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的哈－－天可汗时代——大唐帝国政界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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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安庆绪：大刀向安禄山的肚子上砍去
　　
唐朝那里惊魂甫定，着手反击叛军，安禄山这边却也不轻松。
　　
《红楼梦》中的“好了歌”，甄士隐解道：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至德元年（公元756元）年底，安禄山派兵攻颍川。由于城中兵少，没有多少积蓄，尽管太守薛愿、长史庞坚全力拒守，周围环绕颍川百里的庐舍、林木全部被毁。历经了一年，救兵仍然不至，安禄山派阿史那承庆增兵攻击，昼夜连战，殊死斗了十五天，最终颍川被攻陷。薛愿等人被送到洛阳，“禄山缚于洛滨冰上，冻杀之”。是被活活冻死的，不过比颜杲卿那个肢解是来得好受的多。但安禄山大概不知，这是他最后一次听到捷报了。
　　
自从起兵反叛以来，安禄山的视力逐渐下降，据说到至德二年初已经看不清东西了，怀疑是散光或者近视，由于本人“进士（谐音近视）及第”，所以知道近视是看不清楚东西，只是散光如何，就不得而知了，同学曾经把一根黄瓜看成两根，大概是看东西会有重影。安禄山究竟是看不清楚，还是看着有重影呢？不管它，反正是大大的影响他的心情——可惜当时没有眼镜。恰巧这时安禄山身上又长了毒疮，性情变得更加暴躁。这下可苦了安禄山左右的官员，还有侍奉他的宦官们，只要稍不如意，就用鞭子抽打，有时把触怒他的人干脆杀掉。此外，还有一个不利的地方，就是安禄山称帝以后，居于深宫之中，一下子在自己与将军们之间加了一道屏障，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沟通了。大将们难得见他的面，所以都是通过严庄向安禄山报告。一旦皇帝与大臣们之间出现了只能通过一个小小的沟渠来沟通的情况，那就很容易出问题，一旦这个沟渠堵死，那将是十分危险的事情。严庄本人虽然位高权重，但他也免不了被安禄山鞭打。安禄山还有个侍奉他系腰带的宦官，名叫李猪儿，挨到的打尤其之多。在第二章写安禄山时候提到过他那个有名的大肚子，随着他的年龄的增长也在不断增长，当初系腰带的时候就已经得要旁边的人扶着肚子才能系上的地步，现在肯定是越发的不好系了。而且力道怕也不好控制，太松了起不到作用，万一当着人前皇帝裤子掉了下来，李猪儿就别想活了；或是太紧了，也不行，要是把安禄山憋坏了，他照样难逃一顿臭揍。所以，李猪儿被打的最多，也是没办法的事情。由于安禄山的脾气一落千丈，他左右的人都感到自身难保。这种“恐怖统治”是无法持久的，安禄山这样做无疑是自掘坟墓。
　　
有句话叫家贼难防，安禄山最后是死在了家贼手里。
　　
安禄山有子十一人，长子庆宗，聚了荣义郡主，在安禄山叛乱之初，已经夫妻双双“殉难”，被玄宗杀掉了。庆宗死后，次子庆绪成为兄弟中年纪最大的大哥，加上他是嫡子，所以嫡长子的地位十分有利于他成为继承人。安庆绪的母亲是安禄山的糟糠之妻康氏——也许她也是昭武九姓中的胡人，安禄山生父也是姓康，难道都是出自康国，源出出族？那岂不是近亲结婚，难怪安庆绪的智商……啧啧，那我们就管不着了，反正这位是正妻就是了。安禄山本来很疼爱这个善骑射的儿子，庆绪本名仁执，后来的名字是玄宗所起，并且把年未二十的他封为鸿胪卿，兼广阳太守。容我插一句，玄宗一辈子赐的名字不少，其中还有应邀给贺知章的儿子起的名“孚”，可是贺知章虽然叩头谢恩，但心里一定不好过，因为“孚”就是“爪子”。玄宗未必想到了这一层，他也没理由来嘲笑贺知章，只是贺知章既然想到这一点，心里就有个坎，未免觉得气闷。所以，安庆绪的名字就算起的不错了。可是后来，安禄山有个爱妾段氏，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庆恩，安禄山很喜欢庆恩，想由他取代安庆绪。失位的太子多半下场都很凄惨，安庆绪自然也明白这一点，自己的地位差不多可以确立了，如果有什么闪失，很难说以后会怎么样，所以常常害怕被杀，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才好。
　　
这关头，严庄抓住安庆绪的这种心理，对他说：“事情总有迫不得已的时候，现在可是机不可失啊。”出人意料的，安庆绪连客气都没客气一下，居然就同意了，说：“严兄如果想有所行动的话，我怎敢不敬从。”就这么简单，安庆绪这边就搞定了，连让我们多猜测一下的机会都不给。接着，严庄又对李猪儿说：“你前后挨的毒打还有数吗！如果再不做大事，恐怕你离死就不远了。”于是李猪儿也答应一块行动。天大的阴谋啊，居然这么容易就定了，这三人实在是——“痛快”!
　　
计划已定，几人雷厉风行。这晚，严庄和安庆绪手持兵器站在帐幕外面，李猪儿手执大刀直入帐中，向安禄山的肚子上砍去。安禄山左右的人知道出了大事，由于害怕谁都没敢动弹。一击之下，安禄山急忙用手去摸枕旁的刀，却没有拿到，所以连最后这个给自己报仇的机会都没抓住。安禄山用手摇着帐竿，说：“这一定是家贼干的!”想必声音一定十分凄厉。他在最后时刻明白了“家贼难防”这个道理，可惜这时肠子已流出一大堆，随即死去。
　　
安禄山就这么死了，死的太简单了，起码壮烈一点也好啊，人家根本没怎么费心计划，打了一声招呼就把事情搞定了。曾经兴风作浪的安禄山，一代“枭雄”这样收场，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那么，这个“枭雄”又是谁封的呢？如果按字面意思来理解，枭雄的两个意思中“强横而野心勃勃的人，智勇杰出的人物”，安禄山当是符合第一个释义，也只能是符合第一个，因为他的智勇可算不上很杰出。而说到枭雄，我最佩服的是春秋时期的郑庄公，不过在《东周列国志》中他是以奸雄的身份出场的。不好，奸雄已经有了一个经典的曹操，以庄公之智勇，划分到枭雄也不错啊。
　　
安禄山死后，严庄等人在他的床下挖了一个数尺深的坑，用毡布包裹了安禄山的尸体，就这么埋了进去，还告诫宫里的人不许泄露出去，否则严惩不怠。安庆绪后来似乎并没有将他埋在床下的父亲改葬，所以安禄山在那个小坑里一呆呆了几年，直到后来史思明以王礼将他改葬，安禄山才重见天日。只是不得不佩服一下安庆绪的心理素质，他在那宫里居然就这么住下了，丝毫不怕三更半夜会从床底下钻出个冤魂来，想当初太宗杀完建成、元吉之后，尚且会做恶梦，安庆绪却能睡的很踏实，真是没心没肺啊。正月初六的早晨，严庄对外宣称，就说安禄山病重，立晋王安庆绪为太子。不久安庆绪做了皇帝，尊称安禄山为太上皇，然后才发丧。唉，远在蜀中的玄宗要是知道这个消息，也该知足了，自己至少是个活的太上皇，而安禄山已经是个死太上皇了。
　　
就这样，大燕也完成了最高权力的交接，本想多写几句，可是这种情况，也实在没什么可说的，事情进展的相当顺利。或者是因为记史的人是唐朝这方面的，所以对敌情不甚了解，只记了个大概？无论如何，色子就这么抛出去了，安禄山就这么被自己的亲生儿子和曾经最信任的谋士，还有十分亲近的侍者共同杀死了。死者已矣，安禄山自己也有取死之道，而安庆绪等人，说他们道德沦丧也好，说是心狠手辣也好，或者像有些观点所认为的“胡人本性(五胡乱华时，胡人给人的感觉确是比汉人更野蛮好杀，但统称胡人都是如此，也不一定)”也好，安庆绪也确有被迫的成分。否则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如果将来他上了安庆恩的案板等着被别人杀死的时候，肯定也会后悔为什么当初不果断一点。
　　
安庆绪顺利的即位了，可惜后面进行的并不顺利。史载安庆绪“性昏懦，言辞无序”，就是说他性情昏庸懦弱，说话时语无伦次。昏庸还好办，懦弱？如果真是这么样的一个人，被逼到不得不弑父的地步，可见安禄山有多可怕。至于言辞无序，想安庆绪一介好骑射的武夫，没经过专门的培养，又哪来的什么口才呢。据说严庄就是为了这个，怕众人不服，所以不让安庆绪出来见人。安庆绪也不在乎，反正自己已经是君王了，还怕什么？于是每天饮酒享乐，称严庄为兄，任命他为御史大夫，封为冯翊王，事无巨细由他来作主。同时安庆绪加封诸将官爵，借以笼络人心。由于严庄总揽大权，所以不免让人生出疑心来：严庄的用心看来不怎么地道啊，只怕安庆绪十分无能是假，严庄欲总揽大权是真。但安庆绪居然任由别人来掌权，也是有能不到哪去。
　　
此时金殿之上的安庆绪，万万想不到，将来自己也会被他人取代，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而且如果他不动手，那人似乎也不敢动安禄山，安庆绪的作为，到头来，只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17,反击

好，现在唐朝这边的情况，总司令有了，总参谋长也有了，副总司令则是在至德二年的四月任命郭子仪来担当。咦，似乎少一个总后勤部长——没关系，肃宗在灵武主持大局，顺便可以管管后勤。
　　
那么，开战吧。
　　
事实上唐朝平叛的战争一直没有间断过，只是当所有条件都具备之后，才似乎显得更正式一些。在二月的时候，郭子仪攻取了河东，此后的几个月里，“中央”唐军主要是进行收复都城长安的准备行动，没有发生太大的事件。
　　
倒是睢阳，很值得一提。如果在唐朝中期地图上找一下，那么宋州便是睢阳郡的所在地。也许大家一看这个地名，就会想起“睢阳保卫战”。的确，这是安史之乱中最惨烈的战役，简直可称得上是“惊天地，泣鬼神”。而说到睢阳保卫战，又不能不提一下张巡。
　　
公元755年底安史之乱爆发，随后张巡与贾贲守在丘雍，但不久贾贲战死，于是张巡独自率众坚守这里。到至德元年的五月，事实上经过半年左右的鏖战，城中已是非常的吃紧，箭都已经用完了。我们看三国演义里诸葛亮曾有一次草船借箭，不过这是演义，真正曾去借箭的是吴主孙权(见于《三国志•吴书•吴主传第二》裴松之注)。不知是不是受这个启发，张巡也上演了一次更加精彩的“借箭”。
　　
在一个夜晚，叛军卫兵忽然发现从城上用绳子放下来一千多身穿黑衣的人——不用说大家也明白，借箭嘛，自然用的都是草人了。但是当时黑漆漆的，叛军不敢大意，于是拼命射箭，自是中了张巡之计，白白送了人家几万支箭。几天后的一个半夜里，叛军卫兵又发现从城上下来五百人，不过这次他们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训，认为又是草人，于是哈哈大笑，自以为得计，便置之不理。但这次却是真人，张巡就这样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一直把叛军追到十余里开外。
　　
然而丘雍在鲁、东平、济阴相继陷落之后，最终失去了守卫的意义，另外敌人将要攻打宁陵以切断丘雍的后路，于是张巡退出丘雍，东守宁陵。这期间张巡遇上了睢阳太守许远，二人合力对抗杨朝宗，大获全胜，“斩首万余级，流尸塞汴而下”，唐书里说的更详细，“斩贼将二十，杀万余人，投尸于汴，水为不流”。此战过后张巡被任命为河南节度副使。但好景不长，至德二年正月，安庆绪命尹子奇攻打睢阳，睢阳城告急，张巡只好和许远一起守睢阳——守卫睢阳城的艰苦生活就此开始。
　　
守到了五月的时候，张巡又有一次出众的表现。当时尹子奇攻城甚紧，张巡想要让人向他射箭又苦于不知道哪一个才是要一击而中的目标。张巡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让人用蒿草为箭射出去。困难到要用蒿草做成箭，那就说明城中无箭了呗——敌军士兵很高兴，拿起来一支草箭就去报告给主将尹子奇，这下暴露了目标，当即有一支箭射向尹子奇，再躲已经来不及。可惜的是，这支箭没有把尹子奇射死，只是把他的左眼射瞎了。不过尹子奇受伤，毕竟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至少可以得到喘息的时间了。
　　
但两个月之后，尹子奇增兵数万猛攻睢阳，这一次睢阳真正到了困难的地步。八月间，守军仅剩六百余人，而十月的时候，睢阳城已是内无粮草外无救兵，许远与张巡商量，决定还是坚守城池，“睢阳，江、淮之保障，若弃之去，贼必乘胜长驱，是无江、淮也。且我众饥羸，走必不达。古者战国诸侯，尚相救恤，况密迩群帅乎！不如坚守以待之。”睢阳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江淮的屏障，张巡等人坚守睢阳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另外，除投降之外，只怕当时情况下坚守确实是比退出要保险一些的，而投降却是张巡、许远坚决不会做的事情。但两人仍然对援军报有希望，他们盼着指不定什么时候出现一支唐军，能够杀得尹子奇大败。可惜，这只不过是画饼而已，直至城破，他们也终于没有见到救援人马。
　　
最悲惨的一幕发生了——由于城中无粮，茶纸这些替代品也都吃了个精光，唐军不得已从吃马开始，然后又吃麻雀，吃老鼠，将这些都吃完之后，城里只剩下人了。那么，吃人吧。想想都觉得惨。张巡为了鼓励大家，首当其冲，堪为表率：他把自己的爱妾杀了供给大家来吃。此风一开，饿的眼睛都蓝了的军士便将城中的妇女又吃得殆尽，最后又吃到了男子中的老弱病残(老弱残都是可以吃的，不知病者能否逃过此劫？)。如果尹子奇再不赶快破城的话，那么能够充当守城之用的人们，就全都得互相吃了，城中自我消耗也是甚大，如果吃到了最后只剩几个人，那么打起来应当是相当顺手，可惜尹子奇没有这般耐性，提前结束了这一幕吃人惨剧。既然守军开始吃人了，那为什么城中的百姓不叛乱呢？有人说是受到了张巡忠心报国的感染，此说不尽赞同。事实上，城中的百姓没有义务要为张巡守城，更没有让他们吃的义务，并且吃人的行为只怕多半会引起城中百姓的反感，如果他们起来叛乱，我们也不能责怪这些无辜的百姓——换作是我们，只怕也不那么乐意让人吃掉。若说感动的话，也是对守军而言，因为基本上他们是不会被吃的，而且他们的家人未必在此城中，不会被吃。但百姓就不同了。想想吧，守军吃的是他们的母亲与妻妾，还可能是女儿，然后又是老弱的父辈，只怕多半积下的是仇怨，而并非感动，至少仇怨的可能性要大于感动。唐书中说百姓知必死，莫有叛者。自知必死，这才比较贴近那些人们的心态——困在城中，早晚也是被吃，出城当然更办不到，守军连人都开始吃了，还有什么不敢做？如果出城的话，当然离死就更近了，因为可以被当作叛徒吃掉。悲哀啊……
　　
最终，城破了，张巡和许远都被抓到。尹子奇问张巡：“听说你督战的时候，一大声呼喊就会睚眦尽裂，血流满面，而且牙齿也都碎了，怎么会弄成这样？”尹子奇当然不是给张巡做会诊，只是好奇而已，事实上张巡这样可能是营养不良的缘故。张巡回答说：“吾欲气吞逆贼，顾力屈耳。”尹子奇被激怒了，拿起刀来就撬张巡的嘴，果然看到“齿存者三四”。尹子奇大为叹服——别误会，服的不是这个，服的是张巡的忠烈。劝降未成，最终张巡被杀害了。而许远也一直没有投降，在偃师被杀了。
　　
后人一般多称道张巡，而许远和张巡一样，同是守睢阳的英雄，只不过张巡更有军事才能，而许远自认为才能不及张巡，所以很知趣的主动去管后勤方面的事情。但人们实在不该把许远忘了——莫非这和许远是许敬宗的曾孙有关？
　　
睢阳保卫战，保卫江淮不受战乱十个月，张巡等人功劳不小，但他们最后在睢阳城中吃人的行为，却又引来很多人的责难。从人道主义来看，张巡所作所为确实令人有些齿冷，但是对安史之乱中的唐朝，张巡则是功不可没，更何况，如果没有张巡死守睢阳，江淮受难的人家又不知会有几千几万，从这个角度来看，张巡又救了不少人。但功是功，过是过，还是分开评析比较好，没必要因为过失而否定他的功绩，更不应因为功劳而轻易原谅他的过错。
　　
说到这里，忽然又想到了佛经里尸毗王的那个故事，面对一只鸽和一只鹰，如果不让鹰吃鸽子，那么鹰会饿死，如果让鹰吃掉鸽子，那么鸽子又是无辜的。睢阳城的守军就好比是鹰，而那些被吃的人是鸽子，鸽子固然无辜，但不吃他(她)们的话，“鹰”也会饿死。在鹰与鸽中，张巡选择的是鹰。
　　
就在睢阳城破的前些时候，即九月庚子(二十五日)，郭子仪率十五万唐军，逼近长安。二十七日，在香积寺北沣水之东，与叛军的十万人激战。此战唐军大胜，一举收复了长安。
　　
唐军继续东进，安庆绪只好从洛阳北逃到邺郡，于是唐军又收复了洛阳。
　　
当初那么轻易就丢掉了的东西两京，如今收复回来倒都很容易，唐军好大的手笔。一来是唐朝被重重打了一下之后回过神来，二来则不能不感谢安庆绪——相信要是安禄山在的话，可能会稍难打一些。
　　
但就在长安、洛阳的收复之后，唐朝内部又发生了一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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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唐朝内部出了什么事呢？
　　
唐朝收复长安、洛阳，看似简单，但却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在唐军的十五万人中，除去朔方的兵，还有肃宗向回纥借来的人马。借兵的时候，肃宗与回纥约定：“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收复长安之后，回纥怀仁可汗的儿子叶护当即要求唐朝如约把这些好处交出来，唐军主帅李俶当然不答应，说现在刚收回来，还不好意思剥削，何况如果这么办的话洛阳就不好打了，等到洛阳也收复之后再履行“合同”也不晚。叶护“惊跃下马答拜，跪捧王足”，唯唯诺诺，还主动请求为广平王去收复洛阳——这是史书上的记载，但我真想不出来叶护有什么理由要对广平王这么恭敬，要知道，有求于人的不是回纥，而是唐啊。
　　
话说收复长安之后，百姓、军士、胡虏等看见广平王李俶，都流着泪说“广平王真华、夷之主！”然后又夹道欢迎。肃宗听说这件事后，高兴的说：“朕不及也！”我仍然持怀疑态度，广平王又不是一个超级偶像级的人物，怎会受如此之待遇？——史官笑了笑，答曰：嘿嘿……事实上，广平王收复长安之后还干了一件比较蠢的事。当时朔方左厢兵马使仆固怀恩曾提议追击敌将安守忠、李归仁等人，广平王不答应，当夜仆固怀恩反复请求了四五次，都被挡了回来。结果第二天广平王再想派人去追的时候，已经晚了，这些敌将全都撤的无影无踪。
　　
捷报传到了凤翔(至德二年二月，肃过至凤翔)，群臣上表祝贺。既然都城收复了，接下来头等大事就是要把太上皇接回来，要知道，在表面文章上，众皇室成员的新身份还都得等他老人家定夺呢。
　　
肃宗派人去请玄宗回来，又派人把李泌接了过来，告诉李泌，等把太上皇接回来后，他仍然回东宫当太子去。李泌一听大惊失色，问道：“贺表还能追回来吗？”“已经走的远了。”“太上皇不会回来了。”“啊？”肃宗大吃一惊，这可大大出乎他的意料。按他的逻辑，既然自己表现出来恭敬谦卑的态度，那么一定能把玄宗“哄”来，可为什么李泌会认为玄宗不会再来呢？肃宗忙追问原因。李泌回答的很简单：“理势自然。”你已经登基为皇帝了，现在又派人去请前任皇帝回来，然后自己再回到原来的位置，这个放在谁身上也不信啊，玄宗活了七十多年，谙于世故，难免会猜疑，还以为这里会有什么阴谋呢。于是李泌提议再派一个人去送另一道贺表，说是“请速还京以就孝养之意”，这样玄宗就能来了。
　　
当夜李泌就想辞职，认为自己“报德足矣”，应当“复为闲人”。肃宗当然不答应，李泌又提出来“五不可”：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宠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肃宗又想含浑过去，而李泌则仍然坚持己见，肃宗被弄的有点恼了，“你就这么不相信我？是不是把我看成是勾践了？”李泌自是得解释一番，然后说：“皇上现在对我这样，我有些事情都不敢说，等天下安定了，我又能再说什么事呢？”肃宗沉思了一下，问是不是因为没听他北伐的建议，李泌却提起建宁王之事。
　　
上曰：“建宁，朕之爱子，性英果，艰难时有功，朕岂不知之！但因此为小人所教，欲害其兄，图继嗣，朕以社稷大计，不得已而除之。卿不细知其故邪？”对曰：“若有此心，广平当怨之。广平每与臣言其冤，辄流涕呜咽。臣今必辞陛下去，始敢言之耳。”上曰：“渠尝夜扪广平，意欲加害。（这就是肃宗所谓证据）”对曰：“此皆出谗人之口，岂有建宁之孝友聪明，肯为此乎！且陛下昔欲用建宁为元帅，臣请用广平。建宁若有此心，当深憾于臣；而以臣为忠，益相亲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上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既往不咎，朕不欲闻之。”
　　
这里我很怀疑肃宗眼泪的真实性，他对李泌的话只怕也未全信，即使相信，但这个反应也实在太平淡了吧。当然对于肃宗的这种反应还有另一种解释，就是的确是因为他太悲痛了，所以不愿意再提起伤心事。如果大家看过《康熙王朝》的话，里面的康熙帝之所以不想再提起容妃，就是因为她是他心中的一颗刺。我个人还是倾向于第一种解释，因为后来肃宗将自己的儿子们都晋升为“王”的时候，却没有追封建宁王，反倒是代宗，日后还经常想念自己的弟弟，追封他为齐王，后来又追为“承天皇帝”。
　　
李泌由此提到了当初李贤的《黄台瓜辞》，这首诗也许当时是被禁的，因为肃宗似乎不知道——问题是李泌都听说了，肃宗会不知道？或者此诗是对皇家成员封禁了吧。总之，李泌旧事重提，目的在于保全广平王。
　　
之后，玄宗的答覆送到了长安，“当与我剑南一道自奉，不复来矣。”我只要蜀地自养，不会再回去和你争。这果然印证了李泌的判断。又过了几天，玄宗的第二个使者到了，说玄宗接到第二次奏表时非常高兴，当下便商量着回长安的日期。
　　
这一年的十二月二十二日，年已古稀的玄宗不远万里终于到了咸阳。就在这里，上演了一幕父慈子孝的温馨场景。两位都是爷爷级的人物（肃宗年近五十，也是半大爷爷了）在一起抱头哭泣，“上皇（玄宗）降楼，抚上（肃宗）而泣；上捧上皇足，呜咽不自胜”，的确很“感人”啊。其他的细节就不仔细描述了，只要知道父子二人见面十分客气就可以了。然而父子之间，应该是这样的客气么？玄宗不肯居正殿，而肃宗则是连黄袍都不敢穿。玄宗说了几句话，都比较有意思。譬如，“吾为天子五十年，未为贵；今为天子父，乃贵耳！”这句颇似自我解嘲，而“使朕得保养余齿，汝之孝也”则有些乞怜的意思了。这说明玄宗的确非常识大体，不再和自己儿子争什么，另外，也很知自保之道。可惜的是，日后的形势却是玄宗始料未及的，即使他这般让步，仍避免不了那样惨淡的结局。不过眼前，肃宗毕竟表面上还是十分尊重太上皇的。
　　
既然太上皇回到了长安，那么肃宗等于正位了，因此开始加封新一届皇室成员，肃宗的儿子们普遍由郡王升到了王，张良娣则升为淑妃，后来又立为皇后。
　　
由于洛阳此时也破了，所以原先安禄山强行带走的那些官员们，又都被抓了回来。去时凄惨，回来也凄惨。“百官受安禄山父子官者陈希烈等三百余人，皆素服悲泣请罪。俶以上旨释之，寻勒赴西京。”回来之后还要等着审察，而且还会有相应的惩罚。最终朝廷决定以六等定罪，后三等流贬，前两等都是死罪，还有一等是重杖一百。可以说，哪个都不轻。代表性的是达奚珣被处斩了，陈希烈赐自尽，被重杖的不大清楚，而流放贬谪的则有很多很多。而前面提到的王维，由于有那首诗作证他还是忠于大唐的，另外，他的弟弟王缙——日后代宗朝的宰相，此时也提出愿意用自己的官来赎哥哥的罪，因此，王维没怎么受罚，后来还升到了尚书右丞，算是一个特例。还有一个特例就是张均或张垍。关于这两人，通鉴和唐书的记法有矛盾之处，通鉴说肃宗向玄宗求情，请求饶过他们二人，玄宗看在肃宗的面子上饶了张垍，但张均却不肯放过；而唐书中则说张垍“死贼中”，张均免死；又有一说是两人谁都没死。反正因为张说的关系，肃宗也算为他们尽了心。但朝廷定的这种严厉的惩罚，吓跑了不少打算投降的旧官员，令肃宗十分后悔。
　　
另一方面，洛阳收复了，回纥人又开始索要东西，广平王只好赠送万匹罗锦才算暂时安定了下来。后来回纥军回到长安后，肃宗封叶护高官，又赏回纥绢二万匹。
　　
至德二年，基本上就这样过去了。这一年算是比较重要的一年，收复长安、洛阳的意义非同小可，至少唐肃宗可以坐在长安的宫殿中来处理国家大事，比灵武的那个小城楼可是威风了不少。

19

乾元元年四月，肃宗正式立李俶为太子，十月又把太子的名字改成李豫。唐朝中期开始，有几次大规模的“皇子改名运动”，比如玄宗就喜欢没事给儿子们重起一下名字，然后过些时候又改一遍。太子们的名字改动更是频烦，前面说过肃宗就改了三次才最终定下来叫李亨。好在他们没有把改名的兴趣放在改年号上，否则都像唐高宗和武则天那样换年号成瘾，则唐朝将近三百年，要是有三百个年号……不可想象，感觉满“恐怖”的（不过话说回来，肃宗在位时差不多两年一换，频率也是很高了）。这时我们才知道在唐朝高祖太宗各自只用一个年号是多么的可贵。
　　
九月，肃宗调动了九个节度使的力量进攻安庆绪，兵力达到数十万。可以想见，肃宗是下了多么大的决心。但决心与疑心并重，“上以子仪、光弼皆元勋，难相统属，故不置元帅，但以宦官开府仪同三司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不设元帅，只让一个宦官做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理由绝不是史书上说的认为郭子仪、李光弼等人都是元勋，谁也不好统领谁这么简单，而是由于肃宗不放心将权力交给这些威信与实力都很强的人。
　　
九节度使围邺，一直围到第二年的二月，郭子仪等人决定决安阳河（通鉴写为漳河，唐书写为安阳河，查看地图的话，还是稍有区别的，取唐书的说法）水灌城。困守了几个月的邺城情况当时变得更加糟糕，和张巡遇到的问题一样，邺城中也是缺粮，老鼠的价钱已经涨到了一只要数千钱，一斗粮食更是卖出了七万的天价，而且也出现了“人相食”的情况。这时城中有人想要投降，却因为水太深，没有办法出去。
　　
按说这个时候要是破城的话，是绝好良机啊，何况又是九节度——可问题就恰恰出在九节度上。由于没有主帅，唐军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错失了良机，又因为邺久攻不下，唐军上下也有点军心涣散。就在这时，史思明从魏州赶到了邺，安庆绪为了能够尽早解围，甚至派人将他的皇帝玉玺交给史思明，不过这当然不是出自他的真心。
　　
史思明果然厉害，他断了唐军的粮道，使唐军的优势不复存在。三月，叛军援兵直抵城下，与唐军决战。史思明本人看来也是相当骁勇了，他亲自带领五万精兵与唐军六十万人在安阳河北对峙，但唐军并没有把这支军队当回事，以为是敌军的一支游击小分队。由此可见唐军是有些大意了。看到敌军松懈，史思明领着这五万人突然冲了过来，唐军中李光弼、王思礼、许叔冀、鲁炅率人“先与之战，杀伤相半”，鲁炅本人还中了一箭。史思明以一敌四（不是单挑的那种大将之间的决斗，就是大伙一起上的群殴），并且没有处于劣势，不免让人感慨唐军的“无能”。而郭子仪从后面袭击史思明，本来可以形成前后夹击之势，结果还没来得及布阵，天上就刮起了一阵大风，“吹沙拔木，天地昼晦，咫尺不相辨”。不过这次也不只是唐军受损，叛军也被吓着了，双方各自败退，辎重都扔了一道，唐军一方“战马万匹，惟存三千，甲仗十万，遗弃殆尽”，在向南撤退的路上郭子仪命人将安阳桥拆断，目的是为了保住洛阳。但洛阳城里仍然受了惊吓，百姓们惊惶的向山里逃去，而留守崔圆、河南尹苏震等人也纷纷逃走。这两个官员的逃跑，终于使肃宗找到了发泄此战失利的火气的对象——诸节度上书请罪，肃宗当然不敢降罪于这些手里握有兵权的人，所以这两个人就“荣幸”的成为了出气筒，都被贬官了。但终究要有人为此负责，这时那位观军容宣慰处置使鱼朝恩起作用，他看郭子仪不顺眼，就把责任推给了郭子仪，于是郭子仪被召回长安，李光弼代替他成为了副元帅。
　　
而安庆绪这边也不太平，围是解了，可是安庆绪也不打算再提起旧事，干脆连城都没请史思明进，他本人当然更没有打算出城去看望一下。但安庆绪哪里有史思明的老辣？不几天就被史思明杀掉了。抓安庆绪的时候，史思明“责以大义”，说他丢失了东西两京都没关系，但他最不该做的就是杀他的父亲，“弃失两都，亦何足言。尔为人子，杀父夺其位，天地所不容！吾为太上皇讨贼，岂受尔佞媚乎！”史思明这样责骂着，却不想两年后他也重复了安禄山的命运。几乎是出于同样的理由，史思明的长子史朝义，向他的父亲下手了。史朝义杀了自己的父亲之后，又派人到范阳杀了弟弟史朝清，随后范阳城中自相残杀，最后因此而死的达数千人。
　　
由于有太多的自相残杀，而且首领更换太勤，八年时间就出了四个皇帝，有三个还是通过非正当手段得来的，其中两个可以算是无能之辈，因此可以说，这些因素对安史之乱的结束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时也再次印证了“城堡总是从内部攻破的”这句话。不过安史之乱的最终结束，是在代宗时期。
　　
有时想想，如果自始至终都是安禄山在指挥叛军的话，战乱会不会持续的更久些呢？当然，我并不盼着安史之乱持续更久，因为这八年的时间，足以让唐朝的实力从天上掉到了地下，足以让盛世的繁华尽化为子虚乌有，足以让生灵涂炭、社稷倒悬。看看杜甫的诗吧，你会觉得从心头油然而起的一股悲哀。在他的笔下，有石壕村那位被强行带走的老妇，有无家可归、无人再相送的老兵，还有与丈夫“暮婚晨告别”的新娘，但苦难的百姓又何止这些？据官方统计，天宝十四载时，唐的全国人口基本保持着盛世时的总数，有891.4709万（《通典•食货七》），而到了肃宗乾元三年，这个数目一下子降到了293.3174万，减少的人口当然不是战死就是饿死，或者还有被人吃的？总之，由于战乱人口锐减是个不争的事实。至于剩下来的人，他们可以说是幸存者，但他们真的幸运吗？其实也不过是“生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罢了。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开元时期的这个景象，自此时起，再也没有在唐朝出现了。

20

在“大燕”朝中连续发生内讧之时，唐朝内部也同时混乱着。
　　
唐玄宗从蜀中回到长安，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让自己平安的度过晚年。本来前两年还好，肃宗基本满足了玄宗的要求。他让很多人陪在太上皇身边，天天娱乐，玄宗倒也悠哉优哉，而且父子二人经常相互去探望，有时还能在路上相遇。但随着时间推移，事情慢慢的发生了变化。这就要提起一个人了，即肃宗朝有名的宦官李辅国。
　　
李辅国在玄宗朝地位很卑微，以至于到了他的主子肃宗当皇帝时，即使他突然间显赫了起来，但仍然很多人都瞧不起他，其中包括高力士等人。若说高力士瞧不起李辅国，倒也有情可原，毕竟他曾有四十年是李辅国的上级，而此时大概也要叹一声“后来者居上”了，毕竟一朝天子一朝臣。被人轻视，李辅国当然很不高兴，就打算“立奇功以自固”。但李辅国当然不会上战场去厮杀立功了，他想到的立功办法是向肃宗进谗言，说太上皇每天见外人太多了，而且高力士、陈玄礼等人也有所图谋，这样会对肃宗不利，请求肃宗把太上皇从兴庆宫迁到大明宫中（玄宗回长安后住在兴庆宫，而肃宗则住在大明宫，原文李辅国说的是“禁中”，当指皇帝所在的皇宫，即大明宫）。肃宗当时就“泣曰：‘圣皇慈仁，岂容有此’”，李辅国当然又得劝一番，但肃宗仍然没有答应。这当然是表面现象，而内心中肃宗定对太上皇起了防范之心，因为从此他的态度就有了转变。
　　
这之后不久，李辅国假借皇帝的名义，把兴庆宫中原有的三百匹马调走了二百九十匹，就留下十来匹马。这件事在史书上的记法是“矫诏”。不错，当时李辅国确实是“随意区分，皆称制敕，无敢异议者”，随便矫个诏似乎不是什么难事，而且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没有人告诉肃宗，即使有，肃宗的反应也不过是“上颇不悦，而无如之何”。但太上皇的事情绝不是一般政事那样简单，李辅国也绝不敢轻易行事，他此前对肃宗说的那番话其实有些“投石问路”的意思，起码是和肃宗打了个招呼。肃宗纵然没有答应，但也没有批评李辅国。于是李辅国又在行动上投石问路，这一次调的是马，下一次调的就是人了。
　　
当发现调马行动没有什么严重结果之后，李辅国的胆子越发的大了起来，在这年七月，又趁肃宗生病的时机，硬是把玄宗迁到了太极宫（西内）。这一次的事情比较大，也比较严重，从中可以明显看出李辅国是有意要害死玄宗。本来李辅国是矫诏说要玄宗游赏太极宫，当一行人走到睿武门时，他率领着射生五百骑，“露刃遮道奏曰：‘皇帝以兴庆宫湫隘，迎上皇迁居大内。’”即使是我们，都能闻出露出的刀剑上带有一股血腥味，何况自李亨马嵬告别以来一直小心翼翼的玄宗呢？玄宗当时吓的差点掉下马来——也许和年纪大了有关。如果单是玄宗自己的话，不知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也许就被杀了，可是值得玄宗庆幸的是，高力士发挥了作用。只听高力士厉声喝道：“李辅国安得无礼？快下马来！”虽然李辅国很不情愿的下马了，但情势并未好转。高力士很聪明的对众将士说：“太上皇问将士各好在否！”玄宗终究是大唐五十年太平天子，其余威还是镇住了这群将士。事后玄宗拉着高力士的手说：“如果没有你，我早就死了。”可是迁居还是得照办，玄宗很聪明很听话也很无奈的没有反抗。想想也是，命都差点没了，迁居又算的了什么？说的乐观一点，就是搬个家而已，而且对外还得声称“今日之徙，亦吾志也。”肃宗对此当时多半并不知晓，但对李辅国几次行动不加干预，说明他实际上默认了的，至少可说是纵容。如上所说，将玄宗迁到太极宫中管起来，对肃宗来讲安全了很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他就算当时知道，又何必阻挠？只怕这也是他的本心。
　　
在大唐开国十二年后的一天，同样是一位太上皇，却是从太极宫中迁出，而且对外也是宣称“此吾志也”。不用说，这位是高祖李渊。李渊从太极宫迁到大安宫（大明宫建造是在几年之后，虽然说是给高祖养老之用，但高祖却在宫殿建成之前就死了），虽然没有记载有人来逼宫，但相信也并非全出于自愿。当时太宗把高祖朝最重要的朝臣裴寂罢免了，然后又为李渊杀掉的刘文静平反（后一任皇帝一般不会推翻前任皇帝对案件的处理结果），也许正是这几件事使高祖感觉有些不妙，于是主动提出迁居。也许这并非太宗本意，但无疑这种温柔的手段实施起来效果更好。如果肃宗哪怕是示个意，相信以玄宗比之高祖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小心，是绝对可以主动提出来迁居的。那么说句开玩笑的话，肃宗根本没法和太宗相比，就连“逼宫”的手段都这么拙劣。
　　
迁居之后，李辅国带着那些将士去找肃宗请罪，肃宗仍然没有怪罪，一方面如前面所讲是他没有反对的理由，另外，他也怕这些将士，所以非但没怪罪，还慰劳了几句话，真真岂有此理。
　　
玄宗身边的人就是此时开始大规模清洗，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有重要意义的高力士。对于高力士的流放，玄宗很难过。他们两人虽然是皇帝与臣仆的关系，但玄宗一直呼高力士为“将军”，可见不是当成一般仆奴来看待，而是拿他当成心腹，当成朋友，几十年下来，积累了相当深厚的感情。可是连自己的命运都掌握不了的玄宗，此时又能如何呢？除了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远离自己而去，他这回连“此吾志也”的心情也没了。“日以不怿，因不茹荤，辟谷，浸以成疾”，我敢说，玄宗是最可怜的太上皇了。
　　
不过群臣的眼睛是雪亮的——由于当时百姓就算知道这些情况也于事无补，起作用的毕竟还是那些朝臣，颜真卿率领着很多人到太极宫参拜太上皇，随后自己也被李辅国找个借口贬谪了；而山人李唐（肃宗见过的山人还真不少，对这些山人这般平易，似乎还得夸赞肃宗两句），则是借肃过抱着幼女的机会说“太上皇想念陛下和陛下想念幼女的道理是一致的”。这些都没起什么作用，肃宗有时想去看看太上皇，却又怕着张皇后。此外，肃宗也确实在病着，这点上，还是原谅他吧。
　　
但渐渐的，肃宗对李辅国似乎也心生厌倦了，甚至想杀了他，但却畏惧李辅国手中握有兵权。
　　
真是可悲啊，这边怕着张皇后，这边怕着李辅国，肃宗这个皇帝做的真有些郁闷。肃宗此时多半想不到，在他临死之际，就是这两个人令他死也不得安生。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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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上元二年，公元七六一年，九月，肃宗去掉了前两年太上皇和群臣加给自己的尊号，仍称为皇帝；去掉了年号，只称元年；以建子月即十一月为岁首。这一系列怪异举动，不知肃宗是出于什么目的。去掉尊号还好说，可是为什么要去掉年号呢？难道他也要学嬴政那样元年二年三年、始皇二世三世的这么记年吗？而以十一月为岁首的结果是那一年只有十个月，第二年则有十四个月，造成了一定的混乱。好在只影响了这两年，因为转年肃宗便病故了，一切又恢复到了原来的习惯。
　　
唐朝的皇帝有的寿终正寝，有的被人杀害，有的是服丹药死的，而肃宗的死却别具一格，居然是在乱哄哄的场面下去世的，死的时候都无法安心，和被杀的皇帝相比，是另一种可怜。
　　
张皇后，即原先的张良娣，和李辅国一起害死了建宁王，又一起算计把太上皇迁到了西内，可以说他们本来是一伙人，但两人后来也反目了。其原因不得而知，可是这些人闹矛盾还能是为了什么呢，相信生隙的原因超不过权力的范围。从张后自己向太子的陈述中也可以看出端倪：“李辅国久典禁兵，制敕皆从之出，擅逼迁圣皇（这句话是把责任都推给了李辅国，事实上张后也是参与了此事的，通鉴与新唐书均有记载），其罪甚大，所忌者吾与太子。”
　　
如果肃宗一直都活蹦乱跳的活着的话，张皇后是当朝皇后，有皇帝的保护，没有人敢轻碰，可是肃宗在公元七六二年已经病危，几方面都不得不考虑今后自己的出路。此时张后和李辅国拉拢的重点转移到了太子李豫身上，尽管他们以前可能彼此都以“乌鸡目”相瞪（张后及李辅国都曾在肃宗面前说过当时还是广平王的李豫的坏话，但有李泌打的预防针，再加上肃宗本身对李豫还算是很不错的，所以没有再发生惨剧），而在这个关头，毕竟谁得到了太子的支持，谁行事就能够名正言顺，所以两人纷纷拉拢起太子来——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先是张后找太子单独谈话，希望李豫能和她一起诛杀李辅国和他的党羽程元振。李豫则比较谨慎，没有同意这么做。拉拢不成，张后便想到要找人取而代之。张后自己有两个儿子，但兴王?运赖脑纾定王侗又年幼，显然张后必须得找另一个已成人的皇子作为自己的帮手。她找到了太子的二弟越王李係。李係很痛快的答应了张后的要求，派人在长生殿后埋伏了二百勇士，并于四月十六日召太子进宫。
　　
张后对太子拉拢不成反而谋害，既有些无奈，也很愚蠢，另外，这样无疑是促成了李辅国和太子的联合。但又有什么办法呢？一方面她不能坐以待毙，一旦对手占得先机，她的地位势必不保，何况太子并非她的孩子，所以如果肃宗去世的话，张后在朝中等于没有了根基，这些都促使她要先于李辅国下手；另一方面，张后固然地位是国母，可是手中没有实际的权力，尤其是兵权，禁军是掌握在李辅国手中，连肃宗都忌他三分，所以张后要想和李辅国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虽然历史上也有一些成功的击碎石头的“卵”，可是也要看到，他们都必须同时有着成功所需要的必然和偶然条件，而且要采取非常之手段，否则其下场都将是十分悲惨的。越王係轻易的做出决定，透露出来他政治上的不成熟。按说越王是肃宗的第二子，在玄宗带领着儿孙逃出长安的时候，应该是跟着一起逃出来的，但史书却没有明确记载，给人的印象肃宗身边好像就是只有广平和建宁跟着一样。之所以这样也许是因为越王当时没有什么作为，连个随声附和的功劳都没有，更无法和建宁的屡献计策相比。后来副元帅李光弼“愿得亲王为之副（事实上就是天下兵马大元帅，由于此时原先的主帅广平王升为太子，所以这个位置空了下来，不禁为建宁王感叹，如果他能等到这个时候……）”，肃宗此时“派去”的便是时为赵王的李係（后来改封为越王），但赵王却是连长安的大门都没出的，纯粹是挂个名罢了。据此推出这位皇子才能上是没有什么突出之处的，张后找到他，也纯粹是因为他年长的缘故。李豫不同意与张后联合，虽然不排除是为肃宗着想，但绝对有一部分原因是顾虑李辅国之势大，对照以前写到的他在太上皇未到之际辞为太子的事，更加印证了李豫无疑比他的弟弟们都要更适合政治。轻易做出了这样重大的决定，可见越王是比较武断的——自然，如果他们事成的话，这个词就要换成果断了，但他们一方成功的可能性大大小于李辅国。
　　
张后及越王之谋被程元振知晓，于是李辅国一方伏兵在陵霄门，等太子一到的时候，就劝太子不要进宫。李豫也反抗了一下，但随后被程元振派兵送到了飞龙厩保护了起来——其实这是带有强迫性的，和监禁也没什么太大区别，只是其目的确实是为了李豫的安全，否则双方一旦交兵的话，太子难保不出事。
　　
准备工作做完了，当夜李辅国便把越王及其党羽收捕入狱，并以太子的名义要将张皇后迁到别殿——这时争取到太子的优势便显露出来了。张皇后此时是在长生殿里陪着奄奄一息的肃宗，也是寄希望于借皇帝之威保护自己。但李辅国根本不吃这套，当时肃宗病重，也无力再管辖李辅国。面对着咄咄逼人的使者，宦官宫女都惊骇的逃散了，肃宗真成了孤家寡人，张后和她左右数十人就这样被强行带到了别殿。叹息啊，可怜的张皇后，更可怜的肃宗……
　　
本来没事的话，肃宗还不见得能挺多长时间，遇到这件事，估计肃宗又气又恨又悲，于十八日悲凉的离开了人间。他死后，张后及越王係便被李辅国毫无顾及的杀掉了。
　　
肃宗真的很可怜。战战兢兢的当了十几年的太子，从不敢越雷池一步；好容易抓住机会提前做了皇帝，可是面对的又是一个浑乱的局面；没当几年皇帝，自己就病的不轻；不想临死又眼看自己的妻子遭人迫害，自己却又无力救援，一向仁孝的太子李豫又一直不见踪影，气怒愤恨之下一命归天。让我们向肃宗表示哀悼吧……
　　
如果比较一下的话，他当太子的艰苦大概只有被流放十四年的中宗可以超过他；而当皇帝后面对的形势，除了唐末的几位皇帝，其他人和肃宗相比都不要叫苦，要知道肃宗即位是连个像样的宫殿都没有的；虽然没有顺宗当年即位当年就因中风瘫痪退位做太上皇可怜（退位是在当年，得病是前一年），也比不上其他几位皇帝死于宦官之手来的窝囊和凄惨，但综合来讲，如果把唐朝皇帝按悲惨指数排一下的话，肃宗准是名列前茅。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我们在同情肃宗的同时，也不免嗟叹他对玄宗的态度。
　　
玄宗是在四月初五去世的，比肃宗之死稍早。这个可疑的时间，再加上后人推测出来一系列疑点，使得玄宗之死蒙上了一层扑朔的迷雾。后人怀疑的原因主要还是由两人死亡时间接近带来的问题。就如同清朝光绪皇帝的死一样，由于他的死离慈禧之死很近，所以人们也都猜测是不是慈禧太后害死了年轻的光绪。同样，人们也怀疑，玄宗是否为肃宗害死。由于自己病重而担心玄宗会危及自身的地位，肃宗的确有理由这么干，所以单看动机的话，后人的怀疑可以成立。既然如此，有没有支持这个假设成立的根据呢？“甲寅，上皇崩于神龙殿，年七十八。”——这是史书上的记载，从两唐书到通鉴都是如此，再多一句都没有了。离此最近的关于太上皇的消息，也就是高力士等人被贬之后，玄宗“浸不自怿”。还有一次肃宗来看望，此外，太极宫中十分安静，连个骚扰的人都没有。既然史书可以记载李辅国强行把太上皇迁到西内，如果李辅国再来虐待一下太上皇的话，也并非不可以记，因为李辅国后来被定的性质并不好，如果再多几件虐待太上皇的罪过，更可以以此为理由给他抹黑。可是没有。再考虑到玄宗这一年已经七十八岁了，而且自上元二年起又病着，并不是一直都很健康，所以元年四月玄宗并非暴卒，的确是病故，顶多再加上一条，即“晚年心情郁闷，影响身体健康”。如果再以此来推测的话，甚至连唐高祖的死也都可以怀疑一下，因为当时太宗病的也十分严重，相信当时太宗要是不幸死了的话，那么现在就会有人信誓旦旦的说高祖之死有问题了。另外，不是还有人怀疑太宗是武则天谋害而死的吗？其实从很多方面来看，这都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也许我们对史书存在太多的怀疑了，而事实上历史也许真如史书上记载的那样简单，只不过我们在“尽信书不如无书”的指导思想下，已经习惯了把古人想象的更加复杂。
　　
此后，高力士回到了长安，听到玄宗去世的消息之后，非常难过，“号恸，呕血而卒”。盖棺论定的话，高力士事实上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坏。不错，在玄宗时期，他的确参与政治，而且势力相当大，算是为后来唐朝的宦官之祸开了个头。可如果不是玄宗给了他这样的权势与地位，还会有后面的事吗？那么高力士本人倚着这些势力，有没有做什么大的坏事了呢？“力士善揣时事势候相上下，虽亲昵，至当覆败，不肯为救力，故生平无显显大过”，也就是说，高力士不会替自己亲昵的人向玄宗求情，固然他是为了自保，但这样已经很难得了，而后面又直接道出力士生平无大过。据史料记载，在玄宗晚年怠于政事的时候，高力士还有几次劝谏，：
　　
帝曰：“我不出长安且十年，海内无事，朕将吐纳导引，以天下事付林甫，若何？”力士对曰：“天子顺动，古制也。税入有常，则人不告劳。今赋粟充漕，臣恐国无旬月蓄；和籴不止，则私藏竭，逐末者众。又天下柄不可假人，威权既振，孰敢议者！” 帝不悦……天宝中，边将争立功，帝尝曰：“朕春秋高，朝廷细务付宰相，蕃夷不龚付诸将，宁不暇耶？”对曰：“臣间至阁门，见奏事者言云南数丧师，又北兵悍且强，陛下何以制之？臣恐祸成不可禁。”其指盖谓禄山。帝曰：“卿勿言，朕将图之。”十三年秋，大雨，帝顾左右无人，即曰：“天方灾，卿宜言之。”力士曰：“自陛下以权假宰相，法令不行，阴阳失度，天下事庸可复安？臣之钳口，其时也。”帝不答。
　　
高力士没有一味奉承，这几次说实话还惹得玄宗很不高兴。可惜的是，范祖禹在《唐鉴》中却说“高力士帷握之臣，非有深谋远虑，心知其事而不忍嚓默，此非其忠义过人，盖朝廷无贤，百官失职而至于宦者言天下之事”，感觉范老先生对高力士多少还是有点偏见的，为什么宦官进谏就不能说是“忠义”了呢？当时没有人敢再对玄宗说这些实话，因此高力士的劝谏显得弥足珍贵。还有肃宗太子之位的确定，高力士功不可没。这么说也许会有抬高高力士的嫌疑，但和唐朝日后的宦官们相比，就拿李辅国来讲，高力士确实算是很不错的了。其实肃宗朝的张皇后和李辅国的地位，分别对应着玄宗朝的杨贵妃和高力士。但是杨贵妃没有参政的愿望，高力士对玄宗之忠诚也远远胜过李辅国之于肃宗，因此张李二人为祸比杨高二人为祸要深的多。天宝政事的懈怠玄宗要付主要责任，而肃宗最后两三年却是他有些控制不住的了，唐朝宦官之祸此时真正露出端倪。
　　
肃宗死的当日，李辅国奉太子在九仙门与宰相相见，把宫里的情况大致说了一下，两天后，李豫即位，他便是唐代宗。其实“代”宗就是“世”宗，只是为避唐太宗李世民的讳，所以取个近义词的“代”代替了“世”。
　　
代宗即位了，但是他面对的形势也并不美妙——虽然相对于肃宗，算是好了很多。
　　
那么代宗朝又发生了什么事呢？

22

如果说肃宗皇帝的主要任务是平叛，那么代宗的后半辈子则主要用来铲除朝中的四个绊脚石。但当务之急还有一个，就是平定一直纠缠着的安史之乱。
　　
第一次洛阳之败，副元帅由郭子仪换成了李光弼。史思明第二次攻取洛阳之后，到了上元二年，有人和鱼朝恩说，洛阳敌军中基本上都是燕人，他们在洛阳戍守的时间也很久了，现在必定想念家乡，如果趁此时机赶快攻打的话，一定会取胜。没有军事头脑的鱼朝恩听后非常高兴，所以又屡次向当时仍健在的肃宗提议攻打洛阳，于是肃宗下令要李光弼照办。李光弼回奏说：“贼锋尚锐，未可轻进。”此时仆固怀恩的话起了决定作用，他支持鱼朝恩，也说洛阳可取。之所以仆固怀恩这样说，是有原因的，排除嫉妒李光弼功劳这条因素，他对李光弼执法严格有些不满。仆固怀恩手下的将士多是蕃、汉劲卒，“恃功，多不法”，大概都被李光弼管教的有些不高兴。而在郭子仪时期，由于郭子仪管的比较松，对此能够包容，因而摩擦较少。正是有了仆固怀恩的这句话，肃宗便接连派使者催促李光弼攻打洛阳。
　　
这个情形颇似当年哥舒翰守潼关，哥舒翰当时不得已大哭一场后带人出战，李光弼接到要他出兵的命令后也是硬着头皮上战场了。不是有句话吗，“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可有时不受是不行的。我们现在一提起宋高宗强命岳飞在连胜之后撤军时，无不感慨，岳飞悲愤而下的泪水也弄的我们跟着一起心酸。强命撤军令人悲痛，而强命出战有时也让人难过。之所以不愿出战，自然是没有必胜的把握，一旦出战，战场上刀枪无眼，谁知道会出什么事呢，也许就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了，还有众多士兵，更是为了君主不了解情况胡乱下达的命令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李光弼强行出战，命人依险布阵，结果仆固怀恩非要在平原列阵。也许这次仆固怀恩并非有意不听号令，他有他的理由，“我用骑，今迫险，非便地，请阵诸原”，的确在险地上骑兵的优势是发挥不出来的。但李光弼所虑并不在此，而是万一败军的时候撤退的问题，他说，依险布阵可以进也可以退，而在平原列阵万一打不嬴就全完了，史思明可不是个简单人物啊。当初在邺城史思明五万人和官兵斗的不分胜负，而对抗史思明的将军当中，就包括李光弼。那是不是李光弼被打怕了有些输胆呢？应该不至于此，因为此前李光弼按照他对形势的判断，几次击败了史思明，否则这个副元帅怎么可能当到现在？论能力李光弼绝对不差。但依然要“批评”李光弼一下，还没打就先想着撤退，别的不说，首先就不是一个好的先兆。结果史思明的军队趁官兵还未完全布好阵的时机，一下子冲了过来，把官兵杀的大败。而唐书上记载的有些差异，当时叛军用计，“委物伪遁”，使得官兵一下子乱了阵脚，一拥而上全去捡东西了，然后史军伏兵突然出击，官兵自然会大败。无疑这样的描述更详细生动，而且也更准确，所以这件事应当还是取唐书的记载为佳。
　　
无论如何此战是败了，李光弼也只好引咎辞职。接替他的果然就是仆固怀恩。总之唐军副元帅就是换来换去的，如果再多打几年，指不定又要换谁呢。卸任之后的郭子仪后来去了趟绛州，原因是绛州朔方军兵变，杀死了主帅李国贞，肃宗只得命郭子仪前去镇守。不久肃宗死，代宗即位，郭子仪又被解除兵权调回长安，但他的情况相对来说是很不错了，以后还有若干露脸的机会，其地位也是非常之高。李光弼此后虽然也一直高官厚禄，却也一直小心翼翼，至于仆固怀恩，后来干脆就谋反了。
　　
代宗即位后，仍然按皇子当元帅的惯例，命雍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副元帅此时为仆固怀恩。雍王李适，即日后的德宗。由于叛军内讧，史朝义搞得“大燕”一团糟，因之当唐军再次东进时，很快的便攻下了洛阳。
　　
这一次唐军也是借助了回纥兵，其实回纥本来是要帮助史朝义的，代宗派了几个人费了好大的力气才让回纥倒戈。这里仆固怀恩帮了大忙，他的女儿是回纥登里可敦，说话当然有面子，但唐朝还是许下了准许回纥“自陕州大阳津渡河，食太原仓粟，与诸道俱进”的诺言，也就是说从陕州那里都准许回纥掠夺。代宗当然不愿意这样，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一旦回纥帮助史朝义的话，那就更糟糕了，两害相权取其轻，代宗只得选择让回纥来“帮忙”。而当雍王李适到回纥兵营的时候，年少的李适显然还很不谙于世事，不肯向回纥可汗拜舞，惹得可汗好生不高兴。事实上回纥的确太蛮横了，可是谁让唐朝此时有求于人呢？雍王左右自是向着自己的上司说话了，结果双方争执半天，最后谁有实力谁说了算，雍王一行人完全处于下风。回纥把李适带来的几个人全都打了一百皮鞭，有两人当天就死了，李适还好点，被人当作“年少无知”而没有挨这顿鞭子。
　　
果然，攻下东都洛阳之后，回纥兵大肆烧杀抢掠，死者上万人，大火连烧很久都不熄灭。另外，鱼朝恩所率的神策军把东京、郑州、汴州、汝州等地视为贼境，于是任意掳掠。说实话，唐军官兵的行为，怎么看怎么有点像“三光政策”，元曲里有一句“贼做官官做贼混愚贤”，官兵和贼兵对百姓来说几乎没什么区别。在官兵的照料之下，这些地方十分凄惨，“比屋荡尽，士民皆衣纸”。又是一句元曲的话：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十一月，史朝义自濮州北渡黄河，又被追赶而来的唐军打败。在这种不利的形势下，叛军中的邺郡节度使薛嵩和恒阳节度使张忠志纷纷以自己统领的地盘投降了唐朝。
　　
第二年，即广德元年，公元七六三年，正月，史朝义屡战屡败。他的弑父行为再加上搞内乱当然不得人心，虽然他“虚怀礼下”，但并没有什么才能，又是常败将军，更难聚敛人气。这一回他失败后，来到莫州，又上了田承嗣的大当。在田承嗣鼓动下，史朝义亲自带领五千精兵出城去幽州搬兵。临别之时史朝义再三嘱托田承嗣，田承嗣则顿首流涕，十分忠诚的样子。而史朝义一走，田承嗣便投降了唐军，还把史朝义的母亲妻全都交给了唐军。史朝义又到范阳，但李怀仙也已降唐。史朝义又辗转去了几个地方，都不容纳他，他所率部众看到大势已去，也纷纷离去。此时史朝义十分悲苦，尝到了众叛亲离的滋味，也许他想到了他的父亲史思明，就在辗转的过程中，曾至梁乡拜了一下史思明的墓，可惜史思明在天之灵也没有保佑他。最后，史朝义带数百胡骑打算北去奚或契丹，又遭李怀仙穷追不舍。史朝义终于走投无路，自缢于林中。忽然觉得史朝义有点可怜……
　　
这样，随着安史之乱最后一位首领的死，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终于落下了帷幕。
　　
当我们卸下黑色的幽默，再次回顾一下的时候，突然心情沉重了下来，感到的只有心痛。——安史之乱让人心痛，它无论对于谁来说，都是一场灾难。安史之乱使人口锐减，从皇家到平民，从文士到武将，死亡名单上名字写的满满的。没有谁从中真正受益，即使是发动者安禄山，也早早丧命于此，其后几人也都不得善终，家破人亡。玄宗、肃宗在战乱之下退位的退位，病死的病死，皇子皇孙们死掉的也不少。还有众多将士，高仙芝、封常清、张巡等等等等……还有，那些悲惨的百姓们……
　　
让我们默哀，默哀，再默哀……

23

代宗的正式大业开始了。几乎和平定安史之乱同时，代宗也着手准备着剔除绊脚石。
　　
第一个是李辅国。
　　
前面说过，唐朝后来逐渐形成了宦官把持朝政的局面。其实本来太宗定下的制度是内侍省不置三品官，宦官们做的事情也无非“门阁守御、廷内扫除、禀食”，就是看看门、打扫一下卫生、端个饭菜什么的。武后时期宦官多了起来，到中宗时，宦官人数猛增，官品也有所提升，七品以上者达千人。不过中宗毕竟“无能”，不敢打破祖宗定下的规矩，哪里像玄宗，大刀阔斧的就把宫嫔人数加到了四万，宦官黄衣以上三千人，衣朱紫者千余人。如高力士，其实和“力士”一起的本来还有个“金刚”，后来金刚不知道哪里去了，就只剩力士了。——这是题外话。
　　
高力士虽然得宠，但还不至于想染指宰相，而李辅国就明目张胆的要肃宗封他为宰相，肃宗对这件事挺发愁，不好直接说自己不愿意，只推托说群臣不愿意。李辅国倒也实在，还真在朝廷上找了裴冕“推荐”自己。肃宗心里这个气啊，跟萧华说，如果裴冕真要这么做了，他还真没法拒绝。肃宗要萧华出去和裴冕说一声，不要这么做，裴冕回答说“初无此事，吾臂可断，宰相不可得”。这样总算把这件事压下来了。
　　
代宗本来一直很讨厌李辅国的专权，但他能当皇帝，李辅国也算是出了力的，的确是有功，但是李辅国恃功自傲，变得更加专横跋扈，居然这样和代宗说：“大家但居禁中，外事听老奴处分。”此话一出，估计所有人当时都瞠目结舌，实在是一句妙语。但李辅国手中握有禁军，代宗即使不高兴，也无计可施，外表仍然很尊敬他，称他为“尚父”。代宗当然并不喜欢这位“尚父”，时刻都想除去他。
　　
机会来了。
　　
“飞龙副使程元振谋夺李辅国权，密言于上，请稍加裁制”。原来和李辅国为一党的程元振，现在与他反目了。可见利益、权力真是让人疯狂的东西，因为它们张后和李辅国反目，因为它们安庆绪、史朝义会杀了自己的父亲。都是权力惹的祸。有了同样手中握有兵权的程元振的支持，代宗敢于削夺李辅国的权力了，也就是说，当程元振请求代宗制裁李辅国的时候，无疑是给代宗吃了一颗定心丸。就在当年的六月，代宗将李辅国行军司马及兵部尚书的官职罢免，其他的仍然如故，又将他迁到宫外的府第中，同时以程元振代替他成为元帅行军司马。可以看到，这两个职位都是与兵权相关的，这是重点，另外，这两个官位显然没有中书令高，如果一上来就撤李辅国最高的官职的话，自然是不行，所以就拿这两个官职开刀了。
　　
李辅国此时有些害怕了，知道皇帝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于是“上表逊位”。这本来是为了试探代宗的态度，没想到代宗也和他实在起来，当真把他的中书令给撤了。唐代中书省承旨制订法令和诏书，是立法机构，中书令掌管中书省事务，地位十分重要，是宰相之一。撤了中书令的职后，代宗又封李辅国为博陆王。事实上王爵除了地位尊贵之外，没有实权，也就是说，没有什么用处，这就把李辅国架空了。李辅国十分愤恨而委屈，和代宗诉苦：“老奴事郎君不了，请归地下事先帝!”这自然也不是实话，可是真替李辅国担心，如果代宗再实在一回的话，真的让李辅国去殉葬，他又如何收场呢？当然代宗不会这么做，就算这么做也没用，闹不好李辅国来个鱼死网破，于代宗也没有好处。
　　
但这不代表代宗不想除去李辅国，同时他也不想明着杀李辅国。代宗所选择的手段比较奇特，直让人瞠目结舌——堂堂大唐皇帝，居然会派刺客去杀人……
　　
想是唐代武侠已经很发达了，否则也不会产生《虬髯客传》这样的传奇。“风尘三侠”中的虬髯客，就是一个侠气十足的人。另外，唐初齐王李元吉有一次想要谋害李世民，就想到了要派刺客去暗杀，虽然这次被制止了，但他后来还是派了一个去刺杀尉迟敬德。其实暗杀手段自古有之，看看《史记》中的“刺客传列”一篇，最早的“侠”甚至可追溯到公元前七百年的春秋(即此篇中第一个提到的曹沫)。另外，唐代还发生两起著名盗窃案，其作案人员都堪称高手，尤其是偷了唐文宗玉枕的那个人，轻功实在了得。在这种背景下，代宗派刺客去暗杀，也实在没什么奇怪，只是皇帝派刺客出去杀人的却是少见，这本身就算是新闻了。仔细想想的话，大概就有春秋时晋灵公派人去杀赵盾，但晋灵公又不是皇帝；若说雍正的血滴子呢，可是那个传说的嫌疑太大了……再插句题外话，这几件事其实大有文章可做，单以代宗派刺客这件事举例，假如以它为背景写部武侠小说，把李辅国写成罪恶的反面一号，把代宗写成可怜的羔羊，然后正在代宗水深火热之际，一位大侠闪亮登场，解倒悬之危难，然后拂袖而归，笑傲江湖。当然，如果再编出几个红颜知己也实属正常，比如李辅国娶的夫人元擢之女，就完全可以拿来胡编一下，反正又不是第一次了，早在民国时期许啸天就曾把元氏写成了代宗后来的独孤皇后。然后把小说改编成剧本，再拍成肥皂剧，然后大家一起悠哉优哉……不禁冷笑，实在是很恶俗。
　　
还转回来说我们的代宗。那个人既然是皇帝找的刺客嘛，当然是错不了的，当夜就大功告成，“窃辅国之首及一臂而去”，李辅国就这么糊里糊涂的死了。这个手段实在很高，省去了不少麻烦，起码代宗连给李辅国罗织罪名的功夫都省了。虽然代宗表面上也让人查案，可是结果自然是一无所获。
　　
李辅国死后，代宗很是高兴了一阵，让人用木头给李辅国刻了个假头，又赠官太傅，不过谥号给的就比较差了，谥为丑。谥法中怙乱肆行曰丑，倒的确很贴近李辅国的所作所为。而代宗一面以礼安葬李辅国，一面又给了这样一个谥号，看来他是不想误导舆论，使大家误以为李辅国真的有那么好。代宗这样做，所表达的心声是：看吧，李辅国就是一个怙乱肆行的人，现在死的不明不白，可谓天之报应，但我仍然以礼把他安葬，并且还赠官太傅——就差说自己是仁君了。

24,

在太原城门前，有一大队人马，确切的说，是两部分人马，其中一部分是回纥军，另一部分则是唐军。
　　
只见队伍最前面的一位将军，上前冲着城门上高声喊道：“快开城啊！”而然城楼上却毫无动静，大门纹丝不动。
　　
时间久了，将军十分恼火，但他身边的回纥可汗更加恼火。将军没有办法，反过来又劝可汗息怒……
　　
这是平定安史之乱后，唐军把回纥军队“欢送”走时的情景。那位将军便是仆固怀恩。但仆固怀恩万没有想到，这件事竟成了他踏上不归路的起点。
　　
太原的河东节度使辛云京，为什么不给仆固怀恩开门呢？原因无他，“内忌怀恩，又以其与回纥亲，疑可汗见袭，闭关不敢犒军”。回纥一路之上所到之处烧杀抢掠，辛云京不肯开门，也不能说他全错，但连犒军都没有，就不好了。而且并非一次，在仆固怀恩大军平叛从太原经过时，他也是这么做的，那时辛云京应该没理由担心被掠夺，其原因多半是为了仆固怀恩。仆固怀恩曾经忌恨过李光弼，而今有人忌恨他，也不足为奇。
　　
仆固怀恩十分气恼，事后上书给代宗报告这件事，但却并无回音。仆固怀恩一气之下，头脑有些不冷静，派自己的手下分别驻军在河东各州，自己也在汾州待命。这时监军骆奉先（此人通鉴上做中使骆奉仙，今取唐书为准）奉命路过太原，受到辛云京的热情款待，同时听说仆固怀恩要“谋反”的事。之后骆奉先又经过仆固怀恩这里，怀恩自然也要好好款待一番，还带他见自己的母亲。仆固怀恩的母亲对骆奉先说：“若与我儿约兄弟，今何自亲云京？然前事勿论，自今宜如初。”也就是不计前嫌，让他们和好如初。仆固怀恩很高兴，以为真的可以把事情化解，在酒酣之际跳起舞来。唐代风俗，歌舞伎演奏完毕，赠之锦帛，称为“缠头彩”。大概是这个风俗又引入了宴饮，所以宴饮之上要是有人起舞的话，客人也是要赠给起舞者“缠头彩”的。骆奉先赠给仆固怀恩缠头彩后，仆固怀恩打算回报他，想第二天端午节再喝个痛快，然而奉先却急着回去，仆固怀恩就将他的马藏了起来。事实上仆固怀恩一番好意，想要用这种方法留住客人，可是骆奉先却是“受宠若惊”——“朝来责我，又匿我马，将杀我也”，然后连夜就逃走了。仆固怀恩听说之后，立刻去追他，想要把他的马还他，可是这个做法也容易让人误会为想要追杀骆奉先。误会就这样造成了。骆奉先之所以会有戒心，不能不说辛云京的“预防针”起了作用，心理暗示这东西一旦发挥效果，的确是不大好办。
　　
八月，骆奉先回到了长安，向代宗报告说仆固怀恩要造反；同时仆固怀恩也上书说明情况，并要求处斩辛、骆这两个人。代宗既没有认同这方，也没认同那方，他是想和稀泥。然而仆固怀恩被告谋反，处境十分尴尬，绝不是和稀泥就能解决的了的。
　　
仆固怀恩自觉非常委屈，所以上了一道十分独特的认罪表，列举了自己的六大“罪状”：“昔同罗叛乱，臣为先帝扫清河曲，一也；臣男玢为同罗所虏，得间亡归，臣斩之以令众士，二也；臣有二女，远嫁外夷，为国和亲，荡平寇敌，三也；臣与男玚不顾死亡，为国效命，四也；河北新附，节度使皆握强兵，臣抚绥以安反侧，五也；臣说谕回纥，使赴急难，天下既平，送之归国，六也。”
　　
我们无法想象仆固怀恩边写边委屈得唏嘘的情形（尽管可能不是他亲自所写，那时候找个人代替写奏表很正常），但我们尽可以同情他。仆固怀恩的两个女儿远嫁和亲，又曾为严肃军纪斩了一个儿子，在回纥问题上仆固怀恩出了大力，安史之乱中更是“所在力战，一门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因此他有资格感到委屈。他不满代宗对此的不置可否与漠然，又想起别的事情，干脆一股脑都说了出来。比如来瑱之事，“诸道节度，谁不疑惧”，很多人招之不来，是因为怕被宦官陷害，而并非群臣的不忠。唐书与通鉴写诸道节度不来的原因，只怕也是由仆固怀恩的这些话得出的结论。“子仪先已被猜，臣今又遭诋毁，弓藏鸟尽，信匪虚言。陛下信其矫诬，何殊指鹿为马！”没有一丝矫饰，很明确的指出郭子仪被皇帝猜忌，而今他自己也遭到诋毁。最后仆固怀恩请求“请遣一介专使至绛州问臣，臣即便与同行”。这道奏表，《旧唐书》上引用的是全文。“唯当吞恨九泉，衔冤千古，复何诉哉！复何诉哉！”在我们看来，这是悲愤之作，而官方自然要向着代宗说话，尤其《新唐书》上的描述是：言词慢很，帝一不为慊。
　　
这次代宗倒是很痛快的派来了宰相裴遵庆。仆固怀恩见到裴遵庆之后，抱着他的脚大哭，说自己很冤枉。裴遵庆让他入朝，而仆固怀恩的副将范志诚则认为如果真入朝的话，很可能仆固怀恩就会成为第二个来瑱。仆固怀恩和裴遵庆明确的说他害怕被杀，因此要派一个儿子入朝，结果范志诚又反对。这样的话裴遵庆只好空手回长安去了，而仆固怀恩也失去了向代宗解释的机会。当然，如果仆固怀恩真入朝的话，只怕非死即贬，范志诚的担心是正确的；至于派一个儿子入朝，这是古时诸侯向帝王表示忠诚的常用手段，并无不可，而且代宗担心逼反仆固怀恩，也未必会杀他的儿子。范志诚的这个担心就有点多余了。
　　
至此，仆固怀恩只好反了，派出自己的儿子仆固玚去攻打辛云京。唐书上说云京大败，因而仆固玚又攻榆次，通鉴上则说仆固玚大败，转攻榆次。究竟是谁胜谁负呢？还是倾向于唐书。如果辛云京自己就能对付的了仆固怀恩，朝廷后来又何必派郭子仪前去？另外，仆固怀恩所部是经过安史之乱的考验的，比河东守军要强一些，胜算应该更大。
　　
仆固怀恩反叛的时候差不多与吐蕃入长安同时，所以代宗此时无暇管这件事。等代宗回长安之后，想起当初颜真卿曾经要求去召招仆固怀恩来朝，但当时没答应，于是现在旧事重提。可颜真卿却认为，当初去召仆固怀恩的话，他还可以有勤王之功，而今来朝，却是没有理由了，所以肯定不会来。联想到当初代宗任由追击敌军将领的时机白白逝去，再看这件事，可知代宗把握不好时机，见识着实短浅（又想起了建宁王，或许要是他的话会好些）。颜真卿提议让郭子仪去对付仆固怀恩，此时仆固玚正与辛云京在榆次僵持。代宗对郭子仪说：“怀恩父子负朕实深。闻朔方将士思公如枯旱之望雨，公为朕镇抚河东，汾上之师必不为变。”代宗不认为自己应该对仆固怀恩造反承担什么责任，在他看来，这全是仆固怀恩的不对。郭子仪从命去对付仆固怀恩，由于仆固怀恩曾是郭子仪的手下将领，其军士当初也都听命于郭子仪，因此郭子仪只用威望便动摇了仆固怀恩的军心。还有一点要注意到，就是虽然是被逼反的，但造反总是不得人心的事情，军心不稳也在情理之中。
　　
仆固玚攻打榆次不利，又因为性急激起众怒，结果被他的手下杀掉了。仆固怀恩把这件事情告诉他的母亲，他的母亲责怪他不该造反，然后又提刀追着要杀他，“吾为国家杀此贼，取其心以射三军”，幸亏仆固怀恩跑的快，不然——不然也未必有事，只是这位老太太，真的好强悍啊……怀恩没有办法，只好一走了之，而他的母亲后来被接到长安，代宗对她还算客气，据说照顾的很好，最后寿终正寝，以礼葬之。之后，代宗下诏要仆固怀恩入朝，说一切全都过往不咎。这不要说仆固怀恩不信，就是我们也不大相信。
　　
但此后仆固怀恩的做法就大错而特错了，引外族攻打自己的国家，怎么都说不过去。如果我们一直可以对他的造反持同情态度的话，那么也只能限于广德二年十月之前。
　　
十月，仆固怀恩引吐蕃、回纥军进攻唐的晞州，后来又打到奉天。郭子仪率兵抵御。吐蕃、回纥没有占到什么便宜，不久就撤走了。郭子仪也从行营回到了朝中，代宗一高兴封他为尚书令，郭子仪则坚决不受，说“自太宗为此官，累圣不复置，近皇太子亦尝为之，非微臣所宜当”。在中唐诸大将中，凡是功高者几乎都受过猜忌，然而像郭子仪这样几起几落而始终不倒的却不多见。原因是郭子仪非常之谨慎，他不接受尚书令的职位是明智之举，避免自己处于位高望重的尴尬境地。还有，郭子仪是人才，却无人才的“脾气”，他可以招之即来，来则能战，战则能退敌，又挥之即去，无怨无尤，对皇帝来说，还有什么比没脾气的人才更理想呢？
　　
转年也就是永泰元年，公元七六五年，九月，仆固怀恩声称代宗去世，郭子仪被鱼朝恩害死，再次引敌人入侵，这次除吐蕃、回纥之外，还有吐谷浑、党项、奴剌等部总共数十万人前来攻打唐朝。带兵抵御的自然又是郭子仪。从这时起，代宗又多了个毛病，就是在京师戒严的同时，派人从宫内取出两部《仁王经》，送往资圣、西明二寺，让僧人们高声诵读。后来十月的时候吐蕃到了邠州，代宗又派人去讲《仁王经》。这是他崇佛崇到糊涂地步的开始，以后“有寇至则令僧讲《仁王经》以禳之，寇去则厚加赏赐”，由信佛走向了佞佛。这其中他的三个宰相“功不可没”，元载、王缙、杜鸿渐三人都信佛，以王缙尤甚。王缙是王维的弟弟，官至宰相。和自己的哥哥相比，王缙多了一分官场上的圆熟，却少了一分做人的清高，最终与元载狼狈为奸，成为大唐三百宰相中很不怎么样的一个。
　　
这一次吐蕃等部来犯，仆固怀恩没有看到胜利的结果，在中途遇暴病而卒。据史书上说，代宗听到这个消息后，悯然曰：“怀恩不反，为左右所误耳！”他真的是这样认为的吗？
　　
从很多事情能看出代宗优柔寡断的一面。仆固怀恩引敌侵犯大唐，代宗“犹为之隐，前后制敕未尝言其反”，只怕更多是他的性格使然，而并非他真的认为仆固怀恩没有罪。比如上面提到他说仆固怀恩父子负他实深，暴露出代宗的真实想法。而无论代宗指责谁，他从不认为他自己有什么不对。他自认为他的优柔是宽厚，是仁慈，是体恤众将，因此别人没有理由背叛他，他更没有理由下罪己诏。但回报他最好的一句话便是“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郭子仪奉命进驻泾阳，兵将才一万人，好歹是比那次的二十人强了不少。刚到泾阳，回纥、吐蕃数十万骑兵已经从四面八方把泾阳城合围起来。郭子仪则派部将李国臣、高升、魏楚玉、陈回光、朱元琮等人各当一面，自己率二千人出阵。本来回纥听信仆固怀恩的话，以为郭子仪和代宗都死了，现在忽然发现郭子仪就在阵前，知道上了当，气势上就差了一些。为了使回纥能够退兵，郭子仪“单刀赴会”，亲自去见回纥首领药葛罗，一席话竟然把回纥劝的倒向了唐朝一方。吐蕃听说郭子仪和回纥有来往，心中猜疑起来，连夜撤退，被唐军和回纥联合追赶，最后又被打败。总之，郭子仪费了好一番力气，终于把事情解决了。
　　
从这时起，唐朝总算有些安定下来了。从通鉴也能看出来，事情多的时候，一卷记载的时间就短，事情少的时候，一卷能记载好几年。安史之乱最忙的那几年，往往一卷“不足一年”，或是“凡一年有奇”，安史之乱后期一般是“凡二年有奇”，从唐纪四十永泰元年闰十月起，一下子记载了八年的事情。但是，太平之世不太平，更何况本非太平之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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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ggw2005

25,

李辅国死后，程元振用事。
　　
和李辅国比起来，程元振坏了不少事情。他因为私人恩怨，陷害来瑱和李怀让致死，使各藩镇都切齿痛恨于他。就是这个坏了大事。
　　
安史之乱开始后，由于朔方、陇右、河西诸镇的兵力很多都调回来平叛，吐蕃借此机会扩充地盘，占领了西北数十州的广大地区，为后来的吐蕃之祸埋下了祸根。广德元年九月，吐蕃又大举东进，边将向朝廷告急，程元振得到消息，却根本不把消息上报给代宗。到了十月，吐蕃攻打泾州，当地刺史献城之后，又成了吐蕃的向导。当这群人浩浩荡荡的过了邠州的时候，代宗才刚知道吐蕃原来入寇了，而且“一步到位”，已经到了邠州。说话间吐蕃又攻下奉天、武功，仓促之下代宗急忙任命雍王为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应敌。
　　
古来打仗，有时双方人数差不多，有时差异较大，大到几十比一的时候已经相当令人瞠目了。而二十人对抗二十万人，你见过吗？不要奇怪，这不是笑话，郭子仪受命之后从长安赶奔咸阳，就只带了这二十骑，还是临时招募的。长安当时已经无兵可用了。好在他们赶在吐蕃来之前到达了咸阳，不然加上郭子仪也不过二十一人的这支唐朝“大军”，要是在路上就碰到了敌人的话，不知该如何应付，那也许就真成笑话了。郭子仪到咸阳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向朝廷请求增援，结果又被程元振挡住了。其实程元振不挡的话，也是给代宗徒增烦恼，他要是有兵的话，断不会只让郭子仪带二十人去应敌，只不过早一些通报的话，代宗还可以多一些时间做打算。一路上吐蕃没遇到什么有效抵抗，就是在盩厔这个地方遇到了渭北行营兵马使吕月将，稍有点麻烦。吕月将带的兵可是比郭子仪带的多多了，两千，然而要按照以一人来打吐蕃一百人的这个比例作战，还是有难度的。这种情况下吕月将居然还有一次打赢了，真有点难以置信。但最终吕月将兵败被俘，历史上再也没有关于他的记载，我们不知道这位将军最终怎么样了，但他却是很值得尊敬的。郭子仪在咸阳那里多半是帮不上忙了，而吐蕃又神速般逼近长安，怎么办呢？代宗又发诏让诸道节度使来救援长安，可是有程元振迫害来瑱的例子在眼前，就连李光弼这样的重臣都不敢轻易来援，怕以后自己也会遭陷害，所以大家都眼睁睁看着代宗无可奈何之下狼狈的从长安逃了出去。
　　
在唐初突厥入寇之时，太宗只带了六人于渭桥与颉利会面，回过头再看玄宗、代宗还有后来德宗等人的出逃，不免感慨。不过太宗遇到的情况毕竟要好了很多，长安城中好歹还有些兵，而代宗却真的无兵可用，又碰上程元振这个活宝，什么都不告诉他，相信他也是十分郁闷。这时有大臣上表请求惩治程元振。其中太常博士柳伉的分析比较尖锐，他说吐蕃来犯，武士无人力战，这是将帅背叛了代宗；群臣不敢犯颜进谏，这是公卿背叛了代宗（奇怪，他当初怎么也不进谏呢）；代宗出京都的时候百姓乱闹了一气，还互相杀戮，这是三辅地区背叛了代宗；自从召诸道兵将来援，至此已四十多天，连个车轮的影子都没看见（就是一兵一卒都没来），这是四方背叛了代宗。如今内外离叛，形势危矣。据此他建议代宗下罪己诏，并把罪魁祸首程元振杀掉。代宗顾念程元振对他是有功劳的，所以“削元振官爵，放归田里”，至于“罪己诏”，似乎没见着影子。
　　
后来吐蕃退去，代宗回到了长安，程元振换上了妇人装束蒙混过关，也进了长安。结果被人告发，说他要图谋不轨。代宗倒真是很宽容，又想起他的功劳，又把他流放了。最后程元振走到江陵就死了。
　　
我觉得程元振来到长安的目的，只怕并不是想要谋图做什么坏事，只是想被重新启用而已，不然以他当时的处境，无权无势，只是住在一个司农卿的家里，能做什么大事呢？至于换装入城，也是因为他当时是戴罪之身，自然不好大摇大摆的进城了，也是为了隐蔽，用现在的话形容，就是“行事低调”。只是他积怨太深，所有人都恨他，因此被流放还算对他客气。
　　
程元振和李辅国两人，代宗明显更恨后者，而对程元振则比较宽容，尽管他害得自己仓皇逃出长安，但依然能够放过他。不像李辅国，那是代宗亲自派人去暗杀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呢？自然是李辅国那句“大家但居禁里，外事由老奴处分”惹了祸，另外，李辅国当初把玄宗强行迁到太极宫，也使得代宗在心理上对他有所不满。显然，程元振的专权没有李辅国严重，他没有直接危及到皇帝的权威，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然而吐蕃之祸并没有随着程元振的罢官而罢休。在随后的几年里，吐蕃又几次进犯。不过后几次却又和唐朝内部一员大将的反叛有关，就是曾代替李光弼为副元帅的仆固怀恩。在《新唐书》的叛臣传中，仆固怀恩名列第一。可是仆固怀恩的反叛并不简单，甚至可以说是被逼反的。面对这几次吐蕃的来犯，代宗又是如何应付的呢？

26,

代宗免去程元振官职之后，随后任命了鱼朝恩成为新一届宦官领袖接班人。
　　
要说此人以前有什么作为——如果大家还有印象，那个害得郭子仪和李光弼不得不引咎辞职的人，就是鱼朝恩。当时他任观军容宣慰处置使，这个“观军容”就是从他开始的。
　　
而在代宗出逃那次，鱼朝恩却真的“立功”了。代宗出逃，身边侍卫离散，“朝恩悉军奉迎华阴，乘舆六师乃振”。罪恶莫比于反叛皇帝，而功劳也莫如拥护皇帝。因此代宗自此十分欣赏鱼朝恩，把他的官职升了一级，在原先的“观军容定慰处置使”前面，加了“天下”两字，然后把神策军交给他统领。
　　
在吐蕃攻克长安之后，鱼朝恩曾提议迁都洛阳。这个提案被大家否定了，认为唐王朝足以对付的了贼寇，“何遽胁天子弃宗庙为？”也就作罢。幸好没有迁都，不然唐朝也要分成西唐、东唐了。如果分析一下的话，迁都问题大有可议。我们看历代王朝建都的地址，往往强盛的王朝不是靠西就是靠北。如西周遭犬戎入侵之后实力大减，只得东迁洛邑，而西汉无疑总体上也要稍强于东汉，北宋固然比南宋强，但当时它面对辽、西夏、吐蕃、大理等几个国家时也是焦头烂额，在大一统的王朝当中无疑是实力最弱的，他的都城就明显要偏东。元明初期都绝对有实力应付北方外敌，因此都城会靠北。晋似乎是个例外，南迁之后的东晋比西晋时间要长了很多，但也要注意到当时北方的混乱，正是由于五胡乱华造成的混乱，才使东晋得以延续，而淝水之战却又着实有着偶然性。唐初期十分强盛，万国来朝，长安是当时世界上的第一大城，然而自中唐后每次战乱对于东西二京的破坏都是比较大的，而长安又确实偏西，离吐蕃、吐谷浑、回纥等都比较近，如果朝廷没有实力自保的话，非常容易遭到侵袭。鱼朝恩提议迁都，就是这个原因。唐后期实力减弱，后来德宗也曾有一次逃出长安，看来似乎的确应该迁都。但迁了都就一定会好吗？周东迁之后，周天子的权势越发的羸弱，连原本的使诸侯听命的光环都在繻葛之战中被一箭射掉，而宋南迁之后也从此偏安（当然偶尔也有想回复中原的皇帝，比如孝宗，但是当时已经无法胜利的进行北伐了）。一句话，如果没实力保住原来的都城的话，迁都也不是个好办法，也一样会保不住。往往迁都和羸弱是相辅相成的，羸弱了才会迁都，而迁都之后俞发的羸弱。这一点上倒是唐初有一个反例，当时唐朝初建不久，时常遭受东突厥的侵犯，李渊曾想要迁都，但遭到李世民的反对，后来李世民即位之后，果然灭掉了东突厥。如果没有信心，那么自然发挥不出来实力。再者，以洛阳的地形来说，做都城是有局限性的，西汉的张良就把洛阳的劣势说的一清二楚，并在和关中做比较之后，得出关中更适宜作为都城的结论：“洛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关中左、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如果唐朝迁到了洛阳，那么吐蕃等军队要是侵犯的话，就会更加深入唐朝内地，无疑损失更大。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唐朝皇帝确实应该坚守在长安。
　　
和其它宦官相比，鱼朝恩还是个“风雅”的宦官，史载他“时引腐儒及轻薄文士于门下，讲授经籍，作为文章，粗能把笔释义，乃大言于朝士之中，自谓有文武才干，以邀恩宠”。由于鱼朝恩的定位是个坏人，所以交往的都是“腐儒”、“轻薄文士”，而他自己又只能是“粗能把笔释义”，如果他要是个好人的话，那么所用就不是这些词了，而要用“鸿儒”、“博学之士”，而且“粗能”二字也肯定不会有。让我们把眼镜上的颜色去掉，不看这些带有褒贬意义的词，只看“儒”、“文士”、“把笔释义”的话，那么无疑鱼朝恩还是强过李辅国、程元振的，固然是为了邀宠，但是总比不学无术的强。也许鱼朝恩真的很“强”，因为代宗让他判国子监事，那可不是一般人能去的。只是这件事非常之滑稽，而国子监的学生们想必也十分郁闷……于是中书舍人常衮上书说国子监的官员应该起用名儒，而不该用宦官。而代宗不听，依然让宰相以下各级官员去送鱼朝恩上任。
　　
至于鱼朝恩的学问究竟怎么样？应该说也许不怎么样，但也比史书上写的“仅能执笔辨章句”要好一些，鱼朝恩不是白当国子监的老师的，而是真的去讲过课，但讲的怎样我们不得而知。只知道鱼朝恩自认为文武双才，而且即使是能言善辩的宰相元载，也并不和他争论——倒不一定是不能，而是不敢。有一次鱼朝恩手执《易经》讲其中鼎卦“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意思是不能胜任，必致失败，鱼朝恩以此来讽刺当朝宰相元载和王缙。王缙当时大怒，而元载却坦然的笑了，而这笑容在鱼朝恩看来则是那么的深不可测。

如果鱼朝恩一直这样下去的话，没有人能够动摇他的地位，但他说错了一句话，犯了代宗的大忌：“天下事有不由我乎！”然后又有一件事，鱼朝恩直接的触犯了代宗的威严。他的养子鱼令徽年龄还小，担任内给使，与同伴争执起来，觉得受了欺负，于是鱼朝恩请求代宗赏给他紫衣（唐代一二品的官阶才穿紫衣），然而代宗还没说话，已经有人把衣服送到了鱼朝恩的眼前，代宗看着穿着紫衣的鱼令徽，笑着说：“儿服紫，大宜称。”其实心中更加不高兴了。鱼朝恩可以看出来元载的笑容的不平常，却没有看出来代宗笑容里的异样……对照一下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李辅国，和至死都没说过让代宗不高兴的话的程元振，看他们结局的不同就可以知道鱼朝恩的下场了。
　　
代宗想要除掉鱼朝恩，元载也是这么想的，他揣测到了皇帝的意思，于是两个当初冲着鱼朝恩笑的人，如今结成了杀掉鱼朝恩的联盟。代宗担心事有不济，嘱咐元载小心，元载则说：“陛下第专属臣，必济。” 曾有人觉察出代宗态度的变化，告诉了鱼朝恩，但鱼朝恩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所以又放下了警惕。当元载把计划告诉代宗的时候，代宗仍然十分谨慎，说：“善图之，勿反受祸！”
　　
三月，寒食节，依例皇帝要“请客”的。宴会结束后，当鱼朝恩快回到营中的时候，忽然代宗又要他回宫中去议事。听到鱼朝恩乘坐的小车的声音，元载去守在中书省，而代宗则正襟危坐。当鱼朝恩到来的时候，代宗劈头就责备他意图图谋不轨，鱼朝恩自然要高声辩驳，为自己澄清。然而鱼朝恩曾经的党羽、如今被元载收买的周皓，忽然间与左右的人一起把绳子套在了鱼朝恩的脖子上，使劲一拉，就这样，代宗秘密的杀掉了鱼朝恩，而对外则宣布鱼朝恩是奉诏自缢。
　　
代宗杀掉的三个宦官，基本上都是他一手扶植起来的，而不再需要他们的时候，代宗即动了杀机。代宗的“除四害”活动中，程元振等于间接帮了代宗除去李辅国这颗眼中钉，但他自己也难逃厄运；而帮助代宗除掉鱼朝恩的元载，万万不会料到，他自己便是代宗要除去的最后一害……

27,

元载的发迹，是靠着李辅国。
　　
此前元载凭着自己的才学，“策入高第”，从此踏入仕途。他智性敏悟，善奏对，肃宗十分欣赏他，让他充度支、江淮转运等使，几个月的时间，又由御史中丞迁户部侍郎、度支使并诸道转运使。他被征入朝的时候，正是肃宗重病在身之时，国事由李辅国决定。由于李辅国的妻子是元载的亲戚，因此关系自然很好。
　　
李辅国曾想让元载做京兆尹，但元载没有答应。这可不是元载不想当，而是他根本没看上京兆尹这个官，他“属意国柄”，也就是想当宰相，所以这个京兆尹在他眼中根本不算什么。李辅国看出了他的意思，并满足了他的要求。就这样，元载一步登天，成了大唐的宰相。
　　
不几天代宗即位，元载同样以他的“善解人意”讨得代宗的欢心。吐蕃入侵长安，他跟着代宗一起逃了出去，回来后，裴遵庆等人都被罢免了，而元载仍然高高在上。
　　
按说，李辅国倒台之后，当初由李辅国推荐的元载也应该跟着一起倒，但是元载并没有被免职。事实上代宗谋害李辅国，元载也是参与了的。这说明元载很懂得和皇帝搞好关系，只要能保住自己，别人又何必管的太多？他结交宦官董秀，等于在代宗身边放了一个窃听器，可以提前知道皇帝的意思，再按照皇帝的意思办事，如此，还能不讨得代宗的欢心？“故帝深任不疑”。
　　
其实一个朝臣喜欢多揣测一下皇帝的意思，如果没有什么其他方面的错误，倒也不是多么罪恶的事。比如唐初的封德彝，是很善于揣度人意的，而且根本不用找宦官报信，自己就能琢磨出皇帝的想法。但他不但高官做着，而且生荣死哀，如果不是十几年后被发现当初曾替建成元吉说过话，那么谥号就不会改成“缪”了。
　　
元载帮助代宗杀掉鱼朝恩之后，继承了鱼朝恩的自大，“志气自若，谓己有除恶之功，是非前贤，以为文武才略，莫己之若”，虽然他比鱼朝恩更有资格自傲，但由此带来的骄纵则是惹祸之源。于是，他和王缙一起骄纵，弄权，贪污。
　　
王缙和元载结成同党，可能更多是出自于他们之间的“志同道合”，但也有人认为，和李辅国帮助元载的原因一样，其中也是有裙带关系的作用。有一种说法是元载的妻子是王缙的女儿，小字韫秀，还有说是王缙的姐妹。《云溪友议》中取“女儿说”，并对她进行详细的描写，看那本书里的记载王韫秀分明是一个贤妻良母，而《剑桥隋唐史》中则取“姐妹说”。可要是看唐书的话，让人吓一跳，说元载的妻子事实上和王缙并无关系，而是王忠嗣的女儿，也不是什么贤妻良母，而是个“狠戾自专”的母大虫。《全唐诗》卷七百九十九记下了王韫秀的三首诗，在第一百二十一卷中也记了一首元载的《别妻王韫秀》，看来可以为证了。其实不然，这四首诗事实上全出自《云溪友议》，别无旁证。《全唐诗》就是有这个不好，往往一些传闻也会收进来。比如王维“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唐国史补》中说是盗用李嘉祐的“水田飞白鹭，夏木啭黄鹂”，《全唐诗》中收录了李嘉祐的这个残句，却并无一整诗来证明这是出自他的手笔，而且残句后面写着是由《唐国史补》而来，我们找证据，找来找去，绕了一个圈。但既然有这种说法，那怎么办呢，一些喜欢王维的人开始找理由，还有人居然说“此两句好处,正在添‘漠漠’、‘阴阴’四字。此乃摩诘为嘉佑点化，以自见其妙。如李光弼将郭子仪军，一号令之，精彩数倍。不然，嘉佑本句但是咏景耳，人皆可到。”如果真要是盗句的话，这么说岂不是不讲理么，等于说“你写的不好被别人拿来加工盗用是天经地义……”其实那些人大可不必找什么理由来解释，一来是如果真盗了，解释也没用，如果没盗，那又何必解释？反正也找不着证据，只凭《唐国史补》一句话也不能就说这事是真的。最先提出来的人很无聊，而那帮带有偏见的文人也很无聊，至于我写元载，忽然写出这一段来，也实属无聊，刹车刹车，赶紧拉回来接着说王韫秀的事。和《云溪友议》、《全唐诗》这些比起来，我更相信唐书的记载。有一句话是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有一个伟大的女人，现在这句话已被扩充了，说是一个贪官背后也有一个贪得无厌的女人，这是不是多少也能说明点问题呢？
　　
在弄权上，唐朝一向重内轻外，虽然到了这时已经藩镇林立，中央朝廷的权力已大不如前，但一个宰相的份量还是相当重的。有一次，元载的一个长辈找到他希望能够通过他的关系谋求个一官半职。元载认为他没有什么才能（还好，还没到有求必应的地步），又不好驳他的面子，只好写了一封信让他带走捎给河北节度使。其实从信封到信纸元载只签了个名，其他什么都没写。这位“丈人”（史书原话）这个气啊，可是也没办法，又不能白走一趟，就打算拿着信试一试，不想仅凭一封空信就受到了河北节度使的热情款待，临了还带走一千匹绢。只怕元载自己都不知道他的权势已到这个地步了。
　　
代宗对于元载的所作所为，十分清楚，但是他的优柔又发挥了作用，他觉得好歹君臣了一场，“以其任政日久，欲全始终”，因此找元载单独谈话，让他收敛一下，元载却怙恶不悛——长恶不悛，从自及也。虽欲救之，其将能乎？代宗此时已经有些厌恶元载了。元载后来又赶走了李泌，害死了揭露他奸伪贪赃密事的李少良。不过严格来讲，这都是由代宗出面做的。之所以赶走李泌，是因为元载伙同他的同党常常在代宗面前说李泌的坏话，代宗没办法，只好让李泌去做江西判官，临别之际和李泌说：“元载容不下你，你先去魏少游那里呆些时日，等我下决心把元载干掉，再给你送信让你回来。”李泌没多说什么，但心中肯定有所不满，倒不是因为自己被贬不满，而是对于代宗，又同情又可怜又可气，八年后李泌终于才又回来，那时他说了一句话，算是不怎么客气了：“陛下知群臣有不善，则去之；含容太过，故至于此。”可你说代宗真的那么仁慈吗？当然不是，看他杀李少良就可以知道了。李少良向代宗揭发元载贪赃枉法，后来又把代宗的话告诉了别人，辗转传到了元载的耳朵里，元载和代宗“当面对质”。当然，元载不可能气势汹汹的冲代宗大嚷大叫“你居然＊＆＾%￥”云云，但当面把代宗的话说出来，也很让代宗下不来台。于是代宗迁怒于李少良，把泄露了他的话的人全都下到御史台。几天后御史给他们定罪“凶险比周，离间君臣”，最后这些人就是顶着离间代宗与元载伟大友谊的罪名被乱杖打死的，代宗对他们没有丝毫同情，他往日的“仁慈”哪里去了呢？真真岂有此理……
　　
但代宗是真的不满于元载了，在答应元载“别敕除文武六品以下官，乞令吏部、兵部无得检勘”的上奏之后，在没有通知宰相的情况下，任命李栖筠为御史大夫。后来就是在这位御史大夫的弹劾下，元载的一些同党被代宗从朝中踢了出去。“载由是稍绌”。但元载似乎从来没把这位李栖筠怎么样，不是像某些小说里写的那样，李栖筠被元载残害致死，事实上元载有时也并没有这么大权力做到让所有人都听话，比如京兆尹黎干就让元载十分头疼，而又对这个人无可奈何，还是王缙一番奚落替他解了气。和李林甫、杨国忠比起来，元载这个宰相做的可要“窝囊”多了。
　　
相安无事了几年，代宗忽然间下决心要铲除元载了，正如剑桥隋唐史中所说，元载的最后倒台是一桩突然发生的大阴谋所引起的后果，其直接导火线尚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促成代宗的决心，史书中没有记，我们只知道代宗一直对他不满，但一直忍容。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说，代宗再也忍不下去了，正如他忍不下去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那样，他要让元载永远从这个世上消失。
　　大历十二年三月庚辰，“上御延英殿，命凑（吴凑，金左吾大将军）收载、缙于政事堂，又收仲武及卓英倩等系狱”。逮捕元载的过程很简单，连抵抗都没有，或者说，连有效的抵抗都没遇到。自然，代宗事前做的充分准备功不可没，但是元载、王缙不像前三个人一样手握兵权，也是其中一个因素。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整个事件看起来的确十分简单。可是这么简单，为什么代宗直到大历十二年才决心干掉元载呢？不得而知，奇也怪哉。
　　
代宗决定这次要通过正常途径杀掉元载，于是审理之后光明正大的赐元载自尽。据说“辩罪问端，皆出自禁中，仍遣中使诘以阴事，载、缙皆伏罪”，既然伏罪，为什么不把他们的阴谋写出来呢？史官当然不用为他们两人讳言什么，所以没记下来的原因多半是根本不存在什么阴谋。但这并不影响给他们定罪，由于元载、王缙贪污腐化非常严重，所以代宗只要收集一下“材料”，就很轻易的给他们定下罪名。代宗在赐死元载的诏书中是这样评价元载的：
　　
性颇奸回，迹非正直。宠待逾分，早践钧衡。亮弼之功，未能经邦成务；挟邪之志，常以罔上面欺。阴托妖巫，夜行解祷，用图非望，庶逭典章。纳受赃私，贸鬻官秩。凶妻忍害，暴子侵牟，曾不提防，恣其凌虐。行僻辞矫，心狠貌恭，使沉抑之流，无因自达，赏罚差谬，罔不由兹。顷以君臣之间，重于去就，冀其迁善，掩而不言。曾无悔非，弥益凶戾，年序滋远，衅恶贯盈。
　　
代宗差不多把凡是能用上的贬义词全用上了，元载几乎成了一个集世间一切奸邪于一身的大坏人，而代宗对王缙则要宽容一些，主要的罪名就是附会奸邪、阿谀谗佞。本来代宗是想把王缙一起赐死的，但在刘晏求情之下，总算饶过了这位年近八十的老人。
　　
其实名义上是自尽，但这种情况下经常不是真正的“自尽”，大概是没时间等囚犯反省，所以为了节约时间，就得需要别人“帮忙”了。元载对主管的人说：“愿得快死!”而行刑的人则拿着臭袜子塞到了他的嘴里，说了句“相公您受点委屈”，然后就动手把他杀了。元载的死法我们不知道，但行刑的时候口中要塞东西，想来是为了不让他大声叫出来，那一定非常疼的了，首先可以排除喝毒酒，最有可能的是缢死，或者一棍子棒杀，反正不管怎么死，都不会好受。至于那个臭袜子，想来元载临死之时也顾不上尝它的味道了。
　　
元载死后，他的家人也都跟着被杀了，连元载的祖父的坟以及元氏家庙也都被毁。没收财产更是不可缺少的一项。搜家的时候，有关部门居然搜出来八百石胡椒和五百两钟乳。虽非金银，但这两样赃物必是有独到之处才会被记下来——大概是因为人们没见过这么多的胡椒和钟乳吧。有人算出当时的五百石相当于现在的六十吨。我们可以想象官员们看着一筐筐或者一麻袋一麻袋的胡椒张口结舌的样子。元载收下这么多的胡椒和钟乳也确实让人匪夷所思，不知道有什么用处——什么，吃？套用西游记中老君的一句话“当饭吃哩”(注，老君指的是仙丹，只要他不心疼，当饭吃是没问题的，而我们说的可是胡椒啊)……元载的贪污也许比不上和珅的有名，但从功力上来讲，元载也并不逊色，大可以做做文章。
　　
其实元载也是做过些好事的，他曾推荐后来审判他的刘晏做度支转运使，充分发挥了刘晏这位理财能手在这方面的能力。此外，元载由于曾任西州刺史，对那里的地形比较熟悉，针对吐蕃数次进犯，元载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法，即攻取原州。他认为：四镇和北庭移至泾州后已无险要可守，而陇山地势险峻。大唐边境向西到达潘原，吐蕃则戍守在摧沙堡，原州恰好是居中的地方，并且正对着陇山口。原州的西部是牧地，东面是平凉这个原州唯一的农耕县，然而吐蕃并不驻守于此。每年盛夏之际，吐蕃都会去青海放牧。这就是一个机会，如果借机修筑原州城，二十天就可以完成。然后调遣京西的军队戍守原州，郭子仪的军队戍守泾州，，分别把守石门关、木峡关，逐渐打通陇右，进而就到达安西并占据吐蕃的腹心地区。元载对此是极热情的，让人画了地理形势图献给代宗，又秘密派人西出陇山去估量费用。代宗对此事则还很犹豫，所以就询问刚入朝的田神功，田神功的看法是“书生之见”。元载一分书生，提出这样的观点来已经是不简单了，而且我们看他的分析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不完全是“书生之见”的那种迂腐。元载的提议也并非从没生效过，有一回他看到马璘兵力无法对抗吐蕃，而郭子仪又守在河东这块没有战事的腹心之地，便提议要郭子仪和马璘都换一下驻守的地方，以达到各尽其能，并应允军费不足的话由内地来资助。这件事被诸将认为是非常妥当的。相对而言，元载算是个关心国家大事并且有一定见识的宰相，总比后面的卢杞强了很多，在《新唐书》那样很严格的史书中，没有被归到“奸臣传”中，可见元载还没坏的特别厉害。
　　
总之，元载可谓历史上的大贪，而且其专权也对当时的朝廷上下造成了一定的危害，但其人也并非一无是处。近来有为元载翻案的文章，大多也是从他的几项建议下手。
　　
元载死后，代宗朝基本算是平静下来了，因为两年之后他也病死了。虽然五月初三刚得病，二十一日驾崩，显得有些太快了，但无疑代宗传位德宗是一次正常的顺利的权力交接。
　　
大历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太子李适的即位，宣告了代宗朝的结束，留下的仅有“大历”这个年号的余音。

[ 本帖最后由 mmggw2005 于 2006-2-21 20:21 编辑 ]

mmggw2005

尾声：　　
唐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高峰，没有哪一个王朝可以比得上它的强盛，然而也没有哪一个王朝前后变化有如此之巨，从这个角度来说，安史之乱实在是一场具有非常“意义”的大乱。然而乱后，唐朝毕竟生存了下来，尽管中晚唐都有点半死不活的样子，但总比八王之乱后立刻灭亡了的西晋要幸运了许多。
　　
唐朝花了两朝总共八年的时间平定叛乱，肃宗从即位便开始笼罩在这场动乱的阴影之下，而代宗则需要在乱后花费很长时间来弥补战乱的伤痕。不管怎么样，从代宗手中交到德宗手中的唐王朝已经很平静了，代宗也没有把中央朝廷对自己儿子的权力有危胁的人物留下来(怀疑代宗突然杀元载，是否也有这个原因在其中)。
　　
肃宗是个很可怜的皇帝，而代宗最大的特点，似乎是他的优柔寡断。两位皇帝于才能上都没有突出的地方，还都受制于人。也许，肃宗身体不好对此有一定影响，而代宗则更合适用“自作自受”来形容，他一手提拔了几个人，最后又一手把他们毁灭。
　　
当然，两朝都没有使唐王朝彻底走出阴影面再度兴旺起来，而且代宗甚至还有点走下坡路。但不可否认，这两朝的承接对唐王朝是十分重要的。
　　
如果没有肃宗朝的铺垫，代宗不会很快结束战乱；如果没有代宗朝的平定战乱和一定的休养生息，德宗乃至于后面宪宗的所谓“中兴”都无从谈起。因此，肃代两朝可谓安史之乱后的曙光。
　　
公元780年，唐德宗李适改元建中，肃代两朝彻底落下了帷幕，唐朝从此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终于贴完了
天可汗时代——大唐帝国政界往事, published by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向原作者致敬哈:P:P:P

[ 本帖最后由 mmggw2005 于 2006-2-21 20:22 编辑 ]

daniellwolfe

不错不错。我喜欢。

mmggw2005

原帖由 daniellwolfe 于 2006-2-21 19:35 发表
不错不错。我喜欢。

谢谢捧场，厚厚，转的我眼睛都绿了:mad::mad::mad:
又重新编辑了一下，添了些内容

mmggw2005

上面这篇对长孙无忌的评论比较少，添一个关于他的文章吧

两朝良佐--长孙无忌

贞观朝功臣济济，仅唐太宗图形于凌烟阁有特殊贡献的就有24位之多，长孙无忌被列在首功之位。不过，就才能而论，他在谋臣猛将、良宰贤相中绝对算不上突出，但从与唐太宗的关系看，却是太宗的腹心。由于受到唐太宗特殊信赖，长孙无忌不但在贞观朝发挥了特殊作用，且受托辅佐高宗，成为唐初政治史上的特殊人物。


一


长孙无忌的先祖，出自北魏皇族拓跋氏，因有殊功，改姓长孙氏。长孙氏是北魏以来的士族高门，属于军事贵族。但长孙无忌本人，在军事方面虽有一定谋略，但并不善于统兵打仗，用唐太宗的话说：“聪明鉴悟，雅有武略”，“总兵打仗，非其所长。”［1］这种情况与他早年经历有关。长孙无忌的父亲去世较早，他与妹妹一同在舅父高士廉家中长大。高士廉本人“少有器局，颇涉文史”［2］，很有才华和名望。在这样一个文化素养高的家庭中，长孙氏兄妹受到很好的文化教育。无忌“好学，该博文史”［1］，妹妹也是“少好读书，造次必循礼则”［3］。高士廉识人很有慧眼，早在李渊父子太原起兵之前，就发现李世民是个非常之人，把长孙无忌的妹妹聘与李世民，后来李世民做皇帝，册封长孙氏为皇后。长孙无忌的年龄与李世民相仿，二人从小交往友善，妹妹嫁给李世民后，两人关系更加亲密。


从李渊父子晋阳起兵叛隋，到建立唐朝，再到统一天下，长孙无忌一直追随李世民东征西讨，但却没有什么显赫之功。他在政治舞台上显露头角，是在玄武门事变中。唐朝建立后，李渊集团发生分裂，最突出的矛盾是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之间争夺皇位继承权。李世民的才能。威望和接踵而至的显赫军功，不仅使其本人产生了觊觎皇位的野心，也引起太子李建成的忌妒和不安。开始是李建成想对李世民下毒手，但没成功。李世民问秦王府的僚属们：“阽危之兆，其迹已见，将若之何？”［4］房玄龄对长孙无忌说：“今嫌隙已成，一旦祸机窃发，岂惟府朝涂地，乃实社稷之忧，莫若劝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国家。存亡之机，间不容发，正在今日。”长孙无忌说：“吾怀此久已，不敢发口，今吾子所言，正合吾心，谨当白之。”［5］于是，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同劝李世民先发制人，认为只有如此才能转危为安。


此时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也在加紧活动，用重金收买李世民部将尉迟敬德，遭拒绝后，又对李世民行刺，仍未得逞。李建成对李元吉说：“秦府智略之士，可惮者独房玄龄、杜如晦耳。”［5］于是，向李渊谗毁二人，将之逐出秦王府。这样李世民最为心腹之人只有长孙无忌仍在府中。长孙无忌坚决支持房玄龄政变的动议，与舅父高士廉和秦王部将侯君集、尉迟敬德等人日夜劝李世民诛杀太子与齐王。李世民仍犹豫不决，与灵州都督李靖商议，征求行军总管李世勣的意见，二人都表示不愿意于。正在此时，突厥南下侵犯，按惯例应由李世民督军抵御，但此次在李建成的推荐下，由李元吉代李世民督军北征，并调秦王府将领尉迟敬德等同行。他们的目的很明显，想借机抽空秦王府的精兵猛将，并计划在为李元吉饯行时杀掉李世民。李世民得知，立即与长孙无忌等商量，又派长孙无忌秘密召回房玄龄、杜如晦，共同谋划了玄武门兵变。六月四日，李世民亲率长孙无忌等十人，在玄武门成功地伏杀了李建成、李元吉。


二


在李世民夺取皇位继承权的兵变中，长孙无忌称得上是首功之人。在酝酿政变时，他态度坚决，竭诚劝谏；在准备政变时，他日夜奔波，内外联络；在政变之时，他不惧危难，亲至玄武门内。所以唐太宗至死不忘长孙无忌的佐命之功，临死前仍对大臣们说：“我有天下，多是此人之力。”［l］


李世民成了皇太子后，长孙无忌被任命为太子左庶子。不久李渊把帝位让给了李世民，长孙无忌升为左武侯大将军，后任吏部尚书，晋封齐国公，实封一千三百户。唐太宗几次要任命长孙无忌为宰相，但长孙皇后一再说：“妾备位椒房，家之贵宠极矣，诚不愿兄弟复执国政。”［6］她提醒太宗要吸取汉朝吕氏、霍氏等专权的教训，长孙无忌自己也要求逊职，但太宗不听，拜长孙无忌为宰相，任命他为尚书右仆射。为唐太宗夺取皇位，长孙无忌确实立有殊功，但担任宰相，他的才能似乎还不够。不能说长孙无忌不喜欢权势，但他为人谨慎小心，注意避免嫌疑，不像历史上许多外戚，依恃女儿或姐妹“椒房之宠”，肆无忌惮地攫取权力。他以盈满为戒，恳请太宗批准他辞去宰相要职，长孙皇后也为之请求，太宗不得已，让他辞去了尚书右仆射，而拜开府仪同三司。这一年，唐太宗在文武大臣的陪护下，亲至长安西郊祭祀，起驾返回时，特令长孙无忌与司空裴寂二人升用金辂以示宠幸。贞观五年（631年），长孙无忌与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四人，以元勋封每人一子为郡公。贞观七年，太宗册书，任命长孙无忌为司空，无忌坚决推辞不受，太宗不准，还特意写了一篇《威凤赋》，赐给长孙无忌，追思创帝业之艰难和长孙无忌的佐命之功。


唐太宗认为把朝廷要职授予长孙无忌，不是因为他是皇后的哥哥，而是鉴于他的才行。长孙无忌在玄武门兵变中表现出不凡的才能与胆识，太宗即帝位后，在一些重大事务上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贞观元年时，突厥因天灾人祸，内部矛盾激化，多部反叛，实力大衰，朝廷中许多大臣请求乘机出兵攻打突厥，但唐与突厥不久前刚订立盟约，太宗有些犹豫。长孙无忌说：“虏（突厥）不犯塞而弃信劳民，非王者之师也。”［6］认为“今国家务在戢兵，待其寇边，方可讨击。彼既已弱，必不能来。若深入虏廷，臣未见其可。且按甲存信，臣以为宜”［1］。唐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放弃了马上出兵的打算。又如，唐太宗十分仰慕周代的分封制，不顾许多大臣（如魏征、李百药、颜师古等）的反对；贞观十一年，诏令以荆州都督荆王元景为首的二十一名亲王为世袭刺史，以赵州刺史长孙无忌为首的十四名功臣为世袭刺史。唐太宗正式下诏，一般大臣不敢再谏，但侍御史马周和太子左庶子于志宁仍冒死谏诤，唐太宗根本不听。最后，是以长孙无忌为首的被封功臣呈递了抗封的表文，长孙无忌又通过自己的儿媳长乐公主再三向唐太宗请求，说：“臣披荆棘事陛下，今海内宁一，奈何弃之外州，与迁徙何异！”唐太宗才不得不“诏停世到刺史”［7］。


可见，长孙无忌是有一定胆识和才能的。但他在贞观朝权重无比、恩宠无匹的特殊地位，是否与他是唐太宗的妻兄有关，对此历史学家纷说不一，可以肯定的有两点；一是在唐太宗内心深处，长孙无忌最可信赖，在这一点上，不但被提拔于仇敌手下的魏征不能与之相比，就是秦府旧人、名相房玄龄也稍有逊色；二是长孙无忌身兼外戚和元勋的双重身份，比较注意避嫌，与历史上某些骄横外戚绝不相同。贞观十二年，唐太宗亲幸长孙无忌府第，十六年，拜长孙无忌为司徒，十七年，唐太宗将二十四位有特殊功勋的大臣图形于凌烟阁，以彰其功，长孙无忌排在第一位。综观，长孙无忌是唐太宗推心置腹的忠臣良佐，是对贞观朝有特殊贡献的人物，这是他的主要方面。但是，他在对待君主、处理与唐太宗的关系上，也有明显的局限。


贞观后期，唐太宗心骄志满，魏征多次提出批评劝告，唐太宗口头接受，行动难改，许多大臣都阿谀奉承，歌功颂德，这些人中也包括长孙无忌。贞观十八年四月，唐太宗幸临太平官，对侍从的大臣们说：“人臣顺旨者多，犯颜者少，今朕欲自闻其失，诸公其直言无隐。”这应该是劝谏唐太宗的良机，但长孙无忌等人却违心地说：“陛下无失。”［8］当时，只有刘洎和马周谈了太宗的过失。同年八月，太宗对长孙无忌说：“人苦不自知其过，卿可为朕明言之。”又一次令长孙无忌谈自己的过失。长孙无忌说：“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将顺之不暇，又何过之可言。”唐太宗当即就指出这是“曲相谀悦”［8］。唐太宗晚年不好直言，难得征求大臣们意见，长孙无忌却以阿谀代替忠谏，这是他作为名臣良佐的缺陷。


三


晚年，唐太宗最烦心的是太子问题。贞观十七年四月，李承乾被废，之后，最有资格被立为太子的，是长孙皇后的另外两个儿子：魏王李泰和晋王李治。两人相比，李泰的条件更为优越，首先他是长孙皇后的次子，比李治年长九岁，唐太宗对他思宠逾制，令其在王府中置文学馆，听任其招揽贤人学士，赏赐甚至超过太子，还不时在言谈中暗示要立李泰为太子，待承乾被废之后，又“阴许立泰”。李治是长孙皇后的三子，唐太宗的九子，不论从年龄还是父子感情看，均处于劣势，但舅父长孙无忌却大力支持，“固请立晋王治”［9］。李泰、李治都是长孙无忌的外甥，长孙无忌为什么弃太宗所宠，而要立李治呢？这并非私人感情，而是有重要政治背景的。


唐太宗统治后期，长孙无忌在朝臣中权重无比，为了在太宗之后仍维持这种局面，长孙无忌希望未来的皇帝，即今日的太子，应该由一个仁孝听话的外甥充当，这样，自己会得到尊重，权势会得到保障。因晋王李治生性懦弱，成为他极力支持的对象。而魏王李泰则不同，从小聪明绝伦，稍长善作诗文，成人后喜好经籍、舆地之学，从贞观十一年开始置文学馆收纳士人，文武官员也纷投门下，形成一股政治势力。李泰恃才不恭，上品官员不放在眼里不说，关键是不去争取舅父对自己的支持。长孙无忌知道，如果李泰做皇帝，依靠重用的必定是他自己的党羽，绝不是他这个舅父，所以不愿李泰立为太子。


两子争立，一边是才华出众的李泰，一边是懦弱少能的李治，按理说，立李泰是自然的，但唐太宗不能。李泰集团的主要成员是功臣子弟，他们靠祖上资荫，身处高官，奢侈放纵，希望通过李泰当皇帝，达到驱逐元老，自己掌权的目的。李治的支持者则是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元老重臣，其中包括李勣、褚遂良等。长孙无忌既是唐朝的开国元勋，又是唐太宗的佐命大臣，是贞观政治的忠实执行者。唐太宗希望自己死后，贞观政治依然坚持下去，只能靠长孙无忌等元老重臣的辅佐，而绝不是李泰手下的那帮纨绔子弟。为此，他不得不舍爱立李治为太子。由于李治仁弱，不像自己，唐太宗在立了李治后，思想仍在动摇反复，一度又向长孙无忌提出想改立“有英武才”、“英果”似己的三子吴王李恪，被长孙无忌挡了回去，说：“晋王仁厚，守文之良王，且举棋不定则败，况储君乎?［10］唐太宗只好作罢，临终前，将辅佐李治的重任托与长孙无忌和褚遂良。


长孙无忌以回天之力促成李治继立，是为唐高宗。高宗即位后，立即拜长孙无忌为太尉，兼检校中书令，知尚书、门下二省事，长孙元忌辞去了知尚书省事，但仍任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唐高宗即位初年，实际执政的是长孙无忌。长孙无忌忠实执行唐太宗的遗训，继续推行贞观政治：贯彻均田今，社会经济进一步繁荣发展；贯彻以诗赋取士，增加进士科人选，扩大统治基础；亲自组织编写《唐律疏义》，并将之颁行全国，进一步完善了贞观法制；又平定了西突厥的叛乱，有力地维护了大唐王朝的统一；特别是恢复执行唐太宗晚年曾一度中断了的休养生息政策，终结了长期对高丽的战争，顺民情，得民心。高宗统治初年，即永徽年间，唐朝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军事各方面都比贞观时期有所发展，被封建史家誉为“永微之治”，常与“贞观之治”相提并论。这一成果的取得，有赖于长孙无忌的忠心辅佐，有赖于股肱大臣们的齐心协力，特别是受顾命之托的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二人“悉心奉国，以天下安危自任”［1］。唐高宗对二人也是格外尊重信赖，“恭己以听之”，尤其是长孙无忌，“以元舅辅政，凡有所言，上无不嘉纳”［12］。


四


高宗朝最大的政治事件，当属废立皇后之争，这不是单纯的妻妾之斗、后宫争宠，而是有着深刻政治背景的。长孙无忌是这一事件的主要参与者，这场斗争的结果，使他及其家族的命运发生了彻底的转变。


永徽元年（650年），唐高宗立妃王氏为皇后，但王皇后无子无宠，萧淑妃不但生有一子，而且天资聪慧，深得高宗喜爱，为此，王皇后十分憎恨萧淑妃。高宗为太子时，太宗卧病，太子入侍，结识了太宗的才人武氏（武则天），很喜欢她。太宗去世后，武才人随众宫女到感业寺做了尼姑，太宗祭日时，高宗去感业寺行香，遇到了武氏，二人相对而泣。王皇后闻知此事，暗中让武氏蓄发，劝高宗将其纳入后宫，想用武氏离间萧淑妃之宠。不久，武氏便备受宠幸，被封为昭仪，又为高宗生下一子，王皇后与萧淑妃同时失宠。武则天并不以昭仪之位为满足，还想当皇后，不惜掐死自己刚生下的女儿，以嫁祸于王皇后，迫使高宗要废王皇后，立自己为后。高宗要废王立武，在朝中引起轩然大波；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代表的元老重臣们极力反对，以许敬宗、李义府为代表的一批臣僚则全力拥护，在元老重臣中只有李勣一人称病而不表态，经高宗再次询问，则以“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的回答，给了实际上的支持。但长孙无忌是高宗的舅父，太宗顾托掌权之臣，所以，他的意见特别重要，开始，武则天幻想争取长孙无忌的同意和支持，但使尽种种伎俩拉拢，均遭严词拒绝，这才丢掉争取元老重臣支持的想法，下决心与这些“老朽”进行一场生死的搏斗。


武则天的父亲去世很早，所以，她同许多后妃不同，在外朝没有根基，要对付长孙无忌是不易的。于是，她就拉拢一些政治上失意、对长孙无忌等不满的人，让他们为自己说话、造舆论。许敬宗、李义府、崔义玄、袁公瑜等人就成了武则天的心腹。这些人，都是卑劣无耻之徒，但武则天急需有人为他办事说话，特别是表请高宗，立她为后，充当耳目，监视长孙无忌等人，也就无法顾忌了。


永徽六年（655年），唐高宗终于不顾大臣们的冒死极谏，诏废王皇后和萧淑妃，册立武则天为皇后。因谏净，褚遂良等人被远贬蛮荒，武则天最忌恨长孙无忌，但他不同于褚遂良等，不但是佐命元勋，更是高宗的元舅，要将之搞垮，需要时机。显庆四年（659年），在武则天的授意下，由许敬宗费尽心机，把长孙无忌编织进一桩朋党案，进行恶毒陷害。许敬宗借处理太子洗马韦季方和监察御史李巢朋党案之机，诬奏韦季方与长孙元忌构陷忠臣近戚，要使权归无忌，伺机谋反。唐高宗先是吃惊不信，继而伤心怀疑，命许敬宗再察，然后面对许敬宗足未出户编造的关于韦季方交待与长孙无忌谋反的供词，哭泣道：“舅若果尔，朕决不忍杀之，天下将谓朕何，后世将谓朕何！”许敬宗举汉文帝杀舅父薄昭，天下以为明主之例宽慰高宗，又引“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的古训，催促其下决心。唐高宗懦弱昏庸，竟然不与长孙无忌对质（或者他需要不进行对质），就下诏削去了长孙无忌的太尉官职和封邑，流徙黔州，但准许按一品官供给饮食，算是对元舅的照顾，对当年为其争得帝位的报答。长孙无忌的儿子及宗族全被株连，或流或杀。三个月后，高宗又令许敬宗等人复合此案，许敬宗派大理正袁公瑜前往黔州，逼迫长孙无忌自杀。


唐高宗仁弱听话，是长孙无忌执意要立他为太子的主要原因，有讽刺意味的也正是这昏庸懦弱，最终致长孙无忌自己于死地。长孙无忌的结局冤屈而悲惨，但似乎又难以避免。他死保王皇后，反对立武则天，主要原因就是一个：王皇后出身名门（是西魏大将王思政的孙女），而武则天出身低微。不论王皇后，还是长孙无忌，都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掌握国家大权的关陇门阀士族的代表，他们关注的是关陇门阀的私利。长孙无忌在辅佐唐高宗时提拔了六名宰相，全部是周、隋大臣之后，关陇门阀成员。这种自魏晋以来门阀政治的残余状态与大唐帝国的繁荣发展是相舛的。到唐高宗上元元年（674年），追复长孙无忌官爵，令其孙长孙元翼袭封，唐文宗开成三年（838年）诏其裔孙钧为猗氏令［11］。靠“浩荡皇恩”才得以为令，这与长孙无忌于唐初的显赫，怎可同日而语。故长孙氏虽然得到平反，但终究是衰落了。长孙家族的兴衰，是与中国中古时期社会历史的发展大势相合的。


［收稿日期］2O02年7月


［作者简介］刘敏，女，1951年生，黑龙江哈尔滨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和研究。


参考文献：


［1］《旧唐书·长孙无忌传》。


［2］《旧唐书·高士廉传》。


［3］《旧唐书·后妃传》。


［4］《旧唐书·房玄龄传》。


［5］《资治通鉴》卷一九一，武德九年。


［6］《资治通鉴》卷一九二，贞观元年。


［7］《资治通鉴》卷一九二，贞观元年。


［8］《资治通鉴》卷一九五，贞观十三年。


［9］《资治通鉴》卷一九七，贞观十八年。


［10］《资治通鉴》卷一九七，贞观十七年。


［11］《新唐书·太宗诸子传》。


［12］《资治通鉴》卷一九九，永徽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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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中日间首次直接军事对抗——唐朝地位由此确立


在古代中日两国交往的历史长河中，双方曾发生过几次直接军事对抗。公元663年的白村江(今韩国西南部的锦江)海战，是中日之间的第一次正式交锋。正是这次战争，影响了中国、日本和朝鲜半岛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改变了当时的东亚国际关系格局。

　　战火缘起朝鲜半岛

　　公元4世纪，朝鲜半岛形成高句丽、百济、新罗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百济因受到高句丽和新罗的威胁，想借日本之力进行对抗。日本则企图利用这种形势，在朝鲜半岛建立自己的统治势力。4世纪60年代，日本大和(奈良)朝廷出兵侵略新罗，征服弁韩之地(今韩国庆尚南道)，设“日本府”进行统治。百济由此成为日本的朝贡国。4世纪末，随着日本国土统一、国力增强，大和朝廷又多次入侵朝鲜半岛。

　　公元594年，高句丽、百济、新罗开始向隋朝朝贡。日本也于600年向隋朝派遣使节。622年，唐朝与高句丽、百济、新罗建立册封关系。7世纪中叶，朝鲜半岛纷争升级。655年，高句丽与百济联合进攻新罗，新罗向唐朝求援。660年，唐高宗派大将率水陆联军13万前往救援，大败百济，俘获其国王。同年九十月间，百济遗臣两次遣使日本朝廷，请求援助，并要求送还在日本作人质的丰璋王子。大化改新后的日本，开始由农奴制向封建制转化。为了转移国内守旧势力的锋芒和人民群众的不满，扩大在朝鲜半岛的影响，日本借机出兵朝鲜半岛。于是，朝鲜半岛的纠纷扩大为东亚地区的国际争端。

　　中日激战白村江

　　661年正月(农历，下同)，日本齐明女皇和中大兄皇子(后来的天智天皇，668年即位)亲赴九州，欲统兵渡海西征，但齐明女皇因旅途劳顿，于当年七月病死，出征计划被迫推迟。八月，中大兄皇子监国，令先遣部队及辎重渡海。九月，5000日军护送百济丰璋王子归国即位。662年正月，日本向百济赠送大批物资。同年五月，日本将军率舟师170艘增援。日本本土则“修缮兵甲、各具船舶、储设军粮”，随时准备渡海作战。663年三月，日本又增兵2.7万人，唐朝也任命右威卫将军孙仁师为熊津道行军总管，统舟7000进驻熊津城(今韩国公州)。五六月间，百济君臣之间发生严重内讧，实力锐减。唐军与新罗军队趁机调兵遣将，于八月十三日包围了百济王所在的周留城(今韩国扶安)。至此，惨烈的白村江海战拉开序幕。

　　663年八月十七日，唐将刘仁愿、孙仁师与新罗王率陆军团团围住周留城。唐将刘仁轨、杜爽与百济降将扶余隆则带领战船170艘列阵白村江口。八月二十七日，日本援军万余人，分乘战船千艘，与唐朝水军不期而遇。《三国史记》中描述道：“此时倭国船兵，来助百济。倭船千艘，停在白沙。百济精骑，岸上守船。新罗骁骑，为汉前锋，先破岸阵。”翌日，日军诸将与百济王商讨对策。他们依仗兵力优势，妄言“我等争先，彼应自退”，遂未加整顿部署，便“率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结果，唐军“左右夹船绕战”，巧施包抄合击之术，致使日军“赴水溺死者众，舻舳不得回旋”。《旧唐书·刘仁轨传》史载：“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战后，百济丰璋王逃亡高句丽，残军尽皆投降，百济复国化为泡影。

　　一战决定东亚格局

　　白村江战役，基本上决定了当时东亚地区的政治格局。百济灭亡后，667年，唐朝和新罗联军乘机进攻，翌年攻陷平壤，存在705年之久的高句丽灭亡。

　　白村江之战，促使日本退守本土，九百余年(至1592年丰臣秀吉侵略朝鲜)间未敢再大规模入侵朝鲜半岛。白村江战败后，日本中大兄皇子深恐唐朝与新罗军队进攻日本本土，于是从664年起，花费巨资，先后构建了四道防线。其中，日本在九州的太宰府建“水城”。它实际上是一座用于防御的土坝，坝长1.2公里，底部宽80米，高十几米，外侧是一条5米深的水沟。为了保险，667年，日本将都城从飞鸟迁至近江大津宫。然而，唐朝和新罗的军队并没有乘胜进军日本本土。

　　白村江的战败，也加深了日本国内的阶级矛盾。人民群众对沉重的战争负担深为不满，守旧势力趁机向革新派施加压力。在守旧势力的攻势下，天智天皇一方面采取妥协退让政策，另一方面颁布法典，编制户籍，积极致力于内治，为奈良时代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白村江海战，是日本与唐朝的一次直接较量，它确立了唐朝在东亚地区的中心地位。面对强盛的大唐帝国，战争的惨痛教训，促使天智天皇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对外政策。于是，日本及时修正对外政策，恢复了与唐朝的国交，开始积极选派遣唐使，全方位地学习唐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在白村江战役之前，日本已经派遣过4次遣唐使。但史实证明，白村江战役后，日本派出遣唐使的频率、使团规模和影响力都远远超过战争之前。最具典型意义的第7次至第10次(669-733年)遣唐使，使团规模较大，一般为4条船，五六百人，约是战前的两三倍。这一时期中日间的文化和经济交流也最为兴盛，彪炳史册者很多。遣唐使作为日本朝廷派遣的国使，政治上发展与唐朝的睦邻关系，经济上交换宫廷贵族需求的珍贵物产，文化上积极吸取唐代丰富的典章制度，他们推动日本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回顾历史，日本的每一次重大飞跃都会出现一种现象：在与其他国家的战争中失败———积极向对手学习———实现自身的重大飞跃。白村江战役后的古代日本，在吸收唐朝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很快发展成为东亚强国。近代日本同样是在欧美列强的炮舰下开放国门，不断西化，在极短时间内跻身于世界资本主义强国之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败的日本掀起了学习美国的热潮，不到25年便崛起成为世界第三工业国。这种现象正是日本民族双重性格的体现。岛国的闭塞性、狭隘性和排他性使其落后、自卑，而靠近大陆的地理位置所形成的开放性、吸收性又使其能适应潮流、赶超先进、产生优越感。双重的性格、气质是力量的源泉，有时也会成为与其他民族对抗的根源。日本民族只有发扬积极的一面、克服消极的一面，才能保持发展活力，对世界文明做出贡献。

会唱歌的哑巴

此文已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同一批出来的还有梅毅的《华丽血时代:两晋南北朝的另类历史》，也很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