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的哈－－天可汗时代——大唐帝国政界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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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安史之乱的又一批烈士
　　
让我们先荡开一笔，说一说安史之乱中真正殉难的烈士。
　　
安禄山造反，一路上也确实杀了一些人，譬如太原不明就里而出迎的杨光翙，就被安禄山杀了，原因是他依附杨国忠。好歹也可以把他算做一个烈士，但和颜氏一家的忠烈相比，这样的烈士便打了折扣。
　　
时任平原太守的颜真卿，发现安禄山有异志，于是早早的便做准备。他以多雨的借口，命人修筑城壕，充实府库，而且早早的统计到时可以用得上的壮丁人数，以便将来可以招兵买马。这些行动安禄山不可能不知道，也不可能不知道他这样做的意思，但安禄山认为颜真卿不过是一介书生，“百无一用是书生”，大概是认为一旦打起来，颜真卿无论如何也不是对手，所以也不加干预。当然，这也有颜真卿演戏的功劳，他可是把戏做足了，天天和宾客去泛舟饮酒，以示他的“无用”，正因为如此，安禄山才会上当。当安禄山起兵谋反的时候，“河北郡县皆风靡”，只有不被安禄山看重的平原太守颜真卿，率领平原和博平两郡的七千士兵，在黄河渡口一带抵御，同时派平原司兵李平从小路去报告给朝廷。玄宗本来正在为河北诸郡的望风而降而感慨：“二十四郡，曾无一人义士邪！”李平到后，报告玄宗在平原那里还有一个“大”义士带着七千“小”义士抵抗叛军，玄宗转怒为喜，高兴地说：“朕不认识颜真卿是什么样子，竟如此忠义！”河北正因为有了颜真卿这样的中流砥柱，所以后来又有许多州郡响应他。不这，安禄山并没有把重点放在河北，他起初的计划是直逼长安，河北大部分地区，或者说95.83%（二十四分之二十三）的地方都归自己统治，那百分之四的弹丸之地无论如何也对他构不成要命的危胁，所以也就没有认真攻打。想象一下，如果安禄山的大军真去那里猛攻，那么颜真卿的七千人怎么都不够用，结果可想而知。
　　
但颜真卿没有死，死的却是他的堂兄颜杲卿。当安禄山的叛军到达藁城的时候，常山太守颜杲卿力不能拒，只好带着长史袁履谦一起去迎接安禄山。这在安禄山看来，理所当然的就是投降，于是欣然接受，还赏赐给他金鱼袋紫衣服，这是高官的象征，可谓待之“不薄”。但安禄山终究不放心他，虽然仍然让他担任常山太守，但是却把他的子弟都带走当作人质。回来的路上，颜杲卿指着安禄山赏赐的“金紫”对袁履谦说：“我为什么要穿这样的衣服呢？”袁履谦一下子领悟了他的意思，于是两人暗中谋划起兵讨伐安禄山。后来参与谋划的还有参军冯虔、真定县令贾深、藁城县尉崔安石、常山人翟万德、内丘县丞张通幽等人，而颜杲卿还联络到了太原尹王承业。这时颜真卿又派来颜杲卿的外甥卢逖与他联系，计划要合力断绝安禄山的后路。这些，都瞒过了安禄山。
　　
起初事情进行的相当顺利。在他们要动手的时候，安禄山派去幽州征兵的高邈还没有回来，正是好时机，于是颜杲卿假借安禄山的命令召来另一员安禄山的大将李钦凑，让他率部到城下接受犒赏。这一天，即十二月丙午（二十一日），天刚黑，李钦凑率部来到常山，颜杲卿如约派人带着酒食妓乐去慰劳，把一群人灌得大醉，之后就割下李钦凑的头颅，不动一刀一枪就把这部分军队的部将抓住，第二天全部杀掉。颜杲卿遣散了这些兵众，并缴获了他的武器，来了一个漂亮的开门红。不久，高邈从幽州回来，快要到达藁城的时候被颜杲卿派来的冯虔去抓获了。同一天何千年从东都到达这里，也同样被抓。从抓的手法上看，大约两次是一样的，都是颜杲卿派人迎接，然后出其不意抓人。抓来的何千年向颜杲卿分析了一下局势，认为常山郡所召募的士卒都是乌合之众，无法抵抗叛军，所以颜杲卿应该深沟高垒，以逸待劳，避免与叛军直接交锋，等到朔方人马来到的时候，再合力进攻，联合赵魏两地，割断叛军之间的联系。何千年据此提议应当声言李光弼已率领一万人马从井陉关出发，同时以恐吓的手段来警告张献诚要尽快投降。应该说，安禄山一方的叛徒何千年的办法确实算是一条奇计，所以颜杲卿听后大喜，按照他的谋划行事。这条计谋很快显示出来效果了，张献诚中计，果然撤退，他所率领的团练兵也都溃败。这又是一次胜利，于是颜杲卿派人入饶阳城慰劳将士，之后命令崔安石告诉其他州郡说：“大军已下井陉，朝夕当至，先平河北诸郡。先下者赏，后至者诛！”这个影响可比颜真卿的孤掌难鸣要大多了，也就是这时，河北的州郡大规模响应，有十七郡重归朝廷，合兵总共有二十多万。而这时依附安禄山的则只有安禄山的老家范阳，以及卢龙、密云、渔阳、汲郡和邺郡等六郡。本来范阳的贾循也有意投降唐，但就在他犹豫不决没有行动的时候，别将牛润客听说了此事，报告给安禄山。安禄山赶忙派亲信去召贾循，乘机杀了他，并且将他灭族。不过总体上对唐朝一方来说，形势有所转机。
　　
河北的一系列事件牵制了安禄山，无疑也缓解了潼关的压力，因为安禄山本打算亲自率兵攻打潼关的，但河北有变，而且已经变到这个地步了，自己的家若是不保，自己也就危险了。于是安禄山率军回征，叛将蔡希德也带一万人马从河内攻向河北。
　　
这时颜杲卿有一个失误，他派自己的儿子颜泉明与贾深、翟万德一起到长安，向朝廷进献李钦凑的头颅及何千年与高邈等人。这本来是没什么毛病，但这时出现了一个小人，把事情搞的乱七八糟。这个小人便是张通幽，他哭求颜杲卿说：“我哥哥张通儒是叛军将领，请让我与颜泉明一起入京，以救我全家的性命。”善良的颜杲卿没有任何戒备心理，受到了他的感动，答应了他的请求。但到了太原，张通幽转而想依附太原尹王承业，这倒也没什么，可是他居然让王承业扣留了同行的这些人，连颜泉明也一起扣留住了，然后另作表书夸大自己的功劳而贬低颜杲卿，另派使者前去朝廷。糟糕的是，起兵才八天的颜杲卿，还没有作好必要的防守准备，而叛军在史思明和蔡希德的带领之下已经兵临城下，这时颜杲卿急忙向王承业求援。王承业在窃取了颜杲卿的功劳之后，以一种小人的心理盼望叛军能够攻陷常山，所以拥兵不救，可说是丧尽天良。于是瞬间常山成了孤城，尽管颜杲卿率兵昼夜苦战，以致箭尽粮绝，在初八之天终被叛军攻陷。在叛军血腥屠杀了一万余人之后，把抓住的颜杲卿、袁履谦等人送往洛阳。就在颜杲卿为常山苦苦守城的同时，王承业的使者已经到了长安，玄宗看了奏表之后非常高兴，任命王承业为羽林大将军，他部下加官进爵的竟达一百多人。颜杲卿则只被封为卫尉卿，而且任命还没有到达，常山城就已被叛军攻陷。对比一下，简直是两重天——写到这里十分的难过，一为颜杲卿，二为颜杲卿，三仍为颜杲卿。他太可怜了，他太忠诚了，他太正直而善良了，然而他却在地下，而得志的小人却在天上……
　　
颜杲卿等人被押送到洛阳，安禄山历数自己提拔颜杲卿的过程，责备他：“我什么地方有负于你，而你竟然起兵反对我？”事实上安禄山确实待颜杲卿不薄，但颜杲卿与为董卓叹息的蔡邕不同，他不是意气用事的文人，而是一位忠烈之士。颜杲卿对安禄山怒目相视，大骂说：“汝本营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为三道节度使，恩幸无比，何负于汝而反？”实在是妙问，以同样的逻辑诘问本来的诘问者，在单纯的辩论上，颜杲卿胜利了。颜杲卿自知不免，索性大骂个痛快：“我世为唐臣，禄位皆唐有，虽为汝所奏，岂从汝反邪！我为国讨贼，恨不斩汝，何谓反也？臊羯狗，何不速杀我！”安禄山十分恼怒，令人把颜杲卿捆绑在中桥南头从西第二柱，肢解杀死。直到死，颜杲卿仍然骂不绝口。这一天，颜杲卿一家被安禄山杀死的有三十多人。他们死的也非常惨，颜杲卿的幼子颜诞、侄子颜诩，还有袁履谦，都是被先截断手足，然后“割脔”，这和后来极惨的剐刑已经很接近了。
　　
颜杲卿死后，河北的形势又一下子逆转，原来投唐的郡县又转而投向了安禄山。但就在这一年的二月，颜杲卿曾盼望了许久的李光弼终于率军赶到，攻破了常山，俘虏了叛将安思义。在与史思明激战过后，李光弼取胜。李光弼将颜杲卿和袁履谦等人在狱中的妻女释放了出来，厚加给恤。后来幸运的活下来的颜泉明，终于得到自由，他求得其父与袁履谦等人的尸体，让烈士们入土为安。几年后，朝廷下诏追加卿杲卿为太子太保，并予以褒奖，也算是告慰了烈士们的在天之灵。也就是这时，颜杲卿的堂弟颜真卿，怀着满腔的悲愤，写下了名篇《祭侄文稿》：
　　
维乾元元年岁次戊戌九月庚午朔三日壬申，第十三叔银青光禄大夫使持节蒲州诸军事蒲州刺史上轻车都尉丹阳县开国侯真卿，以清酌庶羞，祭於亡侄赠赞善大夫季明之灵：惟尔挺生，夙标幼德，宗庙瑚琏，阶庭兰玉。每慰人心，方期戬谷，何图逆贼间衅，称兵犯顺。尔父谒诚，常山作郡，余时受命，亦在平原。仁兄爱我，俾尔传言。尔既归止，爰开土门，土门既开，凶威大蹙。贼臣不救，孤城围逼，父陷子死，巢倾卵覆。天不悔祸，谁为荼毒？念尔遘残，百身何赎？呜呼哀哉！吾承天泽，移牧河东。泉明比者，再陷常山，携尔首榇，及兹同还。抚念摧切，震悼心颜。方俟远日，及尔幽宅，魂而有知，无嗟久客。呜呼哀哉！尚飨！
　　
这一篇的出名，更多的是因为颜真卿的书法，事实上这篇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是很有道理的，全篇读来有一股莫名的悲愤，“贼臣不救，孤城围逼，父陷子死，巢倾卵覆”。想起叶圣陶先生五月卅一日在急雨中悲愤的写下：我满腔的愤怒。“中国人不会齐心呀!如果齐心，吓，怕什么!”比叶先生文中那“微笑的魔影，漂亮的魔影，惶恐的魔影”更加令人痛心的，是像王承业这样丑陋的魔影。但王承业最终也得到了报应，然而我对他没有一丝同情，他的被杀完全是咎由自取，他在太原军政不修，所以朝廷派侍御史崔众剥夺了他的兵权，不久又派宦官杀了他。
　　
颜杲卿死后，河北一带，颜真卿仍在坚守平原，当然他也有所发展。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名叫李萼，从清河来到平原，向颜真卿借兵，指明清河是平原的西邻，而且那里有很多辎重，人口也有十余万，其财物足可抵上三个平原，就是兵马也相当于两个平原郡，因此如果颜真卿能够控制这里，以平原、清河两郡为防御核心，“则余郡如四支，无不随所使矣”。颜真卿觉得自己这里的兵刚召集，没经过训练，而常、封二将没经练兵而兵败的教训就在眼前，颜真卿不敢大意。所以这些兵也只够拿来自保，没法顾得上邻郡。颜真卿想问李萼下一步计划，再做决定，李萼则似乎有些发怒，说“您决心没下，我怎敢鲁莽的说出下一步的计划呢！”这下倒真有些打动颜真卿，本来颜真卿是想借兵给他，但又担心借兵之后兵力分散，一事无成不说，更要命的是连自身都难保。住到馆舍的李萼没有灰心，写信给颜真卿，这回他从反面阐述一旦清河失守或者投靠叛军，那将成为平原西面的强敌，到时颜大人也就追悔莫及了。看后颜真卿大为震惊，立刻去见李萼，答应借兵六千。等把他送到边境与他握手而别的时候，颜真卿又询问李萼下一步计划，李萼便将自己的策略和盘托出。李萼的计划很系统，他先指出朝廷派来的军队被占据险要的叛军狙击，无法前进，所以当务之急，是先攻打魏郡，抓住叛军的太守袁知泰，仍换上原来的太守司马垂，并让他做西南主将，分兵攻打崞口帮助唐军过来，共同讨伐汲、邺两郡以北一直到幽陵的这些地方的叛军；平原则与清河联手率领其他郡县的兵将，向南兵进孟津，沿黄河占领战略要地，截断叛军的退路。李萼推测东征的唐军不少于二十万，河南地区忠于朝廷的军队也不少于十万，所以还是大有可用的。颜真卿只要上表朝廷请求东征的唐军固守，而不要轻易出战，这样用不了一个月，叛军必然会发生内乱。颜真卿不禁拍案叫好，于是会同清河及博平的军队，果然把魏郡兵杀的大败，一举收复了魏郡，军势大振。还有一件事比较感人，就是平卢游弈使刘客奴等人在杀掉安禄山任命的平卢节度使吕知诲后，联系颜真卿，主动提出要拿下范阳，颜真卿派人带着东西去支援，并且把自己当时唯一的儿子交给刘客奴作为人质。不过后来刘客奴被史思明击败，这一次努力又白费了。
　　
但不管是平原还是常山，如果从大的方向来说，他们只能算做是“辅”，而唐军的主力，也就是与叛军正面交锋的军队才是“主”。如果大局上不能占据优势，那局部即使能够一时主动，但没有后续力量，没有外来的支援，也终将孤掌难鸣。假如能够有一部分唐军来支援常山的颜杲卿，那么当时常山未必会陷落；假如唐军能够打败安禄山主力，那么再有河北、河南等地的响应，局势应该向着有利于唐军的方向发展。但唐军主力无法击败叛军，一时间处于下风，所以在尹子奇、史思明的攻击之下，河北诸郡相继陷落，最后只有平原、清河及博平三郡坚持了下来。而到了潼关失守、玄宗出逃之后，颜真卿也终于守不住，只好带着人离开守了一年左右的平原，辗转江淮、荆襄，历经半年的时间，最后到达凤翔。
　　
安史之乱中的颜氏一家，或死难，或顽强的抵抗叛军，还有的流离失所，但他们都十分忠于唐王朝。不知唐初的颜思鲁——也就是颜杲卿、颜真卿共同的五世祖——在天有灵，会为后人的悲惨遭遇而痛心呢，还是为他们的忠烈而高兴？也许他会含笑点头，但脸上却流淌着两行浊泪……
　　
世上总是正反两方并存的，有烈士，就有叛徒，当然还有众多的居中者，这暂且不提。当东都洛阳陷落的时候，河南尹达奚珣投降了安禄山。这和颜杲卿出迎安禄山的时间相差不久。但与他同时被抓的，还有曾与他一起“绥辑将士，完缮城郭，遏其侵逼”的李憕、卢奕等人，但这些人都坚决不降，被安禄山杀掉了。在两唐书上，他们都是作为忠臣与颜杲卿一起进入忠臣传中，至于达奚珣，则没有独立的传记。达奚珣最后在肃宗将当初接受伪职的官员们六等定罪的时候，成为一个重罪典型，被斩首了。其实原来提出安禄山想把汉将换成蕃将是别有用心的就是达奚珣，而且他也确实和李憕等人一起守卫过东都，怎么看都不该是个投降的人。猜测一下，达奚珣的投降，会不会也和颜杲卿一样有着深意呢？之所以后来没有行事，是不惧怕被杀呢？这并不是想给达奚珣开脱，因为如果真是这样，那他也是很无奈的。但达奚珣连个开脱的机会都没有，因为他担任了叛军的左相，就算不是主动，却也未见有多被动。不过达奚珣确是个胆小的人，有一次杨国忠不学无术的儿子参加考试，结果考了个不及格，达奚珣害怕杨国忠的权势，就让自己的儿子去询问杨国忠的意思，杨国忠一句“我子何患不富贵，乃令鼠辈相卖”吓的达奚珣赶忙把杨睻举为上第。然而胆小未必要泯灭良心，就算无法抗拒叛军的势力，也不该助纣为虐。在真正的烈士面前，王承业、达奚珣都不过跳梁小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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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潼关失守
　　
下面该回到主战场潼关来了。
　　
安禄山在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年底造反，不久高、封二将被杀，安禄山贪图早日称帝，没有进逼长安，算是个失策。在第二年，也就是公元756年正月，安禄山自立为大燕皇帝，改元圣武，任命了一系列官员。
　　
其实安禄山过早的称帝，也算是个失策。明初，朱升向朱元璋提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不能不说是十分具有远见的。只要自己势力巩固，还担心以后称不了帝么？然而真正等到天下平定才称帝的人并不多见，嬴政是在统一了天下之后登基为帝，不过始皇之前并无“皇帝”，所以算是个例外，但他也并没有急于成为“天子”；刘邦则是在打败项羽之后当的皇帝，也算沉的住气了。至于尚未成功便称王称帝的却大有人在，比如陈胜，他以前的伙伴到他的宫殿，不禁赞叹“涉之为王沉沉者！”也就是说陈涉当了皇帝好阔气哦；还有李自成，大家普遍认为他入北京城称帝过早了，这也是他失败的一个原因。另外，唐高祖也是在占据长安之后没等平定天下便称帝，而失去了自己带兵打仗的自由（皇帝御驾亲征确实干系重大），这给他带来一系列麻烦的问题。安禄山也没有什么长远之见，至少因称帝而耽误进军长安，就说明他不但在政治上，就是在军事上也有些鼠目寸光。玄宗一开始的反应，让主力与叛军正面交锋，而将江南等地紧紧控制在自己手中，其实还是很有见地的，但边缘问题抓的好，在主要问题上却一再发昏，最终导致了出逃的结果。既然双方各有失误，倒也算得上是棋逢对手，只是让人看着太憋气，不如唐初的战争看着痛快。归根到底，玄宗学到了曾祖父文治的功夫，却远没有太宗的武功厉害。
　　
在介绍唐军于潼关前与叛军对峙之前，不妨先说说郭子仪、李光弼与史思明之间的战斗。
　　
㈠、潼关前，安禄山暴跳如雷
　　
在常山李光弼曾与史思明交战过，几个月后，郭、李二人又与史思明多次交战。唐军取得常山郡九县当中的七县之后，与史思明对峙。史思明切断了常山的粮道，李光弼派人去石邑取粮草，蔡希德攻打石邑，一时被张奉璋击退。但这无法持久，李光弼便向郭子仪求救。郭、李合兵与史思明交战于九门城南，将叛军打得大败。史思明收拾残兵逃奔赵郡，蔡希德则逃奔巨鹿。不久史思明又从赵郡逃到已经归顺了朝廷的博陵，他便把博陵的官员全部杀死，于是“河朔之民苦贼残暴”，纷纷起兵反抗，多至二万人，少者万人，给叛军制造了不小的障碍。当唐军一到，这些军队都主动来助战。于当月十七日进攻赵郡，激战一天，大获全胜。李光弼将收缴的被抢掠的物品，全部归还了城中的百姓，郭子仪也将俘虏的四千余人全数释放，然后杀了安禄山任命的太守郭献璆。唐军这种措施很得人心，只可惜官兵并非一直都如此行事，一般时候，都是“匪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如剃的情况以后再说，那剃到什么程度呢？请容我在这里留下一个小小的“悬念”。
　　
此后，李光弼率兵包围博陵，十天也无法攻克，就退兵回恒阳补充粮草。后来郭子仪与李光弼率兵退回常山，史思明收拾数万散兵随后追击，打了三天，到达行唐县，叛军终因疲惫而无力再战，这才退兵。于是郭子仪乘机出击，在沙河取胜。蔡希德逃到洛阳，安禄山让他率领二万人，并派牛廷玠率范阳一万多人，共同增援史思明，合兵一共五万多人。双方较量起速度，终于唐军早些抵达恒阳。郭子仪深沟高垒，以逸待劳，让史思明大为头疼，因为他去攻击的话，唐军就固守，他要是撤兵唐军就追击，而且唐军白天向自己炫耀武力，晚上又派部队来袭击，这样持续了数天，叛军一直都不得安生。看到叛军疲惫，郭子仪与李光弼商量说：“叛军已经疲劳，可以出战。”这便是“敌疲我打”的道理吧。
　　
五月二十九日，双方在嘉山会战，叛军大败，五万人被杀死了四万多，被俘的也有一千来号。此战史思明败的相当惨，他从马上摔了下来，把头发都摔乱了，也不顾地上是否平坦，光着脚步行而逃。到了晚上，这才拄着折断的长枪回到了军营，然后又逃向博陵。李光弼则率军紧紧围住博陵，一下子军威大振。朝三暮四的河北的十多个州郡又归降了朝廷。这样，范阳的退路再次被切断，叛军在这之间往来只好偷偷摸摸地通过，可是再怎么小心也没用，大多数仍是被唐军俘获，所以安家在范阳的叛军将士们士气都很低落，“无不摇心”。
　　
这样的话，形势极不利于安禄山，如果他的军队士气没有保证，那就玄了。因此安禄山又气又怕，大约是一边狂抓脑袋，一边大骂当初劝自己起兵的谋主高尚与严庄等人——“你们数年来都劝我反叛，说一定能成功。可我现在被挡在了潼关，几个月都不能攻破，北归的路也被切断，我们现在占据的就只有汴州、郑州这几个地方，这如何能够取胜呢？嗯？嗯嗯？从此以后你们不要再来见我了！”高尚与严庄听后很害怕，当真好多天不敢去见安禄山。这时安禄山部将田乾真从潼关回来，替两人说话，劝安禄山说：“自古帝王经营大业，皆有胜败，岂能一举而成！今四方军垒虽多，皆新募乌合之众，未更行陈，岂能敌我蓟北劲锐之兵，何足深忧！尚、庄皆佐命元勋，陛下一旦绝之，使诸将闻之，谁不内惧！若上下离心，臣窃为陛下危之！”也就是说，谁还没有失败的时候，主上您又何必着急？何况那两个人都算是元勋一级的人物，不可轻动啊。安禄山一听十分高兴，叫着田乾真的小名说：“阿浩，你真能够体谅我。”然后把高尚与严庄召来，摆宴款待，席间安禄山还亲自为他们唱歌劝酒，大概是年纪大了跳不动舞了，所以唱唱歌也算一番心意。真怀疑安禄山是不是有音乐家的天赋，歌舞俱通，难怪音乐家的唐玄宗会喜欢他。就这样，安禄山仍像以前一样对待他们，但这也无法扭转现实的局势，所以安禄山计划放弃洛阳，率军回保范阳。
　　
安禄山虽然计划要撤军，但决心未下。确实，对于他来说，后退的危险更大。因为真正的后退比后方报来的糟糕消息更能打击士气。李渊父子从太原向长安进兵的过程中，遇到了下雨的麻烦，当时李渊曾想撤军，但在李世民的坚持之下，仍然向长安进发。这后来被证明为是明智之举，如果当时李渊真的撤军，那他后来能否开创唐朝，还真不好说，基本上就是无望了。安禄山也一样，如果退兵，叛军上下士气必定一下子降低不少，回保范阳也未必会成功。安禄山犹豫的原因，大概就是如此吧。但他这些脑筋是白费了，因为他根本不必要劳神，唐军内部的矛盾足以为他进军制造机会。

㈡、潼关前，哥舒翰灰头土脸
　　
对于叛军来说，最希望什么？当然是速战速决，因为与市井之人组成的唐军正面交锋，他们无疑占尽先机。那叛军最怕什么？叛军最怕什么其实前面安禄山已经说了，就是在潼关前被阻，而后路又被切。所以唐军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当然就得照着叛军最怕的下手。守住潼关，切断叛军后路，唐军就居于主动地位；不断后路而单守潼关，至少也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两样都不占，那就完了，若只断敌人后路，而自己的门户没有守住，也是白费。所以，最关键的，就是潼关。只要唐军守住潼关天险，后方稳定，哪怕敌人逞豪强？
　　
最先上场的高仙芝、封常清都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在首轮交锋兵败之后，死死守住潼关，阻挡了叛军前进的速度。可惜玄宗冤杀了二将，继任的便是前面提到的哥舒翰。
　　
玄宗看中哥舒翰的，一方面是他的善战，当然也有他身为大将的威望，另一方面，则是他与安禄山素来不睦。玄宗召见哥舒翰，拜他为第二任兵马副元帅，而主帅是谁呢？通鉴没有写，看来应该还是玄宗的六子荣王琬，但他在当年年底就去世了。这里插一句，据通鉴载，荣王是在公元756年年末去世的，也就是活到了哥舒翰为副帅，而两唐书荣王本传则写他是在高仙芝为副帅之后不几天就死了，也是年底，但两个时间可相差一年呢。我倾向于唐书的记法，因为唐书上写玄宗任命哥舒翰为皇太子先锋兵马元帅，即主帅为皇太子，如果荣王未死，主帅应该没必要换，反正也不是真正的上阵拼杀。易帅之事说明荣王确实已死，不过我们也不必对这个小问题斤斤计较，反正荣王也不是一个多重要的人物。
　　
玄宗命哥舒翰率八万唐军去征讨安禄山，同时下诏让各地进军，共同收复洛阳。哥舒翰本来因病不想答应，但玄宗不同意，又任命田良丘、萧昕等人为他的助手，令火拔归仁等率部听哥舒翰调遣，加上高仙芝原来的军队，这号为二十万的唐朝大军，全部交给哥舒翰指挥。
　　
接手后，哥舒翰仍然坚持高、封的策略坚守潼关，但他因病不能料理军务，看来病的真不轻，他只得让田良丘来处理军政大事，但田良丘又不敢一个人做重要决定，于是让王思礼统领骑兵，李承光统领步兵。但这样又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二人争权，军令无法统一。在军队，军令据有最重要的位置，军令不行，将何以统兵？军令不统一，士兵又何以是从？加之，哥舒翰用法严厉，有些不体恤士兵，所以唐军士气低落，大大影响了战斗力，尽管本来战斗力就不高。但这种情况下，以潼关为本，哥舒翰击败了安禄山之子安庆绪的进攻。也许望着关下的安庆绪，哥舒翰心里说：“嘿嘿，乳臭未干的小儿……”
　　
但哥舒翰这期间做错了一件事，这件事导致了极严重的后果。与高仙芝、封常清等几乎不预朝廷中事的边将不同，哥舒翰参与了朝中大臣间的倾轧，比方前面提到的他为杨国忠指证李林甫与阿拔尼有关，又与安禄山有仇，所以哥舒翰再想脱身就难了。杨国忠本来是拉拢哥舒翰的，如果两人一直是这样的关系，那么对哥舒翰率军作战应该没有太大的影响。那么这件导致严重后果的事情，是什么呢？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就是玄宗相信安禄山造反之后采取的措施中，有一项就是把安思顺从朔方召回来，由节度使改任为户部尚书，以郭子仪接替他为新任朔方节度使。这一次免职不是偶然的，从姓氏上我们也大致可以猜测，安思顺与安禄山有关系，但是是什么关系呢？正史上没有记载安思顺的生平，倒是杜牧在《张保皋郑公传》中写明他是安禄山的从弟。因此玄宗才会让他回到朝中，至少兵权是不可以再交给他了。然而安思顺应与安禄山并无太大关系，当他得知安禄山要谋反的时候，曾借入朝之机向玄宗奏报了这件事。因此在安禄山真的反叛时，玄宗对安思顺没有加罪。但哥舒翰不仅与安禄山有矛盾，也一直与安思顺有仇，而且从那一次与安禄山闹翻时安禄山的话中可以看出来，哥舒翰应该是先与安思顺不和，然后才引发了与安禄山的矛盾。所以一旦得势，哥舒翰便寻找为难对手的机会。安禄山造反，这是天赐良机，古时谋反是十恶之首，往往株连九族，唐朝的法律，兄弟在其他地方不知情的，可以不算。安思顺虽然早先奏报了玄宗这件事，但玄宗终究难免会心存芥蒂。哥舒翰伪造了一封安禄山给安思顺的信，让人假装送信，然后又在潼关抓住这个人，交给朝廷，还列举了安思顺的七条罪状，请求玄宗杀了他。就这样，玄宗将安思顺和他的弟弟太仆卿安元贞都处死了，流放他们的家人到岭南。推测玄宗的心理，只怕未必不清楚安思顺的冤屈，但一来是难免还有怀疑，二来也是为了“讨好”哥舒翰，三则未必没有泄愤的意思在其中。史载，杨国忠不能救，由是始畏翰。杨国忠与安禄山有仇，但他却要救安思顺，可见杨国忠也不像我们想的那样为人那么坏。只是他为什么要救安思顺呢？是因为见安思顺冤枉，还是安思顺托杨国忠为自己求情？史上没有关于安思顺一家给杨国忠送礼一说，所以杨国忠可能是自发的为安思顺辩白冤屈。在《全唐文》中有一篇邵说的《代郭令公请雪安思顺表》，当是后来郭子仪为安思顺鸣冤时所作。文中没有什么独家报导，除了两唐书和通鉴记的事情（还没这几本史书全呢）之外，就是一堆滥而无用的颂词了。但里面没有提到杨国忠，原因可能有两方面，一是满朝官员都觉得安思顺很冤，不单单是杨国忠；二是后来杨国忠被定为奸臣，不提他可能是为敢避讳吧。但玄宗别人的话都没听，一个心思的按照哥舒翰所凑，将安思顺处死了，杨国忠不管有没有求情，都必然对哥舒翰产生一种忌恨心理。杨国忠很担心有人会取代自己在皇帝心中的地位，因为感情上的疏远，早晚会带来现实上的距离，比如玄宗曾很信任的李林甫就是他的榜样。而且要命的是，哥舒翰是有边功的，而且如若胜利，哥舒翰的功劳又将十分卓著，如果再有皇帝这般的信任，那时将无人撼动他。战国时秦国的范雎，就是因为担心白起的功劳而要求秦昭王撤军。应侯范雎还是有功于秦的，而杨国忠几乎没什么政绩作为资本，自然更加忌讳这些。但哥舒翰应该不会想到这会得罪杨国忠，因为对他而言，他只是除去一个仇敌而已。
　　
如果说这件事是哥舒翰无心之失，但确实与杨国忠之间出现裂痕，所以为后面的事打下了一个不好的基础。安禄山起兵所打的旗号是讨伐杨国忠，所以人们都以为安禄山叛乱的原因是杨国忠骄横放纵，所以杨国忠一下子成了“公敌”。有鉴于此，部将王思礼悄悄的劝哥舒翰，让他上表请求玄宗杀掉杨国忠。这一次，哥舒翰没有答应，也许是自度力量扳不动杨国忠，也许也没以为会有和杨国忠成为敌人的可能。于是王思礼又请求率骑兵三十把杨国忠从长安劫持出来，到潼关再把他杀掉，哥舒翰仍然反对，说：“如此，乃翰反，非禄山也。”唐书上则说哥舒翰心许之，未发。其实这两种记载倒也算不上矛盾，因为可以是心里答应，而嘴上反对。但哥舒翰究竟是赞成还是反对呢？先暂时放一放。
　　
就在哥舒翰未发之际，有人将此透露给了杨国忠。要说哥舒翰实在太大意了，这样的话怎能容其泄露出去？当事人哥舒翰应该不会傻到和别人去说这件事，王思礼只要不是别有用心，一般也不会说出去。那么是谁泄露了呢？一方面可能是某个人不小心听到的；另一方面，退一步想，若哥舒翰真的“心许之”，虽没有大动，但怎么也有所动作，毕竟纸里包不住火。这样的话，哥舒翰之失就在于速度不够快，如果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事办成，后面也就没事了。哥舒翰虽是一员战将，但从他与杨国忠联手击败李林甫，准确的预料到了李皇叔的失势和杨国忠的得势，可以说是有一定政治敏感的，并非完全不懂政治，像这样的失误，实在不该出现在他身上。而从动机上看，哥舒翰与杨国忠并未有仇，而且杨国忠当政几年，对哥舒翰一直还是拉拢的，从私人角度，实找不出哥舒翰要杀杨国忠的理由；当然我们也不必给哥舒翰扣个大帽子，说什么替朝廷——啊不，得说是替国家、替人民，铲除一个蠹虫，按哥舒翰自己的话说，那就是和安禄山也没什么区别了；如果说是想杀掉杨国忠后自己取而代之，那也基本不可能，因为后宫中还有个杨贵妃，哥舒翰杀了她哥哥，贵妃同志又怎会答应？哥舒翰再傻也不至于去得罪这位虽无皇后之名、却有皇后之实的娘娘大人。左右不通，那么就得动武了：看你这婆娘还能兴什么风浪？但哥舒翰既然可以动兵干掉杨国忠，甚至为免除不利于自己的枕边风而杀掉杨贵妃，又为何不能直接杀唐玄宗呢？杀杨氏兄妹，自己至多是个权臣，而杀了皇帝，则自己也可以当皇帝，做了同样大小的物理概念上的功，哥舒翰何不取更有利于自己的那个选择呢？从实力上说，哥舒翰现在手中握有唐王朝当前能够拿得出的几乎全部家当，只要反戈一击，那么他对唐王朝的威胁将十倍于此时的安禄山，因为安禄山尚在潼关之外，还得千里奔袭挺进关中，而哥舒翰却是直接掌握着潼关。但是没有，真的什么都没发生。“如此，乃翰反，非禄山也”，这句话透露出自己不愿造反的心态，当然，也可以说是对唐朝的忠心。而且要注意，王思礼这时说的只是把杨国忠抓来杀掉，根本没涉及到玄宗和贵妃，但哥舒翰当即就说这样就相当于反叛唐朝，可见他是把杀皇帝宠臣和反叛皇帝等同看待的（杨国忠是皇帝的妻兄，是国舅，没经过皇帝同意而擅自杀害，确实有点说不清）。那个“心许之”，想来是史家揣测的可能比较大了，并不一定真是哥舒翰的想法。因此，我倾向于哥舒翰在这件事上并未同意。而且他没同意，也就问心无愧，在这件事上大意也就情有可原了，如果心里有鬼，对于这些就会格外谨慎，绝不容忍泄露出半点天机。
　　
那么对于杨国忠来讲，他并不能清楚的知道哥舒翰是怎么想的，就算哥舒翰亲自对他说“杨老弟，你放心，我绝不会杀你”，杨国忠又岂能相信？由于哥舒翰手握重兵，一旦挥师西来就连玄宗都拿他没辙，何况杨、哥二人之间裂痕已经产生，杨国忠对哥舒翰自然是十二分的小心。杨国忠很是害怕，意识到自己可能存在危险，便上奏玄宗说：“潼关大军虽盛，而后无继，万一失利，京师可忧，请选监牧小儿三千于苑中训练。”玄宗同意，真的招了这么一支队伍，而后，杨国忠又招募了一万人，屯于灞上，由他的亲信杜乾运率领。这支军队的任务，名义上是抵御叛军，实际上则是为了防备哥舒翰。觉得有些奇怪，宫中招的三千人，再加上监视哥舒翰的一万人，凑在一起也不过一万三，如果哥舒翰真的反了，或者真的要回军杀掉杨国忠，别看他们打不了安禄山，但对付朝廷还是绰绰有余，何况还有个安禄山在关外，弄不好哥舒翰提前做一回吴三桂的角色，唐朝这么丁点人哪里够用？哥舒翰得知这件事后，意识到杨国忠可能会暗算自己，身在朝外的他，当然更害怕杨国忠的谋害，于是上表请求把驻扎在灞上的这支军队也归自己指挥。朝廷应该是应答了，就是不想答应，也没办法。某一天哥舒翰把杜乾运召到潼关，借机杀了他，免了一个后患，却加重了更大的后患，因为这次杀将使杨国忠更加害怕，杨国忠听说此事后回家对着儿子说：“吾无死所矣！”。可哥舒翰也害怕，两人简直是麻秆打狼两头害怕。历来最忌的就是将相不和，所以唐朝内部将相互相猜忌，互相害怕，结果也就肯定好不到哪去。
　　
没过多久，唐终于为将相不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当时有人报告玄宗，说崔乾祐在陕郡的兵力不到四千，都是老弱残兵，而且还没有准备。唐书上说这是“觇者”报告的情报，也就是侦察员了，无疑这个情报是错误的，要么是侦察员水平太低，没打听到真消息，却中了敌人“示弱”诱兵之计，要么就是出于交差心理，说个皇帝爱听的话就算了事，要么就是被敌军收买了，总之，假情报害死人啊。从情报战上，唐军再输一筹。一听说有这么好的机会，只有四千无备的老弱残兵，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个好大“馅饼”啊，不容分说玄宗便派人去催促哥舒翰出兵收复陕郡和洛阳。哥舒翰不是没有头脑的赵括，一接手时就贸然向前冲上去，他没有这么做，而是一直坚守潼关。接到玄宗的命令后，哥舒翰回奏说：“禄山久习用兵，今始为逆，岂肯无备！是必赢师以诱我，若往，正堕其计中。”一眼就看出来馅饼下的陷阱——这是一条诱敌之计。哥舒翰又耐心为玄宗分析，说叛军远来，利在速战速决，己方则利在长期坚持，只要据险扼守住要害就够了。此外叛军残暴，不得人心，现在他们被困在潼关前，形势不利，必将有内乱，那时乘机攻击，则可不战而屈人之兵。哥舒翰说的完全符合当时形势，因此我们不得不佩服这位当时数一数二的将军的敏锐眼光。确实，对于唐军来说，最主要便是取胜，只要最后能胜，出兵又何必急在一时？而且当时各地征兵大多都还没到（高、封二将之所以只能带着那些乌合之众，就是因为无兵可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怎么看唐军都必须等待。除哥舒翰的上奏之外，郭子仪和李光弼也上书言道：“请引兵北取范阳，覆其巢穴，质贼党妻子以招之，贼必内溃。潼关大军，唯应固守以弊之，不可轻出。”郭李二人主动提出去袭击敌人后方，而建议唐军在潼关的主力应坚守要塞。如果用奇正来分析的话，潼关的军队为“正”，郭李的军队则为“奇”。“正”保住了，至少自己不败，再出奇则可致胜；如果“正”不存在，那“奇”也无用。郭李二人的建议正体现了这样的策略。但通鉴是做了节选的，没有把“翰病且耄，贼素知之，诸军乌合不足战”也写上，事实情况正是如此，哥舒翰老而病，唐军又是乌合之众，这些都为叛军所知，也正因此速战才更加有利于他们。同时，郭子仪和李光弼还认为，如果师出潼关，一旦“变生京师”，则“天下怠矣。”后来的事情，果然就被他们这两个乌鸦嘴给说中了。无论是哥舒翰的上奏，还是郭子仪和李光弼的分析，从正反两面来论述，已经很全面了，如果玄宗真的采取这样的策略，那么安禄山真的就要失败了。
　　
然而，将相不和在这个关键时刻发挥了它具有破坏力的作用。杨国忠怀疑哥舒翰想要谋害他，就对玄宗说叛军没有准备，哥舒翰的逗留拖延，将会贻误战机。玄宗没有看到自己的劣势，却死要面子，他本来就想出击，在听了杨国忠的话后信以为然，接连派宦官去催促哥舒翰出兵——这里不妨提前说一句，那就是玄宗既然想死要面子，那后来就只好活受罪了。看到一个接着一个的使者，哥舒翰一点办法也没有，于是抚膺恸哭起来。
　　
从前面的介绍，我们看得出来，哥舒翰绝不是一个软弱的人，相反，他是比较洒脱、刚强的，然而这时，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将军却惨到要抚膺恸哭——不知为什么，一下子想起来接到一十二道金牌诏的岳飞，当时岳飞不得已奉命撤军的时候，也是仰天落泪。有人说岳飞不该“愚忠”奉诏回来，事实上宋高宗把岳家军的后援全部切断，在北方就只剩下这一支军队，无论如何都不能再逗留。不过这里不是讨论岳飞，就不细谈了。哥舒翰遇到的情况虽然相反，但都是迫不得已，也算是异曲同工了。唐军不能轻出潼关，这是从大的方向上来说，前面已经分析过了，而从哥舒翰个人的角度来分析，玄宗的催战令就如同是催命符了。出战的话，本来有两个可能，要么胜要么负，唐军的情况基本上可以排除胜的可能，或者从反面来说，如果真能取胜谁还愿意守呢？而负又有大败和小败，小败至少是劳而无功，但还可以回到潼关重整旗鼓，其情节严重性只比高仙芝轻一点，弄不好玄宗也会生气，若是杨国忠从中作梗，譬如和玄宗说哥舒翰没尽力打，或是说与叛军有勾结，反正理由多的是，杨国忠怎么也能想出几条来，那哥舒翰这条老命就玄了。小败尚且如此，若是大败，像封常清那样，就是不用杨国忠出面，玄宗都不会容忍。想到自己将来命运的惨淡，哥舒翰能不大恸？然而，玄宗这道催命符却并未逼反哥舒翰，再次印证了哥舒翰确实是忠于唐朝的。然而哥舒翰怎么也没想到，他后来没有死在唐玄宗、杨国忠的手上，尽管他战败了；最后他是死在敌人手上，尽管不是在沙场。
　　
六月初七，唐军与崔乾祐所率领的叛军在灵宝西原相遇。崔乾祐占据了险要，有着地利上的优势，他们南靠大山，北据黄河，有狭道七十余里。崔乾祐把精兵埋伏在险要的地方，因此从外面看上去，叛军确实人少。哥舒翰与田良丘在黄河上乘舟观察军情，看到了叛军兵少的表象，便命令大军向前进发。王思礼等人率领五万精兵在前开道，其余十万大军在后跟随。哥舒翰则带三万人马在黄河北岸的高丘上观察指挥。崔乾祐使出诱敌深入的计谋，派出不到一万的兵士，三五成群，稀稀拉拉，队伍有疏有密，士兵有前有后，唐军看到后都大笑起来，以为叛军不会用兵。按说，这么明显的诱敌伎俩并不高明，就是示弱都示的太简单了一点，如果对照《三国演义》里博望坡前赵云、刘备两次败退才把夏侯?引入埋伏圈，那这一次伏击就有点太无聊了，显示交战双方都并不很高明。当然，我们作为纸上谈兵者，而且又是在事后，当然好说了，但在实战中却没有这么容易分辨究竟是真是假，可是总也得保持一定的警惕性啊，都说曹操多疑，但他多疑的对，又有几人敢于“虚则虚之，实则实之”的来一把呢？如果当时曹操在的话，崔乾祐的伏兵计也许就成不了了。唐军没有提高应有的警惕，实在不该，由此而产生的轻敌态度无论如何都不利于作战。但对付这些诱饵唐军肯定是会胜利的，因此两军一交战，诱饵叛军们便偃旗息鼓，向后败逃，唐军乘“胜”追击。不一会，便中了了叛军的埋伏。叛军占据高地，用滚木石块向下攻击唐军，唐军伤亡惨重，而且道路狭窄，人数众多，士兵们拥挤着，刀枪伸展不开，人也没法后撤。这或许就有如鲠在喉般的难受了。哥舒翰又以马拉毡车为前队，去冲击叛军。看来以车代人的办法有一定效果，这种情况持续到了中午，不想天公不作美，东风来的实在不是时候。崔乾祐把数十辆草车塞在毡车的前面，然后放火焚烧，顿时烈火熊熊，烟雾蔽天，加上风势，大烟吹向唐军，弄得士兵们无法睁开眼睛，于是敌我不分，互相厮杀起来。唐军以为叛军也在烟火中，于是弓弩手放箭射击。找不到敌人的确切踪影，当然就是乱射。直到天黑，唐军的箭都射完了，才知道原来烟里没有叛军，实在是白忙了一个下午。这时崔乾祐早已派同罗的精锐骑兵从南山绕过，在唐军的后面发起进攻，顿时唐军腹背受敌，首尾大乱，军心动摇，所有人都不知所措。于是有的丢盔弃甲逃入山谷，有的互相拥挤着掉进黄河淹死，更多的人当然是在鼠窜，喊杀声振天动地，唐军死伤很严重，据说是“十不存一二”。这回扮演乘胜追击角色的换成了叛军。而唐军后面的将士看见前面的部分大败，也丧失斗志，纷纷溃逃。紧接着连锁反应，在黄河北岸未渡河的军队也向后撤，哥舒翰仅与部下数百骑兵得以逃脱。他们从首阳山的西面渡过黄河，进入潼关。在潼关城外，原先为了防卫，挖了三条深沟，都是宽二丈，深一丈，结果这三条沟没给敌人用上，却成了自己军队的坟墓。当过关的人马来到时，纷纷落入沟中，很快把沟填满了，紧接着后面的人也来到，踏在他们身上得以通过，有点类似于踩踏事件。不管怎么说，最后逃入关内的残兵总共才八千多人。这样的唐军当然更加无法抵挡叛军攻势，六月初九，崔乾祐率兵攻占了潼关。
　　
至此，最令人担心的事情发生了——潼关失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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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大汉咣当倒地”
　　
兵败后，哥舒翰没有回朝，想象一下，如果他回去的话，只怕多半会被杀。
　　
哥舒翰到了关西驿站，张贴告示，收罗散兵，想要重新夺回潼关，将功补过。哥舒翰这么做，当然是不甘心就这样被杀，另外，也有想要挽回面子的原因，以及对唐王朝的忠心。事实上哥舒翰已经算是尽了一个元帅的责任，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想收复潼关，还是有积极意义的。然而，未败之时都抵挡不住，大败之后士气低落之极，还能指望有什么作为吗？如果再打，多数也是败。但这时蕃将火拔归仁发挥了作用，避免了哥舒翰的二次惨败，但却是以另一种结局收场。
　　
火拔归仁率领一百多骑兵包围了驿站，他亲自进去对哥舒翰说：“叛军来了，请您赶快上马。”哥舒翰上马出驿站后，发现情况不对，自然知道这是火拔归仁谎报军情。火拔归仁则率部下向哥舒翰叩头说：“公以二十万众一战弃之，何面目复见天子！且公不见高仙芝、封常清乎？请公东行。”您没看到高仙芝、封常清都是什么下场吗？您难道想步他们的后尘吗？还是投降安禄山算了。哥舒翰自然不同意，唐玄宗和安禄山这时都有理由杀他，一个是因他战败，另一个则是宿仇。哥舒翰自己选择的还是唐，并不想去投降安禄山，所以就想要下马。铁心投降叛军的火拔归仁一看他不答应，就让人用绳索把他的双脚捆绑在马肚子下，将领中若有不愿意投降的，也都捆起来一齐押走。这时叛军将领田乾真赶到，火拔归仁就势　投降了他，一行人一起被送往洛阳。
　　
哥舒翰与安禄山是仇敌，从前面的表现来看，还是很忠于唐朝的，而且他本人也不愿投降叛军，那么见到安禄山，应该狠狠的大骂一通了吧？非也非也，这么想可就错了。当安禄山问哥舒翰道：“你过去总是看不起我，现在怎么样呢？”要注意，对敌双方交兵，一方获胜后往往会这么问手下败将，当然文人有时也会这么问，比如苏秦问他的嫂子“何前倨而后恭也”，他的嫂子倒也直爽，说因为你现在富贵了。不过苏秦的问话显得有些小肚鸡肠，而李世民打败王世充、窦建德之后的问话，却有些孩子气，譬如他先问王世充以前说他是“童子”（就是说他是小孩子，看不起的意思）现在却又这么恭敬（又一起前倨后恭案），王世充吓的赶忙谢罪。哥舒翰也一样，赶忙伏地而拜，说：“臣肉眼不识圣人。”这句话听来真有些让人泄气，赶紧向上推了推眼镜，免得它跌下来——这么大一员将军，最后居然连点烈士之气都没有。哥舒翰还说，天下尚未平定，李光弼在常山，吴王李祗在东平，鲁炅在南阳，只要安禄山能让他活下来，他就写信招降这些人，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平定。哥舒翰知道安禄山也很恨他，怕他杀了自己，所以这么说也是为了加重自己的砝码，好让安禄山不敢轻易下手。安禄山听后很高兴，就拜哥舒翰为司空、同平章事。当然，当时以打仗为主，宰相之职基本就没什么用，而司空，本来就是荣誉头衔，当然更是无用。安禄山虽然把哥舒翰抬的很高，但从根本上就不信任他，没有给他一点实权，实际上还把他监视起来了。
　　
安排好哥舒翰，安禄山又对火拔归仁说：“你背叛了你的主人，是不忠不义。”然后就杀了他。安禄山这么做是想鼓励臣子们要忠心，当然是想要自己的臣子忠于自己，肯定还是希望唐军能源源不断的来归降自己。但他这么做，以后唐军里面像火拔归仁这么主动投降而且还把自己的上司卖了的人，倒真的有所减少，大多数的投降都是被迫的。其实鼓励忠心也就是做做样子，等安禄山遇上真正的烈士，手下那是绝不留情的。所以，他这么做，是有点失策，因为忠臣他也杀，叛臣他也杀，大家摸不准他的脾气，不投降要命，投降也有危险。在这方面上，他就不如刘邦老练，刘邦杀死曾救过自己的丁公，那也是在平定项羽之后，所以杀这个人可以表示自己讨厌叛臣，有点兔死狗烹的意味。而安禄山还没等兔子死掉，就把狗烹了，实在不高明。其实什么爱忠臣厌叛臣，都没什么用，谁该怎么样还怎么样。
　　
再说哥舒翰，他当真写信去招降其他将帅，然而都遭到了回绝，他们复信责备哥舒翰的背叛唐朝，根本不给面子。当然，如果真是他们处在哥舒翰的位置上，也未必就有多忠烈，但他们的确没有理由因为哥舒翰的一句话而投降。安禄山知道没有什么效果，就把哥舒翰囚禁在禁苑中，最后将哥舒翰秘密杀死了。可叹一员常胜老将，一员曾经让西鄙人那么尊崇的将军，甚至“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李白都向他写过自荐信，这样一个人，最后竟是这样死了，容我再一次推推眼镜。和高仙芝、封常清一样，哥舒翰也可说是在一次大败之后而死，但又与他们不同的是，前二人还落个冤枉之名，而人们对哥舒翰却是非议颇多，三人共同的列传后面，史家连为高、封二人喊冤的力气都省了，用了大量篇幅来批评哥舒翰的投降，可见此事的影响。总之，这三个悲惨的人儿啊，的确不枉列在一起
　　
还记得本部分引语说的一个大汉正往前走着，忽然被一个不明物体砸晕，咣当倒地的话么？可以说，唐朝这时的确是被打的晕头转向了，潼关一丢，等于眼前一黑，紧接着就倒在地上，其状甚是可怜。还记得前面说李林甫比杨国忠幸运么？好吧，不再啰嗦，容我喝杯茶，下一章将为您介绍历史上著名的、柔肠寸断的、荡气回肠的、复杂多变的——马嵬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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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马嵬之变
　　
潼关失守，于是河东、华阴等郡的防御使都弃郡而逃，部下的守兵也纷纷逃命。长安再也无险可守，于是怒斩高仙芝、封常清，急催哥舒翰出战的玄宗，一下子失去了颐指气使的神气……
　　
一、出逃
　　
在潼关失守的当天，哥舒翰的部下到朝廷去报告情况危急，“上不时召见，但遣李福德等将监牧兵赴潼关”，按说“不时”一般是“时时、经常不断”或者“随时”之意，但后面那个“但”，在古文当中一般就是“只”的意思。从语言角度来看，这个“不时”有点让人费解。但从句意来看，大致是说玄宗没有召见求救的人，只是派李福德等人率领监牧小儿组成的军队奔赴潼关增援。玄宗并未对哥舒翰的求救引起足够的重视，直到这时，他居然仍沉浸在安禄山小贼可以马上平定的白日大梦里。然而到了晚上，报告平安的烽火没有传来，玄宗方才感到一丝恐惧，这阵不妙的感觉萦绕在他的心头。也许他这时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六月初十，玄宗把宰相杨国忠等人召来商议对策。自从安禄山反叛以来，杨国忠一直没闲着，虽然他认为唐朝可以击败安禄山，但也在着手做逃跑的准备。向哪逃呢？由于杨国忠任剑南节度使，所以杨国忠让节度副使崔圆在暗中准备物资，也就是说，以后如有不测，就暂时逃到蜀中去。杨国忠的剑南节度使是天宝十年年底兼领，至安禄山叛乱，玄宗任皇子颍王李璬为剑南节度使，不过他没有到任，副使仍为崔圆。不过起到管理作用的应该还是杨国忠和崔圆。幸好玄宗封给杨国忠的是剑南，在长安的西侧，要是封一个东侧的地方，杨国忠还没法准备了。面见玄宗的时候，杨国忠提出到蜀中避难，得到玄宗的赞同。六月十一日，不知唐朝内部又得到什么新消息，使杨国忠吓得神色惊惧的召集百官于朝堂，并痛哭流涕地问他们有什么应对计策，百官们相顾无言，三员能征惯战的将军都失败了，他们这些文人还能有什么办法呢？杨国忠说：“人告禄山反状已十年，上不之信，今日之事，非宰相之过。”唉，我，还有很多人向皇上报告安禄山要谋反，都十年了，皇帝从来就不信，现在落到这个地步，不是我的错啊……言外之意，这又是谁的错呢？不过，这时谁也没心情来追究责任了，最主要的是眼前怎么办？
　　
长安城中几乎所有人都已经知道情况不妙，百姓们吓得惊慌逃命，却不知道该往那里躲避。店铺也只好关门，东市、西市一片萧条。退朝后杨国忠又让韩国夫人与虢国夫人入宫，一起劝说玄宗到蜀中避难。事实上长安的确守不住了，杨国忠劝玄宗入蜀，并非是失策。至于玄宗，前面已经答应了杨国忠，但似乎又不坚决，否则杨国忠也不必叫自己的两个姐妹再去劝了，然而玄宗似乎仍然没有下定决心。半年多前，玄宗曾提过要御驾亲征，但被杨氏兄妹劝阻，这一次玄宗旧事重提。六月十二日，玄宗登勤政楼，下制书说要亲自率兵讨伐安禄山，人们当然不信了。玄宗这么说有两个可能，一是虚晃一枪，二是真的想率兵征讨。如果是第一种可能，那玄宗后来等于是把大臣们骗了，而骗他们对玄宗又有什么好处呢？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皇帝下诏说要亲征，对稳定人心稳定局势还是有帮助的，不然长安城里会更乱；我觉得玄宗这时这么说，或许还是有些出自“真心”的，他仍然保持着帝王的矜持，不甘心就这么逃出去，也是实在放不下脸来，所以嘴上依然强硬，也是做最后一次挣扎。但大臣们的反应有些让他泄气，再加上这时杨氏兄妹肯定又加大力气劝他，所以最后玄宗还是同意了西逃。他任命原京兆尹魏方进为御史大夫兼置顿使，原京兆少尹崔光远为京兆尹，兼西京留守，让边令诚掌管宫殿的钥匙。之后假称剑南节度使颖王李璬将要赴镇，命令剑南道准备所用物资，其实就是为逃跑做准备。当天，玄宗便移居到大明宫。
　　
天黑以后，玄宗命令当初曾协助他成功发动唐朝第四次“玄武门之变”的陈玄礼（他也几乎是那群人中唯一一个依然为玄宗所用的人了）集合禁军六军，重赏他们钱帛，又挑选了良马九百余匹，这些都不为外人知晓。于是，六月十三日，天刚发亮，皇宫中就上演了我们开篇描述的那种情形，玄宗带着杨氏姊妹和自己的儿孙，还有杨国忠、韦见素、魏方进、陈玄礼这些亲近大臣，及亲信宦官、宫人等，从延秋门出发，之前对大臣们说的话，不管当时出于什么考虑，这下彻底沦为骗人的把戏，就像是对他们念了一遍“唵嘛呢叭咪吽（俺把你把你哄）”，然后逃之夭夭。
　　
想起很多人都是在自己最得意的方面上栽了跟头。霸王在鸿门大度的放过了日后的对手，而垓下的刘邦却不会错过同样的好机会；隋炀帝曾在突厥牙帐中趾高气扬的赋诗，几年后在雁门却只好抱着儿子痛哭流涕的看着城门下的突厥兵。而当初极宠安禄山的玄宗，现在则是被干儿子打的落荒而逃。记得小时候看过一本图解唐诗，这是本给儿童看的漫画一般的书，解析都比较幼稚，但也挺有意思，其中有一幅图是讲白居易的《长恨歌》，上面画着杨贵妃边哭边埋怨：你这没良心的……不知玄宗从皇帝出来的那一刻，心里是不是也这样埋怨过安禄山……
　　
当玄宗路过左藏库的时候，杨国忠请求放火焚烧，理由是不要把这些钱财留给叛贼。玄宗阻止了他，满心凄凉的说：“叛军来了找不着钱财，就会向百姓征收，还不如留给他们，以减轻百姓们的苦难。”这时的李隆基方才回到了原来那个以苍生为己任、关心天下黎民疾苦的明皇帝。然而，晚了。被人重重一击才清醒过来，原先的昏聩都可以不记了么？当然不会，因此，为着曾经的昏聩，他需要清醒的付出代价。
　　
当宫门打开后，来到的官员们才知道，依然响着的漏壶滴水声，还有整齐站在那里的仪仗卫队都只是一个平静的假象。宫门打开，宫人乱哄哄跑出来，宫里宫外顿时一片混乱。至此，所有人都明白了，皇帝已经走了，自己也该有所打算。于是长安城中，王公贵族也好，平民百姓也好，都忙着四处逃命。有些山野里的村民，争着进入皇宫或是王公贵族的府第宅院，盗取金银财宝，甚至有的骑着驴就跑到了那曾是肃穆无比的大殿中——或许昨天还是一派庄严景象，而今日却被人骑驴蹈踏，实在有些幽默，冷的幽默。玄宗为了满足叛军贪婪、减轻百姓苦难而故意留下来的左藏大盈库，也在这时被放火焚烧了。崔光远与边令诚带人赶来救火，又募人来守护，杀了十多个人，局势才稳定下来。
　　
这里想说说边令诚，大家还有印象的话，他就是前面介绍高仙芝时提到的那个宦官。在众多宦官中，边令诚似乎还是比较受重用的，若干次监军，而最后又由他掌管宫殿的钥匙。但玄宗出逃时却没有把他也带上，不知是忘了或是来不及去找，抑或本就有意如此？在玄宗前一天任命的三人中，只有魏方进跟着一起出逃了，另两人都被无情的甩下。看来玄宗就是拿他们来稳定人心（崔光远是稳定百姓之心，边令诚则是稳定宫人之心），也就是说，多半玄宗本意就是不想带他们走。如此说来，这二人也挺悲惨的。后来边令诚把钥匙交给了安禄山，最后又抓住机会逃了出来，回到了那时已即位的肃宗的身边。可他的运气不好，被杀掉了，原因多半就是钥匙。但面对安禄山的威胁，边令诚有办法不交出钥匙么？怕是没有，安禄山杀了他之后照样可以拿到钥匙，所以这一点也不必苛责边令诚。但这个下场对边令诚来讲也有些罪有应得，不管怎么说，高仙芝、封常清确是因他而死，我们就当是肃宗为高仙芝、封常清报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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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试看今日之宫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玄宗这么快就西去避难，大大出乎安禄山的预料。
　　
这时，安禄山又犯了第二个失误，就是没有即时派人去追，估计是对于能够攻打下来潼关也大大出乎他的预料吧，所以都没有为胜利做好准备。他让崔乾祐留兵守潼关，十天后（玄宗早跑的没影了）才派孙孝哲率兵进入长安，又让安忠顺率重兵驻守在禁苑，镇抚关中。由于崔光远也留了下来，所以不得不投降，派他的儿子去见安禄山，于是安禄山仍任命他为京兆尹，同时命张通儒为西京留守。其实这些事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安禄山本末倒置，如果他一举把唐朝皇室杀光，则唐朝没有了领导阶层，群龙无首，他就很有可能统一天下了。当然也有可能，就是大家共同立一个高祖某代孙、太宗某代孙的人，以延续唐朝的寿命。这种可能必须建立在大家对唐朝都很忠诚的基础上，由各镇首领的人选及对唐朝的忠诚度来看，确实也有可能，不过更有可能的是天下会更乱。因为边镇失去了效忠的主人，不一定会这么放弃，说不定自成一家，和安禄山争一争，也未尝不可。就像隋末，各大集团无不找了一个隋朝的皇室成员作为自己的傀儡，而后又取而代之。虽然这时唐朝的藩镇还不成气候，但由于外力的作用，也许会瞬时间成长壮大起来。反正不管怎么说，安禄山任由玄宗一干人等逃走，实在是大大的失误。
　　
进入长安后，安禄山将凡是跟随玄宗避难而家还留在长安的官员的家人，即使是婴儿也都杀死。当然，后来还有一场大屠杀，主要是针对皇族，那些来不及走的皇孙、郡主、县主等二十余人，都被杀死，而和安禄山之子安庆宗之死有关的人物，死的更是惨，比如霍国长公主以及王妃、驸马等人，就被挖出心肝，祭奠安庆宗。至于杨国忠、高力士这些人的党羽，或是安禄山平时憎恨的人，被杀掉的总共八十三人。有的人被叛军用铁棒揭去脑盖，然后血流满街。怎一个惨字了得！
　　
安禄山又命令搜捕朝臣、宦官和宫女，每抓到一定数量，就派兵“护送”到洛阳。说是护送，但实际上就是押去洛阳。总之，是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好端端的得去，病怏怏的也得去。有些人装病，结果只能是使自己更受罪，因为安禄山根本就不照顾老弱病残，而且很不客气。这些事情后世的史家记载的不多，幸好有当事人给我们提供了相关信息：“君子为投槛之猿，小臣若丧家之狗。伪疾将遁，以猜见囚。勺饮不入者一旬，秽溺不离者十月，白刃临者四至，赤棒守者五人。刀环筑口，戟枝叉颈，缚送贼庭。”看来都是绑着去的，而且周围还都有刀戟“护驾”，着实是惨啊。于是，这些人无论想还是不想，最终都被迫做了唐王朝的“叛徒”，接受了安禄山任命的伪职。
　　
忽然想起我的语文老师在讲到王维的时候，提起了周作人，本来从未把这两个人联系起来，但经过老师的点拨，细细品味，觉得有些心痛，因为确有相似之处。促成周作人最后“落水”的，是一桩至今仍无定论的刺杀他的公案，而安禄山招待王维的，也是刀枪之类的东西。二人都是敌人来犯时，没离开所在地，周作人是没离开沦陷的北平，当时北平沦陷，胡适、叶公超，还有鲁迅笔下那位“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个人认为，鲁迅先生在这个问题上有点过了，最初引起争论的是关于尼采的问题，最后竟至那种地步，实是出人意料）”梁实秋，都撤离了，周作人本有机会一起离开，却久久没有他的消息，最后，人们才得知，周作人“落水”了。那么，“王维”们呢？王维，或者说大部分唐朝的官员，似乎是来不及从长安撤退。然而，安禄山六月十日占领潼关，十日后进占长安，玄宗则是六月十三日逃走，这之间有七天的时间，离开也并非完全办不到。也许对于有着一群儿女、若干亲戚的人来说，确实有些不易，但王维几乎就是一个人，逃走按说也可以办到的，为什么不走？但王维和周作人毕竟有所不同，周作人最后心安理得的接受了日本人的保护，真正的保护，而王维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装病的人的当中一员，以前曾打趣的说，他装病装的不是地方，文人本来可以利用的就只有嘴了，而他喝喑药装哑巴，更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后来王维写了一首《凝碧池》（原题目相当于一段小的记叙文，太长，不写也罢），其政治态度相当明朗。唐朝的大部分官员，确实是非常无奈的做了伪官，事实上，他们并未泯灭良心，即使不能人人都去做烈士，只要不助纣为虐、主动投敌，也是好的。
　　
但总有叛徒不是？比如晚年失去玄宗信任的陈希烈，心怀怨望，就与同样怀有怨望的张均、张垍兄弟一起投降了叛军。张垍是玄宗的女婿，按说不应如此，但由于玄宗有一次跟他说要任他为宰相，结果却失信，所以张垍心里也十分不快。于是安禄山任命陈希烈、张垍为宰相，其余朝臣也都授以官职。
　　
当然，也有烈士，洛阳陷落之后有若干就义的官员，其中还包括后来奸相卢杞的父亲卢弈，但长安陷落后，这样的官员却少有，死的也都是“被动烈士”。也许出人意料，真正死难的人非是什么官员，也不是什么有身份地位的人，而是一名梨园弟子。雷海清，这位宫庭乐工，忍不住心中的悲愤，掷乐器于地，西向恸哭，被安禄山肢解而死。古时人们看不起伶人，雷海清死后是连唐书的忠义传都进不去的，因为他没有官职，然而他却是真正值得敬佩的烈士。“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只怕太宗地下有知，也会苦笑了吧。
　　
此外，叛军进入长安后，除了烧杀，还要抢掠。由于安禄山听说长安城陷时，百姓们曾趁乱盗窃府库中的财物，于是在攻克长安后，命令部下大肆抢掠三天，将百姓的财产抢夺一空。而后又命令官员审讯，哪怕一点财物都穷追不舍，就这样大肆搜捕，株连了很多人。这种情况下，自是民不聊生，因此百姓们思念起大唐王朝来——可是，当初玄宗好心留下的府库，难道不是他们贪财抢掠的么？这些“愚民”，体会不到玄宗的深刻用意，只顾自己眼前利益，他们也不想想，一旦叛军到来，这些财物难道能留得住么？说来也是有些“罪有应得”。尽管他们从来都是受害者，都是我们课本上同情的对象，但他们确有愚昧之处。由此可见，提高全民素质是多么重要……当然，即使他们不抢，叛军也仍然不会放过他们，八国联军毁了圆明园，但北京城里的百姓仍然免不了被洗劫一空、家破人亡的悲惨命运。
　　
由于占据两京，占据优势，一时间，叛军势力大盛。不过，和迟迟不去进占长安一样，安禄山占据长安之后，仍是不思进取，沉迷享乐，“以为得志，日夜纵酒，专以声色宝贿为事，无复西出之意”。而叛军内部的将领也都刚猛有余，智谋不足，没有人向安禄山提议西追玄宗，所以玄宗后来安全地逃入蜀地，太子北上也没有什么危险。
　　
总之，长安的皇宫中，皇帝走了，百姓来了；百姓走了，叛军来了。一百多年的金碧辉煌，终于随着世势的混乱变迁而物是人非……
三、“哗变”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
翠华摇摇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
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
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
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
　　
不用说，一提起白居易《长恨歌》中的这一段谁都知道，玄宗出逃整个事情的高潮部分到来了。也就是马嵬之变。
　　
不妨先说下这次事件的名称，由于是在马嵬坡发生的，自然就叫“马嵬坡之变”，有的是把“坡”字去掉，又因为确切发生在马嵬坡的马嵬驿（驿站），所以也有人称为“马嵬驿之变”。还有不用“之变”而用“兵变”的，当然也有说“事变”的。对于一次事件有这么多不确切的叫法，这只怕在历史上也是少有。地名上无所谓了，着重的是“马嵬”二字，至于那三个“变”，其实要说区别，也不很大，只不过“之变”似乎包括的面更广一些，所有变故都可以称为“某某之变”，只要确实变了就行；事变则是“事之重大而有非常之变者也”，即突然发生的重大政治、军事性事件，比如战争及天灾流行之类；兵变顾名思义，当然就是用“兵”来“变”了，此外还有一个“哗变”，意思是“部队叛变；两个以上下级军事人员反抗或攻击其上级的公开行动；有时也指非军事性质的反抗或攻击”。对于这次事件的称法，其实也没必要死钻牛角尖，虽然它几个定义都还算符合，但感觉用“之变”更好一些，因为它还达不到“事变”那种重大程度，兵变感觉意思就差了，而从表面来说，用哗变则最为贴切，但这个词往往单用，或者是作谓语。总之，本文为统一起见，一律称为“马嵬之变”。
　　
且说玄宗从皇宫中逃出来，走过便桥后，杨国忠派人放火烧桥，玄宗不忍心，说：“士庶各避贼求生，奈何绝其路！”我们逃走，也得让别人逃走。于是就把高力士留下，让他把大火扑灭后再跟来。玄宗逃难过程中，一次将府库的财宝留下，一次把逃生的桥留下，堪称有德之君了，再次让我们为他这迟到的清醒感叹一声。可惜他的好心并未给他带来好运。玄宗派宦官王洛卿先行，告诉咸阳县要提前作好准备（玄宗大概还没进入角色，这是出逃，不是出游）。然而，“食时（食时者辰也）”的时候，皇帝一行人抵达咸阳望贤宫，而王洛卿与咸阳县令都已经逃跑了。宦官去征召，官吏和百姓，没有一个人来。到了中午，玄宗还没有吃饭，玄宗长这么大估计也没怎么挨过饿，于是杨国忠就亲自去买胡饼献给玄宗。一看皇帝放下架子肯吃这些山珍海味以外的东西，便有百姓来进献粗饭，并掺杂一些麦豆之类的东西，饿的发慌的皇孙们争着用手抓着吃，不一会儿就全吃光了，可是这样还没吃饱。玄宗按价钱付给百姓们，并且慰劳众人。此情此景，不免凄凉，大家都有些伤心，于是就流泪涕泣，惹得玄宗也忍不住哭出来。这时有一位名叫郭从谨的老人，进言道：“安禄山一直以来包藏祸心，阴谋叛乱已经很久了，其间曾有人到朝廷去告发他，但是陛下却常常把这些人杀掉，终致安禄山奸计得逞，而陛下只好逃出来。所以先王务求延访忠良之士以广视听，就是这个道理。我还记得宋璟为相的时候，敢于犯颜直谏，所以天下平安无事。但从那以后，朝中大臣都忌讳直言进谏，只是一味地阿谀奉承，取悦陛下，所以，宫门之外所发生的事情，陛下都不得而知。草野之臣早知道会有今日，但由于宫禁森严，区区忠心无法上达。如果不是安禄山叛乱，使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我又怎么能够见到陛下当面诉说呢！”从这些话来看，这位老人即便不是饱学之士，但至少是位有学问的老人，之所以没有当官，很可能是当年某位落第书生。玄宗听后，说：“这都是我的过错，但后悔已经来不及了。”玄宗安慰了一番之后，郭从谨便走了。不一会儿，负责皇帝吃饭的官吏终于给玄宗送饭来了，玄宗先让随从的官吏吃，然后自己才吃。固然玄宗先人后己值得表扬，但也要考虑到他先前是有那几个胡饼的铺垫的，不然就算玄宗是做样子，大臣们也不敢把皇帝饿坏了。大臣们吃完了，可是还有士兵们，玄宗又让士兵分散到各村落去寻找食物，约好在未时集合，继续前进。快半夜的时候，到了金城县，县令和百姓都已逃走走(当时逃的人很多，就是跟随玄宗的官吏当中也有，比如宦官袁思艺，就借机逃跑了)，幸而食物和器皿都在，士兵们才能够吃饭，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并未吃饱，否则也不会心怀怨望了。在驿站中，没有灯火，累了一天的人们，此时谁也顾不上身份上的差异，不管贵贱，都互相枕藉而睡。这便是玄宗出逃第一天的悲惨遭遇。
　　
第二天，也就是六月十四日，玄宗一行来到了马嵬驿，随从的将士们由于饥饿与疲劳，都心怀怨怒（可证明前面说他们没吃饱没睡好确实是有道理的）。这时，龙武大将军陈玄礼认为天下大乱都是杨国忠一手造成的，很想杀掉他。虽然天下大乱杨国忠确实有责任，但这时众兵士们的怨气需要有一个发泄的对象，无疑杨国忠就成了大家的出气筒。于是陈玄礼找到了东宫的宦官李辅国，由他转告太子，据史书载，“太子未决”。
　　
按理来说，此事既已奏报太子，等于已经禀明上级，如果太子没有决定，那么陈玄礼是不能够将之实施的，如果实施，又恰好没合太子的意思，那必会给自己造成麻烦。但事情并未因太子“未决”而停止，这时有二十多个吐蕃使节拦住杨国忠的马，向他诉苦说没有吃的东西，杨国忠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士兵们就喊道：“杨国忠与胡人串通谋反！”说着，有人用箭射击，射中了杨国忠的马鞍。杨国忠见势不妙，急忙向马嵬驿内逃命，逃到西门里面，被士兵追上杀死，将他的尸体肢解，又把杨国忠的头颅挂在矛上插在西门外示众。杨国忠死后，士兵们进而杀了他的儿子杨暄，和他的姐妹韩国夫人、秦国夫人。杨国忠的妻子裴柔与她的小儿子杨晞、虢国夫人与其子裴徽虽然乘乱逃走，但在陈仓县被县令薛景仙带人抓获并杀掉了。御史大夫魏方进说：“你们胆大妄为，竟敢谋害宰相！”结果士兵们又把他给杀了。韦见素听见外面很乱，就跑出驿门察看情况，也成为受害者，被乱兵用鞭子抽得头破血流，众人喊道：“不要伤了韦相公。”这才使韦见素免于一死。
　　
事情来得很突然。太子还在“犹豫”，大家仍然把杨国忠杀了，而且陈玄礼好像并未参与。真的是这样吗？
　　
杨国忠等人的死，并不是事件的终点，相反，这倒像一个试探，一旦试探成功，下一步就自然而然向下发展下去。所以紧接着，士兵们包围了驿站，吵闹声惊动了玄宗。玄宗问发生了什么事，侍从回答说杨国忠谋反。于是玄宗走出驿门去慰劳士兵，让他们撤走，可是士兵们不答应。玄宗又让高力士去问话，这时，前面似乎没有露面的陈玄礼，站出来回答说：“杨国忠谋反，已被诛杀，其妹杨贵妃不该再侍奉陛下，愿陛下割爱，将杨贵妃处死。”闻听此说，不知玄宗做何感想，相信他一定很惊讶，不是因陈玄礼提出的要求惊讶，而是因整个事件惊讶。他当然意想不到，仅仅一天，他由一位天朝皇帝，沦到这种地步。而陈玄礼提出要杀杨贵妃，玄宗应该早就预料到了，当他一听说杨国忠叛乱时，这几乎就是必然的结果。玄宗说：“这件事由我自行处置。”然后走进驿站，拄着拐杖侧首而立。就在侧首而立的这一会儿，玄宗一定是左右为难，从本心来说，他当然不想杀杨贵妃，只是眼前的形势，怕也由不得他了。但玄宗依然对他的威严很有自信，他迟迟不做反应，就是想拖延时间，想看看最后能否挽回。过了一会儿，那位差点也被打死的韦见素韦大人的儿子，京兆司录参军韦谔，上前劝玄宗道：“今众怒难犯，安危在晷刻，愿陛下速决！”说着向玄宗跪下叩头，磕的血流满面。玄宗说：“贵妃常居深宫，安知国忠反谋？”可见玄宗是十分聪明的，昨天还亲自为玄宗去买胡饼的杨国忠，怎能说反就反呢？而且他一点谋反的实力也没有，因为他手中没有兵权，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玄宗自然知道杨国忠是被冤枉的，但于大家为什么恨杨国忠，相信他心里也清楚，只是，这时士兵们显然已经不听自己号令，这个重大政治问题已经定性，即使想为杨国忠平反，显然这也不是时候，所以玄宗顺着大家的意思，承认了杨国忠的确是谋反，但承认之后，无疑杨贵妃确实就该杀了，没办法玄宗又替贵妃开解，说她一直在深宫里，哪里知道她哥哥的阴谋呢？其实谁都知道杨贵妃没有罪，但是历来人们总喜欢把责任推到后妃的身上，杨贵妃自也逃不了。何况，杨国忠死了，万一将来贵妃要为哥哥报仇，他们又该怎么办？所以此番杨贵妃必死。高力士劝玄宗说：“杨贵妃确实是没有罪，但将士们已经杀了杨国忠，而杨贵妃还在陛下的左右侍奉，他们怎么能够安心呢？望陛下好好考虑一下，将士安宁，陛下才会安全。”高力士很有眼光，看出其中的厉害关系，一语中的，且当时能这样劝玄宗的人，也只有他了。这样，玄宗终于下定决心，让高力士把杨贵妃引到佛堂内，缢死了杨贵妃，然后把尸体抬到庭中，召陈玄礼等人去察看，核对身份。看到果然是如假如换的真杨妃，陈玄礼等人脱去甲胄，叩头谢罪。唐书上有关于陈玄礼和玄宗的对话，通鉴中没有，当时陈玄礼谢罪说：“国忠挠败国经，构兴祸乱，使黎元涂炭，乘舆播越，此而不诛，患难未已。臣等为社稷大计，请矫制之罪。”玄宗则回答：“朕识之不明，任寄失所。近亦觉悟，审其诈佞，意欲到蜀，肆诸市朝。今神明启卿，谐朕夙志，将畴爵赏，何至言焉。”玄宗不可能降罪于他们，就算心中埋怨，也不能表达出来，只有安慰他们，并告谕其他的将士。于是陈玄礼等人高呼万岁，拜了几拜，出了驿站，然后整顿军队准备继续行进。马驿之变即宣告收场。

其实事情发生的经过，说来还是很简单的，但整个事件都有可疑之处，如果认真分析一下，确实非常之不简单。突破口不妨从那二十个吐蕃使者说起，我觉得拦住杨国忠的这二十人很可疑。他们不知从何处突然一下子冒出来的，如果说是长安一直跟过来，那不可能，玄宗好多子孙都没带，几个吐蕃使者，而且又不可能让他们住到皇宫中，怎么可能记得一起带上？如果说是碰到的刚好来朝的使者（《旧唐书》上就是这么写的），那也太巧了，另外，若说是这些使者循消息而来，也不对，这样的话那他们的消息实在灵通的可怕，玄宗刚出长安一天，居然就能知道他到了哪里？他们刚和杨国忠说话，就有人说“杨国忠与胡人串通谋反”，这个反应是不是也太快了点，岂是普通士兵能想出来的？唐时与胡人说话并不算很奇怪的事情，如果不是怀有某种目的，当下就想到用里通外国来诬陷杨国忠，发生的可能性不大。因此，这是预谋，是早就定好了的，为的就是找个借口杀杨国忠。那二十个吐蕃人，说不定就是士兵假扮的，或者这些人根本就没假扮，总之目的达到即可。那，既然大家这么恨杨国忠，直接杀岂不痛快？不行，杨国忠毕竟是宰相，杀也得找个理由。
　　
可是，又是谁这么处心积虑，提前设好圈套的呢？有一种说法是高力士。有人认为高力士其实是“内相”，是可以和“外相”李林甫、杨国忠相抗衡的人物，陈玄礼就是受他指使，才最终发生了马嵬之变。但真的是高力士么？首先，虽然玄宗对他很亲近，也很尊敬，称他为“将军”，但高力士从来就没掌握过可倾朝野的大权；虽然他可以在玄宗面前说一些别人不敢说的话，但他正直的言论玄宗从来就没听过。高力士很谨慎，虽然与李杨二人并不同伙，但好像也没与他们敌对，比较可疑的也就是劝玄宗不要把权力交给宰相，其出发点是军国政柄未可假人，是为玄宗着想，从中看不到什么刀光剑影，因此有人说他这次是劝玄宗杀杨国忠，只怕有些离谱。而陈玄礼，又凭什么要听高力士的话呢？陈玄礼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中官益盛，而陈玄礼以淳朴自检，宿卫宫禁，志节不衰”，看出来还算是一个比较正直的人。但玄宗对于过去帮他平定韦氏之乱和太平公主之乱的功臣，几乎一个不用，就是当时冲锋在前立下大功颇有些类似于玄武门之变中的尉迟敬德的葛福顺，后来都没有什么消息。这些人中，后来只有王毛仲和陈玄礼还有消息，但王毛仲因轻视而得罪于宦官，最后被高力士一句话陷害而死——这件事就是高力士不对了，但高力士平生害的人也并不很多，只能说王毛仲得罪宦官太苦了，也是有些自讨苦吃。那么，和王毛仲命运相反的陈玄礼，会不会依附宦官，或者说，依附高力士呢？这倒有可能。那最后，果真是高力士指使的么？我不那么认为。高力士必定是跟在皇帝身边的，给玄宗去买胡饼的是杨国忠而非高力士，就说明即使是在那样的情况下，高力士都不曾离开核心。而陈玄礼带兵，当然是在外面了。两人要商量的话，不可能在玄宗跟前嘀咕，但如果高力士外出太久，也势必引起玄宗疑心。所以，高力士就算真的想杀杨国忠，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何况，他并没有必杀杨国忠的理由。
　　
既如此，那马嵬之变真正的幕后黑手又是谁呢？高力士这个人选基本可以排除，那么此刻玄宗身边，唯一有能力、有威望、有理由这么做的，就只剩下李亨。
　　
李亨是太子，而且是当了玄宗朝十几年的太子，其间经历若干风浪，但最后都化险为夷。可以说，基本上他的继承人地位是巩固的了。因此，安禄山才会担心以前得罪太子，给自己带来麻烦。地位如此，少不了趋炎附势的人，当然，作为皇子，本身都会有一些府僚，只不过太子的人更多一些。从威望来讲，李亨是玄宗的太子，是理所当然的国家第二把金交椅，下一任皇帝的话，有谁敢不听？至于理由，在第一章已经介绍过，不在赘述。何况，安禄山叛乱之初，玄宗曾想亲自带兵征讨，而让太子监国，那一次被杨氏兄妹阻止，一是说明他们不想让太子早些得到权力，二来，有过这一次劝阻，李亨更会厌恶杨氏兄妹。
　　
当时，和杨国忠有关的人，不管当场被杀也好，后来追杀也好，总之，是一个不剩，即使是说了一句“汝曹何敢害宰相！”的魏方进，也被杀死了，只有韦谔大人的父亲韦见素没杀。那么，魏方进是不是杨国忠提拔的人呢？从现有资料来看，几乎找不到魏方进以前的事迹，很难拿出什么确切证据说他是杨国忠的党羽，不过我倒的确相信他是亲杨国忠的，因为在玄宗任命的三人当中，只有魏方进跟来了，另两人，不能说没受到玄宗赏识，但身在宫廷之中的边令诚都对玄宗出逃的消息不知道，魏方进又是从何得知呢？应该是杨国忠通知他的，要么就是他在杨国忠家里作客，忽然听到消息要离开长安，急忙回家做准备。当然这是猜测了，但魏方进地位不高，有谁能顾得上管他呢？若不是他自己打听到消息，恐怕他最后也是要做一个伪臣了（这也比被乱军砍死强）。但如果这样说，那会产生同样的问题，就是，韦见素和韦谔父子，又是从何得知的呢？陈玄礼是带领御林军保护玄宗的将领，自然要带上，而朝臣跟来的除杨国忠、魏方进外，就是韦氏父子。如果说杨国忠是皇亲国戚不必发愁，魏方进又疑似是党于杨国忠，那韦氏父子呢？“国忠访于中书舍人窦华、宋昱等，华、昱言见素方雅，柔而易制士，知门下省事，代陈希烈。见素既为国忠引用，心德之。时禄山与国忠争宠，两相猜嫌，见素亦无所是非，署字而已，遂至凶胡犯顺，不措一言。”韦见素是由杨国忠提拔的，而且上任后对杨国忠也颇感恩戴德，当时安禄山与杨国忠相争，韦见素从来不敢发表自己的意见，公文来了只是签个名罢了。那据此断定，他也是杨国忠一党，可否？若单从韦见素角度来讲，是这样，但我们不能忽略他的儿子韦谔。

###杨贵妃生死之谜
　　
马嵬之变之所以有名，还在于杨贵妃的香消玉殒。
　　
杨贵妃的美，众所周知，与其他三大美人不同的是，她是比较胖的，有一句话叫“燕瘦环肥”，说的就是杨玉环是个胖美人。唐代的审美比较别具一格，以胖为美，我们看唐代的壁画、雕塑，人物都是很丰满的，没有太瘦的。但唐朝真的不喜欢苗条一点的么？记得小时候看过一篇文章，说是唐玄宗下诏选女子进宫，其中有一条要求就是身材要苗条一些，忘了确切的用词是什么，但可以肯定用的不是丰满，由此可见，唐朝不单是以胖为美，只要是美的，不管胖瘦都能接受，这也比较符合唐兼容并蓄的特点。所以，其他朝代的美女到了唐朝，也不会失业，照样可以很风光。
　　
好了，闲话不多说。要唐玄宗杀杨贵妃，确实是一件残酷的事情。玄宗侧首站立的那会儿，柔肠寸断，苦不堪言。但玄宗与贵妃的爱情，真的像白居易的《长恨歌》写的那样，那么缠绵悱恻么？非也非也。“上乃命力士引贵妃于佛堂，缢杀之。舆尸置驿庭，召玄礼等入视之。”他们生离死别的场面没有那么夸张，连个抱头痛哭都没有，而且杨贵妃死后，玄宗还大大方方的叫陈玄礼等人“入视之”，核对一下身份。这里似乎有问题，为什么还要核对身份呢？如果说是大臣信不过皇帝，认为皇帝会做假，那也实在有点大不敬。究竟，陈玄礼等人有没有这样去看过杨贵妃的遗体呢？如果有，他们看到的，是不是真的杨贵妃呢？再引申一下，杨贵妃有没有真的命丧马嵬？
　　
首先，我觉得史官记载此事，从行文来看，并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主观倾向。这位史官没有与陈玄礼等人一个鼻孔撒气，否则就该把陈玄礼的行为再上升一个台阶，并且将这个人也抬高一下，但实际上陈玄礼甚至没有个人的独立传记，只是作为“附”才在《旧唐书》中出现一下。另一方面，一般来讲，都是为尊者讳，从玄宗这个角度来说是不该记下这件有损皇帝颜面的事的，从两唐书来看，也确实未曾记载，但到了司马光的时候，就与唐朝的皇帝无关了，可以大胆的直书其事。所以这样说来，这件事应该确是发生过的，不过就像史书中所写，是玄宗主动让陈玄礼去看，否则，陈玄礼等人也不好提出这个要求。考其心态，大概也是为了平息祸乱，否则只怕自身难保。但又有问题，那就是，既然两唐书没记此事，司马光又是依何而言呢？去查通鉴考异，这里没有相关记录，没说是取自哪里。从《唐国史补》这些唐代笔记来看，和两唐书所记大同小异，至于核对身份，未曾提到——麻烦了，莫非是司马光老人家自己杜撰出来的？不过我们一般情况下还是应该相信史家之笔的，因为他们手中掌握的史料绝对远远多于我们。像司马迁记下的夏商两朝，由于现存史料匮乏，因此后来甚至有人怀疑究竟有没有那个远古的青铜时代。但安阳发现的甲骨文有些上面有类似“甲、乙、丙、丁”这样的天干，人们仔细一看，才发现原来是太丁、太甲、中丁这样的字，这些正是商王的名字，由此印证了司马迁《史记》的真实性。
　　
唐朝当然没有甲骨文这些东西来作印证了，能参考的也就是墓志铭这些东西。杨贵妃的墓虽然还在，但似乎并未有什么特别的石碑，有的也只是和史书上记载差不多。至于泰陵(就是玄宗的陵墓)里面，或许有这样的东西，但泰陵并未打开，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从我个人来讲，我宁可相信通鉴的记法。玄宗让陈玄礼等人去看杨贵妃的尸体，其实想想也是顺理成章的。马嵬驿不是皇宫，往日极听话的士兵们现在是在哗变，玄宗还有什么理由来耍他那皇帝派头？如果能耍，贵妃就不会死了，而且在玄宗第一次让士兵回去时，他们就该出去了，结果呢？结果就是，玄宗很清楚他无力挽回局面。因此，应将士们的要求杀了人，但只派个人去跟他们说“贵妃已死”显然并不能打消他们的疑虑，只有让他们看到尸体，才有说服力。比如学校收学费(由于前两天刚去交钱，所以深有体会)，收完之后会给一张收据，表示已收了钱。虽然大不相同(交钱的学生像是被迫杀杨贵妃的玄宗，而学校则像是陈玄礼，不过出示证据角色换成了学校，如果类比一下的话，就像是陈玄礼拿出笔来写了张证明书：今确认杨贵妃已死)，但本质是一样的，都得有确凿的证据才行。
　　
既然陈玄礼看到了杨贵妃的尸体，那么杨贵妃的生死之谜是否就这样解开了呢？也不尽然。我们都知道，缢死的人死相都不怎么好看，眼往上翻，然后还吐着舌头，我们俗称吊死鬼的这种东西往往都是这样一副形象。无独有偶，有一次看到一部外国电影中，绞死的人们也都是这样子。但也有不伸出舌头的，《洗冤集录》中有一段：“若勒喉上，即口闭，牙关紧，舌抵齿不出；若勒喉下，则口开，舌尖出齿门二分至三分。”其实我们自己拿手试着勒一下自己(放心，自己用手绝勒不死自己的，这已经经过我的同学亲身验证，不过她也只是好奇，可没什么想不开的)，如果放在位置偏喉的上部，舌头确实不好出来，如果放在下面，则有种想咳嗽的感觉，那舌头离出来就不远了。所以，可怜花容月貌的杨贵妃，死后相貌有没有这么惨，完全取决于高力士绳子勒的位置。但分析一下，若是人工拿绳索勒的话，位置多半应该靠下，或是靠中间，而上吊的人由于重力，位置应该多靠上才是——奇怪为什么吊死鬼的形象多是吐舌头的，不过我们不是研究上吊，还是回到杨贵妃这里来吧。绳索与喉的位置我们现在确定是在中间或者下面，在下面的话只怕贵妃死后的确是那样子了，若是在中间，则又取决于她是否有保持自己美好形象的毅力，如果坚持下来了，也有可能是不吐舌头的。但无论如何，人死后肯定都好看不了，杨玉环固然相貌可以羞花，却也无法摆脱自然规律，而且一来年龄也不小了，肯定已没有十几年前的动人，二来死前必然受到惊吓。所以，尸体的面貌若是这个样子，只怕并不好确认那就是杨贵妃，只要找一个也是非常美貌而且有些像杨贵妃的后宫中人(这也不难，只要有点像即可)，照样可以掉包。这么一想，玄宗大方的让陈玄礼来看尸体就显得有点可疑了。至于陈玄礼是否能认出那是不是真的杨贵妃，也很难说，就算有疑点也不敢提出，皇帝让他来看已经是相当的没面子了，难道还要再给玄宗脸上剥层皮么？
　　
虽然玄宗确实有造假的可能，哪怕真能蒙混过关也行啊。但我真的不相信后人所说，杨贵妃是到了日本。此说如果要找证据的话，可以上溯到白居易，《长恨歌》中写“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这几句，那座海上仙山，有人就怀疑是日本。其实白居易这首诗，很多地方都有诗人的想象成分，还有他刻意美化杨贵妃的地方，比如隐去她曾为寿王之妻，所以这样的诗歌并不能作为信史。法学上，一个证人只要说了一句谎话，那么他的其他证词也全部无效(因为无法判定他究竟说了多少谎话)，因此我们已知有了一处伪案的《长恨歌》，决不能拿来作杨贵妃到日本的文字证据。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文字上的证据呢？不知道，至少在中国是没有了。日本的记法可能不同，那我们能抛下自己的史书不管，去相信别人的说法吗？当然不能。但现在很多日本女子，坚定的宣称自己是杨贵妃的后人(奇怪，难道不从父系要从母系？)，这可以说附会的成分较大，非常不可信。日本人为什么要这么编呢？其实日本对于唐朝是很崇拜的，若唐朝有一位十分美丽的皇妃到了他们那里，在他们来看当然是蓬筚生辉。而且白居易的诗在日本流传也很广，说不定他们就是看了《长恨歌》之后才产生的这种说法。其实杨贵妃也不是第一个到日本的人了(鉴真那样主动去的不算)，比如黑泽明名作《乱》中就提到妲己去了日本，而日本流传的百鬼夜行中，有些鬼神是来自于中国的《山海经》。有了这么多“前辈”，杨贵妃的出国也就不稀奇了(不过唐朝出国可没这么流行)。有人替杨贵妃把出国路线都找好了，说是她从周至的傥骆道出发的。这只能说是有了结果之后寻找出来的途径，譬如告诉你一加上一个数，结果是二，那么自然能找出另一个数是一；预定结果是杨贵妃没死，那么自然能找着一条逃生之路。总之，我不相信杨贵妃还活着的说法，要知道，被勒完之后再苏醒的可能性太低了，以至于真有人这么醒过来，全世界都会当作新闻，我就曾在报纸上看到某国一名囚犯，绞刑之后又醒过来，倒把执法人员吓的不轻。杨贵妃没有死，只是善良人们的一个美好的愿望而已，而且不排除这件事有“名人效应”。
　　
好了，正题似乎说完了，那下面让我们休闲一下，讨论讨论李隆基与杨贵妃那千古流传的“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爱情。前面说了，他们之间的爱情很可能没有这么轰轰烈烈。史家的笔记得比较无情，玄宗除了犹豫不忍之外，也没什么特别的表现，当然这也许是史家不愿多记这些儿女情长的东西，另一方面，历史上皇帝与后妃之间的爱情，本就没什么特别好看之处，少数几个或许还有流传价值。李、杨二人的爱情算是典型一例，所以唐有白居易歌长恨，元有白朴叹梧桐雨，清则有洪昇咏长生殿，经过文人们一而再、再而三的美化升华，玄宗简直就是情圣一般。但一个基本的事实，真正的情圣，应是宁愿自己死，也不忍心让爱人去死的吧。玄宗说到底还是皇帝，而且是一位曾经很有为的皇帝，也是曾经发动过政变的皇帝，没有什么割舍不下，虽然心痛，但再让他选择一次，仍然是这样的结果。虽然没有达到这种高度，玄宗之宠杨贵妃，在历史上也属罕见了，虽然他曾次把杨贵妃遣送回家，但后来又接回到宫中，起作用的当然不仅是杨玉环的美貌，如果单是那样，当她三十多岁时就快人老珠黄了，玄宗本可以再找其他美貌女子，但是没有，无论怎么说，仅以最低标准来看，十几年的夫妻总也总会有些感情。
　　
可怜“宛转蛾眉马前死”，杨贵妃传说是被缢死在一棵梨树之下。七月的梨树上面，或许结了一些小梨了，但相信谁也无心去注意树上，因为树下的人儿更像是“梨花一枝春带雨”，可叹却是“君王掩面救不得”……杨贵妃死时年龄是三十六岁，也有说是三十八岁，无论是哪个年龄，都还很年轻，很可惜。所以，自古红颜多薄命，看来说的一点也没错。
　　
小的时候有一部电视剧《唐明皇》，当时基本上是看不懂，也没怎么注意马嵬坡一段，它的片尾曲中好像提到“只剩得马嵬坡前草青青”，然而印象中最深的倒不是这句，而是有一句：“难道他不爱江山，爱美人，呐（本是‘啊’字，但由于前一字‘人’的尾音有n，因此自动要在a之前加n，即na）——啊啊啊啊啊……”曲调比较古朴，说的直白一些，就是有点怪，所以小时候觉得听这首歌实在有点不舒服，以至于到现在都记得这一句。不禁想起达利的名画《记忆的持续》，莫非这句古怪音调(现在来看，当然不怪了，但小时候确实不怎么习惯)对我来讲，就是画中那几个软钟表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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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又一次“马嵬之变”
　　
什么叫又一次“马嵬之变”，难道陈玄礼等人还不过瘾，又惹出什么是非来了么？
　　
当然不是，再借他一个胆，也不至于敢把玄宗怎么样，所以杨氏兄妹死后，事情便平息了。那这又一次“马嵬之变”，又是什么意思呢？啜口茶，容我慢讲。
　　
在马嵬之变的第二天，也就是六月十五日，玄宗要从马嵬驿出发了，这时带来的朝臣中就只有韦氏父子随行，于是玄宗任命韦谔为御史中丞，兼任置顿使。但这时在前进的目标问题上，大家产生了分歧，将士们似乎都反对去蜀地，说：“杨国忠谋反被杀，他的属下亲信都在蜀中，不能去那里避难。”不去蜀地，又去哪里？有人提出来去河西，有人说去陇右，有人请求去灵武，有人主张去太原，还有人想回长安。首先最不可能的就是长安，当初就是从那里逃出来的，如果长安能呆干嘛要离开呢？提出这个建议的人估计是脑子发昏了，如果真回去，那几天后正好被安禄山抓个正着。其次，去太原可行么？不见得。前面介绍过，安史之乱暴发的时候，负责太原守卫的是王承业，他盗取了颜杲卿的功劳向上汇报，所以朝廷中很可能以为他的太原很牢固，提出这一建议的人很可能是基于这个想法。不过，太原是在长安之东，唐军正面作战失败，整个东线都岌岌可危，此时能依靠的也就是西北的兵力，如果去太原，也有点自投罗网的感觉。去河西和陇右又如何呢？地理志中写：“河西节度使，断隔羌胡。统赤水、大斗、建康、宁寇、玉门、墨离、豆卢、新泉等八军，张掖、交城、白亭三守捉。河西节度使治，在凉州，管兵七万三千人，马万九千四百疋，衣赐岁百八十万疋段。”高仙芝和哥舒翰都曾作过河西节度使。同时，地理志又说：“陇右节度使，以备羌戎，统临洮、河源、白水、安人、振威、威戎、莫门、宁塞、积石、镇西等十军，绥和、合川、平夷三守捉。陇右节度使治，在鄯州，管兵七万人，马六百疋，衣赐二百五十万疋段。”王忠嗣和哥舒翰曾任过陇右节度使。而灵武又在哪呢？唐天宝元年将原来的灵州改为灵武郡，“天宝领县六(意为天宝这次修改是让灵武郡统领六个县)，户一万一千四百五十六，口五万三千一百六十三。在京师(长安)西北一千二百五十里，至东都二千里。”这三个地方对玄宗来讲，都不是很重要，可去可不去，此时的玄宗，已经失去了当初想要亲自挂帅御敌的锐气，一心想要逃亡，所以这三个可以利用的地方，都没有引起他的兴趣。但灵武对太子李亨来说，就不一般了，因为灵州是朔方节度使治所，李亨未做太子之时，就是任职朔方节度大使。朔方，根据地理志所载：“捍御北狄，统经略、丰安、定远、西受降城、东受降城、安北都护、振武等七军府。朔方节度使，治灵州，管兵六万四千七百人，马四千三百疋，衣赐二百万疋段。”所以，如果唐朝要和安禄山开仗，的确需要以这几个地方为根据地，组织好力量进行反击。事实上后来唐确实是这么做的，但那时的领导早已不是玄宗。

玄宗此时一心要去蜀地避难，以前开玩笑说他这是想去领略一下秦川八百里栈道的险峻，事实上当然不可能如此，玄宗一把老骨头了，哪里还经得起如此折腾。但他为什么坚持去蜀地，实有些费解，难道他不再管他的天下、他的苍生了么？难道他已失去反击的信心了么？唯一的解释就是，他确实怕了，只想找个清静的地方躲起来，或者是，至少要找一个不容易为敌人攻破的堡垒躲起来，再进行反击。所以听到大家七嘴八舌的说，却没一个人说中自己的心思，又怕违背了大家的意思，所以沉默不语。这时韦谔说：“如果要返回京师，需要有足够的兵力来抵御叛军。现在兵力单薄，不能轻易回去。不如暂时到扶风郡，再慢慢考虑去向。”玄宗征求大家的意见，大家也都同意，于是准备出发去扶风。
　　
等到要出发的时候，当地的百姓便当路拦着玄宗请求他留下，并说：“宫阙，陛下家居，陵寝，陛下坟墓，今舍此，欲何之？”宫殿是陛下的住所，陵寝是陛下列祖列宗的坟墓，现在都不要了，究竟是要去哪里呢？玄宗在马上想了许久，其实他也很不甘心，真的这么一走了之吗？但话又说回来，他也很无奈，自己的皇帝威严被一再挑战，先是有人大叛乱，被逼离京后又有人小叛乱，自信心难免减弱。所以，最后，玄宗让太子留下来安慰这些父老乡亲。不用很久，玄宗就会发现，这是他今生做的第二大失策，当然第一大失策就是当初无比信任安禄山了。
　　
既然太子断后，这些父老们有什么话只好对太子讲，他们说：“既然皇上不想留下来，那我们愿意率领子弟跟着殿下您向东讨伐叛军，收复长安。如果殿下与皇上都逃到蜀地去，那么谁又来为中原的百姓做主呢？”不久，来到李亨跟前请求的人的多达数千。但李亨并不同意，他说：“我父皇冒着艰难险阻，远出避难，我怎么忍心不管他、早晚都不在他身边呢？再说我没有当面辞行，所以得回去告诉父皇一声，然后听候他的吩咐。”说着涕泣流泪，便要回马西行。其实“且吾尚未面辞，当还白至尊，更禀进止”这句话已是答应了众人的请求，真不同意的话又何必说去当面辞行呢？当然也有可能是以辞行为借口，赶紧回去。不过从李亨角度来想，他绝对愿意留下来，因为他已经46岁了，这么老了仍然是太子的比较少见，李亨心里多半会有点着急吧。如果继续留在玄宗身边，那么也就是要等到皇帝老死之后自己才能即位，可是玄宗的身体硬朗的很，从长安一路赶来，也没听老人家念叨哪里不好受，其势大有“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的意思。可是李亨自己的身体就未必吃的消了，从后来的情况看，他当皇帝的后几年一直有病，此前也必有征兆才是，当事人李亨自己自然很清楚这一点。唐朝皇帝很多正常死亡的都是在五十左右，李亨现已46岁，的确也是时日无多，如果一直当下去，最后也不过是位老太子，怎么也心有不甘吧。写到这里，忽然想起81岁的沙特王储阿卜杜拉在他82岁的国王哥哥死后即位，他们78岁的弟弟苏丹成为新一任王储，这条消息刚看到的时候瞠目结舌了半天，不禁觉得有些好笑。李亨是要命也活到不到这么大年纪的，七老八十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也属罕见，七老八十的太子更是一个都没有。而且他这十几年的太子当的也不甚舒服，又有人陷害(李林甫等人)，又有人轻视(比如安禄山)，所以这一次如果能够单独留下来，则是一个脱离父皇的好机会，李亨能放过吗？从私人角度来讲，李亨没有理由不想留下，再有，我们也不能忽视太子留下来的积极作用，从后面来看，正是即位后的李亨组织起反击的力量(虽然玄宗在蜀地也有所行动，但不能不承认，真正起作用的是李亨)，这里我们不妨对李亨的思想境界想的高一些，就是他留下来排除个人因素，确实也出于抵御叛军的目的，小一点则是为了祖宗的基业，大一点则是为国为民，无论怎么看，都是正确的。
　　
既如此，李亨只要派一个人去和玄宗说一下便可，自己又何必去呢？李亨心里并非不明白，若是当面辞行，有可能就不会留下了。确实，如果是他亲自辞行，变数会很大的，玄宗究竟会持何态度，真是不好说。一种可能是，“啊，什么？好啊，你这小子，翅膀硬了，想脱离你老爹了么？”皇帝当然不喜欢有人背叛自己，自己的亲人当然也不例外，也许不但不会答应，反而从此对李亨会防备起来；另一种可能是，“啊？哦，这样啊……唉，我老了，这里的事就交给你了。”这种可能也是会发生的。但我倾向于前者，因为李亨如果自己来请的话，那对玄宗发出的信号只是“想要脱离”，玄宗未必就会同意；如果是让别人来说，那发出的信号就不只是“想要脱离”了，而是“已经脱离，有力量脱离”，所以玄宗心理上产生的感觉绝不会一样。
　　
众人想必也是认为李亨若亲自去辞行，多半会不批准，所以也劝他趁机留下。这时李亨的三子建宁王李倓与东宫宦官李辅国，一起拉着他的马笼头进谏道：
　　
“逆胡犯阙，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兴复！今殿下从至尊入蜀，若贼兵烧绝栈道，则中原之地拱手授贼矣。人情既离，不可复合，虽欲复至此，其可得乎！不如收西北守边之兵，召郭、李于河北，与之并力东讨逆贼，克复两京，削平四海，使社稷危而复安，宗庙毁而更存，扫除宫禁以迎至尊，岂非孝之大者乎！何必区区温情，为儿女之恋乎！”
　　
我倾向于这是建宁王所说，无论是学识还是从后来表现出来的谋略，“飞龙厩小儿”李辅国都不大可能会说出这样的话来。这段话翻译起来不难，说的是“逆胡安禄山举兵反叛，进犯长安，使四海沸腾，国家分裂，如果不顺从民意，又如何能兴复大唐天下呢！现在殿下随从皇帝入蜀避难，如若叛军烧毁栈道，那么中原大地就拱手送给叛军了。人心既已分离，难以再聚合起来，到那时就是想要有所作为，又怎么可能!不如现在聚拢西北守边的兵将，再召回河北作战的郭子仪和李光弼，与他们合兵东讨叛贼，收复两京，平定四海，使国家转危为安，让大唐帝业得以延续。然后再扫除宫殿，迎接皇上返回长安，这难道不是最好的孝道吗！何必因为区区温情，而作儿女之态呢！”其中提到叛军烧毁栈道的可能，一旦唐朝皇室全部进入蜀中，蜀地之外无人领导，叛军想要拿下来易如反掌，虽然蜀地易守难攻，但总困在这里也不是个办法。只要安禄山命人将栈道烧毁，断绝蜀地向外的通道，坐困于此的唐朝情势就危急了。三国时的蜀国就是这样，诸葛亮屡次北伐，并非不知己弱敌强，但是“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为了不坐困在益州，就只有拼命往外攻了，以求得发展的前途。可是几次北伐下来，效果何如呢？不怎么样，而且诸葛亮本人还出师未捷身先死。那还是栈道没烧的情况下，而且还有个汉中在前面。可是不也有占据蜀地、汉中成功夺取天下的实例吗？刘邦就是一个。但是，刘邦的主要对手项羽可是在彭城啊，刘邦相对来讲已有足够发展的时间和空间，而魏国则是靠西了不少，在洛阳，所以对蜀国的压力当然更大。安禄山大有建都于洛阳之势，何况此时还占据着长安，如果唐王朝再主动放弃长安以西以北的广大土地，那么安禄山对蜀地的压力就远远大于魏国对蜀国的压力，只据有弹丸之地的唐那时绝不是叛军的对手了。而且，如果持这种消极态度的话，确实不利于收复人心。这是从反面说皇帝与太子都去蜀中的危害，然后建宁王又从正面提出将来的计划，聚集西北边兵的力量，然后起用郭子仪和李光弼为统帅，合力讨贼。唐后来的行动确实是按照这个计划来实施的，建宁王的这番话虽然是在仓促之间说的，但是却并不浮躁，足见其谋略之不凡。还有一点，不是很重要，就是唐朝皇室中的人之间几乎从来没有爸爸、哥哥、弟弟之类的称呼，而是那个人是什么身份就用什么叫法，皇帝当然称陛下、至尊，太子都称殿下，像什么“父皇”、“父王”之类的称呼，明以前都少见。古人的称呼其实大有学问，尤其是贵族，礼仪更多。譬如还没有当上皇帝的李氏一家，李渊喊子们为“尔曹”、“儿等”，要么就是“汝”，反正他是长辈，怎么喊都行，说不定还谦称过“犬子 (对这一称法一直觉得奇怪，固然这是自谦，但自己的孩子都是‘犬’子了，那自己又是什么？) ”；孩子们则喊李渊为“大人”，就和其他下属称长官是一样的，而成为皇家之后则全统一为“陛下”、“臣”之类的称法。明明是至亲，却并不这么叫，显得有些不近人情，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是不是也可以说是“公私分明”呢？只是分明的不是地方。
　　
这时李亨的长子广平王李俶也劝他留下来。一看有人替自己撑腰，于是父老们胆子都大起来，拦住太子爷的马，让他无法前行。好说歹说，我们的李亨太子终于答应留下来了——心里说不定十分高兴呢——于是就派广平王去向玄宗报告。这时玄宗还在马上等待太子回来，半天也不见人影，又不晓得出了什么事情，就派人去打听，派去的人回来报告了太子那边的情况，玄宗听了之后，别的话没有，只是说了两个字：“天也！”——“也”是助词，其实就是说了一个字：天!天意啊……看到自己的长孙广平王李俶来辞行，玄宗没有为难他，而是表现出非常支持的样子，从后军中分出二千人，又把一批最好的飞龙厩马一起交给太子，还告谕那些分出去的将士说：“太子仁义孝顺，能够继承我们大唐的帝业，你们要好好辅佐他。”然后又告谕太子说：“汝勉之，勿以吾为念。西北诸胡，吾抚之素厚，汝必得其用。”你要努力啊，不要牵挂着我，西北的蕃兵蕃将，我一直对他们很好，这对你必然大有用处。此外，玄宗还派令高力士与寿王李瑁将太子内人及服御等物都送给太子，同时宣旨说要传位。太子看到不但自己的人全部来齐，而且还有派来的卫队，又听说玄宗要传位给自己，当下十分感动，不过当然是不敢接受。既然玄宗已经摆出这样一副高姿态，那自己也得有所表示吧，于是李亨向南号叫泣恸哭起来，表示感激。
　　
从玄宗的做法来看，应该是属于我们前面分析的第二种情况，但这是他在确定了太子不只是有心脱离，而且已经脱离的实际情况后的反应，这时如果发怒要太子回来，多半怕是自讨无趣，李亨完全可以一边痛哭着说要回来，一边在簇拥的人群中止步不前，自己对此又能奈何？玄宗自己就是由政变起家的，本来身为三郎的他，并无可能染指太子一位，但他诛杀韦氏之后，为自己挣足了资本，吓得他父亲睿宗皇帝和他哥哥宋王成器，一个赶紧立太子，一个则是拼命让太子，生怕自己成为第二个李渊、李建成。所以李隆基深谙政变之道，知道这件事的本质含义，就是太子向自己发出的“您该退位了”的信号，因此不等别人说出口，自己主动表示让位，反正将来这也是必然发生的事，自己表示支持的态度，说不定将来还可以得到一个“宽大处理”，就像自己对自己的父亲那样，也算是尽到了为人子的孝道。若能如此，则也不失为一个好的归宿了，总比面对刀光剑影来的优越。但玄宗是不是有点支持的太过了呢？前几件事都好理解，但是有必要传位吗？就是说，玄宗必须考虑说完这些话，太子是否能够接受。当然这个“接受”指的是客观上能不能接受，而不是主观上愿不愿意——还有谁不愿意当皇帝的么，就算是不愿意，也必是因为某种客观原因导致不敢当。当时那种情况下，就算再轻浮的人，也绝不可能说，好的，老爸，您多歇歇，我替您当这个皇帝吧。玄宗当了几十年的天子，能不清楚这点？刘备临终前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有人认为这是古代君臣风云际会的典型，并为刘备大度的胸怀而感动非常——慢着，刘备这么说，真的出自真心么？虽然我们这里不是研究三国，但也不妨来讨论一下。当时外面跪着一大帮人，诸葛亮怎么也不能答应，答应了则为乱臣，在场诸人就会敌视他，即使真的篡位，也长久不了，当然也许等不到诸人来讨征，刘备一听他答应了，可以立刻动手铲除诸葛亮。所以刘备本心确实是出于警告，另外，他这么一说，诸葛亮必须得向他表示一番忠心才行，也就是说，刘备其实是逼着诸葛亮在众目睽睽之下，发誓效忠于自己的儿子。玄宗应该了解李亨这时是断然不能答应的，但他这么说，目的只能有两个，其一即为前面所言，是提出来通告一下：“我知道你是想当皇帝，你想当就当，我绝不会阻拦你”，是想给自己留条后路；其二，玄宗的目的可能在于想延迟这件事的发生。一般皇帝要是对谁说了比较重的话，那原本可能发生的事情要么不会出现，要么就是延迟，否则正中皇帝所说，岂不暴露了自己的真实想法？玄宗又为何要延迟太子当皇帝呢？当然了，谁不想在这个位置上多呆些时候？后来玄宗入蜀之后，依然自以为是皇帝，说明他的确没想到太子会那么快“奉命即位”。也许我们是多想了，也许熟谙皇帝权术的玄宗并没有把这些用到自己的儿子身上，但谁又能保证，他真没这么想过呢？反正就一句话，随你怎么想。无论李亨怎么来理解，最后玄宗都不会吃大亏(出现意外不算)。
　　
于是，太子便这样留了下来。这件事最终导致了唐朝皇家内部权力的又一次非正常交接，因此称为“又一次马嵬之变”也不为过。
　　
从玄宗怠于政事开始，埋下了唐衰落下去的祸根，最后安禄山终于起兵反叛，虽然有河北几位义士的反抗和唐朝几位将军的抵御，但由于唐军主力战斗力极差，根本无法托起各方的抵抗，再加上策略失误，强要出兵潼关，因此潼关一丢，玄宗等人就只好逃出长安。至此第一阶段以玄宗的出逃告终，我们的第一部分也该结束了。不过唐是有恢复能力的，而安禄山叛军内部也并不太平，因此这才有了后面的拉据战，即下一部分——相持。

第一个回合，双方各有失误，不过安禄山的失误在于一再贻误战机，没能够一举消灭敌人，有点放虎归山的意思。但最后是老虎厉害，还是猎人的猎枪厉害，还要看双方后来的发展，因此安禄山的失误，至少短时期内并不致命，而唐朝犯的错误就严重了许多倍，所以他们败了。
　　
肃宗在灵武即位后，唐朝便立刻开始了反击。同时叛军内部也一再更换领导人。形势似乎对唐有利起来了，可是唐又一再失误，这才有了双方的持久战。
　　
不知大家有没有看过小猫玩蝗虫，蝗虫本在小猫掌握之中，但它并不急于将这个跳来跳去的家伙弄死，而是用爪子“啪”的一下，将蝗虫按住，然后慢慢抬起爪来小心翼翼的看，不想蝗虫又跳出猫爪，于是小猫又“喵呜”的一声用嘴制住这个不听话的家伙，松开嘴之后又用爪子按住，然后又被它逃脱，如是者再三。最后，蝗虫被这顽皮的小猫咪弄的精疲力竭，再也跳不起来了，这时小猫才会一爪子拍死，或者是一口咬定，总之蝗虫既已到了猫爪之下，就注定了它悲惨的命运。
　　
唐与叛军的战斗，当然比不上可爱的小猫与蝗虫之间的“戏耍”(蝗虫实在被动的很)好看，但却有相似之处。唐朝好像是抱定了不想一下子杀尽叛军的决心，非要与他们斗个几年才肯罢休。然而，猫是出自好玩的天性，而唐却是因为失误，而且唐也并没有强大到可以轻松制住叛军的程度。所以，叛军不像蝗虫，倒像是个大螃蟹，有时夹住猫的鼻子，让猫也尝尝痛的滋味。
　　
场景一：猫与螃蟹“玩耍”。
场景二：螃蟹挥舞着两个大钳，神气的说：“我也不是好惹的!”
场景三：猫用爪子揉揉被夹痛的鼻子，咬牙切齿的说：“谁敢侵犯我就叫它灭亡!”

9、唐玄宗西游记——剑阁闻铃 　　
大家都看过明小说《西游记》吧，就算没看过原著，电视总也该扫了两眼。那一次西游的是唐僧师徒（小说里的唐僧和历史上的玄奘相去甚远），而这一次“西游”的则是唐玄宗李隆基；前者是取经，后者是避难。不管怎么说，玄宗这一次西行也算比较重要，让我们先“流水账”似的看看他的行程：
　　
通鉴记载，玄宗一行从马嵬（今陕西兴平县附近）出发，六月十七日，到达岐山。
　　
这时有传言说叛军的前锋立刻就会到，玄宗吓的不敢停留，继续前行，当夜宿于扶风。按说攻下长安后安禄山应该马上发兵追击唐玄宗等人，奈何他也并不怎么精明，所以玄宗也是多虑了。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察看一下地图，现在的岐山是在扶风的西侧，从马嵬出发，应该是先到扶风后到岐山才是，怎么玄宗是往回走呢？路线实在有点怪啊。莫非是迂回战术？应该不是，玄宗正担心安禄山追来，哪里有心情迂回。怀疑是由于地名更改造成的，宋时的地名与唐朝也肯定不一样。这点还是参考《旧唐书》为妙，其中说十六日到达扶风县，十七日到达扶风郡。扶风县大致在今扶风一带，而扶风郡治所大致在凤翔附近，或许是与岐山之间的某个地方吧。
　　
情势如此，连皇帝都这么惨，随从保驾的士兵们也只好暗谋出路，常会出言不逊，这回是连陈玄礼都无力控制了，玄宗对此十分担忧。这时正赶上成都进献给朝廷的“春彩（就是春织丝绸）”十多万匹到了扶风，玄宗命人把这些丝绸都陈放在庭中，召来随从的将士，自己站在殿前的台阶上跟他们说：“朕比来衰耄，托任失人，致逆胡乱常，须远避其锋。知卿等皆仓猝从朕，不得别父母妻子，跋涉至此，劳苦至矣，朕甚愧之。蜀路阻长，郡县褊小，人马众多，或不能供，今听卿等各还家；朕独与子、孙、中官前行入蜀，亦足自达。今日与卿等诀别，可共分此彩以备资粮。若归，见父母及长安父老，为朕致意，各好自爱也！”就是说：“我老了，老糊涂了，任人不当导致现在这步境地，你们仓促之间跟着我来，来不及与你们的父母妻子告别，一路跋涉至此，非常辛苦，我心里感到十分惭愧。入蜀的道路艰险漫长，而且那里地方又狭小，难以供应如此众多的人马。现在听凭你们回家去，我只带着儿孙们还有这些宫人也足以保护着我到达那里了。现在就与你们分别了，你们把这些丝绸都分了吧，聊以为资费。等你们到了家里，见到了自己的父母和长安的父老，代我向他们问一声好，让他们多保重。”玄宗褪下皇帝的威严，呈现出他仁慈友爱的一面，这番话更像是一位邻家爷爷在谆谆劝导面前的这群孩子们。玄宗言罢，眼泪流了下来，此时的他，倒真的很可怜。即使我们只看文字，仍然不得不对这位古稀老人报以同情的态度，又何况眼见着老人落泪的将士们。听完玄宗的话后，这些士兵哭着说：“我们生死都愿意永远跟着陛下，不敢有二心！”当然，留下来的人越多越有利，玄宗自然是盼望留下来的人更多一些，但话已出口，他也并不反悔。这点还要佩服一下玄宗，不管他是否出自真心，也不管这是否是他为了挽留人定下的计策，在自己落迫的时候，能做出这样的高姿态已经很不容易了。如果是欲取先予的计策，那么此前已经有过一次背叛的这些士兵，难保不会再背叛一次，玄宗就算还保留着极度的自信（事实上执意入蜀说明他这份自信已经受到打击了），也不一定相信自己这么一哭，就全都能留下来。总之，冒这么大的风险，弄不好真会树倒猢狲散，玄宗是个明白人，且此时又谨慎的很，应该不会这么做。我倾向于这确是玄宗出于真心，他前面留下府库、不让烧桥，说到底都是慈心大发，这会跟来的士兵们又一百个不情愿，与其让他们怨天尤人的跟到蜀地，还不如放他们回家，两面都落个清静，岂不是好？但玄宗老人家这么一哭，大家也都受了感动，表示愿意留下，玄宗心里当然愿意，但一来要等他们的确下定决心，二来自己也不能这么快就答应下来，否则别人会怎么看？于是他等了一会儿说：“去留都由你们自愿。”也就是默认了。从此那些怨尤的言语便平息了下来。
　　
十八日，玄宗任命剑南节度留后崔圆为剑南节度副使，十九日从扶风郡出发，当晚，在陈仓（今宝鸡）住了一夜。
　　
六月二十日，玄宗到达了散关，以陈仓到散关的距离来量一下，与从兴平到武功的距离大致相等，由此可见，推测他十七日是到了武功而非岐山是有一定道理的。玄宗在这里把护卫的士兵分为六军，派颍王李璬先去剑南，让寿王李瑁分别率领六军随后。这本也无甚可说，不过散关可是个很有名的地方，同时也是军事要地，“铁马秋风大散关”说的就是这里。有这样的说法：东函谷、西散关、北萧关、南武关。此说见于《史记集解》中引东晋徐广（字野民）的话，而南宋徐天麟的《西汉会要》也持此说：“关中，谓咸阳，秦所都也。东函谷关，南?i关、武关，西散关，北萧关，故咸阳曰关中”。后来又有说是东潼关、西散关、南武关、北锁关。无论哪种说法，都体现了“关中”名称的由来，即指四关之中的地方，铁马秋风的散关，正是关中的西大门。
　　
玄宗一路马不停蹄，于六月二十五日到达河池。这时蜀郡长史崔圆前来迎接，并说蜀中富饶，粮食大丰收，且兵马又强壮。这一路上逃跑的官不少，难得有个这么殷勤的，可以想象玄宗是多么高兴，当天就任命崔圆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仍兼任蜀郡长史。同时又任命其他一些官员，不是很重要，不细说了。崔圆本人，后来也算是善终，要说有什么事值得一提呢，除了这次马屁拍的恰到好处之外，就是他曾让王维、郑虔、张通三位画家去给他家作画。这话怎么说？因为那三人都接受了伪官，当时都在等候处理，由于崔圆是宰相，又有大功，所以三人都想求得这位宰相大人的解救，据说三人“运思精巧，颇绝其能”。唉，看来就算是诗佛王维也未能免俗，可叹可叹。
　　
然后，玄宗走了好久，至七月十二日，才又有他行程的消息，这时是到了普安。二十天左右才刚到这里，难道是安禄山在长安享乐的消息传到了玄宗耳朵里，所以玄宗放松了警惕，以致后面的行程变慢了？抑或是路程加长了？最好的办法当然是查地图，于是找了一张四川地图，又找了一张陕西地图。据说河池是在宝鸡西南的凤县一带，于是拼命在地图上找。可怜我眼睛都看花了（不知老花眼是不是这么来的，要是的话，我大概要早几十年戴上老花镜了），连张良墓都找着了，居然没找到目标。郁闷之下，忽然一瞥看到了两个浓黑大字：凤县。原来正因为太醒目了，所以才没看到，再郁闷一下。那翻过头来再找普安吧。也是先找了半天没什么眉目，忽然间看到剑阁的旁边有个括号，括号里写着：普安。噫，莫非后世流传的令人愁肠百结的剑阁就在这里？不过，玄宗在剑阁的遭遇我们后面再说，先说路程。由凤县到普安，确实距离远远大于从散关到河池，粗量了一下（当然是量地图），直线距离前者约是后者的四倍左右。从散关走到河池，用了五天，四倍的话恰好是二十天。确切的说，玄宗应该是走了十七天，离二十天还差三天。看来他们非但没有放松警惕，反而走的越发的快了。
　　
在普安，时任宪部侍郎（宪部即刑部，陈冠明《房琯行年考》中说，天宝年间改刑部为宪部）的房琯赶来晋见玄宗。这充分印证了如果及时得知玄宗出逃的消息，还是有机会从长安跟来的。当然能否及时知道情况也和官位高低有一定的关系，小官多数怕是不会晓得的。当玄宗曾问过高力士，说谁会跟来？高力士回答道：“张均、张垍兄弟和他们的父亲张说受到陛下的恩惠最深，何况张垍还是驸马，所以他们兄弟一定会先赶来。当初大家都认为房琯应该拜相，但陛下却并没有重用他，且安禄山也曾举荐过他，所以房琯可能不会来。”玄宗摇摇头说：“未必。”房琯赶到后，玄宗就问起张氏兄弟的情况，房琯说：“我约他们一起跟，可他们却犹豫不决，看他们的意思，好像有什么难言之隐。”玄宗看看高力士，说：“我早就知道他们不会来。”玄宗这一次预料的很准，虽然房琯真的来到了，但张氏兄弟真的没有跟来，固然说明了玄宗这一次看人没看错，但玄宗本人当是很郁闷的吧。于是当天，玄宗就任命房琯为文部侍郎、同平章事。
　　
七月十五日，玄宗——啊不，这时得说是高升一级的太上皇，似乎是累了，三天都没有离开这里，而是在此下了一道后来颇有争议的制书（此制为跟随入蜀的贾至所写），这个不妨回头再写。除了制书起到的副作用之外，制书起到的另一个作用（可惜就是没起到应有的作用），就是大家终于知道了李隆基的行踪，使他免于被列入失踪人口。
　　
不知玄宗是否当日起程，反正三日后，他们已到达了巴西，即今天四川绵阳附近。考其行程，手测一下地图，大约是从河池到普安的1/2.5，即五分之二。其实具体是多少也不必弄的太清楚，因为即使弄清楚了，玄宗的真正行程，也不可能是直线，所以怎么也都会有误差，只能说是大致的情况。不管取二十天，还是取十五天，计算一下，这一次应用的时间是六至八天，玄宗三天左右便走了两倍的路程，似乎太快了一点，但若加上十二日算起的三天，时间却正好。所以，十五日玄宗很可能并不在普安，而那道制是在普安下的则没有问题，也许这是障眼法，又或许是流传时间上的误差。在巴西，又来了一个迎接的太守，崔涣，当然玄宗又很高兴了一回，加上与他谈话很投机，另有房琯的推荐，当天即任命他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又任命韦见素为左相。这一路上玄宗任命了三个同平章事，再加上一个左相，等于共封了四个宰相。这若是到太平时期，绝对属于滥赏，但乱世谁也顾不上了，多封几个宰相说不定还能再招几个人来。
　　
玄宗的蜀中行总算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十天后，即七月二十八日，历尽千辛万苦的唐玄宗终于到达了成都。史书上这里只写了一句：“庚辰，上皇至成都，从官及六军至者千三百人而已。”大约是史官和玄宗一起累的不行了，连话都懒的说了，所以玄宗没什么行动，而史官也正好偷懒。再量一下行程，基本上是从河池到普安路程的一半，所以十天的时间还算正常。至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一路上，玄宗都是马不停蹄，不曾有丝毫懈怠，历经一个月零十一天的艰难跋涉——而且这可是曾让李白喊出“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登天之路啊，真难为了老人家。想来玄宗居于深宫之中，肯定谈不上“天天跟我做，每天五分钟”这样的锻炼，也没喝壮骨粉之类的东西，可身体实在很棒。众人当初都不想入蜀，除却遥远之外，可能也担心自己受不了路途的艰险，玄宗却是一往无前的抱定入蜀的念头，现在想想，也难怪呢，人家体格有这个资本，所以不怕，不然换李亨试试，这么走一个多月，到成都之后非病倒不可。其实走上栈道的不止是一位老人，还有另一位老人，高力士。从记载来看，高力士比李隆基大一岁，但有人考证出来高力士比李隆基又小那么几岁。无论如何，“高将军”也是一位老人了。
　　
也许曾有两位白发苍苍的老者相互搀扶着，步履蹒跚的走过栈道。栈道下的绝壁，可曾使他们后怕？夕阳西下，落日的余晖也逐渐暗淡下去，听着山中猿猱凄哀的叫声，玄宗可曾黯然神伤？杜鹃那“不如归去”的悲啼，可曾引起他对长安的思念？——也许，兼而有之吧。然而更动人的，是剑阁那些在冷雨凄风中颤抖的铃儿们，它们无助的清脆铜音，谱成了玄宗心中一曲无限惆怅的悲歌……
　　
不错，剑阁闻铃。
　　
玄宗在剑阁的一夜哀伤，历来是文人们不肯轻易放过的题材。《长恨歌》里面写到了“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长生殿》里二十九出直接题为“闻铃”，里面有一段《武陵花前腔》，很是经典：
　　
淅淅零零，一片凄然心暗惊。遥听隔山隔树，战合风雨，高响低鸣。一点一滴又一声，一点一滴又一声，和愁人血泪交相迸。对这伤情处，转自忆荒茔。白杨萧瑟雨纵横，此际孤魂凄冷。鬼火光寒，草间湿乱萤。只悔仓皇负了卿，负了卿！我独在人间，委实的不愿生。语娉婷，相将早晚伴幽冥。一恸空山寂，铃声相应，阁道??颍似我回肠恨怎平?
　　
其实这些应该都来自于唐代一些笔记的记载，如《明皇杂录》里写道：“明皇既幸蜀，西南行，初入斜谷，属霖雨涉旬，于栈道雨中闻铃，音与山相应。上既悼念贵妃，采其声为《雨霖铃》曲，以寄恨焉。”这也便是词牌《雨霖铃》的来历。除此之外，不能不说当事人李隆基的一首诗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幸蜀西至剑阁》（阁一为门）：“剑阁横云峻，銮舆出狩回。翠屏千仞合，丹嶂五丁开。灌木萦旗转，仙云拂马来。乘时方在德，嗟尔勒铭才。”单看词意，并未写到铃声什么的，其情调也并不很低沉。但既然有了这么一首诗，说明玄宗在这里还是很许多感慨的，否则也不会诗兴大发了。
　　
不过留在剑阁的也不都是凄凉，张邦伸《云栈红程》卷六：“二十里至上亭铺，古名郎当驿。明皇入蜀，雨中于此闻铃声，问黄幡绰：‘铃语云何？’'对曰：‘似谓三郎郎当!’”类似的记载在《历代诗话》等很多书中也有。但不同的是，很多地方都写作“唐明皇自蜀还京道中”，且听到的不是阁楼上的铃声，而是驼铃。究竟是在去的途中听到的，还是回来时听的？抑或是两次都听到了？这就不得而知了，但两次作用则明显不同，前者是给文人们准备的题材，可以尽展其才华，大作感伤文字；后者则是给唐宋诙谐调侃的人准备的，一句“三郎郎当”实在让人忍俊不禁，就连玄宗自己听后都“愧且笑”。
　　
“郎当”的意思有很多，如破败、紊乱，衣服不合身、不整齐，样子狼狈、颓废，还有形容不成器的意思，另外也通“锒铛”。虽则如此，其大意基本都一样。三郎郎当，郎当了自己，也郎当了天下。

10、李亨的“西行漫记”——灵武之行 　　
玄宗到了成都，他的行动就算告一段落。下面该说说本章的主角李亨了。
　　
太子李亨留下来以后，却一时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广平王李俶也一样没主意，问道：“天快黑了，此地不宜久留，大家觉得该去哪里好呢？”结果众人都不说话。这时建宁王李倓说：“殿下昔尝为朔方节度大使，将吏岁时致启，略识其姓名。今河西、陇右之众皆败降贼，父兄子弟多在贼中，或生异图。朔方道近，士马全盛，裴冕衣冠名族，必无贰心。贼入长安方虏掠，未暇徇地，乘此速往就之，徐图大举，此上策也。”
　　
插点题外的东西，李亨曾任过朔方节度大使，就是他这个“节度大使”费了我一番功夫。为何不称朔方节度使呢？这个“大”字有什么特别么？《唐六典》：“若诸州在节度内者，皆受节度焉。其福州经略使、登州平海军则不在节度之内。凡亲王总戎则曰元帅，文、武官总统者则曰总管。以奉使言之；则曰节度使，有大使焉，有副大使焉，有副使焉，有判官焉。”《旧唐书》则说：“以奉使言之，则曰节度使，有大使、副使、判官。”对这个问题解释的似乎都不是特别清楚，而《新唐书》中写道：“节度使、副大使知节度事、行军司马、副使、判官、支使、掌书记、推官、巡官、衙推各一人，同节度副使十人……其后有持节为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者，正节度也。诸王拜节度大使者，皆留京师。”这就比较清楚了，诸王任节度大使，但都留在长安，真正起作用的正节度，其实就是副大使知节度事。
　　
建宁说当初朔方的将领每年送书信的时候，他大略也记得他们的姓名，这说明他们对朔方是很熟悉的，这是去朔方的一个有利条件。而当时河西与陇右的兵都靠不住，因此那两地都去不得，只有朔方，距离较近，军队完好，兵马也强盛，且河西行军司马裴冕出自名门望族，必定不会有二心（意思是名门望族的后人要顾面子不想辱没先祖的话，多半不会变节，倒不一定全是因为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虽然从这话中也透露出这方面的信息），这又是一个去朔方的条件。既如此，去朔方是有必要了，可是此时能不能去呢？建宁认为叛军正在长安大肆抢掠，一时还顾不上向外攻城略地，这正是前往朔方的好机会，如果再迟一步，也许就来不及了，到朔方以后再图谋大计，那时便可无忧，“此上策也”。确实，这称为上策毫不为过。在所有人当中，只有建宁王李倓看到了叛军贪图享乐不思进取的一面，所以他的建议恰好是抓住了这一点，比起玄宗的胡乱担心一口气跑到蜀中，是气定神闲了许多。他这番话，令人无可辩驳的信服，于是太子李亨一行确定了前进的方向——朔方。
　　
如果说玄宗的前进方向是西南，则李亨的前进方向是大西北。两方面要走的路程都不近。实在是患难父子。
　　
和玄宗比起来，李亨在行程途中就倒霉的多了。在渭河的岸边，他们遇上了潼关败退下来的士兵们，误以为是叛军，双方交战，打了半天糊涂仗，死伤了许多人，这才搞清楚对方是什么人。李亨大约很是气恼吧，白打了一仗，损失这么多人。如果元曲里要写这件事，李亨的唱词中多半会有：兀的不气杀人也么哥，兀的不气杀人也么哥。也罢，运气不好，认命就是了，于是重又收罗散兵，选择一处水浅的地方，让大家乘马渡过渭水，没有马骑的人就只好流泪返回了。其实去朔方实在是一件苦差事，不求功名的话回家倒也不是多痛苦的事，也没必要流泪。唐书中说“军既济，其后皆溺，上喜，以为天之佑”，那么其后的当是追兵才是，虽然安禄山大部队没追来，如果追来那就什么都完了，但可见确实有小股人马出来作怪。因此，李亨后面才会拼了命的向朔方逃跑。
　　
李亨从奉天向北走，到达新平，即从今天陕西省的乾县走到邠县。据说一个晚上就行进了三百里，实在是超快速了，逃的实在算不上从容，“时间就是金钱”，这句话要是放在他们身上就成了“时间就是生命”。在地图上找找吧，乾县很好找，而邠县在哪呢？既然说三百里，那必是很远了，可是找了三千里，也没找着“邠”县的影子。一查，原来这里改叫彬县了——真是要命啊，好端端的改什么名嘛，不然早几个时辰就找到了，我实在比李亨还要郁闷啊……粗量了一下，两地的距离与从散关到凤县即河池的距离差不多，玄宗当时是花了五天的时间走到的，平均每天走六十里，也相当的快了。但李亨一行这一个晚上就走了这么多路，速度实在惊人的很。就算是骑马，人没有被颠的骨架松散，身体也是十分结实了，至于步行的人，那多半是坚持不下来的。所以李亨清点士兵和武器装备时，发现武器已丢失大半，留下来的人不过数百，比之于玄宗到成都后清点出来的一千三百，又惨了不少。当太子李亨到达新平的时候，发现太守薛羽弃郡逃跑，于是就杀了他。那这人都逃跑了，太子是怎么杀的他呢？按这里的记法，估计是他不走运，逃的时候正好碰上了太子，被抓个正着，如果是逃到了别的地方，太子也就无能为力了，总不能因为满大街找一个逃跑的太守耽误自己去朔方吧。经过一夜的劳累，然后还有力气杀人（当然不是亲自动手了），看来李亨身体也还算可以，但也就是这几天的事，若是这么走一个多月，太子爷就累得要吐血了。
　　
不过《新唐书》上稍有差异，说十五日夕至永寿县（唐时的永寿与现在的永寿地理位置差不多），十七日到保定（治所在现在甘肃的泾川），这时才抓住逃跑的太守。查诸《旧唐书》，则说是自奉天以北，夕次永寿，十六日到新平，十七日到安定，安定曾一度称为保定，可以认作是一个地方。结合唐书与通鉴的记法，十五日从奉天出发，当晚到达永寿，这里才是太子一夜狂奔的起点，夜里大家马不停蹄，十六日白天到新平，十七日到保定。这样的话路线就算清楚了，只是通鉴接下去的记法有点不对劲，说是就在到达新平的当天，太子一行又前进到了安定郡，与唐书的记法相差了一天，今取唐书的记法。在安定，李亨又杀了这里要逃跑的太守，而两唐书则说是两个逃跑的太守都是此时杀掉的，反正是杀了，也无所谓一天两天。
　　
六月十八日，太子李亨到了乌氏驿，即今天甘肃平凉西北。总算遇上个没逃跑的太守，彭原太守李遵。李遒出来迎接太子一行，并献上衣服和干粮，于是太子便去彭原补充“能源”，在那里招募了数百士兵。彭原在今天甘肃宁县附近，在平凉的东北方向，且距离不近，李亨也只能说是有特殊目的才去，否则应该直奔西北才是。十九日，到达平凉郡。平凉郡治所是否就在今天的平凉呢？唐初平凉治所在高平，也就是今天宁夏的固原，平凉县只是郡中的一个县，应该还是有所区别的。想想也是，李亨前一天已经到了乌氏，从彭原出发后，又何必再回去呢，所以应该直接向西北走去。在平凉郡，李亨察看监牧所养的马，有数万匹之多，然后又招募了五百多士兵，其力量又得到一些加强。
　　
李亨在平凉郡呆了数日，没有再往前走，想来也是累的不行了，另外，虽然有建宁的建议，但李亨还是有点拿不定主意究竟要去哪，所以也犹豫着。而这时朔方那边的朔方留后杜鸿渐、六城水陆运使魏少游，还有崔漪、卢简金、李涵等人商量着说：“平凉地势平坦，无险可守，不是屯兵之地。灵武兵精粮足，如果太子能到那里，再向北召集诸郡之兵，向西征河西、陇右的精骑，然后挥师南下，平定中原，实在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几人推出来李涵做代表来到平凉和李亨说这件事，并把朔方的士兵、马匹、武器、粮食、布帛以及其他物资的情况一同报告给李亨。李亨当然很高兴，而裴冕由于路过平凉，这时恰好遇上李亨，他也劝太子去朔方，李亨乐得同意。于是杜鸿渐和崔漪让魏少游留下来修葺房屋，准备食物用具等等，自己则去平凉迎接太子。见到太子后，说：“朔方，天下劲兵处也。今吐蕃请和，回纥内附，四方郡县大抵坚守拒贼以俟兴复。殿下今理兵灵武，按辔长驱，移檄四方，收揽忠义，则逆贼不足屠也。”基本上就是前面几人商量的话的意思。其实不用多劝，李亨早已决定去灵武了，既如此，大家上路吧。
　　
李亨起初从平凉出发时，据说“有彩云浮空，白鹤前引，出军之后，有黄龙自上所憩屋腾空而去”，吉兆啊，可是黄龙什么的太让人难以置信，所以很多人认为这是史家的编造。这不妨后面再说。当李亨走到丰宁南部，看到了牢固的黄河天堑，因此打算“整军北渡，以保丰宁”。丰宁比灵武更靠近前方，由此可见李亨是很想有为的，可惜上天不给他这个机会，“忽大风飞沙，跬步之间，不辨人物”，所以只好回军灵武，而这时风沙却停止了，天地一片廓清。有人认为这里又是史家作怪，怎么风沙来的这么是时候，又停的这么是时候呢？明显是为了宣扬李亨到灵武是符合天意的，所以才编出来这么一段。这么说未尝不可，但李亨这一路上“符合天意”的行为不少，为何却没有再多写点什么吉兆呢？我觉得未必是编出来的，按照史书所载也可以解释一番。譬如风沙可能之前就有，只不过后来越发的大了。前面说的什么彩云浮空、白鹤引前，还有黄龙腾空而去，可能就是风沙的预兆。“彩云浮空”，也许是阳光照在悬空的细沙粒上散射产生的景象；“白鹤引前”，要知道古时甘肃、陕西等地并不是现在黄土高原这个样子，尤其是在远古，水草丰美，所以才会孕育中华文明，因此那时有白鹤一系列的水鸟也不算奇怪；最荒诞的当属“黄龙腾空而去”，但这个“黄龙”会不会是龙卷风呢？如果不是，那可能也是当时黄沙飞满天，然后人们夸张说当时天空中有一条黄龙在飞。风沙最严重时，李亨不得不回趋灵武，而最严重的时候往往也就快要平息了，所以他回军灵武时碰上风沙静止，也合情合理。
　　
一路上还算比较平静，比前面暴风骤雨似的赶路从容多了，在七月初九，李亨终于到达了灵武，他的这段“西行漫记”也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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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西唐小朝廷
　　
咦，知道有个南唐，这个西唐又是哪一个？别误会，历史上没有这么个朝代，这只不过是本人心血来潮想出来的一个叫法，不作准。

那这个“西唐”又是怎么回事呢？
　　
七月初九，李亨到达灵武之后，发现这里的准备有些“过分”——不是可怜的过分，而是好的过分了。当初杜鸿渐等人去接李亨来灵武的时候，把魏少游留下来做准备，魏少游的想法当然是要讨好太子，认为李亨“远离宫阙，初至边籓，故丰供具以悦之”，在李亨将至灵武的时候，魏少游探得消息，便带着千余人，在灵武南界鸣沙县举行盛大隆重的欢迎仪式。这还不算，他此前命人修整宫室，据说“殿宇御幄，皆像宫闱，诸王、公主各设本院，饮食进御，穷其水陆”，这对于一个逃难中的皇帝来说都已算是奢华，何况是一个逃难中的太子。所以李亨认为不妥，说：“我来这里本是想要成大事，安用此为！”就下命让有司稍微减少一些。虽则如此，但李亨心里肯定还是很高兴的，这总比给他冷炙残羹、粗茶淡饭要好。
　　
魏少游之所以这样准备，一是讨好太子，二来，也说明当初他们几人商量的时候，就已定好奉太子为帝。李亨在灵武才刚过了一天，七月十日，裴冕、杜鸿渐等人便上表，以当初在马嵬时玄宗曾想让位为由，请求他遵照玄宗的意思即皇帝位。李亨没有同意，一是因为来的太突然了，二是第一次上表怎么说也不可以答应的，否则有点不成体统。太子不答应，裴冕等人当然就得劝，他们说：“将士皆关中人，日夜思归，所以崎岖从殿下远涉沙塞者，冀尺寸之功。若一朝离散，不可复集。愿殿下勉徇众心，为社稷计！”为了社稷啊，您就即位吧。历来劝谁即位的话总是要这么说，实在有点落入俗套。至于他们提到的将士冀尺寸之功，如果太子不当皇帝便会人心离散，多少有点危言耸听。太子嘛，反正早晚是要当皇帝的，这会儿不当也不至于人心马上就分崩离析，只是早些时候当皇帝，这些大臣们就早些受益，否则将来劝进的人越发的多起来，这拥戴皇帝的功劳又会多分出去一些。裴冕等人一连五次上表（唐书则说是六次），太子这“大腿”也宁不过“胳膊”，所以只好登基了。
　　
公元756年七月甲子，也就是七月十二日，李亨于灵武城南楼即位，是为肃宗。
　　
现在拍的电视剧里某某皇帝一即位，往往要走一段很长很长的用红毯铺出来的路，然后皇帝坐在宝座上不怒自威，下面一大群人跪拜，山呼万岁，场面好不壮观。对了，雄浑盛大的就职典礼伴乐也是不可或缺的，不过古时宫廷音乐可和现在电视里的配乐大大不同，听起来倒很像道教音乐。不知是因为有了这么个先入为主的观点，还是本身就确实如此，听现代人演奏的《霓裳羽衣曲》也多少有这种感觉。当然我们也只能听现代人演奏的乐曲，古人的乐音就算再余音绕梁也传不到我们的耳朵里。其实现代人无论怎么想保持原味，也是不可能的，一来流传过程中会有衍变，二来现代人多少都会注入现代气息。尽管如此，听的时候脑海里仍然不由得想起了道观……事实上宫廷音乐，尤其是唐朝的宫廷音乐和道教音乐的确大有联系。但二者的关系，是谁影响在先，我们这里无暇说得太细，总之，是它们互有影响。唐代由于皇帝们自承是老子的后人，所以这时宫廷音乐与道教音乐的关系十分紧密。唐高宗曾下令让宫里的乐工制作道调，玄宗则命道士、大臣献道曲，并且亲自创作道乐，同时兼任音乐“教授”。《混元圣记》中记载：“二月辛卯，帝制《霓裳羽衣曲》、《紫微八卦舞》，以荐献太清宫，贵异于九庙也。”薛涛有诗云：“每到宫中歌舞会，折腰齐唱步虚词。”知道了这些，也就不会再奇怪听宫廷音乐时的感受了。也许肃宗就是在一片这样的宫廷音乐声中登上皇位的——且慢，肃宗即位的地方好像是个城楼啊，城楼上面哪有什么皇帝的龙椅？不错，要想找大明宫里那个龙椅是不可能了，但是非常时期自然有非常办法，城楼上随便放个豪华一点的椅子来充数，就算可以了。
　　
实际上古时皇帝即位并不一定都要多么的隆重，像肃宗即位就是想搞的更隆重一些也没那个条件。从劝进到即位就只有两天的时间，略显仓促，乱世之中也只能如此，还能再有什么更高的要求呢？面对跪拜自己的群臣，肃宗不禁欷歔流泪。为什么要流泪呢？我想肃宗是没时间来埋怨条件简陋的，多半是为自己终于熬到这一天，有点激动罢了，他这十几年太子当的也实在是不容易，眼泪中包含着多少辛酸与后怕啊。
　　
肃宗即位后，把当年的年号由天宝十五载改为至德元年。一般来讲，新皇即位之后，改元要在次年，只有发生了什么特殊事情的时候，皇帝才会迫不及待的改年号。比如唐太宗即位后第二年才改为贞观，虽然此前是发生了玄武门之变，但后来的权力交接则是正常的；而宋太宗即位的当年便改年号为太平兴国，事实上完全没有必要，这也成为后人怀疑“斧声烛影”的一个佐证。肃宗在即位当年改元，自也有他的原因。肃宗的登基从根本来讲毕竟是自作主张，算是非正常即位，所以他当年改年号有利于让大家知道此时新皇已登基。一个皇帝即位，尤其还是在混乱时节，除了年号上的差异可以迅速为人知晓并确认以外，其他方面消息根本不会传的太快，而且也无法验证是否为真。肃宗改元至德，其实是发出了一个信号：今后的事情要由我来作主了。
　　
年号的事情解决后，下面就该封赏了。肃宗首先是请玄宗从皇帝岗位上名誉的走下来，然后光荣的高升一级，当上大唐第三任太上皇。而后则开始任命大臣。肃宗任命杜鸿渐、崔漪为中书舍人，裴冕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将关内采访使改为节度使，迁其治所到安化郡；任命前蒲关防御使吕崇贲为节度使；又任命陈仓县令薛景仙为扶风太守，兼防御使；陇右节度使郭英?V为天水太守，兼防御使。这些人中大多为拥护肃宗的有功之臣，也有李亨一路上觉得可靠的人，还有一些人至少是没犯错误的。然而肃宗并没有封自己的妻妾与子女，他们原来是什么还是什么。之所以肃宗没有加封他们，是因为太上皇不在，也不知此事，故而不能擅自作主——皇帝是擅自作主当的，但如果再擅自加封皇后、太子、诸王等等，就有点过分了。肃宗这样做，无非是表示自己即位是为社稷着想而非为自己，说明自己仍然是个听太上皇的话的皇帝。其实这也只是权宜之计，肃宗既然当了皇帝，早晚不会亏待他的妻子儿女，加封也不急在这一时。
　　
只是新即位的肃宗有点惨，当时塞外的精兵都调入内地去讨伐叛军了，留下来的只有老弱残兵，文武官吏加到一起也不到三十人。此时的大唐王朝倒有点像个小朝廷，加之制度草创，因此武将们难免骄横傲慢起来。当时就曾发生过一员大将在朝堂上背对宫阙而坐并且言笑自若的事，这要是放到太平时期绝对是不可原谅的罪过，而乱世中肃宗也只有忍气吞声。好在这时有监察御史李勉出来维护朝廷尊严，他上书弹劾不守规矩的那员大将管崇嗣，并把他关了起来。肃宗心里未必不想这么做，但他现在正是用人之际，尤其还是武将，所以不好冲着大家发作，另外也是想显示自己的仁慈，就下令赦免了管崇嗣，只是感慨的说：“吾有李勉，朝廷始尊！”
　　
这便是小朝廷的可悲之处，连应守的礼法大臣们都遵守得那么不自觉。假如肃宗后来失败了，他成立的这个政府在后世的史书上大约就会有个别号，也就是我在本节加上的标题——西唐小朝廷。
有才如此，李泌自己当然也很自豪，十七岁的时候，李泌写了首《长歌行》：“天覆吾，地载吾，天地生吾有意无。不然绝粒升天衢，不然鸣珂游帝都。焉能不贵复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一丈夫兮一丈夫，平生志气是良图。请君看取百年事，业就扁舟泛五湖。”这口气相当大了，相当于说：我就是日月之精华，我就是天地一丈夫，看我成就大业后，也学他范蠡泛舟游五湖……当然，李泌的诗可不是这么张狂，而是别有一股昂扬雄壮之气，只不过从中也确实透露出他的傲慢来。这大概在他的一生，也是唯一的一次了吧，以后的李泌，只有清高，没有嚣张。这就要感谢张九龄了，是他提醒李泌：“早得美名，必有所折。宜自韬晦，斯尽善矣。藏器于身，古人所重，况童子耶！但当为诗以赏风景，咏古贤，勿自扬己为妙。”不要这么张扬，写些赏景怀古的诗就可以了，千万别这么夸自己。正是有了这次教诲，李泌后来和张九龄成了忘年之交，张九龄呼李泌为“小友”。
　　
然而好景不长，张九龄不久便被贬到荆州去也，所以他无法再引荐李泌了。这期李泌曾应邀到荆州呆了一段时间，后来则游于衡山、嵩山这些地方，结交一些道人。从这时起，李泌正式学习道家的一些“学术”，包括什么长生、羽化、服饵之类的东西，“自是多绝粒咽气”，估计就是吐纳、导引、辟谷这些吧。不知古人修道是不是真的要绝食，《史记》写张良辟谷也是一年没吃饭。单从这一点上，我就与道家无缘了，那天和朋友还开玩笑，说我是饿一顿就受不了，饿两顿家里就鸡犬不宁了，朋友说，要是那样，也不会鸡犬不宁，因为鸡犬都被吃掉了。说实话，饿的厉害的时候，眼睛发绿光是完全有可能的，因此极不相信这些辟谷的说法。李泌在山中的隐居，其实和当时很多人一样，想走一条“终南捷径”。这点李泌又和李白特别相似，李白就是不想走“正常渠道”也就是科考迈上仕途之路，梦想着自己能够一步登天，李泌也以“随常格仕进”为耻。后来两人的确都没去考试，同样也都是待诏翰林，只不过，李白是纯粹因为诗名受到皇帝召见，李泌则是从嵩山中上书言事。玄宗看到李泌的上表，想起了当年这位神童，便下旨召见他。回到京城的李泌，一如既往的成为各高台阔府中的座上客，只是时过境迁，当初的张说、张九龄、贺知章都不在了，邀请他的多是宁王、玉真公主这些皇室成员，虽然身份有所提高，但不想做帮闲文人的李泌大概并不怎么喜欢这样，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以前和他和有过两个月交情的当朝太子李亨。
　　
李泌最终在玄宗朝并未得到重用，原因是杨国忠的“排挤”，通鉴则说是玄宗想要他入仕，被李泌拒绝，没办法才让他以布衣的身份与太子交往。据说后来杨国忠连这也容忍不了，上奏非要玄宗把他迁移到蕲春才行，就这样，李泌便回家隐居，住在颍阳一带。这正应了道家祖师爷老子的话：“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李泌此时没有当官，看起来像是有所失，但实际上却是“得”大于“失”，起码他不必在李林甫、杨国忠当朝的时候因为正直而担心，安史之乱中也不会陷于贼庭，不必去接受什么伪职，当然也就不必受什么惩罚；同时，也正由于他是布衣，所以叛军不会太注意他，让他得以来到灵武，从而开始他“白衣卿相”的另一段传奇经历。
　　
肃宗在灵武即位后，很快想起了这位“神仙弟弟”，就派人去召李泌快些过来。李泌果然飘然而至，令肃宗大喜过望。历史上，形容君臣风云际会相得益彰，往往都是用如下语句来形容：食则同桌，寝则同榻，出则联辔，事无大小皆咨之。总之，是像个宝贝一样供起来，言听计从。肃宗是真的看重李泌，至少这时候是，因为任免将相这样的大事也都与李泌商量。那么，在我们看来，李泌理所当然要担任宰相，肃宗也是这样想的，但李泌却没有同意，他坚辞不受，说：“陛下待以宾友，则贵于宰相矣，何必屈其志！”这理由冠冕堂皇，做皇帝的宾友确实比做皇帝的臣子还要尊贵，肃宗一时也想不出什么理由来反驳，只好作罢。其实肃宗有句话不好开口，那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然而大唐现在落到这步境地，连自己这个皇帝都是这么惨，还哪里有胆量像他的祖辈一样底气十足的这么说上一句呢？而且对老朋友这么说，也略显霸道了些。但你也不可小看肃宗，他二十年的太子能坚持当下来，说明他有着一股“韧劲”。那眼前，李泌不肯答应出山，怎么办呢？肃宗有些奸险的“嘿嘿”一笑：不着急，朕自有妙计……
　　
李泌这时还没有正式当官，但已有着卿相的“地位”了，至少皇帝是把他当作自己的卿相的，因此称为“白衣卿相”。这样的身份地位，令后世多少文人羡慕万分啊；这样的身份地位，历史上又能有几个？
　　
曾经的“神仙弟弟”，此时的“白衣卿相”，以后再出场时，则难免要食人间烟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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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熙熙攘攘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熙熙攘攘”就是这么来的，后来不知怎么，意思就成了“指路上行人多，喧闹杂乱”。
　　
我们这里不谈利来利往，就说说这些杂乱的人群吧，其中既包括除皇帝亲贵外其他的大臣们，也包括推动历史前进的人民。这段时间内他们都在做些什么呢？
　　
譬如曾劝哥舒翰杀掉杨国忠的王思礼，在潼关战败后曾经赶回来报告玄宗“哥舒翰被俘”这个让人郁闷的消息，这时玄宗才知道具体情况，于是任命王思礼为河西、陇右节度使，并且让他立刻去赴任，收聚散兵，准备向东讨征叛军。结果王思礼到达平凉后，得知河西胡人作乱没法统率，就又返回玄宗行在。河西胡人作乱，又是怎么回事呢？当时河西各部落听说他们的都护跟随哥舒翰战死于潼关，所以这时都忙着争相自立为王。其实这也不算是什么谋反大乱，但这种情况下混乱却比大乱还要命，也难怪王思礼仅转了一圈就回来了。当然他们得到的情况并不属实，那些都护没有战死，也没有投降叛军，只好像是下落不明——这又是一种非常要命的状态，因为不确定，所以最让人放心不下。见王思礼无法统帅河西，玄宗又任命河西兵马使周泌为河西节度使，陇右兵马使彭元耀为陇右节度使，让他们与都护思结进明等人一起去赴任，安抚胡人部落，改命王思礼为行在都知兵马使。
　　
哥舒翰潼关一败，影响剧大。正如前面所说，潼关的唐军是主力，主战场上失败，其他就谈不上能成功。当时正在率兵攻打博陵的李光弼，得知潼关失守的消息后，便向南撤退。好在并非仓惶而逃，所以虽然有史思明的追击，也被李光弼击退了。李光弼与郭子仪率兵回撤井陉关，留下常山太守王俌来率领景城，又安排河间团练兵守卫常山。这时也恰好是平卢节度使刘正臣将要偷袭范阳的时机，刘正臣就是第三章中提到的刘客奴。可惜若这时郭李二人还能再拖些时候，史思明的军队就不会那么快回军了，正是史思明这部分军队杀得刘正臣大败，连妻子儿女都顾不上，只好单身而逃，其部下将士战死的有七千余人。而张兴带领之下一年都未被攻克的饶阳，在其他的郡城陷落后，遭到史思明的全力围攻，实在无法抵抗，饶阳太守李系无计可施，只好投火自尽。城陷后，史思明抓住了张兴，想劝他投降，张兴说：“兴，唐之忠臣，固无降理。今数刻之人耳(意思是说自己就只有几刻时间的命了)，愿一言而死。”史思明没有料到他会说什么，也没反对，就让他说出来。张兴说：“圣上对安禄山如同对自己的亲儿子一般，其他大臣谁都无法相比，可是安禄山忘恩负义，非但没有报答皇上，反而兴兵攻打长安。生为大丈夫，不能平叛除逆本就是件可耻的事，又怎能跟着一起做逆臣呢！我有一点浅见，不知道足下愿意听否？足下之所以跟随安禄山，贪图的无非是富贵，但富贵就只燕子在帏幕上作巢一般，怎么可能长久呢？不如趁机消灭叛贼，可以得到长久的荣华富贵，这岂不是一件好事？”以史思明的力量，当时肯定是办不到的，一旦反叛安禄山，他能坚持的时间也并不长，所以他此时也并未有此想法。听完张兴的话之后，史思明大怒，令人把张兴捆起来，用锯子杀了他。张兴被杀的情况有点类似颜杲卿，但是他的名气远没有后者大，《旧唐书》中甚至没他这个人，《全唐文》中也查不到他，只有宋代成书的《新唐书》和通鉴上有，此人究竟有没有存在过？如果有，那么他也够得上烈士的等级了，为什么没有受到同等待遇呢？至少也该有人写一篇悼文才是。莫非，张兴是直到宋朝才发现的一位前朝烈士么？这且不管，反正安史之乱中后来的烈士还有很多，也无法挨个介绍，这里也只好存疑了。至此，河北地区全部陷落。
　　
再说说长安这边。当初安禄山举兵的时候，联合了同罗、突厥的部队，在占领长安后，就让这部分人屯驻在长安的禁苑中。六月二十二日，突厥酋长阿史那从礼带着五千骑兵，盗走了二千匹马，准备回到朔方，联结其他部落占领边地。可见此时的确有人在打割据的主意。后来阿史那从礼果然联合九姓府与六胡州诸部落总共六万人马，聚集在经略军北边，准备侵略朔方，肃宗只好派回来不久的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去讨伐。当阿史那从礼带的这部分人离开后，长安又大乱起来，官吏们到处流窜躲藏，只高兴了监狱中的囚犯，因为无人看管，他们不必有多费心策划越狱，都自己逃了出来。原来京兆尹崔光远不是投降叛军了么，但他也并不想真正投靠安禄山，只是当时情况迫不得已尔，现在看到长安大乱，以为叛军要离开了，就派兵看守住叛军在长安带军的将军孙孝哲的住宅。孙孝哲情知不好，就报告给了安禄山，这样一来崔光远只好带着一帮县令县官逃出长安来投奔肃宗。和边令诚得到的结局不一样，崔光远被肃宗任命为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并让他在渭水北岸招集逃散的官吏和民众，仍然受到朝廷的重用。之所以结果不同，就是因为崔光远有了前面派兵守住孙孝哲宅院的事情，这说明他是反对安禄山的，就算有前面的降贼过失，也可以将功补过了。这时逃到灵武的大臣多了起来，又有侍御史吕諲、右拾遗杨绾、奉天县令崔器等人，大约后来还有个杜甫。凡是从长安来到灵武的，肃宗一律礼待，而且都封了官，像杜甫困于长安那么久也没怎么样，一来到灵武就被封为左拾遗。叛军那边，京兆尹走了，安禄山便以田乾真继任。
　　
但肃宗的对大臣们的召唤也不是都能生效，他曾让河西节度副使李嗣业率五千人马来灵武，可是李嗣业却与节度使梁宰商议，打算延缓发兵的时间以观形势有何变化。这时观望的绝不只是这一家，其他节度使也不曾听说有人来“勤王”。但皇帝没下令，那还好说，如果皇帝下令了再不来，的确有点说不过去，这时段秀实责备李嗣业说：“岂有君父告急而臣子晏然不赴者乎！特进常自谓大丈夫，今日视之，乃儿女子耳！”李嗣业听后很惭愧，当即就请梁宰如数发兵，并任命段秀实为自己的副将，率兵赶往灵武。
　　
段秀实是谁呢？他和高仙芝、封常清一样，原来也是安西节度使夫蒙灵察手下的将军，后来跟随高仙芝、封常清多次出征，也多次成为李嗣业的助手，但他主要发挥作用是在代宗、德宗时期，尤其是他后来的悲惨壮烈更是让人同情。唐德宗建中四年(公元783年)，朱?在泾原兵变，迫不得已假装投降的段秀实和其他几个人商量好到时一起诛杀反贼，然而，当朱?在大堂上提到谮越之事的时候，只有段秀实挺身而起，用笏击破他的额头，其他人却没有响应，就这样，段秀实成为那一次反叛中的烈士。后来德宗听到这件事后，“垂涕久之”，看来德宗确实是真心感动，因为《全唐文》中德宗有两篇和段秀实有关的文章，一篇《赠段秀实太尉诏》，一篇《赠太尉段秀实纪功碑》，不管是不是他亲自所写，至少是挂了他的名。后来宪宗也有《命裴冕配享肃宗李晟段秀实配享德宗庙庭诏》，文宗也有《太尉段秀实庙诏》，而柳宗元也写了一篇《段太尉逸事状》。总之，这样一位烈士，确实得到了唐朝从皇帝到大臣到百姓的尊重，可惜他生前却因为杨炎的缘故而遭贬。不过在安史之乱中，段秀实的作用并不是特别突出，以后还会写到。
　　
河西发兵了，对肃宗当然是一个好消息。几乎同时，肃宗向安西征兵也有了收获，安西行军司马李栖筠很干脆的发来七千精兵，之后，郭子仪等人率兵五万从河北也来到灵武。至此，灵武的军势开始强盛起来，大家觉得大唐的复兴总算有望，这才有了些底气。八月初一，肃宗任命郭子仪为兵部尚书、灵武长史，李光弼为户部尚书、北都留守，两人也都是同平章事，其他的职务依然如故。然后李光弼率领景城、河间的五千兵将赶去支援太原。
　　
好了，以上基本上是至德元年内官员、将军们的行动，无法做到面面俱到，只好说个大概。下面该说说百姓们了。
　　
自从肃宗离开马嵬北上以来，民间传言说太子集兵要来收复长安，于是长安市民都翘首盼望。有时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人们一起惊呼：“太子大军来了！”然后全都跑散，市里为之一空，远远不是那种夹道欢迎的场面。其实这也是正常的，军队开来必是要打仗了，不躲远点才怪，与那个“翘首以盼”也不算矛盾，盼唐军来是想让他们尽早赶走这些叛军，不是盼来给自己雪上加霜的。
　　
这些传言果然有用，叛军一旦看到北方扬起沙尘，就会以为李亨的大军快要开到了，所以也在惊惶着。叛军内部的这些混乱，给了百姓们一些机会，所以京畿地区常有“豪杰”起来杀掉叛军任命的官吏，与官军遥相呼应。这些豪杰，除了百姓中起来反抗的领袖，其他估计多半是游侠之类的人，或者是豪强，甚至可以是有着爱国心的市井无赖。这些人在和平时期是社会的动荡因素，而在动荡年代有时又会主动去维护和平，不过客观上他们的作用并不明显，叛军要对付他们力量上还是很富裕的。奈何越是镇压豪杰们就越是层出不穷，所以最后叛军也没法控制了。从长安西门以外都成了抵抗的战场，使叛军的力量限制在南武关、北云阳、西武功这道线以内。但一直都是百姓们自发行动的话，那么豪杰就是再层出不穷也没用，必须要有人来领导才行。肃宗把薛景仙由陈仓县令升为扶风太守不是没道理的，薛景仙本人就是一位很厉害的“人民运动”的领导者。六月二十七日，扶风郡的百姓康景龙等人自发组织起来，去攻打叛军的宣慰使薛总，杀掉了二百余人。二十九日，薛景仙趁着这个大好时机杀掉了叛军的守将，攻克了扶风，并且亲自率兵镇守。江淮地区的奏疏以及物资等等运往蜀中和灵武的路途，都是从襄阳取道上津后抵达扶风，一路上畅通无阻，“皆薛景仙之功也”。可以说，薛景仙领导的相当于一个小的根据地，干的相当出色，肃宗后来又把他提升为关内节度副使。
　　
总而言之，安禄山那一边虽然有着优势，却也不怎么省心，不久更是发生了安禄山被杀的事件。然而唐朝能否顺利复兴，还要看唐军主力如何作为。

14、兄弟——阋于墙？外御侮？　　
攘外必先安内。
　　
这一说法最早起源于何时，不甚清楚，从记载来看，这似乎是古时“圣王”的一致观点，到明清时格外的流行。《明史》中有很多相关段落，尤其是范淑泰的上表中说的更贴近：“内不安，何以攘外！”《清史稿》中也有“诚能赏罚严明，将士用命，先治内，后攘外，实边防百世之利”的说法。从道理上分析，如果内部不团结，确实不易抵御外侮。可惜近代的蒋介石对它的演绎却是很失败的，或者说，这不过是他的一个幌子罢了。
　　
这会儿天下大乱，唐朝也正需要大家团结一致对抗叛军，不料也闹出一场“攘外必先安内”。
　　
事情的起因是玄宗在入蜀途中，于七月十五日在普安下的一道制书，下面是挑拣出来的其中的有用部分：
　　
夫定祸乱者必仗于群才，理国家者先固其根本。太子亨，忠肃恭懿，说礼敦诗，好勇多谋，加之果断。永王璘、盛王琦、丰王珙，皆孝友谨恪，乐善好贤，顷在禁中，而习政事，察其图虑，可试艰难。夫宫相之才，师傅之任，必资雅善，允属忠贞，况四海多虞，二京未复，今当慎择，实惟其人。太子亨宜充天下兵马元帅，仍都统朔方、河东、河北、平卢等节度采访都大使，与诸路及诸副大使等计会，南收长安、洛阳；以御史中丞裴冕兼左庶子，陇西郡司马刘秩试守右庶子。永王璘宜充山南东路及黔中、江南西路等节度支度采访都大使，江陵大都督如故；以少府监窦绍为之傅，以长沙郡太守李岘为副都大使，仍授江陵郡大都督府长史兼御史中丞。盛王琦宜充广陵郡大都督，仍领江南东路及淮南、河南等路节度采访都大使；依前江陵郡都督府长史刘汇为之傅，以广陵郡长史李成式为副都大使。兼御史中丞。丰王珙宜充武威郡大都督，仍领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等路节度支度采访都大使；以陇西郡太守邓景山为之傅，兼武威郡都督府长史御史中丞充副都大使。应须兵马、甲仗、器械、粮赐等，并于当路自供。其诸路本节度采访支度防御等使虢王巨等，并依前充使。其署官属及本路郡县官，并各任便自简择，五品以下任署置讫闻奏，六品以下任便授已后一时闻奏。其授京官九品以上并先授名闻，奏听进止。其武官折冲以下，并赏借绯紫，任量功便处分讫闻奏。其有文武奇才，隐在林薮，宜加辟命，量事奖擢。
　　
这是由贾至所写，在《全唐文》中可以找到全文，不过，相信大家也是没这个兴趣来看前面的——前文是“我唐受命百有十载，德泽浸于荒裔，声教被于殊邻，绍三代之统绪，综百王之礼乐”这些文字，然后，几乎是把当朝历史大致说了一遍，我高祖如何如何，太宗又如何如何，然后高宗、中宗、睿宗也都一一提到，最后说到自己，五十年怎么怎么样，现在闹到这个地步，“上愧乎天地，下愧乎庶人，外愧乎四海，内愧乎九族”，都愧了一遍，有点类似检讨书。
　　
这是玄宗升级为太上皇之后的第一道制，如果是罪己诏一类的东西，到此也差不多了，但玄宗后面还有内容，即“思雪大耻”，以及为此做出的具体措施。玄宗虽然有些输胆，但他毕竟未忘他的江山，在入蜀的路中终于回过神来，想起该交待一下天下大事了。可是，从内容来看，玄宗几乎是把天下都交到自己儿子的手中，他所任命的这几人，规定一人掌握多少地盘，这是否可以看成是他把收复天下的重任彻底的交给别人，自己不想再主持了呢？抑或是他本人来操纵大局？不管他自己是如何规划的，此后的玄宗，在天下大事的问题上，更像是一位名誉顾问，顾得上就问两声，顾不上也就不问了。
　　
玄宗安排自己的几个儿子分掌天下以反攻叛军，遭到谏议大夫高适的反对。没错，就是那位诗人高适。高适只怕是凭着自己的才力做官做的最高的诗人了，曾任过节度使，非李白、杜甫、王维等人所能比。高适反对这件事，可见是有政治眼光的，的确比其他诗人更有做官的天分。当然，玄宗没有答应。如果玄宗知道后来的结果，他一定会后悔自己做的这第二个错误决定：难道自己真的老糊涂了？

㈠、永王之反
　　
事情的发展出乎玄宗的意料，除肃宗李亨外，真正出阁赴任的就是永王李璘，而偏偏正是他那里出了事。
　　
不妨先说一下永王的来头。史载，永王李璘“少聪敏好学，貌陋，视物不正”。相貌丑陋是没办法的事情；看东西只能斜视，这个会不会是近视呢，要不就是散光，因为看东西不舒服侧眼来看也是很正常的，这两种都是比较常见的眼疾，当然更有可能本身就是“斜视”。那时候没有眼镜，相信李璘一定非常痛苦。相貌丑陋这些记载，多半不会是史家诬蔑，因为还记了一个“少(自幼)聪敏好学”的优点，不过，如果真写什么“少顽劣”的字眼，只怕别人也不大相信，因为玄宗不可能让一个顽劣的人去独当一面。比眼睛斜视更痛苦的，应该是李璘生母的早逝。永王是玄宗的第十六个儿子，母亲是郭顺仪，可惜去世的很早，因此从小失去母亲的李璘很可怜，由他的三哥也就是后来的肃宗抚养(唉，现在不得不怀疑玄宗是否真把忠王院当成托儿所了)，李亨常常把他抱在怀中一起睡，可见是很疼爱这个小弟弟的。如果没有玄宗这道制书，李璘最后也就是像他的叔父、伯父那样平安的过完作为亲王的一生。
　　
后来李璘跟随玄宗一起逃向蜀地，在玄宗下的这道制书中，被任命为“山南东路及黔中、江南西路等节度支度采访都大使”，原来的江陵大都督的职务仍然如故。玄宗在河北、关中陷落之后，抓住了西北、江南、四川这些地方，还是颇具战略眼光的。李璘正是坐镇江陵，当时江淮地区征收的赋税都是积聚在江陵，给李璘募兵提供了财力上的支持，尽管如此，每天耗费仍然十分巨大。由于叛军主要集中在北方，又有张巡在睢阳坚守，因此江南受到的影响小了很多，这时就有人给李璘出主意，认为永王李璘手握四道重兵，疆土有数千里之多，应当抓住机会占据金陵，以保自己能拥有江东之土，这样便可以像东晋那样占据一方江山了。且不说这个办法是否可行，但这能够带来的巨大利益，很难让人不动心。史书写李璘“生长深宫，不更人事”，其实这句话用来形容任何太平时期皇宫中长大的孩子都不为过。不更人事，也就难免不知天高地厚。史书上的这句话无疑是暗示李璘的确是动心了的。李璘奉玄宗之命在江陵聚兵反击叛军不假，但借此时机发展自己完全有可能、有条件，简直就是顺水推舟的事情，至少在肃宗看来是这样。当肃宗得知有人劝他取金陵自立的时候，心下疑惑，不敢小视，当下便让李璘往蜀中朝见玄宗，但李璘不听。从肃宗的反应来看，也没有什么地方说不过去，当时他地位不稳，对此难免会特别在意。不过他只是让李璘回蜀中一趟，算不上特别严厉，只不过是一次试探而已，未必是存心为难，当然，试探的后面是隐藏了夺目的剑光的。这种情况下要想打消肃宗的疑虑，避免发生什么事件，李璘就该依言回蜀地。李璘没有回去，确有可疑之处。从客观上讲，如果是从关中由陆路向蜀中进发，就像玄宗这般逃到蜀中，确实辛苦，但是从成都由水路经白帝城离川，则好走了很多，江陵正是在长江一线，当初战国时秦国就是以蜀国为跳板，实现了对南方大国楚的征服。李璘到江陵走的也一定是这条路，如果按原路返回，绝不困难，除非他实在懒的回去；从主观上讲，若李璘真有心自成一家，离开江陵则可能意味着永远失去实现这个愿望的机会。客观条件没有太大问题，但对于主观条件的猜测，不确定性就非常大了。因为李璘也可能是以为自幼和三哥关系好，所以才有胆量违抗此时已为皇帝的三哥的命令，若是如此，也正符合史书上对他的描述“不更人事”。试想，谋反事大，再不更人事也必然知道关系非同小可，不见得哪个人都有这份胆量。而自大就难免了，很多时候人都会犯这个毛病，比如长孙无忌是高宗的舅舅，但他后来万难想到自己会是那样一个结局。永王的想法无外乎两种，其一，李璘心怀鬼胎，不愿错过时机，又倚仗自己曾和皇帝哥哥关系良好，大胆抗命；其二，李璘在江陵主要是抗击叛军，有意无意间扩展了一下自己的实力，但并未上升到与李亨争夺天下的地步，是无心之失，所以胸怀坦荡而又以为三哥不会加害自己的李璘，并未注意肃宗的警告。是哪一种呢？这个留到后面再说。
　　
永王拒绝回到蜀中，江陵长史李岘嗅出了其中的味道有些不对劲，便借病辞别李璘奔赴肃宗行在，肃宗又召来高适，几人一起商量计策。高适分析了一番江东的形势，认为李璘谋反必败。于是当年的十二月，肃宗设置淮南节度使，掌管广陵等十二郡，以高适为节度使；又设置淮南西道节度使，管辖汝南等五郡，任命来瑱为节度使。这样，这两人就可以与江东节度使韦陟合力共同对付李璘了。
　　
假如历史止步于此，那么李璘绝对是冤枉的，但是李璘不该擅自率兵东巡。十二月二十五日，永王带兵顺长江而下，其军势浩大，从方向来看，确实有可能向金陵进发，不过史书上的写法是“犹未露割据之谋”，大概沿途中也没有什么明确目标，看哪个地方碍事先打哪里。这个举动不小，一位亲王，带着军队，莫非兜风来了？不可能啊。吴郡太守兼江南东路采访使李希言觉得此事非同一般，就写信责问李璘为何要擅自发兵东下，他的意图究竟是什么。李璘大怒，说“寡人上皇天属，皇帝友于，地尊侯王，礼绝僚品，简书来往，应有常仪，今乃平牒抗威，落笔署字，汉仪隳紊，一至于斯！”李璘的话中，提到“上皇天属，皇帝友于”，太上皇的儿子这没什么特别，那何谓“友于”？《尚书•君陈》：“惟孝友于兄弟”。后来割裂用典，以“友于”代“兄弟”。一般情况下，皇弟与其皇兄的关系不好，只怕也不敢轻易拿来呈强，所以永王敢这样说，的确是以此自恃的。只是他的这个“友于”派了三个节度使看着他，他难道毫无察觉？不是吧，不会吧……若果真如此，那他也太缺乏政治敏感了。再看看李璘发怒的原因，似乎只是认为李希言对他无礼，别无其他。一个无礼，罪不至死，永王又做何反应呢？李璘的动作大了一点，派部将浑惟明袭击吴郡的李希言，又派季广琛袭击广陵长史、淮南采访使李成式。其实永王李璘应该不是个很鲁莽的人，这样的手段未免显得太莽撞，而且李希言的话并不是很过分，在李璘随玄宗逃亡的过程中听到比这个还不尊重他的话应该更多才是，难道是怒火积压的太多，忍不住爆发了？可是李璘是个聪敏好学的人啊，这样做未免与“聪敏”有矛盾。
　　
事情变得一发不可收拾。李璘派兵进攻，李希言等人不能坐等，所以派元景曜和阎敬之率兵抵挡，李成式也派出李承庆迎击。李璘进兵，杀掉了阎敬之，并且将他的首级示众，吓得元景曜与李承庆赶紧投降，江淮地区因此大为震动。这下，肃宗派来的三个节度使就有用武之地了，高适、来瑱和韦陟三人在安陆会合，结盟讨伐李璘。
　　
李璘是真的想谋反么？看来想推也推不干净了。再联系此前李璘的大发雷霆，忽然觉得他是以李希言无礼为借口。但我们无法同时也没必要再以更多的事实来推断，只这一件事，足以要了李璘的命。
　　
此前，肃宗接到李璘不肯听命的消息，便派出宦官去征讨他。他们到达广陵后，碰上河北招讨判官李铣也在，再加上李成式，几人合兵讨伐李璘。李铣驻扎在扬子的军队有数千，李成式也派出判官裴茂率三千人马在瓜步洲伊娄埭驻扎，他们在长江沿岸广树军旗，大有张良在?i关给刘邦出的“张旗帜诸山上为疑兵”之计的意思。这一招真的管用了，李璘与他的儿子李玚登上城楼，眺望远方，看到一排排军旗，心中不免有些害怕。这时他的部将季广琛和其他将领们商量说：“我们跟着永王走到这一步，都是老天不帮我们。人谋不成，不如趁没交战的时候，赶快自谋出路，要不然兵败身死，我们就永远成了逆臣贼子。”有句话叫树倒猢狲散，现在树还没倒，猢狲就已经散了，季广琛逃向了广陵，浑惟明逃向江宁，冯季康逃向白沙。猢狲不在了，树也有些空虚，李璘来不及气愤，因为这些将军带兵一走，他势力减弱，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所以就更觉得害怕了。当天晚上，长江北面的军队点明火炬，映照在水中，分不清是火光还是水光，李璘的军队中居然也列火炬来响应。这下李璘可受不了了，以为官军已经渡过了长江，匆忙之中带着家眷与部下潜逃出去。等到天亮的时候，却没看到有过江的唐军，于是又返回城中收集军队，准备乘船而逃。实在是虚惊一场，真怀疑李璘军中是否有唐军派来的间谍。而后，李成式部下赵侃等人渡过长江，到达新丰，李璘派自己的儿子李玚与部将高仙琦出兵迎击。交战中，李玚的肩膀被箭射中，永王的军队被杀的大败。李璘带领残兵逃到了鄱阳，收拣库中的军械物资，想逃向更南方的岭南，却被江西采访使皇甫?曜犯仙希成了俘虏。后来永王李璘被皇甫?昝孛苌焙Γ他的儿子李玚也死在乱军之中。这时是至德二年的二月。从永王疑似谋反到丧命，不过几个月的时间，至此被肃宗平息。
　　
肃宗的反应并不很过分，只是大敌当前，如果他把这份雷厉风行的劲头拿到平定叛军上，岂不更好？永王自己也十分不明智，不管他想不想谋反，都不该带兵沿江而下。不想谋反，当然不该这么做，想谋反，就要有可以谋反的缜密心思才行，现在这里有三个节度使来看管自己，难道就不能忍一时吗？至少等肃宗放松警惕再办事也好，这算什么呢？所以，永王之败是在意料之中的事。
　　 再余一次波，就是关于李白了。李白年近花甲，兴冲冲跑去投奔李璘，一心想为国家出点微薄之力，却不想最后永王居然是谋反，自己也被牵连进来，要流放到夜郎去。被李白“牵连”的是杜甫，他整日为故友担心，晚上梦李白，白天忆李白，“故人入我梦，明我常相忆”。杜甫为李白喊冤，那是在大家对李白的一片批判声中，他的呼声更显得弥足珍贵。与此同时，同为故友的高适却是袖手旁观。高适当初准确的站对了队伍，从反对玄宗的制书开始，到他坚决站在肃宗一边，甚至对故友都置之不理，只能说明他比李、杜更具有政治上的适应性，也难怪会做到这么高的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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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太上皇的意图
　　
前面说到永王不回蜀中的可能是有两个，从后面的情况看，似乎永王确实是心怀鬼胎不想回到蜀中，但多少也对肃宗的命令没太在意。此外，原因其实还可以有一个，就是关于太上皇李隆基的意图。永王的“谋反”，有人怀疑他的背后指使者正是玄宗。
　　
是这样吗？
　　
于戏！咨尔元子等，敬听朕命；谨恭祗敬，以见师傅；端庄简肃以莅众官；慈恤惠爱，以养百姓；忠恕哀敬，以折庶狱；色不可犯，以临军政；犯而必恕，以纳忠规。往钦哉！无替朕命。各颁所管，咸令知悉。
　　
这是玄宗下的制书的最后一部分——还是说一下皇家成员下达的命令的称呼吧，唐朝的规定是：“凡上之所以迨下，其制有六，曰制、敕、册、令、教、符。天子曰制，曰敕，曰册。皇太子曰令。亲王、公主曰教。”但是“上皇曰”什么，似乎没有明文规定，因为这一职务不是常有人担任（条件太苛刻了，必须得是皇帝的爸爸才行，而且是没死就退位的），有时是临时规定，比如睿宗退位后，“上皇自称曰朕，命曰诰，五日一受朝于太极殿。皇帝自称曰予，命曰制、敕，日受朝于武德殿。”不过一般太上皇会用“诰”的称法。玄宗此制比较特殊，因为七月十五日的时候，他还不知道三天前儿子已经登基了，所以依然是以皇帝的口吻来写的，后世称此文的时候，用的也是“制”。不过此后，玄宗既已是太上皇，“上用灵武册称上皇，诏称诰”，也要改称为“诰”了。
　　
诰也好，制也好，玄宗这里完全是在教导孩子们要怎么做，比如要慈恤惠爱，忠恕哀敬。当然这完全可以当成是例行文本的正常出现，但玄宗花费的篇幅也不小了，说明对此还是很上心的。他应该是希望孩子们团结才是，从制书中，瞧不出一点剑拔弩张的气息。
　　
玄宗要李亨充当起天下兵马元帅，总领朔方、河东、河北、平卢四镇。此前马嵬分别时玄宗就是要李亨去西北的朔方等地，而李亨也不出所料的果然去了那里，这当然和他曾为朔方节度大使有关，玄宗考虑到这一层，所以将这西北四镇交与李亨，并且给李亨定的任务是南收长安、洛阳，长安、洛阳二京是唐的重要城市，玄宗当初就是因为洛阳之失才大怒而最终杀掉高、封二人的，可见对此二京的重视。玄宗让永王李璘掌管山南东路及黔中、江南西路等地，又让盛王李琦任广陵大都督，领江南东路及淮南、河南等路节度采访都大使，丰王李珙则任武威郡大都督，领河西、陇右、安西、北庭四镇。划分一下的话，李亨基本上在战线以北，南方西侧由李璘统领，南方东侧由李琦统领，而唐朝边地的陇右、河西等地，则为李珙统领，四人的势力正好形成一个包围圈，将安禄山围在当中。
　　
这样的话，玄宗真的是要永王来对抗太子吗？恐怕不是。一，时间对不上，他现在不知道太子已成为皇帝了，无所谓去争权；二，势力范围安排的也不像是要为难太子——南方是唐的防御重地，包括玄宗自己所在的剑南道，可以算是二线，陇右这些边地，顶多算是三线，从其地点来看，也可以作为支援朔方、河东几镇的后方，而分给李亨的四镇，则实实在在是一线了。假如玄宗真跟李亨过不去，就该让李璘统领能对朔方四镇有影响的地方，比如李珙所领之处，而他所领的地方，根本谈不上与李亨对抗，至少还得跨过叛军占领的地区才行。那会不会是玄宗给自己留的后路呢？若是这样，那就是说，玄宗先让李亨来平叛，然后再和他算帐。从地理上分析，这倒有其可能性，因为若平叛之后，玄宗完全可以出蜀中，到李璘所在之地。但是这又回到第一个问题来了，玄宗下制的时候还不知道李亨已即位，有什么理由要这样算计自己的儿子呢？玄宗对肃宗，即使谈不上特别宠爱，但前面说过的几件事，比如让他抚养李璘，又把李泌交给他两个月，后来第二次立太子的时候又一心想立李亨，都反应出来他对李亨还是很不错的。另外，玄宗在马嵬驿的表现，也是积极配合太子的，并没有委曲求全的意思。因此，玄宗的安排，用意当然是对付安禄山，两京之地尤其是有祖先陵寝的长安都要由李亨来收复，也说明“太子”的地位不可动摇。
　　
八月十二日，整整过了一个月，灵武派来的使者到了蜀中，将肃宗即位的消息报告给玄宗。如果我是这个使者的话，总感觉事情不大好开口。排除像始皇帝那样尊其已过世且未曾当过皇帝的父亲为太上皇的这种情况，一般来讲，太上皇都是自己开口让位的（不管被逼与否），或者是像刘邦那样尊其父为太上皇，总之，都是在其知情的情况下。而玄宗相当于硬生生被赶下来的，无论使者怎么说，即使是最朴素的一句话“您儿子已经当皇帝了，您现在是太上皇”在玄宗听来都难免会有失落感。这倒有些像李渊遥尊杨广为太上皇的情形，虽然大有区别，但意思却是一样的。杨广听到自己被尊为太上皇，史书虽没有记下他的反应，也肯定是火冒三丈，设身处地的为他想想，这一切是由外人操纵的，他的儿子也是被别人控制，当然不会甘心。玄宗则是高兴的说：“吾儿应天顺人，吾复何忧！”高兴是真还是假呢？玄宗或许早有准备了，因为在马嵬驿的时候他敢这么出口，必然要做相应的心理上的两手准备，所以似乎这条消息也没有太出他的意外。而且事已至此，就是不高兴又能如何？不过，既然李亨当了皇帝，说明他还是愿意担起这副重担的，对玄宗而言未尝不是一种解脱。玄宗在这方面与其父睿宗一样“睿智”，想当初睿宗就是很有自知之明的退位，在玄宗解决太平公主集团之后表示彻底的不再参与政治，然后就是父子和平共处，睿宗颐养天年。玄宗知道自己不可避免的走上父亲的老路，如果也能像父亲一样善终，不失为一件好事，自己毕竟是古稀老人了，哪里还有精神和安禄山耗到底（形势的发展又超乎人的预料）？所以玄宗一再表示支持肃宗，正如前文所说，是想让儿子将来能够善待自己。玄宗的一贯态度都是比较倾向李亨，因此猜测玄宗是要李璘来反对李亨，可能性又打了折扣。
　　
四天后，也就是八月十六日，玄宗下制，正式承认了肃宗的即位，也就是说，他也承认了自己太上皇的地位。这道他平生最后下达的制上说：“自今改制敕为诰，表疏称太上皇。四海军国事，皆先取皇帝进止，仍奏朕知；俟克复上京，朕不复预事。”玄宗对安禄山攻下长安十分愤恨，这让他跌了一个很大的跤，所以玄宗发狠要夺回京城，在此之前，军国大事还是要奏报与他知晓的，等收复了京城，玄宗就不再参预政事。有了这句话，肃宗当然就要拼命的收复两京了。
　　
又过了四天，八月十八日，玄宗临轩，命令韦见素、房琯与崔涣奉送玉玺前往灵武传给皇帝。玉玺出手，皇帝的大权就算交出来了。
　　
四十四年前，自己从父亲手中接过玉玺，那时节年方二十八岁立志有为的李隆基是多么英姿勃发啊。而今，四十四年后，已成古稀老人的他，又亲手将玉玺交出，让人带给远在灵武的儿子。不知玉玺出手的那一刹那，太上皇是否生出许多无奈的感慨？

15、灵武的准备工作
　　
好了，一切条件都具备了——话说回来，就是不具备，也得要反击了，何况，玄宗不也有话么，他要等到“克复上京”才肯彻底罢手。虽然肃宗并不一定有这种想法，因为怎么都是他来主持大局，所以玄宗这句话也不必太认真。然而，叛军占领两京的问题，不能无限期的拖下去。灵武，要反击！
　　
㈠、元帅之争
　　
说是元帅之“争”，当事人却是没争过。但在这件事的背后，确实有一场“争”论。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肃宗在灵武安稳下来，各处征兵又差不多赶到，而且郭李二人也已来到灵武，加之至德元年十一月初八，回纥兵到达带汗谷，与郭子仪相会，十一日两军合力与同罗等反叛的胡兵在榆林河北岸交战，大获全胜，杀敌三万余人，俘虏一万，河曲从而平定，剔除了心头一患，又鼓舞了士气，如此一来，“收复两京”不再是空谈。
　　
可是，兵权要由谁来掌握呢？
　　
兵权不可交与外人。唐之初，就一直是这样安排的，兵权只交给皇室成员，主力军队更是只有皇子才能统领。到了自信满满的太宗执政的时期，则不惮将兵权交给朝中大臣，所以李靖、李世勣等人才会有机会成盖世之功，不然，韩擒虎就是再怎么预言李靖能成大事也是白费。贞观时期只有后期的征高丽才是太宗御驾亲征，而在征高丽的两年前，朝臣中有人让他大大的失望了一回，从此对大臣的信任不复当初。征高丽的同年又杀了曾经誓死不肯说出李世民指使在洛阳招兵内幕的张亮，原因只是张亮养了一些“假子（就是干儿子）”，这也成为杀人的借口，太宗确实变了。所以他亲征高丽会不会是一种变相的收回兵权呢？当时太子李治年纪又小，而且又是那样一副文弱的样子，太宗自是郁闷非常，不敢让他带兵出征。如果在自己的儿子中找能够带兵出征的，只怕要在前面几个孩子中挑选，李承乾和李泰或废或贬，吴王李恪却是符合条件，而且太宗也自认为恪颇类己，然而却又不能让他建立奇功，不然李治的太子之位便不保了，朝中说不定又会有一场动荡，已经大受折磨的李世民，肯定不愿意看到同样的事情再一次发生。高丽非征不可么？当时在新罗一再的请求之下，又是在太宗火气正旺的时节，拿它出出气也未尝不可，何况借此时机也可以再展皇家雄风，所以太宗亲征高丽可能也有这么个机心在其中。此后，生长于深宫中的皇帝们，一来没有太宗带兵的能耐，二来皇帝亲征确实非同小可不可等闲视之，所以也就越发的没有亲征的机会了。太平时期倒还没什么，大臣们也不至于好端端的要谋反，而到了闹出乱子的时候，就需要有一位皇室成员来起码做个幌子了。玄宗此前任命高仙芝为副元帅，主帅就是荣王，后来哥舒翰顶替高仙芝，做的是太子的先锋兵马元帅，荣王和太子都挂了个名。此时肃宗要反击，兵队要交给谁呢？不用说，副元帅郭、李等人皆可胜任，而主帅就得从他的儿子中挑一个了。
　　
选谁呢？

大家还记得建宁王李倓吗？在马嵬驿出尽了风头，在跟随肃宗从马嵬驿北上的途中，也很是引人注目。前面写肃宗从马嵬出发后，不是遇到了潼关退下来的唐军双方误打了一仗么，其实一路上遇到的寇盗可能远远不止这些。由于李亨一行的速度太快，所以掉队的有一大群，还有逃跑的，再加上每次都会有伤亡，所以兵力越来越较弱，直到平凉才有所补充。而最凶险的路途其实还是在前面。这种情况下，建宁亲自挑选了一些骁勇之士，每当遇到敌情的时候，就带着这些人围在李亨的前后把他保护起来，他自己则浴血奋战抵抗敌人。建宁王的武功如何，我们是不大清楚的，总觉得深宫中长大的孩子有些娇贵，学武的更是少之又少（清朝除外，虽然我不大喜欢清朝，但也得承认，清朝在皇帝子女的教育上是胜于明朝的）。建宁王看来对自己武功的信心还是很强的，他当然知道这不是在宫中，不是和下人们玩打雪仗的游戏，更不是下人们战战兢兢生怕出意外的陪自己练武，而是战场上真刀真枪的拼命。不过，既然有了那班勇士，也不会让建宁处在太危险的境地，建宁能拿起武器来保卫自己的亲人，已是很难得了，在肃宗的子女当中是数一数二的人才，史书上说他是“性英果，有才略”，已经由前面的事情来印证了，相信大家也不会反对史家记这么一笔。文武双全，我们在他的身上仿佛又看到了李世民、李隆基的影子，似乎这就是一颗未来之星。而且建宁还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有时肃宗过了吃饭的时间还没找到食物，李倓心疼自己的父亲，悲泣不已，“军中皆属目向之”，很得军心。当然，我们现在完全可以把这个理解是他为了得人心才故意装出来的，到底是不是，不能妄下结论，还要等看以后的表现。
　　
看来肃宗对李倓也是很满意的，想任命他为天下兵马元帅，统帅诸将东征。这时李泌表示反对，他说：“建宁诚元帅才。然广平，兄也。若建宁功成，岂可使广平为吴太伯乎！”李泌不否认建宁是帅才，那好，既然其才堪当大任，为何又要反对呢？岂不是不合理么？李泌反对，是由于建宁和其他人的身份不一样，如果他不是皇子，而是一名普通的大臣，那也无所谓；但是，若是普通大臣的话肃宗也不会想到让他当元帅了。正因为他是皇子，所以这又牵扯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将来的嗣位，是立嫡以长呢，还是立嫡以贤，抑或立嫡以功？按传统是立嫡以长，在和平时期这么做没有异议，因为贤者自贤，却无法立功，他的能力得不到证实，人们无法断定他将来是否会有现在想的这么好，拿杨广来说，晋王时期的他和炀帝时期的他判若两人，就是一个“立嫡以贤”却得非其人的生动的例子。而赶上动乱时期，适者生存，有能力的人有了展示自己的机会，就像李世民平定天下、李隆基平韦氏之乱一样，人们总还是倾向于贤者的，当他建立了功勋，自然会受到特别的瞩目，往往也因此会闹出嗣位之争。唐代最典型的就要属玄武门之变，后来的睿宗和宋王李成器因为有了榜样在先，所以不敢走李渊、李建成的老路，玄宗可谓捡了个便宜。终究，太宗与玄宗是例外，是因为他们建立了功业，才造成了“麻烦”。要杜绝这种情况的再次发生，出路就是扼制住那个非嫡长却是更有能力的皇子建立功劳，或是想办法培植长子的威望——这多么无奈啊，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难道让广平将来做吴太伯么？想想，也未尝不可，却不晓得李俶本人会不会同意。李俶后来的表现一直给人的感觉是比较识大体的，也许真能像宋王成器那样，甘愿让位于自己的弟弟，不过他的识大体一直是以他是成功者为背景，如果真的让他处在要让出他的位置的地步，他还会保持这种心态吗？不知道，不能确定。可以通过史书来了解李俶一生的我们都确定不了，何况当时还并不知道将来广平会有什么变化的李泌？所以他这番话是出自对将来的考虑，而且是从最平稳的出发点出发，不能不说他是有远见的。
　　
甫闻此言的肃宗却不这么认为，他的想法和我们一开始的反应是一样的，既然建宁有才，又怎么不行呢？肃宗说：“广平是嫡长子，将来自然要继承皇位，何必把元帅之职看得那么重！”肃宗的这个想法，有点类似于在一种解释下的唐高祖李渊。什么叫“在一种解释下”的李渊？那是因为，对李渊做法想法的分析出现很多种类，其中有一种观点，就是认为，李渊觉得已立建成为太子，将来自然是入承大统，没考虑到世民建功之后会带来的影响。这种观点恰好套在肃宗这番话上。对李渊的这种解释，未尝没有道理，但我还是倾向于他对世民的许诺也是出自真心。好了，李渊的问题不多说了，不然要跑题了。显然肃宗这么说，是没考虑到这样一来会有什么变数，会有什么麻烦，他很单纯的认为自己的儿子都会守本分，虽然事实上建宁看来是这样，但是他真的建立了功业的话，他的追随者会答应吗？
　　
李泌下面的话便提到了这一点：“广平虽然是长子，但现在还没有册封为太子。现在天下大乱，众心所向，在于元帅。如果建宁大功告成，陛下就算不想立他为太子，他的追随者会答应吗？太宗和上皇就是典型的例子啊。”广平现在不是太子，也就是说他的继承人地位并不明确，在大臣们看来是会有变数的，这比当初建成已身为太子的情形还要复杂，可是广平一时又不能被封为太子，因为这些得等到太上皇回来后才能决定（也就相当于总统在议会把一切都决定好了之后签个字）。可是谁能领导大家平定叛军，必然会建立他人无可匹敌的威望，到时四海归心，人心所向，其势已成，奈何奈何？便是你不答应，他自己也不答应，跟随他的人，为着自己的荣华富贵，或者再说的崇高一点，为了天下苍生，又岂肯答应！“太宗、上皇即其事也。”想想日夜劝李世民发动兵变的那些大臣吧，哪个不是秦王府死党？再想想拥护当时还是临淄王的李隆基那些人吧，哪个不是跟着他一起消灭韦后的人？结果怎样了呢？苍白的说教，谁都会，但听的人却没几个，但只要有个活生生的例子摆在眼前，其效果要十倍于千言万语。李泌举了两个例子，当下肃宗便决定，由广平王李俶担任天下兵马元帅，统领诸将。
　　
纸里包不住火，而且李泌也没有刻意隐瞒，所以建宁王得知此事，他非但没有生气，反而感谢李泌说：“此固倓之心也！”我本就是这么想的啊……建宁能做到这么坦荡，是因为他毫无野心，如果他谋图当来能入继大统，就算再怎么装，也装不出来这样诚恳，况且，李泌是何等人物，伪装的话焉能逃过他的眼睛？也正因为李泌是个厉害角色，又有谁敢在他面前装呢？除非自认为演技高超，而一般怀有阴谋的人，都不敢轻易冒险。所以他对李泌这么说，的确是出于真心，同时也是让李泌安心。想到未建立奇功的李世民，在听到李渊对他的承诺之后，也是一口拒绝。很多人认为这件事是假的，因为秦王有野心，而且李渊不会这么说。李渊为什么不会这么说？这么说很正常啊，排除从最坏处考虑的这是李渊在试探李世民的这种可能性，李世民一直是他的爱子，而且从册封秦王、尚书令和立太子的时间来看，大有可能是先问过了李世民，李世民没同意，才封他为秦王，过了七天才立的太子。而李世民虽然素有大志，但这时还很年轻，是比较单纯的，他拒绝固然有其无奈，但也不能完全否认主观因素上的恪守本分。
　　
好，元帅就这样定下来了，由肃宗长子此时的广平王担任。而建宁王李倓，他的才气品性，让我们看到了太宗、玄宗的影子，但是仔细看去，却又大不相同：后二者素怀大志，甚至可说是野心，而建宁却纯洁的仿佛天人一般。他后来的悲剧，也正是由于他的这份纯洁——纯洁的让人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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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肃宗：我想有为
　　
“我想有为”——肃宗当然不会突然间冒出这么一句，但从他的做法来看，的确是想有一番作为的。肃宗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平定叛乱。唐朝此时是连自己的京城都让人家占了，只要不想偏安一隅，不想有为都不行。其实唐也有条件早二百成为“南唐”，但安于现状的事毕竟让“天可汗”有些不甘心，再加上有玄宗的那句话，所以长安、洛阳是非夺回来不可了。单凭这一点，唐肃宗就比宋高宗强了很多倍。
　　
任命元帅后，肃宗做的第一件事，是“算计”李泌。一天，他和李泌出外行军，士兵们指着他们两个窃窃私语：“衣黄者，圣人也。衣白者，山人也。”皇帝穿的衣服的颜色是黄色的，而李泌作为隐士，穿的是白衣。古时着白衣者为平民，所以老百姓又称为白丁、白衣或白身。在现在的小说或电视中，白衣人往往都是天人一般，相貌英俊、玉树临风、气质高雅……例子就不举了，实在太多。李泌歪打正着的穿起了白衣服，正符合现代人们的审美，只是李泌本人相貌如何，没记，估计也就是一般般——往往长相好的要记下来，长的奇丑无比的也要记下来，长的没什么特点的……既然没特点，也就不必记了。然而士兵们的话，看来是多少有些对李泌不恭，至少他身为“山人”，和皇帝在一起是有点不大协调。肃宗听说后，就把这些话告诉了李泌，并且说：“艰难之际，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绝群疑。”我不敢违背阁下的意志委以官职，但既然有人说闲话，那你就该暂时穿上紫衣，免得别人猜疑。不经意间，肃宗给李泌准备多时的紫衣派上了用场。唐时三品以上服紫，一二品当然都是朝廷里的高官。李泌不得已，只好接受了紫衣，等他换上紫袍后，入宫去谢恩，肃宗哈哈一笑，说：“既服此，岂可无名称！”官服都穿上了，哪能没有相应的官职呢！于是就从怀中掏出诏敕开始宣读，任命李泌为待谋军国、元帅府行军长史。以“阴谋论”的角度来看，这大概是肃宗定下的诡计，至于他有没有串通士兵来帮忙，那就不得而知了，或者是借题发挥，总之，觉得这个时候的肃宗倒很有些可爱，就像《三国演义》里给侄儿刘琦出主意骗诸葛亮上阁楼下不来的刘备一样。李泌仍然坚辞不受，肃宗说：“我不敢强任你为宰相，只是现下是艰难时期，你暂时就担任一下吧，等叛贼平定后，就任凭你行归隐之高志。”既然皇帝这么说了，李泌也只好接受。李泌青少年时曾经向往的“一步登天”，现在真正的实现了，只不过而立之后的李泌，对此的心态却是异常平和，宠辱不惊。
　　
肃宗在宫中设置元帅府，广平和李泌轮流值班，一个入宫，另一个就留在府中，反之亦然。李泌又对肃宗说：“诸将畏惧陛下天威，向陛下陈述军务大事时，有时难免会拘束无法都说出来，一旦出现哪怕很小的差错，都将会召致很大的损失。请陛下允许我先与广平王商议，等商量好了再向陛下报告，可以执行的就命令执行，不可行的就加以否决。”肃宗同意，此后每日每夜各地不断呈上来的奏疏，肃宗让都先送到元帅府去，由李泌批阅，如果有紧急的事情或者烽火战报，李泌就重封，隔门传进宫中，其余不重要的事情就等到天亮后再奏报。肃宗对此十分放心，把宫门的钥匙和符契全部交给广平和李泌掌管。
　　
然而就在这时，贼心不死的阿史那从礼又引诱九姓府与六州诸部胡人总计数万人，聚集在经略军的北边，准备侵略朔方，肃宗只好又让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到天德军去发兵讨伐。交战中，左武锋使仆固怀恩的儿子仆固玢另率一军与胡人交战，不料却战败了，只好投降，没过多久自己逃了回来，仆固怀恩认为这是十分有伤家族面子的事，大骂了一通仆固玢之后，狠心杀掉了自己的儿子。于是“将士股栗”——也难怪呢，就算我们现在听起来也觉得有些可怕。历史上不乏拿自己儿子开刀的统帅，但大部分是做做样子，真正忍心下手的却不多见，何况就算真生气，其手下部将难道不求情么？有了别人的求情，往往也就“免去死罪，打多少大板，以观后效”。岳飞也只是让人打了一通岳云，而仆固怀恩居然说杀就杀，难道他自己就不能心疼么？不是啊，后来仆固怀恩被逼造反的时候给当时的唐代宗上书，就是流着眼泪写到了自己为了不废军法将仆固玚杀掉的事情。说残暴也好，说铁面无私也好，仆固怀恩这么做之后，将士们谁敢不拼命？所以作战时都奋勇争先，以一当百，一下子打败了同罗——看来士气很重要啊，哪怕是被逼无奈不得不去好好打，也十分管用。
　　
这件事过后不久，在李泌的劝说下，肃宗决定离开灵武。不能不说突厥阿史那从礼的几次进攻是促成肃宗这一决定的因素，因为唐主要是想一心对付安禄山，现在朔方这又有个屡战屡败而又屡败屡战的阿史那从礼，实在让人郁闷。这里插一句，此后不久，南诏趁机攻陷了越郡的会同军，占领了清溪关，寻传、骠国等国都归降了南诏。南诏后来被郑氏取代，最后段氏终于把南诏搞定，建立了大理。相信喜欢看金庸武侠小说的人对大理都不陌生，只不过大理的皇帝可不是什么武林高手，什么一阳指、六脉神剑，都是编出来的。李泌是这样劝肃宗的，他说：“不如先暂时到彭原，等西北征兵到的时候，再前往扶风接应他们，那时丝帛等物品也运到了，可以供应军队。”九月十七日这一天，肃宗从灵武动身出发。
　　
走了八天，九日二十五日，肃宗一行到达顺化。这时韦见素等人也从成都赶到，奉上玉玺和玉册，肃宗不肯接受，并说：“比以中原未靖，权总百官，岂敢乘危，遽为传袭！”我只是因为近来中原有动乱，才斩时管理一下百官，怎能够乘机传袭皇位呢？这听来实在太假了，皇帝都当了，还谈什么不敢遽为传袭？但肃宗却好像是认真的，他命人把玉玺和玉册都放置在别殿中，晨昏定省，就像礼拜父母那样去礼敬。肃宗的做法其实是对的，尽管后来的“腐儒”们（唐朝当然没有敢说三道四的，而唐以后的人就不客气了）已经大大的对他擅自即位不满了，这么做也无法减轻一些他的“罪过”，但总比接受的好，可以想见，如果肃宗笑呵呵的接受了，那么会被骂的更惨。
　　
玄宗从蜀中派过来的这几人，肃宗因为韦见素和杨国忠的关系，对他很冷淡；而他久闻房琯的声名，因此对他很热情。房琯也是“人来风”，对肃宗谈论时事的时候，慷慨激昂，以至令肃宗大受感染，所以一有军国大事的时候就和房琯商量。房琯“亦以天下为已任，知无不为”，热情还是很高的。当年杨国忠初任宰相时，也是“以天下为己任”，虽然杨国忠很不怎么样，但是这份热情还是要肯定一下，房琯现在也是踌躇满志，他的这种激昂“吓”得其他宰相只有拱手避让的份。房琯任相又如何呢？下一节再说吧。
　　
肃宗闲暇的时候，有一次对李泌谈到了李林甫。仇人啊仇人，肃宗想起来李皇叔——不对，现在得说是皇叔爷爷了——想起皇叔爷爷当年做的好事，害得他担惊受怕不说，还被迫与韦妃离婚，所以现在一定是咬牙切齿，恨不得把他扒皮抽筋。肃宗当时就要下诏说等攻克长安后，把李林甫的墓挖开，焚烧他的尸骨，弃骨扬灰。李泌劝解道：“陛下正在的大事是平定天下，何必与死者为敌呢。那尸骨又知道什么，这样做只能表示圣上胸怀德行还不够宽宏。再说回来，现在跟随安禄山反叛的人都是陛下的仇敌，如果他们听到这个消息，恐怕不会再有悔过自新之心了。”肃宗听后不大高兴，又说：“李林甫这个奸贼，过去千方百计想要致我于死地，那时候我可是朝不保夕啊，之所以能活到现在，实在是老天爷垂怜。况且李林甫那厮也十分憎恨你啊，只是还没来得及害你他自己就死了而已，你怎么倒可怜他？还替他说话？”李泌从容回答道：“这些事我哪里能不知道呢！但是陛下想到没有，太上皇在帝位将近五十年，一直太平安乐，不料一朝祸起，天下大乱，只好远避巴蜀。南方气候恶劣，太上皇年纪已经很大了，如果听到陛下有这样的诏敕，必将以为陛下是为了报复韦妃之仇。老人家心里肯定很惭愧，万一因此再生病，天下人就会认为这是陛下心胸狭隘，容不得君父。”还没等李泌说完，肃宗就泪流满面的走下台阶，仰天礼拜说：“我没想到这一点，是上天让您来告诫我的！”然后抱着李泌的脖子哭个不停。李泌总是能够找到对肃宗的制胜法宝——足以打动肃宗的理由，所以往往他说的话都能起到作用。不过，这对于一个皇帝来说，是不是有点危险呢？肃宗对李泌很好，最后也没怎么起疑心，但李泌自己不能不有所考虑。这是后话了，后话当然后面说。只是肃宗抱着李泌的脖子哭个不停，实在有点那个，感动可以理解，可也没必要这么个哭法，好像是史家为了美化肃宗有多仁孝，所以才会让他如此举动，只是这样一来，倒有点搞笑的气氛，真是事与愿违。
　　
肃宗在顺化没有呆太多时间便出发了，十月初三，到达了目的地彭原。肃宗在彭原的时间要多一些，既然他不走，我们也先暂时停在这里。
　　
在这里，有一行人的到来，一定使肃宗十分高兴。肃宗想要平叛，但觉得单纯依靠朔方的兵力还不够，想要借胡人的兵力来壮大威势，于是就封豳王李守礼的儿子李承寀为敦煌王，与仆固怀恩一起去回纥借兵。又向拔汗那征兵，并让他们转告西域各国，如果能跟随安西兵一起来支援的话，必有重赏。敦煌王李承寀依命来到回纥牙帐，回纥可汗把女儿嫁给了他，并派大臣与唐朝的使者一起回来，在彭原晋见肃宗。肃宗对回纥使节自然厚加赏赐，并且封回纥可汗的女儿为毗伽公主。
　　
就在这时，肃宗下诏要革除以前的一些弊政。什么弊政呢？这就要向上追溯到李皇叔爷爷的时代了。李林甫为宰相的时候，限制向皇帝进谏的谏官，让他们在上诉前前先告诉他一声，退朝之后也要把与皇皇谈话的内容告诉他，御史进言也须御史大夫署名。李林甫把关很严，凡不利于他的声音一律切断，至于发出声音的“声源”，当然也要想办法铲除。至此肃宗大开进谏之路，又让宰相分别在政事堂值日，每十天更换一次，大大的改善了李林甫、杨国忠那样的宰相专权局面。
　　
言路是开放了，可是效果如何呢？言路上本有三重门，第一道门是士庶通向朝廷的大门，第二道门是由高官把守的大门，第三道门是皇帝本人的耳朵。第一道门已经堵住了很多人，当人们好容易迈进了朝廷的大门，忽然发现仕途上有时会有拦路虎出没，当皇帝把拦路虎驯的柔顺了，谏官们觉得终于拨开云雾见天日了，于是大谏而特谏起来，却发现声音却怎么也撞不开第三道门，搞不好皇帝的脸还会阴沉下来……当然也会有谏言比较顺利的通过三道大门的情况，不过正常情况下第三道大门的通过率不超过50%，而像太宗那样以纳谏著称的皇帝，则是少而又少了，而且太宗本人忍的也是相当辛苦呐。
　　
肃宗的情况就属于第三道门还开的不够的情况，事就坏在杜甫身上了，是他让肃宗的“励精图治”露了馅。杜甫的性子是比较直的，肃宗任命他为谏官，实在是给自己找苦头吃。比如唐初，魏征的进谏是很有学问的，而李纲劝李建成的那些事，估计放到李世民身上也照样不成，只是李世民很会用人，让魏征这样的进谏者来做谏官，而李纲则给他很高的待遇，却是束之高阁，结果就是皆大欢喜，而你又实在挑不出来李世民什么错，因为李纲年纪也很大了，退下来也是很正常的事。肃宗任人就欠考虑，基本上就是从叛军那里逃过来一个就封一个官，虽说当时乱哄哄，几乎没什么时间来考查一下这个人的履历，但好歹也得先摸清人家的性格。杜甫跟随肃宗的时间并不长，便不得不辞官，看来合作的相当不愉快。但直接导致杜甫“失宠”（虽说本来也没怎么宠过）的，便是房琯的罢相。好吧，既然前面也说到了房琯，现在这件事又和他有关，下面就好好说一说房琯的“浮沉录”吧。

㈢、房琯“浮沉录”
　　
浮沉录，沉浮录，两个词都是惯用词，用哪个来做标题，就要看主人公的遭遇了——房琯正是先浮后沉，所以当然是“浮沉录”了。
　　
房琯是武后时期平章事房融之子，他主要当官的时间是在玄宗朝，之前要提到什么特别突出的政绩，好像也没有，就是李林甫陷害李适之、韦坚的时候，顺便也把房琯贬了官。但皇叔爷爷对他已经很客气了，因为和李适之有关的人很多都被“追杀”——前脚被贬，后脚赐死诏书就到了，是为“追杀”。
　　
房琯和韦见素等人一起被玄宗派来进献传国玉玺，肃宗对他很是看重，房琯自己也以天下为己任，诸相均要避他之位，春风得意，快哉快哉。这个时候称为“浮”一点都不过，但是房琯本人，“密度”较大，浮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开始沉了。密度是什么？物理上是物质质量与其体积的比值，不过我用的可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房琯本人对宰相一职的不适应性较大，尤其是不能像李泌那样抓住重点，所以沉下去也是早晚的事。
　　
房琯的性子，大约是喜欢热闹的，史书上说他“喜宾客，好谈论，多引拔知名之士”，这本是好事，不过他轻鄙庸俗之辈，所以招致很多人的怨恨。按说这是优点，说明他为人正直，又有什么不对？“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人都是有毛病的，只怕房琯对人的要求有些苛刻，是否一些本非庸俗之辈的人也被列入了他的黑名单？有可能，所以人们才会对他不满。大家还记得蜀中拜相的崔圆吗？肃宗到扶风的时候，崔圆才刚来朝谒。房琯认为他圆来的迟了，当即免相，对他也不怎么好。可是崔圆却厚结李辅国，过了两天，就得到肃宗看重，所以他也对房琯颇有不满。
　　
有一件事，导致了肃宗对他的疏远，也是缘自人们对房琯的不满，当然，这件事上房琯自己也有错。当时北海太守贺兰进明到达肃宗行在，肃宗本来让房琯任命贺兰进明为南海太守，兼御史大夫，充任岭南节度使，而房琯却让贺兰进明“摄（就是代理）”御史大夫。贺兰进明入朝谢恩，肃宗觉得奇怪，自己任命他是御史大夫，怎么现在多出来个“摄”？贺兰进明说自己和房琯有矛盾，还说：“西晋任用王夷甫为三公，而他却尚浮华虚名，致使五胡乱华。现在房琯专门在迂阔大言上面下功夫，来求得虚名，他所引用的人也都是轻浮之辈，简直就是第二个王衍啊。陛下任用这样的人为宰相，只怕对国家不利吧。而且房琯在蜀中辅佐太上皇，使陛下与诸王分领各道节度使，把陛下安置在荒凉空虚的塞外沙漠，又把自己的亲信私羽安插在各地，让他们统领大权。房琯的用心是不论皇帝的那一个儿子得天下，自己都不失富贵，这岂是忠臣所做的事！”玄宗这样的安排究竟是不是出自房琯的主意，不知道，也许有他参议的分。但玄宗让肃宗统领朔方等四镇，也是出于就近的考虑，不然难道让肃宗千里迢迢从朔方的灵武去南方不成？而且要提到沙漠荒凉，朔方固然是这样，贺兰进明的话不无对处，但李珙的安西四镇岂不更荒凉？所以说，这些话也有点谗言的味道。有了贺兰进明的挑拨，肃宗果然疏远了房琯。贺兰进明确实不对，但是房琯先改变肃宗的任命在先，也不怪人家不乐意，至于肃宗不能做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虽然谈不上有多好，但也满正常的，历史上真正能做到这一点的并不多。肃宗此后下诏任命贺兰进明仍然是“御史大夫”，也算给房琯一个警告。
　　
房琯这时也正好上疏，请求亲自带兵去收复两京。考其用意，是想建立功业，当然也是想为国家出力了。肃宗一听有人要去收复两京，那还不高兴，当然就同意了，于是加封房琯持节、招讨西京兼防御蒲潼两关兵马节度等使。房琯又请求由自己挑选部下参佐，肃宗也满足他的要求，房琯便以御中史中丞邓景山为副将，户部侍郎李揖为行军司马，中丞宋若思、起居郎知制诰贾至、右司郎中魏少游为判官，给事中刘秩为参谋，临行前，肃宗又让兵部尚书王思礼去协助房琯。所有人中，除了肃宗任命了一个有打仗经验的王思礼，房琯自己任命的那些，的确没几个是有名的，一个魏少游，给人的感觉是他拍马功夫大于实干的能力，其他的就一个贾至，在与王维、杜甫、岑参的“大明宫唱和”中，好心写了首诗呈两省僚友，还被称为是抛砖引玉之作——当然了，贾至、李揖、刘秩这些都是文弱书生，不懂军事，房琯把军务大事交给李、刘二人，真是一个糟糕的问题。王思礼夹在这些人当中，想必也是十分郁闷，说不定他这个武人，还会被房琯认作是“庸俗之辈”，从后面的情况来看，王思礼确实没得到房琯委派什么任务，估计就是被房琯抛开了。所以，房琯带着一帮纸上谈兵的人去打仗，不用看后面，我们也觉得事情不妙啊。
　　
房琯对人说：“贼曳落河虽多，安能敌我刘秩！”什么叫曳落河？这个不是说掉进河里，而是安禄山的精锐亲兵，安禄山“养同罗、奚、契丹降者八千馀人，谓之‘曳落河’”。房琯夸口说虽然曳落河厉害，又安能敌得过我的谋士刘秩呢！他把军队分成三部分：由杨希文率领南军，从宜寿进攻；刘贵哲率领中军，从武功进攻；又派李光弼的弟弟李光进率领北军，从奉天进攻。他自己则是自将中军，为前锋。
　　
我们房大宰相战绩如何啊？十月二十日，唐军前进到便桥一带。第二天，房琯的中、北两军与叛军安守忠所部在咸阳的陈涛斜（一个颇像人名的地名）相遇。房琯此战效法古人，居然用起了几千年都没用过的老掉牙的战车进攻战术，实令人匪夷所思。而且战车所用的牲畜也不对呀，人家是要用马，房琯却用牛来代替，牛虽然粗壮了许多，但灵活性就差了，所以战将都是骑马，骑牛的可太少了，单挑的时候骑牛岂不要吃大亏？《封神演义》里黄飞虎是骑牛，可人家是神牛，你一般牛能比么？何况又是小说，更不能算数了。房琯组织了二千辆的牛车队伍，并让步、骑兵护卫左右——唉，士兵们都用来照顾牛了，真是得不偿失啊。没准骑兵的马和牛们还聊天呢：“咦，牛兄，您怎么也上战场了？”牛说：“唉，没办法，房大人心血来潮，不敢不来啊。”嘘，要严肃！咳咳，说到哪了？——双方交战后，叛军顺风擂鼓呐喊，牛哪里见过这阵式，都吓的不轻。叛军又放火焚烧战车，顿时唐军乱了阵脚，人畜相杂，死伤多达四万余人，逃命活下来的仅有数千。不难想象啊，因为经过专业培训的西班牙斗牛士们还经常会出事，何况也没见过那种阵式的唐军？荒唐啊荒唐。总结一下，不提房琯任命的人合不合适，也不管他总体战略如何，单说这一战，最大的错误在于战术不对，雪上加霜的是错用了牛——战国时田单败燕，用火牛阵用的就是这股乱劲，而房琯这次用牛车阵，却乱了自己。这是房琯东征的首战，首战很影响士气，这一仗失败，不但带来兵力上的损失，在士气上也是个打击。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是当时唐军中的某个士兵，一想到有个荒唐的主帅在带队，是不是很泄气呢？十月二十三日，房琯亲自率领南军与叛军作战，又被杀得大败，杨希文和刘贵哲都投降了叛军，这是南、中二军的主将，他们投降了，仗也就别提再打了。至此，房琯东征宣告失败。
　　
战败之后，房琯等人“奔赴行在，肉袒请罪”。肃宗得知大败的消息，十分愤怒。想来肃宗也没想到房琯会用这么个战术，而肃宗可不像房琯那么理想主义，以为牛车真能取胜，从肃宗让王思礼辅助房琯来看，他比房琯更有战争的头脑，只可惜王思礼没派上用场。肃宗听说败的情形，自然十分郁怒，幸好有了李泌的营救，肃宗才赦免了房琯。不知李泌是怎么说的，居然说动肃宗像原来那样对待房琯，所以房琯要想取代李泌在肃宗心目中的位置实在太难了。
　　
《旧唐书》上有一段，讨论了房琯为什么失败：“琯好宾客，喜谈论，用兵素非所长，而天子采其虚声，冀成实效。琯既自无庙胜，又以虚名择将吏，以至于败。琯之出师，戎务一委于李揖、刘秩，秩等亦儒家子，未尝习军旅之事。琯临戎谓人曰：‘逆党曳落河虽多，岂能当我刘秩等？’及与贼对垒，琯欲持重以伺之，为中使邢延恩等督战，苍黄失据，遂及于败。”有些事情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再补充几句。《旧唐书》的看法是，房琯喜欢高谈阔论，未免轻浮，用兵并非是他的长处，所以皇帝听他虚夸的厉害便任用他，自然难有什么作用；房琯本人又不会择将吏，选的都是徒有虚名的人，出师之后把事情都交给不习军事的儒生，再加上交战之际本是要持重以待，却被宦官邢延恩等人催促交战，仓惶之中失去自己的根基，所以才会惨败。《旧唐书》是在后面交待了这里面“中人邢延恩”的作用，通鉴中却未涉及。房琯本打算持重，牛车阵也确实需要持重，如果真的坚持下去，面对敌军时，也许不会一下子就大乱起来，但叛军终究还是会赢，就算这一战不败，早晚他的牛车阵也是个事。邢延恩的催战，无疑使失败提前来到。虽说宦官监军又让人郁闷了一把，不过房琯的东征也是早一些结束的好，如果一直这么打下去，伤亡惨重都是无法避免的，但唐朝的粮草——灵武也好，顺化也好，彭原也好，粮食还是节省些好。
　　
房琯回来之后，常常称病不朝，对政事也变得懒于过问，大概是受到了打击。另外，他不上朝，每天与刘秩、李揖等人高谈佛老，说些释氏因果、老子虚无的东西，有时还听听门客董庭兰的琴声，或招集琴客来大排筵宴。未败之前房琯也有空谈的爱好，好像惨败之后，连“以天下为己任”的劲头也没有了。颜真卿当时弹劾何忌不孝，而何忌恰好是房琯空谈一派，所以房琯不想太让他没面子，就以他酒醉入朝为借口，贬为西平司马。更糟糕的是，董庭兰因为朝官们往往通过他谒见房琯，所以开始弄权谋利，大收贿赂。有司又弹劾董庭兰受贿，房琯十分不理智的在肃宗气头上入朝向他说明情况，被肃宗“叱出之，因归私第，不敢预人事”。这时谏议大夫张镐上疏，说房琯是朝中大臣，他的门客受赃，与他无关，不应该因这件事连累他。至德二年五月，将房琯贬为太子少师，以张镐代替他为宰相。
　　
后来房琯再也没有像在顺化、彭原的时候受到肃宗看重了。最后死于广德元年，时年六十七岁，死后赠太尉。
　　
杜甫传中则说至德二年春因房琯罢相，杜甫上书言房琯有才，不宜罢相之事而被贬，似乎时间上有出入，而且杜甫传说还写肃宗一怒之下，“贬琯为刺史，出甫为华州司功参军”。杜甫确实是被贬了，而房琯则没有被贬出去，当年十一月便随肃宗回到了长安。究竟哪个对？房琯确实被贬出去过，不过是乾元元年六月，时间上又有矛盾。这里我们还是相信房琯本传为好，因为杜甫传中是连他的官名都写错了的，应该是左拾遗，写成右拾遗了。
　　
房琯之败，似乎在玄宗的预料之中。玄宗在蜀中的时候，和给事中裴士淹讨论宰相。那时肃宗在凤翔，每任命一个宰相，就报告给玄宗。一听到肃宗任房琯为将，玄宗说：“此非破贼才也。若姚元崇在，贼不足灭。”他很清楚房琯言过其实，有点赵括的意思，所以知道他破不了叛军。可见玄宗看人比肃宗要准啊，一眼便看到了房琯的不足之处。之后又讨论到其他人，说到宋璟的时候，玄宗说：“彼卖直以取名耳。”只怕这个评价会有些让人吃惊。大唐三百宰相，最有名的贤相就那么几个，有唐初的房玄龄、杜如晦，还有玄宗时期的姚崇、宋璟。看来玄宗对姚崇还是相当满意的，而宋璟也是善终，并未与玄宗有什么芥蒂，怎么玄宗会这样评价他呢？虽然玄宗这话绝非称赞，也微微透露出一丝不满，却并不激愤。《新唐书》评价宋璟就是“宋璟刚正又过于崇，玄宗素所尊惮，常屈意听纳……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有时他的“正”也确有取名的嫌疑。宋璟的问题还是就此打住吧。玄宗又接连历评了十余人，都十分得当。评到李林甫时，玄宗不无愤怒的说：“是子妒贤疾能，举无比者。”裴士淹当时反问了一句：“陛下诚知之，何任之久邪？”你明知他是这样的人，为什么还任用他这么久？“帝默不应”，玄宗无言以对。那我们再问一声，为什么玄宗明知李林甫阻挡贤路，还要任用他呢？只怕玄宗当时已经倦了，所以有个挡着进谏的人，未尝不是件舒服的事，而且高力士也曾反对过玄宗“朝事付宰相，边事付边将”，玄宗并非不知，所以只能是他自己的问题。
　　
然而玄宗又想念起张九龄来，想起当初张九龄说安禄山会谋反的先见之明，不禁痛哭流涕，派宦官到韶州曲江祭祀张九龄，并重赏了他的家人。唉，早知如此，何必当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