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朽的光荣——第二次中日战争史》■ 郑浪平 著

百城客

目录


前言
第一章、九一八事变
第二章、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军国主义
第三章、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
第四章、不扩大方针下的扩大侵略
第五章、不抵抗主义下的浴血抵抗
第六章、弱国的奋斗与挣扎
第七章、一二八事变的奋战迎敌
第八章、无中生有的满洲国
第九章、划时代的历史巨变
第十章、热河与长城之战
第十一章、热河与长城之战的检讨
第十二章、兵临城下的塘沽协定
第十三章、谈判桌上的折冲对抗
第十四章、中国在危机之中挣扎图强
第十五章、中国的内忧与外患
第十六章、最后关头之前的最后努力
第十七章、历史的转折点，西安事变
第十八章、历史转折的检讨
第十九章、事出意外的卢沟桥事变
第二十章、中日全面战争的战力解析
第二十一章、没有出现决战的北方战线
第二十二章、惊天动地的淞沪大决战
第二十三章、阴错阳差的南京保卫战
第二十四章、千鈞一发的台兒庄大捷
第二十五章、战略泥沼的武汉会战
第二十六章、切断中国对外通路
第二十七章、从和平运动到叛国结局的汪精卫
第二十八章、勇挫日军锋焰的三次长沙大捷
第二十九章、百团大战与共产党的游击战
第三十章、滇缅作战
第三十一章、中国战区与史迪威事件
第三十二章、保卫重庆
第三十三章、历史分水岭的开罗会议
第三十四章、日军孤注一掷的疯狂反扑
第三十五章、从重创中复原与反攻的计划
第三十六章、碧血长空的英雄
第三十七章、出卖中国的雅尔塔密约
第三十八章、战争的結束，胜利的代价
后记　看试手、补天裂
参考资料
作者对抗日战争参考书目的简评与介绍
《不朽的光荣——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作者郑浪平接受访问记
纪念八一三大战，谈中日战争的历史真相
附录

百城客

　　每次看到有如秋海棠叶般的中国地图，心里就不自觉的感到阵阵的刺痛，久久不能释怀。因为我很清楚的知道，这幅地图已经不能代表真实的现状，两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外蒙古领土，早已经离中国而去，这就是中国完成抗日战争胜利的代价之一。事实上，没有向日本索赔或要日本认错道歉，与国共内战及台海分裂，都是源自中日战争后遗症的历史伤痛。

　　1. 政治干预导致的历史失忆症

　　当然中日战争的最大后遗症，就是在政治烟幕影响之下的历史真相扭曲与变造，因而给中国人民带来集体历史失忆症的危机。虽然中国人在抗日战争中，付出了一切的力量，忍受过所有的煎熬，做出重大的历史贡献，但是目前多数的中日战争历史叙述，实在是离真相仍然有着极大的差距。所以目前中国人与世界都不清楚，中国在二次世界大战所担任的角色与所做出的贡献。也就是说，中国人曾经在这场人类历史决定性的战争中，所有的贡献与牺牲，大都遭到政治力的抹杀、扭曲与淡化。

　　欲灭其国，先灭其史，欲兴其国，先兴其史。历史的形成与演变，就决定了国家民族共同的个性与命运，既然目前两岸的中国人，多数不知自己光荣奋战与血泪交织的过去身世，当然也就很难掌握自己未来的命运。历史是民族集体人格的记忆，但是影响二十世纪中国与世界最为重大的抗日战争史，直到目前仍然遭到政治力量严重的压抑与扭曲。

　　第二次中日战争是整个中华民族历史存亡的历史之战，也是世界能够战胜法西斯暴政的关键因素，但是，从战争结束到现在的半世纪，中国人对于抗日战争历史的真相，仍然有着太多的问题与挑战存在：真相在哪里？

　　答案又是什么？我们当然可以假装的回避问题，或是拿经过政治变造的历史来加以搪塞，但是这就会造成整个中国人集体性的重大「历史失忆症」，假如历史中，有着太多的疑问、虚假的答案以及扭曲的掩饰，那么整个民族的历史失忆症，就会造成社会性的精神问题，进而会影响到整个社会集体人格心理状态的正常。

　　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达半个世纪以上了，目前全球主流的历史，甚至包括中国人的历史在内，仍然无法公正的记录中国人曾经在这个人类历史上，最为悲壮与伟大的战争中所有的表现。三千五百万中国人的牺牲，一亿多人民妻离子散、九死流离的悲剧，几百万平方公里土地遭到战火摧残的浩劫，中国以最大的牺牲，消耗了日本侵略的主要力道，同时击败了法西斯国家会师合流的战略企图；中国力战不懈的焦土战略，与绝不屈服的抵抗意志，导至了日本战略布局的一错再错，最终能够让盟国战胜法西斯轴心国的侵略。

　　根据历史的事实，中国在对抗法西斯战争中，打得最早，打得最长，牺牲最多，获得援助最少，贡献却是最大，中国这些惊天动地的历史表现，是促成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阵营能够胜利的主要原因，但是中国的这些牺牲与贡献，竟然只换得国土的沦丧与主权的遭到出卖，最后连这些光荣与血泪的事实，都还要遭到历史的扭曲与遗忘！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是赢得了胜利，但是中国却失去了领土、主权、统一与尊严；最后，连中国在抗日历史光荣的记录，还要被扭曲与抹杀。中国为什么会遭到这个样子的结果？

　　难道所有的中国人就不会质疑遭到扭曲的历史真相，并渴望有一个事实真相的答案吗？

　　2. 国际强权对中国的欺凌

　　翻开近两百年的中国历史，就是一部中国人奋斗挣扎、忍受屈辱与付出代价、企图追求国家富强与进步的血泪记录，而当时中国所遭到的失败挫折是如此之多，主要原因是由于中国，太受限于封闭与内斗的传统历史架构影响，导至各种片面救亡图存的改革，不但无法出现立竿见影的正面效果，反而产生不断矛盾与内战的历史悲剧，中国面对先要付出极大破坏的代价，然后才能获得有限进步的历史发展定律。

　　但是，国际强权为了保障自己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对于中国采取各种的欺凌与侵略，设法破坏中国的改革，介入中国的分裂与内战，当然更是加重了中国改革失败的危机。而爆发在一九三一年到一九四五年的第二次中日战争，更是近代中国命运发展到历史危机的顶点，在这场人类历史旷古未有的大战争中，中国真正面临百年历史落后危机的总清算，这是整个中华民族近乎生死存亡的严酷考验。

　　从历史全面的角度而言，这场战争不只是中日两国之间的历史决战而已，它是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个主要战场，也是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与殖民历史的总清算，以及国际共产主义兴起的历史起点，因此这场战争的复杂性与影响力，都是超越时代与地区，而成为影响人类历史的重大事件。

　　在中日这场实力悬殊的战争中，中国可以说是背腹受敌而且险状万分，不过由于中国以其长远历史所累积的民族主义力量，加上中国拥有广大的战略空间，以及中国人民付出无比牺牲的代价，中国终于通过了这场最为严酷的历史存亡考验，不但为中国争取到在历史继续生存与发展的权利，也为二十世纪全球结束殖民主义历史，开创一个全新的时代。

　　原本中国是应该有权利，与所有参与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国家一样，于战后分享历史光辉一页的新开始。但因为国际强权防止中国兴起阴谋的运作，使得中国参与世界大战的光荣与贡献受到打压与扭曲，整个中国抗日战争历史的事实，也遭到有意的遗忘与曲解，甚至连绝大多数的中国人自己，都不知道中国有过这个历史性的、不朽的光荣与伟大胜利。更不知包括盟国在内的国家，对于中国的出卖与算计，其凶险的程度，其实并不下于日本的侵略。

　　3. 历史真相遭到扭曲

　　许多人非常奇怪日本不能以史为鉴，直到如今，日本人还不肯真正的对侵略中国的罪行，以行动与诚意的对中国表达认错与道歉。其实，这个背后有着国际强权的谋略支持，与日本人缺乏正确历史真相认识的问题存在。但假如连中国人自己都不能了解这个历史的真相，那么日本人又怎么会面对侵略中国的历史事实呢？假如中国人继续要叫日本人以史为鉴，日本人可以反问，中国人自己知道历史的真相吗？

　　事实上，第二次中日战争，中国成为全球第一个参与反法西斯战争的国家，中国是参战时间最长的国家，中国是战争中牺牲最大的国家，中国更是得到最少帮助的国家，最后中国不但没有得到胜利的果实，反而遭到出卖的屈辱。

　　扭曲与淡化中国在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贡献，原是世界强权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牺牲中国的手段之一，因为唯有淡化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重大牺牲与贡献，才能「合理化」的遮盖国际强权对中国所有的出卖权谋。当然中国人自己也同样的在国共战争的政治禁忌之下，以政治立场扭曲历史的真相，因此使得中国人民与全世界人民，直到战争结束的半个世纪之后，仍然无法正确的了解这个史实的真正原委，所以至今中国仍然成为这个大历史真相蓄意扭曲的牺牲者。中国人患了民族集体人格的历史失忆症，这会造成扭曲的民族人格与压抑的民族心理，都会给中国的继续发展，产生更多的历史问题。

　　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历史就是这个种族集体人格的记忆主体，假如重大的历史事实受到严重的扭曲与压抑，就会产生可怕的民族整体历史失忆症，这种历史的失忆症当然会造成整个民族集体人格的变形，甚至会产生集体人格的变态，这样的民族，很可能在刺激与误导之下，会出现极其恐怖与卑贱的异常行为，最终会造成无法想象的历史悲剧。

　　例如中国与日本两个民族，都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经历过不可言喻的历史灾难（原因则刚好完全的相反），但是中日这两个民族，至今都没有实在的面对自己历史的真相与关键，这种对于历史真相的逃避与压抑，当然会造成严重的民族集体人格缺陷，及其所导致的心理问题，在面对激烈的竞争与快速变迁的新世纪挑战之下，文化会严重的失调，共识会轻易的破裂，整个国家民族与社会，很可能会出现极大的不稳定危机。

　　这就是为什么中日两个国家的人民，要迫切了解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真相的原因。中国人要知道自己历史的光荣与牺牲，以建立民族应有的自信与共识，日本人需要知道自己历史的错误与暴行，以建立悔过的良心与历史的鉴戒。

　　其实，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当时中国所面对的历史危机，并非只有日本的侵略而已，就连所谓的盟国，竟然也在一面依赖中国抵抗日本，一面就在计算如何的出卖中国。此外，中国自己内部，也没有停止过内哄与战争。因此这场中日之间的历史大决战，之所以有其历史上空前重大的地位与意义，是说明中国在这段时间之内，面临了下列三方面的严厉考验：

　　一、中国以一个在军备、科技、经济、政治乃至于社会文化都在历史中落后的架构，竟然能够抵抗日本绝对优势的侵略，实在不能不说这是中国人，以无法想象的毅力与牺牲，所得到的成果。

　　二、中国在与盟国合作中，一直遭到相当程度的出卖与欺凌，中国所得到的援助是杯水车薪，但是她所付出的代价却是无比的重大，中国帮助盟国赢得战争的胜利，但是最后中国还是被盟国的阴谋出卖。

　　三、即使中国在面对这场事关中国的生死存亡的外患考验时，中国内部仍然出现严重分裂与斗争，因此一直让外力有机可乘，让抗日的力量经常出现的分散与消耗。

　　虽然中国面对这样三重的斗争，但仍然能够支撑到底，赢得最后的胜利，这是因为中国人拥有的民族毅力实在是强韧无比。

　　4. 中国四面受敌的处境

　　中国在对抗日本法西斯侵略之前，苏联早在一九二一年，就首先侵略中国的外蒙古，之后在一九三九年派军染指新疆，在新疆制造一系列的暴动，最后连东土耳其斯坦的分离名号，都在苏联的策画之下出现了。同时，英国始终没有放弃在西藏的分裂活动，以及继续在香港的殖民统治。从十九世纪以来，世界各国想尽办法，以各种不平等的方式与借口，侵害中国领土、主权与利益，最后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成为国际强权共享对中国侵略与压榨的利益方程式，只是日本基于战略安全发展的需要，率先打破了这个游戏的规则，企图「独占」中国利益，以获得对抗美苏的资源与战略空间，因此破坏了国际强权的利益平衡，最终引爆了人类历史中最大决战，所以就中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事实而言，盟国与敌国的概念非常的复杂，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所面对的又岂只是日本的侵略而已？

　　因此，中国在所谓的「盟国」与「敌人」之间，有着既联合又斗争的历史矛盾，全都来自一个历史结构性的问题，世界无法接纳一个迅速富强发展的中国，因为中国以其土广民众与优秀文明的基础，一旦完成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势必成为亚洲甚至世界历史的重心，亚洲各国多数都要成为中国的卫星国家。所以，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国际强权既要「抗日」又要「防中」，而中国则是既要与日本进行决战，最后又要给日本留下复兴的余地，中国既要与苏联与英国合作抗日，但是中国又不能不提防这两个国家对中国的侵略阴谋，就连美国，也差点让中国的抗日战争，在最后关头面临失败的危机。

　　总之，在二次世界大战之中，日本是公然的侵略中国，苏联是幕后的要宰制中国，英国设法弱化中国，美国则是陷在左右为难之中，与中国既合作又发生摩擦和矛盾，最后也加入了出卖中国的阴谋。当时的中国是个弱国又有着严重的内斗，因此盟国也好，敌国也好，都没有在这场历史的战争中，放弃削弱与分裂中国的设计。

　　历史绝非单纯的「过去」事件而已，而是决定现在的事实现况，以及影响未来发展走向的「过去」，由于世界对于中国抗日战争历史真相与责任处理的扭曲与不公，就造成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一直徘徊在历史的暗角，甚至正在以一种变体的方式，快速的发展滋生，这对于日本、东亚甚至于全世界所有的国家而言，都是一个极大的潜在威胁。日本至今仍然设法否认侵华战争责任与罪行，是日本恢复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心理建设基础。

　　而海峡两岸的政府，竟然各自因为自己的政治利益与立场，不敢正视抗日战争的史实，当然更无法要求国际社会拿出应有的正义，共同声讨日本的野心动机。日本人扭曲甚至抹杀历史的这种政治手法，实在令人感到不安与反感，而中国人对于自己抗日历史的光荣事迹与不朽的贡献，同样的缺乏了解，岂不是更为可悲吗？

　　许多人都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德国不断的要对其二战的责任而赔偿道歉？但是日本却可以含混的推脱其罪行？」其中之一的答案是，「因为中国」。以英美苏法为首的西方国际强权集团，共同击败德国法西斯的挑战，这些国家为了制止德国的再起，当然设计了一系列的方法，要德国永远的记得过去错误的历史。

　　但是在对于日本战争罪行而言，由于这中间包括了盟国出卖中国的权谋，以及冷战时代的战略对抗安排，所以在国际社会的历史中，严重的扭曲了中国在抗日历史上的真相与贡献（单是比较日本东京审判与德国纽伦堡大审，就可以知道盟国对日本有多宽大了）。这样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真实情况既然不明，就使得日本在战争责任的问题上，也就同样难以清楚的追究，既然连盟国都尽量避谈中国在二次世界大战的贡献，那么日本更是有理由推卸自己战争的责任了。

　　5. 列强惊恐中国的复兴

　　中、美、苏、英并列创建联合国的四强，是源于中国在二次世界大战历史重大贡献的结果，中国在通过这场历史严酷的考验后，已经出现复兴与统一的历史发展方向，结果造成中国在战争中与战后，必须被国际强权打压与出卖的原因，当然也是导至日本必须被原谅与扶植动机。西方强权对于日本能在明治维新之后，竟然只以半个世纪的时间，就能挑战西方强权数百年的基业，大感震惊，它们对于中国能在抗战时期，有着超越西方国家作战记录的孤军奋战表现，更为忧心忡忡。围堵与分裂中国的国际强权策略，不是出在后冷战时代，而是贯穿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事实。

　　事实上，在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之前，西方强权对于中国能够独力对抗日本长达十年之久（一九三一年到一九四一年），可以说是简直不敢相信中国会有如此强韧的内在民族生命力，因此造成国际强权非常的担心，假如中国能够通过战争的考验，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人口与极大的领土，一旦完成现代化的复兴之后，这不正是西方国家千年以来的「黄祸」恶梦成真[1]？这些短视的西方强权谋略家，却没有考虑到，假如中国走上衰败与分裂，或中国被逼到要全力反抗，对于亚洲与世界会产生多大的损失与危机？站在这些强权狭窄的国家利益观点而言，他们会认为，假如在战后，中国真的兴起，中国会成为比日本更为难以控制的东方国家，甚至会进而影响整个亚洲民族脱离西方殖民主义而独立。这样西方殖民帝国主义支配全球的三百年时代，就此将要完全的结束。而一个以共产主义为意识形态的新兴全球势力，更要借着中国历史巨变的机会而发展。所以国际强权一面在与日本作战，一面就在开始设法，如何削弱与防范中国的国力发展，这就是盟国两手策略的运用。

　　说来相当的讽刺，在中日全面的战争正式开始之时，侵略中国最早与最为凶狠的苏联，竟然是首先支持国民政府抗日的国家，这是因为苏联知道，只有支持中国以战争拖住日本，苏联才能最后坐收中日决战的最高利益。在中日战争扩大为全球的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先是支持中国抗日，以牵制日本的军力，让美国有时机布署反攻，同时减少美军可能遭到的重大伤亡。但是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之后，这些强权就开始了压制中国兴起的战略布置，如何击败日本与如何分裂与弱化中国，就成为二次世界大战之中，盟国对付亚洲战场的最高政略指导原则。

　　因此，最先利用中国削弱日本力量的就是苏联，苏联不但在中日战争的重要关头，承认满洲国，中断了对中国的援助，而且还不准美国援华的物资借道苏联，同时实际控制中国的新疆，最后更设计了雅尔塔密约，分裂中国的外蒙古，以及深入控制中国东北的战略利益，鼓动中国的内战。另外一个「盟国」英国则是誓死不将香港九龙归还中国，同时不肯提前反攻缅甸而打开援华的命脉信道，美国则是对于中国最为友好以及帮助最多的「盟国」，但是美国竟然也曾经有将满洲与台湾交给国际共管的战略规划，以及强迫中国接受雅尔塔密约的做法。

　　而这些盟国这样可怕的出卖中国，要想有一个合理化的交待，就是设法抹杀或是扭曲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真相，西方国家的历史，捏造一个历史上极其荒谬的谎言，设法暗示或是抹黑中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根本没有、或是仅仅少有贡献，这样西方国家就可以比较合理化的辩解，既然中国在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并没有真正的贡献，因此中国没有权利得到战胜国应有的待遇，同时为了顾全大局的战略安排，中国被牺牲「一些」权利，也是可以接受的处置。正如盟国牺牲了所谓没有「贡献」的东欧国家人民权益一样，根本没有考虑东欧人民的意愿，就把它们关进铁幕达半世纪。

　　6. 国共内战导致历史失真

　　而国共战争所造成的两岸分裂，则是抗日历史事实被遗忘与扭曲的国内因素，国民党政府退到台湾，在政治与经济上需要依赖美国与日本才能生存，因此不愿大量公开与深入的发表抗日历史真相，而影响到台日美的关系，目前台湾的主政者，更是有着极强的亲日情结，公开反对日本为侵华的暴行而道歉，这样台湾如何会重视中日战争的史实？

　　而国共战争所造成的两岸分裂，则是抗日历史事实被遗忘与扭曲的国内因素，国民党政府退到台湾，在政治与经济上需要依赖美国与日本才能生存，因此不愿大量公开与深入的发表抗日历史真相，而影响到台日美的关系，目前台湾的主政者，更是有着极强的亲日情结，主动反对日本为侵华的暴行而道歉，这样台湾如何会重视中日战争的史实？

　　在中国大陆，共产党因为是抗日战争最大的受益人[2]，因此不太愿对于抗日历史真象，做太多的报导，与深入教育，以免让国民党领走抗日历史的光荣。当然，最近中国大陆对于抗日战争的历史观点，也开始有了调整，在「不动声色」的状况下，已经可以在历史就是历史的观点下，开始撰写一些立场超然的抗日战争历史，但是整个的努力，仍然相当的不足，对于整个中国社会与人民宣扬与教育抗日战争历史的真相，还是有着政治的禁忌。

　　所以无论中外，对于中日抗战的史实，都有着自己的政治利益考虑，因此对于中日战争史的真相，都有扭曲与淡化的做法，造成整个历史事件缺乏深度与广度的记录与报导，一个失真的历史记录，是无法解答历史的问题，而且会产生历史失忆的远因。总之，中国的抗日战争是胜利了，但是中国人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权益，甚至连中国人在战争中的历史真相，也被出卖与遗忘了。中国抗日战争历史的失忆症，成为现代中国问题并发症的主要原因之一。

　　7. 中国人是英勇的战士而非人质

　　近年来，部分的中国人，特别是海外的华人，特别热衷「南京大屠杀」的史实宣扬，喜欢将中国人与犹太人的遭遇做对照，这种做法当然是有事实的支持与其特别的观点。但是过度的强调南京大屠杀单一事件，又没有全面抗日历史的掌握，反而会出现一种偏差，把中日战争的英勇抗敌历史，仅仅浓缩成为南京大屠杀的面貌，因此会造成中国人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另外一种被扭曲的形象，好象中国人，在二次世界大战中，也只是无助受害的「人质」，而非英勇迎战的「战士」，这点对于抗日战争历史的真相而言，是极其不公的印象。

　　历史千真万确的事实是，中国人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扮演的角色，绝对不是东方犹太人的单纯「受难者」，只能完全无助的受欺等死，只有等待盟国的大军来拯救。事实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真正的从事一场无比牺牲的英勇战斗，中国成为争取作战胜利，以及维护世界和平做出重要的贡献。

　　中国能够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唯一原因，不是国际强权对于中国人质性牺牲的一个安慰或是补偿，而实实在在是因为中国血战不屈的贡献，没有中国的奋战到底，世界就没有战胜法西斯的历史，所以，中国成为战胜法西斯不可或缺的主要盟国，中国才会得到这个国际社会崇高的地位。（想想看有多少国家想要这个极其重要的国际地位，中国若是没有重大的历史贡献，谁会把这个崇高的地位送给中国？）

　　8. 国民政府主导与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另外一个在华人团体中，也非常普遍的问题是：抗日战争究竟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打的？这是一个非常政治化的问题，也是抗日战争历史至今无法显出真相的主要理由之一。根据历史的事实是，无论是国民党、共产党以及全体的中国人民，都有参加这场中日的战争，但是以战场的表现而言，国民党是当时领导政府的政党，当然是负起领导全局战争的主要历史责任，而共产党则是以游击战方式与日军作战。

　　中日战争是那个党打的？并不是真正的重点所在，事实是，当时中国所有的党派与全体的军民，都参加了这场历史中日历史的决战。与其归功是哪个政党的功劳，不如回归历史真相的记录，大家可以心平气和的从真相记录中，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改朝换代历史的结论，可能是由成王败寇的逻辑所支配，但是千万中国人民的血泪历史记录真相，却不能因这样的逻辑，而予以扭曲与抹杀。中国人绝对不能认为许多国民党的领袖们，有着留日背景与日本关系，就认为国民党媚日或是惧日，事实上，多数国民党领袖是很传统的中国人，中国民族主义成为支配他们的主要力量。只要看蒋介石最后会采取「联苏容共」的抗日政策，就可以知道，为了准备抗日，蒋介石甚至放弃了自己所一向坚持的政治信念与原则，而寻求苏联的援助与允许共产党参加抗日。更别提在全面抗战的八年中，国民政府承担了多少的责任与压力，而终于将中国从次殖民地的卑微地位，提升到联合国的四强。

　　中国共产党当然有参加抗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当时最为重要的政治路线，但是中国共产党的终极革命目标，是要推行「无产阶级专政」，日本右翼军阀政府，是这个革命要推翻的重要阶级敌人之一，所以中国共产党会抗日。但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并非把抗日当成必须全力出击的首要目标，因为它的历史使命，是要打倒一切的反革命势力，壮大自己的革命队伍，所以中国共产党只是把抗日当做达成革命成功的一个环节而已，当然不会主动尽全力去与日本拼战[3]。

　　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无法举出自己在抗日战争中，所真正缔造光荣战役的重大历史记录原因之一，平型关作战只是太原会战中的一个战役，共军也在这场战役中，只担任敌后游击五分之一的责任，成功的伏击一个日本的补给运输队而已，百团大战也是一系列游击战的统计总数，个别的作战规模，连战斗[4]都算不上。假如中国抗日的真相，只有平型关与百团大战（两场作战加起来，日军的死亡人数只有三千人不到），再加上一些游击战，那么中国就真的对于二次世界大战，没有贡献可言了（幸而这不是抗日战争事实的全部）。假如中国真的是这样的抗日，中国根本就别想成为联合国的四强，恐怕连台湾、东北都要被国际共管了。

　　虽然如此，共军仍然在黄河南北，长江两岸，各种大大小小的游击战中，与日军进行非常艰苦的对抗，八路军抗日的牺牲，也是非常的惨烈，共军有自己一套非常难缠的游击作战能耐，让日军与伪军遭到非常严重的牵制与可观的损失。但是这些抗日的行动，究竟是战略的牵制，而非战略正面的对抗[5]。

　　9. 抗日史实需要肯定

　　历史必须还原它的本来事实真相，否则历史将会继续出现严重的不公，也会导至历史悲剧的继续发展，中国人曾经为维护人类历史，免遭法西斯的蹂躏，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当时中国人的血泪与牺牲，到如今还是遭到近乎完全的被遗忘与抹杀命运，难怪中国人会有如此重大的自我认同的困难。

　　当全世界在探寻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意义之时，中国人竟然不知道自己在这个重大历史的定位？也不知道中国做了那些重要的贡献？中国人也不明白，为什么在中国赢得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反而会丧失领土，中国会陷入内战？直到现在，中国人还是不能知道自己光荣的历史。这些历史严肃的问题，当然中国人要负起自己民族不争气的责任，但是国际强权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对中国上下其手的破坏与出卖的做法，也要负起同样的责任。

　　因此作者写这本书，其目的只有一个，告诉所有的中国人，在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抗日的历史真相何在？依照历史事实的记录而言，中国是战士，而不是人质，中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对于全世界的人类，共同追求历史的正义与和平，有着极大的贡献，但是中国在历史上应有的光荣与权利，全都被强权的政略所出卖了。

　　本书不是一本抗日战争全史，没有巨细靡遗的记载抗日战争中所有的重大战役与事件，它只是设法从整个抗日战争的历史中，挑选一些重大的事件，找到中国在这场历史大决战中的贡献，以及点出历史曲折与变化原委的所在，本书更是不讳言的指出中国在国际强权运作下，在历史中遭到出卖的挣扎。本书绝对无意丑化日本的恶劣与暴虐的意图，也不想挑拨盟国对中国出卖的是非争议，更不想要为哪一个政党的形象而辩护，本书只想设法记录一些抗日战争历史的真相，告诉全世界与所有的中国人，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究竟付出了多少代价，做出了多少的贡献，以及最后遭到多少的出卖与陷害。

　　这本书比较着重历史事件原因的探讨，与历史教训反思的探讨，因为作者认为，目前离开中日战争历史发生的时间，已经有半个世纪以上了，有了如此时间的长度，历史就不能只满足于事实的考证与收集而已，更要能从事实的资料，发掘其意义的思索，才能发挥历史教训真正的价值。作者认为，历史的因要比历史的果更为值得思考，而设法分析历史当时的状况，设法找出相同状况之下的不同布局与选择，也是提供了解历史教训意义的重要思考方式。

　　因此在写作历史之时，难免会对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有事实的发现与价值的褒贬，而对于这些已经成为历史的人物，作者并无任何的个人恩怨与利害可言，对于历史事实的叙述，一样必须抱着历史就是历史的态度，无法讨好某些政治利益的观点，否则就会再度扭曲了历史。作者全书的立论观点是，在人类最为关键的一场历史决战之中，中国人身为战士，为全人类的正义与自由做出最大的贡献，这是中国人不朽的荣耀，历史的真相不能永远的被扭曲。

　　但是没有人能够完全超脱自己的环境、身世与观点的历史叙述，由于涉及到历史人物与党派的批评，或者作者应该透露一点自己家世的政治背景，由于先父曾经参加过共产党抗日的军事训练活动（当然不是共产党员），因此了解共产党的抗战策略，虽然先父很快的脱离共产党团体，而积极的参与国民政府的抗战工作，最后成为国军的陆军上校军官。但是在退到台湾之后，只因为过去这点的「红色」记录，成为台湾白色恐怖的牺牲者，后半生都活在政治的监视之下，失意潦倒。先父的基本立场是，看清共产党，也看轻蒋介石（典型的粤派军人观念）。先父当初绝对没有想到，自己为了在抗日战争中，想要多出一分力量的结果，导至了后半生失去自我发展与贡献国家的机会。

　　这也许是作者内心之中，永远感到不平与遗憾的地方。

　　10. 日本对华的全面侵略迫使中国抗战御侮

　　作者对于第二次中日战争历史的看法，大略可以简单归纳如下：假如单就中日之间的关系而言，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原来是可以不必一定发生的，或是可以避免发生的，因为在中日长达二千年的历史关系之中，中日亲善与互不侵犯的时间，远比矛盾与冲突的时间，长得太多。就算是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中日关系出现冲突的发展，中日之间也没有爆发全面战争的绝对必要。但是由于中国成为日本与国际强权决战的战略筹码，因此在日本错估中国民族主义的力量的前题之下，冒险的发动这场战争。其实日本也曾经一直挣扎着，希望避免与中国进行全面的决战，也多次希望能够早些停止与中国全面的战争，因为日本知道，当时日本真正的敌人不是中国，而是苏联与美国，与中国进行决战，绝对是日本的历史悲剧。

　　根据当时历史的事实而言，中国没有能力挑起这场战争，日本没有能力结束这场战争。中日战争对于参战的两个国家，注定是没有赢家只有输家，而真正获利的超级大赢家，反倒是苏联。不过日本是在恐惧日苏历史大决战，以及未来美日之间会爆发历史冲突的战略思考下，决定要设法在中国扩大日本的战略空间，与增加决战筹码，而侵略中国，日本以为很快就会结束中日战争，但是这场战争竟然成为中日的历史决战，虽然中国付出近乎无法承担的代价，但是中国也走上浴火重生的最大突破与发展，假如不是苏联、英国联手发动另外一种对付中国的「侵略」，中国现在的历史会有不同的发展与结局。

　　本书将第二次中日战争的时间，上溯自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变，与一般的抗日战争历史，从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开始，有所不同，因为依据历史的事实，日本从九一八开始第二次正式的侵略中国，假如抗日战争是从七七算起，那么如何能够解释，在中日战争之前，中国就已经有一百三十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沦陷，五千万人民被奴役的事实，历史大事件应该注意其发生之因，所以作者对于这段时间的历史变化，用了不少篇幅加以论述。

　　当然，中日双方是从七七之后，才进入全面战争的阶段，双方这场全面与持续的历史大决战，总共进行了八年一个月三天，两军双方总共进行过二十二次的会战（双方动员兵力在十万人以上），一千一百十七次以上的战斗（双方兵力在一万人以上），以及三万八千九百三十一次的小型接战，中国军方伤亡了三百六十万人，日军伤亡了一百一十万人，中国平民死亡了三千五百万人，中国人民的财产损失估计，超过六千亿美元，另外中国无数的文物与古迹，都遭到日军大量的摧毁与劫掠。最后日本在中国战区共有一百二十万部队向中国投降，六十万的关东军向苏联投降，日军的主力部队，几乎全限制在中国的战场。这就是中国对于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无与伦比的贡献，这些资料就是一个驳不倒的事实，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会成为联合国四强的根本原因，历史的叙述可以受到观点的扭曲，但是数字仍然会说话。

　　11. 孤军抗日牺牲最大

　　整个中日战争，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四一年，是中国孤军奋战的时期，在这个长达十年的时间中，先是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日本是想尽办法步步蚕食中国的东北、内蒙与华北，中国是忍辱负重的设法争取时间，完成统一与建设，以凝聚国力来面对中国民族生死存亡之历史决战。

　　在七七事变之后，中国虽然没有准备完成，但是被迫全面的应战，日本是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以优势的兵力，击溃中国的抗战意志，不过中国采取以空间换取时间的焦土作战，在重大的军民伤亡中，让日本陷入中国的战略泥淖之中。而在武汉会战之后，日本企图改用以战养战的战略，扶植汉奸政权，来搜刮中国作战资源，并且迫使国民政府最后因为力竭而放弃抵抗。此时国民政府采取长期战略相持的方式，消耗日军的作战能力，迫使日本在面临战争资源面临耗竭之前，悍然的发动太平洋战争，以夺取南洋的战争资源。

　　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中国与全球反法西斯国家联合，共同对日本作战，中国在形式上结束了孤军的态势，但是由于盟国对于中国战区，是采取极端歧视的战略资源分配次序，苏联又切断中国的对外联络信道，因此造成中国在一九四五年之前，不但没有得到更多的援助，反而还要分出已经不足的军力与资源，维护缅甸的战略地带安全。更糟的是，由于企图分裂与弱化中国的国际势力，借着机会渗入中国战区之中，造成中国战区的外援有如望梅止渴，引爆内部的纷争不断扩大，结果使得中国在一九四四年，遭到一连串的作战失利，近乎亡国，直到一九四五年，中国战区的局势才出现好转，但是已经伏下中国将遭到出卖的历史悲剧命运了。

　　12. 盟国「抗日防中」的策略

　　检讨中日战争的历史，日本是在中日爆发全面的战争之后，日本才知道错估中国民族主义所产生的反抗力量，因而陷在中国的战略泥淖之中。而反法西斯的同盟国，一方面只想利用中国来困住日本的军力，一方面设法防止中国利用抗日胜利而进入现代化，因此以最低勉强可以维持中国战力的数量，来援助中国，同时还要设法分化中国内部的斗争，其中以苏联最为狠毒，英国最为阴险，美国则是徘徊在正义与权谋之间。最后的结果是，中国为世界而战，但是世界却出卖中国，当然中国人自己的内斗，也是造成中国无法保障自己权利的主要原因。

　　若是分析中日战争的成败因素，我们可以说日本是应胜未胜，中国是应败未败，以两国整体的国力，或是直接交战的军力而言，日本都是居于绝对的优势，因此以力而言，日本应该可以击败中国。但是在政略与战略的运用而言，中国却能以民族主义的热血，充分的运用对抗的智能，使得日本无法运用其力的绝对优势而击败中国。日本竟然陷入欲战不能尽其全力，欲和又不能拿出决心的困境，因此日本的「力」优于中国，但是「智」却输给了中国，在「理」上面，日本更是站不住脚，因此最终日本还是失败了。

　　而在中日战争的发展过程之中，中国的民族近乎永无止境的内斗劣根性，是整个中国现代史危机不断发生的问题所在。但是源自中国民族主义认同的力量，却在战争爆发之后，够克服一切的问题，在中国在绝对的作战条件劣势之下，仍然能够全始全终的完成对日抗战，整个过程可以说是一个近乎战争历史前所未有的奇迹。

　　日军拥有火力与战技的优势，以及现代化的工业与社会组织，中国在这些方面，是全面的的落后，中国人只有以比钢铁还要强韧的意志，以血肉之躯抵挡枪林弹雨，在中国壮丽的河山之中，不惜一切的牺牲，筑成一条又一条的血肉长城，最终能够挡住日本的攻势，赢得最后的胜利。最为遗憾的是，在列强的阴谋支配下，这个重大的胜利没有给中国带来和平，反而引爆了更大的内战，这样中国就在战后，失去了建设与发展的机会，中国不能富强，又陷入了分裂，所有中国抗日的英勇事迹，也就被扭曲与忽略了。

　　本书既然把这次的抗日战争，称做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当然有其特别的用心，本书将明确的指出，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抗日战争，事实上，是可以上溯清朝时代的甲午战争的「未完成之战」。本书的目的之一，也在对日本示警，由于日本至今仍然不能面对自己的战争责任，同时继续的推展军国主义政策，企图控制钓鱼台与幕后支持台湾独立，那么中日或者会有接近「第三次」中日战争的冲突。而目前，中国的民族主义意识已经唤醒，中国的国力已经增强，中日双方若是再有第三次的军事冲突，恐怕日本会受到更大的打击，这刚好与第一次中日战争之时的情形与状况相反。

　　总之，作者希望借着这本书，来回答一个非常严肃的历史问题：『当全人类参予二次世界大战之时，中国人在那里？』

　　答案是，中国人率先挺立在反抗法西斯暴政的战场中，成为贡献最多、牺牲最大的战士，人类在二次大战之所以会有战胜法西斯的成果，中国人的贡献最多，历史不应忘记中国人的光荣与贡献，中国人所有的牺牲不能被扭曲与遗忘。而对于列强出卖中国光荣的历史，中国人应当有所警戒与提防，而在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辟的发展上，中国也要出更多的力量。否则中日之间的冲突历史，可能又要重演了。

　　13. 中国团结乃自强世界之福

　　作者对于历史反省后的想法是，中国是一个人口、资源、地位都极其重要的国家，因此中国无可避免的必须负起强大与团结的大国责任，东亚与世界才能得到稳定与发展。假如中国发生历史性的衰弱或是内乱，必然会造成全球战略与经济的不稳与失衡，甚至造成全球性的冲突与灾难。也就是说，人类要想在现在与未来过好日子，就要希望中国能够稳定、统一与富强。

　　而中国的地理与结构，是如此庞大与复杂，绝对不能采取封闭的政策，否则容易会造成内部严重的斗争与分裂，也就会产生中国与国际的历史危机。现代的国际社会，一直不能妥善的面对中国复兴之后的世界局势，因此中国总是容易遭到孤立与误解。从历史的事实中，全世界都应该清楚的了解这点，尊重中国应有的生存与发展的权力，让中国成为富强与稳定的大国，这样亚洲与世界才能安全与繁荣。而中国人也要从历史的苦难中，记得中国必须团结上进，并且永远不要成为霸权国家，而把侵略的痛苦带给别的民族，这样才能记住历史的教训，任何曲解中国与孤立中国的做法，都可能会造成世界新的危机与问题。

　　而作者认为，中国严重的内哄与分裂，也是中国会遭到日本侵略与盟国出卖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近代史内的中国人，几乎永远不会停止自己内部的恶斗与分裂，因此才给外国的帝国主义势力，有了更多侵略中国的机会与借口，中国人甚至在抗日战争的时刻，仍然进行各种的内战与内斗，坐视日军消灭不同政治观点的军队，或是自己军队互相的进行火并，而放过日本人，至今中国人能否从历史的血泪中，学到团结合作的教训呢？

　　有一点必须要特别强调的是，虽然在抗日战争之中的战场表现，中国是居于失败的局面居多，但是这绝对不能说，中国军人不善于作战，事实上，是中国军人的训练、装备、后勤都太过于落后，所以无法赢得战场的胜利。在中日战争之中，假如换成日军拥有中国的装备状况，华军拥有日本的装备，恐怕日军根本就不堪一击了，在接受美援的华军作战表现，就可以发现，当中国军队的装备与训练，接近日军水准之后，日军就被华军打得无力反击了。

　　而作者对于日本一点简单的看法是，日本基本上是一个危机感很深，相当崇拜「力」的民族，同时有着很强的集体群性，对于细节非常的认真与讲究，但是却缺乏真正的远略与心胸。日本人对于能够打败他的超级「强者」，有着无限自卑感式的尊敬，反过来，日本人对于弱者就有近乎残暴的凌虐的反常表现，日本人是一个「知耻」但「不知错」的民族，对于挫败的反应非常的极端与敏感，但是对于是非善恶却没有深刻分辨的勇气与智能。而日本只要输得彻底，日本就会百依百顺，日本只要赢得意外，就会盛气凌人的忘了原则。

　　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更是展现对于强者崇拜，对于弱者暴虐的心理，甚至在日军侵略中国之时，也有这样的表现，日军对于誓死反抗造成日军重大伤亡的中国英雄，日军甚至会表达出敬意与爱慕，但是对于不战而逃的对手，日军是没有任何的怜悯与好感，甚至会以残酷的手法来发泄心中的鄙视。中国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近邻，当然要有更多的了解与对策，但是基本的原则是，中国不能示弱，是避免中日历史再出现决战的基本原则。

　　作者非常的感谢多位历史学者前辈，在中日战争史上所做的重大贡献，他们尽其毕生之力，为搜集与保留抗日战争史实，留下非常珍贵的资料。作者要特别感谢梁敬教授、蒋永敬教授、吴相湘教授、李恩涵教授、刘凤瀚教授、黄仁宇教授、郭廷以教授、张玉法教授、王辅先生，从他们的著作中，建立了可敬的抗日历史资料与论述，这些史料对于作者写作这部历史给予极大的帮助与影响。这是一本为社会大众所撰写的历史，因此避免学术的论证与众多的注解，希望这本书能够引起读者对于中日战争的历史，有着更多的了解兴趣，进一步的去阅读更为专门与普及的著作。（请参看作者的参考资料书目）

　　为了忠于历史的资料，本书一些人物与事实的描述，有可能会与一般人现有的历史印象，有些出入，不过这是忠于事实而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历史很清楚的表明，每个伟人都有弱点，每个英雄都有畏惧，每个领袖的能力都有其限制，好人有其缺点，坏人也有其特点，那是一个非常的时代，当时许多历史性的决定，不能仅以现在的常理来做评断。

　　因此作者对于中日美苏英等主要的历史人物，没有刻板的成见，对于蒋介石、汪精卫、毛泽东、日本的军政决策人士，英美苏的领袖，不同政治派系的抗日部队，都尽量的以事实与是非加以评论，有时给予正面的肯定，有时则给予负面的评价，看过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战争，更能感觉得到，历史的人物功过，不一定是以成败论英雄的，当然也不能以国籍党派来分善恶。二次世界大战的确是一个人类历史发展的大清算，既是英雄人物辈出的时代，也是枭雄纵横的时代，更是无名小卒不朽的时代，写完这本书，对照现今的政局，真有一种「后英雄时代」的寂寞感慨。

　　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作者常不自觉的追念先父，曾在抗日时代，为了爱国牺牲一切，一介文人投身戎马，成为所有抗日无名英雄中的一位，最终半生坎坷，也是为了这场战争，他所付出的血汗泪，其实就是这部不朽中国历史的一个小缩影。当然家慈亦复如此，在那个动乱的时代，在那个被遗忘的时代，她是历史巨变过程的见证人之一。因此作者与兄弟们，从小也就从父母的言谈中，建立了最初对于抗日战争的印象。

　　推而广之，作者的三叔郑永平（现居澳门办报）也曾在广东参加抗日的游击队，大舅李承恩是东北军的骑兵团长（为国牺牲），二舅李北光是国民党东北的抗日地下工作人员，在被日军逮捕后遭到严刑烤打。单是作者这个小小的家族中，就与抗日战争，有着如此众多的关系，那些曾经历过中日战争时代的五亿多的中国人，以及三千五百万牺牲的同胞的事实，更是让这个抗日战争的历史，成为与每个中国人都有切身关系的事件，他们都应该是历史上不朽的英雄。单是为了这些无名英雄的血泪牺牲，我们就不能让这个历史被有意的遗忘与扭曲。（哪个中国人有这种权力呢？）

　　这本书能够写作出版，当然要感谢舍弟纪伦与纪阳的帮忙与鼓励，纪伦在中央研究院任职，得以方便的提供大量丰富的历史资料，并且耐心的阅读我的初稿，给与个人许多非常重要的指正与建议，他丰富的历史资料记忆，常令我感到佩服。纪阳在内容与编排方面，给我极多的帮助，作战地图就是出自他的手笔，更是一位非常有价值的原稿读者。事实上，这本书中一些的内容与见解，有着他们的贡献与影响，当然书中若有错误与偏见，则是属于作者本人的才学有限。另外，立法委员谢启大女士，优秀作家严曼丽女士，对于本书也有热诚的帮助，在此特别致谢。

　　最后，谨以本书献给先父、家慈与曾经历抗日战争所有的中国人，是你们的奋斗与牺牲，才让中国摆脱历史的挫败与羞辱，才让全世界追求自由与正义的人类战胜法西斯，我们以你们的贡献为荣，世界与中国绝对不能忘记你们。我也可以很自豪的告诉所有的中国人，在人类历史决定性的最大战争中，中国人是最为英勇的战士，中国人的不屈不挠，对这场战争提供了最为重要的贡献。中国人如此重大的血泪与牺牲，应该永远留在历史鲜明的记录中，成为人心世世代代的一个感恩与警惕。

　　附注：

　　[1]．典型的种族歧视观点，就是把中国强大与黄祸画上等号。

　　[2]．一九六四年，毛泽东接见日本社会党议员佐佐木更三代等人的名言：中国共产党『感谢日军侵华，能让中共提前执政』。

　　[3]．本书第二十九章「百团大战与共产党的游击战」是专门探讨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战争的关系，其它许多章节亦有作相关之论述。

　　[4]．双方兵力在一万人以上、十万人以下的一场作战。

　　[5]．我们不能忽略的一点，即是共军部队一样是日军极欲消灭的敌人，因此八路军若要生存下去，就不可避免的会与日军对抗，这和主动的抗日作战（尤其是在关键性会战中的表现），有非常重要的分野。

百城客

　　追溯导至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牺牲最惨烈，影响最深远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远因，是来自中国东北一条铁路上的破坏阴谋。这个在当时仅仅只能称做破坏未遂的微小事件，竟然在人类的历史上，开启了全球最大战争浩劫的序幕，实在是令人感到不可思议。不过，在这个微小事件的背后，其实有着国际强权历史大决战的战略布局，而中国的东北，成为这场国际强权世纪战略对抗中，兵家必争之地的战争导火线。

　　1.1　日本关东军的阴谋行动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晚上十时，日本关东军的南满铁路守备队柳条湖分队队附河本末守中尉，带领着六位全副武装的部属，出外进行夜间的巡察。巡察的地点，正在中国东北军政中心沈阳市的最大驻军地点－北大营附近的铁路沿线。在他们的背包之中，还夹带着炸药、引信以及野战电话机。在中国东北的九月夜间，已经是有着秋凉的寒意，但是对于这些出巡的关东军而言，心里则是充满了膨胀的杀机，他们知道他们准备要「破坏」中国的铁路，假如中国的部队要想阻止他们的行动，他们将格杀勿论。

　　事实上，他们主要的任务，不是要破坏铁路，而是要藉此造成冲突，以造成关东军攻击中国军队的「借口」。但是他们也许没有想到，他们所准备进行的铁路小小破坏行动，竟然是引爆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战争浩劫的最初导火线，最后也给日本带来历史上第一次亡国的悲剧。

　　对于河本中尉而言，已非常清楚当天晚上自己的任务，因为早在半年前，关东军参谋部的作战参谋主任石原莞尔中佐，已动员属下的参谋人员们，拟出一个由关东军发动军事攻击，以占领整个中国东北的作战计划。而这个军事攻击行动，需要一个引爆行动的「借口」，以方便日军有对个外宣示其军事行动的「正当」理由。经过石原的规划，这个借口就是选择「破坏」在北大营附近南满铁路柳条湖段的铁轨。

　　其实这是一个连正式名字都没有的地方，附近的地名叫做柳条湖，铁路是在平地上铺设的，但是在日本记者发出事件的新闻号外时，擅自命名称为「柳条沟」，也有名为「柳条桥」。而将这个无名地方，硬加上「沟」或「桥」的原因，是暗示被破坏的地方是一座铁路桥梁，因此这个破坏铁路的行动，对于日本所管理的南满铁路运输安全，造成重大的威胁，所以关东军不得不为护路而战，因为有谁会在离兵营极近的平地上破坏铁路呢？

　　而这个引爆中日历史大战前因的事件发生地点，就被无中生有的被误传为「柳条沟」了，从此所谓「柳条沟」就这样成为九一八事变的历史起源地，其实原本就是没有这个地名的。同时关东军的特务机关，也预备了两个穿著军装的中国人尸体，当成现场被日军击毙的人证。

　　由于爆炸地点，离中国东北军的主要防卫据点北大营是如此的近，难道不怕受到中国军队的发现与阻止吗？

　　事实上，这正是关东军求之不得的事情，因为关东军认为，只要有爆炸声响，中国军队必然会出营察看（这就是为什么爆炸地点要选在北大营附近的原因），这样关东军理所当然的将铁路被破坏的责任，推给出来察看的中国军队，然后在混乱的黑夜现场，设法安排与制造造中、日军队相互射击的冲突。只要有了枪战的现场与死伤的记录，这样关东军立刻就能够以自卫与护路为名，发兵攻占中国东北南部的所有军政中心。最后再取得日本军部的支持，全面夺取中国的东北，建立「满蒙」，以做为日本未来的日苏决战的战略基地所在。

　　而出身工兵懂得爆破的河本中尉，被参与石原计划的关东军奉天特务机关辅助官花谷正少佐，特别被选为执行这个任务的领导者。河本率领爆破小组的成员出外夜巡，在当时而言，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因为自从年中以来，整个驻防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部队，由于万宝山与中村事件所产生的高度紧绷情势，早已进入一级备战的状态，高密度的实兵实弹军事演习，几乎不断的在持续进行。而河本的上级长官川岛正队长，早已与石原等人互通声气，完全知道今天晚上排演的戏码。

　　关东军经过完整的参谋作业与多次的全盘.演，早已经完成全面进攻中国东北的所有作战细部计划，而且关东军进行日以继夜的反复实兵.演，使得不断的枪炮声，已经的成为东北军民日夜都最为熟悉的噪音。就像九一八当天夜间，在沈阳北大营附近的日军南满铁路守备中队，已经由川岛队长下令，进行夜间出击演习，地点正在离北大营不远的文官屯附近，而川岛也非常的清楚，部队的演习只是一个军事活动的借口，而日军真正的目的是，等待爆炸的讯号出现，就开始对北大营的东北军发动攻击。

　　河本在离中国驻军的北大营不到八百公尺的地方，下令部属在南满铁路的铁轨上，开始布置炸药，河本知道，炸药的设计是，只要造成重大的声光效果，但是不能实际的产生破坏铁路运输能力（这就是为什么不能选择铁路桥梁的原因，怕爆炸造成交通的中断与抢修的困难），因此他特别用心的计算过，用药的份量与埋藏炸药的方式，这个爆炸的声响既要能引起北大营中国守军的出外察看，以制造与日军武装冲突的机会，但是又不能真的破坏了铁路运输的功能，因为随后关东军的整个攻占南满的军事调动，还要使用这条铁路做为运兵的主要工具。

　　炸药很快就装置妥当，河本看表，等着从长春开到沈阳的夜快车经过，十点二十分，火车声音远远的传来，当火车通过埋置炸药的地点时，河本压下引爆的电制，一声巨大的爆炸声震响了夜空，而铁轨的一边只受到约略一·五公尺的破坏，并未影响到南下夜快车的行进，整列火车通过爆炸的现场时，只是摇晃几下，仍然安全的通过爆炸现场，而准时的在十时三十分，驶达沈阳车站，没有任何的人员伤亡，也没有其它运输设备的损坏。

　　但是令河本中尉感到意外的是，爆炸声虽然震动了北大营，但是却没有任何的中国军人出外察看，虽然在附近演习的日军，在听到爆炸声之后，立刻向爆炸地点集合，但是却没有看到任何的中国军人或是平民出现，因此关东军根本不能乘机开枪制造冲突现场，只有推出两具身穿军服的中国人尸体。不过河本仍然下令部属，径自朝向北大营开枪射击，一方面以军用电话向在沈阳城内的日本奉天特务机关辅助官花谷正少佐报告状况。这时候，等在北大营四围的演习的日本部队，在听到爆炸声与枪声之后，立刻按照演习的计划，开始向北大营进行正式的武装攻击，这时枪炮声开始响彻沈阳城的夜空。

　　而在花谷正身边的，正是执行这次「满洲事变」的灵魂人物，关东军高级参谋垣征四郎大佐，当垣听到河本的报告，中国军队并未因为听到爆炸声音而出外查看，因此无法制造日军与中国军队冲突的现场时，仍然断然决定，按照计划对中国东北各地发动攻击。同时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中将的名义，对在东北所有的关东军部队，发出了事先已经准备好的四项作战指令，要求关东军立刻依照最近的演习计划，全面攻击沈阳、长春、营口等在南满地区的中国军政中心。

　　1.2　没有敕令的军事叛变行动

　　垣的这项作法，可以说是近乎一种军事的「叛变」，因为根据日本军队的作战规定，日军任何正式的对外作战行动，一定要奉到日皇的敕令许可，但是垣不但没有得到日皇的正式命令，甚至也没有征求关东军司令官的同意，竟然以一个高级参谋的地位，就以司令官的名义，对关东军发出全面作战的命令，这种目无军纪与长官的做法，正是日本当时政治上最为可怕与失控的「病态」。

　　在当时日本的少壮派的军人，根本不把国家的法律，军队的军纪，人民的意愿当成一回事。这群军人根据自己的「理念」，决定采取断然的行动之后，他们就会铤而走险的独断专行，遇到任何的阻碍，就动用刺杀或是政变的手法拔除障碍，假如真的失败，就来个震动人心的切腹自杀。日本少壮派军官的断然行为，往往能够以鲜血刺激日本狂热的民气，在民气反应热烈的状况下，一种民粹主义的「类民主」热诚，就成为推动日本军国主义独裁的背后动力，日本少壮派军官认为，日本人民会坚决的支持他们，他们可以至死不悟的推动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大业。

　　垣在发出作战命令，各地的日军开始展开作战攻击行动之后，才向关东军在旅顺的司令部报告，声称『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并且与护路的日军发生战斗，日军不得不发动反击』。这时候已经是夜间十一时半之后了。

　　当时在旅顺的关东军司令部内，绝大多数的参谋军官，都是这次事变计划的知情者，特别是作战参谋主任石原莞尔中佐，更是整个计划的倡议者与制订者，

　　垣、石原与花谷三人，是发动这个夺取满蒙事变计划的核心铁三角。因此当天夜晚，石原早就在司令部内，等待着垣的报告，在接到报告之后，关东军司令部立刻举行紧急军事会议，所有的与会参谋军官们，根本不去查证事件的真相，立刻异口同声的表示，关东军必须立刻进行对中国军队的攻击，占领中国东北所有的军政中心，以「膺惩暴支」[1]。当时刚刚到任关东军司令官的本庄繁中将，虽然事先没有「直接」的介入这个事变计划详情，但是本庄在八月一日正式出任关东军司令官时，就已耳闻关东军的少壮派军官们，正在推动攻击中国军队的各种军事准备。本庄也明知，当时中国东北当局，根本无意也不敢惹关东军在满洲的任何行动（当时东北军主力早已入关一年了，因此东北的中国军力空虚，自顾尚且不足，那里有能力去招惹关东军？），但是本庄中将却郑重其事到处视察关东军的战备演习，并且一再发表严厉的指令，要求关东军的部队，随时做好反击中国军队制造事端的准备，同时故意的不去追查各种有关关东军正在准备发动满洲事变的「谣言」，而这个谣言的中心，就是在关东军司令部之内。

　　因此，关东军司令部的参谋军官，在接到垣的报告之后，几乎立刻做出对中国发动攻击的作战建议，而且在午夜晋见司令官本庄繁，报告这个根本没有中国军队出现的军事「事变」，但是本庄却立刻毫无疑义的接受了对中国军队发动攻击的建议，同时追认了垣先前以他名义发出的作战命令，并且签署了由石原所事先拟好的另外八项全面作战的命令，下令关东军进入全面的作战反击行动。更为严重的是，本庄竟然还以私人的名义，通知当时的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中将，要他立刻派兵越过鸭绿江支持关东军作战，本庄繁并且断然决定，当晚立刻率领关东军司令部移往沈阳，以就近指挥全局[2]。

　　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在没有请示东京军部，就直接下达全面军事作战命令，同样是一种军事上的「叛变」，因为关东军是在没有奉到敕令的情形下，自行发动国外的战争。而通知朝鲜军的越界助战，更是违背了日本的军事指挥结构系统，因为任何日军的调动，若是逾越自己防区，同样要奉到日皇敕令，何况是进行一场国际战争。

　　但是这些驻防在日本本土之外的日军，同样根本不把军法、军令，以及东京军部的约束，放在眼里，可以说是爱怎样做就怎样做，最多来个阵前请罪，而他们在军部内的「同志们」，自然会设法替他们解脱责任。于是在柳条湖爆炸不到两个小时之后，整个关东军都已经进入全面动员作战的局面，关东军按照早就详细规划以及充分演练的方式，分别在中国东北进行攻城掠地的侵略战争。

　　由于当时中国东北的守军，属于东北少帅张学良的东北边防军主力，早已在一年前（非常凑巧的是同样是九月十八日）离开东北防地，跟着张学良进入山海关之内，进行中止中国内战与稳定华北政局的任务。而留守在东北的少数部队，又早就奉到命令，对于日军的任何挑衅与攻击，都采取不抵抗主义，有些部队甚至把所有武器都集中保管，因此事发当时，许多东北留守部队手边根本没有武器，在遭到日军开始进攻的时刻，更没有统一的指挥与作战，因此东北军在遭到日军有计划的全面攻击之下，只有设法自己应变，进行有限的自卫反击，然后突围退却。

　　1.3　日本第二次侵华战争的开始

　　虽然九一八事变的本身，并未引爆一场全面与激烈的战争冲突，但却是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全面军事占领行动，是日军一场大规模的国外军事行动，但是关东军司令部却没有在军事行动之前，请示日本的军部，以等候敕令，就连一个正式的报告，也没有送回军部。当时是由日本在沈阳的奉天特务机关辅助官花谷正，以其长官土肥原贤二的名义（当时土肥原正在东京述职），向日本东京军部，发出两项简单的报告，指出由于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因此关东军开始进行惩罚性的反击。在东京军部震惊追问之下，关东军才把预先准备的行动剧本，向东京军部报告了事，这时候，关东军早已经在没有奉到敕令，以及没有遭到攻击的情形下，在中国领土上，进行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了。

　　而日本军部、政府与社会，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可以说是万分的震惊，不单是因为关东军先斩后奏的军事行动，更是因为日本军部才刚在前两天，在受到日皇与内阁的关切与压力之下，决定派遣参谋本部的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少将，前往中国东北，准备了解并压制关东军的「满洲事变」计划。一时之间，日本社会面对着一长串的问题：例如怎么会在建川刚到沈阳的当天夜里，就爆发了关东军全面作战的军事行动呢？

　　难道建川遭到关东军的绑架或是刺杀？关东军的行动，在当时追求和平与裁军的国际社会中，将会给日本带来多少的压力？苏联又会采取怎么样的反应态度？

　　萧条的日本经济能够承担战争的高昂成本吗？但这许多重要的问题都没有明确的答案，因此当时日本上下出现了莫衷一是的紊乱反应，东京股市与汇市立刻陷入一团混乱。但是日军的少壮派军官却了解，这个军事行动是一个历史性的冒险，假如能够获得成功，那么他们将可以主宰日本的命运。

　　总之，这个揭开全球人类历史最大战争之序幕的「九一八事变」（Manchurian Incident），竟然是在日本政府、日本军部都没有正式同意的状况下，由日本关东军少壮派军官自行设计与发动的军事作战，对于日本而言，可以说是一场导至日本政府体制失控与毁灭的「兵变」，而对中国而言，则是第二次遭受日本正式侵略战争的历史开端。所以九一八事变对于日本的打击，远比对中国的为大，这个事变开启了日本帝国亡国历史的祸端，日本从此逐步沦为一个被军阀支配的国家，最终成为侵略亚洲与世界的人类之公敌。

　　1.4　参考资料

　　易显石等联合著作的《九一八事变史》，司马桑敦的《张学良评传》，吴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王辅的《日军侵华战争》，蒋永敬的《抗战史论》，都有深入的记录、考证与分析。

　　附注：

　　[1]．典型的种族歧视观点，就是把中国强大与黄祸画上等号。

　　[2]．一九六四年，毛泽东接见日本社会党议员佐佐木更三代等人的名言：中国共产党『感谢日军侵华，能让中共提前执政』。

　　[3]．本书第二十九章「百团大战与共产党的游击战」是专门探讨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战争的关系，其他许多章节亦有作相关之论述。

　　[4]．双方兵力在一万人以上、十万人以下的一场作战。

　　[5]．我们不能忽略的一点。

百城客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在人类的历史上，可以说是有着非常奇特的历史结构与内幕。因为在事变的引爆原点，只是一个没有造成伤亡，没有产生严重破坏，甚至没有引起冲突的“破坏未遂”事件而已。因此，这个连冲突现场都没有引爆成功的事件，之所以会造成日本全面侵略中国东北的历史起点，应该是百分之百源自关东军的阴谋与安排，主导了日本野心毕露的“大陆政策”。

　　2.1　离奇的阴谋事件

　　但是说它是阴谋事件，又有些离奇，至少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并不“直接”知情，同时，连日本的军部也不同意关东军的做法，日本政府更是不赞同，甚至在事件爆发的前夕，政府与军部还惊动日皇，企图设法化解这场危机的发生。

　　但是，这个事变却最终还是爆发了！最后的结果是，造成一系列中、日以及世界历史危机的开端，中国东北一百多万平方公里资源丰富、白山黑水领土的沦陷，三千三百万的东北同胞成为亡国奴，日本迅速取得在整个东北亚战略地缘的绝对优势，因而加速日、苏、美之间矛盾的恶化，种下中日全面战争的祸因，所以九一八事变就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全球浩劫的正式开端。

　　因此，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在当时不但震惊了中国，也震惊了日本，更震惊了世界，因为这是日本对中国不折不扣的正式侵略，这也是日本军方不敢想象的“兵变”事件。所以在九一八爆发之后，整个中国立刻陷在受到侵略屈辱的愤怒与挣扎之中，日本的军方与朝野，则是惊疑地看着日本历史大局的变化，开始由一群狂热的军人胁迫，走向一个全面失控的未来。

　　如同人类历史的其它重大事件一样，九一八事变同时包含着历史的偶然与必然因素；更为重要的是，这个重大历史事变的悲剧，在当时也并非完全不能加以预防与阻止的。但是令人感到非常遗憾的是，最终一切的反应都太迟了，九一八事变终于演变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悲剧与灾难大战的第一枪，中国东北的军民也成为这场人类历史浩劫最先的受害者。

　　从历史事件发生的角度观察，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可以说是事件急转直下的“偶然”，因为关东军少壮派军人原先的满洲事变计划，是准备在当年的九月二十八日，设法制造柳条湖事件，引爆中日之间的军事冲突，然后再发动战争攻掠中国东北。不过由于事前部署走漏了风声，引起了日本政府与军部的关切，因此日本军部正式派遣特使建川美次前往关东军驻地，进行了解、调解以及压制。板垣等人事先得到建川即将阻止行动的情报后，为了怕整个军事行动计划遭到正式命令的制止，因此决定提前在九月十八日发难。

　　若是更进一步的了解日本当时的政治状况，就会发现九一八事变，原本只是日本内部，一系列军人夺权的行动方案之一而已，因为当时日本在国内的少壮派的军人，原来准备在一九三一年的三月，先在日本国内发动军事政变，以建立军人政府。如果那次军事政变成功的话，也许日本关东军就不会发动“九一八”的满洲事变来刺激日本国内，推动右派集团的“昭和维新”了（当时日本侵略中国的主方向不变，但是很可能不是采取由关东军少壮派军官，自行设计与发动的军事攻击）。因此就日本政局的角度而言，九一八事变实际上可以说是日本政局畸形发展的一个国外激变因素。　

　　2.2　明治维新的历史变局

　　从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以及包括中日两国近代史所有的冲突，都和日本的明治维新，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关连。明治维新之前的两千六百年历史，中日的关系是以和平与交流的状态为多，明治维新之后，中日的关系就成为冲突与战争了，因此明治维新是日本近代历史全面转变的关键，也是中日关系全面改变的历史开端。

　　日本两千六百多年的历史中，中国一直是被日本所钦慕、畏惧、模仿甚至崇拜的对象，日本传统文化与典章制度，主要都是来自中国的“变体”。而中国纵使在最为强盛之时，也从来没有把日本当成自己政治或是军事势力范围的企图，但是日本却有一种假如有朝一日，能够逐鹿中原称霸华夏的致命吸引力幻想，以补偿日本民族集体性的对中国自卑与自制的历史情结。日本自知以人口、面积、经济与文化的全面国力而言，它是无法也不可能与中国正面对抗，更别提要取代中国而称霸东亚了。所以日本一直不敢采取对外发展的国家策略，最多只有入侵一下朝鲜半岛或是任由日本海盗掠夺中国沿海地区而已。

　　但是，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才发现这是一个历史转变的契机，假如日本能够比中国先完成现代化，它可以利用现代化所产生的巨大优势，去支配与宰割当时仍然处在封闭与落后的中国。这样日本就能超脱二千年来，一直不可能超越中国之自卑心理的历史格局。它将以现代化的船坚炮利做为工具，来建设一个威震华夏、万邦来朝的“太阳帝国”。

　　在美国以舰炮打开日本的锁国政策之后[1]，日本朝野都受到极强的刺激，于是同心推动明治维新，对内结束了近七百年的军人专政与割据的局面，对外开始大量吸收欧美的现代化科技与制度，当时日本秉政的幕府大将军德川庆喜，在内外巨大的历史性压力下，决心奉还大政。

　　一八六八年，日本正式开始进入推动明治维新的历史新页，这是日本吸收西方文化、制度与工艺的一个全面性历史改革，这种历史性的大变革，对日本而言，并非完全陌生，而是有历史前例可循的。因为过去日本的全面汉化，一样经历过全盘性仿效中国文化与政治制度的做法，所以在历史发展中，日本是一个善于吸收与模仿外国文化制度的国家，他对于全面西化的抗拒也就不是很强，何况在全面的西化之后，日本可以迅速成为富国强兵的国家，而称霸东亚，是日本立国以来，想都不敢想的历史大业，如今竟然有实现的机会，对于日本人而言，当然更是具有非常的吸引力。

　　明治维新的重点，主要在于尊君立宪、引进科学、发展产业，建立富国强兵的国家发展战略。日皇制度维持了日本在改革之时所需的政治稳定，立宪造成新的人才体系运作，封建阶级转化成为大大小小的财团，武士阶级转化成为皇军的骨干，因此日本的明治维新付出不是很高的代价，就建立起一个类似近代西方强国的新基础。可是日本是一个资源非常有限的小国，缺乏与强权直接对抗的本钱，日本若想摆脱这个资源短浅的梦魇，而寻求霸权的发展，它就必须设法取得支配中国广大市场与资源的地位。当时的中国正值清末最衰弱的时期，因此，日本在推动现代化与工业化的同时，也急于掌握这个历史的机会，设法掌控中国，这样才能建立“八竑一宇”的日本帝国。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政治结构，可以说是一种变体的封建与民主制混合后所产生的新威权体制。日皇拥有神圣的地位以及绝对的权威，因此他不亲理庶政，政府分成内阁、国会与军部三大部分。国会当然不能监督日皇，只能在预算与法律上，对内阁产生制衡作用，内阁的首相负责总理政务，而由日皇咨询政治元老的意见而任命，但是内阁对日皇而不是向国会负责。最为特别的是军令运作，在日皇单独拥有“统帅权”的前提下，所有军令都由军方领袖直接奏告日皇，然后奉赦令行动，政府的首长不得参与军令决策会议，这种运作特称“帷幄上奏”（因此有时候甚至连内阁的首相，都是看到报纸才知道日军已经发动军事作战行动）。

　　另外在军政方面，也是由军方独断的运作，军方杯葛政府的最大手段，就是退出内阁或是拒绝推荐军方将领入阁，因而造成政府倒阁（当然后来又加上干脆由少壮派军官直接刺杀不接受军方立场的政府首长）。更令政府感到为难的是，海军与陆军又是各有独立不同的立场与系统，有时政府接受陆军的要求，又会引发海军的杯葛，反之若是顺从海军的要求，又会引来陆军的反弹。每一任的日本政府内阁最大的困扰，就是如何与军方的意见达成协一八七年，日本明治维新首脑人物伊藤博文与山县有朋，决定模仿普鲁士的强兵政策，建立直属日皇指挥的“皇军”制度，接着一八七八年日本又成立了独立的军令最高机构参谋本部，日本的军部就逐渐发展成为新的太上政府，有些重现日本过去的幕府大将军，以日皇名义秉政的局面，只不过是以军部的形式出现而已。当时日本军臣与人民，其实都很习惯于“军人干政”，因为七百年来，日本幕府大将军秉政的制度，就是军人干政的制度。明治维新之后，幕府大将军是交出了干政的大权，但是新的军部，其实又在遥控甚至是主导着政局，加上强国必先强兵，争取海外资源与市场是引进工　业革命、建立产业资本制度的成败关键，因此明治维新基本上展开了日本的新军国主义的发展。

　　2.3　主导日本政略发展的大陆政策

　　在过去的历史中，日本对于自己“资源有限”无法发展成为一等强国，而且必须步步为营，避免与大国直接冲突，以防自己国家遭到倾覆，可以说是有着无限的恐惧情结。日本深知中国的资源丰富，市场广大，因此日本错误的认为，只有主宰中国，日本才能走出生存与发展的危机意识。而如何经略中国的“大陆政策”，就成为日本明治维新以来，举国一致的对外目标。所谓的大陆政策，当然就是如何侵略中国的日式说法而已。于是如何能够操控与主宰中国，以得到日本发展与竞争的所需资源与市场、确保它能拥有富国强兵，威震东亚与世界的基础，即所谓建立一个“八竑一宇”的日本帝国，成为当时日本朝野一致的国家政略共识。

　　只是日本对于如何完成这个政略目标，政府与军方有着方法与路线的争议，其中强硬派主张模仿普鲁士的方法，以军事力量为主，直接对中国进行侵略与统治。温和派则主张，由于中国实在太大，因此难以直接用武力征服，不如模仿英国式的策略，运用经济、政治与外交的手段，加上军事的威慑，而将中国的市场与资源，设法纳入日本支配的范围。

　　甲午战争是日本这个征服中国梦想的初试锋芒，结果明治维新之下的日本，以工业化的基础以及举国团结一致的力量，击败了中国虚有其表的北洋派系。日本完成两千年以来对中国作战的首次“大胜”后，它是竭尽所能要屈辱中国与劫掠中国。因此在马关条约（Treaty of Shimoneseki,1895）中，日本以极其高傲的姿态，穷极贪婪的野心，不但取得所有帝国主义剥削与压榨中国的特权，同时要求中国赔偿二亿两的白银2，以用来建设“富强的日本”，并且要求中国割让对朝鲜的宗主权以及辽东半岛与台湾的领土，这是日本千年逐鹿中原梦想的开始。不料因为日本的占领辽东半岛，与帝俄在远东南下，撺取中国不冻港的战略利益，发生了严重的冲突，日本在俄国联合德、法的压力下，被迫放弃占领辽东半岛（由中国增加赔偿三千万两白银给日本，以“赎回”自己的领土），但是辽东半岛仍是日本准备侵略中国大陆的地缘桥头堡，日本当然不会真正甘心放弃它所觊觎已久的大饼。一八九八年，李鸿章在中俄密约之下，将东北权益交给俄国，以联俄制日，结果是种下日、俄在辽东半岛历史大决战（1903-1904）的主因。日、俄之战，是日本以倾国之力，进行孤注一掷的战争（英、美都站在支持日本的立场），结果虽然是日本战胜俄罗斯，但在国际强权都要瓜分中国市场与资源的压力之下，日本无法如愿以偿的独占辽东半岛，它只能取得经营中国东北南满铁路的特权，及大连、旅顺的租界地。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是与帝俄开战，但是在战胜国的主要战利品中，竟然是取得一系列占领与剥削中国领土和利益的特权（中国根本没有参与这场战争），可见日本谋中国之深，以及西方帝国主义手段之狠毒。

　　对于日本而言，侵略中国既然已经成为明治维新的对外一致国策，因此日本会设法利用一切的机会，继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一九年日本利用义和团事件，与国际强权组成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取得在中国天津到北京的驻屯军权力，以及又一大笔的“赔款”。一九一二年日本企图利用满清政府瓦解的机会，策动满蒙独立，准备占领中国的东北，但是在俄国强烈的牵制下作罢3。

　　一九一一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军推翻满清王朝，一九一二年中国成立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同年，日皇明治逝世，大正即位，此时日本面对另一次历史发展的机遇，就是中国革命所带来的机会。虽然中国的革命军推翻了封建王朝，成立民国，但中国的民主政治，一时根本无法在旧有的社会，经济结构下生根发展，中国顿时沦为军阀支配与割据的国家，军阀的内战更将造成中国进一步的支离破碎，正给予帝国主义侵略者更好的机遇，日本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

　　2.4　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一次世界大战在一九一四年爆发，日本看到西方国家受到欧战的严重牵制，无法顾到日本在亚洲势力的发展，因此借口参加对德国作战为名，入侵当时德国在中国势力范围的山东省；同时也看准了袁世凯要想当皇帝，中国正处于分崩离析的危机之中，因此日本在一九一五年，正式向袁世凯提出等于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内容涵盖了日本要求在山东、东北、长江流域，以及全国各地的特权，以及监督中国政府的政治运作的条款，除了极少数条款仍待保留商量之外，袁世凯在压力下屈服，签字接受二十一条中绝大部份的内容，但是在密约曝光之后，中国人民激起的强烈反弹，迫使得北洋政府不敢履行密约。

　　同时西方国家在欧战结束后，发现日本独占中国利益的企图，并由于日本接收了德国在太平洋的殖民地，使得日本开始威胁到西方国家的经济利益与战略安全，所以它们又再度关切中国市场利益开放的问题，支持中国反对日本所提二十一条的亡国勒索，使得日本企图鲸吞中国计划的失败。日本只有把侵略中国的目标，先集中在中国的东北，这是一个在东北亚极其重要的战略要地，以及拥有非常丰富自然资源的地方。

　　日本经过两次战争，仍然无法实地的占据中国的东北，同时日本企图利用欧战机会来独占中国利益的企图也受挫，因此日本只有准备利用在辽东半岛的租界地与经营南满铁路特权的机会，逐步经略中国东北的全境。日本初步的目标是推动“满蒙分离”，因为日本实在想不出侵略中国东北的漂亮借口，所以自己先发明了新的名词，将中国东北称作“满洲”，同时开始炮制“满洲主权未定论”，因此所谓“满洲人不是中国人”，“满洲自古并非中国领土”的论调，成为日本当时舆论的显学，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移民与浪人，更与部分满清贵族后裔与失意的野心政客联合，积极的制造舆论与事端，鼓吹满蒙独立，以推动日本占领中国东北的历史大业[4]。

　　当时组成日本经营中国东北南部特权的机构，分成四大部份，日本将辽东半岛南部，包含旅顺、大连地区的租界地，设立了关东厅，成为日本在中国东北发展殖民地的总部，大量的吸引日本的移民与浪人前往开发，也收留、培养汉奸政客与军阀。而负责关东厅以及在中国东北南部的南满铁路沿线防卫需要的部队，称作关东军（Kwantung Army）。日本又模仿英国当年以“东印度公司”经略印度的方式，组成了“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管理从长春到大连的铁路，控制铁路的营运及其沿线的土地、矿产以及市镇。

　　另外，日本在东北的军政中心沈阳，设立“奉天总领事馆”（在当时，辽宁省称作奉天省，是东北的军政与经济中心），直接与中国东北地区政府，进行各种侵占中国国家利益的交涉。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南部与南满铁路的沿线，以开发与移民的方式，大量进行掠夺资源与土地，逐渐构成了日本在中国东北非法窃占的“海外领土”。在日本经略中国东北的四大机构之中，又以关东军最为骄悍与胡作非为。

　　2.5　日本军方逐渐失控

　　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一度出现弭兵的潮流，日本的军国主义在国内外都开始受到压力与排挤，由于多数的日本人民，希望能够建立更为民主与和平的政府，国会也出现不满日本军方强悍与恐怖的高压做法，设法削减日本军部的扩军预算。同时在国际社会中，因为一次世界大战的严重破坏，也出现希望能够建立以外交与和平方式解决国际利益争端的方法，因此积极的提倡裁军。特别是中国的利益必须由国际均分，不许日本独占。苏联更是虎视眈眈的等待机会与日本再作决战，以报日俄战争的失败之耻，并要与日本争夺中国东北的各种资源与利益。日本军方的强硬派，确实受到一些制约与压力。同时大正日皇缺少明治日皇那种“八竑一宇”的雄心与胆识，因此日本政府在一次大战后，顺应潮流，先后的减少军费支出，加入国联组织，签订九国公约，裁减陆海空的兵力，对于“大陆政策”的推动，也采取温和派的立场。但日本政府的这些和平转变，造成日本强硬派军方的不满，因此刺激军中所谓少壮派军方势力的发展，这些充满日本战国时代武士意识的军人，一心的希望能够继续明治大帝的功业，推动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他们轻视民主与自由的普遍原则，恐惧共产主义的蔓延，更是不能忘情入主中国的利益。这些怀有野心与决断的军方少壮派军官，开始盛行秘密结社，这种进行秘密结社的少壮派军官，竟然成为日本政局不稳与失控的最大原因之一。

　　一九二五年，年轻的裕仁日皇即位，裕仁缺乏足够的政治历练与才干，来处理日本内外巨大变化的政局，一九二九年，全球局势发生逆转，经济大恐慌的爆发，造成全球各国对于民主政治体系，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经济都失去了信心，日本政府同样无法拿出有效的政策处理这些问题，造成日本的经济与社会陷入了失控的危机之中，而共产主义在亚洲地区的快速发展，也让日本封建意识极强的保守派政客、大型的财团与军方少壮派，感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威胁。

　　2.6　少壮派军官把持日本决策核心

　　因此这些保守派的人士与军方的将校，开始提倡日本对内应该推动强硬的军国主义政策，压制共产主义的颠覆，对外推动疆域的拓展与资源市场的掠夺，日本才能走出发展的危机。而日本军方的少壮派军官，就成为这种理念的实际推动者，军方出现了皇道派与统制派的对立，少壮派军官又成立各种的秘密团体，其中又以“樱会”与“一夕会”最为著名。

　　参与秘密结社的少壮派军官，事实上，主导着日本军部的决策。因为日本的社会运作体制中，领导者很少会主动地展现自己的决心与企图，以免卷进直接的决策选择、冲突之中，日本社会集体心理最怕的，就是内部意见的分裂，所以日本社会中，有着极强的从众行为压力。因此它的领导者多半是以暗示与诱导的方式，被动的等待部属达成一致的共识之后，然后接纳这种共识成为正式的决策。（当时日皇与政府和军部的关系如此，现在日本的企业运作也是如此。）

　　所以当时日本的军部，表面上好象是由高级将领在指挥，实际上他们经常听任部属参谋自行独立运作，而会接受参谋所达成的一致意见，虽然这种意见不一定符合事实或是他们的想法，但这些高级将领不愿也不会公开的反对属下所达成的一致意见，以免破坏和谐的共识。

　　更糟的是，日本军方系统的结构，是典型的外重内轻，通常在内阁中的陆军省长官，只要有师团长的资历就可以出任，海军省首长的地位也与舰队司令平行，就算是参谋本部的总参谋长地位高些，也不过是相当于战区的司令官地位而已。皇军直接隶属日皇，军部也只是日皇的军事参谋，不能直接对军队发号施令，因此，日本在外统兵的将校，并不会把中央军部的意见，真正的放在眼里。

　　而中央军部唯一能够节制统兵将校的法宝是，请求日皇发出赦令，这种赦令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正式经由帷幄上奏之后决定的日皇命令，一种是经由日皇授权参谋本部，在一定的指导原则内，以日皇名义代行的“临参命”。无论是那种形式，都是以日皇名义发出，在形式上，对于日军的行动，有着最高的控制权威。

　　但是因为日皇对于日军而言，其地位有如神明一样的极其崇高，军部不到真的不得已，绝对不敢也不愿在日皇面前，展现不同立场的争执，而让日皇陷入裁决的苦恼之中。因此中央军部对于在外统兵的将校，多半是用“交情”来牵制其行动，所以在军令运作的过程中，经常是由次官、参谋与部队中的长官进行意见沟通，等到大家建立共识之后，才正式帷幄上奏的请旨行动，而军部的参谋与部队的长官，当然都是同属希望能够以战争来建功立业的少壮派军人，因此他们的意见，事实上就决定了军部的意见。

　　而日皇对于军部一致的意见，通常很少会提出质疑，更别说是反对了。这就出现日本的少壮派军官，可以实际把持军部决策的现象，这些在军部与参谋本部的少壮派军官们，自己组成的小团体运作，戏称“秘密参谋本部”，他们与海外驻军以及右翼激进的团体，都有直接联系的管道，而右翼团体的看法，又主导着日本的舆论媒体，造成日本军部少壮派军官，对内可以普遍的以下克上，对外随时都有支持他们各种做为的“民意基础”。因此在当时，真正领导日本国家政策走向的，不是日本人民民意选择的国会，不是神圣崇高的日皇，或是政治元老重臣以及高级将领，而是日军的少壮派军官。当然这不能说日皇、元老、将领在日本的战争罪行上，没有责任，因为他们至少是“诱导”、“认可”、“知情”与“伙同”等的共犯，他们对于所有的战争罪行，至少是犯了“应注意而未注意”，“应阻止而未阻止”的责任。

　　虽然日皇、军部与政府发现少壮派军官秘密结社的危机，曾经在一九三年正式颁布法律与军令，不准日本军人参加秘密结社组织，但是这个法令对于少壮派军人而言，根本是形同具文，他们照样半公开地进行各种秘密结社，公然地在政治与民间团体中，发表他们的立场与主张，甚至公然地批判与反对政府的政策。少壮派军官的言行，往往诱导着日本民意产生强烈的反应与支持，造成少壮派军官认为，自己代表着日本人民的主流意志。因此，日军少壮派军官，不在乎作出任何违法乱纪的行为，只要能够获得“民气”支持，他们并不把法律与制度放在眼里，而是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最后大不了切腹自杀[5]。

　　事实上，军部与政府也拿这些少壮派军官毫无办法，因为他们的果断言行，会激起人民的民意支持，平常他们互相照应、敷衍应付上级的名令，假如真的逼急了，不是有人切腹自杀以示警抗议，就是干脆对他们所不满意的政府首长与上级军官，进行刺杀行动，甚至发动真正的军事政变。这种制造成民气可用假像的民粹主义，逾越一切法律制度与制衡力量的体制，表面上，一切的决策都有所谓的“民意基础”，但是，实际上不过是独裁集团操纵民意的手法，在当时的日本，有谁敢向这种铁血的民粹主义挑战？但是这正是造成日本最后亡国的主要原因。因为当时日本的大政方针，竟然任由这些没有能力考虑国家全盘利益与责任的少壮派军官们，强迫政府事后追认与接纳他们偏狭的看法与血气冲动的决定，终于误导国家步入灭亡的绝境，当然也给其它国家，带来无法承受的战争浩劫。

　　总之，在当时的日本政局，可以说是政府控制不了军部，军部控制不了驻军部队，驻军部队控制不了少壮派军官，日本的少壮派军官，已经逐渐的成为国家步向军国主义命运发展的主控者。日本又是一个群体性极强的民族，大家只要一参加组织，很容易显出完全盲目服从的本能，而缺乏个人独排众议的能力与胆识。日本的社会意识是最怕破坏和谐，因而许多怪异行为都是在群体的压力下，出现的过渡反射动作。

　　因此，日本有着过多的群体服从压力，以及强烈的模仿能力，却是极其严重的缺乏领导与创新领袖，当时的日本，走不出明治维新时代军国主义的发展格局，在国家发展一旦遭到困境，日本上下就希望政府能够模仿明治维新时代的整军经武，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以解决或是转移日本的问题。所以少壮派的军官，就是一群敢以行动作出决定的小团体，他们缺乏深谋远虑却是敢违法乱纪，一旦他们以行动开创出方向，而且获得重大的胜利，就会在一夜之间，赢得日本社会上下一致盲目支持与跟从。

　　附注：

　　[1] 后来石原因为反对与中国进行全面战争，而遭到提早退伍的冷冻，战后逃过了审判，而列为甲级战犯的垣征四郎（Itagaki Seishiro），则在东京大审之中被判处死刑。

　　[2] 日本在战败后，本庄繁因为担心为此受审，而畏罪自杀。

百城客

　　从历史的事实分析，无论是汉、唐、明、清（尚未汉化的元朝是唯一的例外）时代，虽然中国处在国力非常强大的时代，她不但从来没有想到要征服与统治日本，而且只会给这个岛国带来最大的利益。在日本的历史中，由于中国国力富强、文明昌盛，日本只需模仿中国的文化，分享中国的资源与利益，就可以受益无穷。

　　但是长久以来，日本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它若想追求亚洲的霸权，却必须要先弱化与分裂中国不可。因为日本的资源有限，它的任何企图称霸东亚的战略地位发展，都无法避免的受到中国地缘的威胁，因此“只有”中国的分裂与衰弱，日本才会有“出头”的一天。日本之所以会举国一致的推动明治维新，除了是受到西方强权的刺激之外，也是同时看到中国正处在衰弱的历史困境之中，这绝对是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日本只要比中国抢先达成现代化，那么它就有机会压制落后的中国而称霸东亚。

　　因此，日本整个明治维新的改换制度与整军经武，主要目的在以西方的现代化力量，追求日本的富国强兵，日本一旦要准备称霸东亚，侵略中国就是必然的政策。所以明治时代，日本前后发动中日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在这两次的战争中，对象虽然不同，但目标却是一致，就是侵略中国。特别是能够控制中国东北的资源与战略位置，已成为日本帝国维持霸权发展成败的关键所在。

　　3.1　日本在东亚扩张与美、俄的冲突

　　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虽然经过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的两战两胜，使得日本跻身成为东方的一等强国，这对于在两千多年历史之中，从来没有建立过国际崇高地位的日本人而言，简直是无法忘怀的胜利与荣耀。（不像中国，身为天朝大国的历史太久，已经习惯认为自己是世界的领导与中心。）所以日本想要利用现有的优势地位，设法继续的割裂中国与入主中原，这样才能确保日本的霸权地位。

　　日本最为担心的是，当然就是假如当时的中国一旦觉醒，团结起来，追求现代化，那么日本的霸权地位，就犹如樱花盛开又凋谢般的，成为过眼云烟而已，因此当它看到中国正在挣扎着追求统一与现代化之时，就产生着极强的时间压迫感。是要与中国进行合作互助，以分享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利益呢？还是要加速侵略中国，以支配宰割中国的市场资源？

　　当然，日本称霸之后，举国上下还有另外的一层恐惧，就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各种策略，已经在国际上造成孤立与敌对的压力，日本既在日俄战争上，与俄国结下历史的民族仇怨，也妨碍了美国开放中国门户利益的立场。日本知道，以俄国那种凶狠的发展野心，是绝对不会放过它的，俄国要成为太平洋强权，取得不冻港，以及夺取中国东北与塞北的富源，都会与日本的侵华政策发生直接的冲突。因此当时日本的军政领导阶层几乎都相信：日、俄第二回合的战争冲突只是迟早的问题，以及日本必须抢先在中国取得优势战略地位的先机，才能增加击败俄国的筹码。而日本在中国的独占特权与在太平洋迅速发展，也开始危及到美国的利益，因而日、美间的摩擦也开始快速的增高。当时全球有远略的政治与战略专家，就已清楚的警告，日、俄与日、美的战争冲突，已经势难避免[1]；日本的参谋本部早已长程计划未来与俄国进行决战的准备，而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就任之后的一九三三年，也曾经召开内阁特别会议，讨论美日可能爆发战争的各种状况。

　　日本政府在面对这些危机的压力之下，一直抱着必须“先发制人”的观念，其政府领导人认为，日本（一个资源贫乏与战略弱势的国家）一定要先得到中国广大的资源与支持，才能在未来与美俄的决战中，取得不败的地位。因为日本立国二千六百年，从来没有被外国直接的击败或占领过，因此更为恐惧万一面临战败命运的可能性。这些背景都促使日本以抢先侵略中国与控制其广大的资源，为继续称霸东亚的优先战略选择。

　　此时日本内部对于如何经略中国，分成两个派系，其中一派认为，除非日本采取武力侵略中国的方式，才能控制中国的市场与资源，同时取得中国领土的优势战略纵深，未来在与美俄决战中，胜算才高。另外一派则认为，中日两国不妨以亲善合作的方法，结合彼此的利益与资源，这样日本可以避免与中国发生冲突，又可得到中国的支持，以对抗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这种看法与孙中山先生提倡之“大亚细亚主义”有些接近。不过，日本当时陶醉于对外战争的连番胜利，认为侵略中国比友好中国，更能满足日本渴望强大的需要。

　　一九二〇年代中叶（裕仁日皇即位初期），中国内部的局势逐渐出现了一种改变，那就是来自南方的国民政府，一方面联俄容共，一方面整军经武，开始展现统一中国、结束中国之分裂与衰弱的历史企图心。同时奉行共产主义的苏联，也以日本的军阀与财团政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假想敌；斯大林全力推动的苏联工业化建设，特别是在在国防工业上的发展，已有飞跃的进步。日本参谋本部估计，苏联的现代化军力，开始威胁到日本的安全。因此无论是中国之统一与复兴，或是苏联的强大与扩张，都会影响到日本称霸东亚的计划，所以日本政府需要迅速采取反制中、苏发展的策略。此外，日本政府特别担心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会与苏联全面的合作，对日本造成致命的威胁。

　　3.2　田中义一与两次东方会议

　　当时对于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最为狂热的人物就是日本预备役将领田中义一（Tanaka Giichi）。田中是日本当时“出将入相”的军政强人，他曾经大量收集有关中国政治、军事、经济与社会的所有相关情报，以及深入的调查中国的资源分布与市场发展潜力。当田中出任日本首相之后，正式在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七日，于东京召开会议，决定日本政府今后如何推动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纲领”，历史称之为“东方会议”，这个会议总结了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侵略中国的所有策略得失，并且进一步拟定了日本今后应该如何侵略中国的步骤。

　　这个日本决心完成侵略中国的历史性东方会议，前后召开了十一天，田中首相邀请所有日本重要与相关的军政、外交、情报与经贸人员，都参与这次会议，这个会议在动员所有的日本军政经贸历史与社会精英，经过完整与深入的讨论之后，日本终于完成了具体侵略中国的策略与步骤，而正式建立了指导日本大陆政策的基本纲领。

　　不过日本政府于东方会议闭幕之后，对外发表了所谓“对华政策纲领”八条，只是约略地公布东方会议的一部分内容，而东方会议更为重要的结论，则是表现在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五日，由田中首相密折上奏给日皇的“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这就是历史上一个非常有争议的“田中奏折”之谜[2]。

　　这两份一明一暗的历史文件，成为了主导日本日后整个大陆政策的基本方向。在日本公开的“对华政策纲领”中，其实日本政府已经非常露骨的提出，当中国的政局发展，若是出现“日本权益受到损害”、“日本侨民生命财产受到侵害”以及“动乱波及满蒙”之时，日本政府将会对中国采取直接的反制行动，包括了直接干预中国的内政，以及在中国境内出兵。而在秘密的田中奏折之中，更是开宗明义地指出“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具体政策步骤，根据这个具体的政策，才能建立日本主导的“东亚帝国”，这个日本的大陆政策，更前瞻到日本的扩张，终必可能与“米国”以及“赤俄”发生军事冲突，因此日本征服满蒙，进而侵略中国，是日本东亚争霸，必须克敌制胜的关键战略所在。此外田中　奏折更是在如何征服满蒙上，大作文章，从炮制满蒙的主权并不属中国的理论，一直到日本最后如何以实力介入来分离满蒙，都有政策性的指导方向。

　　因此，依照东方会议的结论，日本未来国家发展的大政方针，就是以侵略中国作为前提，而分离满蒙，则是这个侵略中国政策成败基石。所以日本政府接着又在同年的八月份，在中国的大连（或称第二次东方会议），把策略集中在如何制造满蒙分离上。从东方会议到大连会议所得的结论，已经使得日本在基本国策上，确立了由满蒙分离作为基础的侵略中国政策，而无论是日本政府、军部还是关东军，都在设法等待时机以采取实际的行动，将这个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正式地加以实现。

　　虽然当时驻扎在中国东北南部的日本关东军，依照条约只有一个师团以及数个独立守备队，驻军总数最多只有两万人左右，但它却是日本的大陆政　策中，以军事行动分离满蒙的先锋军。当时日本军队中的少壮派军官，更是把前往关东军服役，当成实践帝国扩张，完成个人志业的最佳场所，因此在关东军中服役的少壮派军官，全都是日本军官团中，最为狂热的份子以及最有野心的人士，他们毫不讳言他们的决心与企图，就是要以武力完成日本的大陆政策。

　　关东军少壮派军官，不但在中国的东北尽其所能地制造事端与惹是生非，同时更是不断地与日本中央军部的少壮派军官，建立秘密结社的特殊管道，而且这些少壮派军官，更是经常地与日本社会中的浪人，右翼的社会团体，有着非常直接与密切的关系。他们经常地出席各种相关的集会，发表煽动的策略演说，发行各种鼓吹日本必须占领满蒙的宣传刊物，因此造成日本社会中多数的舆论，对于分离满蒙、侵略中国，产生了一种近乎“天职”的错误意识：好象日本政府与军部一天不能决定入侵满蒙，就让日本多一天陷在危机之中似的。当时日本的少壮派军官，正是依照东方会议所设立的侵略满蒙方针，竞相开始设计与推动自己的分离满蒙计划。

　　3.3　坂垣与石原的历史密谋

　　一九二八年四月，日本少壮派军官中，以执行手段强硬著称的中国通坂垣征四郎大佐，出任关东军的高级参谋。同年十月，素有谋略家之称的石原莞尔中佐，调任关东军司令部的作战参谋主任，这两位同属日本士官学校前后期毕业的少壮派军官，本来就在同一个秘密组织中活动，现在又在关东军司令部中共事，更可以进一步合作无间的推动侵略满蒙的政策，而他们的计划与行动，最终决定了日本武力侵略中国东北的悲剧历史。

　　石原本人并非一个眼光短浅的黩武军人，他策划攻占中国东北的密谋，不是因为他对于侵略中国有着特别的野心，他是从历史与全球的角度，考虑日本当时所面临的挑战与机会。石原明了日本与苏联之间的危机与矛盾，正在朝向全面决战的方向发展，他也进一步的了解到，日本会因为太平洋与东亚的战略、经济利益而与美国起冲突。因此石原决定策划关东军抢先攻占中国东北，是为了在日后，若是日本与美苏两国决战之时，可以增加日本的战略防御纵深与作战空间，和充实其作战资源的必要先制行动。

　　所以石原就着手拟定“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文件，除了设计出类似闪电战般的果断作战计划之外，石原更提出了如何占领中国东北的政治规划，与进一步对苏作战，以及最后必然会与美国爆发冲突的作战准备。石原计划的基本构想是准备以关东军的两万部队，与中国东北奉系二十万以上的部队进行作战，所以整个作战需要果决、集中与快速的行动，才能顺利地完成（至少在先期行动时，是绝对的需要以寡击众）。同时石原更清楚的规划，一旦能够顺利的占领中国东北后，日本应该如何治理所占领的地方、如何开发东北的资源的务实方案。石原主张日本直接设立关东督护府，在中国东北“废省设县”，由日本实施直接的统治。虽然石原有如此全盘周密的计划，但是他却不支持日本与中国进行全面作战的构想。因为石原策划日军突袭占领中国的东北前提是，扩大日本与苏联决战的战略空间，与增加日本战争资源的腹地，因为只有日军抢先攻占中国东北，才能威胁到苏联西伯利亚东部的战略安全，同时阻止中国取得在东北的国防重工业资源。

　　在石原开始拟定满洲事变秘密计划的同时，日本政府以及关东军其它的将校，也在分别地进行夺取中国控制权的策略。一九二八年正是国民政府北伐军节节胜利之际，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以护侨名义出兵山东，爆发极其凶残的济南惨案，虽然给予山东人民造成极大地损害，对于国民政府更是带来极大的威望打击，但是日本仍然无法阻止国民政府的继续北伐。因此田中决定利用军事支持与外交恫吓的手段，说服将当时东北军政负责人张作霖，在日本人的掩护下退回东北，然后与日本人合作，搞一个完全亲日的东北“独立王国”，日本已经公开的警告国民政府的北伐军，绝对不得进入东北地区，而影响到日本在南满的权益。

　　3.4　刺杀张作霖，皇姑屯事件

　　同时，日本政府也已经取得张作霖的口头同意，允许日本在东北全境有更多的筑路权力，以做为日本继续支持张作霖的交换条件（在当时的东北，任何一条铁路只要有日本的资本，整个铁路以及沿线的各种资源、市场都将被日本人优先控制，日本还可以派军护路，移进侨民，因而形成日本的准殖民地，因此所谓日本的筑路权，即是日本侵略中国的特许权）。但是当时关东军的少壮派军官河本大作却自作主张，决定刺杀张作霖，企图造成东北陷入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然后乘机由关东军发兵，直接的占领中国的东北。

　　在河本指挥关东军少壮派军官胆大妄为的布置下，设计了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的皇姑屯车站爆炸案，虽然成功的刺杀了张作霖，却因东北军政首长的巧妙应变，一方面避免与日军发生冲突，一方面内部又迅速与成功的推举张学良，出任东北军政的最高负责人。关东军的军力不足，计划又不够周延，没有攻占中国东北的作战相关安排，东北当局也没有因为张作霖的遇刺，而爆发东北的内战动乱，因此关东军占领东北的计划告失败。

　　而张作霖既是被日本暗杀的，张学良当然与日本人有着“杀父”之仇，也就拒绝承认张作霖与日本的口头密约，允许日本在东北进一步筑路与发展的权利。虽然在日本强大的压力之下，张学良却断然决定，与国民政府合作，使得东北易帜，接受国民政府的号令，张学良在此非常清楚地表明，东北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关东军的鲁莽暗杀张作霖的行动，破坏了田中首相的控制中国东北利益的政治安排，也导致日本政府、中央军部与关东军之间高度的紧张，田中义一原本坚持要严惩关东军这种“叛变”与破坏国策的做法，连日皇裕仁都关切这场暗杀阴谋的调查，但是最后竟然是在军部少壮派军官的坚持下，请出陆军位阶极高的白川义则大将出面关说，田中只有让步，以大事化小的方式，给予河本行政处分而已。这个事件给了关东军一个教训，就是任何的夺取东北计划，一定要有充分与周密的准备，不能鲁莽行事。但是也给关东军很大的鼓励，那就是关东军在事实上，已经可以不必接受日本政府的节制，而可以自行决定行动。

　　此时关东军内部，在石原与板恒的合作之下，如何占领满蒙，已逐渐凝聚出共识。石原发现，并吞中国东北的计划，需要拉拢与利用一批中国的政客汉奸作为内应，因此特别延揽当时的奉天特务机关辅助官，花谷正少佐加入“满洲事变”计划，形成侵略中国东北的“铁三角”，由花谷负责联络汉奸，培养内应以及制造事端。而石原与板恒更是经常来往关东军与日本军部之间，交结同志，并且发表公开的言论，以煽动日本的民情，当时日本的强硬派军人与激进的民间团体，都把这两人视为改变日本历史命运发展的明日之星，他们的计划主张，都受到这些团体热烈的拥护与支持。

　　一九二九年，这些有志于占领中国东北的日本少壮派军官，决定收编各个分散的团体，组织一个体制更大的同志会，以设法推动“昭和维新”的历史大业，这个日本少壮派军官的秘密组织正式名称为“一夕会”，组织成员包括日本士官学校十六期的永田铁山、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十七期的东条英机、二十一期的石原莞尔。这个少壮派军官结合的一夕会，在历史上实际主导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的发展，而在当年，在裕仁日皇要求陆军省惩处主导暗杀张作霖的少壮派军官河本大作之时，就是一夕会成员软硬兼施地抵制，而让陆军省长官无计可施，最后河本只落得一个调职与不得晋升的“处分”而已，因此一夕会实际上已经控制军部的决策，在内神通外鬼的情况下，关东军更是这个组织的“计划执行单位”。

　　3.5　流产的日本国内军事政变行动

　　在关东军少壮派军官发动满洲事变计划的同时，在东京的日本军部少壮派军官们，也没有闲着，他们同样在着手进行，如何在日本推动彻底地军国主义，如何以武力完成对满蒙的占领。一九三〇年日本军部在参谋本部作战主任建川美次的主导下，组成所谓“五课长会议”，包括陆军省军事课长永田铁山，人事课长冈村宁次、参谋本部编制课长山协正隆，欧美课长度久雄，中国课长重藤千秋，共商拟定“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这是日本中央军部研拟的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作战计划。

　　不过存在于日本军部与关东军少壮派之间的立场差异是，军部的少壮派主张先在日本国内发动军事政变，以完成改造日本成为完全军国主义体制的运动，然后再以此为基础，推动日本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这样才不致于重蹈日本文人政府，在遭到英美法苏等国的压力而退缩，让日本无法完成独占中国利益的历史覆辙。所以军部少壮派认为，关东军应该设法隐忍，等待国内的改造成功之后，才能在中国东北进行武力侵略，这就是日本少壮派军官当时的“国内改造”派立场。

　　但是关东军少壮派则是认为，日本人民对于军国主义支持的狂热，仍嫌不足，同时军部高级将领以及元老重臣们，也不敢轻易地认可或是支持少壮派所发动的军事政变，最为难以拿捏的是日皇裕仁的态度，因此不如由关东军先在中国东北发动“发扬皇威”的军事行动，如此可以刺激日本朝野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使高级将领与元老重臣们，在“民气可用”的民粹主义压力之下，会因对外用武的成功，而改变其审慎的立场，转为支持国内建立完整的军国主义体制，这就是当时的“国外举事”派立场。虽然双方的行动方针顺序不同，但是最终的目标则是一致的，对外侵略中国与对内建立军国主义政府。

　　一九三一年三月，日本国内的少壮派军官决定，准备先以军事政变方式，推动他们的改造日本的政变计划。但是不出石原莞尔所料，日本高级将领在“师出无名”、民气支持不足、以及担心日皇不同意的多重考虑下，在最后一刻不肯支持政变的行动，因此造成三月政变的流产。当然也引起日皇与日本政府对于少壮派军官胆大妄为的企图，发生了戒心，日本国内的少壮派军官，不得不暂时的有所收敛。

　　日本国内的政变既然胎死腹中，当然就轮到关东军的少壮派军官，来推动他们的“满洲事变”计划了。不过东京军部的少壮派军官，认为三月流产政变之后，日本国内政局对于少壮派军官的强硬做法，仍然无法完全的认同；同时他们担心关东军的满洲事变计划，在军力上以寡击众作战，风险较高，万一战事进展的不顺利，军部没有把握能够在必要时，要求政府同意出兵海外，以支持关东军的武装侵略。因为在全球经济大萧条的冲击下，当时日本的经济与社会问题极其严重，根本没有能力负担沉重的战费，以及应付国际强权的外交压力。

　　所以日本军部的长官，企图设法说服关东军少壮派，延后一年发动“满洲事变”。而军部特别在一九三一年四月，将原先驻防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军力骨干，十六师团调回日本，改派第二师团（多门二郎）接替任务，并且在同年的八月一日，派遣“中国通”（曾任张作霖政治顾问）的本庄繁中将，出任关东军新任司令官。日本军部希望这样的调动，将会减低关东军兵、将之间的默契，而可以压制住关东军少壮派箭在弦上的立即行动。

　　3.6　关东军开始密谋行动

　　当时日本政府一直在设法透过外交与政治手段，来扩张它在中国东北的控制力量，外相币原同时与南京国民政府以及张学良的东北军政当局，进行谈判，以取得日本人在东北兴建五条铁路的特权。但关东军却认为，日本惟有直接的以军事行动攻占中国东北，才能把中国东北建设成为日本国防与发展的生命线。

　　因此在一九三一年七月，朝鲜移民与中国农民在长春附近的万宝山发生水源冲突，关东军利用机会强行介入，攻击中国农民，造成“万宝山事件”，日本军方要求中国退让，否则将会派兵维护其权益；几乎在同时，又爆发关东军间谍中村震太郎上尉，在东北境内违法进行军事侦察工作，被东北驻屯军逮捕并处决的“中村事件”。关东军与日本军部为此感到万分的震怒，日本军方一再地扬言，假如中国东北当局，不能在中村事件上，给日本一个满意的交代，日本将会采取强烈的报复行动。日本的舆论更是来势汹汹的煽动民意，要求日本政府采取强力的行动，惩罚中国的“暴虐行径”。

　　而在本庄繁在八月一日，接任关东军司令官之后，在八月三日，日本陆军省特别邀请关东军、朝鲜军（林铳十郎）与台湾军（真崎甚三郎）司令官，举行海外司令官会议，共商日本海外驻军的任务，及彼此之间如何保持密切的联系。陆军省竟然又同意在九月调派日本的十九与二十师团，进驻朝鲜半岛，以提高日军在海外应变的军力。而关东军的高级参谋板垣更利用机会，与朝鲜军参谋神田正种大佐，进行了军事支持的联系。这种安排，就使得满洲事变发生之时，朝鲜军以充裕的兵力，可以就近出动支持，关东军就不必担心自己兵力不足的问题了。

　　这时关东军的少壮派军官，在石原、板垣与花谷共谋下，已经正式决定，当年在九月二十八日，炮制柳条湖事件，正式发动日本夺取中国东北的“满洲事变”，花谷在六月中往返日本军部时，已经把准备发动事变的计划，秘密告知军部的少壮派军官，而且得到他们的支持。但是日本政府与军部长官，仍然认为直接发动满洲事变的军事作战，计划过于鲁莽，同时也担心苏联以及国际强权的干预，当时日本的经济，正在全球经济大萧条的冲击下，也经不起战争的消耗，所以仍然表示强烈的不赞同。一九三一年七月，陆军省与参谋本部进行特别的会商之后，拟定出“满洲问题解决方案大纲”八条，主要内容是要求关东军暂时等待与加强准备，假如外交方式无法在一年内，做出令人“满意”的结果，关东军才能设法配合指令采取行动。为此，军部特别召回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少将，告知他必须以此大纲，来约束关东军少壮派的行动。

　　3.7　日本政府企图阻止关东军行动

　　但是关东军的少壮派军官，仍然决定不顾日本政府与军部长官的意见，而准备在中国东北断然行动，日本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以及关东厅都在九月初向日本政府密报告急，指出关东军可能不顾国内的指示，在九月底以军事攻占满洲的行动。因此日本政府一方面电告林久治郎，设法约束与监视关东军与浪人的活动，同时决定请出政坛元老西园寺公望来调解。西园寺曾是日皇明治的同学，在日本政坛的威望极高，同时日皇裕仁对他相当的尊敬。

　　日皇裕仁对于日军少壮派军官的飞扬跋扈，早已有着不满与忧虑，因此在西园寺的建议，以及他的叔父闲院恭亲王戴仁的要求下，于九月十一日，裕仁在熊本校场演习时，召见陆相南次郎，叫他注意约束关东军，南次郎又晋见西园寺，西园寺相当露骨的批评关东军军纪不彰的问题，让南次郎感到非常的惶恐。

　　而在内阁会议中，外相币原也公开质询陆军省，是否对关东军的满洲事变计划知情；在九月十四日，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密电军部，表示他无法掌控关东军少壮派的行动，因此要求军部派员前来协调有关满洲问题的具体政策。在这些反应与压力下，南次郎只有和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大将协商，决定派遣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少将，前往关东军司令部，设法约束关东军，好暂缓发动满洲事变计划。

　　由于事机紧急，建川立刻在九月十五日由东京出发，但是军部的少壮派军官桥本欣五郎中佐，就在建川的办公室中，立刻拍发三封密电，通知关东军的板垣征四郎，告知建川即将到达中国东北，执行阻止关东军行动的任务。桥本并且催促板垣等人应该把握时机，在中国的东北，立刻采取先斩后奏的断然行动。

　　板垣、石原与花谷接到桥本的密电之后，立刻连夜密商大计，经过几度的犹豫与讨论之后，最后还是决定提前发难，先把“生米煮成熟饭”，迫使军部、政府甚至日皇接受继承的事实。好在建川本来就是一夕会的同志，军部方面更有少壮派的同志进行打点，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与责难。就算是发生了重大的问题，他们也准备扛下所有的责任，因为关东军的少壮派军官，是已经彻底地奉行“诸法皆空，自由自在”的最高原则，只坚持自己的“理念”，根本不把军纪、法制、甚至日皇放在眼里。

　　因此，三人最后决定，满洲事变的军事行动提前在建川到达的前一天，九月十七日发动。但是由于临时更改时间，各方面配合还是有些困难，所以又决定延后一天，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也就是建川特使到达沈阳的当天晚上发难。谁也没有想到，这个造成历史巨变的九一八事件，最后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爆发的。巧合的是，这天正是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日军歼灭中国北洋舰队的后一日；也是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发表“巧电”，决定率领东北军部队入关平息中原内战的一周年。

　　附注：

　　[1] 著名的历史学家汤恩比（Arnold J. Toynbee）在一九三四年就著书提出这种警告。

　　[2] 日本政府是从头到尾都一直设法否认这份密摺的存在，也有许多历史的学者质疑它的真实性。但是无法否认的事实是，日本对中国的策略，以及最后发动二次世界大战的每一步，都是准确地照着这个奏摺的方略进行。当然日人也找不出事实来否定爱国的台湾志士蔡智堪先生，抄录这份奏摺的直接证据。

百城客

　　经过一番政潮与兵变的角力斗争之后，关东军终于全面的获胜，日本参谋本部与内阁则是惨败。由于日本人民迷信权力即是正义，全力支持获胜、但却企图阴谋叛变与严重抗命的关东军。日本军阀终于控制了中国的东北，但是日本军阀也同样地控制了自己的国家，使得日本不可避免的步上亡国的历史之路。

　　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无论是日本的政府与东京的军部，都反复的重申“不扩大方针”，并一再地表明，日本对于中国东北“没有任何的领土野心“，只要中国答应与日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问题，日本当自会撤兵。但是关东军以及“地下”参谋本部的少壮派军官，则是想尽办法利用机会，不断的扩大攻击范围、杀害中国的军民、占领中国的东北全境；不但不把日本政府的立场以及军部的命令当作一回事，反而利用政府的“不扩大方针”，为下阶段继续扩大侵略的时机做好准备。这种根本不管政府的不扩大方针宣告，而径行不断扩大事变的做法，造成关东军的系列侵略行动，终于拖垮了当时的日本内阁、改组了军部，当然也同时强占了中国的东北。

　　在表面上，对于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政府与军方以及军部与关东军之间，是曾出现“不扩大”与“不断扩大”的立场严重对立，而在军方本身，也有陆军省与参谋本部之间立场与做法的冲突与竞争：在事变刚开始时，陆军省比较接近内阁的意见，希望能够约束关东军的军事行动，而参谋本部则是倾向让关东军有些表现之后，再看情形定夺。而在事变后期，关东军开始进攻北满之后，陆军省则比较支持关东军的扩大战果立场，但是参谋本部则开始有意施展统帅权来控制关东军。本来关东军就已经表现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强悍态度，在发现政府与军部、陆军省与参谋本部的立场与做法又不能一致的状况下，关东军的脱轨与抗命，更是可以预期的了。因此实质上，日本侵略中国的总方针不变，大陆政策的最终目标，在于宰制中国，这是日本政府、军部共同的立场，分歧的只是时间与方式而已[1]。

　　4.1　表里矛盾的日本政府与军部

　　事实上，当时日本已经陷入发展的困境：在军国主义的威权体制之下，民主政治无法生根落实；财团垄断的资本主义，又不能解决全球大萧条所带来的经济危机；共产主义的发展又成为日皇封建威权制度的最大威胁。日本当时没有眼光远大与魄力十足的政治家，也没有真正能够威震群雄的军人领袖，在此关头，一群敢于独断专行、违法抗命、胡作非为的少壮派军官，就成为了决定日本国家方向的领航者。而这些日本的少壮派军官，除了知道对内建立军国主义政府、对外进行侵略之外，根本没有其它的能耐来解决一个国家所遭到的各种问题与挑战。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九日凌晨，在中国东北驻防的日本关东军，奉到司令官本庄繁的正式命令，开始依照演练的计划，分头在中国的东北进行血腥的攻击行动之际，位在东京的军部，亦陷入既兴奋、又迷惘的状况。因为根据东京军部的计划，侵略中国东北的时间表，是设在一九三二年年底，如今在军部尚未准备完成整套入侵的配合措施，内阁又可能会有反对意见的状况下，一旦关东军的行动遭到坚强抵抗或是受到重大伤亡，那么是能否派兵支持，以及庞大的军费是否能够得到国会的批准，都是极大的问题（这就是军部决定派建川美次前往了解与疏导的原因之一）。何况军部最为担心的还是日皇裕仁的态度，因为关东军的这次行动，不但可以说是“违法”的，同时[2]日本政府部门比较倾向以武力威慑的外交折冲来取得中国东北的市场与资源；东京的中央军部，则是希望以比较稳健的军事策略，逐步的威逼蚕食中国的北；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则是希望采取闪电战的手法，充分的利用中国内战分裂，以及国际社会自顾不暇的时机，一举攻占中国的东北全境。

　　也事先的受到日皇的警告，假如裕仁真的追究起来，关东军的责任还真不小。上次为了关东军刺杀张作霖的问题，军部就已经受到日皇的责难，这次更不知将如何收场。

　　不过，日本军部高级将领的顾虑并没有发生实际的影响力，因为东京军部的决策运作，实际上是由少壮派的军官把持，他们与关东军的少壮派军官，根本就同属于一个秘密组织的，他们当然会全力为关东军的做法护航，因此在十九日早上七时，军部先召开参谋本部与陆军省的联席会议，在少壮派军官的把持下，军部一面倒的决议支持关东军“膺惩暴支”的行动，并且要求陆相南次郎在内阁会议上，提出积极援助关东军的提案。

　　而日本内阁方面，当然更是为九一八事变的消息感到震惊，虽然军部企图封锁事变真相，但是内阁仍然从驻奉天总领事馆林久治郎，以及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的相关人员那里，得到事件真相的报告。因为这些单位先前就曾事先密报日本政府，关于关东军即将“胡作非为”的情报。

　　反倒是日本的关东军是早有预谋，连占领东北的“保境安民”布告，都已事先准备妥当了，日本人出任东北的地方行政首长，也公开派任，日军整个占领东北全境的攻击作战，更全都是依事前精密的计划行事的，而且根本拒绝日本领事馆的调停。

　　十九日上午十时，日本内阁为九一八事变，召开内阁特别会议，虽然陆相南次郎企图为关东军的“兵变”与“侵略”开脱，但是在内阁拿出来自东北现场的报告之后，铁路交通没有中断，中国部队没有出现，日本军人与侨民没有伤亡，只是有一声爆炸声音而已，而关东军的行动，是从南到北的全面攻击，根本远远地超出护路与护侨的自卫说法。

　　面对这些证据，陆相南次郎实在无法为关东军的行动辩护，不过既然关东军已经出兵“自卫”作战，日本政府总不能打击关东军的士气，因此内阁通过了不扩大方针的政府立场，表示日本“绝对没有夺取中国领土的野心“[3]，同时责成军部约束关东军进一步的行动，只限在自卫与护路的范围之中，并且希望能够循外交方式，解决九一八事变的善后问题。

　　由于关东军的所谓“柳条湖事件”，造假得过分离谱，中国军队连营门都没有出，手上更是没有武器，连铁路也没有真的被炸毁，如何能够归罪于中国？同时中国方面又宣布不抵抗的政策，因此日政府在内阁会议中的事实总结是，九一八根本没有“暴虐支那”破坏铁路，攻击日军的这回事。同时日本政府也担心这个军事行动，会破坏外交部与中国交涉的扩大在东北利益的谈判，以及引起国际强权的出面干涉。（3这与今天日本国定历史教科书把对华侵略改之为“进出”中国相对照，可以说是异曲同工、“妙不可言”。）

　　虽然日本政府通过了不扩大的政策方针，同时要求军部约束关东军的行动，但是日本内阁仍然在军部的压力下，认定在九一八事变中，关东军是基于自卫与护路而做的“正当”反应，只是要求关东军尽量不要扩大战争，以免问题成为国际性事件而遭受干预。但是军部内部的少壮派军官，根本就不把内阁的决议放在眼里，他们尽量在设法拖延发出内阁训令的时间，修改内阁决议的用语，同时“地下”参谋本部的桥本中佐，更抢先直接拍发急电给关东军的板垣征四郎，叫他们放胆行动，不扩大方针只是应付内阁的官样文章而已，他们会设法在军部替他们护航。更为重要的是，内阁的决定，无法影响参谋本部下令约束关东军的行动。参谋本部认为这是关东军自卫与护路的正当反应，无需报告日皇，来下达正式有约束力的赦令。

　　4.2　少壮派军人企图发动政变

　　而在沈阳现场的军部特使建川少将，根本就是与板垣、石原同属一夕会的兄弟，对于日本侵占满蒙早就是有志一同的。因此建川不但没有就地对关东军的军事行动，执行压制的使命，反而鼓励关东军大举的完成满洲事变计划，建川主张关东军应立刻扩大攻击吉林与黑龙江，他愿为关东军的行动，向东京军部提出辩护。有了参谋本部的作战部长现场支持，这样关东军当然更为有恃无恐的扩大侵略行动，在东北各地攻城掠地了。建川又在十九日与二十日，在沈阳日领事馆中，举行会商，不但争取到总领事林久治郎支持军事行动，而且与板垣、石原和土肥原达成历史性的规划，以推动满洲国独立的方式，来操控中国的东北。

　　由于军部的训令一直拖延没有发出，倒是关东军司令部开始连续传来日军告捷的捷报，十九日下午六时，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向东京军部报告，关东军已经完成攻占南满的奉天、长春、营口、安东等所有主要大城，而同时几乎没有遭遇到抵抗，本庄繁认为这是不可错失的历史时机，因此他要求军部立刻加派三个师团支持关东军，以迅速完成占领东北全境的计划，所有的军费，关东军可以就地劫掠，加以供应。东京军部的少壮派军官对于这个报告，当然是欢声雷动，这才把内阁的不扩大决议，通知关东军，而关东军正陶醉在“完胜”的激情之中，又有建川特使以及东京军部自己人的支持，哪里会把政府的命令放在眼里，本庄立刻回电军部，重申关东军绝对不能放弃这个攻占满洲的大好机会，并且十万　火急的要求东京军部，立刻派兵支持关东军攻占中国的东北。

　　这时东京的军部，可以说是陷在决策的困难之中，军部的少壮派军官是一面倒的支持派兵，以完全占领中国的东北，但是内阁却又提出不扩大的政策，要求军部约束关东军的军事行动；更令军部感到难以交代的是，关东军的军事行动，根本没有奉日皇的赦令。因此夹在两难之间的军部，只有以“关东军正在进行护路保侨的自卫交战”而无法立刻遵照政策撤回，来应付内阁。陆相南次郎几乎每天拿着中国东北的地图，划出关东军的行动禁制线，以回答若规首相的询问。当参谋本部知道朝鲜军竟然越界派兵支持关东军之后，更是急电表示强烈的反对，但是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决定，不顾军部的警告，继续派兵越界协助关东军作战，这样当然使得关东军的士气大振，更为放胆的扩大侵略了。

　　关东军在十九日攻占辽宁之后，二十日立刻向吉林省进兵，由于当时的吉林代理省主席熙洽，是满清朝廷的后裔，满脑子复辟思想，早就和关东军搭上关系，因此立刻宣布组织独立政府，向日本全面靠拢，所以吉林省根本没有正式的抵抗，就被关东军顺利的占领。当时哈尔滨的东省特区行政长官张景惠，也是一个典型无耻的投机政客，在九月十八日夜间关东军攻城的时刻，他正在在沈阳与日本关东军代表谈判如何“起义来归”的条件，以配合关东军接收哈尔滨的行动。因此在整个东北的三省一特区中，就剩下黑龙江省是需要关东军真正加以解决了。

　　这时候，日本政府与军部都发现关东军，一再的扩大军事行动，已经不是单纯的“侵略”中国东北而已，关东军事实上已经不听日本的军令，而正式的“叛变”了，因此迫使军部将领只有一再的严令关东军，遵守命令，并且加派特使桥本虎之助大佐前往东北，希望能够控制住军事行动不要再扩大。但是军部的少壮派军官，私底下却不断支持关东军的行动，最后终于导至关东军少壮派军官决定，利用他们在中国东北大胜的威势，联合日本国内的少壮派同志，推动十月政变，建立军人政府，以免日本政府与军部老在扯后腿。

　　这个政变计划，由板垣征四郎通知参谋本部俄国课长桥本欣五郎中佐，与樱会的少壮派军官共同策划，准备在十月二十四日，由少壮派军官率兵发动奇袭，控制参谋本部，然后出动军队占领警视厅，包围首相官邸，屠杀内阁官员，拘捕陆军省内不肯合作的高级将领，然后推出东乡隆盛元帅出面奏告日皇，组成军事内阁，由陆军大将荒木贞夫出任首相，甚至准备假如裕仁不肯接受这个政变要求，将逼裕仁退位，由其弟轶父恭亲王接任。

　　但是这个行动，因为波及到日皇裕仁的地位，因此受到日本宪兵司令部的反对，荒木贞夫大将也不敢予以支持，所以军部在十月十七日调动支持日皇的部队出动，抢先化解了政变的企图，但是当时的政府与军部，却担心假如大举的追究政变责任，会使日本关东军真正的“叛变”，也会造成满洲事变会以失败收场，因此日政府仍然对少壮派军官作了让步，就是只对准备带头政变的桥本中佐进行隔离审讯，其它参加政变的军官仅给与行政处分，并且由日皇派专使到关东军司令部，表达日皇对关东军的关怀，才消弭了关东军与东京之间可能决裂的“战争”。

　　4.3　“临参命”约束不了关东军

　　日本政府此时简直不知道应该如何来应付九一八事变了，当时日本不愿关东军扩大军事行动的另外一个理由是苏联，害怕与其在东北霸占的利益发生冲突。因为当时苏联控制着所谓“北满”的中东铁路沿线，假如关东军北上进占黑龙江省，苏联是否会进行自卫反击？虽然苏联在十月中旬，对日军攻占东北的军事行动，表达了中立的态度，但是日本的参谋本部仍认为，对于苏方真正的军事意图不能不加以防范5。所以日参谋本部决定强制约束关东军，不得进入北满生事，参谋本部决定祭出最后的军令王牌，由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大将，帷幄上奏日皇裕仁，颁发指挥与约束关东军的“临参命”给参谋本部，这是参谋本部决定以“临参命”的最后手段，来控制关东军在东北的军事行动。这个消息迫使关东军暂时改变进攻北满策略，决定招安一批东北边防军里的失意军阀与部队，在黑龙江充当爪牙，关东军则在幕后提供支持，以减少与东京军部直接的对抗。

　　这时在北平的张学良，眼看自己在东北的根据地，在不抵抗政策下，在几天之内，就丢掉了辽宁、吉林二省，剩下的黑龙江省，也在投降日本的伪军的进攻下，显得岌岌可危。因此张学良在十月八日，决定任命马占山代理黑龙江省主席，统率部队进行反击。结果在十月十五日的江桥一战中，马占山部大败伪军的进攻。关东军担心东北百姓的抗日义勇军，很可能会因为江桥起义的胜利枪声，而跟着风起云涌的发展，因此断然的决定，无论如何都要设法全力歼灭马占山的抗日力量，否则会后患无穷。

　　关东军既然决定自己亲自出兵，那么也就是公然的挑战参谋本部的要求，当关东军开始集结进攻黑龙江的东北军阵地时，此举当然惊动了东京，于是日参谋本部从十一月五日起，正式发出“临参命”，企图制止关东军进攻的军事行动。但是临参命却没有达到军令如山的断然效果，关东军在朝鲜军加派两个混成旅团的支持下，发动了江桥作战。马占山部再次奋勇迎战，同样给与关东军出乎意料之外的严重伤亡打击，但最后日军再度发动陆空联合攻势，东北军在后援与兵力不足下后撤。当然关东军更大的胜利是，打败了日本参谋本部，被日军视为最高命令的临参命，以无军令上绝对的权威了。

　　关东军之所以敢对临参命有所违背，除了抗命成习的跋扈传统之外，当然也是受到陆军省的支持。这时候的陆相南次郎，已经看出若规内阁陷在摇摇欲坠的边缘，他自己也被陆军省内部少壮派军官所包围，因此南次郎在内阁中，竟然提案，要求内阁增兵支持关东军进攻黑龙江。这等于宣布陆军省与政府政策不合，陆相随时可以辞职而导致内阁总辞。

　　同时，这也出现陆军省与参谋本部的政策冲突问题，既然陆军省与参谋本部的意见不合，关东军就有看风向、钻漏洞的机会了。而参谋本部对于关东军的抗命，真的有些按捺不住了，于是在十一月二十日，派遣参谋次官二宫前往关东军司令部，监督关东军执行军令，但是二宫在关东军司令部，居然并未严格的执行参谋本部的命令，反而一再为关东军的立场向本部提出申辨。这真是日本军事历史的奇观：九一八事变，一方面是关东军侵略中国东北的事变，另外一方面则是关东军与日军参谋本部之间的权利战争6。

　　不过，至少在表面上，关东军的违抗参谋本部的临参命，还是要有所限度的，因此在参谋本部连发九道临参命，严厉限制日军在黑龙江省的军事活动下，关东军只好在击败马占山部后，暂时有所收敛。既然军部暂时不准关东军在北满攻掠，刚好土肥原贤二又在关内的天津，制造事端，因此关东军回师向南，进攻辽西的锦州，以彻底瓦解张学良在东北的军政影响力。但是参谋本部立刻下达四道临参命，强力约束关东军，不得径自采取袭取锦州的攻势，但参谋本部没有想到，这已是自己将要被关东军击败的前兆了。

　　4.4　日本帝国覆灭之路的开端

　　在九一八事变之初，日本政府充满困惑，百姓则是人心惶惶，东京金融市场一团混乱，大家都不知道关东军这样抗命蛮干，会把日本推到何种危机的深渊之中？但是基本上，日本是一个崇拜实力与英雄的民族，日本人关心赢、输的结果，远远地超过对错的选择，因此，当关东军接二连三的捷讯传到日本之后，日本人民开始热烈崇拜神威无敌、又能开疆辟土的关东军，连日皇裕仁都被这种突然的重大胜利冲昏了头，裕仁实在非常惊讶中国军队的“不抵抗”，认为中国军队简直是“有如满清的太监”，至于关东军阴谋叛变与违抗军令的“小问题”，日皇都忘光了。

　　于是，一种继承明治大帝开疆扩土的胜利情绪，影响到日本上下的意见，日本民意开始转为支持关东军的行动；包括日皇在内的日本高级将领，开始认同关东军“扬皇威于海外，开疆域于万里”的壮举。关东军是胜利者，因此就是赢家。参谋本部的日皇军令，最后竟然斗争不过关东军的自做主张！若规内阁与金谷范三大将既然站在“抑制”民族英雄的立场，那么只有面临改组下台的命运了。

　　这时候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热情，已经大大地受到刺激而陷入狂热之中，这些受到操纵的民意舆情都认为，关东军“扬皇威于海外”，替帝国争取“生存发展的空间”，政府实在不应再扯关东军的后腿。若规内阁在对内无法控制军部与关东军的行动，对外无法应付国际社会的压力，终于在十二月一日提出总辞。十三日犬养毅内阁成立，皇道派的荒木贞夫大将出任陆相，真崎甚三郎出任参谋本部次官（随后参谋总长金谷范三也下台，由闲院宫亲王戴仁接任），而新的内阁正式同意，将第四与第八师团调往满洲支持关东军的军事行动，并且追认第二十师团从朝鲜移防满洲的事实，内阁通过陆相荒木贞夫的提议，正式划中国东北地区为日本“绥靖区域”。

　　经过一番政潮与兵变的角力斗争之后，关东军终于全面的获胜，日本参谋本部与内阁则是惨败。由于日本人民迷信权力即是正义，全力支持获胜、但却企图阴谋政变与严重抗命的关东军。不过当时力主关东军应该撤兵的外相币原重喜郎，曾经说过一句历史的预言：“关东军的进占满洲，将给日本吃下一颗炸弹“。但是当时陷入胜利狂热的日本君、民，一致认为关东军是为日本吃到了天鹅肉。后来的日本外相重光癸指出，从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就逐步成为军人专政的国家，日本军阀终于控制了中国的东北，但是日本军阀也同样的控制了自己的国家，使得日本不可避免的步上亡国的历史之路。

　　附注：

　　[1] 日本政府部门比较倾向以武力威慑的外交折冲来取得中国东北的市场与资源；东京的中央军部，则是希望以比较稳健的军事策略，逐步的威逼蚕食中国的北；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则是希望采取闪电战的手法，充分的利用中国内战分裂，以及国际社会自顾不暇的时机，一举攻占中国的东北全境。

　　[2] 由于关东军的所谓“柳条湖事件”，造假得过分离谱，中国军队连营门都没有出，手上更是没有武器，连铁路也没有真的被炸毁，如何能够归罪于中国？同时中国方面又宣布不抵抗的政策，因此日政府在内阁会议中的事实总结是，九一八根本没有“暴虐支那”破坏铁路，攻击日军的这回事。同时日本政府也担心这个军事行动，会破坏外交部与中国交涉的扩大在东北利益的谈判，以及引起国际强权的出面干涉。

　　[3] 这与今天日本国定历史教科书把对华侵略改之为“进出”中国相对照，可以说是异曲同工、“妙不可言”。

　　[4] 在日式的观念中，对与错并不重要，赢或是输才是真理，所以有无正当理由侵略中国，根本不是重点，而是能够顺利的占领中国的东北，才是重点。

　　[5] 谁知道老谋深算的斯大林准备将计就计、借力使力，让日本暂时在东北完全得逞，结下中日爆发大战的历史引信。中、日之战，必将是两败俱伤，苏联就可以一石二鸟，一方面来对付日本，一方面侵略中国。

　　[6] 这再一次的证明，日本人只有赢与输、没有对与错的观念，关东军既然获得连胜，成功占领了中国的东北，那么关东军就没有抗命与违法的问题存在，反而是约束关东军侵略的参谋本部，成为了需要整肃与改组的机构。

百城客

　　在九一八事变之中，日本的关东军竟然能够在百日之内，就以有限的伤亡，大体的完成东北三省的占领，当时的东三省面积为日本本土的三倍，人口是日本的三分之一，关东军这种军事上的“成就”，似乎可以说是闪电战的经典之作。看起来，“皇军无敌”不是神话而是事实，但是若是分析当时的战局，就可以知道，中国在东北的守军，原来就是实力不足，又有“不抵抗主义”的命令，不是把武器锁在仓库中，就是不战而退，当然更有边防军响应日军的招降，自动地把武器、仓库献出而成为汉奸的。因此关东军的百日大胜，只是在中国军队“礼让”之下的成就，真正可以说是“胜之不武”。

　　5.1　不抵抗主义的原委

　　为什么当时中国的东北边防军，会无视于东北的领土与主权的受到日军的侵犯，而以近乎拱手资敌方式，采取“不抵抗主义”呢？主要原因可以分成两个，其一是不能战：当时中、日两国的军力与国力，相距实在太悬根本连国家的认同共识都没有，更别提有现代化的政治、财政、工业与军事组织系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若是直接与正面的对日本作战，结局不是签下正式割地赔款的屈辱和约，就是真的亡国一途。

　　其二是避免冲突引爆战术，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的军政首长，在面对日军可能侵占东北的挑战之时，对于日本关东军的企图，以及日政府控制军方行动的能力，都出现严重估计的错误。当时国民政府与东北边防军，都以为关东军所炮制的满洲事变，只不过是关东军违抗政府政策的军事挑衅而已，当时的日本政府并没有占领中国东北的真正意图，日本更要担心苏联的立场与反应，所以国民政府认为，关东军是不可能在没有日本政府完全的支持，与面临苏联的反对之下，真正公然的占据中国东北的。

　　因此，中央与东北军的领袖错误地认为，只要中国采取“不抵抗主义”，可以让关东军失去了继续出兵的借口，同时也可以争取到国际社会的干预与支持，如此一来，好让日本政府有机会来约束关东军的行为。这样国民政府认为，中国最多在东北再多让一些铁路的修建权益给日本，就可以平息这场事变，因为中国仍需要时间完成统一与凝聚国家共识，更需要时间来建设现代化的国家结构。

　　当然国民政府与东北军政首长的这个想法，不能说没有道理，可是当时的日本已经是步入一个畸形体制的国家，政府管不了军部，军部约束不了部队，日本举国上下，更是唯力论者，中国的不抵抗，反而让关东军轻易获胜，那么全日本都会对胜利者，给予忘情的支持。而苏联对于侵略中国的历史与谋略，更是超过日本，斯大林正想利用这个机会，玩弄中、日矛盾，以扩大其侵略的政策。所以国民政府合理的对策，不幸成为丧权辱国的政策。

　　5.2　衰弱与分裂的中国

　　中国当时内乱与衰弱，是她遭到日本以及全球帝国主义，“有志一同”侵略的主要原因，而她的积弱问题，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大结构，面临全面崩解前的危机，而其原因可以上溯约两百年间（清代干隆中叶以降，1700s-1900s），中国历史发展的迷失。中国虽然在清朝初期，曾经以传统的农业结构，配合边塞民族骁勇的精神，而缔造一个强大而且繁荣的大帝国，威震东亚。但是，面对同一时期西方国家在工业革命后的突飞猛进，中国的整个政治、经济与社会体制，却仍完全陷在农业社会与封建体系的传统结构之中。当满清政府游牧民族的开创精神消退之后，中国无论在组织、精神与制度上，不但不能面对西洋工业化社会“船坚炮利”军事优势的挑战，更无法凝聚全民的共识，发出改革与更新的力量，以建立有效率、有组织的现代化社会，当然中国也缺乏开放的、科学化的知识体系，来启蒙中国人的自然观与世界观。

　　中国自古以来，都是独步东亚的唯一强国，久而久之就把自己当成世界的中心与体系的终极，中国自己发展与营建了一个非常庞大与复杂的封闭结构，这个体系当然有其稳定的架构，但却有排斥改革的惯性与难以凝聚共识的问题存在。天朝大国做惯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也就特别的强烈，因此中国很难在一连串受创与高压的屈辱下，全盘超越自己的传统而接受西洋的工业文明。

　　这种自我封闭的大陆文化结构，当她面对历史性的挑战与困境之时，想要推动全盘的改革，会遭到极大的困难与阻力。当然中国几次现代化的失败，也与她当时的国运有关：清末的最高权利支配者，竟然是慈禧太后，一位精明猜忌、手腕强悍的女性，但是她究竟缺乏真正高深的教育与修养，也更没有超越时代和环境的远见与魄力；而当时朝堂的决策者，都是出身农、封建社会研读八股文的科举生，见识也是同样的落伍与封闭。因此中国面对西洋挑战所响应的“自强运动”，在最高领导人没有雄心与远见，上层领导人没有足够的共识与决心，中下层社会更是缺乏认知与自觉的格局下，使得这个模仿西洋的运动，主要局限在军事相关的项目，而就算在军事相关的领域之中，也做的根本不够彻底。所以中国在面对与日本的甲午战争中，简直是一败涂地；接着中国再遭到八国联军的空前蹂躏，从此中国几乎完全失去了民族自信心与全面改革的能力。

　　虽然当时中国政治与文化的结构，无法因应产业革命所带来的全面历史挑战，是中国积弱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世界帝国主义对于中国全面的欺凌与压榨，也是让中国的改革无法顺利推动的另外一个主要因素。那时的西方国家，全都是参与侵略中国的同路人，只不过有程度上的差异而已，从鸦片战争开始，到八国联军为止，短短的六十年内，中国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无论是割地赔款还是丧权辱国的各种条约，都已让中国的藩篱尽失、民穷财尽、甚至连国家主权都为之不保。因此，许多中国的官员与人民，连民族的自尊心都早已丧失，投靠帝国主义的强权而卖国求利者是大有人在。

　　所以中国要想整军经武、发展产业、投资教育，根本不但没有本钱可以运用（几乎被帝国主义国家给剥光了），而内在的分裂与共识的缺乏，就几乎耗尽中国所有的复兴资源，她长期徘徊在接二连三的历史危机风暴之中。中国的积弱不振，就使她成为列强侵略与欺凌的“最佳对象”。主权不保、国土丧失、民生困苦、国家分裂、政治腐败、军事落伍，正是当时在亡国边缘之中国的写照。

　　5.3　中国面临解体的危机

　　在这个历史背景之下，以中国的整体的环境与状况而言，到了九一八事变发生的一九三一年，可以说是到达一个历史危机的高点：当时的中国正陷在最为严重的分裂、内战与严重的天然灾难之中，她共有三个政府（南京、广州、瑞金）、两个国家（中华民国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以及十几个分裂的军政系统（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晋军、川军（又分三个系统）、粤军、桂军、湘军、滇军、黔军、红军，以及实际接近独立的边陲地区，新疆与西藏），在这些的分裂势力之间，不断地爆发军事冲突以及地盘争夺，严重的耗损国力，也妨害了国家的建设与经营。

　　当时南京的国民政府，表面上号称中国的中央政府，实际上直接掌管的地区，只有长江中下游的几个省而已，这个地方型的中央政府，还需要负担从满清、北洋军阀政府所有欠下、有如天文数字的外债与国债。同年一场空前的水患，几乎把中国长江流域的精华地区，全都泡成水乡泽国，上亿的灾民流离失，国民政府为了救灾与财政负担，正弄得焦头烂额。这就是日本关东军坚持选择在一九三一年，作为最佳发难时机的主要原因。

　　因此当时面对九一八事变的中国政府，其状况甚至要比满清时代甲午战争前夕的局面，还要危急。因为当时的满清政府，至少还是个统一的朝廷，但是此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实际上只是一个管理长江中下游的地方政府而已，面对中国内战与分裂的挑战，经常连政府自己是不是还能维持下去，都充满了不确定性，还能拿什么力量跟当时世界一等的军事强权，日本，拼命？

　　5.4　东北军入关支持统一

　　一九三零年，中国内部又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内战，历史称为中原大战，这场动员百万军队的内战，造成中国另外一次生灵涂炭的悲剧，国民政府国库因为军费的超支，而几乎出现周转不灵的财政危机。幸而东北军的张学良在消弭内战的号召下，于当年的九月十八日发表“巧电”，要求政治改革与平息内战，张学良更率东北军大举入关，因而促成与南京政府对抗之阎锡山、冯玉祥联军瓦解，提早结束了这场内战，张学良则以三十岁的年纪，出任国民政府的三军副总司令，同时坐镇华北，遥控东北，负责整编晋军与西北军。

　　这时候东北军的主力，既然已经大部离开东北入关，也就暴露出东北边防更为空虚的问题。当时东北军，共有二十七个步兵旅2，五个骑兵旅，三个炮兵旅，兵力总数号称在二十五万人左右，而随张学良入关的全是东北军的主力，有十二个直属步兵旅，两个骑兵旅，以及全部三个炮兵旅。

　　但是在中原大战平息不到一年的时间，一九三一年中国又再度发生战争而分裂，蒋介石企图利用机会清剿在江西发展的中国共产党红军，而此时广州方面又爆发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分裂，因此一场新的内战，又在中国的南部展开。

　　因此，日本关东军则利用这个分裂与内战的时机，决定在华北放火，以牵制蒋介石，同时吸引更多的东北军入关。因此日军以专机，从大连运送晋军领袖阎锡山回山西，再收买在河北的西北军石友三部，以及策动主控山东的西北军将领韩复渠，准备联手攻击张学良的东北军。

　　不过，由于阎锡山回到山西之后，并没有依日本的计划再行出兵叛乱，韩复渠也采取观望的态度，只有石友三兴兵作乱，因此东北军得以集中力量，迅速地解决了石友三部队的叛乱。那时张学良本人刚好患上严重的伤寒病住院治疗，只好下令由其得力部属于学忠负责带兵平乱，先后又从东北调进五个旅的兵力入关支持，这样原先已经兵力不足的东北，在九一八前夕，兵力就更为空虚了。留守的直属部队多数是在辽西布防接应，而竟然只有一个旅的兵力，再加一些直属部队来防守东北的军政中心沈阳。沈阳近乎空城的布署，就给予关东军一个前所未有的用兵时机。

　　早在张学良带兵入关，坐镇北平之时，东北的时局，已开始日趋紧张。关东军正在加强演练各种军事攻击的计划，特别是在一九三一年的七月与八月之间，又爆发万宝山事件与中村事件，都显示出日本关东军极有可能会乘机闹事，在东北留守的各级军政长官，先后多次专程到达北平，向张学良面报关东军的威胁与野心，因此张也曾多次的向南京中央请示对策。但当时的蒋介石与南京中央政府，对于张学良唯一与不变的答复，都是“不抵抗”。

　　5.5　南京国民政府的困境

　　此时南京政府的财政因为大规模天灾的破坏，与南方的军事行动的经费，国家因应所需的支出几乎是毫无着落，又因为蒋介石当时急于解决华南的内战问题，在国民政府自顾尚且不暇的状况下，自然极不愿东北再发生任何事端。同时蒋、张二人也都认为，日本政府正在积极地与中国进行在东北扩张发展的交涉，只要中国避免给关东军找到军事冲突的借口，日本政府应该会约束关东军，而没有理由来放任关东军公然并吞中国的东北。

　　我们必须了解当时中国的全盘状况，才不致于误以为不抵抗的政策，是蒋、张二人“亲日”的选择。这个对日军挑衅不抵抗的权宜性政策，其中实在有着太多主、客观不得已的环境与背景。假如蒋张二人要是亲日，张学良随时都可以接受日本人的拥立，早就成为所谓的“东北王”；蒋介石也可以放弃东北主权，而得到日本大量的军经援助，以扫平群雄，成为中国的新领袖，根本不必如此辛苦的面对统一与建国的众多挑战。

　　而不抵抗政策也是得到国民政府内部多数主管的认同，不是蒋张二人私下可以说了就算数的，虽然这个政策是否是当时最佳的选择，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题目，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不抵抗政策也受到很多的批评与极大的压力，甚至几乎成为蒋张二人“不抗日”的历史罪名。但是所有的历史事实都清楚地证明，在当时的中国领导人中，蒋介石虽非“反日派”，但是绝对非“亲日派”，日本政府一直把蒋介石当成他们大陆政策最为主要的障碍，张学良与日本人更有国仇与家恨。而在七七事变之后，为抗日尽力最多的，正是蒋介石，而不是批评他们的人。

　　国民政府对日军挑衅会采取尽量容忍与暂时不抵抗政策的立场，甚至可以远溯自国父孙中山先生的告诫，以及蒋介石自己亲自的观察。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动，曾经与日本不少政界人士有所接触与合作，他深知当时中日两国的总体国力，相差太远，因此他曾指出：“假如中日两国断交宣战，十日之内中国就会亡国。”而蒋介石出身日本士官学校，对于中日之间的国力与战力，更是有着清楚的了解，当时日本已经跻身为世界级的工业与军事强国，不但拥有全球最为精锐的陆、海军，国家与社会都已现代化，随时可以完成总体战的动员。

　　而当时的中国处在几十年不息的内战之中，国家意识极为薄弱，工业没有基础，政府财政运作困难，社会仍然处于封建时代的农业结构，军队不但装备落后，训练不当，更没有保卫国家的认识与能力。因此蒋介石认为，假如当时处在分崩离析状态的中国，要想和日本正式的进行作战，其结果要比满清末年的甲午战争还要悲惨，恐怕不但要割地赔款，甚至还会亡国灭种。所以蒋介石认为首先中国必须设法统一，然后才能集全国之力，推动现代化的建设与发展，如此才能拥有与日本一战的国力与军力。

　　早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北伐时，日本籍口护侨，出兵山东，迨蒋介石下台，日始撤兵；次年，革命军克济南，日本再度出兵山东，在济南惨杀中国军民，造成济南惨案（五三惨案），就是企图造成中日战争的冲突，以阻挠国民政府的北伐统一中国，蒋介石明知日军恶意的挑衅，但是仍然采取极低的姿态进行退让，就是避免中日提前爆发战争，而阻碍中国统一的大业，这就是中央军在山东所采取的不抵抗政策。蒋介石对于这个屈辱，不但在其日记中，有着势必雪耻的决心，其后蒋介石所有的政策目标，都在设法寻求如何的统一中国与复兴中华民族，以使中国有力量来击败日本的侵略。之后日本在国际社会反对以及中国抵制日货的压力下，被迫逐步的撤兵，山东的问题才暂时得到解决。这个结果也让国民政府认为，国际社会可以对于日本在中国无理的军事行动（若是妨害到其它国家在中国的利益），应该是可以产生某种程度的牵制作用。

　　5.6　东北的国防实力空虚

　　而当时在东北守土有责的东北边防军，其实只是奉系地方军阀所改编的部队，根本没有现代化的作战编组、训练与作战能力，同时又不接受国民政府直接的号令与支持，全是“土法炼钢”、自求多福的独立发展与运作，以军事的标准而言，只是改编的民团而已。多年以来，对于日本与苏联在境内拥有现代化装备与训练的驻军部队，一直是采取忍气吞声与息事宁人的做法。

　　一九二九年，张学良企图配合中央政府的清共政策，准备强行收回苏联在中东铁路的各种特权、搜查哈尔滨苏联领事馆，结果激怒了苏联，斯大林立刻调动大军反击。张学良事前根本没有想到会遭到红军部队如此强大、迅速的反应，故没有动员足够的兵力。苏联红军以现代化的作战威力，在极短时间之内，就围歼了东北边防军在中东铁路上的守军。当时在南京的国民政府，正在忙于对付内战，而无力支持（其实就是要支持，恐怕也是一样的惨败），张学良只有忍辱签下城下之盟，这就是“中东路事件”。这次的经验，让张学良觉得自己的维护国家的主权行动受到出卖，也让张学良了解到，南京的国民政府根本自顾不暇，无法有任何的能力支持东北对抗强权，而东北军的实力，真的还只是地方部队而已，根本没有力量与日苏世界级的军事强权单独作战，因此张学良清楚的知道，假如东北军与日苏爆发任何的冲突，一切只有由东北军自求多福。

　　在日本关东军的威胁日盛之时，张学良却将大军主力调入华北，以协助南京国民政府平乱，东北留守的兵力实在不足，部属又不断的发出告急的请示，造成他极度的不安，他原本想要赶回沈阳，处理对日本的交涉。但是张学良在五月底因为伤寒住院，七月底病愈之后，又因为华北的局势，出现日本策划的反南京政府的兵变，造成张学良进一步增派五个旅的兵力入关平乱。虽然华北的兵变很快地就被平息，但是局势仍然紧张，军队无法抽调回防东北。最后，张学良准备九月五日返回沈阳，不过在行前，又得知关东军可能会对他进行刺杀，因此打消回沈阳处理危机的计划，这时候，关东军准备在东北发动军事行动的准备，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状况了。

　　5.7　不抵抗是政策而非个人误事

　　在这种危机与低迷的局势下，不但张学良滞留北平不归，东北大部分的军政首长，也都纷纷地离开职守，以规避应变事变爆发的决定责任，像身兼东北边防军副司令的吉林省主席张作相、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都不在职责所在地掌控局势。在这种从南京、经北平到沈阳的“不抵抗政策”，阻碍了任何全局与深入的应变计划的拟订，而在事件爆发的紧急时刻，更是没有领导的主管可以指挥与应变，因此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中，大部分的东北军都没有进行守土有责的有组织性抵抗，也就是裕仁日皇所说的：“中国守军有如宫廷太监一样的无能了。”

　　因此回到九一八事变当晚的现场，日军在北大营附近的柳条湖，爆破南满铁路之时，中国守军根本没有因为听到爆炸声音而出营查看，当日军向北大营发动军事攻击之时，驻守北大营的第七旅旅长王以哲当时根本不在营内（人在沈阳参加水灾募款晚会），下属的六一九、六二与六二一等三个团长，只有六二团长王铁汉于枪声后赶到营内。旅参谋长赵镇藩联络不到旅长王以哲，只有一再的以电话请示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应该如何应变，所得到的答复居然是放下武器，任由日军进入。

　　假如东北军执行这个命令，根本就是要叫守军全成战俘，当然是东北军所不能接受的。最后旅参谋长赵振藩决定突围，而王铁汉团长决定下令自卫还击，这样北大营守军才一面突围，一面开枪还击。大体而言，整旅官兵大都能成功撤退到东山嘴子（这是事前第七旅上下唯一商定的共识），最后辗转进入山海关进行整补。

　　而当时在东北留守的最高军政负责人荣臻，在事发之后，虽然设法立刻与在北平协和医院养病的张学良取得联系，向张学良报告日军的攻击事件，由于当时无法确定日军攻击的真正意图，因此张学良初步的认为，这只是日军的演习挑衅而已，因此告诫荣臻，叫东北军绝对不可以开枪还击，以免给关东军制造军事冲突的借口。之后当荣臻发现，整个局势发展严重，日军这次的行动既不是挑衅，也不是演习，而是日军真正的军事占领之时，再设法请示张学良，但是电话已经被日军切断。

　　事变的当晚，张学良连夜在北平召开东北军政首长会议商量对策，最后的结论是，假如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全面对日作战，东北军自当为前锋，否则目前可行的办法是，一为诉之国联，一为设法与日本进行直接的交涉。张学良也将状况与结论立刻报告南京。问题是，当时蒋介石刚好离开南京，前往江西的南昌行营，准备督导第四次对中共的围剿作战（其实就算蒋介石当时坐镇南京，也不可能有什么紧急应对的办法），因此当蒋得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之后，他除了指示东北军不抵抗之外，在二十日就兼程赶回南京处理这个历史的重大变局。

　　蒋介石在与南京国民政府领袖会商之后，以中国的局势危机四伏，日军甚至可能会借机发起对中国的侵略，当时的国民政府根本自顾不暇，因此只有要求张学良下令东北军，采取维持不抵抗的原则，以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同时要求广州的国民政府，立刻派员与南京共商团结之道，二十二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九一八事变告全国军民同胞书”，强调在中日国力悬殊之下，国民必须逆来顺受，政府将设法在国际联盟中，争取国际正义的支持。因此无论事前与事后，南京国民政府的基本立场是，军事上采取不抵抗政策，来应付日本关东军的挑衅，外交上则是诉之国联来主持公道。

　　总之，当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军之所以没有进行有组织性的抵抗，真正的原因，绝对不是如同谣言的说法或政客的批评，说因为当时的张学良，正在沉迷欢场女色，所以没有及时处理而误了大局，同时也不是蒋介石的不抵抗电报指示而误事。在基本上是出于国民政府事前的政策选择，同时对日本军政情势判断发生的错误，因而造成历史悲剧的结果。

　　事实上，由于当时政府保持着消极与被动的不抵抗政策，影响到政府对日军在东北的侵略，毫无应付事变的周延策略与准备，所以没有布署防御的部队，也没有设计应变的作战计划，当事变在仓促之间爆发之时，中国根本无法进行应有的应变。同时国民政府也误以为只要中国部队不抵抗，日本总不至于在连借口都没有的状况之下，公然地发动侵略3。何况当时日本政府，的确不赞成关东军在东北的军事行动，甚至连日本军部也要压制关东军占领中国东北的行动。

　　顺带应该要澄清的事实是，东北军政领袖张学良，的确由于年少得志，在当时的时空环境下，少不了一些男女之间的风流韵事，但是比起当时的其它同级的军政人物，甚至党国大老们的表现，张学良并不算声名狼藉的。可是当时流传最广的错误印象，莫过于与汪精卫唱和的文人，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写的打油诗：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那管东师入沈阳。”

　　这类以讹传讹的宣传，只是纯粹为了羞辱张学良的“文斗”而已，毫无历史根据。因为根据所有的查证，名影星蝴蝶女士，事实上根本没有与张学良有过任何交往的记录，事变发生的当天与前后，蝴蝶更是在外地拍片未归，虽然当时朱家几位女子都是知名的美人，但是与张绝对没有任何的关系。朱五女士是张学良部属之妻，与张更没有任何的感情牵扯；只有赵一荻女士赵四小姐）是张学良的红粉知己，而张、赵之间不是露水姻缘的男欢女爱，而是携手走过人生富贵与失意的真正情侣，他们最后在台湾完成正式的婚礼。假如说真正影响张学良处理艰巨挑战的，恐怕是他的体能问题，先前张学良染上了严重的毒瘾，在紧要关头身体更难负荷重大决定的压力。但两年后他成功地把毒戒掉了。

　　5.8　东北军民浴血抗日

　　在九一八事变时，中国的东北共有三省、一个特别行政区，事变发生之后，关东军可以说是按照预定的演习计划，在中国军队毫无抵抗的状况下，一天之内就顺利攻占了辽宁大部分的地区，而接着吉林的代理主席熙洽向日军自动投降，日军在三天之内也就完成了对吉林的占领，至于哈尔滨的东省特区，早有汉奸张景惠作内应，只待苏联方面允许就可以接收，但是在日军企图攻占黑龙江省时，才正式遭到中国军队有组织的抵抗。

　　由于关东军一击成功占领辽宁，又有汉奸接应“接收”吉林与哈尔滨，面对进一步的控制黑龙江省，则因为关东军的兵力不足，以及参谋本部不同意出兵北满的压力，迫使关东军指使已经投降关东军的伪军张海鹏军阀，率兵进攻黑龙江，不料受到黑龙江的于兆麟部反击，并且联络马占山部队，烧毁了江桥铁路桥，击败了汉奸部队的进攻，关东军唯恐东北军抗日的英勇形象，会积极带动东北百姓的抗日风潮，使得关东军决定直接介入。

　　这时东北军第三旅的旅长马占山，已经被张学良任命为黑龙江省代理主席，马占山在击败伪军的进攻之后，决定继续坚守江桥，而关东军则决定出兵江桥，引发了关东军违抗参谋本部“临参命”的重大事故。结果马占山部在江桥奋勇迎战关东军，同样给与关东军出乎意料之外的严重伤亡打击，一度造成关东军极大地震撼，迫使本庄繁只有动员关东军所有的部队参战，同时紧急向朝鲜军借兵助战，日军在十一月五日，对马占山发动前所未有的陆空联合攻势，日军猛攻了半个月，最后马占山在缺乏后援与兵力不足的情况下，只有后撤，但是却打响了日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起义旗号，激动了中国人民支持东北义勇军抗日的民族主义热情，也暴露出关东军并非无敌的“神话”。

　　面对九一八事变之后的东北变局，张学良当时唯一的军事布署，就是在辽西的锦州，设立了临时的军政中心，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三日，张学良下令在锦州设立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以及辽宁省政府行署，同时把留驻东北突围的部队集中锦州，张学良希望保有辽西，作为支持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基地，以及与关东军交涉的筹码。

　　这种布署当然立刻激怒了关东军，关东军在十月八日，不顾东京军部的反对，断然先以空军攻击锦州，然后集结军队，准备强行进攻。这些军事行动造成国际社会对于日军强悍侵略的反感，因为攻击锦州的军事行动，日本是既无护侨的借口，也没有确保铁路利益的理由，因而完全显示出，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十足的侵略行为。

　　因此日本的参谋本部，只有为此再度发出四道临参命，以控制关东军企图占领锦州的行动，在临参命的压力之下（这回关东军不易为自己行动找到辩护的借口），关东军只有暂时停止进军，但是设法派遣投降日军的汉奸军阀部队，前后三次攻击锦州，但是都被东北守军所击败，因此关东军对于辽西的张学良据点，是几乎一筹莫展。但是到了十二月七日，日本政府与军部都进行全面的改组，新的日本政府与军部，都决定支持关东军侵略中国东北的大政方针，因此日本正式从本土派遣大量部队进入中国东北，同时军部也同意了关东军攻占锦州的计划。

　　正当日军准备动员大军围攻锦州之时，南京的国民政府在空前的混乱与斗争之下，进行改组，蒋介石被迫下野，由反蒋张的粤派人士孙科等人，主导国民政府的政局，并由反蒋、张最力的陈友仁，担任外交部长，虽然新成立的国民政府一连发出两道命令，叫张学良死守锦州，但是由于粤派的国民政府，根本无法挽回财政混乱的危机，又不能有效地掌控军队，与张学良的关系更是水火不容，因此张学良根本无意听从这个摇摇欲坠的南京政府，所下达“死守锦州”的命令。（其实当时没有一个地方势力愿意接受这个国民政府的命令，就连上海的银行，也不敢接受它所发行的债卷）。

　　在关东军于十二月二十六日，正式对锦州发动攻击之后，东北军只在外围进行局部的抵抗，张学良在确定粤派的南京政府，真的是无法也无力支持东北军抗日之后，于次年元月二日下令，东北军自动弃守辽西，因此日军轻取锦州，直逼山海关的华军防线。

　　日军既然顺利攻占锦州，又得到苏联方面不干预日军占领中国东北的立宣示，这时已经得到日本本土大幅增援的关东军，再度挥军北上，以优势的兵力，顺利地攻占了黑龙江省与哈尔滨市，整个中国的东北，就在一九三二年一月底，完全地被日军占领了。只剩下不愿意成为日本奴役的东北军民，自动自发的组织抗日义勇军，在白山黑水的东北大地，与日军进行殊死决战，表现出中国人豪勇的民族气节。他们也开始惊醒全国同胞，中国人需要团结奋斗，以扭转可能亡国的考验。

　　附注：

　　[3] 可惜这个想法经不起历史事实的考验，在近代史中，日本与俄罗斯两国对中国的侵略，不但是连藉口都不需要有，而且还会一面侵略，一面否认。

百城客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对于中日两国都是一个划时代的历史分水岭事件，由于日本政府不但无法控制少壮派军人违抗命令，而且还逐步地认同他们为帝国开疆辟土所作的贡献，从此之后，日本演变成为一个由少数军人专政的国家，从此国家失去了民主、和平，最后换得了亡国的历史结局。

　　而中国却从九一八事变的惨痛打击之下，开始逐步的觉醒。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在受到这个危机的刺激之下，出现了死里求生的挣扎，从一个近乎完全破碎与衰亡的局面，开始凝聚出一点国家认同的元气，慢慢的独立进行对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经历了极其艰苦的十四年，最后是熬过历史的浩劫，获得了光荣的胜利。虽然中国的复兴立刻又受到英、苏、美强权的联手阴谋出卖的打击，但是经历过抗日战争之后，她已经走出历史的最低点，开始有了国家再生的能力。

　　6.1　中国分裂与衰弱而招来外患

　　九一八事变爆发的一九三一年，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低迷的危机时刻（要不然关东军的这几个少壮派军官，也不敢这样胆大妄为的侵略中国东北），当时的中国，分为两个国家，三个中央政府，十几个地方独立政府，以及边陲地区（蒙古、新疆、西藏）实际上被外国幕后控制的局面。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真正能够直接掌控的地区不过是长江中下游几省的地区而已，从清朝中叶以来，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剥削，更是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在这种中国面临危急存亡之秋的时刻，日本军国主义正乘人之危的侵略中国。

　　当时南京的国民政府，面对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可以说是焦头烂额。蒋介石一贯的主张是，只有先统一内部，才能完成建设与发展，这样才有能力与帝国主义力量争取中国应有的权利。蒋以及绝大多数的国民政府领袖们，虽然都多少的了解到东北局势已经出现危机，但是他们绝对没有想到，连日本政府与军部，也无法控制住关东军的独断行动，斯大林更是顺水推舟的故意放任局势发展，因此国民政府对与东北所面临的危机，除了再三的交待张学良不抵抗之外，并无进一步的准备与对策。

　　事实上，当时的蒋介石，甚至没有把握能否解决关内分裂（中共与广州）的危机，哪里还能有力量去对付关东军在东北的侵略与挑衅。基本上，中国政府仍然认为，至少当时的日本政府方面，还没有立刻要以武力公然的侵略中国的东北的准备，同时日本军部也一直担心苏联从背后突袭，因而不在中国东北采取公然的军事行动。所谓不抵抗政策，原是针对杜绝关东军的挑衅借口而发的（并非当日本真正武力侵略东北时，仍不予以抵抗）。

　　回顾九一八事变之前的中国局势，刚刚结束民国成立以来最大的内战之后，张学良的“奉系”一夜之间成为中国内部，仅次于宁系（蒋介石）的军政势力，于是造成粤系极大的不满与反弹。因此在一九三一年，国民党高层派系，为了是否应该制定约法、实施训政的问题，再度爆发水火不容的政争。这次政争激烈的程度也是前所未见的，蒋介石竟然采取软禁党国元老胡汉民的强硬手段，因而激起国民党中的粤、桂系统，正式的叛离南京国民政府，而在广州成立另一个国民政府，并且开除南京国民政府所有领导人的党籍。他们特别愤恨张学良的迅速兴起，因此广州的国民政府，进一步的准备联络其它割据的军政势力，再度发动讨伐南京国民政府的内战。当时广州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陈友仁，竟然到日本进行活动，要求日本政府以军力，支持广州政府讨伐南京国民政府。这种做法，虽然当时没有被日本政府接，但是给与日本政府相当大的鼓舞，认为中国事实上已经陷在分裂与亡国的边缘了。

　　在面临这种内战不息，与内斗不断的情形下，南京的国民政府可以说是分身乏术，只能疲于应付各方的挑战，而就在此时，九一八事变爆发。实际上只是地方型政权的南京国民政府，根本没有能力单独面对国际强权的侵略。在这种的危机之下，经过紧急的商讨对策，南京政府只有决定不对日宣战，而采取一面进行对日的交涉，一面诉之国联，要求国联能主持国际正义。同时在强大的民意压力之下，南京国民政府也立刻释放胡汉民，并且要求广州国民政府与南京会商团结之道，以组成新的政府来共赴国难。

　　国民政府决定不对日宣战，原因很简单，因为当时中国，无论就军力与总体国力而言，中国根本就不是日本的对手。别说正规的战场作战是必败无疑，就是长期的游击战也没有准备好，所以中国一旦正式的对日宣战，结果必然是战败亡国。何况当时的日本政府也和关东军存有立场的分歧，日本政府希望能够以外交方式与中国政府洽商解决之道，然后可以压制关东军的行动。因此中国与日本原是准备进行交涉，以化解九一八事变的危机。

　　但是无论在中国或是日本，都有不少军政领袖，认为九一八事变只是关东军的强出头的争功表现，而不是政府主导的侵略政策，因此只要中国能够在交涉的过程中，多让些利益给日本人，日本政府最终会压制关东军，不至于就此直接占领中国东北。

　　但是这种想法，很快地就被强大的政治压力所否决了。国内民意强烈的激荡，认为中国绝对不能对日本的侵略，作出任何的妥协与让步，因此”不撤兵、不交涉“成为中国舆论与政界的主流意见，迫使国民政府不敢进行中日之间的直接交涉。而日本方面，关东军行动的空前胜利，已逐渐赢得军部、民意甚至日皇的支持，所以日政府也无法与中国进行外交谈判，而放弃已经占领中国东北的利益。

　　当时的东北军之所以采取不抵抗策略，除了是服从南京国民政府的整体国策指示之外，也有着实质生死利害的考虑，因为东北军主力在华北，负责处理中原大战之后的善后工作，当时口服心不服的晋军阎锡山部、山东的韩复渠部都与日本有联系，而剩下的西北军又与东北军有过惨烈战斗的私仇，因此张学良就算想要紧急调兵出关应战，在中央方面是兵饷都无法支持，同时谁也不敢保证，其它在华北不同派系的部队，会不会乘人之危的攻击东北的后路，这就是张学良不能不顾忌的地方。

　　张学良原先也一样认为，当时日本最终的目的，只是要扩大日本在东北的利益，关东军的军事行动，已经超过日本政府与军部的指令，何况日本无论如何都要考虑苏联的立场。所以只要部在东北与关东军正式开战，关东军就没有作战的借口，然后经由与日本政府交涉，达成利益的让步，最后关东军还是会退兵的。张学良清楚地知道，目前自己既失东北的根据地，前途已经危机四伏了，假如再把手上的一些部队拼光，那么自己以及东北军系，将会死无葬身之地了。

　　6.2　外交无法挽回东北失地

　　因此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在军事上是确立不宣战的方针（其实也无兵可战），在外交上立刻兵分二路出击，财政部长宋子文与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进行接触，同时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提出中国的紧急控诉。宋子文与重光葵经过密集谈判之后，已了解日本政府也不赞成关东军的行动，因此决定由中日双方派员组织一个代表团，直接到东北监督停火，然后商议撤军的问题，这个方案已经被日本外相币原重喜郎所接受[1]。

　　但是这时候中国国内的民意已经陷入激动与失控的状态，国人一致认为日本若是不先无条件撤兵，中国根本没有与日本进行交涉的必要，激动的学生冲进外交部殴打外加部长王正廷；舆论对于政府的不抵抗与对日本的交涉，都当成汉奸般的严厉批判，造成整个南京国民政府几乎为之瘫痪。“不撤军、不交涉”便成为民意强迫政府所接受的政策方针，造成当时政府中没有人敢再谈与日本交涉的事，诉之国联变成当时国民政府唯一能做的选择。

　　但是当时的国联，虽然在表面上是一个超国家的维护和平国际组织，但是实际上确在几个国际强权的操控下，只能做些不切实际的表面文章，九月二十一日，中国驻国联的代表施肇基提出中国的紧急控诉，二十二日国联就做出要求中日双方停战撤兵的决议[2]，但是日本政府当时根本弄不清楚状况，更控制不了关东军的行动，反正日本政府发表了所谓“不扩大”声明来敷衍国联，因此这个决议根本发生不了任何的影响力。

　　在日本不但不能控制关东军停战撤兵，反而坐视关东军扩大侵略的状况下，国联在中国的要求下，于九月三十日再度作出决议，要求日本撤兵，但是在日本的要求下，加入了“中国需要能够确保日本侨民安全与南满铁路运”的前题，这样日本政府就可以辨称，中国无力保护日本在中国东北侨民与铁路的安全，所以日本不但不能撤兵，还要继续增兵以护侨与护路。最后国联看到日本实在是胡作非为、公然破坏和平进行侵略，才在十月十四日三度决议，要求日本撤兵，这时候日本政府只有设法作出缓兵之计，由日本外相币原在十月十九日提出中日直接交涉的五原则，以解决中国东北的问题。

　　币原的五原则是：一、中日双方互不侵犯。二、相互尊重对方领土主权完整。三、中国禁止排斥日货。四、中国负责保障日本在华侨民安全。五、中国承认与日本之间的一切条约、义务。表面上看起来这五原则还算合理，但是玄机就在于第五条，日本要想国民政府承认已经被宣告无效之“二十一条”的效益，这是中国政府根本不可能接受的条件。

　　这时候，国民政府已经陷入重组的过渡状态，没有人能够当家主事，所有的军政负责人，光是要应付十月二十七日，国民党四全大会的召开，有关宁、沪、粤各派的内部纷争，就已经分身乏术，加上舆论的强烈批评，根本没有人敢去负责与日本政府进行交涉。十一月起，激动与绝望的学生不但进行罢课，而且到处冲击国民政府的机关，强占列车开向南京，向政府请愿，要求“与日本宣战”，蒋介石与国民政府高级首长出面对学生解释政府的立场，只得到更为强烈的嘲弄，十二月十五日，全国学生的请愿代表，极度不满党政首长的解释，甚至在南京中央党部，围殴行政院副院长陈铭枢与教育部长蔡元培。

　　6.3　政府改组危机扩大

　　在民意的强大压力之下，广州的国民政府终于愿意与南京的国民政府进行团结御辱的会谈，加上汪精卫的扩大会议派人马，三各派系在上海，各自分别举行国民党四全代表大会，各自选出自己的人马，所有叛党与割据的份子，又通通和稀泥的成为拼凑的“团结”政府，广州放弃国民政府的名号，却在“西南政务委员会”的旗号下，继续保持独立状态。而在胡汉民的强烈坚持蒋介石必须下台的要求下，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蒋决定辞去本兼各职，而由广州的国民政府入主南京，负起对日交涉的重责大任。

　　这时候，日本的若规礼次郎内阁，也因为无法处理九一八事变的内外危机而下台，而由犬养毅首相接任。犬养是孙中山先生的日本友人，对于中国的革命以及孙中山的理想，都相当的同情，与广州国民政府的一些重要领导人，更是有着私人的情谊。因此国民政府在孙科主政，以及陈友仁出任外交部长的情况下，中日双方进行了私下的“直接交涉”。

　　当时陈友仁还非常乐观地认为，犬养将会尽力化解日本内部争议，最后还是会以外交协议的方式归还中国东北。但就事实的发展而言，这时候日本朝野都已经改变原先的观点，开始支持“胜利者”关东军的夺取中国东北行动了（要记得日本是一个崇拜唯力的民族，谁的力大谁就有理。）因此在十二月十七日，日本的国会正式通过嘉勉关东军的决议，当天日皇也正式核准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绥靖行动”。因此就算是犬养毅真的有心想要约束军方，这时候已经是心余力拙了。而日本的军方怀疑犬养毅与中国的关系，也就更为排斥中日以外交解决东北的构想[3]。

　　不管家不知家道的艰难，广州派的人马入主南京之后，才发现国库的空虚，与国家的混乱。当时每个割据的派系人马都“高言”抗日，但事实上，每个派系的人马都知道打不过日本，谁若是要当出头鸟，谁就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而当时中国财政的困难，更是超过广州派人马想象的程度，他们根本发不出粮饷，弄得公务员罢工，军队要哗变，这时候日本又在中国的金融中心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直接威胁到南京的安全，国民政府仓皇迁都洛阳办公，粤派的国民政府只有请辞，再度让蒋介石复出，来处理艰巨的国事了。

　　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政府可以说是陷入中枢无主的状态：要战没有实力、要和没有决心，四分五裂的国家、民穷财尽的政府、加上只知内战相残的军队、激动绝望的学生、兴风作浪的政客、卖国求荣的汉奸，中国真的能够面对进一步即亡国的挑战吗？从蒋介石的观点看来，中国唯一的机会，只能从死里求生，那就是设法忍辱负重、争取时间，统一与建设国家，然后设法组成一支有现代战力的军队，才能再与日本进行决战。但是在当时而言，这种想法却是不会被舆论所接受的，民情激动得现在就要与日本一决生死，“立刻抗日”更是当时所有割据势力，反对蒋介石进行统一与建设的护身符，使得蒋介石在准备抗日的努力上，增加了无数与不必要的困难。

　　在当时，比较展露出希望的，就是一般国民自动自发出现的民族主义感情，在马占山发动江桥抗日的反击之后，中国各地的民众，都自动自发的兴起支持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活动，国人在极度的穷困之中，设法慷慨捐输，东北人民在不到半年之内，组成多达四十多个抗日组织，与日本关东军进行浴血抗战，从南到北攻击关东军在东北各处的据点、切断日军的铁路运输、刺杀卖国的汉奸，甚至数次进攻像沈阳、长春等重要城市，迫使日本动用五个师团以上的部队，在东北各地进行屠杀式的镇压。

　　东北义勇军的奋战成果，一度可以说是震惊中外，但是在苏联协助日本封闭外援，以及日军进一步占领热河，切断关内的支持管道之后，东北的抗日义勇军，终于在缺乏外援，没有武器与弹药的补给下，才逐渐地被日军所压制住，但是仍有许多东北的热血青年，设法辗转入关，或是成为流亡学生，或是投身军旅，成为抗日的先锋与烈士。而像“长城谣”等的爱国思乡歌曲，更是激励起同胞爱国的民心士气。一部分的国人开始了解统一与建设的重要，中国于是开始逐步走上团结与准备抗日的道路。但是日本对华的侵略却是没有一刻停止过。

　　附注：

　　[1] 假如中日双方继续的直接交涉下去，是否会达成进一步的协议以解决九一八事变？这是一个历史上的问题。至少蒋介石在后来的检讨中，有过这样的想法。

　　[2] 当然可以看出这个决议是非常的莫名其妙，中国根本没有进军，甚至没有抵抗，完全是日军单方面的侵略，从哪来的双方停战与撤兵？

　　[3] 犬养毅在一九三二年的五月十五日，被少壮派军人刺杀身亡。

百城客

　　日本关东军的少壮派军官，在中国东北悍然抗命而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后，居然能够赢得日本多数民意的支持，因而促成日本的政治结构发生激变，少壮派军官从此实际上掌控了日本的政局发展方向。而由于关东军极欲无中生有地完成“满洲国”独立大业，不希望国际社会过于集中注意力，观察其粗劣炮制一个傀儡政权的伎俩，因此由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联系在上海的日本特务机关，设法在上海大都会，制造事端，以转移国际社会的注意力。

　　7.1　日本在上海制造冲突事端

　　这时日本的海军，对于陆军顺利地攻占中国东北，赢得大笔的军费以及全国的民意拥戴，相当羡慕，当然也希望能够借机表现，以扳回一些颜面与益。因此海军对于在上海发扬皇军神威，特别感到兴趣，而日本的犬养毅政府，已经完全受到军方与军国主义的民意牵制，对于上海的紧张局势，只有完全信任与授权海军来处理。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中国的主要都会地区，在学生与工人阶层，都发动了极强的反日运动，最令日本感到压力的，就是抵制日货的民间活动。在九一八事变的三个月后，日本输往中国的产品，减少了近六成，使得日本经济陷入更大的衰退危机之中；中国人民对于在中国境内耀武扬威的日本人，也都表示愤慨与敌视。此时在中国境内的日侨与日本产品，都成为中国人民排斥与攻击的对象，所以要想在国际的都会上海，制造中日冲突的火苗，是非常容易的安排。

　　在板垣的指令之下，由日本驻上海的武官田中吉隆与投靠日本的特务川芳子[1]，操纵日本浪人共同设计一个中、日的民间冲突。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八日在上海的三友实业社门口，发生日本和尚遭暴徒攻击的事件，日方立刻归罪为中国工厂自卫队的暴行。这个消息传出之后，日本在上海租界的侨民（有许多是后备军人与浪人），马上组织了自卫队与后援会，擅自攻击与火烧三友实业社，并且要求日军立即动员前往上海，对中国兴师问罪。

　　而早已等待机会表现的日本海军，当然立刻抓住这个机会，大兴问罪之师，一方面调派更多的海军与陆战队前往上海，一方面对上海市政府提出极其无理的要求。这时上海市长吴铁城，在中央政府已经陷入不知谁在当家的状态之下，只有设法委曲求全的答应日本所有的要求。不料日本方面的目的，根本不在要求中国逞凶、赔偿、道歉，而是要想找个军事攻击中国的借口，希望能够在上海挑起事端，为满洲国粉墨登场进行掩护；另一方面也要给海军机会来扮演“膺惩暴支”的英雄角色，不能老让其陆军专美于前。当时日本海军认为，说不定上海的中国守军，又是来个“不抵抗”，那么海军也就可以拣个大便宜了。

　　7.2　十九路军奋勇抗日

　　但是日本这次没有这种运气了。当时驻防上海的守军，是经过中央收编广东的十九路军，这支部队并非中央军的嫡系部队，对于中央的命令也不会完全言听计从。这时候的十九路军，真是鬼使神差地从江西苏区前线调防上海，进行整休，指挥十九路军的将领是蒋光鼎与蔡廷锴，他们对于日军在东北的侵略，可以说是敌忾同仇的恨之入骨，因此当日本海军又想在上海闹事之时，当然就兴起守土有责的决心。十九路军的高层指挥官们，观察到日军有可能在上海进行挑衅的意图，同时当时的国民政府又陷在改组的过渡状态，因此便自己决定，假如日军真的在上海进行挑衅，他们绝对会给与反击。这个护卫国土的决心，也得到十九路军部属的衷心支持。

　　当时的粤派主掌的国民政府，可以说是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本身无粮无饷可发，到处借贷又无门，地方割据势力根本不听指挥，帝国主义的压力又难以招架，内部还经常爆发内讧。当时蒋介石仍是在野的身份，对于南京国民政府已经面临失控状态，日军又想在上海生事以便扩大冲突、威胁京畿，而深感不安，因此指示军政部长何应钦，与十九路军“打招呼”，希望不要与日军冲突，假如发生任何事端，都交由地方政府处理。

　　这种低姿态的不抵抗政策，当然无法得到十九路军的支持。何应钦原本干脆下令，准备调宪兵接替十九路军在上海市内的防务，不料日本海军却抢先在一月二十八日的半夜，调兵进入上海市区，对中国守军发动了攻势，十九路军立刻加以还击，“一二八事变”就这样在上海开打。原先日本海军对于自己的战斗优势，有着绝对的信心与把握，他们认为南京的国民政府已经失去指挥部队的能力，蒋介石又不在职务上，中央军大部分仍在江西苏区作战，以及部分支持策应华北的局势，因此根本无法调军救援上海，以日本陆战队的兵力来对付疲弱的十九路军，根本是牛刀小试，绝对会一战功成，而能与关东军的胜利争锋比美。所以日本在上海的海军指挥官盐泽幸一少将，在日军出动时曾狂妄地表示，日军只要四个小时，就可以踏平上海的闸北。虽然十九路军的装备落后，而其当时的粮饷不济（已经两个月没有领到钱了，其它的部队也差不多没有领到粮饷），但是一种基于民族主义热血的精神，激发着这些军人决定与日军进行一场血战。由于十九路军早有迎战的准备，因此当日军还以为“支那兵是太监兵”之时，华军就以陈旧的武器、有限的火力、但是旺盛的士气与无畏的热血，给与入侵闸北的日军，迎头痛击。盐泽做梦也没有想到中国的军队会进行浴血抵抗，迫使日军面对逆势的包围，因此他只有下令陆战队在吴淞登陆增援，在中国守军猛烈的反击之下，而无法登陆成功，另外一支日军在江湾竟然遭到围歼的命运。

　　这种战果，大大振奋了所有中国人民的爱国情绪，海内外的中国人慷慨捐输，前往前线劳军与看顾伤兵，更有青年人报名参军以支持守军抗敌2。

　　7.3　日军在上海踢到铁板

　　上海是当时亚洲最国际化的大都会，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日，立刻惊动国际社会，外国舆论开始对于中国守军的反击，充满了佩服与惊讶。而日军当然是丢不起这个颜面，立刻下令撤换盐泽幸一，改由日本海军的第三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中将出任指挥官，继续向上海发动军事攻击。

　　但是野村仍然低估了十九路军的战力，与中国人民热情支持华军的士气效用，二月十一日，大批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在飞机与舰炮的掩护下，猛攻蕴藻滨、曹家桥，以包抄据守吴淞口的华军，但是在彻夜的激战中，中国军队几乎是有死无退，在华军大胆地运用逆袭之后，几处重要的阵地是失而复得得，日军根本无法在上海的作战中，取得胜利。

　　这时日军连续在上海作战失利，使得东京的军部为之震动。军部必须要立刻挽回皇军无敌的颜面，因此马上决定由陆军接管上海的作战，以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率领陆军精锐，与增援的海、空军到达上海，更增派有名的“久留米”旅团参战。植田到了上海，先设法安抚一下国际社会的不安，表示日军的作战不会影响到大家的商业利益，日军的目的只是要中国军队撤退，以“保护日本侨民的利益”，但其实植田只是为日本陆军部队的攻击行动，增加一时准备时间而已。

　　粤派主掌的南京国民政府，在一二八事变爆发之后，更是到了山穷水尽、无力运作的地步，当然更无法挑起抗日的责任，最后只有宣布总辞。国民党高层在紧急会商之后决定，重新启用蒋介石指挥军队，汪精卫负责政务，胡汉民返回广州，国民政府先迁洛阳办公，以避免日军从上海沿江而上，长驱直入防务空虚的首都。当日本开始向上海增兵之时，蒋介石也立刻将自己的嫡系部队中央警卫师，编成八十七与八十八师，加上中央军校的教导团与特种部队，组成第五军，由张治中将军率领，投入上海的战斗序列，接防左翼防线，以支持十九路军作战。

　　植田谦吉的任务就是在上海狠狠地“教训”一下中国的军队，因此在布署大军完毕之后，于二月二十日，在海空军强大炮火掩护之下，在江湾与朝行之间，由坦克支持步兵，发动中央突破的猛烈攻击。这场作战对中国军队而言，是前所未见的三军立体攻坚战，但是十九路军的豪气干云，第五军更　是蒋介石的王牌军，两支部队立刻联手反击日军的攻势，多处的阵地是浴血的反复冲杀，日军绝对没有想到中国军队居然有如此强大的战力，在激烈的争夺战中，日军并没有突破中国守军的阵地而达成任务，特别是在朝行争夺战中，日军被八十八师逆袭，而遭到惨败。此时中、外的舆论兴奋与哗然，中国的人民更是狂喜已极，国人支持军队抗日的情绪，因此达到了空前高涨的地步。

　　这下子日本政府可是陷入困境之中了，日本全国陆军只有十七个师团，现在四个师团支持关东军，两个师团派到朝鲜，一个半师团在上海，再要调兵就要影响到日本整体的防务了，所以日本现在只想赶快在上海做个军事的了结。日军的参谋本部，不顾阵前易帅的兵家大忌，在二月二十四日，日皇特别派遣前陆军大臣白川义则大将，恢复现役，出任新组成的“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增派第十一与十四师团，以及飞行团加入上海战斗序列（这时候几乎多达一半的日本军队，已经在中国执行任务了）。

　　这时重掌兵权的蒋介石，原本打算在必要时与日本大打一仗，因此立刻开会商定，将全国划分五个防卫区，分别要求割据各路的将帅，团结抗日为国效命。但是各方反应却是非常的复杂，这些割据一方的军阀将帅们，仍在计较自己的利益是否会因为参加这场战争而有所损失，更不愿自己的军队调离自己的地盘，也担心别股势力的部队会乘机袭击，因此反应冷淡，更无出兵响应的实际行动与计划。

　　7.4　顾全大局之下中日停战

　　这种缺乏全国一致抗战的局面，迫使蒋介石真实的了解到冷酷的现实，假如中国要想真的进行对日长期抗战，现在只能就要见好就收，以图凝聚共识与发展实力。因为假如真的在目前这个阶段，把上海事变发展成为中日两国的全面战争，那么当时四分五裂的中国，是既无兵、又无钱与日本作战（当时中国连征兵的制度都没有建立，当然也没有现代化的货币与税制），而没有国家观念的各路诸侯，也可能会见风转舵，加入日本操控的傀儡组织之中，中国最后只有面临亡国一途。

　　在上海抗敌的中国守军，面对日军的大举增援，一再的电请国民政府增加援军，但是蒋介石也到了无兵可调的困境，因为各路诸侯根本拥兵不救，原本由蒋介石所主控的部队不过六十多个师而已，主力则是用在对刚刚在江西建国的共军作战。在与共军对峙的国民政府部队，在奉命抗日而调动之后，就会立刻就受到共军的尾随追击，因此根本很难抽调援军布阵。

　　何况蒋介石发现日军已经决定准备见好就收，因此决定给日军一个下台阶，而没有必要立刻以大军增援上海守军，只调动江西的蒋鼎文师、在河南的胡宗南师，长途赶赴战场[3]，以及要杭州的上官云相师在纵深阵地集结待命。

　　蒋介石的战略考虑以及调兵的困难，当然没有得到十九路军的同情。十九路军眼见日军大举增兵，但是自己却没有办法得到更多战力的补充，因此为激动，强烈批评蒋介石拥兵不救。中国军队的将帅失和，增加了上海作战的困难。蒋介石原本指示十九路军注意浏河的侧翼防守，但是十九路军根本已经不把他的命令当成一回事了，十九路军忘了参战的第五军，其火力与兵力都比自己要强，而在第二线的中央军也奉命抽调兵员，秘密补充十九路军的阵亡缺额，一场十九路军与军委会之间的“误会战”，增加了整体协调作战的困难。

　　日本的白川义则临危受命，负有“不能失败”的任务，白川大将对于迂回作战有着高度的掌握，他的作战名言是，“只要能够迂回攻击敌人，就不正面攻击敌人”，因此他决定在表面上，仍然采取中央突破攻击，引诱中国军队投入预备队，然后采取主力大迂回包围的战术，白川下令日军在海空军强大火力的掩护下，从二月二十八日起猛攻江湾与朝行，然后在中国守军入预备队反击之时，就展现他迂回作战的本事，下令日军十一师团由崇明岛直接在浏河附近登陆，迂回包抄中国守军的背后。结果华军在兵力没有得到补充，火力又远远不及日军的状况下，无法兼顾浏河的侧背防线。十九路军也没有与第五军做好紧密的联系，就抽调走防守浏河的部队，等到日军从浏河进行侧翼登陆，迅速地发动迂回攻击，威胁到上海守军补给线的安全，第五军再想紧急的调动八十七师的预备队袭击登陆的日军，已经迟了一步。因此在三月二日，华军全线被迫进行撤退。

　　这时候，国际强权国家担心战事扩大会妨碍到他们在上海的商业利益，因此纷纷地介入调停，日本眼见满洲国已经炮制成功，也不想与国际社会完全的决裂，而在上海的作战又不顺利，因此愿意接受停战。而国民政府知道自己的实力仍然无法进行抗战，也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持，因此也就同意与日本签订停战协议。当然日本在这个停战协议中，必须退回原来的阵地，但是日本仍然讨到一个便宜，就是中国的部队不得直接进入上海市近郊[4]。

　　在上海签订停战协议之前，日本上海派遣军与上海日本的领事、侨民，在四月二十九日，庆祝日皇裕仁生日（日本人叫天长节）的阅兵群众集会中，遭到韩国反日志士尹奉吉的炸弹攻击，白川大将当场重伤致死，驻华公使重光葵的一条腿被炸断，植田师团长的一双眼睛炸瞎，多名日本高级将校与官员负伤，使整个日军的骄气为之震慑。

　　7.5　事变的分析与检讨

　　一二八事变的上海浴血抗战，虽然中国方面以低姿态的和局收场，但是中国军队在上海作战时的英勇表现，足以洗刷中国军队在东北不战而退的屈辱，而一般的中国平民百姓，自动自发的热烈支持军队抗日的各种表现，开始凝聚了民族主义的力量，这对于后来中国的政局与历史，发生极其重大的影响。这场浴血抵抗，不但让中国人民感到骄傲与兴奋，也让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军队抵抗侵略的决心与能力，出现刮目相看的正面看法。

　　不过其中也有不利的结果，就是舆论过于同情十九路军的“孤军”抗敌，因此强烈批评蒋介石的“拥兵不救”，更反对就此见好就收，而与日本签订停战协议。这些可以说是见木不见林的看法，最终为十九路军发动“闽变”而背叛国民政府留下伏笔。而广州方面的政府，甚至认为这是蒋介石与汪精卫的卖国行为，有意打击与抹杀“粤军”的威信与表现，因此再一次酝酿发动与南京政府分裂的行动。

　　若从事实的真相来分析，十九路军坚持不待命就自动地奋勇抗敌，当然表现出中国军人守土有责的英勇士气，否则在九一八事变之后，陷入低迷与绝望的中国人心，在中国军队继续不敢抵抗的之后挫折，真的有可能会面临分崩离析的状况。但是若是跟着当时的舆论，认为国民政府只要学十九路军的“跟日本人拼了”的战法，就可以在上海击败日军，或是进一步收复东北失地，甚至还有可以“远征东瀛”的高调，那就不但是天真，甚至是激情与过于幼稚了。十九路军与第五军在上海与日军浴血奋战，而初步战绩令人振奋，但这只能够暂时挡住过度自大与“轻敌”的日军攻势而已。真正的要和日军一决高下，以当时中国的军队以及中国的国力，还是相差得太远了[5]。

　　但是当时政客与所谓舆论的批评下，蒋介石成为不肯支持十九路军“打败”日军的“亲日”份子，只差点没有宣布他就是汉奸。事实上是，当时蒋介石才刚刚在政府陷入危亡震撼之际复出，这时已经支离破碎的国民政府，又在慌乱之中，刚迁到洛阳，蒋介石实在是既无充足的兵力可以调动，更无足够的粮饷可发，一点维持政府运作的经费，以及安抚军队不要哗变的粮饷，还是靠其舅子宋子文的关系，在上海的银行团中，软硬兼施地勉强给凑出来的。假如蒋介石没有派遣精锐的第五军（那时蒋介石当时唯一能立刻调动的中央军看家部队），及时地支持十九路军对抗日本的陆军攻势（第五军兵力为五万，十九路军为三万，装备又以第五军为佳），那么上海的战局，根本不待白川义则增援的大部队到达，十九路军就很可能会以惨败收场。

　　而日军之所以会无法在上海一击而胜，当然是严重低估了中国军队反击的决心与战力，等到日本正式组成兵力强大的上海派遣军之后，情势就不同了。此刻蒋介石颁布了全国防御计划，但中国各地拥兵割据的领袖们，却无人真正的听命派兵响应，那么蒋介石就算是能够再凑出几师的部队支持上海作战，最多也只能再挺几天或是几星期而已，根本也是无济于大局，却徒然给国家增加更多的危机。

　　既然国际强权出面调停，日本也有意见好就收，蒋介石却仍然尽量的调兵，在纵深阵地布署以防万一，因此从蒋介石的上海战略布局看来，他绝对不是见死不救或是“不抗日”，更非因为十九路军不是中央嫡系部队就拥兵不救（在上海血战的中央嫡系部队，要多于十九路军），而是蒋必须顾全大局，若是在上海继续的再打下去，分裂与落后的中国，必然会吃大亏。但是在当时，由于有心人是不断借着十九路军事件，来攻讦蒋介石，更多的人便误以为蒋介石不敢或是无心抗日，也更为加深了广州与南京之间分裂的心结。

　　一二八事变中国军队的英勇抵抗，暂时的稳住了中国的民心士气，也增了国际社会同情中国的舆论，但是在战术上，却给日本增加了在城市作战的经验与准备[6]，同是日军也秘密的加强在上海租界内的防御工事，构建出中国军队火力无法破坏的要塞式据点。而在中国方面，则是误导了日后作战准备的方向，以为中国军队在都会区作战中，可以占到死守的地利，而轻忽了纵深作战的准备与布署，结果在以后的八一三淞沪会战（1937）中，中国方面派出大军在上海市区与日军进行大规模决战，甚至企图逆袭日军阵地，结果华军部队付出超过预期的死伤代价。

　　附注：

　　[1] 日川岛是满族后裔，由日本人养大，在抗战胜利后，依法被处死。

　　[2] 作者的先父是当时报名参军的热血青年之一，据先父说，还有当时来自东南亚的华人，不但踊跃的捐助抗日经费，也有华侨青年离开学校与工作，兼程回国共赴国难，投入抗日作战。

　　可见只要中国决心抗日，所有海内外的华人，都是一心一德、义无反顾，来参与抗日行动。

　　[3] 由于当时中国根本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长江水路又遭到封锁，因此等到增援部队到达上海时，战事已经结束了，这又充分显示中国是全方位的落后，如何能够与日军进行全面的决战？

　　[4]可是中国负责签订停战协定国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郭泰祺，不但被舆论批评得无法做人，还被群情激动的学生围殴以致重伤住院。其实这个协定，已是自清朝以来，与日本军事冲突之后，能够得到的最好条件的协议了，中国既没有割地，也没有赔款，就能让日军退出所占领的长江出海地区。

　　[5] 在后来的对日的长城作战中，就清楚的显示出这个事实。

　　[6] 因为当时日本陆军一直都以对苏联作战为假想敌，日军编制与战术的准备，是为在西伯利亚大平原会战所设计的。

百城客

　　九一八事变之后的第二天，参与抗命与径自采取军事行动的关东军少壮派军官，就忙着与前来宣达皇命、约束关东军行动的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进行如何处理事变之后政治部署的讨论。因为当时的关东均少壮派军官与日本军部，对于经略中国东北，以至吞并整个中国的基本大陆政策，方向虽然一致，但是有关发动军事行动的时间与占领中国东北的方式，仍然存在着歧见。

　　8.1　临时起意的满洲国

　　在侵略中国东北的时间上，关东军主张是在一九三一年，军部则是希望能在一九三二年，结果，关东军不顾军部的约束，以近乎悍然抗命的方式，在军部特使到达沈阳的当天，发动九一八事变。而在如何占领中国东北的方式上，关东军主张直接治理，废省置县，由日本直辖的满蒙都督府统治中国东北。而军部则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亲日的中国汉奸领袖，在东北出头维持局面，因此关东军的少壮派军官板恒、石原、土肥原与军部特使建川，在沈阳的日本领事馆内，进行了一系列有关如何占领中国东北的历史性策略研商。

　　事实上，在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关东军就已经迫不及待依照自己的占计划，派遣日本军政的人员，出任所占领地方的行政长官，例如日本关东军的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就正式出任奉天（沈阳）市长，一群日侨也接管了市政府，分别出任市政府的各级主管。这已清楚地暴露出九一八事变的本质，就是关东军自导自演的侵略行动。因为当时日本政府还在搞不扩大方针，它也没有宣布要占领中国的东北，就连关东军本身也不过表示其军事行动，是为了护路安侨而采取自卫措施，因此如何会出现由关东军自己任命一批日本人，出任中国领土的地方行政首长？土肥原出任奉天市长的消息，当然引起日本军部与政府的惊讶，立刻去电要求关东军“自制”，因为日本所有掩饰侵略中国的手法，就快要被关东军“吃相难看”的侵略行动，弄成一场穿帮的闹剧了。

　　而在建川与关东军少壮派军官长经过彻夜的政策辩论之后，在考虑到国际环境的压力、东北人民的反抗、关东军兵力不足、需要一批汉奸帮忙等因素下，石原莞尔终于卖建川学长一个面子（因为建川根本没有达成原先压制关东军行动的特使任务），愿意放弃日本直接统治中国东北的计划，而建川也做出妥协，不坚持指派一名汉奸领袖出头维持一个在形式上属于中国，但事实上是亲日的傀儡政权。最后双方各自退让一步，接受由土肥原所提出折衷的建议，决定推出一个由日本政府幕后操纵，但是脱离中华民国的主权架构，而由满清逊帝溥仪所领导的独立政府，并为它取了个名字，叫“满洲国”（Manchukuo）。

　　这个决定日本如何占领中国东北的历史性大计，就由这几名日本少壮派军人私下讨论而决定了。根据这个计划的原则，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立刻[1]召开参谋会议，通过了更为详细的计划细节，然后呈请司令官本庄繁认可。这时候司令官本庄繁，已是整个满洲事变的主导人物了，他立刻与朝鲜总督宇恒一成，南满铁路总裁内田康哉协商，决定了所谓收拾满、蒙问题的三原则：一、满蒙与中国分离。二、扶植中国亲日人士组织傀儡政府。三、日本实际控制中国东北所有的军政与经济大权。

　　这个计划由宇恒一成等人先带回日本进行沟通，日本新任犬养政府，就遣前陆相南次郎，到中国东北，了解关东军的政治安排。此时在关东军“宣扬皇威”的大胜威势之下，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已经得到多数日本民意的支持，日本军部与政府也就完全照章的接受了关东军的“满洲国”计划，日皇裕仁因此还特别破例召见关东军高级参谋板恒征四郎，听取关东军所导演的满洲国计划；在日皇的指示下，日本政府只有完全支持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所提的“满、蒙三原则”。因此这个三原则完全主导了日本政府对中国东北的政策立场，也成为建立满洲国这个“子虚乌有”国家的政策根据。

　　8.2　日本全力炮制的傀儡王朝

　　甚至在日本政府还没有接受建立满洲国的政策之前，关东军就已经自己动手推动这个政策，由土肥原与板恒分头开始行动。土肥原在十月二十七日回到天津，进行“劫持”溥仪的计划。虽然在当时，日本外相币原曾经急电日本驻天津领事馆，要求总领事桑岛设法阻止土肥原的计划，以免影响到日本正与国联交涉的立场，但是当时单是以币原外相的力量，是不可能牵制得住关东军的决定了。土肥原在十一月二日与溥仪进行接触，使用所有威胁利　诱的手法，以及欺骗耍赖的伎俩，要溥仪离开天津，到东北立国，溥仪在贪　恋权位的野心支配下，于十一月十一日，化妆成为日本军人，在日本制造天津动乱的掩护下，与日本特务潜离天津，乘船经营口在转赴旅顺，从此溥仪就失去了一切的自由，沦为日本人操纵的政治傀儡。而板恒则立刻在关东军内设立“自治部”，开始在各方面招纳汉奸，在中国的东北，大搞各种无奇不有的独立自治运动，当然所有的独立与自治，其实都是日本人控制的傀儡机构，而所有自治的组织机构，都开始大力地推动满洲国立国运动。

　　虽然溥仪到了旅顺之后，就已经发现日本人的野心所在，根本不是诚心帮助他重建满清王朝，而是把他当成“满奸傀儡”，但是他既然人已在关东军的控制之中，要想不答应关东军的条件，也是到了身不由己的地步，因为在当时，别说溥仪无力反抗关东军的意志，就连日皇、日本政府与军部，也都要附和着关东军的意见行事，去无中生有地搞出个满洲国来，而关东军当时甚至准备推出溥仪的弟弟溥伟，当作以防万一的“备胎”。

　　于是溥仪、汉奸群，以及日本政府与军部，都在关东军的主导之下，配合历史荒唐闹剧满洲国的上演。在一九三二年的三月一日，满洲国正式成立，三月九日，溥仪先当满洲国的执政，一年后再继任皇帝，定都长春，改名新京，年号康德。当时满洲国的汉奸领袖们，包括国务院总理郑孝胥，臧式毅（原辽宁省长），熙洽（原吉林代省长），张景惠（原哈尔滨特区首长）等。在满洲国成立的同时，溥仪也与关东军签下了一系列的卖国条约，这些条约承认日本在满洲国内，控制一切的军政、外交、交通与经济资源开发的特权，一个莫名其妙的“国家”，就此由日本关东军一手导演，无中生有的“独立”了。满洲国也就成为日本未来占领中国的政治统治模板，日本即将要陆续在中国成立一系列的分裂傀儡国家。关东军绝对没有想到自己这种政治创作的“天才”产品，后来会成为日本无法摆脱中国战略泥沼的致命因素，最后日本除了走上亡国之外，没有其它的选择。

　　8.3　日本悍然拒绝李顿报告

　　号称维护国际社会和平的国联，在九一八事变后一连三次决议要求日本撤兵无效之后，只有玩弄缓兵之计，自找个下台阶。国联在十二月十日与日本政府达成协议，决定派遣调查团到中国东北，实际了解事件真相。而当国联的调查团，由英国的李顿（Lord Lytton）率领，到达中国东北时，满洲国已经由日本炮制下登场，日本政府竟然设法塑造自己“大仁大义”的国际形象，说日本完全是为了支持中国东北人民要求独立自治的意愿，而出兵“义助”溥仪成立满洲国。

　　但是就在李顿调查团在东北进行活动之时，东北的抗日义勇军，仍然在东北的各地，风起云涌般的与日本进行浴血作战；而东北人民也设法告知调查团，九一八事变的真相以及人民真正的意愿，因此李顿调查团当然了解日本军阀的野心与血腥的手腕，但是这个调查团也不敢开罪日本（当时日本已经扬言要退出国联），又同时想为西方国家争取在中国东北的利益，因此在一九三二年的十月，公布了一个自相矛盾、参杂了一部分真相与更多曲解事　实的报告。这个报告成为人类历史上，又一个国际组织（不论其来头有多响亮）无法主持正义的历史文献。

　　李顿调查团的报告结论是，承认中国对于东北拥有主权，也发现九一八事变是个预谋的军事行动，并且指出整个行动早已超出护路保侨的自卫范围，甚至表示满洲国根本得不到东北人民的支持，全靠日本军队的护持。但是这份报告竟然也包括赞赏日本在东北所作的各种“建设与贡献”（其实是侵占、掠夺中国的资源与领土），以及同意日本在南满所拥有的各种特权，认为中国抵制日本产品，准备收回日本的特权，都是造成日本发动军事行动的起因。

　　这个报告所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可以说是荒唐之极，它表示承认中国拥有东北的空头主权，但是要求把中国东北的行政权，交给国际强权共管让国际强权来共同开发与分享中国东北的所有资源（当然日本拥有较高的比率），真是不知道这种建议是根据何种道理或国际法？国联竟然这样对待中国这个拥有主权的会员国，国联还能成为国际正义与和平的维护者吗？难怪二次世界大战是无法避免了。

　　里顿的报告，其实根本是反映西方国家对瓜分中国东北利益的兴趣而已。国民政府当然表示不能接受，日本军部更是不可能吐出这个自己独占的禁脔，而此时的日本政府，已经是日本军部的傀儡了。因此在一九三三年，国联的十九国委员会通过李顿报告书、拒绝承认满洲国之后，日本干脆进一步的宣布退出国联，自己张罗未来继续侵略中国的行动。

　　8.4　满洲国对中、日历史决战之影响

　　满洲国的拼凑建立，是造成中日两国日后关系的发展，除了走向最后决战之外，无法达成任何外交妥协的基本原因。因为东北是中国的领土，任何　一个中国政府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承认满洲国的；同时日本自有历史以来，也从来没有得到如此一块资源丰富的江山，所以日本政府是绝对不可能“舍得”放弃满洲国，九一八事变演变到满洲国的出现，就已经注定中日之间最后的全面战争是无法避免的了。

　　由于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而且制造了一个满洲国，破坏了国际强权在中国的“利益均衡”原则，因此结下了日本在国际社会孤立的危机。当时日本政府与军部最为担心的，就是苏联政府的态度，因为自从日俄战争之后，日本政府很清楚地知道，日、俄迟早会在爆发一场决战。事实上，石原等人决定夺取中国东北，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为了未来日俄决战的布局先取得优势；而日本参谋本部当时多次动用临参命控制关东军在北满的行动，主要原因也是担心苏联的军事干预。

　　不料，斯大林的布局更是高人一等，竟然一方面默许日本关东军的占领整个中国东北，一方面又支持东北义勇军的抗日行动，虽然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会给苏联在远东地区造成战略上的极大压力，但是斯大林宁可牺牲这个局的战略利益，以换取中国与日本为此结下决战的历史情结，当然他也同时设法将美国推向与日本发生冲突的方向。在一九三五年，苏联干脆把中东铁路的利益卖给日本、完全放弃在北满的利益与驻军，让日本能够完完全全控制满洲国，并可以放心南下侵略中国的中原，来换取日后日本与中国、美国之间的冲突。斯大林长期战略布局的狠毒，在当时的世界真是无人能及。

　　而美国一向主张列强各国在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对于日本占领中国的东北，破坏各国在中国的利益均衡，自然感到不满。美国起先寄望日本政府能够压制军部与关东军的军事行动，但是在日本制造满洲国之后，美国总统胡佛（Herbert Hoover）的国务卿史丁生（Henry L.Stimson）在一九三二年一月七日，正式发表外交文件，指责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并且确立“不承认主义”（nonrecognition doctrine），美国政府拒绝承认任何东北主权的改变。但是其它的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在绥靖主义迷漫的状况下，虽然不愿承认日本所控制的满洲国，但是也不敢得罪日本，都不愿公开支持美国的这项立场。这样缺乏国际正义的政治现实，不但造成中国只有单独对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进行孤军奋战，最终也给国际社会带来无法避免的世界大战之危机第九章、划时代的历史巨变

　　检讨九一八事变的内涵与影响，真可以说是人类近代历史上，最大战争悲剧的起源，它是引导全球走向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划时代事件。因为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东亚强权的日本，从此逐步地沦为由军人来控制大政方针的国家，日皇与日本政府都逐步成为这些军阀的帮凶与傀儡。同时中国民族主义的力量则开始复苏，逐渐地产生了巨大无比的能量，支撑中国完成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近代中国复兴与国家认同发展之基础。西方国家因为没有在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做出阻止日本的侵略行动，而失去了防止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先机，最后让全球人类付出无法弥补的历史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