是乱伦，而唐朝固然不提倡这样，但对于这几次事件，似乎也没起什么太大的风浪。原因是唐确实比后世要开放很多，那么，有没有不敢说的原因呢？肯定有吧，但也不完全是，因为太宗曾想过立杨氏为后，遭到魏征坚决反对；高宗要立武氏为皇后时，也一样有若干反对者，而他们在当初武氏从寺中进宫时却是比较安静的。玄宗做事很秘密、周到，也有个缓冲，他让杨玉环先做了一阵假道姑，然后再接到宫中。但终玄宗一生，虽然很宠爱她，却也不敢立为皇后。
　　
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这样的话杨贵妃想不做红颜祸水都难。
　　
几十年后，诗人白居易用夸张的笔墨描写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其中写道：“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这其实是冤枉了唐玄宗，他并没有像万历皇帝那样真正的不再早朝，哪怕大臣们在宫外跪上十个小时也照样不理不睬。客观的说，玄宗后期确实是疏于过问朝政，但也是逐渐发展的。推测一下，大概是看到朝堂上没什么人提意见(没人敢提)，所以慢慢的放下心来，再加上抵不住享乐的诱惑，于是就……
　　
但也并非真的就没有人提意见了，只不过朝廷上提的话，挡不住李皇叔的加害。倒是宫里有人说了几句真话。谁呢？高力士。有一次玄宗颇有自得的说：“我有近十年没有出长安了，现在天下貌似无事，我干脆把所有事都交给李林甫来处理吧。”高力士一听，这哪能成？于是说：“天子顺动，古制也。税入有常，则人不告劳。今赋粟充漕，臣恐国无旬月蓄；和籴不止，则私藏竭，逐末者众。又天下柄不可假人，威权既振，孰敢议者。”通鉴上做了简化：“天子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势既成，谁敢复议之者。”不管哪种版本，主要大意是两方面，一是说帝王出巡是古制，玄宗应该去看看皇宫外面的世界，体察一下民情；二是说不可授人以柄。这都是替玄宗考虑，是大大的忠心，但玄宗却不高兴听到这样的话，于是大大的不悦。从此高力士也不敢再多说什么。虽则如此，后来高力士仍然会时而劝劝皇帝，比如玄宗后来又有一次自得的说他“朝事付宰相，边事付边将”，自己在宫里倒也不亦乐乎。没想到高力士又是一盆冷水浇下来，拿云南几次战败来举例，然后提出边将权力太大，一旦有变故，不好制约。玄宗这次虽没发火，却也没听，而他自得的毛病也没改。天宝十三年闹水灾，这时无人敢向玄宗诉说灾情。大概是玄宗觉得这回有把握高力士不会再说出来什么扫兴话了，就问他对此事有什么看法。那能有什么看法呢？高力士回答说：“自陛下以权假宰相，赏罚无章，阴阳失度，臣何敢言！”你把权力都交给宰相了，而且又赏罚无章，阴阳失度，我还敢说什么？还有什么可说？敢对皇帝说赏罚无章、阴阳失度，高力士也是个胆大的人了。连自己身边的人的话都不听，可想而知，就算是李林甫让那些谏官放马过来向玄宗进谏也实在没关系，反正什么话都只是一阵从他耳边刮过的风罢了。
　　
李林甫后来被杨国忠取代。在李皇叔最后的日子里，也是比较可怜的，有一次有人说他的病只要看到了皇上就会好起来。玄宗本想去看看他，却被人阻止了，因此采取个折衷的办法——玄宗隔着很远拿着一块红色的丝绢向李林甫挥啊挥的，不知李林甫是否这样想过：该不会是招魂呢吧……之所以有人劝阻玄宗，是因为据说见到病重将死的人是一种晦气。康熙皇帝有一次想要去畅春园，可是必经之路上却有自己当时重病的八儿子胤祀(当然那一次八阿哥没死)，所以最后把胤祀挪开了。说句题外话，由于电视剧的影响，胤祀成了一位阴险无比的阴谋家，事实上雍正四年就死去的八阿哥铁定是没法去逼雍正的宫了，而这时主持移走他的人，正是为了讨好康熙的胤禛。亲生儿子尚且如此，何况别人呢？相对而言玄宗就算是厚道之人了。另外，劝阻的原因当中不排除有报复打击李林甫的可能。
　　
新上任的杨国忠，更多的或者说根本的就是靠着他的国舅地位。也许是为了让人更加鄙视杨国忠，《新唐书》中很醒目的写了句杨国忠是“张易之之出也”，而通鉴上则写是“张易之之甥也”。在这个问题上，司马光在通鉴考异上写道他认为所谓私生子一说纯属无稽之谈，因此不取。和李林甫的阴鸷相比，杨国忠为人更“和蔼可亲”一些，他虽则轻燥强辩，却没有李林甫能把人看的发怵的本领，但他颐指气使的威风却只在李皇叔之上，不在他之下。这也情有可原，毕竟人家有个妹妹在后宫撑腰嘛。因此自“以天下为己任”的杨国忠做宰相之后，在朝廷中充分发挥了士不为己用即“出”之的劲头，流放了若干不愿阿附于他的官员。无疑对唐朝来说，玄宗这次任用宰相，又是一次灾难性的行为。
　　
李林甫和杨国忠曾经合作过几次，尤其在对唐玄宗第二任太子李亨的陷害上，两人绝对是在一个阵营。只可惜，这两人一个是宗室“皇叔”，一个是外戚国舅，可是合他二人之力，也终于未能把太子扳倒；若是单独作战，那更是没戏了，而让手段比李林甫差一截的杨国忠来干这件事，那更是格外的没戏了。
　　
不错，几次陷害太子李亨都是李林甫策划发动的。第一次是借太子妻兄韦坚来制造事端，结果韦氏全家遭殃，就连太子妃都被迫和太子离婚——这是李亨主动提出来的，反正保住自身要紧，而韦氏则很凄凉的过完了下半生。第二次是借陷害和太子从小一起长大的王忠嗣来打击李亨。从事件本身来说，李林甫借打击韦坚的机会，又一举赶走了宰相李适之以及自己看着不顺眼的几个人，收获可谓不小，若是能再顺手牵羊的推翻太子，那就算是全面胜利了；而从效果上来说，第二次由于本身定的主要目标就是太子，加之李林甫又抓住了皇帝不希望太子诸王与大臣们过于亲近的心理，大肆在这方面上做文章，因此更有效一些。第一次好歹玄宗没有迁怒太子，而第二次果然就不同了，玄宗大怒，差点杀了王忠嗣，可想而知，他心里对李亨也充满着愤怒。人算不如天算，李林甫哪里料到高力士、张垍兄弟以及刚从外面调来的哥舒翰都为太子和王忠嗣求情，最后非但王忠嗣没事(只是被贬而已，相对而言，就算不错了)，就连太子的一根毫毛都没有动的了。“怎么会是这样……”李林甫大概气的要狂抓头发了。虽然他还不知道“无用功”的概念，但两次竹篮打水两场空，实在让人恼火，而且如果这两次都不能搬的动李亨，那以后如何得了，自己又从何下手呢？
　　
结果，至李皇叔死，他都没能再找着机会找找太子的麻烦了。至于杨国忠，更是无用——无上的没用，连一点麻烦都没制造出来，明明后宫中的妹妹可以在皇帝面前大吹枕边风，可就是没用上这个能源。这一点，我们真得说杨贵妃有德了，她也有妒嫉心，但那是对后宫其他妃嫔宫女而言，属于女人的争风吃醋，而在政治上她没有过多参与，基本上没有对李亨构成什么危险。由此不禁想到玄宗早期后宫中的一位“铁腕人物”，武惠妃。要知道，玄宗的第一任太子李瑛，以及他另两个儿子，就是由武惠妃和李林甫联祙陷害致死。只是后来武惠妃死的太早，李林甫抓住的这根稻草过早的凋谢了，否则他们二人在一起搭档，威力是很大的，李亨多半也就危险了。
　　
那么为什么李林甫和杨国忠非要将太子置之死地而后快呢？杨国忠是外戚，一旦太子即位，新一届外戚将代替他现有位置，自己眼前的富贵就无法得保周全了。若将来的皇帝是自己的外甥，那意思就不一样了，虽然自己的妹子现在没能有一个儿子，可这又哪是这么好推断的事情，万一将来自己真从皇帝的小舅子升到皇帝的舅舅，那么所得的功利会比现在更多(其实要真这么想的话那也错了，自古外戚尤其是权重的外戚也很多没有好的下场。但这样的话，也总不能反倒帮助仇家吧，何况毕竟还是自己外甥更亲一些)。李林甫则是由于阿附武惠妃，在李瑛的问题上多少也有些责任，何况在议立新太子时又没揣对皇帝的意思，站错了队伍，那么将来的下场也必是惨淡的。
　　
其实李皇叔多虑了，他最终没能活到太子登基，主要是没想到玄宗居然能活这么久。李隆基的长寿在唐朝皇帝中也可称冠了，李林甫临终时不知后没后悔——“早知道是这样子，当初何必得罪太子……”也许多半不会吧，但不管怎么说，李皇叔死的早是一件幸事。怎么是幸事呢？不用多说，只看杨国忠最后被大卸八块的结局，就可以知道，李林甫死的是时候。

2,从范阳到长安
　
水是生命之源。因为要参与各种化学反应及身体内的物质运输，因此你可以几天不吃饭，但却不能几天不喝水。
　　
貌似跑题了。好吧，进入正题。
　　
任何文明都以可依靠的水源为摇篮。因此，尼罗河孕育了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以两河流域为依托，印度视恒河为神圣之河，长江、黄河更是中国的母亲河。
　　
汉朝时，大月氏在惨败给匈奴之后，被迫从河西昭武西迁，辗转来到中亚的索格底亚纳(Sogdiana），在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的绿洲上，形成了九大城邦，即康、安、曹、石、米、何、史、穆、毕九国。进入中原之后，中国人称他们为昭武九姓。而西文则称为“粟特”（Sogdians）。
　　
粟特人信奉祆教，从敦煌的文书典籍中，我们得知每一个粟特聚落中，都会有一个祆庙。而从他们的丧葬习俗来看，虽然受到了中原汉文化的影响，但仍然明显表现出来了祆教的特征。正是由于粟特人有着一种宗教信仰，因此后来在安史之乱中，这种信仰为扩大安禄山在他们民族中的号召力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这里插一句，祆教的“祆”字，很容易搞混，因为字形相近的一共是三个，祆、袄、祅。第二个字是棉袄的袄，音ao，第三个字则是祅，音yao，只有第一个字才是这个宗教的名称。祆教也称拜火教，也许大家一下子就想起金庸笔下那个“明教”来，事实上明教应是受摩尼教的影响，尊明尊，尚光明，而小说中加进的拜火情结则确实来源于祆教。
　　
安禄山，“营州柳城胡也”，母亲是突厥人阿史德。安禄山本来姓康，后来随继父姓安，都是“九姓胡”。史载，安禄山的母亲“祷子于轧荦山”，后来“以神所命，遂字轧荦山”。后来改叫禄山。
　　
荣新江先生在《安禄山的种族与宗教信仰》中分析了安禄山在粟特人中的“宗教领袖”地位，他的说法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纪录片《考古中国》中“发现虞弘墓”一篇即采用荣新江先生的观点。他认为，安禄山的名字“禄山”无疑与轧荦山即“光明之神”有关，他把自己装扮成祆神，取得了自己民族对自己的崇拜与信任，故尔具有很大的号召力。我很信服这种说法，不过却也稍有疑问，那就是崇尚光明是摩尼教的特点，祆教重点在火而不在日；而祆神据说最初写为天神，天即日，那么安禄山的禄山究竟确切意思是什么呢？是光明之神，还是唐书所写的斗战神者，抑或另有人研究出来的“亚历山大”？不管怎么说，由宗教带来的号召力对安禄山的成功反叛是有一定正面影响的。
　　
安禄山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肥胖的肚子，据说更衣时需有人扶着肚子才能把腰带系上。而且，他的肚子与他的年龄一起增加，“晚益肥”。但圆滚滚的安禄山却可称为一个舞蹈家。当时跳胡旋舞最好的，一是杨贵妃，一是安禄山。佳人翩翩起舞就不说什么了，肯定美不胜收，而安禄山偌大个肚子，能够起舞已经十分了得，居然还旋转如风——不过想想也有道理，他的质量大，转动惯量就大，因此这倒有利于他旋转，前提是，他在舞跳完之前没有因转晕，不至于一头栽倒在地——这还得看他有没有高血压了……
　　
大家都知道《三国演义》里吕布被人蔑称为“三姓家奴”，因为他除了自己的父亲之外，还认了两个干爹。安禄山要严格来算的话，得说是“四姓家奴”了，张守珪认他做养子，后来安禄山拜杨贵妃为养母——那皇帝自然就是养父了。
　　
安禄山很会讨人喜欢，他给皇帝派来的人送重礼，于是传到皇帝耳朵里的关于安禄山的话自然都是好话、夸他的话，而李林甫又不想让像张九龄那样的文士掌权，所以在他的努力下，玄宗后期开始大量任用蕃将，而文士用的就少了。比如我们都知道杜甫进京赶考，结果那次考试一个人都没录取，李林甫向皇帝恭喜说“野无遗贤”。估计玄宗当时真的以为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但这实在是个真实的谎言。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安禄山作为蕃将也得到重用，而且在短时间内由平卢兵马使快速升为平卢节度使，不久又兼任范阳节度使。
　　
安禄山的升迁速度之快，实在惊人，几乎可以说是平步青云。他不可能借助什么家族身分上的根基，更不像杨国忠那样凭借皇亲国戚的身份列入贵族，但这在另一方面却为他的提升提供了一定的便利，因为对于皇帝、权臣来说，任用一个自己一手提拔的小人物，比任用一个家族显赫、闻名天下的人要保险一些。安禄山的善于讨好别人，不仅为自己打通了通向朝廷的道路，也是他赢得皇帝喜欢的一个极重要的条件。比如，玄宗有一次让他拜见太子，但安禄山见到太子却不肯拜，还问太子是什么官，玄宗给他解释说是将来接替他的人。这句话正是安禄山想要玄宗说出来的，于是向皇帝一拜，说：“我只知有皇帝，不知有太子。”这是极高妙却又极危险的向皇帝表示忠心的方法，因为他把太子都得罪了，就等于是断了自己的后路。只要皇帝不迟钝，就一定会感动。
　　
事实上开始安禄山并没有做什么大的坏事。只是他为了满足玄宗的好大喜功，数次征讨奚、契丹等族，用欺诈手段杀了很多很多的人，算是个战争罪犯，但开边在那个时期又是很没办法的事情，因为有时即使节度使不想去打也得打，所以崔希逸才会在打败吐蕃之后为失信于人郁郁而终。然而，更多的时候，的确是节度使们主动进攻。除了开边，安禄山倒是做了几件“好事”。比如他有一次揭露了科举录取作弊案，结果玄宗当场就查出状元郎根本不会写字——曳白。气得玄宗立刻就把那些相关人员贬了官。这在天宝年间也算是一件少有的大快人心的事了。还有一次，安禄山向玄宗奏报说他梦见了李靖等人向他讨食，于是玄宗命人为这些人建庙，也算是厚待这些有功之臣了。安禄山多半并没做这个梦，只不过是这么说而已，但当初这些有功于国家的大臣们的后人确实很惨，就拿李靖来说，他的家庙后来成了杨氏的马厩，所以如果真有鬼的话，李靖只怕真会挨饿。无论目的如何，安禄山这样做客观上的作用毕竟是好的。
　　
于是玄宗越发的信任安禄山，封他为东平郡王，给后来唐朝的将帅封王开了一个头。事实上玄宗给唐朝开了好几个弊病的先例，首先就是给宦官过高的地位，这成为唐朝中后期宦官之祸的起源；玄宗时期设节度使，而节度使们后来搞成的藩镇又使唐朝皇帝们大为头疼。但玄宗的这些做法又都貌似有一定的理由，譬如高力士确实是十分忠于玄宗的，而且为人还不坏；而封安禄山为郡王，玄宗好歹有个名正言顺的理由，那就是安禄山认杨贵妃为养母，也算是玄宗的半个儿子了。
　　
安禄山潜有异志，最早是王忠嗣提出的，那时还是天宝六年(公元747年)，正是在安禄山最得宠的时候，也是他“反迹”不明显之时，当然玄宗听不进去。
　　
安禄山有没有异志呢？当然有。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安禄山请求兼任河东节度使，这或许就是个信号，安禄山因何要扩大自己的控制地盘？只怕这不是一个简单纯洁的要求，至少说明了安禄山是有扩大自己势利范围的野心。玄宗倒是有求必应，把原先的节度使韩休珉降为左羽林将军，然后将河东拱手送给安禄山。
　　
促成安禄山野心的原因有多个，首先，随着势力的增加，尤其是得到节度河东的权力后，安禄山就是身兼三个节度使了，同时还有若干兼职。职权方面暂且不提，他手中握有三镇的十几万精兵，几乎占了唐朝军队的三分之一，加之不久之前南召的兵败，以及唐朝这时武备上的松弛，安禄山自然而然会产生轻视朝廷之心。而当初不拜太子的事情，安禄山担心会受到太子的报复，毕竟玄宗年事已高，谁也说不好突然间会出怎样的事。另外，安禄山麾下的人也以图谶来劝他起兵叛乱。但安禄山这时还是沉住了气，他的计划是，在玄宗死后夺权。
　　
如果分析一下的话，一旦玄宗驾崩，太子即位，对于北方这么一个不掉的大尾，新皇帝肯定要派人去一趟，其任务至少是监视。那么安禄山大可以夸大其辞，对外宣称新皇帝要加害于他，为求自保，也只有起兵自卫。虽然封建时期怎么起兵反叛都是不对，但总算有个可以引起别人同情的理由。比如唐初秦王李世民就是想要后发制人，等敌人先下手，自己便有了反击的理由。然而时势不同，当时李世民完全处于劣势，一旦敌人先发制人，他根本不可能再有反抗的机会。从后来的玄武门事变来看，即使秦王集团采取了主动，也仍然赢的相当艰难。安禄山的情况却是不同，一是他不在长安之中，而是在外，“申生在内而亡，重耳在外而安”，安禄山在自己的地盘上还是十分安全的；二是他的实力事实上是强于朝廷的，因此他无须害怕朝廷武力上的先发制人。但如果是玄宗要治裁他的话，则有些麻烦，因为名义上他是玄宗的养子，从忠孝两方面他都不该反叛，而且玄宗是当了几十年的皇帝，威信是不好轻易动摇的，但从力量上安禄山绝对是强者。那么安禄山最初不想在玄宗有生之年起兵，有没有一点感恩之心在其中呢？不好说，或许有一点，也只是一点而已，从后面的表现来看，还是很决绝的。只是玄宗没有落在安禄山的手中，我们不知道安禄山会怎样处置这位自己的养父。也许是直接杀掉万事大吉，也许像侯景对梁武帝那样“人道”的杀掉，又或者囚禁。如果是前两种可能的话我们也不觉得奇怪；而第三种则是为了显示自己的“仁”，既然安禄山能想到在玄宗死后找理由起兵，那么这样做也不是没有可能。至于太子等人，那就绝对是杀无赦了。
　　
然而，我们知道，安禄山最终还是在玄宗时期就起兵了。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3,激变
　　
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十一月，李林甫去世。
　　
临终前，李林甫拉着杨国忠的手说：“将来代替我当宰相的人一定是你，后事就拜托你了。”杨国忠不知道李林甫这么说究竟是什么意思，吓了一跳，以为是李林甫试探他，汗流浃面，连说不敢当。其实李林甫这么说倒的确出于真心，因为他眼见就撒手人寰了，而杨国忠又很得玄宗青睐，下一任宰相非他莫属。李林甫是想要杨国忠好好善待他的家人。但杨国忠并不因李林甫之将死其言也善而放过他，就在第二年的春天，杨国忠联合安禄山一起诬告李林甫与阿布思谋反，这导致了横行数载的李林甫集团彻底覆灭，就连未下葬的李林甫本人，都受到了削官的处分，并且由一个大棺材躺到了一个小棺材中，嘴里的玉含及身上的金紫衣服也都不准许再用，只以一个普通百姓的礼节安葬了他。
　　
我们当然对李皇叔不会有太多的同情，毕竟这属于官场上的倾轧而无谁对谁错的问题，或者说，天下乌鸦一般黑，想当初他本人制造的冤案比这惨的有的是，而今也轮到他来品尝这个滋味了。但这却是杨国忠与安禄山仅有的一次大合作，不久后两人即开始闹矛盾。原因是，安禄山瞧不起杨国忠，对他非常轻蔑。轻蔑到什么程度呢？反正是惹得杨国忠从此就一直说安禄山要谋反。古时谋反乃是十恶之首，因此杨国忠这么说无疑是想置安禄山于死地，可见积怨甚深。
　　
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正月，杨国忠向玄宗进言安禄山必定会谋反，让玄宗试着召安禄山入朝，说他肯定不会来。玄宗照办，结果出乎杨国忠的意料，安禄山竟然闻命即至。安禄山很可能是得知了杨国忠的话，另外此时时机尚不成熟，他还没有完全做好准备，加之他本人的阴谋并没有暴露，他也的确没理由害怕，只要乖乖入朝大表一番忠心就可以了。见到玄宗，安禄山十分委屈的说：“臣本胡人，陛下宠擢至此，为国忠所疾，臣死无日矣！”这等于是给玄宗打了一针预防针，使他以后不至于轻信别人对他的“诬陷”。果然以后杨国忠再说安禄山的什么话，玄宗全都不听，即使太子李亨也报告说安禄山要谋反，玄宗也仍然无动于衷。这一次进京，安禄山又要求兼任很多官职，玄宗一一满足，临别时还解御衣给安禄山穿上。安禄山怕杨国忠奏请把他留下，所以赶忙回去，一溜烟回到了范阳。
　　
从这以后，朝中凡是有说安禄山要谋反的人，玄宗都把他们绑起来交给安禄山，以示信任。但不能不说这样做是个失策，一来，连与皇帝最亲最近的太子和杨国忠的话皇帝都不听，又何况别人呢？所以大家即使知道安禄山要反叛，也不敢再说出来；二来，当一个一个说自己要谋反的人被捆到眼前，随着数量的增加，安禄山只有更加害怕，绝不会因为玄宗把他们交出来就会放心。皇帝面前有这么多人说自己要谋反，如果不担心害怕才怪。而后，安禄山的行动越来越可疑，可是我们的明皇帝仍然一百个不相信安禄山真会谋反，把用人不疑的劲头发挥到了极致。
　　
但渐渐的也有转变。转变就发生在第二年，即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禄山奏请用蕃将三十二人代替汉将，遭到杨国忠和韦见素的联合反对。本来两人约好前赴后继轮番劝阻玄宗，但韦见素说完之后，玄宗发起火来，杨国忠便不敢再多说什么了，就这样玄宗又答应了安禄山的过分要求。可两人还不甘心，合计好之后，第二天又和玄宗提起此事，建议任命安禄山为平章事并且要他入朝，将他的三个节度使的职位分别交给现在的三个副节度使。这次玄宗没有反对，但仍心存疑惑，虽然诏书写好了，但在发出去之前，派宦官辅璆琳去安禄山那里打探情况。辅璆琳接受了安禄山的贿赂，回来说安禄山根本没有反心，于是玄宗又一次错过了机会。杨国忠、韦见素二人的用意，是想以朝廷的力量来牵制安禄山，让他脱离自己的势力。但由于朝廷实力并不强于安禄山，所以玄宗即使真的发下去诏书，只怕也未必达到目的。安禄山自然明白入朝是很危险的，所以很可能就此提前反叛。
　　
七月，又发生了几件事、先是安禄山上表请求进献三千匹马，每匹马配备两个马夫，另外还有蕃将二十二人护送。一旦得到允准，届时将有六千多将士入朝，非同小可，在达奚珣的提醒之下，终于引起玄宗的警觉，驳回了安禄山的请求。差不多同时辅璆琳受贿的事情也被揭发出来，玄宗将他处死。还有，杨国忠一直在搜寻安禄山谋反的证据，又抓了几个安禄山的人，这些皆由长安中的安庆宗派人报告给了安禄山。
　　
一连串的事情引起了安禄山的疑虑，他不得不考虑自己失势的后果，自然而然会与玄宗产生裂痕，因此这一年玄宗要他入朝，安禄山果然不敢来了。玄宗又派冯神策去对安禄山宣诏，说“朕新为卿作一汤，十月于华清宫待卿”。安禄山接到诏书没有拜伏，只是略一欠身，问了一声皇上可安好，然后又阴恻的说：“马不献亦可，十月灼然诣京师。”推想安禄山的心语大概是这样——长安，我一定会去的，但不再是诸侯对于皇帝的觐见，而是要将皇帝宝座抢到自己的手中。
　　
安禄山已经下定决心要起兵叛乱了。

4,范阳兵来
　　
决心一下，起兵只是时间的问题。
　　
十月，玄宗似乎忘了再召安禄山来朝的事，带着杨贵妃等人再次来到华清宫优哉游哉——然而他此时尚不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在这里这样欢畅了。
　　
十一月甲子(初九)，安禄山在范阳起兵，率领十五万精兵，号称二十万众，杀奔东都洛阳。“夜半行，平明食，日六十里”。日行六十里的速度，不是特别的快，却也勉强算是急行军了。
　　
安禄山所采取的策略，也就是他举起的大旗，是说皇帝让他入朝征讨杨国忠，这个理由其实就是“清君侧”，安禄山没有直接打出这个旗号，不知是不是因为对汉文化还不是非常熟悉。最早打出“清君侧”旗号的是汉朝七国之乱中的吴楚，“诛晁错，清君侧”；明朝燕王朱棣靖难之役也是以此为借口。何谓“君侧”呢？就是指皇帝身边的小人，“清君侧”就是替皇帝把这个小人除掉。景帝满足了七王的要求，但晁错的死并没有阻止七国的军队继续做乱；朱棣靖难是靖难，连皇帝都一块清了，那个“侧”字实在是多余；也只有杨国忠，还真是小人一名，但安禄山比他也好不了多少，似乎资格不够。说到底，清君侧只是一个借口而已，实实在在的目的，是要取得皇位。
　　
久不闻干戈的百姓们忽然听说范阳兵来，仓皇不安，安禄山所过州县，望风而降。就这样安禄山到达了太原，劫走了太原出迎的副留守。太原方面自然会上报，同时受降城也奏报说安禄山谋反。玄宗虽然这一年已有疑心，但仍然不相信安禄山居然说反就反，还以为是他的对手编造的谎言。其实谋反往往是皇帝敏感的事情，即使没有人告状，仍然会担心大臣们动机不纯，更有甚者，风声鹤唳，一有风吹草动便大动干戈，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漏掉一个。而玄宗在众人相继报告说安禄山谋反之后，仍然有如泰山一般岿然不动，他在这方面的迟钝实令人惊讶。但若以为玄宗不在乎有人谋反那就错了，玄宗对他的兄弟们可没这么信任，虽然玄宗素有友爱兄弟的令名，但他曾下诏不允许诸王与大臣结交，便透露出来这个信息。担心别人谋反只怕是一种变象的不自信，而人一般年龄越老越会出现这种情况，玄宗却是相反，究其原因，也许是因为他年轻时即位，是由于有功劳才得立为太子，并非按照立嫡以长的制度，这就有了一定的不合理因素(古时就是立嫡以长，而不支持立嫡以贤，所以凭后者得位的人倒成了不合理)，所以他才会担心有人反对自己，因之也就多加提防。但他后来当了四十多年皇帝，又是天下升平，所以这种自信就加强了，从玄宗一再的自以为是也可以看出来，他的确认为自己是圣明天子，别人没理由反他，又何况他对安禄山这么好，安禄山又怎么会谋反呢？
　　
不知杨国忠等人花了什么样的力气，几天后玄宗终于相信，原来安禄山真的起兵谋反了。于是玄宗找杨国忠商议，杨国忠得意洋洋，意思是：看，怎么样，我没说错吧，安禄山果然谋反了。他对玄宗说：“今反者独禄山耳，将士皆不欲也。不过旬日，必传首诣行在。”玄宗听了点点头，认可他的这个看法。其他大臣听后则是相顾失色。无疑杨国忠把眼前的形势估计的太乐观了，他没有想到安禄山会有这么大的号召力，从后面的情形来看，远远不是他所想象的那样因安禄山的行为是谋反而众叛亲离，当然更不会几天就能“传首行在”。安禄山以诛杀杨国忠为理由，再加上他十几年在范阳地区的经营，经济、军事实力都非常之强，兵士们令出即行服从调谴，战斗力又强，一路上的顺利无疑又鼓舞了士气，种种情况都有利于安禄山，他此时没有必败的理由。杨国忠没有看到这些，他只想到了唐朝的强大，认为没有什么不可以解决，因此他才会大胆的逼安禄山谋反，否则如果知道是那样的结果，他也不会做这么蠢的事情了。
　　
之所以会有这种想法，是缘于自信，而这种自信又貌似是有理由的，但是却是建立在一个虚像之上——人们都被唐朝此时的虚像所欺骗。物理上，虚像往往比原像要大。本来，唐朝几乎无往不胜的神话，使人们都忘记了经过十几年的挥霍，它只剩下了一个空架子，就好像一个身材魁梧的大汉，却几天没有吃饱，根本经受不起这样的折磨。因此对南诏的战争中，唐朝冒出了虚汗，与阿拉伯帝中怛罗斯之战也以失败告终。后者情况有些复杂，在说到高仙芝的时候会提一下。那么这时很多人持乐观态度，玄宗本人也是如此，虽然朝中有惊讶失色的大臣，但乐观的看法可以说是有相当市场的，例如封常清就是一位。
　　
辛未，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入朝，上问以讨贼方略，常清大言曰：“今太平积久，故人望风惮贼。然事有逆顺，势有奇变，臣请走马诣东京，开府库，募骁勇，挑马棰渡河，计日取逆胡之首献阙下！”
　　
这一番话使得玄宗听了十二分的舒服，龙颜大悦，几天后任命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其实是张空头支票，不过这是剥夺安禄山合法地位的表态，是必须的。
　　
二十一日，玄宗回到长安后，做出了一系列相应措施，首先，他立即斩了娶宗室女的安禄山的儿子安庆宗，同时把朔方节度使安思顺任命为户部尚书，以郭子仪为新任朔方节度使，羽林大将军王承业为太原尹，“新置河南节度使，领陈留等十三郡，以卫尉卿猗氏张介然为之。以程千里为潞州长史”。第二天，又任命荣王李琬为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副元帅，征讨安禄山。
　　
十二月初七，玄宗决定要御驾亲征。看来玄宗这次是真的生气了，一把老骨头了还要亲自去战场。玄宗这可不是说说而已，他让朔方、河西、陇右等节度使亲自带领本部军队，二十日内到齐。十六日，下诏要太子监国。杨国忠十分害怕太子会报复他，因此拉着自己的三个姐妹，一起劝阻皇帝不要去出征，更不要太子监国。于是这件事就罢休了。考虑到玄宗当时已经是七十岁的老人，就算后来没有人阻止他，也确实不宜上战场去，而且玄宗本人战略方面相对要好于战术方面，留在后方控制大局就可以了，我不认为他亲征就一定会有什么效果，万一到前线再来个胡乱指挥，岂不是添乱？玄宗有亲征的思就已经算是不错了。这件事也不能说是失误，也不必过分责怪杨国忠在这件事上的私心，试想，太子留在后方，如果趁监国之机杀掉杨国忠，也必是小乱一场，如果后方不稳，玄宗在前方也很难安心。当然这也只是可能，如果玄宗亲征的话，究竟如何，我们不得而知，这将是玄宗亲自带军打的第一战，此前没有参考，此后更无印证，完全凭猜测——我多半不看好。
　　
既然如此，那么玄宗等人在长安里能做的事情，也就是等待了。可惜他们没有等来安禄山的首级，也没等来捷报，却不得不去逃难了。可是，责任在谁呢？

[ 本帖最后由 mmggw2005 于 2006-2-21 19:55 编辑 ]

mmggw2005

先转这点把，不知道有人喜欢么，太多了，我自己都没看完呢，，，，


建议楼主发完，因为半拉子工程看起来更让人难受。
本贴先给你个精华。因为没贴完，给个精华一，有意见么？

Daniellwolfe留

[ 本帖最后由 daniellwolfe 于 2006-2-21 18:59 编辑 ]

mmggw2005

5,倒霉三人组
　　
曾写过一篇《郁闷三人组》，是讨论李治、李旦和李显的，而下面要介绍的三位将军，高仙芝、封常清和哥舒翰，除了郁闷之外，也是非常的悲惨、非常的倒霉。巧了，无论在《新唐书》还是《旧唐书》中，这三位将军都是在同一个列传里，看来古人也是认同这个组合，只是那时没有这种词汇罢了。
　　
封常清

最先上场的是封常清，他在十一月十七日被任命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当天即到东京洛阳募兵，十天募得六万人。募兵的情况不错，至少说明唐朝此时影响力、号召力都还很大，然而从素质上来说，这支临时拉起来的队伍却远远不是安禄山叛军的对手，封常清也许此时才发现，他所说的话，的确太大了。这支军队，说是乌合之众也不为过。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封常清只好带着这些乌合之众与敌人血拼，战了几个回合后只好退出洛阳城。
　　
败退的过程也满周折，先是从武牢败退下来，再到葵园，然后从城东的上东门进城，又由都亭驿退守宣仁门，最后，“乃自苑西坏墙西走”，基本上是个屡战屡败的过程。
　　
一员大将仗打成这个样子，非常之惨，却又是无奈的事。事实上，洛阳四战之地，无险可依，本身根本就没有可依靠的地理优势，无法作为进攻的跳板，从唐初王世充两次死守洛阳的战例来看，以当时守卫之坚固，尚不能保平安，更何况封常清带的是一队没经过训练的人呢。洛阳的地形决定，它只能自己死守，而无法去进攻别人。如果连防守都失去了条件，基本上在这里就不要有什么指望了。要说有“险”的话，唯一的“险”也就只有洛阳城东的虎牢关了，这里也称武牢关，改为武牢是为了避李渊祖父李虎的名讳。虎牢之险，自春秋时期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易守难攻——以虎牢之险也还是得守，可见洛阳四战之地并非虚言——既然虎牢关都守不住，那么进到洛阳更是没指望了。
　　
洛阳一战，打的十分悲惨，实力不济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否是主帅封常清的指挥失误呢？说到这个，就涉及到封常清以往的战绩了。那么封常清以往的战绩如何呢？
　　
封常清，蒲州猗氏人也。就是这个很像是个古少数民族族名的地名“猗氏”，害我险些把他认作是蕃将。不过也的确有些人认为封常清是蕃将，但又没有可依据的证据，推测他们误判断的原因，大概是同一列传中的高仙芝和哥舒翰两人都是蕃将，所以认为封常清也是蕃将。那么他是不是蕃将呢？我也不知道，或者说，不是。
　　
封常清家贫，本来是属于报国无门的那种人，但他却凭着死缠烂打的功夫，终于找到了机会。
　　
这就得说到高仙芝了，和封常清疑似蕃将或者根本就是汉将的身份相比，高仙芝是很明确的蕃将。可是又有问题了，什么呢？两唐书上都写高仙芝是“高丽”人，而近年来考证出高丽和高句丽并不是一回事。关于此事，来龙去脉太复杂，简单来说，就是高句丽基本在中国境内，是东北古代边疆少数民族政权，而高丽则在境外；前者是高氏高丽，后者是王氏高丽；前者被唐朝灭亡，而后者在唐朝灭亡后兴起。二者除了名字上的相似，其他几乎没有共同之处，之所以被我们搞混，是由于古时战乱损失很多资料，再加上两个王朝很相似的名称，甚至高句丽有时就被写成是高丽，所以从宋代开始，人们就常把这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王朝弄混。从姓氏及时间上看，高仙芝当属于高句丽灭亡后迁到中国内地的人的后裔。
　　
高仙芝出门的时候，常常带着三十多个随从，全都穿着鲜艳明亮的衣服，那自然是十分威风的。封常清也很想成为其中一员，所以就毛遂自荐，主动去找高仙芝，请求当他的随从。有人主动请求追随自己，岂非好事一件？然而高仙芝一看封常清的长相——“细瘦颣目，一足偏短”，这副尊容实在是惨点，令高仙芝怎么也接受不了。但封常清十分执着，怎么也不肯放弃，一连等了数十天，最后还把高仙芝批评了一顿：“常清慕公高义，愿事鞭辔，所以无媒而前，何见拒之深乎？公若方圆取人，则士大夫所望；若以貌取人，恐失之子羽矣!”可能是高仙芝将他拒绝收留的理由说了出来，所以封常清才会解释说“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这是一个典故，说的是孔子的学生澹台子羽，就是因为长相难看，孔子差点没有收他，后来发现子羽确是一个人才，因此感慨自己以貌取人是个失误。其实高仙芝带领的这些侍从们，是有些仪仗队的意思，其作用估计主要就是拿来壮门面的，因此高仙芝才会格外注意相貌，另外，封常清的相貌大概也是太难看了——忽然想到小说《说唐》当中写尉迟敬德对阵单雄信时，单雄信高声喝道：“丑鬼通名!”尉迟敬德也不含糊，说：“我是丑的，你的尊客也整齐得有限!”当然这是小说里的虚构，事实上人家可能没长这么丑，但这透露出一点来，那就是说别人丑，自己得有说的资本才行。高仙芝确实有这个资本，史载仙芝“美姿容，善骑射，勇决骁果”，绝对是一等一的人才。最后，说的好听点，就是高仙芝终于被封常清的执着所打动，说的不好听点，那就是被他烦的不行了，这才无奈的把封常清收留下来。
　　
封常清刚成为高仙芝的部下时，主要做些什么工作，详细情况只怕已经不好说了，但从他首次立功的情况来看，估计干的是类似于参谋这样的工作，负责写向上级汇报的报告。这一次高仙芝征讨达奚部落，封常清写的工作汇报十分对高仙芝的胃口，他想要说什么，封常清这里便写了什么，把战斗的详细情况述说的十分精准。高仙芝对此很惊异，因为一个军事家对于战争的想法，普通的人是无法融会贯通的。而封常清能写的这么准确，说明他于此也是了如指掌。从这件事高仙芝看出了封常清的军事才能，也算是很有识人之明了。封常清就是从这里一步一个脚印，慢慢的发挥出自己的才能，累以军功授若干官职。不过，总体来说，封常清常常作为高仙芝的副手，直到天宝十一年(公元751年)，“以安西行军司马封常清为安西四镇节度使”，封常清才算真正的独当一面。
　　
然而，封常清的军功似乎也有疑点，那就是两唐书和通鉴上记载封常清的事迹，主要都是作为文职或者留守后方的后勤部长，比如高仙芝出征，“常令常清知留后事”。记载的一件比较详细的事，还是说明封常清执法严格，似也没体现他有多能打。就在我都要怀疑起封常清是否真的带兵打过仗时，忽然间想到了唐诗中，岑参有好几首送给封常清的诗，如《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六首》、《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挑出来的这八首(其中六首算是一组)都有“征”或“破”字样，其他的有“封大夫”的诗的题目都看似与战争无关，就不一一罗列了。于是一下子兴奋起来。可是再去仔细查看一下资料，发现高兴的太早了，刘开扬《岑参年谱》中这样写道：“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九月，封常清又西征，岑参作二诗送之。冬，封常清破播仙回，岑参作《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六章》。”如果说封常清西征的就是播仙，而岑参又是“作二诗送之”，那么带有“西征”字样的这二首是否就是那两首诗呢？如果是，那么这八首诗全都是为这一次西征所写。不过在这次西征之前，显然封常清还去出征过一次回纥，只不过这一次回纥很可能是自己主动投降了，因为岑参的诗题目是：《北庭西郊候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至此难免有些垂头丧气——忙了半天，似乎还是没找到封常清十分会打仗的证据。不过好在有岑参这位大诗人做封常清的判官，有了他的诗这才留下一些线索，因此我们千百年之下也要感谢岑参。只可惜他是从天宝十三年才开始到封常清的幕中，如果他能早一些与封常清合作，也许我们今天知道的关于封常清的战绩会更多一些。
　　
至此，不得不遗憾的说一句，封常清的军事才能好像更多的在于“文”的方面上，他自己就是由幕府走出来的将军，封常清领兵出征固然也不错，但明显不如高仙芝以及后面将要提到的哥舒翰，当然也比不了安禄山。之所以他此前一直很顺利，也要考虑到大唐当时实力尚存，还有，安西经过高仙芝的那几年镇守，兵士由他训练的战斗力很强，所以到封常清手中的那支安西军队，有着天然的优势，这个时候主帅指挥的情况得不到很好的体现。而当他带领着未经训练，形同一盘散沙的几万人去面对范阳的十几万精兵，即使是高仙芝和哥舒翰也都无法对抗，那么就更不能要求封常清有什么优秀的表现了。因此说封常清和高、哥舒二人同传，原因的确是他们三人命运相似，不一定就说明封常清和另两人一样都是很强劲的名将。建立在这个观点上，再加上唐军实力不济和洛阳无险可依，那么封常清在洛阳的屡战屡败也就没有什么可稀奇了。
高仙芝
　　
封常清失败之后，紧接着出场的便是高仙芝。
　　
和封常清相比，高仙芝更当得起大将之称，他此前指挥了若干战役，绝对的实力派人物。比如，高仙芝一生中最可夸耀的对小勃律国的战争——
　　
(1)、小勃律之战
　　
当时吐蕃与小勃律国联姻，把公主嫁给了小勃律国的国王，这件事的后果是唐朝西北的二十余国“皆为吐蕃所制，贡献不通”。问题是这两个国家联姻，与那二十个国家被制无法进贡又有何关系？这就得把小勃律国的情况简要说明一下了。史载，“小勃律去京师九千里而赢，东少南三千里距吐蕃赞普牙，东八百里属乌苌，东南三百里大勃律，南五百里箇失蜜，北五百里当护密之娑勒城”，古时的尺寸测量准确度我一向并不深信，估计也就是大致上的距离。可见小勃律国离唐十分遥远，几乎是万里之遥。分析它的地理位置，是在吐蕃的西侧偏北，就像是吐蕃西面的一道小门，确实是丝绸之路上的要道。按今天来讲，小勃律国就是在克什米尔的西北部，到今天仍然可以算是“要地”，那里的冲突一直就没停过，不过这是后话了，与我们要说的内容相去甚远，不提也罢。了解了小勃律国的地理位置，也就清楚吐蕃把它拉拢到手所占有的优势，确实可以起到阻挡二十余国进贡的作用。如果放到某些朝代，不向其他国家进贡就已经不错了，自然也就不会指望其他国家来进贡。但这岂是唐朝“天可汗”所能容忍的？于是玄宗命令若干位将军累次讨伐，但是都失败了。最后玄宗于天宝六年(公元747年)命高仙芝带领一万骑兵前去征讨，于是在安西，高仙芝开始了他这一次的万里长征。
　　
不错，万里长征。“九千里而赢”，其实和万里有什么区别呢？这是中国古代最远的一次出征。通鉴上略去了征途，只说历经百余日才到达，而《旧唐书》上则写的很清楚：“自安西行十五日至拨换城，又十余日至握瑟德，又十余日至疏勒，又二十余日至葱岭守捉，又行二十余日至播密川，又二十余日至特勒满川，即五识匿国也。”一堆稀奇古怪的地名，一听就知道那里不在汉文化范围之内。路上只有不停的奔波，然而在它终结的时候，为远途奔波的人准备的不是可口的饭菜，没有可供洗澡洗去途中沙尘的热水，没有可以承载着自己一觉睡到天亮的舒服的床——这不是旅途，这是征途。在长途跋涉之后，他们必须打点万般精神，无比冷静的面对眼前的血与真正的“沙场”，否则，就真要为之付出长眠的代价了。忽然觉得这一万零一个骑兵——10000(骑兵)+1(高仙芝)=10001，当然，这是开句玩笑了，事实上万骑也只是一个大概，应该不会那么准确的就是一位主帅带领着整一万骑兵——十分可怜，但他们去的十分悲壮，于是脑海中又闪现若干诗句，“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也许，在这些骑兵才真正可以说是去执行“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任务，小勃律现在的作用恰恰和汉朝阻碍丝绸之路畅通的楼兰十分相似。对了，这时还要提一句，参与了这次出征的还有宦官边令诚。玄宗不放心边将，因此用宦官监军，从这点来看，边令诚也实属不易了。
　　到了特勒满川，高仙芝兵分三路继续前进，约定七月十三日在吐蕃连云堡会面。事实上吐蕃在连云堡共有一万守军，其中一千在堡内，在城南因山为栅又有八九千人守在那里。从道理上讲，唐军远道而来，又是“客场”作战，是有着劣势的，但唐军却化劣势为优势，正因为他们远道而来，远得超乎吐蕃守军的想象，因此他们没有做好防范的准备，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战斗的过程，通鉴略去了渡河，但这实在不该略去，因为它太重要，如果唐军渡河不成功，就很可能全军覆没了。连云堡城下有婆勒川，“水涨不可渡”，但唐军理应速战速决，显然拖的越久对他们越不利，高仙芝是一位十分勇敢的将军，这一条小河没有阻止住他作为战士勇往直前的天职。他手下的兵士虽然都觉得渡河很难，都以为高仙芝发疯了，但军令如山倒，也只得硬着头皮过河。出乎意料，过河十分的顺利，没有遇到半渡而击的危险，而且“人不湿旗，马不湿鞯”，唐军轻轻松松就排列成阵了。这时高仙芝对边令诚的一番话也许透露出来他此前的担忧：“向吾半渡贼来，吾属败矣，今既济成列，是天以此贼赐我也。”
　　
后面不容分说，就是一场血战了。通鉴记载吐蕃守军依山拒战，“炮如雨”，而在两唐书中均不见此记载。火药用于军事，固然以前就曾出现过，但火炮系统使用则是上推到唐末，中国火药的使用比其他国家要早，推测吐蕃此时能用炮的可能性并不大。而且，如果吐蕃是用炮，那么是不是有可能射击到渡河中的唐军呢？另外，吐蕃依山拒战，掌握着制高点，如果有火炮的威力，只怕高仙芝并不容易战胜他们。司马光在这里记下这么一笔，也许与他所处时代有关，宋代时用火炮已经是见怪不怪了，故尔司马光才会“信手”写来，但信手又不是司马光的作风，不知司马公据何所言呢？至于《新唐书》虽也是在宋代成书，但它是依据《旧唐书》所写，因此没有出现“炮”的问题。不管怎么样，高仙芝此仗打的很漂亮，“不及日中，决须破虏。”至巳时，唐军就已经战胜了，斩首五千级，捕虏千余人，余皆逃溃。吐蕃兵损失一半，死亡率几乎是50%，无疑对其士气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此一战高仙芝还获得不少马匹和军械物资，收获颇丰。
　　
这时边令诚由于害怕不敢再前进，因此高仙芝让他带着病弱士兵守在这里。边令诚是在玄宗命令之下随军出征，但这对于一个宦官来说已经算是不容易了，他不想再前进，这种胆小固然不值得表扬，但唐军远来，确实也要有个根据地才是，即便唐军前线失败，在败退的时候也好有个缓冲，因此，假如高仙芝前方作战不利，边令诚还可以接应一下——尽管对他的接应不报什么希望，但有总比没有强。
　　
三日后到达坦驹岭，下峻岭四十余里，前面是阿弩越城。高仙芝怕兵士们不敢下去，就派人化妆成胡人“谎报军情”，说是阿弩越的士兵都愿意投降，于是骗得大伙跟着他高高兴兴的前进。结果城里还真有叛徒(对高仙芝来说，就是好人了)来迎接他们。紧接着高仙芝让席元庆带一千骑兵作为先锋，他交待席元庆对小勃律王要声称是借路去大勃律，并且告诉他小勃律的国王及大臣会逃到山洞中，这时要“取缯帛称敕赐之”，趁机把人抓住，等待他来处理。席元庆用这个方法抓到了很多大臣，但唯独跑了国王夫妻——想必是心急，没等国王出来就抓人了。猜测国王派大臣出来是试探，如果真没有危险的话才会出来，所谓“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唐军不该在此心急，引蛇出洞就是了，而不必打草惊蛇。那小勃律国王会不会在拿到东西之后仍然不出来呢？不是没有可能，但正常情况下，胡人的军事思想似乎还是比不上中原王朝的军队。
　　
高仙芝到后，立即让席元庆领人去砍断吐蕃通往此处的藤桥。如果吐蕃大军先一步而至，那唐军肯定是非常之背动，甚至有可能覆灭，但上天倾向的是唐，于是吐蕃的人马只好望断桥而兴叹了，他们后来花了一年的时间才把它修好。断绝了小勃律与吐蕃的往来要道，小勃律王不再有什么幻想，不久便投降了。
　　
高仙芝带着俘虏回到了唐的国土。然而在安西，节度使夫蒙灵察不但不慰问，反而大骂高仙芝，十分之不雅，“啖狗屎高丽奴”，放在中国所有古文当中他这是唯一的一个，可见是十分的气急败坏。他责问高仙芝为什么不等他处理就擅自向皇帝报捷。这话听着太好笑了，人家出征直接受命于皇帝，报捷自然也向皇帝报。夫蒙灵察其实是嫉妒高仙芝的战功，由于他本人也曾在小勃律国的征讨中失败过，因而才会如此。最后还是边令诚解了围，他向玄宗上奏说高仙芝立有奇功，但现在却害怕被杀掉。不久玄宗即任命高仙芝为安西四镇节度使，代替了夫蒙灵察的位置。
　　
高仙芝上任后，对老上司依然很恭敬，不过却责问当初说他坏话的几人。相信那几个人也是吓的不轻，但高仙芝最后告诉他们，把原来的旧帐翻出来是为了让他们不再为之担心。我们不得不佩服高仙芝的坦率以及手法的高妙——其实做到这些也并不难，只要坦荡就可以了。往往事情挑明之后才会解决，从这点来说高仙芝可称得上是一位古代的“心理医生”。
(2)、怛逻斯之战
　　
先说句题外话，本章已分了若干节，本节又分了几部分，本部分又分成几小节，实在不能再分了，所以本来只打算稍微写一下，可怛逻斯之战又实在不该三言两语就了结，所以，我们被迫还是得分下层次——阿门，但愿下面写的过程中不要再分了……
　　
前奏：
　　
小勃律之战后，高仙芝在天宝九年(公元750年)击败了朅师，不久又击败了石国。击败石国用的手法和崔希逸破吐蕃是一样的，先约和，再趁人不备突然袭击。不过崔希逸是无奈之举，他是真的想和，而高仙芝就是以此作为诱敌手段了。这件事的详细经过见于唐书西域传中，而高仙芝本传中却没有仔细写，原因多半是怕破坏将军的好形象。想来也是为了顺应玄宗所倡导的开边之风，高仙芝主动请求讨伐石国，石国当然抵挡不住，便求和，“仙芝遣使者护送至开远门，俘以献，斩阙下”，虽然话也不多，但我们总算得知高仙芝是派人在护送石国国王的时候把他抓住并斩首。
　　
此战，高仙芝轻松获胜，“虏其王及部众以归，悉杀其老弱”，并且把石国的很多宝物都收入了他自己家的金库中，从而向他的父亲证明了父亲眼中“懦缓”的他足以“自存”。高仙芝拥有这许多家财，“颇能散施，人有所求，言无不应”。史书上说高仙芝是“性贪”，从这件事来看的确是有点，不过为自己家里获得更多的财产，也算是普遍心理，另外，真正贪的人很多都是守财奴，除非有目的的破财，否则一般情况下都是为富不仁，像高仙芝这么大方倒的确不多。打败敌人后把敌人的财产据为己有，这并非是高仙芝首创，似乎称为“传统”也不为过，唐初李世民东征洛阳，战后很多东西并没有进入国库，而是进入了秦王府；还有李靖破突厥之后，也有人弹劾他纵容手下抢掠珍宝。高仙芝这么做当然也不对，不过其他将军也不见得就比他清廉，只不过高仙芝拿回家的多了一点。唉，忽然想起一句话；天下乌鸦一般黑。按说皇帝如果知道后，理应发火才是，不过边将在外，玄宗就算知道，也是没办法。何况，相对于黄金这些东西，俘获的敌国君主大臣们更有意义上的价值，更能满足玄宗一种虚荣的心理。当然，边将入朝时自会给皇帝带来一些见面礼，两手空空怎么也说不过去。我们不知道高仙芝分出来多少东西给玄宗，但俘虏则是一个不少全部上交，玄宗无疑已然十分满足，加高仙芝开府仪同三司。这属于文散官，从一品，从品秩来说在唐朝是十分高了，不过基本上是没什么用，是一种荣誉头衔。此后又曾想让他代替安思顺为河西节度使，但安思顺托人向皇帝说好话，仍然留在了河西。于是玄宗加高仙芝为右羽林大将军。
　　
击败石国后，两次胜利使高仙芝名声大噪，尤其第一次，高仙芝还被大食、吐蕃誉为“山地之王”，或者“山地作战之神”——说到这里难免有些气急败坏，因为既然要做到精确，就要去查找出处，于是查了一整天，拜托了所有能拜托的人，直到半夜两点仍然没找到。无奈何，躺在床上独自郁闷，在想了若干遍“这样找值得吗”之后进入了梦乡。就在快绝望时终于找到了王小甫先生《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中中相关内容，找到了原文“Sāhib jibāl al-Sīn”，确切的意思是“中国山岭之主(看了几遍，都是主字，不是王)”，当时差点喜极而泣。至此总算尘埃落定，不管怎么说，既然找到了，总还是值得高兴的。
　　
高仙芝在击败石国之后的处理方法，历来有两种声音，一是说高仙芝贪狠，胜利之后滥杀无辜处理不当，另一种则是针对前一种说法的驳论，指出无信义是因为“兵不厌诈”，而屠杀则是战争惯用手段，至于贪财则是“使贪使愚”的活学活用。不讲信义在和约后又进攻别人，道义上的确有其短处，但单纯从军事角度来看则没有错；贪财之说我在上面也谈了一下，不过我没觉得高仙芝的做法是达到了兵法说的“使贪使愚”那样的高度，因为史书着重记的是他把财宝弄回他自己的家里了，并非用到军队中；至于屠杀，古时战争后多半的确是会这么做，但这里并不能用“法不罚众”的原则来看待，屠杀无论如何到什么时候都是不好的。
　　
高仙芝的做法带来了一个后果，那就是石国的王子到处求援，并把唐军的行为大肆渲染了一番，最后各部落联合大食想要进攻唐的安西四镇。这件事直接导致了怛逻斯(Taraz)之战。薛宗正先生认为这不能单纯责怪高仙芝的屠杀行为，因为这是唐与大食争夺中亚必然会有的一战。不错，唐既然要扩张，早晚都会与大食开战，但不能否认高仙芝的行为是这场战争的直接导火索，同时唐军杀掠的行为必然引起敌军的愤忾，从士气来讲，纵然唐军不低，但无疑“哀兵”的敌军士气更振奋一些。唐与大食早晚要打，但大可以以另一种形式开战而不是以这种原因引发战争。
　　
战败：
　　
怛逻斯之战在中国的史料中似乎记载的并不多，作为这一战的主帅高仙芝，其传记中要么就是只字未提，要么就是只写了一句“其王子走大食，乞兵攻仙芝于怛逻斯城，以直其冤”。《新唐书》西域传中也有一句：“攻怛逻斯城，败仙芝军”。通鉴中相对记的就多一些：
　　
仙芝闻之，将蕃、汉三万众击大食，深入七百余里，至恒罗斯城，与大食遇。相持五日，葛罗禄(有时作“逻”)部众叛，与大食夹攻唐军，仙芝大败，士卒死亡略尽，所余才数千人。右威卫将军李嗣业劝仙芝宵遁。道路阻隘，拔汗那部众在前，人畜塞路；嗣业前驱，奋大梃击之，人马俱毙，仙芝乃得过。
　　
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战争，显然讳疾忌医似的几个字用处不大，而单凭通鉴中这么一段来研究似乎也显单薄。不过尽管简略，但好歹可以大致清楚其过程了：高仙芝听说大食要来攻击安西四镇，于是带蕃汉三万兵马深入大食七百里作战。在怛逻斯与敌人相持五日后，由于葛罗禄的背叛并与大食夹攻唐军，致使唐军大败，伤亡惨重，最后幸好有了李嗣业，高仙芝本人才得已脱险。
　　
那么怛逻斯在哪呢？它就在今天哈萨克斯坦国塔拉兹（Taraz）附近，这里也曾叫江布尔（Zhambyl或Djambul，图2-2）。从安西出发，到怛逻斯的确切距离不好说，但总有千里之遥了，有人考证出来最短也在一千四五百里，而最长可到二千多里，显然通鉴所说的七百里是远远不够的，但通鉴说的是“深入大食七百里”，或许没有包括此前的路途。不过又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写小勃律是“九千里而赢”，到怛逻斯城就只有一两千里呢？其实“九千里”是对京师而言，如果是从安西出发，就没有这么远了。高仙芝应是从安西都护府出发，安西都护府在开元、天宝时应当设置在龟兹国。从地图（图2-3）上看，这两次出征距离相差无几，小勃律理应更远一些。但如果看图片觉得怛逻斯更远，那么也没办法，或许是眼睛欺骗了我们，地图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从今天的世界地图来找这两个地方，也是这样的位置关系（图2-4）。第一次西征，有英国学者将此与汉尼拔、拿破仑、苏沃洛夫越过阿尔卑斯山的远征相比，认为后几者就好像是假日的出行。或许正因为有了前一次的胜利，高仙芝才会“艺高人胆大”的深入敌国。
　　
除了地理需要重视一下之外，其他的事情好像很简单，似乎下面只要就其意义再讨论一下就可以了。然而几分漫不经心的找了一下另一个当事人李嗣业的列传，却发现有意外收获：
　　
仙芝率兵二万深入，为大食所败，残卒数千。事急，嗣业谋曰：“将军深履贼境，后援既绝，而大食乘胜，诸胡锐于斗，我与将军俱前死，尚谁报朝廷者？不如守白石岭以为后计。”仙芝曰：“吾方收合余尽，明日复战。”嗣业曰：“事去矣，不可坐须菹醢。”即驰守白石，路既隘，步骑鱼贯而前。会拔汗那还兵，辎饷塞道不可骋，嗣业惧追及，手梃鏖击，人马毙仆者数十百，虏骇走，仙芝乃得还。——《新唐书》李嗣业传
　　
仙芝惧，领兵二万深入胡地，与大食战，仙芝大败。会夜，两军解，仙芝众为大食所杀，存者不过数千。事窘，嗣业白仙芝曰：“将军深入胡地，后绝救兵。今大食战胜，诸胡知，必乘胜而并力事汉。若全军没，嗣业与将军俱为贼所虏，则何人归报主？不如驰守白石岭，早图奔逸之计。”仙芝曰：“尔，战将也。吾欲收合余烬，明日复战，期一胜耳。”嗣业曰：“愚者千虑，或有一得，势危若此，不可胶柱。”固请行，乃从之。路隘，人马鱼贯而奔。会跋汗那兵众先奔，人及驼马塞路，不克过。嗣业持大棒前驱击之，人马应手俱毙。胡等遁，路开，仙芝获免。——《旧唐书》李嗣业传
　　　　
其实有时一些人物的事情不见于本传，却在别人的传中看到，这也是常有的。比如前文举的张说救李亨一命，就是在后妃传中找到的。
　　
这两处记载补充了高仙芝败退的过程，在失败之后，高仙芝本想集合剩余的士兵再战，“期一胜也”，哪怕胜一场也行啊，总比现在这个大败要强。但实际上人马整齐之时都未胜，败过一次之后更没法取胜了，何况又是异地作战，一旦失败士兵心里多半会没底，因此再战几乎是必败，高大将军本人只怕也要马革裹尺而还了——只怕还都没法还了，因为他一死就更是有全军覆没的危险。高仙芝并非不明白这个道理，但这时距他被封为右羽林大将军不远，就这么退败无疑太伤面子，所以想拼死一搏，只怕也是报着必死之心了。李嗣业坚持劝他离开，高仙芝终于答应。由李嗣业开道，最后总算平安归来。有时在想，假如高仙芝不听，而是坚持再打，那结果很可能是成为中国在中亚战场上的一名烈士，或者成为俘虏，但也就不会有后面安史之乱中的冤案了。
　　
虽然李嗣业的传中为撤退补充了具体内容，但高仙芝是如何败的仍然不是非常清楚，就好像晴天一声霹雳，突然间就败了。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高仙芝带领的人数，通鉴写是三万，两唐书均为二万，那相差的一万人哪里去了？正在发愁这一万人的去处，又看到有说高仙芝带领的人数是六万或七万，人数一下子猛涨到了几倍，不过还有说高仙芝是带着十万人去的，据说那个是出自阿拉伯人的史书，如果我们的史书是压低人数，那阿拉伯史就是抬高人数。事实上究竟是多少只怕现在谁也无法说清楚，大致范围放到最宽也就是二万到十万之间，六七万倒的确是个折中的数字。推测一下，估计问题出在“蕃、汉”上面。《旧唐书》里说“安西都护府治所，在龟兹国城内，管戍兵二万四千人，马二千七百疋，衣赐六十二万疋段”，二万四千恰在二万、三万之间。如果仅有这么多，留守将士再占去一部分，高仙芝所能带走的就是二万人左右。再假设蕃兵是几万的话，那也的确有可能到六、七万。不过人数上存在差异只怕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高仙芝的谎报，事实上这也极有可能，唐时边将若有战败都会少报人数，高仙芝怕也不能免俗。另外还有一种假设，会不会记载下来的两三万，是指唐军中的汉族士兵呢？如果是这样，那就是高仙芝在上报的时候耍了花样，只报上了汉族士兵的数目，而没报蕃兵人数。一般史书上要写唐朝用少数民族的军队，都会用“借”字，由这个字就可以看出来，虽然唐朝号称是最开放的朝代，在胡汉问题上最为宽容，“合同为一家”，但根本的民族还是要分的，否则又何必分汉将、蕃将呢？既然是“借”，那么说明这些人不属于大唐皇帝，或者说是不直接属于，但汉兵则是唐朝皇帝正式辖内的子民，因此有可能高仙芝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如此上报，既可以把人数降低以挽回面子，又可以找到足以说出口的理由，两全齐美。这么猜想也有个前提，就是那两万四千戍兵为汉族士兵，这其实也是可以说通的，因为平日戍守的应该就是他们，至于蕃兵应该是有战事的时候才“应邀”参战。但是，我们都知道玄宗后期“开边意未已”，因而徭役也有所增多，从安史之乱中唐朝一下子就能招募来几万人马来看，推算如果玄宗为了开边而募兵很可能也会是几万，那么安西的戍军也有可能超过二万四千人。因此无论怎么看，人数问题都实在难以下清楚的结论，除非考古上又能找出来确凿的证据，否则也只能天马行空的猜测。唐军人数记载有异，大食军的人数也有差异，一般来讲认为是十万人，最多的说法是二十万，总之，从人数上讲大食有着一定的优势。
　　
人数无法确定下来，那么，高仙芝失败的直接原因又是什么呢？唐军是在哪方面有了失误才会失败呢？抑或是大食军用了什么妙计取胜呢？不知道，一点具体的过程都没有，只知道双方相持了五天，然后葛罗禄突然背叛，唐军便败了。也许双方就是肉搏似的直来直去的打斗，但唐军战斗力绝不弱，这种战斗模式下败的可能性并不大。因此很可能是中了敌军的埋伏。大食军队是从喀布尔附近出发，虽然也离战场有一定距离，但和唐军比起来，他们更像是主人。分析一下，最后高仙芝是受到两面夹击而败，由此可推出，一旦有一方占据了怛逻斯城，则必将是大食军。因为如要是唐军占住城，葛罗禄军队自然也将进城，或者住在城下，当他们背叛的时候，若是前者的情况，唐军主帅逃出的可能性极小，若是后者，则有城可据的唐军至少可以坚持守住一段时间。事实情况是，葛罗禄一背叛，唐军就败了，但主帅都有机会逃走，可见是在城外。既然大食占据了城池，称他们为主人也就是妥当的，大食所占的优势不言自明。如果说唐军短时间内无法摸透地理无法用计，那么有主场之利的大食军依据地形弄出什么伏兵计来再正常不过。
　　
还有种说法是认为高仙芝轻敌导致战败，这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全对。高仙芝带着六七万军队出征，本身说明他对此战还是重视的，即使真是二三万，那么带着安西的绝大多数士兵前来，也足见高仙芝很注重与大食的一战。那怎么还是轻敌呢？一般来说，对于一位百胜将军，即使心中多次默默告诫自己要重视对手，但心里仍然无法摆脱一种不自觉的高傲。假如是为了重视而重视，那么此前做好的准备(譬如军队人数比平时要多，也许会自认为比较保险，而放松了警惕)只能更巩固这种轻敌的心态。
　　
最关键的，还是要说突厥葛罗禄的背叛。他们为什么要背叛唐军呢？可见五天来唐军当是渐渐处于劣势，另外，大食也很有可能派出来使者动之以情晓以厉害，他们所拿出来的理由也许就是高仙芝屠杀大石老弱的事件，还有从这个民族擅长的商业来看，或许是进行了某种交易。另一方面，大食不是小勃律，不是朅师，不是石国，而是新兴的阿拔斯王朝，其实力又哪里是高仙芝此前对手所能比的呢？
　　
战后：
　　
正如前面提到的，唐与阿拉伯帝国都想要扩张，所以早晚都会打这一仗，结果是，这一次交手，唐朝败了。但敌人也并没有追击，想来是唐朝名声在外，他们既然已经取胜，已经挣够了很大的面子，也就没必要来触犯唐朝。假如他们真的追至唐朝国境的话，玄宗决不会容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这势必会触怒他，因此唐朝肯定会派很多精兵来应战，大食军的情况就不妙了，如果他们失败，唐军则多数情况下不会善罢甘休，很可能会乘胜追击，这样一来，形势就会发生逆转。不追击说明大食很有自知之明。不过又有一个需要考虑的人，那就是安禄山。当时安禄山未反，他的态度究竟会是如何？从天宝十年的记载来看，还没有安禄山有反心的明确记载，当时李林甫尚在，对安禄山的震摄力还是很大的。也许此时安禄山会想尽力保住现有局势，一旦真会发生大食来攻的事情，安禄山有可能会引范阳兵前来救援，以表示对唐的绝对忠心，从而彻底打消朝廷内部对他的疑虑。这与他想在玄宗死后谋反并不冲突，因为如果他有救国功劳的话，就会树威，到时拿起“太子谋害大功臣”的理由来自卫更会引人同情，无疑对他将来的谋反是十分有利的。但也有可能，就是见唐朝西部乱了，安禄山趁机在东边造反——这种情况是最糟糕的，因为唐朝内忧外患下覆灭的可能性极大，而谋反的安禄山失去了唐朝这个靠山，以自己的实力能否对付的了大食，实在没底。一旦阿拉伯帝国统治中原，只怕我们的古老文明也会和四大文明中其他文明一样中断，最好的情况是中原人民奋起反抗，终于又建立了中原王朝；最糟的情况则是中原文明一蹶不振，那么我今天写这篇文章或许就会用阿拉伯文了……总之，太复杂，每一步产生的后果都会不相同，因此唐与大食战后还算相安无事，也不是件坏事。
　　
无疑阿拉伯对于这场胜利欣喜若狂，甚至据说阿拉伯的史书中还说唐朝因此而称臣。这个只怕很难让人接受，起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当时唐朝是根本不可能这么做的。玄宗素来自诩英明神武，不会轻易低头，而且高仙芝是异地而败，唐朝本土又没有什么危险，又没有被迫屈服，根本没有称臣的必要。因此玄宗因在别国的一场失败而称臣，无法想象。
　　
但毕竟唐军败了，而且败的很惨，有很多将士被俘虏，唐朝第一次因战败而有大批俘虏被带到外国去，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讲，还是觉得很心痛的，不过这些俘虏把中国的先进文明也带了出去，最显著的是造纸术，这也算为世界文明的前进做出了贡献吧——只是这实在是很被动的。几十年后，当初的一位被俘将军杜环，把自己在国外溜达了一圈之后的所见所闻写了下来，也就是《经行记》这本书，虽然原书失传，但由其族叔杜佑写的《通典》中摘引了其中一些部分，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高仙芝虽然没有取胜，但这一次深入大食作战，已是相当不易。另外还有一点，似乎不曾为人所注意，就是《旧唐书》中的三个字，“仙芝惧”。正是因为“仙芝惧”大食攻打安西，所以才要带兵去攻打大食，这似乎有些不合逻辑，正常情况下理应做好防御的准备才是，但高仙芝却是带着人冲了出去——难道，高仙芝或者说是唐朝所奉行的防御策略，竟然是“以攻为守”吗？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实在应该更宽容一些，因为中原王朝中，又有几个是有着这样进取精神的呢？无论如何，主动的防守都比被动的防守要强，就以高仙芝这一次的出击为例，战争的前线是在敌方境内，无论胜负都不影响唐朝的安全；而被动的防守，前线离后防线很近，一旦失败整个国家都会有危险。高仙芝的主动出击毕竟避免了安西四镇遭大食围困的尴尬场面。
　　
高仙芝失败后，玄宗对他是怎样处理的，通鉴、唐书均没有明写。此后直到安史之乱爆发的几年里，高仙芝也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动作。原以为他并没有受到什么处分，但朋友说《全唐文》中有一篇诏敕有相关信息。朋友所指的当是《全唐文》中《授高仙芝右羽林军大将军制》这一篇，其他再找的话，就没有和高仙芝升贬相关的诏敕了。原先也曾扫过一眼这篇制文，但由于天宝九年玄宗曾任高仙芝右羽林军大将军，便以为是那时下达的。经提醒后，再仔细看它，果然发现有不平常的地方：“四镇经略副使前右羽林军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密云县开国男赐紫金鱼袋上柱国高仙芝”、“可起复右羽林军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一个“前右羽林军大将军”，说明这份制书并不是第一次封高仙芝时下达的那个，再加上“起复”，这两点都透露出来这是一份传达出不为史料所记载的一件事情的诏书，那就是高仙芝确实曾被免职。玄宗这道诏书是什么时候下达的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就在当年，因为《旧唐书》中有这样一句，“十载，仙芝改河西节度使，奏常清为判官”，可以为证。的确，战败后将军总要多少负些责任的，如果高仙芝没受处分，反而奇怪。
　　
经此一战，高仙芝的英名无疑受损，但他在玄宗心中的地位还是很高的，这样的大败不久就复职，而且安史之乱中任命他为第一任副元帅，可见玄宗还是相当的看重他。这或许也与李林甫主张重用边将有关，前面曾提过，李林甫不想再让像张九龄这样的文治官员参与到高层，在他的鼓动之下，玄宗后期大量重用蕃将。高仙芝本人也是蕃将，且从现存记载来看，没有参与到朝廷中的任何争斗，所以李林甫也犯不着为难他，加上在那个时期高仙芝确实是属一属二的上将，复职基本上就是板上钉钉的事。但使将军名声在，还怕天子不遣冯唐来吗？
　　
怛逻斯之战的意义
　　
怛逻斯之战，自然十分重要。相当多的学者认为，“由怛逻斯河之败，中国国势遂绝跻于西方”，意思是唐朝经此一战，退出了中亚的竞争。我本来很信服这种说法，因为最初印象就是如此，难免先入为主。但看了更多资料之后，觉得这种“一刀切”的算法的确有问题。
　　
说是“一刀切”，毫不夸张，因为这种说法基本上就是认为自此后唐朝再也没有染指中亚，似乎怛逻斯之战就是一个分水岭——不然，唐此前也有“不济”的时候，此后也没有就此了断在中亚发展的愿望。
　　
在怛逻斯之战以前，唐曾多次拒绝西域诸国请求讨伐大食的请求。比如《新唐书》西域传中，昭武九姓中的康国和石国都曾请求大唐讨伐大食，结果都是，“天子不许”，对俱蜜稍微好一些，“其王那罗延颇言为暴赋，天子但尉遣之而已”，起码还派个人慰问了一下。这些西域的国家，自己的力量不够，只好借助于大国的保护，而他们夹在大食与大唐之间，哪个都惹不起，在石缝中求生存，的确很不容易。想来他们也是很盼望着看大食与唐之间打一战决一雌雄，也好据此来决定究竟投靠哪一方，但唐朝皇帝居然说什么也不出兵，对他们来说，大概很是气馁吧。既然他们曾对唐朝这么请求过，未必没有对大食这样请求。我们的史书中不可能把他们的事记得那么详细，而且他们不可能傻到把对大食说的什么话来告诉唐朝。但从史料来看，他们似乎依附唐朝更多一些。
　　
而唐朝为何不出兵呢？是不是实力上的问题？很多学者认为，唐不出兵，体现了唐在中亚霸权的衰落。看来是有些不济了。其实从实力来讲，唐朝从来就不惧怕战争，如果真没有实力，也不会东征西讨了，这些节度使也就不会这么活跃了。然而战争的消耗必定是很大的，怎么也要考虑一下，花费这些精力到底值不值得。也许，这些蛮夷之人并未引起唐朝的足够重视。在唐朝看来，他们应该臣服于自己，应该向自己进贡，而不该触犯大唐的尊严，否则，化用陈汤的一句话就是“犯盛唐者，虽远必诛”。高仙芝请求讨伐石国的理由就是“劾其无蕃臣礼”，也就是这个意思。但唐无论如何无法体会这些小国的难处，因为唐从来没受过这种罪，他们是站在强者的立场，来把玩弱者悲哀的呼救。此外，距离太远，也是唐不肯出兵的原因，太难，太多消耗了。而且，唐朝有着农耕文明崇尚安定的内在追求，像草原游牧民族那样骑马长奔、跑到天际也无所谓，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再有，大食并未招惹唐朝，本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原则，唐也确实找不出正式理由来讨伐大食，譬如“抗美援朝”的后面还有一个“保家卫国”，如果单纯以“保护某国，打倒大食”为出兵借口，只怕士气都会泄气的。
　　
同样，大食也没有出兵攻打唐朝。开元之初，大食还曾经派使者来到唐朝，不过这几乎是英国使者不肯跪拜乾隆皇帝事件的前身，大食使者也不肯给玄宗下跪。玄宗却也豁达，没有在礼节问题上不依不饶。不久大食又曾派人前来，这一次总算让大食使者的膝盖，跪到了大唐宫殿的地板上。如果我们据此而下“大食向我们臣服”的结论，似乎也不尽然。《旧唐书》中有这样一句：“其时西域康国、石国之类，皆臣属之。”唐对此是清楚的，似乎又是默认的——两国的关系比较微妙，微妙的友好。公元八世纪四十年代大食内部发生着变化，到公元750年，阿拔斯王朝代替了伍麦叶家族的委玛亚(一作倭玛亚)王朝。如果说这个变化给大食带来了什么，除了从“白衣大食”变成“黑衣大食”之外，事实上这个新兴的大食还来不及达到它最鼎盛的时期。
　　
而当唐朝的野心无限制的扩张之后，这种交兵不但成为可能，而且是必然。唐战败后，一时间
　　
但，怛逻斯之败没有阻止唐向外扩张的欲望。两年后，也就是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陇右节度使哥舒翰攻打吐蕃，“拔洪济、大漠门等城，悉收九曲部落”；北庭都护程千里追击叛逃后又攻击唐朝的阿布思，约葛罗禄接应，葛罗禄最终将阿布思抓起来交给了唐军；同一年，新任的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大破大勃律，受降而回。这些也算是报仇了，而且说明，怛逻斯之败后，安西的实力并未动摇，唐朝仍是强大的。
　　
那么，前面不是说唐朝因为玄宗在天宝年间的懈怠，已经有衰落的征兆了吗？不错，是这样，但往往有一个规律，就是无论什么事物，在它极大发展的时候，并不是它的最盛时期，而它极盛时期，就会产生很多导致以后衰落的问题。譬如细菌的生长，其中对数期是极大的发展，细菌数量呈对数规律上升，而稳定期则是细菌群整个生长过程当中曲线最高的一段，可说是全盛期，但细菌的芽孢(细菌在不利环境时形成芽孢处于休眠状态)也是产生在这个时候。唐朝此前的发展犹如是对数期，而开元盛世到天宝年间则像是稳定期，既强盛又存在很多问题，那么天宝末年无疑唐的稳定期也将要到头了。如果以我的理解，就是发展的时候尽力的发展，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尽力的挥霍，而发展的脚步则慢慢在停止，后面就单纯是挥霍原有的基础了，直到有一个时间把它挥霍殆尽，于是就衰落下来。衰落的时间从表面来看，或许比它停止发展要延迟很多，但实际上离开了发展，衰落是早晚的事情。天宝中朝廷存在很多问题，在达到了唐朝的极盛之时，它必然会慢慢衰落，不过纵然盛世不再，也总不至于一下子跌进深渊。唐有着很好的积蓄，尚足以支持唐朝的对外扩张。。
　　
假设唐朝继续这样恢复下去，或许在将来的天宝二十几年，会有一场向大食报一箭之仇的复仇之战。然而，唐朝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因为有了安史之乱，唐朝即使胜利，出了这么一件大事，也必将失去原有的胜利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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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ggw2005

(3),第一番较量的失败
　　
玄宗任命荣王李琬为元帅，高仙芝为副元帅。以皇子为主帅，另择一人为副帅，这几乎是唐朝的一个传统，兵权不可旁落给外人，说明唐代的皇帝们很清楚兵权的重要性。不错，他们如此的谨慎，兵权确实没有落在朝中大臣的手中，然而，却不知怎么后来跑到宦官和藩镇的手中去了。藩镇好理解，“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独自执掌一方土地，又是天高皇帝远，何况皇帝后来根本就是想管都管不了。令人费解的是宦官。宦官手中的权力是皇帝赋予的，然后皇帝们又为赋予出去的权力所制约，而且不单是唐朝，东汉、明朝的后期，也都存在宦官之祸。按说，把权力收回来不就行了？但事实证明，这并不是那么好办到的。唐朝后面的皇帝中，有几个很能干，绝不比纸上谈兵的我们差，然而又怎么样呢？宪宗，素有“小太宗”之称，可惜最后死于宦官之手。这倒有些令人怀念起代宗皇帝，铲除了三个宦官的代宗，如果放在后来可谓英雄矣，考其杀掉这些宦官的过程，一个派人暗杀，一个贬官，一个政变杀掉，也不是很难，似乎难的就只在于代宗的决心。如果说代宗时期尚可顺利杀掉宦官，而后来却当真是想杀也不好杀，或者是杀了一个，又蹦出来一个，一个一个的总也杀不完，化用一句诗句，那就是“宦官代有才人出”，任谁不头疼？皇帝自己手中没有兵权，宦官却掌握着禁军；皇帝只有自己一个人，后宫的嫔妃显然派不上用场，而宦官却是一个大的集团，而且围绕在皇帝周围的，就是他们。唐代的宦官最终到了尾大不掉的地步，也非一朝一夕所能办到，后面涉及到时会再细说，这里只简略提一下，不过跑题有些严重，还是回到高仙芝当副元帅这里。高仙芝可以算是唐朝安史之乱中第一任副元帅了，他不知道，在他身后，还会有一连串的副元帅……
　　
由于已经有了去应急的封常清，因此高仙芝可以比较从容的在长安招完兵再去洛阳了。高仙芝招兵的情况也相当不错，当然，这至少有一半要归功于玄宗库房里的钱，“京师募兵十一万，号曰天武军，旬日而集”，效率比洛阳提高了近一倍，但是所招募的兵士质量似乎就更差了，“皆市井子弟也”。最后跟着高仙芝去洛阳的人只有五万，几乎少了一半。在短短的十天内，能招募到十一万人已是不易，更不会有精挑细选的时间，何况，危急时刻重要的是先把军队派过去，就算军队训练素质不高也比没有人来应战要强，因此裁军的可能性不大。那么，那六万人哪里去了呢？从后来潼关被破玄宗立即出逃来看，那六万人不大可能被玄宗拿来守长安。所以说一种可能，是原来招来的人并没有那么多，像两唐书都没有提到招十一万人这么个说法；另一种可能，是高仙芝先带五万人当先锋，其他人等整饬之后再去支援前线。我倾向于后者，一来是唐书写的比较神出鬼没，在高仙芝的传中没有提到招多少人，不定从哪个地方突然蹦出来一句也不好说，不过由于检索的比较认真，漏掉的可能性不大；二来，从后面“兵亦稍集”来看，也当是慢慢集齐的。
　　
五万，加上封常清的六万人，唐军一十一万人马，比安禄山的十五万叛军还是要少。即使是大家都站在沙场上一个对着一个的砍，唐军也还是没有优势，更何况，相对于唐军的未经训练来讲，叛军的确可称为以一当十了。这么算来，当真是为难唐军了。
　　
当高仙芝领兵到达陕郡的时候，遇上了退败的封常清，这两位老搭档如今又碰到了一起，可惜“人是物非”，虽然依旧是当年的大将军，但已不是当年封常清欢迎胜利归来的高仙芝那样的情形，而是高仙芝迎来了节节败退的封常清。封常清的失败，无论如何对于唐军士气来讲都不是件好事，原先认为叛军很容易对付的想法无疑会因这一次失败而矫枉过正，使唐军士兵产生一种“叛军很强大”的想法。从后面的情况来看，唐军溃不成军并不单单是实力的问题，也与这种害怕的心理有关。
　　
封常清对高仙芝说：“常清连日血战，贼锋不可当。且潼关无兵，若贼豕突入关，则长安危矣。陕不可守，不如引兵先据潼关以拒之。”叛军兵锋不可当，潼关没有守军，一旦丢了潼关，那么长安就危险了，因此封常清建议退守潼关。高仙芝听了封常清的话，意识到与叛军是没法硬拼了，如果自己再去打也只能是再败一次。高仙芝没有傻冲上去，而是率领兵马西向潼关，“仙芝急，乃开太原仓，悉以所有赐士卒，焚其余，引兵趋潼关。会贼至，甲仗资粮委于道，弥数百里”。可见高仙芝用的是坚壁清野的策略，由于当时陕郡太守和百姓都逃跑了，所以陕郡的府库的确不该留给叛军。然而在退守潼关的过程中，安禄山率叛军追了上来，唐军狼狈而逃，不成队伍，士兵与战马互相践踏，伤亡很多。之所以会这样，原因多半是没想到叛军会这么快赶到，仓促之下无法御敌，再加上在高仙芝坚壁清野也就是让士兵们尽情分享仓库的政策下，士兵们都忙于争抢仓库中的东西，心思当然不在御敌上了。比之于第一次封常清的败退，这次败退更惨一些，因为封常清起码是边败边战，还抵抗了一下，而这一次，却是连打都没打，就让人家给赶到了潼关。这大概是高仙芝第二次这么狼狈，可是这也不能责怪高、封两位将军——“天要灭我，岂我之罪？”当年项羽对天一唱三叹的说出这句话来，司马史公尚可批一句“岂不谬哉？”如果这两位将军要是这么对天长叹的话，我们也只有陪着一起感叹。这也奠定了二位将军命运的悲剧色彩。
　　
唐军退到了潼关，整饬防守器械，虽然叛军随后赶到，但仍然被挡住在潼关，无法进入。可见潼关确实是重地，是一道大门，从封常清“潼关无兵，若贼豕突入关，则长安危矣”这句话来看，唐在战略上是有失误的，像潼关这样的地方怎能不派重兵把守呢？将重军放在洛阳这种四面受敌之地，实在是失策。假如，唐从一开始就把重兵放在潼关，只要有潼关这个基础，进可夺洛阳，不利则死守住长安的东大门，还是很可行的。像洛阳这些地方，也只好该放就放了，若说的好听些，就是“欲取先予”，只要关中在手，又何愁东都不下？唐初就是先拿下关中，然后把关中周围的障碍打扫干净之后，最后才去攻打洛阳。而一开始就打开大门向前冲，打不过后才仓促回防，唐朝的这个办法怎么看都有点蠢。
　　
好在，此时犯蠢的不只是唐军，安禄山的脑子也不很清醒。所以说唐与安禄山此番较量倒也势均力敌，只要有一方有出众的谋略，情况都不会是这样。假如安禄山这时趁唐军立足未稳，猛攻潼关，相信以潼关天险也无法抵住他的势头，可能玄宗就要早些逃亡了。然而，苦孩子出身的安禄山，胜利之后开始大做皇帝梦，在洛阳做登基的准备，高高兴兴的放弃了这个绝佳的机会。
　　
如果事情一直是这样，以高仙芝和封常清二人的才能，再有玄宗的鼎力支持，把安西、朔方等都护府的军马都调过来，那么这一次叛乱也就有惊无险。然而玄宗随后的表现不但让人失望，而且令人痛心，他的一连串失误，给我的感觉是：他疯了。

(4),安史之乱的第一批烈士
　　
在世界通用公元纪年的第一个世纪里，中国东汉的将军马援如此说道——“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邪？”
　　
作为将军，功成名就也好，战死沙场也好，前者有成功的喜悦，后者有慷慨的悲壮，都是很好的归宿。而悲惨的将军，则情况各异，有的是功成身败，像韩信那样；有的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像宗泽那样；还有的将军，没有死在战场上，没有死在敌人手中，却死在了自己人的手里。这样的将军，譬如岳飞，譬如袁崇焕，连写史的人都禁不住为他们大声喊冤，“呜呼冤哉！呜呼冤哉！”这是《宋史》中岳飞传的最后两句话。那么我也要这么大喊两声，一声送给高仙芝，一声送给封常清。
　　
还记得跟高仙芝远征小勃律的那个宦官吗？对，此人名为边令诚。也许是玄宗想起他和高仙芝曾配合过，所以这一次又派他监军。说实话，这实在不是件好事，将军出征，身边总有个宦官盯梢，多难受啊？不过皇帝要想掌控军队，不至于让朝臣将在外不受自己号令，也只能派身边的人去。这就不多说了，反正这是一个弊病。在那次小勃律之战中却也幸亏有了边令诚，他帮了高仙芝大忙，说了几句公道话。而这一次，事情就恰恰坏在他身上了。
　　
据说“监军边令诚数以事干之，仙芝多不从。”究竟边令诚请求的是什么事呢？一般说有什么“请求”，无非是两方面，一是对军队的决定，比如军队的进退等等，二是要钱财之类的东西。从钱财上讲，高仙芝开放陕郡的仓库，边令诚或许请求过他要多拿一些东西，如果曾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么根据后面的结果，高仙芝应该是没有答应才说的通。唐书上写边令诚“数私于高仙芝，仙芝不应”。好一位正直的将军！但是，有问题。高仙芝实在犯不着在钱财上得罪这位要命的监军，他自己就曾把石国的宝物拿到自己家中，可见在这个问题上他并不反对谁多拿一点钱。而且，同是唐书所写，“人有求辄与，不问几何”，为什么单单不给边令诚呢？边令诚的重要性，连我们都能看出来，对皇帝意思心照不宣的高仙芝会不明白？安禄山还曾多次贿赂宦官，可见这在当时是很普遍的。拿小勃律之战那次来说，边令诚可是高高兴兴回来的，如果那一次高仙芝给他送了礼，那说明这一次也不会不送；如果高仙芝那次没送礼，那说明边令诚不会因此而记恨。所以说，我觉得双方产生矛盾，并不像唐书所写是因为钱财的问题。当然，也不排除真是这样，有可能高仙芝瞧宦官不顺眼，所以给谁也不给宦官；也有可能边令诚先施恩惠，再以此为理由狠狠敲诈一笔巨额财产。另外，封常清和高仙芝比起来，“性勤俭，耐劳苦，出军乘骡，私厩才二马，赏罚分明”，如果说因钱的问题得罪边令诚，那也是封常清的面大。那双方的矛盾，是不是出现在见解主张上呢？
　　
边令诚的确不是我们想象中那种不学无术的无能之辈，如果真是那样，玄宗也不会派这么个废物出来监军了。他随军出征小勃律，这在唐朝的宦官中，也算是一个壮举——当然还有比他更壮的，比如第一个下西洋的杨良瑶（注意，可不是郑和哟，虽然他是最有名的，但杨良瑶早了六百多年就下西洋了），不过这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不说也罢。高仙芝不战而退，如果不是身处其境，别人的确不好理解。边令诚并非全不懂战事，但也不是全懂，很可能他无法理解高、封两将军的这一决定，也许在他看来，将军有兵就应该打仗。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在《元册府龟》中写有这样一句话：“元宗（即玄宗，又是避康熙玄烨之讳）时为河西节度使，监军边令诚毎事规仙芝，芝多不从。”高仙芝不听边令诚的话，边令诚当然大为不快。所以说，矛盾出现在主张上是说的通的，又由于除了退兵之外没有其他的动作，因此双方可能就退兵一事产生分歧。
　　
在退守潼关之后，边令诚入朝向皇帝奏报消息。边令诚向玄宗报告了高仙芝、封常清战败的情况：“常清以贼摇众，而仙芝弃陕地数百里，又盗减军士粮赐。”这是高、封二将主要的三大“罪状”。不过细分析起来，除了高仙芝盗减军粮，其他的也不算多大的诬陷，只是在已有的事实基础上，夸张了一下。
　　
“以贼摇众”，封常清对高仙芝所说的那些话，使高仙芝不战而退，似乎勉强可以算是“摇众”。但单是这一件事，分量还不够，这就要补充此前的一些事情了。当封常清兵败后，他三次派使者入朝上表陈述形势，玄宗都没有召见。想当初封常清夸下恁般的海口，引得玄宗心花怒放，却不想得到的却是封常清屡战屡败的消息，想来玄宗也是气的发晕了。封常清只好亲自骑马入朝报告，还没到长安，在渭南就接到了玄宗的诏敕，剥夺了他的官职和爵位，“白衣自效”，只作为一名普通士兵到高仙芝的军中效命。不过这么一员大将只用作士兵，就浪费了，仙芝“使衣黑衣监左右部军”。从后来封常清的遗表来看，他数次上报的内容很多都是提醒玄宗不要轻敌，直到他死时还念念不忘这一点，这样看来，也确是有点“以贼摇众”的意思，至少玄宗是这么看的。“仙芝弃陕地数百里”，这也是事实，从边令诚列举这一条为罪状来看，他是不满于弃地退守潼关的。“仙芝盗减军士粮赐”，这个只怕也并非全无出处，或许正有了高仙芝取走石国财物这件事(真是遗患无穷啊)，边令诚才好在这个问题上下手。不过若说这是边令诚自己平白捏造出来的，虽然大多数人这么以为，但也有可能是他听到了某个传言，但这一次高仙芝的确是冤枉的。
　　
客观来说，边令诚还真不算是一个很坏的佞人，向皇帝奏报消息是他的任务，他所上报的内容也多是基于实情。不过他也是人，由于不高兴说的重了点也实属正常。他那一次为高仙芝说好话，也并不是因为和高仙芝有多深的交情，他只是把他看到的情况说了出来，其中也包含着对高仙芝的同情，所以他至少是个良心未泯的人。之所以口碑不高，多半是与他宦官的身份有关，比如高力士，虽然前面曾写他挺不错，可是一提起来多少感觉还是有些怪。所以人们对宦官的偏见往往很难改变。糟糕的是，边令诚这一次的奏报确实导致了严重的后果，所以人们追溯其源头，自然要责怪边令诚了。
　　
玄宗听到边令诚的奏报，大怒。“癸卯，遣令诚赍敕即军中斩仙芝及常清”。
　　
自己最信任的边将反抽了自己一个耳光，玄宗本来就怒不可遏；现在自己最看重的两员边将又抽了自己两个耳光，所以玄宗必是暴跳如雷。前一个耳光，是安禄山的反叛，使玄宗坚定的“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成为了一个大笑话；后两个耳光，是玄宗坚信很快很轻松就可以收拾叛军的情况下，高、封二人的惨败。说来两位将军都有前科，一个曾有过一场大败，虽然玄宗由于看重很快又起用高仙芝，但难免不留下心里的阴影，另一个则是刚有过一场大败，所以这次不战而败、不战而退，使火山无法避免的爆发了。玄宗怎么能容忍的了呢？他怎么能容忍自己这样无比英明无上高贵的君王，被一个杂胡边将打的一塌糊涂？玄宗盛怒之下，有谁敢替两位将军求情呢？
　　
封常清对于这个结果早有准备，他连遗表都写好了：
　　
中使骆奉仙至，奉宣口敕，恕臣万死之罪，收臣一朝之效，令臣却赴陕州，随高仙芝行营（可见第一次在渭南宣诏的人是骆奉仙，这位同志后来在仆固怀恩的谋反上出了大力）。负斧缧囚，忽焉解缚；败军之将，更许增修。臣常清诚欢诚喜，顿首顿首。臣自城陷已来，前后三度遣使奉表，具述赤心，竟不蒙引对。臣之此来，非求苟活，实欲陈社稷之计，破虎狼之谋。冀拜首阙庭，吐心陛下，论逆胡之兵势，陈讨捍之别谋，酬万死之恩，以报一生之宠。岂料长安日远，谒见无由；函谷关遥，陈情不暇。臣读《春秋》，见狼曋称未获死所，臣今获矣。昨日者与羯胡接战，自今月七日交兵，至于十三日不已。臣所将之兵，皆是乌合之徒，素未训习。率周南市人之众，当渔阳突骑之师，尚犹杀敌塞路，血流满野。臣欲挺身刃下，死节军前，恐长逆胡之威，以挫王师之势。是以驰御就日，将命归天。一期陛下斩臣于都市之下，以诫诸将；二期陛下问臣以逆贼之势，将诫诸军；三期陛下知臣非惜死之徒，许臣竭露。臣今将死抗表，陛下或以臣失律之后，诳妄为辞；陛下或以臣欲尽所忠，肝胆见察。臣死之后，望陛下不轻此贼，无忘臣言。则冀社稷复安，逆胡败覆，臣之所愿毕矣。仰天饮鸩，向日封章，即为尸谏之臣，死作圣朝之鬼。若使殁而有知，必结草军前，回风阵上，引王师之旗鼓，平寇贼之戈鋋。生死酬恩，不任感激。臣常清无任永辞圣代悲恋之至。
　　
从表中看出，这是去长安的时候写的，而且是在接到了免职诏书之后，封常清打算上奏的表章，只是当时没有交上去，或许是没有人替他转交吧，所以一直留着。当边令诚到了潼关，向封常清宣示了诏书之后，封常清便把它交给了边令诚，请代为呈送玄宗。边令诚应当是照办了的，毕竟这是封常清最后一个要求。至于玄宗看没看，那我们就不知道了。但封常清此表，其言也哀，其心也诚，其情也真，其志也坚，尤其对于玄宗要杀自己，毫无怨言，反而处处替玄宗着想。封常清先说了一下自己带的军队是“乌合之众”，然而他带着这些周南（即指洛阳）的市井之人仍然与敌人杀的血流遍野，所以打不过并非他没有尽心尽力。同样，士兵们也并非没有尽力打，但他们训练水平很低（基本上就是没训练），根本没法对抗强敌，所以洛阳之败也就是必然的了。封常清随后解释了一下为什么自己没去战死沙场，那是担心自己一死，唐军失去主帅会更加混乱，同时也会助长叛军气势。封常清承认自己该死，然后又一再规劝玄宗不要轻敌，“生死酬恩，不任感激。臣常清无任永辞圣代悲恋之至……”临死而毫无怨言，对玄宗一片忠心。我想，很多人看后了都会受感动，而史书没有记下玄宗读后的反应，似乎于此是无动于衷。难道是这样的表章见多了，见怪不怪？总之，表交给了边令诚之后，封常清便被杀了。
　　
在封常清被杀的时候，高仙芝还在带人巡营。等他回来之后，发现封常清已然被杀了。不过高仙芝来不及替封常清难过，因为边令诚马上带人走到了他的身边，“大夫亦有恩命。”——啊，这还有我的事……高仙芝赶忙跪下听宣。如果说，当三个使者都被拒绝接见，而自己也被挡在了渭南，封常清当时已然清楚自己的下场难逃一死，所以说是早有心理准备的，而高仙芝却是有点被玄宗这道诏敕打了个措手不及。当高仙芝听到自己的罪名后，说，要是按失地折兵来判罪，倒也认了，但是盗减军粮却是没有的事，上有天，下有地，兵士现在也都在这里，“足下难道不知么？”但边令诚也只能说是一个奉旨办事的人，皇命已下，而且又不是在朝中，高仙芝无法亲自向玄宗求饶，所以，不管怎么样，这都是无法挽回的事情了。但高仙芝的用意，更多的只怕是为了挽回自己的名誉，无论如何，死也不能背着一个枉加的罪名。高仙芝回头对众将说：“我如果是冤枉的，你们就替我喊一声。”话音刚落，就听大家齐声喊：“冤枉！”然而这声冤枉所起的作用也只能是澄清高仙芝的清白，却无法挽回玄宗的命令，无法挽回高仙芝的性命。
　　
高仙芝看着席上的封常清的尸体，说：“封二(可见封常清在家里的排行是老二)，封二，当初你非要跟着我，后来你当节度判官也是由我推荐的，而如今，不想我们两个又是一起死的，岂非命哉？”唉，没想到死也得和你这个“丑鬼”在一起，命真不济……当然，这个是有点恶搞了，真实的高仙芝应该不会是这么想的。之后，高仙芝便被杀了。
　　
就这样，高仙芝、封常清两位大将被玄宗冤杀了。事实上失地折兵这样的理由，历来都是可杀可不杀。春秋时楚国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将军要是战败了，那就不要回来了。最典型的是城濮之战中的楚国将领成得臣（字子玉），兵败后就自杀了，当听说这个消息后，晋文公心中一块石头才落地。后来晋国也遇到兵败，但晋国却吸取了教训，没有杀兵败的荀林父。唐玄宗这一次杀将，无疑做的有些过分了，高封二将的确没有什么错，也就是封常清的大话的确有些不合适，但这不能算是罪过。假如封常清带的是安西那支精兵，那么他夸下的海口虽然不一定能实现，却也未必败的这么惨。他二人退守潼关，可以说是替玄宗把住了长安的大门，否则，情况就更糟了。玄宗此时也许尚未知与敌军的差距，满以为天朝上国怎么也不该这么惨，一方面自然是怒火中烧，另一方面，也有杀鸡儆猴的意思。当玄宗怒气冲冲的望着朝堂上武将们的时候，那冒着怒火的目光分明就是在说：“我看谁还敢再战败!”于是武将们的冷汗涔涔向下流淌……

哥舒夜带刀
　　
高封二人死后，军队不能没有主帅。这时玄宗想起一个人来……
　　
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
　　
诗中的“哥舒”便是本节的主人公，哥舒翰。
　　
哥舒翰也是一员蕃将，世居安西，父亲是突厥突骑施哥舒部的后裔，母亲是胡人。年轻时的哥舒翰颇有些任侠气质，《旧唐书》说他“好然诺，纵蒲酒”，《新唐书》则说是“重然诺，纵蒲酒长安市”。虽然一字之差，但给人的感觉就大大不同了。重然诺，有言有果，好然诺，就不一定有果了。老子云：“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孔子云：“慎于言而敏于行。”都是这个意思。好许诺的人不一定可以实行，这常见于政治家或者政客们的行为，所以像皇帝许给大臣们什么免死、封侯之类的话，基本上就是个牙疼咒。但侠客们不能如此，他们得言必信、行必果，不然就当不起这个侠字。事实上两唐书的意思都是哥舒翰重诺，只不过史家一不小心，用了一个易生歧义的字，因此就引发这些问题。
　　
哥舒翰算是个大器晚成的将领，他成为将军的过程，也颇有些任侠使气的因素。他四十岁左右的时候，他的父亲死了，他在长安却三年都没有回去，因此得到长安尉不友好的待遇——也是，汉族对孝道是很看重的，哥舒翰如此作为，也就不难理解长安尉的态度了。哥舒翰不想回自己家里，大概是在长安乐不思蜀，这就像今天农村人口喜欢流动到城市一样。不过长安尉的不礼遇，一方面激起了哥舒翰自尊受到伤害的怒火，另一方面，长安尉虽然官小，却是一方父母官，得罪了他，日子也是不好过的。因此哥舒翰“慨然发愤折节，仗剑之河西”，颇有些浪漫主义的色彩。
　　
河西是哥舒翰发迹的地方，他以其勇武善战很快得到赏识。在当时，河西的主要问题是吐蕃，而哥舒翰就好像是吐蕃的克星一样，对吐蕃作战算是个常胜将军。比如，在积石军（今青海贵德）那里每到麦子熟了的时候吐蕃就来抢掠，唐军这边却束手无策，吐蕃人便把那里称为“吐蕃麦庄”。其实遇到这种情况，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不种麦子，如果说当地有老百姓在那里，那就把百姓迁到别的地方，但唐军没有采取这种办法，应该不会是没想到吧，纵然将军们想不出来，幕府中的判官们怎么也该想到吧。莫非是因为觉得换个地方也会同样被抢？如果是这样，那的确是没办法了。总之，这里是唐人“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做嫁衣裳”的伤心之地。这种情况当哥舒翰成为右武卫员外将军，充陇西节度副使、都知关西兵马使、河源军使之后，有所改观，而且是一下子就改观了。其实战术看来也相当简单，就是设伏，然后等敌人到来之后出其不意猛攻，所以说伏击是千年不变的硬道理。这一战唐军大获全胜，几乎将吐蕃的军马全部杀光，大大出了一口恶气。另外，据说此战中哥舒翰曾经因马受惊而掉进了河里，“吐蕃三将欲刺翰，翰大呼，皆拥矛不敢动，救兵至，追杀之。”这个说法似乎不大令人信服，哥舒翰又不是发出什么超声波或者次声波（次声波对人体有害，严重时会导致死亡），吐蕃三将凭什么一听他吼就不敢动了呢？反正如果是我的话，我不会错过这么个好机会，要么把哥舒翰杀了，要么就走为上策，呆在那里为哥舒翰的嗓门而惊讶，实在是一件很蠢的事情。还有，在对哥舒翰的战斗中失败的话，在往回逃跑的路上，如果感觉肩头有异物，那么回头探个究竟的行为也是件蠢事，因为回头便意味着死亡。哥舒翰的枪就在那里等待着，一旦回头，这个人就会被扎死，尸体被高高挑起，然后摔到地上。就算没被枪扎死，也会摔死的，就算没摔死，后面还会有一个哥舒翰的家奴过来斩断首级。不由得想到了狼，听说在狼杀人的方法也是这样，先把爪子搭在人的肩上，如果回头，便咬住喉咙不放。对付它最好的办法就是抓住搭在肩上的爪子，然后来个背口袋——这种方法听来好用，但只怕多数人不敢摸那毛乎乎的爪子。当然，这只是道听途说，真正的狼大概不会这么费事。
　　
总之，哥舒翰确实非常善战，这就回到前面提的那首诗了，从诗中可以看出，这位“西鄙人”对哥舒将军是很钦佩的。“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这句诗与王昌龄“但使卢城（一作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意思上有相近之处，但和飞将军李广不同的是，李广是生不逢时，有句常用的话是“冯唐易老，李广难封”，而哥舒翰的命就好多了，当玄宗听说他的名声之后便召见他，两人说话很投机，于是玄宗任命他为鸿胪卿，兼西平郡太守，摄御史中丞，代忠嗣为陇右节度支度营田副大使，知节度事。鸿胪卿是从三品，掌宾客及凶仪之事。其实这些边将在朝中的官职多是没用的，只不过虚挂着，主要的是节度使。哥舒翰这一次替代王忠嗣掌管陇右，算是真正的独当一面了。而由哥舒翰来顶替王忠嗣，也和朝中发生的一件事有关。
　　
还记得前面提到的李林甫陷害王忠嗣这件事吗？当时和王忠嗣几乎同时而稍晚进京的就是哥舒翰。哥舒翰出发前，有人说让他多带些钱进京，好输通关节，哥舒翰则说，如果正道尚存，那不用带钱王忠嗣也没事，要真是不行，那带什么都没用。见到玄宗之后，哥舒翰替王忠嗣求情还是很下功夫的，毕竟王忠嗣是他的老上司，提拔过他，而且确实是冤枉的。当时一听哥舒翰要替王忠嗣求情，玄宗大概有些不悦，起身想到后宫去，“翰叩头随之而前，言词慷慨，声泪俱下”，于是玄宗大受感动。可以说，王忠嗣最后的宽大处理，哥舒翰立了很大功劳。
　　
之后，哥舒翰回到陇右，继续对吐蕃作战，结果是“吐蕃屏迹不敢近青海”，这也便是西鄙人诗中之意。不过后来有一次对吐蕃作战，唐军六万三千人攻吐蕃的石堡城，城中吐蕃兵才几百，但是据险而守，虽然最终按期攻破，但唐军损失数万。这好像有点得不偿失，不过拿下石堡城还是很有意义的，这样的险地还是自己占领比较保险一些，而且拿下这里之后，唐军进而以赤岭为西塞，开屯田，备军实。哥舒翰这一次边功又得到玄宗的嘉奖，只可怜了那些死在战场上的兵士，这也就是所谓的“一将功成万骨枯”吧……
　　
如果不发生安史之乱，哥舒翰也就是一直在陇右当节度使，或者隔几年再调换个地方，最后退休也就是了。事实上哥舒翰后来还真“退休”了，不过是因病，而非因年老，但究其原因，大约也和年老有关。史载哥舒翰爱饮酒，好声色，有一次洗澡，在浴室里中风晕倒，良久才苏醒过来。按病理来说，一般中风都是有高血压这个基础，而哥舒翰那些爱好大概造成了他的高血压，再加上哥舒翰确实年龄大了，所以难免发病。忽然想到唐代中风的皇帝不少，而且也有年龄不是很大的，看来他们血压都高的厉害。由于中风，哥舒翰只好回家去养病。但对杨国忠来讲，哥舒翰病的似乎不大是时候。因为他正想拉拢哥舒翰对付安禄山。
　　
杨国忠之所以要拉拢哥舒翰，是因为哥舒翰和安禄山不和，正好可以利用。有一次酒宴上，安禄山想缓和他与哥舒翰之间的紧张关系，就说：“我父亲是胡人，母亲是突厥人，你父亲是突厥人，母亲是胡人，我们都差不多，为什么不相亲近呢？”哥舒翰回答说：“古人云，野狐向窟嗥，不祥，以其忘本也。敢不尽心焉？”安禄山一听大怒，认为这是哥舒翰有意讽刺自己。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从本意上看，似乎是说安禄山忘本与他族结交（莫名其妙，难道哥舒翰就不与别族结交么），但古人称“胡”为“狐”，所以安禄山才会以为哥舒翰是讥讽他为胡人，事实上哥舒翰也很有可能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更有趣了，他们都是胡人与突厥人的混血儿，对于汉族来讲，几乎没什么区别，都是蕃将，可是他们自己之间，难道也分三六九等吗？由此又想到了大骂高仙芝为“高丽奴”的夫蒙灵察，自己也非汉族而是羌人。话说安禄山大怒，于是开骂：“突厥敢如此耶！”你讥讽我是胡人，可你是突厥，也高不到哪去。哥舒翰也要发怒，幸好这时高力士在一旁，冲哥舒翰使眼色，意思就是让他不要和安禄山发生冲突。可想而知，玄宗虽然能忍让哥舒翰此前与干儿子安禄山的不和，但如果真打起来，吃亏的只怕还是哥舒翰。
　　
这件事大约闹的挺大，而且两人之间再无缓和的余地。因此杨国忠看准了这一点，着手拉拢哥舒翰。其实之前杨国忠和哥舒翰也曾经合作过一次，就是杨国忠指出李林甫和阿布思叛逃相关的时候，哥舒翰从中证明确实发生过此事。这件事李皇叔怕是真冤枉的，因为把他归为奸臣的《新唐书》上都不曾提到，那么杨国忠和哥舒翰有什么勾结么？也不一定，大约是李林甫太不得人心了。哥舒翰后来步步高升，纵然杨国忠没有出力，但至少他也没有阻碍。天宝十二年，继安禄山封为郡王之后，哥舒翰也被封为西平郡王。可惜高仙芝在那之前有一场大败，不然说不定他也来个郡王当当。如果说安禄山是皇帝干儿子，封郡王还可说的过去，那么对哥舒翰则算是滥赏了，这也映射出来玄宗后期赏罚无度。
　　
哥舒翰病废在家，本可以逃脱安史之乱的影响（至少是逃脱一时，后来就算安禄山想抓他也未必抓得到），但是由于高、封二将同日并命，玄宗便想起了他，于是硬生生把中风的哥舒翰从家中拉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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