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朽的光荣——第二次中日战争史》■ 郑浪平 著

百城客

　　9.1　关东军造成日本的亡国之祸

　　虽然单就九一八事变的事实本身而言，并不是出于日本政府与军部的直接计划与指挥，但是由于日本政府，早就制定了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以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来看，关东军只不过是以自己“熟悉”的方式，提前掌握最佳的时机，来执行日本的大陆政策而已。

　　进一步的追溯九一八事变的史实，更可以清楚地得到结论，这是一个完全由关东军自导自演的侵略行为，中国方面既没有破坏铁路、没有攻击日军、更没有伤害日侨，因此在整个事件之中，中国是完全的被侵略者。而苏联的袖手旁观，也是让九一八事变，发展成为历史划时代悲剧的主因之一（假如苏联为了保护它在东北亚的利益，而动以军事威慑的手段，那么关东军恐怕就会遭到日本军部的制裁了）。

　　对于中国来说，九一八事变是关东军侵略了她的东北，而日本国而言，则是关东军控制了日本的政局。当时的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都对关东军的“侵略”，采取“不抵抗主义”，任其胡作非为，最后的结果是，日本政府与军部无法控制关东军的行动（甚至连至高无上的临参命都形同废纸），而由其少壮派军官实际接管军部、控制大政。这个由野心军人支配的政府，最后必然会使整个国家走上覆亡的道路。

　　当然在九一八事变中，关东军的情报分析的精确周密，以及行动计划的大胆果决，可以说是一个军事行动上的“杰作”，关东军掌握了东北国防近乎真空、指挥系统陷入瘫痪、作战准备与作战意志都缺乏的情报，而对中国东北进行果断的攻击；同使关东军能够利用贪生怕死，爱慕权利富贵之辈的人性弱点，引诱出一大群汉奸，附和一个满洲国傀儡政权，使得关东军在大部分的状况下，能够不战而胜而占领中国东北各地。关东军的快速与细密的军事行动，显示日军的训练良好、士气极佳，是一支现代化、强打击力的部队。

　　但是这也暴露出关东军的局限性，只知战术的运用，而妨碍了政略的布局，因为占领中国东北这个观乎中日两国关系的历史性大事，竟然在没有政府全盘主导、规划下，就贸然的自行发动作战，假如关东军遭到苏联进行军第事干预，或是受到中国军队倾全力的浴血抵抗，那么满洲事变的军事行动，由于兵力的严重不足，又没有得到本土军力的支持，很可能就会成为一个历史上重大军事冒进的失利。更为重要的是，关东军不了解对中国发动无理的侵略（尤其在中华民族濒临危亡的时刻），会刺激中国长远历史所孕育的民族生命力，因而爆发出团结抵抗的力量，虽然这个强韧的力量需要时间的发展与成长，但是这个中国的血肉长城最终拖垮了日本。

　　9.2　可以不宣战，但是不能不抵抗

　　检讨九一八事变的历史，我们要问的是，难道这个悲剧不能避免或是改变吗？以日本方面而言，在事变前夕，当时无论是日皇、政府或是军部，都已警觉到关东军的计划与野心，也曾经企图采取抑制的措施，但是由于决心的不够强烈，以及行动的不够果决而告失败。

　　因为假如当时的日本政府与军部，真的决心要想阻止关东军私下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并且要维持日本是个体制正常的国家，那么就不应该仅是派遣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到关东军进行疏导与压制，而是应由政府与军部上奏日皇，直接下达军令，将关东军少壮派的主事军官撤职或是调职回国，或是直接下令给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命令他必须负起一切控制关东军行动的责任（没有奉到赦令前绝对不能发动军事攻击，这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军事基本体制）。那么单就九一八事变的事件本身而言，应是可以避免爆发的，但是日本政府虽然知道野心的军人，已经布下危机四伏的局势，却仍然以低调处理，以至酿成历史大祸。

　　就中国方面而言，当时的国民政府与东北军，假如对于日本的野心以及结构的运作，有着历史的洞见，以及能够采取面对历史危机的勇气与决心，中国仍然可能在九一八事变中，设法维护领土与主权的完整，甚至可以避免中日两国最终走上全面战争的危机之中。

　　虽然当时中国的确是一个弱国，在单纯的军力上，更不可能是日本强权的对手，但是由于九一八事变只是关东军单独的军事行动，因此当时的国民政府与东北军领导人物，假如能够摒弃消极的心态，充分的掌握与运用积极抵抗的战略，仍然是有机会可以改变九一八事变的历史结果。由于蒋介石与张学良，在当时并无法充分了解到事变的关键所在，是日本内部结构所面临的历史性危机，日本上下都陷入歧路彷徨的失控局面边缘，最后竟然因为九一八事变，而走上任由少壮派军官决定日本命运的危机深渊（当时连日本政府与军部，甚至日皇在内，也都没有料到这点）。蒋介石与张学良都认为，当时的日本政府还不至于完全的被关东军“绑架”。关东军虽然是有意在东北制造事端，但是若是没有奉到日本政府的命令，应该不至于公然的侵略中国东北，所以严令东北军采取不抵抗政策，以避免给日军得到扩大冲突的借口。

　　9.3　不抵抗主义扩大了历史悲剧

　　但是事实的发展是，日本政府与军部竟根本约束不了关东军的行为，中国所采取的不抵抗主义，不但无法避免战祸，反而引爆了日本军国主义更为强烈的侵略凶性[1]，同时中国“和平”的表现，也没有办法争取到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历史是一向如此的无情，国际社会虽然会“同情”弱国，但是不愿“支持”无抵抗能力的弱国。

　　其实，蒋介石要求张学良所采取的“不抵抗主义”，其原先真正的用意，应该只是约束东北军，在面对关东军的挑衅时，是尽量的采取回避的态度，以避免给关东军找到扩大事端的借口。但是国民政府没有想到的是，由于这个名词不当的演绎与影响，而造成国民政府与东北军，完全没有进行守土有责的军事准备。而关东军在九一八事变的行动，根本不是军事挑衅，而是军事侵略与占领，在这种情形下，若还是继续的采取不抵抗主义，当然就会为中国带来了日本后续的侵略灾难，真是一念运作之差，造成无穷的后患。

　　因此假如在当时，蒋介石与张学良得知东北危机酝酿与蔓延之前，就主动积极的采取各种预防措施，而不是一味地重申不抵抗，那么九一八事变的结果，应该会有很不一样的发展。当时蒋介石与张学良应该向政府相关部门，以及守土有责的东北军，清楚地解释不抵抗主义的用意以及适用的范围，只是约束东北军，不要轻易地与关东军挑衅而爆发军事冲突，但是国民政府与东北军，仍然必须要应该有万一面临侵略时，各种军事、政治与外交的应变准备。

　　张学良至少在六月左右，就已经得到事变迫在眼前的情报，因此张学良可以抢先将东北政府重要的财政储备与军事物资，全都调离关东军的南满铁路势力范围附近，运往黑龙江、辽西甚至是关内（在九一八事变中，东北所有的财政储备与军事建设物资，几乎完全被日本人接收），同时做好必要时的军事反击与游击的作战准备（包括详细参谋作业的各种应战计划，以及游击作战基地的纵深布署），并且动员与组织民众，准备反制日本对于东北可能的侵略占领行动。

　　而在九月，张学良更可考虑抽调部分的东北军精锐，回防东北，这样就不至于在关东军发动攻击之时，轻易地让敌人大获全胜。国民政府也可以事先与各国磋商，日本对中国东北可能的侵略问题，会严重地妨碍到各国在中国的利益，这样各国政府会对日本施加压力。国民政府也必须主动先与日本　政府进行直接的联系与交涉，这样可以增加日本政府与军部对于关东军行动的约束能力。而在整编晋军与西北军的策略上，更可以以抗日为由，调度一部分素质较优，民族主义较强的部队出关支持东北军对抗关东军。这样公开处理与应变，将会让关东军的阴谋行动完全曝光，也就会受到更多的压力与牵制。

　　9.4　历史的后见之明

　　假如当时的东北军有了积极的预防措施与应变计划，同时军政主管不抱消极的失败主义心理，而都能设法的恪尽职守，一旦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时，东北军民，无论上下，早已有了应变与应战的准备，一方面能够集中其一部的主力死守沈阳，进行军民一体合作的肉搏巷战（有如一二八事变的上海作战），同时动员整个东北的军队与民众，依照事先的计划，沿南满铁路进行全线的攻击与破坏，造成兵力单薄的关东军首尾无法兼顾，到处遇到有计划的激烈反抗与破坏，根本无法一击得手。在这种情形下，关东军不但无法获得意想不到的重大战果，反而到处受到围攻而连连告急，由于日本政府与军部根本没有对中国作战的计划与准备，那么九一八事变就有可能成为关东军失败的“蠢动”，而会遭到东京军部以及政府的严厉制裁。

　　退一步而言，就算关东军遭到强烈的抵抗，无法一击成功的占领东北，但是日本政府仍然决定增兵支持关东军，但由于东北的军方与民众，已有长期游击战的准备，所以日本军队，还是要面对有组织与计划的全民作战反制，这个代价之大，会使日本政府不得不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寻求外交解决。而最糟的状况是最后一切的作战都失败了，但是有计划与有准备的反抗，会给日本带来相当严重的元气消耗，也给中国带来更多的民族主义精神振奋，以及更多的团结与抵抗时间的准备。

　　虽然，以中国当时的国力与局势而言，中国当然不能在九一八事变时，因为维护东北的领土与主权，就与日本进行全面的战争，但有规划的局部抵抗，则是必须与应有的做为，由于蒋介石与张学良，都没有意识到这个危机的整体性，因此采取了过度“不抵抗主义”的不当对策，而让日本关东军以最低的代价攻占中国东北，刺激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凶焰，最后造成中日两国以及后来全球的军事危机，实在是非常令人感到遗憾的。

　　当然这种历史的后见之明，对于当时的蒋介石与张学良（包括当时的党国元老以及各个派系与地方领袖在内）而言，或许都是有些强人所难了。因为当时领导国民政府的蒋介石，事实上只是一个中国东南地区的领袖而已，国民政府又经常处在战乱不息与自顾不暇的困境之中，他很难能够深入思考东北的战略布局。而张学良则只是军阀子弟出身，年纪又轻，当时他能够为了国家统一以及政府改革的缘故，带兵进入华北，就已经是非常可佩服的了，要想让张学良负起对抗世界一级强权军力的责任，几乎是太重的责任。当然假如张学良没有率兵入关，协助国民政府完成统一中国，也许他就不得不直接面对东北局势，而有较佳的反制布局了。

　　9.5　外交交涉需要有抵抗实力为后盾

　　另外一个历史的疑问是，假如当时的国民政府，不顾民意的反日情绪压力，坚持直接与日本政府交涉，是否也能挽回东北的沦陷？当事变爆发之时的日本政府，的确是“不同意”关东军无理的占领中国东北，日本的军部也想约束关东军犯上的军事行动，也许国民政府直接与日本政府交涉，在东北的一些利益上，对日本让步，似乎是可以增加日本政府牵制关东军行动的筹码，使得中国东北不至于沦陷。

　　这在蒋介石后来的重要文献《敌乎？友乎？》当中，于某种程度上承认了过失，认为当时的国民政府，应该抗拒民气反弹的压力，勇于承担决策责任，而与日本政府进行直接交涉，让日本政府的温和派有力量压抑关东军，或许能够挽回东北之失地。由于当时国民政府的外交行动完全是诉之国联，使得当时的日本外相币原与后来的首相犬养毅，无法以外交来解决九一八事变的历史危机。

　　但是就事实的发展而言，恐怕中日双方直接的交涉策略，其成功的机率仍然等于零，一方面是南京的国民政府根本无法抵挡国内激动民意的压力，以及各种不同政治与军事集团的挑战，这些政治压力的主张是，日本不撤军，国民政府就不能与日本进行交涉（事实上后来的粤派国民政府，是企图与日本政府进行直接交涉，但是还是失败）。

　　同时，日本政府也无法与国民政府达成任何协议，而压迫关东军退出所占领的土地，根本的原因是，关东军在获得大胜之后，日皇、军部与民意，都已经转向支持获得大胜的关东军，造成日本政府的运作危机。老实说，当时日本政府比南京国民政府还要岌岌可危。除非是关东军在东北遭到军事占领的严重困难（有如一二八事变的日军久战无功），或是关东军遭到重大的伤亡损失，造成日本民意的逆转，日本政府还可能有机会出面与国民政府达成协议，而这个可能性的前题是，国民政府与东北军，都有抵抗的准备与反击，以及苏联摆出强硬的军事姿态，才能奏效。而只是单纯的外交直接交涉，是不可能改变关东军侵略中国东北的事实。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以及后续的处理方式，都超过当时日本与中国政府的预估与控制，日本政府无法控制军部，军部无法控制关东军，关东军无法控制少壮派军官。中国政府与东北军，则是混淆了不抵抗政策的范围，在不抵抗、就地抵抗与全面战争之间，无法妥当的拿捏，因此当关东军发起军事行动时，没有完整的军事反击与外交准备。这对于当时处在疲于奔命的蒋介石，以及年少得志、却重则难当的张学良而言，也许都超过他们当时的能力所及（我们可以充分了解这一点）。但是假如历史是一面镜子的话，我们是在此强调，其实当弱国面对强权侵略的时候，并非完全不能采取有利于国家的积极对策。

　　9.6　东北义勇军吹响了民族复兴的号角

　　马占山率领的东北义勇军，不仅于江桥力挫伪军与关东军的兵锋，其自发性的抗敌英勇行动，更是打响了中国民族主义复兴的发展心声。

　　虽然在东北风起云涌的各种抗日作战，最后还是暂时的失败了，但是却已经显示出中华民族的力量，开始复兴，不再像清朝末年那样，东北人民任由俄国与日本军队的铁蹄，在这块白山黑水的富饶大地上予取予求。当然当时的中国，还是无法以国家整体的力量来对抗敌人的侵略，但是人民却开始自动自发的进行浴血抗战，广大的中国人民则是自动地捐输与参军，展现出改变中国历史分裂与衰亡的新动力。这些发展开始影响到中国各个阶层，甚至使得中国内部割据的派系力量，能在六年之后，克服一切的困难，而凝成一致抗日的共识。

　　接着在一二八事变上，十九路军的自动抗敌、中央军立刻跟进支持，是可以发现国民政府反应的进步。在上海进行局部的浴血抗敌，是当时能够进行的最佳策略，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一致的抗日共识与力量，与日本正式全面作战。若率然与日本宣战，只有亡国一途。但是绝对也不能再采取不抵抗主义，任由日本的毫无道理的侵略中国，这不仅会导致民心士气的土崩瓦解，更得不到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所以在一二八事变中，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日表现，当然永远值得中国人纪念与尊重。但是后来十九路军，却不幸陷入一种“现在就跟日本拼了”的情结之中，而从此长远的影响到中国的政治与民意，许多人不但不了解当时蒋介石回避立刻决战、全力建军备战的努力，反把近乎十恶不赦的“亲日”、“汉奸”等标签贴在蒋的身上。所幸蒋介石仍然能够把持得住中国必须进行全面准备抗战的大政方针，他实在是比同一时期日本的军政领袖，控制不住关东军的冒进（反而被牵着鼻子走），更为高明的多。

　　9.7　苏联幕后的谋略与野心

　　九一八事变的发展，之所以最终会任由关东军支配中日历史冲突发展的方向，另外有一个不可低估的原因，就是苏联的保持低调，放任关东军在中国东北进行占领的军事行动（这是我们已经再三强调的重点）。因为当时的中国与日本政府都认为，苏联绝对不会坐视日本危及到苏联在中国“北满”的利益，与在西伯利亚东部的战略安全（一九四年的日俄战争，就是为此原因爆发）。但是斯大林却有更为深谋远虑的战略眼光，他宁可暂时的牺牲苏联在北满的利益给日本，而鼓励日本放手侵略中国，使得中日爆发历史决战，这样必然是造成中日之间的两败俱伤，苏联就可以两面捡便宜，一方面可以大举侵略残破的中国西北与东北，一方面可以乘日本战力疲惫空虚之际给日军一次痛击，好报俄国曾败在日本手下的历史性耻辱。

　　苏联意外的不干预，造成日军参谋本部的威信大失，关东军成功的以下凌上，使日本政府失去控制军方威信的能耐，也造成中国政府不抵抗主义的惨败。假如当时苏联摆出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军事行动，已经严重的威胁到苏联在远东的利益，为此苏联甚至可能不惜一战（日本参谋本部就是为了担心关东军进攻北满，而引起苏联的军事干预，因此才动用临参命不准关东军进攻黑龙江的）。

　　事实上，只要苏联摆出干预的姿态，那么关东军就不可能控制中国整个的东北，最多只能拿下南半部的东北，那么关东军在面对中国在东北不断的反抗之下，最后可能只有接受日本政府的出面交涉，由中国政府以东北的某些利益给日本，以交换关东军放弃对中国东北的全面占领，因为当时关东军的兵力不足，日本政府更是没有进行战争的准备与能力。

　　9.8　九一八事变的内涵与影响

　　总之，从大历史全程的角度而言，九一八事变是造成日本走向危亡，以及中国进入复兴的一个历史分水岭，关东军的抗命“成功”，使得日本军阀终于开始主导了日本的命运；而中国人民却因此觉醒，导致各种分崩离析力量的开始整合，最后形成一种不屈不挠的抗战意志，从此走上对抗日本强权侵略的道路。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处于十八世纪形态、全方位落后的弱国，却要对抗日本这个二十世纪的先进强国，但中国却以决不屈服、义无反顾的民族气概，为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与全人类的自由与民主，并作出了最大与最早的牺牲和奋斗，与最不朽的历史贡献2，而这一切都从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举国上下，因为九一八事变所获得的意外大胜，而开始陷入了军国主义新的狂热之中，日本的军部，更是有如鲨鱼闻到血腥一般进入失控状态，这开始影响到日本政府的领导人，跟着少壮派军方的政策前进，不顾日本人民真正的安危福祉，以及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孤立，把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不惜以战争的代价，开始逐一加以实现。

　　日本是具有历史性自卑情结的民族，几千年来，它渴望着超越中国而成为世界级的强权。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因为几场战争暂时胜利的刺激，而发展为狂妄自大的集体偏激心态。日本人民一向崇拜强者，关东军在九一八事变的顺利成功后，就成为日本人民崇拜的对象，最后造成关东军竟有力量支配到日本政府、军部、甚至日皇，去跟随他们大胆地扩张与侵略，最终不能自拔的酿成历史的大祸。

　　整个历史的悲剧是，中国方面越是委曲求全、百般迁就，国际社会越是采取绥靖主义，日本侵略的凶焰就越发不可收拾。日本就这样贪得无厌的步步进逼，直到迫使中国最终在忍无可忍的状况下，挺身与日本进行一场强弱悬殊的自卫抗战。中国唯一的力量，是来自民族主义的意志，不畏失败与牺牲，一直坚持抗战到底，最后终于赢得了胜利！

百城客

　　日本的大陆政策，一直是把经营满、蒙，视为一体的。因此关东军在导演设立满洲国之后，就把内蒙古东部、长城以北与东北连接的高原地区（当时为热河省），当成控制东北的战略必争之地。由于当时的苏联已经在一九二一年，先侵略了中国的外蒙古，因此红军可以由蒙古高原南下，威胁到满洲国的左翼战略安全。因此关东军认为，只有同时控制热河高原，才能为满洲国，增加战略腹地的安全空间：日军一方面可以阻断中国经热河地带，支持东北抗日义勇军的信道，一方面日军在此地区，居高临下的威胁华北的战略、政治与经济重镇北平与天津，以及为日本进一步制造“蒙古国”与“华北国”，建立发展的桥头堡。

　　10.1　东北义勇军的浴血反抗

　　因此在一九三二年三月一日，由关东军一手导演的满洲国成立之时，日本就已经公开地把热河地区划入满洲国的领土之中，这也等于日本公开的昭告全球，它下一步侵略中国的目标，必然就是热河。

　　而刚好在当年（一九三二年）的七月，在热河东部又爆发了“石本权四郎事件”，石本是替关东军工作的雇员，带有关东军与热河军阀之间的联络任务，他在七月十八日的旅途中，受到热河东部抗日民团的搜捕。此事件当然立刻激怒了不可一世的关东军，立刻兴师问罪，发动部队攻击热河东部的朝阳，并且使用空军飞机轰炸主要的热河城镇，关东军大有立刻准备进军热河的姿态，整个华北局势也随之告急。

　　不过当时的日本关东军，要想进一步的侵略热河，还是遭到实际的困难考验，首先日本要先能控制住整个东北的局势。因为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阀的侵略激起了东北人民民族主义的反抗，自从马占山率部反击日军后，东北人民不愿做日本统治下的汉奸与奴才，开始自动自发的组织各种各式的义勇军，运用自己能够想到的方式，反抗日本。满洲国成立之时起，中国东北的抗日义勇军，更是风起云涌般的发展，在整个中国东北，从辽东半岛到黑龙江，都有抗日浴血作战。而一九三二年的夏季，正是东北抗日义勇军发展到最为强大的时刻，当时接受指挥与支持的义勇军团体就有四十九个之多，总人数约在三十多万人左右。

　　虽然这些抗日义勇军，多半互不统属，更无现代化作战的装备与训练，但是他们只是凭借一腔爱国的热血，抱持绝对不愿接受异国统治的决心，就这样自动自发的组织起来，反抗当时世界级的强权；他们不但在乡间发动游击作战，更几度围攻沈阳、长春、通化、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等东北主要军政中心，也经常切断南满以及其它的主要铁路干线，当时觉醒与愤怒的中国人民，没有袖手旁观而让东北义勇军孤军奋战，他们竭尽所能地慷慨捐输，也同时不断利用机会传播中国民族主义，使得中国的国家意识与民族认同，开始在四分五裂的情况之中发芽生长。

　　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五日，立场比较亲华的首相犬养毅，竟然被日军的少壮派军官在首相官邸加以刺杀，造成日本统治阶层的震惊。从此以后的日本政府领袖，无人再敢设法与中国进行正常的外交关系运作，使得日本正式的走上侵略中国的不归路。当时日本的元老重臣感到事态发展严重，因此在协商之后，决定奏请日皇，召日本海军宿将斋藤宾组阁，当时日本元老重臣的构想是，日本已经开始走上侵略中国的军事发展，因此需要由军方将领组阁，以对抗各种内外的压力，而选择海军将领担任首相，也是希望利用海军与陆军之间的矛盾，能够牵制逐渐失控的陆军力量。

　　虽然关东军自己发动攻占东北的军事行动，令日本军国主义大为振奋，但是由于关东军一再的抗命自重，已经造成日皇裕仁的不满，以及军部与政府的不安，加上本庄繁虽然统领了大量增援的日军，但是却无法迅速、有效的压制东北抗日义勇军之发展，而造成日军在中国东北面临陷入泥沼战的危机。因此在日皇裕仁的指示下，日本新政府与军部协商，决定改组关东军，一方面要控制关东军那种目无军令的强悍作风，以免政策稍有不合关东军构想的地方，就会遭到关东军断然反抗，不是先斩后奏的准兵变行动，就是发动刺杀与政变的自杀式行动；一方面更是要增加与强化关东军的作战能力，以期迅速的平服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反抗，并为可能的日俄军事冲突，进行战略准备。

　　10.2　关东军改组后武藤信义出任司令官

　　在日本政府与军方共同协商之后，由日本军部奉日皇之令，在一九三二年八月八日，下令改组关东军司令部，加强军部对于关东军行动的直接控制，同时把经略满洲国的所有军事、行政与经济大权，都直接付与关东军司令部掌控，并且撤换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而该派在日军地位崇高，深受日皇信赖的武藤信义大将，出任改组之后的关东军司令官。这时关东军所控制的部队，已经多达五个师团与两个旅团，加上各种特种部队以及空军，占日本总兵力的三分之一以上，成为日本本土之外的最大军事力量，这是日本自从日俄战争以来，最大的国外驻军行动，自然也消耗日本极大的国力。武藤信义不愧是日军的王牌将领，他接任关东军司令官之后，开始全力集中运用优势兵力，以强势的火力与新式的战技，加上残忍绝伦的屠杀手法，在满洲国中，实施先南后北，有秩序与方略的扫荡作战，因而对东北抗日义勇军产生非常沉重的打击，由于义勇军在没有一致的指挥系统，没有补给的后勤网络，更又没有足以攻坚的火力，以及现代化的作战技能（东北的义勇军也不了解全民总体战的运作方式），当然不是改组之后的关东军对手。因此到了一九三二年的年底，大部分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在武器枪弹用完，人员死伤惨重的状况下，逐一地被日军击败，而有少部分退到苏联所控制的西伯利亚地区，然后辗转的经由新疆等地回国，继续的参与抗日。

　　然而武藤信义发现，关东军要想完全肃清东北的抗日义勇军，就要封锁中国关内经过热河以及山海关支持东北义勇军后勤的路线。所以在一九三二年的年底，武藤就下令关东军，始把作战目标锁定热河。

　　10.3　中国再度爆发内讧

　　反观中国方面，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对于正在进行统一工作的国民政府而言，不啻是一个超级的政治风暴冲击，当时的国民政府，正苦于内战的分裂，以及财政的耗竭，哪里能够有力量迎战日本这个世界一等强权的侵略？更糟的是，日本的侵略，给予各地割据力量一个反抗中央非常有利的借口，就是要求国民政府“立刻停止”统一的作战，而将力量转用于抗日。

　　不过以事实而言，这个口号非常的动听，但是根本不切实际，因为假如中国基本的分裂与山头仍然存在，没有一个共同与互信的国家共识，以及统一的军政与军令系统，她是不可能进行全面性作战的，而只是一个混杂拼凑的“乌合之众”而已，经不起现代化作战的严厉考验。因此，要想抗日的前题是加速统一，而非停止统一而接受各山头的拼凑组合。

　　事实上，当时中国没有任何的力量，能够领导四分五裂的中国，来对抗日本，粤派的国民政府，当家才不到一个半月，又得不到各个派系的支持，差点没把整个国家给搞垮，在一二八事变的危机压力之下，只有紧急把烫手山芋，再度的丢还给蒋介石。蒋介石一面设法勉强与日本达成上海停战协议，一面在洛阳召开国难会议（仍然有许多派系拒绝参加）以重新组成政府的领导阶层。结果是邀请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由蒋、汪合作，共同设法面对日本的侵略。

　　由于国际社会无力主持正义与和平，西方强权更是抱持着怯战与畏战的心理，因此根本无法牵制与约束日本对于中国一再的侵略，而连日本政府本身，也都要看东京军部的脸色行事，所以国民政府企图与日本政府直接交涉，来维持中国主权与领土的完整，根本也行不通。所以当时蒋汪合作的国民政府，是处在既不能战又不能和的状态，对日本的侵略，只有采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式。抵抗无法阻止日本的扩大侵略，交涉也无法达到合理的解决，唯一的作用，只是希望延长中日决战的时间，能够给与中国多一些抗日的准备机会。

　　10.4　张学良面对着危机四伏的处境

　　而当时直接面对日本侵略热河压力的，还是东北军的负责人张学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日本政府真的会被关东军控制，而直接占领东北。因为张学良原先一直认为，只要中国能够与日本政府进行交涉，中国在东北的利益上，多做一些让步，日本政府终于能够约束关东军，而把东北的主权还给中国，因此自己所能做的是，设法与日本政府接触，同时尽量地不要刺激关东军，避免给关东军有生事拖延的借口，直到犬养毅首相被刺之后，张学良才清楚地认识到，关东军实际上已经主导日本的大政方针，日本占领中国东北，是不可能改变的既成事实。

　　在张学良等待日本局势澄清之时，政治现实的压力，由如排山倒海般的涌到，东北军失去了发展的根据地，立刻就陷入危机四伏的处境，少了东北的资源，张学良就没有足够的粮饷来支持他所统御的部队，这就成为华北军政局势一个最为现实的问题。而东北军正处在晋军与西北军夹击的危局之间，这两支华北在地的部队，不会忘记东北军入关而结束了他们反抗国民政府的“历史大业”，现在轮到他们等机会收拾东北军了。因此张学良需要非常小心的保持华北军政力量的平衡，稍有不慎，整个东北军立刻就会粉身碎骨的葬身在华北。

　　而同时张学良又不能不增加开支，来照应流亡在华北的东北军、政部属以及青年学生，当时单是流亡在北平的东北大学青年，就多达数万人（东北大学成为全国最大的一所临时大学），这些经费的主要开支，全靠“少帅”去设法张罗。张学良又幕后主持与支持在北平设立的“东北抗日救国总会”，以及“东北抗日义勇军总部”，以支持、照顾在东北旧部的抗日活动（这些工作都必须由张设法拨出经费与人员来维持）。

　　这时候，与张学良有着新仇与旧恨的汪精卫，开始利用机会对张展开报复。因为汪精卫不会忘记少帅的派兵入关，打破了他一手策划的“扩大会议派”反蒋的大计，汪更不会接纳一个地方军阀的儿子，竟然一夜之间，越过自己等党国大老，而成为国民政府的第二号领导人。汪精卫于是企图安排自己的人马，插手支持东北抗日救国组织的工作，当然被张学良识破而一口拒绝了，汪又设法要求国民政府对张学良施加压力，派遣东北军进入热河布防，以对抗日军的可能入侵，而张学良对与汪精卫是早有防范之心，当然认为这是汪精卫的政治陷阱，更不满汪精卫插手华北的军事。

　　而当时的张学良，的确陷在难以自处的彷徨时刻，假如东北军奋起抗日，即使全部牺牲也是不可能打败日军、收复失地，而只会造成国民政府提早抗日的危机；假如只求自保，又无法面对舆情的压力与历史的责任，因此张学良越发地陷入依赖毒品来逃避现实，也更难打起精神，主动积极面对挑战。当时张学良的体力衰弱，已经到了无法主持一次正规会议的状况，而经常需要中断会议，进行吗啡的注射。此时东北军的缺乏支持与补给，更突显出改组后关东军之精壮，就领导的层面而言，张学良当然更不是武藤信义的对手了。

　　10.5　汪精卫离职所引发的政治风暴

　　虽然在一九三二年年中之时，张学良一度设法振作，准备调兵遣将，对抗日军进逼热河的军事压力。但是这些还没有健全国家民族观念的地方部队，假如要想指挥得动他们，最为重要的是，就是能够拿到足够的粮饷，而当时张学良在财政方面，却最是捉襟见肘，他想安抚东北军都有困难（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军一律减俸二成，表面上是纪念国耻的警惕，事实上，也是财政的困难），要想调动其它原本与他有仇的部队，更是谈何容易。因此华北部队中各种不安与不稳的现象，就纷纷地出现了。

　　这时候，长期负责热河军政大权的是老牌军阀汤玉麟，这个军阀是当年与张作霖称兄道弟的“绿林”人物，长于权利手腕的斗争，毫无国家民族观念，只知纵容其家族暴虐横行，进行各种的搜刮聚敛，当地人民多有被“汤老虎”逼上梁山的，因此热河的军政状况，非常的复杂多变。

　　在军阀的辈分关系上，张学良算是其后生晚辈，虽然张学良明知要保热河，就必须除去汤玉麟，但是汤玉麟早就做好政治上的“保险交易”，他与关东军以及满洲国，明的、暗的都有挂勾。汤的一些部属，也早就有投靠关东军，做好内应准备的。因此国民政府与张学良都曾设法要调动汤玉麟，但是又十分顾忌万一弄不好汤会投日，最后在老前辈的张作相的调解下，张学良接受了暂时拉拢汤玉麟的方法，利用他在热河的力量，来作为日军与东北军之间的缓冲。

　　当时张学良还天真地认为，既然中央一再地表示，非常重视热河的防务，会优先支持东北军在热河抗敌的各种需要。因此张学良就在利用调兵遣将的布防之际，在七月底，向国民政府开了一张防守热河，动员作战所需的后勤帐单，希望政府能够增加军费，因为张学良失去东北的资源，要想维持现有的军力，已经明显地遭到困难，假如要想接下热河防务，更是力不从心。

　　不料这正惹怒了汪精卫一肚子的怒火。汪原本就觉得他管不了张学良，但又看不起他如此快速地升起（国民党的两广系统，对于东北军系统有着极大的成见与反感，认为张学良支持蒋介石，破坏了他们反蒋的计划）。事实上，当时汪精卫担任行政院长，根本也是一个责任极重的苦差事，外交与财政的问题可以说是最为严重，几乎天天都要“拉警报”。当时汪正为了剿共的经费张罗不出，而与蒋介石发生摩擦，因此汪干脆利用这个机会，借题发挥的先大闹一番而求去。

　　同时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的舆论一度盛行“天下兴亡，匹夫有赖1”的风潮，许多学者文人，个个都成为军事与政治的专家，每天报纸上都有这些人物的高调之论。当时大部分的“学者”都认为，防守热河，痛击日军，是国防上的唯一选择。他们一直严词批评国民政府与张学良的懦弱怯战，不能像十九路军一样奋起“打败”日军（国民政府当然不敢明讲十九路军终于是会被日军“打败”的事实）。因此张学良迟迟没有出兵热河，就成为贻误戎机的箭靶，真是到了人人都曰可杀的地步[2]。

　　因此，汪精卫在八月六日，突然公开发表措辞强烈的电文，痛责张学良不知守土有责，只知借机要钱要粮的聚敛无度，因此要求张学良辞职以谢国人，自己也同时去职，以表示非为权力斗争。这通政治斗争的电报，立刻得到大量舆论的附和，人人都加入痛责张学良的阵营，当然引爆了国民政府内部严重的政潮，汪精卫离职使得国民政府也跟着总辞。张学良虽然试图为自己的立场辩护，但是只更为露出他调度的困难，以及不受谅解的窘境，因此张学良也跟着宣布辞职，这样在大敌当前之际，南京与北平，又陷入了严重的政治斗争之中，军事运作当然形同瘫痪。

　　这时候，只有靠蒋介石出来收拾残局，汪精卫原本就是干不下去了，因此去意甚坚，蒋介石只有请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长。但张学良的辞职，立刻引起华北各个军人派系的强烈反弹，他们既不满汪精卫的干预华北军事，更担心张学良去职会使华北平衡的力量被打破。因此华北各军的将领，由宋哲元领衔发出支持张学良的通电，蒋介石只有改组华北军政组织，由蒋介石自己出任军委会华北军分会主任，但是蒋介石借口无暇分身就任，仍请张学良代理。经过这番的政治波折，中国军队根本没有办法进行热河的布防，但是关东军已经在东北，完成大部分的扫荡义勇军作战任务，而开始把军力南移热河与辽西了。

　　10.6　实力悬殊的热河之战

　　就整个战略与军力的布署而言，热河之战，根本不需正式的接战，就已经可以看出结局了。武藤信义大将所统领的关东军精锐，兵精粮足，士气高昂，对于热河正进行有计划与大胆果决的作战准备，并且更积极进行政治上的策反工作，找到不少的汉奸军阀作为内应，因此日军清楚掌握了热河军、政局势的情报。

　　而张学良虽然在形式上统领华北各军迎战，但是这些部队之间本有异心，更是还没有建立真正的国家民族共识，加上粮弹不足，训练不够，后勤缺乏，号令不一，参战各军主要的关切焦点，还是如何保持自己的生存与利益，对于命令，也自然各有自己的立场与打算，这种非现代化又非国家化的杂牌军，根本不是威望不足的张学良所能调动自如的。不过在当时的华北，除了张学良之外，也找不到更好的统帅，而蒋介石以及中央军仍然在陷在华中与华南的几个战场上，根本无法分身。

　　虽然在军力对比上是如此的悲观，不过在舆论与现实的压力下，国民政府对于热河的防守，仍然有着期待，由于国民政府与东北军先前对于东北与日本的局势发生误判，而在东北采取了不抵抗主义，使得东北近乎没有抵抗下就沦陷，因此造成国民政府成立以来，最大的决策性错误，因此，国民政府必须要在热河，有些奋战的表现才行。而在一二八的上海事变中，中国守军英勇作战的表现，又让当时急切寻找好消息的舆论觉得，中国军队与日本军队进行正面作战，并非完全不可能获得理想的战果。这些纸上的“军事专家”，以及靠煽动民意为奥援的政客们，制造出的一种错觉，就是只要逼国民政府立刻在热河与日军作战，中国就是不赢，大概也输不到哪去。

　　因此虽然蒋介石了解，此时的中国仍然不能因为热河的领土保卫战，而与日本进行正式的决战，但是在热河，至少要打一场牺牲惨烈的抵抗战，以减轻民意的压力。所以当日军开始有意部署攻击热河之时，蒋介石就三番两次的急电张学良，要张学良设法调兵遣将，积极的准备进行热河之战，必要时中央决定增援六个师的部队，支持热河保卫战。蒋介石实在希望张学良能在热河有一番浴血抵抗的作为。

　　由于张学良不战而丢掉东北，不但军政资源大部尽失，且东北军的威望与军心都受到非常严重的打击，因此更增加张学良调动在华北的各个山头部队作战的困难。在这种情形下，张学良哪里敢再欢迎中央军的加入，而破坏华北各个军系之间的平衡。何况到时候中央军会听谁的命令，才是一个更大问题？假如张学良指挥不动中央军，那么东北军在华北的前途，就更加的岌岌可危了，因此张学良就极力婉谢中央军北调，却希望中央给与热河布防充足的后勤与军费的支持，但这是国民政府无力也不愿办到的。

　　张学良面对强敌压境与后勤支持不足的困境，一种疑惧与保本的心理，就左右着他迎战的决策。同时张学良对于热河局势未来的发展，也产生错误的判断：由于关东军并未借着石本事件，扩大对热河的进攻，同时关东军也在私下加强游说东北的部分将领，要求他们设法寻求中立或是靠拢，所以张学良认为，日军仍忙于对付东北抗日义勇军，进攻热河的兵力恐怕不足，加上日本也要顾及国际社会的压力，因此目前应有一段观望与缓冲的时间；而且中国方面的部队既没有胜算的把握，日军暂时又无力威胁热河，那么目前的策略最好是不要主动的刺激关东军，因此倒不如暂时留着两面派的汤玉麟，正好可以作为东北军与关东军之间的缓冲。因为一旦中国的部队进入热河，不但会有严重的后勤问题，也会改变目前的战略平衡，那么关东军就不可能坐视中国军队在热河布防，这样必然会提早引爆双方的直接冲突。因此张学良一直设法在拖延派兵进入热河的时间。

　　不过关东军对于夺取热河，根本是有关占领满蒙成败的战略设计，因此这已经是日本政府、军部以及关东军共同的政策目标，只待适当时机来临，就必然会动手。在关东军开始调兵遣将、准备部署进攻热河之时，其驻扎在山海关外围的部队，却抢先一步行动了。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晚间，日本榆关铁路守备队队长落合甚太郎少佐，借口关东军受到中国军队的手榴弹攻击，对中国守军提出了无理的要求，再要求不遂的情况下，于一月二日对中国守军发动军事攻击。

　　由于当时张学良担心东北军与关东军会在山海关发生直接的冲突，因此只布防极少的部队在山海关阵地，名义上是一个团，实际是只有两个营而已。而根据辛丑和约的规定，中国从山海关经天津到北平的铁路沿线，是不准建筑防线，与增加驻军的。日军的攻击在遭到中国守军的反击之后，关东军立刻就调动第八师团部队，以及日本空军与在渤海的军舰，以强大的联合火网，猛攻戍守山海关阵地的东北军。在兵力与火力悬殊的情形下，东北军惨烈的抵抗日军的攻势，但却无法扭转敌众我寡的劣势，山海关以及附近的战略阵地，就都被日军占领了，这使得中国在热河的防线，出现了侧翼洞开的危急状况。

　　关东军新任司令官武藤信义非常清楚的知道，假如日军不能迅速地夺取热河，而将中国军队逼到长城以南，那么东北的义勇军，就会继续有后援而反抗满洲国与关东军；更为重要的是，当假想敌苏联发动攻击在东北的日本部队时，日军需要有更为广大的战略纵深进行防卫反击。不过在当时，东京的参谋本部仍然认为，关东军进攻热河的时间应该适当的延后，因此特别派遣总务长梅津美治郎大佐前往东北，要求关东军谨慎从事。但是武藤坚持，用兵就是要能大胆的出敌不意，由于武藤在日军中崇高的威望与地位，因此参谋本部也就不再反对武藤的用兵计划，转而支持关东军在一九三三年年初进军热河作战计划。

　　这时的日皇裕仁，已经沉湎在日本帝国扩大版图，以及皇军神威无敌的热情之中，对于武藤的进军热河计划，当然是非常的高兴与赞成，因此立刻颁布敕命，允许关东军进兵热河，成为日本正式侵略中国的第一个作战敕令[3]。武藤大将在奉命之后，在一月二十七日到二十九日，连发三道进军命令，派遣第六、第八师团与第十四与三十三混成旅团，加上所招降的满洲国的汉奸部队，总计八万多人，果断的向热河发动三路攻击。不过当时武藤所奉的热河作战敕令，是只准关东军在热河地区之内进行作战，敕令特别规定，关东军不得越过长城防线，进入中国的关内，以免国际社会对于日本造成过多的压力。但是武藤的热河作战计划，却把作战重心，放在攻击长城与威胁平、津。

　　武藤的热河作战计划大体如下，他下令第六师团与满洲国的汉奸部队，一面招安，一面奔袭攻占热河北与东部，在得手之后，然后立刻向南旋转直切中国军队的长城防线。而第八师团与两个混成旅团，则是直接先进攻热河南部的中国守军，然后就地南攻长城防线。由于日军的作战训练与装备，都是为了在西伯利亚与俄军进行野战所设定的，因此非常适合在冬季酷寒的关外作战，同时日军又首次使用空军配合作战，充分发挥了日军火力与机动力的专长。而中国的守军，却只是由军阀改编的地方部队，根本没有大战线联合作战的能力、装备或经验，更是根本没有见过飞机的火力攻击了。加上后勤不足与政治斗争的问题，华军没有提早进入热河进行阵地布防，仓促之间进入热河，当然只有挨打的份了。

　　这时关东军在奉命进入热河之后，却未立刻发动攻势，反而在进行周密的布署，以及准备后勤的支持。这种“缓进急战”的战法，迷惑了中国守军的判断，以为日军兵力不足，不习惯在塞北高原冬季作战，需要集结更多的兵力才能发动真正的攻势[4]，因此国民政府也大张旗鼓地发表保卫热河宣言。

　　当时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特别热心支持热河作战，在二月十八日，与张学良等人亲自前往热河劳军，声明国民政府一定会在热河与日军打到底，而且慷慨的带去一笔军费，甚至派出自己的亲军税警团前往热河。国民政府摆出一副决心迎战的气势，宣称可以在热河有效防守三个月以上，因此当时中国的舆论大都认为，由一二八上海作战以及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战绩来看，中日之间的战力“其实”相差有限，所以对于热河之战，抱持了很乐观的期待（殊不知中日两军的战力，若在真正的野战战场上对决，还是差得太远了）。

　　这时在各方面压力之下的张学良也打起精神，经过几番的讨价还价之后，他将华北的各军，编组成八个军团迎战日军。由于张学良认为热河作战只是一种苦肉计，以牺牲来换取同情与时间，根本就不认为华北的军队能够守住热河，因此张学良仍然将各军的主力放在保卫平津：第一军团于学忠与第二军团商震镇守滦东，第三军团宋哲元防卫通州，第四军团万福麟才进入热河南部布防，第五军团就是汤玉麟的部队，第六军团由与汤有关系的东北军老前辈张作相，混编东北军与支持的义勇军，防守热河中部，第七军团傅作义在察哈尔待命，第八军团则是由中央军的杨杰在北平做为预备军力。

　　整个华军的人数虽多达二十万人，但是战力与火力都严重不足，更是没有统一的指挥与足够的后勤支持。张学良知道反正热河是绝对守不住的，他的作战安排重点是要华军能够打一场还算过得去的防守作战，好对舆论有个交待，因此大军不易深入热河布防，以免受到日军的切断与围歼，而以主力保住平津。就华军的兵力布局而言，是南重北轻，主力都在河北边界而非热河。

　　10.7　长城浴血抗战

　　在这个时候，关东军已经静悄悄地在热河完成作战准备，兵力迅速的集中到攻击位置，在完成了收买汤玉麟部属的最后交易价码之后，武藤信义下令在热河与辽西的关东军，在二月二十三日发动全面攻势。由于热河人民多年来，不堪汤玉麟的苛政剥削已久，因此在战争开始之后，热河百姓不但不支持华军进入热河布防，反而发动抗暴的民变，造成关内北调的中国部队，受到民团的攻击与破坏，难以在时限内完成布防。而中日两军在刚一接战时，北部战线的汤玉麟部队，就立刻变节投降，跟着东部战线也同样溃退，因此造成日军顺利地在三天之内，席卷热河北部与东部，然后立刻分兵三路，直扑热河省会承德与热河南部的长城防线。

　　而指挥第五军团的汤玉麟，在接到前线战败消息之后，立刻动员所有运输车队，载运自己的私产与大量的鸦片弃城而逃，造成热河作战中国军队的防线与士气全线崩溃；三月四日，日军仅以一百二十八名轻骑兵长驱直入，就轻取省会承德，至此热河之战已陷入全面的混乱之中，参战各军只有先求自保。建制比较完整的第四军团的万福麟部担心受到包围，接战之后立刻仓惶的撤退到长城防线附近，而混杂编组的第六军团张作相部，也在压力之下溃散。在一片的混乱的局势下，各个立场不同的部队是否接受日本收买而哗变的谣言，更是有如风声鹤唳般的动摇了军心。

　　这时候，整个华北已经进入面临日军席卷的危急时刻，华北各军将领以及政治与社会民意领袖，立刻联名急电蒋介石，要求蒋介石兼程前往北平坐镇指挥，否则华北局势势将糜烂崩溃，北平与天津都可能会不守了。

　　而这时蒋介石在南方也是自顾不暇，他在江西剿共的中央军也正遭到败绩，根本无法抽调大军北上，财政更是吃紧到与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闹翻。但是在接到华北告急的情报之后，蒋介石只有急调二十五师关麟徽，第二师黄杰，第八十三师刘戡，由徐庭瑶指挥，组成第十七军战斗序列，前往北平与长城防线，支撑面临崩溃的地方山头部队。但是由于中国在热河的杂牌军守军，根本不堪一击的溃败，激起了全国舆论一面倒的声讨，一股政治风暴已经冲击到国民政府的整个军政结构，要求张学良下台负责，成为舆情一致的“共识”。

　　蒋介石原没有料到热河的战事，会出现如此快速变盘的局面，因此在接到大局出现崩溃的急电之后，于三月九日匆匆的北上抵达保定，他立刻会晤了张学良与华北其它军政领袖。张学良自知自己无力指挥全局作战，更无法对于热河的溃败作出交代，只有请辞本兼各职，准备转到上海进行戒毒复健，然后出洋考察。蒋介石立刻接受张学良的辞职，并且指派何应钦负责指挥华北各军，沿长城防线进行抗日作战（这时东北军各部都能识大体，没有因为张学良的离职而搞出花样，这以中国当时的地方军割据状况而言，是几乎绝无仅有的表现）。

　　武藤信义灵活地运用兵力，十天内就轻取热河之后，立刻决定依照计划扩大战果，以乘机为华北分裂，创造有利条件；他也想要痛击北上增援的中央军，以为日军在上海作战不利，挽回更多的面子。因此武藤规划的作战目标重点，不只在夺取热河，更是要进袭长城防线，特别是要狠狠的教训一下蒋介石的中央军，以打散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所开始建立的威望与凝聚力。

　　蒋介石这时在张学良完全的配合下，果断地改组华北守军的战斗序列，由于援救热河已是不可能了，于是想在长城防线，给与日军攻势有效的遏阻，而东北军即成为争取布防时间的前方“炮灰”了。何应钦下令增援的中央军，于西北军宋哲元部、晋军商震部，跟在东北军之后，进驻地形险要的长城关口，正式迎战日军的攻势。

　　第四军团东北军的万福麟部，从热河南部退到长城防线之后，奉命坚守喜峰口，以待西北军宋哲元部的二十九军增援接防。东北军在日军猛烈的攻击下，伤亡极其严重，但给与了宋哲元部一个缓冲的时间。二十九军在三月七日抵达喜峰口阵地，即刻遭到日军的猛攻，于是宋哲元利用喜峰口复杂的地形，大胆抽调兵力，从侧面夜袭日军，这是刚攻占喜峰口高地的日军，根本没有想到的华军作战方式，竟然敢从侧面发动夜袭，而且是用短兵肉搏作战。在近身的肉搏战中，日军优势火力是无从发挥，反而是西北军的大刀比日军的刺刀管用，所以造成日军震撼性的损失，这就是著名的“喜峰口大捷”。接着上阵的西北军刘汝明部，也在喜峰口西边的罗文峪防守战中，对日军发动成功的逆袭，造成日军严重的伤亡，因此西北军一时声名大噪（大刀队也被渲染成为中国抗日的无敌利器）。

　　另外一只东北军王以哲部，则是奉命在古北口挡住日军的攻击，这是日军攻击的主力所在，目标是直扑北平，而与中央军进行决战。抵挡日军前锋的东北军从来就没有面对过如此正规作战的场面，在日军优势的陆、空联合炮火攻击下，遭到极其严重的损失，但是仍支撑到让关麟徽二十五师在三月十一日赶到古北口，占领阵地，而与日本第八师团主力接战。双方血战三昼夜，战事之惨烈，前所未见，日军使用陆空联合攻势，特别是其长程巨炮的火力，具有极大的杀伤力，造成华军所有的防御阵地几乎完全毁坏，师长关麟徽负伤，全师的伤亡超过一半以上。

　　日军几度组织敢死队进攻，才压迫伤亡惨重的华军二十五师，退到南天门布防。这时由黄杰的第二师接替迎战，在南天门防线，与日军展开浴血作战，这场作战维持了五天，由于全师伤亡极大，中央军的防线再度被迫南移到新开岭，由刘戡部接防，日军继续猛攻。就这样中央军轮番接战，日军也一再的增补兵力，双方力拼到五月十三日，由于中央军已经伤亡过重，而失去战力，不得不全线撤退，日军的兵锋前缘，就直逼北平近郊的密云附近了。

　　而正在此时，日军突然在四月二十日主动地从所攻占的滦东地区后撤，这是因为日皇已经关切到关东军“违命”，擅自越过长城进入关内作战的情况。裕仁在十九日接见参谋次长真崎大将，询问有关关东军为何会出现在关内之后，迫使军部急电关东军司令官武藤，命其撤军。武藤当然不敢公然违抗敕令，所以立刻将关东军从滦东调回关外。但是由于板垣征四郎企图策反汉奸，制造华北自治的计划正在进行到紧要关头，因此急电关东军不能撤回关外，否则整个策反计划将会功败垂成。最后武藤只有派遣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中将，赶回东京，争取军部与日皇的同意与谅解，特准关东军在长城“沿线”作战，已达成收买华北军阀，瓦解国民政府在华北主权的政略目标。

　　由于日皇裕仁对于关东军在热河作战的“伟大”胜利，是万分的高兴与满意，因而亲自传谕，嘉奖日军在这次热河作战的英勇表现。裕仁完全忘记了，这是对中国的公然侵略，日本根本没有对中国宣战，也没有任何的事变籍口，就在中国境内大动干戈。同时他也批准了小矶国昭的长城“沿线”弹性用兵方案，因此关东军很快又回到关内，再度对平、津形成包围。

　　不过华军在长城防线的浴血作战，的确惊动了国际社会的注意，连一向袒护日本的英国，都已抗议日军进入关内，已经影响到英国在滦东的煤矿利益；美国更是一再知会日本，日军行动已经违背了门户开放政策。日本军部更为担心的是，假如战火继续向南延伸，关东军将会受到苏联背后攻击的危机，因此日本参谋本部在五月十八日，下达了“华北行动纲领”，要求关东军要在六月底之前，必须结束在关内的军事行动，以抽调足够兵力，应付苏联的军事压力，并且继续扫荡东北义勇军。

　　所以关东军在确定板垣制造华北“自治”的工作，迟迟没有具体的果效之后，也就同意与国民政府的代表黄郛协商，最后由交战的前线军队指挥官，签订撤军的“塘沽协议”，日本取得控制滦东，与栽培汉奸政权的利益，中国则是勉强地得到一个喘息的机会。

百城客

　　热河与长城之战，可以说是日本连籍口都懒得制造一个，就明目张胆的占领中国的领土的公然侵略行为，当时的国民政府明知无力在战场上御敌，但是必须展现抵抗的决心，以维系民心士气，同时希望要日本付出一些侵略的代价。虽然中日双方在热河的军事较量，是不可避免的冲突，但是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都无意与无力，就此展开全面的战争，所以热河的作战，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局部作战。

　　11.1　中国军队首度联合抗日

　　热河与长城之战，是中国与日本之间，继甲午战争之后，一场比较接近正式的决战，这场作战清楚地证明，中日之间的国力与军力的差距，比甲午战争之时还要更大。虽然中国军队的作战表现，相当的英勇，但是却不能改变中国战力严重落后日军的事实。当时的中国，是一个落后与分裂的国家，他正陷在危亡的历史危机之中，根本没有国家化与现代化的军队，可以对内统一国家，当然就更没有力量对外可以抵御外侮。造成中国军力不足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内部的分裂、内战不休、国民缺乏国家的认同，使得中国没有办法建设一个现代化的政治、社会、经济、工业体制，来支持一支可以捍卫领土与主权的军队，以对抗日本这种现代化国际级强权的侵略。这不是当时任何一个军队或是政治的领导人，单凭其个人的决断与能力，就可以改变的情况。

　　当时中国四分五裂的部队，包括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以及晋军，在长城进行对日作战，是第一次各路军系的联合军事行动。而这些参战的中国部队，无论从作战训练、编制、装备、指挥系统，都是各自为政的架构，加上彼此之间仍心存猜忌，更难发挥整体作战的效果。虽然参战的中国军队，在日军绝对优势、现代化火力的猛烈攻势之下，个别作战的确是相当的英勇，同时也有很大的牺牲，但是却难以产生理想的战果。

　　因此，长城抗日作战失败之后，中国的各个阶层，开始对于中日的历史决战，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中国必须要设法尽量的争取时间，结束内部的分裂与消耗，以推动国家全面现代化的建设，这样才能建立一支能够保家卫国的军队，否则中国迟早会被日本所鲸吞与蚕食而灭亡的。

　　11.2　中国全方位落后是作战失败的原因

　　若从战争的现场与过程而言，日军表现的战斗能力是相当的杰出，关东司令官武藤信义大将与参谋长小矶国昭中将，应该是居首功，因为他们指挥日军的热河攻击作战中，表现出决断的胆识与充分谋略。关东军只运用有限的兵力（两个师团加两旅团），却能充分地发挥灵活与集中的战术运用，再配合使用策反中国军阀部队投靠的政略，以及首次使用飞机与强大炮火的第

　　协同作战，使得日军能够在十天之内，就闪电般的顺利攻占了热河全境。虽然日军在继续攻击长城防线的作战中，遭受到华军猛烈的抵抗，但是日军仍然充分地掌握战场的主动，并给与中国军队相当严重的打击。

　　而中国方面，张学良之所以无法在事先调动各军迎战，是由于当时他已失东北根据地与大量的军政资源，国民政府里的汪派又只给压力，却没有实质的助力；他所统领的华北各军，原本有着彼此对立的心结问题，无法在短时间之内化解，因此对造成各部队对张学良的指挥，处处制肘与防范，也就影响到张学良的战略企图心不足。张学良身体的状况也因为毒瘾的伤害，更无法应付作战沉重的压力。

　　然而就全盘大局的失利而言，又很难完全怪罪给张学良的失策。因为这是中国自从清朝与外国军队作战以来，第一次的各地方部队协同作战[1]，仅仅在两年多前，这些部队还是彼此相互厮杀的“敌人”。当时面临日军攻势的张学良，既无足够的威望与能力应敌（那时他只有三十二岁，只是一个地方军阀的继承人），更缺必须的后勤支持能力，因此他还能够压住华北各军应战，就已经非常的不容易了；等到战局大幅的逆转之后，张学良竟然能够因为一句话，就自动地卸下兵权，东北军也没有因此出现哗变或是拒战的情况，更是自从清朝末年以来，拥兵自重者近乎不可能的表现。

　　不过热河与长城之战事前的中国舆情反应，可以说是对于中国国力与军力的情形了解过少，因此对于张学良以及东北军的表现给与过于严苛的批评，舆论把东北军骂成“不抵抗部队”，“一战就败”，而把西北军的喜峰口之战，捧为国之干城。热河抗日作战的失败，对于浮夸的舆论与不切实际的人心，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北平的“学者专家们”，这才开始深切的了解到，中、日国力的差异，有着整个民族全方位的历史问题。日本不是由一天而强盛，中国不是因一人而落败。

　　其实这是当时中国人的民族心理问题，不敢真正面对失败的原因，一定要找一个替罪羔羊（东北军）泄愤，以减少每一个国民其实都应负起的历史责任；而同时对西北军的喜峰口逆袭战果，作出过度的宣扬2，以证明是东北军太差，而非中国军力的不行。事实上，当时东北军一样地在明知无法战胜的状况下，对日军攻势进行浴血作战，只是因为张学良下野，政府与舆论又要找东北军当成替罪羔羊，因此缺少公正的报道，而其实西北军一样有其脆弱的一面[3]。

　　事实上，当时蒋介石无法亲自率军北上指挥压阵的原因，是因为国民政府在江西刚发动第四次围剿红军的军事行动。同时汪精卫在热河作战之前，曾经亲访广州，当时广州政府领导人邹鲁就明白表示，假如蒋介石调兵北防热河，广州方面不但不会协助或保持中立，而是会出兵攻击南京。中共在江西、安徽、湖北等各地苏区的部队，更是从中牵制了国民政府军队的移动。当时的国民政府，无论是派晋军、西北军或是东北军的其它将领，都更加难以指挥中国的部队进行热河保卫战，甚至就连蒋介石亲率中央军与日本作战，结果恐怕也是好不到那去。因为实情是当时的中国，根本没有将领与部队，能够抵挡武藤信义所指挥的关东军的攻势。

　　11.3　人心向背是战争的关键因素

　　为什么中国军队在一二八事变的上海，可以打得如此轰轰烈烈，东北的抗日义勇军可以困扰无敌的关东军，而华军在热河与长城之战却是如此的不堪一击呢？就历史的角度而言，关键在于民心士气的支持。因为当时无论是在上海还是东北，人民都是热烈支持华军抗敌作战的，因此中国军队可以在人民的支持下，越战越勇而有超水准的表现。但在热河的状况刚好相反，当地的人民根本是利用机会反抗军阀“汤老虎”部队的虐政，因此华军在没有得到人民主动支持的环境下，张学良无法派遣缺乏国家意识，以及没有足够后勤的地方军队，事先进驻热河。在作战时，缺乏人民支持的部队，其战斗表现，必然会在水准之下。

　　而日军的训练、编组以及武器装备，在接近三十年来的重点配置，都是为了在西伯利亚与俄军进行野战准备，因此比较不知如何应付城镇的攻坚与巷战，也不知如何面对人民起义的游击作战。日军在上海与东北地区的作战，既有轻敌的问题，又需要时间调整适应，因此日军的作战表现也就在水准之下。但是日军在热河之战，刚好得到日军最为优秀的将领指挥，又可以充分发挥野战的能力，加上策反工作非常的成功，热河民团又有响应日军的军事行动，所以关东军在热河的作战，当然是得心应手、大有表现。

　　在热河保卫战之前，当时中国的舆论界，一天到晚地把政客与“报纸军事专家”的谬见，大量地加以渲染与散播这些见解，把一二八事变的中国军队能够暂时的守住阵地，当成日军战力其实不足为惧的证明，把东北抗日义勇军的风起云涌反击，当成关东军战力不过尔尔的事实，舆情当然就会期待中国军队在热河再有杰出的表现，事实上，这些舆论可以说是爱国热情有余，但是对于事实了解缺乏，只会影响到整个战略的布局，更造成了引爆政潮的燃料库。

　　11.4　日军掌握作战的优势

　　当然从战略对抗的角度而言，日军进兵热河的战略目标非常清楚，攻占热河，痛击华军，以切断关内对东北义勇军的支持，并且扩大华北分裂的局势。但是中国军队的战略目标则并不清楚，张学良先是期望热河能够成为中日两国的一个缓冲，以尽量的拖延双方冲突的时间，减少东北军的伤亡，蒋介石则是把热河的保卫战，当成一场维护政局安定的牺牲打，作战目标不在保住热河（因为根本也保不住），更不是就此进行中日全面的战争，而是要给国人一个抵抗的交代，以安抚民心，同时能让日军多付出一些侵略的代价，而稍知收敛。

　　而关东军在武藤信义指挥下，犹如脱胎换骨般地发挥高超水准的战力，一扫过去受困于东北义勇军的形象，也是出乎蒋介石与张学良的意料之外。武藤信义只以两个师团加两个混成旅团的部队，就敢大胆地发动热河之战，造成中国部队几乎措手不及的应战。中国方面则是由于军力的调度，特别是后勤支持，有着根本无法克服的困难，因此对于进驻塞北寒荒的热河作战，本来就是有些应付舆论压力的消极作战。当时张学良真正的主力作战部署意图，不在热河而是在长城沿线抗敌，以确保河北平津，热河反而成为陪衬的作战，只要能有抵抗的表现就好。不料热河作战的表现过于差劲，造成华北人心与军心的全面浮动，蒋介石只有在仓促之间北上，张学良负责请辞，蒋临时重新布局，在长城沿线与日军作战。

　　虽然当时各军在长城的作战，特别是中央军防守古北口到南天门的血战，几乎是以全师牺牲为代价，西北军在喜峰口与罗文峪甚至出现成功的逆袭，而东北军王以哲部、何柱国部与晋军商震部、傅作义部，在滦东也都有相当英勇的抗敌牺牲，但是当时中国部队，根本对于现代新式的火力所知有限，在长城地区坚硬地形难以临时构建有效的防御工事，而日军使用空军与重炮的优势火力，造成中国守军阵地几乎全毁，也就无法成功地对抗日军的攻势。不过这系列的战斗，证明了中国军队的确敢于牺牲，不再是一支望敌溃散的“太监军”了[4]。

　　11.5　华军作战需要大幅改进

　　不过就作战指挥而言，当时何应钦与杨杰的长城防御作战战略，实在是过于的被动与呆板，只是强调各军死守险要阵地，而与日军进行浴血作战，来展现中国军队流血与牺牲的精神，却没有在战场上发挥协同作战的功能，更没有运用主动反击的战术，打击日军极其脆弱的后方与补给线，实在是相当的失算。

　　事实上，当时在长城防线的中国军队，应该采取更为灵活的机动防御，一方面以部分军队，依据地形险要布阵防守，但是应抽调更多的兵力，采取精锐编组，在长城沿线一些日军兵力薄弱的地带，主动地越过长城，利用复杂的地形，深入日军的北侧反击敌军，甚至可以远征日军补给集中的后方据点，进行大胆的敌后攻击与破坏，与包围日军的后方据点，而造成日军首尾受敌的压力（因为当时日军在热河后方的兵力的确不足，军力几乎全都调到长城正面攻击华军了），而不是让各军完全以被动的防御，等待日军强烈火力来逐一击破。

　　当然要实施这种机动防御，是需要有更好的部队协调，以及更为宽裕、可资调动的兵力，同时也需要指挥官有足够的企图心、决策的胆识与能力。这不但是当时何应钦与杨杰没有这个能力，而是中国军队直到武汉会战后期，才开始懂得运用这种战术，在三次的长沙会战中，中国军队才真正灵活的使用这种战术。

　　11.6　长城作战对日本侵华策略的影响

　　日军在赢得热河与长城之战的胜利之后，当然成功的截断了中国支持东北义勇军的联结通路，使得义勇军在热河失守之后的短期间之内，因为进一步的失去支持，大部分的部队被日军消灭，一部分则是退到苏联的境内，不过仍然有少部分义勇军在白山黑水之间，以游击战的方式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东北义勇军自动自发的英勇作战精神，是在中国的近代史中，一个唤醒了民族精神的历史事迹。东北义勇军的精神所兴起的一股抗日的共识，开始成为凝聚中国统一与新生的力量，终于成为中国走出几世纪迷失的历史动力。

　　日军占领热河后，不但完成日本对于拱卫满洲国的战略，同时也为推动“蒙古国”，找到一个理想的桥头堡，这时日本的侵略野心，简直已经到达沸腾的地步。日军既已穿过长城，兵临平津，就进一步的积极制造事端，煽动军阀与汉奸政客，以推动设立“华北国”。日本终极的战略目标，就是分裂中国，然后加以宰割。

　　不过，中国军队在热河与长城的作战与牺牲，多少让日军觉得，要想再演出类似九一八事变那种近乎无抵抗的占领中国事件，是不可能的，因此日本必须设法策动与扩大中国内部的分裂，然后再加以介入与利用，它才能顺利的“征服”中国。所以日本在热河长城作战后，暂时停止全面的武装侵略，对华开始采用武力压迫之下的政略行动，准备一块块地肢解中国。首先上场的就是“蒙古国”的建立，以及“华北五省的自治”的推动。枪声未息，谈判上的压力就已上阵。

　　事实上，日本在谈判桌上的强横态度，绝对不减于在战场上的残忍手法，不过中国只有见招拆招，国民政府多数采取息事宁人的退让政策，用尽一切力量与日本周旋，才勉强换到了四年的准备时间（1933-1937）。而当日本发现中国已经开始凝聚抗日的共识，以及有了一些建设与军事的成果之后，就决定提前发动对中国全面的侵略。

百城客

　　由于日军迅速地攻占热河，同时击溃华军的长城防线，日本的大军就直接兵临平、津重镇，日军的这一系列军事行动的胜利，对于中国的华北与内蒙地区，造成了极大的战略威胁。不过日本政府与日军也开始明白，日军任何进一步的军事侵略，是必然会遭到中国的浴血反抗，中国不会像甲午战争的时代，打了败仗就准备割地赔款。纵使中国军民的血肉长城，一时之间仍然无法阻挡日军的侵略，不过却足以让日军付出可观的代价，日本若是要想以继续动武的方式，来侵略与占领中国，所要付出的代价可能是超过当时日本所能负担的。何况日本还要担心苏联的立场，以及国际强权的反弹，所以日军无意恋战，反而希望先见好就收。

　　12.1　中、日在战略对抗上的比较

　　当时日本军国主义情绪虽然因为侵略中国而上扬，但是还不足以让人民支持全国立刻成为“全民皆兵”的地步，特别是扩大与中国的战争，日本需要大量的财政支持，更非当时经济低迷的日本所能承受。日本极缺作战的重要物资如石油、钢铁、橡胶等资源，所以日本政府认为，它需要时间来培养更为狂热的军国主义，日本也需要时间来消化已占领的中国领土，转化中国的资源成为日本的国力。加上国际社会对于日本不断的侵略中国，准备独占中国的利益，出现相当的不满与压力，所以日本不愿在长城作战之后，全面的乘胜追击，而是希望将最终征服中国的战略，暂时的从战场移到谈判桌上。

　　当时日本的最高战略指导原则是，以和战交替互用的方式，逐步蚕食中国，最终能全面的屈服她的抗日意志，让一个分裂的中国，接受日本的纵与支配，而使中国的资源，成为支持日帝国称霸世界的基础。日本的大陆政策，就是要侵略中国，但它却不希望与中国进行全面的战争，认为只有步步进逼，逐渐分割与蚕食她，才是上策。

　　不过中国在热河长城作战之后，出现另外一波民族主义觉醒的意识，西北军大刀队的搏斗（与十九路军在上海的拼斗），虽然能够激发中国人的抵抗热血，却不能真正的打败日军的攻势。同样的，天险长城加血肉长城，也不能阻挡日本军队对于中国的侵略。但是中国人的这些鲜血与牺牲，并没有白白的浪费，一个凝聚中国民族主义力量的幼苗，正在中国人抗日的血泪的灌溉之下，迅速地成长，曾是老大陈腐、分裂内讧的中国，开始在日本连串的侵略之下，出现了团结与转变。

　　当时，中国无法战败日本的基本原因，还不只是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不足，也不是中国军队不够勇敢拼斗，而是更基本的关键是因为中国是一个落后与分裂的国家。中国没有现代化的社会、人民、政府、工业与军队，因此她在总体的国力上，根本就不足以击败日本的强大优势，军队在战场上抗日的失利，只是中国全盘落后、加上内战、分裂的必然结果，中国人开始逐渐知道危机的所在了。

　　中、日战争是一场历史性的民族战争，其胜败的关键在于总体国力的强弱，中国若继续陷在分裂与落后的状况之中，她就根本不可能有力量对抗日本的侵略，中国若是立刻与日本进行全面战争，其结果很可能是亡国。但是当时的中国，与其它成为西方殖民地的古文明民族不同的是，中国不愿接受亡国的欺凌，中国人不肯成为亡国奴！因此中国就必须尽一切的力量争取时间，以完成团结与建设。

　　任何国家要想现代化，绝对不是一日可以完成的，中国若要复兴与现代化，当然也是如此：她幅员庞大、人口众多，加上沉重的历史包袱，因此中国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凝聚共识，她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完成发展。现代化的战争要有现代化的人民、社会、组织、经济与工业，才能组成现代化的军队，唯有如此中国才能有实力来对抗日本的侵略。

　　而中国要有这些现代化的社会与经济基础，至少要有几十年的时间培养与发展，才能看到具体的成效。但是在日本疯狂的进逼下，中国被迫即使没有做好作战的准备，也要开始反抗了。所以日本的决策者知道，绝对不能给中国足够的时间来复兴国家与救亡图存，中、日两大民族的历史决战胜负，就决定在时间的竞争上。

　　12.2　日本企图建立汉奸政权的失败

　　一九三三年年初，武藤信义率兵进军热河的重点并不只在征服热河而已，而更是直指华北，目的是要给中国人民一个“无法对抗日本”的事实打击[1]。日本特别希望能够击溃国民政府之中央军，以离间华北的各个地方部队对国民政府的支持。武藤认为让中国遭到前所未有之丧师辱国的惨败、打垮中国的抵抗意志，这样才可以屈服华北，同时进而造成华中与华南的分裂。

　　因此当武藤信义调动关东军准备进军热河的同时，日本的“中国通”奉天特务机关长板垣征四郎，立刻奉命转任天津特务机关长。坂垣的计划是，利用中国部队作战失利所引起的社会与人心动乱的当头，来利诱军阀与政客，他曾经企图利用段祺瑞、孙传芳与吴佩孚，但是都不得要领。（这真是大大的出乎板垣的意料之外，中国人怎么会有官不做？）板垣只有跟张敬尧与孙殿英等“三流”军阀联系，并且透过他们与东北军将领张作相，西北军将领宋哲元都有所接触。板垣希望能够离间他们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然后在华军的战线崩溃之时，由他们趁乱出兵反蒋，造成“华北独立”政府，届时再运动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韩复渠来响应就更有可能了。但是这次任凭板垣用尽各种手段，都无法真正的策反这些原先与蒋介石有仇的军队，来公然的反叛国民政府。而担任居中联络的汉奸张敬尧，又被爱国志士所刺杀，因此板垣所有的策反计划全都落空，使得关东军在华北的军事行动，失去了政略上的作用。

　　同时国际社会已经对于日本侵略中国的华北，破坏了各国在华利益的均衡，出现了相当强烈的反弹。日本既不能一口就并吞中国，政略离间以瓦解中国又没有达成，因此只有设法与中国停战，以集中力量消化所占领的东北四省。日本军部于一九三三年五月八日，向关东军下达“华北应急方案”，要求关东军在六月底之前，要与中国方面达成停战，然后撤军回到长城以北地区。而在国民政府方面，汪精卫在张学良下野之后，重新复职，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因为热河之战输得太惨，自己无法兑现抵抗到底的宣言，只有请假出国，进行广泛的外交联系活动。蒋、汪二人对于当前的局势，都有一个共识，就是可以有条件的暂时接受屈辱，而尽量设法保全华北，以图国家的建设与抗战的准备。

　　12.3　黄郛设法收拾残局

　　不过问题是，国民政府方面当时并不知道日本政府与军部，已经决定在华北停战。国民政府眼见日军突破了长城防线，兵临平、津，而蒋介石却正处在无兵可调与无财可用的窘境。蒋、汪只有设法请出与日本关系良好，也是同盟会时代的革命老同志黄郛，让他设法与日本人谈判折冲。由于黄郛是留日学人，精通日语与了解日本的文化与国情，曾在同盟会时代，热心参与革命，后来在北洋政府任过要职，并且与蒋介石结为金兰，是蒋介石对日政策的主要私人顾问，而他与日本当时的军政方面负责人，也有着不错的人际关系。黄郛虽然已经退出政坛多年，但在国家陷入危亡震撼之际，蒋介石又动之以金兰情，恳请他念在苍生而出山，他只好出面收拾华北的局势。

　　自从九一八事变以来，国民政府最感到棘手的问题之一，就是与日本进行直接的谈判与交涉。因为当时日本的政局，在少壮派军人的主控之下，气焰之狂妄，根本是无理可谈，所谓的中日谈判交涉，只不过是让中国在会议桌上屈膝受辱而已（其实连日本政府官员，也不敢惹这些少壮派军人）。而当时中国的民气又沸腾已极，任何对日本让步的协议，都会被视为“卖国”的罪行，因此官员在议场中所受的内外压力，甚至大于在战场的指挥官。当时黄郛实在是在无可奈何的状况下，勉强同意蒋介石的请托而出面收拾华北残局。一九三三年五月三日，国民政府宣布，由黄郛出任北平政务处理委员会主任，统领华北的军政全局，负责与日本进行交涉。

　　日本策反华北军阀运动失败之后，如今由于黄郛的复出，日方又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因此日本想先给黄郛几个交涉成功的机会，以巩固他的地位与影响力，然后再以各种威胁利诱的方式，软硬兼施的拉黄郛入伙，使他成为日本分裂华北的汉奸领袖。所以日本就主动透露欢迎与黄郛进行停战交涉的意愿。黄郛是先在上海与日军代表根本博进行接触，得知日军有意在华北停战，他才决定北上，收拾残局。

　　事实上，国民政府的部队在热河与长城作战的失败，同时动摇了政府脆弱的财政基础，由于银行团担心大局急转直下的全面恶化，因此不肯购买政府债卷，而在宋子文于四月中出国之后，财政危机更为严重，全靠黄郛利用他与银行团的关系，先设法为国民政府先借到两个月的周转金，否则军队与公教人员又领不到粮饷了。银行团是希望天津海关的关税收入，做为政府还款的担保[2]，因此黄郛的任务，不但是收拾华北残局，更是要保存平津，以稳住国民政府的财政信用。

　　但是谈判就要开始时，日军却决定利用机会，先给黄郛一个下马威，以争取到更为有利的城下之盟，因此日皇裕仁批准了关东军在长城沿线的作战计划，武藤信义立刻把握这个机会，在五月六日，下令原先后撤的日军，再度的越过长城的关口，猛攻在滦东的华军。

　　华军根本没有料到日军会退而复返，更没有想到在谈判即将开始时，日军会加强攻击，加上华军已经力竭而不堪再战，因此滦东阵地连续失守，日军席卷滦东各个军事重镇。五月二十一日，日军兵锋前缘突破香河，直逼北平外围的通州，炮声响彻北平全城，溃兵与难民接近失控状态，而在北平坐镇指挥军事的何应钦，已经下令将指挥部撤离北平，准备南下良乡与保定。一时之间，平津的沦陷，几乎是迫在眼前的事实了。

　　12.4　极为苛刻的停战条件

　　黄郛在这种危机关头，冒死匆匆地赶到北平（沿路还有“爱国志士”准备刺杀他），这时北平已经是处在人心惶惶、兵荒马乱的危机状况，黄郛在北平弃城前夕，设法再作最后的努力，与日本军方代表永津佐比重进行私下的接触。其实当时日皇的军令是，不准关东军攻占北平与天津，因此日军兵临城下，只是谈判的手法而已，但是黄郛与国民政府却根本不知道这个状况，只知在日军的包围下，平津已经危在旦夕，为了阻止日军的攻城，必须设法立刻接受日军极为苛刻的停战条件，否则华北即将沦陷，中国的政局也将面临瓦解的危机。

　　而当时的日本驻天津武官永津中佐，早已经奉命要在六月底之前，与中国代表达成停战协定，因此他在五月二十二日晚上，突然派人与黄郛进行接触与谈判，日本提出了停战条件，要求黄郛立刻承诺，黄郛在考量挽回大局的情况下，只有急电蒋介石，要求中央决断是否接受。这时蒋介石与汪精卫等人，特别召开最高国防会议，会议中大家都认为，只要能够暂时保全平津，必须接受日本的条件，因此立刻致电黄郛，表示除了涉及东北四省的主权之外，其它全都可由黄郛全权作主决定，与日本签订停战协定。蒋、汪二人绝对会为协定的内容，共同负起历史责任（这是黄郛最为关切的重点之一，他不愿意成为所谓“外交卖国”的千古罪人）。

　　这样黄郛设法与日本少壮派军方代表周旋，用尽人际关系的运作，勉强与日军达成了停战协定纲要，而实际的条约内容，则是于五月三十一日，交由中日双方军队的指定代表，在塘沽签署生效，这就是所谓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这个协定要求，将中国领土滦东地区，划为中日停战地区，允许日军掌控长城各个战略关口，中国军队不得进入停战区，但是允许日本实际遥控滦东战略地区[3]，与取缔所有的排日组织与行动。为了减少中国舆论的这个地区的位置，就是相当于宋代“燕云十六州”的东南部，日军有效地控制此一地区，中国在黄河以北，几乎就无险可守了。反弹，中日双方并未完全的公布协议内容，以及进一步退让的口头承诺。日军在谈判桌上，即获大胜，对平津的包围与攻击才告停止。

　　12.5　黄郛力撑大局的困境

　　在华北局势的兵荒马乱之际，黄郛运用个人关系的运作，与日方谈判而稳住了濒临溃散的华北局势。日本之所以会突然与黄郛达成停战协定，其实是它的两面策略，一方面避免日军全面地陷入中国战场，一方面是设下圈套，先给黄郛交涉成功的机会，然后设法逼他逐渐地接受日本的政治计划而领导华北自治运动。但是黄郛坚决不肯就范，而是尽量与日本周旋，日本则是不断地利用机会，制造事端，给黄郛带来没完没了的压力。

　　而华北的宋哲元、韩复渠、阎锡山等军政实力人物，原本对于南京国民政府有着旧仇，对于未来也有自己的打算与立场，所以并不是完全的认同与支持国民政府。因此他们在日本的压力与利诱之下，经常有游走中、日之间的政治举动，这对于无兵无财的黄郛，造成了极大的压力。特别是是在一九三三年年底，福建爆发了闽变，十九路军宣布独立，建立“中华共和国”，华北的局势立刻受到了影响。

　　当时华北的日军，认为闽变造成了蒋介石南北无法兼顾的窘境，所以日军立刻籍机加强压力，推动华北自治；韩复渠等人更是热中“联省自救”，并且与广州的分裂政府进行接触与唱和，他们强力要求黄郛宣布华北自治，脱离南京国民政府，但是被黄郛巧妙的以政治手腕拖延了下来，同时蒋介石以迅速的军事手段，敉平闽变，因此才没有进一步的造成中国再一次的分裂。

　　但是黄郛以一个文人，本身没有军队支持，又处在这种内外困难交错的状况之下，其个人的名誉与家人的安全，更是经常地受到所谓“爱国志士”的羞辱、威胁与攻击。他在不堪日本人一再的威逼之下，终于在一九三五年，因为身心俱疲而完全退出政坛。黄郛成功地靠着个人的外交手腕，先将华北政局稳定下来，再设法与日人周旋，完成沦陷的东北与中国的各种民间之交流协定，更为中国抗日的大战略布局，争取到将近两年宝贵的准备时间。。

　　这里节录几段当时黄郛与蒋介石之间的电报，从电文中就可以知道，当时处理日本侵略华北局势之艰难，而在谈判桌上的折冲，甚至比战场上的火并，还要惨烈[4]。

　　五月二十二日，黄郛在北平准备弃守前夕，向蒋介石报告的电文：

　　“抵平五日，危疑震撼不可言喻，昨晚敬之兄（何应钦）召集军事会议，已决定在白河线进行最后抵抗。但平津若动摇，则前在沪所商定之六百万，事实上又成空话，（此为黄郛出面，与银行团商借国民政府的紧急周转金），财政如无新途径，以资接济，而维军心，则全部华北情形，将不知纷乱至何程度，应请中央预为注意。郛等进止，尤须请示，北平既入战区范围，政整会自无工作余地，现虽尚未成立，拟至必要时随军事机关转达，或即南旋面陈经过。如何盼复。”

　　五月二十三日，黄郛在最后关头与日方代表进行私人接触，经过彻夜的谈判，终于日本达成停战草案之后，向蒋介石报告的另一电文：

　　“时局至昨日极险，军心不固，士气不振，内幕尤不堪闻问。日方决定本晨拂晓大举进攻。故一时不得已，预备军政两机关移驻平汉线，兄（黄郛）思平津一失，中央政局亦必动摇，财政无办法，粮饷之源绝。平汉、平绥、北宁、津浦各线之交通枢纽，尽落敌手，国土变色，地方糜烂，溃军且将波及豫鲁。种种不堪设想之后患，均意中事。且昨日已接精卫电略称：‘只要不涉及承认伪国、割让东四省问题，一切条件均可商定’。故于临出发移驻之前，思为最后之努力，事机迫切，闲不容发。未及事前电商，至为惶恐。好在交涉仅以停战为范围，条文加意审慎，当不致大受指摘。然兄（黄郛）泪内流，兄胆如裂，想吾弟（蒋介石）亦必能想象也。”

　　就历史而言，签署塘沽协定，是暂时稳住了华北濒于崩溃的局势，使得中央政府有时间进行安内与全面抗日之部署，但这个协定也给与日本公然侵略华北一个法理与地缘的根据。而有心反对蒋介石的各个格局政治势力，当然不会放过这个“罪证”。塘沽协定固然是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但是有哪个批评者能够站出来，告诉我们，在当时中国有什么实力来拒绝签约？而中国又凭什么能与日本决战？

　　由于汪精卫当时是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更是直接负起与日本交涉退让的责任，因此后来从闽变的爆发，到国民党五全大会的刺杀汪精卫事件，都是塘沽协定的后遗症。然而处在当时的局势，谁又能为国家争取到更好的条件呢？真真是“恨”中国到了这个地步，许多的政客与军阀还不知奋斗与团结[5]。

百城客

　　一九三三年四月，正当中日两军在长城沿线火并之际，南京的国民政府已经展开全球外交的政略攻势，行政院副院长宋子文以特使身份，周游欧美各国，寻求列强的支持合作与谅解。这时候的欧美列强，对于日本近乎穷凶恶极的侵略中国，破坏各国在华的门户开放利益，已有所不满，加上中国的浴血抵抗日军侵略，也给这些国家带来一些惊讶与敬佩，因此对华开始愿意伸出一些援手。

　　其实欧美各国已经担心，假如继续放任日本侵略中国，终有一天会使得日本独霸东亚，而妨碍到列强的利益。因此对于宋子文的到访，都给与相当礼遇的接待。宋子文成功地取得美国的棉、麦贷款五千万美元，以及英国退回庚子赔款四百七十万镑，协助中国修建粤汉铁路，以连接华南与华中的交通。国联也开始派遣一些经济、科技与农业的专家来到中国，协助中国进行工业与农业现代化的建设。中国的复兴与现代化，就此开始露出一线曙光。

　　13.1　日本天羽声明的蛮横立场

　　不但如此，就连德国、意大利也愿意提供军事顾问、出售飞机以及武器、装备给中国，以协助中国提升战力，甚至连苏联也开始与国民政府进行军事互访。一时之间，国际舆论对于日本对华的不断侵略，都有相当的反感，对于中国的发展也开始有些认识，当时的中国，不再只是一个落后、封闭与濒于瓦解的国家，而是一个极力挣扎奋斗、追求进步与现代化的国家。同时各国对于中国军队抵抗日本侵略的浴血作战表现，也从口头的同情，逐步发展到外交的支持与间接的军、经协助。

　　中国的奋励图强，以及国际社会这种对她认同与友善的态度，使得她在国力与军力上，开始快速的提升，因此日本政府开始感到紧张，它意识到这是中国的“以夷制夷”之策，企图引进国际社会的力量，来抵消日本的独霸中国企图。因此日本立刻展现霸权的蛮横嘴脸，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七日，日本外务省的情报部长天羽英二，承外相广田弘毅的命令，悍然的发表干涉中国主权的“天羽声明”。

　　天羽声明中明白的指出，日本对中国有特殊的关系，同时维护东亚的秩序与和平，乃是日本的使命，因此世界各国与中国的来往，绝对不能影响日本在中国的支配性利益，否则日本政府有权加以抵制与反击；各国若是给予中国军、经援助与借款，日本政府必定加以反对。日本政府的这个声明，根本就是把中国当成其保护国看待。这种说法当然是没有任何的法理基础，纯粹显示出日本强横霸道的野心，等于毫无法理原则的宣布“中国是日本的势力范围”，公然要求国际社会同意，任由日本来宰割中国。

　　天羽声明可以说是完全地违背国际的外交惯例与立场，展现出日本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强横作风，根本就把中国当成它的保护国看待。国民政府当然对此事件发表严厉的反驳。中国国民政府理直气壮地认为，中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拥有与世界任何国家平等互惠来往的权利，日本根本没有任何理由，干涉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蒋介石更是在江西前线，对军队发表演说，采取更为有力的回应，蒋介石誓在十年之内，击败日本，不但收复东北，还要包括台湾。

　　日本的天羽声明，同样的激起国际社会更多的不满与反弹，国际社会认为，中国既非日本的保护国，中国当然有权与任何一个国家进行交往，日本绝对无权独占中国的利益。面对天羽声明，国民政府与国际社会对于日本进一步侵略中国的行为，开始采取更为明显的对抗态度。

　　日本在发表天羽声明之后，立刻对于华北的各个军政势力，进行威胁利诱的工作。无论是河北的于学忠，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韩复渠，察哈尔的宋哲元，都先后受到日本极大压力。在一九三四年的秋季，华北大有脱离南京国民政府之危机。这时候，黄郛以华北最高政治领导人的身份，利用高超的外交手腕，在各种议题之中，成功的与日本周旋，缓和日本种种的挑衅，并且疏导华北各个地方山头的分离力量。由于黄郛手上并无一兵一卒的直接军力，他所能做的，就是在化解矛盾，与为中国争取宝贵的时间。

　　13.2　最后关头的抵抗心声

　　更为重要的是，蒋介石经过五次的动用兵力，终于在一九三四年十月，完成对与江西南部以及长江中游地带共产党苏区的攻战，接着中央军尾随红军的“长征”，而正式进入西南地区的云、贵、川三省，这是自从民初袁世凯时代以来，中央政府的军力首次进入大西南的腹地，这也是蒋介石的抗日计划中，最为重要的战略基地所在。蒋既然在军事与政治上，有了如此重大的成就，当然使得南京国民政府，更为接近一个中央政府的规模，也就更有实力来控制地方割据势力，以及对抗日本侵略的压力了。

　　因此虽然日本在华北，积极的推动分离运动，但是此时南京的国民政府，已经非吴下阿盟的衰弱状况了。因此蒋介石在十月中旬，亲自飞往华北各省，主动与华北各个地方势力的领袖会晤，并且特别派遣参谋次长熊斌，携带中央的抗日战略计划，告知华北各军的领袖们，中央绝对有抗日的决心与计划。幸而在此时，山西的阎锡山，立场表现得相当坚定，在他强力支持中央的立场下，配合国民政府的实力增加，终于稳住了华北的局势。

　　接着南京中央，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于南京召开国民党的五全大会，进一步邀请华北与华南的地方势力领袖参加。国民政府展现了新的军政团结势力，大会相当成功统和了国民党内部各个派系的抗日意见，蒋介石在十一月十九日的大会上，代表国民党的中央，发表了“最后关头”的对日政策演说。

　　蒋介石在演说中，掷地有声地强调，假如中国真的被日本逼到退无可退的最后关头，中国绝对会不惜代价抵抗到底。这是自从清朝以来，中国的领导人，最为公开与最为正式的表达了中国在必要时，会对日本毫无止境的侵略，进行作战到底的坚定立场，使得中国动摇的人心以及分裂的派系，开始出现了凝聚的力量。蒋介石清楚的指出，假如日本人的侵略与欺凌，真的要逼中国忍无可忍，中国人会在最后关头到临之时，拼了全民族的生命，也要与日本人进行历史决战。

　　事实上，日本独占中国利益的作风，在国际社会中已经面临遭到孤立的危机，同时日本更加担心的是，自己在中国步步的侵略，迟早会引起苏联和美国的军事反制，所以日本悍然的先片面废除华盛顿公约的海军造舰限制，以及积极地在东北与内蒙建立战略腹地，都是准备进行第二次日、俄战争的布署。日本对于一九三四年年底的华北分离运动，接近功败垂成，感到万分的恼火，于是决定采取两手策略：一方面在外交上主动采取怀柔的姿态，减少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反弹，一方面决定由关东军与天津驻屯军出面，以军事力量的恫吓，来推动华北自治方案，先将力量集中在河北与察哈尔两省与中央分离，在推动华北山头的自治与独立。

　　这时候，日本人确定黄郛无意接受日本的操纵，因此日本人决定与他摊牌，而黄郛则感到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同时身心俱疲，因此在一九三五年一月，以养病为由，离开北平任所，之后就拒绝回任，只留下何应钦在北平，通协华北各个地方的力量，而与日军周旋。

　　一九三五年的年初，日本表面上对南京的国民政府，主动进行一系列的和缓外交，使得中日之间，一时出现了罕见的对话与接触，其实这是日本政府和战的两面手法运用而已。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二日，在国会发表中日亲善的演说，广田竟然公开的指出，日本今后将不会再以武力威胁中国了。二月一日，蒋介石则透过属下的名义，发表了《敌乎？友乎？》的历史性重要文件，全面的检讨中日之间的问题、歧异，希望中日双方都能在最后危机爆发之前，进行相互的谅解与合作，日方相当重视这篇文章所代表的立场，外表的反应是相当的友善。

　　因此在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三日，国民政府进一步的颁布“敦睦中日邦交”命令，压制中国境内各种民间的排日组织与活动。日本外相广田更在三月一日，发表演说，愿意与国民政府进行直接的谈判，以全面的改善中日之间的关系。而到了五月七日，中日决定提升双方的外交来往等级，建立大使级的关系，并且进行改善中日关系的历史谈判任务。这些的外交活动，在表面上，给中日之间带来和缓的气氛，事实上，日本并未停止或是减缓对中国的侵略行动。

　　13.3　何梅承诺与秦土协定

　　正当中、日藉着外交管道，开始协商解决两国间的问题与危机之时，日本政府同时通过了军部在华北进行军事恫吓的政策，并决定同时在河北与察哈尔动手：日本在天津的驻屯军负责在河北寻衅，关东军则负责在察哈尔制造事端。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一日，日本的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与日本驻天津武官高桥，利用两名亲日的华文报纸社长，于五月三日在天津被刺杀事件，对北平军分会负责人何应钦，发出严厉的通牒，日本称这个事件为“河北事件”[1]。日本驻屯军竟然无理的指出，国民政府与东北军在河北地区，进行各种反日的不友好行动，才发生这样的暗杀行动。因此日军提出了干涉国民政府在河北地区主权的无理要求，包括要撤换河北生长于学忠以及其它反日的地方行政首长的职务、关闭国民党在河北的党部以及国民政府的情治机关，同时将中央军调离河北。日本的目的就是把河北脱离国民政府的军政管辖，而达成河北的特殊化。

　　日本天津驻屯军少壮派军官的这项行动，当然得到日本政府与关东军的支持，在交涉期间，不但天津的驻屯军举行军事演习的示威，关东军也动员了三军的部队，在渤海与山海关一带进行演习，一时之间，大有不惜对华北动武的架势，日本好象完全地忘记了日本政府不对中国实施武力威胁的“最新保证”。

　　一九三五年六月九日，日方提出最后通牒，何应钦在面对如此重大压力之下，既然了解中央无法在此时与日本进行决裂的作战对抗，只有建议国民政府对日方压力进行让步。六月十日，国民政府召开最高国防会议，商讨对策。在这种情形下，中国实在也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授权何应钦在可能的范围内，设法满足日本的各项要求，何应钦在当天下午通知高桥，中国方面对于日本的要求，将完全的照办。

　　不过蒋介石指示何应钦，不能以文字协定而留下记录（这会产生国内更大的政争），只能在口头上，接受日本的要求。因此何应钦在六月十一日以简短的文字，告知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华北军政当局同意日本的各项要求，不料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却擅作主张，竟然自己拟定了文件，加上更多的无理要求，称之为“觉书”，由高桥带给何应钦，要求何签字盖章。这个做法当然遭到何应钦的拒绝，何并电告南京，国民政府自然同意他拒签的立场。何应钦为了避免受到日本继续的施压，于十三日离开北平南下，国民政府则动员部队在河南与陇海线待命。

　　此时中日在华北的关系，一度陷入高度紧张的状态，不过由于东京的军部，以及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对于日本只以军事威胁的姿态，就能迫使中国在河北作出如此的让步，感到满意，因此下令见好就收，不得再借题发挥。梅津于六月二十八日正式发布声明，宣称“河北事件”结束。日方称中国对日本要求的让步为“何梅协定”。不过事实上是没有这个协定的文件，只有中国接受日本要求的口头承诺2。

　　正当日本驻屯军刚在河北“压何”得逞之际，关东军则在六月十一日，借口在察哈尔张家口地区的中国守军，检查日军人员证件而发生冲突，又采取军事的高压的恫吓，要求驻扎在察哈尔地区的西北军宋哲元部，向日军谢罪道歉，同时要求中国军队退出察哈尔长城以北地区，日方将此事件称为“张北事件”。此时日本突然“又”决定，此一地区的大部分面积“应是”满洲国的领土，同时日本准备支持蒙古人在这个地区搞独立，所以急于占领这个地区。在日本关东军以军事威胁的高压下，国民政府最后也只有采取息事宁人的立场，将察哈尔省长宋哲元调到河北接替东北军，并且由宋哲元的部属秦德纯出面，与关东军旅团长的土肥原贤二，在六月二十七日，签下所谓的“秦土协定”：中国方面同意撤退在察哈尔大部分地区的西北军，以及关闭国民政府在当地的党政机构，也就是等于把察哈尔北部让给日本来导演“蒙古国”的发展。

　　日本在一九三五年的六月，利用河北事件与张北事件，对华北发动军事威胁，一举的得到了“何梅（口头承诺）协定”与“秦土协定”。这样在何梅承诺中，日本强迫中央与东北军的力量退出河北省，以方便河北与国民政府分离。在秦土协定中，日本等于控制了长城以北内蒙地区，以利制造蒙古国的登场。这是南京的国民政府，所采取的应对措施是，把驻在察哈尔的西北军调进河北接防东北军，把晋军的傅作义部，调往绥远地区，在内蒙的军政重镇百灵庙，进行诱敌深入的战略部署。

　　接着日本冈田启介政府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利用日本在河北与察哈尔对中国交涉的“成就”，通过了两个历史性的对华政策方针：

　　一、是由外、海、陆三省联席拟定的“对支政策”，内容包括了外相广田的三个主要原则，一、中日亲善，也就是中国停止排日，不得与其它国家结盟。二、中日满经济合作，要求中国给与日本在中国各种的经济发展特权。三、是中日共同防共，日本利用防共成为干涉中国内政与外交的重要借口。这个“广田三原则”，就成为日本对中国外交侵略的方针。

　　二、就是由陆相川岛义一所提出的“鼓励北支自主案”，下令日本驻华的关东军与驻屯军，充分利用何梅协定与秦土协定作为基础，全力推动华北五省自治，以彻底消除华北对于南京国民政府的向心力。

　　这时日军对于河北的分离，几乎已经是志在必得，在中央军领导人何应钦离北平南下，中央军与东北军也相继的依照何梅承诺撤离河北，河北就出现力量真空状态，日本当然设法抓住这个机会，对刚接任平津卫戍司令的宋哲元，施加压力，希望宋哲元能够同意日本人的政治设计，宣布河北脱离国民政府而独立。宋哲元面对日方的强大压力之下，实在是难以应付（当时土土肥原几乎每天几次的找宋哲元施压），宋只有一再急电南京国民政府的蒋介石，要求南京赶快派出军政大员，北上处理日方的压力，否则他与二十九军将难以独立承担河北的局面。一时之间，宋哲元可能在日本压力下，宣布河北独立自治的谣言，已经成为日本每天预报的政治新闻。

　　13.4　冀察政务委员会的缓冲组织

　　这时南京国民政府也感到河北的事态非常的严重，国民政府在几经商量之后，最后还是决定派遣何应钦再度北上，与日本方面周旋，国民政府于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六日，正式撤销军委会北平军分会的组织，以减低日本的压力，同时授权何应钦全权处理与日本的交涉，并且同意由宋哲元出任河北的军政负责人。

　　何应钦实在是受够了日本人的欺凌，但是在国民政府无人可派的状况下，只有再度勉强上任。正当此时，日本方面又重施故伎的动员关东军与驻屯军，在长城沿线进行扩大军事演习，摆出一幅逼宫架势，同时由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再度出马，对宋哲元等人，一再的进行游说，并且摆出高压，迫使宋哲元不得不发表华北自治的意见，使得华北再一次面临分离的危机。

　　幸而此时何应钦赶到北平，宋哲元则以生病为由，把与日本交涉的重任，推给了何，土肥原眼见暂时无法逼宋哲元就范，只有拉拢殷汝耕等汉奸政客，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在划为停战地区的冀东地区，成立了所谓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为河北局部“自治”的第一步。这是日本在关内地区所导演与掌控的第一个汉奸傀儡组织，并作为日本建立华北国的地区试点。

　　重返北平的何应钦面对这种状况，在与西北军将领和地方军政领袖反复协商之后，终于决定创设一个“冀察政务委员会”的特殊组织，来统领河北与察哈尔的军政事务，这个冀察政务委员会，是取法国民党两广派与南京分裂的“西南政务委员会”名称与架构，以敷衍日本要求河北分离的压力。

　　冀察政务委员会的主权属于中国，但是运作上，算是一个半独立状态的政治组织，由宋哲元出任委员长，政务委员会包括西北军，以及地方军政领导人，当然也有亲日的汉奸。何、宋的这个政治妥协设计，于十二月十一日回报南京，得到国民政府勉强同意。而在日本方面，由于一方面没有真正动员作战的准备与决心，一方面也是受到英美等国的外交强烈压力，因此日政府虽然不满意河北没有正式的独立自治，但是还算可以接受河北与察哈尔已经特殊化的发展。而日本下一步的目标，就是从这个政务委员会下手，以推动华北的分离运动。总之，日本的策略，就是非要把河北与察哈尔从中国分裂出来不可。

　　13.5　日本导演的蒙古国登场

　　日本在企图制造河北、察哈尔与中国分裂的时候，也开始同步推动“蒙古国”的建立。因为根据日本的大陆政策，分列满蒙是侵略中国的基础，日本既然在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中国的东北，并且于次年建立了由日本操纵的傀儡满洲国，对于如何控制蒙古，也必然会积极的开始行动。

　　事实上，苏联已经早先几步，在清朝末年就开始在外蒙古地区，大搞亲俄的政治分离运动，造成外蒙古在一九一二年，曾经一度宣布从中国分离，随后又在北京政府软硬兼施的.作下，回归中国。但是到了苏联共产党掌权之后，借口追击白俄政权的军队，而进入外蒙古，接着在一九二一年，苏联乘着中国陷入四分五裂的内战状况之下，干脆主导外蒙古傀儡政权宣布独立，当时中国根本就在奄奄一息的状况，那里有能力管到外蒙古的局势变化，只有采取拒绝面对事实的不承认立场。

　　从战略对抗的角度而言，日本非常担心苏联会从所控制的外蒙古，居高临下包抄日本所控制的满洲国，所以日本军部指定关东军应该以满洲国为基地，负责运作、控制内蒙古。而原来在所谓“满洲国”的西部地区，就包含不少的蒙古部族，所以关东军就将他们组织起来，向西发展，在关东军攻占热河之后，更是扩大包罗了蒙古的其它各部族，更为日本将设立蒙古国傀儡政权而铺路。

　　当时在内蒙地区，包含了蒙部五十三旗，长期以来都是中国的藩部领土，这些蒙古部族，接受中国的号令，与汉人和平相处长达三百年。但是在清末到民初，中国的衰弱与分裂，以及后来外蒙古的被俄国控制，都影响到他们的对于中原的向心力。当时在这些蒙古的部族中，以德王最有政治发展的野心。他眼看外蒙古“独立”，满洲国的分离，处处都证明中国已经处在衰弱与分裂的状态，所以他决定把握机会，来建立自己的政治力量。德王一方面与日本关东军接触，以取得奥援，一方面与国民政府谈判，要求建立自治的蒙古政治实体，这时候的国民政府，只有设法安抚德王的要求，给予内蒙部族高度的自治。在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国民政府在内蒙的军政中心百灵庙，设立了“内蒙自治政务委员会”的机构，由德王出任秘书长，这个机构负责统帅内蒙古各部族，并且实施相当程度的自主与自治。

　　国民政府的这种做法，满足了相当多的蒙古部族的需要，但是对于想要完全独立为王的德王而言，还是不够。他受到日本威胁利诱的影响，决定依赖日本的支持，来建立一个继承成吉思汗丰功伟业的“蒙古大元帅国”。德王绝对没有想到，日本之所以支持他建国，其实只是日本执行侵略中国之大陆政策的一个步骤（征服满蒙），蒙古国如同满洲国一样，只是傀儡而已。

　　在关东军攻占热河之后，它就经常的越过察哈尔的边界，继续扩张“满洲过”的领土。察哈尔的多伦地区，是内蒙东部的重镇，因此关东军擅自决定在多伦成立了侵略蒙古的据点，好在内蒙积极进行各种的军事与政治活动。不过由于蒙古大部分的部族，已经与中国建立长达几百年的深厚关系，对于日本的拉拢与胁迫，缺乏热烈的反应，因此日本在推动蒙古分离运动上，得不到太多的效果。于是只有动用关东军与满洲国的军事力量直接介入，并且拉拢有野心的德王，作为日本建立“蒙古国”的傀儡人选。

　　一九三五年五月三日，日本关东军与满洲国的蒙古相关官员导演下，伙同德王等蒙古部族，在察哈尔的嘉卜寺，成立了内蒙军政府，由德王出任总裁，当然这个内蒙军政府实际的军政运作，则是由日本关东军负责控制。但由于德王所控制的领土，局限于内蒙的东部，而内蒙西部的各个蒙古部族，仍然心向中国，因此他们决定摆脱德王的内蒙自治政务委员会，在绥远百灵庙另行建立自己的组织。这下可激怒了关东军，因此德王决定派遣军队，在日军的支持下，入侵绥远，并其准备攻占百灵庙，以建立包括了全内蒙的蒙古国。

　　这样到了一九三五年，日本侵略中国的“成绩”是，占领了中国的东北、分裂了内蒙大部分地区，与特殊化了部分的华北。在这些地方，分别建立了由日本控制的满洲国、蒙古军政府、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以及一个处于中、日之间，半自治状态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在中日两国还没有正式开战之前，中国总计有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五千万人口，受到日本的占领与控制。这样的中国，还有希望与日本对抗下去吗？

　　当时的中国仍然是处在一个分裂的状态，外蒙古早已被苏联控制，新疆也在苏联支配的势力范围，西藏则是由英国在暗中经营。就是在中原地区，也分裂成三个不同政令的政治实体，国民政府、苏维埃政府与西南政务委员会。另外还有大大小小十几个半独立状态的省机构，形式上遥奉国民政府的号令，事实上，所有的军政运作，都是由其军事首长掌控，有如唐朝末年时代，各个拥有兵权的节度使，形式上拥有唐朝政府的名号，其实却是独立拥兵的“藩镇”。内部四分五裂、外有强邻侵略，这就是当时中国的实际状况。由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政府，必须要在这种危急的局面之下，设法与时间进行竞赛，对内推动统一以加强建设，对外准备对抗日本穷凶恶极的侵略行动。

百城客

　　到了一九三五年，全世界都眼睁睁看着日本持续不断地对中国进行侵略，日本这种穷凶极恶的侵略做法，对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早该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那么难道国民政府真的就这样永无止境的退让下去，直到日本把中国完全灭绝吗？中国历史上的宋朝，就是这样的结局，从北宋到南宋，中国对外敌的侵略，是几次挣扎着变法图强，几次企图出兵反击，但是最终的结果还是一步步地挫败退让，一次次的割地赔款，最终完全的屈服与灭亡。

　　但是这次中国所面临的侵略，其历史处境，是要比最弱的宋朝时代还要险恶（至少宋朝还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强敌又比当时辽、金还要强大太多（至少当时的敌人也使用相近的武器），难道现在的中国还能有比宋朝更好的表现与结局吗？中国以无比的决心，向这个历史性的疑问发出了响彻大地的回应，是的！中国不但在艰苦的环境下挺住了强敌的侵略，还与世界的自由国家，共同创造了世界正义的胜利。这要归功于中华民族主义坚韧不拔的力量，让中国人民愿意付出无比牺牲的代价，坚持决不屈服的奋战，终于将中国由死中复生。

　　14.1　奋斗图强走出历史的困境

　　当时中国的确没有军事力量，能与日本进行战场的较量，因此中国政府的最高战略指导原则是，就是尽可能地以低姿态进行退让，以争取时间进行统一建设。但是假如日本侵略中国的最后关头，一旦来临，中国无论是准备好了没有，她都要与日本进行一场历史的决战，中国一旦与日本开战，就是一场全面与长期的战争，中国建设法把日本卷进中国的战略空间之中，消耗日本所有的作战资源。虽然日本可以设法在战役中接二连三地击败中国，但是日本却无法在整个的战争中，使中国屈服。

　　而当时日本政府的最高战略指导原则是，持续地对中国进行局部的蚕食性侵略，一步步地将中国分解控制，尽量避免与中国进行全面的与长期的战争，因为这是对日本最有利的方式。但是，假如蚕食不成，中、日之间一旦爆发全面的战争，日本政府则是希望能够速战速决，打败中国而结束对华的作战。

　　所以从九一八事变以来，国民政府对于日本的侵略的一退再退，是基于一个非常远大的政略目标，就是为中国争取时间来统一内部、推动建设、建军备战，以准备抗日。当然国民政府知道，日本不会给中国这个时间，所以国民政府也随时准备“最后关头”时刻的到临，一旦中国被逼到无路可退的时候，她就会不惜任何代价进行这场维护民族生存的战争。

　　当时中国的衰弱、分裂与落后，是一个数百年历史危机困境的表现，中国无力战胜国力强大、团结一致的日本，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历史事实的问题，绝非是中国可以在三年五载就能解决的。这是因为整个中国民族，在长达两百年来的历史中，积弱不振，停留在一个封建、闭关于农业社会的衰弱状态，所以她根本无法与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强国，日本，进行正面的大战。

　　中国必须要改变自己的社会、经济、政治以及工业架构，才能拥有一支能够带有国家民族认同意识的现代化军队，来与日本军国主义架构下的现代化武装力量，进行生死的搏斗。现代化的国家民族之战，其实是一场国家总体力量的对决，从人民的素质、社会的结构、政治的制度、工业的生产到军事的力量，都在进行竞赛，最后才能决定出一场胜负。

　　翻开中国现代史，中国在清朝中叶以后，就走向衰弱、封闭、腐化与分裂之中，加上全球的帝国主义利用机会，以其现代化的军力与工业技术，对中国进行无所不用其极的侵略与掠夺，更让她陷在危亡的关头。虽然孙中山先生与革命志士，以极大的牺牲，成功地推翻清朝政府，但是建立民国之后，中国的政治权力，却进一步陷入军阀的手中。

　　这些军阀只知道拥兵扩权，对内搜刮民脂民膏，以满足自己无穷的私欲，对外却卑躬屈膝，任由帝国主义为所欲为的剥削掠夺中国。因此在帝国主义的眼中，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完整与可以正常运作的国家，她只是一个奄奄待毙的民族而已。由于中国的领土广大、人口又多，帝国主义国家暂时吃不下也摆不平如何瓜分中国的利益，因而改以“门户开放”的方式，来共同压榨中国的利益。但是日本因为拥有地缘与文化接近的优势，企图独占中国，进而推动其大陆政策，准备先将中国支解然后控制她一切的资源，做为日帝国称霸东亚的本钱。

　　不过，中国这个民族，有着近乎不可思议的重生能力。在她几千年的历史之中，经过无数的历史浩劫与灾难，但是中国仍然能够每次浴火重生，成为东亚的文明与战略大国。虽然当中国面对工业革命之后的历史变迁挑战，出现了极大的彷徨与挣扎，同时在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下，更是濒临民族生死存亡的边缘，但是二十世纪的中国没有放弃抵抗的一致，她在内外交迫的危机之中，在民族主义的激励之下，竟然挺身奋斗，而且越挫越勇，比起在东晋、南宋与清朝，那种越挫越馁终于亡国的历史，这股民族生命力真是展现出奇迹般的光芒。

　　当时负起中国民族复兴大任的，是南京的国民政府，而蒋介石所面临的，是将整个中国处于灭亡危机之历史性考验，蒋介石所能设法做到的，第一步就是要达到整个中国的统一与团结，才能对内加快建设，也才能对外战胜列强的侵略。当时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差距是如此之大，中国一下子要克服的历史重担是如此的多，帝国主义对她的侵略与剥削是如此之凶狠（特别是日本灭亡全中国的计划），这些挑战与危机有如排山倒海般地涌到，几乎在与中国的统一与复兴，进行时间的竞赛。

　　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时的中国，能否采取迁就各个割据势力的立场，要求国民政府停止统一的“战争”，而保留分裂的现况，以外表的方式联合，推动建设与抗日？我们可以斩钉截铁地说：这种看法根本是不切实际的。没有一个有实力的中央政府，就不可能有统一军政运作，来推动国家建设，从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每次要想以和平协商的方式，达成统一的共识，最终的结果是，不但是谁也不服谁而不欢而散，而且往往会启动另外一场新的内战。别说意识形态不同的政治势力，无法建立协商共识了，就连同一主义的国民党，内部的分裂都无法摆平。

　　因此以武力进行国家的统一，就成为中国复兴必须付出的代价。国家是用武力造成的，国家最高主权的保障与行使，也需要武力的行使。事实上，蒋介石尽量减少使用武力来进行统一，使得蒋介石在名义上，是国民政府的军政领袖，但实际上，还是无法以现代化制度来运作整个国家，或号令地方山头完全接受中央指挥，进行抗日战争。在许多情况下，蒋介石必须要做出妥协与权谋的运作，才能维持统一抗日的格局。这些历史事实，是很难以一个统一、现代化国家的政治与军事之观点来想象的。

　　14.2　设法结束分裂与内战

　　在表面而言，国民党在一九二八年的北伐成功，好象中国就结束了自民国成立以来的分裂，而进入了统一。事实上，并非如此。北伐的成功，只是由南京的国民政府，取代北京的北洋政府而已，而中国的整个分裂与割据形式，不但依然存在，而且继续发展。北伐成功是北洋政府的军阀派系的衰亡与转型，同时国民党的势力，在膨胀之后，立刻出现新的分裂与内斗，也发展出新的割据力量。

　　当时南京国民政府的政令，真正只能在长江中下游的几省运作而已，其它地区对于中央命令，有参照办理者，有阳奉阴违者，当然也有公然抗命者。因此自北伐成功之后，中国仍然每年都有内战与冲突，规模与破坏力还要更大，日本也就每年都设法利用中国内战的机会，扩大对中国的侵略。

　　因此蒋介石抱持着“先安内，才能攘外”的最高政略方针，也是不得已的选择。蒋介石尽量地设法以武力与政治手法，来统一国家。当时中国分裂最大的力量，其一是来自国民党内部的派系分裂，华北与西南对南京国民政府，形成两个半独立的势力。其二是共产主义所组成的苏维埃政府，完全不承认当时所有的中国政治现状，要创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新国家。蒋介石把统一的主要目标，先放在围剿共产主义的分裂政府。

　　蒋介石对于境内另外一个“中国”，前后发动五次的军事作战，直到一九三四年十月，国民政府才终于击破共产党的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在共军离开江西于长江中游根据地开始“长征”之后，在西南长期与中央分裂的国民党势力，也失去对抗的力量，而在一九三六年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指挥。蒋介石更藉着追剿共军的机会，首次将国民政府的军政力量，带入川、黔、滇，以及西北与华北的晋、陕、甘各省。一九三六年年底的西安事变之后，更是促成了国共合作，结合力量全力对抗日本的侵略。但是这个统一，并不彻底与完全，仍然是形式大于实质，只是在形式上，大家比较肯有合作的共识而已。

　　一九三七年，中国才终于勉强达成内部初步的统一，但是此时的中国，仍然不是一个现代化、号令统一的国家，各地山头（例如河北、山西、山东、四川、云南、广西、与中共）仍然仅是对外形式服从，对内实际做主的局面，与中央的关系，也是处于可以讨价还价的状况。因此，国民政府的第一步，就是要积极地建立现代化的国家社会制度，没有这种制度作为基础，中国的抗日战争结果，不会比甲午战争的结局为好。但是国民政府企图建立一个现代化的社会、经济、财税以及政治、军事制度的计划，就在内战持续，外患不断的局势下，只能走一步就算一步的开始运作。

　　14.3　财政、金融与货币的改革

　　拿破仑曾经说过：“决定战争成败的三大要素，第一是钱、第二是钱、第三还是钱。”没有现代化稳健的财政基础，要想进行现代化的战争，以抵御外辱，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没有粮饷的军队，不但不会保家卫国，甚至会造反劫掠。因此国民政府面对日本自从一九二八年的济南惨案的挑衅，一直忍辱负重的原因之一，就是要以“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精神来理财练兵，国家才能达到足食足兵的境界。

　　这段时期的国民政府，在理财上，可以说是从无到有，建立了现代化的财政制度。北洋政府时代的国家财政，可以说是一笔烂帐的无底洞，国民 政府北伐之后，被迫接下这个财政的烂摊子。当时国民政府必须应付内战不 断的军费开支，债台高筑的外债，整军经武军队现代化的经费，以及投资在教育、工业与农业上的费用，而负担这项改革任务的主要领导人是宋子文与孔祥熙。

　　国民政府在宋子文的努力之下，直到一九三年才开始引进政府的预算制度，同年也才收回中国关税自主的权利；在次年，又正式废止清朝中叶以来各省分立的厘金制度，这一系列的大变革，都是在内有阻拦，外有压力之下完成的。接着国民政府整理与废除从清朝留下，经过各个军阀“发明”的各种落伍与强加之税捐项目（名目高达一千七百多种），这样中国的财政才能进入一个利于工商投资，并让人民休养生息的新时代。

　　当时中国政府的预算支出，一九三年为四亿三千万元1，到一九三七年增加到十一亿六千万元，而政府的岁入在一九三年为三亿三千万元，一九三七年为八亿七千万元，政府的岁入成长相当的稳健，但是政府的支出的幅度更是惊人（政府预算的赤字在七年里，由一亿多元，增加到三亿多元）。政府预算的主要支出是军费与偿还债务，约占预算支出的三分之二以上，沉重的军费负担是因为中国的内战不断，以及准备抗日的建军，而债务是加上必须偿还自从清朝以来，中国所积欠的各种外债与内偿，因此国民政府的预算，一直是就在透支的状况，幸而中国有极高的民间储蓄率，才能长期挹注这个财政上的缺口。

　　而宋子文设法将多如牛毛的各种内外债务加以整理，制定偿债的计划，因此大幅减轻了政府利息负担，从而建立政府的债信。国民政府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之间，政府总共所借的债务高达三十五亿六千万元，而偿还的债务的总金额为三十一亿元，这些庞大的预算赤字全靠国民储蓄以及外资流入来挹注。由于宋子文的财政运作手法高明，国民政府的债信评等不断的提升，不但银行乐于借钱给政府购买公债，国民政府所发行的外债评等，在国际市场中，竟然比日本的债卷还要高。

　　在教育方面，国民政府仍然设法在不足的总预算中，投入教育、文化以及建设的经费，一九三四年的教育文化预算金额为一千三百万元，建设经费为七百万元，到了一九三七年，国民政府的教育文化预算增为四千二百万元，建设经费为五千四百万元。另外公营事业资金，也从零提高为二千九百万元，这些经费的支出，若是和军费与偿债支出相比，虽然不成比例，但是已经产生了不少的成效。例如国民义务教育的入学比例，从一九三一年的十七％，增加到一九三七年的四七％，中国开始大幅减少文盲的人数。另外大学以上的高等教育，也维持量与质的增加，特别是实用的理、工学系发展很快，从一九三二年起，国民政府对于教育经费，一直维持正常拨发，中外教育合作基金，也对高等教育的研究，产生相当具体的奖励作用。

　　民国建立以来，中国的金融体系，仍然处在落后的农业时代，除了几个对外通商的大都会，有些比较现代化的银行之外，其余全是钱庄与票号，很难发挥现代化工商社会的资金调度功能，而宋子文首先在一九一六年的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中央银行，开始负责政府金融政策的运作，以及各种政府收支的金融调度。由于宋的掌控得宜，才使北伐所需的军事费用，得到源源的融通，成为国民政府北伐胜利的主要因素之一。

　　在国民政府北伐成功之后，当时中国境内的货币流通，仍然是以银元为主、银两为辅的状态。由于各省又有自己所发行的货币，而流通最广的银元，因为不同时期政府的发行，其含银的成色不一，而货币币值更是没有合理的汇、兑标准，因此造成货币流通与兑换的困难，这对投资发展与工商交易，都非常的不便。要想在这种混乱与落后的金融环境下，发展现代化的工商业，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国民政府首先在一九三一年铸造新的银元，宣布“废银两改银元”的政策，中国内部一切的财政税收与经济交易活动，都以政府新铸的银元标准。这样货币有了统一的标准，不但税收运作方便，也使得工商投资与经贸活动可以便利的运作。

　　但是废两改元政策，随即遭到一九三三年全球银价波动的冲击，在国际银价高涨的吸引下，中国白银大量的外流，引起金融市场货币流通不足的危机。因此宋子文决定推行以外汇准备为基础的“法币政策”，以建立现代化国家的货币制度。宋子文到英美等国政府游说，希望他们支持中国即将实施的法币政策，因为中国实施现代化的法币政策，会有利于这些国家在华的经贸与投资。不过日本则是强烈的反对，因为国民政府一旦拥有现代化国家调度财政的能力，就更能因应对抗日本的战争的财政需要；各地的割据势力也拒绝合作，因为他们担心中央政府有了通行全国的发钞权力，那么中国在经济上，就完成了统一，国民政府将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央政府。

　　不过宋子文仍然设法克服各种的困难，在英、美等国的支持下，宋又争取到上海、江浙等的银行团支持，终于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排除万难，在国民政府正式实施法币政策。法币的发行数量，是以中央银行所掌握的外汇数额，作为发行的担保，由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印制的钞票作为法币（后来又增加农民银行的发钞权），以取代过去的银元。法币的发行，非常顺利地受到整个社会的接受，因为工商业者早就期待中国应有现代化货币的流通与兑换，社会大众也对国民政府稳定的权力基础产生了信心，这是中国财政与经济现代化革命性的成功。这代表中国国民开始认同国民政府的统治威信，也代表了国民政府有了足够的国内外信用，来维持货币币值的运作，这样中国才能面对未来对日作战的财政与金融运作。

　　中国法币改革的顺利，对日本而言是极大的震惊，因为这代表中国已经有了一个人民支持与信任的中央政府，同时中国有了自主的财政与发展现代化经济的基础，中国终于开始进入现代化的发展时代了2。

　　14.4　振兴农业与发展工商

　　民国以来，中国的农业仍然处在传统的架构之中。由于人口众多，农民平均的耕地严重不足，农业生产根本不足以养活农家，因此农民收入有限，农村经济凋敝。在沉重的农村借贷利息压力之下，农业现代化的投资几乎不存在，而农村过多的劳动力，成为军阀部队以及地方性叛乱的主要根源所在，直到一九三年代，国民政府才能开始有能力针对农业问题，进行实际的投资与改革。

　　国民政府先后成立农业复兴委员会以及农本局，以推广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技术，协助建立产销体系，并且鼓励普遍设立减轻农民借贷负担的农业合作社，合作社的数目从一九三三年的五千三百三十五个，增加到一九三七年的四万六千九百八十二个，相当改善了农民沉重的金融负担，与增进了农业的生产。虽然中国主要的粮食与衣服等原料，仍然需要进口，但是到了一九三六年以后，进口数量已经明显地减少，中国的农产品开始接近自给自足的目标。

　　清朝以来，中国的工业发展，只是局限于沿海通商的港口，以及内地几个交通要地而已，在中国五亿多人口之中，真正的劳工人口，只有一千多万。当时中国工业结构的主体，主要是劳力密集的轻工业，就连多数的民生工业产品，都要依赖进口，连自给自足的条件都不存在，至于与国防有关的重工业，更是只有零星的发展而已。因为要发展现代化的工商业，主要条件是需要安定与统一的政治环境、币值稳定的货币、受过基本教育的劳工，以及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这在当时的中国，不是刚刚开始具备条件，就是还在形成条件之中。缺乏工业化的生产力，中国就无法在与日本的正面作战中，取得战争与后勤的供应。

　　国民政府在一九三年代，大力的推展交通建设，随着国民政府的军政力量，开始进入西南地区之后，中国主要的交通干线以及通讯设备，才开始有了初步的发展，国际列强也才开始愿意在中国进行大量的投资。中国直到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才终于达成粗略的交通干道，勉强地完成连接中国主要的战略要地。国民政府基于未来战略设计的需要，因此将交通建设的重点，放在拓展西南与西北的交通路线，以及连结华南与华东的铁路运输，并且打通中国与苏联以及缅甸的陆路交通，成为抗日战争中，最为重要的对外联络生命线。

　　总之，中国从一九三六年以后，才由国民政府解决了多年内战的问题，中国有了较为稳定的中央政府之后，理财练兵与教育建设，才有全面的规划及复兴的活力，这样的国民政府才有了一个中央政府的架构，中国各地也才逐渐地在实质上与精神上，形成一个国家整体的连系与运作。中国这时才能勉强拼凑出与日本进行民族战争的架式。但是中国这个统一与现代化的发展，实际只推展了二年左右，中日关系就走到了最后关头。

　　七七事变的爆发，使得中国根本在还没有完成准备的状况下，被迫与日本进行历史决战。假如再给中国五到八年的时间发展，让中国的农业能够改造，工业能够建立基础，社会能够产生更大的国家共识，现代化的军队能够整编完成，那么中日战争应该就会出现极大不同的发展。当然日本更为了解这一点，因此先发制人，提早引爆中、日全面战争，以摧毁中国刚刚开始的凝聚力，也就成为日本在战略上的政策了。

　　对于国民政府的军政领导人而言，抗日战争是一件相当逼不得已的选择，由于在满清时代，一些日本军政人员，都曾经支持国民党（当时的同盟会）进行推翻满清的革命活动，而包括孙中山、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重要领导人，都与日本有着相当深切的关系，因此他们极力希望日本能够在中国的复兴与发展上，给与助力而非阻力。他们也希望能够给与日本和中国合作的特权，以东方民族的团结，共同对抗西方帝国主义的压迫。无奈日本乘人之危的野心太大，竟然扮演比西方帝国主义还要凶残的角色，决心灭亡中国，因此多数的国民党领导人，除了抗日之外，也就别无选择了。

　　14.5　引进德国的军事编组制度

　　革命军在一九二八年北伐克济南时，日本立刻出兵山东，在济南企图制造中日战争的冲突并残杀中国军民。蒋介石为了中国统一的大业而忍辱退让，但这个极大地羞辱却更促使蒋介石决心统一国家，抵抗日本的侵略，而中国如何建立一个可御外辱的现代化军事力量，就成为他念兹在兹的目标。蒋介石知道，假如日本继续的侵略中国，那么第二次中日战争的爆发，绝对无法避免，而中国要想在战场上与日军进行决战，那么自己那一套从日本学来的军事本领，当然不够用，因此决定采取学习当时全世界都推崇的德国军事路线，希望藉着取法威震全球之普鲁士军队的组织与运作，来建设一支能够抵御外辱的部队。当时德国正处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军人被限制运作的时代，因此许多有志难伸的德军将才，愿意以顾问方式来华应聘，为国民政府筹划建立现代化的国防。

　　虽然早在一九二八年，蒋介石就聘请德国的军事人才，组成军事顾问团，以供军事上的咨商，但是由于当时应聘的德国军方人员位阶较低，蒋介石所需的也只是一些武器与战术上的咨询而已，因此并未进行整体国防的规划。一九三一年以后，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与一二八事变，对于中国的侵略已经是明目张胆地在进行，加上中央军几次与中共的红军作战，进展都并不顺利，因此蒋介石决定提高德国军事顾问团的阶级。而在一九三三年德国的名将、前国防部长史特列特将军（General Hans von Seeckt），出任顾问团团长之后，德国军事顾问团，才为蒋介石进行中国全面国防的规划，虽然史特列特在一年后因健康问题回国，顾问之职由其副手福尔肯豪森（General 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继任，继续协助蒋介石推动中国的国防建设，福氏即成为影响国民政府建军以及作战决策最深的外国人士。

　　德国军事顾问团相当肯定中国军人作战的勇气，以及刻苦耐劳的能力，因此他们认为，由于中国的生产力不足，不能消耗有限的资源在大量国防人事方面，当时中国各地的陆军总数，就有一百七十万人，多达一百八十个师的编制，因此德国顾问建议，中国应该采取精兵制度，维持六十个常备师七十万人，就足以应付日本三十八万常备部队的挑战，中国应该把国防经费，重点摆在装备与精训陆军，以及全力发展空军，至于海军，由于经费实在不足，只有暂时的维持沿岸防御。

　　德国军事顾问团为中国所设计的抗日战略是以防御为主的“战线作战”，基本上，中国在华北是以防守山西高原和黄河以北的防线，而将河北与山东设为战区，如此可以牵制日本五个师团以上的兵力。德国顾问也认为，一旦中日之间爆发全面战争，日军必然会设法攻击中国的长江三角洲，以占领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与政治中心南京，以加速迫使中国签下城下之盟。因此建议中国准备以上海为战争依托的阵地战，并且在上海，南京之间，构筑两条现代化的工事防线，利用江南复杂的水道与湖沼地形，阻止日军攻占首都南京，在此牵制日本三个师团以上的兵力。

　　德国顾问判断，这样日本除了守卫本土、朝鲜与台湾的必须部队之外，所有的常备陆军都已投入中国战区。只要中国坚持下去，日本这个资源有限的国家，很难长期支持下去，到时美苏都有可能与日本爆发利益的冲突，而卷入对日本的冲突，那么中国就可以乘机动员更多的后备部队，反击日本。

　　德国军事顾问建议，在南京成立仿德编制的“教导师”，在训练成军之后，分批的调训其它各师军士官，来学习教导师的编组运作，然后回去模仿成军。蒋介石考虑中国当时的军政环境，发现无法依照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裁撤大量的军队，因为这涉及到中国所有军政派系领导人的根本权力与利益，何况国民政府也无法处理裁军之后的就业辅导。蒋介石认为六十师的编制实在过于精简理想化，因此仍然决定暂时维持庞大的军队编制，同时受限于财力严重不足的问题，只能进行有限的部队改编，准备先后成立三十个整理师，三十个整编师，成为中国对日作战的军队骨干。蒋对于德国顾问建议设立防线的工事投资，以及成立空军则是给与全力的支持。

　　德国军事顾问也认为，中国军队应该利用国土的各种资源，建立自给自足的国防军火工业，将现有的各种不同制式与规格的军用武器，加以整理规划，并且引进欧美先进的兵工厂设备，改良与仿制外国部队的各种常用武器弹药，蒋介石委任愈大维等专家负责进行，中国逐步地开始建立自己部队所需的基本军火工业，不过当时中国陆军装备最为缺乏的是火炮支持，以及各特殊技能的兵种装备，例如炮兵、通讯、医护、工兵与化学兵3。

　　基于长城作战的结果检讨，蒋介石特别重视空军的发展，因此给与空军相当优先的支持，而空军的投资最为需要人才与资金，在日本的压力之下，列强都不愿意帮忙中国建立空军，以免引起日本的反弹，当时全靠美国的退役空军人才，帮忙国民政府草创中国空军，在国际军火市场中，设法引进一些零星的军用飞机，成为飞机“大拼盘”。而意大利的独裁者墨索里尼，突然表示愿意帮中国建立空军，免费派遣空军顾问到中国。结果这批意国空军顾问，却胡乱地出主意，中国因而购买了许多根本缺乏战力的飞机，又破坏了中国空军训练与发展的制度，不但浪费了中国非常有限的资源，也阻挠了中国建立起一支一流空军的机会（意大利后来还在汪精卫的叛国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穿针引线的角色）。

　　14.6　令日本忧虑的庐山军官训练班

　　当时中国军队作战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高级将领人才的培训。平均一位军长需要二十年以上的军旅生涯，不但要懂得战术战略，也要了解统兵御将，同时也要有政治、历史、地理以及科学的修养。但当时位居这些职务的，都是前清遗老极的人物，对于德国的军事制度与训练，无法完全的了解吸收。因此蒋介石决定在一九三三年开办“庐山军官训练班”，大量调训各个部队中的将校，以提高军官素质，并建立现代化国家与国防的共识。

　　庐山军官训练班的主要目的，在让调训的高级军官能够对于现代化的战术、战略更为了解，对于国家民族的历史与精神，也要有深刻的体认。蒋介石综合日本、德国的现代化军事进阶教育，在引进戚继光、曾国藩等人的古代军事思想，为中国的高层军事将领，讲解抵御外辱与复兴民族之道。这种中国与西方、古代与现代的思想与体系的结合，代表了当时国家发展的特殊矛盾状态，中国正处在一个过渡阶段，不中不西，不古不今，中国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设法融合这些矛盾，建立一套适合中国需要的体系。但是强敌日本，绝对不会允许中国有时间完成体系的改革与融合，蒋介石只有自己边学边教，摸索发展，一直在抢时间训练中国的军政领导人。因为中国即将以落后日本百年的体制架构，准备迎接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决战。

　　一九三五年，国民政府在剿共的军事上，取得大幅的胜利，蒋介石立刻指示陈诚，在武昌成立“军事整理委员会”，开始依照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分三年依序进行陆军的整编与整理，预期每年先调训、整编二十个师。这是中国近代史中，最大的军事整理计划，不过由于内外的压力仍在、国防经费不足，这计划只能局部与有条件的实施，原定在一九三八年年底，初步完成六十个师的整编计划。但是实际上，只完成了二十个师的形式整编，装备与训练都还没有真正的落实，中日之间的历史大战，就在一九三七年全面爆发了。

　　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的威胁更是迫在眉睫下，蒋介石曾经断然决定，不惜花费巨资，引进全套德式的陆军师装备，以组成三十万精锐的教导师部队，但是由于日本出全力阻挠，又加上意大利（德国的盟国）从中设法破坏这项重大的装备交易，使得德国的军事装备，只有部分运达，总共仅装备了八万人。蒋介石又派遣宋子文、孔祥熙为特使，在列强之中进行友好访问，不但洽商投资与经贸合作，同时也设法大量采购各种的军事装备[4]。由于庐山军官训练班以及德国军事顾问团，对于中国的建军备战，产生了相当显着的成效，原先中国的复杂不齐的军队，开始出现改变的现象，一只拥有现代化国家意识的部队，开始在成形了。

　　14.7　新生活运动

　　一九三四年，蒋介石又开始推动改造社会的“新生活运动”，开始以“礼义廉耻”的道德规范，为中国建立一个合乎现代化行为规律的社会。这个运动引起日本极度的警觉，日本元老政治家阿部信行，公开地发表意见，要求其朝野注意中国的转变，特别是整编军队，整理财政以及“新生活运动”之三项表现；连日皇裕仁都在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呈递到任国书之时，特别询问中国新生活运动的发展。最后日本人竟然施压，要求蒋介石停办庐山军官训练班，蒋介石只好转往四川，改变形式，举办“峨眉军官训练班”，调训四川与西南的军政领导人。

　　为了因应中日未来难以避免的全面战争，充实兵员是一个重要的施政目标，自从清朝以来，中国实施了三百年以上的募兵制度。民国初年的军队，大多是农村无力营生的剩余人力来充数，因此素质不佳，训练不足与装备落伍，社会上普遍轻视军人。国民政府为了充实兵员，希望能够减少常备兵力，建立广大的后备兵役制度，因此先后建立国籍法与户政制度，然后在一九三三年公布兵役法，规定在一九三六年正式开始实施征兵制度，以提高兵员的质量与数量，在实施初期，就爆发了全面的抗战，政府只有采取征、募并行的方式，边做边改。结果这套粗糙的征兵制度，虽然在制度与运作上，存在着许多的问题与副作用，但是在八年的抗战中，还是征召出一千五百万的补充兵参加战争。

　　日本对于中国近乎贪得无厌的侵略，其最终目的，就是要把中国当成日本称霸东亚所必需的战略空间与资源基地。国民政府所有建军备战的准备工作，都是在极度的压力与困难下设法进行，至于国际强权，上焉者是胆小怕事，不敢也不愿主持正义；下焉者像苏联、法国，甚至希望中、日提前爆发全面军事冲突，以减少它自己与日本冲突的压力与威胁。

　　14.8　以抗日为由的内部纷争

　　当然更为不幸的是，中国内部竟然为了如何抗日，而扩大纷争，“抗日”成为各股势力进行内战与分裂的“旗号”，在中国越是需要团结抗日的情形下，中国越是出现了为“如何抗日”而产生的分歧：这包括了“何时抗日”、“如何抗日”、“与由谁领导抗日”？中国的各个军政团体，不但无法达成团结，甚至为此展开内战，南京的国民政府主张“攘外必先安内”，中华苏维埃政府则主张“抗日必先反蒋”，两广的分离政府，竟然一边引进日本军事援助，但一边却要求国民政府抗日。这样五花八门的抗日大内斗，反而助长了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

　　由于落后的中国，需要长时间来完成这个攸关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大计（其实要是无任何准备，而立刻拼死抵抗日本，结果必然是失败的），因此国民政府在面对日本的侵略与欺凌，必须采取近乎百般委屈的退让。但是这种不能挺身抵抗的做法，又实在很难得到国人以及不同军政派系的谅解与支持，然而这些强烈的反弹与来自内部的阻力，却直接影响到整个建国备战的工作，使得许多准备与计划进行的走走停停。

　　这和日本推动明治维新的过程刚好相反，日本在面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压力之下，决定以举国之力，推动建设与改革之时，除了在刚刚开始的时候，曾遭到一些局部的叛乱与反对之外，日本可以说是全国上下的团结一致，来进行明治维新的改革大业，使得日本在三十年之内，改革就有了重大的成就。接着能够一战威震华夏，再战击败强俄，日本迅速成为东亚的强国。而中国却为如何团结、如何现代化、如何抵抗日本的侵略，就内斗成一团糟。中日两国的发展模式，真是不可等量齐观5。

　　14.9　以空间换取时间的焦土战略

　　幸而到了一九三五年之后，国民政府终于可以勉强运作了，中央政府推动的各项重大财经改革与军事整编都开始收到初步的成果，中国为准备面临与日本进行民族存亡的历史大决战是向前迈出了第一步。在国民政府的各种措施中，以国民政府的政令，终于可以在中国大部分地区通行（当然在一些地方还是有条件的选择性运作），特别是在西南地区的川、滇两省，开始接受中央的影响力，仍最具抗日地缘战略的重要性。因为蒋介石选择未来抗战的“大后方”，就准备设立在这两省之中。

　　蒋介石与国民政府军政领导人的共识是，假如中国在无法完成准备的状况下，一旦和日本进行全面抗战，她只能采取以空间换取时间的大战略。因此中国一定要有足够的战略纵深，来实施这种战略。在蒋介石的日记中，曾多次记载，在面临日本节节进逼的压力下，国民政府的力量，迟迟无法进入大西南，而建立抗战所必需的战略后方基地，常让他半夜都无法入睡。在围剿共军成功，共军被迫长征之后，国民政府第一次进入了西南，中国才有了所急需的战略纵深，与对抗日本的战略空间。

　　14.10　抗日准备的检讨

　　国民政府除了在政治上达成统一之外，在财税改革以及推动法币政策上，更是给予抗日作战，建立了极为重要的财政基础（打仗就是要花钱，而且是花大钱）。另外推动全国性的铁路、公路以及电讯建设，使得内陆能够与沿海地区连接，也提升了战略支持的架构。而最后建立征兵制度，以及整编现代化的军队，都是抗日作战所不可少的基本准备。国民政府这股中兴的气势，才刚刚的凝聚出一些抗日的力量，就已经被日本看到中国的发展有成，日本当然不能就此坐视中国完成统一与建设，因此，日本就决定加速的侵略中国，给予中国更为直接与致命的打击。

　　德国军事顾问的意见，对于中国的抗日战争之前的战略准备，发生许多重要的影响，因为当时的中国根本就没有全面性的战略规划能力。不过由于这些德国军事顾问，仍然受限于德国本位的军事经验，同时采用一次世界大战中，战壕防线作战（Trench Warfare）的战略，因而造成一些国防资源的错置与浪费，也影响到后来的全面抗日战争的效果[6]。因此德国军事顾问建议国民政府以极其有限的资源，在中国的华北的黄河两岸与陇海铁路，以及华东的京沪与江南一带，进行大量的国防工事建设，结果这些耗资数千万元的国防工事，在后来的抗日战争时期，绝大多数都没有发挥真正的作战效果。如果将这些可贵的经费，移在内地的兵工厂投资，以及增强部队攻坚火炮的装备与训练，会发生更大作战的效果7。

　　而中国直接购买德国制式武器的做法，也有些浪费，因为这些德式武器并不十分适合中国兵的体型与战场环境，其实当时中国应该使用更多的经费，在更为深入的西南内陆地区，营建更有效率的兵工厂与相关的工业，提高部队火炮的装备与训练，另外加强部队通讯与医疗的投资，应该会对于抗战实力，会更有实质与重大的帮助。

　　此外德国顾问也低估了日本一旦与中国作战时，进行全国总动员的总兵力。日本的后备军人，多达四百万人，是常备兵力的十倍，因此德国顾问建议，中国维持六十个师的精兵数量，是不足以因应中日作战之需要的。不过蒋介石编制的华军部队，数量又过于庞大，在抗战开始时，中国的三军已经达到二百万，到抗战胜利时，竟然膨胀到六百万，兵员人数实在是过于偏高，因此造成军队质量的大幅下降、财力的严重消耗，以及征兵过多的民怨8。

　　同时德国顾问建议中国部队的作战编组与方式，都过于德式正统化与正规华，当时中国的军事文化尚未建立，军官与士兵的素质与训练仍然严重不足，装备更是落伍，因此倒不如设计一套军民合作，就地取材的人民战争，以充分利用中国能够进行消耗战的特性。

　　在中日正式作战之后，日军在华北的战线，大体是在德国顾问的预料之中，中国军队阻日军于陇海线以北，只是日军增加控制了山西高原大部分地区。但是在华中战线上，日军则是一直深入到湖北与四川的交界，同时日军也占领了华南沿海地区，几乎完全阻绝了中国外援的信道。不过日军所控制的地区，最多只有带状区域，其余多数都只有据点与交通线而已。

　　附注：

　　[2] 许多传统的观念，一直认为宋、孔两人，是利用与蒋介石的裙带关系，搜刮聚敛人民的血汗钱财。这种先入为主的看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事实上，宋、孔两人早就是中国金融界中的领袖，而也早就投身国民革命事业，成为国民党中的不可多得的政治与财经要员，他们为中国建立了现代化的财政、金融制度，在预算调度、国际外交上，都对国家有极大的贡献。特别是宋子文，经常与蒋介石进行预算与军费支出的激烈抗争。

百城客

　　在满清末年，中国内外可以说是情势汹涌：中国不断受到外来的侵略，造成她一再签下丧权辱国与割地赔款的条约；同时中国的内部，又在封建政权无能与腐败的双重打击下，使得国家面临了空前的历史危机与变局。中国一方面出现救亡图存的奋斗，一方面也出现民族自信心的挣扎。经过多次的革命运动，与历史脱节的满清政府，终于被推翻，但是中国人对于如何治国与建国，却没有达成共识。所以民国成立之后，中国只是形式上算是一个国家，事实上根本是个四分五裂的政府，最后权力落到军方实力派系的手中，形成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当然国际强权也没有放过欺凌中国的机会，在幕后支配各种军政势力，以大量的借款而取得剥削中国利益的机会。

　　15.1　民国初年中国严重分裂的危机

　　不过，在这些不同的军政势力之中，最有组织与潜力的团体，首推国民党与共产党。国民党来自孙中山先生之革命团体的结合，企图建设一个有中国历史特色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则是来自苏联之“第三国际”（Third International of the Communist Party，简称Comitern）的推动，企图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同时，在侵略中国的国际强权中，又以苏联与日本，对中国有着直接侵略与占领的野心与计划。这些国际强权不断地利用机会，介入中国的内乱，以争取重大的利益，当时苏联对于中国全面的赤化，有着特殊的急迫性，那就是要让中国成为苏联支配下的抗日炮灰。日本则希望中国全面分裂而永远受其宰割，他当然非常担心苏联赤化中国，因为中苏结合的赤色力量，将会导致日本的覆亡，所以日本更以防共为借口，加速侵略中国。

　　若以历史的事实而论，抗日战争在整体的作战与外交上，是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政府，负起主要的责任，但是在文宣、社运以及游击战方面，却是由共产党影响整个的潮流。由于国际社会，故意地要降低中国对于反法西斯作战的历史贡献，所以当时许多的外国学者与政客，总是想尽办法，诬蔑中国没有抗日、对盟国毫无贡献，所以英、苏、美等强权可以出卖中国的利益，以加速战争的结束。他们喜欢引用国民党说的“共产党没有抗日”，以及共产党说“国民党没有抗日”的矛盾，而得到一个简洁的结论：国民党与共产党都没有抗日。这当然使得中国的抗日历史事实，受到极大的扭曲。

　　15.2　国民党力图振兴中国

　　国民党是推翻满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领导政党，但是民国成立之后，中国为军阀割据的北洋政府所控制，在一九二七年“北伐”之后，国民政府才取代了北洋政府，在形式上负起领导中国的政治责任。虽然如此，直到一九三六年之前，中国都不能算是一个完全统一的国家：内部的割据势力形成山头与诸侯，外部强权的侵略占领着中国广大的领土，造成国民政府实际上，只是统领长江中下游的共主政府而已。当时国民政府需要面对的历史挑战是不断的内战割据，以及所有的外债赔款，加上苏联、日本等强权的侵略威胁。

　　面对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的侵略，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政府，有着无限的无奈与困难。当时中国正处在“国不国”的分裂与落后的状况，国民政府无法与日本进行全面作战，因为一旦正式宣战，日本可以轻而易举地占领全中国，所以国民政府只有设法忍辱负重的与日本的侵略周旋，以争取国家的统一，与建设的推动。但是国民政府准备抗日作战的部署，却被人民认为国民政府“不敢”对日作战：于是什么亲日、汉奸的帽子，都戴在国民政府的头上。

　　虽然国民政府许多领导人，都是留日的学人，也与日本政界有着一些个人的关系，但是国民党并非是一个亲日的政党。就以蒋介石而言，他曾经在日本求学，接受军事训练，不过蒋介石一直是中国文化的拥护者。假如说要论蒋介石对国际社会的态度与倾向，应该是比较“亲美与崇德”，日本还没有资格轮到被他崇拜的地位。国民党的一些领导人，曾希望中、日两国基于文化、种族的接近，能够合作互利，共同抗拒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但是对于日本的侵略，国民党的领导人同样感到不能接受。但实际的问题是：假如要与日本侵略者进行历史的决战，中国必须先要有准备。这就是蒋介石与国民党多数领导人的立场。国民党抗日的意志是经过事实验证的，要不然就不会有后来中国孤军坚忍抗日作战的悲壮历史事迹，以及中国跻身成为全球四强历史地位的光荣了。

　　15.3　中国共产党的兴起

　　而由苏联第三国际指导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其根本的主张是在中国推动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在本质上，是与日本右翼反共的军国主义，站在不共戴的地位。何况当时中国共产党还要保卫苏联的利益，因此更是要在抗日的问题上，采取与苏联绝对一致的立场。所以中国共产党从头到尾，都是“主张抗日”，但是在实际的执行上，却又有极大的差异，抗日成为中国共产党生存与发展的最佳手段与工具。国共两党的合作，固然促成了中国团结抗日的形象，但是国共两党仍然各自留有对付对方的策略，以致在抗日的同时，仍然有着相互斗争的地方，也分散了实力。

　　就历史的发展而言，在共产主义开始发展的时候，不是中国选择共产党，而是共产党选择了中国。因为在苏联成为共产主义国家之时，中国只是一个封闭与落后的农业国家，她根本就没有工业化的社会结构，也没有资本家与劳动阶级的对立矛盾存在，因此起初中国人对于共产主义的兴趣，多数来自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中产阶级，人数极其的有限。

　　但是苏联共产党政权，很清楚地知道，自己若要生存发展，最佳的战略布署，就是设法让中国与印度赤化。以这两国土广民众的国家，作为颠覆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最佳桥头堡，列宁的名言：“从莫斯科经北京、加尔各答，是到巴黎最近的道路”，正是这个战略的生动说明。何况苏联早已是食髓知味，它继承了帝俄侵略中国的大东北与大西北的基业，建立了西伯利亚的战略空间，更想进一步的控制中国的蒙古、新疆与东北。苏联共产党当然不会忘记，它与日本右翼的军国主义政府有着不共戴天的历史仇恨，以及为争夺东北亚战略地位的利益冲突。

　　所以苏联的共产党政权，就在表面上，一再主动地对中国示好，列宁居然慷慨地表示，要考虑归还帝俄时代对中国所侵略的土地，以及自动撤销帝俄时代，对中国所取得的所有不平等条约[1]。苏联一方面在当时中国分裂的势力之中，寻找利益代理人，曾经支持过西北军的冯玉祥，也设法与广州的国民政府建立关系，更重要的是，苏联一方面也决定全力辅导成立中国共产党，以在中国推动“无产阶级革命”。

　　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一年十月成立于上海（这一年正是苏联正式并吞外蒙古，准备建立傀儡政权“蒙古人民共和国”），当时正式的党员只有五十三人，参与开会的代表也只有十三人，是由苏联的第三国际共产党代表马林（Maring）主控会议，推举陈独秀为总书记。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所主要关心的议题，是如何在中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以与苏联共产党共创一个全球性的无产阶级专政之社会，而非从复兴中华民族与其历史之观点，进行建设富强之中国的历史大业。

　　15.4　国共的合作与分裂

　　不过由于中国当时并没有工业化，也就没有资本主义剥削工人阶级的严重问，因此中国共产党很难利用劳工的力量，进行发展。因此在苏联第三国际的直接指导之下，中共主动与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进行多次的接触与协商，希望能够达成国共合作，以加速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而当时的国民党，正处在致力消灭割据军阀，对抗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剥削的时期，极需外来的帮助，苏联以提供政党组织、运动群众、建立党军、提供经费与武器的条件，在一九二三年与国民党达成国共合作的协议。中国共产党利用国民党的党政军组织与架构，充实了共产党的党政军功能与力量，建立一个有全国性军政力量的政党。

　　也就是得到了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的加入，国民党的党政军力量迅速的得到强化，联俄容共之后的国民政府，组织力量大增，眼见军阀割据的势力，已经面临人心厌倦，力量耗竭的崩溃地步，于是它决定在一九一六年发动统一中国的北伐。国民党的军政力量，在北伐之中，出现了势如破竹的凌厉战果，打得军阀势力溃不成军，但是国民党内部，以及与共产党之间，也立刻面临如何共处，以及如何处理所获得战果的大问题。

　　到了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刚攻下长江以南的地区，其内部就爆发了宁汉分裂的危机，同时也就引爆了国共间的重大历史冲突，国民党在南京的势力，决定在当年的四月十二日采取清共的政策，接着在武汉的国民党也决定与共产党分裂，国共之间的武装冲突也就无法避免。而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由中共人员主控的一些国民党部队，以朱德、贺龙与叶挺为首的军队，在江西南昌发动兵变，与国民政府决裂，建立独立的武装部队。

　　接着在八月七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全面清算陈独秀与国民党合作的路线，而由瞿秋白出任中共领导人，宣布全面脱离国民政府，而独立进行革命路线。之后中共各股的力量，设法在广东、湖南等地进行武装革命，十一月十七日，由澎湃所领导之中国共产党在广东的海丰与陆丰地区，正式建立中国的第一个苏维埃政府，从此中国共产党就在中国内部，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府与新的国家。

　　由毛泽东在湖南首创的中国共产党工农红军，转战于湖南、江西后，与朱德的部队在江西井冈山会师，建立了红四军团，井冈山很快就发展成为中共最大的军事与政治中心。而中共其它地区的军政力量，也开始在长江中游与华南一带，纷纷成立工农红军的武装力量，最高达到十二个红军组织。这些红军所到之处，都成立了以工农民武装革命为主的苏维埃政权，无论是“红军”还是“苏维埃”政府，当然都是模仿苏联军政架构的泊来品。而中国共产党的早期运作，更是直接受到苏联共产党第三国际的指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境内成为另外一个新的“国家”，在长江中游以及华南山区的江西、湖南、福建、湖北、四川、安徽一带，非常迅速的发展，成为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政府最大的威胁。

　　在共产党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中，一切的资本主义与其所代表的帝国主义，都是共产党无产阶级革命所要消灭的头号敌人。对于受到苏联直接支持与指挥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当时的日本在日皇的封建主义、日本财阀的资本主义与军人的军国主义组合之下，它成为一个极端反共的国家（同时日、俄还有历史的仇恨与战略上利益的冲突），日本的军国主义既然是苏联最大的威胁，当然也就成为中共的首号敌人了。

　　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既然是第三国际中的成员，当然是要把“打倒日本”，“保卫苏联”，视为政党重要的政略目标。因此初期的中国共产党，由于其无产阶级革命的本质，以及与苏联共存共荣的关系等特性，必然是对日本军国主义，采取坚决对抗的立场。但是其出发点，主要不是站在保卫中国民族主义的立场，而是站在全球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并且是为了支持苏联与日本的历史对决才采取抗日的政策。

　　15.5　中国共产党抗日策略的变化

　　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震惊了整个中国，当时控制苏维埃区的中国共产党，发表了非常清楚的抗日立场。但是当时中共抗日的基本论点是，为了维护全球无产阶级革命，以及捍卫苏联，因此要求中国人民起来抗日，而其具体的行动内容是，要求中国人民推翻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这样才能进行抗日。其后在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中共更是号召军人与群众，进行反国民政府的斗争，只有推翻国民政府，建立无产阶级革命的政府，同时与苏联的力量结合，才能消灭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这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要推动抗日的时期。

　　当时多数的中国人民，对于国民政府一再的忍辱负重，对日本的侵略退让，已经失去了耐心，对于中国共产党明确的抗日立场，也给与奇特的反应，因为他们需要有人领导抗日，但是他们不懂为什么共产党的抗日，不是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而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老实说，早期投入积极抗日运动的人士，多数是中产阶级与学生，并不是无产阶级的“工农大”，多数的中国人，对于所谓苏维埃政府，更是摸不清真正的意义，所以真正响应中共抗日号召的，人数相当的有限，但是让一般人对于共产党的激进抗日立场，有着较为深刻的印象。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华苏维埃政府的抗日大政方针，在于“先反蒋，才能抗日”，目标在于保卫无产阶级与苏联的利益。中共非常善于利用日本侵略中国北方的各个机会，只要蒋介石必须抽兵北调，红军绝对尾随攻击中央军与扩大地盘，根本不给国民政府任何机会，可以无后顾之忧地动员兵力，与日军作战。红军这种利用蒋介石抗日来打击蒋介石的做法，当然使得国民政府认为，中共的红军是中国抗日最大的内忧，于是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政府的抗日政策，要求“先安内，才能攘外”。安内最大的目标就是要肃清红军的力量，如此国民政府才能完成统一与推动建设，以培植中国的国力与日本作战。

　　中共在一九三三年的一月十七日，由毛泽东与朱德联名发表抗日宣言，开始有了立场的转变，中共要求中国所有的政治与人民的力量（除了国民党之外）与中共联合，对日本的侵略，进行坚决的抵抗，抗日不再是为了全球无产阶级以及苏联的利益为前提。

　　一九三四年四月十日，当时中国正遭到日军攻占热河，以及威胁平津的危机之时，中共更进一步的发表宣言，清楚地强调，中共希望中国所有不同的政治力量，都应团结起来（这时共产党要求的抗日力量，不再限于工农与无产阶级了，也包括了国民党一部分的力量，但是要求国民党停止对苏区的进攻），对抗日本的侵略。不过中共仍然没有放弃抗日反蒋的基本立场。蒋介石也没有松动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方针，在日军侵略的压力下，国共之间的战争，一直在激烈地进行着，除了政权与意识形态之争外，对于如何抗日，双方的立场也是完全对立的。

　　15.6　中共的长征

　　对于日本政府而言，最为担心的，正是中国的全面赤化，因为中国的土广民众，一旦接受共产党的统治，并与苏联联合成为共同反日的力量，那么日本绝对是无力招架，所以日本政府说什么也不能允许共产党的势力，在中国发展成功。蒋介石若是积极剿共，日本政府还可以给国民政府一些喘息的时间，假如蒋介石采取联苏容共的政策，那么日本政府只有对中国提前采取断然的行动。

　　到了一九三四年，在国共战争中，蒋介石开始明显地居于优势，当年十月十四日，蒋介石的部队迫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瑞金，于是中共中央决定依照计划突围撤退，而进行“长征”，红军从江西经过湖南、广西、贵州、云南、西康、四川、甘肃，最后到达陕西北部，蒋介石的部队则一路的追击围堵，顺带对沿路的诸侯，进行招安的工作，红军的实力在长征途中，则是遭到了极大的损失。

　　这时长征的红军，常以抗日为名，不断地发表声明，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而对日本进行抗战。同时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开始了解，要继续“抗日必先反蒋”的政策，是完全不切实际的事，蒋介石已经成为中国实力最大的军政势力领袖，假如中国要抗日，反而非要蒋介石领导不可了，所以中共有必要改变策略。

　　一九三五年的八月一日，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第三国际的代表王明，利用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抗日统一战线的“八一宣言”要求中国所有党派停止内战，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之后中共又多次发表抗日的政策宣言，都是要求中国内部团结，组成抗日的政府与军队，同时对于国民党政府也不再完全的排斥。但是这些政策宣言，全都是向全中国社会发出的，中共并没有直接与国民党进行联系。

　　直到一九三六年八月十日，中国共产党终于正式的对国民党发出共同抗日的电函，正式称国民党为贵党，承认蒋介石为国民政府的委员长，并且表示同意国民政府的对日外交与国防政策，要求国民政府与中共进行抗日合作的谈判。这时中共的策略，已经由“反蒋抗日”，大幅的转向，改成“联蒋抗日”与“迫蒋抗日”了。

　　15.7　蒋介石的联苏的抗日策略

　　由于蒋介石的安内政策，在五次围剿红军之后，终于获得重大的成效，不但原先在长江中游与华南发展的几十万红军，在经过长征到达西北只剩下几万人而已，同时蒋介石的军政力量也开始进入西南的战略腹地，这时（一九三四年）蒋介石开始考虑到抗日的国际战略局势。因为中、日战争不仅是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更是全球列强利益发展的全面冲突之一，要想赢得战争，中国与日本都需要争取国际社会对自己有利的因素，特别是需要掌握到战争资源的供应，更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所在。

　　这时日本已经以“反共反苏”的政策，获得了德国与意大利的结盟支持，而国际社会虽然多数同情中国的遭到日本的侵略，以及不满自己在中国的利益遭到日本的危害，但是当时没有一个国家敢与日本正面对抗，也不敢积极支持中国的抗日建军计划。只有苏联因为与日本的矛盾，而会在某种程度之下，“支持”中国抗日，以及德国因为担心中国全面偏向苏联，所以也有限度地支持中国建军。

　　蒋介石知道，中国只有完成统一与现代化之后，才能推动工业化与社会改革，这个工程涉及到中国整个文化、社会结构的改革，根本不可能在短期之内完成，因此中国若是与日本侵略者爆发全面的战争，中国一定要设法争取到国际社会的支持。既然当时英、美的绥靖政策，不能协助中国抗日，那么存在于苏、日之间的重大历史矛盾，应有中国可以利用的地方。在一九三五年，蒋介石开始运用不同的管道，希望能够与苏联当局沟通，以建立合作抗日的策略。

　　而苏联当然是要求蒋介石停止剿共，才愿意与国民政府谈判结盟抗日的可能性。因此在一九三六年五月，国、共之间，终于开始了秘密的接触，彼此商讨有关团结抗日的条件。蒋介石也开始安排放弃必须完全的安内、才能抗日的政策，苏联则在等待国民政府容共之后，再谈支持中国抗日的条件。所以反共的国民政府，最后也走上了“联苏、容共以抗日”的道路。

　　此时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明确地提出团结中国所有不同的军政力量，共同对抗日本，这种基于民族主义感情的文宣力量，深深吸引着当时多数的爱国青年，造成中共能够迅速地以抗日策略，成功地控制了学运与工运的各种组织。许多爱国的青年，就是因为共产党明确的抗日主张，而投效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们并非认同无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2。在当时中国的舆论，以及社会的认知，多数都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坚决主张抗日的团体，而国民党则在瞻前顾后推托抗日的行动。因此要痛痛快快的抗日，就要支持共产党。

　　当时在抗日文宣技巧的模糊下，大家只看到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而没有看到苏联对中国蒙古与新疆的侵略，大家只看到国民党与日本的周旋而不敢一战，而没有看到共产党对苏联侵略中国从来没有反对的批判。由于日本侵略中国的领土与主权的完整，成了中国必须对抗的强敌，可是苏联对中国领土与主权长期、一贯的侵略，却没有受到中国应有的觉醒与防备，国民政府联苏抗日的政策，反而受到中国社会普遍的支持。这只能说明中国所遭到的历史困境之险恶，中国无法顾到自己全面的利益，只能联合次要敌人，对付主要敌人。

　　历史的结果是，在中日爆发全面的大战之后，国民党为了抗日是拼掉血本，共产党则在抗日战争之中，发展成为可以与国民党分庭抗礼的壮大实力，苏联是白白捡到中国抗日的成果，并成功地使中国赤化，日本虽然是战败国，但是仍然受到美国特殊的照顾与待遇。这就是为什么抗日战争成为中国近代史中，最为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这场战争，也成为关系中国命运发展最为深远的巨变。

百城客

　　日本大陆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就是以蚕食的方式，逐步侵略中国。因此日本先抢占东北、再热河、再内蒙、再河北，一步步扩大对中国的占领。但是这个政策的前提是，中国内部要继续不断地分裂，她才会继续对日本的侵略让步。日本所担心的是，假如中国开始团结与复兴之后，终有一天会对日本的侵略拒绝低头，而采取一场全面抗战的反击。所以日本要拿捏的，是如何继续执行其大陆政策，而不致引起中国的反扑，也就是它将以和战互用的手法来侵略中国。

　　时至一九三五年，日本蚕食中国的政策，开始遭到更大的阻力，因为这时候的中国，已经不是九一八事变前后，陷在分裂与落后的历史危机中的国家了，在这几年当中，国民政府采取军事与政治力量的交相运用，努力使得中国的政治结构，出现了逐步统一的局面，国民政府也凝聚了建设与发展的初步力量。中国有了这样的基础，就开始与日本进行交涉与周旋，对日本的侵略也不再一味的退让了。

　　为了避免与中国进行全面的决战，日本开始推动对中国和、战两手并进的攻势：在外交部门，是执行广田三原则的政治谋略，企图以外交手段与南京的国民政府进行交涉，目的在迫使中国政府放弃对抗日本的政策，而沦为日本独特势力范围支配的保护国；而在军事部门，则直接在华北对地方的军政负责人施压，企图迫使他们放弃与南京的联系，而接受日本的华北自治方案，也就是企图将华北五省，从中国的主权脱离出来，而成为日本所控制的殖民地。

　　不过，在一九三五年年底，国民政府成功地实施法币政策，并且推动国家的农业改革、工业发展与交通建设，以及有计划的整编军队、大幅的改进教育、开始成立与运作各级的政府行政组织，这些都是中国开始现代化的表现，假如能够再给中国五年的时间，那么中日之间国力的差距，必能大幅的缩短；假如再给中国十年时间来建设与发展，那么日本还能不能与中国在军事上较量，恐怕都有问题了。这就是当时中国领导人与部分有识之士的共同想法：能否再为中国争取五到十年的时间，以完成更多的准备，这样中国就可以有实力与日本进行争回国权的交涉了。

　　16.1　两广的统一

　　蒋介石在一九三四年十月，先后击破红军在华南与长江中游的根据地之后，接着需要着手解决的政治统一问题，就是两广与中央的分裂。虽然蒋介石在政治上，对于两广的分离政府，采取以和为贵的低姿态，希望能够和平解决两广与中央的歧见，在先后召开的国民党四全与五全大会中，不断的妥协，给足两广代表的面子，但是两广的军政领袖，如胡汉民、邹鲁、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一直对于蒋介石怀有极深的防范与敌意，两广政府仍然整军经武，同时经常派人与华北的军政势力进行联络，以随时准备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进行军事对抗。

　　日本对于介入两广与南京之间的分裂，一直抱着极大的兴趣，希望能够再度引爆中国的分裂与内战，以消弱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的力量。因此日本多次派出与两广高层军政人士有过往的日本军政领袖，如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等人，前往两广进行反蒋游说。此举虽然没有达成收买两广政府的目的，但是也建立了一些可以牵制蒋介石的政治力量。

　　而广西的李宗仁与白崇禧，甚至聘请日本军事顾问，接受日本的军事武器援助，以强化桂军对抗蒋介石德式装备整编军队的能力。当然两广的政府，一直是以南京政府“不敢抗日”作为反蒋的理由。两广政府领袖痛批蒋介石的政策，从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到塘沽协定，无一不是南京政府“丧权辱国”的卖国表现。虽然两广政府反蒋的情绪极其强烈，但是它还能守住中华的民族大义，不愿成为日本所控制的傀儡政府。

　　到了一九三六年，广东的政局有了很大的变化，五月，国民党的元老胡汉民去世，邹鲁又被迫离开广州，广州方面由陈济棠控制大局，而此时南京的国民政府已经肃清江西、湖南的红军，并且正在积极地修建粤汉铁路，因此中央的力量已经向南发展，而接近两广的势力范围，因此造成其军政领袖的紧张。于是两广的领袖决定先发制人，以日军在华北增兵、国民政府没有决心与日本决战为理由，联络华北的山头势力，讨伐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两广政府正式出兵北上，进入湖南与江西南部，宣言假如南京政府不对日宣战，他们将会进攻南京，同时两广政府派员到华北进行游说，希望再组反蒋的军事同盟。

　　此时华北的军政领袖，由于经常在日军强大的压力之下，深知对日宣战是非同小可的历史决定，他们虽然不见得完全愿意支持蒋介石与国民政府，但是他们却了解，目前中国若是要对抗日本，必须团结合作，争取更多准备的时间，并且绝对不能再开内战。所以宋哲元、阎锡山、傅作义、韩复渠都先后宣布，不参加两广政府的抗日救国军。华北的军政领袖，既然不愿支持两广的军事讨伐行动，两广的抗日救国军也就更为人单势孤了。而此时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政府，不但已经将军政力量扩大到了西南，同时在各方面的建设与发展，都有了中央政府的架势，单凭实力，两广实在很难挑战蒋介石与国民政府。

　　由于两广军政领袖师出无名，在广东的空军与陆军先后投向国民政府之后，两广的反蒋势力迅速瓦解。蒋介石于一九三六年七月，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五全的二中全会，会议通过正式撤消两广的“西南政务委员会”组织，两广直接归并中央直接领导。广东的陈济棠在众叛亲离之下，只有离职到香港。九月中旬，蒋介石再亲自到广州与李宗仁会面。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终于同意出任国民政府委派的职务，从此与南京分裂长达六年的两广，终于重新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号令，中国更朝向统一的方向迈进了一步。南京的国民政府，当然更有中央政府的规模与实力，此时蒋介石所剩下唯一的内政统一问题，就是与红军之间的较力了。

　　此时日本也了解中国的转变：一个由蒋介石所领导的中央政府，正在重建一个统一的政治架构，中国不但在理财练兵上，开始理出头绪，中国甚至在社会、教育、文化、工业与经贸等方面，都出现了真正的进步。因此日本政府开始感到紧张，假如再让中国继续这样发展下去，不出十年的时间，日本将难以招架中国复兴的强大实力，因此其内部出现了检讨大陆政策发展的新争议。

　　但是对于日本的少壮派军人而言，侵略中国以及建立军国主义的大政方针，是他们愿不惜任何代价继续推动下去的，因此日本的少壮派军人，对于政府部门瞻前顾后的做法，大感不满，终于正式决定，发动流血的军事政变，以建立军人政府。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由少壮派军人所主导的二二六政变，刺杀日本政府的内阁阁员，并且包围日皇皇宫。虽然整个政变最后还是被效忠日皇的军队平定，但是日本的政治权力，从此完全地落到了军人的手中，日本再也没有一位政治人物，敢违逆军人的意志。因此日本从此正式的步上军国主义的方向，至于何时与如何全面侵略中国，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16.2　中、日的外交互动接触

　　在这个时候，南京的国民政府，开始与日本进行全面的外交接触。国民政府仍然希望在爆发全面战争之前，尽可能的让日本明白，中、日是处在“合则两利”的历史关键时刻，如果两国一旦爆发全面的战争，无论是谁获胜，最后都将会给西方帝国主义，以及苏联共产主义，占到便宜。虽然中国这种看法非常具有历史的眼光，却仍很难让日本军方的强硬派真正的醒悟。当然中国政府也希望，能够利用外交谈判，拖延中日两国之间战争爆发的时间。

　　因此从一九三五年开始，中国政府就与日本的驻华大使，以及中国驻日大使与日本政府，进行双向双线的一系列接触与谈判，特别是中国驻日大使董作宾与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以及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张群与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之间的会谈，最为深入与全面性，中、日之间几乎是无话不谈。但是日本方面一直围绕着所谓的广田三原则，千方百计想要在谈判桌上，迫使中国接受日本控制中国的条件，根本就没有任何平等与尊重的立场可言。因此尽管中国方面一再希望日本能够了解，中、日相争最后的结果，绝对是两败俱伤，而让美国与苏联取得支配亚洲的机会，但日本方面丝毫不为中国的远见所动。因此中日的外交接触，只成为了日本压迫中国的外交手法而已。

　　而日本对于国民政府与中共红军和苏联之间的关系发展，是非常的重视，因为日本与苏联以及共产主义，最终必然要有一场决战，这是日本无法逃避的历史命运，而当初日本急于侵略中国东北、内蒙与华北的战略目的之一，就是为了争取抗苏的战略空间与战争资源。日本最大的战略恶梦，就是中国全面的赤化，而成为苏联所支配的附属国，那么日本在华将会陷入被南北夹击的危机之中。

　　因此当中国共产党的红军，打着北上抗日的旗帜，从中国的西南折向西北运动之后，日本对于国民政府的压力立刻大幅的增加。日本政府以及军部，包括关东军与驻屯军，都一再地发表声明，假如国民政府不能有效的歼灭北上的红军，那么日本只有自己动手来攻击红军了。这就是一九三五年，在华北日军压迫国民政府的最主要借口，而所谓“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出现，就是日本要针对中国共产党力量北上的先制防御行动之一。之后，日本的华北驻屯军改编，以及对于冀察政务委员会负责人宋哲元没完没了的压迫，也都是着重在“防共”的战略。

　　一九三六年二月，红军一度表示为了抗日，由陕西进入山西与内蒙古边界，引起了日军极大地警戒，日军借口防共的迫切性，在一九三六年一月，日本政府通过扩编其华北驻屯军的议案，已准备迎击共军北上的挑战。日本在华北驻屯军的司令官职级，提升为日皇亲自任命的中将军官，并且擅自违反了辛丑和约所规定驻屯军的数量限制，大量的增加在华北的日本驻军。日军公然表示，为了防止中国共产党的部队进入华北，日军随时准备在华北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五月一日，日皇正式任命第一师团长田代皖一郎中将，出任改组之后的驻屯军司令官，并且增派第五师团中（日本的“钢军”）的一个旅团，驻进天津与北平之间的日军基地。

　　16.3　宋哲元的折冲斡旋

　　日本在华北采取政治与经济的两手策略，在政治上，是对于冀察政务委员会的主任宋哲元，进行无所不用其极的威胁利诱，并且直接与华北其它的军政领袖进行接触，希望华北能够正式的脱离南京的国民政府，而以所谓自治的方式，加入日本与满洲国的政治与军事合作体系之中。宋哲元的确受到日本极大的压力，华北是否脱离国民政府而自主，几度都在危机边缘徘徊，田代在一九三五年九月，以近乎最后通牒的方式，企图胁迫宋哲元接受华北自主的日本要求。

　　这时候的宋哲元，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军事将领，而是拥有冀察两省军政经权力的地方大员，二十九军也从最初的两万多人，扩充到二十多万人的地方性大军实力（包括各种保安队等武力），而日本对于策划华北的自主，更是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试想连黄郛与何应钦两位国民政府的重量级人物，都不堪日本军方在华北的压力，如何让政军实力有限、与国民政府关系较浅的宋哲元能够招架得住呢？但是宋哲元本人对于中国民族主义的底线，却仍有不可动摇的信念。

　　因此宋哲元虽然几次在日本的压力下，走向与国民政府分裂的边缘，但是每次在最后关头都能出现转机，而让日本人要华北分裂自治的的计划落空。宋哲元有时利用南京的立场作为挡箭牌（这时的南京政府，已经有了中央政府的架构与气势，讲话自然有影响力了），否则干脆以养病请假，让日本找不到交涉的对象。当然二十九军部属的鼎力支持抗日，以及平津的民意团结坚定认同国家，都增加宋哲元应付日本压力的能耐。

　　宋哲元在政治的大原则上，能够守住底线，不做日本的傀儡，却不得不在经济与行政上，经常要对日本的勒索与压力让步。日本在河北，透过所谓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大搞各种走私的活动，以破坏华北最为重要的海关税收，日本甚至公然支持有组织的贩毒活动，以此增加颠覆中国的经费，与控制汉奸活动的手段。日军在河北平津一带，更是肆无忌惮地经常举行军事演习，公然挑衅二十九军。

　　单在一九三六年七月，日军在华北就爆发了两次武装冲突，丰台事件以及大沽事件，对中国在华北的主权造成极大的伤害。但是宋哲元采取息事宁人的退让态度，拱手将战略要地丰台，让给日本驻屯军[1]。宋哲元在日本的压力下，也聘请日本顾问参与行政决策，招纳了恶名昭彰的汉奸政客，成为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官员，一时之间，河北已经有着日本横行的危机了。

　　宋哲元对于这些侵害中国主权的活动，只有闭半只眼、避重就轻加以处理，事实上与当初张学良在东北的对日政策，也所差无几。日本除了对华北进行军事与政治的部署与侵略之外，更是着重经济利益的控制，宋哲元对于日本要求在冀察境内进行各种铁路、港口的建设，以及矿产工业的开发，也做出许多的让步，日本多家“株式会社”开始出现在华北各地。

　　日本又公然干涉河北与察哈尔的行政组织与人事任用，宋哲元也只能妥协。日方因而认为，虽然一时之间还不能让华北完全的脱离中国，但是日本的影响力，已经从各个方向，大幅的提升，华北已经接近日本在九一八事变以前之东北的形势了：日军可以公然的演习、汉奸可以随意在政府中出入任职、日商拥有各种剥削劫掠的特权。此时华北在政治上虽然没有易手，但整个运作已经由日本在幕后遥控了。

　　从东京与南京之间全面的外交交涉，以及中、日双方在华北为主权问题的直接交手看来，中、日局势发展到了这个地步，两国距离最后关头的全面摊牌，事实上已经不远。一九三六年底的百灵庙之战，以及紧接的西安事变发生后，日本更清楚地发现，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分裂、内战不息的乌合之众了，中国开始有了励精图治的中央政府，假如日本还要对她步步进逼，那么中、日双方最后必然要走上决裂的地步。而之后的七七事变所以会成为中日全面战争的起点，只是反映了日本决定要与中国提前摊牌的一个借口而已。

　　16.4　百灵庙之战

　　日本的华北自主方案，是准备把长城以北的地方，划给日本操纵的蒙古国，这个计划是由关东军负责推动。自从蒙古部族的德王，甘愿成为日本所操纵的傀儡之后，关东军当然是全力支持与装备德王的部署，帮忙他扩大伪蒙的版图，并计划由察哈尔入侵绥远。德王在得到日本的军事援助之后，开始动用兵力，侵入绥远，目标是先截断平绥铁路，然后指向国民政府在百灵庙所设的内蒙政治中心。一九三六年十月，德王的部队开始进入绥远境内，眼看中国的领土又要进一步受到日本的侵略与占领了。

　　由于关东军对于自己所训练的德王部队，信心十足，因此以为只需提供日本空军与后勤支持，德王的部队应该可以非常顺利地攻占绥远。关东军对于德王率部入侵绥远的军事行动，还特别发表日本对于内蒙战事不干涉的立场。

　　这时候，绥远省政府主席是由晋军的傅作义担任。德王在关东军以飞机、重炮的支持下，进攻绥远地区，引起了支持国民政府的其它蒙古部族之不满，而南京的国民政府，也已经将中央军调进了山西与绥远一带，因此蒋介石下令傅作义，对于入侵的德王部队，主动给与军事反击，中央军将会支持晋军作战。这是中、日之间，中国第一次敢率先对日本支持的侵略行动，采取主动的出击。

　　傅作义的晋军与支持国民政府的内蒙部队，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对于德王的入侵部队，进入大胆地攻击作战，傅作义以兵分三路、远程袭击的战术，包抄德王深入绥远的部队，虽然日本出动空军支持，对华军进行炸射，但是德王的部队仍然在百灵庙附近惨败。蒋介石下令陈诚指挥中央军的汤恩伯部，与傅作义的部队配合，乘胜追击，决心要直捣德王在察哈尔的商都以及张北之根据地。

　　华军在绥远百灵庙的大胜与反守为攻，使得日本关东军大感震惊，关东军认为假如中国的部队若真打垮了德王的部队，那么日本想要经营的蒙古傀儡政权，也就要烟消云散了，这甚至会影响到满洲国政权的稳定。因此关东军发出严重的警告，假如中国军队威胁到满洲国的安全，日本将绝对不会坐视。

　　正当中日双方有可能为了内蒙问题，面临军事冲突之时，西安事变却突然爆发，改变了整个中国局势的发展。

百城客

　　表面上看来，“西安事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张学良挟持蒋介石，要求国民政府立刻停止剿共战争，以全力准备对日抗战的事件），似乎是一个突发的军事政变行动，它改变了蒋介石多年苦心推动的“先安内再抗日”的大政方针，也使得中共红军在最接近危亡的时刻，获得停战整编的机会。国共团结准备抗日的行动，却也刺激了日本决心提前对华展开全面武力侵略。中共的红军自此东山再起，利用抗战的机会全力发展壮大，最终在抗战胜利之后的国共战争中，获得大胜而统治了中国大陆。而发动事变的主角张学良与东北军，却从此淡出中国近代的历史。

　　但是根据事实的分析整理，西安事变的爆发确是非常的戏剧化，但是却有其相当明显的前兆。促成蒋、张摊牌的直接主因，则是蒋介石不当的战略部署，有意要藉着剿共作战，同时消弱东北军与共军的实力。这点刚好又被张学良识破，造成张学良与东北军，不甘心成为在内战中被利用与牺牲的棋子，而失去抗日雪恨的机会。因此张学良决定采取断然的行动，反抗这种不公平的安排。

　　17.1　事变之前的局势

　　而影响张学良最终采取兵谏行动的构想，不是中国共产党背后的策划，而是另外一个要角，西北军杨虎城的点醒。事实上，在整个西安事变从头到尾，张学良就没有要对蒋的个人安全，采取任何不利的措施，所以和平解决本来是必然的结果，而蒋介石在面对挟持时，也没有签下任何政治协议文件。最后促成张学良开释蒋介石的，一方面是张学良个人的决断，一方面是国内强烈的压力，当然斯大林全力的指示中共要保护蒋介石的安全，也发生一些作用。然而从史料看来，纵使没有西安事变的爆发，蒋介石采取联俄容共以抗日的政策都已在进行之中，只是条件与时机也许会有些不同而已。

　　我们深入分析西安事变的三大要角，在历史中的微妙互动关系，可以发现，张学良的东北军，蒋介石的中央军，以及毛泽东的红军，在当时是处在一个非常矛盾与复杂的立场。基本上，三方面都是决心准备抗日的[1]，但是三方面却为如何抗日，以及自己在抗日中所担任的角色，有着极大冲突，因而产生了西安事变。

　　对于张学良与东北军而言，抗日可以说是绝对的前提，因为他们与日本侵略者有着直接的国仇家恨，而在现实的环境下，他们又不能立刻与日进行这场保家卫国的战争，因此他们承担了来自全中国要求抗日的压力，也几乎每天都要背负“不抵抗将军”与“误国军”等来自舆论的羞辱。当时蒋介石根本自顾不暇，那里能够与愿意为东北军承担与洗刷这些冤屈。因此张学良与东北军，一直希望政府能够早些进行抗日战争，让他们能够以行动证明自己誓死抗日的爱国热血，就算是身死疆场，也并无所憾。（抗日战争期间，作者的先父曾在改编后的东北军中任职，因此非常了解东北军官兵真正的心声。）

　　但是在当时的国民政府，剂与战略准备因素的考量，对于日本的一再侵略与欺凌，采取的是忍辱负重的政策，一方面固然是中国需要时间进行生聚教训的准备，一方面也难免有一丝侥幸的心理，认为日本可能会在最后一刻悬崖勒马觉醒过来，或是日、俄与日、美间的冲突提早爆发，这样中日之战的威胁就可以完全改观。因此基于战略准备与国际情势的观点，蒋介石被迫对于日本不断的侵略，采取了一让再让的策略，使得抗日迟迟无法成为行动，国内的民意因而沸腾，这种抗日时间与政策上的不确定性，造成了张学良与东北军在心理上无法承受的压力。

　　在参与剿共的内战之中，东北军一直无法得到公平的待遇，粮饷只有八折，其它的后勤补给更是七折八扣；到后来，更是到阵亡的战士没有抚恤，建制单位被消灭后又不得补充的地步，但是中央却要他们在剿共的前线上，付出相当重大的牺牲。这些情况导致张学良与东北军担心，自己只是成为中国内部政治斗争的牺牲者，最终无法有机会在历史上留下抵抗日寇的记录。因此张学良与东北军都希望停止内战的牺牲，全国共同抗日，就成为他们决定采取兵谏的共识。

　　蒋介石曾进留学日本学习军事，他本人是没有强烈的反日情结，此外他多少也有一些来自孙中山的“大亚细亚主义”意识，就是希望中、日两国应该可以合作、互助来促进发展，这样两国就可以联手对抗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共同创以亚西亚为中心的历史光荣。但是日本却不能了解这种历史的眼光，反而对中国展开比西方国家还要凶狠的侵略，非置中国于亡国之境而不罢手，这是深具中国民族主义意识的蒋介石，所绝对不能接受的。因此从一九二八年的济南惨案开始，蒋介石就决心“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大政方针，誓要统一中国，然后与日本进行决战，以扫除国耻，这一点是毫无可疑之处。

　　但是蒋介石所面对的最大困难是，他必须要有先忍人所不能忍的准备，才能有机会统一国家，建设中国，而终能培养出能与日本决战的国力。中国抗日战争的困难，绝对不只是武器装备落后而已，中国的国民缺乏国家认同的意识，几乎是一盘散沙的混乱状态，农业无法自给自足，工业才在刚开始起步，国家没有现代化的组织与制度，人民大部分是文盲，社会缺乏动员的活力，要想以这样的国家架构与已经现代化的日本进行全面性总体战争，当然是必输无疑的。蒋介石必须要先将国家统一起来，然后再建立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工业与国防武力，如此才能与日本一战。但是当时中国人民的抗日情绪已经极其高涨，根本很难接受蒋介石“生聚教训”策略，使得蒋介石在领导中国抗日的大政方针上，可以说是受尽了历史上任何人都难以忍受的难堪与批评。

　　不过，以日本的精明，岂有不知蒋介石的理财练兵策略，志在复兴国家，然后再与日本进行决战？所以日本人再笨，也不会给蒋介石完成统一与建设的机会，日本当然要在中国完成国力凝聚之前，就要发动全面侵华的战争。因此蒋介石必须要有提前应战的准备，中国也就必须设法在国际社会中，建立起支持中国（以保护国际社会利益）的策略，希望以外国之长，补中国现代化尚未完成之短。

　　虽然蒋介石一直公开以剿共作为安内与抗日的前提，但是蒋介石是否真的有意要完全肃清共军及消灭其领导人，却是一个必须妥协的战略现实问题。因为以蒋介石本人的意识形态而言，根本不能接纳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境内，另外成立政府与军队，进行武装叛乱与夺权。但是蒋更清楚地知道，中国与日本的战争危机，其实是日本与美国、苏联矛盾与决战的一环，以中国当时之弱，当然根本不可能单独完成对日本的战争，最终必须要有美、苏的外源与介入；正如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以及与美苏的对抗，也要有德、意等法西斯势力的支持，这是一场全人类历史上不同阵营与理念的战争，中国只是首当其冲而已。

　　17.2　安内攘外与苏联容共的矛盾

　　当时美国采取孤立主义，因此一直回避对中国拥有的支持，甚至还有舆论建议，不妨以中国的利益喂饱日本，以避免美日爆发决战。所以在国际社会的绥靖主义之下。中国若是真的被迫进行全面的抗日，至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中国将无法得到西方国家直接的支持。总体战的对抗就是比国力，因此落后的中国是根本没有单独打败先进之日本的机会。由于苏联与日本的冲突一直在酝酿之中，所以联合苏俄成为蒋介石必须认真考虑的抗日战略，然而苏联又与容共是一体的，所以蒋介石在剿共的策略上，是有其苏联抗日战略考虑的难处。

　　对于领导共军的毛泽东，抗日是必然的选择，因为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是为了参与全球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大业。由当时的国际情势看来，日本的军国主义结合了财阀主义与日皇的封建主义，已形成对共产主义威胁最大的反动势力。更为重要的是，日、俄在历史上，早已建立了世仇与战略对抗的宿命，因此更使得日本军国主义与共产国际主义之间，形成了不共戴天的敌对。而日本侵华的战略考虑前提之一，就是要防止中国赤化，同时要利用中国成为抗俄的战略腹地。当时受到苏联指挥与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当然是会把日本当成必须消灭的仇敌。

　　由于这时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绝对要推动无产阶级革命的专政政党，也是一个阶级利益重于国家民族利益的政治团体。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是为了要执行无产阶级全球革命的使命，这远比为了中华民族对抗日本大和民族的考量为重要。同时共产党专政的特性是，当他完成无产阶级革命之后，是整个国家永远与唯一的执政党，共产党不可能接受其它政党领导，或是与其它政党一起并存、进行轮流执政的和平竞争（这与西方民主制度的多党体制有着根本的不同）。当时推动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是：若共产党不是唯一的执政党，他就是地下的革命党，没有第三种可能。

　　所以一般的舆论认为，蒋介石坚持一定要先剿共才抗日，是勇于内斗、怯于卫国的借口，这在历史上是不公平（也是昧于事实）的看法。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与红军，也是一样要先内斗夺权、再对日作战。中共早就揭示其抗日基本策略前提是“抗日必先反蒋”，也就是说中共要先消灭蒋介石，与国民政府这些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之后，才能领导中国，参与全球无产阶级共同抗日的行列。

　　这样，中国共产党同样的要先进行国内武装革命，以消灭中国国内的阶级敌人，然后再对外消灭全球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反动势力。所以国共两党都是决定要抗日，但是前提并不一致，彼此也都将消灭对方当成抗日的先决条件。国、共先内战后抗日，并非是蒋介石单方面地坚持，也是毛泽东的立场与看法[2]。

　　因此在中国面对日本大敌当前的侵略时刻，国共之间爆发内战，并非单方面来自与蒋介石近乎顽固的安内政策，也是因为共产主义本质上“专政”的特性，他非要先消灭国民政府不可，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个时候，中国共产党并非在中国境内的一个“政党”而已，他根本就否定中华民国，而另外建立了一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因此每当日本三番几次的侵略中国东北、内蒙与华北之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固然力主抗日，但是红军却从来没有停止利用国民政府军队抽调部队北上抗日的机会，立即尾随调离的中央军，进行攻击，以扩大地盘，中共红军因此成了国民政府抗日最严重的后顾之忧，国民政府的部队因而不敢与日本坚持对抗，就要立刻回师与红军作战。

　　而中国共产党开始把抗日当成中华民族各党派共同的历史责任，以及愿意接纳其它的政治势力，一同合作抗日，那是在一九三五年以后的事。一九三五年七月，在苏联国际共产党的指令下，中国共产党接受采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先由在莫斯科的王明，擅自代表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之后，才表明中国共产党愿意与中国其它所有的军政力量合作，共同抗日。然后在共产国际强力指示下，中共中央才非常勉强的愿意放弃先消灭蒋介石与国民政府，才能抗日的前提，而要求所有不同立场的政治力量，共同团结合作的抗日。

　　此时，而蒋介石虽然已经在国共战争中，居于胜算的优势，但是蒋介石却没有因此决定完全采取军事手段，来歼灭中共的红军。在中共与第三国际的主动与国民党接触之下，蒋介石同意在一九三五年秋季，指令国民党的陈立夫与张冲，负责与中共与国际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及潘汉年，进行国、共合作抗日的接触与谈判3，只是蒋介石在公开的场合，仍然不肯松口，并且在军事的追缴上，也不肯放松压力。当然中共中央也是同样不对外承认，他正在与蒋介石进行合作的谈判。因此让外界一直以为，蒋介石是个冥顽不灵的人物，非要完全消灭中共，独揽大权不可，而不肯接受中共“团结抗日”的要求。

　　在陈立夫、周恩来、潘汉年的国共合作抗日的多次协商中，蒋介石既然拥有绝对的优势，他当然开出强硬的条件，那就是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接受三民主义的立国政纲，服从蒋介石的军委会领导，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行为，取消苏维埃政府的国中之国的政治组织，改变红军的编制，加入国民革命军的阵营，这种条件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当然是非常的难以接受的。

　　因为共产党革命的目标，就是要推翻国民政府及所有的阶级敌人，以建立自己所主导的专政体制，因此双方谈判的进展，相当的缓慢。不过随着蒋介石在军事上的节节进逼，一九三六年五月，红军在渡河进攻山西失利，而退回陕西之后，兵力只剩三万多人而已，并完全困在陕西的北部。红军粮弹不济的情形非常的严重，迫使中共最后只有准备接受蒋介石的和谈立场，国共在南京的合作谈判，其实在当年十二月大体完成，由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返回陕北红军基地进行最后的确认。正在此时，却突然爆发了由东北军主导的西安事变。

　　17.3　东北军受到不平的待遇

　　在当时的中国境内，出了蒋介石自己亲手训练栽培的中央军之外，对于国民政府与蒋介石忠诚度最高的，应该就是张学良所领导的东北军，张学良有着一种强烈爱国的理想主义思想，以及对日本侵略与压迫的反弹精神，因此才使他在东北易帜、中原大战的历史决定上，完全放弃军阀势力的利益考量，而选择支持蒋介石，因而减少了中国内战的代价。

　　而在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为蒋介石（其实是为全中国）背上“不抵抗”的历史罪名，而在热河之战中，郑学良一句话就放弃全国第二大军政势力的领导位子，以减轻蒋介石政治责任，更是说明张学良对蒋介石的忠诚与对大局的顾全。当然蒋介石也为张学良付出不小的政治代价，也就是加深国民党中两广军政势力的误解，反蒋倒张成为一体的两面。

　　由与东北军的团结力量历久不衰，日本视东北军为威胁满洲国的眼中钉，因此在塘沽协定中，压迫国民政府将东北军调离华北，蒋介石决定调东北军担任追剿红军的任务，在一九三四年，蒋介石召张学良回国，出任华中三省剿匪副司令，随后又任命张学良出任武昌行营主任，与陈诚合作，负责进行中国军队的整编工作，者是蒋介石接受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积极的准备抗日军力，而东北军与中央军成为第一批接受整编的部队，因为东北军拥有全国第一流的骑兵与炮兵部队。

　　这时候是张学良最为认真维护蒋介石的时期，他以游欧的见闻，倡言中国在政治过渡时间，需要采取意大利的法西斯领袖制度，才能统一国家加强建设，以准备与日本进行历史决战。张学良特别设立了“四维学会”的组织，奉蒋介石为领导人，鼓吹中国需要蒋介石成为法西斯的领袖，中国才能迅速地完成现代化，凝聚力量，准备抗日。

　　这种蒋张之间的密切关系，却好景不长的发生激变，由于国民党中最大势力的“CC派”（陈果夫、立夫兄弟分别掌控党务与教育系统，建立国民党内最大派系），担心张学良即拥有自己的军队，有组织支持蒋介石的派系力量，有可能会影响到自己派系的利益。因此对于张学良进行全面的打击与抵制，而蒋介石中央军的黄埔子弟兵，以及军同等特务系统的领导人，也担心张少帅真的会成为蒋的接班人，因此对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关系，设法加以离间。加上一向反张学良的两广派与中央的恢复合作，也让蒋介石必须对张学良疏远一些，以维持势力的平衡。

　　一九三五年年初，蒋介石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决定调派东北军进入西北追剿红军，接着又免除张学良在武昌行营的职务，调张学良出任西安的剿匪副司令，与西北军杨虎城的十七路军，负责对在陕北的红军，进行追剿的任务。

　　蒋介石更为错误的做法是，将中央派在东北军中，人和关系极佳的参谋长钱大钧私下调走（甚至没有礼貌的先知会张学良），当时钱大钧与张学良及东北军关系融洽，下情上达容易，因此彼此少有摩擦与误会。钱大钧离开之后，中央派出晏道刚出任参谋长，不管晏的做法是对或错，至少他那种盛气凌人的“监军”态度，就让东北军上下都无法接受，东北军与中央政策起了严重的摩擦，也就逐渐形成难以解开的误会了。于是蒋介石在他自己与东北军之间，筑起了危机的雷区，蒋所听到的都是对东北军负面的报道，东北军所得知的，也全是蒋介石义断情疏的消息。陈立夫更是在这个危机发展上，出尽了所有的手段与力量。

　　蒋介石的这一系列措施，对于张学良与东北军而言，都是一个难以接受的变化，东北军不能长期忍受“误国军”的诬蔑，因此全心希望能够与日本一决死战。当时蒋介石对于各个地方部队，都是因地制宜地运用，而只有中央军是随任务而进行全国性的派遣。东北军既非中央军，而且决心抗日，因此将东北军派到其它地方军的地盘，不但受到排挤，也会造成士气低落的严重问题。因此假如蒋介石此时真的有领袖的眼光与心胸，就应该好好地培训东北军，以其戍守黄河防线，成为支持华北战场的总预备队，东北军必然可以在抗日战争的北部战线上，发挥极大的战略阻吓效用。这样中央军可以集中兵力，全力防守长江三角洲以及南京上海的地盘。

　　17.4　蒋介石一连串政策上的错误安排

　　但是蒋介石却调东北军进入西北追剿红军，对希望与日军死战的东北军，士气上当然产生了极大的危机。而且蒋介石应当知道，西北军的杨虎城，早年在冯玉祥手下，就已经接受苏联的影响，是个左倾的军政人物，他对于蒋介石的政治安排，特别是中央军与地方军的差别待遇，更是非常的不满，因此当时的西安各界经常与上海的左派团体呼应，成为包容极多左倾团体活动与人士的大本营之一。蒋介石要叫明显左倾的杨虎城，监督张学良进行剿共，是一个政治上极其失算的安排。

　　由于东北军在西北的剿共任务，遭到士气低落，水土不服以及待遇歧视的困难，东北军先后与红军主力遭遇，虽然顺利地攻下延安，但是东北军的一九师，在劳山遭到红军围歼，其后一一师在直罗镇，又遭到红军反击的围歼，两位师长何立中与牛元峰不屈战死，造成东北军士气的震动。上下都一致认为，要东北军死于内战而非抗日，这将是全军的悲剧与耻辱。

　　而更糟的是，蒋介石竟然批驳张学良为阵亡将士的特别抚恤申请，同时不准张学良保持被围歼两师的番号，重新招募部队。蒋的这种做法，可以说是犯了领袖的大忌，不但让东北军觉得自己在内战上的牺牲，根本毫无价值，同时更认为蒋介石在借刀杀人，以安内为名来消灭异己的内战。

　　这时候的共军虽然在军事上的处境，极其不利，但是在政治上的抗日号召，却大得人心，由与中共的文宣与组织，本来就是“高人一等”（来自共产国际的直传），现在中共要求团结抗日的立场，更是满足社会抗日民意的需要，因此不但是由中共控制与支持的左倾团体热情活跃，许多不满国民政府对日本要求节节退让的社会领袖，也都纷纷站在支持中共的立场，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立刻准备抗日。

　　一九三四年，正当日本企图迫使华北脱离中央而独立的危机时刻，北京的学生在中共的影响与策划之下（这是刘少奇出任中共北方局书记的杰作），于十二月九日发动了阵容壮大的爱国抗日运动，风潮所及，全国披靡。接着整个中国各大城市的学生与工人团体，在十二月十六日，举行全国性的同步抗日示威，造成一般的民意，对于中共的抗日主张，给与热烈的支持。在上海成立了所谓名流爱国会，由宋庆龄、沉钧儒、章乃器等人负责，不断发出动人心弦的爱国文宣，使得抗日的意识与情绪，在社会各个阶层迅速的发展蔓延，中国共产党立刻成为当时民意所崇拜的“抗日先锋”。

　　在这种抗日风潮之下，东北军的感受最深，因此东北军的将校，纷纷的组成各种团体，以团结抗日的志节。中国共产党也就利用这些抗日团体，开始渗入东北军之中，中共中央特别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负责在东北军内吸收同志，传播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文宣。这种思想在东北军内取得压倒性的支持，连张学良都无法压制这种宁愿与日本同归于尽、绝对不愿死于内战的真心要求。因此东北军对于追剿红军的任务，开始采取敷衍的态度，红军也对东北军，采取怀柔的立场，双方的阵前对峙，逐渐成为“西线无战事”的情况了。

　　而由于张学良念念不忘抗日，因此与过去的东北抗日义勇军部属李杜连系，看看是否派遣军事人员，设法借道苏联的西伯利亚，进入东北，发展抗日的敌后工作，因此经由李杜而与共产国际进行接触。而在一九三五年年底，张学良利用国民党召开五全大会的机会，在上海与第三国际的代表潘汉年会面，这时张学良才骇然地知道，原来蒋介石已经秘密与中共进行合作抗日的政治交易。那么要东北军拼命去追剿红军，这不是叫东北军与红军都白白的送死而已，徒然让蒋介石的中央军坐大，最后抗日成为蒋介石中央军的功劳？

　　由于这个发现，张学良更加同情部属内不愿剿共、而要抗日的情绪，为了更为深入的了解红军的立场，因此干脆透过自己的部属王以哲，与红军进行直接的联系，先与李克农会谈，最后在一九三六年的四月八日，张学良与周恩来在延安秘密会面，张学良提出国共全面合作抗日的方案，这个方案的内容，其实与国共之间谈判的原则，非常的接近，都是要求撤销红军番号，废除各地的苏维埃政府，接受蒋介石领导，战后共产党成为一个政党，不再拥有军队，来参与政党竞争。

　　周恩来表示，假如能够达成合作抗日，中共方面可以接受这些条件，因此张学良表示，他愿意向蒋介石指出和解的建言，以促成国共之间的正式停战，张学良还提供私人帐户的资金，协助红军补给周转[4]。

　　张学良真正的要求是，既然国民政府准备采取联苏容共的抗日策略，如何能够早日付诸实现，以减少东北军的损失与压力，这就是他与周恩来延安之约的目的。从此红军、东北军加上晋军，都有了“联苏容共”以抗日的默契，造成整个西北地区的基本政策方针，与南京的安内剿共政策，发生了明显的冲突。

　　但是当时蒋介石，虽然已经与苏联与中共进行相当时日的接触，大家对于合作也有了策略性的共识，蒋介石本人还在莫干山接见过周恩来，但是蒋至少在表面上，对于国共合作的见解，采取近乎绝对排斥的态度。根本让张学良无法向他进言，双方甚至多次爆发言词之上的冲突。一九三六年的下半年，张学良又多次的与阎锡山，讨论过停止内战与抗日的问题。当时的阎锡山，事实上也与红军有所往还，因此他表示支持张学良的立场，更帮着张学良见机游说蒋介石，但是都遭到蒋介石愤怒地拒绝。

　　这时蒋介石所委派在西北剿匪总部的参谋长晏道刚，总是摆出一副监军的高姿态，而经常与东北军将校之间发生摩擦，彼此的关系极其恶劣，也就造成中央与东北军之间更大的误会，在对杨虎城发泄心中抱怨的时候，张学良得到杨必要时大胆实施“兵谏”的建议，张学良当时并未置可否。

　　17.5　张学良的断然行动

　　这时候，西安方面的政治左倾，可以说是非常的明显，东北军与红军之间的对峙，不但已经形同休战，东北军更拨给红军一些补给，因此各种的情报都已显示，张学良与红军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复杂，因此使得蒋介石大为不满。张学良不能明白的是，为什么在国共合作谈判，基本上已经要完成协议的同时，蒋介石却仍然决定，要东北军对红军进行大规模的合围攻击。

　　由于此时的蒋介石，平定了两广的分离，军政力量深入到四川、云南，中央的力量已经接近可以号令中国绝大部分地区的地位，蒋介石的权利与威望，更是如日中天，无人敢挑战他的决定。因此蒋介石在当年十月，决定亲自前往西安视察军情，蒋介石对东北军将校，施加极大的压力与警告，蒋介石暗示假如张学良与杨虎城仍然不愿出力死战，那么蒋介石将要撤换张杨二人，整个西北的剿共行动，将由中央军的蒋鼎文接替，东北军将会遭到进一步收编的命运。

　　正当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关系，接近摊牌的发展之时，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爆发了亲日之蒙古的德王部队，进攻绥远的战事。这时中国的民意，可以说是激昂已极，因此蒋介石下令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守土有责，率军出击，在百灵庙击溃德王部队，蒋介石并且要求陈诚与汤恩伯的中央军，从山西出击。结果傅作义的晋军，传出了大胜的消息，整个中国为之振奋。

　　而在陕西的东北军，更是人心激动，大家一致的意见是，宁可到绥远去与日军死战，也不愿在陕西与红军作战。张学良基本上是同情与同意东北军的这种想法的，但是蒋介石不肯，一方面是担心这样会直接刺激日本关东军，因为关东军把东北军视为最大的敌手，一方面当然是不能让东北军侵犯到晋军的地盘。

　　张学良眼见蒋介石不肯停止内战，又不肯派东北军与日军作战，反而准备进一步的整顿东北军，在军心不稳的局势之下，张学良一度想要辞职他去，但是部属不肯，担心张学良离职之后，没有了孚众望的领导者，东北军更会成为任人宰割的牺牲品了。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蒋介石又到洛阳与西安一带视察剿共作战，他更为清楚地表明，假如张、杨再不能全力作战，就准备将张学良与杨虎城调职与整编其部队，所以一场政治的暴风雨已经开始在酝酿之中。

　　虽然蒋介石对于张学良与红军之间的交往，早有情报，东北军的士气低落与军心不稳，蒋也有所了解，但是蒋介石却认为张学良还不至于有胆量对他个人采取行动。此时的蒋介石已经威震华夏，没有一个地方的军政势力再敢与蒋挑战了，何况蒋认为杨虎城会替他看着张学良。当时在西安一带的部队，是由杨虎城的西北军驻守，东北军都在远方的前线地区，因此张学良应该没有足够的兵力进行出人意外的行动。但是蒋介石完全错估了局势，也看错了人，其实是杨虎城首先提出捉蒋的点子，而张学良的个性是一旦在必须采取决断行动时，他是可以完全不顾后果的[5]。

　　17.6　发动兵谏、拥蒋抗日

　　者是张学良已经清楚地知道，纵使抓破脸都无法说服蒋介石调整政策，反而使得东北军面临即将受到调编的危机，与是张学良断然决定，对蒋介石发动兵谏。整个冒险行动中，张学良始终不变的立场仍是“拥蒋抗日”，张的这个决定，时前既没有全盘周密地商量与安排，更没有告知中共的领导人，只有在行动之前一天，十二月十一日午后，才与东北军的将校及杨虎城进行决定兵谏的讨论，东北军的将校，全部支持张学良的决定。

　　张学良在受到学生请愿抗日，以及国民政府逮捕上海抗日爱国团体名人事件的刺激之下，在苦谏蒋介石停止内战，全面准备抗日失败之后，终于断然决定，采用杨虎城的兵谏建议。在十一日夜间，张学良与东北军的将校，对于兵谏行动作最后一次的确认，大家仍然支持张学良的决定。张学良当天特别临时将一五师第二旅的旅长唐君尧，从甘肃接到西安，负责整个兵谏行动的指挥。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清晨五时半，唐君尧指挥张学良的警卫部队，对蒋介石进行武力挟持的兵谏行动，造成蒋介石卫队的严重死伤，但是却平安的将蒋介石软禁。而杨虎城的部队，同步出动，逮捕所有在西安与兰州的中央军政要员，张学良的这个大胆行动，立刻震惊了整个中国以及国际社会。

　　张学良与杨虎城联手发动兵谏，成功挟持蒋介石之后，立刻成立抗日联军，并且公开发表了八项主张，这八项的主张如下：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个党派人士。二、停止内战。三、.立即释放所逮捕的上海抗日领袖。四、释放一切的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自由。七、确实遵守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张学良并且致电南京，保证绝无加害蒋介石的意图。

　　南京国民政府接到张学良兵变消息之后，立刻乱成一团，主张立刻派兵围歼张学良的强硬派，竟然是以蒋介石的莫逆之交、当时的考试院院长戴季陶（蒋纬国既是他托蒋介石收养的儿子）及蒋介石最为亲信的何应钦为首，主张以交涉谈判解决的温和派，以蒋介石的姻亲孔祥熙、宋子文为主。由于张学良既然保证对蒋介石的安全，又主张拥蒋抗日，要与南京举行会商，戴、何等人实在不必急着以武力讨伐张学良，因为这样的做法，其实是有逼张学良在情急之时，对蒋下狠手的用意。在宋美龄的介入之下，中央军虽然展开对关中“叛军”的包围，但是暂时采取等待攻击的策略。

　　而在保安的中共中央，在得知蒋介石被俘的消息之后，简直是高兴得不敢置信，毛泽东力主要将蒋介石加以公审处决，以报复这些年来，红军与蒋介石的血海深仇，红军将领叶剑英等人，更是认为这是报仇的天赐良机，绝无放过蒋介石的道理。不过周恩来、张闻天却认为，假如蒋介石一旦死亡，中国必定重新陷入内战之中，日本更可以轻易的灭亡中国，而红军根本不是日军的对手，建立无产阶级革命的路线也就不可能实现了，因此两派争议不休。

　　而在十二月十四日，莫斯科传来斯大林对中共亲自下达之最为明确的指示，严厉的批判张学良西安事变的错误行动，指名要求中共中央，绝对要设法尽一切的力量，协助释放蒋介石，否则整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会崩溃，而蒋介石死亡的最大受益者，必然是日本，假如中共违抗这个指令，莫斯科将会断绝与中共一切的关系。

　　这就是斯大林过人的谋略，因为苏联知道，在当时，只有蒋介石能够领导中国对抗日本[6]，假如蒋介石一旦被处死，中国必然出现内战的大乱局面，中共的红军也许会有发展的机会，但是在相当的时间之内，绝对没有人能够取代蒋介石与日本对抗的能耐，这样日本可能顺利地征服中国，一旦日本征服中国，苏联就要面临日本更大的挑战。

　　所以斯大林固然恨死蒋介石亲共与围剿红军，他也希望毛泽东能够获得胜利，但是斯大林更清楚地知道，在抗日的历史选择上，苏联现在最需要的是蒋介石，在必要时，苏联宁可牺牲毛泽东。因为斯大林已经明了蒋介石抗日的决心，以及了解蒋在中国已成为无人可代之的领袖，没有蒋介石领导中国抗日，苏联就要付出无法想象的代价来对付日本。所以斯大林对中共中央，发出最为严厉的指令，务必全力确保蒋介石的安全。斯大林随后还释放了在西伯利亚被劳改多年，蒋介石的独子蒋经国。在权衡利害之后，中共中央终于决定接受斯大林的指令，派遣周恩来等人前往西安，与张学良进行善后的接触。

　　而日本的反映，则是显得过渡的自信，日本政府与军部，严令日本不可介入西安事变，因为日本相信，中国人自相残杀的劣根性即将上演，日本若是介入，反而会造成中国内部的警惕而团结对外。日本人相信，无论从南京到各个地方的势力，绝大多数是会赞成张学良杀掉蒋介石，以造成中国天下大乱，而能重新逐鹿中原，这样日本就更有机会浑水摸鱼、扶植汉奸傀儡，要灭亡一个分崩离析的中国，是容易太多了。

　　果然各地的割据势力，在得知西安事变之后，多数都是采取观望的两面立场，例如两广的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四川的刘湘、山东的韩复渠，都出现两面表态的立场，一方面表态支持南京政府慎重处理，一方面也“暗示”张学良，不妨采取“断然”的行动，他们也会响应，因为只要蒋介石死亡，中央与东北军开打，那么他们逐鹿中原的机会又将出现了。

　　当时最令张学良注意的，是阎锡山非常暧昧的态度，因为原先张学良认为阎锡山是站在鼓励他采取行动这边的，何况老谋深算的阎锡山对于华北的各个山头，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但是这时阎却摆出更为高明的逆向.作招数，他知道张学良根本无意杀蒋，蒋若一死，中国必然大乱，那么日本必然可以轻易的并吞华北，不如自己做个现成的无本买卖，成为南京与西安的调停人，平白的捡到好处。阎锡山的态度，让张学良有如醍醐灌顶般的清醒过来，张已发现，大家都在企图利用他手上的人质，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17.7　释放蒋介石以进行抗日准备

　　不过当时一般的舆情与民意，则是一面倒地反对张学良对蒋介石有任何不利的做法，这些舆情非常担心若是蒋介石发生任何的不测，那么中国不但没有可以对抗日本侵略的领导人，中国可能会重新进入新的内战状况，这是民国成立以来，一次最为明显的民意共识：支持蒋介石继续成为中国的领导人，以完成国家的统一与领导对日本的抗战。

　　中共中央几经激辨之后，终于接受斯大林的指令，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保证蒋介石的安全，周恩来奉命在十七日赶到西安，与张学良与杨虎城进行会议，张学良进一步的发现，中共准备利用这个机会，直接与南京进行交涉，以提高国共合作的交易筹码，根本没把东北军当成共同的伙伴看待。

　　这时张学良终于看透了所有的幕后，他原本希望利用这次的行动，能够让东北军扮演一个主导联合抗日的角色，现在因为他手上控制蒋介石的安危，反而成为大家争相利用的棋子。因此张决定，绝对不能让事态恶化下去，自己必须要确保蒋的安全，以及设法迅速释放他，否则中国抗日的准备，就要功亏一篑了。而周恩来在西安，除了与张学良商量大计之外，还必须设法压抑在东北军内的共产党组织，以及说服杨虎城，要确保蒋介石的生命安全。至于何时释放人质，周、杨都认为需要多点时间来进行更多的布置。

　　在宋美龄与宋子文赶到西安之后，张学良更清楚的发现，假如蒋介石的生命或是权威受到伤害，那么必然会使抗日的准备工作，更为的困难，因为在南京，只有蒋介石才是真正的抗日派领袖，而亲日派已经开始进行夺权布置了（汪精卫正由欧洲兼程回国），所以他决定平安释放蒋介石的决心更为坚定。

　　所剩下的问题是，张学良必须要让蒋介石的抗日政策，由所允诺，才能对东北军支持他兵谏行动有所交待。有趣的是，宋家兄妹在与张学良密集的会谈中，开始同情张学良的用心与处境，在宋美龄的调解下，蒋介石同意在改组南京政府议题上，进行会商，以及允许与周恩来加入会谈，最后达成了一些的共识。问题是，蒋介石坚持不肯在共识的文件上签字，因此由宋家兄妹代蒋介石，接受了改组政府、停止内战、以及不处分参与兵谏者等共识。蒋介石不肯签署任何正式的文件，造成周、杨等人的不满。但是张学良认为硬要蒋签署文件并无实质的意义，他相信蒋介石会履行他的承诺。

　　这时张学良对于西安内外环境，随时都会有瞬息万变的高度警觉，因为他不能掌握东北军内有多少中共组织的细胞，也难防范杨虎城的部队发生意外。由于西安的各个派系领导人，对于如何释放蒋介石，仍然有着时间与方式的意见，而中央军已经开始与东北军爆发战火的冲突了，一旦东北军产生重大死伤，那么难保军队发动哗变，而会影响到蒋介石的安全。

　　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加派秦邦宪到达西安，以宣达中产党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政策指示，因为当时中共的东北军工委中，多数的人仍然拒绝这个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政策指示，在秦邦宪软硬兼施，以及周恩来的设法疏通之下，中共的东北军工委书记宓古石，终于同意中共中央的和平解决的决定。周恩来再与张学良一起说服杨虎城，应该释放蒋介石。不过当时仍然有不少的将领，持反对的意见，因此一般的共识是，多扣留蒋介石一段时间，以取得更为充分的保证，再将他释放。

　　不过张学良个人认为，这样会夜长梦多，因此断然决定亲自护送蒋介石离开西安。只要蒋介石平安离开西安，那么抗日大计必然能够实现。因此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四时，张学良在没有知会任何人的情况下，匆匆地亲自护送蒋介石等人，乘坐自己的专机，飞离西安抵达洛阳。蒋介石平安获释的消息，可以说是让整个中国都松了一口气，中国不会再陷入一场新的势力争夺的内战之中，张学良则是敢做敢当的承担了一切的责任。

　　17.8　蒋介石声望达到顶点

　　蒋介石平安地回到南京，亲日派与各地方山头当然失望万分，可是中国各地民众自动自发对于蒋介石，给与国家英雄的盛大欢迎，更使他拥有全国军政最高领导人的威望与民意支持。这时蒋介石当然知道，有心与他角逐权力的各路人马，仍然存有异志，这在他被拘禁期间，这些人物非常露骨的希望张学良能够将他“做掉”的态度，已经显露无疑。但是由于大敌当前，蒋介石也无可奈何的必须容纳他们，于是蒋只好把所有的不满，全都发泄在张学良的身上。

　　蒋介石在阎锡山等人的怂恿下，不顾在西安所达成的放张协议，取消给张代罪立功的机会，而将张学良给与终生软禁的“法外”处分（这样阎锡山等人终于报了中原大战之仇）。依照当时的军法审判结果，张学良只判处十年有期徒刑，蒋介石还表示宽大，要求特赦张学良并获准，从法律的观点，张学良已经无罪罚的存在了，但是实际上却由军统局负责将张学良无限期的软禁。

　　原本蒋介石有意考虑让张学良代罪立功，但是后来又打消这个安排，从此张学良得以脱离中国复杂的政治斗争，但是一直成为受看管的无期徒刑囚犯。最令张学良与多数东北家乡父老感到难过的是，蒋介石就连抗战胜利的大赦，以及全国团结的政治协商，都不能让张学良回家乡探视。

　　而记性一向良好的中共领导人，也暂时多次“忘记”了张学良的“千古功劳”，而没有适时伸出援手，在抗日胜利之后的政治协商中，中共除了在非正式的场合，应景式的提到张学良的问题之外，根本没有郑重提出恢复张学良自由的要求，蒋介石答不答应是一回事，连提都不提，就足以表现中共的立场了。由于蒋介石对于张学良强烈的个人报复，使得蒋介石失去一个因势利导，创造全新历史的机会。

　　而张学良拥蒋抗日的立场始终如一，这是历史可以证明的。一九三七年初，国民政府决定调动东北军，进行移防之时，因为担心军心不服而生叛变，因此还派东北军的将领，晋见少帅。张学良特别交代昔日部属，东北军务必服从领导，听候蒋介石调动的命令。以一个被看管人犯的意见，竟然对于处在生死边缘、几十万东北军的选择，仍然有着“命令”般的影响力，真是叫蒋介石以及其它的军政领导人，感到震惊7。

　　蒋介石违背诺言、对张学良的长期报复，甚至连宋家兄妹都认为这种做法是在过分了。宋子文终生都为此结果感到遗憾。在大陆易帜之后，宋子文赴美长期定居，曾经在一九五年代，设法与蒋介石接触，希望蒋能够让张学良赴美；宋美龄也曾公开对于外界表示过“我们对不起汉卿[8]！”

　　张学良在蒋介石死后，才获得真正的自由。由于不满李登辉以台独为名目，而实际上出卖台湾的卖国行为，张学良先生终于在忍无可忍的情形下，于一九九五年决定移居夏威夷，并且将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所有相关的第一手历史资料，全都委托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收藏，约定在其死后再公诸于世。张学良为了抗日，成为两岸都不能接纳，流落海外的孤臣。（作者的先父遭遇亦是如此，为了抗日，牺牲自己一生的事业与家庭。但九死一生的抗日奉献，最后结果是落得两岸排斥、终身无法贡献国家与社会的凄凉晚景。当然有这种遭遇的爱国人士，又岂止作者的先父而已？）

　　杨虎城就没有这样的幸运了，虽然在刚开始的时候，他还得到一个出国考察的游历机会，但在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之后，他回国参加抗日。不过，当杨虎城回到国内之后，立刻就遭到军统局的长期监禁，待遇要比张学良差。在抗战胜利之后，他也没有得到特赦。直到一九四九年，李宗仁出任代理总统，才下令释放张学良与杨虎城，但是保密局（前军统）拒绝执行命令，最后在国民政府撤出大陆之前，杨虎城以及部属全家大小，在重庆遭到保密局灭门式的枪决。

　　17.9　国民政府“联苏容共抗日”的政策正式浮现

　　蒋介石平安回到南京，重新掌控权力之后，知道自己虽然已经得到全国人心支持的国家领袖威望，但是他也更明了各方势力在他受制之时的表现，显示出了一个清楚的政治讯号：各路诸侯不愿再接受他将权力继续的集中，以及国民政府对于日本的侵略不能再让步了。

　　因此蒋介石决定大体依照西安事变时，大家所达成的谅解，停止追剿红军。一九三七年一月五日，正式撤销“西北剿匪总部”，派顾祝同负责调遣东北军与西北军的善后工作，并进一步的与红军接洽补给的安排，国民政府从当年二月起，就正式的发给红军粮饷补给（每个月约达二十万到三十万元）。而中共方面，也正式表示愿意接受蒋介石的指挥，重新加入国民政府与国民革命军。

　　中共中央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正式致电国民党，提出团结抗日的四大保证：一、停止武装攻击国民政府。二、撤销苏维埃政府与红军，改为特区政府与国民革命军。三、在特区内实施民主选举。四、停止土改政策。而国民党在同年二月二十一日召开三中全会，正式通过“根绝赤祸案”，中共中央回电表示接受，于是国民政府与中共开始正式进行合作的谈判，中共的领导人周恩来、秦邦宪、林祖涵、叶剑英等人，多次到达南京、庐山与杭州等地，与蒋介石等国民政府高层进行协商改编红军的问题，国、共合作进入了执行阶段。中、苏联的关系也开始有了转机，中国修建了由兰州经新疆到苏联的现代化公路，以准备接受俄援。

　　国民政府的联苏容共政策公开化之后，日本开始感到焦虑与极大的压力，日军方面非常担心国民政府会成为苏联的政治与军事盟国，而联手对抗日本。所以日本政府内部，又开始为了是否要展开进一步侵略中国行动，而起了极大的争辩。日本的海外驻军，更是积极展现武力攻伐中国的准备，在他们串联日本军部扩大派势力的运作之下，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终于因为一次在卢沟桥冲突的“意外”，而全面的爆发了。假如中国没有公开联苏容共的政策，日本当局是否会为了卢沟桥事变，就决定对华进行全面武力侵略，也许是有些疑问的。

　　一场震惊中外、戏剧化的西安事变，就此落幕，中国内部“攘外需先安内”、“抗日必先反蒋”的国共锋相对斗争的时代，暂时告一个段落，国民政府开始“联苏容共”以准备全面抗日，那么日本是坐视中国集结所有的力量，而进行抗日的发展呢？还是要先发制人，给中国致命的一击？这个政策的选择，就成了中日之间和、战历史演变的关键，与其考量的前提了。西安事变之后，日本似乎所没有弄清楚的一点，就是蒋介石不但成为全中国所支持的军政领袖，但是蒋也绝对不能再对日本进一步的侵略，作出任何的退让了。日本任何局部“蚕食”中国、迫使中国让步的举动，都会引爆中国全面抗日的自卫行动。

百城客

　　18.1　两广的统一

　　当然传统上倾向国民党的历史观点，是强烈批判西安事变所导致最大的历史错误，就是使蒋介石多年企图围歼中共的军事努力，功亏一篑，结果让中共的势力，能够死灰复燃，终于赤化了整个中国。不过，事实是，蒋介石在面对日本一波紧过一波的亡华行动，中国缺乏实力与之对抗、国际社会又坐视不理的情形下，为了中国能够有更多的筹码以抗日，国民政府已经有采取联苏容共的政治构想与行动。

　　因此，蒋介石绝对不是因为西安事变的突然发生之后，才被迫接受苏联容共的政策[1]，张学良遽然发动西安事变，只是为了稳住东北军的军心，减少自己子弟兵在内战中不必要的伤亡，而将蒋介石的“联苏容共”政策稍为提前搬上历史的台面而已。

　　因为早在西安事变之前，蒋介石就已经多次透过亲信，与中共领导人及国际共产党人士，进行合作抗日的协商，而且双方已接近达成协议的阶段。假如当时蒋介石真的没有联苏容共的打算，他大可在西安事变落幕、平安的回南京之后，仍然放手地动用中央军，继续追剿红军到底。因为在事变之后，蒋介石在全中国内部的声望与权力，都已经达到历史的高峰，而中央军并没有因为西安事变造成任何的损失，当时中央军已经对困在陕北的红军，完成多路进兵的合围阵式。

　　同时红军也没有因西安事变而得到有效与实质的扩充，依然处在人员不足、粮弹不济的危险状况之下，因此假如蒋介石若是要决心继续追剿红军，以六十万以上拥有不错战力的中央军，围攻三万多人战力残破的红军，绝对是没有任何实行上之问题的，最多在时间上延后几个月而已[2]。

　　甚至蒋介石若真的继续追剿红军，也不会有人能够质疑，蒋没有“遵守”在西安事变受到监控时，口头所答应停止内战的立场。因为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理由要求蒋“必须”遵守在非自由意志下，所作的任何间接承诺。何况在当时中国整体的环境之下，又有哪个政治人物真正遵守过所谓的约定、协议或保证？

　　而蒋介石之所以会在脱困之后，就此停止追剿红军，其主要的原因，绝对不是单纯的为了履行承诺，或是已经错失围歼红军主力的机会，而是蒋介石决定，不如藉此机会，开始实施其“联苏容共”以准备抗日的政策。要不然蒋介石为什么又推翻在西安的协议，而囚禁张学良呢？

　　至于有人指出，因为西安事变，张学良透露出蒋介石在日记里的抗日决心，因此造成日本决定提前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说法，也是不尽正确，因为蒋介石早已在多次的重要集会场合中，不但经常公开表明国民政府坚忍建国，建军备战的抗日策略，同时也在设法优先实施理财练兵的抗日准备。一个正在推动现代化国防与工业的中国，逐渐开始崭露头角，日本当然感到如芒在背。

　　日本对于中国抗日国情的判断，是以中国全面现代化、统一的发展作为指标。事实上，当时的中国已经越来越不肯向日本的压力屈服，中国的军力与国力也在快速增强当中，所以日本算得出来，中国准备抗日的决心与实力。因此根本不必由西安事变来透露蒋介石在日记中的心事，才让日本决心提早对中国下毒手。当然，在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的联苏容共政策，取得全中国各个阶层的支持，倒是影响到日本是否要采先下手为强的政策。

　　在西安事变的前、后演变，已经显露出蒋介石缺乏历史上真正伟大领袖那种洞察全局的能耐（当然这是指那种千年罕见的杰出才能），蒋介石受到国民党内部各个派系权力斗争的影响，突然疏远了真心拥蒋的张学良，派遣抗日心切的东北军进行内战，又长期让东北军的补给受到差别待遇，对于因剿共牺牲的东北部队，更是采取令人无法了解的“战死不抚恤，消灭不补充”政策[3]。这些对于东北军处置的做法，都是犯下领袖人物的大忌，何况是处在那种风云急变，互信根本不足的时代。

　　当时东北军处在军心动摇与士气低落的危机中，加上有冤无处诉的压力，蒋介石却想玩一石二鸟的计策，用东北军与红军互斗来同时消弱对方战力的手法。不料张学良却已经知道，国、共之间正在进行合作的谈判，迫使张认为，蒋介石既然准备联苏容共，为什么还要拿东北人的生命，作为交易的筹码？所以张学良一再地向蒋介石陈述东北军的立场：何不就此保存实力，共商抗日大计？但是张学良的立场，反遭蒋介石一再强烈的苛责，蒋并且准备将东北军全数调防整编，至少使得东北军因而感到了孤军末路的压力与绝望。

　　在这种情形下，张学良除了选择兵谏之外，可以说是没有其它可行的通的办法。假如蒋介石真的能够洞察军心与大局，那么蒋应该对于东北军采取宽厚的政策。张学良曾在蒋介石的关键时刻，不顾自己的安全而出手助蒋，又为了国民政府忍辱负重的政策，而背负历史上“不抵抗”的黑锅，根据这些事实，张学良与东北军对蒋、对国的贡献与忠诚，实在是无可置疑的。现在这支已几乎被迫成为历史孤军的东北军，唯一剩下的是与日寇决一死战的心愿，而蒋介石却要设法藉内战而消耗这支“抗日忠诚部队”，难怪东北军会支持张学良的犯上行动。

　　18.2　蒋介石错失历史复兴良机

　　因此假如蒋介石让东北军集结调训，给予平等合理的待遇，激以抗日爱国的训示，那么对这支重情义、无退路的东北军而言，岂有不全军对日死战、誓死支持蒋介石的道理？蒋介石真错过了一张天赐的抗日王牌，而当时以中央军与红军的军力对比看来，也根本不必需东北军参加剿共作战。因此说蒋介石在某种程度上，逼反了东北军，也许并不完全为过。

　　即使在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仍然有创造历史全新格局的机会，蒋可以清楚知道，张学良绝对的忠诚，与他抗日的钢铁意志[4]，假如蒋介石能够宽赦张学良，让他继续的统帅东北军，进驻陇海线以南，给予精训，单纯的托以抗日重则大任，这样张学良与东北军，绝对会成为抗日战争的决死部队。一旦华北爆发战争，日军必然会遭到东北军拼死命的打击，也必能为中国抗日史留下更为辉煌的一页。

　　蒋介石与东北军之间的关系，更可延续到抗日胜利后，在苏联侵占东北、引进八路军的历史变局上，产生重大的关键影响力。因为蒋介石若是以张少帅领头对东北进行政治号召，更可以让中共无法在东北取得发展的先机了[5]。当然这一线历史的发展，是在当时是难以预见的。

　　另外的说法是，张学良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因此遵照中共的设计，大胆的实施兵谏与扣蒋行动，这是绝对错误的说法。事实上，张学良早在东北当权之时，就是激烈反对共产主义的地方领袖，在一九二九年的中东铁路事件中，张学良与苏联红军与早期的共军刘伯承、叶剑英等人，在东北进行过激战，张学良曾经对于国民党政府在一九二四年第一次的联苏容共，也有极大的反感与猜疑。

　　张学良在第一次下野游欧返国后，更醉心德、意两国的右翼法西斯救国方略，所谓“加入共产党一起抗日”，只是口头上对于国民政府牺牲东北军，一再地延后抗日不满的表达而已，张学良此语的重点是在团结抗日，而不是成为共产党党员。而张学良个人独断决定，发动西安事变与扣押蒋介石，中共方面绝对是事前毫不知情的，苏联更是对于张学良鲁莽的行动，给予非常强烈的批判（苏联共产党自始至终对于张学良都给与极低的评价，因为张学良是率先反苏的中国政治人物）。

　　虽然目前中共官方一再认为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对于中共转危为安的发展，有功同再造的历史功劳。其实中共自己应该非常的明白，共军之所以能够绝处逢生的根本关键，在于日军的侵华，加上苏联支持的战略布局。蒋介石决心要与日本进行历史决战，也只有采取“联苏容共”的政策，张学良的西安事变行动，只是戏剧化的提前落实这个历史变化而已。事实上，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共协商，与大赦所有的政治犯，中共根本就对“恩人”张学良的长期遭扣押没有具体的行动。目前张学良宁可旅居异国的夏威夷，也不肯回家乡探望一下，就可知中共与张学良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了。

　　而对比之下，毛泽东就比蒋介石更具有城府了，他明知采取要叫共产党采取“拥蒋抗日”的政策，等于否定共产党过去十年的牺牲奋斗，对国民党提出四大保证，更是等于向国民政府投降，接受国民党的“根绝赤祸”决议，更是让中国共产党的尊严无存。但是毛泽东清楚地知道，中共只有这样忍人所不能忍，中共才有东山再起的机会，红军从长征之中，已经学到更多绝处逢生的本领，只要能够得到喘息的机会，共产党与红军党绝对可以发展壮大。蒋介石只以为不杀张学良是已经够宽宏大量的了，但若能因势利导、从此重用东北军，他会有更大的历史空间可以发展，甚至不至最后失去大陆而于台湾结束一生了。

　　18.3　容共在于引进苏联的支持而非中共的力量

　　蒋介石之所以会采取联苏容共的政策，其实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为了准备抗日。本质上，蒋介石既无接纳共产主义的想法，也没有对苏联有任何的好感[6]，西安事变并没有改变国民政府追剿红军的实力，事实上蒋也不会在乎是否遵守他在被扣押之时，所作的任何直接、间接的承诺。所以事实已经非常清楚：蒋介石之所以在西安事变之后，放弃追剿红军的策略，进一步的与苏联联合修好，完全都是为了准备抗日。

　　因为蒋介石清楚地知道，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弱国，若是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中国根本无法在短期之内，完成国家复兴的建设。若中国在没有准备下与日本进行历史决战，这可能就是她的亡国之战了。既然苏联有意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必须支持中国对抗日本，那么蒋为了中国能够抗日，也别无选择，只好“联苏”了。当时中国在面对日本那种穷凶极恶的侵略之下，又四顾无援，为了抗日，何止是采取联苏容共的政策，恐怕连魔鬼都要打交道了。

　　在国民政府采取联苏容共的政策之后，自然使得中共所推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一个可以借力使力的机会。不过至少从西安事变后，到七七事变之间，中共可以参加抗日的力量，几乎是微乎其微的，在当时两百万的中国军队中，红军不过三万人而已。蒋介石容共的目的，是在于引进苏联参与抗日，单以作战兵力而言，当时共军能够在抗日所发挥的作用极少。但是由于中共的文宣、组织与战力，都有国际共产党所支持的完整体系在运作，因此中国共产党一旦有机会发展，其阶级斗争、土改运动到人民战争的策略，都是具有非常爆炸性发展的潜力。在经过八年的抗日战争之后，中共早已全力发展成为可以与国民政府分庭抗礼的军事、政治团体了。

　　18.4　历史转折的深思

　　总之，西安事变可以说是非常戏剧化的历史事件，它为中国暂时停止内战的历史，写下了一个明确的时间，它成为蒋介石到达历史巅峰的开始，也成为毛泽东否极泰来的转折点；张学良从此走出历史，中国也从此进入准备全面抗日的倒数计时。从此蒋介石更可以将心力放在如何准备抗日的工作上了。但是这个全面准备的时间才刚刚经过半年，就正式爆发了卢沟桥事变。

　　但是就深一层的分析，西安事变的本身，好象又不具备如此重大巨变的历史意义，因为无论有没有西安事变，蒋介石都将采取联苏容共的抗日战略，日本也会继续侵略中国，这样中共也有重新出发的机会，只是张学良少帅与东北军的命运会有很大的不同吧！追究到此处，张学良究竟是不是改变中共历史命运的“千古功臣”，实在是难以下达定论了。中共能够通过劫难与失败的考验，成为历史斗争的胜利者，主要还是来自日军的侵略与劫掠中国，及苏联的背后协助的关系吧！好象张学良只不过顺势触发这个历史转折点的改变而已。

　　对于日本而言，中国若是持续其分裂、内战频仍的状况，日本当然可以逐步蚕食、继续侵略中国。但是当中国开始统一与团结之时，日本就必须要发动全面侵华的战争，因为中国一旦统一之后，可以集中全力，理财练兵与建设图强，很快的中国就会追上，日本就不再有作战的优势了。

　　其实中日战争只要晚三年爆发，整个战争就会有极大不同的发展，至少中国会拥有八十万的德式装备部队、一支有战力的空军已经成军，及在西南有更为稳定的国防建设基础[7]。

　　所以当时的历史处在非常矛盾的状况，中国若是处于分裂，日本会继续地侵略她；中国若是迈向统一，日本也会加速的侵略她，看来当时的中国，无论是如何选择，到头来还是必须面对日本的侵略。果然，西安事变的半年之后，在卢沟桥事变点燃的星星之火，就成为中日历史大决战的起点，其真正的起因在于日本不能坐视中国的团结与复兴，以及国民政府与苏联发展合作的关系。

　　附注：

　　[7] 在中、日全面战争开始时，中国只有八万德式装备的陆军，空军还在组训阶段。七七事变之后，当时学人胡适就曾经设法努力，希望国民政府无论如何都能设法忍辱负重，再给中国十年建设的时间，到时候日本恐怕就连与中国作战的勇气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