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派运动与党内斗争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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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及地方揪出的党内右派集团



　　根据中共中央监委办公厅在一九五八至一九六0年期间陆续出版、内部发行的五卷本《关于清除党内的右派分子决定汇编》以及各地发布的资料，中央和地方划为党内右派反党集团或个人的主要有：

　　中共中央宣传部：一九五七年九月揪出“李之琏、黎辛右派反党集团”，李之琏为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黎辛任机关党委副书记兼作协党总支书记，反党集团成员还有机关党委副书记张海、崔毅。

　　中央广播事业局：一九五八年十月揪出“温济泽右派反党小集团”，温济泽为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党组成员。

　　中国人民银行：一九五八年揪出“尚、詹、夏反党集团”，尚明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办公厅主任，詹武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国外业务管理局局长兼中国银行副总经理，夏原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国外业务管理局副局长。

　　中央监察部：一九五七年揪出“王翰右派反党集团”，王翰为监察部常务副部长、中共监察部党组书记。

　　中华全国总工会：一九五八年五-七月召开“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三次扩大会议”，批判以总工会主席赖若愚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搞福利主义、闹独立性、搞反党宗派主义，书记处书记董昕、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秦达远等十多人划为阶级异己分子。

　　上海市：上海市委组织部长周克右派反党集团，以薛尚实为首的同济大学右派反党集团，薛为党委书记兼校长，党委副书记兼总务长刘准，党委会三分之二委员，共青团正副书记都是右派。

　　安徽省：“李、杨、李、陈右派反党集团”，李世农为安徽省长、省委书记处书记，杨效椿为省委委员、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检察长，李锐为省委委员、副检察长，陈仁刚为司法厅副厅长、司法厅党组书记。

　　一九五八年四月揪出“淮南市右派反党集团”，其成员是中共淮南市委书记处书记夏际霞等人；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揪出“蚌埠市反党联盟”，成员有中共蚌埠市委第二书记兼监委书记罗霞光、市委副书记王荣华、市委副书记兼市长杜宏本。

　　浙江省：一九五七年十二月揪出“沙、杨、彭、孙右派反党集团”，沙文汉是浙江省长、省委常委，杨思一为浙江省副省长、省委常委，彭瑞林为省检察院长，孙章禄为省委委员、省委财贸部长。

　　一九五七年十月揪出中共永嘉县委副书记王定，首创“包产到户”人之一

　　广东省：一九五八年二月揪出“冯、古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冯白驹为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广东省副省长，古大存是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同时揪出四大地方主义右派反党集团：

　　一、“蓬、谢、钟、温地方主义右派反党集团”，蓬荆为原水产厅副厅长，谢平为汕头市税务局长，钟杰民为水电厅处长，温盛湘为水产公司经理。

　　二、“陈、吴、钟、王地方主义右派反党集团”，陈恩是中共广州市委秘书长，吴有恒是广州市委书记处书记，钟明是广州市委书记处书记，王有恒是市委办公室主任。

　　三、“欧新地方主义右派反党集团”，欧新为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处长，该集团包括十多名县团级干部。

　　四、“陈华地方主义右派反党集团”，陈华曾任中共地委书记，中共省委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集团中包括十多名县团级干部。

　　划为地方主义右派分子的还有中共港澳工委宣传处长麦素君，广州市副市长余美庆，中共广州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兼侨务办公室主任谢创，广州市财贸办公室主任古念良。

　　河南省：一九五八年七月揪出“潘、杨、王右倾反党集团”，潘复生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杨珏为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王庭栋是中共河南省委副秘书长。

　　四川省：一九五八年一月揪出“重庆市张、王、贾、谢四人右派反党小集团”，张文澄是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处书记，王匡时为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贾维英是《重庆日报》总编辑，谢予是重庆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揪出“重庆市反党联盟”，主要成员是中共重庆市工会党组书记、重庆市总工会主席张显仪等人。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揪出“宜宾地区右派反党集团”，李鹏为宜宾地区专员兼地委副书记，吕逢权为宜宾市长兼市委副书记。

　　甘肃省：一九五八年二月揪出“孙、陈、梁、曹地方主义右派反党集团”，孙殿才是副省长、省委常委，陈仁义是副省长，梁大钧是中共银川地委第一书记、省委委员，曹又参是银川专员公署专员。此外还有省人民委员会秘书长陆为公，民政厅长刘余生，司法厅副厅长王新潮，交通厅副厅长林里，商业厅副厅长梁克忠，文化局局长马济川等人。

　　广西壮族自治区：一九五八年六月揪出“陈、王、骆、王、廖、廖地方主义右派反党集团”，陈再励是中共广西区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王梦周是中共广西区委组织部长，骆明是中共广西区委宣传部长，王浩是中共广西区委文教部长，廖原是中共广西区委财贸部长，廖联原是兵役局长。中共广西区委八个部长有六人划为右派。

　　“中共环江县委地方主义右派反党集团”，包括县委副书记兼县长王定（包产到户首创者之一），副书记陈朝群，车丙寅。全县干部有九十六人划为右派，六十六人划为中右。

　　青海省：一九五八年六月揪出“孙作宾地方主义右派反党集团”，孙作宾是青海省长、中共青海省委书记，其成员是省妇联主任刘杰（孙作宾妻），省高级法院副院长高继先，中共青海省河南县委第一书记潘光亚。

　　河北省：一九五八年二月揪出“刘洪涛反党联盟”。刘洪涛是省委常委、统战部长，还有统战部副部长王葆真等。

　　福建省：一九五八年六月揪出“福建省地方主义右派反党集团”，主要成员有中共福州市委书记黄国璋，省教育厅长林汝南，晋江专区专员许集美，福州市委书记王一平等人。

　　贵州省：一九五八年二月揪出“贵州省侗族地方民族主义右派反党集团”，主要成员有省委候补委员、中共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州委书记处书记、副州长梁旺贵（侗族），中共黔东南自治州委委员、州人民委员会秘书长冯兴漠（侗族）。

　　云南省：一九五八年四月揪出“郑敦、王镜如地方主义右派反党集团”，郑敦是中共云南省委组织部长、省委常委，王镜如是组织部副部长，其成员有中共省委组织部组织指导处长臧野农，省建筑工程局处长袁用之，中共玉溪地委副书记全明，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谢加林，思茅地委书记梁家。

　　滇东北的反右运动与反地方主义结合起来，由时任云南省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长的谢富治亲自领导，主要矛头对准四十年代战功卓著的边纵和地下党干部。揪出原昭通地委第一任书记李德仁（己调任北京铁道学院党委书记）、昭通专员李剑秋、云南省地下党领导费炳、浦汉英、孙志能等人。滇东北共有十一个县揪出地方主义右派反党集团。谢富冶超额完成抓右派指标，共有二千多人被打为右派分子：

　　会泽县：县委书记薛振华、县长陆子英为首地方干部二百余人；

　　昭通县：县委书记陈季佰、县长张保全等地、县两级干部三百多人；

　　盐津县：县委副书记瞿增伟、组织部眸何浩正等一百四十余人；

　　鲁甸县：县委副书记李春仁、组织部长袁成明等一百二十多人；

　　威信县：县长吴之伯、县委组织部长杨曙、宣传部长王文、财贸部长崔汝益等一百五十多人；

　　巧家县：县长郭云谷、副县长龙树林、宣传部长丁恩祝、农工部长周天祺等一百五十多人；

　　大关县：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傅开仁等一百多人；

　　永善县：县长张德钦、副县长韩礼福、检察长吴启跃等一百八十多人；

　　绥江县：县委组织部长龙祥林、宣传部副部长杨正举等一百二十多人；

　　镇雄县：县长欧阳兴科等一百二十多人；

　　彝良县：县委书记陈子良等一百八十多人

　　山东省：一九五八年八月揪出“山东省王卓如地方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王卓如为山东省省长、中共山东省委常委，成员有省委候补委员、中共山东省委财贸部副部长张耀曾，省外贸副主任郭士毅，副省长袁子杨，财贸厅厅长续中一，省计委副主任曾戎等人。

　　一九五八年三月揪出“荷泽地委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其成员有荷泽地区专员，中共地委副书记扈国华，地委常委、宣传部长杜湘，地委常委、财贸部长王鲁光，地委委员、宣传部长褚连捷，地委委员、中共单县县委第一书记申云璞。

　　一九五八年四月揪出“青岛市地方主义反党集团”，主要成员有中共青岛市委书记处书记孙汉卿，中共青岛市委书记处书记矫枫，青岛市副市长褚介，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长、市委委员孙朴风，中共青岛市委文教部副部长余光前、国棉一厂党委书记王作，《青岛日报》总编辑顾膺等人。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揪出“济南市地方主义反党集团”，主要成员有中共山东省委常委、中共济南市委第一书记王路宾，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毅以及市委秘书长、市委工业部副部长等人。

　　山东省地方主义反党右派分子还有中共泰安地委书记曹礼琴，中共惠民地委书记李峰。

　　辽宁省：一九五八年二月揪出“辽宁省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其成员有辽宁省监察厅长、党组书记张静超，监察厅副厅长、党组成员方一臣等。

　　一九五八年十月揪出“辽宁省右倾机会主义集团”，成员有中共辽宁省委书记王锋等人。

　　西藏自治区：一九五八年八月揪出“范明右派反党集团”，范明为中共西藏工委书记、进藏部队司令兼政委，少将军衔。成员包括共青团西藏工委副书记梁枫（范明妻）、青藏公路交通运输管理局副局长、党委第二书记白云峰，中共西藏工委组织部长曾实等人，受株连者达六百多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九五八年四月揪出“新疆地方民族主义反党联盟”，主要成员有中共新疆区党委书记处书记热赛拉夫，自治区政府副主席伊敏诺夫，中共自治区党委常委艾斯海提等。

　　某些研究“五七运动史”的学者将一九五七年的右派区分为自觉型和非自觉型两大类。然而不管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右派分子，在客观效果上都起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正面作用。中共党内右派亦是如此。一九五八年的反右补课运动，是中共建政后第一次大规模地用政治运动方式整赦党内反对派。划为中共党内右派的中共党员，不论其所处位置在高层或基层，在中央或地方，都有不同的原因。有的是不听中央号令，闹独立性；有的是具有民主意识，反对专制独裁；有的是维护地方权益，挑战毛泽东中央集权的权威性。至少是因政策上的分歧而划为右派分子者，在客观效果上他们都是具有不同政见的党内民主派。



　　为什么反右斗争的盖子至今几乎没有揭开



　　反右派运动过去五十三年了，对于反右斗争的认知，依旧限定于官方设定的二个禁区范围内，即反右运动是“必要的，及时的。”以及“反右运动是整敕知识分子”。提起反右，人们把时限定格于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开始。很少有人把时限延伸到一九五八由以党内反右为主题的“反右补课”，更没有把反右补课看作是建国后第一场最大规模的党内残酷斗争。

　　这一场党内斗争史几乎揭不开的原因，不外有多种因素。一九七九年右派“大改正”后，开放了一段时间的反右研究。刚打开门缝，不多久便匆遽关门。

　　五八年党内的反右运动与社会上的反右派运动不同，采用“关门打狗”的方式。毛泽东和中央反右领导小组反复强调“内外有别”，大多数党政系统的党内右派没有推向社会，关起门来批斗处分，当时鲜为人知，事后如果自己不说，便更无人知晓。上文提到的几个文件，都己封存在档案库中，不见阳光。时过境迁，渐渐成为历史盲区。

　　其次，在右派大改正时，中共中央组织部有一条规定：“对本人及其家属、子女、亲友档案中涉及这个问题的材料，应予以撤出销毁。”在中共党内更有极其严密的干部档案管理制度。党、政正职领导的人事档案，同级党委不准管理，必须由上一级党委管理；厅局级由省部级管理；省部级由中组部管理，以此类推。这种以官本位为基础的党内人事档案管理体制，很难揭开党内斗争的盖子。

　　第三，党内右派受传统的组织观念和党的纪律限制，有些人改正后官复原职或官运亨通，不愿再去违纪揭开伤疤，影响升官发财。这是与党外右派的不同之处。

　　自然规律也是揭不开这段历史的重要因素。《开放》杂志总编辑金钟先生于2007年6月在该刊发表专文“关于右派的一项死亡统计”。他以官方认定的五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七人作为基准，经过研究分析，认为在当年还存活一万另三百名右派，即健在者不到百分之二。时过三年，又有多少右派老人逃不过自然规律。如果党内右派也以此数测算，而今健在者应在三千人左右，况且大都是当年二十岁上下的学生党员右派。他们的阅历和对党内斗争的认识毕竟尚有一定局限性。

所以一九五八年反右这场斗争的研究，任务颇为艰巨。本文仅起抛砖引玉作用，期盼更多有识之士来做这个工作。



　　社会矛盾始终是党内斗争的反映



　　毛泽东宽大的木床上摆放着《资治通鉴》，每当遇到政治难题，都会从古书堆中去寻找答案，因此他熟谱中国封建帝王治人拢心之术。在一九五七年，他那超人的政治嗅觉早已察觉了挑战他独裁专政的威胁来自党内，来自党内高层，来自地方诸侯，来自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思潮以及第二国际和平过渡议会道路在中共党内的深远影响。

　　在北大《百花学社反党小集团》的判决书中，中共甚至否认有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存在，简直是闭着眼睛说瞎话，荒唐可笑。可是毛泽东心知肚明，他的敌人来自党内，来自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即五七年的党内右派分子、五九年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六四年四清运动中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入文革便成为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睡在自己身旁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了。

　　用政治运动方式清党，建国进行多次，至文化大革命达到高潮。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日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透露：“在十年文革期涧，立案审查受迫害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17。5%，副部长副省长以上占总人数75%，中共八届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76%，中央军委副主席86%，全国三届人大副委员长70%，副总理87%，中央各部委和省委书记75%。”

　　如果对照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便可找出一条规律，即社会矛盾始终是中共党内斗争的反映。翻开一九四九年中共建国后的历史，潘汉年案引发一场镇压反革命运动；由社会上的五反导致党内的三反；批判胡风引发肃清一切反革命运动；一九五七年反右导致中共大规模党内清理；一九五八年又招来社会上的第四次肃反运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引发“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四清运动”促发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因此，可以理解为上世纪五十年代那场反右派运动，系由社会上整敕知识分子和党内斗争两部分组成，以整敕知识分子开始，以党内斗争告终。其直接后果是触发了那场饿死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八千人的大灾难。举河南省为例。由批判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而在全省干部中大抓“小潘复生”，全省共揪出右派七万多人，占全国五十五万多右派总数的15%。党内干部右派二万三千余人，占全省右派总数的15%。河南百姓针对这两个15%说，河南省的高产和卫星是用拳头打出来的。信阳地区右派揪得最多，饿死人也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