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者:一个间谍的自我修养 背后故事更精彩(图) 新世纪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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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位中共女情报员:黄慕兰出身名门 3次"革命联姻"(图) 新华网









张露萍:打入军统的女情报英雄
张露萍，1921年出生于四川省崇庆县(今崇州市)。1937年11月，张露萍奔赴延安，先后毕业于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10月，张露萍受党派遣回四川工作，秘密打入重庆国民党军统局电讯处及电讯总台，担任党在军统局的地下党支部书记。她从军统机关截获了大量重要情报直接送到了我南方局。
张露萍和她的战友犹如一柄利剑，直插敌人的心脏，在最森严、最机密的敌特首脑机关里，构建了一个党的“红色电台”，并使敌人的许多秘密行动被我党掌握。
1940年3月，地下党支部不慎暴露，张露萍等7人全部被捕。这就是当时震惊国民党心脏的“军统电台案”。
“军统电台案”发生后，军统方面万分震惊，蒋介石也受到极大的惊吓，他大骂戴笠无能。
1945年7月，经百般折磨，策反无果，戴笠亲自下令将张露萍等7人杀害。

沈安娜:蒋介石身边的红色女谍
1935年1月，20岁的中共地下党员沈安娜离开上海，去了杭州，利用她的速记专长，在国民党浙江省政府里面找到了一份机要速记员的工作。
没有录音笔的年代，会议记录全靠纸笔。在淹没于文山会海之中的政府机关里，反应敏捷、技巧娴熟的速记员是人见人爱的宠儿。凭着每分钟200字的记录速度和一手好字，沈安娜很快就在浙江省政府机关站稳了脚跟，得到了当时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骅的信任。
1938年，沈安娜在周恩来与董必武的指派下，通过朱家骅的关系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继续为党做情报工作。
由于是经朱家骅亲自安排进中央党部工作的，又是朱家骅的“老部下”，沈安娜深得机要处上上下下的信任和器重，并立即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等重要会议的速记。
从此以后，沈安娜在国民党中央党、政、军、特的高层会议上担任速记，凡是蒋介石主持的会议，沈安娜是速记的不二人选，而来自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绝密情报被源源不断地送到延安，且从未暴露。
直至1949年5月上海解放，沈安娜的地下情报工作才宣告结束。
新中国成立后，沈安娜进入国家安全部工作直至离休。

宋维静:打入阎锡山军队内部的女杰
1936年，曾参加过广州起义的宋维静打入阎锡山控制下的妇女团体，她与丈夫温健公配合默契，收集、传递情报，机智果断，受到党中央情报部的肯定。
后来，宋维静受组织派遣，再次打入阎锡山军队内部，没有暴露身份的她，被阎锡山委任为上校专员。
宋维静是在上海结识丈夫温健公的。1930年11月，温健公在上海被捕，被投进龙华监狱。当时受党组织委托，宋维静以表妹的身份去探监，两人产生爱慕之情，于1933年结婚。
1938年，温健公牺牲，这一年宋维静才28岁。尽管此后有无数次机会可以再婚，宋维静都放弃了，直到去世，整整64年。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她难以忘却革命中患难与共的丈夫。

黄慕兰:出身名门的奇女子
黄慕兰出身湘中名门，父亲曾是谭嗣同的老师，黄慕兰于北伐前夕在武汉投奔革命，成为当时的妇运领袖。黄慕兰一生结过四次婚，其中有三次就属于典型的“革命联姻”。在武汉时期，黄慕兰结识了《民国日报》总编辑、国民党市党部宣传部长宛希俨，在董必武、瞿秋白撮合下结婚。宛希俨后来在赣南牺牲，黄则调往上海任中央书记处秘书和交通员，遇到新任的中央委员贺昌，经周恩来批准，两人正式同居。不久，贺昌调往中央苏区，黄慕兰则留在上海继续从事秘密工作。
此时，黄慕兰遇到了新的感情苦恼，她的工作对象陈志皋展开了对她的疯狂追求。于是，她向组织汇报了此事，并请求去苏区与丈夫会合。党组织否定了她的请求，并让她与陈志皋结合。可陈志皋最后还是离开了她，这段婚姻终以失败告终。
1955年，黄慕兰涉入“潘杨案”，在上海被捕。此后二十多年，她数入秦城监狱，出狱后多次上诉。直到1980年，冤狱才得以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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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信仰牺牲的中共"潜伏者":有奋斗有牺牲有叛变(图) 先锋国家历史

记者曾经问过阎又文的女儿们：如果可能，你们愿意干父亲这一行吗？她们没有正面的回答，只是说，干这一行，就是意味着牺牲——而并非刺激、浪漫与传奇。“我尊重父亲的选择。那是一种信仰的力量”。 而罗青长说阎又文是这一行的“精英”，他指的是，阎又文是很少的既能出色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又能“白皮红心”掩护得极好，从未失过手、从未引起过怀疑的中共高级情报人员。他的情报，都可以影响到中共中央的战略决策。 潜伏者阎又文 他是前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称赞的中共特工精英。解放前，他潜伏在国民党高级将领傅作义身边，为解放战争立下汗马功劳，解放后，他的身份继续保密。他的孩子们，用了三十年的时间，来寻找父亲的真实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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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则成的原型是吴石 750) this.width=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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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0) this.width=750">1993年，已年过50的阎家二女儿阎绥兰才第一次知道父亲阎又文的真实身份，“你父亲是一个中共地下党员”。 阎绥兰当即掉下了眼泪。父亲已经去世31年了，这么多年来，阎家的孩子们一直在苦苦寻找父亲的真实身份。 眼前这位告诉她真相的“王叔叔”，就是当年父亲从事地下工作的接头人王玉。 几天后，阎家6个子女被王玉带到了另一位知晓父亲身份的见证人家里。他是阎又文当年的单线直接领导人、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这位在秘密战线干了大半辈子、早已炼成钢铁性格的长者，禁不住嗓音哽咽：“精英！你们的父亲是真正的精英啊！” 在见证者的讲述中，阎家的六个孩子看到了父亲完整的一生。瞬间，困扰了这个家庭几十年的谜团被一一解开。惊喜、激动、欣慰、委屈……种种难以言传的滋味一齐堵在心头。之后再涌上心头的一句话就是：怎么这么晚啊，知道得太晚了！ 寻找 父亲阎又文的身份之谜，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成了阎家子女的心头之痛。 先是大女儿阎恩兰到了入团的年龄。她所在中学告诉她，“你们家政治历史很复杂”而没有资格加入共青团。 在履历表上，孩子们在出身栏填的都是“革干”（革命干部）——当年参加国民党军队起义的将领的子女们都是这么填的。阎又文是傅作义的秘书，1955年随着傅作义到水利部当农田水利局副局长（后来归并到农业部），并在1958年加入了共产党。 但是，每当阎家的孩子们入团、入党、提干时，组织部门多次派人去调查，却发现阎又文的身份根本搞不清。他的“国民党起义人员”身份，在统战部、政协的相应档案里都查不到，统战部门说他不是“统战对象，是共产党”，但是在中共组织部的档案中，又查不到他解放前做过什么革命工作。而正是这个遗留下来搞不清楚的“ 历史问题”，让阎家六个孩子受尽连累。 考上公安学校的二女儿本来进入公安机关，后来被调离，一直未能归队；1963年考上哈尔滨军工学院的三儿子，毕业后原本可就职国防科工委，却被分配到河北省张家口市下面的一个地区的小工厂，做了一个维修钳工。最小的六女儿16岁当兵，因为表现优秀，一年多以后就当了代理分队长，等着18岁入党提干。却也因父亲“历史不清楚”，无法过政审关。当了8年兵之后，她复员回家，重新从工人干起。 横在孩子们面前的问题是：父亲解放前的历史不清楚，就连父亲的墓碑上的碑文也扑朔迷离，解放后父亲的职务一一列清，但1949年前的工作却只用一句“为革命做过许多工作”带过。 1962年9月25日，阎又文的生命轨迹终止在担任农业部粮油局局长的职务上，时年48岁。临终前他对妻子留下一句话：“有事找组织。” 彼时，阎家最大的孩子24岁，最小的六女儿才8岁。子女们对父亲的记忆停止了，而对历史真相的寻找才刚刚开始。这一找，就是30年。 潜伏 1993 年，如果没有王玉的出现，阎家孩子们对于父亲那段“不清楚的历史及身份”的谜团恐怕仍然会持续下去。解谜是一次偶然。那是在那年的一次公安部老干部的聚会上，王玉见到了当年的另一位地下党员刘光人。担任过公安局副局长的刘光人正好曾是阎家二女儿阎绥兰的上级。当他们谈到共同认识的阎又文及他的子女时，王玉一下子激动起来，“都40多年了，阎又文应该可以解密了！”——这才有了王玉找到阎绥兰诉说真相的那一幕。 幸亏当时王玉还活着。他是阎又文的命运转折的见证人，是能把阎又文的身份能说清的寥寥几人之一。 在47年前，如果没有王玉的出现，阎又文人生或许是另外一番模样。 1946年春节后的一天，阎又文照常在傅作义长官司令部办公室工作，机要室秘书薛起禄带来一个人。这个人对阎又文说要找在绥远工作的弟弟，称弟弟吩咐，可托“阎又文长官”转交信件。阎又文上下打量了眼前的这个人，回答“不记得有这么一回事”便继续低头看报，不再理他。 这个要“找弟弟”的人，便是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派来的王玉。他此行的任务就是找到阎又文。他颇费周折打听到阎就是傅的机要秘书，想方设法乔装成商人拉拢薛起禄，以便接近阎又文。这次接头虽未成功，但总算成功见到阎又文。阎又文现在是傅作义的红人，任国民党第十二战区政治部副主任，上校军衔（后升任少将），并兼任十二战区机关报《奋斗日报》社长。 几天后，王玉又出现在阎又文的家中。 阎的母亲把这个“找弟弟”，提了两盒糕点直接登门拜访的人领进屋。待阎母转身出屋，王玉立刻连问了阎又文三个问题：“你叫阎又文吗？你是山西荣河人吗？你是山西大学毕业的吗？” 阎有些疑惑，然后慎重地点头称是。王玉站起来单刀直入：“阎又文同志，我是从延安来的。党中央派我来找你。”阎又文听完，情绪激动地跨前一步，握住了王玉的手，说道： “我等这一天，等了多年了！” 原来，阎就是“潜伏”在傅作义部队的地下党员。早在1938年国共合作期间，中共特派员潘纪文在傅作义的部队协助政工时，就“瞄”上了这位才华出众、深得傅作义赏识的私人秘书阎又文，并秘密将其发展为地下党员。 然而，一年以后，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傅作义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共产党的政工干部被“礼送出境”。事出紧急，党组织来不及做出妥当安排，阎又文从此便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与组织恢复关系不久，阎又文就被推到了内战烟云的风口浪尖上。 致毛的公开信 1946年，傅作义部与解放军直接发生冲突。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向盟军投降，傅作义是12战区司令，绥远省主席，他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在陕坝下令所属各部，向绥东挺进：1946年9月初攻占卓资山，17日攻占集宁，19日攻占丰镇，矛头直指中共军队在华北地区占领的最大城市张家口…… 傅作义让阎又文写一封致毛泽东的公开信，这个烫手的山芋可把阎又文为难坏了：如果只是一篇文稿，手到即成。可是这个电报，是在骂共产党，骂自己的组织，骂自己的领袖。不写呢，又是自己份内的事，无法拒绝。阎又文找到了王玉，请示怎么做。 王玉和阎又文接上头以后，就与阎建立了绝密的单线联系。另一方面，王玉又以商人的身份拉拢薛起禄，持着国民党第十二战区司令部机要室的证件，往来于归绥和包头。他们联系的地点就在阎又文开的一间布店，这间布店连阎的妻子都不知道。 很快，周恩来指示：“要骂得狠些，要能够激起解放区军民义愤，能够导致傅作义狂妄自大。” 9月20日，傅作义部队机关报《奋斗日报》刊登了《致毛泽东公开电》，第二天，国民党南京《中央日报》全文转载，大字标题： 傅作义电劝毛泽东 希接受教训放下武器 参加政府促进宪政 阎又文把这篇傅作义致毛泽东的“檄文”写得洋洋洒洒，言语犀利，字里行间极尽讥讽、嘲笑、挖苦之能事。文章发表之后，在两方面都产生了如中共中央所期望的影响。毛泽东要求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说“奇文共欣赏”。
潜伏者阎又文 750) this.width=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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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傅作义“共同进退” 然而，所有的这一切，阎又文的夫人丁宴秋一点都不知情。阎又文回到家后是一个话很少的人。丁宴秋平常更多是与邻居们来往，照顾孩子们上学，料理家务。 在 1948年12月底，丁宴秋重病，生命垂危，阎又文已经多天没有回家了。全家乱作一团。不久，阎又文匆忙了一次家，他看望了妻子做了医护安排后，对大女儿说：“傅伯伯那边需要我，家里的担子你要分担一些，帮大人们照顾妈妈。”才11岁的女儿泪眼汪汪地望着父亲远去的背影，不知所措。他们长大后才知道，那些天正是北平和平解放的关键时刻。 12月14日，解放军完成了对北平的合围。国民党军队顿时成了瓮中之鳖。就在十几天前，解放军突然调整战略，东北野战军主力分三路提前入关，包围唐山、塘沽、天津的国民党军，阻断了傅作义的海上退路。随后华北野战军突然出现在张家口以西地区，也断绝了傅作义的西逃之路。 围城期间，傅作义的代表出城与解放军进行着秘密谈判，而另一方面蒋介石的特使也轮番飞到北平，令其南撤。傅作义顾虑重重，摇摆在战与和之间。尤其得知自己也在共产党25日宣布的以蒋介石为首的43名重要战犯名列当中后，他的情绪极不稳定。 后来，阎又文的女儿看到这些史料，理解了父亲：在这种时刻，傅作义随时有可能做出极端的行为，又处在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中，阎又文怎能离得开？ 阎又文与傅作义同吃同住了20多天，期间只回了那一次家。那次，也是看到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来了，觉得一时还出不了什么事，才匆匆跑回家看一眼妻子的。 “ 我现在常常在想，为父亲设身处地地想，在那样一种情况下，他是怎样做出的选择？”对着记者，阎又文的五女儿阎京兰喃喃自语道。“他要选择，谁是敌人，谁是同志，什么场合，该做什么反应，做什么事情。这样的身份，高度风险，也意味着高度的牺牲精神，牺牲的不仅是他个人，也是他的家人，他那时是随时做好回不来的准备的”。 阎又文从直觉中猜出傅冬菊是中共地下党员。有一天，傅冬菊从傅作义处离开时，阎又文发现有特务跟踪。他对傅冬菊说，我搭你的车吧，要去办点事。但是当车开到北京城的一个城门时，阎又文说到了，车就在城门洞里停下来。傅冬菊心里奇怪，到城门里能去找谁呢？阎又文下了车，就迎上了国民党特务的车。他训斥道：傅长官大小姐的车，你们也敢跟踪？ 就在这时，傅冬菊的车已经驶远，而特务们即使想改道追上，在城门洞里也调不了车头。当时傅冬菊就感到了些什么，难道阎又文也是地下党？ 那么傅作义是否也感觉到什么？或者说有没有怀疑过阎又文是共产党？我们无法得知。但阎又文的“地下党”身份，到解放后那么多年却一直都没有解密。 可是，阎的身份不解密却给他本人造成了诸多误解。 误解 新中国成立后，许许多多地下党员的身份纷纷解密、“归队”。但按照组织的安排，阎又文的真实身份没有公开。知道阎的历史的，除当年的单线联系人王玉外，就是中央有关部门的少数高层领导了。 据平津战役纪念馆统计，当时北平地下党有3000人之众，外围人员超过5000人。而且平津战事未开，地下党员已经形成一条巨大的暗河，渗透到傅作义集团的每一个角落，其中就包括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也有一些地下党员不止一次注意过阎又文，但阎又文严守上级定下的纪律，任何其他中共地下党组织发来的信号，他一概当作没看见。他只同王玉进行单线联系，王玉的上级，就是罗青长，罗青长直接向李克农汇报，李克农就直接通到周恩来了。 尽管阎又文与中共的联系是极端秘密的，但是并不是没有人了解阎又文的过去。在上山西大学的时候，阎又文是个左倾的进步青年。到傅作义的部队以后，当时同在傅部队中的一位地下党员，与阎又文是非常好的朋友。在多年没来往后，他后来看到了阎又文为傅作义写的那封公开信，坚信阎已经改变政治立场，从此与阎家再无往来。加之，在这期间，若干地方线的地下党员试图与阎建立秘密联系遭拒，又进一步加深了这些了解阎又文过去的人的误解。 解放之后，阎的身份不公开，无意间却成了早年对他误解的一个佐证——连党都不承认你是党员，看来你就是有问题了。 甚至直到1997年，一部公开播出的讲述北平解放的电视剧中，阎又文仍是反面的角色。 但阎却从不申辩。女儿入团遇到麻烦，他无法解释，不公开的身份，他只能深埋心中。直至1962年去世，他也未透露只字。 当年中共的情报事业的开创者和领导人周恩来曾经要求情工人员“有苦不说，有气不叫；顾全大局，任劳任怨”，阎又文的一生，就是这16个字的真实写照。 在采访中，记者曾经问过阎又文的女儿们：如果可能，你们愿意干父亲这一行吗？她们没有正面的回答，只是说，干这一行，就是意味着牺牲——而并非刺激、浪漫与传奇。“我尊重父亲的选择。那是一种信仰的力量”。 而罗青长说阎又文是这一行的“精英”，他指的是，阎又文是很少的既能出色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又能“白皮红心”掩护得极好，从未失过手、从未引起过怀疑的中共高级情报人员。他的情报，都可以影响到中共中央的战略决策。 克己 在电视剧《潜伏》热播的日子里，阎又文的子女们仍然在一点点收集着父亲的史料。电视里的中共特工，与他们所熟识的父亲，似乎根本不是一路人。在他的身上，你看不出一点他曾经的叱诧风云，只有温和，勤谨，克己。 上小学时的四女儿阎海兰在她的一篇题为“我的爸爸”的作文中写道：爸爸永远是一种特别平静的表情，和若春风。经常晚上睡了一觉醒来，从门缝里看见爸爸进屋的背影，早晨一早睁开眼，又从门缝里看见爸爸出门的背影。我常常在想：爸爸一天是不是要上十几个小时的班啊？ 听着阎又文子女们对父亲的描述，你觉得解放后的阎又文与我们通常在电影电视剧中看到的特工根本是两种人。特别是在解放后。他忙忙碌碌地工作，认真刻苦地学习，严格律己甚至到了刻板的程度。 在水利部工作时，阎的一些朋友经常邀请他晚上去跳舞，但原本生性喜欢文艺的他都婉言谢绝，而是埋头在家苦学。他本不是学农业出身，现在因工作需要常接触苏联专家，40多岁的他用几个月时间苦读俄语，就能流利地与苏联专家交谈。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身为政协委员和局级领导的阎又文持有特供证，可以凭借此证去领到一些粮食。在那个年代，粮食就意味着生命。但阎却从来不允许家人使用。他说：“我管粮食生产，全国粮食都不够吃，咱们家有什么理由吃特供？” 阎又文到农村视察工作时，本来是可以吃到为他做的面条的，但他一定要与农村的灾民们同吃用大锅煮的红薯叶子，他是生生把自己累出饿出重病而死的。 上个世纪50年代时，阎又文上班有专车，但在五女儿的记忆中，专车在前面跑，她只能屁颠屁颠在后头走路上学。后来，因为石油危机，父亲索性把配的车给退了，每天登着自行车上班。他极少直接表现出对子女的温情，在四女儿的记忆中，曾经在睡梦中隐约感觉到父亲走进房间，挨个端详孩子们。 1993年春夏之交，农业部给阎又文六个子女的单位分别发出信函：“阎又文，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傅作义部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工作。在此期间，他运用担任傅秘书的有利条件，为党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关键时刻起到了重大作用，为北平和平解放做出突出贡献。” 多年的努力和寻找，终于等来了这个结果。在明白这一切之后，除了对父亲更多的认知，还有无限的敬意和心疼。但对于他们来说，真相来得太晚了，最小的老六也近不惑之年，人生已无法重新来过。唯一值得欣慰的，便是这个结果终于在母亲的有生之年等到了。这位几十年如一日在阎又文身边，勤俭持家，相敬如宾的妻子，终于完全读懂了自己的丈夫。
为信仰牺牲的“潜伏者”——在台湾秘密潜伏的人 他们是当年肩负使命，在台湾秘密潜伏的人。在当年台湾当局的口径中，他们是“匪谍”、“共谍”，在海峡对岸的记忆中，他们有个响亮的名字──台湾地下党。 750) this.width=750">20世纪中叶，对台湾和大陆来讲都是历史的十字路口。风云变幻、波澜诡谲的历史大背景下，上演了一幕幕爱恨情仇。岁月慢慢流逝，一群为理想奋斗拼搏，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人，几乎隐没在历史的深处。他们是当年肩负使命，在台湾秘密潜伏的人。在当年台湾当局的口径中，他们是“匪谍”、“共谍”，在海峡对岸的记忆中，他们有个响亮的名字──台湾地下党。 源起 在热播一时的电视连续剧《潜伏》中，地下工作者余则成随同国民党前往台湾，继续“潜伏”，他也是“台湾地下党”的一员。台湾地下党并不是一个正式的名称，而是在中共领导下，隐藏潜伏在台湾，从事谍报工作的地下工作者的一个统称。 左翼力量早在台湾光复之前便有萌芽，并产生了台湾的共产党组织。不过，日据时代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影响的台共组织并不隶属于中国共产党，而是日本共产党的分支。 1928 年，在上海参与创立台湾共产党的台湾留俄学生谢阿女不会想到，二十年后，世人记住的是她另一个名字：谢雪红。谢雪红1901年出生于台湾彰化，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在1928年参与创建的台共组织被称为“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1945年台湾光复后，她和她的同志重新开始了曾被日本殖民统治者扼杀的左翼政治活动，并在“二·二八”事件中领导了台中地区的武装斗争，后经香港返回大陆，创立大陆的民主党派之一──台湾民主自治同盟。谢雪红是一类台湾地下党成员的典型。他们与余则成不同，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在组织上同共产国际、日共、中共都有关系。 1945 年8月，台湾籍干部蔡孝干被中共中央派遣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成为台湾地下党的领导人。蔡孝干不仅和谢雪红一道参与过1928年台共的创办，还参加过长征，是在中共党内成长起来的台籍革命者。蔡孝干于1946年7月到达台湾，标志着岛内的台共活动有了相对统一的组织领导。事实上，蔡孝干代表着台湾地下党的另一类组成人员──曾长期在大陆奋斗的台湾人。中共党内的历炼使他们获得信任，台湾籍的出身又是他们展开工作的宝贵财富。不过，正由于他们长期的大陆经验，跟本土成长起来“旧台共”和台湾本地人有一定隔阂。按照台湾的习惯，他们被称作“半山”。 蔡孝干到达台湾后，与陈泽民、洪细樵、张志忠等人一道完善党组织，开展联系潜在台共人士和左翼积极分子等活动，并在1947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就北平发生美军强奸女学生事件发动大规模反美示威。至于秘密搜集传递情报，则主要依靠“余则成”那样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潜伏者。 “虎穴忠魂” 在任何一种对台湾历史的叙述中，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都是绕不过去的一道坎，后来台湾当局称这场席卷全岛的民众反抗运动 “受到共党匪谍的煽动、主导”，其实中共台湾省工委并没有积极参与。然而，谢雪红、张志忠两人却分别成为台中、嘉义两地武装反抗的领袖。“二·二八”事件之后，由于当时的国民党当局丧失民心，在台湾的中共党组织迅速发展，人数激增一倍。 “ 二·二八”事件前，地下党的组织延伸主要集中在高等院校和知识精英当中，在台湾土生土长的吴克泰、刘青石等人便在这个阶段加入，其中还包括一个日后人尽皆知的名字——李登辉。根据李登辉当年的入党介绍人吴克泰回忆：李登辉1946年由东京帝国大学毕业返台后，便向吴克泰流露出信奉共产主义的思想。后来，在吴克泰的介绍下，李登辉表示愿意加入共产党，并向张志忠递交了自传，蔡孝干不久就批准李登辉入党，并由吴克泰与其进行单线联系。 与组织发展相比，真正的谍报工作更惊心动魄。据刘青石回忆，当时他在蔡孝干的领导下，负责台湾地下党与中共华东局的联系。一次，他乘渔船返回大陆，在港口接受检查时，用药水写在点心盒包装纸上的文件在日光下隐约显形。他情急之下主动打开包装纸给检查人员看，涉险过关。为了保证安全，他精心选择了一条台湾和上海之间走私菠萝罐头的路线传递档案和指示，并向蔡孝干建议，一旦情况危急，就用这条走私线路离开台湾。 出生于北京的汪声和是类似余则成那样的潜伏者，他在上海打入国民党政府民航局，担任无线电报务员。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他奉命潜入台湾。他先到香港与同为地下工作者的妻子裴俊会合，借着国民党政府民航局撤退到台湾的机会，到达台湾。随后，他在台北市厦门街设立秘密电台，发回大量有价值的情报。 “ 余则成”是一个艺术形象，如果要在现实中找一个最贴切的原型，许多人会想到吴石。这位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的军事专家在抗战中屡立战功，同时也在官场沉浮和派系倾轧中逐渐对国民党当局失望。到抗战末期，吴石升任重庆军政部部长办公室中将主任，曾帮助地下党人吴仲禧谋求国民党内职位。1947年到1948年间，中共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吴石在吴仲禧介绍下，正式开始为党工作，接受地下党员何遂的领导。此后吴石历任“国防部”中将部员、福建“绥靖公署副主任”，借这些职务之便，将大量机密情报、档案等送交党组织。 1949年7月，已被调任“国防部”参谋次长的吴石在香港见到吴仲禧，后者表示他可以不去台湾，转赴解放区。吴石当即表态：自己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有机会，个人的风险算不了什么。为了避嫌，他还携夫人和一对小儿女一同赴台，留下大儿子和大女儿在大陆。 吴石到台后，代号为“密使一号”。从他所处的职位，可想而知他所能接触和掌握到何等机密的情报。此时，中共华东局决定派遣长期在沪、港之间从事情报工作的女谍报员朱谌之与吴石联系。朱谌之于1949年11月27日由香港抵达台北，她先与蔡孝干取得联系，随即与吴石在其寓所中会面。通过朱谌之，吴石将包括台湾、金门等地的军事地图、军队部署、机场及飞机状况等情报经香港转交中共华东局。毛泽东叮嘱有关人员“一定要给他们记上一功”，并挥毫赋诗：“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有奋斗有牺牲有叛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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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0) this.width=750">牺牲 有奋斗就会有牺牲。而在斗争的过程里，有多少英勇不屈，就有多少变节叛卖。这其实是台湾地下党血色浪漫般的命运的写照。而由于台湾的历史结局与全国其他地区迥异，让他们的牺牲更显悲壮。变节者中最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党组织的最高负责人蔡孝干。 1949年，撤离到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为了保住最后一块立足之地，采用了更加残酷、严密的抓捕和镇压行动。这种做法实际上延续多年，造成台湾历史上的白色恐怖时期，许多无辜的人被殃及，真正的中共地下组织更受到严重摧残。 1949 年12月，台湾当局建立“国防部总政治部”，由蒋经国出任主任，对军队和保安机构实施特务控制。在这个机构的策划下，国民党军警对中共地下党组织展开有效破坏。从1950年1月起，军警相继逮捕杀害多名地下党员。1950年2月，汪声和设在台北厦门街的电台被保密局人员发现，汪声和同妻子裴俊等四人被捕，不久后殉难。 1月29日，蔡孝干被捕。这位经过长征考验的领导者一周后就叛变了，并供出了有关台湾地下党的所有名单资料，400多名地下党员由此被捕。惨烈的一幕由此开始，变节招供的活命，立场坚定的不屈者马上押赴刑场执行枪点击查看QQ秀决。鲜血染红了台北近郊马场町刑场的弹丸之地。 1950 年2月2 日，朱谌之的身份暴露，此时前往香港、上海的海上和空中航线都被封锁。吴石本人虽已处于极度危险之中，仍冒死为朱谌之签发特别通行证，送她飞往舟山。不久，由于叛徒的出卖，吴石也暴露了。由于他在国民党内特殊的身份和职位，此案令蒋介石极为震惊，他亲自下令逮捕吴石，朱谌之也由舟山被押回台湾。这便是举世震惊的吴石案。1950年6月10日，吴石、朱谌之等四人英勇就义。 这一年，被杀害的中共地下党员和左翼人士数以千计。 终局 2000年8月25日，《1950仲夏的马场町——战争、人权、和平的省思》特展在台北“二·二八纪念馆”揭幕。这是台湾地区第一次打破禁忌，客观展示了当年国民党政权在台北马场町刑场杀害共产党员与左翼人士的情形。 变节者苟活一时，但人生的故事并未结束。蔡孝干后来出任台湾当局安全部门少将副参议副主任，从此开始了低调的著述生活，著作有《台湾人的长征纪录》等。他于1982年在台北病逝。 也有历经九死一生返回大陆的人，从此经历另一种人生。谢雪红、吴克泰等早在“二·二八”事件后便返回大陆，见证了新中国诞生、成长，也经历了数十年的沧桑沉浮。台湾党组织在1950年被破坏后，刘青石历经艰辛，直到1956年才经香港返回大陆。此后，他在北京清河农场劳动了22年，直到文革后才获得平反。 还有一些人幸未蒙难，也未返回大陆，便在台湾定居。近年来，随着两岸时局的变化，台湾岛内不时有人站出来声称是当年潜伏下来的地下党员。有的确实是地下党外围活动者或同情者，有的则是冒充。 台湾地下党组织的历程也许是整个中共党史上最复杂、最难解的部分之一，直到今天，众多资料还矛盾重重，一些人口中的英雄和烈士，在另一处却被指为叛徒。后人唯一能做的，是在精神深处珍视那些真正为理想、信仰不畏艰难、流血牺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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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全面史料，讲述最真实的抗日女间谍郑苹如(组图) 档案春秋

她说：“作为中国人，你们竟会干出如此恶劣的勾当?”还要求“不要打我的脸，我不希望脸上有枪伤”。随后按照对女犯执行的规定，让她坐在一个早已挖好的四方土坑前，按林秀澄十分肯定的说法是：“一直老老实实地坐着”，旋即向她作了宣判，并从后脑处开了枪。
本文摘自：《档案春秋》2008年第4期
第一西比利亚门前的枪声
1939年12月21日下午6时20分许，也是夜幕正降，华灯初上的时分，坐落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1135—1137号的第一西比利亚皮货店门前，响起了连连的枪声。
喧闹而有序的静安寺路陷入了一片混乱。枪声响起的前一刻，一个从皮货店里冲出来的中年男子，正直奔对面安登公寓弄口的一辆1936年型的别克(黑)牌轿车而去，机灵的司机见主人奔来，立即发动起车，几乎与枪声响起同一瞬间，那人钻进了车门，轿车便急急地向东驶去，身后飞来的子弹撞击在防弹玻璃和车身上发出“卜卜卜”声……

第二天，各报都以大同小异的文字，报道了这起真相不明的枪击案。惟有汪伪集团的《中华日报》，刊以“静安寺路匪徒枪击黑牌汽车”的标题，使人意会定是抗日志士的锄奸行动。直到第十天，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大公报》等才以转刊“香港电讯”方式，明明白白地登载了“丁逆默邨在沪被刺”的消息，并说丁已受伤，“生死不明”。
挨枪击的确实是丁默邨，不过除了防弹玻璃和车身上留下的弹痕，丁本人则是毫发元损，虚惊一场。
丁默邨，何许人也?汪伪集团头号特务头子也。他是当时沪上令人闻名变色的杀人魔窟特工总部的主任，又是汪伪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社会部长和特务委员会副主任。
丁，初名聚川，后改默邨，湖南常德人，1903年生。湖南省立二师附小毕业后，于1921年下半年在上海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当过常德地区团组织的书记。次年1月又来上海，加入了国民党，投在陈果夫、陈立夫兄弟门下。1926年任职中央组织部调统科。1927年任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秘书。次年起任汉口特别市政府处长。1932年任调统科上海区直属情报组组长和《社会新闻》主编，1934年任军委会调统局本部秘书兼第三处少将处长，与分任一、二处处长的徐恩曾、戴笠同为三大特工头目。但丁氏命运多舛，先是1933年春，调统科上海区区长马绍武被中共特科狙杀，他以嫌疑而被捕，后总算由其密友、上海社会局局长吴醒亚力保得释；1938年春夏际，他负责招待刚投靠国民党的中共叛徒张国焘，又被戴笠在蒋介石那儿密告了一状，说他贪污招待费。结果，同年8月特务机构改组，分建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和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时，由徐、戴两人分任副局长，主持局务，而他只拣了一个军委会参议的闲差，不久，虽被任命为汉口市政府秘书长，又因汉口沦陷而有名无实。一气之下，便以肺病复发为由，跑到昆明养病去了。这一自忖不得志的心态，正是他日后丧失民族大节的根因。
也就在这时候，先已投日的昔日部下李士群为组建特务机构派员前来游说。结果，两人一拍即合，丁便转道香港到了上海。在日本驻华使馆书记官清水董三的导引下，1939年2月，丁、李两人来到了臭名昭著的虹口重光堂，面谒日本特务头子、对华特别委员会主脑人物土肥原贤二，提交了一份“以组织对组织，以特工对特工”的《上海特工计划》。这一计划，获得了时任日本陆军部军务课课长影佐祯昭的大力举荐，很快为日军参谋本部批准，并规定其直接向参谋本部负责．还指派了土肥原的助手晴气庆胤具体联络指导。5月，汪精卫由河内经香港抵沪后，丁氏在影佐、晴气安排下，又在名义上归入了汪的门下。专以汪工作为目标的梅机关成立后，影佐任主脑长官，即从参谋本部划归梅机关领导，晴气担任总联络代表，塚本诚和中岛为常驻联络员。
从那年3月份起，丁默邨他们每月从日军参谋本部领取30万日元的经费，还装备了500支手枪、5万发子弹和500公斤炸药。其据点也从原来的大西路(今延安西路)67号先迁诸安浜路10号，最后迁入由晴气亲自选定的极司非尔路76号(今万航渡路435号)，遂有了“七十六号”这个俗称。凭着大把的钞票和原来的关系网，76号很快聚起了一帮原中、军两统特务、帮会分子与各种社会渣滓，到11月份，已拥有1个警卫总队，4个行动大队，1支租界突击队，督察、专员、化验、审讯和电务、总务、情报、机要以及对付军统、中统等各方面的4室8处，此外，还有以丁默邨的别名称之聚川学院的警官训练班与女特务训练班、警犬训练班等等，由此组成了一个庞大的特务机器。
极司非尔路76号，本是国民政府高级将领陈调元的住宅。其宅位于越界筑路区，上海沦陷时被侵华日军没收。这是一块长约百米、宽约90米的近似正方形的地基，经丁、李自行设计，将第二道门改建为具有碉堡功能的牌楼式铁门，除陈氏大洋房用为丁、李等人的办公室与卧室外，将原花棚改造成拘押人犯的牢房监所。将另一幢两进三开间石库门楼宇，改建为大礼堂，1939年8、9月间就在这儿召开了汪伪国民党六大。此外，在这片近9000平方米的高墙圈内，还大兴土木，建造了一批西式平房，用作警卫总队的营房、审讯室、武器库、印刷所、车库，还有日本联络官卧室与会客室等等。同时，还将旁侧的一条叫作华村的里弄和极司非尔路对面的一批住宅霸占，用为总部人员的家属住所。可就是这样一座伥鬼群集的魔窟，对外却称“昌始中学”，那些穿着草绿色制服的特务，凭着一张淡蓝色的证件进进出出。
“七十六号”的正式名称是汪伪“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不过，汪精卫曾对另一名大陈公博说过：“你今天还以为特工是我们自己的吗?”确实，“七十六号”听命的并不是这个集团的首脑汪精卫或担任着特务委员会主任的周佛海，而是梅机关。具体地说是听命于梅机关所派的总联络官晴气，还有侵华日军驻沪宪兵司令部特高课课长林秀澄，他们才是七十六号的真正太上皇。中岛和涩谷，就是分别代表梅机关和特高课的常驻代表。就在“七十六号”的大门对面还设有梅机关的一个分机关，实际监视着“七十六号”的行动。“七十六号”每个月都要以“丁默邨工作报告”的名义向梅机关报告工作情况，根据笔者手头掌握的档案材料，在一份关于1939年12月份的工作报告中，内容不仅包括特工总部、特工总部化学室和上海党务、青年、大学、新闻界、劳动、商人、农民、铁路、社会团体、帮会、中国海员总工会、中华民族复兴大同盟等方面分报告，还附有该月上海重要新闻调查。除梅机关和上海宪兵司令部外，这份绝密级的报告还规定分送日军参谋本部、陆军省、华中派遣军司令部，驻上海的第13军(即登部队)司令部、上海警备司令部、藤机关、华中宪兵司令部、南京宪兵本部、苏州宪兵队和杭州宪兵队，而唯独越过了汪精卫和周佛海。所以，说丁默邨是侵华日军的鹰犬，那是绝不过分的。

中统下达密裁令
当时，侵华日军虽然占领了上海的华界，却还无法染指租界。华界沦陷之初，上海民众抗日情绪继续高涨，一些爱国人士在有“孤岛”之称的租界里，或以报刊为阵地，报道抗战消息、揭露日军暴行、鞭挞投降活动，或以文艺的形式，大演爱国戏，《明末遗恨》、《文天祥》、《巾帼英雄花木兰》、《木兰从军》等话剧、戏剧和电影纷纷演映，激励着人们的抗日精神。两统潜伏人员。按“杀一儆百”方针，制裁“下水”的，周凤歧、顾馨一、尚德明，周柳五等，相继饮弹毙命。对投降暗流也起了震慑作用。面对租界中的抗日活动，侵华日军当局一时束手无策。开始也曾利用闸北青帮头目常玉清之辈，组织了安清同盟会、黄道会，制造了一些恐怖事件，然而收效甚微，反而激起如抗议诱杀司机事件的全市出租汽车司机大示威之类的大规模反抗。所以，当丁默邨他们捧出《上海特工计划》时，影佐、晴气之流大加赞赏，认为找到了解决的妙法。
于是，“七十六号”组建之始，就针对新闻、教育、司法各界，制造了一系列的恐怖事件，特别是两统在沪组织更被破坏殆尽。丁、李及“七十六号”骨干大多出身两统，深谙其人事及活动规律，软硬兼施之下，两统元气大伤，人员或被捕被杀，或反水投降。特别是中统上海区，1939年9月，副区长兼行动组长苏成德反水，除区长徐兆麟、会计蔡均千及情报组外勤嵇希宗等少数几人得隙脱逃外，全部被抓。1939年12月份，“七十六号”内共关押116人，除案由不明的27人外，其余89人中，以暗杀、暴动、内奸、谋反、情报及三青团、中央情报员、CC为案由者62人。该月，“七十六号”“判决”杀害9人，仅1名为强奸抢劫犯，8人分别为军统周希良、余延智、徐阿梅、詹森、王祥生，中统朱承我，三青团赵子柏、赵炳生。虽然其中法商电车电灯公司工人领袖徐阿梅，实是中共党员，但“七十六号”当时以两统为主要对手，则是十分显然的。
故而，早在1939年夏秋之际，两统就相继下达了对丁、李的制裁令，之后又多次催促。1939年12月，重建中统上海区后，即加紧了实施步骤。第一西比利亚门前的枪声就是中统对丁的制裁行动，可惜没有成功。
“原来是郑苹如干的”
躲过了制裁者的子弹，丁默邨的座车直驶虹口，去赴一个高级的宴会。尽管历经多年的宦海浮沉与特工生涯，丁默邨早已是一个城府极深的人了，梅机关的犬养健在回忆中就说他“爱低着头，少言寡语”，“一直没看到过他的笑脸”，但坐在车中的那段时间里，他努力压制和调节着自己的心情，可是阴沉铁青的脸色还是告诉了别人，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
其实，在这之前，宴会的参加者中早已有人因他的迟迟未到而有了反应。宴会预定于7点钟开始，在将近7点钟时，周佛海就让人打电话去询问，电话是打到潘三省家去的，据说那天丁是在潘家吃的午饭。潘家回答说丁在6点钟前就离开了，算算早该到了。
就在周佛海纳闷不解之时，特高课长林秀澄已接到电话报告，说丁默邨在静安寺路遭到了枪击，还说当时丁与郑苹如在一起。林放下电话，马上向上级汇报说，这事有可能是郑苹如干的，丁恐怕也明白。
林秀澄为什么立刻就有这样的判断?这个郑苹如又是谁?
郑苹如是丁默邨当时的女友。说是当时的，那是丁先前与一个专演《大劈棺》、《纺棉花》之类色情戏的女伶鬼混着，在沧州饭店开着专门的房间，林对此是一清二楚的。丁与郑往来也已有几个月了。这天，丁拉了郑到潘三省家吃午饭，饭后又一直玩到将近6点钟，丁说去虹口参加一个宴会，郑苹如嚷着也要去，丁说“这个宴会你去不得”，郑便说要去南京路，于是，两人就一起上了车。车过静安寺，郑向丁提出：“圣诞节到了，该送我一样礼物了”，丁问她要什么，郑说想买件皮大衣。过了西摩路(今陕西北路)，那是上海高档皮草行最集中的路段，自西向东排列着西人、盖特那、佳克、西伯利亚、第一西比利亚、西比利亚等十多家皮草行。那时的交通规则规定车是靠左行驶的，轿车在安登别墅弄口停了下来，两人下了车，挽着臂进了第一西比利亚店门。这是一家两开间的皮货店，本是一位名叫弗柳斯的俄籍犹太人于1930年开设的，这家商行享有“上海第一皮草行”之誉，进出的都是当时上海中外人士中最富贵的一族。
丁让郑挑一件“最满意”的，自己则掏出了香烟，点上了火，在店里逛了起来。突然，透着橱窗玻璃，他看到两个胁下夹着纸包的人，也就是刚才穿马路时见到的那两个人，不住地向店内张望。丁警觉起来，搞特工的人警觉性都极高，丁更是一个疑心病极重的人，他住在铁桶般箍着的“七十六号”里，还总疑心会有人在夜间来暗杀，所以从不睡卧室。往往在浴缸上，放一张棕绷作为临时床铺。本来，他以为这事是上车后郑苹如临时提出的，不过是敲竹杠而已，又是顺路停下来，应该不会有危险，那才答应的。按照特工规律，在不是预定的地点，停留不超过半小时，一般不会有危险。但出现了新情况。他立即走到柜台边，拿出一叠钞票一丢，说了声“你挑吧，衣服做好了送到潘三省家去，我有事先走了。”转身就从另一扇门冲了出去。枪手没有想到丁会那么快出来，一时不及，待到开枪，丁已钻进车里了。对于迟开枪一节，汪曼云则另有一说，他讲中统找了一个帮会的神枪手，此人一见丁默邨便犹疑了，原来丁也是帮会中人，他认识的，于是错过了最佳射击时机。汪还说此人回去，同他的上级还吵了一通，怪上级没对他讲清杀谁。不过，此说得不到其他佐证，因为那天现场指挥是陈彬，这是有档案可凭的。还有一说丁有多辆车同行，枪手盯着丁平时的座车，但他却在另一辆车上，故未打中，此说与报纸所刊不一，明显不可信。但不管怎样，反正丁默邨这天是逃过了一劫。
然而，林秀澄凭什么说丁默邨一定明白“原来是郑苹如干的”呢?郑苹如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
上海滩出名的美女
1931年初的一天，吕班路(今重庆南路)万宜坊67号搬入了一家新的住户，一对中年夫妇，带了三个女儿两个儿子。这家人，走进走出，和气得很，特别是第二个女儿，十六七岁的样子，非常漂亮，又十分机灵。
这里的住家，大都独幢独户，除了同学关系的小孩，相互间绝少走动。但不久，有些好事者，从守弄堂的司阍、买菜的娘姨，还有包车夫和卧车司机等人的口中，知道了这户人家姓郑，从太平桥菜市街(刽顷昌路)搬来，先生留学过日本，在高等法院做事，太太是日本人，那个漂亮的二小姐正在大同大学附中读书。不久，大小姐出嫁了，在生了女儿不几天就不幸死了。仿佛，这位先生似乎去外地做了一阵子官，后来又回来了。回来不久，大约是1934年春节刚过，他家又搬进了88号，为的是可以有一个汽车间。还是从司阍、司机的嘴里，知道了郑先生已荣升高等法院特区分院的首席检察官了，那官可不小，本来上海特区法院的待遇就居司法系统之 首，首席检察官又与院长平级，月薪就有800元大洋呢。后来又听说两个儿子去日本念书了，那个二小姐也进了法政学院。
郑二小姐就是郑苹如，一个生性活泼，爱好广泛，又整天笑眯眯的美貌女孩。根据她的妹妹郑天如(今名静芝)、堂弟郑昭的介绍和所见史料，她对体育、文艺、摄影、社会活动都有兴趣。喜欢游泳，自行车车技很好，能倒踩而行，还向大弟学过柔道；会弹钢琴，能唱京剧，喜欢演话剧。1931年3月12日《图画时报》上，就刊登了一帧她扮演话剧《父归》中女主角珍娘的角色照，那时，她是大同附中话剧团的成员。她特别喜欢拍照，至今留下了数以百计的照片，1934年5月3日《申报图画特刊》上，也刊有她为女友蔡洁丽摄影的照片。此外，还能吃点辣，这可是郑家女性中的唯一。作为如此活跃的一个学生，自然获得了各种不同的称呼，有人谓之“校花”，有人称是“学生领袖”，总之，是一名学生中的“活动分子”吧！1937年7月出版的第130期《良友》画报，用她的巨幅照片作封面也许就是这个原因。不过，那时只标作“郑女士”，可见当时编辑对她并不太知情，今天当然更无法确切地知道《良友》因何作此安排，又是怎么得到那帧照片的。当时的编辑马国亮先生在2002年出版的回忆录中曾说：“我们刊登这封面时并不知情”，“直到好几年以后，我们才知道她是一个轰轰烈烈、献身抗日的爱国烈士。她的全名是郑苹如。”“这在全面抗战军兴以后，才略有所闻。已故中国著名学者郑振铎先生和郑苹如的父亲是素识，曾亲口谈过此事。在以后的年月中，《良友》也没有机会表扬这位壮烈殉难的中华女儿。事隔五十年的今天，我认为仍应该把她的英勇行为，告诉我们过去的读者，并表示我们对她的敬意。”对着那些照片中颇为华贵的衣服，郑苹如的妹妹说：“其实，她平时衣着是很朴素的，她不喜欢大红大绿，除了桔红色，学生时代常穿的也就是白衬衫和黑裙子，在社会上活动则多穿旗袍。照片上那些很华贵的衣服大多是充当伴娘时穿的，也是那时候照的。”
郑苹如自幼爱国正直，颇有侠气。“九一八”事变之后，她与姐姐真如、大弟海澄用零花钱，买了许多纸张，印成抗日传单，跑到浦东市镇上去散发，还作演讲。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她与一些同学抬来了好些缝纫机，在家中缝制衣服，支援抗日。抗战前夕，曾有一位平时相识的俞太太，请她静忙营救被捕房抓去的先生，说是共产党案。那位俞先生，郑苹如也认识，她马上交代俞太太，通过接见时告诉他“坚决不要承认身份”，然后，又借了父亲的名头去找了捕房律师。俞先生终以“年幼无知，偶有偏激”，表示了“悔过”，就被保释了。出来后，两人去“西北”前，特地来向郑苹如道谢，也告诉她自己确实是共产党。
庭训有度
郑苹如这样的性格与素养，是家庭教育的结果。要说郑家的家庭氛围，只消看父亲郑钺的习性便知一二了。这位一家之长，喜穿中式长袍，爱喝加点牛奶和糖的印度红茶。所以，整个家风“既开明又传统”。
郑钺，谱名柏荫，字英伯，浙江兰溪人。1876年生。郑氏是当地的大族，明亡以降，这一郑氏家族颇有反清意识，至清末都无一人赴考科举。郑钺留学日本时，加入同盟会，与于右任等结交；县衙得到消息，常来查询他是否返家，意欲抓捕，为了打点衙役，家中花了不少银子；后郑钺在日本结婚，妻子木村花子是日本人，生了第一个儿子，又以民族英雄郑成功封号“海澄”作名。郑钺笃信佛教，让妻子拜佛念经，木村说“中文佛经看不懂”，他便说只要常念一句“阿弥陀佛”即可；大女之名“真如”就是佛经语词，出自《成唯识论》；坐落于恺自迩路(今金陵西路)、淡水路口的关帝庙住持云烟法师、功德林老板邵某等都是他三四十年代的挚友。他还深受继母兰溪诸葛氏家族文化的影响，嗜好诸葛起课，也相信爻卦的结果。但在根本上，郑钺是一个爱国、正直的高级司法人员，看不惯邪道，除于右任外，政界的朋友只有邵力子、王陆一等少数几个。
郑钺以自己的信念治家，家人也以此为训。孤岛时期，汪伪集团为扩大投降言论的宣传，办了《中华日报》，免费送报上门，一日，一送报者上门，在郑家帮佣了十多年的周妈拒绝收受，以至从争执、推搡而扭打起来，引出了左邻右舍，最后一起将那送报人轰走了。邻居中有一对李姓兄弟，一为上海犹太富商哈同的账房，一开珠宝店，似为珠宝弄假，引发了麻烦，开珠宝店的投江自杀了。有一天，李家的一个女孩邀请郑苹如去她家欣赏电吉他，郑苹如很想去，但父亲冷冷地说了三个字“不许去”，不管女儿怎么央求，就是不许，听任女儿哭着上楼。在郑钺的眼中没有正当职业或为人不正的人，是不应结交的。所以，对子女来往的朋友，他都要将此人家庭“审”个清楚，这大约也是一种职业习惯吧!不过，对于共产党的看法，这位秉执司法者似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后来对共产党嫌疑的革命青年多有周旋，以至50年代初时有受过他恩惠的干部来找他道谢。正因为他正直得近乎古板，所以在国民政府成立之始，于右任与居正专门议论过他的任用问题，两人都相知有年，于右任更是刎颈之交和老上司，都深知其为人，他俩一致认为郑钺认理好争，只宜当司法官而不能当政务官，他不具备政务官需要的灵活与权变，一句话，他不懂得滑头。这是郑昭听他的父亲，也就是郑钺的弟弟、在中央党部当总务科长的郑杰讲的。正是这样的家教熏陶出了郑苹如那种认定目标便百折不回的韧劲。当然，也因为郑钺留过洋、开过眼界，自然也懂得在德、智、体、美诸方面培养与发展孩子。几个孩子都似郑苹如一样爱国、正直而有教养，并且多才多艺。大姐真如拉得一手绝好的小提琴，写得一手绝好的魏碑，她还是上海女子摩托车驾照的第一个领有者。大弟海澄，精日本柔道，乐于助人，好打抱不平。二弟南阳的名字是因敬仰诸葛亮而起的，他下得一手好围棋，十三四岁时曾同寓沪北洋元老段祺瑞对奕。小妹天如爱好艺术，是大画家、大雕塑家张充仁的人室弟子。
情报奇才
林秀澄没有说错，这事确实是郑苹如他们干的。她是一名卓越的抗日情报人员。
说起郑苹如加入特工队伍，纯属偶然，相中她的人名叫陈宝骅。
陈宝骅，又名肖赐，是控制国民党组织部和中统局的两陈(陈果夫、陈立夫)之堂弟。1937年9月，陈宝骅正任军委会调统局一处驻沪专员，后来就是中统局驻沪专员，公开身份是新生命书局经理。驻沪专员虽不参与上海区具体工作，只代表处局本部，与党政军警及租界捕房各方联络与协调，但举凡上海区的重要会议和重大活动，都有知情权和汇报之责。
1937年9、10月间，在一次友人聚会上，陈宝骅见到了光彩照人、洋溢着青春活力的郑苹如，立刻认出就是前 不久《良友》封面上的美女。接谈后，发现是郑钺的女儿，大为惊异。八、九年前他就见过郑苹如，那时郑钺正任法官惩戒委员会机要科长，他则是组织部的科员，机关与居所大都在南京的大石桥、成贤街、三条石、鸡鹅巷与会宾里一带，相互都认识，当时苹如还只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闲聊之间，知道她是上海法政学院的学生，也很快摸清了郑的思想倾向与性格特征。望着这个怀着强烈爱国激情的大学生，端详着她那天生的丽质，想着她既有高官身份的父亲，又有日本血统的母亲这种特殊家庭背景和精通日语的条件，陈宝骅立即产生一个大胆的设想。于是，便向郑发出了“加入团体”的邀请，说是为了“更好地抗日，更好地报效国家”。郑苹如就这样成为了中统的一员。
直到很久以后，郑苹如才向父亲坦白了自己的身份，老父虽然也曾有过疑惑和察觉，可在这时才真正知道女儿在干什么；也就在那时，女儿再一次获得了父亲的“为了国家，什么都可以牺牲”的教勉。
郑苹如果然不负所望，很快融入了侵华日军驻沪各机关的中上层交际圈中，以半个日本人的身份和流畅的日语，八面玲珑地周旋在那些军官和文职人员中间，她结交了上至首相近卫文磨之弟近卫忠麿、谈判代表早水亲重，与“宋子良”作过香港谈判的今井武夫，陆军特务部的花野吉平、三木亮孝、冈崎嘉平太，驻沪日军报道部的花野慊仓，海军谍报机关长小野寺信等等，从花野的回忆录《历史的证言》中还隐约显现，郑苹如通过花野，与时任南满铁路株式会社上海事务所负责人之一、日共党员中西功也很熟识。
依靠这些关系，郑自由地出入诸多日军的机关与部门，成为了小野寺机关的翻译和日军报道部的播音员，获取了大量的高端机密。晴气在他的回忆录中就写到过华中派遣军司令部二课和第三军司令部里的两名年轻的参谋军官，只因为郑向他们提供了一些经过了过滤的重庆消息和上海近郊游击队情报，便在欣喜若狂之际，向郑泄露了日军最高机密，晴气虽用英文字母隐去了他们的姓名，却以嘲弄的口吻说这两个年轻而单纯的家伙，“做梦也没想到”郑会是重庆的间谍。但郑曾以假的、过时的或无关紧要的情报，套取日军高端机密事，竟有人信她是“双重间谍”，这实在是一种无知。郑获得的诸多情报中，最重要的当是从早水那儿获得的汪精卫叛国的信息，那还在1938年8月早水告诉郑汪将有“异动”，12月初再次告知汪将于“近日”异动，郑获悉后，都以急电向重庆报告，成为迄今所知预报汪精卫叛国的第一人。可惜，两次报告都没有引起重庆高层的重视，他们大概不相信一个小小的特工能获得如此重大的情报。直到汪精卫经昆明出逃河内，并发出艳电之后，才对郑特别重视起来，以至中统内部有郑是局座们的“掌上明珠”之说。抗战后期，郑天如到重庆，就受到徐恩曾的热情款待，让她与自己的女儿住在一起……
联络日本反战人士
郑苹如开展了大量的联合日本反战人士的工作，以求从日本国内军内发动斗争，达到制止日本侵华战争的目的。上世纪60年代中期，台湾中央调查局的一份材料中有郑“深为日反战派之赏识”，其“对敌工作，虽以刺探敌情为主要任务，然方式上则以中日共存、中日直接谈和为饵，故其接近敌方人物，均为高级官佐及日方具有左倾思想者，实便于应用耳”一节，这是中统高层的指令，还是郑主动为之，目前还不清楚，但她这样做了，却是事实。
在侵华战争问题上，日本国内军内存在着目的与策略各有不同的反战派。上海是国际大都会，存在着号称中立的租界，具有广泛接触、联络国际与中国各种政治势力的条件，因此，日本国内各反战派代表人物也都云集上海。在郑结交的日本友人圈中，花野和早水就持有反战观点。花野是日本北海道江别町(今江别市)人，1912年生。扎幌商业学校、横滨高等工业学校(今横滨国立大学)毕业。1935年人“满洲国”大同学院，后任职“满洲国”民政部地方和社会科。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他愤而辞职，先后在上海、广东、澳门、东北等地，暗中联络同志，积极宣传和组织反战活动。1939年5月、1945年3月两次被捕，战后才得出狱。他于1937年10月到达上海，不久就与郑苹如一家人相识并结下了很深的友谊，并与郑苹如一起活动在日军官佐中，进行反战活动。这位花野，就是丁默邨在受审时，多次提到过的“被敌方拘押严办”的“郑之密友”、“日人花水”。
花野是一个坚定的反战人士。在上海，他任职陆军特务部。该部主持人为原田少将，下设经济、总务两部，由楠木和盐泽两名大佐分掌，总务部内设有“思想第一班”，主任管野谦吉中佐，班长三木亮孝，补佐花野与早水，后来毕生致力中日民间贸易与交往的冈崎嘉平太那时在经济部。花野与冈崎、早水、三木等彼此交换反战观点，广泛联络其它部门和部队中的志同道合者，并与国内反战团体左翼转向派、新国民同盟会以及日共党员尾崎秀实、中西功等建立了联系，也与幼时的友伴、时任近卫内阁秘书官岸道三互通信息。早水本是近卫文麿的亲戚，后来成了近卫委托的在沪代表，使他们能与外务省、内务省中的反战人士建立联系，还能充分而及时了解国内高层的动向。在花野、早水、中西功等多方面的推动下，以驻沪日军机关内中层官佐中的反战派为主体，组织了一个名为“思想经济研究会”的团体，以具体研究新政治体制为该会任务，每两个月召开一次会议。这个研究会的一批成员，在日军内部宣传反战观点，甚至在一次参谋本部军务课召开的会议上，公开提出“从中国撤兵”，“及时肃清谋略军人和战争扩大派”、“反对扶植汪精卫”等主张，明确要求改变对华政策，建立日本新的政治体制。当时，日本内阁首相近卫文曆出于某种需要，一度在对华问题上作出貌似温和的诱降姿态，曾多方寻找与重庆接触的渠道，先是派近卫忠麿到沪，并委早水为与重庆接触的代表，后又让自己的女婿兼秘书细川护直、儿子近卫文隆和海军特务部的小野寺信等赴香港，寻找与蒋接触的机会。笔者的一位日本友人研究发现，当时上海最大的日侨医院——福民医院(今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分院)院长顿宫宽也曾受委，欲通过其好友上海私立南洋医院院长顾南群，寻找这种接触的可能。正是这样的背景，使花野他们曾一度拥有活动间隙，也认为似有这种成功的希望。也就在这样的背景下，郑苹如与花野、早水、三木等人相遇了，我们现在无从确切知道花野是怎样认识郑家的，但据花野回忆，他是郑钺在卧病家中期间所接待的仅有的两个日本人之一，另一个是肥后武官。花野多次拜会郑钺，向他了解与请教诸如《新生》周刊案等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些历史事件，他以坦诚的反战立场博得郑家对他极友好的接待，所以花野在步入老年后所编的《书简》文集中，曾由衷地写道：“我被郑先生夫妇视为家人一样对待，并从他们那里得到了在中国社会中非常有用的教诲。”正是这一终身不渝的友谊与情感，令花野愤怒地谴责影佐对郑钺的诽谤，令花野一直深深悼念着为反对日本进行这场罪恶战争而牺牲的郑苹如，并在郑牺牲后尽力保护郑家。
郑苹如与花野他们由相遇相识而相知，在密切的过从中，积极推动日军内部的这场反战运动。他们之间互通情报。早在1937年底，郑就将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出面斡旋中日谈判一事告诉花野。当然，这只是日军在进攻上海、南京的同时，策划的一次对国民政府的重大诱降活动，而国民政府在军事重压下则视此为谋求摆脱危局的一条途径，至少可以以谈判争取点时间。此事当时是在绝密情况下进行的，由陶德曼出面沟通双方谈判的条件。花野闻知后，认为这或许是推动停战撤兵的机会，便立刻去东京找岸道三、细川等人了解内幕与细节，只因当时处于主导地位的参谋本部、特别是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等力主军事进攻，待花野他们稍有了解时，近卫内阁已发出了“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的声明，即所谓第一次近卫声明，陶德曼的斡旋宣告失败，花野他们也只能惋惜地作罢。虽然，花野他们的想法只是美好的愿望，根本不可能改变军部为主流的日本军国主义方针，但对这种愿望和努力还是应当肯定。当郑苹如及时获悉了汪精卫出逃的预谋和日军谋划建立汪伪政权工作的情报后，在急告重庆的同时，也将此信息在日本反战人士中散布，以推动日军反战派和对此有不同主张的人士开展反扶植傀儡政权的活动。消息传开后，给梅机关的对汪工作，增添了许多阻力。如小野寺并非反战人士，他与参谋本部主流派之间只是策略分歧，但该消息在他主持的海军特务机关中，也引起了巨大的反应，为此进行了很多针对性活动，企图力阻汪政府的建立。 随着郑与日本反战人士关系日益密切，他们具有组织上联合的倾向，至少举行过一次会议。花野在《历史的证言》中写道：一天，在法租界的一家中餐馆里，他、三木、早水三人与包括郑苹如和一位“中央情报局训练军犬的官佐”在内的8位中国人举行了会议，在这次热闹的酒宴中，花野他们表明了反战立场，着重发表了三点意见： 一、我们深感日军机关所属的日本军阀之堕落与日本的帝国主义色彩。我们这些虽身在日军机关的人，却很敬佩在座诸位，你们活跃在中华民族斗争的最前线，你们是民族的斗士。我们不是想把你们当作，更不是想靠你们来维持现行体制，或是靠你们来获取情报。我们的同志也遍布军部与民间，作为日本革命的战士，我们有为实践这秘策不怕死的觉悟。请你们明白我们的想法，并信任我们。 二、两国的民族政治革命是要靠两国实践者的力量，在日本由我们的同志行动，而在中国应由诸君的力量来实践。我们也赞同中国民族统一的思想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所以，两民族有必要团结起来形成同志般的共同行动。 三、当前的现实是寻找能够尽快停止这场残酷战争的办法，我们将挺身讨伐日本军阀的日本革命，希望在这方面得到你们的协助。 关于这次会议，笔者从档案中找到了两份可资印证的材料。两份材料都形成于五六十年代，一份是郑南阳(郑苹如之弟)自写材料，要点为：1938年的一天，在伟达饭店(原霞飞路993号，九十年代拆)，早水、花野和另一名日本人，中国方面有上海新闻学校陈则高、郑苹如、郑南阳等人参加一次聚会，内容是“如何可以避免战争，寻求和平”。另一份是郑南阳那时的一位名叫何基华的朋友写的，他曾是早水的翻译，说约在1938年冬，郑南阳对他讲曾去伟达饭店为日本人当翻译事，并说“有件大事要发生了”，据此可证确有此事。 花野、犬养健、晴气、林秀澄等人，都谈到过郑苹如曾安排过一个被称为“戴笠”的国民政府特工代表与小野寺接触过，两人在南京路的一家饭店里谈判，当然那只是个假“戴笠”。再据2005年11月19日和2006年4月1日郑静芝电告，她曾跟了姐姐与哥哥去过贝当路(今衡山路)的一家饭店，那天是早水与陈宝骅会谈，“我只感到早水的学问很好，屈原什么的都知道。”看来，在联络日本反战派并与之沟通接触诸方面，郑苹如是做了大量的工作，当然，其中的详情至今并不清晰。 值得注意的是在郑苹如与以花野为代表的日本反战派的活动中，隐约显现了他们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和合作。前述所说的伟达饭店的那次聚会，实际上是新四军为答谢花野、三木帮助援救了被捕人员而举行的宴会。花野回忆道：中国通讯社的一位熟人带了新四军的代表，来到他们设在新亚饭店内的陆军特务部机关，要他帮助营救被蚌埠日本宪兵队逮捕的两个人。三木便与蚌埠特务部机关长樱庭进行了联络与交涉，说那两人是本机关的，并由该机关涉川联系的一位叫二村的人奔走经办，两人终获释放。花野说：“这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但失败的事也有。”可见花野他们与新四军之间有着多次的联系与合作。 这样的答谢宴上，出现了郑苹如、郑南阳，岂不发人深省?中国方面的85个人中，除郑氏姐弟外，目前只知“上海新闻学校陈则高”和“中央情报局训练军犬的官佐”两人，其他人的情况尚不得知。故丁默邨在受审时，反复辩称郑案“非常复杂”，郑苹如与共产党有联系等等，恐非空穴来风。当然，这些情况还很不清晰，看来欲全面理清郑苹如的情报活动，将有待中日两国及海峡两岸档案的进一步披露。 花野在1939年就明确主张日本应立即停止这场“愚蠢的杀戮”，应“从中国全面撤兵”、放弃台湾、朝鲜和‘满洲一’，实行“有条件投降”，并要“狠狠打击战争责任者”。他的反战观点是健康的、进步的，表达了日本人民的愿望，郑苹如与他们联络推动，无疑也是进步的和正确的。然而，迄今有关郑苹如的文章中，都没有涉及郑在这方面的功绩，笔者认为这是郑最光辉的一章，千万不要只被刺丁的枪声夺去了注意。为此，对郑苹如应当有新的认识和更高的评价。郑苹如被捕杀，某种意义上正是日本军内上自东条英机下至影佐、林秀澄、晴气这批谋略军人和战争扩大派，为了镇压日益高涨的日本国内和军内的反战运动的需要，正如花野所说，影佐“很惧怕他的对手蓝衣社及中共的特派员”，自然就更惧怕日本反战人士与“蓝衣社及中共”联系。于是，便制造了一系列镇压行动。 郑苹如这些活动史料的发现，也将为抗日战争史研究开辟一个新的视角。
让日本首相的儿子“与蒋介石谈谈” 1939年，侵华日军攻陷太原、武汉与广州，但有限兵力与偌长战线之间的矛盾日益显露，中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近卫内阁的诱降因无重大收效，使那些谋略军人和战争扩大派愈加不满。在他们的积极活动下，1月4日，近卫内阁倒台，取而代之的是平沼内阁。然而，近卫文麿作为一股政治势力的代表，在日本的国策之争中仍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还不时地发出声音和发挥着作用。面对强硬的平沼内阁，重庆国民政府自然看好和怀恋曾经向他们挥动过橄榄枝的近卫文麿。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了郑苹如鼓动近卫文隆偷赴重庆，想“与蒋介石谈谈”的事。
这件事极富传奇色彩，甚至令人目瞪口呆。经过大体如下：
近卫文隆是近卫文麿的长子，1915年4月生。近卫文麿有心栽培他成为一名政治家，近卫文隆中学毕业后，便被送到美国普林斯敦大学读书。这时的文隆已是一名体态高大匀称，酷爱体育运动，性格爽朗，为人大方，极易接近的帅哥，一手精湛的高尔夫球技，令他跻身全美大学生一流选手之列。虽然学习成绩不突出，但交际广泛，是学生社团核心人物。为此，也带来了花费过大的问题。普林斯敦与哈巴特、埃尔本是美国学费最昂贵的大学，但近卫仍然感到不安，便向老朋友、美国驻日大使馆参赞尤金·多曼打探情况，竟发现文隆的花销，是多曼儿子在哈巴特的五六倍，于是，文隆被召回了日本。为了培养他成为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先让他当了一阵自己的秘书，随即派到了上海，在东亚同文书院当一名学生主事，并协助其叔近卫忠麿，继续寻求与重庆接触的可能。
文隆是那年2月23日来到上海的，半个月后的3月10日，他与郑苹如相识了。按照日本传记小说作家西木正明据一些文献与采访资料写成的小说，那天的相识很戏剧性。
大约在上午11时稍过，文隆与一个犯有过错的学生谈完话，刚回到办公室，他的助手近藤向他报告，说有一位未经约会的女客来访，反正当时没什么事，他便答应会见。按西木正明所写，当郑走进文隆办公室时，“像微风中飘舞的一杆花枝”，文隆顿时“惊呆了”，郑穿着一袭橙色的旗袍，双叉略高于膝头，无论颜色与款式都十分得体。小小的鹅蛋脸，宽宽的额头，两道弓形的眉毛，眼角略微上翘，双眼皮，大眼睛，淡茶色的眼珠，一汪秋水。长长的头发，于脑后扎成一束，自然地泻在双肩上。一双白色高跟鞋，使她那5.3尺(日制1尺等于30公分)的身材略显高挑。苗条的身体好像芭蕾舞演员没有一点赘肉，右侧一个浅浅的小酒窝，使充满青春气息的脸上春风浩荡。她以一口流利的日语向文隆抱歉，她说：“尽管母亲一再教育过我，未经约会的拜访是十分失礼的，但您的朋友张伟珠告诉我，您很随和，没关系的。于是，我还是来了。”可是，文隆并没有听清她在讲些什么，在悦耳动听的声音中，眼前只有洁白的皓齿和粉红色的舌头在翕动。他破例没有叫近藤而是自己起身为她倒茶，却在不自禁的慌慌张张中碰翻了杯子。
郑所说的张伟珠，是文隆随父亲来上海时，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西劳士酒吧认识的一名侍女，文隆这次来沪后曾去找过她。据郑后来告诉文隆，张是上海一位家具巨商的女儿，战争爆发后，家人们去了内地，她则在舅舅开
设的西劳士内独立谋生。那天，文隆大体知道了苹如是中日混血儿，很想去日本留学，找他是为了了解和学习日本的贵族文化。文隆邀请她共进午餐，苹如以下午要上班而婉辞了，但答应下班后再见。
那天晚上他们约在外滩沙逊大楼内的凯撒酒吧见面，尽管下着雨，文隆还是坐了黄包车，于6时55分提前到达等候，而苹如也按上流社会的礼节于7时过5分钟进了酒吧。晚上的苹如又是另一副打扮，换了一件十分亮丽的旗袍，化了浓妆，头发也梳了起来，引得满座注目。那天，他们在一起吃了晚饭，喝了酒，文隆邀请她一起跳舞，苹如仍以次日要上班而推拒了。大约到10点钟，文隆将苹如送了回去，那是一处很小的民宅，在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附近。
小说中的这些细节描写，西木正明既非目击者，所见文献也绝不会如此生动逼真，其中不乏想像和臆测，但却深刻描写出文隆对苹如的一见钟情。
那天，文隆回到同文书院，开始魂不守舍了，却又无法与郑苹如取得联系。一天下来，虽然谈得很多，但仍知之甚少，只知道她在一家日本公司当翻译，问如何联系她，郑苹如则说：“我来联系你。”
度日如年地过去了两天，第三天下午3时许，苹如来电了，约他6时仍在凯撒酒吧见面。那天晚上，吃完了饭，他们漫步在外滩江边。从此，百乐门、仙乐斯等舞厅，凯司令、西劳士、D.D.S，等咖吧酒吧，帕拉马温夜总会，大光明、国泰、兰心等影院戏院，华懋、礼查等饭店，还有新新、先施、永安等，当时上海最时尚的场所，都留下了这对俊男靓女的身影。
这段日子里，这场战争自然也是谈话的经常主题，文隆毫无顾忌地述说了他对这场战争的厌恶，苹如也有意地引导他更深刻地认识这场战争的恶果，如4月2日，在苹如的带引下，他们去了南市，参观了法籍神父饶家驹创办的难民营，看到了难民们贫病交加的凄惨，听到了伤残者缺医少药的呻吟。双方都认为应该立即停战，应当谈判，也谈了对汪精卫的看法，苹如说“扶持汪精卫没有实际意义，只会招致中国人民的反感，应该与蒋介石沟通”。文隆表示了同感。苹如半真半假地怂恿文隆去重庆，与“蒋介石谈谈”，回去再向父亲报告。文隆说很愿意这样做，本来就负有寻找接触渠道的使命。4月8日，苹如将文隆带到了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上的一位名叫高恩博的人的家中，说他是一位轮船公司的老板。那位高老板表示可以帮助安排他去重庆。20日那天，文隆按照前一天的电话通知，去了英国领事馆，一位接待他的人说，已通知重庆方面，将安排他秘密赴重庆见蒋一面。
与此同时，两人的关系似乎也愈来愈亲密了。5月7日星期天，在东亚同文书院运动会上，以“女友”的名义，文隆正式将苹如带到了同事面前，还发了一封信给妹夫细川，明白地写下要“娶苹如为妻”的心思。
14日，又是一个星期天，两人先在大光明看了场美国影片《人猿泰山》，又逛了新新公司，文隆为苹如买了一串珍珠项链，随即来到了苹如的“住所”。这是文隆第一次去她的“家”，那是位于拉都路(今襄阳南路)、霞飞路(今淮海中路)附近的一幢三层小楼，苹如的住所只是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就在那儿，苹如向文隆表明了自己是“为尽快停止这场战争在工作”，接着告诉文隆：已接上峰的指示，立即送他去重庆，路上大约要一个星期，让他带些衣服。听到这个消息，文隆很高兴。随即又不高兴了，原来只是他一个人去，苹如因“另有工作”无法同去。“会有人来接应的”，苹如安慰地说。
突然，有人送来了通知，日本宪兵队便衣马上就到，苹如不得不立即离去。第二天，文隆被带到了日本领事馆。不久，被遣返回了日本。之后，影佐指使和堀场两名下属，一再向军部告文隆的状，检举他这种有损帝国的行为，给近卫家族形成了巨大的压力。文隆终于被征发到中国东北去了，并成了苏军俘虏，在西伯利亚关押了十多年。1954年鸠山一郎组阁后，在苏日邦交正常化谈判中，谈妥了将他放回，文隆却在临行前夕，突然病亡。
文隆返回日本后，依旧难于忘情，以需整理所遗物品名义回过一次上海。一到上海，他便去找张伟珠，打听苹如的下落。张告诉他“一年半载也不会碰到她的”。失望之余，他留下了印有东京地址的名片，央张交给苹如，希望苹如能去日本找他，即使是在战后。怀着永远的思念与痛楚，文隆才真正地离开了上海。
那么，郑苹如到哪去了呢?14日那天，她离开了拉都路小屋，很快闪人了高恩博的住宅，据日本宪兵队密探的报告“一直未见出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就似从人间蒸发了一样，上海的社交圈中看不到她的身影。
郑苹如鼓动近卫文隆潜往重庆事，由于居于主导地位的谋略军人与战争扩大派的破坏而未果。但在后来各类回忆中，大多抽去了两人于制止战争上的共识，变成了“绑架人质”而广为流布。惟有文隆的嗣孙近卫忠大所著《太平洋战争中的近卫家族》和西木正明依据史实撰写的近卫文隆传记体小说两书，较为如实地反映了这一事件的实质，也比较翔实地反映了郑苹如谍报工作的战略价值。
受命刺丁
至夏秋之交，消失了足有三四个月的郑苹如又悄悄地出现了，这次出现的场合竟是“七十六号”主任丁默邨的办公室。一项新任务又开始了，那就是密裁丁默邨。 如前所述，为打击“七十六号”的嚣张气焰，并报地下组织的屡被破坏之仇，两统曾多次发出制裁丁、李的密令。中统上海区经过研究，决定派郑接近丁，创造机会，果断制裁。 缘何让郑作刺丁诱饵?这有两点原因，一是丁默邨好色，二是郑不仅是出类拔萃的美女，且与丁可以扯上一点关系。丁的好色在敌伪圈中是著名的，据与丁颇熟的金雄白所说，丁虽瘦弱得似已弱不禁风，患着第三期的严重肺病，却仍仰仗春药不断地与漂亮女子鬼混。丁曾当过民光中学校长，郑恰在该校读过书。但据郑静芝说“姐姐并不认识丁默邨”。笔者从档案中发现：1933年9月，郑插班民光中学高三，读了一个学期便休学了，1935年9月才复读；次年2月春季班毕业，又插班进了上海法政学院法律系二年级。丁是1934年1月任民光校董和主席校董，但同年12月前已离开民光，主席校董由吴醒亚接任。两人确有可能“不认识”。附带说一声，从档案上看丁默邨没有当过民光的校长，从1932年民光创办到1936年郑苹如离校，明光的校长先后为廖兆骏和汤增敘。尽管如此，名义上总可以拉一下师生关系吧!就这两点原因，中统将钓丁上钩的任务交给了郑苹如。 那么，如何使郑自然地去接近丁默邨呢?恰好熊剑东正关在日伪的监狱里。熊是1939年3月7日被捕的，身份是军委会别动军淞沪特遣分队队长，兼忠义救国军太(仓)、昆(山)、松(江)、青(浦)、常(熟)、嘉(定)六县游击司令，是军统的一员大将。中统上海区 让熊妻唐逸君去找郑苹如，说郑与丁默邨有师生之谊，熊剑东是新昌人，与兰溪可算浙江大同乡，不妨找郑帮忙，或能通过丁救熊。熊妻一求，郑就答应一试。至于郑第一次如何去找丁的，说法就多了，晴气的说法是“电车巧遇”；丁在法庭上称是 “日本人介绍”给李士群，由李介绍见到了丁；中调局档案说得更具体，是通过沪西宪兵分队长藤野弯丈作“桥梁”，“谋与”丁、李诸人接近。总之，郑苹如是成功地进入了“七十六号”，成功地结识了丁默邨。 丁郑相见之后，丁确实为之倾倒，两人过从顿时密切起来，按晴气的说法，郑似乎已当上了丁的“秘书”，这当然是无据之说，但出入同车，约会频频，那全是事实。据特高课的监视记录，两人约会至少有50次之数。取得了丁的信任，中统开始了行动。按照副区长张瑞京的决定，拟在12月10日，趁丁送郑回家，在郑家后门处狙击。不知那天丁确实有事，抑或警觉性高，不管郑如何邀他“上楼坐坐”，就是不肯迈出车来。一计不成，这才有了第一西比利亚门前的行动。 黄雀步后 7点钟过了，丁默邨踏进了宴会厅。关于这次宴会是有不同说法的，林秀澄说是汪精卫欢迎石渡庄太郎任经济顾问的宴会，汪曼云、马啸天说是梅机关影佐慰问“七十六号”大头目的辞旧迎新宴。地点也有两说，林云说在六三花园，汪、马说在月迺家。不过，这无关大局，那天丁默邨是去虹口参加一个高级别的宴会，那是无疑的。 向主宴和在座者点头致歉后，丁走向自己的座位，他的座位在周佛海的下首，坐下后便向周低声地说了许久，周侧着头听着，现出了吃惊的表情，在周另一侧的影佐也关注地听着，吃惊着。丁讲完后，又站起了身，走到宴会厅外的电话机旁，拨打了好几个电话，都只是几句简短的问话和吩咐。林秀澄也出来了，“受惊了吧?”林主动发了问。丁看出林似知道些什么，便约略地将经过告诉了他。“这家伙如果没有被捕，就会一次次地将我们哄骗。”这位特高课长恨恨地说。 “这家伙”，显然是指郑苹如。原来，特高课早就在监视她了。还有日本驻沪领事馆警察局，也对郑进行了监控。按林的说法，1938年年中就知道她是重庆的间谍了。 他们对郑的监控，起因恐怕还是她与近卫忠麿这些显贵及花野这些反战人士的交往。作为首相弟弟，宪兵队和领事馆警察局自然有保护责任；花野他们的反战活动，也自然是宪兵队梅机关取缔的对象，1939年5月执行逮捕花野和三木的就是梅机关的塚本。因此，郑早就不断落在众多日特机关的视野之中了。之后，郑又与近卫文隆在一起，连他们自己都发现身后总有穿着便服的日本人跟着，对文隆而言这似属“必要的保护”，不足为奇，对苹如说来则完全明白被监视了。一次，在某舞厅跳舞，苹如突然发现座位上的提包不见了，待她舞罢回座，提包又好好地在那里了，打开一看，没缺少什么，但知道已被仔细检查过了，也就是说被日特机关盯上了。 为此，鼓动文隆赴重庆失败后，郑马上躲了起来，蛰伏在法租界的家中好几个月，后来，并没有受到通缉，她与她的上级又乐观了，认为没有破绽可被抓住嘛，便又复出了。然而，她与她的上级都忘记了，文隆事件失败之日，正是花野他们被捕之时，联贯思索一下，点点轨迹足以勾勒她的真实画像。何况文隆在领事馆里受到了数天的质询，交代了与她交往的每一天的情况。反之，领事馆警察局也告诉了文隆，郑领他去的那座小楼，是她与一个叫李寒烈的人一起租用的。总之，如果说林秀澄所称1938年就知道苹如的间谍身份是一种夸张，那么，到1939年5月日特机关对郑确是一清二楚的。郑苹如被捕后，日本宪兵队打过电话给她母亲，说：“我们早就知道郑小姐是重庆间谍，只因为她身上有大和民族的血统，这才一直没有抓她。”因为是“半个日本人”而不抓那是假的，花野、三木及后来的早水、尾崎、中西功，都是百分之百的日本人，还不是照抓吗?甚至迫害致死。暂时不抓显然另有目的。 所以，郑苹如长期处于被监控之下，只是她与她的上级漠然不觉而已。她与丁默邨的交往，林秀澄他们也同样一清二楚，就像他们约会的次数，林那儿就有着精确的记录。所以，枪击事件发生后，丁还没有到达宴会处，林却已经得到报告了。 如果说林秀澄是在事发后最快得到报告的，那么还有一个人在事发前就已了如指掌了，此人就是李士群。李是怎么会知道的呢?源头仍在唐逸君身上。原来郑为营救被“七十六号”抓获的军统特务熊剑东向丁说情后，丁也确向周佛海提议过，说熊是个军事人才，不如为我所用。因汪伪集团多无行文人而少统兵大将，故周佛海同意采用软化的办法，以引为己用，于是，熊便一直关押不决。转眼已到12月份了，唐逸君急了，认为八九个月过去了，金条也用去了一大包，为何不见放人?素闻两统不和，为何中统会热心帮忙?越想越怀疑被人耍了。于是，她又托人与李士群搭上了关系，并将中统让她找郑通过丁救熊的主意告诉了李，还按李的吩咐设下了诱捕张瑞京的圈套。12月12日，张瑞京如约来到了十三层楼(今锦江饭店北楼)内的一家酒家，一到便被逮捕。李、张本有旧交，张被捕后，和盘托出所知，包括郑的身份和刺丁计划。李一听大喜，决定玩一场“螳螂捕蝉，黄雀其后”的游戏。须知眼下的李士群已非昔日之吴下阿蒙了。那时，自知筹码不足，才拉丁入伙，还让出头把交椅。于今羽翼已丰，正待凌云展翅，恨不得立马将挡道障碍踢开。当时，汪精卫他们正酝酿成立伪政府，丁将出任警政部长，李妒火更盛。张提供的情况，无疑是天赐良机，中统成功，既帮他清除障碍，又可获破案之功；中统失败，则可借此攻讦，迫丁退出“七十六号”，独揽大权，警政部长之职也可能入其囊中。思谋至此，李士群一边封锁消息，将张解南京另押；一边布置亲信，控制第一西比利亚周围。 唐逸君出卖了张瑞京和郑苹如，想想不妥，又来告诉郑，说“七十六号”已知道她的身份了，让她自己“当心”；接着张瑞京被捕，郑苹如他们着实紧张了一阵。几天下来，不见异样，便认为机密未泄漏，又怕日久生变，于20日决定行动。21日，正好丁约郑去潘家吃饭，郑以事先商定的暗语通知嵇希宗，陈彬他们随即前往伏击。就这样，出现了第一西比利亚皮货店枪击丁默邨的一幕。
密捕内幕 刺丁行动失败了，郑、嵇他们按预案到法国公园碰头后，立即分散避匿。郑躲到了虹口，那是“七十六号”的手伸不到的一个死角。当天晚上，她从虹口给沪西日本宪兵分队长藤野打了一个电话。 郑在电话中试探地问：“我做的事情是好事，还是坏事?”藤野因不知是什么事，便模棱两可地说了几句。挂断电话后，藤野就向林秀澄报告，林告诉了他丁被刺事，并对藤野说：现在郑如 想求日本方面庇护，“只有找你了”。林指示藤野，如果再来电，对郑要“不即不离，不要断绝关系”。这个藤野是比林晚一届的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被林认为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后来就是他接任特高课长。他会讲法语，与郑很谈得来，有时也一起看看电影，算得上是相处不错的朋友。可是，从未真正受过特工训练的郑苹如，哪具备职业特工的对被侦查的洞察力与反侦查的手段，她根本没想到这个藤野正是林安排专门接近她、掌握她动向的人，并且对她的行动一清二楚。 果然，不出林之所料，郑不仅又打电话给他，还在几天后突然闯到藤野控制的沪西宪兵分队的一个联络点去了。那天，林秀澄接到报告，马上发出逮捕指令，但又说由日方还是由“七十六号”执行，还需协调一下。至此，郑苹如已实际上被沪西宪兵分队逮捕了。这一被捕细节是林在1974年3月30日接受口述史采访时讲述的，与以往流传的各种说法颇有差异，但可信度较高。 郑苹如怎么会突然只身闯到藤野那儿去的呢?原来，在第二天或是第三天，按照嵇希宗的安排，她打了一个电话给丁默邨，以观察丁的反应。丁接电后先怒气冲冲地说：“你算计我，赶快来自首，否则我杀你全家。”郑马上哭了起来，说自己都已吓出病来了，“你还要冤枉我”。一听郑哭了，丁也立即改变了口气，对郑安抚了一番，还约了再见的日期与地点。对于这个电话，郑苹如他们进行了反复研究，曾让郑逃走，但郑不愿意，因为“赶快来自首，否则我杀你全家”这句话在耳边反复地响着。自己一走了之，老父老母和家人将遭连累，刺丁的任务又没有完成，于国于家都无法交代。再认为买皮大衣完全是临时提出的，谅也抓不到破绽。 台湾中调局与郑静芝都说郑是去自首的。“12月25日那天，吃了饭，姐带了一把白朗宁手枪出了门，我还以为是圣诞大餐呢!”郑静芝如此地说。但中调局档案又记载：“丁逆出言如郑烈士不自首，决格杀全家为胁，烈士自思如此情况，乃抱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决心，决亲往沪西伪特工总部，再谋觅取机会。”显然是拼命去的。 联贯考察上述史料，结合郑苹如爱国爱家、执著负责的个性，不难看出，自首之说是她对家人的安慰与告别，拼死一搏是她的决心与打算，到藤野那儿去是想利用他谋觅见丁杀了之机会。但是，以旋风般的爱国热情从事谍报工作，却又缺乏特工经验的郑苹如，哪知对手的诡谲呢!12月25日的上门，恰恰是自投罗网。 林交代了藤野将郑苹如拘押起来后，便放下了话筒，驱车来到了“七十六号”。先找了李士群，李说：“我无法答复，这件事你还是问一下老丁吧!”找到丁后，丁马上表态：“我们来抓。”再进行了一番商议，林就决定将郑交给“七十六号”“处置”了。 “于是，我就到藤野少佐处来押解郑苹如，并在当日引渡给‘七十六号’。”“就把她关在一幢大宅院里”，林秀澄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道。 至于“七十六号”派谁去藤野处押解郑苹如的呢，从李士群在逮捕问题上不肯表态看，应当是丁默邨所派。据1946年12月27日“七十六号”特务张振华揭发函中所写：是由林之江，“出动汽车四辆，特务人员二十余人”，将郑“绑回”。据此，诸如什么美琪门口被捕说；藤野陪同进入“七十六号”，涩谷支走藤野，李士群命吴四宝逮捕说；本人进入“七十六号”自首说等等，显然都不可信。其实，晴气也说过是日本宪兵队逮捕郑之后，再交给“七十六号”的。 被捕地点实际是在藤野的沪西宪兵分队地下联络点，“绑回”的地点或是林秀澄所说的“大宅院”。前者可能就是张振华所说的“沪西舞厅”，后者或就是郑南阳在法庭上所述的“潘三省宅”，即开纳路(今武定路)10号。 被捕日期也有颇多说法，犬养健云14日行刺，24日被捕；林秀澄道24日行刺，过年后某日被捕等等，都误。事实当为1946年11月16日郑母致法庭函所认定的1939年12月26日、郑南阳在法庭上所述12月26日下午4时。如郑静芝的12月25日离家之说也不妄的话，则郑被藤野逮捕，到由“七十六号”绑回之间隔了一夜，或许这就是林所说的“引渡时间差”。 坚不吐实 郑苹如被捕后，较长时间关押在忆定盘路(今江苏路)37号，所以，在1939年12月份的总部监押的囚犯名单中没有郑的名字。负责看管的是林之江，负责审讯的是佘爱珍和沈耕梅等。 据金雄白说，郑在审讯中“承认了为重庆工作，而且是奉军统之命行事”。但此说并无佐证。根据汪曼云、马啸天等所写的材料，都说她只承认情杀，因丁默邨变情别移，这才买凶出气，要让他知道“天底下女人不尽是可欺的”。对郑极尽咒骂之语的晴气也没有提到过郑供认了什么。梅机关要员犬养健在其回忆录中更明确地说：“在被丁审讯时，苹如始终隐瞒真情”。嵇希宗、陈彬、李寒烈等人也都安然无事，看来郑确属坚不吐实。金雄白之说显然不实，其实，他得之的是传闻，又事隔多年，在他写的文字中，连郑的出生年份、所属特工系统都搞错了，更不要说是从林之江嘴中吐出的那些不实之词了。那末，郑苹如是怎样应对审讯的呢?又哭又闹，呼冤叫屈，再就是大骂丁默邨。丁也去审过她一次，不仅同样一无所得，郑反而哭闹得更凶了。 对郑既无好办法，遂作出“感化”的假象，以待最后发落。所以，郑被捕后，表面上没有用刑，生活上也颇优待，让她给家里打过电话，接电话的是南阳，苹如说：“在‘七十六号’里很好，请父母兄弟等不必挂念。银行领款的图章请弟妥为保存，我的皮服请即拿来可穿。”还写过几封信，最后一封信写于1940年1月16日，这些信后来都成为了审丁的罪证，于今都保存在有关卷宗内。不过，据林秀澄说其中有两封信是他们伪造的，大约是他们写了之后，逼郑抄的。某天夜里，一个妇女来到郑家，说是同狱难友，家住新闸路聚庆里(478弄)20号，丈夫叫潘世荣，因丈夫案牵连被押，她带来了一张纸条。这是从报纸上撕下的一张纸角，上写：“爸爸：我很好，请放心!苹。”这张纸条与《良友》画报封面上那张大照片，一起夹在一个大镜框里，可惜在“文化大革命”抄家时被毁掉了。据此推断，郑后期关押地点似乎变了，不像是忆定盘路37号了，而是在“七十六号”内；张振华也说过，郑在忆定盘路只关了一个月。 大约在关押的初期，一天，来了几个女人，有负责审讯的佘、沈等人，还有周佛海的老婆杨淑慧、丁默邨的老婆赵慧敏等，据说是杨淑慧要看看“让老丁神魂颠倒的女人究竟是怎么个样子”，这几个女人一进来，其中一个就歇斯底里大发作，大骂郑是“妖精”，此人就是赵慧敏，真是“敌人加女人，敌意加醋意”。其他几个在旁煽风点火，议论纷纷，之后，只要她们聚在赵的面前，就会撩拨煽动。金雄白说过，一次在周佛海家吃午饭，这批女人就称：“此豸不杀，无异让她们的丈夫更敢在外放胆胡为。”在苹如之死上的有些说法，也许即缘于此。
从容就义

1940年2月15日后的一天，郑家的电话突然响起来了，传来了嵇希宗的声音。自从郑苹如被捕以后，嵇、陈他们都销声匿迹了，昔日同志一个电没有来过，连电话也没有。每说到这一点，郑苹如的妹妹郑静芝至今有气。 这次总算来电了，听到是嵇希宗的声音，多么希望是关于营救郑苹如成功的消息，可传来的却是噩耗，“苹如已于前几天殉难了，这是15日潘世荣出狱时带出来的消息。”说完，电话挂断了。 尽管，郑的父母早已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但总希望有关方面会全力营救，早水也受郑母之托，多次去找林秀澄。尽管近卫已下了台，对这位近卫的亲戚和代表，林不得不表面敷衍，但内心嫌烦得很。不久，早水也因反战而被捕，释放后又去找林，询问郑的情况，林就挖苦地说：“如果现在对郑苹如事情再说三道四，你又要被关进去了。”如今，一切努力都白费了。 郑苹如殉难后，家人一直得不到其被难的细节情况，连具体日子、地点、有何遗言、遗体何在，都不清楚。即使在时隔近60年后的今天，依旧扑朔迷离。 最早披露郑苹如殉难经过的是1946年12月27日张振华致《大同报》的检举函，当年国民政府审判档案记载：因郑女士不肯妥协，丁默邨命令林之江执行郑女士之死刑。刑场在徐家汇过火车站(今凯旋路2115号，即凯旋路、中山西路口附近)之荒野地方。执刑时，行刑者不忍下手，由林之江亲自射击，二中头部，一中胸部。当时郑穿金红色之羊毛内衣，外披马皮大衣，佩有金项链、鸡心挂件等，首饰与大衣均为林之江劫去，林以300元塞众人之口。 据特高课长林秀澄1974年3月30日口述，执刑时，由他监刑。那天，以去看电影为名，骗郑苹如上了车。郑当时很高兴，穿了一双金色的靴子，刻意打扮了一下，还洒了点香水。旁坐林之江和一名日本宪兵。经过繁华地方后，车又驶向了郊外，当车驶近刑场时，先已到达的林秀澄听到了她的哭声，显然她已意识到是怎么回事。林秀澄听到她叫着“林先生、林先生”，那是在叫林之江。到刑场后，两个人将她架下车，她讲了一些话，事后才知道她是在抗议，她说：“作为中国人，你们竟会干出如此恶劣的勾当?”还要求“不要打我的脸，我不希望脸上有枪伤”。随后按照对女犯执行的规定，让她坐在一个早已挖好的四方土坑前，按林秀澄十分肯定的说法是：“一直老老实实地坐着”，旋即向她作了宣判，并从后脑处开了枪。林还说，“对于郑的死讯，我封锁了一段时间，郑的母亲托人找到我时，我还故意说，郑在汪机关中工作了，去广州执行任务，但在那儿生了病，短期内回不来。” 然而，到了金雄白的笔下，那个杀人劫财的林之江却变成了心慈手软的同情者了，虽拒绝了郑的再次“色诱”，却“手颤心悸，下不了毒手”，只得“背过脸”，“急忙走远了几丈”。这哪像沾有两百多条人命的刽子手和杀人狂啊?金并不在场，当然又是林之江讲的，金的“秉笔直书”又产生了极恶劣的影响。 还有一个不在场的晴气，也曾绘声绘色地写了郑如何怕死，“不问是谁抱着就求救，声嘶力竭地哭叫饶了我这一次吧!”“死死抓住车门不放”。因“无法把她带到预定的地点，于是在没有宣判的情况下就地枪决了她。”比照一下啃气与林秀澄的口述，谁的可信，白痴也能分辨。晴气所述错处极多，如刑场移植到了他所熟悉的“七十六号”通常选择的苏州河北岸的一个小树林中，这是因为他于12月27日和29日在那儿监刑，那天杀了朱承我、余延智、徐阿梅等人；执刑人也变了，变成了12月27日和29日的执刑的吴世宝及其手下了。 犬养健也不是目击者，回忆中虽也有郑苹如“请求饶命”的文字，但对郑的临刑，他说：“当来到一座凄凉的红土山包上时，苹如发现距路边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新挖完的深坑。苹如对一切都死心断念了。她虽然还在抽噎着，但还是顺从地从车上走下来。”当最后问她“还有什么要说的吗?”苹如用上海话简短地回答说：“呒没个(没有 了)”。哪有什么“死死抓住车门不放”，“在没有宣判的情况下就地枪决”等情。根据犬养健所述，车是顺着“大西路(今延安西路)，一直朝西走去”，“开进了多是红土的丘陵地带，”也可证明刑场是在徐家汇西南乱坟地上。至于个中细节，各人陈述中矛盾之处极多，如有说看电影去，有说买东西去，有说换个地方，甚至解南京去等等。根据犬养健所说，在执刑前后还各摄过一帧照片。 关于郑苹如牺牲的日子，均无记载，只能以潘世荣出狱的2月15日前推“几天”，而断为2月10日前后两三天，具体时间似为午后4点钟左右。有云是“一个星月无光的晚上”，那是不正确的。郑牺牲后，“七十六号”收起了她的遗体，电告了郑家，要郑家拿钱去赎，其时郑家在银行的存款早被冻结，实在无力筹措，所以，烈士遗体从此下落不明。林秀澄说归还家属，也记错了。 最后提一下，被林之江劫去的财物还远不止张振华看到的那些，应当是3克拉钻石2粒，麂皮而不是马皮大衣1件，金首饰3两，这有郑母致法庭函为准，中调局材料与胡兰成对人所说也谈到有林之江垂涎或劫掠郑的钻戒一节。
处死背后 郑苹如牺牲了。抗战胜利后，在审判时，郑的家人坚持起诉，在社会舆论的声援下，1947年7月5日丁默邨被执行了死刑。至于刽子手林之江，于抗战胜利前后又搭上了军统，以“地下工作者”的身份而逃脱制裁。但终究因杀人太多，整日生活在被冤魂追索的幻觉里，在恐惧中于上世纪50年代死于香港。这样，事情似乎过去了，却由于金雄白所写的“丁默邨最初也余情未断，颇有怜香惜玉之心，并不一定欲置之死地”的一行文字，引出了究竟是谁要杀郑的问题。 对于谁力主杀郑同样众说纷纭。晴气说“丁默邨坚持要求对害得自己被赶出七十六号的郑苹如处以死刑”，并说最后是汪精卫下的命令。中统局档案上说“是林之江见财而起杀机，为的是觊觎郑烈士所戴之钻戒”黄美真先生等根据汪曼云所写材料，认定是“李士群示意马啸天，要他瞒着丁默邨下条子给林之江，将郑枪毙”。其余还有丁妻赵慧敏私下命林之江杀、李士群令杨杰杀害等等说法。此外，还有晴气、李士群欲免郑一死的说法，晴气说：“我不知为什么，很想救她，哪怕是免她一死也好。”“也许因为她是日华的混血儿吧；在她身上流着日本人的血。”“为了那位日本籍的母亲，也想请求饶她一命。我与李士群商量，设法寻求一条可免一死的活路。”接着他又说：“但是，李士群哭丧着脸说：‘其实，我也想尽了各种办法，但都行不通’……我已是无能为力了。”又是一大堆彼此矛盾的叙述，真实的情况究竟怎样，在处死郑苹如的背后又隐藏了什么玄机。 玩政治的人惯于说假话，即使在数十年之后有人还是如此。郑苹如之死，实在是这批日本谋略军人、战争扩大派与汪精卫集团骨干们联手的行为，是为催生汪伪政权而向祭坛供上的一份牺牲。晴气就说过：“我虽然可怜她，但一想到汪兆铭政府会发生动摇，也只得无能为力了。”林秀澄更直率，他说杀郑是为成立汪精卫政权的“血祭”，是为汪伪政权立威。 其实，就在抓捕郑苹如的那天，林秀澄、丁默邨、李士群他们已就如何处置郑苹如的问题达成了默契与一致——要杀害郑苹如。 那天，在丁表示了由他们捕郑之后，林就接着询问“如果交由贵方处置，你们会作出何种判决?”未等回答，就以一种明显的语言施加压力，说：“如果交由军法会议处置，我想那多半会判死刑，不知贵方意下如何?”其实，林自己也知道，“如果提交日本的军法会议审判，按理说是不会判处死刑的”。这大约是帮助谋刺未遂的性质，加上郑家具有早水这样的背景的缘故。接着又直逼丁默邨，怕他因好色而手软，说什么“丁先生与郑苹如至今仍接触频繁……”，遂迫丁作出“理当严惩不贷”的承诺。行刑通知书送达宪兵队后，林又认为“如果单由汪政权方面处死郑苹如的话，他们也许会放跑她，所以有必要让(日本)宪兵将校亲眼确认。”因藤野、琢本不肯去，只得自己前去监刑。 30多年后，林秀澄曾反躬自问：判郑苹如死刑似乎是“我的主张，不知是否过分了”!比较起晴气一贯以“重庆的白蛇”、“娼妇”、“艺妓”等恶毒字眼谩骂郑苹如，又不惜生造事实污蔑与诽谤郑苹如和郑家，而最后却要说一番“很想救她”的假话，林秀澄还是一个对历史敢于承担责任的人。 特高课在杀害郑苹如问题上居于主导地位，是否表明丁默哪不想杀郑了呢?否。晴气说得很肯定，“丁默邨坚持要求对害得自己被赶出七十六号的郑苹如处以死刑。” 其实，郑案前后，李士群对丁步步紧逼，丁默邨招架不迭，实也没有怜香惜玉闲心情之可能。下面是从周佛海日记中摘出的有关内容，很可洞察那段时间丁的心情： 1940年2月14日，旋约士群来，谈至下午二时，调解其与默邨之感情，并加以抚慰。下午午睡未成，默邨来，与之详商如何使二人感情融洽。余提议，警察与特务分开管，特务而由余直接指挥之。 2月18日，默邨来，表示同意特务独立，渠不问事，由余直接指挥。正见其深识大体，惟不知士群方面有无其它额外要求也。 2月19日，十时晴气、琢本来，谓余之方案，以李士群专管特务，丁默邨任警察，士群不同意，不禁烦恼，因托其再往一谈。 2月20日，苏成德、彭年先后来，均系谈丁李之事，各有所偏袒。前有高陶之出走，后有丁李之争执；面子丢尽，气亦受够矣!下午，默邨、思平来，谈两小时，默邨表示辞警政部长，余与思平大为感动，默邨此次受尽委屈，而能如此让步，实为顾全大局，殊可感佩。……琢本、晴气来，告以默邨自愿辞警政部长，二人亦表钦佩。 周的日记明白反映了在杀郑前后，丁、李之间环绕警政部长一职与特务工作权属两大问题，斗得不可开交，郑案是丁被李点中的死穴，丁高调杀郑以解危局犹恐不及，岂会放过郑。何况对于而言，只要有了权，漂亮女子多的是，何必在乎区区一郑苹如。所以，金雄白之说，绝无可能。至于其它各说，更是无稽之谈。判死刑不是实行暗杀，胡均鹤在法庭上也说过，就手续上言，“七十六号”处死刑需要汪精卫批准，晴气回忆中也讲到这一点。所以，林之江谋财、丁妻私命均无可能。所谓李士群让马啸天背了丁默邨下条子或私命杨杰杀郑，都不可能。
爱情悲剧 与大多数女孩子一样，郑苹如也有青春的梦，对爱情充满了向往，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举凡美貌活跃的女孩，都不乏追求者。“提亲的人，不可胜数。连对面震旦大学的一些学生，也常常带做意徘徊在弄口，想碰上我姐姐搭腔交朋友。”郑苹如的弟弟郑天如如此列笔者说。据说还有为宋家、孔家这样的豪门年少来提亲的，还常常有来电约她去骑马、打网球。 在众多的追求者中，一位空军军官有幸成为这位美女中意的白马王子，他叫王汉勋。王，寅兴人，1912年生。他们的相识，缘于郑的同学与邻居胡福南。福南住在13号，是大同大学校长胡敦复的小女儿，是郑苹如在大同附中的同学。同学兼邻居，双方的父亲又彼此敬重，于是，两人便成了极要好的朋友。王汉勋是福南的哥哥新南的同学与好友，也是大同附中的毕业生，长得高大英俊、敏捷潇洒。后来进了中央航校，是该校第二期的高材生，曾派赴意大利进修。归国后任试飞员、训练 教官，继为攻击中队中队长(当时国民政府空军仅有的两个攻击中队)。据说他的驾驶技术特高，能试飞各种类型的飞机，宋美龄非常器重他，当宋赴美商谈购买战机时，总要选他当随员。在大同附中校友的一次聚会上，由新南、福南兄妹的介绍，他们相识了，并且很快热恋了。从此，郑苹如亲昵地唤王汉勋为“大熊”。工的人品、才能和背景，自然顺利地得到了郑钺夫妇的首肯，也很快得到苹如弟妹们的欢迎与喜爱， “大熊”成了郑家对王的专称。 战争迫使这对恋人天各一方，可两人心心相印。2007年元旦，一位署名古稀翁的王之故人，在美国洛杉矶《世界日报》上著文回忆王汉勋，说他每天给郑写信，记述自己的思念，用笔向恋人倾诉娓娓情话乃是王的必修课。从今存为数不多的信函中，笔者曾发现一件趣事，原来在鸿雁传情之余，郑还暗中布置了对未婚夫的考察，考察他是否另有花心，这足可表明她对王深深的爱，也反映她性格中的小小狡黠。1939年春，王汉勋曾两次来信，约郑赴香港结婚。但严酷的斗争形势和肩负的重任，使郑无法脱身，只得相约于胜利之日，再步入婚礼的殿堂。 郑苹如牺牲后，天如辗转万里来到成都太平寺空军基地，将噩耗告诉王汉勋，王顿时悲痛欲绝，哽咽地说：“我不要她死，宁可是她变心别恋，也希望她好好地活着。”为了避免他过于伤心，天如并没有将实情完全相告，只对他说姐姐“病亡了”。从此，王整个人都变了，一天说不了几句话。1944年8月7日，时值日军发动桂林之役，王汉勋奉命驾机由灵南至衡阳运送军需补给，因天气骤变，于衡山撞山牺牲，时为空运大队长，军衔上校。 战争，这场由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战争，粉碎了郑苹如与工汉勋的爱情之梦，也粉碎了他们对未来生活的全部理想，使这对民族忠贞儿女的人生恋歌，以悲哀的音符作了句号，诚如台湾中调局那份半为事略半似祭文的材料结尾处所写：“惟求彼俩能聚首来世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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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间谍”关露之死：43年的漢奸骂名终昭雪(图) 中国新闻网

    “红色间谍”关露之死
　　“解放后30年关露内心一直非常凄苦。她的死必有原因。”——夏衍
　　本刊记者/黄卫
　　1982年3月23日，北京朝内大街203号。
　　中共中央组织部派人向躺在病床上的关露宣读了平反决定：关露的历史已经查清，不存在漢奸问题。……撤销和推倒强加于关露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
　　“决定”还撤销了过去对她的审查处理报告：“关露在接受组织任务到敌伪机关期间，并未积极为党工作，而是公开地为敌人工作，起了漢奸的作用。”

　　43年的漢奸骂名，10年牢狱，终于昭雪。7个多月后，1982年12月5日，关露在完成了回忆录以及她的老上级潘汉年的纪念文章之后，服安眠药自杀。
　　在悼念关露的座谈会上，夏衍说了这样一句话：“解放后30年关露内心一直非常凄苦。她的死必有原因。”
　　遗嘱
　　关露唯一的亲人是妹妹胡绣枫一家。
　　胡绣枫和“76号”日伪特务头子李士群之妻叶吉卿曾是复旦同学，并且有恩于叶吉卿，中共欲利用这层关系策反李士群。妹妹胡绣枫当时恰巧另有任务，于是1939年秋，就像电视剧《潜伏》中的“翠平”，阴差阳错，姐姐关露被派去了“76号”。
　　多年后，胡绣枫告诉《关露传》的作者柯兴，“我不该把我姐姐认识李士群的事情告诉潘汉年。去‘76号’和后来受牵连遭罪的也都应该是我，可都让我姐姐代替了！”
　　这个故事在这个家庭中从不被谈起。关露的外甥女李稻川向《中国新闻周刊》出示了关露的遗嘱。遗嘱立于1975年关露出狱之后。“我自己没有儿女，只有三个外甥女儿，名叫李康将、李妙庄、李稻川。我生病时和生活上遇有困难时，她们都给我各方面的照顾。因此，我也把她们当成我自己的女儿。……如果我的心脏停止跳动，我的生活资料、香山东宫村2号房屋等都归我的三个外甥女儿所有。”
　　香山东宫2号是关露1975年出狱后用补发的工资买的。这是一座带小院的平房，条件简陋，连自来水都没有，但遍植绿树香花。写作饿了，关露就端个凳子站在枣树下，现摘现吃。
　　1978年深秋，关露的老朋友去香山，还能看见她在跑步，“身体轻健而匀称”，虽然跑得很慢。但1980年“五一”节的一次中风夺走了她的健康。
　　为了便于看病，通过多方努力，文化部终于借了一间宿舍给关露。在朝内大街203号的一座筒子楼里，一楼，阴面，一面墙紧挨公共厕所，因受潮白灰脱落。冬天暖气不热，另生一只煤炉。地面是坑洼不平的土地。两张折叠床，一张是关露的，一张是保姆的。

　　写作的希望成为泡影
　　关露搬来后不久，屋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在作协工作的萧阳。萧阳听说关露孤身一人很可怜，“连保姆都欺负她”，就打抱不平来了。
　　她首先张罗替关露换了个保姆。新来的是一个胖胖的安徽小保姆，叫金正英，老实温和，关露很满意。
　　关露中风后，没有偏瘫，就是全身疼痛，经常说疼得像刀割一样，无法入睡。萧阳和小金推着轮椅带关露去协和医院看病，但没查出病因。萧阳还托人找来一位大夫帮关露按摩了一段时间。大夫认为，关露的疼痛主要是心理上的，不是生理性的，他无能为力。
　　1982年5月，小屋中又来了一位客人，是关露早年的结拜姐妹陈慧芝。已退休的陈慧芝愿意来陪伴关露，帮她整理回忆录。关露十分高兴，“迫不及待”要她搬进来，一天都不能等。
　　陈慧芝自带生活费住了过来，帮关露领工资，交党费，记账，改善伙食，还督促关露多起来活动。
　　关露出狱后，关系转到文化部，只拿打了折扣的生活费，直到平反后才发全工资。给她定的是文艺11级，当时她的外甥女婿已是文艺3级。
　　关露出狱时补发了1万多块钱工资。她给了李康将2000块，并且到处托人给李康将的女儿李若幼买了一架二手钢琴。这架钢琴其实音不准，从来就不能用，但直到今天，它还摆在李康将家的客厅里。关露还给了曾经资助过她读书的恩人刘道恒家1000块。
　　有时候，陈慧芝的女儿姚光光也来看母亲和“五姨”。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五姨”给她的印象是文弱，特别“静”，说话慢声细语，老喊疼。她记得有一次关露让她帮忙买一块泡泡纱做短袖衫，还让她替自己也买一块，说是“算我送你的”。
　　大家还给关露买了一个洋娃娃，小金替娃娃做了一件背心、一条短裤。关露很高兴，把娃娃放在枕头边，替娃娃盖上被单，有时抱起来看看。
　　十一二平米的小屋，挤进3张单人床和最简单的家什之后，实在是连一张小书桌都放不下了。陈慧芝只能靠在床上写，让关露心里很不安，希望能多一间房，写过几次申请，但房子一直未能解决。
　　最让关露痛苦的，是她的记忆力不行了，也写不了字了。解放后33年间，除了《苹果园》和狱中诗，她没有发表过一部作品。第一次出狱后写的长篇小说被抄家抄走了没有下落，第二次出狱后她曾经雄心勃勃要“大写特写”，但中风让这个希望成为泡影。

　　丁玲带来潘汉年平反的消息
　　1982年9月15日，阳光明媚。
　　这天上午，客人来访的时候，关露正在擦拭刚洗完的头发。她坐在折叠床边，室内唯一一把旧木椅放在床前当脸盆架。
　　进来的是作协副主席丁玲和她的秘书王增如。“她抬起一双眼睛惊恐地望着我们。”仔细端详了好一阵，才哽咽地问道：“丁玲！你是丁玲大姐吗？”王增如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两位30年代上海滩上齐名的才女，“左联”时期的老朋友，多年后首次见面。丁玲告诉关露：“我来是要告诉你一件大喜事，汉年马上要平反了！”
　　关露的眼圈红了：“真的吗？我盼的就是这一天！我中风后几次想到死，可一想到汉年的冤狱还没平反，泼在他身上的脏水还没洗干净，我就想，我得活下去，我得替他等到那一天！”
　　潘汉年曾说过一句话：“凡是搞情报工作的大多数都没有好下场，中外同行都一样。”从1939年的那个秋天起，关露和潘汉年的命运交织在一起。她到李士群那里做卧底做的联络和摸底工作，正是为潘汉年亲自出马铺路，也才有了潘汉年后来被李士群诱骗到南京见汪精卫之事。这未经请示也不敢汇报的见面，终于埋下大祸。
　　1955年，潘汉年因“漢奸”“日本特务”等罪名被捕，关露作为这一“反革命集团”的成员被捕，两年后出狱，不给结论，并被勒令退休。1967年，“文革”开始后，关露再次受“潘案”牵连，在秦城监狱关了8年。1982年，“潘案”在陈云和廖承志的过问下终获平反，惠及于她。但潘汉年已含冤死于劳改农场。
　　丁玲表示要帮关露解决住房问题，而且说做就做，当天就去找作协秘书长，建议用关露香山的房子在城里换一套单元房，而且立刻返回关露住处把房子有望解决的好消息告诉了她。
　　据关露的外甥女李康将和李稻川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确实给了一套三居的单元房，但关露没要。对此，丁玲后来说了这样的话，“她的性格在重重压力下扭曲了，使她什么都怕。怕搬到作协宿舍后文化部不再管她，怕上医院看病时要不到汽车……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充满阳光，但是阳光找不到她身上。”
　　永别人世
　　1982年12月4日，星期六。
　　陈慧芝是每周日照例要回自己大女儿家，关露一定早已选择了这个时机。她不动声色，只待回忆录完工。姚光光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感叹，一点预兆都没有，看来到底是做过地下工作的。
　　这一天，回忆录终于写完了，纪念潘汉年的文章也写好了。
　　关露告诉陈慧芝，说明天有老同学会来看她，开车来，还带保姆，可以给他们做饭，所以给小金放假一天。
　　陈慧芝提议她再跟老同学打电话确认下，关露坚持不用，说已经约定了。“她知道我爱吃鸭子，她来时还带一只鸭子给我吃呢。”
　　下午，陈慧芝看关露精神不错，便提议把回忆录念给她听，看看需不需要修改。这一部分主要写的是李士群，题目叫《我在潘汉年领导下为新四军做了一点李士群的工作》。
　　关露说：“好，你念我听，把稿子定下来，再抄一份给梅益同志。他看完还要转给夏衍同志看看，再给上海市委寄去。”
　　关露几次给梅益打电话，说有事托他帮忙。两天前的12月2日，梅益来了。关露告诉他自己在写回忆潘汉年的文章，还有关于李士群的材料，整理好后就给他送去。
　　梅益注意到关露床头的塑料娃娃，感叹写作对于她真是件吃力的事，“不仅因为病痛，还因为没有桌子”。
　　多年后，这位《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译者，还记得1936年第一次见到关露的情景：清晨，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家中，关露身穿一袭曳地白色长裙，手拿书本，很优雅地坐在一张扶手椅里。他这个才从北平来的文学青年，整个谈话过程中一直双手扶膝，连椅背都没敢靠。

　　1982年12月5日，星期日。
　　李康将和李稻川都记得，这一天极冷。
　　她们接到电话分别打车赶到朝内203号时，天已经黑了。屋里只有关露一个人，身体还是温热的。
　　是回家后的小金首先发现关露出事的。
　　李稻川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关露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两手叠放在胸前，像睡着了一样，脸色苍白而平静。小床头柜上放着一杯水，两个小药瓶，碗里还有两个煮鸡蛋。
　　李稻川的感觉是难以置信，从没听过关露抱怨过一句。他们不相信是自杀，报了警。公安机关调查后的结论是服安眠药自杀。
　　本想给关露守夜，但天实在太冷了，就锁上门，所有人都走了。只有那个洋娃娃陪伴着关露。
　　柯兴写《关露传》时，在领导支持下查了很多内部档案。他在书中披露，信封里有一张老照片。照片背面题写着：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下面有关露的一行题诗：一场幽梦同谁近，千古情人独我痴。
　　照片上的人就是王炳南，后来的外交部副部长，关露曾经的恋人。
　　这张照片李稻川是非常熟悉的。早在抗战时，她就认识王炳南了。那时，她家住在重庆“曾家岩50号”的周公馆对面，“王伯伯”隔三岔五在晚上偷偷跑来，连小孩子都知道他是来打听关露消息的。王炳南是个“老陕”，高个子，小寸头，穿一身黑中山装，很利索。
　　那时王炳南刚和德国妻子安娜分手，关露也有过一次短暂婚姻。和王炳南恋爱，是关露一生最美好的时光。
　　李稻川是在抗战胜利回到上海后，在关露的小屋中见过王炳南这张照片的。那时，关露因在国民党惩治漢奸的名单之中，已被党组织送到淮阴新四军中。
　　王炳南曾打算去看望关露，定下终身，但在上飞机前一刻被邓颖超拦下了。
　　“那时每星期有一次班机到淮阴，我曾想搭乘飞机去看她。领导上临时决定不让我去，说因为她名声不好。”在悼念关露的座谈会上，王炳南说了这段往事。王炳南还说，让一个已经驰名的左翼作家去当“文化漢奸”，在群众中造成不好的影响，现在看来这样的安排是不妥当的。
　　1982年12月16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简单地举行了关露的骨灰安放仪式，因为是自杀，没有致悼词。王炳南默默地参加了仪式，并向关露遗像深深三鞠躬。 ★
　　(感谢丁言昭对本文写作给予的支持。)
　　关露
　　原名胡寿楣，上世纪30年代著名作家，赵丹主演的电影《十字街头》主题曲《春天里》就出自关露之手。1939年关露受中共地下党派遣，到汪伪特工总部“76号”策反特务头子李士群，后又打入日本大使馆与海军报道部合办的《女声》月刊任编辑，成为著名的“红色间谍”。抗战胜利后，她被国民党列入漢奸名单；新中国成立后，她又因漢奸罪名两度入狱，达10年之久，出狱时仍然顶着“定为漢奸，不戴帽子”的污名，直到1982年3月23日获得平反。国家安全部原部长贾春旺为关露的传记题词：隐蔽战线需要关露同志的这种献身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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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朝鼎:专给国民党出馊主意的"潜伏"经济学家(组图) 瞭望东方周刊

周恩来是冀朝鼎在1949年以前唯一的上级，廖训振说，“也只有周恩来真正了解冀朝鼎的作用。”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在以《成败之鉴》为题的回忆录中，专辟一节写到了冀朝鼎，名曰：“冀朝鼎祸国阴谋之得逞。”在这本近500页的书籍中，为共产党人开辟章节的，只此一例。
他给国民政府的这些“祸国”建议很简单：与民争利
直到死后46年，他对创建这个国家所做的真正贡献，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仍然是个谜。
1963年8月13日，副部级干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席冀朝鼎的追悼会，在北京首都剧场举行。周恩来、陈毅、李先念、康生、郭沫若等主祭，廖承志致悼词。这种规格显然超出惯例。
“原本只安排了一般追悼会，报告送到正在外地出差的周恩来手中，他批示说：第一要在治丧委员会中加入他和邓颖超的名字；第二他要亲自参加追悼会；第三，追悼会不能在一般地方举行，要改在首都剧场。”冀朝鼎的秘书廖训振向《望东方周刊》回忆说，周恩来在审阅悼词时，亲笔加上一句：“尤其在秘密工作时期中，他能立污泥而不染”。









南京银行内兑换金圆券的人潮 周恩来是冀朝鼎在1949年以前唯一的上级，廖训振说，“也只有周恩来真正了解冀朝鼎的作用。”
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在以《成败之鉴》为题的回忆录中，专辟一节写到了冀朝鼎，名曰：“冀朝鼎祸国阴谋之得逞。”
在这本近500页的书籍中，为共产党人开辟章节的，只此一例。
冀朝鼎是谁？他做过什么？
经济学家的秘密身份
1939年底，中国环球进出口公司负责人陈光甫，在纽约的一家中餐馆面试了一名36岁的应聘者。
环球公司是国民党政府专为促进中美贸易设立的国营企业，陈光甫则是拥有中将军衔的国民政府大本营贸易委员会主任委员。
陈光甫后来在回忆录中说，他觉得这个应聘者英语很好，可以成为他的秘书。
应聘者冀朝鼎，此时已在美国学界小有名气。他从清华毕业后赴美，先后在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名校就读，并获法学博士和经济学博士。
冀朝鼎的经济学博士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给他带来了巨大声誉。
李约瑟称赞这本书说：“可能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历史上探索发展变革的最杰出的英文著作。”他后来还邀请冀朝鼎为《中国科学技术史》作序。
蒋介石唯一的私人政治顾问、美国学者拉脱摩尔则评价：“这是一篇具有独创见解、善于独立思考、很有说服力的论述。”
根据陈光甫向友人讲述，美国财政部的官员爱德尔向他介绍了冀朝鼎。爱德尔1935年开始为美国共产党工作。而冀朝鼎早在1927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4年赴美前夕，冀朝鼎曾专门去北京大学拜访了李大钊。这是他第一次和共产党人接触。冀朝鼎后来告诉廖训振，这次见面让他难忘，“畅谈一次，印象很深”。
3年后，左派青年冀朝鼎在布鲁塞尔参加世界反帝大同盟成立大会时加入共产党，成为第一批加入中共的留美学生。后来他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为参加共产国际会议的中共代表邓中夏等做秘书和翻译。
1929年，经周恩来批准，冀朝鼎回到了美国。
也许是组织授意，冀朝鼎结识了美国财政部货币研究室的柯弗兰，并发展他加入了美国共产党。柯弗兰又将冀朝鼎介绍给美国财政部的经济学家，其中包括罗斯福的助手居里和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的助手白劳德。
这些对美国财政政策拥有发言权的学者们很快发现，年轻的冀朝鼎对中国形势的分析判断总是十分可靠，于是将其意见作为自己对华政策的依据。
后来冀朝鼎告诉廖训振，他当时受中共派遣接近美国政府，这些对中国问题的预测和意见就来自延安，当然十分准确。
精明勤奋的冀朝鼎很快就获得了陈光甫的信任，并担任环球公司总务处主任。
掌管一亿美元，影响国民政府货币政策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国民政府失去了与美国进行贸易的东南亚通道，陈光甫受命回国，冀朝鼎作为他的私人秘书同行。
返回国内，最终导致了冀朝鼎与美国妻子的分离：她无法适应中国的生活。但冀朝鼎还是坚持了自己的选择，因为这是来自延安的指示。
冀朝鼎从陈光甫这位老练的经济专家那里获益匪浅，他详细了解了一个国家外贸体制的运作机制和特点。但回国后，冀朝鼎还是逐渐脱离了陈光甫，开始接近陈光甫的政敌、国民政府的实力派人物---财政部长孔祥熙。
冀朝鼎与孔祥熙同是山西人，他的父亲还曾是孔祥熙的老师。冀朝鼎回到重庆后，就住在孔祥熙公馆。和他同住的还有已担任美国使馆经济参赞的爱德尔。他们经常陪孔夫人宋蔼龄打牌，这被陈光甫斥责为“不做工作”。
显然，陈光甫并不了解冀朝鼎的真正工作。
廖训振说，冀朝鼎生前曾告诉他，当时他白天通过美国使馆获得了大量情报，晚上就化装直接找周恩来汇报。
冀朝鼎回国后在“平准基金委员会”任职，这个基金会用美国提供的外汇来稳定国民政府货币。冀朝鼎任秘书长，陈光甫任主任。
结果由于孔祥熙的推动和美国方面的认可，冀朝鼎最终主导了拥有一亿美元基金的平准基金会。
1944年，孔祥熙任命冀朝鼎为中央银行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并带他参加了创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会议。
由于法币与外汇具有密切的关联，领导外汇核心部门的冀朝鼎，开始对国民政府的货币政策具有相当重要的发言权。他逐渐成为国民政府最重要、最信任的经济学家。连他参加革命的弟弟、90年代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冀朝铸也说：“大哥是跟国民党走的，我自己则是一心向往革命的。”
根据拉脱摩尔的回忆录，蒋介石并非不了解冀朝鼎的马克思主义背景。他解释说，蒋介石设想，抗战结束后中国将依赖美国，因此迫切需要了解资本主义的经济专家。
1946年，内战爆发。周恩来在撤回延安前通过邓颖超给冀朝鼎留了一封书信。信上说：兹际时局严重，国运益艰，尤需兄大展才能之时，深望能做更多贡献。
冀朝鼎后来告诉廖训振，这封信给他以很大的鼓励和安慰。
“损害国家和损害政府信用的坏主意”
陈立夫对于冀朝鼎在内战期间的作为充满愤怒。
他在回忆录中说，抗战期间就知道冀朝鼎和共产党有关系，但是孔祥熙和后来任行政院长的宋子文都很信任冀。
廖训振告诉记者，陈立夫负责的中统曾告知孔祥熙，冀朝鼎是共产党。一天凌晨2点，孔祥熙把冀朝鼎叫到住处当面质问，冀朝鼎从容应答：“老伯，我跟随您这么多年，您看我像不像共产党。”
孔祥熙沉吟许久，说：“我看不像。”
陈立夫认为，宋子文一直国外，“中文程度差，平日均用英文。冀朝鼎这个人英文不错，可能投其所好。孔、宋两人都因冀很能干，结果冀为共产党在我方财政方针任设计工作。他专门替孔、宋出坏主意，都是损害国家和损害政府信用的坏主意”。
他举例说，抗战结束后，宋子文主政的财政部提出以200元伪币兑换1元法币。结果国民政府尽收沦陷区的财富，却尽失人心。
陈立夫认为，这些政策是“经过中央会议决定的，竟把我们赶出大陆了。因为那时老百姓对我们失望极了，心想换一个政府看看，或许还有希望，这种心理就帮助了共产党成功。”
后来国民政府发行黄金储蓄券，因财力紧张，宋子文就提出按六折还本。陈立夫一再反对，并提出用第二期增发来全额赎回第一期。
“但蒋公太相信宋了，他总认为宋是财经专家。”宋说没有其他办法就没有其他办法，“从此乃使政府金融信用扫地”。
后来国民政府又发行过美元储蓄券，到期后应以美元赎回，宋子文却不予兑现。
根据陈立夫讲述，“这都是冀朝鼎替宋出的坏主意”。
与民争利日渐疯狂
陈立夫将内战时期国民政府控制通胀失利归罪于冀朝鼎，但他没有提到，冀朝鼎对国民政府金融政策的建议，正是因为切合了执政者的心态才得以施行。
抗战胜利后，民族资本家们纷纷要求拿回被日伪侵占的实业资产，但国民政府以大兴国营事业之名，将接收的庞大敌伪资产改组为一系列全国性或区域性的工业垄断组织，如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中国石油公司等等。官僚资本以国营面目得以形成垄断。
宋子文控制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接收了112个纺织行业企业；孔祥熙则控制了中国粮食工业公司，几乎完全垄断了粮食市场和面粉市场。
著名民族资本家荣德生上书国民政府：“日本纱厂接收后，全部改成国营，亦是与民争利，以后民营纱厂恐更将不易为也。”
荣德生一语中的，“与民争利”，切中要害。
这样，过去由江浙财阀支持的国民政府，一跃而控制国家全部资产的近90%。南京不仅通过战争整合了地方政府和军队，也终于有实力从经济角度去统一割据。
到国民政府统治末期，冀朝鼎参与了号称世界最大币改的金圆券改革。按照设计，国民政府用金圆券强制收兑法币、特别是金银及外币。“与民争利”达到了疯狂的地步。
著名美国学者费正清后来分析说，当时最反共的城市上层中产阶级，手中剩下的少许余财被束缚在金圆券上，平民百姓对国民党事业的最后一点支持，也同金圆券一样化为乌有。
不过直到今天，冀朝鼎提出的促使国民政府经济通胀的建议有多少来自西柏坡，仍然不为外人所知。
1963年冀朝鼎去世后，30年代开始从事秘密工作的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也出现在追悼会上。这个单位就是国家安全部的前身。
本刊记者通过罗青长之子、军事专家罗援，获知了他对冀朝鼎的评价：冀朝鼎在40年代初受命回国，他建议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使其爆发了更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经济崩溃，加速了国民党统治的覆灭。
被抓的国军高官
金圆券崩溃之时，冀朝鼎已受山西同乡傅作义邀请飞赴北平，担任华北“剿总”司令部经济处处长。他此行也是专门受中共派遣，意在策反傅作义。后来，傅作义就是在冀家在北京的老宅里决定起义的。
冀朝鼎曾向廖训振讲起北平刚刚和平解放时的一件趣事：当时他还没来得及换装，穿着国民党呢子军装、坐着美军吉普车出门，结果被解放军抓住，以为他是漏网的国民党高级军官。
情况汇报到负责北平地下工作的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刘仁那里，他立刻让放人。从此，冀朝鼎的共产党身份才正式曝光。
“这让国民党大吃一惊，美国人大吃一惊，我们自己的同志也大吃一惊。”廖训振说。
冀朝鼎在1949年之后最重要的工作，还是利用他在西方世界的良好关系，突破对新中国的经济封锁，并建立了新中国的外贸体制。
1989年，廖训振任贸促会驻英首席代表时，参加英国最早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的48家企业聚会，看到晚宴大厅仍悬挂着冀朝鼎的巨幅照片。
1951年，冀朝鼎受邀访问剑桥大学并演讲，成为建国后代表新中国赴英讲学第一人。
据廖训振回忆，冀朝鼎思维敏捷，说话速度很快，与根据地的干部大不一样。
有一次，冀朝鼎客串周恩来的翻译，却一点儿也没有记录。周讲一段，他屈起左手一根手指；再讲一段，又屈起一根手指。等周讲完，他的左手恰好握成拳头。
然后冀朝鼎翻译一段，伸出一根手指；再翻译一段，又伸出一根手指；等全部翻译完，左手全部伸开。
1963年8月8日，正准备出访阿尔及利亚的冀朝鼎因突发脑溢血，晕倒在办公室。次日中午去世。
4个月后，在伦敦举行了由100多位学界、经济界人士参加的悼念会。拉脱摩尔在长达2000言的悼词中，特别赞扬冀朝鼎在国民政府中“虽然获得了称心如意、纸醉金迷的官职，但他却没有腐化堕落，也从不对任何人阿谀奉承”。
1964年，参加第二次亚洲经济讨论会的各大洲几百名代表，全体起立为冀朝鼎默哀。
廖训振说，冀朝鼎在50年代就提出，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并成立了国际贸易仲裁处。在政治形势偏左的情况下，他仍希望借鉴西方工业发展历史，重视技术经验，依靠老工程师和老工人。
“他应该是那个时代中国最具世界眼光的人之一。”廖训振认为。但随后政治形势继续恶化，冀朝鼎建设新国家的计划，直到他死后15年才开始实现。
1948年12月，通货膨胀期间，涌入某银行的上海市民，欲将货币兑换成黄金1949：新中国统一财经始末
1949年8月3日，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还有59天。
从台湾新竹机场起飞的B24机群，只用了3个多小时就飞抵上海上空，向江南造船厂投弹30多枚。
这6架国民党轰炸机随后例行公事般的扫射了黄浦江上的船只，以封锁这个全国最重要的港口。它们最后在城市上空示威般的巡航一圈，扬长而去。
据曾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任陈云秘书的周太和回忆，当时上海第二高楼百老汇大厦的22层楼顶就架设着机关枪，激烈地开火，但仍无法阻止敌机的侵扰。
不过，空袭警报和爆炸，并没有打断百老汇大厦一些住客的工作：包括陈云在内的158名中共高级经济干部，仍在讨论如何解决比空袭更为严重的问题。
上海的经济形势正在恶化。被后人誉为“新中国经济建设三大战役”的第一战刚刚结束---解放军进驻上海证券交易所，抓捕投机分子，赢得了“银元之战”。如人们所知，“棉纱之战”和“米粮之战”即将到来。
在这座大都会之外，是一路向南，将胜利战局不断推进的解放大军。过去由各解放区供给的野战军离开了各自的根据地，这五六百万人的给养如何解决，问题实际而迫切。
为了解决上海问题和部队补给，此时负责中央财经工作的陈云召集各大解放区、野战军的财经部门领导人，在上海专门开会。他们希望完成一件自清政府覆灭以来中国一直无法实现的大事：统一全国经济。
“部队向前进，票子向后退”
解放战争进行到1949年，大势已定。共产党控制地区的经济形势却很不乐观。
从1月起，物价连续上涨。
进入新解放区的野战军，无法像过去那样得到根据地的直接物资补给，中央只好用发行货币来支撑部队。但在新解放区，商人和群众都不信任人民币，加之生产一时难以恢复，军队就拿着人民币到后方的大城市采购。愿意使用人民币的商人也到老解放区购买物资。投机资本乘机作祟。
陈云后来说这是“部队向前进，票子向后退”。
1月，云集平津地区的部队引发了第一次大规模物价上涨。4月，完成了平津、淮海战役的部队就地筹备物资，准备南下渡江，结果再次拉动了物价。
随着解放军跨过长江，情况愈演愈烈：与北方的农村包围城市不同，共产党在南方先占领城市，再进入乡村，一时之间很难从当地农村获得补给。
此时，连同国民政府留下的军政人员，中央政府需要保证各地750多万脱产人员的吃饭问题。
时任中财委副主任的薄一波后来回忆说，当时最为严重的情况是收支脱节：收入的大头是公粮，都掌握在地方手里，其他税收也有一大半由地方掌控。“近水楼台先得月，自己可以先用，中央拿不到。”
但是野战军“吃皇粮”，由中央支付，“收在下面，支在上面，中央的日子就过不去了。发行钞票主要是中央有亏空。”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这样写道。
1949年，预计全年财政收入折合小米303亿斤，支出则达到567亿斤。
到7月底，人民币发行总额达到2800亿元，是1948年底的15倍，且多集中在大城市。
当时美国《时代》周刊的报道分析说，中共过去依靠简单的供给模式，由分散的根据地直接用物资维持根据地内的军队，受货币规律影响小。现在使用无固定供给地的大兵团跨地域作战，其方式与组织形态已与国民政府相似，由军费增长引发的通货膨胀不可避免。
北京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寄书中央政府：中共此时面临的危机与过去3年国民政府的情况相似，如不控制军费增长，新政权成立之时就是中国经济再次崩溃之日。
中央人民政府开会的时候，也有委员提出，人民币可能重演金圆券的悲剧。
1949年4月，中央两次致电东北局，要求陈云速到中央主持经济工作。5月10日，“小个子”陈云带着周太和出现在北平，筹备一个全国性的财经领导机构：中央财经经济委员会。
“只有承认山头，才能消灭山头”
7月，从华北财委调到中财委的李海，在全体干部成立会上第一次见到了陈云。
陈云自我介绍说，我叫陈云，身体不好，两个月感冒一次，“过去好比是在上海永安公司门前摆小摊做生意的，现在让我当大公司经理，做大买卖，不知道能不能胜任。”
陈云最早的经济工作经历，的确就是在上海“摆摊”：当年为掩护地下党身份，他曾开办了一些商业机构，并颇有收获。
后来他曾在陕甘宁边区和东北解放区负责财经工作。据周太和向《望东方周刊》回忆，陈云在东北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成立东北财经委员会，统一全东北财经。在他的筹划下，百万东北野战军依靠着充足的给养，不仅打赢了辽沈战役，还入关完成了平津战役。
陈云的经济才能一直受到毛泽东的欣赏。1944年，就是在毛泽东的提议下，陈云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负责边区财经工作。1949年初，毛泽东专门要求陈云到西柏坡，彻夜长谈，汇报东北经济建设的经验。
毛泽东随后与周恩来商定，调陈云主持中央财经工作，一统天下钱物。
中共早在1947年初就开始谋划统一财经。当时，华北、华东、西北三大解放区已连成一片，原来各地独立运行的经济系统第一次互相接触。
当时，各解放区都有自己的银行、货币，互相征税，甚至存在贸易壁垒。为了降低贸易逆差，一些解放区负责人还提高本地特产价格、拒绝其他解放区特产入境。
当时山东根据地出产最“强势”的海盐，山东解放区的货币北海币比价最高；晋冀鲁豫的冀钞次之；西北地区因为物资最为匮乏，进口量大，发行的西北农币比价最低。结果冀鲁豫曾经抵制山东的海盐，冀南还扣押过冀中订购的煤炭。
负责华北财经工作的董必武于1947年底向中央报告时总结说，各个解放区“互相建筑的关税壁垒，各区票币互相压抑抵制，商业上互相竞争，互相摩擦，忘记了对敌”。
为了解决内部经济问题，1947年3月、1948年4月，中共先后在邯郸和石家庄召开会议，统一东北地区以外的财经工作。
邯郸会议开了近3个月，最后形成了2万多字的报告。一再修改后，仍向中央发出了5000多字的会议决议。
李海说，会议主要内容之一就是，确定各根据地货币之间的比价，后来根据这个比价，于1948年底发行了统一货币人民币。
“山东的货币和晋冀鲁豫定了1：1，大体相当；和晋察冀定了1：10，其实是山东‘吃亏’了。”当年代表山东根据地参加了两次会议的杨波（后曾任轻工业部部长、国家计委主任）说，这次是中央出面进行了平衡。
由于中央拥有货币发行权，各大解放区的财政发生赤字需要弥补时，就必须报中央审查批准。这样，中央就掌握了地方财政。
杨波说，在此之前中央根据地---陕甘宁在经济上还比较薄弱，也没有规定各解放区要向中央交钱。山东相对富裕一些，杨波等人去中央开会，就随身用装粮食的袋子带着黄金，交给中央。
到1949年时，公粮和税收等财政收支仍由地方控制。这也是自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国一直存在的情况。
“毛主席说过，只有承认山头，才能消灭山头。”杨波说。
物价风波中的上海，成为一个契机。
上海暂时是个包袱
1949年夏天，邓小平从上海回京。他向中央汇报说，上海“煤粮两荒。接收旧人员十五万人，工厂原料缺，运输贵，开厂难，学校多，税收少，开支大，被迫大发行。农村全部以物易物，或光洋市场。情况严重。提出厂校及人员疏散，向各解放区求援”。
陈云随后致电东北财经委副主任李富春，除了向上海运输粮食，还要准备接收一部分上海工厂学校。不久，中央正式开始准备疏散这个远东最大的都市。
7月下旬，陈云到达上海进行实际调查。当时上海遭遇30年一遇的台风，黄浦江水漫上南京路，竟然可以行船。陈云带着周太和，涉水到各类物品交易所了解情况。
就在陈云达到上海前一个月，投机商操纵上海银元价格暴涨，带动物价上行。上海市政府筹集了10万块银元抛出，竟然毫无起色。
最后，由曾任第9兵团司令员的宋时轮带一营解放军查处上海证券交易所，当场抓捕200多名投机骨干，银元之战才以中共胜利告终。
投机资本随后转向大米、棉纱等物资领域，导致上海7月物价比6月上涨1倍，并波及北平、天津，致使两地物价一个月内上涨3倍以上。
7月27日，毗邻上海、最易受上海物价风暴波及的华中局建议，由华东、华中、华北、东北、西北五大解放区财经负责人参加的财经工作会议在上海召开。这也是所有共产党控制的地区，第一次坐在一起商讨财经对策。
陈云在开幕会上就提出，上海的骨干工厂不能外迁。
这样就只能由各大区承担粮棉调拨任务，共同帮助上海恢复生产---从老解放区调棉花，从北方调煤，从上海周边和四川调大米。
华东局向陈云汇报说，常州不让粮食运到上海，赣东北对杭州也是封锁的。皖北、常熟、无锡等地，也对上海禁运。
其他解放区有自己正当的理由：经过多年战乱，粮棉自给都很不容易，调出去农民就会挨饿。再比如当时交通破坏严重，从四川运米到上海，运费与收购价相当。
杨波向本刊记者回忆，他曾与姚依林代表中财委去东北“要粮食”，一次运出数千万斤，“讨价还价的零头也得几百万斤”。
周太和告诉本刊记者，当时在一次领导人会议上陈云提出，上海是个好地方，但暂时是个包袱，运进来的东西多，出去的东西少。当时运进的是“两白一黑”，即大米、棉花和煤炭。只是因为上海没有恢复生产，运往外地的工业品不多。
薄一波后来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回忆说，上海财经会议的重要指导思想就是，观察和解决财经问题要有政治观点，即从全局、全国看问题。
这次会议的最大共识是，仍然要把支援战争放在第一位。
小困难服从大困难
由统一调拨粮棉解决上海问题，会议的中心转移到了全国形势上。
周太和说，会上主要研究了三个问题：统一财政收支，统一金融管理，统一重要物资调拨。“这三件事不是一次可以做到的，有一些事还需要做许多协商说服和组织准备工作。”
他告诉本刊记者，当时对于统一财经，认识并不相同。有的负责人认为统得太早，有的则认为根本不可能。
陈云解释说，当时实行财经工作统一管理确是提早了，但是困难并不算大，“我们不应因为统一管理工作方面的小困难，而造成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大困难。”
陈云还告诉各大区主要负责人，中央希望他们“说服各地同志，既交出权力，又勇于负责，以此精神共度难局”，“必须强调部分服从全体，地方服从中央”。
上海财经会议最后估算了1950年的财政收支情况，着手统一全国财经。陈云在8月15日的闭幕报告中提出，第一，统一税目、税率，加强统一征管；第二，建立统一的人民币发行库，进一步掌握货币发行权；第三，建立粮食公司、纱布公司等，统一购销。
他特别提到，各地区对原属野战军的支援物资，一般的要由中央统一调度。
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听取陈云汇报上海财经会议的情况后，表示同意会议的总方针，“我们必须维持上海，统筹全局。”
上海财经会议落幕后，物价一度平稳。陈云却向毛泽东汇报，预计物价有 “剧烈跳跃之可能”，并督促落实上海财经会议决定的各项措施。
10月，上海果然爆发“棉纱风波”：投机分子集中攻击纱布，导致上海的纱布价格在一个月内上涨3.8倍，棉布上涨3.5倍。棉纱上涨带动了其他物资价格，并波及华中、西北。
中财委按照既有计划调拨物资，一战而胜。
1950年春节，上海的投机势力开始囤积粮食。但此时中共从四川征集的4亿斤大米已进入上海，华中、东北的粮食也源源不断地运到。再战再胜，这就是“米粮之战”。
高岗曾想保留东北币
“米粮之战让上海的投机势力亏了老本，资金流动性不足还波及私营实业。政府于是用物资进行接济，彻底控制了上海的工商业。”李海说。
集中调拨解决了军队的供应问题，加之1950年战争收尾，物资需求减缓，新中国的经济终于走上正轨。
1950年3月，当时的政务院在北京召开首届全国财政会议，进一步明确统一全国财经。
根据这个要求，成立全国编制委员会、颁布各级军政机关编制和待遇标准，政府机关及军队不得自行添招人员。
但恢复后的上海却不愿意参与统一财经。由于1949年的全国支援，只有一小部分轻工企业外迁，保住了工业基础。如陈云预言，上海很快恢复了工业总产值全国第一的位置，成为东部地区的物资集散中心。
李海回忆说，当时上海的负责人还专门向中央发过电报，不愿意纳入统一财经体系。
陈云随后在公开讲话中批评了地方主义。最后在中央的坚持下，最有钱的上海和华东局，还是老老实实地纳入了全国一盘棋。
至此，新中国只剩下东北一个地区还保留着一定的财政独立。
李海说，解放战争开始后，中央认为东北地区解放早、基础好，如果与关内统一，很容易受到影响。于是一直保持其经济独立性，作为战略大后方。
1948年华北财经会议后，当时负责中央财经工作的董必武专门派人到东北，通报华北财经会议情况和关内各解放区财经情况，并确定东北币与人民币的比价。
据第一任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的秘书杨培新向本刊记者回忆，1950年关内经济形势稳定后，开始回收东北货币。主持东北工作的高岗曾授意东北银行行长王企之提出保留东北币，南汉宸当面质问高岗，高岗只得作罢。
至此，自1911年来，广阔的中国大地，第一次实现了全国货币的统一。过去近40年间中国地方割据的经济基础，被彻底清除。


杨培新：新货币、新央行
这一系列金融措施，都是从中共自己身上“动刀”。各地陆续有汇报说，“花钱不方便”，但中央却坚持了下来
今年春天，病榻上的杨培新又被授予了一个荣誉：“改革开放30年8位独具创见经济学人”。组委会评价说，杨培新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包全留，歉收自负”的十六字改革方针，“使企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由传统的行政隶属关系转变为以盈利为核心内容的经济契约关系，他的承包制也成为中国上世纪8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的一剂灵丹妙药。”
与“杨承包”一同被授奖的，是被称为“吴市场”、“厉股份”的吴敬琏和厉以宁。
不过在这些人中，只有87岁的杨培新参与了1949年、1978年两次经济重建。1949年对于他的另一番意义是，他从一名新闻工作者，转变为一名经济工作者。
彼时，他由香港《文汇报》发行人，成为开国第一任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的秘书。与这个崭新的国家一样，经济建设从此成为他最为主要的工作。
办报纸搞统战，“不亚于八路军的一个旅”
杨培新1922年生于广东省大埔县百侯镇。父亲在他出生前去世，12岁时他由叔叔资助才得以上学。
少年杨培新曾受教于陶行知、邹韬奋，16岁在武昌的中华大学经济专业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10月，他进入周恩来领导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任抗敌宣传队书记，从此开始新闻生涯。
后来的10年间，杨培新先后在重庆、恩施、上海和香港的媒体为党工作。
1949年下旬，华北大势已定，杨培新自香港抵京，打算转去上海。
他向《望东方周刊》回忆说，当时南汉宸邀他见面，并要他到人民银行工作。“不容分辩，叫秘书立即把我的行李搬到银行宿舍。”不久，杨培新就正式成为南汉宸的秘书，参与制订金融政策。
杨培新曾在周恩来和董必武领导下夺取了重庆《商务日报》的控制权。到抗战末期，这张报纸已经成为孤立四大家族、向工商界发展统一战线的阵地。
南汉宸在延安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长时，曾听周恩来提到《商务日报》，称其所起的作用“不亚于八路军的一个旅”。后来董必武担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兼财委主任，领导人民银行，董必武再次向南汉宸推荐了杨培新。
杨培新还在重庆结识了乔冠华。
乔冠华曾留学英国，做过军阀陈济棠的经济幕僚。他亲自把杨培新的文章小集送给胡绳出版，这就是杨培新的第一本书《中国经济动向》。
后来，两人同到上海。乔冠华住在马斯南路170号，主编中共的第一份外文期刊《新华周刊》。杨培新住南市，筹备上海版《商务日报》。杨培新经常准备好酒肉，邀乔冠华来南市。两人一边吃喝、一边谈论经济。
这样，在乔冠华的指导下，杨培新写了《中国通货膨胀论》、《新货币学》等几本著作。其中《新货币学》在解放区大量印刷，成为银行干部的基本教材。
南汉宸曾告诉杨培新，除了董必武的推荐，他正是通过《新货币学》了解了他。
“如果不是无米之炊，也不会找你”
南汉宸原名南汝，出身于山西洪洞一个农民家庭。辛亥革命爆发时，还在师范读书的南汉宸，回家乡招募2000人至娘子关对抗清军。
后来，他对实业救国产生了兴趣，并集资5000元在赵城办了一家煤炭公司，两年后因亏损停办。此后南汉宸参加了历次国内战争，1926年入党后一直从事秘密工作，历尽凶险。杨培新说，南汉宸是他敬佩的革命家，能在他身边工作很高兴。
南汉宸曾向杨培新讲述他最惊险的一次经历：1934年11月，南汉宸与吉鸿昌、抗日同盟军将领任应岐，在天津法租界国民旅馆以打麻将为名开会，谋划在中原地区发动10万人暴动。在南汉宸出去查看可疑人物的时候，军统天津站特务向房间发动了袭击。
代替南汉宸打牌的胡汉民的联络人当场身亡，吉鸿昌负伤。吉鸿昌后来没有听从南汉宸的劝阻到医院治疗，结果被法租界逮捕并移交国民党，后来在北平遇难。
因为南汉宸的丰富经历和广泛交游，他到延安后被任命为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开始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封锁。毛泽东于是要南汉宸担任边区财政厅长，解决穿衣、医疗、电讯等问题。
南汉宸对毛泽东说：这是无米之炊。毛泽东回答：如果不是无米之炊，也不会找你。南汉宸欣然受命。
他上任后先找到西安的帮会龙头。“算起辈分，这些龙头大哥得称南汉宸为前辈。”杨培新说，于是他们调动胡宗南部队里的帮会成员，把边区特产送到西安卖出，再买药品等物资运进边区。
这样，从没学过经济学知识的财政厅长，解决了边区的经济困难。南汉宸的妻子王友兰，同时也是南汉宸的交通员，她执行任务时，国民党的军长、师长夫人沿途迎送，“就因为她是南汉宸的夫人。”
直到1949年，犹豫中的傅作义还发电报给毛泽东，要求中共派南汉宸到北京谈判。
金融政策从中共自己身上“动刀”
杨培新到人民银行后，第一个任务就是协助南汉宸建设银行制度，抑制通胀。具体而言，就是在经历了30多年经济混乱后，让人们接受一种新货币和一个新央行。
他向记者回忆说，由于货币不稳定，各单位尽量把钱都花光，购买粮食、棉布保值。“款子拨给部队就有去无回，银行没有存款，就是货币发行公司”。
杨培新与南汉宸商议后，向中央建议在各地建立发行库。各地财政收入，由银行分支机构交给发行库，在当地入库，由北京集中调拨出库。为此，县县都建银行。由于人才有限，当时的东北银行行长曹菊如把警卫员也派去当行长。
后来，杨培新被派往东北，学习他们模仿苏联建设的银行系统。当时东北已建立了稳定的银行体系，将银行看作信贷、结算、现金出纳中心。为了彻底了解苏联的银行制度，人民银行还专门派人到苏联学习。
杨培新等人回到北京后作了总结汇报，不久，政务院根据东北和苏联的经验，颁布了现金管理办法。根据规定，国家机关、团体、企业只留三天的现金开支，其他必须存入人民银行，公家之间不许用现金付款，只准用转账支付。
同时，各单位必须从银行提取现金支付工资和零星开支，国营商业场所收入的现金必须在当夜送交银行。通过这一系列措施，货币从银行发行出去，当月就可以回到银行，“当时货币流通速度，大体上一年达12次，这就加速了货币回笼的速度，有利于减少货币发行数量。”
这一系列措施，都是从中共自己身上“动刀”。各地陆续有汇报说，“花钱不方便”，但中央却坚持了下来。
1949年9月，人民银行湖南分行开办折实储蓄：存入782元为一个单位，折合米1市斤、龙头细布1市尺、衡煤1市斤。取款时，银行再按照这些物资的即时市价兑付。
在南汉宸、杨培新的建议下，折实储蓄在全国迅速推行，人民币因此被普通百姓所接受。那些在国民政府时期饱受金圆券勒索的私人银行家见状，也信心大增。
到1954年物价开始下降，老百姓对人民银行放心，人民银行也就真正站稳了脚跟。
要和卡斯特罗一起上山打游击
在杨培新的记忆中，南汉宸虽出身行伍，却为人豁达、善于用人。到北京后，他聘请章乃器、沈志远等民主人士为顾问，还任用原国民政府人员。
第一组人民币上的“中国人民银行”等汉字，就是南汉宸请人民银行经济研究室研究员马文蔚书写的。马文蔚曾供职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国民党中央造币厂，这时到人民银行工作还不足一年。
1961年4月，南汉宸率团访问古巴，正赶上美国雇佣军在古巴的吉隆滩登陆。南汉宸对卡斯特罗说：“你去指挥战斗，大不了我们一起上山打游击！”这一轮风波后，卡斯特罗说：“中国才是古巴真正的朋友！”
南汉宸也有着威严的一面，“镇反时，他作报告，许多人立即交代历史，不需要审讯‘熬鹰’。”杨培新说。
南汉宸从事秘密工作时曾了解到陈伯达在天津被捕自首的情况，并坚持作了汇报。后来康生在边区搞“抢救失足者”，要抓捕边区财政厅里曾在国民政府任职的干部，结果遭到南汉宸的拒绝。更为重要的是，南汉宸和彭德怀、贺龙等曾联名反对毛泽东和江青结婚。
杨培新认为，这些延安时期的旧事，导致了“文革”期间“四人帮”对南汉宸的攻击。
1966年起，72岁的南汉宸持续受到造反派围攻。次年1月27日夜晚，一生豪爽的南汉宸给党中央写信，讲述自己不堪忍受“叛徒”的说法，并请求党的谅解，然后服安眠药自尽。
傅作义后来告诉王友兰，周恩来在听到南汉宸死讯后，愤怒地说：“今后靠谁来工作！”
1979年，落实政策后的杨培新创建了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他在四川考察时，对承包制进行了认真研究，并提出了企业改革的新思路，并最终为中央所认可。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突进，如今承包制已很少被人提起。不过杨培新一直坚持，无论使用什么办法，经济政策必须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目标。
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进入河北石家庄市区薛暮桥：红色货币战争
独立货币制度不仅让中国经济摆脱了西方的控制，也不用依附于东方阵营
1947年10月的冀中平原，寒风凛冽。十万解放军云集石家庄，将这座当时还称为“石门”的城市团团围住。总司令朱德将亲自指挥作战。驻扎在西柏坡的党中央希望，将晋察冀解放区和晋冀鲁豫解放区联成一片，改变整个华北的战局。
一辆摇摇晃晃的敞篷大卡车载来了十几名只带短枪的军人。紧张筹备战事的朱德闻讯，亲自接见了领队---当时已在红色根据地大有名气的经济学家薛暮桥。
一队人继续西行，他们的目的地是距西柏坡三四里一个叫夹峪村的村子---刚刚成立的华北财经办事处驻地。
被山东解放区“扣留”4年后，薛暮桥将代表华东局担任华北财经办副主任。中央在电报上还要求他从山东解放区带些经济干部一同前往。
被薛暮桥点将一同前往夹峪村的杨波，向《望东方周刊》回忆，薛暮桥9月初就从胶东出发，穿越敌军封锁线到达胶西，再到渤海区，于10月初离开山东。他们在石家庄与朱德见面，然后前往平山。最终到达夹峪村时，已经是10月底。
薛暮桥由此从一个地方解放区的经济工作领导人，开始影响整个中国的经济。
法币贬值冲击根据地
薛暮桥，1904年10月25日出生于无锡，23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四.一二”政变后被捕入狱。在这段被他称为“狱中大学”的经历中，薛暮桥读遍了监狱图书馆里的书籍，“读得最多的是政治经济”。
1930年被保释后，薛暮桥开始从事农村经济调查。1938年他参加新四军，在行军途中写下了《中国革命问题》和《政治经济学》。这两本书在红色地区广为流传，后者还被刘少奇指定为干部读物和根据地学校教科书。
1943年初，中央点名要薛暮桥带一些新四军的知识分子前往延安。他们从淮南出发，过淮北、苏北到山东，再经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等根据地到达目的地。这次行程包括了40年代初中共所有主要根据地，沿途将穿越数十道封锁线，计划半年时间完成。
薛暮桥一路艰辛，他们在淮安还一度被认为是乔装的伪军，被当地民兵阻拦。
他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他们到达山东抗日根据地后，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希望他留下。但朱瑞也知道薛暮桥是延安点名调动的，不便强留，就“提出要我留在山东工作三个月，帮助他们解决货币斗争问题、减租减息和征收公粮问题”。
结果这一留就是4年。
曾在胶东行署、山东财政厅工作的杨波，不久被分配到薛暮桥领导的政策研究室。此后到1961年，他一直在薛暮桥的直接或者间接领导下工作。
据杨波回忆，当时的薛暮桥并没有知识分子的样子，看起来更像农村出来的干部。“就一匹马、一个警卫员，马却要最老实的。”
40年代初，山东根据地的经济斗争形势十分严峻。
山东根据地从 1938年开始发行自己的货币---北海银行的“北海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北海币都作为法币的辅币，只发行1角、2角、5角的小面额货币。
当时法币由于有英美支持，在各种政权统治区内都十分坚挺。不仅根据地掌握大量法币来保证当地货币稳定，日伪政权也通过在沦陷区发行伪币，收兑法币，然后拿到上海等口岸城市，换取美元英镑或者购买各种物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没收了英美在中国的金融机构，利用法币换取外汇。他们把日伪控制区内的几十亿法币送到国民党大后方和抗日根据地，用来换取物资。
杨波告诉本刊记者，仅在1942年，流入山东根据地的法币就有几亿元。这不仅使相应数量的物资流向敌占区，还导致根据地市场上法币数量远远超过了市场流通的需要。法币购买力迅速下降，与之关联的北海币也快速贬值。
如果将1937年山东根据地的粮价定为100，1941年则是2141，1943年已达到52407。物价综合指数则从2317上涨到47656。
这是1941年之后，所有中共抗日根据地都面临的危机。
物资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金银、外汇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山东根据地从1942年起开始限制法币流入，提高根据地货币的币值。
“当时我们是在法币仍在解放区市场上流通的情况下，与敌人进行货币斗争的。”杨波说，结果法币继续通过黑市流入，反而提高了对根据地货币的比值。加之法币本身继续贬值，根据地货币贬值更加厉害。
最后，山东根据地用行政手段强压法币的比值，宣布根据地货币用1：2的比例兑换法币。结果根本不起作用。
薛暮桥到山东后即提出，要稳定物价只有驱逐法币，建立自主的货币市场。
杨波说，薛暮桥就在这个时候提出了一套新理论：马克思认为货币是各种商品的一般等价物，所以货币不一定同金银联系，也可以同其他商品联系。只要根据地适当控制货币发行量，并掌握充分物资，就能够在必要时用来回笼货币，平抑物价。
当时，山东根据地最强势的物资就是海盐。开始时，海盐由盐商收购后转手倒卖。根据地政府于是专卖海盐，然后降低盐税，增加产量。等到海盐运到接近敌占区的地方，就以高于市价50%的高价出售。这样对敌占区贸易处于出超地位，法币、伪币供过于求，根据地政府在兑换比率上完全掌握了主动权。
1943年冬天，山东根据地的货币斗争已取得一定成果，根据地货币与法币的比值也迅速提高。从1943年7月到12月，根据地物价下降了一半。许多干部就提出，继续提高根据地货币比价。
然而，驱逐法币后市场货币流通量不足，物价又开始下降。根据地的政府单位见状，就出售物资，防止物资贬值，这样物价跌落更快。许多经营单位因此亏本甚至倒闭。
货币发行量与市场流通量的关系，最终成为根据地货币斗争的基本规律。
1946年春，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到山东根据地访问，他问薛暮桥，根据地货币既无金银又无外汇做储备，为什么能稳定物价。
薛暮桥回答，根据地货币有物资做储备。而在根据地，物资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金银、外汇。“我们每发行一万元货币，至少有5000元用来购存粮食、棉花、棉布、花生等重要物资。”如果物价上升，就出售物资回笼货币；反之则增加货币发行量，收购物资。
当时西方国家实行金本位，发行纸币必须有40%以上的黄金储备，用于控制币值。但西方国家还不了解用控制货币发行量的办法来保持物价稳定。
30年后，美国也放弃了金本位。
1945年底，薛暮桥在山东工商管理工作会议上，总结了对敌货币斗争的经验。这个报告后来在晋察冀等根据地大量翻印分发。
掌握货币兑换主动权
1946年6月，国民党以30万军队围攻中原解放区，内战全面爆发。
国民政府与中共的货币斗争更为尖锐。不久，法币币值开始跌落。当时许多人都认为，这就是压低法币与根据地货币比价的功劳。
薛暮桥却十分清醒。在他看来，在这两种货币类似外汇关系的斗争中，强势货币不会这么容易被压制。
他说，法币的流通是全国性的，它的币值在全国范围内都是一致的。一个地方的单独压价并不起多大影响，也不可能长久支持。如果因为根据地压低法币比价，暂时收到一些效果，就会造成根据地入超，外汇供不应求，最后还是法币升值。“所以我们如不根据市场的自然规律，而主观主义来压低法币，对我们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他进而希望努力扩大根据地货币的流动范围，压缩法币的阵地，并利用贸易掌握法币比价。这样，法币的流通范围越小，通货膨胀便越剧烈，跌落就越严重。
杨波说，在这种情况下，贸易成为进行货币斗争的重要因素。以山东解放区为例，成立了管理贸易斗争的工商局，并由薛暮桥亲自担任局长。
贸易斗争的主要策略是：一，对外贸易，即对国统区贸易尽量严格，内地贸易尽量自由；二，掌握重要物资，这种物资既是根据地能够大量输出的，同时也是国统区必需的。
薛暮桥在解释第二条的时候说，掌握重要物资，也可以通过对外自由贸易的形式。比如利用根据地盛产的花生油来吸纳国统区的棉花，效果要比硬性管理强得多。
随着根据地控制对敌贸易并逐渐处于贸易出超地位，根据地在与国统区进行贸易时的议价能力越来越高。同时在稳定的物价支撑下，根据地货币的流通范围也越来越大。
根据地货币就此对法币形成压制。在根据地边境的兑换所，根据地政府完全主导了兑换比率。根据地货币与法币之间的结算关系就像一道屏障，防止了国统区日益崩溃的经济危机蔓延到根据地。
独立的人民币
不过，在刚开始领导中央财经工作时，薛暮桥对于货币独立的观点，在中共内部也受到质疑。
杨波说，当时延安过来的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根据地没有金银储备，又得不到美元英镑等强势货币的支持，如果再切断与法币的联系，岂不是会更加贬值。
薛暮桥则以山东根据地的经验证明，货币的价值是由购买力决定，可以完全摆脱金银、外汇。更为关键的是，一旦关联，根据地经济将受到敌人的影响。
1948年底，在总结过去各根据地货币斗争经验的基础上，中共开始发行统一货币人民币。人民币不规定含金量，并申明与金银脱离关系，汇率主要依据货币实际购买力而定。
当时中共在金银储备方面仍是劣势。如果与金银联系，收购金银要增加货币发行，物价就会上涨。这在国民政府调整法币与白银关系时，已经发生过。
于是，中共在人民币发行的同时，采取了低价冻结政策，金银定价远低于物价上涨速度，也低于国际金银价格。只对土改退押农民所得的金银定价收购。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数十年国家金银管制政策的由来。
更为重要的是，不与金银、外汇挂钩，就使中国的货币与拥有强大金银储备的西方割断了联系。
杨波说，人民币继承了根据地货币的独立特性，与通行的银本位、金汇兑本位划清了界限。这个特征一直延续到今天。
独立货币制度不仅让中国经济摆脱了西方的控制，也不用依附于东方阵营。
苏联盛产黄金，约占世界产量的五分之二。苏联卢布含金量定得很高，远远超过卢布的实际购买力，据此，使东欧各国在汇兑中吃了大亏。
人民币虽然没有规定含金量，但货币购买力较高，导致价值高于卢布。斯大林后来还专门就此向中国提出质问。
斯大林逝世后，东欧各国提出卢布定值过高，要求计算各国货币的实际购买力，改订汇率，并退赔过去造成的损失。此举连续进行数年之久。
从40年代初期开始成形的新中国货币制度，最终延续到了今天。
对于目前人民币自由兑换的呼声，杨波说，应该谨慎地、有范围地试行。因为在他看来---也许也是在薛暮桥看来，红色中国的货币战争远远没有结束。 (本文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作者：山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