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千年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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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千年

作者：孙隆基   

    千年之交是对中国近千年作一个“长时期”综观之适当时机。宏观地说：西元两千年之初中国是世界领先，至千年之末中国已沦为“落后国家”。这个千年又可分为两半，前五百年中国领先，后五百年中国逐渐落于西方之后。为避免陷入西方中心论的窠臼，本文亦注目中国与内亚洲、西亚、南亚的发展相呼应的地方。
　　一　宋朝：世界“近代化”的序幕
　　西元一千年，正值宋朝第三位皇帝真宗咸平三年。提出宋代是世界近代化前奏的说法，有内藤湖南等和近来美国的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后者之前提仍然是以它未能发展出全面的市场经济为归依。中国历史形态是否含有达到全面市场经济这个目的，值得商榷。然而，在我们探讨宋朝是否是世界“近代化”的早春，仍得用西方“近代化”的标准，例如：市场经济和货币经济的发达、都市化、政治的文官化、科技的新突破、思想与文化的世俗化、民族国家的成形、以及国际化，等等。这一组因素，宋代的中国似乎全部齐备，并且比西方提早五百年。
　　自隋朝重建科举制度以来，世袭门阀的政治垄断被打破，至唐末，中古式的贵族政治整个没落。宋代上承此势，由科举制度出身的文官政治变成主流。此外，宋朝采取重文轻武的措施，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先由文官统治的国家。在财产关系上，宋代由门阀私有制和国家分配土地制转变为土地自由买卖和契约化。国家也基本上放弃用国有土地调节土地兼并、贫富不均的施政。宋代的土地政策是“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由于均田制的崩坏，唐朝于西元780年实行“两税制”，是对两项现实──私有制和货币经济──的让步。宋代上承唐代两税制，从此国家基本上认可私有财产，并着眼于政府的现款运转。它“从由来已久的国家必须负责纠正土地分配不均的教义全面撤退”。
　　宋代“不抑兼并”，并不造成魏晋南北朝式的世族庄园所有制，因为科举制度已大致上决定社会地位的升降。在宋代，中古式的身份制虽仍残存，但政府基于财政的考虑把全国居民分为“主户”与“客户”，即只看财产，不看身份。拥有财产的主户直接承担各种赋税，无产业的客户则不直接承担。佃农是乡间的“客户”，不再是从前的“私属”而是直接编入国家的户籍。在城市里，主户身份并不以房地产之有无为唯一标准，也包括有无店铺、库房，以及从事经营的资本，客户则是雇员或房客。这种分类法是根据财产关系，也把契约关系普遍化。
　　唐代城市多为行政中心，宋代市镇趋于工商业化。唐代都市内的贸易地区由官员严格控制，宋代则放任自由，因此商业区与住宅区的界限逐渐消失。宋代的新型都市有些发展成很大规模，例如开封和杭州都达到一百万人口。当时中国以外最大的城市是人口在30-50万之间的巴格达。宋代的都市化也反映货币经济的发展。宋朝铸造的铜钱超出唐朝时十倍以上，但仍不敷应用，在缺铜的情形下，宋真宗年间出现民间发行的“交子”，是世界最早的纸币，后来为政府接办。中国发展至宋代，商税也日形重要，它成为城镇征收的主要专案。从远洋贸易抽取的税收，也达史无前例的比重。
　　学者们曾讨论宋代为甚么没有出现“工业革命”。在北宋，中国人已懂得用烧煤炼钢，大型企业雇佣数百全职的产业工人，而政府的两处军工业聘用八千工人──这已经是重工业规模。以1078年一年为例，华北的钢铁业达年产125万吨的水平，而英国于1788年亦即工业革命之始才不过年产 7.6万吨。此外，矿冶、造纸业、制瓷业、丝织、航海业也高度发达。宋代中国是前现代的“高科技”之家：造纸、印刷、火药、罗盘虽然多发明于前代，但至宋代成为大规模制造业。
宋代中国的“近代性”也表现为中古佛教的衰微和世俗精神之来临。后者表现在原始的山水画和儒家理学之抬头。无法重组汉唐“天下”的宋代，必须和辽、西夏、金、蒙古等敌国并存，反倒更近似近代“邦国”，抵抗外族入侵成为国民生活的常态，一种初期的“民族意识”开始形成，而宋代的抗敌英雄在中华民国诞生时期被编入“民族英雄”谱系。宋代已经有印刷术这种传媒，按照当代某派国家学说，印刷术是形成近代国家这个“想像的团体”的主要因素。

　　二　西元一千年前后的世界大事
　　唐宋之交，是今日西欧和俄罗斯文明的婴儿期。在这里，必须交代一些历史背景，比较中国与西方历史的共同性与分歧性。
　　在古代秦汉帝国和罗马帝国崩溃后，中国进入长期的分裂，后来隋唐帝国凭大运河整合南北，在此基础上重建“第二帝国”。至800年，中国已经过了中唐盛世，法兰克人在西部始与罗马教廷合作，尝试重建“西罗马帝国”。这个尝试，促成了西欧文明的诞生。俄罗斯则在988年才脱离原始宗教，从拜占廷（东罗马）处接受希腊正教，进入文明阶段。而1056年拉丁教会与希腊正教正式分裂，西欧与俄罗斯分途发展形成定局。因此，西欧和俄罗斯的童年，都在唐宋之交。
　　在中国建立“第二帝国”的时候，西亚也为回教“大食帝国”统一。回教创始人谟罕穆德与唐太宗同时，而大唐与大食在古代社会式微后，各自在它们继承的地域里缔造一个“中古”的综合。大唐进入九世纪，中央政府衰微，地方上节度使割据，皇帝的废立则掌握在宦官手上，政治腐败终于引发农民起义，处于重重矛盾的唐室在907年灭亡。大食帝国进入九世纪，地方割据势力兴起，宗教派系冲突加剧，君主哈里发（Caliph）仰赖由突厥人组成的奴隶军保护，结果废立权落入他们手中。政治腐败与赋税沉重引起农民、游牧部落和奴隶起义。至945年，巴格达的哈里发只剩下名义，最后一位在1258年被西征的蒙古军杀害。1279 年蒙古灭南宋。
　　在这段期间，中国与回教世界是世界文明的两个顶峰，文教和科技发达。回教从阿拉伯征服到大食帝国，走向波斯化，继承了西亚地区的文化遗产。由于它处于旧大陆的中间地位，大食汇聚了希腊罗马、中国和印度的科技知识。后来西方吸收的科技，包括古代希腊罗马的遗产，多经由回教文明之手。
西元一千至两千年之交也是印度的转捩点。西元七世纪，佛教的“第三波”已经在酝酿，那就是“密教”。至978年，西藏第二次引进佛教，传入的就是第三波的密教。在印度，演变为密教的佛教与印度教渐不可分，走向没落，而印度教内虔诚派（bhakti）兴起，变成大众运动，至一千年之末已占优势。西元997年，大食帝国衰落后，第一个由突厥人建立的独立回教国家喀兹尼（Ghazni）从阿富汗侵入北印度，对印度教大加杀戮。但在十二世纪初，一个继起的突厥回教政权入侵北印度，对佛教实行同样的摧残后，佛教从此在其本家一蹶不振。在1211年，征服者在印度建立德里苏丹国（Sultanate of Delhi），乃今日南亚分成印回两大派之始，取代第一个千年的印佛两大派对立的局面。中亚地区的突厥化与回教化也在两个千年之交。西域地区的人种自古以来以“吐火鲁”（Tokharian）为主，至唐代，其文化则是佛教、景教、摩尼教的混合。中亚地区最早皈依回教的是在新疆西部和喀什额尔地区的“黑汗” （Karakhanid）帝国，在西元十世纪中期。在十世纪末，邻居的塞尔柱（Seljuk）族也改奉回教。这些都是突厥民族，今天这整个地区即称作“土耳其斯坦”。

　　三　西元二千年前期的“新型边疆民族”
　　宋代有当代世界最惊人的战争机器：125万人的常备军，以及世界上最早的官营的大规模军工生产业，利用大运河输送的后勤系统无比优越，其国防费用之庞大程度会使汉唐大帝国破产，但北宋对辽与西夏在军事上始终吃瘪，于1127年亡于女真人的金朝，至1279年南宋被蒙古人消灭，真是令人费解。必须强调：宋代的武装还是人类史上第一次将火药应用在战争上者。
　　当文明处于鼎盛状态，对野蛮民族总是无例外地占上风。然而，宋朝在各方面发展水平都超越汉唐的情形下，却从开头就受制于较落后民族。首先，二千年初期的游牧民族已非昔日吴下阿蒙，而是蜕化为“边疆国家”。它们的特征是“非部落化”，在军事上保留欧亚大草原骑马民族的骠悍，但其辖地却囊括文明地区的定居民和市镇，因此在政教上又得采用文明制度，遂兼有两者之长。
　　秦汉和隋唐帝国面对的匈奴和突厥是分为部落的，易被分化和各个击破。新型“边疆国家”既和老式游牧帝国不同，亦有异于南北朝时代的北魏。后者是占据了中原，但全盘汉化。新型边疆国家的前奏有高句丽、百济、新罗、日本和回纥等例子，他们接受中国文化而进入文明阶段，但却保留自身的民族认同，特别是语言，而且另创本国文字。
　　因“非部落化”而蜕化为新型边疆民族最成功者，莫如大食帝国衰落后称雄于西亚的突厥人。他们有被俘虏而在市场上拍卖者，也有自动归降的，不少成为奴隶士兵，因此“非部落化”极彻底。后来，他们在大食帝国内部用武力取代了波斯和阿拉伯主人。这种渗透方式与辽、金、夏等国的“边疆化”不同，它造成回教世界定居与游牧之分界崩溃──这个疆界模糊化的特色至今犹存。
　　1040年，刚改奉回教的塞尔柱突厥人从河中（Transonxiana）南下，于1055年又占领巴格达，其领袖自号“苏丹”，仍奉哈里发为傀儡。塞尔柱的兵威继而扫向小亚细亚，意图消灭拜占廷的东罗马帝国，亦即是对整个基督教世界发动“圣战”，是引起西欧十字军东征的导火线。
　　此时，回教世界的旧领导阶层──地主和官僚──已失势，统治阶层走向军事化。这种形势造成回教世界从十世纪到十六世纪的一个模式：突厥军事集团吸收回教的都市文明，和阿拉伯、伊朗和印度的城市住民尤其是大商人勾结，共同剥削广大农村里的劳动者。这与中国的文官统治在城与乡、商与农之间保持一个平衡的试图比较，无疑是落后的制度。
　　但近代以前的世界之汇通，却非关在家里在一个举世无双的庞大人口间力图保持“太平”、憧憬“大同”的中国文官统治所促成的。它反而是野蛮的武力利用文明的资源创造的业绩。这句话最适用于突厥人的后继者蒙古人身上。
西元十一到十三世纪的东亚是当时世界的“高科技战场”。宋、辽、西夏、金和蒙古间的连年战争，使火药武器从燃烧弹阶段进展至爆炸弹药阶段，最后发展出枪筒与子弹的前身。蒙古以该战场最后的赢家身份，几乎征服了全世界。

　　四　蒙古大帝国：全球史第一个“世界系统”
　　在新千年前夕，《华盛顿邮报》选出“本千年第一人”，不是哥伦布，不是牛顿，而是野蛮人成吉思汗。他虽然杀人如麻，但“他和他的子孙缔造了一个广大的自由贸易区，横跨欧亚大陆，大大地促进了东西文明的连接”。这是现时代的“全球化”眼光。
　　在成吉思汗草创时代，落后的蒙古人还不属于包含文明领域的新型边疆国家。但成吉思汗统一大漠时，已用人工方式把部落融合为“国家”。他“非部落化”的改革是模仿契丹人用十进位方法建立起一个指挥系统，因此到后来所谓“蒙古”已非几个蒙古人部落的联盟，而是所有草原民族统一起来的国家。但蒙古人的落后性仍使他们早期行动之破坏性压倒任何建树。
　　1219-21年成吉思汗消灭花拉子模期间，对河中地区、阿富汗与呼罗珊进行大破坏，把这个定居与游牧分界已经不稳定的地区进一步推向“大漠化”。窝阔台汗于1234年消灭华北的金朝，仍打算把该地区的农耕文明铲除，将它变成大牧场，后被契丹贵族耶律楚材劝止。从此，蒙古人变成与南宋对立的中原“北朝”，最终成为继统的“元朝”。
　　在新大陆还没发现，海洋还未成为连贯世界各地的媒介的时代，欧亚大草原是唯一贯串旧大陆的通道。总的来说，蒙古帝国为整个欧亚大陆创造了一个世纪的“蒙古和平”（Pax Mongolica），保持陆上国际贸易干线“丝绸之路”畅通无阻，也使从西欧经中东经印度洋经东南亚到东亚的海上贸易空前蓬勃。
　　近来，有人对西方中心论的世界史作出“后殖民地主义”批判，认为西方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并非全球史上第一个“世界系统”。十三世纪时，一个世界系统已经成形，它并不像今天一般是西方中心，而是多中心的。十三世纪的世界系统可分为八大圈，从泰西到远东计有：（1）西欧圈，它与（2）地中海圈有交叠点，后者与（3）欧亚大草原圈、（4）埃及红海圈、（5）中东波斯湾圈交叠，（3）（4）之间亦有交叠，而（4）（5）则与（6）阿拉伯海西印度洋圈交叠，后者又和（7）东印度洋东南亚圈交叠，后者则与（8）中国南洋圈交叠，最后这圈又和（3）的极东部分交叠。这个世界系统至十四世纪初达巅峰状态，但亦于该世纪中后期趋于瓦解，与“蒙古和平”相始终。
“蒙古和平”保障了欧亚大陆的汇通，在这个多中心的世界系统里，其精华地段无疑是中国，它成为大汗自身的领地。在中国悠长的皇朝史里，元朝把宋代无法重建的“天下”以外族入主身份加以恢复，似乎可当做中华帝国第三次重建。但元朝并非一个纯中国朝代，大汗除了是“天子”之外，还是蒙古世界帝国的名义共主。蒙古把中国纳入“全球化”，与印度洋和西亚的联系加深，并与西欧首度接触。

　　五　蒙古世界统治的遗产
　　对中国整体来说，蒙古的遗产有下列数项。蒙古灭金时造成华北残破，一度是北宋重工业区的豫东和冀南从此一蹶不振。蒙古虽与南宋长期在国界上交战，但灭宋过程却很短，因此江南比较完整。北衰南盛的形势从此成定局。蒙古消宋之前先灭了大理国，使云南变成中国的一部分。西藏也于元时内附。从元代开始，“回民”成为中华五大族之一，他们多是随蒙古人入主中国的“色目人”之后代，在元代又称作“回回人”，多信奉伊斯兰。
　　对世界总体来说，蒙古人有利于欧洲的兴起和亚洲的落伍。蒙古旋风对西亚回教世界的摧毁特别沉重。他们对前大食帝国的核心地带破坏未尽的地方，在十四十五世纪之交，为瘸子帖穆儿（Timur Lenk）完成。他是脱胎于察合台汗国的突厥人，虽然属于文野分界的定居民这一方，非但没有保卫文明，反而刀刃向内，并模仿野蛮阶段的蒙古人之大破坏行动。从此，定居与游牧的界线早已不稳定的伊朗──尤其是东部──基本上变成大漠的延伸。
　　回教世界是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死敌。蒙古在西亚地区造成的后遗症，无疑是帮了西欧的一个大忙。西欧人在“蒙古和平”期间首次与中国直接接触，亲眼目睹中国的富庶。此后，西方的经济发展总有一股东向的欲望。哥伦布就是看了马可波罗的游记，想从大西洋另辟新航路到达中国，而无意中发现新大陆。
蒙古军西征也把中国的“高科技”西传。尤其是火药武器来到欧洲，其水平又往上翻了一番。十五世纪的法国和义大利是继东亚之后的第二个“高科技战场”。从此，欧洲在这方面领先。至十六世纪初，西欧人将最新型的火炮装在战舰上，配合中国发明的罗盘，开始征服海洋。

　　六　青黄不接的十五世纪：中国的海上霸权
　　西元第二千年的前面五百年，新型边疆民族是天之骄子，到后五百年，则由航海国家独领风骚。在前阶段，欧亚大草原是世界的通衢大道，草原民族的铁骑加上文明国家的高科技武器，即合成支配世界的方程式。但火药武器的进一步发展却宣判了草原帝国的死刑。世界史进入我们的“近代”，海洋继大草原成为世界的新凝固剂。
　　当全球史上第一个“世界系统”散套以后，离西方海上霸权的兴起还有一个世纪。在此期间内，中国完全齐备称霸海洋的条件。明初有前人积下来的基础。首先是宋室南渡，赖江防抵御胡骑，在中国史上首次建立独立的海军衙门。除了国防之外，失掉中原的南宋在税收上越来越依靠远洋贸易，在高宗时代曾占政府收入现钱部分的20%。
　　从宋代开始，外贸已经摆脱“朝贡”体制，朝自由化方向走。元代承袭此势，它的政权性质又是“全球化”的。这个倾向到了明朝开始逆转。蒙古是世界帝国，其崩溃后必然出现地区性的“民族主义”逆反。它包括莫斯科的俄罗斯以及什叶派伊朗──该两地今天的民族认同都是“后蒙古”产品。明帝国重建的也是较狭义的、只包括汉族的“天下”。明太祖只把蒙古人逐至塞外，结果他们又重组游牧帝国，威胁时刻存在，北疆重新成为第一国防线。明中期以后，屡遭倭寇、满州侵略，于是逐渐出现宋代那种汉人“民族”意识。
　　明太祖在沿海一带也颁布海禁令。朱元璋打天下时的劲敌张士诚、方国珍等的地盘就是具海洋帝国雏形的南宋旧地。这些势力的残余拒绝接受明统，逃亡海外。但海禁令禁止民间出海，却没有终止晚唐以来的远洋贸易，它如今成为中央的专利。国际通商被加上“朝贡”的紧身衣。
　　这个国家对外贸的垄断，使明初的海军一度膨胀。它的前身是元朝的海军。元朝合并了金、宋、朝鲜的舰队，成为世界第一海军大国，曾两次东征日本，一度南征爪哇。明初的舰队在数量和船只体积方面又超越前人。明海军在十五世纪初的鼎盛时代有3，500条船只。郑和于1405年第一次“下西洋”，率领62艘船，最大的“宝船”比87年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三条小船大将近五倍，而且设备亦较为先进。中国在宋代已经发明水密隔舱，欧洲船舶到十八世纪才有这种设备。最令人瞠目的是对2.8万人的远洋舰队的补给，这个问题必须拥有海外殖民地或海军基地才能解决。明朝没有在海外殖民，但附庸国麻六甲可能是它海外基地之一。
　　郑和最后一次出海（1431-33年）在宣宗朝。自此，中国从海洋退缩，而如此壮举最后连一点涟漪都不剩下。在郑和时代，回教势力──尤其从印度南端扩散的──已在印度洋伸张。郑和本身是回教徒，明朝势力达到该区，亦是顺其原势，并无横加干涉。中国人撤离印度洋后，它很快成为回教的内海，西至西非海岸，东至大明在南洋的据点麻六甲，都渐次皈依回教。这是透过商旅和传教士的活动，非经由武装征服。因此，当葡萄牙人在十五世纪末侵入印度洋，该区毫无抵挡能力。
　　问题在于：当蒙古的“世界系统”散套，而西方海权还未兴起之际，最有资格带头重组新世界系统的该是中国，但它却在关键时刻撒手不管。原因何在？
　　答案或许在明朝外贸与“朝贡”不分这点上。郑和的下西洋并非孤立现象。成祖一朝，对不包括安南在内的南洋国家就出使了62次，多半是只前往一个国家，规模没有郑和那么庞大。但它们的功能相同，那就是负责朝贡国使团的接送。明朝既然当了宗主国，有藩属的君主被推翻的，亦得派海军保送他回去复位。这个负担的确沉重。成祖死后，北京连前往黑龙江生女真地方的使团亦裁掉，“下西洋”自然是被优先开刀的专案。但遗憾的是明廷连远洋舰队也裁掉。
　　1426年，明海军在东京湾吃败仗，使明廷放弃征服安南的打算，亦使人怀疑海军是否有用。此时大运河也已经修复，并且装上新发明的闸锁，内陆的运河漕运比沿海运粮安全得多，于是，海军被大量裁减。1449年发生土木之役，蒙古势力复炽。明廷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到内亚洲国防线，不久就开始建筑长城，从西到东，达一世纪才完成。当时的海疆并无威胁，明廷不会同时维持两大笔国防经费。
　　但明朝显然放弃南宋用外贸养海军的措施，非但不准国人出海，海洋国来进行“朝贡贸易”的数量也限得极低，而且完全为政治服务。令人费解的是，明廷接二连三地下令把造船的体积越限越小，禁止尖底的只准造平底的。如果政府裁减海军只是政策性的问题，无须变成法令。它们显然是针对私营企业，国家自己解散海军，但又防止民间的力量超出官方。种种限制导致郑和时代制造九桅大船的技术至明末失传。
　　更深层的原因是中国的锁国心态抬头。明代中国摆脱蒙古，有如二十世纪共产中国与西方帝国主义世界秩序断裂一般，都不可免地作出背对世界大势的自然反应。明太祖有平均天下的思想，虽然没有制度性地平均地权，但用罗织的方式消灭富户，尤其把江南的大地主诛戮殆尽。“几场大清算下来，可以肯定的是全国充斥了小型的自耕农。”他心目中的新社会是乌托邦式的，“它更像一个庞大的农村公社而不像一个国家”。他无向外扩张的野心，生前为子孙列下一份“不征国”的名单，其中包括朝鲜、日本、安南以及南洋诸国。
成祖这个明代第三位帝王其实更像是最后的一个蒙古“汗”。他五次到塞外亲征蒙古，不像华夏君主所为。忽必烈想征服安南，劳民伤财而终告失败，成祖又把这件蠢事重演一遍。忽必烈建立的朝贡体制，摆蒙古“大汗”的派头，强制外国君主亲自到北京朝觐中国大皇帝，他们不肯来，就派海军去攻打。成祖的体系则是成立对客户友善的接送服务。但两者耗资同样巨大。成祖以后，儒家文官政治的“不劳民伤财”的“祖训”就变得更无可非议。

　　七　印度洋：从中国的“朝贡体制”到西洋人的“公司体制”
　　西欧人对远东和印度洋的财富有一种饥渴。为了另辟到东方的新航路，葡萄牙人沿西非海岸逐步南航，摸索了大半个世纪，终于在1487年绕过好望角，进入了印度洋。随之而来的就是武装恐怖行动。西欧人带来地中海作战的暴力水平，印度洋诸邦根本无招架之力。1511年，葡萄牙人灭掉中国的藩属麻六甲，把它变成殖民地。
　　早于明孝宗弘治五年（1492）哥伦布已经发现新大陆。从此，大西洋变成西欧人的内海。在这个大西洋圈，西欧提供资本和经理人才，从非洲把黑人运到美洲当劳动力，去开发美洲的资源。一个三洲分工的西方中心的世界体系开始冒现。西洋人又从美洲和印度洋进入太平洋，促成太平洋圈的诞生，并对欧亚大陆造成合围之势。
　　当时的明廷在干甚么？明世宗一朝（1522-67年）大半在闹“倭寇”之患。他们几十年延续不断地犯境，船队和人数规模都很大，不像是当时的日本所能发动。“倭寇”里有日本人，但头目都是中国人。他们是宋代以来已成气候的沿海豪强，在海外早建立关系，如今被明廷禁令变成“法外”的海盗。在对“倭”作战时，曾一度傲视世界的明帝国海军没有踪影，甚至连有效的海岸巡逻也不见。待海盗登陆深入内地，占领县城和卫所后，才由陆军将领戚继光等人去围剿。
　　由于海禁越禁，乱子闹得越大，明穆宗（1567-72年）朝只好让步，局部解禁，在国家垄断之外允许有限度的“私营化”，限在漳州一个口岸。明神宗则于 1589年把民间能出海的船只限定为每年88艘。这不止太少，也太晚。至此时，明帝国的海洋朝贡体系已经七零八落。在葡萄牙人的新体系里，“中国贸易”变成澳门─果阿─里斯本路线和澳门─长崎路线的一个环节。西班牙人亦建立漳州─马尼拉环节，和他们的马尼拉─墨西哥的阿喀普可（Acapulco）环节在菲律宾接驳。
　　从葡萄牙人开始，西欧人把印度洋的贸易直接接驳上欧洲的市场，把它变成西方中心的世界系统的一个环节。葡萄牙人还成立在海上收“买路钱”的制度，但他们没有带来革命性的变革。葡萄牙国王像南印度和南洋的土王一般投资海洋贸易，和他们一样都没有现代公司的观念，其作风也一概是国库与私库不分，国家收入与商业盈利混淆不清，有盈利也不见得投资于其他具生产性项目。西葡等旧教国家也常让传教的狂热干预其贸易行为。
　　因此，我们不看谁先占据印度洋这个当时世界经济的枢纽──盖盘踞旧大陆中段的回教文明早已把它化为内海──而是看谁为这个枢轴地段带来革命性的新组织。它是英荷等国的贡献。这个新原理就是唯“私利”是图，撇开宗教甚至政治。荷属东印度公司认为政府该替它服务，它对政府却无任何义务。它的董事会宣言里居然包括有公然“卖国”的权利：“公司在东印度群岛夺取的地方与据点是私商的财产，不得视为国家的征服，私商有权把它们卖给任何人，甚至是西班牙国王或联合省（即祖国荷兰）的另一个敌国。”
　　十七世纪是荷兰人的海上霸权时期。荷属东印度公司在十七世纪初攻占了葡属东印度群岛。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想分一杯羹，被荷兰人驱逐，只好专心发展印度。荷兰人则往亚太区发展，在德川幕府“锁国”以后，成为唯一在日本长崎还保留据点的欧洲人。他们搞“中国贸易”也想弄一块像澳门那样的落脚地，遂强占舟山群岛，1623年明朝地方官叫他们去台湾落脚，根本没把台湾当做中国领土。1641年，荷兰人把麻六甲从葡萄牙人手里夺了过来。
十八世纪则是英法两家“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次大陆争霸的时代。先是法国人发明用土著组成公司军队的方法，英国人效尤，并于1763年将法国击败。由一家公司在印度洋建立“大英和平”后，英国人就继续东进搞“中国贸易”，在贸易逆差无法平衡的情形下，遂在孟加拉种植鸦片贩卖给中国人，挑起鸦片战争，从此中国不能维持锁国，被强迫纳入西式“全球化”。

　　八　海洋时代的大陆帝国
　　西方海权的兴起，最初并不代表陆权的衰落。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土耳其帝国仍进军东南欧，至1529年围困欧洲心脏地带的维也纳。1526年，瘸子帖穆儿的后代侵入印度，仍自称是“蒙古人”，建立辉煌的莫卧儿帝国。
　　在西洋海权时代，欧亚大陆的心脏被中俄这两个定居的“火药帝国”东西夹攻，草原帝国被消灭殆尽。1581年，俄罗斯已派哥萨克人进入西伯利亚，至 1639年抵达太平洋岸。满清未入关以前已经降伏漠南蒙古，入主中国以后，向内亚洲进军，于十八世纪中期消灭盘踞新疆的漠西蒙古势力，并重新控制了西藏。
　　无疑，在西方称霸海洋时代，掌控了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帝国仍有对抗的余地，甚至像俄国般造成分庭抗礼的气势，但开风气之先者仍是西洋的海权国家。大陆帝国背负传统的包袱──无论农耕帝国还是草原帝国的──比较沉重。
　　自南宋以来，华南已逐渐形成一个“海洋中国”的胚胎。但中国的海岸地区不宽大，无法和西方海权发源地的地中海比较，不能形成一个可与大陆帝国抗衡的力量。明代的华南沿海是大陆中国与从海上来的外人之间的折冲地带，华南的海上豪强虽然在不得已时充当一下“倭寇”，但他们通常扮演的角色是这两个世界的中间人。处于这个夹缝地位，他们无法形成强大的自身认同。
但自南宋以来，华南也是抗拒北方征服者的最后基地。这类对抗一般是北胜南，而后者的反抗余波总会荡漾于海外──不论是宋元之际、元明之际、建文帝与明成祖政权之移交，以及明清之际。从清初开始，台湾成为抗拒大陆政权的一个中心。这不是“海洋中国”的全体命运，还有海外华侨的故事。华人对亚太地区和南洋的殖民早于西洋人。但因为国家非但不支援，还视为“天朝弃民”，因此海外华人的生存采取“寄人篱下”方式，变成后来世界各地所有华侨的一个模式。

　　九　中国历史的“长时期”结构
　　在西元第一个千年，中国以原有体制同化了华北的野蛮民族，另一方面地盘却从北温带扩充到亚热带。隋唐以后南北两区得赖大运河这条大动脉整合。进入西元第二个千年，这个模式重复出现：宋明两个中土皇朝都先后亡于“外族”的蒙古与满州，后两者重建“天下”都比前者成功。
　　宋上承唐代华南地区兴起的趋势，使经济重心移到江南，并顺理成章地走向海洋。因此，如果西元第一个千年中国从北温带延伸到亚热带，第二个千年则出现从亚热带走向热带的冲动。从宋到元，甚至包括国家垄断的明代，在沿海──尤其在华南──都设有一连串的海口在吐纳着远洋贸易。这一带可以说已经变成大陆帝国的 “经济特区”。
　　因此，第二个千年造成的大趋势是：中国的发展重心由北移向南、由西移向东。今日中国得调整南北的先进和落后关系，更大的难题是如何发展整个大西部。第一个千年末，中国的首都已经越来越往东移──从长安到洛阳到开封。从宋朝开始，首都──开封、临安、燕京──都得靠在大运河这条南北大动脉的边上，落后的北方越来越依靠富庶的华南支援。但政治中心非但必须在北方，而且还得处于北方国防线上，除非这个朝代不是大一统政权。从755年的安史之乱到民国，亡国之肇机也有从西北方和正北方往东北转移之势。因此，在近一千年，除了弱宋，北方的首都也必然设在农耕和草原交界的东北国防线上── 金、元、明、清都奠都于燕京。
　　内亚洲既然是帝国第一防线，走向海洋的华南则势必屈居附庸地位，它用“南粮北调”的方式支援北边的国防。而这种协调也成为整合面对内亚洲的华北和面向海洋的华南的可行方式。但是，这个双面神（Janus-faced）式的帝国归根结柢仍然是大陆性质的，它对不能整合的“海洋中国”会感受威胁，并用闭关政策对付。
　　在二千年前期，世界上的空地还很多。中国在这个千年内不面向海洋的后遗症是造成今日人类 23%局促在7%的可耕地的现象，是世界史的一个反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海洋时代已经结束。如今我们面临的是太空和电子资讯时代，用甚么态度应付它，足以构成一个新挑战。在这个转型期间，温习一下这一千年是怎样走过来的，它如何塑造了我们的性格，造成了今天的局面，留下了今日的难题，是十分应时也是十分有益的。　

　　孙隆基　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先后获明尼苏达大学及史丹福大学之硕士及博士学位；曾任教于坎萨斯大学、圣路易市华盛顿大学和加拿大阿尔拔塔大学，现任教于田纳西州孟菲斯大学。著有《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未断奶的民族》，备受学术界及社会注意。

猪哼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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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xler_yan

文治的功绩的确值得称道～

当时整个国防体系虽然维持了比较庞大的正规军
整个指挥系统却是接近一片空白

由于赵匡胤出身军事政变，对军队的控制尤其严格
这一点后世的明朝也有所借鉴

以文官系统控制国防体系

当时的国防军指挥官由于轮换过于频繁，导致上下级没有真正的联系
真正成了流水的兵

而且战术和兵种方面相对于北方游牧民族并没有明显的优势，
相对而言，明朝初期的三大营体系的的确确打的蒙古人抬不起头来

指挥系统的失败和官僚系统是整个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
这一点明朝倒是没有借鉴到～
导致又一个汉族的王朝覆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