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朽的光荣——第二次中日战争史》■ 郑浪平 著

百城客

　　若是以作战的观点来看，百团大战对于抗日战争是一个值得推广的战争经验，因为充分利用了游击战的优点，打击与消耗日军的实力，但是却违背了共军“优先发展“的最高战略原则，所以中共中央决定绝对“下不为例“。后来虽然共军进一步发展到可以同时发动好几个百团大战的实力，但是八路军再也没有进行大规模主动抗日的作战了。

　　在研究抗日战争历史之中，究竟中国共产党扮演怎样的一个角色，一直是非常引起争议的问题，因为在历史的层面而言，中国共产党最先旗帜鲜明地推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吸引了许多知识分子、学生、工人的热情支持，成功地打响了抗日的文宣战，唤起了抗日的民气。但是也促使国民政府不得不提前抗日的不利局面。

　　但是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中国共产党虽然能够主动以宣传出击，并且在国际社会中，成功地制造了大量的抗日文宣，配合国际社会削弱、扭曲中国抗日真相的立场，塑造成为一个印象，渲染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抗日主力“，也就把中国的抗日战争，归纳为不过是打了就跑的游击战，所以中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略贡献，也仅能是无足轻重的游击骚扰作战（即“麻雀战争“）。

　　29.1　抛开政治的包袱、面对抗日历史的真相

　　这个错误的印象，对于中国整个抗日战争的历史真相而言，是非常不公平的。因为中国抗日战争是全面的作战，中国的军队仍然守住超过三分之二的领土，中国军队甚至可以在大型会战之中，与日军的主力进行硬碰硬的作战，多次使得日军主力的进攻遭到严重的挫败。

　　无论中国共产党如何宣传，八路军在抗日时的表现是多么英勇（当然有不少的战斗是真实而且惨烈的），但是中共所无法改变的事实是，当时中共的军力实在有限，在全力“发展“的最高政策指导下，对于日军只是采取最低限度的游击战打法。虽然我们不能排除、更不能抹杀共军当中一些个别的抗日行动（写作本书的动机就是要完全忠于历史的事实），共军游击战的牺牲也是一样的惨烈，同时在整个中日战争中，游击战也有战略牵制作用存在，不过究竟与正规的、硬碰硬的大兵团作战相比起来，还只是配合的因素。中国战区从头到尾真正的硬仗，是由蒋介石所指挥的国军所负责，盟国是与国民政府组成四强为首的联合国，日军是向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投降。

　　问题是，在后来的国共战争中，中共取得胜利，为了消除人民对于国民党与蒋介石的“记忆“，当然要在抗日战争的史实上，有些“调整“，而不愿让中国人民记得，蒋介石是如何坚苦卓绝的领导抗日，与国民政府是如何以实力成为全球的四强，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奋斗中，如何把列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不平等条约一律撤销。这样强调共产党为抗日中心的政治化“抗战历史“，就使得许多的中国人民对于抗日战争，失去了史实的焦点，中国人民英勇的历史贡献便沦为不完整的政治文宣了。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最大的问题，除了是基本的武器装备以及军队训练素质落后日本很多之外，中国总体国力与财力，更是无法与已经现代化的日本比较。此外，中国对内无法团结一致，对外难以争取到友邦鼎力的支持，都是造成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特别严重的原因。

　　在日本侵略凶焰不断进逼，非要彻底灭亡中国的压力之下，国际社会可以说是表现出一幅爱莫能助、隔岸观火的态度，这时只有与日本有世仇与利害直接冲突的苏联，还能对中国提供一些有限的援助，因此蒋介石明知苏联侵略中国的野心，其实超过于日本，但是除了采取联苏抗日的政策之外，也别无他法。当时中国的处境是如此的危机四伏，唯一能够暂时帮忙中国的，竟然是另外一个企图侵略中国的“敌人“。为了准备抗日竟需要这种饮鸩止渴的做法，可见中国面对的国际社会是多么地现实与冷酷。

　　29.2　共军抗日独树一帜

　　但苏联的条件就是要容共，在全面抗战的前夕，中国共产党充分掌握抗日的文宣，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全中国人民与所有的团体，不分党派共同抗日。中共的这个口号与政策，获得广大人民与舆情的支持，因此就算蒋介石对于中国共产党再有不同的意见，也不得不在寻求苏联援助的压力，以及广大民意的要求下，将中共纳入抗日的阵营之中。

　　因此在中日正式爆发全面的战争之后，蒋介石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与苏联终于达成军援中国的协议；两天后，国民政府正式授予中共部队八路军（后来又增加了新四军）的抗日部队番号。中国共产党与共军在过去多年来，一直在设法鼓动抗日风潮，发起各种的抗日运动，成为中国要求抗日的舆论领导者，但是却没有机会真正的与日军作战，直到接受收编之后，才加入正面抗日的战斗序列之中，和日军真正地进行作战。

　　当时八路军的战斗序列番号是十八集团军，配属在阎锡山指挥的第二战区，进行抗日作战。八路军的一一五师，首先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参加过平型关作战，负责在战线后的游击战，伏击到日军的一支运输中队，获得了奇袭的战果。但是之后中共的部队，就自行独立发展与运作，对于国民政府军委会或是第二战区司令部的命令，最多只是采取参考的立场，并不一定遵照命令行事，多半也不和国民政府其它部队一起协同作战，而是自己独立作战，当然更多的时间是在发展与壮大无产阶级革命的队伍。

　　八路军之所以会独树一帜，进行自己的抗日战争，主要原因是，国、共两党基本互信不足，以及共产党列宁专政教条的影响。共产党绝不会与其它政治团体平起平坐地进行政治竞争，以争取民意支持而交替执政。共产党进行的是“革命“，目的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所以当时共产党只有两种可能的政治地位：一个是在未执政时的“地下党“。抗日战争是一个重要建党与建军的革命过程，当时共产党抗日终极的意义，并非保卫中华民族利益，而是反击无产阶级革命的所有敌人，中国共产党只是藉着抗日统一民族战线为手段，来达成最终之无产阶级专政目标。

　　从抗日战争的历史来看，八路军几乎没有在抗日战争重大的战役中出现过，更别说担任主要作战的角色了。这当然不能代表中共的军队，完全没有参与抗日的战争，但这却代表中共的部队，没有主动参与对抗日军的“战略性作战“。八路军的组织力强、运动能力高，擅长控制与发展的策略，有着绝处逢生、无孔不入的超强本领，到处都可以建立游击基地与收编部队。

　　八路军前身是从井岗山起家的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磨炼，打游击己成了八路军的专长绝技，共军的游击战可以说是发展到“超微化“，甚至一个班、一个排的兵力，都可以进行游击与破坏战。但是，除非是遭到日本军队的扫荡攻击，八路军很少对日进行营级以上部队的攻坚作战，共军以发展与扩张实力，做为抗日战争期间的优先策略，而不是针对日军主动进行猛攻猛打的作战，在国民政府对日军正面攻击的会战中，共军几乎是采取置身事外的态度。

　　因为八路军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其历史使命是要推动无产阶级革命，而日本的法西斯军国主义，正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之一，所有八路军会与日军作战；但是打击日军并非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目标，如何壮大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以完成无产阶级专政，才是共军的历史任务，所以共军的抗日方针，是以发展为优先的。

　　当时八路军既打日本人，也整合收编其它的武力，当然在必要时，也会消灭其它国民政府的抗日队伍，因为“他们“同样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当然国民政府的部队，也对八路军采取反击，后来在许多地区，造成国共部队之间的对立，比对日军还要严重[1]。

　　要论八路军在八年抗战中，唯一能够称得上战略性攻击的作战，应该就是相当有争议的“百团大战“了，这是发生在一九四○年八月到十二月间，八路军在没有得到延安总部正式批准下，自行主动地在山西与河北铁路沿线一带，对日军进行主动、多点多线的攻击作战。

　　基本上，以“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来形容共军在正式参加抗日作战的八年表现，颇有深刻的见解，因为在整个全面抗日战争的八年期间共军从一九三七年的两万八千人，发展到一九四五年的八十九万人；从只在陕北的一点基地，扩张到华北、内蒙与东北，甚至在江南与广东，都有共军的据点，在抗日战争严重消耗中，可以说是成长惊人。因此不能避免的结论就是，在抗日战争中，共军必然是全力发展而非全力作战，才能有此惊人的成长效果。

　　在中日全面的战争历史中，总共进行二十二次的会战中（双方动员兵力在十万人以上的作战），共军根本没有在一次的会战中，扮演过担纲的角色；在一千一百十七次的重要战役中（双方参战兵力在一万人以上的作战），共军也很难拿出平型关作战之外的实例，可以列入对日重要战役的历史之中，当然共军在平型关作战中，也只是参与其中一次助攻性质的伏击战而已，并非担任作战的主力[2]。

　　29.3　日军的“治安肃正“及“三光政策“

　　那么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共军真正在那里？根据历史史实所提供的答案是，共军在抗日的游击战中，是扮演了一个相当份量的角色，八路军的游击战给予日本华北方面军，带来相当严重的牵制与消耗，造成日本华北方面军，进行了多次的“治安肃正“作战，最后甚至采用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来对付以八路军为主的华北抗日游击队。但是在整个抗日战争的战略上，共军多半只进行小规模的游击战，或是属于被动的“被扫荡“反击，而非主动的战略出击。只有共军的百团大战，可以说是唯一例外。

　　日军在攻占武汉之后，发现蒋介石虽然败退到中国西南边区，但是仍然拒绝向日本投降，因此日本决定扶植汉奸政权，进行以战养战以及以华制华的战略。问题是日本人可以用威胁利诱的方式，找到一些愿意出卖国家民族的败类，但是这些汉奸所组成的政府，却得不到人民的信任与支持，因此效率极低。更大的问题是，由于各种游击队与敌人地下组织的兴起，有效牵制了汉奸政权的运作，这些汉奸政权一旦离开日军的火力支持范围，几乎就完全失去了作用，而且游击队与敌后的地下组织，对于汉奸政权人员与家属的威胁，也是造成伪政权无法展开运作的重大原因。

　　因此日本以华制华的策略推行得非常不顺利，也就影响到日本以战养战的战略目标，所有日军决定要针对中国的抗日游击队，进行彻底的扫荡，而中国敌后地区的游击队，又以中共的组织，发展得最为快速，中共游击队的作战能力与生存韧性也最为强劲。所以日军大本营要求华北方面军，在游击队活动最多的地区，特别制定了“治安肃正“作战方案，以彻底扫荡中国游击队的活动，以为日本所扶植的汉奸政权，设立一个可以运作的环境。

　　日本华北方面军的治安肃正作战方案，总共分为三期进行，先后由三个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杉山元、多田骏、冈村宁次来执行。日本整个华北方面军的部队，几乎全体动员，北起内蒙的长城线，西到山西高原，南到淮河流域，总共包括了内蒙、河北、山西、河南、山东、江苏、安徽等地，对于游击队进行全面扫荡。

　　这时，日军才真正领教到八路军游击队的作战能力，灵活变化、出没无常、攻势凌厉、韧性极强。日军追击时，还会随时遭到游击队的反包围与反突击，造成治安肃正作战的成功相当有限，日军的伤亡与损失，则是相对的增加。特别是在冈村宁次出任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后，对于如何扫荡八路军的游击队，有着极其凶狠与残酷的手法，以杀光、烧光与抢光的三光政策，一度让华北八路军游击队活跃地区的人口，大幅下降，平民的死伤与损失，远远超过日军与游击队总和的几千倍。

　　29.4　游击战付出的人民成本极大

　　日军与共军在华北地区的作战，多是游击与扫荡战，双方主力对阵的机会很少，但是长途跋涉的运动战，却造成了颇多的伤亡，特别是老百姓的损失更大。因为游击战的一个特征，是“军民一体“的分进合击作战，所以日军反击起来，也就军民不分的“一体消灭“。这就是说中国人民为了支持中共的游击战，所付出生命与财产的代价，远远超过支持国民党的正规作战。游击战能够以小搏大，除了它灵活的战斗特性之外，另外的原因是，人民也成为作战的主要贡献者与牺牲者。

　　日军在与八路军的作战中，阵亡的最高军阶军官，是日军的第二混成旅团长阿部规秀少将（阶级相当于中国的师长）。在一九三九年九月，该部日军奉华北方面军的命令，执行治安肃正的作战计划，在晋、察边区一带，追击八路军游击队。十月中，旅团长阿部亲率部队，深入山区追击。结果日军第二混成旅团的一支五百人的部队，被八路军杨成武部，在雁宿崖设下埋伏而歼灭。

　　阿部规秀在接到日军遭到围歼的惨败报告之后，急于报仇以挽回军威，于是不顾一切地孤军继续追击共军；十一月六日，阿部所率领的日军，在黄土岭再度遭到八路军杨成武的包围，阿部在混乱中下令突围，在七日下午，阿部规秀中弹阵亡。阿部规秀少将（被追赠中将军阶）的战死，曾经造成日本华北方面军的震动。这是八路军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所击毙的最高军阶日军将领。国民政府军队所击毙的日军最高将领，是十一军军长冢田攻中将（日军追赠大将军阶）。

　　共军在抗日作战中，阵亡的最高将领是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左权。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在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动员三个师团的兵力，由第一军司令官岩松义雄中将亲自指挥，进攻山西东南太行山的八路军总部，日军经过一系列的激战之后，攻占了八路军的总部郭家峪，八路军下令全面撤退转进；六月二日，日军在后续的追击战中，造成八路军的参谋长左权，在麻田被日军射杀。这是共军在抗日战争中，战死的最高将领。国民政府抗日作战牺牲的最高军阶将领是三十三集团军司令官张自忠上将，与三十六集团军司令官李家钰上将。

　　29.5　共军发动百团大战

　　一九四○年年中，在日军大举扫荡游击队的作战之下，属于八路军游击部队的活动区域，也遭到日军严重的压迫，因此八路军决定适时反击，以突破日军的扩大封锁线。一九四○年七月二十二日，在太行山运作的共军第十八集团军司令部，由军长朱德、副军长彭德怀、参谋长左权等人，在面对日军不断的扫荡与收缩游击队战线的压力之下，决定运用实力已经发展多时的共军，主动在正太铁路沿线，发动一次反击攻势，以突破日军的包围，并且检验共军扩编的战力。

　　这个主动攻击的命令，要求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一二○师师长贺龙、晋察冀军区聂荣臻率军参战。这次大规模的出击作战，事先没有正式呈报中共的中央军委会核准，但是毛泽东等军委会负责人也知道这个作战行动，不过并未加以阻止或是进入审查，当然也就没有正式的同意命令，毛泽东的意见是同意对日军进行反击，但是兵力尽量压缩在十五个团左右3。

　　这个命令指示如下：

　　由于“国际情势的变动、我西南国际交通被截断、国内困难增加，敌有于八月进攻西安，截断西北交通之消息“，“因此，我军应积极的行动，在华北战场上开展较大胜利的战斗，破坏敌人进攻西北的计划，创立显着的战绩。““为打破敌之囚笼政策，决定乘目前青纱帐和雨季时节，利于隐蔽及不利于日军机械化作战，争取晋冀察、晋西北、晋东南扫荡比较缓和，正太路较为空虚的有利时机，大举破袭正太路“。

　　因此这次战役最初的目的，原先只是准备调动共军一二九、一二○师与晋察冀军区的部队，破坏正太铁路，截断交通线，打破日军封锁所做的主动攻击行动。当时八路军的各个部队，在接到命令之后，一二九师出动八个团，一二○师出动四个团，晋察冀军区出动十个团，总计二十二个团，参与破坏正太铁路的作战。一九四○年八月二十日，八路军的二十二个团，秘密地集结，在毫无消息走漏的情形下，突然对日军所控制的正太铁路，发动了全线与同步的攻击。而其它的八路军部队，也纷纷加入请战抗日的行列，最后所有参与作战的八路军，番号高达一百零五个团，共计十五万的兵力。

　　由于日军事前低估八路军的作战实力，也没有掌握到任何预警的情报，正太铁路线日军的兵力相当薄弱，因此在遭到八路军的突击之后，可以说是有些不知所措。因此八路军初步攻击进行的相当顺利，整条正太铁路的交通，几乎就在同一时间之内，多达十几处地方，都遭到了八路军的攻击、破坏而中断。八路军在正太路初期攻势的顺利，引起更多的共军要求加入作战，因此动员的兵力，就远超过原先的计划。

　　八路军在八月二十六日，向中共中央军委会的电报表示：“正太战役我使用兵力约百团，于二十日晚已经开始战斗，序战胜利已经取得，这次战役定名为百团大战，这是华北抗战以来，积极主动大规模向敌进攻之空前战役，应加紧扩大宣传“。

　　百团大战就这样成为八路军一次空前绝后的抗日文宣战题材。当时国民政府（在文革期间，百团大战以没有奉到正式命令就发动作战，而引起国民党的注意、日军的反击，与暴露共军实力等原因，成为整肃彭德怀的罪证之一。）正在节节败退之时，面对困坐愁城的低迷压力，对于任何有利于人心士气的战报，都会加以扩大的宣传，所有八路军发生百团大战的消息，当然成为全国性的宣传重点。

　　29.6　共军突击成功与日军的反击

　　而战事一旦展开，在华北的日军，突然遭到八路军的多处伏击，受到不少的损失与死伤。在惊魂甫定之后，日军的反应当然是惊怒交加，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立刻下令，方面军的所有部队，就地展开强烈的反击，而受到共军攻击的日本的第一军，以及统筹全局的华北方面军也立刻设法稳住战局与调动兵力，对八路军进行反扑。分散在此一地区的八路军各个部队，也就开始主动或是被动地参加全线的战斗。作战时间从一九四○年的八月二十日晚上八时开始，分成三个阶段展开，直到同年的十二月五日，八路军设法化整为零、退出战线为止。共军陆续参与这场作战的部队总数，前后加起来，达到了一百零五个团。

　　百团大战的第一阶段是一九四○年八月二十日到九月十日，主要的作战地点是正太铁路沿线。由聂荣臻所领导的晋察冀军区，前后总共出动四十六个团的兵力参战，分成三路纵队，破坏正太铁路东段。另外出动三十一个团，分头破坏北平与冀北所有的铁路交通路线，包括北宁铁路、平绥铁路、平汉铁路及津浦铁路，以牵制日军的部队调动，扰乱敌方对于战局的情报判断。在聂荣臻的指挥之下，日军在石家庄以北地区的全线铁路交通，都或多或少地遭到破坏与骚扰，而聂荣臻部的攻击重心，则是放在正太铁路的娘子关与井陉煤矿。

　　当时聂荣臻的战报指出，八路军曾经在八月二十一日占领娘子关与井陉煤矿，与日军的第四与八独立混成旅团作战，并且先后攻克或是包围日军的大小据点数十个。当然八路军主要的目的是运动战与破坏战，因此攻克之据点多半在破坏之后，将可以运用的器材物资带走，在几个小时、最多一两天后，立刻加以放弃。事实上，八路军并未完全地攻克娘子关，只是攻进娘子关，占领部分地区，由于与日军休假的部队遭遇，因此高估了日军的兵力，不敢全力深入，日本的援军也优先赶往支持，造成八路军迅速退却。

　　而由刘伯承指挥的八路军晋冀鲁豫军区，总共出动四十七个团，主要目标是正太铁路中段，阳泉到榆次的交通线，另外同步攻击平汉铁路、同蒲铁路与德石铁路，在主攻作战中，刘伯承主力攻占正太铁路狮瑙山的制高点，居高临下以攻击阳泉；日军则是奉命全力反击，结果八路军与日军在此爆发了九昼夜的激战，日军动用飞机轰炸以及炮兵支持攻击，八路军也以程度不等的攻势，袭击阳泉附近的日军交通据点。由陈再道率领的八路军部队，成功地摧毁了德彰机场的日本飞机三架，由陈庚指挥的部队在山西的双峰伏击日军，造成日军三十六师团的永野支队的支队长永野中佐阵亡。这是百团大战中，八路军与日军作战最为激烈的几场战斗事件。

　　由贺龙指挥的共军晋绥军区部队，其出动二十二个团兵力，在山西境内，攻击与破坏同蒲铁路以及牵制太原日军。这些军事行动，多是属于破坏作战与牵制作战，八路军打了就跑，与日军并无直接激烈的攻坚作战。

　　日军在遭到八路军的突如其来的攻击之后，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立刻组成反击兵力，一方面设法收复所有遭到八路军攻占的据点，修复被破坏的铁路、公路、桥梁与电话线，一方面更是要找出八路军的主力，给予反制与打击。但是日军发现，八路军的地区控制极其成功，人民与军队配合程度极高，日军根本难以得到情报与后勤支持，因此参与扫荡作战的日军，多半是扑空而返。同时八路军的运动与组织，都非常的灵活与具有弹性，所以日军无法在短期内，对八路军进行有力的打击。

　　当日军的扫荡作战才刚刚的结束，八路军的第二阶段攻势，又在九月二十日展开，这回八路军减少攻坚作战，增加运动战与破坏战，并且将作战地区扩散。其中爆发激战的主要作战地区，在山西东南的榆社县、辽县一带，以及在山西到察哈尔的蔚县与涿鹿一带。日军阵地遭到相当程度的破坏，特别是八路军杨成武部，在插箭岭的攻击，与日军作战七昼夜，日军遭到相当程度的伤亡。

　　于是日军只有再度组成扫荡作战的兵力，对山西、河北一带的八路军控制的地区，进行追击与扫荡作战，这次日军的攻势，虽然没有捕捉到八路军的主力部队，但是对于八路军的根据地，进行了相当彻底的破坏。

　　而后在日军结束扫荡作战之后，八路军再度对回防的日军进行破坏与骚扰作战，由于这次的作战，属于尾声的攻势，因此八路军并无主要的攻击目标，而只要是给予日军更多的牵制与骚扰而已。不过从此日本的华北方面军，就开始详细研究八路军的组织与战术，进行长期、主动的扫荡作战，加强日军的“治安肃正“方案；日军也把八路军的游击战，当成一个相当困扰与具有威胁的敌对目标看待。

　　29.7　百团作战的检讨

　　综观一九四○年下半年，整个八路军的百团作战，前后历时三个半月，总共动员了十五万人的兵力，参战部队的番号，最高达一百零五个团，在华北的四个省区，进行同步攻击的游击战、破坏战与攻坚战，由于事先保密的成功，因此收到了奇袭的效果，日军的反击也遭到牵制，一度使日军陷入了困惑与被动的状态，算是八路军相当成功的一次主动出击作战，不过作战的性质，仍然是多场的游击战所串连而成的作战。

　　若是以作战的观点来看，百团大战对于抗日战争是一个值得推广的战争经验，因为充分利用了游击战的优点，打击与消耗日军的实力，但是却违背了共军优先发展的最高战略原则，所以中共中央决定绝对“下不为例“。后来虽然共军进一步发展到可以同时发动好几个百团大战的实力，但是八路军再也没有进行大规模主动抗日的作战了。

　　特别是在一九四一年之后，中共的“老大哥“苏联主动与日本签下互不侵犯的日苏中立条约，共军就更缺少主动抗日的动机了。既然老大哥都决定与阶级敌人日本法西斯军阀“和平共存“，共享瓜分中国蒙古与东北的利益，那么中共更没有必要主动地抗日，而破坏老大哥与日本的蜜月。此时日军正需要大量抽调在华的部队前往南洋作战，在共军停止主动出击的态势之下，日军自然从关东军与华北方面军中抽调走作战部队，共军也乐得压力减少，而且发展更方便，但这样共同抗日的阵线就出现了更大的缺口。

　　29.8　国共之间的冲突

　　在整个国共合作抗日的历史中，国共之间，很快的就失去了互信，彼此不但不能进行协同的抗日作战，反而坐视日军消灭友军，甚至双方进行“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地盘争夺战。蒋介石最多曾经将二十师的部队，交给胡宗南，负责监视与包围陕北的共军延安总部，当然也在防止日军由山西渡黄河进攻陕西4。在黄河以北地区，八路军的发展更是迅速，不但与日军发生冲突，也利用机会消灭国民政府的部队，逐渐成为控制华北地区的主要武装力量之一；这类国共的军事冲突，也蔓延到共军新四军在长江南北活动的地区。

　　根据重庆军委会所接到的报告显示，国民政府的部队曾经遭到共军近千次的攻击，其中以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共军在河北大破张荫梧、乔明礼部，造成在河北敌后国民政府的游击队与民军力量，完全被共军收编与压制。一九三九年九月，在山东地区的国民政府敌后作战部队，也遭到共军大规模的收编与围剿，造成国民政府在山东的军政力量完全瘫痪。一九四○年三月，共军的活动力量大增，迫使国民政府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完全失去河北的运作空间，而退到山西。一九四○年共军再度围攻山东的孙良诚、高树勋部。一九四○年十月，共军又在江苏北部攻击国民政府部队，造成黄桥事件，国民政府江苏省副主席韩德勤受到共军围攻，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殉职。

　　29.9　新四军事件

　　在国共之间冲突日趋激烈之后，共军的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兵力，逐渐在黄河与长江之间的地区发展回合，由于每次的国共部队发生冲突，双方都自认有理，重庆很难做出让冲突两边都能接受的判断，因此经过多次交涉之后，重庆方面，干脆准备把黄河以北的敌后游击区，全部交给共军经营，以避免国、共部队继续发生冲突。因此在一九四○年十月，重庆下令在江南地区活动的新四军，全部渡江北上，但是新四军一再抗命与拖延。同时由于新四军与其它国民政府的抗日部队，早已发生多次的严重冲突，彼此结下了极大的新仇旧恨，使得这个调动的安排，结果竟造成了皖南的“新四军事件“。

　　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部分新四军（属于军直属部队）在皖南准备渡江之时，突然与国民政府的第三战区其它部队，发生全面的军事冲突，延安方面认为，新四军是遭到国民政府部队设下圈套的伏击，新四军军长叶挺与五（4此时作者先父在胡宗南的指挥下的部队任职，颇能了解国共之间雍兵对峙的过程，以及彼此之间玩弄的手段。）千人被俘，国民政府以新四军经常不服从国民政府的命令，且多次与其它国民政府的抗日部队爆发过冲突为理由，决定就此解散新四军。但是延安激烈反对，于是自己重新任命陈毅为新四军军长，继续在长江两岸发展运作，国共之间的军事冲突因而更加严重。

　　我们很难去判断国共之间许多冲突真正的是与非，不过国共在本质上的差异与对立，是造成在抗日战争期间，爆发国共相互冲突的主要原因。国民党不希望共军藉着抗日而发展壮大，共军当然也不能接受国民党限制它发展的约束，所以双方冲突不断。

　　就多数冲突事件而论，应该是共军采取主动的成分居多：因为国民政府的部队，一样是共军推动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与日军没有什么重大的分别。共军要发展，当然就要扩张地盘与收编军力，故不会放过实力落单的重庆部队；另一方面，与共军冲突的国民政府部队，大多数并非蒋介石的中央军系统之嫡系部队，它们并没有强烈的反共意识形态，就算蒋介石下命令要它们消灭异己，这些部队也不太会忠实地执行这种命令，因此多数的冲突应该是共军主动动手。当然也会有国民政府部队反击共军的个案，这也是因为彼此利害冲突之宿怨所累积造成的互相残杀。

　　事实上，国共之间的冲突，是从敌后游击区，扩大到中国外交的战线上，苏联当然是共军主要的支持者。此外，国际共产党的支持与同情者，在中国战区成立后，进一步地渗入中国战区，在中国与盟国的政治、军事合作中，制造与扩大彼此间矛盾的文宣、报导。尤其在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身边的政治顾问，都是与延安来往密切，思想左倾的美国外交人员。在他们大力的影响下，造成美国政府经常以国共之间的各种问题，来胁迫蒋介石退让，使得国家强权延后援助中国，有了更多的借口。

　　甚至连日军也很快地发现到，国、共的抗日战线，已经出现了可以利用的强烈矛盾。日本在一九四四年发动“一号作战计划“的攻势中，日军就充分利用这个有利的对立与矛盾，放胆猛攻国民政府的战线，造成了中国战区几乎崩溃的危机，也就使得盟国共谋出卖中国的雅而达密约，成为无法避免的历史命运。

　　共军之所以能够在抗日战争中，通过挑战与压力而发展壮大，最大的原因之一，就是共军同时在占领区推动土改与党政建设，从社会与经济的基本架构着手，建立一个可以彻底动员与运作的总体作战体系（或叫做“人民战争体系“）。这个军民一体的架构，能将所有力量都发挥到作战上面。这种总体作战的结构使得共军储备了极强的战争潜力。但同一时期，国民政府的部队一直负担抵抗日军的正面打击，在国内政治分解、经济枯竭、社会动摇以及军力再遭到日军最后孤注一掷打击的耗损之下，出现了摇摇欲坠的危机，也就给国际强权一个合作出卖中国的机会。

　　29.10　苏联红军全力支持共军在东北发展

　　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八路军更是利用接收与复员的机会，全面地扩张，迅速将不少伪军部队与武器装备也纳入扩张的部队之中；此外，八路军更利用苏联红军进入东北的机会，迅速尾随红军，大举进入了内蒙与东北，抢先建立起共军在东北的武力；苏联红军也陆续移交大批关东军的武器装备给八路军（并且断然拒绝中国政府使用旅顺、大连的港口，使得国军无法及时运送部队进入东北与进行接收工作），于是八路军很快地拥有了东北、华北与内蒙的广大地盘，以及经由收编伪军、游击队来扩张的军力，在抗战胜利之后，就有与国民政府分庭抗礼的武装实力了。

　　本书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历史，初步的归纳是，在准备抗日时期，中共以灵活的文宣与组织，深入中国的群众基层，加速凝聚中华民族共同抗日的民族意识，是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力，但是也促使中国无法在卢沟桥事件上退让，而在没有准备好的状况下，提前与日军进行全面作战。而在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之后，中国共产党把握了历史的机遇，极力地扩张武力，虽然在过程中，的确是与日军进行了不少的浴血作战，也有着牵制与消耗日军的真实贡献，但是中共与日军爆发的各种游击战争，主要是因为共军扩张与求生存而引发的冲突，其目的并非在战略上主动打击与消灭日军；仅有的例外是发生在一九四○年下半部的“百团大战“，却也是一次下不为例的绝响。

　　也许这样的历史事实陈述，恐怕会令一些政治立场不同的中国人难以接受。但是根据历史的事实，就只能得到这样的结论。面对所有为抗日而牺牲的中国军民，历史的真相是不容扭曲的。

　　附注：

　　[1] 作者先父就是因为发现共产党的这种发展远重于抗日的策略，因而退出共产党组织的抗日队伍，转投国民党的抗日部队。只在陕北的一点基地，扩张到华北、内蒙与东北，甚至在江南与广东，都有共军的据点，在抗日战争严重消耗中，可以说是成长惊人。因此不能避免的结论就是，在抗日战争中，共军必然是全力发展而非全力作战，才能有此惊人的成长效果。

　　[2] 关于平型关作战的历史真相，请参考第二十一章。

　　[3] 在文革期间，百团大战以没有奉到正式命令就发动作战，而引起国民党的注意、日军的反击，与暴露共军实力等原因，成为整肃彭德怀的罪证之一。

　　[4] 此时作者先父在胡宗南的指挥下的部队任职，颇能了解国共之间雍兵对峙的过程，以及彼此之间玩弄的手段。

百城客

　　整个中日战争期间，滇缅作战是华军唯一在中国领土之外，所打的主要会战。滇缅作战主要的战略任务，是要维持与打通中国西南的对外通路，使中国能够输入作战的资源，继续进行反法西斯的圣战。

　　而为了打通这条维持中国战力的国际通路，中国冒着极大的危险，付出极高的代价。令人非常感慨的是，其实这个作战并不是绝对必要的，只是因为“盟国”苏联主动切断了中国的西北通路，才迫使中国付出了超过其国力所及的代价，在缅甸的热带丛林对日军作战。由于英国一再地设下战略圈套，美国又经常搞错作战目标，因此滇缅作战，不单几乎耗竭了中国本来就不足的战力，甚至还造成中国差点亡在侵略者铁蹄下的历史悲剧。中国军队在滇缅地区的作战行动，依时间可以分成两次作战，第一次是一九四二年三月，当时日本大军开始横扫南洋，中国派军企图协助英军防守缅甸。由于盟国之间的猜忌以及政治的斗争运作，华军成为第一次滇缅作战的最大牺牲品。第二次是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开始，英、美盟国更是违反协议，强迫中国将最精锐的美援装备的部队，投入缅甸北部作战，完全消耗浪费在缅北的野人山区，造成中国自身缺乏兵力，无法在中国战区迎击日军发动的全面攻击。在缅甸的华军虽然大胜，但在中国自己的战场，华军却遭到日军最猛烈的打击，战线一度几乎全面崩溃。自从全球对抗法西斯的作战合流以来，中国与盟国之间，为了“如何”与“何时”在缅甸作战，双方发生了极大的歧见与战略的争论，这些摩擦严重破坏了中国与盟国间的合作关系，更影响到华军对中国战区本身的防卫。综观两次滇缅作战所得之历史结论，就是国际强权从头到尾，都理所当然的把中国当成一个牺牲品，任意出卖以遂其政治的阴谋与野心。

　　30.1　英国事前不愿中国出兵协防缅甸

　　日本在封锁了中国所有的海岸线之后，中国对外的国际联络通路，只剩下了由云南经缅甸出印度洋的滇缅路，以及经由新疆进入苏联中亚的西北通路。这两条公路可以说是维系中国抗战所需资源与人心士气的“生命线”。但是当时身为中国抗日“盟国”的苏联，于一九四一年六月与日本签下“中立条约”，以及公然承认满洲国；苏联不但停止了对中国的一切军售，同时还切断新疆对外的交通路线，禁止中国借道通过苏联与国际联系。因此中国就只剩下滇缅公路来维系中国取得抗日战争需要物资的唯一生命线，这条生命线提供中国抗日战争中，最为重要的石油与军火原料、零件等的供应。蒋介石在日军一九四一年年底开始横扫南洋之时，就已经主动关切这条国际通路的安危。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七日，蒋介石在重庆召开盟国军事会议，向英军提出华军进入缅甸协防的建议，但是遭到英军冷淡地拒绝。当时英国仍然摆出一个“日不落帝国”自恃的姿态，认为自己在南洋的军力，多少可以与远道出击的日军对抗；何况缅甸已经是在印度洋地区，就算日军有意进攻缅甸，至少要等到先攻占东南亚之后，才能对缅造成威胁。同时英国对于中国要派兵进入缅甸协防，更有着政治上很大的顾虑。因为当时英国统治缅甸的政策相当失败，造成缅甸人民经常反抗英国政府，甚至进行武装独立的对抗。而当时的日本，已提出驱逐欧洲人离开亚洲，以建立亚洲人的亚洲口号，更让英国政府担心，假如允许中国部队进入缅甸，那么很可能会影响到英国对殖民地的控制[1]，所以英国对于蒋介石主动的提议，让中国军队进入缅甸协防之事，完全加以拒绝。

　　但是英军统帅魏菲尔（Varchibald Wavell），知道英国在缅甸几乎没有空军，却竟然要求蒋介石，将在缅甸受训成军的美国空军志愿军（American Volunteer Group）的战机，全部拨给英军调度使用。但这对于中国战区急需空军支持作战的华军而言，简直是无法接受的要求2，因此双方在协商之后，中国只有设法同意调拨部分的美国空军志愿军，在缅甸协助英军作战。

　　这支志愿军在缅甸发挥极其优异的空中战力，创造一比十四的空战战绩，使得美国空军志愿军“飞虎队”的威名，立刻扬声国际。

　　30.2　最后一刻才向中国求援

　　不料盟国在南洋的战局，在极短的时间之内，就出现急转直下的恶化。英、美、荷三国的军队，在南洋对日作战的表现，根本不堪一击（比起中国军队在战场的作战表现，可以说是差得太远了），这些殖民大国面对日军的进攻，可以说是毫无招架之力。仅仅在三个月内，就让日军就以席卷之势，攻下整个南洋地区，日军的兵锋前缘，就直接指向缅甸，这时英国政府才感到不知所措。由于英国驻缅甸的兵力根本不足，假如英国要想在缅甸抵抗日军的攻势，只有求助于中国军队的协防。因此英国在日军开始进攻缅甸的前一天，一九四二年二月十日，才要求中国部队，分批南下，进入缅甸协防。当时中国自身的军力，只能勉强维持在中国战区的战略均势，要想分兵参加缅甸的防卫战，实在已经超过中国能力负担之外。但是蒋介石知道，滇缅交通不能中断，同时中国也必须负起盟国相互协防的责任，这样才能争取到盟国平等的看待，以及美国的援助。所以，蒋介石决定派遣中国仅有的两个战略预备队，最为精锐的第五军（杜聿明）、第六军（甘丽初），由史迪威指挥，进入缅甸与英缅军共同防御日本的进攻。

　　当然这个作战的战略前提是，英国能够控制东印度洋的航运，中国战区特别是缅甸曾经长时期是中国的藩属国，中国军力在缅甸出现，可能更会产生更大的政治影响。事实上，在盟国的眼中，所有的兵力调动与作战资源分配，从来就没对有中国战区的安危作优先的考量，只有西方国家的利益为基准。）这个极其偏颇的情况，一直到魏德迈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后（一九四四年年底），才被矫正过来。另外由此也可以看出英国政、军领袖只为自己一时利益设想，完全不顾盟友死活的心态（不仅中国受害至深，美国也屡次被英国牵着走而无法作最有效的战略决策）。所需的补给，能够继续流入缅甸的港口，以转运云南及大后方。这样中国防守缅甸，才有战略上的意义。问题是，当时中、英的联合兵力还是不足以防守缅甸全境，特别是英国的海、空军由于完全敌不过日军，在一九四二年年初就退出了东印度洋，因此日军已经可以切断盟国经由印度洋进入缅甸港口的海上补给线。在此情况下，还要求中国军队深入缅甸南部作战，事实上已经没有战略的意义，何况中国本身已长期面临兵力不足与补给困难的危险。但是英国仍然希望华军进入缅甸南部作战，以为印度的防卫，提供一些时间。最让人纳闷的是史迪威的心态，他自己从来没有统兵作战的经验与能力，这时候却展现一种强烈的个人企图心，认为若是由他指挥盟军，就可以击败入侵缅甸的日军。

　　但是当时英国在整个南亚的战略，根本已有放弃缅甸，保全印度的构想，因为英国在缅甸只有三个师的英缅混合部队，也没有空军掩护，更缺乏当地人民的支持（这点非常的致命）。中国军队在这种天时、地利、人和都极端不利的情况下，进入复杂的热带雨林地区作战，早已有着未战先败的隐忧了。

　　但事实上，就全盘的战略格局而言，英国保卫东印度洋与缅甸，就算要多花一些代价，也是值得与必要的。因为如此可以让中国得到维持作战能力的援助，而得到装备支持的中国军队，不但可以成功地牵制、甚至可以主动打击日军，这在整个反轴心国的战争上，是非常重要的战略布局。但是英国却始终认为，盟国绝对不能给中国多一点的援助，以防中国军队强大到可以打击日军；因为中国一旦得到复兴，欧洲的帝国殖民主义就不能在战后的亚洲东山再起了。因此英国在缅甸的作战计划，根本就是准备敷衍一下，并且存心拖中国下水，以牵制日军进攻印度，但是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这是一个必须力拼保全的对外交通生命线，所以中、英双方在战略认知上，差异极大。同时究竟如何在缅甸建立整体作战的架构，以及后勤支持的分配，中英之间也有争议：中国方面认为，自己进入缅甸作战的部队是英军的四倍，因此不适合由英国将领指挥，英国则认为自己是地主国，盟军应该由英国统一指挥作战，但问题是英国在缅甸根本没有全盘作战的战略布局。因此这场作战指挥与部署，就显得既混乱，又权责不明。同时华军进入缅甸部署的时间太晚，当地人民不愿和盟军合作，因此不但当地的热带环境难以适应，所有的交通运输更是困难重重；英国甚至连清楚的地图都没有交给中国军队，造成华军在缅甸作战极端不利的因素。

　　日本南方军总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原是日军在中国的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因此对于日军由南洋攻占缅甸，以切断支持中国抗日力量之生命线的大战略，有着极高的企图心。所以当日军在攻克南洋之后，立刻转向缅甸作战。寺内寿一把日军精锐的兵力，编成第十五军战斗序列，由饭田祥二郎中将统帅，下辖一八、三三、五五与五六等四个师团的兵力，及配属战车与机械化部队支持[3]，进攻缅甸、进窥印度，并且切断中国西南的对外通路。

　　30.3　中国军队力挡日军攻势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日，日军在优势空军的支持下，大举进攻缅甸，同时日军设法与缅甸人民的反英地下游击团体联络，进行内外夹击。一九四二年三月六日，日军优势的兵力，非常顺利地攻占缅甸首府仰光，切断了缅甸进入印度洋的港口。当时缅甸的英军在事前根本就没有应战的准备计划与能力，到了英国在南洋惨败，缅甸局势陷入危机之后，才又催促中国派兵挽救危局。

　　但这时盟国已经错过了在缅甸南部布防的时机了，日军可以说是来势汹汹，英军退守仰光西北的普罗美（Prome），而将普罗美以东，从同古（Toungoo）直到景东（Kentung）的长达一千公里的地区，交给华军接防。华军又在英国错误的情报之下，将第六军分散与虚掷在泰、缅边界的防线上，布置阵地以防范日军与泰国军队的进攻（英军在缅甸的情报工作，可以说是乱得不成章法）；而仰光北部的重镇同古地区，则由华军第五军布防。缅甸的铁路系统在日军鼓动缅甸人民游击队的破坏下，已经陷入瘫痪，在运输困难的状况下，当第五军先遣的二百师刚到达防线，就遭到日军猛烈的攻击。

　　当时蒋介石与史迪威原先防守缅甸的战略是，华军应在同古以北的平满纳（Pyinmana）地区，设置阵地，与日军进行决战，若是决战失败之后，将转进到缅甸中部的曼德勒（Mandalay），再对日发动会战，最后则是防守（3日本陆军是世界上首先在热带丛林使用战车与机械化部队作战的部队，因此日军在南洋作战中，获得空前的成功。）缅甸北部的战略重镇密支那（Myitkyina），作为控制经由印度进入中国最后通路的防线。但蒋介石这时候发现华军在缅甸的防线已拉得太长，兵力明显不足，因此又抽调六六军，进入缅甸，在曼德勒与腊戍布防。蒋介石特别告诉史迪威，华军最快要到当年五月，才能完成兵力的集结，同时华军的兵力与火力不足以与日军正面争锋，要巧妙的运用地形依托来灵活应战。

　　但是一向严格批评华军不堪一战的史迪威，竟然提出指挥华军，反攻仰光的攻势作战，这真是勇气可嘉的“自杀”作战计划。试想四个日军精锐的师团（日军的一个师团相当中国一个军的建制，拥有战车与机械化部队），又在优势空军的掩护之下，而中英联军的兵力只有两个军与两个师（还尚未集结完成），以这样悬殊的兵力，事实上连据险防守都还力有未逮，遑论如何能进攻日军。但是史迪威却一意孤行，强迫居于劣势的华军，准备反攻仰光。华军将领当然急电蒋介石，告知重庆这种执行就等于自杀的命令。蒋介石也了解，史迪威这样不能知己知彼来指挥作战，中国军队将会遭到致命的打击，因此设法另外成立参谋团来对付于史迪威的荒唐的命令。因此缅甸的战场，可以说是出现分裂的指挥系统了。

　　事实上，以当时的兵力而言，华军在缅甸的作战，只能据险防守，进行后退包围作战，才能做到消耗与打击日军；最为关键的是，能守住滇缅路的战略据点腊戍（Lashio），一旦腊戍失守，在缅甸的华军就与中国战区失去了联系的通路，华军就成为一只孤军而面临全面溃败。但是史迪威在整个滇缅作战计划之中，却没有特别注意到这个胜负的关键所在，他不但没放置重兵把守腊戍，反而语出惊人、一再的要求兵力与火力不足的华军，要直接攻击日军的主力。华军将领不肯冒险出战，史迪威就大怒请辞。蒋介石只有敷衍史迪威，加派罗卓英成为副指挥官，来指挥华军，这时日军已经展开了攻势。

　　而日军攻陷仰光之后，立刻分兵两路挥师北上，东路沿缅甸纵贯铁路直攻华军守备的重镇同古，与二百师爆发激烈的战斗，西路则沿着依洛瓦底江（Irrawaddy River）进攻英军在普罗美的阵地。二百师在同古的防守作战，可以说是表现的可圈可点。日军以优势的火力，以及战车的掩护，猛攻同古，二百师在戴安澜师长的指挥下，一直进行沉着的防御，从三月十六日打到三月二十九日，在日军以优势兵力，由侧翼对同古进行包围之后，二百师才奉命向平满纳决战阵地作有秩序的转进。接着第五军的二十二师（廖耀湘），又在雅达西（Yedashe）与日军进行遭遇战，同样展现了坚强的战力，从三月三十日打到四月十五日，才依计划退到平满纳准备决战。这是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四个多月以来，在太平洋战区中，盟军打得最有表现的作战（其它英、美、荷的部队都是还没进入激战阶段，就以溃散的方式被日军击败）。日军发现中国机械化的第五军战力极高，因此预期继续沿铁路北上，进攻平满纳的华军预定阵地，日军将会产生重大的伤亡，因此日军改成由两个侧翼突破的战法。左翼的日军进攻英缅军防守的普罗美，由于英缅军队根本无心作战，在日军的攻击下，立刻就在四月一日撤出阵地，向阿蓝庙（Allamyo）后退，这就造成了平满纳阵地西侧翼的突出；蒋介石希望英军至少能够坚守阿蓝庙，但是英军的战志已经动摇，在日军三十三师团的压迫之下，继续向仁安羌（Yenangyaung）快速退却。因此史迪威所部署的平满纳决战之构想，就因为英军的后撤，突出了平满纳侧翼阵地的危险缺口，因此不得不加以放弃。于是中国第五军主力退向曼德勒，日军于四月二十日攻占平满纳。

　　30.4　史迪威错误的作战布署

　　而日军在左翼的攻势，仍然保持极锐利的打击力，沿着依洛瓦底江向北猛进，继续全速追击英军后退的部队。四月十七日，日本的第三十三师团，在仁安羌追上后撤的英军，以及大批的外侨平民。英军被困在日军围攻的危急状况之下，只有向史迪威指挥的华军求救，这时华军指挥官罗卓英，立刻派遣在曼德勒布防的六十六军新三八师孙立人部，驰援被困的英军，孙立人三八师展现出快速与勇敢的战技，率领华军赶到仁安羌，立即击溃日军的攻势，救出已经准备投降的英军。这个华军英雄的表现，立刻成为英美新闻报道的焦点，当然也让史迪威大感满意，而将新三八师留在依洛瓦底江沿岸的西线；罗卓英而为了填补新三八师西移而产生的空位，下令六六军调遣新二八师从腊戍到曼德勒接防，这就造成华军作战主力西调，与东部战线空虚的危机。而东部战线却是华军与中国云南连接的生命线，若日军一旦发现华军这个致命的战略缺口，而全力发动东线右翼的侧袭，切断华军东部战线与中国云南的联系，那么华军在缅甸就只有溃败的结局。

　　这时最莫名其妙的是，英军指挥官斯立姆（W.J.Slim）竟然因为华军的表现出色，在仁安羌击败追击的日军，因此要求史迪威“再”调出一支中国部队给他，以教训不断尾随攻击后撤之英军的日本三三师团。更妙的是，史迪威竟然慷慨答应了英军的要求，在没有知会第五军军长杜聿明情形下，就直接下令调动二百师西进，准备再“露一手”，表演给英军看。但是史迪威似乎完全没有想到，当时关系缅甸作战胜败的关键是守住东部战线与云南的防线。此时东线已经出现的十万火急的军情，当时兵力分散与不足的华军，在东部战线上遭到日军两个师团的围攻，已经面临崩溃的边缘了，因此史迪威正确的战略部署应该是急调第五军与第六军东进驰援华军防线，而不是将部队大举西调去掩护不战而逃走的英国败兵的撤退。

　　这时日军知道，中国的第五军主力在平满纳到曼德勒布防，战力充沛的准备迎战日军，因此日军不愿以主力直接进攻这个决战阵地，而是掌握华军东线空虚的战机，全力从右翼的东线突进，打击华军兵力最为脆弱的东部防线。这里是属于甘丽初第六军暂编五五师所防守的阵地。由于第六军的兵力分配在缅甸东边漫长的防线，一直延长到泰国边界，因此兵力分散而且脆弱，日军右翼攻击华军东线的部队，是由机械化的重装备五六师团与十八师团负责，这两个师团在日本空军的支持之下左右包抄，猛攻暂编五五师防守的毛奇与劳依考（Loikaw）阵地，由于中国守军的战力不足，又没有得到足够的兵力支持，因此华军东部防线在四月二十一日被突破。

　　30.5　中国军队在缅甸残遭重创

　　这时日军已经看出决定缅甸战局的胜负关键所在，就是华军的主力西调，东线的战力空虚，所以日军决定捕捉这个决定胜负的战机，以长驱直入的奔袭作战方式，由东线的缺口沿着萨尔温江（Salween　River）纵谷直接强攻腊戍。这是日军在战场上表现最佳的一次长距离战术攻击，有如德军在欧洲所采用的闪电作战，就是在战线侧翼上突破一个脆弱的裂口，然后大胆深入，直接攻占敌军背后的战略中枢。此时日军在缅甸东线作战，发挥了极强作战企图心与野战攻击能量，日军在突破华军的左翼阵地之后，二十四日攻占雷列姆（Loilem），第十五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郎中将立刻下令东线日军，全力沿萨尔温江的纵谷，进行超越攻击，战略目标直指腊戍。日军对腊戍的抢攻强袭，甚至不顾华军在背后追击的行动，因为日军情报已经发现华军在缅甸作战的致命弱点，腊戍竟然没有重兵防守，日军只要乘虚攻克腊戍，切断华军与中国后方的连结，那么缅甸之战就不必再进行任何的决战了。

　　这其间，史迪威与罗卓英，竟然完全没有看出日军东线攻击的企图，以及华军若是不能坚守东线后方的战略据点腊戍，就会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虽然在日军攻占棠吉（Taunggyi）与雷列姆时之后，史迪威下令二百师回防，与第五军的直属部队，由平满纳出击，在四月二十四日，华军二百师成攻的收复棠吉，威胁到日军右翼的战线突进作战，史迪威当然又是美国媒体报道下的战胜英雄。事实上，这时正是中日两军在缅甸胜负的决胜关键所在，日军东线主力五六师团，已经开始掉头北上，沿萨尔温江河谷，直攻华军的战略命脉腊戍，而华军第五军也同时已经开始威胁到东线日军的侧背补给线，假如史迪威知道利用这个战机，将第五军主力全部放在对日军侧背的打击，由雷列姆对日军进行全面地追击；同时一方面设法调派在曼德勒的部队与偏向西线的六六军（张轸）所有部队，全力回防腊戍，这样华军就可以在萨尔温江河谷，南北包抄孤军深入的日军，而赢得缅甸作战的大胜。但是史迪威完全不明了战局发展的关键所在（他从来没有任何统兵作战的经验与能力），做出了完全错误与致命的判断：不但没有采取任何挽救在东线战局的决定，反而下令第五军直属的机动部队回防曼德勒，准备与日军进行曼德勒决战。这样虽然留下二百师继续沿萨尔温江河谷追击日军第五十六机械化师团，但却因速度不足以致攻击冲力大减，在日军拥有空优的状况下，二百师既尾随不上日军，还要付出很高的运动代价。这样日军在东线突破之后，采取远途强袭的作战方式，在四月二十九日，顺利地攻占近乎不设防的腊戍与西保，切断了华军与云南的交通，从侧后方包围了在缅甸的华军，然后兵力立刻西进，从侧后方进攻曼德勒。这时史迪威竟然还不知已经大祸临头，仍在曼德勒调动华军主力，准备布置决战阵地。负责腊戍防务的六六军军长张轸，才晚一步发现腊戍告急，而紧急派遣新二八师的一部，从曼德勒回防腊戍，同时也下令留在云南的新二九师驰援，但是都已为时太晚。零星回防腊戍的华军，被先到的日军据险迎击，打得溃不成军。日军攻占华军的战略中枢腊戍之后，整个在缅甸作战的华军部队，补给线就被切断，立刻陷入了崩溃的状态。直到这个时候，史迪威才恍然大悟，整个缅甸的战局已经惨败到无法收拾的局面，所有在缅甸的华军，可以说是退路已断。本来他还有一个最后绝处逢生的机会，就是将所有的部队，以最快速度，撤向缅北重镇密支那与八莫（Bhamo），还可以在此区设法据险设防，保住华军在缅北的最后据点，以掩护云南的安全，及驼峰航线的终点。但是，此时史迪威的信心已经完全的崩溃，他只想退向印度以保全性命了。但是华军向印度退却而不回中国，这是个重大的战略与外交决定，史迪威却连向蒋介石通知一声的打算都没有。此时在曼德勒集结的华军主力部队，根本就陷入混乱的状态，既不能集中全力反攻腊戍，又不能果断地退向密支那，造成了一部分部队向西退入印度、一部分部队向北走到野人山，有的向印度雷多走、有的设法翻山越岭回到中国。而在东线追击日军的二百师，也在八莫附近受到日军的围攻，被迫回转云南，师长戴安澜战死殉国。当盟军在缅甸出现溃败之时，缅甸人民与游击队蜂拥而出，到处趁火打劫、进行破坏，整个缅甸陷入一幅被战火蹂躏的悲惨景象。华军当然是四面受敌，一路且战且走。日军乘胜追击，由缅甸进入云南，攻占腾冲等地，直到怒江（萨尔温江上游）岸边，从此日军盘踞这些地形险要的地区，切断了美国对中国援助的通路。

　　30.6　史迪威弃军逃命

　　最为不可思议的是史迪威，竟然在西退行军的半途，擅自个别地离开部队主力，连一个电报也没有告知蒋介石，自己带着身边极其少数的随从人员，以三个星期的时间，单独穿越罕见人迹热带丛林，与极其恶劣不可测的大自然环境搏斗，然后奇迹式进入印度的雷多（Ledo）。他以五十九岁的高龄，作出这样的“冒险”，可见其个人的毅力与固执。（4我们可以推测史迪威这个明显违背军法的个人冒险行动，不但是想缩小被追击的目标、利于保命，也是有计划地为挽回自己前途的赌博行为。）

　　史迪威一向最擅长利用美国的新闻媒体为其造势，所以一旦这个单独穿越缅北热带原始丛林之举能够成功，以他对记者的关系与了解（即抢新闻远胜过报道完整实况），这个超级头条新闻必然会掩盖他在指挥滇缅作战上所犯的大错。军方很难去惩处一个美国报章杂志所歌颂的英雄人物（这趟丛林冒险使得他的体重下降了二十磅）。蒋介石还是经过其它的管道，最后才辗转知道中国远征军与史迪威的下落。在美国新闻媒体的报道中，竟然把史迪威的这种战场惨败、主帅甩掉大军，独自逃命的行为，当成“作战传奇”的英雄来报道，竟然“忘了”他是缅甸华军的最高统帅，不但因为战略决断严重错误，导致了作战空前的惨败，遗弃十万华军于缅甸的杀戮战场（简单说，就是一个指挥失误与丢掉大军的统帅），也拒绝与中国战区的统帅蒋介石报告部队的撤军决定与行踪，这种行径，像极了表演个人历险传奇的探险者，而非十万大军的指挥官。军人讲究的是绝对服从，因为一个大军统帅的任何判断与决定，都事关所有部下的生死，以及整个战局的演变！（假如史迪威是个步兵连长，率领残兵退到印度，应可以得到奖章，但是作为不顾大军安危的统帅，没有得到上级的命令许可，就任意让所属部队自生自灭的一连串行为，应该受到军法审判。）

　　而在事后，由于中国急需美国援助（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又与史迪威的私交非常的深厚），所以蒋介石不愿与美国发生重大的争论，以出乎意料与极其宽厚的态度对待史迪威，蒋没有检讨史迪威在缅甸作战指挥严重失误的责任，更没有追究他单独离弃军队于不顾的私逃行为。这是蒋介石为日后“史迪威事件”的历史悲剧，所种下大错的祸根。因为至少这是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要求盟国撤换史迪威的职务。从此之后，史迪威留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就成为中国抗日战争中，一连串的危机根源之所在。史迪威一行毫无愧色地从印度回到重庆之后，受到美国新闻媒体的热烈歌颂，竟然成为了英雄。而史迪威见到蒋介石，完全不谈自己指挥的致命失误，反而先列出一大张的华军将领的名单，要求“从严惩处”。他并且提出个人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从此，史迪威一心一意要做的两件事情，其一就是要在缅甸击败日军，以扳回他失败的颜面。其二就是设法从蒋介石手上，夺到中国战区军队的指挥权，以好好地修理他看不顺眼的中国军官。

　　30.7　第一次滇缅作战的检讨

　　日军在缅甸以侧翼突破，远程深入切断华军补给线，造成华军整个战线的崩溃，而大获全胜。原先史迪威所预定的决战地点，根本没有重大的战斗，就因为华军后方补给线被截断而出现溃败。假如华军不是为了抢救在仁安羌的英军，而调空了后方的战略预备队，或是抢救英军之后，所有军队立刻回防，那么缅甸战局还不至于这样快速的恶化到难以挽救的地步。更不能让人了解的是，史迪威根本没有觉察到日军突破雷列姆之后，就已经可以由东线河谷突进，而威胁到华军的战略据点腊戍的安危，他竟然只派没有快速机动能力的二百师尾随追击，而将华军主力部队屯聚在曼德勒等待“会战”，也没有全力增援后方的腊戍防务，结果造成华军无法挽回的惨败。华军出征缅甸的三个军的部队，都是当时中国装备与兵员最佳的战略机动部队，在缅甸遭到这样不明不白的损失，可以说是非常的不值得与令人可惜，入缅的华军总数达到十万人，能够归国与进入印度的，只剩八万多人，重装备尽失，大多数的华军是死于疾病、饥饿、迷路，而非战死。从此中国战区的战略预备队不足，就成为中国难以在迎击日军攻势时，展开有力的反击作战。中国在缅甸的惨败，不但对于中国的人心士气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同时也让日军打到云南的西南部，攻下龙陵、腾冲，威胁到中国大后方云南的安危，这时中国援军及时赶到，进行猛烈的反击，拆毁了怒江上所有的交通桥梁，这才阻挡住日军的攻势。日军隔着怒江与中国部队对峙，霎时之间，云南从大后方的基地，成为西南方的前线，严重影响到盟国对于中国的补给支持。这时盟国只能利用飞航极其困难的驼峰航线，带给中国杯水车薪的援助，因此中国严重缺乏作战资源的问题，更是犹如雪上加霜了。在这种情况下，也只有中国的民族主义能够支撑下去，换成其它的国家，早就向日本人谈判投降了。

　　平心而论，在南缅甸作战的失败，就整个战略的观点而言，应属必然的。因为英国在东印度洋的陆海空三军军力布局，都无力招架日军的攻势，中国派兵支持，也只是能作有限度的协助而已，无法改变日军军力、士气上的绝对优势。但是战局会败成这个样子的难看，以及造成中国部队如此重大的损失，的确是人为因素所造成的。缅甸作战的失败，首先是指挥系统的混乱，英军与华军之间的缺乏合作与联系，史迪威与华军部队长之间，严重地缺乏了解、互信与尊重，都是造成作战失败的基本因素。华军指挥官史迪威个人的战略布局的缺失与指挥才能的低劣，的确是令人感到无法接受。首先他要兵力有限的华军，在缅甸面临日军攻击的最后时刻，又没有空军的掩护之下，仓促的行军千里深入南缅甸布防，就是一个基本的错误。事实上，以当时日军的战力而言，其在缅甸的四个师团兵力，足可以击败中国十个军的部队。而华军只有三个军布防，因此最多只能在缅甸的北部，据险防守反击，引诱日军长途深入，也许还可能有类似长沙大捷的机会。

　　缅甸中部作战的关键，是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华军二百师攻克棠吉，这时日军正在不顾一切的远程奔袭腊戍，整个后方近乎完全不设防。假如这时候史迪威能够把华军主力分成两支，第五军的一部支持二百师沿河谷追击日军，另外将六六军的新三八师、新二八师以及第五军的二二师等部队，以最快速度调回腊戍，同时设法要求蒋介石动用一切的可能，派遣空军与陆军支持，以围歼日军于萨尔温江河谷，那么滇缅作战可能是日军在腊戍的惨败。

　　在中日战争中，滇缅作战可以说是打得最“乌龙”，牺牲也最不值得的作战。几万最为精锐的中华子弟兵，就在无能、更无耻的将军。

　　史迪威的瞎指挥之下，不明不白地成为孤军，更有上万华军为此在异域断送了生命。中国战区失去了最精锐的战略预备队与其重装备，使得抗战后期的作战更难有效抵抗日军的攻势了。

　　30.8　反攻缅甸计划，盟国打击中国的阴谋

　　更令人感到痛心的是，滇缅作战失败的恶梦，这还只是一个开始而已，从此中国为了“如何”与“何时”反攻缅甸，与英美盟国展开了一场接一场的会议桌上的折冲战，中国是一次又一次地遭到盟国的暗算；蒋介石与史迪威更是在这个作战计划上，明争暗斗，造成了中国战区一次接一次的危机，迫使美国总统罗斯福四次派遣特使前往中国调解争端，史迪威更利用美援物资作为诱饵与武器，引发了暗潮汹涌的中国内部权力斗争，影响到中国整个抗日的战局。基本上，蒋介石认为，缅甸作战只是亚洲大陆战场的一个环节，因此反攻缅甸的重要性是在于打通滇缅路，这将是美国大量军援中国的唯一通路，也是决定中国能否继续作战的生命线所在5。此外，任何中国派军往缅甸作战的前题，绝对是不能因此危及到中国战区的安危，因为中国战区是决定亚（5其实还有可以经过中亚、新疆的通路，但是已经被“盟国”苏联所关闭了。）洲反轴心国作战成败的关键所在。

　　这点罗斯福与丘吉尔其实知道得非常清楚，虽然表面上，由于当时中国军队无力在亚洲大陆主动的反攻日军，而让一般的评估都贬低了中国在这场历史大战的战略关键价值。设想假如中国放弃与日本的对抗，而让日军能够抽调出将近百万军队，执行日军的战略作战计划，那么英国根本休想守住印度与中东，美国在太平洋反攻也要遭到三倍以上日军的抵抗。所以蒋介石认为，反攻缅甸必须要盟国全力参与，并且要海陆两面夹击在缅甸的日军，以击溃日本在此地区的部队，开放东印度洋的航线，如此才能真正打通援助中国的命脉。中国一旦得到足够的支持，就可以成为击败日本最为重要的盟国作战力量。但斯大林、邱吉尔与马歇尔最惧怕的“恶梦”，就是中国得到援助而军力壮大。他们需要中国在牵制日军作战的同时，耗竭一切国力，却绝对要防止中国壮大的军力参与对日反攻。另一方面，史迪威已把反攻缅甸的作战当成事关他“个人荣辱”的战争了。史迪威要求中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的支持他在缅甸进行反攻日军的作战，至于是否会因为大量抽调中国战区的兵力，而造成中国战区本身的危机，并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假如华军在中国被日本击溃、中国战区被日本完全控制，盟国也就不必担心反攻缅甸与打通滇缅路了。所以史迪威究竟是哪方的中国战区参谋长）？

　　对于英国而言，反攻缅甸的战略安排，最多只限于在缅北的局部作战，其作用是在于牵制日军的侧背，阻止其顺利地向西进攻印度，邱吉尔是绝对没有任何的意思，要在欧战取得决定性战胜之前，派兵光复亚洲战场的失地（光复亚洲战场失地，那自然是美国和中国的任务），当然更不愿意打通援助中国的生命线，而让她得到足够的援助，这样华军就能够在亚洲战场上纵横驰骋，中国在战后自然拥有真正强国的地位，到时候，英国就很难找到漂亮的借口来继续控制香港，连要保有其它亚洲的殖民地也必会有更多的麻烦了。

　　一九四二年六月三日，史迪威从印度休养完毕，毫无愧色地回到重庆，这时华军退到印度的两个师，已经成为史迪威“个人”掌控的部队。史氏向蒋介石提出他反攻缅甸的作战方案，这个方案规划中、美、英三国在一九四（6魏德迈在其《魏德迈报告！》一书中对中国为盟国胜利而付出的牺牲与关键性的贡献有很中肯的评论。）二年年底，出动陆海空三军，反攻缅甸。中国由云南出动二十个师，向缅甸北部出击；英国出动三师部队，美国出动一个师部队，配合中国两个驻印师由印度向缅甸西部进攻，两路会师曼德勒，再南下进攻仰光。另外史迪威更提出了洋洋大观的西南太平洋总反攻计划，规划中美英三国，各自出动陆海空大军，分成五路，分别进攻缅甸、越南与新几内亚，然后击毁日本在菲律宾与台湾的海军。在华南取得海港，大量武装华军进行全面反攻。史迪威这两个近乎天马行空的作战计划，可以说是根本不符合当时战场的现状，因为当时美军仍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最后能否守住南太平洋都还在未知之数。美军部队还在征召训练之中，全部力量赶赴欧洲应战与防守太平洋都还不足。英军更是自身难保，印度的独立运动又风起云涌，英军那里有力量出兵作战。而中国的军队亦缺乏优势火力的武器装备，以及现代化的训练，所以要想从中国战区出动大兵团作战，实在也有困难。因此当时美国驻华大使馆，对于史迪威的反攻缅甸计划的评语就是“完全不切实际”。美驻华大使馆建议，美国应该而且做得到的，是对中国战区提供作战飞机，以及空运兵工生产器材、军火原料与汽油，以维持中国战区的作战自卫能力。但是史迪威显然是把自己的缅甸之战，当成唯一与优先的战略布局，要设法把盟国所有的作战力量，都优先拿到缅甸来，让他能在缅甸击败日军。但这样的构想，哪里能够得到盟国真正的支持？果然史迪威的计划拿到英国驻印度司令官魏菲尔那里，立刻就遭到被拒绝的命运。英国提出自己的缅甸作战方案，是由中英两国的军队，进攻缅甸北部的阿恰布（Akyab），然后沿着更的皖江（Chindwin River）南下，逐步收复缅甸，英国的这个进攻缅北的作战计划，其目的只在缅北形成战略牵制，以防止日军发动进攻印度，而与德国在中东会师的计划而已。不过在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的压力下（史迪威是马歇尔用来压制中国战区的红人），英国最后与史迪威达成一个折衷协议，盟国的反攻缅甸计划，延到一九四三年三月一日，英军出动七个师由西面进攻缅甸，中国出动大军由云南进攻腊戍与曼德勒，另外中国驻印军则由缅北加入作战，最后盟国的大军会师仰光。史迪威将这个计划，回报蒋介石，要求中国方面准备配合。

　　蒋介石对于盟国反攻缅甸的计划，一直给与优先的支持，因为这是中国得到大量美援，使得中国作战力量复苏的唯一机会。但是蒋介石却坚持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盟国必须要在缅甸发动全面的攻击作战，以优势的兵力，一举击溃在缅甸的日军。蒋介石认为，假如盟国不能出动海空军，切断东印度洋的日军补给线、掌握缅甸战场的制空权，那么中国与盟国的陆军部队，绝对没有能力在缅甸北部的作战之中，击败顽强的日军，只会徒然对中国有限的作战能力，造成更为惨重的伤害。由于史迪威无法取得英国出动海空军在缅甸作战的保证，但是英国反过来叫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进攻缅甸北部，以牵制日军对印度的威胁。这时史迪威急于复仇，因此任何在缅甸与日军作战的行动，他都热心支持。而此时日军已经加强在缅甸的军力，设立了缅甸方面军，军力扩充为三个军。日军特别在缅北与云南西南部，地形复杂的地带，包括怒江河谷、胡康河谷与猛拱河谷，建立一系列坚固的防御阵地，企图长期驻守，以切断中国对外的交通，并威胁与扰乱驼峰航线的运补能力。

　　30.9　邱吉尔决心出卖中国

　　由于中、美、英三方面的反攻缅甸计划，有着极大的分歧，因此蒋介石直接要求罗斯福出面统合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7。罗斯福认为蒋介石的看法有理，因此他决定在一九四三年的一月十四日，与丘吉尔在北非法属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加（简称卡港）会面时，再制定盟国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会中美国太平洋海军作战计划首长金恩（Ernest J.King）上将指出，美国不能完全忽略太平洋与亚洲战区所需的军力，尤其必须挪出更多的资源给蒋介石的中国部队，以防止中国抗日力量的崩溃，反攻缅甸的目的正是为了要加强提供中国援助物资输送路线的保障，事关中国战区作战能力之维系，中国获得足够与必要的支持，华军才能牵制与打击日军，这样盟国才可以从容的在欧洲进行对德作战因此英、美必须确定投入反攻缅甸作战，更要提供海空军的强力支持。

　　狡猾的丘吉尔对这个看法并无反对的表示，同意英国会考虑提供海军攻击东印度洋的安德曼岛；不过，盟国的当务之急是必须延伸盟军在北非的战果，把握德国非洲兵团败北的战况，乘胜追击，所以目前的优先战略是继续（7此后中国战区的问题，每次都要惊动罗斯福本人，由他亲自下令加以处理，才能得到部分的解决。由于中国战区的统帅与参谋长一再的不和与冲突，更让罗斯福觉得，中国战区是一个麻烦最大，贡献最小的战区。在地中海区作战，等地中海航线的安全确保之后，英军就可以方便经由苏伊士运河调兵进入印度洋作战。邱吉尔及英军高层代表当然不断提醒美国，不要忘了盟国对“欧洲第一”（“Europe First“）的共识。于是，反攻缅甸的日期调为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缅甸的雨季之后）。卡港会议竟然没有邀请中国的代表参加，就讨论与中国命运关系最大的议案，反攻缅甸计划。从这里就可以看出邱吉尔与马歇尔阴谋忽略中国战区的心态了[8]。卡港会议所决定盟国反攻缅甸的战略，实际上是一种对付中国的战略。因为这纯粹是纸上谈兵，而无实际帮助的烟幕弹而已，目的在欺瞒罗斯福的判断，以及吊住中国战区的希望而已。因为整个反攻战略决定性的兵力，是要由中国担任，中国却连参加开会的代表都没有。同时当时中国急需的，是盟国实质作战资源的援助，特别是空军飞机与作战物资的运送，但是在盟国的援助的优先顺序之中，中国战区所有的需要，全都是排在最后考虑，这个安排不变，中国就没有力量改善自己的作战能力与士气，只靠盟国会全力反攻缅甸的空头支票，来继续苦撑下去。卡港会议之后，美国的陆军航空队司令（Chief of Army Air Force）安诺德（Henry Arnold）与魏德迈（Albert Wedemeyer），特别前往重庆，报告盟国的反攻缅甸计划，在路经印度之时，与魏菲尔、史迪威先见面，讨论反攻缅甸的作战大纲，大家会商决定，在一九四三年十月，盟国对缅甸采三面夹攻，华军主力由云南攻腊戍，英军由印度进入缅北，中国驻印军由雷多出兵；盟军则提供空军支持，海军攻占安德曼岛后，封锁东印度洋，最后在一九四四年一月，盟军登陆仰光。反攻缅甸完成之后，大量的盟国援助与军事装备就可到达中国，华军就可以主动反攻在中国战区的日军。假如这个计划得以实现，整个二次世界大战的亚洲历史，势将完全改写。一九四三年二月六日，安诺德向蒋介石报告这种最新的反攻缅甸计划。蒋介石当然对反攻的时间感到失望，中国还要多等半年以上；同时蒋介石已经发现，假如要叫中国的部队担任反攻的主力，美国就要能够设法提供更多的战机，以支持中国部队的作战，防止日军在中国战区的牵制攻击，同时驼峰空运吨位应增加到每月一万吨，以供应中国陆军组成远征所需的装[8]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之前一直站在支持中国的立场，但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却非常乐意配合丘吉尔来暗中打击中国，从马歇尔重用史迪威出任蒋介石的参谋长，即可见马氏对中国的成见与阴谋了。在二次大战期间，马歇尔的权利可以说到达权倾一时的地步。）备。但是负责驼峰空运的美军驻印空军第十航空队指挥官毕塞尔[9]（Clayton Bissell）却表示，假如每月空运五千吨的物资，就需要机场二十五处，以及三百架运输机，因此除非大量兴建机场与增加飞机数量，美国无法提高驼峰运送的吨位。（这是一个技术上的大谎言，因为在陈纳德接手之后，仅以十五处的机场，一百二十架的飞机，每个月就可以运输一万吨的物资。）中国当然对于卡港会议的结论，仍有很深的期望，专程派出宋子文、何应钦到印度的加尔各答，与美英的军事将领，包括安诺德、史迪威与英方的魏菲尔、狄尔（John Dill）等人，进行作战计划的细节磋商，以便得到更为清楚与具体的作战计划。在加尔各答的会议中，中美英的军事将领，对于如何以水路合击的方式，全面反攻缅甸，以为中国战区打开援助的通路，建立了作战计划的共识。所以一时之间，全面反攻缅甸以打开援助中国的战争规划，似乎已经到了势在必行的地步，中国开始抽调部队，准备进行这场重要的决战。

　　但这原来是英美将领的缓兵之计而已，目的只是要安抚中国，使她继续坚定的抗日，以牵制日军、减轻日本对美英的压力。英美的军事领袖，随后已经开始“逐渐”缩减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改为依照英国原来的方案：只以陆军作战为主，反攻地区限于缅甸北部，目的只在牵制日军进攻印度的战略侧翼。这种作战目标的变化，当然令蒋介石觉得中国遭到出卖，何况美国所答应的空运援助，数量上一再地被缩减，中国方面作战力量受到严重削弱。

　　由于史迪威与陈纳的在中国战区经常发生水火不兼容的重大争议，让罗斯福觉得，有必要召见他们当面谈清楚问题的真相，及顺便要他们参加英、美军事领袖于一九四三年五月初在美举行的“三叉会议”（Trident Conference），会中准备对于进攻缅甸的军事方案，进行全面的检讨。

　　30.10　史迪威的窝里反

　　由于蒋介石已经感到事态不妙，因此先后特别派宋子文与宋美龄前往华盛顿，对美国进行游说，而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七日，宋子文破例受邀，参加美国的参谋首长会议（这是中国唯一的一次机会），为中国反攻缅甸的立场（9毕塞尔曾是史迪威的左右手（空军顾问），负责全力压制陈纳德。）辩解。宋子文表示，中国抗日已经到了精疲力竭的阶段，目前急需盟国有力的支持，中国所需的五百架战机与每月五千吨的空运物资，已是最少的要求（美国每年可以生产一万八千架战机，每月的作战物资高达四百万吨，中国的要求实在少得可怜）但是仍然迟迟没有得到，而反攻缅甸，事关中国能否打通援助的命脉，而由中国担负更多对日的作战责任。反攻缅甸是盟国在卡港以及加尔各答会议的具体结论，盟国实在不能再对中国失信。

　　但是在三叉会议之中，“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开始公开唱反调，猛烈的批评蒋介石指挥的中国部队“毫无作战意愿”，因此扩大援助中国并无必要；蒋介石只会把援助加以囤积，作为打中国内战的本钱。有这样一个窝里反，专门提供相反情报与立场的战区参谋长，当然是令与会人员“大开眼界”，于是支持中国者的立场，也就更为分歧。英国代表是大叹苦水，表示英国缺乏两栖登陆舰艇，在缅甸作战的当地部队又未必肯用心参战，何况全力先击败德国是盟国的优先共识，因此很难将作战资源分配给反攻缅甸的作战，目前英国的立场是，不是不反攻缅甸，而是减缩反攻的范围。

　　这时史迪威又提出一个表面上有助于援助中国的计划，他要在印度、缅甸北部无人地带的崇山峻岭，修筑一条雷多公路，连接云南与印度的雷多，这样盟军可以利用这条公路援助中国，不必要英国出兵从印度洋攻克仰光。这个说法乍听下觉得不错，事实上却完全低估了当地高山纵谷几乎无法通行的复杂地形，以及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国不但缺少运输的车队与汽油，而就算是能够排除万难成功修成这条路，其最大的运输量，也不过只能每月五千吨而已，而要养护这条公路的高昂成本，更是超过所有的运输效益。结果史迪威把美国援助中国极其有限的资金，拿去修筑一条毫无实用价值的原始森林公路，耽误了发展空运与援助中国的机会。

　　对于这些争论，罗斯福最为关心的是：假如依照丘吉尔的意见减缩缅甸作战的规模，那么盟国要到一九四五年建成雷多公路之后，美国才能开始大量援助中国，他不知道这样迟迟让中国得不到援助，中国是否能够撑得下去。所以罗斯福主动决定，先设法增加驼峰的空运，达到每月一万吨，以及提供中国战区所需的五百战机，希望能够让中国战区能够维持下去，至于全面反攻缅甸，罗斯福仍然保留实施的意图。当然罗斯福的决定，到了马歇尔的手中，又以执行困难的理由，七折八扣地被拖延下去，直到年底才勉强达到罗斯福指令的要求。中国的战力，几乎已经退化到奄奄一息的状态了。（在当时有哪一个战区能够靠每月才几千吨的物资支撑下去的？）三叉会议在邱吉尔与史迪威的里应外合、全力杯葛之下，盟国最后无法达成全面反攻缅甸的战略协议，所以卡港会议中关于反攻缅甸的结论，就等于作废了。中国只争取到美国增加空运吨位与空军战机的数量（都只是维持中国作战能力的最低要求而已）。虽然罗斯福原先的亚洲战略构想，一直是希望设法大量武装华军，由中国进行反击日军、最后切断日军在亚洲大陆的战略部署。所以罗斯福考虑动员美军进入印度洋，以攻占缅甸，打开援助中国的通路。但是这时退到澳洲的麦克阿瑟将军，却急着要为其菲律宾作战的惨败复仇，因此强力要求参谋首长会议，优先将美军调往南太平洋，以对日军进行反攻作战。因此对于美军准备进驻印度洋的缅甸作战，造成相当不利的影响。盟国迟迟不能决定打通滇缅路的这种局势，对于战力即将枯竭的中国战区极其不利，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亲自出马，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开罗会议中，为优先反攻缅甸的战略，进行全力的争取。

　　虽然丘吉尔用尽一切的手段阻挠，但是蒋介石仍然成功的争取到罗斯福的支持。盟国开罗会议的正式结论是，决定采用中国建议之全面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但是丘吉尔很快地又在接下来的德黑兰会议中，得到斯大林的支持，将罗斯福说服，放弃了支持蒋介石提出的全面反攻缅甸计划，改由苏联答应出兵攻击日军当然军火、装备是美援供应）。中国终于在丘吉尔的运作、马歇尔与史迪威的联手、斯大林求之不得的情况之下，被盟国出卖了，反攻缅甸的战略计划换成了苏联对中国百姓与领土最为粗暴地蹂躏与侵略。而无论是斯大林、邱吉尔、马歇尔或史迪威，不论通俗历史怎么为他们掩饰或狡辩，在最后都无法涂改他们对中国所犯下的罪行。任何人，只要心中还有良知与正义，不论其种族、国籍、政治、宗教信仰及出身背景，都无法否认他们对中国不义的阴谋与残忍的手段，在程度上远超过猛兽与洪水。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七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指出由于盟国准备在欧洲发动全面攻击，英国无法调派海空军到印度洋作战，因此建议将开罗会议所决议之全面反攻缅甸的计划延后。这个事后“毁约”的通知，对中国的抗日战争，造成了无可弥补的战略打击，中国被迫在极少量作战资源的支持下，（10盟国出卖中国的最大保障，却竟然是中国军民不屈不挠的抗日决心、说到就做到的无畏牺牲，以及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尽全力配合盟国一切战略决定。）苦撑到底。此时蒋介石只有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个出尔反尔的决定。由于日军此时已开始在中国战区大量集结部队，蒋介石预测到日军很可能会大举发动新的攻势，中国的战局必定会更为吃紧，因此他把在云南接受有限美援的中国远征军，当成未来这场决战中决定胜负的战略预备队。

　　30.11　致命错误的反攻作战

　　不料此时，突然发生一个离奇的“阴谋”，造成了罗斯福与蒋介石出现几乎全面决裂的危机。由于当时英国知道自己在印度的统治，已经面临甘地（Gandhi）领导之不合作运动的挑战。所以英国在东南亚最高统帅蒙巴顿（Louis Mountbatten）特别担心，如果日军对印度发动攻势，由于英国的主力部队都在欧洲战场，根本不可能同时掌控印度与抵抗日军的进攻，那么英国必然在印度遭到惨败的命运。

　　但蒙巴顿知道史迪威的“复仇心切”，如今盟国中止了全面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史迪威必定受挫极深，因此蒙马顿想利用史迪威来指挥华军，在缅北发动攻击，以发挥牵制作用，减轻日军进攻印度的压力。虽然这个调动中国军力的方案，不但会影响到中国战区的安危，更没有得到盟国战略会议的批准，但是蒙巴顿与史迪威决定，自己独断实施作战，再拉中国下水（几乎和关东军九一八当年的行动一个样，自己先干，再拖统帅部追认）。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八日，蒋介石任命史迪威为中国驻印军的总指挥官，直接指挥在印度接受训练与美国装备的华军新二十二师（廖耀湘部），新三十八师（孙立人部），开始在胡康河谷进行布防，以掩护修筑雷多公路。这时蒙巴顿要求史迪威率领中国驻印军，与英军配合，在缅甸北部径自发动攻势。事实上，蒙巴顿的这个作战计划，并未呈交盟国统帅部进行讨论，更没有得到英国政府的正式批准，但是史迪威复仇心切，立刻就擅自答应蒙巴顿的要求，同时回报马歇尔。要求马歇尔设法对蒋介石施加压力，要中国抽调在云南集结的远征军，也进入缅甸作战。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这支得到盟国（美国）援助的远征军，原本是从中国各个战区之中，抽调精锐所组成的“战略预备队”。蒋介石认为，除非盟国齐心协力发动全面反攻缅甸的作战，他是不能冒险动用这支部队的。因为蒋介石能够堵住日军在中国的主要攻势，就全靠这支王牌部队了。既然罗斯福建议中国，延缓进攻缅甸，蒋介石也就放心让这支部队保持战略机动。所以当史迪威转来蒙巴顿要局部反攻缅北部的作战计划时，蒋介石当然加以否决！但是此事件却突然遭到罗斯福总统的亲自介入（当然是马歇尔、史迪威的功劳），坚持要蒋介石调派中国的远征军，执行蒙巴顿自己的作战计划。

　　罗斯福的急电与马歇尔的催促，把蒋介石打入五里雾中，因为蒙巴顿的缅北局部作战方案，根本没有得到盟军的批准，怎么会变成中国必须派出大军支持的战略规划呢[11]？当然蒋介石不是不想反攻缅甸，但他知道，中国战区的状况，已到了危如累卵的最后挣扎之阶段。接受部分美援的六个中国的远征军，是蒋在中国战区中，可以掌控的唯一战略预备队。蒋介石已预期日军在中国战区，将会发动一次孤注一掷的攻击，以彻底解决对华作战的僵局，所以蒋介石不愿将这支可以决定中国战区胜败安危的战略预备队，投在没有决定性作用的局部反攻缅北作战上。假如盟国要海陆联手全面反攻缅甸，中国为了打通对外交通的生命线与基于盟国责任，当然愿意冒险搏命一试；但是假如盟国只是为了减少印度承受日军“可能”攻击的压力，就要中国不顾自身的安危出兵作战，实在是逾越常理。当时中国处在日军即将发动决战攻势的压力之下，当然就无法答应出兵。

　　最奇怪的是，罗斯福与马歇尔竟然亲自将这个蒙巴顿擅自作主的作战计划，当成盟国已经达成共识的联合战略行动来处理，美国一再对蒋介石施加压力，叫中国必须立刻动用远征军参战，完全不理会蒋介石的申辩。罗斯福每天看着缅甸的作战地图，听幕僚愤怒的批评蒋介石拿了美援、却“拥兵不战”。罗斯福已经分不清事实的来龙去脉，也开始认为既然蒋介石曾经如此热衷的争取反攻缅甸，如今为何又不愿支持英军的计划[12]？此时史迪威与马歇尔更不断的丑化蒋介石，指出中国军队“拿了美国的装备”，竟然不愿出力在缅北与日军作战，显然是另有图谋！所以罗斯福、马歇尔与史迪威，对蒋介石轮番施加压力，要求蒋介石下令出兵。罗斯福似乎忘记了华军主要的（11蒋介石全面反攻缅甸作战计划，原是在开罗会议中，得到盟国正式的批准，最后竟然就被一纸电报所取消了。盟国对中国的态度简直不可理喻，这个没有被批准的作战计划必须加以执行，而经过规划与批准的作战计划却被取消。[12]

　　这两个计划事实上差别太大，但罗斯福已被马歇尔完全搅昏了，忘记了其实是他自己失信于蒋介石与中国。）作战目标，是在中国战区，而不是缅甸战区。也忘记了中国战区正在面临与日军摊牌的最后决战。美国到后来竟然采取威胁中断一切美援的方式，硬是逼迫蒋介石屈服。

　　日军为了结束中国战区的战事，大本营决定在一九四四年在亚洲大陆发动最后决战的攻势：在中国发动一号作战，与在缅甸发动对印度的攻击（目的是彻底捣毁在印度的援华运输基地）。一九四四年三月，日本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正三上将）出动三个师团，在十五军司令官牟田口廉也指挥下发动了进攻印度战略要地英发而（Imphal）的攻势，蒙巴顿当然是手忙脚乱的调军应战，同时毫不客气地就把美国援助中国的装备，就地扣留使用，并且更急着要求中国军队出战，以牵制日军。英发尔之战是英国在亚洲地区打得最为漂亮的一场血战，也是在亚洲大陆动用盟国最多支持的一场作战。日军仅以三个师团攻击（兵力比在中国战区的一场会战是用五到七个师团，少得太多），就让英军几乎崩溃。

　　蒋介石考虑到日军在中国战区的集结，不敢将远征军轻易调出，因此提议空运更多的中国部队到印度，协助英军防卫日军的攻击。中国驻印军，从两个师，扩大为两个军，即是新一军（孙立人部）和新六军（廖耀湘部）。其实只要这支华军部队参与协助英国防守英发尔，盟军是可以有击败日军的余力的。中国军队由云南出击，沿途地形险阻、天然障碍太多、距离又远，在作战上实在是缓不济急的。

　　30.12　得不偿失的胜利

　　在缅北的原始森林与崇山峻岭作战，实在是一个特别的困难的冒险，“人与天争”甚至比“人与人争”还要可怕。日军在地形与自然环境极其复杂的胡康河谷据险布防，这个地区原是有名的“死亡地带”，大军的运动极其困难。所以史迪威指挥中国驻印军在这个地区作战，纯粹是一场放着当务之急不干（迎击日在中国本土的攻势），而在原始的野人山消耗战力的运动。中国驻印军都是从华军之中挑选过的精锐，又得到美国的装备，因此作战能力极强，但是放在胡康河谷的蛮荒地区作战，实在是一种可怕的浪（13如果丢掉了中国战区，盟国在亚洲及太平洋几乎是无立足之地，美军至少要加好几倍的军力才有可能反攻，盟军有没有控制缅甸都变成毫无意义的问题了。）费。可是史迪威却急于复仇[14]，竟然全力在这个地区督战，单论其个人的勇气与毅力，固然值得钦佩，但整个中国战区正面临最后决战的关键时刻：日军正开始对中国发动决定胜负的一号作战计划，中国战区却将最为优秀的部队，放在最为艰苦的地区，进行不必要的耗损。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中国驻印军一方面开始在胡康河谷，沿途排除地形与环境的困难，与据险作战的日军进行艰困的正面遭遇战，另一方面为新建的雷多公路清除军事障碍。虽然中国驻印军在胡康河谷一直保持进展，但是速度非常迟缓，特别是热带的雨季，使得军队的运动与作战，在原本就复杂艰险的山地丛林中变得难上加难，大自然的力量对造成了军队无法想象的负担。中国的精锐部队，就这样被强迫进行无谓的浪费，而留下员额、装备均不足的华军，在中国战区遭到日军一号作战计划的全面攻击。虽然中国驻印军已经投入缅北的局部反攻作战，但是马歇尔仍然不肯放松对中国的压力。在罗斯福五度施压与马歇尔三次威胁之下，最后马歇尔由“自己”给蒋介石最后通牒，假如中国再不出兵缅甸，美国将中止对中国的援助。在这种压力之下，蒋介石最后只有被迫同意，将美援改装的六个中国军，组成第十一与二十集团军，由卫立煌指挥，在一九四四年的四月二十五日，渡过怒江，从东北部攻入缅甸，进攻缅甸北部的日军据点，以期与中国驻印军会师。此时正是日军在中国战区发动规模空前的一号作战计划，对河南进行全面攻势的时刻，但华军的战略预备队，不能优先防卫自己的国家，却必须参加蒙巴顿与史迪威的“私人”作战，在无法迅速取得胜利的次要战场上打一场无关大局的恶仗。结果当然是史迪威所指挥的缅北战场一再传出捷报，但是中国的主战场，却一再出现全面崩溃的战况。这样史迪威成为对日作战的“胜利英雄”，蒋介石成为失利的败军之将。在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史迪威“亲自”组织一支丛林远征突击队，在胡康河谷人迹罕见的热带丛林中，长途跋涉了四百公里，五月十六日，突然出现在缅北重镇密支那的外围，一举攻占了密支那机场，当然这个突击作战的成功，又造成史迪威个人的英雄传奇故事的另一章。

　　但是，占领密支那机场的史迪威英雄突击部队，接下来不但无法真正攻（14其实难道中国军队就不想报仇吗？对抗日本侵略者的战争，乃关系千百万生灵安危，以及正义自由对抗强权暴力的殊死拼斗，岂有置个人的特殊境遇需要于全盘计划之上的道理？15难怪有人形容史迪威是个“最优秀的四星上将步兵营营长”（“the best goddam four-star battalion commander“），虽然有些刻薄，不过倒很传神。）克密支那市区，反而受到日军四面的包围；盟国为了支持史迪威这个传奇英雄，造成盟军在缅甸地区整个作战规划的全盘大乱，迫使蒙巴顿必须抽调与动员一切的军力与后勤（包括属于援助中国战区的后勤资源），以防史迪威成功突击密支那机场的“梦幻队伍”突然变成恶梦里的一群落汤鸡。在密支那外围的盟国部队虽拥有几倍于日本守军的优势兵力与火力，却由于史迪威差劲的指挥能力，无法顺利地攻下密支那。当然这里必须承认，日本的三十三军（本多政材）与五十六师团（松山佑三），无论是指挥官在内线作战上的优异指挥能力，以及日本守军血战至死都不轻易退却的精神，更让史迪威无法顺利地攻下密支那。

　　而为了攻克密支那这个据点，史迪威总共耗尽四万吨的军援物资（足够中国战区四个月的使用数量），先后撤换了四名不同国籍的战场指挥官，前后鏖战接近三个月，仍然无法攻下密支那。最后还是等到中国军队打通胡康河谷之后，在密支那会师，才在八月三日，由中国部队负责，攻克了密支那市，日军五十六师团旗下的五六旅团长水上源藏少将自杀。史迪威当然成为打败日军的传奇英雄。其实整个缅甸乃至中国的战局，都因为密支那突击战所惹出来的问题，而产生了极严重与不利的影响，而最后还是要靠中国军队才攻下了密支那。

　　这时候，正是中国战区的衡阳会战进行到最后的关键时刻，但是蒋介石手边已经调不出任何精锐的战略预备队与生力军去解衡阳之围，同时史迪威也将美国对中国的一点点补给，全数浪费在缅甸战场。因此日军终于攻克衡阳。中国战区在衡阳会战失败之后，整个战力与士气受到最惨重的打击，中国抗日的力量几乎可以说是接近山穷水尽的地步了。这时在怒江河谷作战的中国远征军，共有六个军，由卫立煌指挥，分成十一集团军（宋希濂）与第二十集团军（霍揆彰）。远征军发挥了优势装备与训练的作战能力，沿着怒江河谷，交叉掩护，逐一攻克日军所控制的险峻据点。但是由于当地地形的特别困难，都是崇山峻岭、悬崖密林与无法穿越的河谷，因此任何军队都无法在这个地区，得到迅速与重大的战果。当然日本的守军（第二、十八、与五六等三个师团），深知在这个地区的防守作战，事关控制中国对外通路的关键所在，日军上下可以说是发挥最高的决死抵抗之决心，不战到最后一刻，绝对不停止反抗。所以中国军队两个装备最为充足的集团军，在怒江河谷战场虽然发挥极其优异的攻势作战能力，但是仍然受制于地形与日军战到最后一刻的决心，必须不断的消耗人力与时间，逐一歼灭顽敌，结果中国的远征军足足花了八个月的时间，一直打到一九四五年一月，才终于的打通怒江河谷，与驻印的中国部队，于一月二十七日，在芒友会师。同时雷多公路（蒋介石将它定名为“史迪威公路”）也完成了接通的工程。这时日军在缅甸的战力，才趋于瓦解，但是中国战区，却因为不当的军力抽调与美援的不足，而遭到日军全面地蹂躏。

　　虽然说中国部队缅北作战，攻克日军的阵地，是有助于空运的加强与陆运的联系，但是若是与中国战区的全面惨败相比，实在是一个完全得不偿失的选择，特别是所谓打通史迪威公路，根本就是一个成本与效益完全不能相提并论的作战，从雷多到云南的史迪威公路，花费了一亿四千万美元，与四万三千中国民工修建，但是这一段公路，经过了人类不适生存的蛮荒地区，地形之险峻复杂，以及气候、环境对于正常运输的影响，困难简直是难以想象，其维护费用之高昂，更是使得公路根本无法发挥运输的功能。车队单程行驶的时间是十二天，运输数量实在是非常有限。到了一九四五年八月，即使在正常状况下，平均每月的公路运输量只有五千吨而已；在雨季时间，整条公路则近乎完全停摆。但是同时间的空运每月已经高达五万吨，所以这条公路的宣传效益远远大于实际作用，假如建筑费用可以用来增购飞机与空运设备，盟国早就可以解决援助中国战力不足的重大问题了。第二次滇缅作战，可以说是一场莫名其妙的消耗与得不偿失的作战，事实上是中国战区遭到出卖的策略。盟国先在反攻缅甸的作战上，一再的失信于中国，其实根本的用心就是不肯派兵协助中国，进行全面反攻缅甸之战、打通援助中国的公路。盟国虽然有兵力分配上的困难，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英国不允许中国提早打开通路而拿到足够的援助，否则中国会建立强大的战力，英国就没有机会恢复其殖民大国的“伟大计划”了。盟国的军政领袖，竟然在中国战区面临最为危机的时刻，还要强迫中国将最精锐的部队，不顾中国战区根本的安危，全力投入缅北的原始丛林之战，实在是对中国人最残忍的压迫手段，好象在亚洲大陆的作战，只有白种人参战的缅甸，才是值得支持的战场，至于是否会牵动中国战区的安危，根本不在盟国考虑的范围之内。

　　马歇尔一直拿这一点还没送出手的盟国援助作为恐吓的工具，一再威胁中国必须出兵缅甸，中国战区兵力被抽一空，最后面临近乎全面崩溃的危机。当然整个中国，北起河南，南到贵州，全面遭到日军地蹂躏，河山残破，人民九死流离，中国人的血泪染红了悲痛的神州大地。中国在战场上的失利，也导致元气尽失的中国在雅尔达密约中，遭到英、苏、美联手的出卖，而这些历史的悲剧，全只为了满足史迪威在缅甸原始森林的一点小小的胜利。这就是滇缅之战对于整个中国在抗日战争后期，遭到日军空前之蹂躏与挫败，以及受到盟国联手出卖的真正“贡献”。打通滇缅的国际通路，固然是事关中国能够得到抗日战争资源的生死大事，但是基本上，假如苏联这个盟国能够对中国“网开一面”，在一九四三年允许中国的西北通路运作，情况就会大大的不同了，事实上，当时苏联早已无对日本安全与战略的顾虑，更应负起盟国的基本责任，苏联无需自己援助中国，只需要允许美援路过苏联而已，这种苏联断绝援助中国通路，欲陷中国于死地的立场与做法，还配成为反法西斯的盟国吗？假如西北通路能够正常运作，中国与盟国根本就不会发生由滇缅作战引发的众多问题与危机，中国早就能够获得援助、武装而壮大。只要中国军队得到足够的援助，就可以在中国战场之中，扮演主动反攻日军的角色，及早收复华南沿海，迫使日军遭到更重大损失。这样也许美国根本无需对日本投掷原子弹，更不要雇佣苏联当“佣兵”来劫掠亚洲，就可以结束亚洲的战事了。一个有实力与军力的中国，更不会被迫放弃外蒙古的领土，甚至可以对琉球等战略要地，作出更为有利的历史选择。中国必然早五十年，就已成为被世界尊重的大国，她也会给与亚洲各新兴国家适当的帮助，不但华夏儿女无需遭到如此众多的苦难，亚洲与人类的二十世纪历史，也势将全面地改写。（16请参看第三十三章开罗会议中有关中国对战后亚洲民族国家奠定了发展方向的贡献。

　　附注：

　　[1] 特别是缅甸曾经长时期是中国的藩属国，中国军力在缅甸出现，可能更会产生更大的政治影响。

　　[2] 事实上，在盟国的眼中，所有的兵力调动与作战资源分配，从来就没对有中国战区的安危作优先的考量，只有西方国家的利益为基准。这个极其偏颇的情况，一直到魏德迈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后（一九四四年年底），才被矫正过来。另外由此也可以看出英国政、军领袖只为自己一时利益设想，完全不顾盟友死活的心态（不仅中国受害至深，美国也屡次被英国牵着走而无法作最有效的战略决策）。

　　[3] 日本陆军是世界上首先在热带丛林使用战车与机械化部队作战的部队，因此日军在南洋作战中，获得空前的成功

　　[4] 我们可以推测史迪威这个明显违背军法的个人冒险行动，不但是想缩小被追击的目标、利于保命，也是有计划地为挽回己前途的赌博行为。史迪威一向最擅长利用美国的新闻媒体为其造势，所以一旦这个单独穿越缅北热带原始丛林之举能够成功，以他对记者的关系与了解（即抢新闻远胜过报道完整实况），这个超级头条新闻必然会掩盖他在指挥滇缅作战上所犯的大错。军方很难去惩处一个美国报章杂志所歌颂的英雄人物（这趟丛林冒险使得他的体重下降了二十磅）。

　　[5] 其实还有可以经过中亚、新疆的通路，但是已经被“盟国”苏联所关闭了。

　　[6] 魏德迈在其《魏德迈报告！》一书中对中国为盟国胜利而付出的牺牲与关键性的贡献有很中肯的评论。

　　[7] 此后中国战区的问题，每次都要惊动罗斯福本人，由他亲自下令加以处理，才能得到部分的解决。由于中国战区的统帅与参谋长一再的不和与冲突，更让罗斯福觉得，中国战区是一个麻烦最大，贡献最小的战区。

　　[8] 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之前一直站在支持中国的立场，但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却非常乐意配合丘吉尔来暗中打击中国，从马歇尔重用史迪威出任蒋介石的参谋长，即可见马氏对中国的成见与阴谋了。在二次大战期间，马歇尔的权利可以说到达权倾一时的地步。

　　[9] 毕塞尔曾是史迪威的左右手（空军顾问），负责全力压制陈纳德。

　　[10]盟国出卖中国的最大保障，却竟然是中国军民不屈不挠的抗日决心、说到就做到的无畏牺牲，以及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尽全力配合盟国一切战略决定。

　　[11]蒋介石全面反攻缅甸作战计划，原是在开罗会议中，得到盟国正式的批准，最后竟然就被一纸电报所取消了。盟国对中国的态度简直不可理喻，这个没有被批准的作战计划必须加以执行，而经过规划与批准的作战计划却被取消。

　　[12]这两个计划事实上差别太大，但罗斯福已被马歇尔完全搅昏了，忘记了其实是他自己失信于蒋介石与中国。

　　[13]如果丢掉了中国战区，盟国在亚洲及太平洋几乎是无立足之地，美军至少要加好几倍的军力才有可能反攻，盟军有没有控制缅甸都变成毫无意义的问题了。

　　[14]其实难道中国军队就不想报仇吗？对抗日本侵略者的战争，乃关系千百万生灵安危，以及正义自由对抗强权暴力的殊死拼斗，岂有置个人的特殊境遇需要于全盘计划之上的道理？

　　[15]难怪有人形容史迪威是个“最优秀的四星上将步兵营营长”（“the best goddam four-star battalion commander“），虽然有些刻薄，不过倒很传神。

　　[16]请参看第三十三章开罗会议中有关中国对战后亚洲民族国家奠定了发展方向的贡献。

百城客

　　中国抗日战争的光荣胜利，最后会演变成为一个悲剧，“史迪威事件”具有历史性的关键影响。日皇裕仁实在应该颁发一枚“大和”奖章给史迪威，表彰他在中国战区进行的全面分化，使得日军能在最后的决战中，展现锐不可当的攻势。而没有能够及时撤换史迪威，更是成为蒋介石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一个最为严重的错误决定。

　　在同盟国与中国并肩抗日的战争历史中，也许最大的错误，就是成立中国战区，并由美军的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将军出任第一任战区参谋长。基本上，中国战区一直无法参与盟国决定战略的重要会议，也被拒在制定后勤分配优先顺序的军火分配委员会（Munitions Assignments Board）之门外；更加上史迪威与蒋介石完全的对立与冲突，不但在中国战区内部形成严重的将帅失和、引爆中国内部派系的斗争，甚至使得中国与盟国之间的关系，进入了全面交恶的困境。

　　在整个二次世界大战之中，中国战区所有的作战需要，在盟国欧洲优先的决策之下（受英国强烈的影响），总是被排在最后，受到了极不公平的待遇，连答应给中国的援助，还都要被七折八扣的减量供应；中国虽然得到的帮助最少，但是他的军民却以最大牺牲，使得盟国在亚洲、太平洋战场赢同时还要应付来自盟国“歧视性意见”的重大压力、各种挑拨离间的分化手法，闹得战区的内斗愈趋激烈，中国反而失去了原来一致团结抗日的决心与共识，因此战力大受影响。特别是在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Ggorge Marshall）与史迪威故意安排之下，制造出“中国战区麻烦最多，贡献最少”的刻板与错误的印象。最后，这个“麻烦多、贡献少”的中国，也就成为被盟国联手牺牲与出卖的对象，造成中国至今还要为这个历史的扭曲付上代价。为了要隐瞒与掩盖盟国出卖中国的劣迹恶行，在今天世界“主流认知”与一般先入为主的通俗历史观里，中国人在二次世界大战之中的贡献，仍被有意的扭曲与淡化。

　　而这个历史悲剧的核心，都与史迪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然在史迪威的背后，藏着斯大林、马歇尔、丘吉尔，与他们想支配历史局势的大谋略。但是假如当时盟国中国战区的参谋长不是史迪威，而是陈纳德或魏德迈，那么中日战争的历史绝对会出现极大的改观，中国在战后也绝对不会遭到如此严重的历史伤害。

　　31.1　日军在太平洋横扫美、英、荷的部队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偷袭美国在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基地，美国于是对日宣战，全球的反法西斯战争，终于凝成一个世界性的盟国结构。

　　对于中国而言，这才正式结束了对日本长达四年半的孤军奋战。等待国际社会伸出的援手，原是中国整个抗日战争中，死里求生的唯一出路；也是中国“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最高战略指导原则所期待之决定性时刻的来临。

　　但是谁也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全球反法西斯、反侵略的盟国阵营，仍然不能摆脱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本色，不但在所谓并肩作战的期间，强权玩尽各种牺牲中国，成全自己的手法，对于战后的国际发展，更是完全基于强权的私利的盘算，盟国甚至决定出卖在整个战争中，付出最大、获得支持最少的中国。

　　在日本刚开始攻掠英、美、荷、法等国在东南亚与西太平洋的殖民地与军事基地时，这些国家全无招架之力，以至于接连惨败。日本南方军在百日之内，就攻克了东南亚与西太平洋所有的战略目标，造成西方盟国内部的震动。

　　这时西方盟国才深刻了解到，日军作战的能力果然是非同凡响。而国力落后的中国，竟然能够独立抗日四年半的表现，实在是战争史上的奇迹。当时盟国最为担心的就是，如果中国真因为国力完全的耗竭，而停止对日本作战，那么整个亚太战区就会完全改观。德、日两轴心国一旦在中东会师成功，控制了丰富的能源与天然资源，盟国所面临的战争危机将是不敢想象的。

　　一九四二年年中，日军在攻占南洋与西太平洋的目标之后，想要进一步为轴心国取得全面的胜利，所以日军大本营拟定了规模更大的战略，企图将日军兵分三路：一路向东突进，准备攻占中途岛、进窥夏威夷，将美军的力量阻在东太平洋；另一路准备朝向东南，攻占澳洲，以稳固日军对东南亚战略资源地区的控制；第三路则是向西方攻入缅甸，策动印度来反抗英国，这样同时可以切断中国最后一条国际通路，迫使中国屈服或是求和，然后日军就可以深入中东石油产地与德国会师。

　　可是日本若要执行这大战略，最大的问题就是所需要的兵力，已经超过了日本国力与军力所能负担的极限。因为在一九四二年，日军的陆军兵力，已由一九三七年的十七个师团，扩增到五十八个师团，兵力虽然扩张了三倍以上，但是日本仍然连最初的”中国事变“都无法解决。一半以上的日军都陷在中国战场之中，这便是日军无法有足够的兵力，进行其全面战略的主要原因。

　　由于中国不计牺牲的抗日到底，使得日军无法结束中国事变，造成了日本作战资源逐渐面临枯竭（主要是石油与铁），因而促使日本铤而走险、发动太平洋战争。这原来是日本一个高战略风险的选择，如今日军既然在西太平洋获得了空前的胜利，日本应该能够利用盟国无力集结反攻的空档，全力解决中国问题，而不再盲目地扩大战线，以致超过日本国力的负担。但是当时日本的上下已经被轻易而得的太平洋战争胜利所膨胀了；事实上，日本军部已经发现，打中国所耗费的力量，远远超过了击败西方国家所需的总和。

　　于是日本政府在民气可用的狂热之中，采用了好高骛远的战略计划，好容易取得民意狂热的支持，因此日本继续延伸南方的战线，而逐渐超过了其国力能负担的限度。

　　31.2　西方为挽救亚洲战局而成立中国战区

　　日本一直希望能够设法结束中国事变，以便抽出三十个师团（总兵力八十万）以上的部队，来执行轴心国的全面制胜战略，但这正是西方盟国所不敢想象的恶梦。因此支持中国继续抗战，是盟国唯一能够阻止日军席卷攻势的王牌。所以美国总统罗斯福立刻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七日，致电蒋介石，在重庆立刻召开盟国的亚洲大陆战略会议，设法拟定共同作战的计划。

　　虽然当时盟国在东亚的战局，已经出现一面倒的惨败，自顾不暇，并无法提出任何有效的合作与反击的战略，但是这个会议的举行，已经证明中国在亚洲反法西斯战略中的关键地位。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三十日，美国的罗斯福建议，盟国应成立联合作战的战区，以统筹盟国作战的力量与策略，但是斯大林非常技巧的婉拒，因为苏联只要西方国家的援助，但是不要西方盟国的干预。而蒋介石则是非常坦荡地接受罗斯福的建议，成立中国战区，下辖中国、与中南半岛及泰国的对日作战，蒋介石并建议由美国派遣将领，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以便利中美之间的军事合作。

　　但是蒋介石万万也没有想到，马歇尔巧妙利用这个参谋长的人选，执行他一心打击、压制中国的策略，从此中国战区的人事安排与战略拟定所造成的风风雨雨，竟然成为中国抗日战争中，最大危机的根源。一个充满明争暗斗，无法团结御敌的中国战区统帅部，严重地削弱了中国抗日的力量，更是让中国在最后关头，差点输掉抗日战争，与亡国的命运几乎是擦身而过。中国战区的问题，最终更成了中国被盟国出卖的直接原因之一。

　　31.3　史迪威散播的中国战区无望论

　　纵观自从盟军成立中国战区之后的历史资料，中国战区所面对最为危险的敌人，并非是正面战线的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火+田俊六，也不是侧背战线的日本南方军总司令官寺内寿一，而是美国的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以及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在中国战区成立之后的三年六个月艰苦作战中，马歇尔自始至终都是设法压制中国战区作战战力的头号大敌，而史迪威则是误导中国战区作战资源运作的最佳执行者2。

　　所有的史料都明显地指出，在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马歇尔几乎从来没有把中国战区真实的情报与状况，告诉罗斯福总统。马歇尔一直引用史迪威的“第一手”报告，作为中国战区战略决策的情报依据。而史迪威的报告，多半是引述日军的战报、“东京玫瑰”的广播内容、苏联与共产国际组织的宣传，掺进史迪威个人主观的“辱华”成见，加以调整润色而做成（甚至经常与眼前的战况完全不符）。史迪威所有的报告，全是坚持蒋介石即不肯、又不敢作战的“政治文宣”，依照他的评估，中国战区随时都会崩溃；假如中国战区的存在还有一点意义的话，就是中国所剩的作战力量，都要帮英国守住印度，以及为史迪威完成反攻缅甸的任务。这种睁眼瞎说的报告是根本不能反映中国一直苦战待援的实情。

　　假如中国抗日历史的真相，真如马歇尔的中国战区情报所说的，是进行“假战”，日本皇军既然能在中国战区，如入无人之地，能让蒋介石部队望风溃散，为什么日军不能迅速打垮蒋介石，而结束中国事变，以抽出八十万的日军，与盟国进行决战？日本小矶国昭内阁为什么还要千方百计地与蒋介石接洽，一再提出各种“退让”的和谈条件，希望能够优先解决中国事变？

　　原因就是日本无法在战场上，解决中国事变，因为中国纵使在山穷水尽之时，仍然拼命抵抗日军。

　　所有史迪威提供给马歇尔的中国战区战报，，只是一个内容格式，就是中国与日军没有打，“假如有”的话，也是共产党的部队在打。更为离奇的是，当美国与国际的新闻记者前往重要的中、日会战地区，如宜昌、常德、长沙、衡阳，实地采访中日部队作战的情形，报道了华军不怕牺牲、拼到全城或整条战线成为废墟焦土的惨况，都影响不了史迪威与马歇尔在同一时候、对同一会战的报告内容（只能想象他们所描述的地方不在中国），他们报告的说法永远是一样的（除了日期不同外），“蒋介石的重庆部队没有对日作战”的文字继续被“填入空格”，就好象低年级小学生写填空的练习题一样的工整。

　　31.4　盟国设法阴谋压制、打击中国的策略

　　因此“中国战区无望论”，以及“中国政府根本没有抗日论”，就是马歇尔所有中国战区报告的基本内容，这些来自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经年累月的“第一手报告”，最终瓦解了罗斯福对于中国抗日的支持与信心。马歇尔更为厉害的一招，就是在执行对中国战区支持的政策上，尽量夸大困难、阻碍而设法打折，同时在时间上尽量拖延。罗斯福总统在一九四二年，亲自下令指示马歇尔，在中国的空军战机应该到达五百架，驼峰空运的吨位应该超过每月五千吨（当时美军一个师的消耗物资数量，就已经每月超过三万吨），但马歇尔设法以执行困难作为推托的理由，每件指令都设法拖延一年以上才执行，令中国战区根本无法依照计划的时间表进行作战的配合。

　　由于罗斯福认为蒋介石身为国家元首，兼任中国战区最高司令官，因此不能直接受到盟军联合参谋团会议指挥，马歇尔就以这个“尊重”蒋介石作为口实，否决了中国战区派代表参加联合参谋团的建议。（因为一般的盟国战区，理论上是要接受联合参谋团的节制与指挥的，既然蒋介石地位崇高，不受直接的指挥，那么中国战区就不能参与联合参谋团的会议。）

　　这样在表面上，蒋介石的地位好象高过其它的盟国战区司令官，事实上，中国战区就根本不能预闻盟国的战略决定，自己的作战角色的变化，也不能直接申述自己作战所需的后勤。许多需要中国参加的战略计划决定，都一改再改，而且多半是作成决定之后才知会中国战区。马歇尔自己更是经常使用威胁中断对中国援助的方式，对蒋介石下达“命令”般的最后通牒，

　　这就是马歇尔“尊重”蒋介石的方式。

　　马歇尔同样的不让中国代表参加军火分配委员会，这样中国战区所有需要的装备与后勤需要，都不能直接申请与争取，有时军火分配委员会勉强把剩余的军火拨给中国，还不一定有运输工具。由于马歇尔坚定支持史迪威所有的“辱华”与“乱华”政策，让史氏全权掌控美国援华物资的分配，作为控制中国战区的手段，并且介入中国权力斗争的分化工程。马歇尔在反攻缅甸的作战上，毫无理由地配合英国的立场，一再反复变化，已彻底打击中国战区的士气。最后马歇尔更坚持美国必须执行雅尔达密约（虽然连出卖中国以提早结束对日战争的借口已经消失了），公然应允苏联侵略中国。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战区上有马歇尔有计划地打击与出卖，内有史迪威的掺沙子、挖墙角，中国还能支撑得住日军的攻势，其中的艰难真是难以想象。虽然没有任何其它的证据，显示蒋介石与马歇尔有任何的个人恩怨，但我们可以就事论事，他的确大有不搞垮蒋介石，绝不甘心的“坚韧意志”。

　　在整个抗日战争的过程中，马歇尔几乎没有一次放过蒋介石，最后虽然中国战区成功地通过抗日战争的考验，马氏还专程到中国负责“调停”国、共内战（交给别人做还是不放心），结果终于达成心愿，把蒋介石逼到台湾，当然最后也让美国付出参加韩战与越战的重大代价。

　　当时反法西斯阵营的结构，可以说存在着极其矛盾的分歧，以及国家间利益的冲突。在盟国的四强中，中国是一个大国，但也是一个弱国，曾经也正是强权殖民主义欺凌与压迫的对象。但是因为中国在对抗法西斯的战争中，参战最久、牺牲最大，同时牵制了日本一半以上的军力，因此中国理所当然的成为反法西斯盟国的四强之一。虽说中国只求恢复自己国家应有的权益，并无任何对外侵略与扩张的野心，中国甚至还乐意帮助其它亚洲国家，追求合理的民族自决，但是中国的复兴，却会影响到苏、英、法等强权在亚洲利益的维持与发展，因此她就成为这些盟国必须打压与算计的对象。

　　美国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国家，它自身经历过反殖民主义战争而获得独立与发展。无论是在十九世纪所提出的“门罗主义”，以保卫西半球国家的独立利益，还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所提出的民族自决主张，都有结束西方帝国主义支配全球利益的理想，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参战，同样有着这种理想主义的色彩。当然美国的民族平等主张，仍然受制于文化与利益的结构，多少仍然以西方社会的观点出发，特别是美国的军政部门执行的官员，并未充分的了解与体认罗斯福总统高瞻远瞩之观点。

　　不过美国究竟是一个仅有百多年历史的国家，对于长远的战略与政略，缺乏历史的远见，虽然它的本土并未遭到战火的攻击，但是它却是最急于结束战争的国家。美国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提早结束大战，以减低美军的伤亡，无论是发展及使用核子武器，或是把中国当成“战利品”来引诱（邀请）苏联参加对日作战，都是源于美国政府与人民对历史意识的缺乏。

　　当时的苏联，则是一方面打着无产阶级全球革命的口号，对于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斗争，一方面却推动大斯拉夫主义的扩展，以老大哥自居，压制与欺凌纳入其势力范围内的国家与民族。苏联把侵略中国，当成推动全球革命的第一个前进战略要点，列宁之“经由北京、加尔各答，是由莫斯科到巴黎最近的道路”的战略布局，促成了共产第三国际（Comitern）在中国的发展。苏联在一九二一年就已攻占了外蒙古，扶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傀儡政府（比满洲国的成立，足足早了十一年）。为了引爆中日两国全面的冲突，以坐收渔利，俄国甚至出售其在中国东北的铁路与利益给日本，以让日本安心地侵略中国；又同时放出消息，表示苏联在必要时会与日本作战，来鼓舞中国与日本进行全面的战争。

　　一九三八年中日战争进行到难解难分的时刻，苏联进一步派兵驻进新疆，实质控制了新疆的军政运作；一九四一年斯大林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承认满洲国，甚至不准美国援华的物资，经苏进入中国。此后苏联就全面杯葛盟国与中国的各种合作。更不能忽略的，是苏联善运用其在全球渗透的外围组织力量，进行不实却迷惑人心的文宣，全力破坏中国对日作战的事实。这种高度组织化、灵活与泼辣的负面宣传，配合上马歇尔、史迪威的阴谋，终于使得美国决策阶层错误地认为，中国无力也无心抗日，美国若是要想提早击败日本，不能靠武装中国，而是要给斯大林利益，让苏联出兵参战。于是在雅尔达会议中，美、英两国秘密应允俄国正式控制外蒙古与进军中国东北的“权利”，作为斯大林“将”对日作战的条件。

　　英国虽然实力已经不如往昔，但仍企图在战后维持其殖民帝国的架构，尤其是它在亚洲的属地。英国多年来一直企图染指西藏（英军曾经在清光绪三十年短暂的占领西藏首府拉萨），以破解中国在亚洲拥有战略制高点的优势。不过，英国也担心假如中国获得大量的美援，得以在对日作战中，转守为攻，那么中国势必能在战后成为强国，中国不但会要求收回香港，也会影响到亚洲其它国家摆脱英国殖民主义的统治。因此英国希望中国能在大战中，耗竭掉所有的国力，最好还能爆发新的内战，所以丘吉尔一直设法离间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并利用它对美国的影响力，尽量的丑化蒋介石与国民政府，使得中国始终被排在盟国决策圈之外。丘吉尔甚至认为，假如英国无法防止苏联的扩展，那么不妨利用苏联扩张的压力，以加强英、美的关系。

　　就形势而言，可以看出中、美、英、苏四强的反法西斯盟国阵营内部，有着非常重大的矛盾与差异。在反轴心国战争的初期，由于盟国处在失败不利的局面，到还能同心协力，以最低限度勉强支持中国对抗日本的侵略。但是当战局开始好转之后，盟国之间的明争暗斗，特别是分化与打击中国的招式，其做法之凶残，甚至胜于战场上敌人。苏联的战略目标是建立新的赤色第408页帝国，因此要趁机占领整个东欧，以及控制中国，英国则是要维持大英帝国的残存结构。

　　31.5　出力最多、获得最少支持的中国战区

　　虽然罗斯福主张由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目的是要更肯定中国的贡献、给与他更多地支持，因为罗斯福一方面真正的了解与感谢中国过去五年中，单独抗日的成绩，一方面更是认为，假如美国要想击败日本，最快与牺牲最少的方法，就是充分武装中国，利用中国使它成为攻击日本的力量与基地。

　　但是多数的美国军方将领，却有着欧美本位的想法，认为战争优先顺序，一定要先欧后亚，这样欧美国家才能在战后，维持支配世界利益的传统霸权地位。这种想法特别受到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的忠诚支持，他认为设置中国战区，不是要武装与增强中国的抗日力量，而是要方便美国直接插手掌控中国对日战争的策略。

　　马歇尔从一开始就有意低估中国战区的重要性，在他认为，中国的抗日作战只是整个战争的辅助而已；中国战区的唯一功用，就是拖住、消耗日军，而美国绝对不能也不必全面武装中国的军力。盟国要想真正打败日军，还是要出动美英苏的“白人国家”军队不可，否则一旦中国成为击败日本的主力部队，那么美国就要面对虽然少了一个日本，却多了一个复兴的中国与西方国家争取主导亚洲与太平洋发展之历史新格局。

　　所以马歇尔坚决主张，盟国对于中国战区的任何支持，都一定排在最后的顺位，就算有多余的作战资源，也是能够不给中国战区、就尽量不给，对中国的援助，只维持蒋介石还能牵制日军的最低限度范围。因此马歇尔甚至对于罗斯福总统援助中国战区的直接指示，都是尽量设法阳奉阴违，要不然就是拿出官僚系统“能拖就拖”的绝招，虚报执行上困难重重，最后最好能够不了了之。马歇尔与史迪威有一个共同的默契，就是最后要把中国战区的指挥权拿到美国人的手中，否则就让中国战区保持不死不活的状态。

　　当然不能说马歇尔这种“应付”中国战区的态度，完全是出于个人偏见，他也有一些作战后勤与国家利益上的考量。因为当时美国要想援助中国，必须经过一万七千公里的大西洋到印度洋的补给线，从印度的港口，以火车转运到印度东部，然后沿驼峰棱线飞越喜马拉雅山，进入中国。这条运输线，经过半个地球与跨越几个历史时代的地区，因此复杂的程度可以说是难以想象，平均美国每供应中国一吨的物资，在运输的道路上，就要消耗十八吨的物资。

　　这是作战历史上，后勤补给线最不经济的记录，因此马歇尔认为，这种方式将补给品来武装中国作战，实在划不来，不如将物资另作他用。同时马歇尔是一位传统的陆军将领，对于空权与空运的能力，所知有限，对于中国军队的多个世纪混合的作战方式，更是闻所未闻，所以总是认为中国军队内幕重重，不堪闻问。由于马歇尔认为空军只是作战与后勤上配合的角色，所以中国军队无法以有限的空军支持与空运后勤，就能发挥战略上击败日军的能力。因此他认为在盟国没有完成反攻缅甸，打通滇缅公路的交通之前，任何大量援助中国的计划，都是完全不合实际的做法。

　　31.6　悲剧的诞生，史迪威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

　　原先华府属意由一次世界大战的猛将段澜（Hugh Drum）中将，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但是段澜发现马歇尔的“敷衍”中国战区的政策，与自己希望大量援助与武装中国，并且在中国战区建立强大打击军力的政策不符，当然就不肯出任这个搞权谋多于战略规划的工作。这时马歇尔推荐自己的亲信史迪威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其基本的着眼点，就是史迪威是一个意志与成见都极其强的“中国通”，他绝对不会改变的特点，是对于蒋介石的反感以及对中国人的轻蔑，这正是马歇尔的人选所必须具备的条件。由史迪威把蒋介石缠住，不让中国战区的实情传达到盟国的决策阶层，这样就可以为“中国最后”的战略方针，得到最佳情报的支持。

　　史迪威本身并无统兵作战的经历与能力，只在中国担任过长期的军事外交工作。他对于中国的内战与派系斗争，有着政客般的高度个人兴趣，他对于蒋介石能够击败群雄，取得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地位，一直有着极大的成见与负面的评价。当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之后，史迪威就是一直散播中国抗日“无望论”的西方军事专家，假如依照史迪威权威的预测，中国早就该向日本投降十次了。但是中国却能在蒋介石领导之下，单独抵抗日军五年，因而让史迪威的中国军事权威专家之名誉扫地。此次他能够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当然有机会让蒋介石背腹受敌，并且运用影响力，扶植自己看好的军方将领如冯玉祥、李宗仁与白崇禧等人，希望这些人有朝一日可以在中国当权。

　　原先史迪威在中国多年来，就与左倾的美国人物史诺（Edgar Snow）等人相熟，对中国的赤化与左倾的势力，有着极大的同情与支持。他就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之后，身边的主要政治顾问，如美国驻华使馆的秘书戴维思（John Davies）与谢伟志（John Service）等人，全都是左倾的政治狂热人物，积极企图协助中国全面赤化，他们与延安的八路军代表，有经常的接触，因此他们对于中国战区的民情与政局的报告，全都采用延安观点，主要的目的，在于丑化、分化与弱化中国战区与国民政府的抗日事实，并且极力创造与加深中国战区内部的矛盾。因此他们的报告，对于中国战区极端的不利，他们对于史迪威的影响极深，其中谢伟志还因为向延安泄漏美国的机密文件，最后在一九四五年遭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审讯。

　　在马歇尔与美国陆军部（Department of War）部长史丁生（Henry Stimson）的支持下，史迪威是抱着开始时先“监督”蒋介石，最终掌控中国战区指挥权运作的使命而来。一九四二年三月八日，史迪威就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就注定了紧接的将帅严重失和，以及中、美争议不断的悲剧。当时史迪威具有“双重身份”的安排，在形式上，史迪威是蒋介石的中国战区参谋长，需要服从蒋介石的指挥，但是史氏又指挥所有在中国的美军，掌控了所有美援装备的申请与分配，以及负责在缅甸的作战指挥。因此它可以代表美国政府的立场，与蒋介石较量、周旋。

　　因此史迪威一直自认他实际上是美国派在中国的“监军”，随时向美国政府秘密报告蒋介石与中国内部的所有情报，动辄使用美援物资的申请与分配权，来挟制蒋介石，并且离间中国战区的将领，以及设法培养美国在中国军方的“代理人”。因此自从中国战区设立，史迪威成为战区参谋长之后，中国独立自主的作战决策就每况愈下，同时中美之间的摩擦与冲突就快速增加了。从此中国不但要对付日本从外面的军事攻击，还要应付史迪威在内部的挑拨离间，逐渐使得蒋介石所指挥的部队，出现新的矛盾与彼此的猜忌，最后在日军一号作战计划的攻势下，中国付出了惨败的代价。

　　平心而论，史迪威在中国战区所造成之指挥系统的危机，一部分的确是来自中、美国情的差异，特别是当时中国的军政结构，仍然属于人治统属的方式。同时中国所有的作战资源，已经消耗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因此除了以上下欺瞒的方式，暂时的回避问题之外，也别无其它的良策。军委会无法提供军队足够的兵员与补给，部队也从来没有真正按照实在的编制运作，因此史迪威认为中国的军队，根本就是上下交相欺骗的体制。华军不同系统的部队又有不同的待遇，更加让他觉得，中国政府仍然利用抗战在搞山头利益。

　　31.7　史迪威真正的任务

　　而史迪威个人的个性孤傲，对于一切都有一种莫名的自大狂与刻薄、挑剔的心态3，给予他个人根深蒂固的成见，他根本鄙视蒋介石的为人与一切的作为（其实史迪威对于任何人物都带有极强极强的成见，这很可能是来自史氏内心的自卑感），蒋介石越是胜利与成功，史迪威就越加的愤恨与不满。他从来不肯踏实地履行战区参谋长的职责，要受蒋介石指挥，更是他根本不能接受的事[4]。史迪威称蒋介石是“花生米”、罗斯福是“橡皮腿”，它也无法与英国的东南亚战区最高指挥官蒙巴顿以及英军将领相处，与陈纳德更是几乎是势同水火。

　　史迪威对于中国的政治与军情，全都是负面与挑剔的报告，从来不会主动为自己所代表的战区利益而力争，倒更像日本“中国派遣军”的特务机关长，专门来中国战区卧底，以离间中国战区内部的合作、阻断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援助，以及抽调中国战区兵力到缅甸作战。他最终的目的就是把中国战区搞成不堪一击，这样盟国才能把蒋介石免职，史迪威就可以统帅六百万华军。虽然史迪威本人指挥作战的能力非常有限，但是他却非常懂得玩弄政治手段、耍小点子，以及操纵舆论媒体的报道。

　　最不堪的是，史迪威对于参与中国政府内部的权力斗争，更有着极大的兴趣。从蒋介石的亲戚到战区的指挥官，史迪威经常喜欢听取谣言、散播谣言，并且设法介入权力斗争，以帮助自己所欣赏的人物夺取权力，但这却是盟国合作中，最要不得的举动。史迪威以一位精通中国内部权力斗争的救世主姿态，干预中国内部决策的斗争，以及直接涉入各组势力间的权利倾轧。史迪威平时多半时间，不是在印度，就是躲在中、印、缅的森林中，策划他个人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但是只要它出现在中国战区的境内，就会立刻爆发严重的政治斗争。

　　蒋介石绝对没有想到，中国战区成立之后，对于中国来说，可以说是未见其利，先受其害。因为在一九四一年，中国开始从美国的租借法案中，得到美国对中国抗日作战的支持，就是提供中国空军战机五百架，以及三十个陆军师的武器（当然全部的装备都是中国要出钱买的，只是可以先记帐周转）。这些军事物资，在美国政府批准之后，就直接卖给中国，国民政府接收之后，就由中国自己依作战的需要进行调配。

　　但是自从成立中国战区之后，中国不但没有得到新的援助，就连美国政府原先已经答应卖给中国的装备，也经常要支持其它战区的“紧急”需要而被抽调5。最大的问题是，所有中国战区所需的军事装备，反而不能由中国政府自己向美国申请，而是要经由史迪威亲自同意之后，才能够申请；而已经运到中国的美援装备，更要经由史迪威个人指定分发，而非由中国战区自行运用。史迪威于是动辄以冻结美援作为在中国战区兴风作浪的工具，更以分配美援物资的优先顺序，作为自己在中国内部拉帮结派的筹码。

　　这就是中国战区不能发挥战力的基本原因所在。试想，假如美国对英国（是中国的四十倍）或是苏联（是中国的二十倍）的援助，全都排在最后，绝大部分根本没有在作战需要时运到，而且少量的军援运到之后，还要由美国军官单独负责控制分配的运作，加上战区统帅与参谋长的立场与意见完全势同水火，那么在二次世界大战之中，英、苏还可能有什么可观的战力发挥？

　　由于史迪威根本就不愿成为蒋介石的副手，总是自以为是美国总统的代表，负责“监督”中国抗战。蒋介石为了应付这样一位监军，只好投其所好，让他独当一面，负责指挥在缅甸与印度的中国军队，好让他有事分散注意力，免得呆在重庆，每天大搞兴风作浪与挑拨离间的活动，但是史迪威还是设法给中国战区带来了灾难性的打击。

　　从史迪威就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之后，整个中国战区就成为双头马车的领导，中国战区内部的“斗争”比对日军的作战，还要热闹。而原本团结一致对日作战的各个派系，因听闻到内斗的讯号，而又开始私下运作了。各派系一方面设法保存实力，一方面不断大“告洋状”，闹的中国抗日阵营出现严重的内部分裂，使得罗斯福感到非常烦恼与困惑。史迪威这样的做法，正是体察到马歇尔的心意所在，有了史迪威第一手的“辱华”报告，马歇尔就非常容易说服罗斯福，中国是无用的盟国，只要口头敷衍蒋介石就好，根本不必实际支持中国战区作战，更别提装备中国的作战能力了。

　　31.8　中国战区内部的“陆、空大战”

　　在中国战区的战略观点上，当时分成陆战与空战两派，史迪威是陆战派，这派的支持者包括马歇尔与史丁生。陆战派人士主张建筑中国通印度的雷多公路，进一步反攻缅甸，建立中国对外的陆上交通线；同时训练与装备中国陆军，在战场上反攻日军的战线。而陈纳德是空战派，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与居里（Lauchlin Currie）是这派的支持者。这派的观点是全力提高对中国的驼峰空运量、加强在中国战区的空军战机，以及在中国境内建立更多的空军基地，利用战机切断日本由南洋到日本本土的运输生命线，同时攻击其本土的国防重工业，并对于中国战场提供空中阻绝的空优支持，以对日陆军造成重大的战略打击。由于罗斯福看到陈纳德空军的优异表现，因此倾向支持空战派；蒋介石与陈纳德的友谊又非常深厚，所以造成了史迪威极大的不满，竟然设法尽量制肘陈纳德，造成中国战区指挥部门里，随时都有可能上演一场陆军与空军的“大战”。

　　陆战与空战两派的观点，当然是见仁见智、各有立场，但是若以时效与成本而言，则应是空战派可行性更高。因为要想打通中国西南的陆上交通网，要涉及到英国的全面支持，以及冒着大量抽调中国战区前线兵力的风险，同时要有效的装备与训练中国陆军，所需要的时间较长。更何况斯大林与丘吉尔都不会在决策上愿意支持中国打通国际通路，所以陆战派的计划更是难以实行。

　　但是若是设法大量增加在中国的空军数量（若能有一千架以上的战斗机）、提高驼峰空运数量（每月两万吨的物资），以及纳入印度北部的空军基地以扩充中国战区的空军战力，这样中国战区空军，就可以充分发挥战力，一方面截断日本的战略运输线，一方面阻绝日本部队在中国战区的后勤补给线，这将会在中国战区发生决定性的战果。问题是，当时没有人看出空军在战略上，可以担任如此重大的角色。陈纳德将军是少数的空军战略的先知，但是他的权威既低，又受到史迪威、马歇尔全力的打压，根本没有让他发挥空权力量的机会。

　　一九四二年五月，第一次滇缅作战失败后，史迪威擅自把华军两个精锐的师留在印度，名为训练，实为控制做自己指挥的私人军队。当年六月，史迪威返回重庆之后，对于筹组盟国中国战区的参谋指挥体系，毫无兴趣，却一心只想调用中国战区的部队，为他反攻缅甸的日军而复仇。史迪威出身传统的陆军，对于空权的发展与潜力，完全缺乏了解，因此他对于开辟空中运输走廊，是非常的悲观。他醉心于建筑一条从印度雷多经缅北到云南的公路，希望这条公路能够打通美援的补给，以支持他建立新式华军的梦想。但他完全忽略了建设雷多公路所需费用的高昂、自然环境上的艰巨、时间上的缓慢；更实际的困难是这条建筑在深山蛮荒无人地带的公路，其运输能力既低，但修护与保养的工程费极大，因此以实际效益的观点而言，是极端的浪费。假如同样的资源、经费改为投资在增加空运能力与战机数量。结果会完全的不同。

　　而蒋介石原先也是殷切希望盟国能够优先反攻缅甸，以打通援助中国的交通线，中国就可以力转战局了。但是这个看法与史迪威的根本不同之处，是蒋介石认为盟国必须全面控制东印度洋海域，然后与中国以水路两面、南北夹击缅甸的日军，以重新开放缅甸的海港与纵贯铁路，才能达成打通援助中国的通路的任务（史迪威认为局部收复缅北、开辟雷多公路即可）。但是丘吉尔知道，如果蒋介石能说服美国这样做，将对大英帝国的殖民利益有深远的影响，所以丘氏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是用尽一切力量、绞尽所有脑汁，反复进行各种破坏的策略，罗斯福终于拗不过丘吉尔的死缠烂打，加上斯大林在旁的助阵，使得反攻缅甸的战略计划，一拖再拖，盟国原先答应对中国大量的武装援助，也就一延再延，至终都没有让中国拿到手。

　　当时中国对外获得援助的唯一管道，就是越过喜马拉雅山的驼峰空运线。这条高危险、高难度的航线，乃是维系中国抗日力量与心理的援助生命线，但是在英美相关官员的存心杯葛之下，起初的运输量极其有限。美军负责中国战区空运的空军第十航空队指挥官毕赛尔，更是一位坚决执行马歇尔与史迪威政策的美国空军将领。在他认为，驼峰空运支持中国的行动，不过只有象征性的意义，因此认定空运的数量既无必要，也很难实质的提高。

　　由于空运吨位极为珍贵，因此蒋介石希望进行最为有效的利用，所以将运补的重点，摆在空军的支持上，以发挥以小博大的作用。而史迪威是一个没有统兵经验与能力的军人，在中国停留的时间太长，已经错过在美军部队里能立功、发展的机会了。因此史迪威转而产生强烈的“戈登情结”，希望能够自己像清朝同治年间的英国军官戈登（Charles “Chinese“ Gordon），在中国训练与统领一只打败太平天国的“常胜军”。所以史迪威是有心在训练与掌握中国的军队上投资，建立一支由自己训练与统帅的中国部队，然后为自己留下一个在异国立下显赫战功的“传奇历史”，同时洗血他在缅甸战败的耻辱。

　　因此史迪威向蒋介石提出训练中国军队的计划，其中已经退到印度的华军部队，由中国加派兵员补充，在印度就地接受改装、训练，成为全部美式装备的部队；另外在云南设法调训中国三十个师的部队，以进行反攻缅甸的夹击作战。这个计划符合蒋介石认为中国部队战力必须要先提升，才能反攻缅甸，打开对外通路的重要战略布局。这是中国抗日的主要战略规划之一，因此蒋介石指派陈诚在云南，成立远征军总部。史迪威自己却希望能够乘机掌握中国的军队，在他率领下先反攻缅甸报仇，功成之后，再回师中国战区，拿下蒋介石的军队指挥权，以成为在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因此史迪威计划的前提是，盟国必须打通缅甸的陆上交通网，才能提供他组训中国陆军部队所需的装备。但史氏的这个观点，又与丘吉尔、马歇尔发生了冲突。

　　31.9　罗斯福总统遭到马歇尔的蒙蔽

　　蒋介石眼见英国根本就在反攻缅甸的战略上，大唱反调，因此他要史迪威向罗斯福提出挽救中国战区急需的要求，一、提供中国战区五百架飞机，以增加中国战区打击日军与切断日军南北海运的空军作战能力。二、驼峰空运设法提高到每月五千吨。三、设法提供三个美军作战师部队，进入印度，以参加盟国的反攻缅甸作战。但是史迪威竟然拒绝将申请飞机的要求，转交华盛顿，而又不向蒋介石提出反对理由的报告，因而严重延误了中国战区的战力部署。

　　加上马歇尔在没有知会蒋介石的情况下，擅自以北非战局紧急，而将原先隶属中国战区的美国第十航空队飞机，全都调走，引起蒋介石的愤怒反弹。蒋介石眼见盟国成立中国战区之后，一直都在设法占中国的便宜，中国根本没有拿到实质的援助，反而要承受来自盟国的压力。而在一九四二年五、六、七等三个月，驼峰空运的援助物资，分别只有八十、一百零六、七十三吨。如此少的数量，简直形同儿戏，而中国战区几乎已经到了飞机不能动、汽车不能走、工厂不能开的危急地步了。

　　因此蒋介石设法要宋子文紧急求见罗斯福总统，要求美国作出合理的交代。由于史迪威与马歇尔不断提出相反的情报，造成罗斯福在判断上严重困扰，因此他决定了解中国战区的真相，并且调解中国战区将帅不和的问题，特派其行政助理居里，前往中国，与蒋介石进行全面的沟通，并且设法解决中美之间的误会。

　　居里到达重庆之后，与蒋介石进行十多次的会谈，他告知蒋介石，史迪威是马歇尔最为信任的部属，而罗斯福又非常倚重马歇尔，所以史迪威的立场与问题，背后实在是代表马歇尔的看法；蒋介石若是打击史迪威，就等于在华盛顿得罪了马歇尔，以后会产生更大的困扰。

　　蒋介石在了解这层关系之后，又得到罗斯福许多亲切的问候与保证，特别是盟国反攻缅甸的承诺，需要史迪威这种有缅甸作战经验与报仇心切的人来执行，所以蒋介石也就接受了居里的调解。在这接触中，居里甚至揭露了美国军政决策人士的亚洲战略底牌，

　　他们规划中国东北与台湾的主权，在战后将交由盟国托管，而不是直接归还中国，以作为西方国家削弱中国的手段。这当然引起蒋介石极大的震惊，也伏下蒋介石在开罗会议力争中国领土与主权完全的决心。

　　但是史迪威却没有放过“告御状”的机会，他对居里大量揭发蒋介石与日本人接触谈判的谣言[6]，以及夸张中国内部分裂的政治内幕，并且要居里建议罗斯福，采用两个可以制服蒋介石的绝招：一个是控制美援的数量，一个是要叫蒋介石接受与延安组织联合政府，这样保管美国政府可以把蒋介石当成傀儡一样来操纵。

　　不料史迪威的建议与态度，却造成罗斯福的不满，罗斯福在一九四三年三月，写信给马歇尔，特别提到史迪威采取控制美援，以威胁控制蒋介石方法，是完全错误的，他希望马歇尔能够告知史迪威，要尊重蒋介石代表中国的事实。但是史迪威在马歇尔的撑腰之下，仍然肆无忌惮地玩弄这种“胁迫”中国听命的手法，继续把中国战区搞的是乌烟瘴气。

　　盟国在二次大战对于后勤支持的指导原则，就是一定把中国战区放在任何排列顺序的末尾。驼峰空运的量本来就相当有限，再加上毕塞尔的暗中作梗，更是造成补给的严重不足。因此以这样有限的援助物资，假如要装备史迪威所训练的陆军师，就无法同时支持陈纳德的空军作战。

　　当时陈纳德在中国战区，正负责新组成的美军第十四航空队，任务是支持中国战区的华军作战，与切断日本本土与南洋战略物资的海上补给线。日本国内一切的军火、工业生产，都仰赖这条海上补给线的畅通，因此这是一条决定日本作战能力与成败的生命线所在。空军在支持华军地面部队的作战上，为力量已经耗竭的中国军民，维系了抗日的士气，因为中国战区的六百万部队，实在需要更多的援助，才能继续撑下去。

　　由于史迪威与陈纳德对使用有限空运物资的优先权起了严重的争执，陈纳德认为，在有限的空运量下，与其分散着装备陆军，不如集中提供空军使用。但是史迪威则坚持要将补给品交给陆军，以协助训练一支“史家军”，好早些让他能率军反攻缅甸。因此史迪威全心都放在训练美援的“史家军”身上，但是由于当时长达六年的全面战争，中国的兵员已近枯竭，同时中国的役政，又在制度落伍与人谋不臧的状况下，运作失当；战时人民的生活困难，营养不良的情形相当普遍，身体合格的兵员更是极其有限7，因此当时华军中缺员极多，为了满足史迪威的需要，中国甚至需要从前线抽调部队的兵员，以充当“史家军”反攻缅甸所需的兵力，无形中造成了中国战区前线防守的兵力更为不足的问题。

　　由于中国作战部队的员额不足与装备奇缺，华军就更为需要空军的支持，才能挡住火力、兵力均占优势的日军攻势。但是史迪威却又要将有限的空运物资，优先支持反攻缅甸的陆军装备，毕塞尔则是不断地推脱自己的责任，认为在现阶段的情形下，驼峰空运的数量“无法改善”。因此在中国战区内的美国陆军与空军，为了美援物资的分配，与战略的重点选择，争得难分难解。

　　一九四三年五月，蒋介石眼见史迪威与马歇尔的一再阻挠美国对中国战区的援助，因此决定向罗斯福建议，直接召见陈纳德，以提供中国战区第一手的资料，让罗斯福能够彻底掌握中国战区的实情。马歇尔非常的惊恐，担心陈纳德会把实情告之罗斯福，因此立刻下令史迪威也赶回华盛顿，在总统面前设法为自己扭曲中国战区的情报圆谎。史迪威在面见罗斯福时，竟然口不择言地表示，蒋介石是一个“意见反复、狡猾而不可靠的老无赖。”

　　当罗斯福首次从陈纳德那里得知中国战区的真实状况之后，简直不敢相信这才是事实，美国不但只是近乎象征性的援助中国，而且马歇尔所呈报的中国战区情报，与陈纳德的描述完全不符。因此罗斯福立刻与宋子文见面，直接与主动地告知宋子文，美国政府决定将空运数量，先提高到每月七千吨，再设法增加为每月一万吨，并且将给中国战区五百架战机，及同意召回不断制肘中国空运的毕塞尔回国。

　　更为令人震惊的是，罗斯福已经觉察到自己在中国战区的问题上，受到了蒙蔽，所以他竟然亲自要求陈纳德，有事不妨亲自写信给他报告。罗斯福特别指出，信不得经过参谋长马歇尔的正常军方管道。这在美国的政府体制而言，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外。因为陈纳德只是一个中国战区的少将阶军官，竟然可以直接向总统报告，可见罗斯福已意识到他严重缺乏中国战区真相的情报。马歇尔当然更把陈纳德拥有直通白宫的特权，当成必须要扑灭的危机处理，造成了美国陆军部上下，对陈纳德都采全面封杀的态度。

　　31.10　史迪威出卖中国战区利益

　　此时，丘吉尔赴美以商讨盟国的战略，这就是在华盛顿举行的“三叉会仪”（一九四三年五月），在会中决定了盟军继续在地中海的对意大利半岛攻势[8]，以及决定了亚洲战场的战略。罗斯福允许中国的宋子文参与部分会议的讨论，史迪威与陈纳德也参与此会。丘吉尔当然率领英国代表团，不断杯葛任何全面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英国甚至提出毫无实行可能的反攻印尼苏门答腊的作战计划，真是把美国搞的啼笑皆非，当时英、美连东印度洋的孟加拉湾都无法掌控，那里有力量去攻苏门答腊？

　　总之，丘吉尔的心态非常明显，就是绝对不会支持提前反攻缅甸，而让中国打通援助的大道。因为丘吉尔清楚地知道，罗斯福一直有大量武装中国军队，以成为反攻日本陆军主力的战略构想。英国了解中国人是能够作战的民族，目前之所以无法发挥战力，主要原因是没有适当的装备与训练而已。

　　一旦得到适当的援助，有了可以击败日本的军力，中国当然也就不可能再受英国的摆布了。

　　所以丘吉尔在会议中，一再地东拉西扯，最后在美国与中国的压力之下，才勉强对反攻缅甸达成一个含混的立场看法。英国同意盟军在缅甸北部，进行反攻，以牵制日军。这是由于英国担心日军进攻印度，同时这个作战方案，对于打通补给中国的通路，也无法发挥真正的效果；更大的“好处”是，这可以抽调中国战区的军力到缅甸边区，让本土受到日军正面的打击，这样中国就可能要为了缅甸作战，而牺牲自己。这当然是蒋介石所最为担心的战略陷阱。

　　三叉会议中，罗斯福对于史迪威的表现与态度，相当的不满，因此罗斯福就直接下令，陈纳德的第十四航空队，拥有优先使用驼峰物资供应，以及独立作战指挥的权力，而陈纳德的十四航空队，也真的创下二次大战的空战历史记录。在极其有限的装备与后勤状况下，十四航空队平均每月击沉日本十五万吨船舶（途径南海与台湾海峡）的记录，日本的南北战略运输航线因此近乎瘫痪，竟造成日本国防工业生产面临中断的危机。这就是日军会动用最后的战力发动一号作战，以扫除美军十四航空队在中国华南基地的根本原因所在。

　　史迪威在三叉会议上，与宋子文大唱反调，演出中国战区内斗的全场“铁公鸡”，而且不断以违背实情的言论（比方“中国不抗日”）诬蔑中国，因此宋子文认为，假如不能免除史迪威的职务，中国根本不可能在华盛顿争取到盟国的支持。中国战区所有的努力，往往就在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恶意中伤的立场下，陷入无法收拾的困境之中，因此宋子文决定进行全方位的布置，以釜底抽薪的方式，撤换史迪威，以为中国战区的内部消除这个心腹大患。

　　一九四三年十月，史迪威事件已经发展到一个关键时刻，就是在蒋介石长期的不满，以及宋子文一再地努力游说之下，罗斯福总统对于史迪威的许多言行与做法，也并不能认同，加上英国负责东南亚战区的蒙巴顿也经常与史迪威发生冲突，宋子文提出了改组中国战区基本结构的建议，以彻底解决问题，以及改进战区运作效率不彰的危机。

　　宋子文建议，为了让中国战区代表，可以出席盟国的联合参谋团，中国战区最高长官，可以改由蒋介石任命一位中国将领出任，副长官由美国将领出任，参谋长由中国将领出任，副参谋长由美国将领出任，其余参谋职位也是如此中美混合安排，这样中国战区就可以参加盟国联合参谋团会议，为中国战区争取资源。同时史迪威也就可以因为中国战区全面改组的名目，毫无痕迹地加以调职。

　　罗斯福原则同意这个方案，交马歇尔与宋子文商议。马歇尔知道战区结构改组事关重大，若是中国今后可以出席联合参谋团与军火分配委员会，将是他最不愿意见到的情况；而撤换史迪威的提议，则成为中美之间相互协商后达成妥协的下限。马歇尔在权衡利害之后，同意牺牲史迪威，以拖延中国战区的改组，宋子文也同意先换史迪威，在相机改组战区的计划。于是改组之事最后无定论，但当时中美的共识是，美国已经准备由索摩维尔（Brehon Somervell）继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调往阿拉斯加州出任美军第四军军长。

　　31.11　抗日战争史上最错误的决定

　　不料这个事关重大的历史安排，因为史迪威设法牵动中国内部的政潮，而在最后一刻发生了变化。首先，各种有关宋子文“蓄意”藉史迪威事件，改组中国战区来扩大自己派系权利的谣言，开始大量地出现。特别是将由谁出任中国战区最高长官，更是热门的权力斗争焦点。由于宋子文代表当时所谓“政学系”的力量，开始批判孔祥熙、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以及何应钦等“旧派”团体，因此造成了他们的反弹，当时由孔祥熙夫人宋霭龄出面，整合宋美龄与“CC”派，开始与史迪威有直接的接触。史迪威当然拿他的靠山作为威胁，假如他去职，马歇尔将会全面的报复中国，杯葛所有对中国的援助，因此蒋介石考虑这些问题之后，竟然动摇了撤换史迪威的决心。

　　最糟糕的是，此时由宋家姊妹出面，央求蒋介石，表示她们负责说服史迪威“悔改认错”，就不要撤换他，以免遭到马歇尔对中国战区的全面报复。何况当时开罗会议召开在即，史迪威已经熟悉缅甸的战况，假如中国热切希望盟国反攻缅甸，那么很难找到比史迪威更为熟悉缅甸的“人才”[9]。

　　当然这也可以压制宋子文的政学系的“夺权”，而蒋介石也不完全放心将中国战区的司令官职务交给其部属[10]。

　　在这个历史重大的转折时刻，蒋介石突然转变立场，竟然同意只要史迪威口头认错，那么就不必撤换他，也不改组中国战区。一九四三年十月十八日，史迪威从原先已经得到通知，将要被调职的前夕，由于获得宋家姊妹以及国民政府守旧派系的支持，而成功地留任。史迪威在这一场绝地大反攻的胜利，当然导致宋子文与蒋介石之间近乎摊牌的冲突。蒋介石与宋子文的关系于是决裂，宋与政学系相关的人马遭到冷冻，蒋与爱将陈诚等人一并保持距离，以防他们的权利串联与扩张；而何应钦则得到特别的重用，白崇禧却失去了蒋介石的信任。由于上层权力的变化，中国的第六与第九战区，都暗中受到特别的“待遇”，兵员补充与后勤补给都遭到严重的影响[11]。

　　在最后一刻变卦让史迪威留任，可以说是蒋介石在领导整个抗日战争中，最严重的错误决策。这个错误，影响到开罗、德黑兰会议对华所造成的历史命运；种下日后华军在中国战区几乎覆灭之危机的原因，也使得盟国在雅尔达会议出卖中国，及日后整个中国抗日历史受到故意扭曲的命运。因为蒋介石续任中国战区司令官，无法在盟国联合参谋团中占到一席之地，就不能参与战略决策和争取后勤支持。而史迪威本性难移，继续在中国内部进行分化工作，造成中国战区的指挥系统的人心涣散。一九四四年，在日军一号作战计划的猛烈打击下，中国战区全线溃败，罗斯福无法为支持中国找到理由，最后决定出卖中国，以换取苏联对日参战的承诺。

　　史迪威以卑躬屈膝的态度，用发动中国内部政潮的手段，从被撤换边缘争取到留任之后，当然更是要存心报复“花生米”给他的威胁。他一心盘算自己最后如何能够统帅所有的华军作战。他的计划是先设法在缅甸打场胜仗，以洗刷失败的耻辱；然后扶植自己的人马，再从蒋介石手上取得军事大权，这样就可以彻底的羞辱蒋介石，并全面掌握中国的军政大权。

　　史迪威被留任的一个月后，就代表中国战区的军方，参加开罗会议（原本多年来代表中国战区的，都是由宋子文担任这个角色）。史迪威在会中最后的关键时刻，报告罗斯福总统，中国已经无力与日本再战，蒋介石随时会垮台。因此最后造成丘吉尔观点的胜利，让罗斯福撤销对蒋介石全面反攻缅甸计划的支持。接着史迪威又部署私下反攻缅甸北部计划，然后由马歇尔对蒋介石施加压力，迫使中国出动的远征军，投入这个效益极差的作战，罔顾中国战区面对日军决战时军力配置的优先顺序，而在准备的布局上犯下了致命的错误。接着，在日军一号作战攻势发起以后，史迪威更是想尽办法破坏中国的防御作战计划，继续强迫蒋介石调派接受美援的中国军队，参加缅北原始森林作战，造成中国战区战略预备队全被抽空。而所有宝贵的援华作战物资，也都被挪到缅甸战场使用；陈纳德所指挥的空军支持华军作战方案，更是被史迪威一再干扰，根本无法全力出击日军，造成中国军队在从南到北，在所有战线上都面临溃败。

　　在这个关头，罗斯福终于对中国战区失去了信心与耐心。一九四四年七月，罗斯福干脆直接要求蒋介石交出军队指挥权给史迪威，以解救中国战区的危机。史迪威得意洋洋地到处拉帮结派，准备要接掌中国军事的指挥大权，并且扬言他将要给八路军美式装备，已威胁蒋介石政府。面对中国战区的全面崩溃，蒋介石为了挽救战局，只有认真考虑接受这个安排，以争取盟国的援助，来阻挡日军的攻势。美国总统罗斯福特派赫尔利（Patrick Hurley）作为罗斯福总统私人代表，以调节整个指挥权移交的过程。

　　31.12　史迪威得意忘形遭到革职

　　此时，史迪威已经以“即将就任”之中国战区总指挥官的身份自居，每天对国民政府施加压力，造成中国战区全面上下动荡不安。许多军政领袖，担心蒋介石成为虚位傀儡后，自己的下场又将如何？中国内部已是人心惶惶不安，又有谁能集中心力去面对日军的攻势呢？

　　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五日，史迪威更以极其粗鲁的态度，拒绝蒋介石调动远征军进攻缅甸八莫作战的要求。因为在史迪威认为，中国的驻印军与远征军，都是他个人的“私军”，因此中国政府无权过问。史迪威的动作，进一步让蒋介石觉得，史迪威若一旦拿到中国军队指挥权，甚至可能会成为美籍的中国“军阀”，可能完全不接受国民政府的命令行事。

　　而史迪威立刻将蒋介石的调军要求，渲染成为蒋介石要保全实力，不愿抗日的阴谋罪证，回报马歇尔。这是丘吉尔找到狠狠地给中国临门一脚的机会，那就是配合马歇尔、史迪威在中国战区的夺权计划，也插上一腿。一九四四年九月十八日，美、英在加拿大的魁北克举行战略会议，丘吉尔见罗斯福为中国战区的战局严重失利正苦恼不已，立刻施出绝招，一反其原来的立场，竟然主动地“口头”答应美国的要求，表示愿意派遣英国部队，从海路、空降进攻缅甸首府仰光，以配合中国军队，南北夹击在缅的日军。但是这个方案根本没有知会中国，而完全是丘吉尔信手拈来的备案之一。

　　这原是中美两国多年来，一直争取英国参加反攻缅甸作战的陈年老案，罗斯福当然相当高兴。但是此时马歇尔却向罗斯福报告，蒋介石有意将在缅北作战的华军，抽调回中国作战。马歇尔这种混淆视听的讲法，立刻激怒了罗斯福。他立刻愤怒地表示，盟国好不容易终于决定准备联合反攻缅甸，怎么蒋介石却又要临时抽腿[12]，他在愤怒与不满下，接受马歇尔的建议，再发电报给蒋介石，对蒋介石发出最后通牒，电文以极端率直与粗鲁的语气，要求蒋迅速交出华军指挥权给史迪威，以免影响整个战局[13]。

　　事实上，丘吉尔表示英军将以海空军反攻缅甸，根本只是英国政府整中国的花招而已。丘氏看到罗斯福已经发怒，，认为“是蒋介石不肯配合”盟国方案，而向蒋提出最后通牒之后，其破坏中美关系目的已经达成，所以立刻又通知美国，英国实在无法调派部队进攻仰光，所以必须取消联合反攻缅甸方案。这种阴谋出尔反尔的做法[14]，当然不可能是英国政策决定的“错误事件”，丘吉尔根本就是以此手段，来破坏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要影响罗斯福对蒋介石的支持。

　　但是罗斯福措词严峻的电报，已在九月十八日传到重庆的美军总部。

　　史迪威看了，简直是得意忘形，立刻要求晋见蒋介石，要当面给蒋“好看”。而此时蒋介石正召集主要部属，拟定正式派任史迪威指挥华军命令的文件内容。史迪威不顾赫尔利的劝阻，坚持要当面交电文给蒋介石，他要亲自看到蒋介石阅读电报而受辱的表情反应。此举果然产生了惊人的“反效果”，蒋介石无法接受这种羞辱，因此他突然下定决心，甚者不惜与美国完全决裂，也要驱逐史迪威离开中国。（可惜是太迟了！）

　　蒋介石立刻停止将指挥权移交史迪威的文件起草工作，而召见已被冷冻多时的宋子文，草拟回复罗斯福的电文。蒋介石在电文中，很清楚地表示，他对于原先答应罗斯福，由美军将领指挥华军的立场与原则不变，但是史迪威已经失去全体中国军民的信任，因此必须立刻解除其一切的职务离开中国，否则中国不惜承担任何结果。中美之间的关系，在此面临全面破裂的危机。

　　此时，赫尔利对于史迪威这种鲁莽与不敬的行动，也大感不满，他看出中国战区正面临崩溃的边缘，他认为假如中美真地就此决裂，对于美国绝对是有害无益。因此他直接向罗斯福发出电文，指出史迪威已经成为中美盟国之间的真正问题所在，因此撤换史迪威，是唯一可以挽回中美关系的必要条件。罗斯福这才发现，自己的鲁莽而把问题给弄僵了，事实上美国绝对不能失掉与中国合作抗日的关系，于是开始力排众议，思考撤换史迪威。

　　史迪威这时才知道自己的粗鲁无礼，已极长期打击、分化中国战区，已经伏下了大祸，而由自己统率华军，而建立一支“史家军”的美梦，就此破碎。虽然史迪威想要设法挽回，马歇尔也一再为史迪威说项，罗斯福一度提出，希望将史迪威调离参谋长职位，但是仍然可以在中国战区中负责训练军队的安排。但是三年多以来，史迪威种种恶劣以及的表现，是让蒋介石彻底地绝望与清醒了，因此他是铁了心，不惜玉石俱焚，非要史迪威离开中国战区不可[15]。

　　31.13　撤换史迪威以挽救中国战区

　　这时候，罗斯福才了解到史迪威的问题严重性。因为美国知道，盟国绝对不能没有中国来牵制日本的主力军团。于是原先趾高气扬，要求蒋介石解除兵权交给史迪威的罗斯福总统，终于在十月十七日同意蒋介石的要求，解除史迪威在中国战区所有的职务，并建议由蒋介石提名三位美军将领继任。

　　罗斯福最后圈选魏德迈（Albert C.Wedemeyer）中将成为中国战区的参谋长。而自从魏德迈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之后，中国战区就不再发生任何中美之间战略与意见的冲突。罗斯福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因此开始怀疑到马歇尔的阴谋。但是此时罗斯福已经衰弱到无法去追踪这个怀疑了。魏德迈在一九四四年十月三十日，正式就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同时将缅甸的职务交给美军将领苏尔登负责。在中国战区，蒋介石与魏德迈立刻着手合作，设法稳住日军凌厉的攻势。

　　当史迪威被调离中国战区之时，立刻引起外国媒体竞相报道内幕，纷纷指责蒋介石运用权谋，打击一位“了解中国国情”、勇敢善战与正直批评中国腐败的美国军人，好象中国战区调离不适任的美军将领，是对美国的大不敬。（试问，当时中国战区的溃败，时谁该负主要的责任？）这些媒体多半是思想左倾的记者，与呼应西方分裂、弱化中国之谋略的撰稿人。

　　史迪威事件至此才终于告一个段落，他在中国战区参谋长三年半的时间，根本就没与组织中国战区参谋部的运作作业，没有中国战区的作战参谋作业，他多半时间躲在缅甸的原始森林策划“罗宾汉式”的传奇作战，他对于中国战区，除了不断扭曲中国抗日实情的“战报”之外，就是设法运用美援物资的分配，引爆中国战区的内争。他在外打击中国战区争取援助的申请，在内训练自己的“私人”军队，为了个人的声誉而非为中国战区作战；他挑拨中美之间的关系，制肘陈纳德空军的作战，在最后还想以权谋夺取中国的军事指挥大权，因而让中国在整个战线上溃败，这就是史迪威在中国战区，对中国的“贡献”。

　　纵观中国战区的设立与史迪威事件之发展，固然英美军政决策层所表现的狠毒与设计，令人感到心寒，但是蒋介石也同样要为处理这个问题的失当，而负起重大的历史责任。宋子文改组中国战区的计划，以及撤换史迪威的安排，可以说是一个重要与关键性的历史性政略，可惜蒋介石无法掌握时机与方向，因而造成历史的大错。

　　假如在一九四三年，中国战区得以改组、史迪威被撤换，那么无论是开罗会议还是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都会有比较好的结果。虽然丘吉尔与马歇尔仍然会加以破坏，但是由于没有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内应，他们就少了关键的支持。特别是在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攻势的时候，假如当时的中国战区，能够上下一心、全面合作，在缅的远征军可以回防、盟国的空军可以增援，那么抗日战争的最后结果，会有一个历史性的改变，也许就不会有雅尔达密约出卖中国，以及原子弹的投掷了。

　　31.14　魏德迈力挽狂澜

　　接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魏德迈将军[16]，可以说是出任艰巨，因为当时的中国战区已经面临全面崩溃的局面，日军正长驱直入地攻入华南地区、中国的政情出现分裂与斗争、经济危机几乎已经发展到失控的状态、华军在华南战线失去战力、美国驻华的空军基地已损失了一半以上。而马歇尔更是要看魏德迈如何处理他的职责，假如他与蒋介石能够合作成功，马歇尔当然会另外想办法，以挽回他的计谋；美国新闻媒体也希望魏德迈失败，已证明中国战区的问题，是在蒋介石而非史迪威。

　　在中国战区几乎覆灭的关头，魏德迈匆促地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他在接任之后，简直不敢相信，成立了接近四年的中国战区参谋部，只是一个空架构，没有参谋部的组织与运作、没有中国战区的作战计划及后勤作业体系，史迪威事实上是丢下了一个危机四伏的烂摊子。这时魏德迈才明白，为什么中国战区的问题，会发展到这样严重的地步。史迪威在中国战区近四年的时间，只全力在搞扩张自己权位的斗争，根本没有为中国战区的抗日作战，进行任何的规划与参谋作业。魏德迈虽然曾是马歇尔拔擢的将领，但是他仍然发挥军人本色的品德，优先解决中国战区所面临的危机，接着在一个月内，就组成了中国战区的中美联合参谋部，让中美的军事首长能够在每周举行的会议中，共同商讨军事与作战的问题，已取得军事合作的默契（这是中国战区成立四年以来，第一次的中美高层军事合作）。

　　魏德迈也从来不玩以美援作为勒索蒋介石与收买人心的监军动作。他发现整个中国战区的美援数量，竟是只够一个美军师的消耗量（每月二万一千吨，而中国战区当时有六百个师部队），单是这种稀少的后勤供应,若是换成任何另外一个国家的部队，早就战败投降了。他亲自深入中国部队，实事求是地了解问题所在，向蒋介石提出全面改善军事训练、后勤补给军人待遇等的可行之建议，建议中国必须设法缩减军事单位的数量，及充实军中的员额。由于魏德迈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与诚恳待人的态度，蒋、魏之间几乎是立刻就建立起彼此尊重、互相赏识的合作关系。蒋介石也同意参考美军的编制，改革中国的部队组织与训练，特命何应钦成为陆军总司令，负责调训改编现代化的中国部队。

　　附注：

　　[1] 中国虽然得到的帮助最少，但是他的军民却以最大牺牲，使得盟国在亚洲、太平洋战场赢得胜利，这个贡献和中国得到的帮助完全不成比例。从另一边来看，英国与苏联所得到美国大量的援助，实际上远超过维持战力之所需，所以这种不公平的情况，并不是因为“不够分”的结果，而是英、苏有计划地要用机会在背后压制与打击中国，以防止中国在战后兴起。这个观点也可以从《魏德迈报告！》书中看到。由于魏氏对二次大战时美国总体战略资源有最清楚的了解，他的分析值得重视。

　　[2] 马歇尔与史迪威之间的交情非常深厚，所以两人的合作更容易如此密切无间。

　　[3] 史迪威的个性自大、刻薄，他最常被叫的绰号之一就是“Vinegar Joe”.

　　[4] 不过蒋介石与其它外国军事将领的相处记录，却都非常愉快，象他与多位德国军事顾问，几乎到了可以推心置腹、直接商量作战决策的地步，与几位苏联军事顾问也能相敬如宾。他与美军的陈纳德与魏德迈，也能合作愉快，唯独与史迪威是个例外。

　　[5] 例如英国就曾在一九四二年，直接“抢夺”中国藉道缅甸的美援军事装备，而闹出轩然大波。

　　[6] 史迪威以及他身边的政治顾问如戴维斯、谢伟志等人，不断在他们向华盛顿的报告中，言之凿凿地宣称蒋介石已经秘密与日本达成停火协议，所以国民政府的军队根本是不抗日、假抗日，蒋介石只是个想骗取美援军火、物资来储备内战本钱的狡猾机会主义者。这些指控已经被独立客观地证明是毫无根据的，美国在战后（1951）对日本“中国派遣军”高阶军官与资深参谋的审问结果，证实了蒋介石与日军从来连正式的谈判都没有，秘密停火的默契更属无稽。事实归事实，直到现在还是有历史著作采信史迪威、戴维斯等所宣传的谎言。

　　[7] 当时能被征召的中国兵员，够通过美国制定之体检标准的比率，，只有二二％。虽然中国的人多，但抗战的消耗的确太大，可用的兵源，已经是严重的不足了。

　　[8] 丘吉尔如愿以偿地得到罗斯福的同意，把盟国的军力浪费在进攻意大利（与战胜德国没重要的关联），而牺牲了提早渡过英法海峡直捣德国心脏的战略计划（BOLERO-ROUNDUP Plan），使得收复欧陆的时间更被推后。丘吉尔的目的是要用更多的时间，由苏联来将日耳曼民族的德国揉成碎片，英国就可以一劳永逸地少了一个最强劲的对手。

　　[9] 我们必须承认这个理由非常正确，要找到像史迪威一样，先乱指挥大军而遭惨败，随后又为了自己容易逃命而甩掉部队的将领，还不是件容易的事！

　　[10]宋家姊妹与长兄宋子文严重不合已久，一九四三年，宋美龄前往美国进行游说活动，多少有牵制宋子文势力的谋略在内。蒋介石曾经被迫指示，在与美国政府的交涉中，宋子文才能代表中国政府的观点与立场。

　　[11]为了防止个别战区司令官发动兵变，何应钦祭出严格控制兵员与补给的制度，结果在后来的日军全面攻势中，甚至连在最为危急的时刻，没有何应钦的命令，连战区司令官，包括汤恩伯、薛岳、孙元良在内，都不能拿到作战物资。尤其在日军进攻广西的当头，华军眼看着后勤补给站中军火充足，自己的部队虽然面临弹尽援绝的紧急关头，但是没有何应钦亲口的命令，仍然拿不到军火作战。

　　[12]由于身体状况的迅速恶化，罗斯福总统的思考这时候已经出现混乱的情况，常把问题的因果关系颠倒。他于一九四五年四月去世。

　　[13]事后检讨，当时罗斯福并未详细地斟酌电报的内容与语气，原来马歇尔发出的电文是未经修饰的底稿，罗斯福就草率地在一大批文件之中签发了。

　　[14]丘吉尔“为了英国的利益”而信口说慌的记录实在不胜枚举，他的脸皮之厚，足以抵挡原子弹的轰炸。

　　[15]当然也因此伏下马歇尔在杜鲁门任内，对付国民政府，以全面报仇的历史大祸。

　　[16]魏德迈（General Albert Coady Wedemeyer）出身西点军校，在二次大战前又从德国陆军战争学院（Kriegsakademie）毕业，并为美国陆军部主持了反攻欧陆之作战计划（The Victory Program）的设计，他可以被称为盟国的首席“大战略家”。但由于魏德迈对中国在二次大战的贡献与受到盟国不平之待遇有清楚的了解，而坚决反对马歇尔、杜鲁门不合理的中国政策（不仅没有正义，亦根本不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却因此牺牲了他个人的整个军旅前途。他于一九八九年去世。

百城客

　　在整个抗日战争的过程中，重庆就代表了中国人抗日的中心所在，日本对于重庆是恨之入骨，日军曾经企图以各种方法，来消灭或是摧毁重庆，其中包括一九三九年五月，对于重庆进行日以继夜的大轰炸，造成平民高达上万人的死伤，但是所有的中国军民仍然不肯屈服，重庆仍然是抗日的中心。

　　日军在一九四年夏季，再度对重庆发动长期的战略轰炸，特别是在八月份，日本飞机的炸射简直没有一天停止过。当时中国的空军，几乎已经不复存在，无法阻止日机的袭击，重庆几乎被炸成废墟，而中国的军民，每天都生活在日机攻击的危险下，但仍然继续坚持自己的岗位，抵抗日本的侵略。

　　“重庆精神”成为日本皇军无法抹除的抵抗力量。

　　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九日，当日本南方军顺利攻略东南亚与太平洋的战略目标之后，回报日军大本营：“南方军之战略任务已经完成。”日本是绝对没有想到，先进西方国家的军队，是这样不堪一击，而对照之下，中国军队竟然是如此顽强不屈。日军大本营在狂喜之余，开始筹划下一阶段的战略任务。对日本来说，冷酷的现实是中国的顽抗，假如中国事变没有结束，日本就别想执行其它任何的战略构想，因为日本的兵力根本不够分配。

　　所以日军大本营在一九四二年年中，全盘检讨整个战局之后，开始倾向接受中国派遣军司令部的建议，就是日本对外作战问题，是从中国战场开始，就要尽量设法先结束在华作战的观点。因为只要“中国事变”不能告一个段落，日本就抽不出足够的兵力，完成其控制东亚，与德国会师中东的战略计划。中国在抗日战争所表现出来的无限韧性，真是叫当时“无敌的皇军”不知如何是好。

　　32.1　日军曾经研拟进攻四川的五号作战计划

　　日本的大本营考虑到，既然重庆的国民政府绝对不肯接受日本的和平条件，汪精卫的伪政府又是扶不起的阿斗，除了日军准备对于重庆政府，进行一次决定性的打击，直接进攻四川与席卷云南，以击溃中国的抗日意志之外，也就没有其它的办法来解决“中国事变”了。何况此时正是反法西斯盟国的军力最为低迷的时刻，在西北与西南通路都完全中断的情形下，中国的实际外援已被掐断，正是日军一劳永逸解决中国事变的最佳时机。

　　日军直接攻占四川，以解决中国事变的战略构想，特别受到日本中国派遣军的支持。中国派遣军与日大本营在经过多次的协商之后，决定将日军进攻四川的计划，定名为“五号作战计划”，并且准备在日本国内，再动员二十三万的后备军人，以支持中国派遣军进攻四川所需的兵力；又把日军名将冢田攻中将，特别从南方军总司令部，调派为在武汉的十一军司令官，日军正是准备将当时的第一战将，担任进攻四川的先锋指挥官。

　　当时日军拟定的五号作战计划，是准备由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指挥，分成南北两路向西进攻。日军准备特别组成第五方面军，统一指挥第一军、第七军与第二十八军，共十个师团，是为北路军，先由山西、河南交界处，分道渡过黄河，西攻关中平原与陕北，在击溃延安与西安的中国守军之后，主力向南旋转，越过秦岭，与由汉水进攻汉中盆地的另股日军会师，由北方的侧背进攻四川的成都平原。另外由在武汉十一军的五个师团组成南路的日军，则由长江的宜昌附近逆流西上，突破华军在三峡山区的防线，直接攻入四川的东部，然后将兵力直指重庆。攻入四川的两路日军，最后在重庆会师，攻占整个四川，在乘胜扫荡华军对外联络的基地云南。这样可迫使抗日的国民政府，再向西南的西藏败退，或是向日军屈服求和，或是沦为地方游击政府。日本希望这样就可以结束在中国的战争，以调出部队准备与盟国进行决战。在日军准备攻势的压力之下，当时的蒋介石甚至考虑过，假如四川遭到日军攻陷，他将准备将国民政府迁到西康，继续进行抵抗。

　　但是当日军的五号作战计划所需之后勤准备与兵力集结，都在旷日费时的筹备时，日军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战线，因为开始受到美军的反攻，而出现逆转的状况。一九四二年八月，美军开始以强大的兵力，反击日军在所罗门群岛以及新几内亚的前进基地，迫使日本大本营决定，抽调在中国战区的部队与后勤支持，优先到南太平洋地区，设法顶住南方军不利的战局。

　　此时，日军大本营不但缺少充裕的兵力支持中国派遣军的五号作战计划，甚至还要从中国境内抽调兵力支持南太平洋。所以日大本营在一九四二年年底，被迫决定终止五号作战计划，并以正式命令通知中国派遣军，设法维持在中国战区现有的战略局势，而放弃执行进攻四川的构想。日大本营的决定，令中国派遣军非常失望，第十一军司令官冢田攻，虽然准备采取独立的西攻计划，但是他的坐机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五日，在安徽上空被中国炮火击落身亡。日本中国派遣军进攻四川的行动，也就完全的停顿下来。

　　放弃进攻四川的“五号作战计划”，可以说是日军在基本战略上极大的失策。因为日本最高军政当局，到此时虽然已看出，能否结束在中国战场的战争，是日本整个大东亚战争胜败的关键所在，但是它却没有断然执行的决心。日本一则就要不惜代价的全力执行五号作战计划，以将中国的国民政府打成流亡的游击政府，要不然就要设法提出中国能够接受的和谈条件，好将日军从中国的战略陷阱中抽出，否则日本主要的军力都陷在中国战区，最后只有面临惨败的结局。

　　因为以日本这样一个作战资源有限的国家，绝对不能同时陷在中国的战略泥沼之中，还能有能耐与国际强权在另外的战线作战。日军大本营竟然为了西南太平洋的战局出现了初期的逆转，就放弃在中国战区的决定性攻势，足见日本军方的最高领导人，根本就没有掌握到日本战略胜负的关键所在，又如何能够赢得这场历史大战的全面胜利？

　　32.2　惊动国际瞻观的鄂西会战

　　一九四三年一月，日军大本营调出王牌，指派关东军第四军司令官横山勇中将，出任武汉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是日本陆军中，一员战功赫赫的虎将，他出任十一军司令官，就是要重新掌握中国战区的日本战略机动部队，虽然日军大本营放弃了五号作战计划，仍然设法运用现有的日军兵力，增加对中国作战力量的打击。

　　横山勇在接任司令官之后，彻底地研究过日本的十一军的战略状况。他发现十一军，在经过三次长沙会战之后，对与挑战薛岳所指挥的华军第九战区，以及向南进攻长沙，都已有些怯战的心态，所以在没有增加兵力的状况下，日十一军不宜再攻长沙；而由宜昌直接西攻四川，原是日本五号作战计划中，十一军的作战任务，因此横山决定要测试一下，日军能否通过这个复杂地形的阻碍，以及考验一下中国第六战区的防卫力量，以备日军未来若是进攻四川，增加实战的经验。

　　此外横山也在考虑，日军若是进攻位于宜昌与长沙连线之间的常德，不失为一个可以迫使华军两个战区发生难以兼顾的打击点。同时日军若是控制常德，就可以由湘西威胁贵州与四川。当然横山还有一个打算，就是日军的补给已经开始受到压力，日军需要设法从中国掠夺粮食的供应，常德地区是洞庭湖以西的粮食中心，所以横山决定率领十一军，转攻宜昌与常德。

　　横山所策划的作战计划，事先是经过非常细密的安排，他先花了半年多的时间，逐步增加十一军的作战力量，并且开始经略长江以南与洞庭湖以北的地区，先后增兵控制了长江两岸的沙市与石首，然后准备对第六战区发动攻势，掠夺中国在宜昌的长江船队，以及湖南北部的粮食，以增加日军水运船队的能力，同时顺便测试一下中国第六战区防卫四川的作战实力。由于日本十一军在这个地区的加强活动，使得中国的第六战区也将部队调到洞庭湖北部增防。

　　横山勇极其擅长多路兵马同步出击，以及迅速改变进攻战线布局。一九四三年五月，横山勇指挥十一军的部队分头出击，一路日军从沙市渡过长江，开始进攻公安一带的长江南岸地区，另一支部队由石首与华容向洞庭湖一带的地区深入，并且到处劫掠粮食。接着横山勇又从宜昌派出部队，向南渡过枝江，摆出夹击洞庭湖北部华军主力的阵势，因此造成中国的第六战区判断，日军在洞庭湖北岸的攻势，目标可能是常德，因此增派大军防御常德外围阵地。

　　32.3　中国的“斯大林格勒”

　　不料横山勇却突然在五月二十三日，改变日军进攻方向，向西转北疾进，同时命令宜昌的日军向西出击，沿江逆流进攻石牌要塞，并且渡江攻占战略据点渔洋关，掩护主力部队向石牌要塞，进行多面围攻。横山勇的这项作战布局，甚至引起日军的参谋总长杉山元的关切，亲自前往汉口，视察作战布署。横山更是将十一军司令部移到宜昌，以亲自就近指挥日军进攻石牌要塞。日军的企图是，假如能够突穿华军在三峡的防线，就可以威胁重庆的安危，进而造成国民政府全局的混乱。

　　这时中国的第六战区司令官陈诚，正在云南与史迪威筹组远征军，因此要求代司令官孙连仲，务必要派遣重兵把守长江往四川的通路，绝对不能轻易地调动江防军去支持长江南岸的作战。因为陈诚认为，第六战区的最主要责任，就是守住四川东部，以屏障重庆的安全，这个地区的安危，牵动整个中国战区的民心士气，因此不可以有所闪失。当陈诚接到日军转变进攻方向，石牌要塞告急的消息，就立刻赶回恩施的第六战区司令部，亲自指挥自己的嫡系十八军，死守石牌要塞与外围阵地。

　　果然日军的攻势，原有引诱华军出击护粮，甚至防卫常德的策略，然后再乘虚袭击石牌要塞，以威胁重庆的安全。但是陈诚下令江防部队，绝对要坚守长江通往重庆的阵地。结果日军的主力作战，虽突然改成从宜昌向四川进行的突袭，却仍在石牌要塞，硬被守军阻挡下来，没有成功地突穿华军防线。

　　五月二十七日，日军在长江水道中，劫掠了两万吨的各型船只，以及不少的粮食补给，日军藉此进行大肆的宣传，希望能够动摇中国部队的战略布署。但是陈诚不但不为所动，反而将在云南集结待训的部分远征军，抽调到石牌作战，五月二十九日，华军收复渔洋关，威胁到日军攻击石牌要塞的侧背。

　　而在重庆的蒋介石，也感到这场作战的重要性，因此宣布石牌要塞是中国的“斯大林格勒”，绝对要死守不退！在战况进入危急之时，蒋介石甚至一度准备亲自前往前线指挥作战，并且动用卫戍重庆的预备队，投入战场决战。而华军的各路兵马，更是奉到蒋介石的命令，在中美空军的支持之下，也开始汇集围攻日军。这时进攻的日军，在渔洋关既已失陷，石牌要塞在血战八个昼夜候仍无法攻破，因此横山不愿恋战，以免遭到损失。一九四三年五月三十日，横山下令日军退回长江北岸，但后撤的日军第十三师团，在宜都遭到华军的夹击，受到严重的损失。

　　这场称作鄂西会战的作战，相当受到美国政府的注意，因为当时美国政府内部，正在为如何援助中国而进行决策上的争辩（当时宋子文与宋美龄都在华盛顿进行游说），其中又以中国能否有能力协同美国作战，早日击败日本，最事关重要。因为美国政府参战的基本立场，是如何能以最少代价与最短时间击败日本，列为他最优先的战略考虑。假如中国是个扶不起的阿斗，那么美国政府就只能依赖苏联的参战，来减轻美国对日本作战的压力。因此华军宜昌的作战成果，就成为中国展现战力的指标。

　　32.4　史迪威的谎言

　　虽然中国军队成功地击退日军的猛烈攻击，但是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其实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实在无法确定史迪威究竟是“哪一边”的参谋长？），他本人既不前往战场实际的察看，又不察核华军所呈报的战况，却基本上引用日军的宣传资料，就向华盛顿提出报告，说鄂西会战，中国方面是虚报战功。史迪威声称，日军的出击，只是为了劫掠粮食与船舶而已，根本无意进攻宜昌外围而进入四川防区的阵地；他严厉指责华军竟然不敢出战护粮，反而虚报日军猛攻石牌要塞，其实日军并无进攻四川的攻势作战，日方更没有遭到重大的损失。马歇尔当然把这个战报，作为游说罗斯福总统不要援助中国战区的“第一手情报”。

　　事实上，这场作战中，日军的参谋总长杉山元还为此亲自到达汉口，实地关切日军对于宜昌的攻击，因此这次作战绝对不是日军的劫粮行动而已，而是企图进攻四川的测试攻击。史迪威的说法，根本就是记录抄袭“东京玫瑰”的广播词，却成为他给华盛顿的一手机密报告。由于他对中国战区的报导极其不利，因而严重影响到美国军事决策阶层，对于中国战区的印象与支持1。

　　因此在鄂西会战的战场上，日军是付出很高的伤亡代价，同时并未获得攻击的胜利。但是不幸在国际社会的宣传上，日军却因有史迪威与美国媒体报道的支持，而大获全胜，那就是中国军队根本不堪一击，对日军的攻势作战只会进行龟缩的自保。这场作战的不实报告，事关重大，因为它开始影响到罗斯福对于援助中国的基本信心。罗斯福从此开始有些认为，中国无力协助美军击败日本，若是要打垮日本，恐怕必须要找苏联出兵；至于援助中国，则只要稍为应付一下，无需给与大量的援助。后来史迪威在开罗，向罗斯福又保证，“只要日军再打一次鄂西会战级的攻势作战，蒋介石绝对溃败，”以增加罗斯福决定缩减支持中国作战的决心。

　　横山勇发动的这场鄂西之战，已经测试出中国部队据守四川东部的实力与决心。横山看得出来，除非日本投入全部的力量进攻四川，日军很难有突破第六战区的胜算把握。因此他决定，十一军既不易进攻长沙，最好也不要打宜昌以西的主意。这样一来，适合日军进攻的目标，就是洞庭湖西岸的常德了。

　　32.5　片瓦无存的常德会战

　　横山勇希望能够在常德一战，能够同时迫使中国的第六战区与第九战区的主力出动决战，假如横山能够在常德大破两个战区的华军，将可奠定十一军压制华军战力的基础。此时日军大本营对于中国军队准备与盟国，在缅甸北部发动攻势，也感到不安，因此希望日本十一军进攻常德，可以牵制中国军队，无法放手在缅甸作战。因此日军大本营在核定十一军进攻常德方案时，要求延后一个月，到一九四三年的十一月，再展开攻势。

　　横山对于鄂西会战中国军队的表现，其实是相当的震惊，因此在准备进攻常德之时，横山决定要求加强兵力，因此特别向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申请，希望能够从驻守京沪地区的第十三军中，抽调战力最强的一一六师团（岩永汪），纳入十一军常德会战之战斗序列。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同意，但是遭到第十三军反对，彼此还差点为这事件而翻脸。但是在十一军的常德作战为优先的考虑之下，最后由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决定，一一六师团还是拨给十一军，另外还设法从华北方面军中，也调拨部队支持。可见日军已经认为，单凭十一军本身的兵力，是不能对第六战区的中国部队，进行有效的打击（横山勇幸好有这个先见之明，否则常德会战，日军就难以全身而退了）。

　　横山进攻常德的作战计划，相当的着重欺敌的变化，横山准备进行多组进攻路线，交叉配合使用，形成一个钳形攻势。同时日军更为大胆的决定是，横山下令进攻常德的日军部队，少带粮食而多带弹药，日军所需的粮食，将从洞庭湖地区，直接劫掠中国农民的储粮，参战的日军高达五个师团以上，都以秘密运动的方式，前往攻击发起线。

　　正当日军全力集结兵力，准备进攻中国的第六与第九战区之际，中国战区最高的权力机构，正为史迪威事件，而爆发另外一波全面的内斗。一九四三年十月，史迪威成功的运用他在宋家姊妹之间的关系，以及马歇尔的支持，在最后一刻，反败为胜而留任。宋子文与陈诚的权力因而遭到架空，以及孔祥熙、何应钦等人的得势，这直接的影响到第六、第九战区指挥官陈诚与薛岳的权力。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日，日军正式发动常德会战，东路的日军由第三与第十三师团组成，由正面渡过长江，由东向西攻击安乡，而北路的日军由六八与一一六师团组成，由常德的侧背，由北向南进攻瑗水与王家场。东路日军在突破华军防线之后，沿着洞庭湖的北岸，向东进攻津市与沣县，与北路日军会师。日军完成对沣水以北地区的控制后，立刻分兵两路向南旋转，渡过沣水，分别攻击位于常德西北方的两个据点，慈利与漆家河。

　　此时另外一支日军部队，第六八师团则渡过洞庭湖，沿着沅江的正面，直扑常德的外围重镇德山。十一月十九日，日军对常德迅速形成了三面包围的态势。这天刚好是蒋介石率领代表团，飞往开罗，参加中英美三国领袖会议的日子，因此蒋介石特别指示，第九战区的部队，也要动员支持常德会战。

　　常德是处在第六与第九战区交界，属于第六战区管辖，这时第六战区的司令长官陈诚，因为史迪威事件而遭到排挤，因此已经没有过去那种大权在握的气势与决断，而将指挥权交给孙连仲代行。

　　32.6　悲壮卓绝之守卫战

　　当时负责防守常德的是华军七十四军的第五七师余程万。七十四军这支部队，一直是蒋介石的嫡系王牌，也是第六战区的战略机动部队。中国的第六战区，原本担心日军在扫荡洞庭湖北部之后，再攻宜昌外围的战略重镇，有如第二次鄂西会战，因此重兵镇守宜昌外围，没有分出大军来守常德。直到日军六八师团进攻沅江，以及日军攻势全面向南旋转之后，才确定这次日军进攻的主力，是攻击常德，而非向西进攻四川。因此第六战区在十一月二十六日，才发动十八、七三、七四与一百军，尾随日军的后方，由北向南跟进，企图在常德外围包围日军。而当时由陈纳德所指挥的中美空军机群，也在这场作战之中，担任一个主动出击与支持地面战斗的角色。

　　这时候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也同样受到史迪威事件的影响，而被贴上被排挤的标签，因此在作战上，也不敢有太大的独断作为，在奉命支持常德会战之后，才派遣第十、五八、七二与暂编第二军，越过沅江支持第六战区作战。这时华军第十军表现出最为勇猛的攻势决心，全军以最快速度，驰援常德，猛攻日军在常德外围的战略制高点德山。

　　日军早就排出围点打援的作战布局，开始沉着地四面接战，只有在德山的作战，遭到华军第十军的猛冲，十一月三十日，日军的战线竟然被第十军突破。日军大为震动，再度使用毒气的手段，防止第十军的扩大突破。这时第十军已经攻到常德对岸的汽车站，但是却无法找到渡江的船只，也没有办法与守军联络。横山勇眼见战局的变化对围攻常德的日军不利，因此立刻调派日军作战的主力，围攻德山的第十军，并且使用空军猛烈炸射华军，造成第十军重大伤亡。预二师师长孙明瑾力战阵亡，日军在十二月三日，又以优势的兵力夺回德山，迫使粮弹与兵力不济的第十军退却。

　　而负责守卫常德的第五七师，在经过十五天的血战之后，整个常德城几乎被日军炮火打成废墟，中国军队与日军进行巷战与逐屋作战，双方的拼斗进入肉搏阶段。但是由于援军一直被阻在外围，日军甚至以开放通路撤退，以及劝降的方式，来动摇守军的抵抗意志，但是都被五七师拒绝。因此全师官兵八千五百人中，战到只剩三百二十一人，最后才跟着师长余程万突围，日军终于在十二月三日攻占了已成废墟的常德。

　　日军原来的作战计划，只想在常德痛击第六与九战区的华军，并未打算长期占领常德，因此横山勇在攻占常德之后，发现华军援军是越围越多，因此就准备依原定的计划撤退。此时第九战区的其它支持部队，也在十二月四日陆续赶到常德，五八军与七二军猛攻德山，开始威胁到日军在常德的阵地，日军担心遭到华军的包围，因此更无意恋战，于是横山下令攻占常德的日军部队依梯次撤退。

　　但是这时日大本营却突然的改变作战计划，参谋总长杉山元认为，日军若是占领常德，会有助于未来打通粤汉铁路的战略侧翼掩护，因此急电横山勇的部队留驻常德。但是横山认为，十一军并无占领常德的兵力准备，目前的战线已在华军的围攻之下，所以断然拒绝日军大本营的命令，造成十一军、中国派遣军以及大本营之间的激烈电报战。日军大本营特派作战部长真田少将到南京，前往了解实情，最后才依照横山的意见，日军放弃常德。这时华军已经在常德四周，建立了可观的围堵兵力，十二月九日，华军收复常德。日军在十日开始全线撤退，到了十二月二十四日，它又撤回到作战之前的战线。

　　在常德会战中，中国方面因为史迪威事件，对指挥系统所产生之冲突与影响，已经开始充分发酵。陈诚与薛岳一直是华军驻守第六与第九战区的主要战将，但是由于受到权利倾扎与排挤，不仅作战指挥难以发挥，后勤不足的问题，也已逐渐出现，虽然在常德会战中，华军仍然是英勇抵抗日军的攻势，但是开始失去精诚团结抗日的内在精神。

　　这时躲在缅甸原始森林的史迪威，当然又向华盛顿报告，中国军队在常德并没有认真的作战，而让日军能够“来去自如”2。罗斯福总统因此非常恼火蒋介石，认为蒋介石“要钱第一，作战却不肯尽力”。蒋介石最受不了外人的批评，原本准备法办从常德血战突围的余程万师长，正好当时军政部邀约外国记者，到常德实地考察，结果当各国记者到达常德，发现整个城市，已打到片瓦无存的废墟状态，中日双方军队死伤之惨烈，已经超过西方国家军队所有作战的标准，五七师的官兵已经是尽力而为了，这样余程万师长才得以死里逃生。在整个常德会战中，中国牺牲了三位师长；日军损失了两名联队长、与高达一个师团的兵力3。但是史迪威的战报是，蒋介石的部队没有与日军力战。至今还有中国人呼应这种谎言，真是叫忠魂蒙冤，青史成灰。

　　综论发生在一九四三年的鄂西会战与常德会战，是美国开始介入中国战区之后的主要对日作战，中国方面除了得到少量的空军援助之外，可以说战力并未得到美国的援助而实质的增进，却必须要要不断地应付来自美国关切的压力，以及澄清史迪威的“战报”疑点，对于中国而言，真是未蒙其利先受其害。史迪威的言行，造成盟国对于中国战区地位的轻视，以及影响到中国上下团结一致的抗日精神，为明年的日军最后攻势，伏下了全面溃败危机的根源。

　　此时，史迪威又一直设法抽走华军部队，控制美国援助华军的装备，以支持他在缅甸北部原始森林作战的计划，更让中国战区面临内部空虚，与内讧再起的危机考验。常德会战后，第九战区的中国军队，只能得到极少的装备与兵员补充，所以一直无法从这场作战的损失中复原，但是却即将面临日军历史性的全面攻势作战。

　　附注：

　　[1] 不但国际社会开始炮制中国战区“无战论”，就连延安也附和史迪威的这个说法，说蒋介石自从武汉会战之后，就不再与日军进行“硬战”。那么三次长沙大捷、鄂西会战、常德会战，以及后来的衡阳会战，所创造的血泪斑斑的英勇战绩，令日军为之震动，都是谁在打的？

　　[2] 这真是怪事，史迪威根本没有离开野人山，如何能够知道常德会战的实情？

　　[3] 日军常德会战的前线总指挥岩永汪中将，在攻克常德之后的战报是，“常德已经自地球上消失，”可见这场作战的激烈程度。

百城客

　　时间：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到十二月

　　中国在开罗的「盟国」高峰会议中，虽然得到形式的礼遇与盟国支持的承诺，但是却引发后续的全面翻案，最终让中国遭到几乎全军覆没的伏击，结果是确定了盟国利用与出卖中国的阴谋。若从历史发展结果的角度来衡量开罗会议，它可以说是比中日之间的任何一场会战，对于中国的影响还要深远，中国唯一的成就就是确定收回被日本侵占的失地，但是从此她也被盟国送上孤立与分裂的历史悲剧之中。

　　中国的对日抗战，当然没有打到非洲的开罗，但是开罗却对中国的抗日战争，产生了历史性的重大影响，这是一场有关中国命运的历史性政略会议，也是划分战后亚洲历史发展的重要决策枢纽：在这场会议中，中国为亚洲争取到未来发展的机会，却因此为自己带来了危机。

　　开罗会议是中国在盟国地位的历史分水岭，在会议前，中国的国际地位是步步高升，成为创立联合国的四强，直到中国的领导人终于能够与英美两国领袖，在开罗平起平坐的讨论战争与战后的安排。但是，却也因为中国展现出大国的风范与复兴的斗志，因而造成国际强权的领袖，担忧中国在战后的兴起，将会影响到帝国与殖民主义的利益，所以丘吉尔与斯大林决定，设法设计说服美国，好一起联手打击与出卖中国。

　　若从历史结果的角度来衡量开罗会议，它的后果可以说是极端的严重，因为中国在开罗会议所有得到盟国的允诺，立即在会后遭到近乎全面的翻案，在开罗会议之后，美、英、苏强权修订了的它们对亚洲政略的目标，就是在击败日本之后，绝对不能允许中国复兴与强大。

　　盟国于是以各种的政策花招，设法延迟打开援助中国的通路，这样中国就得不到极其重要的作战资源，她的国力自然无法成长与强大；同时还设法分散中国最后保存的一点战力，这样她必然遭到战场上严重的挫败。因而中国只有拖住日军的能力，却无反攻日本的力量，然后苏联的红军，就可以长驱直入的侵略中国，英国也可以稳住它在亚洲殖民地的利益。战后的中国则因为实力耗尽，只能拥有战胜国的虚名，不但无法为自己在国际间争取到应有的权利，在国家重建上，更是百废待举而无法施展。

　　33.1　废除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偷袭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的珍珠港，造成美国正式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全球的反法西斯战争开始正式凝成一个新的盟国结构，这对于中国而言，正式结束了长达四年对日本的孤军奋战。中国与盟国并肩作战，正是中国整个抗日战争中，死里求生的唯一出路，也是她以空间换取时间，用无数的牺牲所支撑到的决定性时刻之来临。但是中国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也正要开始面对另外一场更为艰苦的历史命运考验。

　　自从九一八事变以来，英美等国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不断的侵略中国。最后当在日本侵略的矛头，指向他们之后，他们才想到，中国是对日战争中，作战最久与牺牲最大的伙伴。整个二次世界大战中，能够真正能有实力与日本法西斯作战的盟国，只有中美苏英的四强而已，但是英、美、苏三国都曾参与了一九○○年的八国联军阵营，对于中国进行了肆无忌惮的侵略，并取得剥削中国的各种特权。自从九一八事变以来，英美等国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不断的侵略中国，这些国家都没有依据国际社会的公理，主持应有的正义，也没给与中国有效的援助。原因只是担心自己会卷入与日本的军事冲突之中。但是最后当在日本侵略的矛头，指向他们之后，他们才想到，中国是对日战争中，作战最久与牺牲最大的伙伴（没有中国撑住半边天，整个反法西斯战局必然要重新排列过）。

　　事实上，西方盟国在中国开始独力进行抗日战争，展现不屈不挠的作战意志之后，就对中国开始有些刮目相看，部分国家开始研议，将在中国抗日战争结束之后，考虑废除与中国所订下的各种不平等条约，以做为对中国努力自卫成果的尊重与回报。

　　到了珍珠港事变爆发，西方国家在东亚才真正面对日本军力的打击，这些世界级的强国，在太平洋地区遭到日军攻击后，几乎全面溃败，这时他们才真正地亲身体验到日本皇军的威力，因此对于中国的独力抗战，更是加增了尊敬。当然立刻把中国纳入反法西斯的同盟国之中，在一九四二年元月所发表之二十六国的联合国宣言中，中国名列发起国家之中的四强。

　　当时美国与英国政府，更是愿意优先考虑对中国的援助，因为他们在东亚与太平洋的作战，可以说是一败再败，所以急切需要中国替他们先顶住日军的攻势，并吸收日军的压力，以分散日军的兵力，他们不敢想象，假如中国放弃对日军作战，超过八十万的日军可以转攻印度、中东，或是南太平洋，盟国就可能无法挡住法西斯的攻势了。

　　因此美国政府首先同意，在二月七日正式由国会批准，以五亿美元的信用贷款给中国周转（信用贷款不同于援助，将来要归还的），以协助中国稳住战时日益匮乏的经济。另外英国也几经谈判，在一九四三年同意以五千万英镑的信用贷款，支持中国的战时经济。（不过事实上，由于英美两国政府的官僚体系阻挠，这两笔贷款一直没有爽快与及时的拨给中国使用，而是催一下，给一点，弄得中国政府在调度上，非常的痛苦。事实上，在抗日战争之前，中国虽然穷，但是宋子文管理财政，从不要外国施舍，也极不肯发行外债，假如中国若不是因为对日本作战，国民政府的财政健全，根本可以自力更生而不借外债，同时中国的外债偿还信用极高，过去有关各种的桐油借款、棉麦借款，都是依照规定还款，绝无拖欠。）

　　单就美国能够肯定中国在抗日战争中，所扮演极其重要的战略角色，坚持要中国参与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四强地位，就已经可以看出，美国的确有其特别的历史眼光与领袖胸襟同时英美为首的西方国家，也觉得中国已经成为反法西斯阵营的四强，若是仍然对中国保有帝国主义侵略时的不平等条约，实在是说不过去，何况日本政府也装模作样的宣布，要放弃对汪精卫伪政府的所有不平等条约，所以他们也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以废除这些不平等条约。首先在一九四二年的十月十日，由英美等国家带头宣布，废止过去所有对中国各地的租界权（除了九龙租界之外）、领事裁判权、内河航行权、中国境内驻军权，以及赔偿的款项，接着又在一九四三年一月十日，与中国政府完成平等互惠的新约，从此中国才真正成为一个主权独立与国格平等的国家。

　　这是中国自从一八四二年的鸦片战争所签下南京条约之后一百年，也是中华民国建立了三十二年之后，中国才真正的「暂时」得到国际地位的平等[1]，这全靠中国全体军民在抗日战争中的流血牺牲，才换得这样的成就。事实上，由于美国本身是从殖民地独立建国的历史，使得美国有着反殖民主义的背景传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曾经提倡民族自决，而引起与英法荷等欧洲殖民帝国的严重摩擦。但是在抗日战争之前，美国本身也没有以身作则的完全放弃在中国所拥有的帝国主义特权利益，不过单就美国能够肯定中国在抗日战争中，所扮演极其重要的战略角色，坚持要中国参与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四强地位，就已经可以看出美国的确有其特别的历史眼光与领袖胸襟，但是也就因为美国如此公开肯定中国的贡献与影响，也就种下中国要在盟国的政略中，遭到出卖的命运。

　　当时的大英帝国，在遭到德国凌厉攻势之下，几乎已经无法招架下去，幸好美国给予英国极大的军经援助，英国才勉强的撑住局势，而在美国正式的参战之后，英国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要确定美国「先欧后亚」的战略秩序，英国首相丘吉尔非常担心，美国会急于先报日本偷袭珍珠港之仇，而进行「先亚后欧」的战略安排。这样若是亚洲殖民地会先光复，而宗主国却还在苦战之中，那么殖民帝国将会无法维持下去。

　　同样的，「伟大」的无产阶级帝国苏联，一样的被德国法西斯打到几乎亡国，也是靠着美国大量的军援，才转危为安，苏联最希望的是，美国全力援助苏联，但是绝对不能优先援助中国，因为假如中国获得足够的援助，而展现战力，那么苏联就失去侵略中国的机会了。

　　在美国的许多军政领导人中，也很清楚这个决策的历史性影响，因为假设美国优先在太平洋反攻与优先援助中国，这样亚洲会先得到和平与解救，而欧洲却仍然在战火中挣扎，那么西方国家，将面临从自新航路世纪之后，主导全球历史主流的龙头退位的挑战，丘吉尔全心全意要挽救大英帝国最后的国势，因此立刻赶到华盛顿，设法让美国政府接受「先欧后亚」的战略优先秩序。丘吉尔同时已经开始在盘算着，如何在战胜后继续维持英国在亚洲的殖民利益，他的亚洲策略是，击败日本，扶植法、荷，压制苏联，与孤立中国。这样英国才能在战后继续维持其日不落帝国的利益。斯大林更是盘算着要扩大侵略中国的策略，哪里肯让中国获得援助？因此苏联主动切断了中国西北的国际援助通路。

　　33.2　盟国争取私利而出卖中国

　　说起对日本作战，英美两国可以说是心情矛盾，在历史上，美国开启与协助日本的明治维新，在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中，美国的舆论与政策，都是倾向日本这边的国家。而英国更是在一九○四年与日本结盟二十年，大幅拉高日本的国际战略地位，因此在亚洲各国之中，日本是受到英美最多友谊与支持的国家。不料日本因为要想称霸东亚，仍然与英美产生了利益竞争，最后恶化成为战争冲突。日本想要东南亚的战略与经济资源，就不得不与英美的利益发生冲突，日本在政略上，喊出亚洲人团结，推翻欧洲人殖民统治的口号，更是让英国感到危机四伏。

　　罗斯福却错估了丘吉尔挽救大英帝国的谋略，以及斯大林赤化世界的阴谋，会对战后世界的正义与和平，产生无法估计的负面影响。

　　有了这个历史的过节，更让英国感到警惕，不能再支持与扶植亚洲国家兴起，否则大英帝国就要退出亚洲与历史的舞台了。特别是蒋介石强调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同时为了巩固亚洲地区抗日的合作，竟然企图介入印度与英国的政治争议，中国主张朝鲜与中南半岛在战后独立，更是威胁到西方殖民主义的战后复辟。因此丘吉尔的亚洲战略，就有为了英国的利益，而要出卖中国前途的构想。

　　而苏联完全继承帝俄对于侵略中国的「历史大业」，要在中国寻找可以进出太平洋的不冻港，同时要瓦解中国土广民众的大国架构与格局，而苏联同时面对与日本竞争与对立的挑战与威胁，因此斯大林棋高数招的将计就计，让中日之间先爆发战争的冲突，然后有限度的支持中国对抗日本，这样日本与中国互相消耗国力，苏联就可以更为容易的侵略中国，苏联也就不必担心与日本的决战军力。

　　斯大林很快就看出，二次世界大战对于苏联，虽然是一个历史危机，但是更是一个历史扩张的重要转机，因为西方国家为了这场战争，付出伤痕累累的代价，为了战胜轴心国，还要不顾意识形态的对立，拉拢与支持苏联参加反法西斯的战争，这样苏联可以用美国提供的力量，击败德国，扩大共产主义在欧洲的地盘，再利用对日本作战的机会，掠夺在中国的利益以及奠定在亚洲发展的基础。

　　而在反法西斯的盟国中，只有美国想要给战后的全球，一个更为公平与自由的世界，因此美国除了全力支持英国与苏联在欧洲击败德国之外，也想给中国一个复兴与发展的机会，以反法西斯的中美英苏四强，构建战后的国际新秩序结构。罗斯福总统四强架构，在当时可以说是具有历史远见的看法，因为他认为西方国家不能排斥苏联于国际社会之外，也不能低估中国的潜力与意志。

　　但是罗斯福却错估了丘吉尔挽救大英帝国的谋略，以及斯大林构建赤化世界的阴谋，会对世界在战后的正义与和平，产生无法估计的负面影响。苏联对于中国加入四强的反对最深，英国也有极大的意见，但是在罗斯福的坚持下，一九四三年十月三十日，终于在莫斯科发表了四强宣言，从此中国跻身在这个全球最高身价「俱乐部」的斗争之中，但是当时中国的国力仍然有待发展，中国也没有多少外交折冲的能力，因此在国际强权的斗争之下，中国就面对另外一场更为艰苦的政略战争，在这个战场上策略的得失，往往要比与日军几场大会战的胜负，对于中国利益的影响还要深远。

　　英美两国以血浓于水的历史关连，建立了紧密的对抗法西斯盟国关系，英美两国成立了联合参谋会议，共同决定两国的战略合作发展关系，但是英国最终的目的，不在构建战后的和平与历史的正义，而是企图挽救大英帝国的历史衰颓。丘吉尔看出斯大林的谋略，志在利用这个历史的机会，以赤化而称霸全球，同时，丘吉尔也看出蒋介石复兴中国的决心，因此丘吉尔认为，打败德国与日本，只是巩固大英帝国的第一步，如何防止苏联的扩张与中国的复兴，才是英国的历史谋略所在。

　　丘吉尔的地中海攻击方案，几乎是一个纯粹理论的奇想，在后勤与军力调动上几乎都不可行，何况美国已完成直接渡过英法海峡，及早在西欧打开第二战场的方案所以丘吉尔的谋略是，假如不能压制苏联在欧洲扩张势力，就不如将苏联的势力，同时的带入亚洲，这样增加美国将会立刻遭到苏联全面的挑战，这样美国就不但无法挑剔英国维持殖民帝国的政策，甚至还要拉拢英国支持美国来对抗苏联了。因此丘吉尔提出一个锐利但是关连的战略：假如美国支持英国在欧洲的地中海登陆计划，英美联军由地中海的意大利与南斯拉夫北上，与苏联军队在东欧会师，攻击德国，那么英国就答应中国与美国的要求，反攻缅甸，打通支持中国的交通线；假如美国坚持从法国开辟攻击德国的第二战场，那么英国就不会支持中美反攻缅甸的提议。

　　从战略观点而言，英美盟国从地中海北上，与苏联军队会师，一起由东向西进攻德国的方案，与英美联军由法国登陆，由西向东夹击德国的方案比较，前者可以说是非常的不合战略的常理。因为无论从作战的效果、后勤的支持以及西欧国家流亡政府的支持而言，当然都是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的作战方案，以夹击德国，要有利太多了。

　　丘吉尔的地中海攻击方案，几乎是一个纯粹理论的奇想，美国军方人员，在审慎评估这个所谓的作战方案时，发现在后勤与军力调动上几乎都不可行，何况美国已完成直接渡过英法海峡，及早在西欧打开第二战场的方案[2]，可以迅速击败尚未进行西线防御作战的德军，因为当一九四三年，德军主力都在东线与苏联部队进行决战，美、英国部队可以说是乘虚直捣德国，甚至可以迅速将军力由西延伸到东欧，防止苏联对东欧的席卷，但是丘吉尔却将不可行的地中海作战方案，作为英国玩弄政治权谋的棋子，硬是把反攻欧陆的日期往后拖。而苏联当然更不可能接受英美的地中海北上的作战方案，因为这样一来，苏联的整个世纪扩张计划，就要受到英美的直接牵制。结果在中英美苏之间，就产生了决定历史命运的政略与战略的选择争辩[3]。

　　另外，丘吉尔对于蒋介石的「野心」，也有极强的反应，蒋介石曾在一九四二年二月间，访问印度，企图调停印度与英国之间严重的政治纠纷，其实蒋介石访问印度的主要用意，是希望能够劝服印度寻求独立的领袖们，如甘地与尼赫鲁等人，能够先共体时艰，协助英国人击败法西斯力量的威胁，以后再谈独立与自治的问题。但是蒋介石的访问印度，并没有赢得印度领袖的友谊，而更使得丘吉尔满心的不高兴，认为蒋介石竟然要串连印度，来瓦解大英帝国。加上蒋介石又在一九四三年发表了代表其政治抱负的著作《中国之命运》，表达了中国抗拒帝国主义侵略，与在世界寻求发展和复兴的决心，更是引起所有帝国主义国家意识形态者，强烈的反弹，丘吉尔与斯大林当然都看出蒋介石要带领中国走向独立强大之路。

　　总之，对于罗斯福总统而言，眼见盟国之间的政治立场纷歧，以及彼此对于战略的方向的冲突，而对于战后的秩序与利益的分配与安排，都需要及早举行四强的高峰会议，因此罗斯福一再出面邀请，斯大林前后拒绝了七次，蒋介石也不愿意主动的拜会罗斯福[4]。只有丘吉尔再三的纠缠罗斯福，要推销以英国利益为观点的战略安排，在四年之中，他与罗斯福会面十一次，不断的争取到美国对英国的支持。

　　33.3 美国支持中国的立场

　　但是罗斯福一直认为，参与反法西斯战争的四强领袖，不能总是避不见面，许多重大的决策，不能只靠部属的传话与协商，罗斯福对于蒋介石的处境相当肯定，一个领导停留在十七世纪社会结构的中国军方领袖，能够坚持如此不屈的抗战精神，因此实在值得美国助中国一臂之力。

　　因此在罗斯福的再三情商与利诱威胁之下，四强领袖会议终于分成两个梯次举行，那就是在一九四三年年底的美、中、英开罗会议，以及接着召开的美、苏、英德黑兰会议。这是因为斯大林不肯与蒋介石直接见面会谈，会议竟然要分成两组进行，就已经可以看出这场四强领袖高峰会议的内在矛盾与危机了。

　　主张召开四强领袖会议最为心切的罗斯福，早已熟习丘吉尔那一套维护大英帝国殖民利益，可以死缠烂打到底的精神，不过罗斯福认为，英国这种构建在十七世纪架构的殖民帝国政体，迟早会被历史所淘汰。但是罗斯福却对于苏联的领袖斯大林，有着一种非常浪漫的想法（当然罗斯福也受到美国政府中同情左派的技术官僚的影响），他认为苏联经历过这场几乎亡国的大战之后，假如能够有机会受到世界各国的平等与尊重，它应该会改变对于西方国家的敌视态度，何况苏联在一九四三年五月公开解散第三国际，不就是一个非常正确的改变讯号吗？此外，罗斯福对于蒋介石的处境相当肯定，一个领导停留在十七世纪社会结构的中国军方领袖，能够坚持如此不屈的抗战精神，因此实在值得美国助中国一臂之力。

　　虽然罗斯福的个人才略突出，却不能掩饰美国人缺乏历史深度的重大缺点，就是在短短一百五十年的美国历史中，从来没有出现历史性大奸大恶的冷血枭雄。斯大林的深沉凶残，必须从俄罗斯长久以来一直被欧洲主流历史所排挤，近千年处在被亚洲攻击能力最强的游牧民族的屠杀、恐惧之情结下，加上完全无情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三重深沉历史所铸造而成的枭雄性格来理解，因此罗斯福一番以诚心待人的善意，完全的就被斯大林控，也被丘吉尔所利用与迷惑了。

　　开罗会议与德黑兰会议其实是一会两开，形成了一个影响世界历史方向的政治战场，结果是中国实力与谋略不足，因此先胜后败，美国的实力无人能及，但是谋略缺乏历史深度，先后被英苏所蒙敝与利用，英国谋略深沉，但是实力不足，只能借力使力，苏联的实力与谋略都是有备而来，成为历史短期的最大赢家。

　　就开罗会议这种历史性的会议而言，国民政府的准备与策略，可以说是都犯了错误，中国不但是犯了阵前易将的兵家大忌，同时还允许反中国战区最力的史迪威出席会议。

　　一九四三年十月，蒋介石因为史迪威介入与操纵中国的权力斗争，最后导至宋子文等政学系军政要员遭到整肃，原本中国与美国进行的各种重大外交与军政交涉，都是由宋子文全权负责。宋子文与包括罗斯福在内的美国战略决策阶层，有着很深与很频繁的接触与关系，他多次为中国战区的利益，与美军决策首长进行辩论与交涉，他非常了解英美战略决策人事与背景，原本应是最佳出席开罗会议的最佳人选之一，但是此时却为史迪威所斗争遭到政治软禁，所以改由宋美龄陪同蒋介石出席这次事关中国历史命运的会议。而更为致命的是，是由史迪威代表中国战区出席这个历史性的军事会议，中国的命运就注定要被强权践踏出卖了。

　　当然若以中外的妇女界而言，在那个时代，宋美龄的确是罕见杰出的政治人物，但是若是与宋子文的能力与对外关系相比，仍然是差了一大截，何况她并非政府的里决策阶层，出席这场会议，实在有些名不正、言不顺，只给西方国家增加了封建的「家族政治」的印象。宋美龄要想在政治与军事专业上，与丘吉尔、马歇尔、蒙巴顿等人较量，当然更是屈居下风了。就开罗会议这种历史性的会议而言，国民政府的准备与策略，可以说是都犯了错误，在代表团的阵容而言，中国不但是犯了阵前易将的兵家大忌，同时还允许反中国战区最力的史迪威出席会议。这样的中国代表团既缺乏可以独当一面的外交与战略大将，又有严重的内鬼通外神的隐忧，一旦蒋介石有所疏忽，那么中国的利益就被盟国所算计了[5]。

　　何况蒋介石于会前，在其《中国之命运》一书中，相当明白的批判国际强权对于中国的欺凌，同时表达了他希望中国复兴的强烈民族主义观点，蒋介石的这本书也许对中国的内政没有产生巨大的影响，却遭到英美苏各国政治与战略专家的强烈警觉，更为加深这些西方强权中的政客，要给中国一些暗算的共同心理准备。因为他们认为，假如让蒋介石领导中国完成抗战，与复兴中国的历史大业之后，那么西方国家在亚洲的帝国主义利益，就要遭到中国的挑战了，蒋介石没有想到，在所谓四强领袖的历史会议之中，会爆发如此可怕的倾轧与出卖的危机。

　　33.4　中国为战后亚洲奠定发展方向

　　开罗会议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登场，罗斯福与蒋介石在大体上颇能互相尊重，蒋介石则是过于信赖罗斯福，而低估了丘吉尔。罗斯福对于蒋介石意见的尊重，引爆了丘吉尔「诱敌深入」的大反击布署。事实上，丘吉尔原先希望英美领袖能够先行在马尔他会面，集中力量讨论，全面反攻欧陆的策略，因为丘吉尔认为，亚洲问题根本就是分别由英美两国领袖，各自私下决定就可以了，但是罗斯福认为，亚洲的问题，应该尊重中国的意见。所以丘吉尔对于罗斯福如此「迁就」蒋介石，未来必然会影响到英国对于亚洲的控制，当然心生不满，丘吉尔决心非除掉蒋介石不可，蒋介石可是从来没有遇过这样世界级的政治斗争，丘吉尔是先佯退然后再突击，于是蒋介石就掉入政治会战的包围之中了。

　　在开罗会议中，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先分别会晤，就各种的战略方案，以及战后的世界与亚洲的安排，进行意见交换。蒋、罗之间的会谈，大体上都顺利与和谐，中美对于十大问题，都有不少的共识：一、中国成为主导战后国际社会的四强之一。二、日本皇室地位将尊重日本人民的意愿。三、中国协助美国，军事占领日本。四、日本应以实物赔偿中国。五、所有被日本占领的中国领土，应该归还中国，琉球地位未定，香港问题以后磋商。六、中美军事合作，美国军援中国，中国开放军事基地供美国使用。七、朝鲜、越南、泰国应该协助其独立。八、对中国进行经济援助。九、外蒙古与唐努乌梁海问题，应该与苏联协商解决。十、中国与美国建立联合参谋首长会议。

　　而在中英之间，蒋介石知道，丘吉尔绝对不会讨论香港的问题，对于反攻缅甸，英国也有极强的意见，因此不便公开产生对立或是破裂，蒋介石相信罗斯福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的歧见，因而只旁敲侧击的提议将香港改为自由港，试探罗斯福的支持。英国全力的反对允许韩国、中南半岛在战后独立，在双方激辩之后，英国只在韩国独立的问题上让步，美国在中南半岛的独立上妥协，香港问题只有以后再议。

　　由于当时中国退到西部地区，对外的国际交通几乎完全的遭到切断，而西南内地原本的生产力就不足，是无法长期的负担抗日战争的庞大的消耗支出。因此重庆控制地区，早已发生严重通货膨胀的压力，特别是军公教人员的待遇，几乎已经接近难以为继的危机地步。因此蒋介石希望美国政府，能够另外给予重庆政府十亿美元的贷款（当然是要还的），以控制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的毁灭性威力，同时也为中国提升军备的战力，以配合盟国在亚洲大陆的反攻作战，做好准备。这点罗斯福也表示相当的同意，罗斯福表示，他将与财经首长研商之后，再提实际的做法。向美国要求十亿美元的信用贷款的协商，由宋美龄全程参与，因此宋美龄「误认为」，罗斯福总统已经正式答应对中国的经援，不料事后这竟然成为中美之间最大的冲突所在。

　　中国对琉球有过长期的主权宗主关系，琉球的战略地位又极其重要，因此无论是回归中国，还是能够真正的独立，在中国未来战略发展上，都是非常的重要在领土问题上，罗斯福曾经非常郑重的提到琉球群岛的主权归属问题，蒋介石则依据事实指出，琉球群岛过去只是中国的属国，并非中国的领土，因此中国并不打算收回琉球群岛，但是可以将琉球群岛先予以国际托管，以后再决定其命运。这点蒋介石是有些精明，但是却也缺乏远略，假如能够坚持宣布琉球独立的政策，那就太好了，因为美国远在十九世纪，初次到达西太平洋之时，就有控制琉球的战略规划。假如蒋介石展现中国有控制琉球的意愿，那么绝对会被丘吉尔与马歇尔当成有野心的头号「公敌」，认为中国作战没有贡献，却有霸权西太平洋的野心，中国恐怕连台湾与东北的主权都会要不回来。中国对琉球有过长期的主权宗主关系，琉球的战略地位又极其重要，因此无论是回归中国，还是能够真正的独立，在中国未来战略发展上，都是非常的重要，无奈中国自顾不暇，没有国力去要回自己的地方，只有交给美国托管，结果竟然又回到日本侵略者的手中。

　　而蒋介石则两度主动的提起有关旅顺军港开放给美军使用的问题，因为蒋介石认为，在历史上，无论是日本还是苏联，都因要控制这个军港，才给中国带来无穷的兵祸，而中国是一个需要重建的弱国，因此只有美军的介入，才能稳定这个敏感的战略地区，但是罗斯福没有明确的反应。蒋介石在琉球与旅顺的态度，可以看出，蒋介石知道中国即使能够战胜日本，在相当的时间之内，中国还是一个弱国，特别是是在海洋上，因此中国希望美国能够多关照这个地区，中国则尽力发展陆上的实力。

　　此外罗斯福也与蒋介石谈到越南的归属问题，因为法国根本是战败国，在亚洲作战更是毫无贡献，所以罗斯福两度询问蒋介石，中国有无收复越南统治权的意愿，蒋介石明白的拒绝了，因为蒋介石了解，越南过去只是中国的属地，血统文化都有相当的差距，所以拿回越南，不但是违背民族自决的历史潮流的做法，更会平白的得罪法国与英国。

　　33.5　史迪威开始进行报复

　　而在开罗会议的军事幕僚策略会商中，中国依照规章，是请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作为中国战区的当然代表，而史迪威与蒋介石相处是势同水火，原本就不断的对美国政府，提供中国战区完全负面的报告，何况史迪威才刚刚被迫向蒋介石低头认错，心中充满了屈辱心理的报复意志。所以在这次的会议中，史迪威当然是继续做尽任何可以打击重庆政府威望的工作，这就是蒋介石在开罗会议致命的错误，软禁宋子文，重用史迪威，造成中国在开罗会议的历史性失败与危机。

　　在会议全程活动中，史迪威一再的扭曲事实与加上恶意的攻讦，把蒋介石所领导的中国抗战，说得一无是处与毫无贡献，史迪威认为在整个大战之中，中国是盟国的负担，而没有真正的贡献，甚至盟国不必认真的援助中国，因为中国的领导人会将盟国的援助，做为扩张自己割据力量的资源，不会真正的用到战场上。所以虽然蒋介石的各项见解与请求，原则上，都能得到罗斯福相当的支持，但是丘吉尔是已经决心杯葛到底，而罗斯福的军政幕僚们，也都站在史迪威的否定方向，尽量的改变或是削弱罗斯福的指示。

　　有关中国参加联合参谋团会议（Joint Staff Conferences）的请求，原本是蒋介石在珍珠港事变之后，就积极争取的安排，但是一再的被英美参谋首长所拒绝，这次虽然由罗斯福指示，重新的考虑，而在丘吉尔反对，与史迪威的运作之下，英美联合参谋团，首先否决了中国参加联合参谋会议的权利，这样中国根本无法直接与事先的提出中国战区的需要，也很难改变既定的军事策略，这是蒋介石日后在盟国政略战场上，一败再败的主要原因，既不能让罗斯福得到真确与及时的中国战区情报，罗斯福的指示，又不能得到决策执行单位的密切配合。

　　而在盟国联合反攻缅甸的决策上，丘吉尔、马歇尔、史迪威都有不同的观点与立场，而由于宋子文没有出席这个军事幕僚会议（宋美龄也没有出席这个纯粹军事战略会议的名义与能力），中国军方就由史迪威充当全权代表，史迪威不但不能为中国的立场进行力争，反而主动提出负面的批评，因此军事幕僚会议对高峰会议的决策，也就无法为中国战区的需要，做出有利的评价。

　　在丘吉尔看来，当时的中国，只不过是一个为自己存亡命运挣扎的衰落国家而已，竟然对于战后的亚洲事务，就有这样大国的风范，那么在战后，中国一旦复兴之后，她必然会领导亚洲殖民地脱离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的控制不过在领袖的决策会议中，罗斯福却全力支持蒋介石，罗斯福甚至动用个人的威望，表达盟国应该将反攻缅甸的作战，列为优先的战略布署。一方面罗斯福认为，若要以较少的伤亡，较短的时间击败日本，就要充分武装中国军力，利用中国的战略地缘与人力的优势，一方面罗斯福也表达对于中国过去抗日所做重大牺牲的关切与补偿。丘吉尔力争无效之后，只在表面停火，其实丘吉尔准备联络斯大林，进行会后的翻案大反击。

　　总之，中国在开罗会议中，反而为中国以外的事务，例如保存日本皇室、韩国战后独立与中南半岛的前途，都争到决定性的发言权与影响力。在这些方面，罗斯福是支持蒋介石的立场，因而与丘吉尔产生不少的摩擦与辩论，也就更为坚定丘吉尔要防堵甚至打击中国的成见。因为在丘吉尔看来，当时的中国，只不过是一个为自己存亡命运挣扎的衰落国家而已，竟然对于战后的亚洲事务，就有这样大国的风范，那么在战后，中国一旦复兴之后，她必然会领导亚洲殖民地脱离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的控制。何况，罗斯福完全的同意，中国在战后，可以收复被日本所夺取的所有失土，那么中国要回香港、九龙，也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而已。

　　由于丘吉尔自始至终全面的杯葛蒋介石，让会议进行得相当的不顺利，连罗斯福都感到十分的忧虑，因而明白的向蒋介石表示，会议的最大问题，就是丘吉尔不愿意中国强大，不过蒋介石了解，中国当时仍然是个弱国，又就在生存危机与实力有限的困境之中。加上中国一向缺乏攻击的个性，因此对于一些关于自身利益的问题，并没有针锋相对的坚持到底，以免会议破裂，或是增加罗斯福的困扰，对于蒋介石而言，在开罗会议中，能够确定收回中国历史失地、决定反攻缅甸作战，以及取得美国十亿美元的援助贷款，蒋介石认为，单是这三项的成果，就足以称为成功了。

　　因此在最后的开罗会议宣言中，明白表示盟国团结一致，对日本作战到底的决心，并且列出中国的东北、台湾、澎湖当然归还中国，以及让韩国在战后独立的公开宣言。开罗会议在形式上，单是中国元首能够英美两国领袖，平等的举行高峰会议，共同发表了历史性宣言，就足以代表中国的国际地位是已经大幅的提升了。因此蒋介石还算满意的离开开罗，留下史迪威等候德黑兰会议之后，盟国对于反攻缅甸的具体军事行动决议，但是真正出卖中国的阴谋，却开始在开罗会议之后，正式临到中国。在接着召开的德黑兰会议中，斯大林与丘吉尔联手策划，最后造成罗斯福改变立场，使得在开罗会议中，绝大部分对于中国的承诺，都被推翻或是修改。

　　33.6　德黑兰会议全面大翻案

　　开罗会议才刚刚结束的第二天，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德黑兰会议就接着登场，这场西方盟国英美苏领袖之间，第一次的高峰会议，原本就在斯大林的全面设计之中，斯大林以极高的政治谋略，争取罗斯福的好感，要求英美承诺，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以加速结束对德国的作战，其实是使苏联能够独占攻占东欧所有的战略利益。斯大林并且正式提出，苏联考虑在德国投降之后，对日本宣战，这样苏联也可以成为提早结束对日本战争的主要战力来源。

　　当然斯大林非常技巧的推销中国没有真正用全力抗日观念。这个概念一直由马歇尔设法扩大传播，又有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马歇尔的密友）之「第一手报告」的坚决支持，加上国务院左倾政治人物的唱和，丘吉尔也是站在同一战线助阵。这个观念主要的目的，在防止罗斯福大力的援助中国，因为假如中国因为获得援助而强大，就会严重的妨碍到苏联红色帝国在亚洲的发展，与英法殖民帝国的复活。

　　丘吉尔最高的战略优先观点是，要维持大英殖民帝国的利益，西方国家在亚洲打败日本之后，英国唯一要对付的，只有中国了，而延后反攻缅甸，是迫使中国崩溃与衰弱的最高战略。罗斯福的战略观点是，一心希望能够越早结束大战越好，这样能够减少美国军民的死伤，同时他缺乏历史战略布局的远见与耐心，另一方面，由于苏联在政治、社会上组织严密，因此军队动员能力强，又有不错的工业基础，加上美国大量的援助后，其作战兵力的数量与质量均佳，对外又善于宣传作战的表现，所以罗斯福对于苏联在结束二次世界大战，扮演重要的角色，寄予厚望。罗斯福在得到斯大林参加对日作战的保证之后，开始动摇武装中国部队承诺的信念。

　　而丘吉尔发现，既然无法阻止苏联在东欧形成支配性的扩张，同时能够早些击败德国，对于英国本土国力的恢复，更有实质的利益，英国必须依赖这个抢先的时机，力图恢复在亚洲的殖民帝国，因而将尽全力的迫使罗斯福打消反攻缅甸的承诺。丘吉尔最高的战略优先观点是，要维持大英殖民帝国的利益，因此，反资本主义的苏联若是在战后强大，必然会威胁美国，美国既然受到苏联全球的威胁，当然就要与英国保持良好关系，这样美国就就不会在战后，强迫英国放弃殖民地的统治，那么西方国家在亚洲打败日本之后，英国唯一要对付的，只有中国了，而延后反攻缅甸，是迫使中国崩溃与衰弱的最高战略。

　　因此，丘吉尔全程的陪同罗斯福往返开罗与德黑兰，用尽每一个机会，游说罗斯福放弃支持蒋介石反攻缅甸的决定，在斯大林的巧妙协助之下，罗斯福最后竟然被说服，美国不是要「放弃」反攻缅甸，而只是「延后」反攻缅甸或是「缩小」反攻缅甸的作战而已，罗斯福经不起丘吉尔与斯大林的联合攻势，最后竟然就倾向同意「延后」反攻缅甸的承诺。这样就等于将极待援助的中国战区，置于危机的刀锋之前[6]。

　　在德黑兰会议结束之后，罗斯福与丘吉尔又同时回到开罗，与英美双方的高级军事参谋，进行会后战略行动计画的具体会商，这时丘吉尔还是没有放弃对罗斯福游说，放弃全面反攻缅甸的作战计画，丘吉尔这种「精诚所至」、死缠烂打的功夫，终于扭转了罗斯福的坚持。此时的罗斯福与美军将领，几乎已经完全的陶醉在诺曼底登陆战的历史伟大场景中，因此决定将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都投入这场登陆战上[7]，这样登陆印度洋的安德曼岛，以切断日军在东印度洋的作战力量的方案就无法执行，反攻缅甸的计划，就无限期的延后了。

　　事实上，罗斯福原先是非常坚持他对蒋介石的承诺，但是在考虑斯大林答应，苏联将会对日本作战，以及反攻欧洲的诺曼底登陆作战准备，必须要万无一失的状况下，盟国很难再抽调海军登陆艇到缅甸，所以罗斯福最后同意，盟国反攻缅甸计画只有延期。罗斯福在做出延后反攻缅甸的决定时，曾经最后召见史迪威，询问中国的抗日战力究竟如何，史迪威竟然「保证」，中国事实上已经处在不堪一击的状况之下，只要日军再发动一次类似鄂西的攻势作战，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必然崩溃，因此美国是否履行对中国的承诺，打通缅甸援助中国的通路，根本就没有实际的意义。

　　这样罗斯福认为，中国既然连自保都有困难，也就根本没有力量协助美国提早打败日本，同时苏联答应要帮忙进攻日本，那么美国只有放弃对中国的承诺，延后反攻缅甸，罗斯福并且还忧虑假如蒋介石垮台之后，美国应该如何收拾中国的残局[8]。

　　33.7　盟国对中国背信弃义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五日，蒋介石还在等待盟国反攻缅甸的佳音，但是罗斯福突然致电蒋介石，举出盟国因为要全力反攻欧洲，因此发生无法调拨兵力投入反攻缅甸的困难，所以要求蒋介石同意延后反攻缅甸的计划，事实上，蒋介石了解到，假如中国没有英美两国全力的协助，中国是不可能抽调足够的兵力，单独反攻缅甸的，因此只有被迫同意。这样重开缅甸的陆上通路，以使中国获得援助的计画，在可见的将来已经是不可能，中国的作战力量也到了接近枯竭的地步。

　　很令人感伤的是，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中，虽然为韩国、泰国争到独立，甚至为日本力争以保留日皇的制度，同时为越南的独立，也留下发展的伏笔，但是为中国仅仅确定到台湾、东北的领土回归，却无法要回香港，以及争取到中国在外蒙古与唐努乌梁海的应有权力，蒋介石也非常大度的放弃对琉球与越南的主权，以及没有积极响应派兵占领日本建议。中国是为东亚地区国家争取到的好处，甚至超过自己。

　　罗斯福个人的意志，却在完全负面的情报中动摇，无法坚持自己原先对中国的承诺；蒋介石又过于相信罗斯福的善意与保证从开罗会议的记录可以看到，在中国赢得战胜之后，蒋介石并非要完全的放弃对日本索取战争破坏的赔偿，当时会议具体的结论是，中国准备要日本以实物，来做为战争破坏中国损失的赔偿，同时蒋介石也企图运用一些政治手法，例如两次对罗斯福提到开放旅顺为自由港，希望能够引进美国力量，牵制苏联的可能勒索（旅顺问题，当时蒋介石是出于预感的防卫，没想到会恶梦成真），并且在香港问题上采取低姿态，以避免刺激丘吉尔阻拦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但丘吉尔根本不但不领情，反而是绝对不归还香港，反攻缅甸也决定杯葛到底。

　　检讨开罗会议，假如不是史迪威、马歇尔从中不断的进行负面破坏，假如不是斯大林在德黑兰背后的出手，假如不是丘吉尔锲而不舍的打击中国，假如宋子文能够出席开罗会议，那么对于中国与整个亚洲的利益而言，开罗会议应该是可以圆满成功的。但是罗斯福个人的意志，却在完全负面的情报中动摇，无法坚持自己原先对中国的承诺；蒋介石又过于相信罗斯福的善意与保证，而不能了解，国际会议之中的角力，实际上要比一场与野蛮敌人的肉搏战还要可怕。

　　蒋介石起先认为，盟国对中国至少要比敌国仁慈一些，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所有会议的公开结论，会被盟国私下改得面目全非，从此以后，中国的命运，就一再的遭到「盟国」的出卖与践踏，中国实实在在的成为盟国获取战争红利的牺牲品。最为可悲的是，中国当时还以开罗会议为中国带来了突破性的成就，谁知道开罗会议的结论，一再遭到任意的修改。盟国既不会优先打通缅甸的通路，美国也不会给中国十亿美元的贷款，中国却要从万分吃紧的战区中，抽调最精锐的部队，让史迪威在缅甸的原始森林中，作没有战略意义的消耗，同时更严重影响到中国本身的安危。这就是在一九四四年日军全力进攻下，中国战区出现全面崩溃的主因。

　　开罗会议是中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个分水岭，在形式上而言，中国在开罗会议之时，刚刚走出长期挫败历史记录的阴影，迈向国际历史四强舞台的强国巅峰，中美英三国领袖能够平等协商，完成对于战后亚洲历史布局的安排，但是中国再也没有想到，西方盟国竟然会联手，把中国当成一个出卖打压的对象。虽然斯大林、丘吉尔的心胸奸险，以及罗斯福总统的缺乏远见与坚持，都是出卖中国的利益的原因，但是中国自己内部四分五裂，出席会议的阵容不强，又有史迪威这种通敌的内奸，中国要想在世界顶尖谋略的会议上，争取自己国家的利益，当然会容易遭到暗算。

　　33.8　恶梦开始降临中国

　　开罗会议结束不过十天，恶梦就开始降临中国。罗斯福突然告知蒋介石，盟国因为要全力进行诺曼底登陆战，所以要延后全面反攻缅甸的计画。蒋介石接到这个消息，可以说是遭到极大的打击，这等于说开罗会议的实质结果作废，中国所有的希望，就是放在打开缅甸的国际通路，接受美国大量的援助，以提高作战能力，击败日本，重建家园。但是延期反攻的决定，就使得中国面对更为艰苦的战局。

　　在缅甸通路迟迟无法打通的情形下，苏联又继续封锁西北通路，单靠每月一万吨的空运，是无法支持中国战区的民心士气与作战资源，蒋介石担心，中国经济危机的状况，迫使中国可能无法再支持六个月以上。因此蒋介石只有向罗斯福提出，增加空运数量到达每月两万吨，以及根据开罗会议时候的协议，拨给中国十亿美元信用贷款，以因应中国战区处理恶性通货膨胀，以及增加作战抵抗能力的需求。其实这两个要求，本来也是在开罗会议中，蒋介石得到罗斯福同意的，但是却竟然「意外的」引起了中美之间爆炸性的冲突。

　　首先是美国驻华大使高思（Clarence Gauss）在十二月九日，急电华盛顿，提出与蒋介石要求完全相反的看法，高思表示中国根本不需要美国新的援助资金，要想解决中国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中国所需的是大量物资的援助，但是除非打通缅甸的通路，美国根本无法将援助物资运到中国，所以美国政府目前根本不要答应蒋介石的贷款要求。而史迪威更是站在绝对反对的立场，他向马歇尔报告，这是蒋介石惯用的政治勒索手腕，史迪威宣称，因为美国不能履行承诺，打通经由缅甸援助中国的陆上通路，蒋介石就开口要十亿美元做为「交换的条件」。

　　没想到这个由史迪威捏造的[9]「交换条件说」，竟然会刺激了整个美国政府上下一心的强烈反弹，从陆军部到财政部，从参谋长马歇尔到财政部长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都对蒋介石要求十亿美元的借款，产生敌忾同仇、连成一气的看法，加上随后蒋介石，又依照中美的协议，要求美国支付在成都修建战略空军基地，以及驻华美军费用的钱，当这个消息经过美国驻华大使高思传回美国之后，蒋介石立刻成为美国政府内，人人喊打的「公敌」了（美国政府对于日本首相东条英机都没有过这样的情绪反感）。

　　而所有的美国政府官员，竟然没有一个人「记得」，十亿美元的信用贷款，是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中，同意加以考虑的，而支付美军在中国的机场与生活费用，更是美国政府主动同意支付的款项[10]。

　　这时的美国政府上下，一致的认为，中国不但不想出兵作战，反而要求大量的援助。突然间蒋介石成为「勒索盟国」的公敌了。更糟的是，蒋介石在十二月十八日，任命史迪威全权统领中国驻印军，开始在胡康河谷进行攻击日军的军事行动，以掩护雷多公路的修建。不料这时史迪威与蒙巴顿竟然自己「私下」决定，乘机提前发动缅北的局部反攻作战计画，以拖住中国的军队，同时可以减轻英军在印度所遭到的军事压力。因为当时日本的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正三大将（扩大卢沟桥事变成为中日全面战争的元凶），正在准备对印度发动全面的攻击作战。

　　史迪威然后透过马歇尔，要求罗斯福对蒋介石施加压力，要派遣接受美援装备的华军出兵支持，这原是蒋介石所坚决反对的进攻缅甸「替代」方案。而原来罗斯福也同意蒋介石的看法，就是若盟国没有配合从印度洋进攻缅甸的行动，中国不宜单独进行缅北作战，因此蒋介石拒绝出兵是有充分正确理由的。但是罗斯福在马歇尔的误导下，居然认为是蒋介石出尔反尔，史迪威与蒙巴顿现在要出兵反攻缅甸了，蒋介石竟然不肯出兵配合！

　　罗斯福在十二月数度致电蒋介石，要求蒋介石合作，出兵反攻缅甸。这时的美国政府上下，一致的认为，中国不但不想出兵作战，反而要求大量的援助。突然间蒋介石成为「勒索盟国」的公敌了，中美之间的关系，几乎面临破裂的危机。

　　其实真正要感到愧疚的应该是美国，自己推翻了对中国军事反攻的承诺，以及扭曲十亿美元贷款的考虑。事实上，真正背信弃义的是美国，因为是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中，亲自答应蒋介石的两个项重大决定，一是盟国合力反攻缅甸，二是考虑贷款中国十亿美元。蒋介石回国之后，正式向罗斯福提出要求十亿美元的贷款，完全是依据开罗会议的结果行事，毫无过分之处，更和盟国延后反攻缅甸的作战计画无关。但是美国政府却「认为」这是蒋介石狮子大张口的「交换条件」。其实真正要感到愧疚的应该是美国，自己推翻了对中国军事反攻的承诺，以及扭曲十亿美元贷款的考虑。

　　但是此时的美国政府，上下一致的认为这是蒋介石的勒索，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指出，中国原先的五亿美元贷款都只用了一半而已（当时美国一直以空运困难，拖延中国购买黄金，收回法币的财政计画，所以导至资金无法依照计画使用），而中国严重的经济的问题需要等到重开滇缅公路，可以将大量的物资运到中国之后，才能稳定中国的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11]，所以美国财政部坚决的反对给中国新的借款。对于蒋介石依照中美的协议，要美国偿付修建机场费用，以及驻华美军的开销，美国政府则借口说，蒋介石要求的一美元兑二十法币的官价汇率，可以说是极端的不合理（当时黑市汇率为一美元兑二百三十元法币），所以美国财政部也反对到底。蒋介石的答复是，中国政府必须维持法币官价的汇率，否则中国的财政信用会崩溃，因此坚持不肯改变汇率。这点当然更是蒋介石借机敲诈美国的滔天罪证。

　　美国财长摩根索的观点，说中国需要为要大量增加物资的供应固然有其道理，但是要收回发行过多的法币，更是克服恶性通货膨胀不可或缺的金融政策，中国当时的经济状况，的确相当的危急。不过，中国政府坚持维持官价固定汇率，完全的脱离市场价格，在当时虽然是见仁见智的经济政策问题，但是以后见之明而言，恐怕是蒋介石与孔祥熙一个严重的错误政策决定，因为以这样水准的汇率，使得美国政府无法对国会交待，援助中国换算美元的费用成本，竟然会达到完全不合理的地步。其实国民政府应该直接以美元换法币的方法，来回收超额发行的法币，而不要用黄金收回法币，结果因为这个.作，因为战时交通极端的困难，经常发生延误，而造成政府信用的破产。

　　更为不幸的是，此时蒋介石对美国政府采取压力的交涉，蒋介石通知美国驻华大使高思，假如美国坚持不支付驻华美军的费用，中国政府实在已经无力负担美军在华所有经费的支出了（单是为了在中国建筑大量的空军基地，就让中国前前后后支出了近百亿法币的代垫资金，造成地区性的恶性通货膨胀），因此国民政府要求，假如美国政府再不依协议付款，那么最迟在一九四四年三月，驻华美军要自己设法张罗供应品，这原是盟国之间常用的谈判手段，但是美国政府却为此事，出现更为激怒的反应。

　　罗斯福从失信于蒋介石的感到遗憾，一变而为对蒋介石的「勒索」感到不满，这种变化之大，简直无法理喻。这时罗斯福已经直接介入中、美之间的争执，罗斯福要求蒋介石出兵，以支持史迪威与蒙巴顿的缅北作战计画，但他「忘记」了中美之间的缅甸作战共识，是中国绝对不能单独进行缅北作战，因为这种局部反攻，既不能击败缅甸的日军，反而造成中国战区实力不足的危机，此时马歇尔却极力的批评蒋介石，他指出这就是蒋介石一向的阴谋，中国拿了美军的援助，却不肯让部队参战，因此美国政府应该以中断对中国的援助，来压迫蒋介石出兵参加缅北作战[12]。

　　这时候，罗斯福从失信于蒋介石的感到遗憾，一变而为对蒋介石的「勒索」感到不满，这种变化之大，简直无法理喻，但此时中美关系，突然就濒临破裂的边缘。马歇尔这回可抓到机会，可以置「盟友」蒋介石于死地，因此马歇尔全面煽动美国政府的反蒋情绪，在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日的美国政府联席会议上，一向极端左倾的财政部次长怀特（Harry White），

　　以充满煽动的言词，猛烈的批评中国的要求，因此财政部长摩根索等人提议（非常奇怪的是，国务院竟然缺席），美国干脆中止对中国的支持，停止在中国修建机场，撤退所有美国在中国的军事人员。陆军供应部长索摩维尔甚至提议，干脆悬赏一亿美元，收买在中国的政客，动手进行政变推翻蒋介石，另外组织一个亲美的中国政府。

　　整个会议，简直成为对中国的一个私设裁判法庭，与会人士全都成为「中国私刑队」的成员，以最为刻薄的方式，声讨中国借钱的滔天大罪，其程度比后来对东京大审日本战犯的声讨，还要严厉的多[13]。

　　这个会议的结论，当然得到马歇尔与史汀生的全力支持，他们认为，只要这个备忘录能够传到重庆，那么保证中美关系全面破裂，美军也会撤离中国战区。幸而在最后关头，罗斯福总统请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介入，参加意见，赫尔力排众议的指出，假如美国政府这样对待蒋介石，美国的对日本作战，将会失去中国的合作。假如中国与日本停战，那么整个亚洲的局势将会全面的逆转，美国就没有把握控制亚洲的战局，这才点醒「中国私刑队」情绪化决策的不当，美国绝对不能没有中国在亚洲的支持，否则美国再多花两百亿美元与一百万部队，也不一定能挽回亚洲、太平洋战场，因失去中国所造成的危机。

　　因此在国务卿赫尔的斡旋之下，最后达成一项协议，美国每月最多支付二千五百万美元的驻华军费，原先的十亿美元贷款免谈，修建机场的费用也免谈，汇率另行商定（最后是以一美元兑七十法币达成协议）。史迪威的缅北作战计划，蒋介石必需要出兵协助，否则美国绝对不再援助中国军队。

　　这场中美之间，莫名其妙的「离奇」冲突，可以说是荒谬已极，盟国不但在战略上欺骗、出卖中国于先，又背信于援助中国的承诺，最后突然完全怪罪中国向美国勒索，同时还不顾中国战区的安危，强迫中国出兵进攻缅甸北部，进行一场最耗费军力，得到最少战果的作战。这个冲突使得中美之间的关系降到了冰点，精疲力竭的中国要更为孤单的面对来自盟国的遗弃与打击。

　　「中国抗日无价值」的刻板宣传，有了中国战区大败事实的支持，成为在后来的雅尔塔会议中，盟国毫不留情阴谋出卖中国的主要原因结果当然是史迪威在缅甸，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与火力大胜日军，蒋介石的中国战区，战力被抽调一空，空军战力也受到分割使用，结果中国军队从北到南，都被日军击溃（详情请参看三十四章）。

　　美国政府的结论就是，史迪威是可以领导中国军队击败日军的「名将」 [14]，中国的军队必须交给史迪威统帅，蒋介石与中国军队完全不是日军的对手，因此中国军队在对日战争中，可以说是一无贡献。

　　这个「中国抗日无价值」的刻板宣传，有了中国战区大败事实的支持，造成罗斯福逼迫蒋介石，交出中国政府军队指挥权给史迪威的霸道做法，更成为在后来的雅尔塔会议中，盟国毫不留情阴谋出卖中国的主要原因。

　　其实整个中国被否定与被出卖的历史，都是盟国的政治野心家一连串的政治陷阱所设计造成的，中国绝对没有想到，盟友会比敌国还要残酷。此时之中国正处在被盟国出卖的全面危机之中，但她仍必须要为自己的命运，做出最后的挣扎。

　　33.9　参考资料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梁敬錞《开罗会议》，对于开罗会议的前因后果，都有很好的深入论述。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对于中美在开罗会议前后的关系变化，有非常珍贵与最新公开的资料。魏德迈的《Wedemeyer Reports!》 对英国惯以狡猾的手腕牺牲别人来成全自己，有详细的描述。

　　附注：

　　[1] 在一九四五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中国又失去这个地位。苏联对中国「友好同盟」的邦谊可见一斑。

　　[2] 美国提出的整套方案，代号为 BOLERO 及 ROUNDUP，盟军先在英伦三岛集结超过一百万的优势兵力，加上空、海军的支持打击，于一九四三年夏渡过英法海峡反攻欧陆，但丘吉尔用尽方法抵制此案，原因是丘吉尔想藉延长大战的时间，把德国彻底消耗掉，好让英国一劳永逸，从此少了一个最头痛的竞争对手。

　　[3] 有关丘吉尔由地中海仰攻德国的奇想，做为英国的政治斗争手法，在魏德迈的《Wedemeyer Reports!》一书中，有非常深入的批评。

　　[4]这点非常的可惜，事实上，罗斯福在战争刚开对于蒋介石领导对抗日本的贡献相当的肯定，是美国友华派的领导人，蒋介石不能与罗斯福多主动接触，结果造成反华派的军人与官僚蒙蔽罗斯福的判断。

　　[5]宋子文虽然是蒋介石的姻亲，但是绝非一位迎逢的政客，他不但经常坚持自己的看法，而且与蒋介石闹翻过多次，不管他的做法是否正确，但他是一位很有坚持的政治人物。

　　[6]当时的英国与苏联，都已经获得美国几十亿到百亿美元的大量援助，才能撑住战局，而中国参战比它们还早，中国的国力原比它们还弱，所以中国需要先打通缅甸通路，获得实质的援助之后，才能展现战力，配合盟国的反攻计划。

　　[7] 登陆诺曼底的盟军作战，投入的力量是远超过作战实际的需要，根据作战实况，盟军其实只要使用一半的资源，同样可以成功的登陆。

　　[8]这是史迪威最为恶毒的做法，身为中国战区参谋长，竟然专门做出卖中国战区的工作，而预言中国将立刻被日本打败，根本就是史迪威自从七七事变以来的「职业」性预测，历史的事实证明，中国不但没有像史迪威过去所说的，在中日全面战争六个月之后就被打垮，也没有像史迪威又说的，中国再打一次鄂西会战就会崩溃，事实上，中国后来又打了比鄂西会战规模还要大的六次会战，她还是没有倒。

　　[9]蒋介石根本就不知道盟国反攻缅甸以支持中国战区的承诺原是一个骗局，十亿美元的贷款，是中国在开罗会议中就提出，罗斯福同意优先考虑的。因此反攻缅甸与贷款并无关联，时间顺序也证明交换条件说的荒谬。

　　[10]中国是美国的盟国，为了打败日本，她已经是牺牲到民穷财尽的地步，当时盟国并肩作战，由美国提供军火与经费支持，原是反法西斯同盟标准模式。中国比英国与苏联所做的牺牲，都要大得太多，但是得的援助却少之又少，更何况这只是贷款用来周转与维持国家的抗日战争而已，将来会全数还清的。美国政府可以不借，但不必把中国借钱的要求，当成头号公敌来对付。

　　[11]问题是，盟国又自己推翻决议，取消了反攻缅甸的计画，重开滇缅公路已经无望，那么中国只有等死？

　　[12]难道马歇尔忘了，盟国并未批准史迪威私自决定的缅北作战计划，蒋介石那有义务出兵支持史迪威个人的作战冒险，中国战区还要不要军力来维持了？

　　事实上，当时中国还没有拿到多少美国的援助，因为缅甸的通路没有打通呢！

　　此外，难道中国接受美国援助，是为了要当英国在缅甸的「佣兵」，而不顾自己国家的存亡？

　　[13]对照其它盟国向美国要求的援助，总共都在百亿美元以上，而且有许多笔钱是有借无还的，中国是规规矩矩向美国借钱，而且保证会还钱的，竟然要受到这样的羞辱，大概美国嫌中国借得太少了？

　　是不是希望蒋介石应该向斯大林学样，开口要个一百亿美元（而且是从头就打算赖帐的），美国总统反而会亲自将钱送来？

　　[14]除了偶尔忘记自己是统帅大军的指挥官，把部队丢了就跑（详情请参看三十章滇缅作战）。

百城客

　　日本在一九四四年年中，决定将最后有限的兵力，孤注一掷地投入华南。结果日本并未能因此而击败中国，以挽救自己的败局，反而造成日军在中国东北的兵力严重空虚，给予苏联“参战”（其实是劫掠）而轻松获胜的可乘之机。实力被抽调一空的关东军，对于苏联红军的攻击，表现的是近乎毫无招架之力。日本终于在历史的决战上，给俄国捡到洗雪日俄战争耻辱的机会。同时苏联入侵中国的东北与朝鲜半岛，给东北亚带来半世纪的战火与威胁。这些都是日本一号作战计划得到“胜利”的历史后果。

　　一九四三年年中之后，由东条英机所领导的日本政府，已经开始知道，无论是和是战，都无法解决中国事变了。日本既然没有足够的兵力争取战争的胜利，因此只能退而求其次，设法保持现有的战果，以谋求一个较好条件的停战交易。东条政府于是提出了建立日本“绝对国防圈”的概念。这个概念在本质上，已经是不求胜利之被动与守势战略，但是却成为支配日本的最高战略指导原则。

　　东条英机政府之所谓绝对国防圈，就是设定保障日本本土安全，与维持战争资源供应，所需的最小控制空间。日军大本营认为，在太平洋中，日本最少要据守千岛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印尼群岛；在亚洲陆地上，日军则要控制中国的平汉、粤汉铁路，及中南半岛，并延伸到缅甸与印度东部。这个建立绝对国防圈的战略要求，对于已经不求战略胜利，而只求自保的日本政府领袖而言，正好配合了日本民族极端缺乏国家安全感的集体心理，因此使得日本政府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去执行与达到目标。此外，在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以及南方军总司令部中的高级将领，已经有了更为奇特的战略构想，就是在必要时，日本的战略决战主体，将从日本本土，转到亚洲大陆进行。因为日本岛屿的战略空间太小，无法承受强大的攻击；在亚洲大陆，日本则控有足够宽广的战略空间，以及较多的战争资源，可以适合长期作战。所以日军有意扩大在中国的战场空间。日本的海空军，这时候已经在太平洋地区遭到美军猛烈的打击，扩张与反击已经是不可能了。由中国华南基地起飞的盟国轰炸机，更对日本绝对国防圈之运输通路造成重创，特别是陈纳德指挥以华南为基地的美军第十四航空队，与中国空军密切合作，非常有效的攻击日本的战略运输船队（由南洋经台湾海峡到其本土之航线），造成日本运输船队每年高达一百万吨以上的损失。在这种状况之下，日本的军备与工业生产，由于缺乏原料与能源的供应而面临全面停工之危机。这是威胁日本绝对国防圈安全运作，最为严重的问题。日本的整个作战武器军火的生产，以及民生必需品，供应上都开始发生严重的困难。因此日本政府若要确保其绝对国防圈内运输线的安全，就必须要在中国以及缅甸战区，同步进行孤注一掷的大反扑作战，作战核心的目标，就是消灭中国战区内的战略空军基地及补给线，以确保日本绝对国防圈的安全。在缅甸战区的攻势，是要切断驼峰运输的通路；而在中国战区的攻势，则是彻底破坏中国华南地区的盟国空军基地。

　　34.1　规模空前的“一号作战计划”

　　一九四三年秋季，日军大本营命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开始依据大本营的绝对国防圈战略指导原则，拟定一个决定日帝国战争胜败的作战计划。计划的目标是，一、攻略中国南方与西南方的中美空军基地。因为这些空军基地的战机，已经严重危及日本由南洋通日本本土的海上交通路线；这是维持日本战争机器运作的生命线所在，若是继续受到威胁，日本将很快就失去长期作战的能力。二、打通亚洲大陆的陆上交通线。日本在必要时，可以在陆上进行联络，将关东军、中国派遣军、以及南方军结成一体，用亚洲大陆的战略空间进行决战。三、是打击重庆国民政府的抗日军力与作战意志。日本中国派遣军在接到大本营的指令之后，开始研拟一个由北而南的全面攻势作战计划，也就是打通平汉与粤汉铁路，与彻底扫平华南的盟军空军基地。其实这个作战攻势方向，曾是中日全面战争初期，中国最为担心的日军攻略战法，但是日本却一直不能掌握这个战略构想。直到六年后，面对山穷水尽之时，日军才想采这个作战方向，为日本帝国的命运，进行最后的反扑。经过日军大本营与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的高级参谋几次全面会商，最后在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三日，日大本营经过御前会议，核定这个挽救帝国命运的行动方案，是为“一号作战计划”（Operation Ichi-Go）此计划的纲领是，日本本土将再增加兵力的动员与投入，关东军与南方军则尽量提供支持。第一期作战，是先由华北方面军发动攻击，打通平汉铁路，同时歼灭华军在河南的主力。第二期作战再由驻武汉的日本第十一军，发动直攻衡阳的大会战，彻底击溃华军第九战区的主力。第三期是成立第六方面军，负责打通粤汉铁路的作战，与华南的第二十三军配合，发动由广州北上、与十一军的会师行动。第四期作战，则在打通粤汉铁路之后，再出兵攻占广西与越南的通路。一号作战计划的战略重点目标，是攻击与摧毁中美空军在江西、湖南与广西所有的空军基地。为了发动一号作战计划，日军可以说是设法将明治维新以来，所有累积的陆军战力，都要孤注一掷地投入。日大本营决定，中国派遣军在执行一号作战计划中，所有的兵力与支持要求，都给予最优先的配合。在兵力动员上，日军决定再动员五十一万部队，优先补足中国派遣军所有的缺额；尽量将原先在中国战区的乙种师团与丙种师团，调升为甲种师团1。此外大本营并且还抽调日本本土与关东军的部队，进一步支持中国派遣军的一号作战。

　　日军对于一号作战计划的先期后勤准备，周全到几乎难以想象的地步。先是改组了整个在中国战场的航空兵团，单是空军作战的油料，就有半年的储量，弹药的储量多达两年。并特别派出从未在中国战场上使用过的装甲师团，参战各军的粮弹后勤支持，都有半年以上使用量的准备；马六万七千（1使得日军甲种师团再加上所有补充、特种作战单位之后，作战的兵力达到三万两千人。匹，运输汽车一万三千辆，运输补给船艇一万艘。并且调动日本全国所有的道路、桥梁工程支持人力与器材，投入战线后方道路的维修。日军在一号作战计划所有的作战需求，上至野战医疗设备，下到士兵军靴的修理，都一应俱全，它成为日本皇军成军以来，历史上空前的全面出击作战，其动员规模，超过了明治时期日俄战争的两倍以上。

　　日军的中国派遣军，在受到大本营如此强力的支持之下，可以说是喜出望外，因此也决心拚出所有的力量，以完成挽救日本帝国生死存亡的大决战。所有参加作战的野战师团，都组织特殊的作战敢死队编组，特别加强突击、夜战与城市作战训练；并且举办各种作战研习会议，彻底检讨过去与华军作战的经验，提出改进的对策方案。日军从大本营到前线参战部队，一再进行周密的兵棋推演，以及全军的战前演训与竞赛。

　　34.2　中国面临的内忧外患

　　但此时的中国守军，却正处在战力严重空虚的阶段。由于中、美为了军经、援助的问题，爆发了严重的摩擦，双方关系几乎濒临破裂；在史迪威的运作之下，中美之间的合作关系更是遭到全面的破坏，不但所有援华的陆军装备、物资2，百分之九十都用到史迪威的缅甸作战准备之中，而且中国最精锐的八个军的部队，被抽调去参与缅甸作战。史迪威在这时一再强调，日军根本无意对中国军队发动任何的作战攻势，最多只是破坏与劫掠的“军事演习”罢了；所谓日军即将在中国战区发动全面攻势的情报，只是蒋介石借口来“勒索美国”的援助物资而已，同时蒋不愿派遣接受美援装备的华军，参加缅甸作战。因此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与参谋长，不仅存在着严重的摩擦与政治斗争，在最为重要的关键时刻，对于日军的作战动向与情报判断，看法也几乎是南辕北辙。

　　史迪威这时掌控着一切的美国援助物资，以及中国的战略预备队兵力。他一心一意只想动员华军，早些帮他完成反攻缅甸的作战；同时他还有一个更大的野心，就是希望蒋介石的部队在中国本土能够遭到一败涂地的打击，这样他才能有机会全面地接受中国部队的作战指挥权。因此史迪威故意漠视日军集结的情报，不断向华盛顿报告蒋介石根本无法作战，日军在中国战区（2以中国战区华军的需要来说，由驼峰空运输入的美援物资在数量上仅只是杯水车薪而已。）其实没有威胁。

　　由于美国政府拒绝贷款中国十亿美元，以挽救中国后方所爆发的恶性通货膨胀，因而与国民政府产生了严重的摩擦与误会。同时盟国决定延后打通援助中国的缅甸通路，因此中国能得到的实际援助，仍然只靠驼峰空运的一点点物资，来维持中国战区最低限度的战力。但这时中国的整个局势，已经因为多年的战争而使力量面临枯竭，同时外援久候不至，人心更是动摇；华中地区又碰上连续两年严重的旱灾，造成国民政府控制的地区，发生了严重的粮食、物资匮乏与恶性的通货膨胀，不但数以百万的人民可能因饥荒而死，就连军队的衣食补给，也发生极度的恶化的问题。

　　国民政府在领土与人口日益紧缩的状况之下，收入难以增加，但是战费则不断飞跃成长，为了应付抗日战争的庞大战费支出，只有扩大法币的发行量。一九三七年六月，卢沟桥事变之前，国民政府的法币发行总余额，只有十四亿元，但是到了一九四四年的十二月，法币的发行总余额，已经暴升到一千八百九十四亿元，增加了一百五十倍。当时的法币是在美国印制的，单是为了印刷法币，就动用了美援贷款的十分之一，合计高达五千万五百万美元。每个月为了运送这些法币回国，占用了驼峰空运量达一百五十吨，消耗了四千五百加仑的汽油。

　　由于法币近乎无限量的发行，国民政府统治地区的物价大幅上升，以一九四一年的物价指数为一百，到了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物价指数上升到三二二〇。在一九四四年里，物价几乎是到了天天上涨的地步，靠薪水收入的军公教人员，受害最深；同时前线的部队，也普遍缺乏衣食、医药与装备。在史迪威与其同路人设法分化、离间之下，后方人心对于政府的失望，已经接近不满与沸腾的状态，于是各个政治派系的人物开始借题发挥，国民政府内部开始涌现政潮，而原本全国上下团结抗日的精神开始涣散。

　　为挽救经济的问题，国民政府企图以美国的贷款，在美购买黄金，然后运回中国市场抛售，以设法收回法币。但是这项工作又受到美国财政部次长怀特不少的行政干扰，因此时断时续。虽然收回部分法币，不过由于黄金数量不足，并没建立人民对于政府的财政的信心，也就没有发生所预期之控制通货膨胀的效果。（3例如孙科与蒋介石就几乎翻脸，其它各个派系的军政领袖，甚至战区指挥官，都开始各有自己的打算。）

　　而中国军中的经费，更是短缺到不够官士兵生活开支的地步，几乎每个部队都普遍有谎报兵员人数的情形，如此才能勉强弥补经费不足的问题。在前线的部队中，甚至士官兵的衣食供应，都发生问题，更别说作战装备了。部队普遍都有营养不良、装备落后、武器和训练不足与士气低落的严重问题。在上层权力斗争的影响之下，整个抗日的精神开始瓦解，逃兵情况开始越加严重。

　　更糟的是，许多将领与政客，开始拉帮结派，设法与史迪威打交道，希望能够从美军的手中，拿到一些美援的好处；更有人开始迎合史迪威，准备推翻蒋介石，而做美国所拥立的新政府领袖。因此重庆军政的上层，开始出现抗战以来，最为严重的分裂与内讧。上下逐渐失去精诚团结、一心抗敌的意志，这都直接对军心士气与作战指挥产生极不利的影响。

　　当时蒋介石政府没有一套严格控制战时物资分配的措施，而让一小撮人得以乘机大发国难财，更是容易造成人心的不平，在政治斗争的谣言运作下，引爆了人民对政府的失望与怀疑。其实当时经济空虚与战力不济的真正原因，是因为抗日战争的大量损耗，日军有计划的劫掠大批的粮食、物资，加上一直没有办法得到外来的援助，导致中国所有的国力，都几乎面临消耗一空、山穷水尽的地步了。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中，曾向罗斯福总统告急，表示中国的经济危机甚至大于军事危机。但是这个向美国借款的要求，却被史迪威、马歇尔所扭曲，罗斯福更受到美政府内部左倾官僚的蒙蔽，所以国民政府无法得到这笔贷款，以稳定抗战的经济与人心。反攻缅甸打开援助通路的日期又突然被无限期延后，更让中国的战力受到打击。

　　但这些问题并不是最糟的，因为中国还要优先抽调精锐的部队支持缅北作战。虽然根据日军大量集结与演训的情报，蒋介石认为敌军极有可能在一九四四年年中，发动全面的反扑，而在二月以后，重庆方面对于日军准备打通平汉与粤汉铁路的攻势，也掌握了更为清楚的情报，无奈参谋长史迪威只全心全意地在缅甸野人山进行作战，对于日军准备在中国战区发动新攻势的情报，根本不加理会，而造成部分华军将领也跟着附和，因此华军无法集中力量，准备迎战日军空前的重大攻势。（4作者的先父回忆，由于当时部队的经费严重不足，全靠指挥官“吃空名”来维持实际运作。大部分军眷的生活，更是到了无以为继的地步，军中的士气开始低落，多数部队还是使用抗战前所配备的武器作战。

　　当然重庆方面的军力，因为在陕西部署了监视共军的部队，又要优先支持缅甸作战，所以兵力更加不够分配。这次日本的华北方面军之所以敢放手南下，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此时正是共军与蒋介石进行政治对抗的时刻。共军在山西、河北、江苏与山东地区，进行“放水”行动，乐意袖手旁观日军痛击蒋介石的部队，而拒绝发动大规模的敌后全面游击战，来牵制日军。因此在这种敌实我虚的情势之下，一九四四年注定将是抗日战争中，中国要受尽挫败与屈辱的一年。日军是倾全国、全军之力，在中国战场进行决死大反击，中国则是外源未到，内争先起，这样如何能够挡住日军充分准备而发起的空前攻势？

　　34.3　日军打通平汉铁路

　　日军的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对于华北日军负责打通平汉铁路，捕捉河南华军汤恩伯主力的作战任务，原是有着不同的意见。因为他认为，这次日军大本营能够发出如此强大的兵力给中国派遣军，与其进行大陆交通线的打通，不如让他执行西攻西安，截断重庆左翼的作战计划，但是日大本营并不同意他的观点（幸好日本大本营没有同意这个作战计划，否则中国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大本营下令由关东军调出精锐的第二七师团、铁道联队、汽车兵团等特种部队，以支持华北方面军的一号作战任务，务必全力打通平汉线，捕捉在河南的华军主力。

　　华军河南阵地的防务是由蒋鼎文与汤恩伯负责。由于日军在中条山会战之后，将近三年都没有在华北发动攻势，使得华军失去作战的警觉与士气；加上河南连年天灾，民生困苦到了极点，军队的补给不足，兵员补充又以远征军优先，因此战力已经降到空前的底点。在日军发动攻势之前，蒋介石与驻华美军的将领，对于日军的作战企图，缺乏共识与掌握，由于史迪威坚持认为，日军的攻击只是例行出击的演习，根本无意深入华军阵地与进行长期的占领作战，当前华军应该以静制动，故将拥有美式装备、员额充足的华军部队，调入缅甸原始山区进行作战。所以汤恩伯奉命以静态防御，在嵩山以东的密县、巩县一带阵地布防。（5所谓监视共军的国军部队约有十二个军的兵力。当然不是完全监视延安，也是防守黄河沿线，阻止日军从山西渡河进攻陕北与关中，作者的先父当时正在此地任职。在表面的数字上，中国战区的空军要优于日本，史迪威却下令陈纳德的第十四航空队，正式的编制有五百架战机，要锁定二百架战机，负责防卫成都等地的美国战略轰炸机基地的安全，不得弹性运用；另外要出动一百五十架战机，支持盟军反攻缅甸的作战，因此陈纳德只有一百五十架战机可以投入中国战场的支持与打击作战。问题是，这些战机的基地都在华南，很难在遥远的黄河流域，取得制空权。因此陈纳德想尽办法出动飞机，企图炸断黄河铁桥，与支持华军作战，但是战机实在分配不过来。日军源源不绝地越过黄河，机械化的部队在黄河以南的平原上纵横驰骋，对华军阵地造成极大的压力。而刚好河南发生严重的大旱灾，几百万以上的中国百姓九死流离，粮食供应非常缺乏，物价上涨已经是七七事变当年的五百倍。社会的困苦、人心的不安，加上重庆的内争浮现，美国介入中国内部的政治斗争；军力上补充兵员的严重不足，美援武器更是纸上谈兵的迟迟没有到手，这一切都使军心更为涣散。执行这项任务的日军敌前指挥，是由日军第十二军司令官内山英太郎中将负责，他率领四个师团、四个旅团，以及一个战车师团，加上大量的工兵与运输部队，总兵力达十五万人。在关东军支持修复黄河铁桥的协助下，日军在一九四四年四月十八日的半夜，在中牟渡过黄河，夜袭华军在河南的阵地。日军行动前的欺敌工作与情报扰乱，部署的非常成功，重庆方面以为日军应在五月底才会发动攻击，美军的情报判断更离谱，认为这最多只是日军的骚扰行动而已，不值得华军劳师动众、严阵以待。事实上，日军在大军渡过黄河的四天之前，已先派决死突击队，渗透华军阵地，找到华军防线的弱点，然后引导日军，在一九四四年四月十八日，对中国第一战区的阵地，全力发动攻击。汤恩伯原想主动对渡河的日军部队，进行反击，但是其它将领都缺乏主动作战的意愿，以及作战的支持与兵力，因此只消极地接受命令，困守在阵地之中，不愿配合出击，而让日军机械化部队，任意在华军阵地之间驰骋。日本第十二军顺利渡过黄河之后，全力发动攻势，四月十八日，日军三十七师团攻陷中牟，四月二十三日，日本六十二师团攻克郑州，这样日第十二军已经成功的撕裂中国第一战区的正面防线。日军然后兵分二路，一路向南攻击，准备沿平汉线攻克许昌后，与来自武汉的第十一军部队会师，以完成打通平汉铁路。外一路的日军，则是向西突进，准备攻击华军汤恩伯部的主力。

　　由于日军的攻势凌厉而且充满变化，三个师团的日军部队迅速包围了平汉路的重镇许昌。日三十七师团担任主攻，六十二师团与二十七师团在外围进行包围分割作战，以彻底孤立在许昌的中国守军。日军在战车、突击队与炮兵联手下，迅速迫近许昌的阵地，打得华军阵地陷入混乱之中，才两天的时间，许昌就在五月一日弃守。

　　此时日军情报发现，汤恩伯的部队在登封、密县附近集结，反击日军的攻势。因此日军司令官内山，立刻将南攻的部队，由南向西方旋转九十度，企图捕捉汤恩伯的部队。另路日军则在战车师团的前导之下（这是日军首度在中国战区使用战车师团），在河南平原势如破竹地疾进，企图以钳形攻势，包抄汤恩伯部。日军这种灵活的攻势，其速度与方向不断变化，充分展现装甲与机械化部队的战力优势。不过汤恩伯的主力第十三军石觉部，并未踏入日军的口袋，而设法退入嵩山，日军失去了围歼十三军的机会。这时候华军在河南的战线与阵地，可以说是陷入了一团混乱之中，事先的作战情报与计划，几乎完全与事实的发展不符。由于华军的员额不足、士气低落、补给不济，上级领导阶层又面临美军介入政策与权力的斗争，因此实在无法面对日军空前强大、灵活与凌厉的攻势。许昌陷落之后，由于蒋鼎文担心自己受到围歼，而立刻率兵退向伏牛山，造成汤恩伯部势孤，也只有设法突围。因此其它的华军部队，产生兵败如山倒的连锁反应，河南战场近乎失控。

　　蒋介石企图抽调接受美军装备的远征军回来参战，不但遭到史迪威拒绝，而且在罗斯福亲自介入的压力下，于四月二十五日，蒋介石被迫下令远征军由云南出动，渡过怒江，参与缅北的作战。这时候日军刚攻陷郑州，开始击溃华军在河南的防线，蒋介石却只能眼看着中国战区受到日军攻势无情的蹂躏。在盟国的眼中，装备中国的军队，只是为了英国在缅甸与印度的利益而战。

　　日军南下的攻击，很快又恢复行动。十二军攻陷许昌之后，日军第十一军横山勇，同步派遣一个旅团北上夹击，于五月八日南北两军在遂平会师，日军在中日全面战争爆发的七年后，才终于勉强的打通平汉铁路。接着日军的主力又朝向西方发动连续的攻击，企图围歼汤恩伯的主力不成；日军立刻朝向洛阳外围发动快速攻击，彻底击溃了洛阳外围的中国守军。然后在五月十八日，日军六三师团负责由东向西进攻洛阳，而日军一一〇师团与战车第三师团则由洛阳的西方迂回攻击。不过日军对洛阳的全面攻势，这次遭到华军强烈反击。洛阳守军是武庭麟的第十五军，以旺盛的作战意志，挡住日军极凌厉的攻势，此举惊动了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部。于是日军调集部队，于五月二十三日以四面合围之势，再攻洛阳。华军在兵力悬殊、援军不到的状况之下，仍然拒绝招降，浴血奋战之后，武庭麟在五月二十五日从洛阳突围。三十六集团军司令官李家钰则在后续的作战中阵亡。

　　此时日军驻山西的第一军，也派遣第三、五十九等两个旅团，渡过黄河的渑池，截断了陇海铁路的交通，阻止华军向东的驰援；同时扫荡华军在洛阳以西的主要后勤基地，以及夺取华军在卢氏的主要军需品供应仓库。华军在第一战区，出现了全线溃败的局面。这时候国内外的舆论出现大量悲观与恐慌的报道，说华军已经失去战力，蒋介石只有撤换蒋鼎文与汤恩伯的职务，及派陈诚前往坐镇指挥，调胡宗南负责监视延安共军的部队，东出潼关，进入河南，暂时阻挡了日军的攻势。由于日军立刻就要在湖南发动大兵团作战，因此停止了继续向西的攻势。

　　于是一场推诿责任的内部攻防战，立刻就在华军、美军之间展开。史迪威以及一些美国记者，当然乘机发表他们的“证据”，指出蒋介石的部队根本不战而退，却完全不提自己情报判断的严重错误，导致中国战区没有预先做好准备，以及在作战期间，整个后勤支持迟迟未到，与空中掩护严重不足的责任。事实上，以中日双方当时在河南的兵力部署与作战准备而言，华军由谁去指挥，结果都不会好到那里去。华军若是不退，只有遭到歼灭。有谁问过，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认为日军只是演习的情报判断，让中国军队无法得到战前的补充与准备，应该负起多少的责任？

　　34.4　日本十一军发动长衡会战

　　日本华北方面军在河南战场获得大胜之后，日军一号作战的重心，就转到湖南。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佃俊六，对于第十一军准备攻占长沙、衡阳的作战，寄予极大的期望，因为整个一号作战计划的成败关键，就在长、衡之战的赢输，日军必须击败长沙之虎薛岳，才能完成一号作战计划。所以佃俊六特别前往武汉坐镇指挥，同时加派更多的部队助攻。受命指挥日军作战的第十一军军长横山勇中将，当然更知道这场战役的结果，事关重大。横山对于进攻长沙，早已有了万全的准备，因为过去日军曾经三度试探，都未能占领长沙，使得华军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上将，更是因此成为华军将领中的虎将。所以此次日军进攻长沙、衡阳的大会战，将是衡山个人军旅生涯最大的挑战了。由于日本大本营与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对于一号作战计划的湖南之战，给予全力的支持，使得衡山可以指挥的部队高达八个师团又一个旅团，单是在兵力上，日军就拥有前所未有的绝对优势。因此衡山在详细检讨过去三次长沙作战的得失之后，拟定出一个全面包抄薛岳部队的计划。过去日军进攻长沙的部队兵力，最多是三个师团加上特种作战部队，作战支持的准备，也是以两个星期为度。但这次横山勇的作战计划，动员的总兵力是超过八个师团（三十六万人以上），他更将日军的作战纵深，根本延伸到衡阳，所以日军在兵力的优势以及作战计划的规划上，都早已经超越薛岳过去防御长沙的“天炉作战”之架构。衡山的作战计划是，利用五个师团，作为第一线兵力，三个师团为第二线机动兵力，进行全方位的南攻。而将主力放在左翼的攻击，沿着湘、赣交界南下，大迂回长沙的东南方，先攻占浏阳，再包抄长沙后侧。横山判断薛岳的主力就是在此待命出击，因此日军的布阵，以打击长沙外围的华军为主攻对象，然后再进攻长沙城。日军中路的攻击则是依照传统的进攻长沙模式，沿粤汉铁路南下，击破华军正面防线直逼长沙。另外派军由洞庭湖南下，包抄湘江西岸，从侧后方进攻长沙的制高点岳麓山阵地。由于横山掌控绝对充裕的作战兵力，因此决定在日军包围长沙的同时，也对衡阳进行长距离的奔袭，乘华军全力在长沙作战之时，出其不意地一举攻占衡阳。

　　而横山勇还设法进行大规模的欺敌行动，有意无意地透露出日军的作战目标，有可能是沿着长江西上，进攻重庆，或是准备再度进攻常德。由于横山对于这两个战略要点的攻击，都有实战的经验，所以也让重庆方面不得不加以重视。蒋介石保留卫戍部队放在第六战区，作为保卫重庆的准备，而没有全力支持第九战区薛岳的部队。但是蒋介石仍然认为，日军以打通粤汉铁路的战略为主，因此特别派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前往第九战区，协助薛岳布阵对抗，但是由于“长沙之虎”薛岳，已经在防卫长沙的作战上，三战三胜，对于防卫长沙，有着相当的自信与执着。他相信史迪威的美军判断，认为日军的兵力有限，不可能对长沙进行更大规模的作战，同时也认为自己的天炉作战，已经是天衣无缝，所以决定以不变应万变，决定仍将在长沙决战，再次合围进攻的日军。可是薛岳手上的部队，也已经发生员额与装备不足的问题。这不仅是当时华军普遍的现象，特别是第九战区的军队，常德会战之后，战力都还没有恢复，加上最信任薛岳的上司陈诚，已经因为史迪威事件的影响而失去大权。在政潮冲击之下，蒋介石又重用何应钦来防止军中将领的“叛变”，而何应钦与薛岳以及粤系将领，本来就有不愉快的经验，薛岳实际上又功高震主、锋芒毕露，何对薛当然相当的“感冒”，更加要给薛岳一些不方便。于是在大战前夕，第九战区的兵员与补给，不但没有优先得到补充，反而是能拖就拖。从客观的角度来看，一支精实、充裕的日军与虚弱内斗的华军对阵，双方的胜负，在未战之前，早已有了定数。白崇禧曾经建议薛岳，考虑将决战南移到衡阳，以拉长日军的补给线，加强华军在衡阳的防务，但是薛岳没有完全接受，仍然决定在长沙与日军对决。

　　横山勇决定在五月二十六日，也就是日军在对马海峡大破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的历史光荣纪念日，在湖南发动对华军全面的攻势作战。装备充足的三十六万日军，在优势火力的支持之下，分成七路扑向华军阵地，来势之凶猛，远远超过华军的预估。日军精锐的第三、十三师团以及二十七师团，从左翼（东线）先攻，一举深入地插进平江，再突进浏阳，直捣薛岳预控的反击部队基地。接着在中路的日军第六八与一一六师团，分成六路强渡新墙河，第三四与五八师团随后跟进，以压倒性的优势兵力，连续击破华军的层层防线，直扑长沙；第四十师团与五、十七旅团，渡过洞庭湖，沿湘江的西岸，进攻长沙的西方。日军这样全面的攻势，使得华军在湖南的阵地，全都遭到日军猛烈的攻击，薛岳在长沙东南所部署的反击部队，更是首先陷在日军的多重包围攻势之中，天炉作战计划就完全失去了应变的能力，湖南成为日军全面纵横的战场。

　　这时候在缅甸原始丛林指挥作战的史迪威，在看到华军全线溃败之后，才“想起”了他还是中国战区参谋长。他于六月八日突然出现在重庆，幸灾乐祸的宣布“中国陷入危机”，接着立刻派员督导美军从桂林的训练中心进行撤退，同时不断设法干预陈纳德的空军后勤支持，并且开始推动接掌华军指挥权，以及寻找可以推翻蒋介石军政领袖的活动。史迪威完全不管这个中国战区作战惨败的灾祸，是谁作出严重错误的情报判断，以及致命的错误作战部署？到底是谁仍在制肘空军出击日军的任务？史迪威居然认为，只有他接掌华军的指挥权，才能在中国地区击败日军，而其它任何对于战场的补救与支持措施，根本无济于事。

　　由于薛岳军力不足以及布阵错误，加上军方上层的严重内斗，在日军绝对优势兵力的多重攻势与连环包围之下，华军在湖南的整个战局失去了控制。长沙外围的战略据点，很快地就先被日军攻占，六月十四日，日军攻占浏阳，截断了薛岳反攻长沙的外围作战部队；次日陷宁乡，长沙于是受到日军全方位的包围。中国第四军已无法用传统的防御方式，来守住长沙；原本在长沙外围待命的机动部队，先遭到日军的猛攻，已不可能支持长沙的防御作战。这时候，另外一支的日军，更成功地攻占了岳麓山的长沙炮兵制高点。此时守城的华军与敌军的兵力悬殊，制高点又遭日军攻占，外围援军更已被日军主力猛攻而自顾不暇，因此日军终于在六月十八日攻下长沙，而打破了华军过去长沙作战不败的记录。蒋介石在情急之下，下令枪决突围而出的长沙第四军军长张德能，但是仍然无法挽回湖南战局溃败的发展。日军作战计划的另一步棋，就是同时奔袭衡阳。横山勇在日军在还没有攻陷长沙之时，就已经下令第六八师团与一一六师团，绕过长沙外围，马不停蹄的沿着湘江两岸，直接扑向衡阳华军阵地。此时薛岳所指挥的主力部队，则向江西方向败退，根本无法拦截日军的长驱直下，整个第九战区的防卫系统为之瓦解。

　　这时湖南前线的作战陷入危机状态，蒋介石无法把拥有美式装备以及员额充足的八个军部队，调回东线作战，而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手下战力不足的部队，在湖南遭到致命的打击。事实上，日军指挥官横山勇最为担心的，就是蒋介石会把这八个军调回，在湖南与日军决战。横山也担心美军会调动一切的空军，支持华军作战，对自己脆弱的补给线进行全面切断的空中攻击。

　　但是这两个担心都没有发生。因为中国战区的参谋长史迪威，极力阻止中国战区进行反击，并且抬出罗斯福总统与马歇尔助阵，主张当前反败为胜的要务是，由史迪威接掌华军指挥权，最好能够顺带推翻蒋介石政权。由于华军接连在河南与湖南战场的惨败，史氏又早已在重庆政府中，进行各种掺砂子、挖墙脚工作，使得前线部队急于等待后方明确的指挥，以及派军援助之时，后方却陷入全面的权力斗争、指挥系统混乱、以及后勤失控的状况。这时候，拼命为华军出力的，还是指挥美军第十四航空队的陈纳德将军。他设法透过管道向华盛顿反映中国战区所面临的危机，以及史迪威利用机会夺权的真相，无奈当时华盛顿与全球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诺曼底登陆战的胜利，因而对于中国战区的恶化逆转，产生极大的轻视与厌恶。西方主流意见于是认定：“果然是史迪威有远见，早就说蒋介石的华军不堪一击，现在得到证明了吧！不仅如此，还要连累美军替蒋介石收拾残局。”这里也不能不提陈纳德的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在这场逆势作战中，奋不顾身的英勇表现。尽管史迪威把能够动用支持湖南战场的空军战机，缩小到只有一百五十架，而且在油、弹的供应上，尽可能做到百般刁难，同时湖南的天侯又豪雨不断，影响到战机出击，但是陈纳德仍然想尽一切的办法，率领部属出动战机，全力攻击日军的补给线与阵地，为支持华军作战争取更多的油弹与补给品。美机飞行员平均每天出击四次，中间休息的时间只够吃饭与听取攻击目标的简报而已，战机沿着湘江的航道低飞攻击日军，甚至低到连螺旋桨都溅起水花；美军二十三大队的四个中队长以及半数的飞行员被击落。十四航空队在五个星期不眠不休的支持作战中，击落日机一百二十架，炸毁日机九十架，造成日军补给线多次的中断。从长沙到武汉的日军补给线及仓库，一路被炸，火焰冲天，燃烧长达一个星期以上。夜间美机甚至可以就着火光，无须导航而直飞汉口，进行轰炸。日军承认，在湖南的作战之中，约有十分之一的兵力，是美机攻击下致死的。假如陈纳德能够得到三百架战机的增援，又有充足的后勤供应7，应该可以全力摧毁日军部队的补给系统，那么战局会有极大的变化。

　　34.5　鬼泣神嚎的衡阳保卫战

　　日军以为在长沙会战中，已经将华军第九战区的防御系统，予以彻底的击溃，虽然没有围歼中国的主力兵团，但是华军在受到重挫之后，已失去再战的能力，对于日军进行长距离奔袭衡阳的作战，横山勇更以为把握十足。事前衡阳在日机猛烈的轰炸之下，衡阳市区已成一片焦土，因此横山认为，日军可以出其不意地迅速攻占衡阳。但是横山没有想到，由方先觉所率领的中国第十军，却在衡阳进行一场惊天动地的阵地保卫战，差点把横山的完胜攻势，搞成凄惨的大败仗。由方先觉将军所率领的第十军，是一支作战表现出色的部队，曾在长沙与常德的会战中，与日军进行多次正面的恶战，有着非常优异的表现。参与衡阳防卫作战的华军部队，包括了预十师（葛先才）、第三师（周庆祥）、一九〇师（容有略），暂编五四师（饶少伟）。第十军在奉命防御衡阳之后，立刻在衡阳地区，利用山岳与河道的复杂地形，开始构建防御工事，此时美军在桂林的步兵训练中心，感到战局的发展不利，因此奉命撤退，因此将一批带不走的美军训练用装备，交给第十军使用。当时方先觉根本没有想到，湖南的战局，会恶化的如此之快，自己的部队要孤军防守衡阳四十二天，血战到弹尽援绝的崩溃地步。这也是抗日战争中，中国部队被日军全歼的唯一军级单位。由于薛岳把第九战区的残余的部队，集结在湖南与江西交界的一带，企图等日军深入之后，反击日军的侧后。但是薛岳的这个布阵，却遭到日军主力兵团向东旋转的多路围攻，因此不但无法发挥侧翼包抄日军的效用，反而让南方的衡阳阵地，出现兵力支持分配不足的危机。日军在攻占长沙的同时，横山勇对衡阳发动长距离的奔袭突击，日军第六八师团（佐久间为人）与一一六师团（岩永汪），沿着湘江东西两岸，分途包抄衡阳；第六八师团的决死突击队，在六月二十六日半夜，攻占了美军在华最大的空军基地衡阳机场，得到了日皇亲自的传令嘉奖。六月二十八日，日军奔袭衡阳的两个师团，对衡阳完成钳形包围，同时日本飞机对于衡阳守军的阵地，进行全毁性的地毯式轰炸。日军认为单是这样的打击，以及优势的兵力与火力8，衡阳已是日军的囊中之物。但是横山万万没有想到，镇守衡阳的华军第十军，阵地被毁，战志依然不为所动。中国军队对日军展开猛烈的反击，造成日本六八师团长佐久间为人受到重伤，日军的攻势为之受挫。

　　横山没有一举攻下衡阳，甚至造成东京的震动，因为此时东京的最高军政负责人首相东条英机（身兼总参谋长、陆相、军需大臣），已经岌岌可危，面临着辞职的压力，他需要日军更大的胜利消息，才能支撑他的地位。因此他透过私人亲信作战部长真田穰一郎少将，到达武汉，直接向“中国派遣军”施加压力，派遣军总司令佃俊六更是急得不断催促横山，以最快速度攻下衡阳，并且加派参谋长松井久太郎，直接到达衡阳前线，对衡山施加压力。这时横山勇知道，自己在衡阳是遇到对手了，必须要小心应付。因此他在重大的压力之下，调集所有的兵力，围攻衡阳，他准备把衡阳当成决战地点，企图以围点打援的方式，吸引薛岳在湖南东部的部队前来支持，然后日军再发动多重包围，一举围歼华军第九战区的主力部队。不料日军第二度的攻势，仍然无法得到明显的进展。中日两军在衡阳阵地争夺战中，陷入了肉搏力拼的阶段，双方在充满血水的壕沟之中厮杀；每天都在焚烧腐烂的尸首，以防止瘟疫的发生。但是日军对衡阳的攻势，只推前了两公里，仍然被第十军给挡住了。到了一九四四年七月，衡阳之战，不但是中日主要战场的决战，更是发展成为中日两国内部的政治战。对于蒋介石与东条英机而言，衡阳作战的胜负，都关系到自己最高军政领导权的掌控。因为在七月七日，美国总统罗斯福，亲自向蒋介石提出，要求蒋介石将华军指挥权，交给史迪威的信件，以挽回中国战场的败局。因此除非蒋介石能够证明，他能指挥华军击败日军攻势，否则蒋介石将要面临美国孤立、外援中断，以及部属叛变的危机。而日本首相东条的情况，同样需要战胜的消息来支持，否则日本的军政领袖，已经对于他的领导与政策失去信心，东条将会被迫辞职。但是在争取这场决战的指挥上，蒋介石无法把最有战力的部队，从缅甸战场调回，因为这是史迪威争取华军指挥权的本钱。史迪威使用优势兵力，在缅甸获得胜利；而同一时候，蒋介石在华南却遭到日军猛烈的打击，所以罗斯福认为，这足以证明蒋无法应付日军的攻势，而史氏有能力指挥华军打败日军。在日本方面，东条则是将所有的军力，包括抽调关东军的二十军，以及日本本土的四十七师团，都投入了湖南的战场。可是日军仍无法在七月攻下衡阳，同时日本又在缅甸与塞班岛遭到惨败的打击，日皇裕仁已经对于战局感到震动，东条在元老重臣集体的施压下，只有被迫辞职下台。蒋介石此时急切希望能够解衡阳之围，至少能够救出第十军。但是薛岳已无兵力驰援衡阳，因为他手边只剩下有限的残兵，退到湖南江西边界集结，又得不到兵力与装备的补充。不过在七月中旬，薛岳仍然设法从湖南、江西的边界，对日军的后方发动侧击。虽然这种攻击对于日军进攻衡阳的补给线造成压力，但是薛岳的兵力不足，攻击位置又远离衡阳，因此无法对日军造成真正的威胁，对于衡阳的守军，更是没有多大的帮助。这时蒋介石只有亲自介入，指挥六十二军、七十九军与九十九军，参与衡阳解围作战，但是由于作战密码完全被日军解破，让横山能够充分掌握到华军的作战动态，进行各种有效的拦截，并在在衡阳外围设下多面埋伏，造成华军更大的作战伤亡。中国援军的兵力与火力仍有限，始终无法突破日军层层的包围圈。此时第十军全靠一些美军的空投物资，继续进行防守作战。但是由于史迪威希望华军作战失败，所以对于陈纳德的空军支持作战，总是设法加以制肘。陈纳德要设法四处张罗更多的油弹供应，以增加对日军的空中压制。陈纳德若是充分能够得到美国军方、政府全力的支持，应该可以达成阻绝日军补给的作战任务，因为日军支持衡阳作战的补给线，已经多次受到美机严重的打击，日军的弹药与粮食几度都无法接济上攻势的运作，其部队也濒临作战失败的压力。华军前往援救衡阳的部队，在七月底时，曾经一度前进到与守军只相差几公里左右的距离，但是最终还是被日军灵活的截击压退，没有达成救援第十军的任务。这时方先觉的部队，已经是伤亡过半，不但是弹尽援绝，连吃饭的补给都成了问题。但日军在衡阳的作战，也遭到极其严重的损失，迫使横山一度也在考虑，是否值得在此继续打下去。因为即使日军的作战力量，也到了极限。但是这场作战的胜负，已经成为中日两国军力对抗的荣誉之争了，说什么横山也不能放弃，何况关东军的战将坂西一郎，已经到达湖南，接掌长沙的指挥权，假如自己不力拼下去，最后的结果恐怕不妙，连职务都会有变数。最后横山勇决定，将日本十一军的全部军力当赌注，完全都押在衡阳，再增调十三、五十八师团，参加衡阳决战。他并且不惜代价的运送威力强大的巨炮，到达衡阳阵地，准备给孤立无援的方先觉部，最后致命的一击。八月二日，日军对衡阳发动最后一波的攻势，横山勇带病亲自前往衡阳前线指挥作战，而四个参战的日军师团长，当然更是不敢怠慢，全都陪着横山，准备拿出老命一搏。各师团纷纷组织敢死队，对华军阵地进行冒死攻击。日军的巨炮再度轰平华军的每一个阵地，日军的敢死队对华军的据点，一个接一个地展开攻击，守军只能做到寸土寸血的力拼。日军五十七旅团长志摩源吉少将，更是由自己担任敢死队的队长，亲自带兵冲锋华军阵地，结果战死衡阳。有受城市作战特别训练的五八师团，师团长毛利末广中将作战负伤，却不肯就医，躺在担架上亲临战场指挥作战，可见战况之激烈。

　　此时衡阳的决战，其惨烈程度已使阵地成为了人间地狱。蒋介石在最后时刻，仍然设法派军队救援第十军，连第五军的坦克车部队都派到战场。但是此时中国战区的华军，已经无法将士用命的拼力作战了。因为有了国际力量的介入与刺激，内部派系的猜疑正在死灰复燃，而更加恶化了军队人员不足、装备后勤严重缺乏、军心动摇、士气低落的情况，因此无法动员军力突破日军层层包围的防线。第十军方先觉部，在坚持血战四十二天之后，最后在八月八日，终于失去了抵抗的能力，日军也损失惨重，无力再进攻下去。因此双方经过交涉之后，在日军允许保持军队建制与荣誉，以及救助受伤官兵的条件下，结束了孤军拒敌的抵抗。中国第十军在衡阳的保卫战事实是以交涉之“终战”而结束，而非投降日军。但是，事后横山勇却宣布，日军终于攻陷衡阳，完成“围歼”华军的第十军，把原先答应第十军的“终战”礼遇，改成“俘虏”的对待，这是中日战争中，华军唯一被“俘虏”的师级以上单位。但是自日皇以下的日军高级指挥部，对于方先觉的第十军，作战如此之勇猛，都表示了无限的敬意。

　　衡阳终于陷落，史迪威理所当然的开始进一步地向蒋介石逼宫。蒋眼见自己部属们的战志出现动摇，并且开始私下运作而向史迪威靠拢。在强大的压力之下，他也只有同意，向美国的要求让步，准备交出华军的作战指挥权（不知所谓国民政府自武汉会战之后，就没有与日军决战的历史抹黑说法，看到长衡会战的（11、这种打法，还有没有良心造谣下去。12方先觉与多位高级部属，先后从日军手中安全逃脱，他们全都否认，曾经正式向日军投降。日军也拿不出正式降书的证据，当时双方只是协议终战而已，因此他们受到礼遇，才能顺利的脱逃。这就是日本人的心理，把自己正式的投降，硬说成终战，而把方先觉将军第十军的终战，说成投降。）给史迪威。当时中国上下，独立奋战的信念已失，企图依赖美军直接的介入，能够给中国的抗战，带来起死回生的力量。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危机时刻。

　　34.6　日军“一号作战”的检讨与其造成之后果

　　中国军队在河南、长沙与衡阳决战中，连续的受创与失利，的确影响到中国整个抗日战争的战略布局与民心士气。特别是过去第九战区的薛岳，已是日军无法击败的英雄形象，如今却遭到连串重大的挫败。美军在华南所使用的主要空军基地，也遭到日军的攻占与破坏。在史迪威与外国记者的争相报道之下，中国战区重大败仗的新闻，与盟国在诺曼底、苏联战线以及马里亚纳群岛的大胜对照，更是使得西方国家的舆论，断定中国战区的战力表现，根本是一无是处，因此要求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呼声大幅的提高。检讨整个一号作战，日军是将最后能够动员的所有力量，近乎孤注一掷的全都投在中国战区里。日本要给中国一个致命的打击，以挽救作战资源航线的安全，与建立起亚洲大陆的决战腹地。但是在中国战区内，史迪威却以参谋长的身份，误导情报判断、干扰战区整个作战的准备、故意延迟援助行动、不断制造中国战区内部的矛盾与危机、阻止空军的全面参战13，这样才造成日军能够集中运用各种的作战优势。而中国仅有的一点新生作战力量，还要全数分散到缅甸战区作战，当然会造成华军的惨败结果。不过，日军在战场的胜利，也赢得相当辛苦与侥幸。在华北战场上，假如当时八路军不是因为政治原因，对于华军采取见死不救的策略，以共军当时在华北的实力，可以发动好几个百团大战，全面切断日军的补给线，那么日军很难在华北平原上，进行快速与飘忽的攻击行动。因为这时候的延安与重庆，几乎已经进入全面的政治斗争状态。为了提防八路军对国军发动攻击，重庆方面以二十一个师的部队，在陕西中北部地区布防，一部分的任务就是盯着延安。此时的八路军，则拥有六十万行动敏捷、作战骠悍的游击部队，竟然是坐视日军对中国从北到南、全方位的攻势。事实上，当时的共军若是全力出（13除了十四航空队的一五〇架战机外，美空军并没有面临其它紧急、特殊的状况，却奉命只可袖手旁观，不准支持危急的华军战线。没有任何道理可以为史迪威辩解的。）战，可以让抽调一空的日军，在华北全面的瘫痪。如果要抗日，这绝对是战略上的打法。但八路军却除了收编华军残兵，与扩大地盘之外，没有果决全力的出击。在日军一号作战的攻势期间，八路军乐为缺席的旁观者，是造成中国抗日战争历史悲剧收场的最大原因之一。因为在盟国中，最后支持中国的政治力量，就在这场作战中崩溃，从此他们转而认为，中国没有实力可以痛击在亚洲大陆的日军。因此中国遭到雅尔达密约之阴谋陷害，从此成为了不可挽回的发展。在抗战面临最严重危机的时刻，中国除了要遭到美国与英国内部反华势力的打击之外，自己里面还进行全方位的内斗，如何能够抵挡日军最后倾全力出击的攻势呢？

　　而在长沙与衡阳的作战中，薛岳的失败，固然与他拘泥于过去长沙大捷的作战布局有关，但是当时处境受疑的薛岳，也有许多不得已的苦衷。由于史迪威在中国进行拉帮结派的反蒋活动，因此使得蒋介石面临权力斗争的危机，不得不冷冻宋子文与削减陈诚的军权，而重用何应钦。但是何应钦一向与两广的军方将领不和，何既然当权，白崇禧、薛岳与张发奎当然都会受到排挤，造成这些参加指挥湖南决战的将领们，既得不到足够的兵力与军火补给，又不敢完全相信上层的情报与命令，因此薛岳只有凭藉自己的独断，来进行作战。这样何应钦也就更有理由怀疑薛岳等人的忠诚，不敢把仅有的一些武器与兵员，放心交给将领们运用。而当时的薛岳，却是最需要这些作战的力量来进行决战。

　　在史迪威在中国参加权力斗争的运作之后，蒋介石开始怀疑两广将领的忠诚，是有事实根据的。当时的广东将领李济琛的确在衡阳战事最为紧急的时刻，向美国提出推翻蒋介石的建议。他表示他正在与西南八个省的军政领导人联络，只要美国支持他的行动，他就会发动政变，推翻蒋介石的重庆政府，同时山西的阎锡山（第二战区的司令长官）也早在压力之下，与日本进行妥协的安排，所以中国仅有的一点战力，还受到政治倾轧的考量，不能全力发挥。

　　而在战略的布局上，薛岳是低估了日军采取孤注一掷作战的实力与决心。这次日军动用的兵力，已是历次长沙会战的三倍以上，整个作战的战线，覆盖整个湖南北中部，但薛岳连原有的兵力都未得到适当补充，他在作战纵深的安排更是不够。如果他把决战的地点安排在衡阳以南，而非长沙附近，同时要把更多的部队部署在湘江以西，而非传统的湖南东部山区，这样日军在东边的主力攻击就会扑空。而在湘江以西，华军主力可以得到更多的空军掩护以及复杂地形的保护，有效牵制日军战线的侧翼。事实上，日军进攻衡阳主要的补给线，是由武汉经洞庭湖及湘江的水运。薛岳若是能够在衡阳以南布置决战大军，并且在湘西部署重兵，以进行截断日军湘江水运的作战，在美军战机的优势战场阻绝攻击下，应该可以严重摧毁日军的补给系统。这样一来，日军很可能会在衡阳会战中，遭到兵力更大的华军抵抗，补给线也更为脆弱，横山勇能否赢得衡阳会战，反而真的大有问题了。因为在衡阳作战的日军，几度因为补给不济，被迫吃树皮草根，战场运动又遭到美国空军的压制，造成重大伤亡，迫使横山勇曾经打算放弃对衡阳的进攻。蒋介石当时也在内外交迫，人人自危的状况下，失去指挥全局的权威与信心。在整个衡阳会战的过程中，蒋介石不敢完全相信部属（这时究竟谁是史迪威的内应，谁会参加推翻蒋介石重庆政府的政变，谁都没有把握），造成薛岳、白崇禧、何应钦以及蒋介石自己，都涉入衡阳作战的指挥，如此分散的指挥系统，如何能够集中有限兵力，作出有效的运用？当然，假如史迪威能够扮演一位称职的中国战区参谋长，能够了解中国战区决战的胜败，关系亚洲的战略全局的未来安排，而不是躲到缅甸丛林去打突击战，硬要投入所有的中国战略预备队，去为他自己进行缅甸原始山区的作战，而不能回是中国战区解危。这样中国战区的战局也会有决定性的不同。假如史迪威能认真执行其中国战区参谋长的职责，面对这场大决战，做出正确的判断与全局作战部署的策略，其实他是可以在历史上留名的。他若事前提出中国战区面临决战的警告，要求美国迅速大量增加对中国作战物资的援助，增调美国空军支持中国战区，放手由陈纳德指挥空军，以及全力支持蒋介石将精锐的远征军回防湖南，参与衡阳决战，那么整个战局的结果必然完全不一样。日军若在衡阳遭到惨败的打击，整个中国战区的局势必成为日军的梦魇，日本很可能会提早考虑投降与和谈。不但不必苏联参战，美国也不必对日本投掷原子弹了。

　　以整个战局分析，假如当时盟国的领袖，能够把长衡会战当成盟国在亚洲大陆的主力决战，看成是同盟国可以利用的历史机会，以击溃日军在亚洲大陆的主力，那么盟国可以提前展开亚洲大陆战的攻击矛头，直接击溃日军在中国战区的战略行动。这样不但可以减轻盟军在南洋以及太平洋地区所受到的军事压力，日后也无需接受苏联参战的勒索，甚至会提前迫使日本投降，而减少双方军民的伤亡。所以面对衡阳会战这样一个事关重大的会战，盟国应该在接到情报之后，就拟定一个跨战区的紧急军力动员计划，全力优先支持陈纳德指挥中国战区所有的美国空军作战；同时至少能够增派二百架最新的P-51野马式战机，与一百架B-29超级空中堡垒轰炸机，给陈纳德全权指挥。盟军飞机必然可以彻底的炸平日军在汉口、岳阳、到长沙的军需补给中心，以及完全封锁长江、洞庭湖与湘江的日军补给航道[14]。在此状况之下，不但日军从武汉到衡阳的补给线将会被盟国空军炸到柔肠寸断，造成前方部队根本动弹不得（当时进攻衡阳的日军，就在陈纳德有限的空军攻击下，部队的口粮、军火曾经几度遭切断的危机状况），而且盟国空军拥有的绝对空优，将使得日本集中在湖南四十万的部队完全暴露在战机的炸射之下，任何大部队的运动都必须要付上极大的伤亡代价。同时蒋介石若能够调回八个装备与战力齐全的驻印军与远征军，参加衡阳会战（试想假如全部美式装备的新一军与新六军参加衡阳解围，结果会有多大的不同！），那么横山勇不但无法得逞，日军反而会在衡阳，遭到彻底的挫败。综观这场事关中日之间的大决战，假如八路军不坐视重庆军的受到猛攻，能够全面在华北发动攻势，以及中国的远征军能被调回参战，美国空军又能不受到人为的制肘并得到大量的支持，那么日军的一号作战计划，必定会在衡阳以惨败收场。影响所及的是，美国将会大幅增加对中国军队的支持与信心，中国军队可以乘势打通华南的出海口，而直接得到大量的援助。同时罗斯福可以看出中国军队可以有力量痛击日军，那么他就没有必要签订雅尔达密约，将苏联的力量引进东北亚。而事实上是，日军能够取得一号作战的胜利，让中国陷入抗日信心危机的大混乱之中，主要的功劳应归给马歇尔与史迪威。因为他们长期从基本上破坏中国战区的战力，同时在战况最为危急时，没有大幅增加美国空军的攻击，也不准中国调回远征军驰援受困的部队，反而急着在中国战区进行夺取军权的逼宫斗争。在这种情形下，华军方先觉将军所率领的第十军，在绝对劣势当中还让日军几度受挫，中国军队所作的甚至是超过血肉之躯的绝对极限了。这种悲壮卓绝的战力，证明了华军是败在盟国里企图压制中国的一撮人手中，而横山勇与冈村宁次的勇敢善战，只是中国战败的次要因素而已。史迪威与马歇尔才是决定中国在这场会战失败的真正关键人物。

　　但是日军也因此犯下了全局战略的大错误。如此一来，日本将最后有限的兵力，孤注一掷地投入华南。结果日本并未能因此而击败中国，以挽回自己的败局，反而造成日军在中国东北的兵力严重空虚，给予苏联“参战”（其实是劫掠）而轻松获胜的可乘之机。实力被抽调一空的关东军，对于苏联红军的攻击，表现的是近乎毫无招架之力。日本终于在历史的决战上，给俄国捡到洗雪日俄战争耻辱的机会。同时苏联入侵中国的东北与朝鲜半岛，给东北亚带来半世纪的战火与威胁。这些都是日本一号作战计划得到“胜利”的历史后果。

　　附注：

　　[1] 使得日军甲种师团再加上所有补充、特种作战单位之后，作战的兵力达到三万两千人。

　　[2] 以中国战区华军的需要来说，由驼峰空运输入的美援物资在数量上仅只是杯水车薪而已。

　　[3] 例如孙科与蒋介石就几乎翻脸，其他各个派系的军政领袖，甚至战区指挥官，都开始各有自己的打算。

　　[4] 作者的先父回忆，由于当时部队的经费严重不足，全靠指挥官“吃空名”来维持实际运作。大部分军眷的生活，更是到了无以为继的地步，军中的士气开始低落，多数部队还是使用抗战前所配备的武器作战。

　　[5] 所谓监视共军的国军部队约有十二个军的兵力。当然不是完全监视延安，也是防守黄河沿线，阻止日军从山西渡河进攻陕北与关中，作者的先父当时正在此地任职。

　　[6] 这种完全疯狂与违背常理的行为，也只有史迪威这种人才做得出来！

　　[7] 如果没有史迪威的阻挠，美空军给与这种程度的支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8] 日军在华作战，一向是一个师团攻华军的四个军，从来没有像这次的兵力配置，用两个师团围攻中国一个军。因此横山勇认为，据守衡阳的华军，应该一触即溃。

　　[9] 当时美军驻成都第二十航空队，有自己独立的油弹供应，负责对日本本土的战略轰炸任务，但是对于华军在湖南的紧急作战需要，却奉史迪威的命令，袖手旁观。

　　[10]当时华军野战部队几乎是没有医药补给的。第十军的伤兵与病患，不但完全没法得到照顾，还要在气温高达摄氏四十度的天气，与发炎的伤口下，继续作战。

　　[11]不知所谓国民政府自武汉会战之后，就没有与日军决战的历史抹黑说法，看到长衡会战的这种打法，还有没有良心造谣下去。

　　[12]方先觉与多位高级部属，先后从日军手中安全逃脱，他们全都否认，曾经正式向日军投降。日军也拿不出正式降书的证据，当时双方只是协议终战而已，因此他们受到礼遇，才能顺利的脱逃。这就是日本人的心理，把自己正式的投降，硬说成终战，而把方先觉将军第十军的终战，说成投降。

　　[13]除了十四航空队的一五〇架战机外，美空军并没有面临其他紧急、特殊的状况，却奉命只可袖手旁观，不准支援危急的华军战线。没有任何道理可以为史迪威辩解的。

　　[14]这对盟军来讲，一点都不困难。因为美军在欧洲拥有五千架第一线战机，在太平洋也有二千架一线战机，随时可以调动三、五百架，前往印度与中国的基地，对日军进攻湖南的补给线，进行毁灭性的轰炸，以全力支援华军在湖南衡阳的决战，而在此一举击败日军主力。

百城客

　　这场广西会战，可以说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华军方面最为慌乱与失控的作战。中国当时的情况可用“人心动摇”与“军心溃散”来形容，史迪威的效应，在此充分地发作，中国战区内外都陷入一团乱战之中。幸好蒋介石最后终于做出断然处置的决定，撤换史迪威，以终止中国战区整个指挥系统的根本乱源，然后又大胆地从西北抽调部队，到华南防止日军的进攻。同时蒋介石也与新任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配合无间，最后在这个几乎亡国的边缘稳住了局势。日军在取得衡阳会战的胜利之后[1]，其精锐的军力，却陷在离本土遥远的中国华南，这正是日军战略布局上致命的失误。不过这时候的日本朝野上下，都极为需要一些“胜利”的消息，来维持已经露出崩溃的作战意志。特别是刚刚组成的小矶国昭与米内光政联合内阁，已经奉命开始设法寻求结束战争的方式。从一九四四年的八月起，日本已经不再追求战争的胜利了，而是希望能够求得可以接受的停战协议。日本政府一直认为，设法结束对中国的战争，更是其第一优先之政略目标，所以希望能够软硬兼施的要求蒋介石，能够接受日本的和谈条件。因此小矶国昭政府对蒋介石，提出相当低姿态的和谈条件：只要国民政府肯接受和谈，日将放弃所有长城以南，满洲国之外的所有占领地区，并且将香港交给中国。这是中日全面战争以来，日本姿态最低的条件了。但是蒋介石仍然拒绝接受。蒋介石这种抗日到底的决定，迫使日军大本营在面临生死存亡选择的关键时刻，继续将其有限、也是最后的军力，进一步推进到远离日本国防核心的中国战区。因此日军就算成功地攻占华南，也不能弥补它在本土核心四周主要战略据点的损失。如果日本决策核心真有智能与勇气的话，既然它已决定寻求停战和谈，就应开始全面收缩兵力，在北太平洋以及中国的东北地区，全力加强防务，才能使得盟国无法顺利打击到日本的核心；日本又同时公开宣布接受停战，这样盟国才可能考虑，为避免付出太高的代价，而愿意与日本进行投降条件的商议。但是日军大本营这时却反其道而行，造成其核心防卫出现战力空虚的问题。盟国因而得以乘虚进击，将日军主力隔绝在中国战区，而能以较少的代价，就打击到日本的本土了。在这种情况下，盟国当然不会接受日本的停战要求。

　　35.1　日军决定发动广西会战

　　日军为了进一步的扩张在中国华南的战果，以迫使中国屈服，特别在武汉组成了第六方面军，统帅日本的十一军、二十三军与三十四军，准备在华南进行更进一步的深入作战。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六日，日军大本营下令，由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出任第六方面军的司令官，准备完成一号作战计划的第三阶段作战任务，就是打通大陆走廊，消灭华南美国空军基地。日大本营在一九四四年九月六日，特别派遣参谋本部作战部长服部卓四郎，前往衡阳前线视察。他坦白地向第六方面军的日军将领表示，日军目前唯一的作战希望，全都寄托在中国派遣军的表现上了。因此大本营正把最后所有可以动员的力量，都将投入中国派遣军，而第六方面军的胜利表现，已经成为日本所有希望的寄托。日本军部再度展现出这种轻重难分的拙劣战略观，当然注定日本要无条件投降、大军全数战败缴械的命运。这时，日本十一军的司令官横山勇，更是把日本兴亡与十一军的表现，完全视为自己的责任。因此横山动用战场的独断指挥权，下令部队尽量扩张其战力的延伸，并决定不顾日军战力的疲惫，更不理会中国派遣军的限制命令，强行将十一军的追击线，从衡阳四周扩张到广西。日军在九月十四日攻占了全县，掌控了进入广西省的战略隘道，为进攻桂林做好地缘战略的准备。盟国在全县建有极大的军需供应基地，在华军仓皇退却之时，只有忍痛加以爆破，大火连烧数日，让中国部队的战力受到不小的影响。而横山勇的独断作战之所以成功，当然又要拜史迪威的内应“帮忙”。正当前线全面军情告急之时，中国战区的决策阶层，却在史迪威的指挥下，进行全面的权力斗争。因此中国战区指挥系统陷入瘫痪，后勤与兵力补充完全各自为政，各个战区指挥官都已失去作战的信心。横山勇于是捡到了便宜，虽然中国派遣军司令佃俊六严重不满横山作战的独断与不顾命令，但是他既然获胜，连司令也是无可奈何。横山勇的大胆冒进成功，将兵力直指广西，也引动广东日本二十三军跃跃欲试，以免功劳全被十一军给抢走。二十三军也在九月二十二日，由西江西进，攻克广西的梧州。这样一来，日军即将对广西发动两路夹击，广西作战的态势，已经非常明显了。果然日军的胜利更增加了日军大本营的信心。大本营继续动员军力加入第六方面军，九月二十七日，从关东军调来三七师团，二十八日又将二十军、六八与一一六师团，同时还从日本本土调来第四七师团，全都纳入第六方面军的战斗序列。日军大本营的这种做法，可以说是准备继续在华南，进行孤注一掷的战略延伸作战了。问题是，以全面的战略部署而言，日军大本营在此犯下了极大的错误，因为当时日本的本土已经受到直接的威胁，日军必须要加强巩固接近本土决战的地缘战力，万不应该把最后可以运用的力量，陷在远离本土的华南。何况苏联的威胁已经日益明显，假如日本的本土遭到占领，或是中国东北受到苏联的攻入，日军主力却集结在遥远的华南，怎能对于整体战局发生任何的用处？但是当时日本急于需要更多“胜利”的消息来支撑，顾不了这种战略上重大的考虑。一九四四年九月，当日本把更多的兵力投入华南，进行远离本土的广西决战之时，中国也正陷在抗战时间，内忧外患最为严重的危机之中，由于史迪威所造成的中美摩擦，以及介入中国内部的权力斗争，造成中国无法及时作出各种兵力安排与迎战的布署。各个部队指挥官，观望蒋介石是否会交出权力，重庆的命令当然也就无法贯彻执行了。这种在作战生死关头，内部的离心离德，以及指挥后勤系统的错乱，造成中国的野战军主力，北起黄河、南到粤江，全都遭到日军重创。美军在华南的主要空军基地，同样也遭到日军极大的破坏。中国在遭到这一连串的重大军事失利之中，更使得原本已经出现经济严重困境的后方社会人心，产生了整体意志动摇的不安，因而影响到法币大幅贬值，通货膨胀更是恶化到失去控制的地步。中国整个的政治局势，也再度出现严重的分裂与内讧，不但延安与重庆之间势同水火，此时八路军更是拥兵不战，等待史迪威使用美援来“召安”。共军利用日军大量南下，击破国民政府军队的有利时机，尽量扩大自己在黄河与淮河一带的兵力与地盘（而不是对抽空的日军占领区发动果断的攻势以牵制日军）。此时，国民政府各个战区的司令长官与蒋介石之间，也发生了忠贞的猜疑，更大的派系摩擦与夺权斗争也在运作之中，因此造成华军对日作战战力的全面下降。一九四四年十月，当日军调整好新的指挥架构，开始进行打通粤汉铁路，及多路夹击广西的作战之时，中国方面却为了史迪威所引起的复杂权力斗争，正闹得不可开交。史迪威对蒋介石夺权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云南的龙云开始有准备自立的动作试探，军事参议院议长李济琛更是直接与美国的桂林领事馆联络，声称只要美国政府支持他，他将准备联合西南各省的军事将领，共同“推翻”蒋介石的重庆政府，组织一个亲美的西南联省政府。史迪威开始物色白崇禧等人，试探他们取代蒋介石的可能性（幸而白崇禧没有正面回应）。

　　此时作为蒋介石身边亲信的参谋长何应钦，在这种情况之下，则更加小心控制兵员与补给，他不敢充分补充忠诚受到怀疑之将领的部队，特别是在前线御敌的薛岳与张发奎部。因为何应钦必须担心，他们是否会参加响应反蒋介石的政治运动。因此在这个中日最后决战的前夕，在中国方面，从中央到前线，都是陷入一团混乱的权力斗争之中，根本没有拟定任何可行的战略，以进行军力的准备，因应日军一号作战计划的最后一波攻势。对负责指挥一号作战华南攻势的日军最高战地指挥官冈村宁次而言，日军进攻广西的战略目标，是放在攻占美军在广西桂林、柳州的空军基地，以及歼灭中国在华南地区的野战军，这是第六方面军发动广西会战的主要作战任务目标。至于与南方军会师，打通大陆走廊，那只是心理上的效益而已。因为在盟国空军取得压倒性优势，以及中国沿途都有游击队破坏的情况下，日军根本缺乏陆路的运输工具，也无法有效维持陆上全线的交通安全。因此这条贯通南北的“大陆走廊”，是不可能发挥实质的运输功能。冈村宁次对于广西会战，是设定多方面的全方位攻势，他令兵力最强的第十一军横山勇，由湖南经湘桂走廊，由东北向西南发动主力攻击，先攻克桂林之后，再迅速将主力插到柳州的西方，以策应围歼中国在广西的野战军主力。而在广东的二十三军，则是沿着西江，由东向西前进，负责进攻柳州，这样日本的十一军与二十三军的广西会师，即可攻占桂林与柳州的美军基地，又可夹击与歼灭华军野战军在华南最后的主力。同时为了分散中国守军战线的兵力，冈村宁次又下令在雷州半岛的日军，协调在越南北部的日军，对广西南部进行同步进攻。所以华军第四战区的张发奎部，就处在一个多面包围的状况之中，但自己又没有生力军可以调派。华军在广西可以说是危机四伏，也就难逃失败的结果。

　　35.2　日军作战的内部冲突

　　不料日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竟然有着更为旺盛的抢功企图，他觉得自从日军发动湖南作战以来，十一军的战功，已经成为日本全国军民的精神寄托。因此他断然决定，要将攻占桂林与柳州的光荣，全都由自己“包办”，而造成了十一军公然的抗命事件，日军因此无法在广西围歼华军剩余的主力。冈村宁次与横山勇之间的“战争”，显示出当时日军指挥系统各自为政的危机结构，仍在继续恶化之中。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四日，日军终于发动多面夹击的广西会战。十一军从湘桂走廊出击，进攻桂林；二十三军（田中久一中将）则是沿西江推进，目标是柳州；从雷州半岛的日军越过十万大山进攻南宁，及从越南出动的日军部队，攻击镇南关。这时中国战区的“史迪威内战”才刚刚告一段落，蒋介石确定他的指挥权，美军将领魏德迈在中国战区最混乱与危亡的时刻，匆促上任中国战区参谋长。蒋、魏所面对的，是信心动摇与士气耗竭的华军部队，以及残破与溃败的中国战局。“东京玫瑰”还直接广播：“欢迎魏德迈上任送死，假如魏德迈没有成为日军的俘虏，还有机会在当年十一月底吃感恩节大餐的话，地点应该是在印度的加尔各答。”

　　长期以来对日军造成最大伤害的第九战区薛岳的余部，在长衡会战之后，早已残破不堪，因为忠贞遭到怀疑，而奉命退到江西的南部整编待命，而没有进入广西布署。只有杨森的部队退入广西（这样的安排是担心薛岳与张发奎联军反蒋），张发奎的部队也在支持衡阳会战时遭到严重损失，却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兵力整补。因此面对日军多面的攻击，第四战区可以说是完全无力招架，美军只有设法破坏在桂林与柳州的空军基地与设施后撤退。

　　最令人痛心的是，广西一直是抗日大后方的地区，因此极多的学生、军眷、与公务员集中在此。日军一旦攻到，这些平民只有大量往后方进行盲目的逃离。因此在广西通往贵州的一路上，到处都可以看到流亡的人潮，造成道路的拥挤与运输的困难。这一幅幅人民颠沛流离与无助的景象，严重的动摇了整个中国抗日的人心士气，当然也成为盟国与西方新闻传媒的笑柄。这些大量无助的逃离民众，也经常影响军队的运动与补给运输的顺畅，更加深了士气动摇的严重问题。这时候横山勇的日本十一军，以六个师团，沿湘桂走廊猛攻华军阵地，日军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与火力，首先击破兵力薄弱的华军战线，十一月八日，日军重兵包围了桂林。桂林原本是善战之桂军的重镇，李宗仁与白崇禧已经经略多年的基地。但是此时军心离散与人心思二，因而根本无法集中足够的兵力防守，而发挥强劲的抵抗与反击。日军在围攻桂林的同时，横山另外派两个师团的兵力，越过桂林外围阵地，直扑柳州，企图抢在二十三军之林与柳州的两大重镇。横山勇没有按照原先的计划，更深切入柳州的西方，而与进攻柳州的二十三军，合围中国第四战区的野战军。这时日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眼见十一军贪功抗命，破坏日军夹击华军主力的作战计划，急电十一军不得擅自抢攻柳州，但是横山认为，十一军的战功，主导整个一号作战计划的成功，因此竟然大胆决定抗命，坚持由十一军同时急攻桂、柳两个重镇，根本不把日本第六方面军的命令，放在眼中。所以冈村宁次干脆断然下令，将十一军围攻柳州的第三与十三师团，改隶二十三军指挥。不过，此时日本的二十三军，刚好又遭到张发奎部队，在桂平发动的反击，受到相当程度的损失，一时之间，无法即时进入攻击柳州的战线。十一军因而找到更多抗命的借口，因为准备改隶二十三军的两个师团，长期以来都是十一军的子弟兵，师团长与横山的交情更是深厚，因此借口当时军情紧急，通讯联络不便等理由，拒绝接受改隶的命令，仍然听从十一军的调度。结果当然是由十一军的横山勇指挥，顺利在十一月二十一日的同一天，由十一军同时攻下桂林与柳州两个主要的战略据点。但是日军却因此没有完成包围第四战区华军主力的作战构想。这时二十三军也与越南入侵的日军，分别在广西的南宁附近完成会师，日本终于打通了大陆走廊。横山眼见华军出现兵败如山倒的乱象，广西全境一路上都是盲目流动的难民，以及失去组织建制掌控的华军，因此决心继续发动追击扫荡。横山断然下令攻占柳州的日军，设法沿着桂黔铁路继续强袭贵州，以扩大对华军的打击。十一军这种近乎不顾一切的旺盛攻击精神，驱动日军进行马不停蹄的攻势，果然造成第四战区华军残部的士气更严重的耗竭。日本的骑兵部队，一直沿路强攻贵州，华军几乎已经失去抵抗的意志，日军简直如入无人之地，驱赶中国的难民与败兵一路逃窜。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五日，日军的前锋打到贵阳的外围独山，中国的军心士气，几乎面临崩溃的局面，连自重庆撤退的提议，都已被正式的提出讨论了。

　　35.3　紧急驰援独山阻挡日军攻势

　　不过，蒋介石这时已经从“史迪威恶梦”中清醒，他坚持与重庆共存亡，以安定人心，并且从西北地区，抽调防共的部队南下，准备在贵州迎击日军的攻击。美国的军方，则一路协助华军，炸毁主要交通线上的桥梁，以迟滞日军锐不可当的攻势。不过在事实上，日军的强攻贵州，原是横山勇个人的独断作为，主要是一个乘势扩大战果而为的强攻，对于这种深入攻击，日军并未有事先的战略安排与后勤补给，来支持部队深入云贵高原地带作战。至于立刻进攻重庆，更是没有这个准备与能力。此时陈纳德得到魏德迈全力的信任与支持，终于能够动用美国驻华的战略轰炸机支持，将汉口的日军后勤中心，夷为平地，日军整个华南作战的后勤补给，受到极大的影响。蒋介石又急调汤恩伯负责指挥贵州的防御。从第一战区中，抽调十三军、二十九军；从监视延安的胡宗南部，抽调第九军与九八军，并且先行下令卫戍重庆的九七军，及军校四分校的学生团，全力前往贵阳进行防卫。这些部队都要在崇山峻岭中，徒步行军最长达三千公里的路程，才在十一月底、十二月初先后赶到广西、贵州的前线。

　　事实上，当增援的华军抵达贵州之后，日军的攻势力量，也到了耗竭的地步。当时攻入贵州的日军，甚至没有在云贵高原冬季所需的棉衣供应。在华军开始在贵州增加防御能力的情况下，横山只有下令日军停止攻击，调回冲进贵州的日军。华军增援部队陆续地抵达贵州，因此对日军的撤退发动了追击，一直推进到广西的河池，两军才形成了对峙的战线。这场广西会战，可以说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华军方面最为慌乱与失控的作战。中国当时的情况可用“人心动摇”与“军心涣散”来形容，史迪威的效应，在此充分地发作，中国战区内外都陷入一团乱战之中。幸好蒋介石最后终于做出断然处置的决定，撤换史迪威，以终止中国战区整个指挥系统的乱本乱源，然后又大胆地从西北抽调部队，到华南防止日军的进攻。同时蒋介石也与新任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配合无间，最后在这个几乎亡国的边缘稳住了局势。

　　35.4　中美合作战局好转

　　中国在这场作战的惨败，当然也是可以预期的。因为正当日军组成第六方面军，要发动广西会战之时，正是中国战区内部，因史迪威事件，出现权力斗争的休克状态，大部分前线的部队指挥官都受到这股政潮的影响，也都面临战志消沉与补给无着的困境。当日军进行部队的整编与装备的补充的同时，华军则进行内部的权力斗争，所有残破的部队，都得不到应有的整补，更别提新部队的支持了，这样的布局对照，华军自然无法避免惨败的命运了。日军的横山勇，固然是日军前线的第一战将，他那种独断抗命的作风，既创造了日军强袭贵州的惊人胜利之举，但是也失去了完歼第四战区华军的机会。因此在广西会战的战事告一段落之后，冈村宁次升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立刻将横山勇以及旗下参与抗命的三位师团长全都调走，彻底改组十一军，将华南的作战主导兵力指挥系统，改由二十军负责。虽然中国在广西会战中，以近乎惨败的结局收场，但是中国战区在史迪威去职后，很快就恢复了活力与生机。史氏一离开之后，魏德迈上任，中美间过去持续发生误会与摩擦而造成的紧张，几乎得到全面地改善。美军在华的空军与指挥部之间，也取得空前合作与互信的状态，中国的将领也再度团结一致的抗日。魏德迈相当支持陈纳德的各种空军作战建议，陈纳德终于能够成功的动员所有在中国的空军战力，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对于日军进攻华南的后勤中心武汉，进行一次近乎摧毁性的大轰炸，由美国二十航空队出动七十架战略轰炸机，以及十四航空队出动二百架各式战机配合，将日军在华中的补给中心以及其空军，给与歼灭性的打击，这就是陈纳德苦苦请求史迪威长达四个月，都没有得到批准的“打断日军补给中枢”的计划2。在美机对汉口基地，进行焦土战略轰炸之后，日军对于华南部队的整个补给数量，大幅下降了四〇％。同时魏德迈对于中国的后勤补给援助，也从来不玩政治考虑的分化游戏，因而也能得到最佳的利用与分配。唯一可惜的是，一切都来得迟了。魏德迈知道中国战区的战略地位重要，设法与蒙巴顿协商，将中国派在缅甸的美援部队，分批的调回中国战区作战。这时英国政府又站在强烈反对的立场，因为英国需要中国军队的帮忙，击败在缅甸的日军，才能更为早些收复在英国在亚洲的殖民地。而丘吉尔竟然又完全忘记了他的“中国军队无用论”，不同意中国军队回国作战。不过，由于蒋介石与魏德迈站在同一战线，中国当然有权调回自己的部队，去防卫自己的国家。其实假如英国不是从中国调用最精锐的军事力量，英国就连缅甸都无法收复，根本就没有资格谈对日作战的贡献了。同时魏德迈看到中国部队在缅甸作战的战绩，深知只要给与中国军队适当的装备与训练，中国军队绝对能够担当大任，因此他决心加强训练与装备中国的陆军部队，准备在半年之内，推出拥有美式装备与现代化编组的全新华军，以参加反攻华南的作战。因为此时美军已经在太平洋战场，攻克菲律宾，因此美国海军可以直接航行到中国华南的海岸。只要中国军队能够攻占华南的海港，美国的援助物资，就可以从海港运送。而一次十二艘的美国运补船队，就可以运送等于美国驼峰空运援华全年的吨位总和。蒋介石于是令何应钦负责中国新编陆军的“陆军总司令”职务，与魏德迈合作，在云南进行编组全新陆军部队的工作。当时的计划是分成四个方面（2由此可见史迪威用心之狠毒，根本就是存心要中国惨败，好让他能控制中国军事指挥权。）军，准备组成三十九个“攻击师”，三十一个“防守师”，这将是现代化新编华军的骨干，负责西南总反攻的作战计划，作战目标是开放湛江港，以及收复广州与香港。这样中国就可以与美军在华南会师，有了港口，中国也就可以得到美国答应很久，但是一直没有给中国军队的援助与装备了。

　　35.5　青年军的组成与日军的末路

　　在一九四四年八月，当中国面临全面惨败的打击之时，在抗日的后方，出现了知识青年从军的热潮，也是一个中国知识青年感人的爱国奉献行动；由于蒋介石对于青年学生与知识分子的特别优待，在抗日战争国家面临如此困难的状况之下，学生仍然可以免费上大学，也不必当兵，国家还供给学生衣食。但是当学生青年看到整个抗日战争的局势，面临功败垂成的危机之时，决定牺牲特权，投身军旅。这时正是国民政府急需高素质的兵员，以接受美援军事装备之时。所以当蒋介石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号召知识青年从军救国的口号，立刻得到了青年学生热烈地反映，两个月内，多达十二万青年报名参加从军，造成人心士气从低迷中的大振。这些从军的知识青年，最后组成九个师，番号为二〇一到二〇九师，定名为“青年远征军”，而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素质最高的部队。这股知识青年从军热潮，也是稳住当时局势民心的力量之一。在一九四五年年初，日本新任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认为唯一可能扭转日本战败命运的作战计划，就是拼下最后的本钱，攻克中国的四川，迫使中国失去作战的能力，这样日军可以有更多的筹码，与盟国进行有条件的和平谈判。

　　冈村宁次的这个战略构想，却来得太迟了。日军在打完一号作战之后，日军大本营已经没有力量，再支持冈村宁次进攻四川作战计划。其实日军在一九四四年，原先应该发动五号作战计划，进攻重庆与西安，对于日本扭转整个战局，可能会有更大的效用。更为关键的是，日本在中国战场上，再也没有史迪威作为“内应”，因而日军要想发动攻占四川的攻势，成功的机率将是极低的，单是来自中国战（3作者的先父也报名参加青年军，成为二〇七师中的一员。青年军中有太多感人的事迹可以叙述）区空军的压力，就可以彻底中断日军补给线（这时候已经没有史迪威干涉空军的作战，美军飞机得到全力的后勤支持，可以尽量发挥作战打击能力），同时装备较佳的中国远征军，也开始从缅甸回到中国战区。所以冈村宁次曾经发动湘西芷江与老河口的作战，以试探日军西进四川的可行性，但是遭到中国守军相当强烈的反击，制空权更是已经完全落在盟国的手中，日本的中国派遣军在中国战区表现的最后机会，已经结束；更糟的是，日军的主力完全深陷在华南，若想长途运动，必定饱受盟国空军的炸射，因而无法顺利调回东北与华北备战。此时，日本全面的战局已经陷入了十分危急的状况，美军在一九四五年的五、六月间，攻占琉球，日本帝国海军在琉球海域，遭到歼灭性的惨败之后，几乎已经完全失去作战能力；日本残余的空军，也只能在本土进行非常有限的活动。美国下一个目标是准备进攻日本南部的九州，苏联开始调动空前的兵力在西伯利亚集结，正进行攻击关东军前的战略准备。此时日军大本营才从错误的迷梦中清醒，下令中国派遣军应将主力从华南大幅的撤退，以支持关东军在东北所面临的决战，同时要兼顾防御美军可能从华东登陆的攻击。日军早先于一九四五年年初，还在中国的战场上不断企图发动攻势，因为日本在中国战区的胜利，已经成为其作战意志与心理的唯一支柱了。冈村宁次当然舍不得叫日军自动撤退，“放弃”所占领的中国领土。但是冈村这种缺乏全局的战略眼光，只看到自己战区的“风光”，没有想到日本的整个战略布署，已经因为日军主力集中在遥远的华南，无法回防本土、东北与朝鲜，将会造成日本战略核心空洞的危机。日军大本营开始不断施加压力，冈村宁次也发现日军把主力放在华南，不但无法有重大突破的作为，同时更是造成东北与华东防御空虚，万一苏联进攻东北，或是美军登陆华东，那么留在华南的日军主力，将会成为后路被切断的孤军，所以冈村宁次才开始下令日军退出广西。但是在整个战略的大局上而言，已经是太迟、太慢了。

　　当日军奉命从广西撤退之时，正是新编华军开始布署反攻华南的时刻，因此中国部队在广西展开尾随的追击行动。一九四五年七月底，收复了广西全境，而在东南的福建地区，华军也顺利光复了重要的城市与口岸；负责反攻广州、香港与湛江的新编华军部队，也开始进入作战集结的位置，只等准备完成，就对日军发动攻击，以打开华南的海港。此时日军向华北与东北调动的运输，一路上受到中国与盟国空军密集的攻击，而损失惨重，日军部队甚至被迫放弃一些重装备，狼狈地向北撤退。这时候冈村宁次仍然寄望在中国的日军军力，能够成为日本与盟国要求投降条件更佳的谈判筹码。但是日皇裕仁已经无法忍受日本几乎全面溃败的压力，他要求首相铃木贯太郎，设法迅速与盟国求和，也准许冈村宁次自行与蒋介石接触，商讨中日之间的和谈条件。

　　一九四五年七月，冈村宁次派遣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在河南与何柱国见面，日本提出中日停战的条件，日军准备在一年之内，从中国的关内全面撤军，以换取中国不对日本进行攻击。但是中国方面认为，日军必须全面撤出韩国的釜山，中国才会考虑与日军商谈停战，因此双方无法进行谈判。这时可以看出冈村宁次完全缺乏掌控战略全局的能力。事实上，此时日本唯一所能求的，是争取有条件投降的机会，所以冈村宁次要做的，当然是全面快速的撤军。先能让日军退出关内，全部集结在东北与日本本土，阻挡苏联部队捡到便宜，以及防卫美军进攻本土，这样日本或者可以争取到更好的战后条件。在日军投降之后，日军再全面地退回本土，这也是日本军队唯一可以赎罪的机会。

　　这也是蒋介石在获悉雅尔达密约，盟国决定出卖中国之后，一个可以设法利用日军维护中国权益的最后机会。只要中国允许日军在关内有秩序的快速后退，全部集中到中国的东北，中国就可以在持续胜利的“追击”中，大幅拉高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逐步恢复人民对政府的信心，以及增强军队的士气，这样当然可以增加中国对抗苏联与盟国压力的筹码。中国若能照这计划，在半年内光复整个关内，总比突然接收整个占领区的工作，要更有准备。而日军既然大军集结在中国的东北与本土，苏联与美国势必会对于下一步的作战计划重新考虑。此时中国可以代日本提出投降条（4此时先父在的青年军二〇七师，已经在云南接受美军的装备与训练，军队的士气与战技，都有极高的改善。大家都认为，这回西南总反攻，绝对会把日军打得溃不成军，一洗过去战场上屡战屡败的记录。其实中国军人是世界一流的部队，只因装备、训练太落后，才会让日本侵略中国得逞。当日本军队没有装备的优势之后，马上就被中国军队痛击了。）件，只限保留日皇制度，这样中国或许就不必向苏联低头，而签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国民政府甚至可以完整地收回已经被苏联占领的外蒙古地方，连琉球未来的命运，也可以有所调整。但是历史没有朝向这个戏剧化的方向发展，中国面临的是比战败损失还要巨大的“惨胜”了。

　　附注：

　　[1] 其实日军的这个胜利，赢得相当侥幸，主要是归功于马歇尔、史迪威与丘吉尔的联手“合作”，把中国战区所应得的外援掐住，使得华军战力耗竭，在日军投入决战兵力之时，中国还要把战略预备队投入在缅甸的原始森林中，进行无谓消耗。

　　[2] 由此可见史迪威用心之狠毒，根本就是存心要中国惨败，好让他能控制中国军事指挥权。

　　[3] 作者的先父也报名参加青年军，成为二〇七师中的一员。青年军中有太多感人的事迹可以叙述！

　　[4] 此时先父在的青年军二〇七师，已经在云南接受美军的装备与训练，军队的士气与战技，都有极高的改善。大家都认为，这回西南总反攻，绝对会把日军打得溃不成军，一洗过去战场上屡战屡败的记录。其实中国军人是世界一流的部队，只因装备、训练太落后，才会让日本侵略中国得逞。当日本军队没有装备的优势之后，马上就被中国军队痛击了。

百城客

　　单以在空战战场的傲人战绩而言，中国极其有限的空军，表现出如此重大的战果，就足以让中国人扬眉吐气了。而美国的空军志愿队，更是展现空中游侠式的正义化身，给日本人的侵略凶焰吃足了苦头。在抗日战争的神州大地上，中国方面是少有战场的胜利，但是在宽阔的蓝天之上，中国与美国的空军却少有战斗的败绩。中国人的优异战斗能力与潜能，就此表现无疑。空军健儿们，真是捍卫中华民族的先锋军！

　　在长达十四年的中日战争之中，最为动人与传奇的作战历史事迹之一，就是中国与美国空军的并肩作战。因为在抗战期间，中国战区的陆海两军，固然以坚苦卓绝的牺牲，面对优势的日军而周旋到底，但是由于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装备与训练的援助，所有单就战场的较量而言，中国总是失败的居多。但是令人感到几乎难以置信的是，在中国战区的空军英雄，却多能在空中获胜。这种空战的胜利，不但振奋了人心，而且在击败日本的整体战争中，也做出重大的战略贡献。因此，空军在中国战区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与不一样的角色，不但经常在战斗中获得大胜，也是造成日本绝对国防圈的瘫痪，以及诱导日本在最后采取错误战略（日军为了要摧毁盟国华南的空军基地）的主要因素。在空军之中，更有着无数忠烈青年的英雄事迹，以及高贵感人的异国友谊故事。

　　36.1　以寡击众的中国空军

　　由于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的确是一个分裂、落后与贫穷的国家，而空军是属于一个高资本、高科技密集的军种，依照常理而言，中国当时连支持最为原始的陆军装备与训练，都还力有未逮，如何能在空军的作战之中，让先进日本空军的军威尽丧？这的确是中日战争史上，最令人感到振奋的战斗传奇事迹了。

　　从世界的战史来看，空军是在一次世界大战时，才开始逐渐崭露头角，成为了一个情报与辅助作战的兵种。当时世界各国的军事领导人，都无法摆脱几千年来作战的传统思想，即陆军与海军的架构。所以在当时，空军是分别属于陆、海军的辅助兵种，而且很少有军事将领或是战略专家，能够真正看出空军在整个战争中，可以扮演一个决定性的角色。

　　可是日本却是世界上第一个看出空军在海战上可以扮演重要角色的国家，所以日本海军在发展海军航空兵上，比西方国家都有更为认真的投入。这也造成日军在偷袭珍珠港，以及横扫西太平洋的初期作战上，获得压倒性大胜的主要关键。美国是在珍珠港事变之后，立刻掌握到海军航空兵，在海战上所拥有的支配性力量的观念，所以全力投入海军航空兵的发展，甚至停止建造主力战舰。结果美国后来居上，以绝对优势的海军航空兵，迅速击败日本在太平洋的主力。从此美军纵横七海，成为全球最大的海权国家。英国反而一直没有在海军航空兵上面进行重大的投资，二次大战战后，英国也就失去了海权国的地位。

　　不过，日本的陆军对于空军的发展，却没有像它的海军那么掌握到重点。日本陆军主要是用飞机来攻击对方防守战线的部队，以及轰炸战线后方的军政与平民目标。在中日战争中，日本战机对于中国的部队，以及整个抗日的人心，都造成极大的威胁。但是，日本空军在中国战区的作战，并未产生决定性的战果。

　　蒋介石虽然是传统的陆军将领，但是对于空军的认识，却有独到的看法，提出了“无空防即无国防“的前进观念。抗战之前的中国，不但是民生贫困、百废待举的情况，还要负责偿还天文数字的外债。而在面对日本近乎无止境的侵略与欺凌下，中国急需建立一支能够保家卫国的军队。在兵种建设的优先顺序中，蒋介石独具慧眼，认为中国一定要有一支能够对抗日本的空军。所以中国设法在捉襟见肘的财政下，动用各种方式（包括了非常封建的“捐机祝寿“之类的活动），设法为中国建立现代化的空军。当时中国的整体国力处在极端落后的状况，根本没有能力去建立整个空军的发展基础。无论是人才、技术都极端匮乏，所以只有借重外国的帮助，边学、边摸索、边推动，而当时科技先进的国家，对于中国发展空军的计划，当然更有着五花八门的考虑，以及不同的利益动机。一时之间，中国本身常常又难以掌握真正关键，结果是走了不少冤枉路。但是，凭着中国人的努力与才智，中国空军还是展现了惊人的作战成果。抗战前期的中国空军，是由三方面的力量结合而成的，蒋介石亲自督导的中央空军（蒋介石是航空学校的校长，宋美龄是航空委员会的秘书长）、张学良发展的东北空军，以及两广政府所建立的空军。这三支空军在战前大体完成了整合，但是机型复杂，其中拥有较好作战性能的飞机，多数是采购自美国的产品，当时中国空军编组为九个大队以及学生暂编大队，所有的飞机为三○五架，但是真正具有作战能力的，只有一百多架。在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日本认为中国最多能够以陆军，勉强抵抗三个月，至于中国还在编组训练的空军，只是两个星期就可以给日本空军用“打活靶“的方式解决。不料中国空军，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四日，竟然旗开得胜，成功地轰炸了日本第三舰队，以及击落日机六架，造成全球注目的新闻焦点，当然更是激怒了日本皇军。日军决定全力优先消灭中国空军，一场淞沪大空战就此展开。不料日本驻台湾精锐的木更津与鹿屋空军联队，竟然成为首先被中国消灭的对象，中国空军健儿一直保持着战场上胜利的比率，实在不能不佩服他们出生入死的过人表现。

　　不过，究竟中国空军的数量与质量，都比不上日方。从南京撤退之后，中国的一线战机，只剩下十一驾，也就是说中国在抗日战争前所培训的空军人员，几乎已经牺牲到九成以上了。日军付出了两倍于中国所牺牲的代价，于是全面控制了中国战区的领空（事详见淞沪会战）。

　　幸而此时苏联的援助到达，中国空军顾不得适应的问题，全面换装苏联战机；苏联也组成百人的正义之剑空军志愿军，与中国空军在领空中，共同拦截与攻击日机。在武汉、兰州等地，立下了让日本空军惨败的战绩。同时在武汉会战中，给予日军部队相当严重的攻击与破坏。但是在日本的零式战机出现之后，苏联E型战机的性能无法匹敌，而使中国空军在空战上，蒙受极大的损失（事详见武汉会战）。

　　在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年之间，日军利用中国空军力量耗尽与外援不济的状况，对于抗日的根据地四川，特别是陪都重庆，发动了一连串的饱和性空袭，日本的飞机日以继夜连续轰炸，造成中国军民极大的伤亡。日军企图以这种空军战略轰炸，折服中国的抗日意志，这是中国抗日战争期间，重庆军民最为艰苦与困难的一段岁月。中国后方的上空，一直笼罩着日本飞机攻击的乌云。两年后，幸好日本为了发动太平洋战争，而将空军主力调离，中国才得以稍稍喘息。

　　36.2　“中国之虎“ 陈纳德

　　在苏联与日本发展 “和平共存“

　　关系，共享占领中国领土利益之后，俄对华的军售援助于一九四一年就中断了。美国逐渐开始在中国空军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先是美国退役的空军中校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

　　加入了中国空军指挥系统，改变了中国空军的命运。陈纳德是一位极为杰出的空军人员，对于空军的作战，更有超乎常人的远见，他曾经编写过空军作战的典范教材，由于身体健康不佳以及政策主张不受重视而退休。

　　七七事变发生后，中国政府派人到美国征募空军人才，陈纳德毅然报名参加，从此成为抗日战争中，决定中国空军发展命运的传奇性人物。一九三七年八月，陈纳德到达中国，他首先就发现中国空军拼凑的系统，有太多的问题，

　　特别是意大利在中国空军所立下的不良传统与结构，造成人员与装备极大的误置与浪费。在号称三百架的飞机中，事实上只有一百多架能够参加作战。

　　不过，在空袭天天都威胁着中国的状况下，陈纳德首先设法建立一套非常有效的防空警报系统（当时没有雷达装置），使得日本空军一旦进入中国的领空，中国空军指挥系统立刻就能充分掌握了日机入侵的情报，而能做出最佳的作战反击规划，反而让数量与质量都占优势的日本空军，因为无法掌握中国空军的情报，而在中国的空中战场上，日军总是遭到重大的损失。

　　陈纳德很快的就以其专业的才能与正直、勇敢的品德，赢得中国空军领导阶层的信任，让他担当指挥与建军顾问的重任。陈纳德为中国设计出许多空中作战的战术，充分发挥了出其不意、灵活作战的方式，使得中国空军更能展现以寡击众的战果。但是在日本空军装备零式战机之后，俄制的E型战机性能，无法与日本飞机较量，造成中国空军大量的伤亡，最后俄援空军几乎全军覆没。

　　36.3　美国志愿空军的英勇表现

　　一九四一年，陈纳德决定，自己设法回到美国，招募一批美国非现役的空军人员，购买美国较为先进的战机，以美国空军志愿队 （American Volunteer Group, 或简称AVG）的名义，来中国战区与日空军作战。在刚开始之时，美国政府担心日本的压力，根本拒绝陈纳德的建议，最后幸而罗斯福总统改变主意，才特准这个方案实施。当时由中国政府出钱，购买美国飞机，在美国招募飞行员与地勤维修人员。在英国同意下，先在英属缅甸组成与训练空军志愿队的飞行员，然后再进入中国进行作战。中国政府给美国空军志愿队（AVG） 起名为 “飞虎队“ （Flying Tigers）。飞虎队的成军可以说是历经无数的困难与波折，美国政府答应卖给中国政府一百架P-40C Curtiss （英国称此型战机为Tomahawk II）战机，但是却不准购置备份零件。这对空军志愿队战机的维修，造成了极大的困难，迫使陈纳德要设法在亚洲各个市场，寻找替代的零件。美国飞行员无法适应南亚的环境生活，也是一个人员管理上的严重问题。不过能够参加飞虎队的成员，都是一些胆识过人的热血汉子，而陈纳德则是训练他们成为一支“空军游骑兵“，以全新的观念与战法，创造捍卫中国领空的历史。飞虎队在极端困难下成军后，首先就受到缅甸英军要求助战的请求。飞虎队出动半数的战机，在缅甸迎击日本优势的空军。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日军机共九十架空袭缅甸的仰光，留守缅甸的飞虎战机起飞拦截，结果旗开得胜，飞虎队当天竟然创下二十四比零的“完胜“战绩。陈纳德的空军志愿队更继续以优异的战果让日本空军吃足苦头，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直到日军攻占缅甸，志愿队退入云南），日机总共二一七架被击落，飞虎只损失十六架，创下令日军丧胆的作战记录。飞虎队出色的战绩，不但稳住了中国西南领空与运输的安全，他们也开始出击日军在中国战区的基地。不料，AVG的优异战绩，却遭到美国政府致命的打击。在美日没有正式作战之前，美国政府借口日本的外交压力，尽量设法减少对飞虎队的支持与供应（主要是零件与油弹，中国政府出钱也买不到）。在美日宣战之后，美国政府竟然以直接的政治压力，要求将飞虎队改编为美军正规部队，番号是美国空军第二十三战斗大队。这点遭到中国政府与陈纳德坚决的反对。因为飞虎队的飞机是由中国政府出钱购买的，人员也是与中国政府签约的志愿军，他们可以自由自在地发挥旺盛的作战精神。美国政府没有法律的根据，可以要求AVG成为美军的正规部队。因为一旦成为正规军，就会受到美军政策的干预，人员与装备都要听命美国政府官僚系统的安排，就发挥不出独立的战力了。

　　但是，马歇尔是软硬兼施，非要取消这支战绩彪炳的空中游骑兵，以免它发挥惊人的战力。马氏答应AVG在改编为美国正规军之后，美国政府会大量充实这支空军（这是不要中国出钱的一个利诱），但他也发出威胁，假如AVG不肯被美国政府收编，美国将会停止供应飞机与不准美国公民参战。在美国政府一再威胁利诱之下，一九四二年七月四日，这支志愿军终于停战“易帜“，原有的志愿军人员，多半受不了美政府官僚系统的束缚而纷纷求去，这支世界传奇的空军部队就此被美国政府解体了。

　　更绝的是，美国政府答应的正规军编组，当时根本没有依照协议的时间到达。飞虎队遭到了解散，美国正规军却没有成军，造成当时中国战区出现了一段的空窗期，日军当然趁机大举攻击。幸好有些飞虎队的队员不忍见中国遭到无情战火的蹂躏，竟然决定再自愿义助中国作战，以等待美国正规空军到达与布防。这种义薄云天的情谊，也是举世罕见的。总计飞虎队成军作战不到一年的时间之内，在中国战区击毁日本飞机二六八架，中国只耗费了八百万美元的购置与人员开支而已。而二次世界大战中，这支在“反法西斯轴心国“ 作战中战功居首的空军自愿队，就被美国政府所消灭了。日本政府与日本空军飞行员对此当然是最喜出望外的了。

　　36.4　瘫痪日本绝对国防圈

　　在蒋介石强烈要求美国以空军援助中国战区，以及陈纳德全力争取之下，罗斯福总统开始了解，援助中国战区，空军是代价最低，收效最大的方式。罗斯福特别欣赏陈纳德所提以空军切断日本南洋运输线的作战建议，就是在中国战区部署有限的空军，就可以切断日本从南洋经台湾海峡到日本的运输生命线，以造成日军战力的根本崩溃。因此罗斯福直接下令，在中国成立第十四航空队，陈纳德恢复现役并晋升为空军少将，统帅第十四航空队，在中国战区作战。幸而中国战区有了陈纳德统帅的十四航空队，可以充分发挥空军打击与支持的作战任务。否则在盟国一再压制支持中国战区的政策下，中国的抗日战争，恐怕还会遭到更大的挫败与损失。当然也幸好马歇尔与史迪威不太了解空军所能扮演的重要作战角色，否则陈纳德恐怕也难发挥自己先进的战略构想。

　　当时美国政府主流的意见认为，只有打通对中国援助的通路，才能大量的装备中国的军队，这样中国才能在击败日本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但是斯大林切断中国的西北通路，丘吉二一再延期反攻缅甸、干扰打通西南通路的计划，造成中国战区根本得不到作战必须的物资援助。而当时维系中国抗战后勤生命线的，全靠驼峰一点点的空运。但是史迪威在陆军为主的观念下，认为驼峰空运只是象征性的作用，因此并不积极支持空运能量的扩张，造成空运的数量极低，根本不能满足中国战区的需求。在如此不足的空运量中，史迪威又希望以装备中国的陆军为主，以协助他反攻缅甸。由于英国不肯重新恢复东印度洋的控制权，就算反攻缅甸，也根本一样无法打开缅甸通路，只不过是消耗中国的有限军力，导致中国战区战力不足的危机而已。陈纳德力争空运应该优先支持空军作战，以切断日本的海运运输线，而引起史迪威的反制。最后在一九四三年五月的“三叉会议“中，还是由罗斯福总统出面，直接下令增加中国战区空运量，并且支持陈纳德的空军为优先。而陈纳德也不负所托，以有限的空军，对日本的海运线，给以致命的打击。但是他也因此遭到马歇尔与史迪威的嫉恨，因此经常受到制肘。

　　日本为了彻底歼灭陈纳德的十四航空队，在一九四三年夏季，发动一连串的空中攻势。七月二十日，日本第五航空飞行师团，从汉口与广州基地出击，连续八昼夜，猛烈攻击十四航空队在衡阳、桂林与零陵的机场。幸而中国的防空预警系统发挥功效，同时修护机场的平民全力投入，使得盟国能够掌握日机飞行的情报；机场遭到夜袭后，甚至第二天就能修复使用，让战机再度升空作战。

　　美军也同样反击日军在汉口与广州的机场，在战斗最为紧急的时刻，美军甚至从北非调来第四四九战斗中队飞机助战。结果日军整个夏季攻势，损失的战机高达一五三架，美机损失二七架，日本空军以惨败收场，从此华南的制空权，重新在盟国的控制手中。

　　十四航空队只拥有五百架战机的编制，同时各种油弹与零件的供应，受到路途遥远与政治安排的影响，结果都是经常地不足。后勤的短缺与匮乏，成为陈纳德最为苦恼的问题与最大的敌人，虽然想在中国战区得到上级史迪威的支持，比起应付日军的攻势，还要困难很多，但是在陈纳德的指挥之下，十四航空队却创造了最为辉煌的空战战绩，先后击沉了日本二百万吨以上的运输船队。日军战力全面的崩溃，与十四航空队成功地重创日本运输生命线，有着极大的关系。

　　此外，陈纳德又建立一支中美混合编组作战的航空军，设法说服罗斯福总统，支持美国战机，改编中国空军。

　　因为只有培训一支能够独当一面的中国空军，中国战区的战斗能力才能迅速地增加。罗斯福再度批准陈纳德的建议，于一九四三年七月，在巴基斯坦建立培训中国空军的基地，于是中国空军又再度的在浴火之后重生。与美国空军组成中美混合战斗机队，捍卫后方的领空，并且在鄂西会战、常德会战中，都对日军的攻势，造成很大的破坏。

　　当时美国政府急于针对轴心国的作战支持能力，进行致命的打击。美国空军方面提出 “战略“轰炸的方案：所谓战略轰炸，就是以空军对于敌方的主要工业、军火与人口中心，进行饱和性的 “焦土“轰炸；也就是将整个目标区，完全加以摧毁。但这种毁灭性的战略攻击，需要花费极高的作战成本与造成平民极大的伤亡，也只有美国的长程重轰炸机群，能够负担这种的作战方式。美国军方选定了德国与日本的重工业区与主要城市，作为这种全面由于战略空军飞行半径的限制，美军在攻克中太平洋的马里亚纳群岛之前，只能设法在中国建筑攻击日本的战略空军基地。因此美国要求在中国的成都平原，迅速建立九处空军基地（原来说好是由美国政府出钱的）

　　以驻进特别组成的第二十航空队的长程重轰炸机与人员，以成为盟国首批空袭日本国防工业中心的战略空军基地。在国民政府的动员配合之下，四十万的中国平民，以人工方式，于九十天之内，硬是修建完成这个空袭日本本土的战略空军基地群（总共花费了三十亿元），于是美国的战略空军，开始进驻中国。

　　由于史迪威又想控制这组机队，而造成了指挥系统的纷争，于是美国政府最后干脆将美军第二十航空队，直接隶属于美国陆军的空军总部控制；其所有的补给与作战，也都是独立作业，以免形成新的权力斗争。自一九四四年六月十六日起，从成都起飞的战略空军，开始对日本九州的钢铁工业中心，进行毁灭性的战略轰炸。截至一九四四年底，驻在中国的美军第二十航空队，总共对日本进行几十次的战略轰炸，投掷三六二三吨炸弹，对于日本的国防工业造成可观的破坏。但是由于美军在一九四四年七月，攻占马里亚纳群岛之后，美军从这里设立空袭日本的战略空军基地，在补给上不必绕道印度洋与飞越驼峰航线，便利许多，因此，美国攻击日本的战略空军主力，也就不再以中国四川做为主要的基地了。

　　不过，根据战后的检讨，其实将空军的大量资源，对敌方进行战略轰炸，耗费极大，收效并不如预期的好。因为敌方可以设法将生产地下化与防护化。因而空军的最大的用途，是攻击与切断敌方的运输线与补给线。因为交通线本身非常的脆弱与难以防护，所以只要将交通线切断、运输工具摧毁之后，敌人的工厂就无法运进原料、生产工具机与器材，也无法运出成品、零件，整个工业重镇根本不必加以毁灭性的破坏，也一样会失去作用。同样的，在前线激战的野战部队，更是需要作战的后勤补充，假如补给线遭切断，整个野战部队几乎就无法继续作战了。

　　所以，对于日本战争工业能力造成决定性破坏的，不是美国庞大的战略空军攻击，而是陈纳德第二十航空队，对于日本通往南洋海运线的破坏。日本的运输船队，在损失了高达二百万吨的运输能力之后，根本无法将日本所需的原料运到本土，也无法将成品运给部队。事实上，假如美国当时充分使用B-29长程战机，严密封锁日本的所有交通补给线，彻底摧毁日本的运输系统，比直接进行战略轰炸，还要能够提早迫使日军面临战力耗竭，而选择投降的命运。

　　36.5 日本企图不惜一切以摧毁第十四航空队

　　日本军部最后发现，除非能够彻底的打击陈纳德十四航空队战力，否则日本的绝对国防圈根本就失去效用。所以日军大本营才在最后关头，动员一切的战力，在中国战区发动“一号作战计划“，主要目的，就是要摧毁十四航空队在中国华南的基地。因为在一九四三年，陈纳德所摧毁的日本运输船舶吨位，已经超过日本所能建造的吨位，日本已经开始看见战败命运的阴影了。

　　但日军的空前攻势作战，竟然成为史迪威准备在中国夺权的机会。史迪威故意误导中国战区，而对于日军攻势的严重性做出误判，他又将中国的战略预备队调往缅甸作战，连空军主力也遭到分割使用。当日军的攻势造成了突破的战果之后，史迪威又设法对陈纳德的空军作战，进行各种的制肘；在最为危急的时刻，史迪威竟然还想免除陈纳德的职务。因此蒋介石与陈纳德即无法获得足够的空军力量，来应付日军一号作战的攻势，这样史迪威就以中国战区危急，促使美国政府要求蒋介石交出中国战区的作战指挥权。

　　当时，陈纳德已经看出，在湖南的长衡决战之中，假如盟国能够成功运用优势的空军力量，彻底摧毁日军的补给线，那么日军的失败，是可以预期的。但是史迪威却一直设法限制陈纳德的空军作战、不准动用战略空军多余的油弹、更迟迟不准陈纳德动员全部空军的力量（包括申请战略空军支持）以全面摧毁日军后勤中枢汉口基地的计划。

　　这真是人类战史上，最为莫名其妙的作战决策。战区参谋长竟然设法要自己的战区部队面临惨败的打击，以中国几十万战士的死伤、几百万百姓的流离，来“实现“自己可以高升，成为战区执行司令官的梦想。陈纳德知道，日军一号作战的主要目标，以及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的计划，都是要彻底打击自己屡建奇功的十四航空队。面对外有强敌垂死挣扎的最后一击，内有长官的打压制肘，当时的十四航空队是想尽力一切办法，动用了每一种可以运用的力量，来反击日军的攻势。但是最终还是因为力量不济而告失败，日军攻克了十四航空队在衡阳、零陵、桂林、柳州以及遂川的基地。十四航空队的官兵，甚至在敌人攻占基地之前的几小时，仍然起飞作战，然后转到另外的基地降落。由于基地遭到严重的损失，以及战机受到“饱和作战“的耗损，十四航空队终于受到严重的创伤（事详见日军一号作战）。

　　日军的一号作战计划攻势，本来正是让中国战区空军作战力量充分发挥的最佳机会。假如盟国能够充分支持中国战区的反击作战，抽调几百架战机驻进印度与中国基地；盟国的上级长官，又能与陈纳德的作战计划充分配合，那么日军长距离进攻的战线，将是盟国空军的一个最佳攻击目标。具有绝对空中优势的盟国空军，能够将从汉口，经长沙到衡阳的运输路线，全面地封锁，并且彻底摧毁日军沿线的补给转运中心；同时对于战场，进行彻底的空优战斗压制，相信日军会因力竭而无法取得衡阳会战的胜利。

　　36.6　盟国空军在中国战区的浴火重生

　　史迪威在中国战区一直提出陆战为主的战略，并指出陈纳德的空战为主的战略，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假如在中国战区的空战战略成功，必然会引动日军大举进攻中国的空军基地。而由于中国的陆军战力不足，因此会遭到极大的损失，所以当日军发动一号作战，给中国战区带来生死存亡的危机，似乎是完全“应验“了史迪威的看法。其实是，假如盟国真的全力支持空战派的战略，在中国战区的战机，能够增加到一千架以上，那么史迪威认为的问题，就根本不存在了。因为在中国战区绝对优势的空军，早就会切断日军补给线，以及协助陆军，击败日军的攻势，甚至可以提早让中国军队发动攻势。

　　虽然在一九四四年十月三十日，魏德迈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就开始立刻改善中国战区空军的运作，但是当时盟国的心目中已认为，中国战区只是个“残兵败将“的脆弱结构，是名扶不起的阿斗了。不过陈纳德仍然设法与魏德迈合作，重新恢复十四航空队的战力。此时由于欧洲战场已经胜利在望，美国可以有更多的空军兵力东调，加上陈纳德全力地争取，十四航空队在一九四五年年初，又再度活跃在中国战区的领空之上，冈村宁次最后企图进攻四川的作战而失败，十四航空队猛烈的轰炸是主因之一。战争结束前，日军发现苏联已经准备要进攻关东军之后，曾经企图大量抽调在中国华南、华中的日军北上，但是沿路遭到了盟国空军的炸射，不但损失惨重，而且有（1但是如此一来，马歇尔与史迪威要控制中国军队指挥权的阴谋，以及需要苏联参战的计划，都无法实现了。）些部队根本动弹不得。没有多久，日本就无条件投降了。

　　在中国战区立下奇功的陈纳德，当然是日本与美国反华派军部的首号“战犯“，日本人想尽办法，都无法击落陈纳德，但是马歇尔最后终于办到了。由于陈纳德所指挥的中国战区空军，表现太为优异，马歇尔就不断对魏德迈施加全面的压力，要求一定撤换掉这个飞虎英雄。陈纳德眼见日军已经败退在即，为了避免魏德迈受到太大的留难，而影响到中国战区的局势，因此决定提前在一九四五年七月退休。

　　陈纳德是一位为中国战区出力最多的空军英雄，竟然无法分享抗日战争胜利的光荣，但是全体的中国军民，没有忘记陈纳德将军对于中国战区的重大贡献，成千成万的百姓以最高的热情欢送陈纳德离开重庆。无论是担任中国的空军顾问，还是飞虎队的领导人，或是十四航空队的指挥官，陈纳德代表的是人类正义以及军人勇气的真正力量，他那种近乎出生入死的付出，同时面对日军与美军上司的双重打击，尽量为中国战区做出无与伦比的贡献，真是历史上少有的传奇军人侠客。而他的空军战略作战观念，更是领先当代美国所有的高阶指挥官，成为空军战略发展的真正先驱者。

　　36.7　空战英雄永留青史

　　在整个中日战争的过程中，由于中国陆军的火力与机动力不足，因此只有极少的机会，在战场上直接击败日军。中国只能以无比的毅力，接受牺牲，但是绝不屈服的对抗下去。不过，在空军方面，却完全“爆出冷门“。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的空军，在中国空战战场上，常以数量与质量的劣势，赢得痛快干净的胜利。假如不是中国空军的力量不足，及美国在中国的空军受到盟国上级太多的制肘，而能够让这群捍卫自由与正义的猛鹰全力出击的话，

　　那么中日战争的战史，是可以有许多地方要改写了。千万不要以为空军在战争中，只是一个辅助的军种，事实上，假如战略运用得当，空军是在战争中，是一个具有决定性力量的军种。由于当时太多的将领不知道如何充分发挥空军的力量，才会使得空军成为一个辅助军种。

　　假如蒋介石能够有着超越时代的空军战略思想，以及进一步看穿盟国的策略与阴谋，英国与苏联不可能真心支持打通援助中国的陆上通路。

　　而不要一再陷入反攻缅甸争论的陷阱中，却将主要的谈判力量，直接用来争取罗斯福支持更多的空军战力，那么在一九四三年年中之前，中国战区能够拥有一千两百架以上战机的战力，以及直接掌握空军的后勤补给作业（其实只要停修史迪威公路的经费就够了），这样中国战区的战史，将会完全改写。这样战力提升一倍以上的空军，在陈纳德的全权指挥下，彻底扫荡日本在华中的空军；采取全面的封江作战，炸沉长江水系所有能够移动的船舶，布下无数的水雷阵；摧毁所有日军的补给中心与陆上交通线，全力攻击日军上海到汉口的长江运输通路，以及完全封锁与瘫痪汉口到宜昌的运输线。相信只要半年的时间，就可以彻底削弱日军在华中的战略据点力量，然后再配合中国陆军，集中兵力，开始围点打援、攻击宜昌与南昌等地，空军再以饱和攻击日军阵地相配合。这样后勤已经严重不足的日军，将会无法兼顾这些战略据点。但是日军又不可能接受皇军在中国战场败退的挫折，所以会拼命苦撑下去，甚至冒险发动反击，那么日本在中国战区的战力很快就会耗竭。然后中国再发动致命的总攻击，这样日本将会在华中战场将会遭到无法承担的重创。

　　只要中国战区出现重大胜利的结果，那么罗斯福就更愿意排除万难，投入更多空军，来支持中国。这时候再将目标指向缅甸西部，使用同样的空军战略，配合陆军的作战，全力打通与印度的联系，华军就可以获得美国支持中国陆军的装备；最后再打下湛江，河内，配合美军反攻菲律宾。这样中国军队可以得到美国更多的援助，也会出现比苏联、英国更佳的作战成绩，那么整个二次世界大战的远东战场，不但完全不一样，甚至不会有雅尔达密约的历史错误发生了。

　　无论如何，单以在空战战场的傲人战绩而言，中国极其有限的空军，表现出如此重大的战果，就足以让中国人扬眉吐气了。而美国的空军志愿队，更是展现空中游侠式的正义化身，给日本人的侵略凶焰吃足了苦头。在抗日战争的神州大地上，中国方面是少有战场的胜利，但是在宽阔的蓝天之上，中国与盟国的空军却少有战斗的败绩。中国人的优异战斗能力与潜能，就此表现无疑。空军健儿们，真是捍卫中华民族的先锋军！

　　附注：

　　[1] 但是如此一来，马歇尔与史迪威要控制中国军队指挥权的阴谋，以及需要苏联参战的计划，都无法实现了。

百城客

　　当然蒋介石在盟国集体出卖之下，被迫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固然是他个人在重大压力下所犯的错误，但这也是当时分裂与衰弱的中国，必然得到之历史悲剧结果。假如中国当时不是陷入国共内战的前夕，国力残破不堪，而无力应付国际强权的压力，蒋介石应该会有全力一搏的本钱与勇气。事实上，假如蒋介石不同意雅尔达密约，延安也会同意让苏联掌控中国所有战后利益的。更为现实的是，就算分裂与衰弱的中国，不接受雅尔达密约，苏联一样要侵略中国，不但夺走外蒙古，甚至还会加上东北。

　　一九四五年年初，英、美、苏三国领袖的雅尔达会议（Yalta Conference） ， 充分表达出国际社会中，最为残酷与现实的层面。虽然盟国曾发表大西洋宪章（Atlantic Charter,1941），强调世界的正义与民族自决的原则，是世界所有 “反法西斯盟国“共同遵奉的战争目标，但是盟国中的强权，不但仍然将自己国家的利益，放在所宣示理想的前面，甚至做出了出卖贡献最大的盟友的历史阴谋。雅尔达会议中，英、美、苏三国竟然“私下“划分了反法西斯阵营的战后势力支配版图：英法可以重回亚洲的殖民地，苏联则是大幅扩张，控制东欧国家以及进入东北亚。而最惨的是中国，名义上，中国为四强盟国之一，竟然却将在战胜之后，丧失更大的领土与主权，以满足同盟国强权的私利安排。

　　为了设法防止中国在战后的复兴与强大，西方的强权联手，阴谋陷害这个为抵抗日本侵略而尽力最多的国家，这就是国际政治的冷酷与现实。半世纪之前如此，如今仍然继续，未来也不会有多少的改变，因为这原本就是二十世纪国际强权对中国的共同策略。直到中国真地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之后，她才能得到真正和平与尊严的国际地位。一九四五年的二月，反法西斯的同盟国，在欧洲与亚洲的战场上，都已经可以说是胜利在望。特别是德国已经被迫在其本土作战，随时都会崩溃投降，只有日本仍然有顽抗的姿态，但是由于与南洋的通路已经遭到切断，日本的战力也到了强弩之末。因此如何处置即将战败的法西斯轴心国，以及如何规范战后的国际秩序架构与强权的利益，就成为英美苏三国领袖最为关心的议题。苏联的领袖斯大林元帅，于是出面邀约英美两国领袖于黑海滨的雅尔达举行会谈，这也就成为英美苏瓜分战后利益的强权领袖会议。

　　而唯一较有国际正义感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此时正在生命尽头的边缘，他的思考与记忆能力，事实上已无法负担高度斗智的地步。他心中所最为顾虑的事情，就是如何在减少美军伤亡的前提下，尽早结束对日本的作战，最好他还能够来得及亲睹大胜利的历史光荣。由于英苏两国的强烈杯葛，同时中国遭到日军一号作战的猛烈打击而元气更为大伤，加上中国内部又有重庆与延安近乎公开分裂的局势，所以中国没有“资格“出席这个支配战后世局架构的会议。其实雅尔达会议的议题与结论，只是延续一九四三年十二月，英美苏的德黑兰会议方向的 “必然结果“。

　　既然允许英帝国延续其殖民主义的利益，就不能阻止苏联扩大在欧亚形成一个新的赤色法西斯帝国。而美国一直是希望能够不惜任何代价来早日结束战争。

　　37.1 斯大林开始谋划夺取大战利益

　　在雅尔达会议中，主要的议题分别为，如何处置欧洲与亚洲的法西斯战败国，以及如何划分盟国的利益。而在战后如何处置德国，特别是划分欧洲势力版图的决定。由于美国罗斯福政府不顾苏联共产党要赤化世界与建立一个新霸权的事实，而拼命地将无以计数的军火、物资、与设备源源不绝输送给斯大林，所以当可以看出纳粹德国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时候，苏联的军力已由美国充实到足够独占与支配东欧国家的领土与命运而有余了。更近的原因，则是一九四三年英美苏三国领袖在德黑兰会议中，决定英美联军在法国开辟第二战线，让得到大量美援的苏联军队，单独席卷东线战场。到了一九四五年，英美两国在雅尔达会议中，只能追认这个已成必然的事实而已。

　　但是在讨论苏联对日本宣战的条件上，却是英美两国白白送给苏联的“礼物“，也给亚洲带来战乱的祸源。因为在整个二次世界大战的亚洲战场之中，苏联不但没有以盟国的身份，直接的参加对日作战，甚至还不准美国借道西伯利亚，空袭日本与援助中国，这哪里有盟国的立场可言？更别提苏联还在一九四二年策划暴动、占领中国新疆，这根本就是在乘火打劫。事实上，一个新的赤色法西斯苏联，已经开始在盟国阵营之中，利用反轴心国的战争，建立他自己的新帝国主义势力。

　　在二次大战中，苏联纯粹是因为被德国进攻，才参加反纳粹作战的，否则苏联绝对会坐山观虎斗，等着接收二次世界大战的渔利。当全球反法西斯阵营开始凝聚起来以后，苏联却单独提升与日本的关系，苏、日进入准盟国关系的蜜月时间，两国签署中立条约，而相互承认彼此所掠夺到手的中国领土：外蒙古与满洲国。苏联不准盟国使用苏联领土攻击日本或是借道援助中国，它这种对日本友好的立场与关系，实在不知要把苏联算成同盟国的一员，还是算成与日本结盟的国家？

　　但是，等到日军连续在太平洋战线惨败，其主力作战部队又都深陷在中国战区，日本本土已经被美国空军炸成一片焦土，南洋的战略运输已经完全中断，日军作战力量与意志趋于崩溃，正在到处张罗着投降条件的时候，苏联却开始狮子大张口，要求盟国给它“代价“ 而参战。这本是完全不合理的交易安排，那有反法西斯战争的盟国，还要先从盟国身上获取利益，好做为“参战“代价的做法。这等于是自比为强盗，受雇为参战的 “佣兵“ 一般，而非并肩作战的盟国。 但是英美两国的领袖，仍然任由斯大林予取予求，热烈要求苏联参战。斯大林一开始就露出 “佣兵“的面目，公开索取参战利益，一是向日本要求“归还“ 日俄战争的失地，这点还算勉强说得过去。二是索取涉及中国领土、主权的利益，这就完全成为 “赤色“的新法西斯主义的侵略了。中国是反法西斯的盟国，为苏联挡住了日本所有兵锋的力道，却竟然要丧失自己的领土与主权，沦为苏联参战勒索的代价，那还有什么国际正义可言？但是，不但苏联敢开口要中国付参战代价，连英美两国的领袖，竟然都为这个要求背书；罗斯福甚至还要担任对中国施压、强迫中国接受的角色。这种匪夷所思的行为，真是历史上最为荒谬的一刻。其实丘吉尔早就了解斯大林的野心，但是因为罗斯福极力希望提早结束战争，要想借用苏联强大的军力。所以丘吉尔明白，既然西方国家不能压制苏联力量的兴起，那么英国就要采取浑水摸鱼的策略，乐于让苏联扩张势力以牵制美国，特别是同时可以打击到中国、压制东方民族力量的兴起，如此一来英国在战后，就有机会重头收拾殖民帝国的亚洲霸业。缺乏历史深度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始终受希望“越早能结束对日战争越好“的观点支配，一方面是高估了日军的残留战力，一方面又有着相当天真的想法，认为假如能西方国家停止孤立苏联，把它带入世界级的大国的俱乐部之内，那么苏俄会对于未来的国际事务，采取更为合作的态度。因此英美两国的领袖就在雅尔达会议中，任由斯大林漫天要价，而完全忘记进行反法西斯作战的目的，就是实现大西洋宪章的精神，让全世界的各个民族与国家，都能拥有平等与正义的关系。

　　斯大林早就准备好苏联对日宣战的条件，就是要染指中国的利益。事实上，在日本败相毕露的情形下，不管英美是否答应斯大林的勒索条件，苏联都绝对会参加对日本的战争的。原因非常简单，苏联在对德国作战之中，已经成为一个全面军事动员的国家，拥有一支战力极强的美援军队，而且控制了东欧国家所有的利益，斯大林哪里会放弃在亚洲掠夺利益的机会。因为苏联只有通过对日本的“作战“，才能名正言顺地在亚洲进行扩张。因此英美两国若是能够看穿着点，根本就不必对斯大林的勒索，做出全面的让步，或是在苏联无理而且破坏国际正义的勒索中，成为苏联的帮凶。但是英美两国还是主动屈服于斯大林的压力之下其究竟的原因，必然是藉机利用苏联打击中国，防止她复兴与强大。

　　一九四五年二月三日，在英美之间的参谋首长联合会议中，丘吉尔对罗斯福注射了最后出卖中国的 “毒素“，丘氏仍然一再 “提醒“罗斯福说，虽然美国一直 “大量“援助蒋介石[3]，但是中国的作战表现是如此令盟国感到失望，因此在一九四五年年初的全球反法西斯的战争中，只有中国战区处在败退的状况。这是刺激美国决定接受苏俄勒索的一个主要关键所在。罗斯福终于悲观地认为，中国对提早结束对日本作战上，没有办法提供重要的贡献，美国只有寄望苏联的参战了。因而答应苏联开出来的“条件“，也是势在必行的了。

　　37.2　雅尔达密约决定出卖中国

　　二月四日，雅尔达会议正式开始，斯大林从头到尾主导了整个会议进行，英美两国领袖只是跟着 “红军的刺刀“划押而已，根本连讨价还价的余地都没出现。二月十一日，在斯大林的安排之下，英美苏三国领袖，除了同意战后对德国以及欧洲的瓜分处置之外，还签署了暂时不能对外公布的雅尔达密约。这一份盟国出卖中国领土与主权的历史文件，代表了“强权即公理“ 的国际现实，也是世界强权继八国联军之后，再一次对中国的蹂躏与欺凌。这份密约规定，苏联将在对德国作战结束的三个月内，参加对日的战争。苏联要求盟国接受它的参战条件，一、外蒙古维持现状，也就是承认苏联在一九二一年导演外蒙古独立，从中国领土中分裂的“事实“。二、恢复帝俄时代，俄国在中国东北所有的利益，即是苏联控制旅顺、大连两国不冻港，与穿越中国东北的中东与南满铁路。三、日本归还千岛群岛与库页岛南部给苏联。罗斯福则承诺，将由美国来设法迫使中国接受苏联的参战条件。

　　这份密约的最为可怕之处，就是英美苏三国，根本的不顾反法西斯战争的基本立场：

　　一、出卖中国（同为作战盟友）的领土与主权，将它送给在对日战争中，根本毫无贡献的苏联。

　　二、身为反日本法西斯盟国的中国，不但为了这场战争尽了最大的贡献与努力，但在战胜之后，却要丧失领土、主权。

　　三、中国一直坚持东北是其不可分割的领土，才对日抗战到底（蒋介石多次拒绝日本企图保留 “满洲国“的和谈条件），中国人所争得就是国家的尊严与主权的完整。如今英、美又要强迫中国在对日作战十四年后，把帝俄与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享有的一切特权再给苏俄。中国如果应该接受这样的屈辱，那她根本就不必牺牲一切来打抗日战争了。天底下哪有这种战胜国的下场？而中国之所以会遭到出卖，主要原因是，不但中国当时是一个弱国，也因为中国未来有可能成为强国。国际强权当然要设法利用中国因为抗战而拼得元气大伤、无力反抗的机会，赶快先把她压制下去再说。

　　中国在同盟国之中，得到援助的顺序永远是排在末尾，因此真正所得到的军援极少。但是中国为了反法西斯战争牺牲付出得太大，使得她成为一个被战火蹂躏、对外交通被封锁的弱国。而一个弱国是没有资格在国际强权的利益分配之中，有任何维护自己权益之机会的。不过矛盾的是，中国经过战争的洗礼，旧有的政治、军事、经济与社会结构，都有了极大的变化，假如中国从此同舟共济，团结复兴，那么中国将会成为亚洲影响力最大的国家。这样会严重的危及到苏联与英国的帝国主义利益，所以英苏两国当然要设法的打压中国。

　　斯大林在雅尔达会议中，可以说是大获全胜，苏联从战前被西方国家完全孤立的地位，到战后可以左右逢源，支配东欧与东亚的所有战略利益，成为战争最大的收益人。藉着反法西斯战争，苏联的国势的扩张，得到无法想象的大幅进展。英国为了维护自己残破的殖民帝国利益，而牺牲了国际正义；美国则是为了提早结束战争的眼前利益，而出卖了中国。但历史仍有公平的一面：英国只为其殖民帝国延长不到二十年的寿命；美国则为亚洲冷战的冲突，参加了韩战与越战，付出极高的生命与财产的代价；就连苏联也只是昌盛一时，在四十五年之后，整个赤色帝国土崩瓦解，人民现今过着乞讨国际社会援助的悲惨岁月。

　　37.3　美国铸成历史大错

　　雅尔达密约的签定，事实上，得助于美国国务院与军方单位里亲共势力的影响很大。国务院拒绝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参与其会，也未曾通知美军在太平洋的将领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与尼米兹（Chester Nimitz）。因此雅尔达密约邀请苏联参战，就等于是开出空白支票，做为给苏联在远东参战的代价（不过首先付帐的却是中国而非美国）。会后，美国总统罗斯福只通知国会，雅尔达对于欧洲部分的协议，而隐瞒了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代价的密约。当在一九四五年三月，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听到这份密约相关的传闻之时，曾经亲自晋见罗斯福求证。当时滨临死亡的罗斯福总统，竟已经“记不清楚“ 这份密约的主要内容与可能的影响，于是罗斯福将密约的备忘录，交给赫尔利大使研究。当赫尔利提出报告，力陈这份密约的不当之时，才让罗斯福感到大惊失色，而发现这份密约已经犯下大错。美国如何能够背弃大西洋宪章的原则与精神，充当苏联的“打手“，强迫中国接受有损领土与主权的侵略行为？假如苏联的野心更大，那么美国不是平白地将赤化亚洲的机会，奉送给苏联？

　　因此罗斯福要求赫尔利设法进行补救。赫氏奉命后，想先说服丘吉尔修改立场，希望英国能够放弃对香港的占领，以迫使苏联放弃控制旅顺、大连，但是被丘吉尔一口回绝。赫尔利在前往莫斯科途中，罗斯福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病故，由副总统杜鲁门继任。赫尔利见到了斯大林与苏外长莫洛托夫，他们一再向赫尔利保证，苏联纯粹是为了打击日本才会进兵中国东北，苏联绝对支持美国的对华政策，尊重蒋介石的领导，愿意帮助中国的统一与复兴。对日作战所要索取的代价，是要对苏联人民有个交代而已。

　　由于杜鲁门在继任总统之前，对于美国在发展核子武器或是雅尔达密约的签订，都是被排斥在决策圈外，所以他是完全不知情。因此赫尔利特别要求杜鲁门总统，能否重新考虑雅尔达密约，对于亚洲全局所造成的严重问题。因为这个密约，不但是影响战后东亚的国际战略平衡，更是会妨碍美、中的国家利益，同时更是违背了大西洋宪章与美国立国精神的做法。但是杜鲁门却非常坚持美国必须彻底执行雅尔达密约。

　　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八日，杜鲁门派出特使霍浦金斯（Harry Hopkins）访问莫斯科，商讨苏联对日作战的时间，以及探寻苏联对中国的政策。斯大林表示，只要中国同意与苏联依照雅尔达密约的原则，签订中苏的条约，苏联将在当年八月对日本宣战。斯大林并且特别重申，苏联绝对尊重中国在东北的主权，也愿意帮助中国的统一与复兴，它与中国共产党并无政治与军事的直接关连。

　　虽然根据斯大林的要求，美国政府要到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五日，才能正式通知蒋介石，有关雅尔达密约的内容。但是纸包不住火，谣言还是慢慢流传开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是在五月二十日，应蒋介石的要求，“私下“告知雅尔达密约的大概内容。当蒋介石知道中国要为苏联参战，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之后，可以说是痛心疾首已极，但是蒋介石却想不出破解之道，因为中国已经因为战争的摧残，到了无力再战的地步，更何况国、共的内战已经是呼之欲出了。

　　因此在当年的六月九日，蒋介石派行政院长宋子文在美国进行访问，在风声走漏的压力之下，杜鲁门也不得不向宋子文透露雅尔达密约的大概内容。宋子文对于这份密约，竟然是拿中国的领土与主权，做为苏联参加对日战争的代价，大感不满。无奈杜鲁门衷心耿耿地根据斯大林的要求，强迫蒋介石就范。

　　这时候英美苏三个 “盟国“联手，摆出比敌人还要可怕的态度，强迫中国必需接受雅尔达密约，否则中国自己接受一切的后果。当时的中国，事实上已经再度分裂为重庆与延安的两个政府，八年抗战造成国力的浩竭与人心的不安，都已经使得中国无法再经得起“三强联军“的孤立与围攻。同时国际强权正在进行各种介入中国内政分裂的活动，假如蒋介石所领导的重庆政府，不愿接受雅尔达密约，那么这些国际强权就会转向支持延安政府，而蒋介石只有派遣宋子文率领代表团，在六月三十日亲自到莫斯科与斯大林交涉。

　　37.4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斯大林对于侵略中国，早已有着极长的谋划，因此他对于宋子文一再宣称，苏联支持重庆政府与蒋介石政权，绝对尊重中国对于东北与新疆的主权，以及绝对不会干预中国内政的分裂4。斯大林解释，苏联之所以要求在东北的特权，完全是为了便利苏联协助中国共同防止日本军国主义的复兴，至于承认外蒙古独立，因为外蒙古早已脱离中国统治长达二十四年（更为正确的说法是，外蒙古已经成为苏联的傀儡二十四年），当时早已成为一个“独立“ 运作的国家，中国不应违背蒙古人民独立的 “意愿“与事实，因此目前中国所要做的，只不过是接受这个既成之事实而已。在中苏的交涉与谈判中，斯大林用尽各种软硬兼施的手法，迫使中国让步，否则就要中国承担所有盟国关系破裂的责任。这时候，苏联已将击败德国的百万精锐部队，开始大量的调往西伯利亚进行作战集结，这时根据美国军方的评估，无论中国是否屈服，与苏联签订城下之盟，苏联都绝对会派兵进入中国的东北与内蒙古，以抢夺在远东的战利品。而当时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没有足够的兵力，能在这个地区，阻止苏联军队的行动。因此美国力劝中国不如设法接受苏联的要求，这样至少可以限制苏联在中国境内的扩张与掠夺。

　　在这种情形之下，蒋介石终于决定，假如能够签订中苏和约，以换取中国的统一与建设，以及稳定中苏之间的持久的和平，那么中国可以接受斯大林的条件，斯大林非常大方的接受宋子文所提的和约条件，一、苏联保证东北的领土、主权与行政的完整。二、苏联保证不参予新疆的动乱，由中国自行解决。三、苏联只支持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并且提供中国统一与复兴的援助。而中国方面则愿意接受，外蒙古的人民以公民投票方式，解决脱离中国而独立的事实。

　　此时美国的原子弹已经试爆成功，美国军方对于苏联在东欧与德国那种跋扈的扩张行为，也深感警惕与不安，因此美国参谋首长会议主席李海上将（William Leathy），曾经建议杜鲁门总统，是否可以重新考虑要求苏联参战的立场。因为美国已经清楚知道，日本已经接近失去作战能力与意志的地（4请所有的中国人为斯大林这些“保证“，做历史的见证：斯大林遵守过那一点了？5在历史中，数不清的悲剧，都是独裁者假借民意所做得决定。千万不要以为，民意不会被操纵。）步了，同时日本正在慌乱地寻求苏联以及其它的中立国协助，向盟国进行投降的外交接触。苏联的参战，无关作战的结束，只是纯粹战利品的掠夺，并且会严重的影响到亚洲的战略均衡。

　　但是这个建议，“当然“遭到马歇尔与陆军部的强烈反对。中国是已经卖给苏联的战利品，绝对不能退货毁约了。在马歇尔的观点里，二次世界大战亚洲的战场战略，除了要击败日本之外，必须顺便要分化与削弱中国。因此杜鲁门仍然决定要给苏联这个历史性，免费的扩张机会。目的当然在打压中国在战后的复兴。

　　这里存在的一个历史问题是，假如蒋介石在一九四四年十月，同意交出中国军队指挥权给史迪威，六百万的中国军队都成为美军将领麾下的部队，那么美国还会同意苏联白捡这个历史的便宜吗？马歇尔是否会为了美国的利益，而放过在中国制造历史的悲剧？不过假如先前蒋介石向马歇尔屈服了，那么国民政府还能算是代表中国主权的政府吗？又有多少投靠美国的军人与政客会出来兴风作浪呢？

　　37.5　中、美、英发表波茨坦联合宣言

　　中美英三国在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在德国的波茨坦（Potsdan）,联合发表盟国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最后通牒。其中第八条 “重申开罗宣言的领土条款必须实现，日本的领土只限于九州、四国、本州、北海道，以及盟国所指定的岛屿“。苏联虽然也参加波茨坦会议，但是却在宣言上根本无法列名，因为当时苏联还是日本的友好邦交国家，既未与日本断交又未与日本宣战，所以没有地位与立场，来与盟国要求日本投降。斯大林参加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对盟国施压，要求大家联手逼迫中国承认雅尔达密约，好让苏联能够早些对日本宣战。

　　八月二日，杜鲁门离开欧洲返回美国，正式批准了美军对日本进行原子弹的攻击。八月六日，美军第一颗原子弹轰炸日本的广岛，造成日皇裕仁极大的惊恐，因此加强了日本政府投降的决心与行动。这时苏联知道日本投降在即，本来斯大林非常坚持中国必须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才能出兵攻击日本的关东军。但是，此刻苏联深怕假如日本在遭到原子弹攻击之后，会突然宣布投降，这样苏联就会师出无名，也就无法顺理成章地在远东抢夺战利品了。

　　所以苏联只有不顾还没有与中国达成协议的事实，就抢先八月八日夜间，下令苏联与外蒙古的军队，对日军发动三路总攻击，次日苏联与外蒙古才补行对日本宣战。当苏联向日本正式宣战的当天，美国的第二颗原子弹攻击了长崎，日本政府的抵抗意志也完全崩溃。（外蒙古的独立还没有获得正式承认的法律程序，就已经与苏联同步的对日本宣战了。）

　　这时日皇裕仁知道，投降的问题已经不能再拖下去了，虽然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中，对于是否接受 “无条件投降“的问题，仍是议而不决，由于日皇裕仁决定要尽快投降，最后只有由首相铃木贯太郎恭请日皇“圣断“。日皇裕仁裁示，在保留日皇体制的前提下，接受盟国招降的波茨坦宣言，这时已是八月十日的凌晨二时。于是日本政府在八月十日，正式委托中立国瑞士政府向盟国照会，日本愿在保留天皇体制下，同意接受盟国的波茨坦宣言。第二天美国代表盟国回复日本，以日本的天皇体制，也需听命盟国占领军的号令，而接受日本的投降，算是在无条件投降中留下一个弹性的空间。

　　这时候，日本接受投降的消息，已经在世界与中国各地传开了，日本的中国派遣军与南方军以及关东军，对于日本准备无条件投降，都采取强烈反对的态度，特别是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最为激烈，冈村宁次认为，日本仍有几百万军队，应该可以与盟国周旋，以获得较好一些的和平条件，而不能无条件投降。因此日本军部再度要求日皇考虑更改投降条件，但是日皇裕仁的抵抗意志早已崩溃，因此对于军部的反对，根本不加理会。八月十四日，由日皇正式要求政府完全投降的敕令程序，并且宣布在十五日，将会公开广播日皇裕仁的“终战“ 演说。也就在日本正式投降的同一天，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中国与苏联签下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是全世界绝无仅有丧权辱国的“友好同盟“条约，（还不如称为战败投降条约比较名符其实）。中国才在结束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同一天，又遭到苏联的正式侵略，身为盟国中国领土所受到的损失，比战败国日本的还要大得太多了。

　　37.6　苏联红军准备大举劫掠中国东北

　　事实上，苏联先在一九四五年的四月五日，宣布中止日苏中立条约，就已经开始将作战的物资，开始先行运到西伯利亚东部储存备用（当然大部分是美援物资），在五月初德国投降之时，苏联更是立刻将精锐的红军部队全数东调。到了七月份，整个西伯利亚铁路已经停止民间运输，完全专门运送军队与作战物资，前往中苏边界。这时苏联为了增加劫掠战利品的实力，竟然调动了一百五十万大军进入远东地区。斯大林动员如此庞大的兵力驻进远东，根本就摆出谁也不能阻拦红军前进的架势，难怪美国得到情报之后，马歇尔的结论是，不管中国是否接受雅尔达密约，苏联都要在远东进兵，除了使用原子弹之外，没有任何的力量可以阻止红军的行动。斯大林下令由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出任远东军总司令官，由马林诺夫斯基（R.Y.Malinovsky）出任进攻中国东北的总指挥官，苏联的军队准备在八月中旬以后，完成对日本关东军发动攻击的准备。这次苏联大军出击的行动，有着极为重大的多重历史意义，不单要为日俄战争的历史屈辱报仇，也是要完成俄罗斯两百年的宿愿，在远东抢到出海的不冻港。同时苏联更要在中国的东北，抢劫日本投资建设的大量战利品，作为资助中国共产党打内战与对抗国民政府的本钱。

　　斯大林知道，苏联要乘机劫掠远东的战后利益，就必需要有足够的实力才行，既然美国政府愿意出钱支助大部分的战费和装备，苏联当然乐意出力。同时苏联也与延安以及朝鲜半岛的共军联络，要求他们务必派出大量的部队，“协同“苏联军队进攻内蒙、东北与朝鲜半岛。苏联在一九四一年之后，“严格遵守“ 日苏中立条约（苏联从来没有如此认真的遵守过国际条约），不但没有与盟国同一战线，对日本发动攻击，甚至不准美国援中国抗日的物资，经过苏联领土，也不准美国利用西伯利亚做为攻击日本的基地，使得日本没有后顾之忧，得以在中国战场上，发动毁灭性的攻势。但是在日本已经开始进行投降程序，美国在日本投下原子弹之后，苏联的军队才姗姗来迟进入东北。与其说是对日本作战，不如说是来劫掠战利品，强夺中国的不冻港。

　　37.7　关东军最后不堪一击

　　由于关东军在整个中日战争之间，经过不断的被抽调支持各个战区作战，早已虚弱到只有少数象征性的野战部队驻守。最后因支持中国派遣军的一号作战，几乎将所有还有战力的部队，全都抽出，以支持日军在中国战场上的孤注一掷。虽然在一九四五年四月，日军大本营开始觉察到苏联有可能参战，因此在开始增强关东军的战力，但是此时的日本已经是没有人力与装备，再进行武装了。新增的部队，只是空有番号的“老百姓队伍“

　　而已，日本大本营只有下令中国派遣军调动部队北上支持关东军。一九四五年六月十四日，日本总参谋长梅津美治郎、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在大连召开军事会议，要求中国派遣军必须设法支持关东军备战。这时琉球决战已经在日军惨败之下结束，本土已经遭到美国海空军的直接攻击，日本帝国正面临全面崩溃的边缘。可是日军还有能力进行野战大兵团作战的部队主力，又全都摆在遥远的华南与华中地区，到了紧急的历史决战时刻，要想大量抽调北上，将会在整个运动的途中，遭到盟军猛烈的空中攻击。此时受过美式装备的华军部队，也开始部署，对后撤的日军进行反击作战，因此在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仍然希望在危急时刻，手上能够握有重兵，这样方便自己进行紧急状况的处置，因此并不愿意将日军大量调往东北。

　　在这些不利的情况下，只有少数的日军部队实际抵达关东军防区。更糟的是，日本对于苏联的实际参战行动，仍然有着不确定的判断，特别是日本正在“委托“ 苏联为日本投降之事，与盟国进行外交斡旋。因此斯大林应该知道，日本根本已经是投降在即，而没有继续作战的意愿，苏联何必参战？日本却不了解，它即将投降的决定，正是苏联必须立刻提前参战的原因，因为苏联的参战，绝非为了击败日本，而是为了抢夺它在远东的地缘、战略利益。因此日本越是濒临投降的时刻，苏联越要全力的参战。斯大林清楚知道，在美国投下原子弹后，日本立刻的反应是“加速投降的外交行动“，因为苏联正是日本投降洽商的中间人。因此斯大林知道不能再等了，而在八月七日立刻以加急的军令，要求苏联远东军司令官，立刻准备在八月八日的午夜之前，对日军发动攻击。虽然当时苏联部队与后勤的集结，尚未完全作好，所有的军队，奉命绝对必须在当天夜间，对日本关东军美国事实上也清楚这一个事实，因为日本政府与驻莫斯科、瑞士伯恩（Bern）大使馆的通讯密码已被美军解破，所以日本焦急地透过驻莫斯科、伯恩的使馆进行投降交涉的情形，都在美国掌握之中。）发动全线攻击。

　　接着在当天半夜十二时，斯大林紧急召见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W. Averell Harriman），斯大林表示，由于日军仍然准备顽抗美军，因此苏联决定立刻对日本宣战。（真是莫名其妙的做法，半夜十二点召见美国大使，只为了告诉美国这个老掉牙的情报判断。斯大林其实是担心，若是日本在第二天就自行宣布投降，苏联就没有漂亮借口来占领中国的东北了。）

　　苏联的红军，就在八日夜间十一时，不宣而战，对日本关东军发动了全线的攻势。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当时根本就没有想到苏联也会在日本已经同意投降的时刻，进行“偷袭“。苏军发起总攻击的当夜，山田乙三正在大连视察，并未在长春的司令部直接掌控战情，他在第二天赶到长春时，才了解苏联以绝对优势的军力与火力进攻的全面战况，关东军不但没有完成战备，苏军的攻势已经超出山田所能掌握与抵抗的范围了。

　　华西列夫斯基指挥精锐的红军部队，共有八十个战斗师，二万六千门大炮，五千五百辆坦克和五千三百架飞机，兵团分成三路进攻。其中左翼兵团，由中东铁路的南北两头的重镇，满洲里与绥芬河，同时在八日夜间发动闪电夹击。拥有重装备的红军装甲兵团，在突破日军防线之后，沿中东铁路南北同时疾进，两军在哈尔滨会师之后，立刻沿南满铁路向南切入，攻击长春的关东军司令部。

　　红军的中央兵团，则是由蒙古高原直扑热河，这路行动迅捷的机械化部队，每天前进作战的速度超过一百公里，在穿越热河的中部与南部之后，将主力指向东北的南部，向关东军司令部长春攻击，以南北合围关东军。而右翼兵团，则沿着库伦到张家口的公路，迂回攻击察哈尔，甚至企图进军北平与天津，准备攻到渤海海边，以打通与延安共军会师的交通路线。这个苏联大军全力出击的历史镜头，正是日本皇军创立者山县有朋所担心之恶梦的实现（也是日本参谋本部半世纪以来，准备终有一天要打得战争）。但是日本为了侵略中国，与发动太平洋战争，而掏空了日本所有的军力。如今日本关东军，落得只以空城来面对这个历史的决战。关东军的作战能力这时早已今非昔比了，而日本调入中国东北的援助部队，不但数量有限，又迟迟无法到达。这时关东军的每条防线，同时遭到红军的突破，因此只有企图大幅收缩战线，放弃北部平原地区，只图在东北南部的山地，进行抵抗。在苏联发动攻势之后，关东军司令部立刻就迁移到了靠近朝鲜的通化。因此拥有绝对优势火力的苏联红军，在关东军自动收缩战线的配合之下，进展速度更是惊人。当苏联军部迫进关东军南部防卫圈之时，日皇投降的诏令下达，关东军召开将领会议，虽然有些军官仍然主张拼死抵抗，但是山田乙三已经失去作战的意志，决定“承诏必仅“，下令关东军全体向苏联红军投降。苏联部队对于投降的关东军，一个不留，全都送到西伯利亚的集中营去劳动改造，与充当开发西伯利亚的苦工，结果有高达六成的被俘日军死在异域。一向飞扬跋扈、自视极高的关东军，其下场竟非战死疆场，而是成为俘虏，而遭凌虐至死。直到一九五○年，还活着的俘虏，才开始部分遣送回日本，直到一九七○年，最后一批九死一生的关东军战俘才归国。

　　虽然关东军决定停战投降，盟国总部也下令整个战区就地停战，但是苏联的红军却没有片刻的停留，大军依然按照作战命令而兼程疾进，以攻占所有的战略目标。特别是红军右翼兵团，一路猛攻日军在内蒙的阵地，打通张北而与中共共军会师。苏俄红军并且在攻占张家口的日军内蒙补给中心后，让共军林彪、聂荣臻以及贺龙的部队，得到了大量的补给与装备。而苏军中央兵团击破承德之后，也接应李运昌与林彪的共军部队进入东北。

　　本来红军还想攻过长城，直下北平与天津的，但是这时魏德迈已经感到局势失控，苏联根本不是来打日本人，而是来抢战利品的。因此立刻与蒋介石达成协议，一方面命令投降的日军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下令投降日军必要时与苏联红军不惜一战，以确保长城防线；一方面则由美国的陆战队，在渤海湾登陆，控制平津到山海关的战略要点，然后立刻空运国民政府的部队到平津接收，才阻止了苏联红军席卷整个华北的企图。

　　中国从关东军侵略东北，与日军作战了十四年，打得民穷财尽，耗竭了一切的国力，最后还要落得被盟国出卖的命运。而苏联只对日本 “作战“七天，就恢复帝俄时代所有在中国东北的帝国主义特权、夺走外蒙古，以及劫掠日本在中国东北二十亿美元以上的投资。当然苏联也抢夺东北中国人民的财产。六十万的关东军，只在象征性的抵抗下，就向苏联投降，斯大林的赌注可是下得快、狠、准，免费得到了巨大的战利品，而到今天还由中共与西方政府的主流历史，以各种荒谬的谎言为它的暴行粉刷、掩饰。对于攻占中国东北的苏军而言，丝毫没有把东北当成是盟邦的领土，也无视于中苏“友好“条约的约定，而是把东北当成战利品，苏联有计划的把东北所有的工厂与设备，以及所有有价值的对象，完全的劫掠一空，不能拆除带走的，也加以破坏烧毁。苏联红军在军纪的放纵之下，部队有如犯罪土匪集团，东北人民普遍觉得，苏联“盟军“ 比日本敌军还要可怕得太多了。

　　照理说苏联红军应该在日军缴械投降之后，依照中苏的相关协定，在三个月内撤出在东北的部队，但是事实上，苏联部队根本就没打算在抢光东北所有东西之前离开。中苏双方几经交涉，根本毫无结果，苏联红军自恃军力强大，华军拿它无可奈何，因此就能拖就拖。从一九四五年八月，一直赖到一九四六年的二月二十四日，最后连美国都加入施压，苏军才宣布撤军，大摇大摆的将所有劫掠的物资带走。苏联军队直到三月二十五日，才撤出哈尔滨，留下了满目疮痍、劫后的东北大地。（原本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唯一没有遭到战争严重破坏之处，只有富饶的东北地区了，同时日本人也有不少的投资建设，这是中国战后重建最关键、重要的工业基地。但是被苏联劫掠之后，不但赤地千里，中国战后复原的机会也付之一炬了。）

　　至于外蒙古独立问题，苏联迫不及待的立刻炮制了一个公民投票的 “活动“，结果当然是百分之九十九的蒙古人（这是非常 “正常“的结果，苏联政权七十五年，所有在苏联政府安排下的投票结果，都是百分之九十九支持莫斯科的立场），都赞成外蒙古独立。国民政府只有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此时国民政府还抱有一丝丝的希望，希望 “盟邦“苏联，能够因为得到抢劫战利品的饱足，能够暂时放过中国。雅尔达密约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可耻的一个条约，因为这个不公义的阴谋秘密协定，完全违背了参与反法西斯作战的二十六国所支持之大西洋宪章的精神，就是“没有经过参战国家人民的同意，不得变更国家固有的疆界“ 的明确主张。雅尔达密约清楚地表明，在国际社会中，强权的力量仍然大于正义，中国虽然为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极重要的贡献，但是由于本身的国力耗损最大，于是以弱国的身份，因而遭到盟国无情的践踏。

　　37.8　悲剧的发生与历史的代价

　　由于中国东北的资源丰富，以及战略地位重要，特别是旅顺是天然的不冻港，所以，蒋介石早就担心国际强权，会对中国东北采取不利的行动，而造成新危机的可能发生，所以在开罗会议中，两次向罗斯福总统提到有关渤海的战略地位，及中国愿意开放旅顺军港给美军使用，以免再有强权打这个港口的主意。可惜美国没有这种远略。丘吉尔虽然也看出斯大林的野心，但是由于罗斯福要把苏联当成平等伙伴来交往，因此不愿与英国一同合作，防止赤色法西斯的强权兴起。对缺乏历史深度的罗斯福而言，美国最高的战略方针，只是寻求眼前的解决方案，能够最快与最少损失的情况下，结束二次世界大战。他眼见苏联军力强大，因此就千方百计拉拢苏联参加对日战争。而英国也有其私心，希望能够设法破坏中国的统一与复兴，同时扩张苏联的权力，来压制美国的势力。当然还有要让苏联强占旅顺，英国才有理由继续强占香港。美国在欧战结束之时，也发现苏联在德国与东欧的扩张野心，美苏军方几度几乎要在欧洲发生冲突，造成美国总统杜鲁门对于苏联极大的不满。东欧各国沦为苏联的势力范围，是木已成舟难以挽回，但是美国应该可以及时在东亚，协助中国，来化解雅尔达密约所带来的东亚危机。假如美国政府当时能够及时醒悟，优先、迅速地加强对中国的军力与经济的援助，延后甚至不要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攻击（只要继续空中封锁日本就足够了），让日本能够将最后的力量，往北方收缩，也同步地将中国的力量往北方扩张。假如杜鲁门真的是一位有胆识与远见（当然他都不是）的总统，决心要扭转苏联势力的扩张，应该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下令美军停止进攻琉球群岛，而将太平洋美军主力部队，改在越南与华南之间登陆，与中国的反攻西南的部队会师。这样中美两军很轻易地就可以打通河内、湛江甚至广州、九龙的港口，建立中国华南直接的联络线，这个联络线的海运能量是驼峰空运的百倍以上，中国立刻就由海运得到大量的军事装备与补给，而让华军的战力迅速的增强。同时让重庆与日军的中国派遣军司令部联络（从一九四五年二月开始，南京与重庆之间的中国与日军，就有直接联络的电台），清楚告知日军，苏联的大军即将攻击关东军，假如中国东北与朝鲜半岛被苏联攻占，那么在中国境内的日军，根本就连困兽之斗都无法进行了。因此给他们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立刻将日本在中国战区的大军全部北调，与关东军联手，进行对苏联红军作战的准备，同时盟军飞机停止攻击在中国战区北调的日军。这样苏联的部队当然就要面对日军主力部队的抵抗，说不定苏联就会延后对日军的作战时间。

　　在肃清华南与华中后撤的日军阵地之后，中、美大军可以继续北上，直接攻到长城一带，这时苏联军队可能还没有参加对日作战，或是日苏才刚刚开始在进行苦战。这时美国可以公布准备要动用原子弹的最后通牒，日本在这种危机状况下，早已失去作战意志，投降是已经是必然的结果。这样中国有了强大的部队，直接可以越过长城，进入东北与内蒙古，那么赤色法西斯也就不可能强迫中国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更不会有日后中国内战、韩战与越战的重大牺牲了。在猛烈打击敌军、迅速结束日本抵抗、减少盟军伤亡的战略前提下，使用原子弹轰炸日本，应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作战决定。但若是从当时历史的全局眼光来衡量，杜鲁门决定使用核子武器轰炸日本，则是犯下政略的大错误。因为日本投降在即（杜鲁门等美国决策阶层已经知道这个事实），苏联准备大军掠夺中国，中国本身尚未完成胜利与接收的准备，美国投掷原子弹，只给苏联增加机会，与给中国产生混乱而已。并不是如通俗历史所说，原子弹是迫使日本决定投降的主要原因（日本已经决定投降，但是找到最糟糕的中间人，斯大林来传话）。

　　因为早在一九四四年八月，小矶国昭奉命组阁，日本已经有意以和谈方式解决二次世界大战。当时小矶集中力量，企图解决中国事变，但失败而下台。一九四五年四月，由铃木贯太郎出任日本首相，日本更是愿意以投降来结束战争。但是日本政府当时最大的错误，就是私下委托苏联来进行和谈斡旋，而给苏联获得内线消息。因此苏联以“参战“ 为名，进行掠夺东北亚的大计划。其实日本政府应该公开表达和谈立场，或是与瑞士、瑞典等国进行直接明确的投降接洽。而到了一九四五年六月，美国海空军开始接近日本本土，对它进行猛烈的攻击，已经使日军失去了有效抵抗的能力。所以当时美军的参谋首长李海上将，就反对美国使用核子武器，因为他认为，日本已经崩溃与就要投降了，没有理由要对日本投掷原子弹，而让美国留下历史的争议；李海也强烈反对把苏联引进远东战场，更不赞成美国应许苏联任何利益，徒然让苏联来中国与亚洲制造更大的问题。

　　何况，此时中国已将在缅甸作战的部队，全数调回中国战区，其它中国的部队也开始获得美军的大量援助与训练，作战能力正在快速的提升之中。因此美国政府应该能够记取欧洲赤色法西斯兴起的危机教训，而设法更为直接的告知日本政府原子弹实验成功的威力，同时加速在华南港口登陆，将巨量的作战物资，经由海港运送来支持中国的军队。只要中国能够得到大量的援助，不但会增加中国军队的战力，更为鼓舞中国全体军民的抗日士气，只要中国军队全力对日军发动攻击，美军继续轰炸日本，切断所有的交通路线，美国根本不需要对日本使用原子弹攻击，日本就已经决定投降。因此美军使用原子弹攻击日本，只为苏联减少参战的成本，增加参战的胜算而已，并没有缩减多少盟国战胜日本的时间与成本，但却让东亚成为红色法西斯掠夺与发展的历史悲剧成真。

　　当然蒋介石在盟国集团出卖之下，被迫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固然是他个人在重大压力下所犯的错误，但这也是当时分裂与衰弱的中国，必然得到之历史悲剧结果。假如中国当时不是陷入国共内战的前夕，国力残破不堪，而无力应付国际强权的压力，蒋介石应该会有全力一搏的本钱与勇气。事实上，假如蒋介石不同意雅尔达密约，延安也会同意让苏联掌控中国所有战后利益的。更为现实的是，就算分裂与衰弱的中国，不接受雅尔达密约，苏联一样要侵略中国，不但夺走外蒙古，甚至还会加上东北。在谈判中苏友好条约之时，蒋介石眼见当时的大局，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无论中国是否签约，苏联的军队都会侵入中国的东北、内蒙甚至华北，签约还有可以约束苏联的交涉机会，不签约只有面临一战。但是当时的中国已经面临全面崩溃的边缘，哪里还能在对外全面孤立，与内部分裂的状态下，再来承担与赤色法西斯决裂的压力？假如签约能够让中国享有统一与复兴的机会，那么十几二十年之后，中国富强了，中国所遭到的一切的不平等待遇，都可以纠正过来，因为在国际社会之中，有实力才是最重要的交涉基础。台湾是在马关条约中，正式的割让给日本，但是在中国战胜日本之后，还是一样的可以要回来。所以只要中国统一与强大，中国不怕外蒙古不归心，也不用担心大连旅顺要不回来。因此，蒋介石在万分无奈的状况下，接受了雅尔达密约。盟国就这样的出卖了中国，同时也伏下日本战后免受惩罚、迅速复兴的机会。在西方国家的战略架构下，雅尔达密约铸成了历史大错，苏联借口仅以七天的对日作战（不如说是参加劫掠），而将势力深入北太平洋，迫使美国需要全力稳住日本，以围堵苏联的扩张。

　　蒋介石面对盟国的狠毒，与苏联的凶残，所经历的煎熬与痛苦是无法形容的。而此时冈村宁次曾经与蒋介石联络，假如中国能够放过日本与日军，他愿意为蒋介石效力，率领日军对付赤色法西斯的侵略。虽然这个谋略蒋介石没有采纳，但是蒋也不能不对日本宽大，以留下必要时的“联日制苏“ 活棋。这就是为什么在开罗会议中，蒋介石曾经提出要战后日本以实物负责对中国进行战争赔偿的建议，但是在接受日本投降之后，却宣布“以德报怨“的政策。这种做法，不完全是基于宽大的道德情怀，更是有着非常严重的现实政治考虑因素。因为当时的中国，所面对的最大敌人，已经不是日本而是苏联。中国处在被盟国出卖，国土残破与新的内战危机状况下，蒋介石有必要留一手来对付险恶不测的局面，所以只有放过日本。中国与盟国终于战胜了日本法西斯政权，但是唯独中国，却要付上被苏联侵略的代价。中国这种轮番被侵略与出卖的悲痛历史事实，只说明了一件事，在人类的历史中，强权常越过正义的原则，而支配着弱国的命运。当时的中国，虽然是出力最大的战胜国，却在河山残破、国力耗竭、内部分裂的状态下[13]，因此成为被盟国欺凌的对象。

　　从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经验而言，盟国基于自身利益所做的残酷决定，甚至比敌人的侵略还要可怕。历史的结论是，日本曾经如此无理地侵略与大肆破坏、劫掠中国，结果战败的日本，不但没有付出任何的赔偿，反而还能得到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的琉球群岛[14]，做为日本发动侵略的“奖励“。而曾经为了与侵略者殊死缠斗而付出了最高代价的中国呢？却是外蒙古永久的丧失，东北主权、利益受到侵害，与中国百姓受到的蹂躏。历史的教训是，只要中国处在分裂与衰落的状况之下，不管她站在历史正义的那一边，不管她曾经为世界的自由与理想付出过多少的代价，只要中国人不够团结与强大，最终都是成为被侵略与出卖的对象，下场甚至要比战败的侵略者日本还要悲惨。

　　这也就是中国在近代历史中被出卖的悲剧命运之一。而这类极不公义的阴谋策略，仍有可能再度出现在未来的历史之中。在世界主流史观刻意扭曲雅尔达密约的实情的状况下，中国人绝对不能忘记这个惨痛的事实，更要从历史事件的教训中，看出历史挑战的轨迹，才能面对未来的考验。

　　附注：

　　[1] 中国无法拿出强权的实力，也就失去四强的平等地位，不管她对战胜日本的真正贡献是多么重要。

　　[2] 以历史的事实而论，苏联这个新赤色法西斯帝国，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对于人类所造成的灾祸，绝对远超过右翼法西斯国家。单是它对于中国领土的侵略，至少在三百万平方公里以上。

　　[3] 这是极大的政治谎言，事实上，中国最终实在得到的美国援助，只有五亿美元而已，这和英国得到巨额的三百亿美元，苏联得到一百亿美元的援助相比，根本是不成比例的，可惜的是，雄才盖世的罗斯福总统，一直到死都不知道中国战区的实情，还要依赖陈纳德少将的私人报告，才能知道一点真相。更糟的是，由于盟国根本没有全面反攻缅甸，打开援助中国的管道，因此当时中国还没有真正“得到“美国应许的美援。中国最需要援助的时候没能拿到，所造成的后果不是援助金额之多少可以显示出来的。

　　[4] 请所有的中国人为斯大林这些“保证“，做历史的见证：斯大林遵守过那一点了？

　　[5] 在历史中，数不清的悲剧，都是独裁者假借民意所做得决定。千万不要以为，民意不会被操纵。

　　[6] 美国事实上也清楚这一个事实，因为日本政府与驻莫斯科、瑞士伯恩（Bern）大使馆的通讯密码已被美军解破，所以日本焦急地透过驻莫斯科、伯恩的使馆进行投降交涉的情形，都在美国掌握之中。

　　[7] 在此更可以看出，现代化的作战，与军队的装备、训练、后勤，有多重要的关系了。一向以精锐著称的关东军在抽空之后，也一样不堪一击。因此华军这么长期的艰苦抗战，更是一个只有中国人才做得到的作战任务。

　　[8] 这是关东军第一次真正没有讨价还价，或是阳奉阴违敕令。整个日本侵略的战祸，就是由于关东军自行其事，不肯听命令所引爆的。过去关东军一直是日军中自视最高，与自认是决战干城的部队，一向不把诏命放在眼里。但是最后面临历史决战的时刻，却决定“承诏必谨“了。

　　[9] 单是红军在长春日本人集中地区，对于日本侨民的奸杀凌虐，就高达万人，由于红军根本不分青红皂白地对任何妇女施暴，造成东北人民为了自保，部分妇女甚至将头发剃光，穿上男装，不敢外出。情形比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还能大体约束其部队的暴力行为，简直是有天渊之别。

　　[10]只要看延安的八路军如何密切配合红军的行动，尾随红军接收东北，就知道雅尔达密约对共军发展的重要性了。

　　[11]魏德迈回忆，当美国大使赫尔利向蒋介石说明雅尔达密约出卖中国的真相的时候，他永远无法忘记蒋介石的反应。

　　[12]或许这也是斯大林最后会同意从东北撤退的一个顾虑因素？后来冈村宁次等日军将领，曾经担任蒋介石的高级军事顾问。

　　[13]“不幸“的是，中国却又同时是一个非常拥有发展潜力的国家。

　　[14]美国又擅自作主，在一九七二年将琉球群岛“还给“了前侵略者日本，这完全违背了同盟国在开罗会议的决定。

百城客

　　时间：一九四五年八月到现在

　　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上午九时，中国与日本之间百年的历史恩怨与冲突、长达十四年的战争对抗、以及八年的全面作战，都终于达到了一个全面清算的历史时刻。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正式代表所有一百二十六万在中国战区与越南的日本军队，在南京的中央军校大礼堂，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正式投降，所有日本从甲午战争起所侵略的中国领土，全部无条件的归还，以及日本所有向中国取得的特权，全部放弃，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为伟大与荣耀的一刻，中、日长达十四年的战争，以及中国受到日本屈辱五十年的历史，加上无数中国人所有的血泪，都在这一刻得到胜利与光荣。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中午十二时正，日皇裕仁以事先的录音带，透过电台的广播，亲自向日本与全世界公开发表「终战」演说[1]，当天所有在的日本本土与海外军民，都要肃立恭听裕仁的「圣断」。在这篇演说中，日皇裕仁亲口宣布，日本政府与日军大本营决定，接受波兹坦宣言，全体日本军民都必须遵守这个圣断。

　　在日皇裕仁广播完毕之后，日本全国上下，都立刻陷入一片的惊恐与迷惘情绪之中，这是日本开国二千六百年以来，第一次正式向外国投降，也是外国部队将第一次占领日本的本土，对一向封闭孤立与自卑感极重的日本人而言，真是面临千年未有之奇变，但是日本政府与人民，已经清楚的知道，日本实在是没有力量再负担战争的损失与消耗了，日本只有投降的选择。

　　虽然日本的军方，仍然有人感到无法接受，这个无条件投降的事实，特别是在海外战场的日军，曾经有极强的反弹意见。其中，又以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态度最为激烈，因为当时日本的中国派遣军的军力最强，所以反弹的声浪也最高，不过在日本本土的军民，则是绝大多数同意日皇的投降选择，因为他们实在是撑不下去了。为了疏导日本海外军队的反弹情绪，日皇裕仁特别派遣三位亲王，带着日皇投降的诏书，前往关东军、中国派遣军与南方军司令部，进行投降诏命的宣达。

　　38.1　日本在华驻军正式向中国投降

　　日本政府先在八月十四日，完成接受盟国招降文件的正式签署之后，铃木内阁就在第二天宣布总辞，改由东久弥宫亲王，组成善后内阁。而日本的近卫师团部分军人，企图发动政变，以阻止日皇宣布投降的演说，但是终于却无法挽回日本决定投降的大局，当天夜晚日本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切腹自杀，日本的军方最高位阶将领杉山元、焌六联名发出命令，要求海内外所有日军「奉诏唯谨」，同时日本的军部则立刻出现一片的火海，日军开始大量的焚烧所有的作战机密资料，以防这些资料会成为未来战犯审判的罪证。（这也就是在东京大审之中，一些关键的罪证，缺乏直接的文件资料作证的原因）。

　　中国的军民，开始在八月十日的当天，陷入了狂喜之中，庆祝战争即将结束，同时中国因战胜日本而跻身为世界四强之一。这时只有蒋介石等少数中国决策人士知道，日本是投降了，但是中国的领土与主权，正面临另外一次的侵略，这回却是来自盟国动的手脚。

　　在中国与盟国方面，事实上早在八月十日，就已经知道日本透过瑞士提出的投降文书，也同意美英等国政府在十二日回复日本投降的立场，中国的军民，开始在八月十日的当天，陷入了狂喜之中，庆祝战争即将结束，同时中国因战胜日本而跻身为世界四强之一。

　　蒋介石是在八月十五日的下午，正式响应当天中午日皇裕仁的投降广播，在重庆的电台，发表了「以德报怨」的演说，而代表中国政府接受日本投降。这时只有蒋介石等少数中国决策人士知道，日本是投降了，但是中国的领土与主权，却正面临另外一次的侵略，这回是来自盟国动的手脚，蒋介石是在无可选择的状况下，只有轻轻的放过对日本的追究，因为在必要的时候，中国甚至可能需要与日本合作，共同对抗赤色法西斯苏联的侵略。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政府正式完成了无条件投降的法定程序，所有的政府阁员都在投降诏书上签字。但是也就在同一天，中国代表团在莫斯科，由外交部长王士杰代表中国政府，与苏联签下了丧权辱国与后患无穷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一个最新的否定中国领土与主权完整的不平等条约，就烙在中国人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上。这代表着，抗日战争并非中国对抗侵略者的全部历史，有意侵略中国的国际强权，还是没有放过中国。

　　事实上，正当日军接到投降指令，停止一切的军事敌对行动之同时，苏联的军队，也正在中国的东北、内蒙古，继续加速的进行作战行动，中国东北的人民，照样成为苏联红军烧杀掠夺的对象之一，这对于中国而言，是战争结束？还是战争开始？

　　苏联首先在一九二一年侵略中国的外蒙古，日本跟着在一九三一年侵略中国东北，日本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投降，苏联却在八月八日，进军中国的东北与内蒙古，这就是盟国出卖与中国内战的历史悲剧开始。

　　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上午九时，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在南京的中央军校大礼堂，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正式投降，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为伟大与荣耀的一刻，中、日长达十四年的战争，以及中国受到日本屈辱五十年的历史，加上无数中国人所有的血泪，都在这一刻得到胜利与光荣。

　　在日皇正式宣布投降之后，盟国宣布由太平洋盟军总司令官麦克阿瑟上将，负责整个日本的投降事宜，而在接洽之后，一九四五年的八月二十七日，美国海军第三舰队，终于正式进入日本的东京湾，美军开始进驻日本的本土，第二天，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率领部属到达日本的厚木空军基地，接着盟国代表与美军也陆续的驻进日本本土，对日本实施占领，而日本也正式的亡国。

　　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日本政府代表外相重光葵、日军大本营代表总参谋长梅津美治郎大将，在东京湾的美国主力舰密苏里号上，正式向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上将，美国代表尼米兹上将、中国代表徐永昌上将等盟国将领投降，而签下日本投降的历史文件。麦克阿瑟根据这份文件，获得全权支配日本军政的权力，麦克阿瑟下令所有在中国战区的日军，全部向蒋介石所指定代表正式投降。因此蒋介石下令，正式将日本正式投降的日子，九月三日，订为中国军人节，以表彰中国军人在抗日战争中的牺牲，世世代代做为中国军人的纪念[2]。

　　这时候，中国战区的司令长官蒋介石，根据盟军最高统帅部的指令，要求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派遣代表向中国接洽投降，蒋介石同时划分中国与越南为十五个受降区，要求各地的日军，设法在受降区集中，向指定的中国指挥官投降。这又引起了延安八路军总部的严重抗议与杯葛，八路军要求日军直接向他们投降，以方便接收日军的军火与物资，同时控制主要的战略据点，蒋介石拒绝同意延安的要求，于是日军还没有正式的缴械，国共新的的战争冲突，就开始在中国各地点燃了。

　　在抗战胜利之时的华北一带，八路军已经成为当地最大的军事力量集团，而国民政府的部队，则多数集中在中国的西部与西南部，因此要赶到华东与华北各地，接受日军的投降，实在是距离遥远与补给困难，只有全靠美国以空运方式，让重庆指派的代表与军队，到达华北与华东各地日军集结区，完成日军受降的仪式。但是在华北大部分地区，国民政府的部队并未控制城市之外的乡区，这些地区的秩序混乱，出现权力交接真空的混乱与掠夺，而组织严密，行动迅速的八路军，就很快的利用这个机会，完整的掌握了地盘与人心。为国共战争夺到了致胜的先机。

　　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上午九时，中国与日本之间百年的历史恩怨与冲突、长达十四年的战争对抗、以及八年的全面作战，都终于达到了一个全面清算的历史时刻。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正式代表所有一百二十六万在中国战区与越南的日本军队，在南京的中央军校大礼堂，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正式投降，所有日本从甲午战争起所侵略的中国领土，全部无条件的归还，以及日本所有向中国取得的特权，全部放弃，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为伟大与荣耀的一刻，中日长达十四年的战争，以及中国受到日本屈辱五十年的历史，加上无数中国人所有的血泪，都在这一刻得到胜利与光荣[3]。

　　但是这个突如其来光荣的背后，却掩不住中国面对历史突然发生巨变的无奈，当时中国根本没有任何的准备，来面对日本突然投降所产生的「变局」，所以在日本宣布投降之后，国民政府立刻陷入手忙脚乱的冲击之中，因为中国无法在国力近乎耗竭，政策毫无准备，又有极大的内哄的状况下，要在短促的时间之内，同时要面对苏联与盟国既凶又狠的阴谋，以及进行日本占领区的接收、整理与再造。而中国饱受破坏的残破山河如何重建？

　　所有变节降日的汉奸如何处理？六十多万的伪政府军队如何改编？如何收编几百万的拥枪自重的「游击队」？如何安置几千万流离失所的民众？

　　如何让重庆与延安两个敌对政府达成合作的协议？这些难题之大与工作之沉重，实在远远超过当时刚从九死一生的危局之中获得喘息的中国政府，所能处理的。

　　38.2　河山残破中国再遭出卖

　　不过，中国政府根本没有时间去规画与运作，抗日胜利就突如其来的冲击到中国整个的布局，这个胜利同时代表着中国要面对新的外来侵略压力，以及解决国内全面内战的冲突。特别在抗日战争中，中国的境内遭到空前严重的破坏，人民更是受到劫掠与战火摧残的损失，中国是否应该要求日本政府负担应有的战争赔偿？

　　而当时中国内部的状况，岂只百废待兴而已：军队需要调动接防，以平息社会交接的政治不安，离乡背井的民众需要赶回家乡，尽快的团聚家人与重建家园，以及各种的工商农业生产都需要运输调节，但是当时一切的交通，都以「限时专送」运送日本军民回国为第一优先。

　　虽然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中，明确的提出，在战胜之后，中国将会以实物赔偿为原则，要求日本必须付出侵略中国应有的代价，这点是得到盟国领袖的支持，但是蒋介石却在宣布胜利的的广播演说中，主动的放弃了这个权力，蒋介石公开发表的理由是，中国应该抱持「以德报怨」崇高的大国道德理想，其实蒋介石不能对外宣布的理由是，为了对付盟国的压力，中国在必要时，可能要以日军做为挽救政治局势恶化的筹码之一。

　　当时近乎全面残破的中国，已经再度遭到苏联的侵略与威胁，加上英国殖民主义继续的明争暗斗，同时中国无可避免的，将要陷入全面的内战之中，因此蒋介石认为，需要给国民政府留下余地，以在必要时，可以利用日本做为对抗赤色法西斯的战略棋子。（当时日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就已经看出这个局势的变化，所以他曾经向蒋介石派遣受降的先遣代表冷欣中将提议，在中国战区的投降日军，不缴械，以协助蒋介石与苏联及共军作战，这个建议蒋介石最后并没有接受，但是却给冈村宁次在战犯审判中，留下生机的伏笔。这可以对比最新公开的密件，丘吉尔曾经企图武装投降的德军与苏联红军作战的构想，几乎一致。）当时战胜的中国，真的处在如此抉择的困境之中，中国不能合理的要求敌人赔偿，因为中国已经面临来自「盟国」的侵略与出卖的阴谋。

　　这时美国才感觉到苏联全面扩张的压力，赤色法西斯正在欧亚两洲全速的扩展之中，民主资本主义国家阵营，开始受到安全的威胁。因此美国立刻摆出一付日本保护国的架势，准备先全面的稳住日本，以抵抗苏联在太平洋的扩张，美国要求中国立刻以第一优先的方式，将所有在中国战区投降的日军与日本侨民，可以携带个人财产，并且以最快的速度，运送回日本，以充实日本空虚的国力。非常令人感到不解的是，这种优先运送日本军民回国的政策，竟然是运用美国援助中国的美援「拨款」项目支用，总数高达三亿三千万美元（美国整个二次世界大战中，对中国的全部军事援助，帐面统计也只有十亿美元而已，其中的三分之一，竟然是用在加速与优待遣送日本军民，帐却记在援华的项目中）。

　　而当时中国内部的状况，岂只百废待兴而已：军队需要调动接防，以平息社会交接的政治不安，离乡背井的民众需要赶回家乡，尽快的团聚家人与重建家园，以及各种的工商农业生产都需要运输调节，但是当时一切的交通，都以「限时专送」运送日本军民回国为第一优先。结果是投降的日本军民还有钱可带回国，有优先使用车船的权利，战胜的中国军民，在战后一贫如洗，行政、治安与交通系统全面瘫痪，中国的复员与重建工作，真是举步为艰，中国境内到处可以说是灾民遍野，看到这种景象，实在有点不知谁是战胜国？谁又是战败国[4]？

　　38.3　日本受到美国的特别优待

　　同时为了稳住日本的政局，美国政府也对处理日本战犯，采取「空前宽大」的态度，不但保留了日皇的制度，对于特别是有日本的皇族成员的战犯，几乎全都无罪开释，总计盟国在东京起诉二十八位甲级战犯，除了三人畏罪自杀之外，二十五人全部宣判有罪，七人死刑、十六人无期徒刑，一人二十年有期徒刑，一人七年有期徒刑。另外在盟国各地总共起诉五四一六个战犯，九三七人被判死刑。

　　日本在中国的失败，是战略与政略的基本失败。在全面的总体战争而言，战略与政略的失败才是根本的失败，战场上的胜负只是外表的过程而已占领日本的盟国最高当局下令，日军大本营被彻底的解散，皇军也成为历史的名词，由盟军统帅麦克阿瑟为首的占领军，为日本设计一套非战宪法，保留日皇体制（这是蒋介石为日本力争的结果），但采取文人的责任内阁制，美国给予日本大量的经济援助以及国防保护，使得日本迅速的从战后的废墟中复兴，成为美军在西太平洋的战略后勤基地。尤有甚者，美国在一九七二年，又擅自将所托管的琉球群岛「交给」日本，日本俨然成为美国在冷战时期的太平洋最为重要的战略伙伴。

　　而日本对于战败的认知与反省，一直存在着极大的民族集体自卑感的心理抗拒。因为日本立国二千六百年，第一次向外国投降，日本人民而今无法完全接受这个事实，深恐自己有历史自卑感的民族自信心崩溃。所以日本人自欺的认为，他只是被世界第一超级强国美国，加上人类无法抗拒的原子弹所击败，日本人心理最不能接受的，就是日本其实是在战略上被中国打败的事实。（这就是日军烈士遗族岩里政男（又名李登辉）一再强调，日本人万不能向中国认错道歉，而使日本人失去了民族自信心的原因。）由于日本人认为，在战争结束前夕，日军在中国战场上，尚未遭到致命的战败打击，所以当然不肯承认自己被中国打败。事实上，日本在中国的失败，是战略与政略的基本失败，在全面的总体战争而言，战略与政略的失败才是根本的失败，战场上的胜负只是外表的过程而已（假如不是苏联与英国对中国一直采取排斥的战略，切断援助中国的通路，而能让中国公平的得到美国的军援，那么中国军队当然是可以在中国战区的战场上，痛击日军的）。但是不知日本人是避重就轻，还是民族的智能有问题，竟然坚持，日本的失败根源，只是一连串战场上的失利，而非战略根本的失败，所以日本是被美军打败，而非被中国打败，因此日本不肯向中国真正的认错道歉，是反应心理上不能向中国服输的想法，日本人仍然「误以为」日军在中国战场上没有输，中国人其实打不过日本人（日本人有没有看到韩战，中国军曾经力战联合国二十六国联军，击败美国的第八与第十军的战绩），所以中日之间的问题，就存在着这个不正确的心理障碍，在现在与未来，仍然潜伏着引爆中日之间摩擦与冲突的可能性。

　　38.4　和约里的陷阱与阴谋

　　当然盟国对于出卖中国的戏码，并未落幕，由于国共战争出现急转直下的变化，国民政府全面在大陆败退至台湾，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政府，很快的因为支持北韩的南侵作战，而与美国等西方国家集团，爆发战况惨烈的韩战，这正是日本在战败之后复兴的历史契机，因为美国终于知道，自己在雅尔塔会议上，所犯下的历史错误（特别是马歇尔在韩战时就应该知道，出卖中国要让美国子弟付出的代价有多大），所以美国急迫需要一个稳定的日本，做为自己控制东北亚战略地缘的基地，因此美国立刻提议，与日本签定和约，以结束对日本的占领。

　　问题是，此时中国因为国共内战，而分裂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几乎控制整个中国的疆土与人民，因此它已经成为代表中国的继承政府，应该可以代表中国参加对日和约；否则因为而与盟国并肩作战，共同发表联合国宣言、四强宣言、开罗会议、波兹坦宣言，以及正式与盟国一起在日本降书上签字的，都是中华民国政府，所以若由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参加对日和约也说得过去。

　　日本投降的基础文件，就是清楚记载日本接受波兹坦宣言，所以有关台湾主权归给中国，原本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此时由于有了两个中国的政府，所以盟国有意在中国缺席的旧金山和约中，留下了台湾「主权」归属不明的模糊空间，给台海分裂的台独势力，找到一个否定台澎原属中国的借口。

　　但是当时英美法等西方国家，已经感到共产主义阵营的扩张压力，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又在朝鲜半岛与英美法等国交战，所以西方盟国的阵营，不愿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签署对日本和约。同时盟国借口，只拥有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代表性不足，因此在英国的策动之下，盟国也排斥中华民国参与对日和约的签订。结果盟国达成了一项带有阴谋的政治交易安排，就是两岸政府，都不能参加旧金山对日和约的签字。

　　而结束中日战争状态的条约，改由东京与台北进行双边条约的安排。西方盟国的这项安排，受到苏联与东欧集团的反对，所以他们也没有与日本签订和约。

　　而在一九五一年的旧金山和约上，对于日本领土的规定，就出现了可怕的政治阴谋安排，因为在旧金山条约内，乘着中国的缺席，「故意」的明文规定，日本放弃台湾、澎湖、南沙与西沙群岛的主权，但是却没有说明这些领土的主权，在日本放弃之后，应该归属于那个国家。这是西方盟国分裂中国阴谋策略的伏笔，但却在严格的法理上没有任何基础。

　　因为依照开罗宣言，明白指出这些领土是必须在战后归还中华民国的（另外开罗宣言还明列东北四省主权属于中国，与列出日本凭暴力侵略的地方，其中包括琉球群岛等地）。开罗宣言的领土主张，又被波兹坦宣言（Potsdam Declaration）所肯定；在波兹坦宣言的第八条中，重申开罗宣言的领土主张，必须实现。日本投降的基础文件，就是清楚记载日本接受波兹坦宣言，所以有关台湾主权归给中国，原本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此时由于有了两个中国的政府，所以盟国有意在中国缺席的旧金山和约中，留下了台湾「主权」归属不明的模糊空间，给台海分裂的台独势力，找到一个否定台澎原属中国的借口。

　　事实上，两岸的政府既然都没有参加旧金山对日本和约的签字，当然不能拿旧金山和约，当成中日两国的法律文件。而在一九五二年，台北与东京完成「中日和约」，这时候退到台湾的中华民国，已经没有任何的实力，要求日本正式的赔偿与道歉，但是蒋介石仍然设法在领土与主权的问题上，弥补旧金山和约的漏洞。

　　可是，日本这时已经非常清楚的知道，它已有「敌人」美国做为靠山，台湾却要看「盟友」美国脸色（看起来，做美国的敌人真好，做美国的盟国可要小心了），所以在签订中日和约的谈判上，日本已经摆出一付无赖的嘴脸，事事都要占了便宜还卖乖，特别是在台湾主权的问题上，日本谈判代表河田烈一直拿旧金山和约内容，做为搪塞，同时态度之恶劣，好象日本是战胜国的样子。

　　不过，在蒋介石的力争之下，日本还是稍为做了一些妥协，在和约的第四条与第五条规定「将中日两国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以前，所缔结的一切条约、专约与协议，均因战争结果而归无效」，也就是包括割让台湾的马关条约在内（其实也包括放弃琉球的天津条约）。另外在中日和约第十条，清楚的记载「台湾、澎湖的人民与法人，全是中华民国的人民与法人」。假如台澎的主权不属于中国，那么台澎的人民与法人，如何能够自动的成为中国的人民与法人，日本又如何能与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签定中日的和约？

　　因此在旧金山和约中，所谓的台湾主权未定，在中日双边的条约中，已经加以补正。何况以历史事实而言，台湾由中华民国政府正式合法接收，所有的台湾人民，都依法恢复中华民国公民身分[5]。

　　此外，台湾依中华民国法律正当治理，台湾人民依中华民国法律所选出的民意代表，依法在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与中国各省代表一样的行使政治权力（包括一九四六年的南京制宪与行宪，以及一九四七年选举总统）。所以台湾的主权自然属于中国，这是完全没有疑问的。

　　在一九七八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也完成了另外一份的中日和平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同样的放弃对日本的赔偿与道歉要求，而在台澎的领土主权上，和约第二条载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与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守波兹坦宣言第八条的立场」，因此日本在这份和约上，也正式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样来自重庆与延安的两个抗日政府，终于分别在法律上，先后以中华民国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义，与日本签订和约，而正式结束了中日之间的战争状态。

　　但是在日本人民族自卑感的深处，日本人却没有认输，也没有悔过，更谈不上道歉与赔偿，日本在国际强权的暗中支持下，设法否定侵略中国的真相，所以中日之间的关系，仍然充满着可以产生冲突的因素。在法律上，中日之间是完成了结束战争状态，但是离真正的和平交往，仍然有着很多的问题存在。

　　38.5　没有完全落幕的历史悲剧

　　回顾整个抗日战争的历史，的确是一个历史的悲剧与浩劫，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这场历史的决战原是可以加以避免的，因为中国与日本之间的长期历史，原本并无历史的世仇大恨，当时又无绝对的利益冲突。在中国方面，既无能力招惹日本，也很希望能够与日本合作，以发展经济，共同对抗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日本当时所迫切需要的，一是中国广大的资源与市场，以支持日本工业化的发展，二是需要中国协助抵抗苏联与国际共产主义对日本的战略压力，这两点在当时都是中国愿意提供合作的地方，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工业化，需要日本的参予，中国抵抗苏联的侵略，也要日本的后援。中日两个东方民族国家的合作亲善，原是互补互利的。

　　但是，日本这个极度缺乏历史安全感的海岛民族，对于力量有着高度的崇拜，在二十世纪初年，由于当时中国处于分裂与衰弱的历史时期，因此，中国对于日本一再的侵略，在国力落后的状态下，一直抱着「以和为贵」的立场，对于日本的侵略与欺凌是百般的忍让，结果反而激起日本这种吃硬不吃软民族的侵略凶性，在日军少壮派军官的误导与把持之下，对中国进行永无止境的分割与蚕食。

　　反观日本念兹在兹的「敌人」苏联，原是日本皇军创始者山县有朋一再担心的皇军「终极决战者」，日军参谋本部更是将苏联当成建军备战的假想敌，但是在斯大林一再展现硬碰硬的作风之下，日军竟然不敢冒然的对苏联采取断然的行动，甚至不敢利用德苏战争初期，苏联红军全面大败的历史良机，对苏联作战，反而选择中国与美国进行作战，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与美国，都希望能够以和谈与退让的方式，换取避免爆发战争的机会，结果反而被日本误解为示弱，最后彼此之间的战争反而不能避免。

　　九一八事变对于中日两国政府而言，多少算是事出突然的意外，当时的中国与日本政府，对于关东军的谋画，全都应对失误，加上斯大林手法的高超，故意因势利导的扩大中日冲突，才会造成这个事件成为中日历史决战悲剧的起源，中国的不抵抗政策，刚好给关东军的冒险出击，提供一个致命的诱惑，日本政府模糊软弱的不扩大方针，更让关东军敢于突破政府的约束。

　　若以战力而论，日本若是在正确的战略指导下，全力的投入作战，日本是可以在战场上击败中国的，但是日本始终没有进行这样全力一掷的总攻击，日本一再的认为中国即将崩溃与投降，结果让中国竟然能够撑到最后一刻，而终于拖垮日本。

　　假如当时中国在东北布置了全面的就地反击准备，日本政府又能断然的处置关东军抗命的行为，那么九一八事变，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了。当然，假如斯大林拿出行动的决心，坚决的要保护苏联在北满的利益，日本政府势必只有对关东军的行动，做出断然的处置，那么关东军也就没有办法在日后，逐步将日本卷入战争漩涡的机会。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泡制了满洲国，扩大对中国领土与主权的侵略，这个侵略，刺激了中国的民族主义复兴，中国开始凝聚力量，准备抗日，而由七七卢沟桥事变引爆中日全面的战争，可以说是有些意外与突然，对于中国而言，被迫在一九三七年抗日，实在是早了三年以上，但是当时局势变化到，连蒋介石也压不住要求决战的民意压力，日本军方的扩大派，更是以为这是彻底解决中国问题的历史良机，结果成为日本无法结束中国事变的梦魇。

　　若以战力而论，日本若是在正确的战略指导下，全力的投入作战，日本是可以在战场上击败中国的，但是日本始终没有进行这样全力一掷的总攻击，日本一再的认为中国即将崩溃与投降，结果让中国竟然能够撑到最后一刻，而终于拖垮日本。在这场战争中，中国所做的牺牲与付出，无论在生命、财产与时间上，都超过任何一个反法西斯作战的国家，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若是处在中国当时的失利状况，早就放弃抵抗而投降了，（比比看法国、荷兰、比利时等欧洲先进国家面对德国侵略的表现）但是中国就是在面对山穷水尽之时，仍然想尽办法的支撑下去，绝不向日本屈服，因而分散了日本的国力与军力，为盟国的胜利，奠定了战略结构上的基础。

　　而在整个中日战争之中，最难令人接受的事实是，日本军队经常所展现出来那种毫无军纪的烧杀掳掠的行为，由于日军在中国境内，对于战俘与平民的这种普遍性暴行，使得日军在不少的时候，更像盗匪劫掠而不是军队作战，有些特例（如南京大屠杀等等），显示出日军的行为更是像禽兽，所以中国所忍受的战争伤害，要比其它的国家与人民所遭到的二次世界大战状况，还要严重许多。中日之间不只是战争，根本就是对中国的浩劫。

　　就中日之间的战略而言，日本表现最差的是，在漫长的八年全面战争中，日本政府明知一天不能解决中国事变，日本就一天不能脱困，结果是，日本决定「战」，又不能彻底动员而在中国的战场上求胜，日本决定「和」，又斤斤计较于所获取的小利，最后日本是费尽心机，无论是和战的策略，都没有办法解决中国事变，日本也就无法与其历史决战的大敌美苏，进行倾力一搏，日本在最后决战中，虚掷兵力到华南，只给苏联创造了侵略的历史机会。也许这就是岛国的文化与心态，没有大开大合的心胸与眼界吧。

　　若是以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的角度而言，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四五年的战争，又不完全是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战争，国际强权就算是与中国成为反法西斯的盟国，也一样没有放过对中国的计算与欺凌，苏联始终就没有放弃过利用中国与侵略中国的策略，英国也是始终一贯的提防中国因此发展壮大，美国则是受到马歇尔、史迪威等人的影响，对于中国既有帮忙，也有参与出卖中国的阴谋。

　　中国战区的成立，不但没有成为中国与盟国并肩抗日的起点，竟然成为盟国「防中」的阴谋设计，蒋介石两次的留任史迪威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更是抗日战争中，最大的历史错误选择，因为由史迪威所发出的完全与事实不符的错误情报，正好可以配合英、美、苏反华的西方势力，不仅扭曲了中国战区的价值，也削弱美国对于中国战区的战力支持。

　　第二次中日战争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是正式的结束了，但是就中国的领土与主权的制度而言，国际强权对中国的欺凌，至今仍然留下历史的伤痕。最大的损失，就是全体中国人民对于抗日战争历史的集体失忆症，让中国这段在人类最为悲壮的历史上之牺牲与贡献，被政治利益考量之下，受到扭曲与淡化。结果是，中国人误以为在大战中，自己是一个没有重大贡献的民族。

　　苏联干脆切断对中国援助的西北通路，英国则在打通援助中国的西南通路上，不断的制造事端，破坏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结果是，中国在整个大战中，根本得不到应有的援助，反而造成中国内部的斗争加剧，而在最后的关键时刻，中国被迫将决定胜负的军力，派到缅甸原始森林中进行远征，而使得中国战区面临日军全力出击，而几乎遭到全面的溃败。当中国正从重创中复员之时，日本力已经面临力竭投降的前夕，因中国因为没有国力与军力做为后盾，也就使得雅尔塔秘密协议出卖中国，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

　　就历史的形式而言，第二次中日战争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是正式的结束了，但是就中国的领土与主权的制度而言，国际强权对中国的欺凌，至今仍然留下历史的伤痕。最大的损失，就是全体中国人民对于抗日战争历史的集体失忆症，让中国这段在人类最为悲壮的历史上之牺牲与贡献，就被政治利益考量之下，受到扭曲与淡化了。结果是，中国人误以为在大战中，自己是一个没有重大贡献的民族，只是一群可怜无助的人质，看着自己的国家被蹂躏，看着自己的同胞被杀害，看着自己的妇女被强暴，只能等着伟大的盟国大军来拯救中国。所以，中国人在战后，完全缺乏对自己民族的自信，甚至对自己民族的认同，也产生了混淆，中国人没有这段历史真相的认知，中国当然就无法成为泱泱气度的国家，去展望未来。

　　此外，目前外蒙古已经是联合国的正式会员国，香港与九龙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才正式归还中国，台湾的政客至今还在所谓主权未定的历史阴影下，拒绝承认中国主权统一的原则，而台海的分裂，仍然看到美国与日本在背后的干预，琉球的主权以及钓鱼台的归属，都仍有极大的问题需要厘清。

　　38.6　中国抗日的光荣不能遭到抹杀

　　更不幸的是，中国英勇抗日的历史，竟然因为国内外的各种政治因素，而遭到遗忘与扭曲的命运，中国人也无法了解自己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有的光荣与不幸命运的历史，这些都是源于第二次中日战争历史失忆所留下的后遗症。

　　日本在战败之后，立刻就遭到美国的优待而展开重建，日本人就充分地了解，盟国是万分不愿面对中国在二次世界大战所提供之重大贡献的事实，否则盟国就无法解释，为何要出卖中国这个盟友之利益的严重疑问。

　　英、美盟国的自我欺骗的逻辑是，既然中国在整个的战争中，贡献极其的「微不足道」，出卖中国的国土与利益给苏联，以图提早结束战争便是个「不得已」的作法；所以日本也顺带假装认为，战争对中国的伤害「其实有限」[6]，日本就更不肯向中国服输，也更难承认其历史的错误了。

　　根据历史的事实是，中国抗日长达十四年之久，造成日军深陷在中国的战略陷阱中，而无法自拔，以中国为基地的空军，更是切断日本作战资源生命线的关键所在，比美国空军对日本进行直接的战略轰炸，对于破坏日本的总体战力效果更大，这样日军只能以一半的兵力去发动太平洋战争，以及攻占南亚，当然无法完成攻陷印度到达中东，与德国会师的战略目标，日本的作战资源供应线，更是受到来自中国基地空军的重创，而使日本的总体战力，无法全力的运转。

　　我们承认，由于中国始终无法得到美国大量的军援，造成华军无法在亚洲大陆的作战中，扮演一个积极反攻者的角色。（但假如英国与苏联没有得到比中国多几十倍与及时的援助，他们能在反攻法西斯的作战中，扮演个有份量的角色吗？）

　　但是这绝非是中国方面的错误，或是中国的军队不能作战，而是盟国在策略上故意的刁难与有预谋的牺牲中国。中国在几乎山穷水尽之时，仍然坚持将抗日战争打下去（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没有一个盟国有过这种坚毅的记录），她成为牵制与切断日军作战力量的主力基地，这些重要的贡献，都是中国军民忍受无比重大之牺牲所提供的。

　　中国这种义无反顾、把自己老本都跟强敌拼掉的结果，正是使得她虚弱到没有力量再抗拒来自盟国新一轮侵略阴谋的地步。

　　日本就是在中国战区上的战略一败再败，导至国力的耗竭，以及战力无法负担战略的需要，它最后才会走上全面溃败的道路。对中国战略上的失败，才是日本整体作战失败的根本原因，至于战场上的一些胜负，只是过程与外表的现象而已。

　　日本严重的民族集体自卑心理，使日本人倾向不能也不敢承认，他们无法打败比他们落后的中国；日本不能也不敢承认，他们在与中国的作战中，战略上犯下了重大的错误而全盘尽输，日本也不能也不敢承认，他们在中国表现出比禽兽还不如的滔天战争罪行。中国人也必须了解的，是盟国也「不太」希望日本这样做，国际强权担心的是，这样一来，盟国先利用中国，再阴谋出卖了中国的历史真相，也会跟着曝光。

　　到现在，日本政府还肤浅的认为，他们并没有在中国战区的作战上，输给中国，所以日本当然不肯心服口服的接受中国是战胜国的事实[7]。假如日军不是在中国战场上的战略失败，日本根本不至于发动太平洋战争（裕仁在对美国的宣战诏书里，全都在「怪罪」美国为袒护中国，而威胁要中止卖战争资源给日本），假如日军的绝对国防圈不是在中国战场上遭到严厉的破解，日军不会把最后的力量，投入中国进行一号作战，而在让日军在太平洋与东北的关东军战线遭到惨败。足见日本只是一个崇拜力量的民族，缺乏足够的历史深度与广度，而无法反省到决定历史成败的基本原因。

　　检讨整个战争的历史，日本就是在中国战区上的战略一败再败，导至国力的耗竭，以及战力无法负担战略的需要，它最后才会走上全面溃败的道路。对中国战略上的失败，才是日本整体作战失败的根本原因，至于战场上的一些胜负，只是过程与外表的现象而已。而日本政府不敢承认这个事关历史胜败根本的事实，竟然把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设在战场的表现，而不是战略与政略的基本层面，日本这种肤浅的历史观察与见解，显示它根本没有足够的远见与能力，洞察历史变化的根本关键，如何能对二十一世纪的风云变化，做出正确的策略判断？

　　日本人不肯承认整个侵华战争的错误与失败，正可能是造成下一世纪，中日矛盾与冲突危机的新起点。

　　世界和中国自己，难道能够这样的扭曲与淡化中国全体军民曾经在这场人类最为巨大与重大战争中，所做的贡献与牺牲吗？

　　无论国际现实的利益如何结合与发展，担心中国复兴与强大的错误心理，仍然潜伏在国际社会之中，拒绝承认中国的牺牲与贡献，仍是世界历史正义的盲点。有了这个盲点，围堵中国的意识也就更为方便的滋生与运作。围堵中国、分化与弱化中国的政策，不是国际强权今天才有的战略斗争，而是远在二次世界大战之时，就已运作成形，现在如此，未来也不会减缓。

　　虽然我们必须承认：在中国，成王败寇的历史定律，可以支配事实与现状，但是历史事实仍然就是历史事实，它的真相当然不能永远的被隐藏下去。何况这个历史的真相，就是所有中国人的血泪牺牲记录，更是中国人历史的光荣与贡献。政治立场绝对不能成为扭曲抗日战争历史真相的理由，要想日本人以史为鉴，中国人也得先放下政治立场，坦荡荡的面对历史真相。

　　38.7　历史的鉴戒是人类共同的资产

　　在中国的领土上，经过历朝历代，曾为了防卫国土而建造了长城的伟大建筑，这是人类历史上所罕见之浩大的国防工程，充分显示出中国的防御重于侵略之民族性。中国的长城直到如今还是令所有参观的人，都感到肃然起敬。但是，事实上，历史的长城，并没有办法保障中国不受敌人的侵略，而中国的军民，曾经在抗日战争之中，以中国人的生命，筑起一条又一条的御敌防线，成为不屈不挠的血肉长城，这个让中国境内每寸山河，都被血泪浸泡的历史事实，以及中国人绝对不肯屈服的抵抗意志，就是中国人永远不能被敌人消灭的关键所在，这些在中国境内无数的血肉长城历史，应该永远活在历史的记忆之中，也活在所有的中国人心中。

　　虽然抗日的历史事实，还有太多可以叙述的地方，但是本书在此不得不告一个段落。作者衷心的希望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知道，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重大牺牲与付出，是造成世界正义能够战胜法西斯侵略者的主要原因，这是中国人所有血泪结成的不朽荣耀，只要中国人能记得，国际强权就没有办法抹杀与淡化。

　　最后，本书引用蒋介石代表所有中国人，在「最后关头」演说的内容，做为作者对于抗日战争历史鉴戒的总结。

　　「苟吾人自暴自弃，而不能自立自强，则今日之友皆成为明日之敌。反之，吾人果能自立自强，则今日之敌未始不可成为明日之友。吾人丁此国难之际，惟有努力自助与自求而已。」

　　记住！无论是中国的敌人还是盟友，都曾经参与过侵略与出卖中国的历史，中国唯有自立自强与团结复兴，建立一个富强文明的国家，各国才会尊重中国的权利与地位，全世界也才能共享和平与繁荣。

　　「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但是一旦最后关头来临，中国将会绝对牺牲到底，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的决心。纵使战到一枪一兵，中国也绝不停止抗战」。

　　中国人在二次世界大战，为捍卫人性尊严与自由所作的重大贡献事迹，毫无疑问的是人类历史中，永远不朽的光荣记录。

　　中国人爱好和平，不轻言战争，但是中国也绝不能接受被侵略与被出卖的欺凌，假如国际强权还是抱着反华的政策，企图妨害中国的生存发展，甚至干涉中国的领土与主权完整，而逼中国人决心对抗，那么中国无论要付出多大的代价，都会坚持奋战到底，最后胜利绝对会在中国的这一边！

　　只有大家齐心努力，建设一个富强文明的中国，世界才能有繁荣与和平的前景，也才能告慰那些曾在抗日战争中的中国军民，所付出的一切牺牲、奋斗。中国人在二次世界大战，为捍卫人性尊严与自由所作的重大贡献事迹，毫无疑问的是人类历史中，永远不朽的光荣记录。

　　38.8　参考资料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王辅「日军侵华战争」，蒋纬国「抗日御侮」，冯子超「中国抗战史」。

　　附注：

　　[1]．这就是日本的历史心结所在，明明是无条件投降，却不敢明讲投降，硬说是终战，因为日本人的民族自卑感极重，无法承担投降的事实。不过日本这一套自欺欺人的功夫却没有完全白费，五十年后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台独支持者也拥抱「终战」的说法。

　　[2]．这样还有谁能理直气壮的认为蒋介石不肯抗日？注意蒋介石没有把自己发迹的黄埔建军，当成军人节。

　　[3]．同样的国民政府订九月九日，中国战区日军的投降记念日，为陆军节，可见蒋介石多么以能战败日本，为中国军人值得自豪的历史。

　　[4]．历史上事实显示是，宁可做美国的敌人，比做美国的朋友要好许多，当然更不能做俄国人的兄弟。

　　[5]．当时在日本准备玉碎效忠日皇的台湾皇民，也有不少人争着向中国驻日大使馆，申请改变身份为中华民国公民，因为这样可以领到最好的生活配给，而可以转卖给日本人图利。当时在日本玉碎不成的皇民岩里政男，也就是以同样的方法，申请成为中华民国的公民（他也就是日后的李登辉），这样岩里登辉拿着战胜国中华民国公民的身份证，曾在日本相当风光过一阵。

　　[6]．史迪威、谢伟志、及戴维斯等人对中国抗日的一向宣称是：『中国抗日战争大概只有延安的八路军打了「百团大战」和平型关的伏击战，剩下的就仅止于游击战（「打了就跑」）的规模。蒋介石的重庆部队根本没有、也不敢碰精锐的日军，只晓得躲起来监视延安的部队，并囤积美援的物资与装备，好用来对付自己人而已』。假如这是真况的话，中国那里有什么抗日可言？既然中国根本没有力战日军，那能有多少伤害？可怕的是，今天仍有上亿的中国人相信这就是对日抗战的历史。（幸好这种恶意的谎言错的太离谱了，只要摊开二十二次会战的记录（双方兵力达十万以上，而共军没有在其中任何一次担当重要角色），就足以证明史迪威这伙人对中、日战况的描述绝非无心之遗漏，而是另有目的，存心诬蔑中国抗日的历史事实。百团大战和林彪师在平型关的伏击战里，日军总共损失不到三千人，这还不够淞沪会战日军死亡人数的零头。）

　　[7]．在裕仁最后的回忆录中，一直强调美军的强力打击，以及原子弹的轰炸，造成日本面临全面崩溃的危机，才迫使他不得不做出投降的「圣断」，裕仁完全不提日军在中国战区，战略全面失败的根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