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乐诱惑－－太平天国的兴亡

imwangqi

窗外风雨潇潇， 这个时候转太平天国的帖子真是特别有味道。。。。。。$汗$ $汗$ $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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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赫连勃勃大王




　　遥想2000年，我在巴黎呆了一个月之久，为凑大热闹在爱肥儿铁塔下过千僖年。巴黎这个法国都市，是个离开后总会怀念的地方。如果真的冬天在那里，昼短夜长，终日冷雨霏霏，到处鬼头鬼脑的阿拉伯小偷，除了OPERA大街稍稍像中国的大购物一条街以外，很多地方破破旧旧，没有什么让人感觉好的地方。罗浮宫没兴趣总去，蓬皮杜博物馆都是垃圾，枫丹白露太郊区。无聊之余，我总是逛塞纳河边的大柜旧书摊。一次，忽然发现一本英语的旧书，要知道，傲慢的法国佬牛比烘烘，对英语十分抗拒，除了在BOURSE DE PARIS中聊聊英语，也只有在旧书上能看见俺那与天津话并驾齐驱的英语了。随便翻了翻，此书乃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出版的，书名是“THE GOD FROM THE WEST----A BIOGRAPHY OF FREDERICK TOWNSEND WARD”。看了几眼，见书上有什么TAI PING REBELLION 等字眼，已经估计是和太平天国有关，但是，当时还没有想到“洋枪队”什么的，更没有想到WARD （现在多译为“沃德”或者“华德”）是“华尔”。俺去过华尔街多次，理所当然认为华尔的英译应该是WALL（似乎英美人罕有姓WALL的）。很快，俺就被书摊上一本法国人画的中国春宫吸引，画作可能成于十九世纪，上面用水粉画出梳大辫子的鞑靼爷们纵马飞驰时弄练杂技一样“弄那事”以及外国人遐想出的中国士人在屋内的天地一家春（估计是法国佬抄袭仇十洲的创意）。为了弘扬祖国文化，忙付了100法郎买了那本旧书，临走，忽然灵念一动，想起刚才看到的英文旧书中有“EVER VICTORIORS ARMY”的词汇，恍然大悟，是“常胜军”啊，忽然想到，WARD可能就是华尔。于是，80法郎买下。
　　
　　
　　当时，随便看了看这本书，觉得华尔和从前印象中的“侵略者”“雇佣军”形象很是不同，在作者ABEND笔下，华尔完全是个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救民于水火的“国际主义战士”，所以，当时我还让一个在英国做交换学者的哥们弄来一大堆与太平天国有关的复印件。不久，由于忙碌和庸常的生活，这本有关华尔的书以及那一大堆太平天国资料，都被我忘却了。
　　
　　
　　写完明史无聊，忽然想起了这些东西。再拿出翻看，感觉自己的英语退步很大，外语如同小JJ，用进废退，所以，赶紧细读，恢复英语功能之余，再细品太平天国的历史，果然煞是有趣。
　　
　　
　　想想这几年读过的中文东西和浅薄导演拍的电视剧，很少有公正客观评价太平天国的，不是肆意谩骂就是瞎起哄歌颂，大多是一叶障目使然。于是，我就决定写出一本以飨自己。如果是好东西，也希望大家一起分享。
　　
　　MERCI BEAUCOUP !!. 呵呵。
　　
　　放了这么多洋屁，言归正传。

[ 本帖最后由 imwangqi 于 2007-5-15 10:5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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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言：刺破帝国生命的夜晚
　　——“金田起义”点燃的劫火
　　
　　人们对于天堂的渴望，往往会最终诱引他们堕入地狱的深渊。
　　
　　
　　1850年，当身在德意志的马克思博士得知大清帝国南方省份广西发生了革命时，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认定“（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在英国资产者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这个）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么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几个字原文为法语）”。特别是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马克思博士从他所擅长的政治经济学角度先行锲入，剖析清朝因鸦片战争后内外交困而导致逐步解体的深层因素，并信心十足地预言道：“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不久，受老战友影响，恩格斯也兴奋写道：“古老中国的末日正在迅速到来。……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仅仅过了十二年，在1862年夏（当时太平天国还没有灭亡），马克思博士在他的《中国纪事》一文中，笔锋一变，毫不容情地指出：
　　“（太平天国）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象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由兴高采烈改为指毒诅咒，展现出马克思博士对东方古老的国家那个正在长大的邪恶怪胎具有了超常的、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洞察力。
　　
　　
　　此外，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逸仙博士对太平天国也是经历了一个从推崇到批判的过程。1907年，他在同盟会所办《民报》上发表《哀太平天国》一文，呼吁“有仁者起，仗太平（天国）之所志。”但是，思想渐趋成熟后的中山先生，认真研究了太平天国之后，就指出：“洪秀全之所以失败……最大的原因，是他们那一班人到了南京之后，就互争作皇帝，闭起城来自相残杀。”最终，他得出结论说：“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太平天国战史•序》）。果然一针见血。
　　
　　
　　由“保皇”而“改良”的大智者梁启超所言，最能戮破画皮：“所谓太平天国，所谓四海兄弟，所谓平和博爱，所谓平等自由，皆不过外面之假名。至其真相，实与中国古来历代之流寇毫无所异”；与梁氏同为康有为弟子的欧榘甲，虽然力主反满，但他坚信“洪、杨与其徒党，起于草泽无赖……稍得土地，即以为安，封王数百，彼此争功。”他还明确指出：“（洪、杨）一旦得意（成功），其骄横无礼，贻害众民，恐有甚于满清者。”；即使写《革命军》的激进派邹容，从来是“反满复汉”，他也认定：“太平天国之立也，以汉杀汉，山尸血海，所保者满人……”；只有“难酬蹈海亦英雄”的陈天华对太平天国的消亡稍有遗憾：“太平天国有天下三分之二，将要成功，又有湘军三十万人，替满洲死死把太平天国打灭……恨的是曾国藩，只晓得替满人杀同胞，不晓得替中国争权利……”；民智初发之后，大儒钱穆先生讲：“……他们（太平天国）只知援用西方耶教粗迹来牢笼愚民，却没有根据西方民主精神来创建新基”，此语最为鞭辟入里。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始，出于狭隘的意识形态原因，国内学者大多对马克思、孙中山、梁启超等人有关太平天国的评价视而不见，只是从简单的“阶级”立场出发，一叶障目，他们在史料挖掘和史实钩沉方面的工作做了极多，却均是出于“一面倒”的治学原则，凡是有利于突出太平天国“高大全”的东西，即使是经纂改过的民间歌谣谶言，也当成史实加以“发扬光大”；凡是不利太平天国的“光辉形象”的东西，抛开汗牛充栋的清政府原始档案不讲，即使是当时身经战乱对交战双方均加以客观描述的士绅笔记内容，也均斥之为“地主阶级”对太平军的“诬蔑”和“抹黑”，其治学严谨程度还不如民国初期的梁启超。
　　
　　
　　梁夫子在否定太平天国和洪秀全的同时，仍旧大力推崇扶危定乱的李秀成。他满怀深情地写道：“李秀成真豪杰哉！当存亡危急之顷，满城上下，命在旦夕，犹能驱使健儿千数百，突围决战，几歼敌师。五月十五日之役，曾军（湘军）之不亡，天也！及城已破，复能以爱马救幼主，而慷慨决死，有国亡与亡之志，虽古之大臣儒将，何以过之！……（倘）使以（李）秀成而处洪秀全之地位，则今日之城中，安知为谁家之天下耶！呜呼，刘兴骂项，成败论人，今日谁复肯为李秀成扬伟业、发幽光者！百年而后，自有定评。后之良史，岂有所私。虽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亦人杰矣！”
　　
　　
　　反思“极左”思潮下，对太平天国的赞不绝口，无外乎以下几点：第一，太平天国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农民革命运动”；第二，《天朝四亩制度》是一个“伟大”的“农民革命”纲领，具有“彻底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的意义”；第三，马克思曾称太平天国运动为“中国的社会主义”。
　　
　　一切的一切，谬误以外，还是谬误。
　　
　　
　　首先，太平天国，自其建立之始，因为“上帝教”与“基督教”的血脉关系，其头目们就与洋兄弟们勾勾搭搭，直到李秀成攻上海受挫，才与“洋鬼”结下深仇，所以“反帝”无从谈起。“反封建”更不必讲，清朝咸丰帝有名号的嫔妃只有十八个，洪天王有八十八个“嫔妃”，后宫供其纵欲者近两千女性。相比封建帝王，洪教主要“反动”得多。而且，根据清朝《贼情汇纂》等详实的官方文件，可查太平天国早期领导人物二百多，出身能得以查证的一共有50人，绝大部分是会党成员、盗贼、地主、塾师、各类商贩、戏子，真正出身农民的只有14人（这还算上富农在内），所以说它是“农民革命战争”完全是说瞎话。其次，《天朝田亩制度》，这只是平均主义的乌托邦理想而已，从未真正落实过。毛润之先生早就指出过：“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和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一样，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他还特别指出：“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分见《毛泽东选集》第89页、1209页）。所以说，太平天国这一个披着神秘宗教外衣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享，有钱同使”为诱饵的虚空纲领，不仅仅是农业社会主义的空想，更是“物物归上主”的对农民产生新束缚的梦呓。第三，马克思真的说过太平天国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吗？他确实有过类似表述，但其本意与我们学者的“断章取义”截然不同。马克思原文见于1854年第二期《新莱茵报》，他主笔写道：“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像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而后所述便是他对太平天国革命的善良展望。但马克思博士所指的“社会主义”并不是指太平天国运动，而是指德国人居茨拉夫（此人加入英国教会）所说的“社会主义”，此人在中国多年传教，中文名字为“郭实腊”。他于1849年左右回欧洲后，听到当时的人到处谈论“社会主义”，恍然大悟道：“中国许多平民近来也流传这一套东西”。所以，郭实腊和马克思在当时讲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其实是财产平均分配的“农民社会主义”，与“欧洲的社会主义”一样，在当时的马克思口中说出来，其实含有辛辣的贬讽之意。马克思、恩格斯二人的“社会主义”，直至1873年才成型，他们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弄清了此“社会主义”非彼“社会主义”，“极左”学者们对太平天国涂饰的立论点，不攻自破。
　　
　　
　　早在《原道救世歌》中，洪秀全曾装出一副“仁慈”面貌，假模假样唱道：“嗜杀人民为草寇，到底岂能免祸灾。白起项羽终自刎，黄巢李闯安在哉！”但是，历时近十五年之久的波及十八个省份的太平天国战争，不仅仅造成了中国经济历史性、全面性的大倒退，还使整个国家丧失了一亿左右的人口。当然，对于这么一个庞大死亡数字的责任所在，难以细究，大致上讲，清军与太平军可以“平分秋色”。
　　
　　
　　太平天国，于后世而言，它最大的“积极意义”，早为梁启超一语道破：“道（光）、咸（丰）以后，官吏之庸劣不足惮既已显音，而秕政稠叠，国耻纷来，热诚者欲扫氛雾以立新猷，桀黠者欲乘利便以觊非份，此殆势有必至、理有固然者耶！于是，一世之雄洪秀全、杨秀清、李秀成等，因之而起；于是，一世之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因之而起。”正是太平天国的冲击，使得腐朽的大清国内满蒙权贵一步一步走向衰弱，经世派（庶族汉人派）一步一步走向权力的颠峰，最终形成不可逆转之势。这些，恰恰为后来袁世凯和孙中山的崛现奠定了坚实的精神基础。在这一点，也仅仅在这一点，邪恶的怪胎终于有幸成为日后中华民国的一掬肥料。
　　
　　
　　洪秀全、杨秀清以及他们身后那些幢幢的念着“天国”咒语的幽灵，在国人心中徘徊了一个多世纪。我们现在不需要的招魂，不需要砸偶像派与敬偶像派之间的争辩，不需要武断肯定与简单否定的轻下结论，我们恰恰需要发自历史良心深处的冷静的审视，从昔日的破坏中寻找建设的起源，重新寻找逝去年代的精神体验。
　　
　　
　　柳亚子二诗，最能表达笔者此时心境：
　　
　　
　　其一，已无遗老说洪王，志怪传奇说渺茫。多少英雄兴废感，最怜鹬蚌斗韦杨。
　　其二：帝子雄图浑幻梦，中原文献已无征。我来重读太平史，十丈银釭焰影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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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上帝”到广西
　　――洪秀全的勃然而兴
　　
　　
　　公元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春天某日。
　　
　　
　　广州街道上，因昨宵一夜风雨，地上飘满了摧落的枯叶。岭南的气候，正是如此怪异。四季长青，深秋不见枯黄飞叶，春天却往往两、三天内落叶满地，但枝梢之间，同时即有迅速冒出的嫩叶，生长速度快得惊人。地面深绿发干的叶子还未腐烂，各种树木间已经燃烧般腾满了鲜绿。
　　
　　
　　一位在岭南身群中很显高大虚胖的男人（约1.78米80公斤重），蜡黄的脸上满是阴郁。他揪了揪自己已经多白的胡须，望着国子监外张贴的榜文，狠狠地往上吐了口唾沫，用广府话骂了句“丢?诶夏负冢　苯幼牛旨彼俚赜门匀四呀獾目图一奥盍思妇涫裁矗呷蛔砝肟敲嫣兄械诰僮用值暮谇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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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很有必要“八卦”一下给予洪秀全“上帝”性启蒙的《劝世良言》的作者梁发。
　　
　　
　　梁发是广东高明县人，1789年（乾隆五十三年）出生，本为一个很普通的雕版印刷工人，略识文字。1811年左右，由于他受收了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数两银子，梁发冒险替他刻印中文版的《圣经》，这在当时是有“杀头之罪”。在大清国非法宣传“邪异”之教，后果极其严重。马礼逊曾在印度公司（英国人所开）干活二十多年，他本人是个有冒险家意味的基督教传教士。在他的劝诱和“启发”下，梁发成为中国第一个“华人牧师”，时间为1823年。以那时起，梁发再不用挥汗如雨搬雕版印东西，开始穿上半洋半中的衣服，暗中秘密宣教，并每年从伦敦新教教会支领薪水。1832年，已经习教上升到几个层次的梁发写出《劝世良言》，由其恩师马礼逊亲自审核出版。当然，那时候的政治气候不利于梁发以真名出版这本宣传册子，当时他的署名是“学善者”（梁发有时还有“学善居士”之名）。
　　
　　洪秀全所观的《劝世良言》，其实就是基督教《新约》、《旧约》的“编写本”，一半引原文，一半由梁发自己发挥。梁发所引原文大约只有新、旧约全书的九分之一左右，删掉了原书的类似神话的故事情节，主要保留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可以说这个工厂学徒出身的中国人中年以后确实深悟了许多基督神学原理。梁发《劝世良言》中没有丝毫“革命”的意思，主要鼓励人们信仰上帝，顺从基督，安贫乐道，戒杀戒贪，并宣称“天国”在来世，死后能“永生”。梁发书中惟一稍显激烈的，就是对佛教、道教大肆“批判”，对儒教稍有微词，其它方面没有什么“火药味”。日后，洪秀全断章取义，逢佛灭佛，遇庙拆庙，焚烧经籍之余，丧心病狂到“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大声高叫要“杀妖杀有罪”，与梁发的《劝世良言》基本“精神”完全背道而驰。
　　
　　
　　
　　
　　革故鼎新——“金田起义”前后时机与运气
　　
　　
　　洪秀全在花县老家埋头搞“创作”，其“革命同志”冯云山一直踏踏实实在广西紫荆门地区做基础工作，时而打短工，时而作塾师，中心任务就是传播教义，拉信徒入伙。
　　
　　
　　这位洪秀全的“发小”哥们冯云山，家乡距洪秀全的村子仅一公里，村名“禾落地”，出身也是殷实小地主家庭。同洪秀全一样，冯云山也是屡试不第的秀才，科场失意，心肝冷却，热血却沸腾，加上又是实干家，冯先生两年多忙个不停。而且，此人志向远大，可从当时其一首诗中窥见端倪：
　　
　　
　　穿山透地不辞劳，到底方知出处高。溪漳焉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
　　诗品方面，显然比俚俗的洪秀全要高出一大截。
　　
　　紫荆山地区，是广西很落后的山区，距离最近的桂平县有近三十公里距离，岩壑深广，深山老林，近三百平方公里内，险山环列，从战略角度上讲确实是个打游击的好地方。
　　
　　
　　1847年秋，洪秀全第二次来到广西，发现老哥们冯云山已经发展了两千多徒众，十分欢喜。这些“拜上帝会”新入会者，包括了石达开、杨秀清、萧朝贵等人，皆成为日后“太平天国”的开国功臣。
　　
　　
　　选择了易守难攻的高坑冲卢六家为栖身之所后，洪秀全和冯云山准备一试身手。为了扩大影响，他们先是选择象州当地有名的“甘王庙”下手。在广西东南部，“甘王”是非常有名的民间祭祀对象。“甘王”确实有真实原本的个人，本为五代时期象州人，从征南汉立下战功，死后为乡人祭为土神，称为“甘王庙”。庙宇建筑物宏伟壮丽，香火旺盛。于是，十月间，洪秀全、冯云山、卢六等人手持利器，冲入象州甘王庙，打毁了内塑的偶像金身和香炉等祭器，并在庙内白壁上四处题诗，宣示“甘王”为邪神。
　　
　　
　　象州当地人正要聚众找洪秀全等人“算帐”，街头忽然摔倒一位十二、三岁的当地男孩，口吐白沫，自称“甘王”附体，大嚷道：“这些打我的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你们不能伤害他们！”众人骇然，纷纷散去。事后，装神弄鬼的男孩得钱一大串，原来他早为洪秀全等人买通。
　　
　　
　　得意之余，几个人连连展开“破四旧”运动，在紫荆山地区四处寻庙找像，予以捣毁拆除，破毁雷神庙和土地庙许多座。广西人好淫祀，特别崇信这些地方“神圣”，所以，他们发现捣庙者大肆破坏后没有任何“报应”，心中逐渐信服起“上帝”来，不少人加入“拜上帝会”。中国人一贯如此，很少有坚定的、纯粹的精神信仰，大多是“临时抱佛脚”，哪个神的神通大，自然倾向哪一方，
　　
　　
　　快心事后首尾多。砸庙砸东西痛快，很快就砸出事来了。
　　
　　
　　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底），紫荆山地区石人村的士绅王作新带领家丁、团练，以毁庙宣扬妖书为罪名，捕捉了冯云山。这下捅了马蜂窝，会众人员很齐心，拜上帝会会员卢六很快找了一些会众，把冯云山抢了回去。为此，王作新把此事告官，向桂平县衙投状，指称冯云山以村民曾玉珍家为窝点，非法集会，毁捣社稷神明，结盟惑众，不从清朝法律。其实，王作新作为主控方有理有据，非法集会和捣毁公有建筑在封建时代确为犯法行为。但是，当时的满清政府，自鸦片战争失败后，上上下下畏洋如虎，清朝中央政府应外国传教士之请，已经有公文派发到各地，明令地方政府不要干涉洋教活动。因此，桂平县的官员息事宁人，在押解冯云山和卢六到官衙的同时，发传票要王作新到庭，并声言他有诬告和捏造事实的嫌疑。冯云山方面，在监狱中不停申诉，辫称自己只是相信基督教，并无不法行事，坚称自己完全清白。由于察觉风向不对，事主王作新又怕教徒报复，屡不到庭对质，而卢六（冯云山的表兄）又在监狱中得病而死。
　　
　　
　　押了几个月后，新上任的桂平知县索性小事化了，以“查无情实”为名，把冯云山从牢狱中放了出来，只是认定他“无业游荡”，派两个差役押送他回广东花县原籍。一路上，冯云山如簧巧舌，竟然说服两位差人也皈依了“拜上帝会”，三个人一起转回了紫荆山地区。当然，冯云山得释，最关键在于会门兄弟集资捐款“科炭”钱（拜上帝会多烧炭矿徒，集资敛钱称为“科炭”），四下在衙门中走关系打点。钱能通神，最终才使冯云山能顺利出狱。从另一方面讲，也可看出这些抱成一团的“拜上帝会”势力越来越大，吓得王作新一家人都不敢再在石人村家中居住，很怕招惹这些事儿头。
　　
　　
　　冯云山刚刚被逮时，洪秀全又怕又急，匆忙离开紫荆山，赶至广州，准备亲见鸣鼓喊冤，向两广总督耆英告状，以图救出冯云山。因为，清政府在道光二十五年经耆英上奏，已经明旨谕准对广东的礼拜堂驰禁。可巧耆英内调离开广东，冯云山得释，洪秀全就没有见到这位身任两广总督的“青天大老爷”。
　　
　　
　　1848年十月，二人终于在花县老家会面，相拥久之，恍若隔世。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提。冯云山在桂平县被羁押期间，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三月三日，拜上帝会会员中的骨干份子杨秀清自称“天父”附体，玩起降神把戏，咣当一声当众晕倒，然后突然跃起，神情肃穆，自称代“天父上帝”来传言，把会中摇摆不定的黄姓家族成员驱逐出会。由于广西一带流行人神交通与鬼神附体的风俗，会众们信以为真，杨秀清不仅获取了极高的威信，也稳定住了冯云山被逮后拜上帝会内部的恐慌情绪。
　　
　　
　　很快，杨秀清的烧炭同伴萧朝贵有样学样，咣当一声也倒地，鲤鱼打挺跃起后，自称“天兄”附体，与杨秀清演起了双簧。
　　
　　
　　所有这一切，洪秀全、冯云山两个人，当时一个在狱中，一个在广州，皆不知情。事定之后，二人就此也产生过犹疑：如果承认杨秀清、萧朝贵的“天父”、“天兄”代言权，会友们对此坚信，那么，就意味着这两个人日后在宗教上有超越洪、冯二人权威的意味。但是，如果拒绝承认，闹不好会内人员产生内哄。思来想去，觉察到杨秀清、萧朝贵二人当时没有野心，洪、冯二人就决定接受这一事实。洪秀全声称自己是上帝之子、耶稣之弟，如此一来，天父、天兄二人的“代言人”地位，自然超越不了“上帝”的亲儿子。日后太平天国的“爷降节”、“哥降节”，就是“纪念”这杨秀清、萧朝贵这两个人的“下凡”。
　　
　　
　　杨秀清祖籍嘉应州（今天的梅州），其四世祖开始移居广西。他本人于1821年出生，五岁丧父，九岁丧母，孤儿苦出身，多亏伯父抚养成人。成人之后，杨秀清以烧炭为生，生活极其困苦。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加上慢性疾病，杨秀清身材矮瘦，胡须稀疏，而且渺一目，是个面有残疾而体格虚弱的人。但此人抱负远大，广结朋友，仗义施财，情商和智商都特别高。正因如此，他才能在“拜上帝会”危难之际脱颖而出，一装成名，取得了“代天父传言”的特权。至于萧朝贵，是杨秀清山中烧炭的老伙计，其人性情凶悍，相貌凶丑，但对会门与杨秀清等人忠心耿耿。
　　
　　
　　1850年左右，洪秀全在拜上帝会内的地位日益得到巩固，多次“预言”得验（无非是装神弄鬼说些某时某人要得病的“神言”），加之其本人知晓些治病偏方，日益被会众渲染为“能令瞎者见物，能令哑者开口”的神人。同时，金田村的大财主韦昌辉家族也加入了会门，为拜上帝会增强了极大的物质基础。不少学者讲韦昌辉是壮族人，完全是以其“韦”姓揣测。韦昌辉也是明末从广东迁到广西的客家人后代。在所有太平天国的高层头目中，基本百分之百是客家人。至此，笔者简述一下“拜上帝会”重要成员中的“客家人”构成情况。
　　
　　
　　笔者十多年前从天津初到岭南，对“客家人”这个概念十分模糊，以为是广东的一个少数民族。其实不是。客家人是中原汉族南迁后形成的一个特殊支系。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南定百越，他派几十万大军进军岭南，修灵渠，灭蛮族，由此就把汉族的文明之花散播于五岭以南。其后，每逢中原战乱，朝代更迭，就有大批民众扶家携口南迁由黄河流域到江淮流域，由江淮再迁至赣闽粤的广大山区，与当地畲、瑶等少数民族打打杀杀，来来往往，最终形成了一个“客家”群体。“客家”，取自“客而家焉”之意，最早出自晋元帝诏书，而实意的“客”是从少数民族口中而来，相对于当地土著，这些外来汉自然是“客家”。
　　
　　
　　客家人一直保留着浓郁的中原传统文化，即使今天的语汇中仍旧保留了许多古词语，可称是古汉语的“活化石”。其传统守礼重义，好学讲理，耐劳耐苦，坚忍不拔，确实具有中国古代河洛精神的遗风。明末清初之际，由于满清入关后推行的民族压迫政策，大批广东、福建地区的客家人西迁至广西，在武宣、桂平、平南、贵县、陆川、藤县等地区居住，或垦山，或开矿，努力求食，艰辛生存。不仅来自广东花县的洪秀全、洪仁玕、冯云山是客家人，死于狱中的卢六是客家人，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赖文光、黄文金、曾天养、李秀成、陈玉成，等等，全都是客家人。特别让后人概叹的是，首先派人把冯云山抓起来的王作新，是客家人；镇压太平天国的曾国藩，是湖南的客家人；一直作诗作文大骂太平天国的清末启蒙思想家黄遵宪，也是客家人。五十年代，有学者“考证”说石达开、韦昌辉、林凤翔、李开芳（后两位是太平军“北伐”主将）皆是广西壮族人―――此说完全是根据当代居村人员现状的“揣测”，如果石达开、韦昌辉是壮族人而非客家人，他们二人不可能进入太平天国最高决策层。特别是韦昌辉，堂堂“六千岁”，仅居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之后，如果不是客家人，万万不能拥有这种地位。有学者总以他姓“韦”而误认其为壮族，实是犯了“经验性”错误。
　　
　　
　　即使在冯云山被逮前后，洪秀全也非想过真的要“造反”，广西的“来土之争”，正是导致“金田起义”最直接的催化剂。
　　
　　
　　何谓“来土之争”呢？金田起义前，在广西桂平、贵县、武宣、平南（浔州治内）等地，一直存有大规模的武装械斗。所谓“来人”，主要指从广东迁入广西的讲客家话和广府话（白话）的人，所谓“土”，主要指久居广西当地的土著居民（包括汉人和少数民族，主要是汉人）。由于广东客家话和广府话（白话）不同于广西当地的“土白话”，当地人也称“来人”为“讲客的”，称土著为“讲土的”。“来土之争”绝非民族之争，因为广西本地的壮族、瑶族并无鲜明立场，有些人支持“来人”，有些人支持“土人”。广西这地方由于久在“化外”，民间械斗一直是流行的“民俗”现象。特别是道光末年土地兼并剧烈、内部矛盾激烈的情况下，大批广东、福建、湖南游民进入广西，造成了地少人多的局面，官府有时又暗中怂勇当地土著与游民争田，故而梁子越结越深。为争一口井、一块田、一个媳妇，整村整村的人互相持械仇杀，有时一打成年累月，你来我往，你杀光我半村人，我再拉人杀光你一村人。男女杀掉不说，还把对方的孩子均抢走卖掉，房屋付之一炬，整村烧成白地。成千上万的人，死于这种大规模仇杀之中。
　　
　　
　　道光二十四年，桂平县金田村黄谭两姓械斗；道光二十八年，贵县北岸来土械斗；道光三十年，贵县赐谷村农民之间因争水源械斗。不久，“来人”打死土人多，贵县奇石寺村数百土人来寻仇，开始互相仇杀；再后，教子岭一带的“来人”想强娶壮族美女为妻，壮人与土人联手与“来人”械斗。“来人”打不过土人，便又四处联络“来人”来帮忙，愈演愈烈之下，整个贵县地区上万人大规模械斗，互杀四十余天，尸横遍野，瘟疫肆虐，“来土之争”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金田起义”发生。起事之初，根本不是洪秀全等人要打“江山”，完全是应大部分落难的、无家可归的客家人之请，准备武装迁徙。从前的教科书和历史研究基本都宣称洪秀全是一位深谋远虑的“革命者”，一直策划推翻腐朽的满清政府，从来就反帝反封建，那完全是拔高。不必看别的资料，仅看太平天国被清军生俘的重要两个人石达开与李秀成的《自述》，均讲来土之争是“起义”之基本原因：
　　
　　
　　“拜上帝人与拜上帝人一伙，团练与团练一伙，各自争气，各自逞强，因而逼起”。（《李秀成述》）
　　
　　
　　“道光二十九年，因本县（贵县）土人赶逐客人，无家可归，同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萧朝贵、冯云山共六人聚众起事”。（《石达开自述》）
　　
　　
　　而且，“来土之争”的结局，正应验了洪秀全早先的“预言”：“有田无人耕，有屋无人住！”自得之余，洪秀全很精明，提前让人把自己的家属从花县搬来广西，并通知各地教徒到金田村集中。确切日期，大概是1850年（道光三十年）五月间。冯云山就“傻”一些，他没有及时搬迁亲属。金田事变后，冯云山一家三族均被官府抓住，因大逆之罪基本都丢了脑袋，而冯、洪二家的祖坟也被刨开铲平。
　　
　　
　　自道光三十年七月开始，各地的拜上帝会信徒，特别是那些“来土之争”失利的客家人群，携家而来，奔向金田村。人流络绎之中，清朝的地方政府不以为然，没有想到这些人要造反，以为他们是逃难。还有大黄江巡检带了几十官兵入山敲诈会众，更激使得群情激愤。
　　
　　
　　韦昌辉一家本人就是金田富户，他一大家子人昼夜忙乎，弄了不少人在家铸造武器，磨刀擦枪，而韦府也成为洪秀全的指挥中心。贵县人石达开率一千多生力军到达；陆川的赖九自玉林率众来投；博白会众和象州会众来投……只有广东信宜的凌十八所率拜上帝徒众倒霉，他带了数百武装自信宜出发，但中途贪攻城池，攻玉林、博白等县城不果，失败后想掉头跑回广东，最终在罗定被清军全歼（凌十八及其数百随从全是客家人）。
　　
　　
　　眼看会众愈聚愈多，不第举子洪秀全满心欢喜，手拈须胡，又做歌诗一首明志：
　　
　　
　　近世烟氛大不同，知天有意启英雄。神州被陷从难陷，上帝当崇毕竟崇。明主敲诗曾咏菊，汉皇置酒尚歌风。古来事业由人做，墨雾收残一鉴中。
　　
　　
　　显然，洪秀全诗中，已经暗隐有自己要与朱元璋和刘邦比肩的意思。但此诗中，可见洪秀全文化修养确实一般，不是人们所吹嘘的精熟史集的水平。“汉皇置酒尚歌风”，是指刘邦做《大风歌》，虽是瞎押韵，还算看得懂。而“明主敲诗曾咏菊”很让人费解，黄巢杀人八百万，此贼头曾经大咏“我花开后百花杀”，明太祖朱元璋，正史上却无记载他有咏菊诗。很有可能洪秀全爱看民间演义，似乎传有朱元璋做过一首仿效黄巢的《咏菊诗》：“百花发时我不发，我一发时都吓杀。要与西风战一场，满身披就黄金甲。”
　　
　　
　　从实际上说，“金田起义”不是一天的事情，是指各地会众一路打杀到金田聚集的几个月过程。最终，冯云山等人选定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1851年1月11日）这天趁给洪秀做寿过生日当作纪念日，称之为“万寿起义”，所以一般后人就把这一天当成金田起义“纪念日”来对待。其实，太平天国真正的起事要早几个月，他们内部也一直没有专门纪念“金田起义”的节日。
　　
　　
　　在金田村的韦昌辉家里，洪秀全已经自称当日为“太平天国元年”的起始，但仍旧是以“教主”名义宣布，与清政府完全对抗之心，还未敢十分表露。从当时拜上帝会所发的一份檄文中，仍可见出痕迹：
　　恃思未拜上帝以前，未尝扰害良民，既拜上帝以后，何尝劫掠城乡。不过志甘泉石，自成世外之逍遥，性乐烟霞，别有无名之天地，于是托迹颖水、箕山，聊效巢、由之洗耳，潜踪西山、北海，暂比夷、齐之采薇。孔子云：“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何乃尔等愚官劣宰，捉我同帮，押死公堂，轻如鼠蚁，讹诈不为痛心哉！（指拜上帝会会员卢六、黄为正二人瘐死狱中之事），故不得不纠集英雄，结盟豪杰，以为报仇之举。尔乃复起官兵，联络团练，与我颉颃，相争上下，岂不谓我营中无人乎？（指政府团练等武装与拜上帝会会员在新塘、紫荆等地的打杀），抑知我文官二百，人人有安邦定国之才，武将千员，个个有擎天跨海之勇。雄兵三万，势若天丁，战士数千，威如猛虎，（人数有夸大，只有两万不到），恰似一天星斗，固若铜城，恍犹四海洪波，坚如铁柱。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克？谅尔小小蛇儿，乌能与蛟龙斗胜，微微犬子，何敢与虎豹争能？大师一出，望风而逃阵，官心惊而胆裂，壮士窜走似狼忙，抛盈城之戈甲，弃满地之刀枪，尸填巨港之岸，血满长城之窝，无面目见关中父老，何颜入将府之厅堂。倘能各安本分，息战停征，免苍生之涂炭。至若执迷不悟，兴兵动将，使庶民遭殃，军威所至，定扫浔江为平壤，踏闾邑作丘荒。
　　
　　
　　从文件的文笔上看，应该出自冯云山或洪秀全之手，《三国演义》味道极浓，叙事累赘铺排，牛B哄哄，可称的是其中斗争目标所指，仍旧是地方的“愚官劣军”，吓唬中有心虚，显示出他们的真实目的在于“息战停征，免苍生之涂炭”，即使是地方政府要镇压，最大的危胁仅仅是“扫浔江为平壤”，还未有什么大的造反野心。
　　
　　
　　但凡“造反”之事，开了头就不能收脚步，硬着头皮也要干下去。特别是广西平南县的拜上帝会信徒在向金田村进发的途中，与清政府地方武装发生了激烈冲突，双方死人不少。在花洲和思旺的战斗中，仅团练和瑶兵就被杀五十多人。
　　
　　
　　道光三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杨秀清派出蒙得恩率数千人马猛攻在思旺墟驻扎的浔州副将李殿元部清军，旗开得胜，并杀掉了清军一个巡检。这可是第一次真正同满清正规军开战。此役得胜，拜上帝会众人心思奋。由于当时洪秀全和冯云山在思旺指挥平南拜上帝会，杨秀清派来的这只得胜队伍与平南会众会师，迎洪秀全从思旺回金田，所以，思旺墟之战，太平天国称为“迎主之战”。当时情况确实很危急，由于清军在思旺墟驻防，洪秀全被困于山人村内，倘若杨秀清不派人来救，说不定洪头领就成了韩山童，事不成就会被官府捉住杀头。
　　
　　
　　可笑的是，即使官军有多人被杀，北京政府仍然以为是广西的“天地会”（三合会）所为，不知道有新组织“拜上帝会”的存在，更不知有洪秀全这个人。洪秀全“大名”，思旺墟之战半年多后才为清政府所知。当然，李殿元当时率军在思旺墟驻扎，绝非是因为想抓住贼头“洪秀全”。当时，李殿元根本不晓得有洪秀全这么个人物。他在那里驻军，正因为当地是连控平南、桂平的交通隘口，必须在此地驻军，一切仅仅出于普通的军事常识。日后太平天国自己极力渲染清军大部队围困以及“天王”智能双全、福大命大，皆是为了“造神”使出的宣传伎俩。广西僻地的一股乱众，当时还真未入清政府的法眼。
　　思旺墟之战后，清朝地方政府确实着慌，贵州清江副将伊克坦布和松桃副将清长、浔州知府刘继祖、桂平知县李孟群等人纷纷汇聚，各带正规军和壮勇团练，分成二路向金田村开始进攻。恰在此时，博白县的会众、贵县龙山矿徒以及各地在“来土之争”失败的客家人纷纷奔至金田。
　　
　　
　　特别是洪教主的安然返归，使得拜上帝会会众信心大增。
　　
　　
　　精神原子弹一爆不得了，未等清军攻近金田，会众们蜂拥四出，头领们个个披发持剑，口中念咒，狂舞红旗，奋死杀向清军。由于“壮勇”（状勇不是壮族兵勇，而是当地天地会投靠清政府后被武装成的民兵组织）身上装束与拜上帝会人员的衣服相仿（均头缠红巾），这些人率先惊溃。清军正规军很少见过这么不要命的“贼”，个个脚软，争相奔跑往后退却。清将伊克坦布提剑督阵，被自己手下溃退的士兵撞倒，拜上帝会会员冲上，一刀就结果了他的性命。（也有说他是骑马逃跑时跌落蔡村江桥下后被杀的）。
　　
　　
　　这一阵，清军损失三百多人，加伊克坦布这样的副将一员，可谓是大败亏输。
　　
　　
　　洪秀全信心更增，在庆祝自己生日的同时，发布五条军令：
　　
　　第一，恪遵条命。（树立绝对权威）
　　第二，别男行女行。（分男营女营）
　　第三，秋毫莫犯。（严肃纪律）
　　第四，公心和傩，各遵头目约束。（公库制度，战时“共产主义”）
　　第五，同心合力，不得临阵退缩。
　　
　　
　　在冯云山帮助下，洪秀全依照《周礼》“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的依据，自创军制，即一“伍长”管四人，“司马”管五个“伍长”，“卒长”管四个“司马”，“旅帅”管五个“卒长”，“师帅”管五个“旅帅”，军帅管五个“师帅”。而“军帅”之上，又有“将军”、“总制”、“监军”来加之加以节制。在“将军”之上，有“检点”，也分殿左“检点”和殿右“检点”，共三十六人。“检点”之上有“丞相”，分为“天、地、春、夏、秋、冬”六种，共二十四人。“丞相”上有“前、后、左、右、中”五军“主将”。此外还有“御林侍卫”，官名皆以天干和节气命名。金田一地，至此共集会众二万多人。
　　
　　
　　拜上帝会众人心非常齐，不少人均是在参加金田起义前把所有地产房屋和财宝变卖，全部换成银子后缴纳入“圣库”，所有会员的一切支出皆由“圣库”支出，上下平等，同吃同住。同时，拜上帝会人员严格禁欲，女营、男营各分一处，夫妻亦不得见。这种“军事共产主义”和清教徒式的禁欲，对于拜上帝会初期起事时保持旺盛的战斗力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同时，为了独标一帜，拜上帝会会员遵洪秀全之命，开始蓄发，此后便被清政府及各地“非解放区”人民称为“长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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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广西山区的“大动静”，清政府不得不着急。北京城内，早在当年（道光三十年）春正月，道光皇帝本人已经“崩”了，庙号“宣宗”，其四子奕詝继位，明年改元“咸丰”，是为清文宗。
　　
　　
　　道光帝在位30年，恭俭宽仁，是一位勤快节约的苦心皇帝，个人品德几乎无可指摘，只可惜“有君无臣”，在其统治后期，鸦片战争失败，《南京条约》签订，大清王朝一天不如一天，这位仁德皇帝可称是郁闷愤懑而死。所以，道光帝本人在咽气时并未知晓有“拜上帝会”的大患。
　　
　　
　　帝国广大，新君咸丰初立，内忧外患，摆在眼前的是一个大烂摊子。但人生就是一个又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广西“贼”虽然在当时不是什么大事，也得要正视。早在道光三十年七月，广西提督闵正凤已经因办事不利被革职，不久广西巡抚郑祖琛丢官。湖南提督向荣和云南提督张必禄分别带领楚兵和黔兵被清廷调至广西去解决问题。在虎门销烟倒大霉的林则徐也被起用，被任为钦差大臣兼广西巡抚。可巧，老林头刚走到潮州就病死，终未成为“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刽子手”。如果他多活几年，无外乎生前身后有两个结果：其一，拜上帝会根本没有机会成为“太平天国”；其二，林则徐再也无法享受上个世纪后五十年国人对他的尊崇，“苟利国家生死已”这条标语也不会在今天的福州街道上看得见。总而言之，老林头死得很是时候，以其老迈之年，在烟瘴之地的广西辗转劳累，想必不会有太好的结局。老林头病死，云南提督张必禄前后脚也病死，镇远总兵周凤岐代领其军。
　　
　　
　　到咸丰元年（1851年）初，已有两广、云贵、湖北、福建六省正规军开至广西，人数大概有一万多人，接林则徐棒子的是前两江总督李星沅。
　　
　　
　　1851年1月11日（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这一天，清政府辖下广西浔州紫荆山地区金田村出现了“太平天国”，但“天王”早在1837年时就已经“存在”了。因为洪秀全诈称他生病发烧时上过“天堂”，天父上主皇上帝当时已经封他为“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其实“太平”二字，早在东汉何休对《公羊传》作解诂时已经使用过，汉末的造反者张角也曾称他所组织的“宗教”为“太平道”，元末江南农民造反也称“杀尽不平方太平”，明末有几个农民军头目也自称“太平天”什么的……“太平”一词相同，意义到了洪秀全时代却大有不同之处。
　　
　　
　　由于会众日多，已有三万多人，金田村再也盛不下这么多人，粮食也成问题。于是，建“天国”后的第三天，即1851年1月13日，会众们沿大湟江而上，直杀江口墟。此次行动并非多么有目的性，因为“大湟”二字的客家和白话读音类同“大王”，“出大湟”意即“出大王”，如同“拜金田”等同“拜金殿”音声一样，这群人已经痴迷“拜上帝教”，拥“大王”浩浩荡荡而出。
　　
　　
　　不巧，由于清军正规军越来越多，拜上帝会会众顶不住，便于三月间撤出江口墟，奔向武宣。
　　
　　
　　
　　力争上游——东乡称王与永安建制
　　
　　咸丰元年二月二十一日（1851年3月23日），洪秀全在武宣的东乡正式对外称“天王”，并封杨秀清为左辅正军师，领中军主将；萧朝贵为右弼又正军师，领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前导副军师，领后军主将；韦昌辉为护又副军师，领右军主将；石达开左军主将。由此，规模初立，五军主将制度成形。
　　
　　
　　与此同时，咸丰皇帝派赛尚阿为钦差大臣，前往广西督师。由于李星沅、周天爵、向荣等人将帅不和，广西清朝高层内部大乱，确实需要一位威望高的能臣来当地镇服诸人，统一指挥。
　　
　　
　　赛尚阿是蒙古正蓝旗人，字鹤汀，嘉庆年间中举，道光时代已做过军机大臣，官至理藩院尚书。此人人品很不错，又是满蒙贵族血统，在道光末期以协办大学士兼九门提督，时人以“宰相”目之。咸丰帝继统后，非常重视这位前朝贵臣，封他为文华殿大学士，委以首辅重任。见广西乱起，忧心之余，咸丰帝就想以赛尚阿领头，兜头浇灭“天平天国”这把邪火。
　　
　　
　　出发之前，咸丰帝不仅赏赐赛尚阿“尚方宝刀”，又加军费白银两百万两，京兵京将随行，将似英豪，儿郎虎豹，高参如云，忽喇喇直奔广西。由于相爷带头，皇帝撑腰，朝中不少玩命往上爬的中小官吏纷纷“搭车”，随同赛尚阿前往广西“平贼”。他们心中小算盘打得好，自认为此行肯定一马成功，旅游一样跑一圈回来，得胜还朝，加官进爵。当然也有清醒的人，满族宗室遐龄在其笔记中就记载，当时其外祖父时任翰林院侍讲的铁林就说：“（赛尚阿）此去必不成功，然天下之兵灾自此始矣！”
　　
　　
　　赛尚阿为人清慎廉洁，审案办公是把好手，军事方面却是个庸才。而且，他出京时排杨极大，时任礼部侍郎的曾国藩对此很是不屑，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表述说：“赛中堂视事广西，带小饮差七十五人，京兵二百四十名，京炮八十八尊，抬枪四十杆，铅子万余斤，火药数千斤。沿途办差，实为不易。”而赛尚阿本人，表面硬撑，其实内心也很惶惑，临行与武英殿大学士卓秉恬揖别流涕，深恐此去凶多吉少。
　　洪秀全东乡称“天王”后，杨秀清指挥前锋军占领县城东南三十里的三里圩。1851年3月2日，向荣、周天爵率六千多清军向太平军展开攻势，却反被对方杀得大败，损失无数辎重不说，黔兵被杀几十人，掉头奔逃。此战胜后，洪、杨等人食髓知味，深知清军大集，眼前形势不容乐观，于是，4月15日夜晚众徒召开“总结会”时，杨秀清咣当一声又摔倒在地，开始“天父”下凡；4月19日，萧朝贵也咣当一声倒地，开始“天兄”下凡。主要的装神弄鬼目的，均是代“天父”、“天兄”传言，要众人共扶洪秀全这个“真主”，拼死战斗。
　　
　　
　　挨打受挫之后，向荣、周天爵也学乖，不敢再主动上前捋虎须，开始采取“坐战之法”，与太平军相抗。此种战法，即首先设立一个大营，下设炮眼两座，以守代攻。由此，“贼一无所见，一炮不能伤。我军更番迭打，一人不能走。其一人不能走者，四面皆厚墙深壕，死即同死，生则俱生，盖即淮阴（韩信）背水（之战）之遗意也。”后来，曾国藩、应宗棠、李鸿章等人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长围坐战法”，很见成效。
　　
　　
　　后来有成效，当时并不见得。延至5月15日，太平军由于缺衣少食，冒死从东乡突围，直趋象州，周天爵的“坐战法”最终在广西没能成功。
　　
　　
　　清军很着急，乌兰泰和向荣二军，闻讯即急行军赶至，准备围攻太平军。独鳌岭一战，本来清军已占先机，但太平军关键时刻选出七个敢死勇士，攀绝壁突入清军大营，高喊冲杀。正在附近山岭激战的清军以为大营被破，顿时泄气，四处狂逃，摔死的就有一百多人，总共被杀三百多，散溃大败。
　　
　　
　　7月份，太平军从中坪奔往桂平的新墟，在双髻山，又遇到向荣、周天爵等人的拦截。由于有赛尚阿派来的生力军到来，清军战斗力增强，打得太平军有些招架不住。交仗十多天内，杨秀清、萧朝贵不得不三次“咣当”下凡，鼓舞士气，向会众施以精神战胜法。由于众寡相差太大，太平军死伤无数，“天父”、“天兄”下凡也帮不上忙，只得集体败走双髻山，突围而走。
　　
　　
　　福兮祸兮。洪秀全在茶地“下诏”，明确了杨秀清的首席军事指挥权。杨秀清有勇有谋，整顿纪律，严令太平军为了“天国”死拼。连清朝的官员都曾说过：“初洪逆（洪秀全）至金田传教，志在蓄财致富，无反乱之心；自杨秀清入党，怂恿洪逆聚众谋叛，教以战守之计，洪逆积财渐裕，结党亦多，且见土寇蜂起，官兵懦弱，遂从杨秀清之语，始怀异志，诸事听杨调度……”（《粤寇起事记实》）所以，金田初起，杨秀清绝对是个关键性人物。
　　
　　
　　9月11日，太平军趁夜从新墟遁走，在五峒山跋涉后，东出平南。向荣、乌兰泰闻讯（当时周天爵奉谕至北京复命），立刻率清军在官村扎营，准备消灭太平军。
　　
　　
　　结果，清军没料到这些先前被追的到处逃跑的太平军会反扑劫营，萧朝贵等人连夜劫营，杀死不少清军，其中包括一名千总，并夺得所有几乎军械物资。向荣此次输得极惨，率残军奔回平南县城，称病不敢再出。他在与友人的信函中承认：“（我）生长兵间数十年，未尝见此贼；自办此贼，大小亦数十战，未尝有此败”，胆寒不已。
　　
　　
　　官村之战得胜后，太平军秉锐，水陆共进，直杀永安州（今广西蒙山县）。途中，太平军发展了许多新徒众，力量增强，其中包括时年十四岁的“娃娃兵”陈玉成。1851年（咸丰元年）9月25日，罗大纲率太平军前锋攻克永安。永安之战意义重大，这是太平军第一次占领“大城市”。此时的太平军，已有近四万之众。
　　
　　
　　乌兰泰清军随后赶到，逡巡不进，在城南屯兵观望；向荣更倒霉，他还没赶到永安，在距城二十里开外的古苏冲中了太平军一部的埋伏，被抢走大批军资，兵士死伤不少。
　　
　　
　　赛尚阿方面，他出京后走走停停，走了两个多月才到桂林。永安沦陷的消息传来，赛中堂心中惊惶，忙把军营移往阳朔。他倒不是贪赏风景，而是因为这里靠近山区，兵败后容易躲和逃。太平军对赛尚阿本人没有丝毫惧意和敬意，他们在永安城张贴赏格，向荣脑袋值千两白银，赛尚阿脑袋才值五钱银子，完全是拿赛中堂开涮。此外，赛尚阿文官出身，对驾御武将之道根本不通。乌兰泰百战猛将，达洪阿有功名将（曾在台湾平“贼”），向荣依违称病，这位赛中堂均无可奈何。
　　
　　
　　清军将领手下兵士并非全是软蛋，只是因为不少兵士来自平原地区，只习陆战。他们穿靴持矛在平原上打仗是好手，而在广西跋涉崇山峻岭，个个累得脱力，未战已经软成一滩泥。而太平军中，多炸山凿矿的矿徒，擅长使用火药，对枪炮等热兵器得心应手，接战即开火，轰毙不少清军。双方对阵，清军楚豫籍兵士持矛抡刀奋勇冲杀，往往被太平军抬炮一轰，哗拉一死一大片。至于赛尚阿所带的那些京兵京将更不用提，这些人一直住于高堂广厦之中，出入奴仆相随，根本吃不了任何苦。风吹雨淋数日，他们不是拉肚子就是感冒，根本没有战斗力而言。所以，太平军占据永安城后，跟随赛中堂出来的那些本想博个封妻荫子的众官们个个后悔，纷纷想从前线溜回京城。
　　
　　
　　太平军盘踞永安城，清军各部严重受挫，只能深壕高垒，在城外隔山结营，双方形成了数月的相持。
　　
　　
　　咸丰元年十月二十五日（1851年12月17日），洪秀全酬功，下诏封五王：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四王“俱受东王节制”。同时，秦昌纲（原名秦日昌，因为他要避北王韦昌辉的“讳”，改名秦日纲）受封为天官丞相，胡以晃为春官丞相，众将士均加官晋级，上下欢心。
　　
　　
　　过了一个多月，太平天国自颁“天历”，即冯云山1848年被逮于狱中时瞎琢磨出来的“历法”，规定每年实日为366天，单月31日，双月30日，用干支纪年纪月纪日，但“天历”以干支纪日相比当时农历纪日干支要早一天，所以太平天国的“礼拜日”比当时阳历礼拜日要早一天。洪秀全等人把金田起义那年定为太平天国“辛开元年”，而颁历的当年就顺推为“壬子二年”。
　　
　　
　　占领永安后，太平天国大打宣传攻势，刻印了《天父下凡诏书》、《天命诏旨书》、《太平诏书》、《天条书》、《太平礼制》等多种宣传品，广为散发。同时，太平军开始“破四旧”，儒教、道教、佛教一概在打倒之例，不管什么孔庙、关圣庙、道观，一概砸烂摧毁，原先的场地统统当作兵营来使用，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为加强纪律，他们发布《太平条规》，其中包含有《行营规矩》与《定营规条十要》，明令太平军军士要早晚礼拜、恪守“天条”、男女别营、严禁私藏财物，并着重申明内外官卒见天王及各王要“避道呼万岁、万福、千岁”，从人“不得杂入御舆宫妃马轿之间”这一条来看，当时洪教主身边也有不少女人陪睡（有妃36人）。
　　由于客家人有爱卫生的习惯，《行营规矩》中还有“不得出恭在路并民房”的规定，对拉屎也有明确限制。为确保后勤供给，太平军在永安周围严格查田，在打击地主的同时，下令收获的粮食一半归农民，一半归太平军。这种“土改”政策很有成效，佃农们立刻行动起来，秋收大忙，把财主们的庄稼割个干净，留下“自己”一半后，另一半送给那“英勇的太平军”。如此，太平军粮食充足。
　　
　　
　　在进行各路“建设”的同时，太平军不忘“肃反”工作，诛杀了内部与清军有联系的周锡锟、周八叔侄。杀人也不是直接杀，杨秀清装神弄鬼，佯装“天父”下凡，自称有“天眼”，辩识二奸，对会众的心理更产生了巨大的震慑作用。
　　
　　
　　自1851年9月至1852年4月，太平军在永安城内封王建制，一呆就是大半年。
　　
　　
　　赛尚阿又惊又慌，硬着头皮前往“前线”督战，严令乌兰泰与向荣二军发动进攻。由于清军使用长围战术，太平军饷道被断，再窝在永安只能坐以待毙。于是，洪秀全与五王仔细商议后，趁贵县银矿矿工数千人来援的机会，在1852年4月5日，趁夜间大雨之际，突然突围。
　　太平军杀出永安城，奔向苦苏冲。清军乌兰泰部勇悍，挥军尾追，杀掉两千多太平军，并俘获了洪大全（此人乃湖南人焦亮，三合会成员，本来为洪秀全软禁。赛尚阿谎称此人是与洪秀全地位相当的“一字并肩王”，笔者另开章详细表述此人）。
　　
　　
　　太平军虽受挫败，并不慌乱，逃跑之间设下伏兵，在龙寮口大洞山把乘锐而进的乌兰泰部打得大败，杀掉清军四个总兵级高级将领（郧阳总兵邵鹤龄、凉州总兵长寿，河北总兵董兴甲、天津总兵长瑞），一千多清军或伤或亡，一片混乱。由此，太平军主力得以突围。
　　蛟龙入海。从此之后，对清政府来讲，太平军从广西地方之乱变成了全国范围的大乱。
　　
　　
　　自永安突围后，太平军向北进发，直扑桂林。杨秀清有勇有谋，派一股太平军穿上在大洞山缴获的清军号衣，化装成向荣部清军，想骗开桂林城。幸亏向荣本人早几个时辰已经在桂林城内，闻讯大惊，立刻下令封门，这才避免了桂林的失陷。
　　
　　
　　太平军赚城不成，就在文昌门外象鼻山下扎营，准备攻克桂林。由于桂林城坚，清军各路援军赶至，太平军打了一个多月后，难以攻入。于是，他们撤围杀向兴安。
　　
　　
　　在桂林攻城战中，清朝大将乌兰泰中炮，伤重身死。
　　
　　
　　赛尚阿依旧躲在阳朔不敢出马。清廷闻之震怒，先把他削官四级，然后派两广总督徐广缙代替他为钦差大臣。很快，清廷以“调度无方、劳师费饷”的罪名把赛尚阿逮回京城治罪，并抄其家。仅仅一年多时间，老赛便从“中堂”沦为“有罪犯官”。
　　
　　
　　回京之后，清廷会审，论成“大辟”，但咸丰帝念老赛在先朝有功绩，定为“斩监侯”。和现在一样，“死缓”一般就死不了。咸丰三年，太平军的北伐部队攻开封时，赛尚阿被放出来，与僧格林泌一起协防京师。老赛与僧格林泌同为蒙古人，自然互相“照顾”回护，先前的失败罪责，自然咸丰帝不再追问。日后太平天国败亡，同治“中兴”时，赛尚阿之子崇绮得中同治四年乙丑科状元。依理，满蒙贵族一般不会点状元，因为清朝有“汉不选妃、满（蒙）不点元”之说。如此“破天荒”之举，实是慈禧等人受咸丰影响，以此举来安慰赛尚阿这位老臣之心。同治十一年，同治帝16岁大婚，皇后正是崇绮之女，即赛尚阿之孙女。夫妇二人感情不错，但慈禧却不喜欢这个儿媳。同治帝得性病死后，这位皇后吞毒殉夫。赛中堂本人身子骨硬朗，光绪元年才病死。
　　
　　
　　“太平天国”之所以能屈起于广西，从更远的历史因素考虑，还可溯源如下：其一，明末清初之际，南明的永历帝最终在云南被杀，广西仍旧有不少李定国等南明将领的手下士兵散落于乡间山林，也有南明湖广籍旧部避难于其中，被当地人称为“山湖广”。这些人与壮族、瑶族山民杂居，势必把反清复明的思想播植于其间。其二，对历朝历代封建朝廷来讲，广西一直是“穷山恶水”、“烟瘴之地”，属于流放犯人的特别区域之一，军流杂配，遍布全区。这些人犯，本性犯上，又遭流放，自然对清政府怨毒满胸，蠢蠢思动，自清初就不断有人造反，经久不息。连著名的“黑旗军”（刘永福为头），原先也是造反的人犯队伍，日后受招安，成为在越南等处抗击法国入侵的有力军事武装。其三，乾隆末年清政府为了帮安南（越南）国王打仗，派大军自广西等处进攻，结果损失惨重。清朝的军事行动不仅对广西当地人民造成巨大的人财力消耗，清政府还把米谷、银饷等开支算在当地人身上，对广西人民造成极大的负担。此外，加上地方官员贪黩，虚报增垦数字，巧取豪夺，致使广西农民不断被开科加赋，民不聊生，种下无数动荡的种子。
　　
　　
　　狂龙出山。洪秀全的“拜上帝会”已经成为“太平天国”。
　　
　　
　　假设，仅仅是个假设――假设当初紫荆山石人村的士绅王作新捉住冯云山指控他“集结妖匪”得以成立，假设桂平县知县王烈是个清朝一心为公的“好干部”深究此事，怀有“水落石出”的心态去查案，冯云山、洪秀全数人，不死也得脱层皮，最轻也要在广州大狱中关上十几年，“太平天国”只能是洪秀全头脑中的谵妄梦幻了。
　　
　　
　　当太平军在永安封王建制大施拳脚时，东躲西避的王作新忧心忡忡，作诗曰：
　　
　　
　　治乱循环古有言，多因执事惮其烦。积薪厝火终为患，蝼蚁穿堤久不论。破贼如期为众一，争功时见久徒繁。连年巨寇于何靖，坐使英雄手击樽。
　　
　　
　　作为大清王朝的顺民和知识分子，王作新做了他应该做的一切，其一家子侄辈四人均在与太平军作战中阵亡。可称幸的是，王作新在有生之年终于看到了太平天国的覆亡，他本人死于同治庚午年（1870年）。极其可悲的是，虽然成王败寇，洪秀全、冯云山等人的名字却永远留在了历史之中（无论是耻辱柱还是里程碑），王作新这个人却永久地遭到了世人们的遗忘。光绪年间，清朝政府只按照“积劳病故”惯例准许让他的牌位进入桂平县的祠坊，并未特别褒奖他当初 “料事如神”的预见性。“文革”之后，极左思想影响下，各地大揪历史帐，其后人很可能遭受更大的冲击。如果以“悲剧”二字加诸王作新身上，可能再恰当不过。
　　
　　
　　
　　
　　
　　

imwangqi

　
　　
　　
　　好男好女坏下场
　　——“洪大全”夫妇的严肃笑话
　　
　　太平军永安突围时，乌兰泰率清军随后撵追，除杀掉两千多人以外，还生俘一位衣衫鲜亮，谈吐不俗的“大人物”——洪大全。此人身材魁梧，面容壮伟，侃侃能言，一看就非两广地带土生土长、一般的穷酸农民或悍武矿徒。起初，清军以为是俘获了太平天国“二号人物”杨秀清。立刻把这位爷送至钦差大臣赛尚阿的大本营中细审。结果，魁伟爷们高声朗朗，言道：“杨秀清只是我臣崽而已，我是天德王。我也不是洪秀全，洪秀全是我兄弟，我叫洪大全。我好饮酒，我弟（洪秀全）好女色。如果赛中堂您让我前去招我弟来投顺，想必他一定听从！”
　　
　　
　　钦差大臣赛尚阿听此言，高兴得差点脑袋溢血死过去。劳师费饷这么多天，不仅让太平军可劲折腾，如今他们又窜向省城桂林，自己的罪过不可谓不大。现在，逮住了与洪秀全并肩的“天德王”，总算能遮掩败绩与无能。于是，他立刻命手下官吏丁守存、士魁二人仔细审问，一面驰报北京这一“天大”喜讯，准备玩“献俘”的排场给自己与大清脸面涂金。
　　
　　
　　赛尚阿文人出身，很懂斯文一脉，自然不搞严刑逼供那套硬的，派人好酒好肉好菜天天供养着这位“洪大全”，闲聊天一样来软的套口供。
　　
　　
　　有关洪大全的研究资料，原始的文本仅有他自己的供述状《上咸丰表》与赛尚阿手下记录的口供，同时代一位文人“明心道人”所撰的笔记《发逆初记》中很详细地描画过此人。在供述状中，洪大全自称多次应试，屡屡不第。他是湖南兴宁人（民国后改为资兴，不是广东客家人聚集的兴宁县），地主出身，家资丰饶，在道光二十九年已酉科乡试时还去赶过考。也就是说，“太平天国”起事前一年，这位洪爷仍在湖南想通过中举得功名。当时湖南主考是车顺轨，没有看中洪大全，不予录取。
　　
　　
　　与洪秀全相类，洪大全屡试不第，胸中郁郁，又自诩多才，每每饮酒乘醉，大谈国事，表示说清朝承平日久，文恬武嬉，百事荒废，万一天下有豪杰趁机而起，天朝国事便不可收拾。当然，他口中的“豪杰”，是指他自己，当时他还不知道有拜上帝会与洪秀全。由于有才气有文名，湖南郴州的许佐昌非常器重洪大全兄弟，把自己两个女儿许月桂、许香桂分别许以兄弟二人为妻。这位许佐昌，乃郴州天地会一位头目。
　　
　　
　　乡试落第后，洪大全携重资前往广西，准备做买卖挣大钱。恰恰赶上广西“会匪”、土匪乱多，他就自告奋勇前往当时代替林则徐到广西当钦差大臣的李星沅处，表示说自己可以帮助官军平贼。李总督特别讨厌洪大全这种读了几本书就以为自己是诸葛亮的秀才，很不待见他，辱骂一顿后把他赶了出去。恼怒之下，洪大全便转投了洪秀全。
　　在供述中，洪大全自己说：“道光三十年十二月间，等他们（洪秀全）的势力已大，我才来广西会洪秀全的。我来广西，洪秀全就叫我为贤弟，尊我为天德王，一切用兵法，均请教于我。”同时，他夸称自己在太平军中被称为“赛诸葛”，正是自己指挥太平军攻下永安城。
　　
　　
　　在赛尚阿安排下，洪大全本人被关押于河中大巨船雕梁画栋的内舱之中，巨烛高列，美酒无限量供应，一切都是让他写好供述。他还向赛尚阿索要《通鉴纲目》一书，边举巨觥痛饮，边奋笔疾书，不知道的人，乍看他那派头，还以为这位爷是在搞奢华的文学创作。
　　
　　
　　洪大全供词中，水分不少。首先，洪秀全不可能封他为“天德王”，他根本没有军事指挥权。其次，他隐瞒了特别重要的一点，即他是湖南当地的天地会香堂小头目。在上《咸丰表》中，他供述说：“至十九日引见赛中堂，中堂以礼相待，臣为（他）写书（信）离间贼党（太平军）。奈何送书之人，（只能）将箭（绑信）送去。二十日，赛中堂复以礼送臣入京。臣视死如归，并无惧怯。”好玩的是，洪大全已经犯了“大逆”，供述中对咸丰爷一口一个“臣”，俨然清朝治下的顺民、官员自居，又称自己“视死如归”，确实荒悖。无可否认的是，洪大全是真有才气，“（清军）问其贼中情形，诱以许令投降，（他）颇肯直陈，并手书数纸，千言立就。与之酒食，毫无畏惮”，显然是个不畏大场面的满腹经纶的士人。所以，当时就有文化人做诗讽刺赛尚阿：“相公新自永安回，十万精兵拥上台。但说先生能下士，谁知小丑竟多才。”
　　
　　
　　为了讳败为胜，赛尚阿大张旗鼓把洪大全解送入京。刑部审讯后，很快就把这位爷送往菜市口凌迟。北京方面，根本不似赛尚阿想得那样兴奋，因为大臣们都知道太平军首犯中根本没有“洪大全”这个人。
　　给事中陈坛就上表说：“洪大全不过供贼驱策，并非著名渠魁。从前查奏逆首姓名，亦并无此人。嗣因贼众窜出永安，于无可如何之时，不得不张皇装点，以稍掩已过。”此奏，狠狠揭了赛尚阿一把。
　　
　　
　　洪大全被杀的时况，据《平定粤匪略》的眉批记载：“洪大全性极狠忍，被磔时，开目自视脔割，至刃刺心头，一呼痛而已”，可见，这位爷绝对是“慷慨就义”。
　　
　　
　　当时围观的闲人众多，众指谩骂。洪大全忍刑叹息，还赋司空图两句诗：“汉儿尽作胡儿语，争向城头骂汉人”。
　　
　　
　　杀洪大全，时为咸丰三年间。赛尚阿本人很快被贬官抄家，没人再注意他送入京城被杀的俘囚到底是什么人。过了四年，咸丰六年，湖南地方官奏报当地平“贼”事宜，又提到了先前的这位“洪大全”。在湖南地方的奏折中，讲洪大全原名是焦亮，兴宁县人，与其弟焦三同为廪生，颇有文名。他早年就加入天地会（添弟会）。天地会又称三合会，三点会（现在香港还有），日后上海的“小刀会”也是天地会支系。自康熙以来，清朝各地一直闹天地会，时大时小，从未止歇。天地会原本的政治纲领是：“红旗飘飘，英雄尽招。海外天子，来复明朝。”这种帮派人员入会后一般均有化名，焦亮化名是“洪大泉”，入广西后见了洪秀全，他就改成“洪大全”了。
　　
　　
　　湖南地方政府文件言及洪大全，并非是想上交洪大全的“外调”报告，乃因当地天地会造反案牵涉此人。太平军起事后，自广西入湖南，占领道州，湖南各地天地会支派纷纷群起响应，郴州和桂阳州暴乱规模最大，而焦亮之弟焦玉晶（焦三）和焦亮之妻许月桂和妻妹许香桂三人，分别在兴宁和郴州揭竿而起，配合天地会等会党成员以及太平军猛攻郴州、兴宁等地，还一度占领过上述地区。
　　
　　
　　咸丰六年，清朝官军在宁远把天地会人员围堵，杀得他们大败。走投无路之时，焦玉晶与嫂子许月桂在嘉禾县自首。湖南巡抚骆秉章很兴奋，查实身份后，上报北京说已经擒获广西“首逆”洪大全之兄弟与妻子，还报告说，许月桂“自称大元师”，焦玉晶“充当三省贼营军帅”，他们“攻城掠野，罪大恶极。因官兵叠次痛剿，力穷势蹙，始来身归命，杀图免死”，并奏称已经依法把二人在当地凌迟处死。许月桂的妹妹许香桂，不久也在路亭被人抓住，审讯后凌迟。可叹的是，焦玉晶、许月桂这两个“革命”家属造反后向政府“投诚”，仍旧不免被杀。但焦玉晶的口供，倒是解开了“洪大全”身份的历史疑团。遥想许月桂、许香桂姐妹也曾是巾帼英雄，“穿红袍，执长矛，跃马如飞，率其党拼死鏖战”，此段描写出自清朝官员笔下（《王壮武公遗集》），绝非天地会会众的自我渲染。
　　
　　
　　由于赛尚阿当时为伪造“功绩”，让手下加工了一个《天德王洪大全供状》，把洪大全描述为一个拥有手下强大武装力量并与洪秀全联合造反的“一字并肩王”，中外学者不少人不顾此口供水份极多，纷纷把洪大全附会成湖南天地会首领朱九涛。其实朱九涛根本没去过广西，他本人于咸丰五年在湖南战败后遭磔杀。还有研究者添油加醋，认为天地会（洪门）提倡反清复明的“民族思想”，洪秀全提倡“宗教改革”，双方格格不入，所以洪秀全排斥“洪大全”。这些“研究”均是受赛尚阿伪造的洪大全口供所误导而得出。
　　
　　
　　最接近历史真实的情况下，洪大全（焦亮）在广西加入太平军，自称湖南天地会大头目，夸夸海口，引起洪秀全等人疑忌，把他好酒好肉软禁起来。永安突围时，洪秀全自己还怕跑不赢，就把他当累赘，扔给清军。而且，拜上帝会为主的太平军金田起义，根本不是与天地会的联合起义，洪大全不可能与洪秀全“并肩称万岁”。广西当时各地就有天地会党的多处造反，清政府称之为“土匪”，称太平军为“会匪”（拜上帝会），很明确划分了两者的不同。此外，广西天地会“山堂”特别多，根本没有统一指挥，几乎可看作是流氓黑势力的趁乱抢劫，“散则为民，聚则为寇”，但对清政府并非心腹大患。
　　洪秀全起事之初，他本人曾经明显表明对三合会（天地会）的态度：“我虽未尝加入三合会，但常听说三合会宗旨在于反清复明……如今自康熙时已过二百年，反清尚可，复明何谈！三合会又有几种恶习为我所憎，例如新入会者必须拜魔鬼邪神，发三十六誓，又以刀加于人颈迫献家财为入会之用，皆无道理。我们拜上帝教乃讲真理，有上帝真神助佑，与我们相比，三合会卑污不足道也！”
　　
　　
　　特别一提的是，随着太平军在广西的壮大，不少原先三合会成员纷纷受政府招安，被编为“壮勇”，作为“民兵”武装打击太平军。这些“壮勇”并不是壮族乡勇，他们都是三合会（天地会）成员，而且他们装束与太平军相类似，头戴红巾。太平军占领永安后，见“壮勇”日益增多，洪秀全还很不高兴，发布《救世要民谕》中提及说：“况查尔们壮丁（客家话一直以“尔”为“你”），多是三合会党，盍思歃血洪门，实为同心同力以灭清，未闻结义拜盟，而反兆面于仇敌也！”至此，洪秀全才想到要争取天地会人员。
　　
　　
　　所以，日后太平军入湖南道州、郴州攻略时，就积极招募天地会成员加入。湖南的天地会，又称“添弟会”、哥老会。接着，长沙、武昌一带的天地会也纷纷响应。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湖南、湖北、福建、广东、江西天地会纷纷表示“受编”，四处开花。可惜的是，石达开在太平天国乙荣五年在江西招募了一帮广东天地会“花旗贼”，让他们保留原先的称号，原将统原军，最终导致严重后果。这些广东天地会成员多属流氓土匪出身，旗帜多用花色，故称“花旗”（与City Bank无关），而太平军本身用黄旗。“花旗军”犷悍难制，又独树一炽，石达开本来目的是想让这些人牵制官军，但这帮贼军四处扰民，到处杀人放火，极大败坏了太平军的信誉。特别是太平天国晚期，这群广东本地人出身的“花旗贼”纷纷投降政府军，充当向导，熟门熟路引官军入粤，在嘉应州（梅州）等地连端太平军老巢，终使太平天国死灰不能复燃。
　　
　　
　　洪大全这位才大志疏的读书人被押解入京途中，在信阳，曾慷慨悲歌，作《西江月》词：
　　
　　
　　寄身虎口运筹工，恨贼徒不识英雄。谩将金锁绾冰鸿，几时生羽翼，万里御长风。
　　一事无成人渐老，壮怀待要问天公。六韬三略总成空。哥哥行不得，泪洒杜鹃红。
　　
　　
　　词意壮烈，水平不俗，比洪秀全歪诗高出八个档次。
　　
　　
　　
　　（所有上述事情，如果哪位读者看过清朝一个在广西巡抚郑祖琛手下当过幕僚的笔名“半窝居士”所写的《粤寇起事记实》（郑鹤声藏本），会完全改变印象。因为，据他讲，所有洪大全之事，全是赛尚阿手下捏造，他这样认为：“所有擒获（洪大全）递解情形，皆比部某君粉饰。此贼途中所作诗词，亦系比部代撰，斯事凭空结构，粤中人人嗤笑”。他说的“比部某君”，是指赛尚阿手下的机要幕僚、军机章京丁守存。”如此一来，似乎我上面写的数千字有关洪大全的事情似乎都是废话了。但观其书中所记张国梁投降的事情，完全不是真事，都属于市井传言，所以，只能也把这位“半窝居士”的记述当成参考书了，不能尽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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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红龙狂试云雨情
　　
　　——长沙之战：“挫折与机遇”
　　
　　
　　
　　太平军围打桂林不成，就转攻兴安，破城后，焚毁衙署。然后，直杀全州，时为1852年6月3日。如果当时太平军攻下桂林省城，估计洪秀全就把这里当“首都”了。当时拜上帝教的这些首领们志向都不大，只要能占据一个大地方，过把王爷瘾享受些时日，死了也值。可是，桂林难克，太平军只得走一步算一步，暂时没有什么明确的战略意图。
　　
　　
　　由于水陆并进，又有矿工会员在城下填埋炸药，太平军炸垮全州城墙，杀清政府军数百人，连知州曹燮培等文武将吏也宰了十多个，可谓出手顺利。可惜的是，全州战略价值不大，城内金银粮食不多，于是太平军向湖南永州（今零陵）进发。刚出全州没多远，清朝官员江忠源（知州）在一个叫蓑衣渡的地方集军。此人有军事指挥才能，他派军士伐木造堰，在水边两岸结营，迎头截击太平军。由于事出苍猝，兴致勃勃的太平军没有思想准备，会众们被杀不少，被堵在当地。枪来弹往互攻之下，冯云山运气差，一块弹片嵌入肚子中，肠子都流了出来。迁延数日，6月10日，冯云山咽气。
　　
　　
　　洪秀全抚尸大哭道：“天妒英才，为何夺我良辅性命！”
　　
　　
　　这位冯爷，原名冯涣，又名冯逵，饱读经史子集，是块真正的读书料子。科考蹭蹬下，近水楼台先得月，一下子痴迷于洪秀全的“上帝教”，第一个受其“洗礼”，从此走上不归路。想当初在广西，洪秀全吃不了苦回到老家广东花县，只有冯云山一人苦苦坚持，可谓对教门用心良苦，不辞险阻。正是他两年时间的不懈努力，才得以在紫荆山地区吸收数千拜上帝教会众。虽然出身地主家庭，又是读书人，冯云山丝毫没有架子，天天挑泥、挑粪、打谷当苦力，目的就是能和当地人打成一片。杨秀清、萧朝贵二人，本为山中烧炭苦力。一日，二人挑炭到大冲市场去卖，遇见冯云山。冯云山把二人唤入自己住处，循循善诱道：“你们兄弟如此穷苦，烧炭一辈子，何有出头之日。如今官绅鱼肉百姓，我们要趁此机会起事，要有大志，做大事！”二人感悟，立刻成为拜上帝教和信徒，很快在炭工中为太平军招来许多精壮汉子入会，成为日后金田起义的中坚骨干。金田村的财主韦昌辉，原先住在王谟村，虽有银子田地，但韦家无功名，与当地有功名的刘姓地主争斗，很是吃亏，被逼迁移到金田村。到金田后，韦氏家族又受当地兰、冼两姓地主欺侮，为了他爸爸祝寿时挂一个捐来的“功名”，被同村财主威胁说是僭越，要把韦家告官。知道此情后，冯云山劝诱韦昌辉入拜上帝会，说入教后能帮他干大事。韦昌辉思前想后下决心，倾尽家财帮助上帝会――可见，太平天国最有名的东王、西王、北王，皆是冯云山这位“南王”拉入伙。在他鼓舞下，陆川、博白、玉林、东乡、中平等地村民纷纷信教，使得形势一片大好，会员范围迅速波及至象州、浔州，郁州等广大地区，入拜上帝会成为当地民众的“时尚”。
　　
　　
　　冯云山志向不凡，他在黄泥冲曾玉珍家当塾师时，书房的对联正可明其心迹：“暂供荆山栖彩凤，聊将紫水活蛟龙”。被当地士绅王作新抓捕弄入官衙后，冯云山也能自写申诉，有情有理，加上会员使钱活动，最终得脱囹圄。此外，冯师爷巧舌如簧，本来桂平县判他应被押回原籍，途中他竟然能以利舌说服两个押解他的衙役入拜上帝会，三人一起重返紫荆山。
　　
　　
　　由于熟通文义，太平军初时军制，皆由冯云山主创（还有一个文人卢贤拔也参与其中）。此外，太平军的《天条书》、《三字经》等规章制度和宣传手册，大多出于冯云山之手。太平天国重要的“天历”，也由冯云山所创。虽然“天历”从科学角度上讲荒唐，但他突破了清朝的“正朔”，在政治方面意义巨大。
　　
　　
　　可是，从实际上讲，冯云山军事领导方面的水平很一般，金田荨江村之战、武宣三里圩之战、平南官村之战中，冯云山有份参与指挥，却皆是协助杨秀清、萧朝贵等人，实际临战指挥的并不是他。
　　
　　
　　无论如何，由于他死的早，没有卷入太平天国后期内讧，众人对他评价倒都很不错：“（冯云山）前随天王遨游天下，宣传真道，援救天下兄弟姐妹，日侍天王左右，历山河之险阻，尝风雨之艰难，去国离乡，抛妻弃子，数年之间，仆仆风尘，几经劳瘁，历尽艰辛，艰耐到底！”（《天情道理书》）。可见，太平天国内部对他有绝佳的“盖棺定论”。
　　
　　
　　如果仔细推究，冯云山在桂平获释后没作任何交待，回花县找洪秀全，原先的拜上帝会众失去主心骨，杨秀清得以借“上帝附体”坐大，已经为日后“天京”的太平天国上层仇杀埋下伏笔。如果他能多活几年，可能太平天国不会内讧得那么厉害。可悲的是，历史不能假设！
　　
　　
　　 衣渡一战，冯云山中弹而亡。太平军被杀多人，由永安穷围时的五万多人（包括家属）减员至“不满万人”，损失极其惨重。如此，洪秀全、杨秀清等人只得改变早些时候直攻长沙的行军计划，在湖南南部逗留打圈，一面恢复军力，一面伺机而动。
　　
　　
　　咸丰二年（1852年）四月二十五日（公历6月12日），太平军进入湖南后，因湘江潇水阻隔，未能破永州，就南折攻占道州。在此地，杨秀清与萧朝贵二人联名发檄，共有三篇：《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由此，太平军明指清朝统治者为胡为妖，正式宣布了造反。其中文字，今天读来，也十分解气，又成为日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神往之作：
　　真天命太平天国左辅正军师东王杨，右弼又正军师西王萧，为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若曰：嗟尔有众，明聪予言，予惟天下者中国之天下，非胡虏之天下也；衣食者中国之衣食，非胡虏之衣食也；子女民人者中国之子女民人，非胡虏之子女民人也。慨自有明失政，满洲乘风破浪 ，混乱中国，盗中国之天下，夺中国之衣食，淫虐中国之子女民人，而中国以六合之大，九州之众，一任其胡行，而恬不为怪，中国尚得为有人乎！自满洲流毒中国，虐焰燔苍穹，淫毒秽宸极，腥风播于四海，妖气惨于五胡，而中国之人，反低首下心，甘为臣仆。甚矣哉，中国之无人也！
　　
　　
　　夫中国首也，胡虏足也。中国神州也，中国名为神州者何？天父皇上帝真神也，天地山海是其造成，胡从前以神州名中国也。胡虏目为妖人者何？蛇魔阎罗妖邪鬼也，鞑靼妖胡，惟此敬拜，故当今以妖人目胡虏也。奈何足反加首，妖人反盗神州，驱我中国悉变妖魔，馨南山之竹简，写不尽满地淫污；决东海之波涛，洗不净弥天罪孽。
　　
　　
　　予谨按其彰著人间者约略言之：夫中国有中国之形象，今满洲悉令削发，拖一长发于后，是使中国之人，变为禽兽也。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今满洲另置顶戴，胡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中国有中国之人伦，前伪妖康熙暗令鞑子一人管十家，淫乱中国之女子，是欲中国之人尽为胡种也。中国有中国之配偶，今满洲妖魔悉收中国之美姬，为奴为妾，三千粉黛，皆为羯狗所污，百万红颜，竟与骚狐同寝，言之恸心，谈之污舌，是尽中国之女子而玷辱之也。中国有中国之制度，今满洲造为妖魔条律，使我中国之人，无能脱其纲罗，无所措其手足，是尽中国之男儿而奴制之也。中国有中国之语言，今满洲造为京腔，更中国音，是欲以胡言胡语惑中国也。
　　凡有水旱，（满清）略不怜恤，坐视其饿莩流离，暴露如莽，是欲我中国之人稀少也。满洲又纵贪官污吏，布满天下，使剥民脂膏，士女皆哭泣道路，是欲我中国人之贫穷也。官以贿得，刑以钱免，当儿当权，豪杰绝望，是使我中国之英俊抑郁而死也。凡有起义兴复中国者，动诬以谋反大逆，夷其九族，是欲绝我中国英雄之谋也。满洲之所以愚弄中国，欺侮中国者，无所不用其极，巧矣哉！
　　
　　
　　昔姚弋仲，胡种也，犹戒其子襄，使归义中国。苻融，亦胡种也，每劝其兄（苻）坚，使不攻中国。今满洲乃忘其根源之低贱，乘吴三桂之招引，霸占中国，极恶穷凶。予细查满鞑子之始末，其祖宗乃一白狐地来狗交媾成精，遂产妖人。种类日滋，自相配合，并无人伦风化，乘中国之无人，盗据华夏。御座之设，野狐升据；朝堂之上，沐猴而冠。我中国不能铲其廷而锄其穴，反中其诡谋，受其凌辱，听其号令，甚至文武官员，贪图利禄，拜跪于狐群狗党之中。今夫三尺童子，至无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则弗然怒。今胡虏犹犬豕也，公等读书知古，毫不知羞。昔文天祥、榭枋得誓死不事元，史可法、瞿式 誓死不事清，此皆诸公之所熟闻也。予总料满洲之众，不过十数万，而我中国之众，不下万千余万，以五千余万之众，受制于十万，亦孔之丑矣！
　　
　　
　　今幸天道好还，中国有复兴之理；人心思治，胡虏有必灭之徵。三七之妖运告终，而九五之真人已出。胡罪贯盈，皇天震怒，命我天王肃将天威，创建义旗，扫除妖孽，廓清华夏，恭行天罚。言乎远，言乎迩，孰无左袒之心；或为官，或为民，当急扬徽之志。甲胄干戈，载义声而生色，夫妇男女，挟公愤以前驱。拆屠八旗以安九有！特诏四方英俊，速拜上帝，以奖天衷。执守绪于蔡州，擒妥欢（指元帝）于应昌，兴复久渝之境土，顶起上帝之纲常。
　　
　　
　　其有能擒狗鞑子咸丰来献者，或有能斩其首级来投者，或又有能擒斩一节满洲胡人头目者，奏封大官，决不食言。
　　
　　
　　
　　盖我中国之天下，今既蒙皇上帝开大恩命我主天王治之，执蝥弧以先登，戒防风之后至，在世英雄无比，在天荣辉无疆。如或执迷不悟，保伪拒真，生为胡人，死为胡鬼。顺逆有大体，华夷有定名，各宜顺天，脱鬼成人。
　　
　　
　　公等苦满洲之祸久矣，至今而犹不知变计，同心戮力，扫荡胡尘，其何以封上帝于高天乎！予兴义兵，上为上帝报瞒天之仇，下为中国解下首之苦，务期肃清胡氛，同享太平之乐。顺天有厚赏，逆天有显戮，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道州休整五十多天。太平军得到了自蓑衣渡惨败以来的喘息机会。由于湖南、广东等地天地会会众纷纷来投，军队数量又回复到五万余人（但根据清政府的《贼情汇纂》中记述，是连老弱妇孺共五万，能战者不满万人）。输进新鲜血液后，太平军重鼓雄风，一路东向，连下宁远、嘉禾、蓝山等地。8月17号，攻克湘东南战略要地郴州。郴州在今天仍旧是交通枢纽，此地不仅物产丰富，土地肥饶，且北面水陆两路都可达长沙，南经宜章可下广东。
　　
　　
　　
　　太平军之所以在湖南恋恋不去，是因为不少广西籍军将士兵想回老家，幸亏杨秀清在危急时刻的决断：“已骑虎背，岂容复有顾恋乡土之心。今日上策，应直前冲击，循江而东，略城堡，攻要害，直杀金陵（南京），据为根本。然后遣将四出，分扰南北，即不成事，黄河以南，可为我有！”
　　
　　
　　清廷装闻报十分着急，立刻抽调川、贵、赣、陕、豫、闽等地官军来援。但各地官兵行动缓慢，湖南省内的驻军兵员极其有限，省城长沙的防御兵力连两千人都不到。如此关键时刻，人在衡州（衡阳）督师的湖广总督本人手下也仅有两千多士兵。
　　
　　
　　本来，太平军可以自郴州经耒水、湘江走水路直抵衡州、长沙，但由于清朝地方政府早已防备，沿江烧毁船只，太平军没有足够多的水上运输工具。在此情况下，他们只能由陆路走耒水、湘江以南，途经安仁、永兴、攸县等地向长沙发动进攻。
　　
　　
　　依理，攻取长沙大镇这么艰巨的任务，太平军应该倾巢而出，自郴州直扑长沙。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洪秀全、杨秀清仅仅派萧朝贵统李开芳、吉文元两将，带一千多人去完成这个任务。这一举动，显然是个失策。在道州修整后，太平军军械、粮秣精足，根本不需长驻郴州休整。笔者认为，贪图享受，意志松懈，才是洪、杨二人没有倾全力进攻长沙的最重要原因。
　　
　　
　　萧朝贵虽只率领一队偏师进攻，仍旧是锐气十足。加上后来洪、杨亲临前线，血战八十一天，太平军还真的差点攻克这座湖南巨镇。
　　1852年8月26日，萧朝贵率千余太平军自郴州出发，一路势如破竹，安仁、攸县、荣陵、醴陵等地守官守兵早已逃得影都没有。太平军可称兵不血刃，行军十六天，已经杀至离长沙城南仅十里地的石马铺。此地，正好赶上有清军刚刚从陕西调来的两千多绿营军，这些猝不及防，就被萧朝贵“练”了手，被打得四溃散逃，总兵福诚和副将尹培立两位满汉将军皆登时被砍杀。清军刚刚在本地招募了几百名浏阳的乡勇，还未及进行训练，丢下武器哭爹喊娘全跑光。此时，在三里地之外，还驻扎有沅州副将朱瀚，他手里有大批火药军械。闻知福诚的绿营兵被太平军进攻消息，他不仅不前来求援，也不坚守自己在金盘岭的军营，反而率众撒丫子就跑，为太平军留下大量精好的军械。
　　由此，长沙城外的“防线”立时崩溃，太平军迅速占领长沙南门之外的妙高峰以及城外的坚固民房，以这些地方为依托，开始进攻长沙城。
　　
　　
　　当时的长沙城内，仅有正规军四千多人，练勇三千多，总共也就八千号人马守城。他们对于太平军的到来，起初一无所知。城外溃兵涌入，太平军大炮轰响，长沙城内的官吏将卒才知道大祸将临。
　　
　　
　　不仅兵少，城内还无将。提督鲍起豹从前没打过什么正式的仗，只得下令关闭城门，然后立刻四处发书求救。此时，萧朝贵手下仅有士兵两千多人，如果再增加一倍，很可能就会趁乱一举攻破长沙城。由于人少，太平军只能集中兵力火力攻南城。
　　
　　
　　城上架排炮，城下发火炮，双方展开激战。
　　
　　
　　西王萧朝贵作战很勇敢，身先士卒，亲率牌刀手进攻。南城之上，清军在魁星楼上发炮，轰然一声，一粒弹片正入萧朝贵胸部，这位西王一下子“口眼俱呆”，当时就“归西”了。
　　
　　
　　南王刚死，西王又去，接连报销两个“王”，太平军上下震动，暗中怀疑：上帝去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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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秀清本来恼怒近期萧朝贵在会议上多有抗言不尊的举动，所以他迟迟不发兵援长沙。听说西王在长沙城外被打死，他也心惊。悲痛之下，杨秀清立刻与洪秀全一起率大军主力来攻长沙。此时，已经距离萧朝贵出发有一月之久。
　　
　　
　　太平军主力行军路线与萧朝贵相同。10月5日，前锋军到达长沙附近。10月11日，杨秀清、洪秀全大部队抵至长沙南门，与萧朝贵死后留下的军队会师。
　　
　　
　　洪、杨二人在郴州时，清将和春部队确实在城外与太平军相持，这也是他们留在郴州的一个借口。长沙被围，和春已经率主力自郴州赶往长沙救援，虽然依旧有近万名清军留守于郴州西南，但当时洪、杨二人大可自城东北从容向长沙进发。二人松懈，布署失当，待到听萧朝贵死讯后才集军出发，丧失了攻陷长沙的绝佳机会。
　　
　　
　　所以，当太平军主力在洪、杨二人统领下抵至长沙时，城内城外的清军力量已经大有改观：长沙发出紧急求援后，已经卸任的湖南巡抚骆秉章、前湖北巡抚罗绕典等人，立刻派人与钦差大臣赛尚阿和正赶往湖南会剿太平军的两广总督徐广缙联系，又告知驻岳州的湖北提督以及各省援湘部队，全部前来长沙增援。心惊肉跳的赛尚阿当然不敢怠慢，严命各部齐集长沙。
　　
　　
　　在洪、杨二人抵至长沙时，清朝官军已有三万多人。同时，还有两万多官军朝长沙方向移动。
　　
　　
　　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和新任湖南布政使潘铎都很卖力。他们冲破太平军封镇入城后，加紧城防布置，并带去了两万多斤火药和两万多弹丸入城，提高了长沙守军的防御实力。在桂林称病不出的向荣此时也以大局为重，（时为广西提督，但遭免职），他于10月2日十万火急赶至长沙。赛尚阿如获至宝，忙让这位与太平军做战有经验的向爷统领川、豫、陕等来援清军。此时，长沙城内高官云集，共有一帮办事大臣、两巡抚、两提督、总兵以下数十位，如临大敌（是真的“大敌”）。
　　
　　
　　清朝援军，如江忠源部，非常有实战经验。他们到长沙后即抢据城东南的蔡公坟高地，占据了有力地形，广设营盘，深掘壕嵌，使得太平军不能围城围攻，只能在南城一隅屯结。而且，被围清军在援军抵达后，逐渐反守为攻，多次主动出击，烧毁了南门外不少太平军以为屏蔽的民房，给予对方以极大杀伤。
　　
　　
　　向荣本人入城后，登上城东南最高的天心阁瞭望，然后指挥手下点放五千门大炮向城下太平军轰击，轰死成百成百的头裹红巾的太平军。此炮其实一直就有，但长沙当地兵将未用过，没人敢放，一是他们不知如何使用，二是也怕巨炮炸膛。向荣手下兵将有经验，填药后连连施放，震耳欲聋之际，太平军的阵地血雾纷纷腾起……
　　
　　
　　洪、杨二人及主力军的到来，确实在短时间使长沙战局出现某些改观。士气大振之下，太平军生力军立刻攻城，首要目标直抵城外战略据点蔡公坟。清将和春、江忠源等人率军力战，受到兵锋正锐的太平军沉重打击，被杀数百人，江忠源本人被飞矛刺穿脚踝，落马几乎丧命。太平军虽小胜，但蔡公坟高地仍牢牢掌握在清军手中。
　　
　　
　　见南城不易攻入，杨秀清指挥七、八千精兵绕路直扑东门。这些太平军绕道妙高峰，直扑浏阳门外校场，分三路进攻。和春、江忠源等人拦击，向荣从城内又发援兵，施枪放箭，迎面痛杀太平军。
　　
　　
　　见不能敌，太平军就由校场东首败去，清军紧追。此时，太平军其实是假败，他们有一种“伏地阵”战术，即：“但遇官军追剿，至山穷水阻之地，忽一旗偃，千旗皆偃，瞬息间万人数千人皆败伏于地，寂不闻声。我军（清军）急追，忽见前面渺无一贼，无不诧异徘徊，疑神疑鬼。贼贴伏约半炮之倾，忽一旗立，千旗齐立。万人数千人，风涌潮奔，呼声雷吼，转面急趋以扑我兵，我兵鲜有不败矣！”（《贼情汇纂》）但可巧的是，太平军此次“伏地阵”用错了地方，他们只知身后有追兵，不知前面还有清军迎面而来的援军。几千太平军刚刚趴下不动，正好让自外而来的清军当成不动的靶子。一阵枪炮猛轰，立时打死大片，近千人的太平军登时成为鬼魂，余众逃归大营。
　　
　　
　　丧败之余，洪秀全、杨秀清等人一合计，知道硬攻长沙不能成功，在挖地道坚持攻城的同时，派出石达开统两千多人渡湘水西进，以分清军兵势。
　　
　　
　　此时，太平军腹背受敌，师老城下，给养渐失，即使是想突破反包围，也要扯开一个口子。湘水两岸物产丰饶，北可至常德，南可达宝庆，自可有迂回的余地。清将也深知太平军企图，湖南巡抚张亮基与江忠源等人一直忧心忡忡，但时任统师的赛尚阿本人在衡州，无人挑头，张亮基与向荣等人关系不睦，不能统一调动各军实现战略意图。
　　石达开天才干将。10月17日，他率兵渡至湘水西岸，连筑数垒，并收掠了阳湖晚稻为军粮，太平军心稍固。同时，石达开命人在战略要地回龙潭筑堡垒，在水面多置木排、炮船，搭起浮桥，把粮食源源不断地送至长沙城下的太平军大营内。
　　
　　
　　控制了湘水西岸，其实预示着太平军从“反包围”中逃出生天。即使长沙攻不下，他们自可安然而走，终将漫然不可复制。
　　
　　
　　咸丰帝闻讯震惊，连下数道谕旨，指示当地的官将必须先严剿西岸的太平军士兵。各处大员闻讯，立刻赶来会剿，连人在湘潭已被革职的“赛中堂”赛尚阿，竟然也亲自出马，带领三千当地团练来直接进攻石达开。身任钦差大臣一年多，赛中堂第一次真正临敌。由于太平军已经高筑堡垒，清军各部受挫。
　　
　　
　　清将向荣急红眼，在10月31日亲自统三千精兵，直攻湘江中间的水陆洲。这个地方如果被攻克，清军等于在太平军东西两岸打入一个楔子，使其首尾不能相顾。如此，湖水两岸的要地回龙潭等处就等于失去了战略意义。
　　
　　
　　对此，石达开早有准备。他初渡两岸时，已经留伏兵隐藏在水陆洲洲尾，藏于树木深处。向荣军队上洲后，时有零散太平军出现诱敌。清军放枪施箭，太平军就躲入林中。向荣以为是敌人散兵，不以为意。主力清军半渡之时，满树林太平军忽然树立旗帜，大声呐喊，一齐杀出，清军惊溃，被杀近两万人，向荣本人和河北总兵王家 ，幸亏马好，逃得性命。
　　
　　
　　很值得一提的是，用奇计杀败清朝老将向荣的石达开，当时年仅二十一岁！
　　
　　
　　长沙城上清朝守军望见已军惨败，为之夺气。由此，清军再无人真正敢渡湘水向西岸进攻。
　　
　　
　　进攻长沙的太平军仍旧大造声势攻城，但主要是进行“地道战”。由于军中有不少人是广西、湖南矿徒出身，太平军在战斗中总爱挖地道近城根，然后装填火药炸城。十多次“地道战”中，有四次炸坍城墙，长沙城几陷。多亏清军多层防守，终于守住长沙。
　　
　　
　　为了鼓励士气，11月初，洪秀全制造“玉玺”，象模象样正式称“万岁”。他设立四人一组的史官，“主记洪秀全每日言动”，开始修 《起居注》了。同时，洪、杨二人提拔了不少“干部”，李开芳、林凤翔、黄再兴、曾水源等人均在长沙攻城战中得到升迁。
　　11月30日，趁夜黑大雨之际（太平军多次突围均是在这种天气和时辰），太平军主力撤围，渡湘水西走，与石达开合军。
　　
　　
　　在撤围前，太平军使出疑军计，派人假装奸细，向长沙城内清军“告密”说太平军正要掘大地道，入天心阁下炸城。城内清军官将十分紧张，注意力皆集中于城内地下挖壕埋缸防地道，根本没发现城外太平军已经全军开溜，从而失去追击的大好机会。
　　
　　
　　安全渡湘水之后，杨秀清计多，派出小股部队南行湘潭，迷惑清军，而主力则直趋宁乡、益阳、岳州方向，准备攻取武昌。
　　
　　
　　转天一大早，清军见城外太平军营垒一空，怅然之间又感庆幸：坚城终得不失。于是，大家各上奏表，夸大战功，并说已经“歼毙”了贼头“翼王石大剀”。几十天后，见向荣奏折上又出现“石达开”之名，咸丰皇帝气急败坏，朱笔写了一个问句：“何又有石达开，是否即系石大剀？”天子这么一问，很让向荣等人下不了台阶。
　　
　　
　　长河之战，太平军虽不胜，却锻炼了队伍，最终成功遁走；清军虽不败，其实损失不小，失去了聚歼太平军的绝好机会。不过，有一点值得言及的是，原贵州巡抚张亮基代替骆秉章为湖南巡抚，他随员中有个道员，即日后大名鼎鼎的胡林翼。正是这位胡林翼，立即向张亮基推荐了一位人才做幕僚——左宗棠。胡、林二人，日后均成为剿灭太平军的最得力之人，长沙之战也成为他们暂露头角的绝佳舞台。更可值得注意的是，日后剪灭太平天国最大的“功臣”曾国藩，当时也在长沙城内，他是因丁忧回籍，其时还未受帝命兴办团练。倘若长沙被太平军攻城镇，作为清朝侍郎京官，被抓砍头，于曾国藩而言肯定难免，那样一来，就不会有日后的“中兴名臣”了。为此，时人许瑶光就在《谈浙》一书中感慨：“咸丰二年，粤逆（太平军）扑长沙不破，天留以为恢复东南之本也！”
　　
　　
　　1852年12月3日，太平军杀进益阳城后，又劫掠了水上数千只民船，水陆并进，出洞庭，克岳州（今岳阳），再得六、七艘大船。由于岳州城内留有昔日吴三桂军存留的大量军械和火药，太平军进攻实力大增。占取岳州仅仅十天后，1852年12月22日，太平军乘水流风顺，连克汉阳、汉口，武昌城隔江在望。
　　
　　
　　20天后，武昌文昌门在太平军的“地雷”巨响中轰然飞迸，城墙崩塌二十余丈，头裹红巾的太平军喊杀声高，抡刀持枪冲入武昌重镇。
　　入城之后，一边四处搜掠美女“选妃”，享受生活，洪秀全一边着意正经事，两不耽误。
　　
　　
　　太平军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中国政治、历史的标志之一：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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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南京！新耶路撒冷！
　　
　　——太平天国“都城”的困惑
　　
　　太平军在武昌呆了一个月时间，即1853年1月至2月间（准确时间是1月12日至2月9日）。此时的太平军，威势赫赫，已经有五十万人的规模（包括老弱妇孺），不仅军械精全，更有数千艘船只。
　　
　　眼看着，清朝在江苏、安徽、江西的统治，呈现土崩瓦解之态。
　　
　　清廷震怒之下，把时任钦差大臣署湖广总督的徐广缙逮治入狱；以湖南巡抚张亮基署理湖广总督；提升湖北提督向荣为“钦差大臣”，专责两湖军务；以两江总督陆建瀛为“钦差大臣”，率军入防江苏、安徽；以河南巡抚琦善为“钦差大臣”，驻守湖北、河南；以云贵总督罗绕典专守荆襄之地。可见，三个“钦差大臣”来防太平军，不可谓不重视。火上房的关键时刻，这些举措其实效用不大。何者，从前合力拒守尚抵抗不住，如今分兵四出，结果自不待言。
　　
　　太平军占领武昌后，城内的满人、汉军旗人以及官吏、士人阖家自杀的不少。在“镇压反革命”方面，太平军毫不留情，特别是对抓到的河南、山西、安徽、四川、云南、贵州等地来援的官军，基本全部杀掉。投降的也杀。只有对在武昌迎降的守将，太平军才稍显仁慈，留下几个当“参谋”。根据“敌人拥护的我们反对，敌人反对派的我们拥护”心态，太平军对于武昌城内各处监狱犯人无问情由，尽被放出。不少当地地痞、流氓趁机与犯人们一起，红帕裹首，冒充太平军，日夜四出，恣意搜抢民财。他们连穷巷陋室也不放过，皆抢个空净，丝毫没有朴素的“阶级情感”。由于当地居民害怕太平军，见面就下跪呼为“王爷”，对这些老乡贼人，就背地叫他们“本地王爷”。武汉人的穷幽默，可见一斑。
　　
　　文化宣传工作自不可少。太平军在武昌城大规模刻印宣传品，号召居民入拜上帝会，每二十五人为一馆，青壮年（包括妇女）均着短衣，持“圣兵”牌号，入城外军营参加训练。同时，严命民间向上交纳一切财物，除金银珠宝外，钱米、鸡鸭、茶叶外，甚至连咸菜也要上缴，称为“进贡”。得物后，太平军发给缴纳者一张“凭证”，上书“进贡”二字，下钤一印。如果有人匿物不交，被查出后就会被按住打屁股，一般会打数十下，鲜血淋漓，以示警告。由于逼索严苛，民众逃亡不少。
　　
　　纪律方面，太平军对强奸处罚最严，只要有人被查出有奸淫妇女者，会立刻遭到斩首。数天内，血淋淋人头有数百悬于汉阳门外，大多为犯奸污妇女罪的兵士。
　　
　　武昌居民对“贼”的印象，一是这些人皆长发，红帕包头；二是太平军所有人均“短装”，即使穿紫貂海龙外套，也中间一剪断之；三是发觉广西的客家“女贼”皆“大脚高髻”，气力非凡，不少人能背二百斤货物。她们身穿绫罗绸缎，背扛粗包兵仗，很让人印象深刻。至太平军从武昌撤走时，这些“贼妇”开始强抢当地妇女首饰，见有鲜亮衣衫，也夺之而去。武昌妇女当然打不过这些大脚“花木兰”，忍气吞声任其抢走自己身上心爱之物。
　　
　　在武昌的阅马场，太平军天天派人从那里“讲道理”，场面宏大，每次均敲锣呼唤地方居民以及新入会的人员临听，宣讲“天父”的“功德”、“天王”的“勤苦”、“东王”的“操劳”，让大家一心一意跟随“天王”打江山。
　　
　　据身临其事的文人陈徽言《武昌纪事》上讲，太平军在阅马厂建一高台，每日临讲的是一个“戴红毡大帽贼，年四十许，面瘦削，系玻璃眼镜，手持白蓵，俨然踞上座。另一童子，执乃传贼，挥蓵招人近台下，若相亲状。所言荒渺无稽，皆煽惑愚民之语。”这位宣讲“大师”应该不属于“广西老贼”，他能用“官话”宣讲，可能是湖广一带入拜上帝会的儒师或乡间冬烘塾师。此人也不可能是太平天国高层，因为除洪秀全、黄文金、曾天养外，大多数人都很年轻，四十岁以上的人很少。
　　
　　“讲道理”大会期间，也有不和谐之音。陈徽言本人讲，他曾看见一位身材魁悟的人推开众人，高声抗辩，驳斥太平军宣传“大师”所讲的内容是摧毁儒学道统。老羞成怒之下，“大师”立派太平军士把此人用四肢分绑肢体，准备五马分尸。见对方这么没“风度”，抗辩人笑言：“我死得其所，不忘儒宗，终于于地下见祖宗！”怒极的太平军首领把“讲道理”变成“不讲道理”，命令兵士甩鞭打马。可这五匹马从来没搞过这种“专业”训练，不知分头跑，拖拉半天也没把人弄成五块。最后，宣讲“大师”亲自下台，抽刀砍死了这位挺身抗言的“封建卫道士”。
　　
　　太平军并不想在武昌久留。1853年2月9日（咸丰三年正月二日），由于向荣、张国梁兵在东部大举进攻，太平军把全城抢掠的官和银物捆载至船上，逼使几乎所有武昌的男性居民上船，然后自武昌直下江南。
　　
　　二月九日开拔，仅仅四周时间，太平军已经兵临南京城下。武昌距南京有一千多里（589公里），可见太平军行军之神速。其间，这只水陆大军经武穴（今广济）、克巢湖、下九江、破安庆、占池州（今贵池），连下铜陵、英湖、和州，神兵天将一样在3月8日出现在南京西南的善桥。
　　
　　太平军自武昌蔽江而下的情景实在骇人，帆幔蔽空，衔尾数十里，炮声遥震，喊杀冲天，声势炫赫，乘风破浪而来，清兵望风遁逃。
　　清军之中，只有向荣一步远远蹑随，这时候再不敢追上硬拼。更可笑的是，当时清朝军事高层内部根本不知道太平军的目的地，有人猜是自上游走荆州，有的猜是分股窜长沙，并不十分明确太平军真正目的地。
　　
　　1853年2月15日（咸丰三年正月八日），太平军在下巢湖（距鄂东咽喉要地武穴镇很近）设计，大破清朝钦差大臣陆建瀛的江防军，俘获无数炮枪弹药，杀掉清军两千多。陆建瀛本人从九江逃回南京。接着，石达开率水军，自下巢湖顺流而下，2月18日就攻占了九江，一举掌握这个控扼皖、赣、鄂三省门户的重镇。待向荣尾随的清军赶至九江，已经是三天后的事情，当时太平军主力已经杀入安徽。
　　
　　2月24日，安庆虽然有狼山总兵王鹏飞所统万多人的山东兵，可这帮花着手拳绣腿的绿营兵不战自溃，藩库饷银五十余万两及城上二百门重炮皆为太平军所得，王总兵本人“单骑奔桐城”。
　　
　　2月26日至3月7日间，池州、铜陵、芜湖、太平府（今当涂）、和州，皆相继为太平军攻克。
　　
　　3月8日，南京城被困，太平军“自城外至江东门，一望无际，横广十余里；直望无际，皆红头人也（太平军头戴红巾）”（江士铎《乙丙日记》）。
　　
　　围城后，太平军扎大营，立垒二十四座，开始昼夜攻城。3月19日，太平军在仪凤门外挖掘地道，往里面填塞装满火药的棺材。一声巨响，城墙崩垮数丈，太平军将士蚁登而上。可能弄错了引线，红巾兵士登城喊杀之际，二次“地雷”又震，一千多太平军兵士被崩上天空。守城的清朝官兵反败为胜，提刀猛杀，争割死人首级、耳朵掉头去府衙“报功”。
　　
　　由于争功抢首级引起混乱，城防转弱。太平军主力忽然蜂涌而至，清军来堵缺口时，另外一支太平军已经从水西门（三山门）越城而入，南京失陷。
　　
　　钦差大臣陆建瀛从将军署往外跑，在一个叫十庙的地方被太平军捉住，未及求饶，就被当街砍头。前广西巡抚邹鸣鹤、署布政使巡道涂文均、粮道陈克让、上元县知县刘同缨等人，均被太平军处决。江宁将军祥厚、副都统霍隆武有血性，率少数清兵死守内城，危难时，尽驱兵士家属（多半是妇人）登陴拒守，与太平军相持两昼夜，最终众寡不敌，均被残杀。有老弱未死者数百人，都被太平军中的娃娃兵驱赶到城外河中淹死。
　　
　　陆建瀛死讯传至北京，清廷认为他属于“死节”，想大加赠恤。有御史上言，直斥他在恩长之役中见死不救，并说他遁还金陵后，又与将军祥厚不和睦，致使南京如此坚城十二天被陷。“其被杀于十庙地方，是已逃而终不能逃，非阵亡自尽者，不可同城亡与亡者（祥厚等）比。”清廷认为有理，只赏还其总督一衔，算是对这个庸官的恩恤。对于陆建瀛的贻误大局，当时就有人作诗讥评：“疆帅控上游，初议岂不壮。舳舻亘千里，江皖赖保障。前矛甫遇贼，一战总戎丧。翩然乃退飞，踉啮弃兵仗。匿迹归白门，吾民复何望。城中十万户，湍决各奔放。大府方闭阁，精嫌仍未忘。”老陆此人，实无大略，乃当时“巧宦”的典型，只知曲投时好，俯仰浮沉，遭逢有事之秋，肯定没有好下场。太平军靠“上帝”，陆建瀛自己信“霜神”。初迎战时，他每每对士兵大言已军上方有裸身女神在督兵，骗人骗已，谁都不信。回奔南京后，他又声称“观音大士”帮助守城，下令南京士民天天焚香礼拜，敬崇观音。最后几天，老陆实在无计可施，派兵士扛无数神道纸人上城，吓唬城下太平军说有“众神天助”，使得城下的太平军笑声一片……所以，如此一个钦差大臣，只能以八字相赠：荒诞骗民，粉饰欺君。
　　
　　南京陷落，不仅北京的清政府中枢震惊，全国震惊，全世界都感震惊，时任英国使华全权代表兼香港总督的文翰，就立刻向伦敦发去报告，分析南京被太平军攻陷之事对满清政府的影响：
　　
　　“如南京陷落一成事实，中国政府将受到自变乱发动以来所未曾有之严重打击。所以者何？中国故都之地位，以及其在历史上之关系，在中国人心中如何重要，姑置不论；即以地势言，南京城在扬子江岸，大而且要，居帝国之中央，接近运河，实足以阻碍一切交通，切断米粮运往北京之路；今竟被强有力的大队武装叛徒所占据，此事诚未可忽视，尤不应随意加以掩饰。”
　　
　　福祸相倚。南京，这个中国极具政治意味的大城市一朝得手，于太平军而言，虽然号称奇胜、大胜，最终在此为“首都”，却丧失了千载一时的大好历史机会，也为太平天国日后的丧亡也定下伏笔。
　　
　　想当初，洪、杨等人起事时，目光窄浅，“江南”之地，他们只嘴上说说而已，万水千山哪等闲！将近一年半时间，这些戴红头巾、拖家带口的队伍一直在广西境内兜转，桂平、武宣、象州、平南，悠悠转绕，直到1851年9月25日攻占永安（今广西蒙山县）。如此巴掌大的一块城池，对当时没见过市面的众多太平军将士来说，已经是“大城市”了。他们在此地一呆就呆了半年多，洪秀全本人还弄了36个美妃天天“言传身教”。小小永安城，偏于一隅，拜上帝会头头们封王建制，制作礼乐，说好听的，是志向远大；说不好听的，是过把瘾就死的心态。自永安突围后，太平军直扑桂林，猛攻三十二天，目的就是想拿下省城。可惜桂林城非常坚牢，不能攻下，洪、杨二人只能率众经兴安、全州入湖南，在湘桂边境打转。当其时也，不少太平军将士皆思恋老家，想由灌阳而归，仍窜回广西。幸亏杨秀清有远略，决意北攻长沙。虽然那时的太平军主力驻郴州，仅派萧朝贵率一两千人进攻长沙，但这种决策最终打消了军将南归广西的念头。长沙未能攻下，萧朝贵又死，太平军却最终凭借石达开取得水陆洲大胜，顺利撤围。那个时候，洪秀全产生了“以河南为家”的念头，同时杨秀清想从益阳攻常德。当时太平军无船，想打到南京的领导人几乎没有。到达益阳时，太平军意外地获取船只数千艘，于是他们就弃常德陆路不走，自湘阴临资口漂入洞庭湖。下岳州后，在1853年1月12日攻陷武昌大镇。依理讲，湖北西连秦蜀，东控吴会，南达湘粤，北连中原，应该可以稳定一下政权。当时太平军内部议论纷纷，有入川之议，北进襄樊取中原之议，以及南下取金陵之议。选来选去，杨秀清本人决定以南京为目的地。
　　
　　太平军内部争论可能非常激烈，杨秀清便搬出看家“法宝”，咣当一声摔倒——天父下凡！“天父”命令大伙去南京，那是“小天堂”，是“新耶路撒冷”。由此，再无人敢有异议。
　　
　　也甭说，由于军中船中日益增多，顺流而下，太平军连战连捷，自武昌二十八天就打到南京，又用12天时间攻取了这座中国南方最具政治象征性的城市。这，不能不说是个军事史上的奇迹。
　　
　　即使在南京初破之际，洪秀全仍旧持有入河南问鼎中原之意，但最终为杨秀清说服，移驾入南京，改为“天京”，以之为首都。催使杨秀清下这一终极决定的，乃是一年老湖南水手，他“大声扬言，亲禀东王（杨秀清），不可往河南。（他）云河南河水小而无粮，敌困不能救解。今得江南，有长江天险，又有船只万千，又何必往河南！”（《李自成自述》）所以，日后洪、杨只仅派林凤翔、李开芳率一只偏师北伐。
　　
　　为了稳定军心、人心，为了替自己主张定都南京大造舆论，在杨秀清授意下，太平天国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建天京于金陵论》，共有四十一名高级领导人表态，语气近乎一致，盛赞南京“虎踞龙盘”，“形险地胜”，从地理、经济等角度大称南京之好，集体为杨秀清抬轿子。一直颇具前瞻性和有进取心的杨秀清此时忽然变保守，没有果断地指挥军民直接北伐扑向帝国的心脏北京，实为铸成千古大错。形随势起，势随形生。以当时太平军昂扬的斗志和生猛的战斗力，直落而下攻取北京，并非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完全有成功的可能。而且，偏师北伐在初期取得的连连胜利事实也表明，当时什么水土不服、官军众多的顾虑完全是多余，假设太平军全军尽力在攻落南京后立刻扫北，胜算极大。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太平军主力至其灭亡也没能真正踏上北中国大地，只能借豫王（胡以晃）、燕王（秦日纲）两个王号，来意淫一下中原土地了。
　　
　　太平军自上而下最没想到的是，他们自己入了南京这个“小天堂”后，腐化堕落得异常之快，很快就沉湎于温柔乡中。日后的内讧残杀，更使得“天京”本身成为孤城一座。
　　
　　当然，杨秀清决意定都南京，也有其可称之处。当时，太平军号称“百万”，那是算上家属和沿路裹胁的民众，真正有战斗力的士兵仅十万左右。而太平军一路“攻下”的城市，其实多为清军自己弃守，诸如长沙、桂林等战略要地一直就没能拿下。江南大块地方虽然被占，清政府并没有到达崩溃地步，一直能组织起有效的军事力量抵抗。所以，太平军入城仅十天，向荣就在城外孝陵卫扎立“江南大营”；未几，琦善在杨州建“江北大营”。如果当时太平军不顾疲劳即刻北伐，拖家带口近百多万的大军腹背有敌，确实也是一个大问题。
　　
　　建都南京，最起码经济上有保障，假如领导层军事调动有方，立刻平定南方九省，集中兵力占领苏南和浙江，即使不打垮清朝，占领南中国应该没有问题。但是，保守的思想和贪图安逸的作为，最终让杨秀清等人定都南京后不思大的进取。
　　
　　胜利之鼓轰天作响之际，其实隐约已经传来了丧钟之声。
　　
　　将领之中，时任“殿左一指挥”的罗大纲最明确反对建都南京和分军北伐，他抗言说：“欲图北必先定河南，大驾（洪秀全）驻河南，军乃渡河。否则，先定南九省，无内顾忧，然后三路出师，一出汉中，疾趋咸阳；一出湘楚，以至皖豫；一出徐扬，席卷山左。咸阳既定，再出山右，会猎燕都（北京），虽诸葛（亮）不能御也。”为太平天国效过力的英国人呤唎也有类似看法：
　　
　　“南京的占领至是已经成为太平军成功的致命伤。任何一种成功的起义，都决不能放弃进攻的军事行动；起义一采取守势，它的威力就会受到挫折，除非它具有某种奇异的组织。革命成功的要素乃是迅速行动，一旦抛弃这点，旧制度的集中统一的力量就会十分便利地被运用来攻击革命。
　　
　　天王以安身于南京和着手于保护他的地位而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因这一错误而丧失了这个帝国。如果不这样作，不供给他的敌人以时间来重振旗鼓，从他们极其混乱的惊惶狼狈中复元，并集中他们的军队的话，那么他就已经指向了北京这一个终点。毫无疑问，就是他的声势赫赫的凯旋进军便会为他已经带来了一个几乎是不可抵抗的占领首都的大胜利，因此而引起的满洲王朝的灭亡就会已经给与了他这个帝国。多年以后，尽管遇到不利的反动，但太平军仍然不仅能抵抗清军，并且还能全部粉碎他们——如果不是英国干涉的话——即此一事实便足以证明，他们要是乘势追求他们最初的胜利是何等容易。
　　对太平军说来有两条道路是无阻碍的，根据他们的经历来判断，两条道路中的一条便能导致满洲压迫统治的消灭。第一条道路是，毫不踌躇地继续向北京进军，放弃每一个他们夺取的城市，并在以战利品和财物来丰富他们自己，以他们所经过的任何地区的不满群众来加强他们的军队的同时，决不允许以分遣单独驻军来造成他们人数的丝毫减少。
　　
　　第二条道路当为放弃南京，并集中他们所有的军队到南方各省，——广东、广西、贵州、福建，——中国的这一部分比起任何其他各地来都更剧烈地反对满洲人，更加重要的是太平军主要领导者们的本省。在这种情况下，扬子江以南的整个地区就能在一个短时期内从满洲人手里全部夺取过来，然后他们即使不能取得全部帝国，至少当能在充分完整的意义下建立一个南方的王国——这条行动道路比起他们所实行的那条不适合的道路来会是好到怎样一个地步呢！
　　
　　对天王说来，在实行上述两条道路中的任何一条以前就建立首都，并开创新王朝，那不仅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并且也是完全不合理的。”（这个上世纪初期的译文很别扭，姑且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