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国的野望，日本人的“中华情结”

新闻

作者：地史馆

（一）

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兼并天下十一年后的始皇帝，志满意得地规划着万世千秋统治自己一手缔造的“花花江山”。他坚信，只要出海找到仙人居住的地方，求来仙药，自己便可寿与天齐，决定派遣齐地的方士徐福出海，求取仙药。



徐福在向秦始皇要求三千童男童女、百工（各种手艺人）和“五谷子种”后，扬帆出海，只是，这次他再也没有回到中原，《史记》上称：“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
后来很多史学家都在纷纷猜测徐福称王的那个“平原广泽”之地在什么地方，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过大多数人比较倾向是到达了日本，因为日本人自己也是这样认为。
公元927年，五代后唐天成二年，日本醍醐时代的真玄宗高僧弘顺大使(即宽辅和尚)来到中国，和当时中国的义楚和尚交流佛法和两国文化，就曾经对义楚和尚说起徐福东渡到日本的事情：
“日本国亦名倭国，东海中。秦时，徐福率五百童男、五百童女，止此国也。……又东北千余里有山，名富山，亦名蓬莱，其山峻，三面是海，一朵上耸，顶有火烟，日中上有诸宝流下，夜则却上，常闻音乐。徐福止此，谓蓬莱，至今子孙皆日秦氏。”
关于徐福到底去了哪里，两国正史内虽并无确切记载，倒是日本民间有不少地方都出现了“徐福登陆处”和自称的“徐福后代”，也有一大批日本的学者拼命证明徐福就是日本初代天皇，神武天皇。

（二）

其实无论徐福有没有去到日本，古代中国的强势原生文明一直影响着日本这个岛国的发展是毋庸置疑的，从政治经济、文字语言、宗教思想与衣食风俗，无一不在中华文明的阳光沐浴下成长和定型。
在古代航海技术粗糙，无法做远洋航行的情况下，作为一个岛国，处于四面环海，无法与外部其他文明频繁地相互接触，基本上是很难自给自足般的发展出自己的原生文明。
在15-17世纪地理大发现的时候，欧洲航海家们在太平洋上发现了很多有人类居住的岛屿，这些孤悬海外的小岛原住居民大多都是穴居山洞，衣不蔽体，过着刀耕火种，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有一些到现在亦是如此），文明的春风并没有吹到过这些遥远太平洋上的岛屿。
像英国和日本这样的岛国确是幸运的，英吉利海峡与欧洲大陆隔海相望，受到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化熏陶，日本则和中国一衣带水，吸收中华文明的养分而快速成长。在古典欧洲与古代中华这种强势原生文明的影响下，英国和日本的居民没有像太平洋上那些小岛土著一样彻底与文明世界隔绝而停止进步，处于文明停滞的状态。



1881 中国与日本
与朝鲜和越南等这些一样受到中华文明养分滋润的国家而对中国感恩戴德态度不同的是，日本在对待中国这个给自己带来先进文明与文化的国家，抱着的却是一种复杂而又暧昧的心态，而这种复杂而暧昧的心态，源于日本的焦虑。
从日本作为一个国家诞生以来一直到明治维新以前，不管在什么领域上，日本总是仰视中国，中国对于日本来说永远都是那个“别人家的孩子”一般的存在，自己与中国相比总是要矮一截。
这种精神压力，导致了日本人既仰慕中国，又憎恨中国的矛盾的民族心理，但日本又无法不从中国输入文明和文化，输入以后自尊心上的不甘，又使得日本对总是对输入的中国文化做一些本土化的改造，表达出自己最后的倔强。在这种矛盾的心理折磨下，为日后中日两国的恩怨情仇的纠缠埋下了深远的伏笔。

（三）

《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了“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
光武帝赐以倭奴的那个印绶就是1784年在日本被挖掘出来的“汉倭奴国王金印”，被日本奉为国宝。



汉倭奴国王金印
这枚金印纯金铸成，印体方形，龟纽，阴刻篆体字，规格、形制、篆刻技法和汉朝册封诸侯王所授予的印绶规格一模一样，可见东汉是以封诸侯国的礼仪的规格对待当时的日本。当然，日本也并没有把自己当外人，一直以中华文明的继承者自居。
在唐宋时期是中日交流最频繁的时期，这段时间模仿与改进比较多，日本“大化改新”几乎就是照搬唐朝的政治制度。
日本的班田收授法与租庸调制模仿唐朝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京都的宫殿仿照唐朝宫殿，都城仿照长安的格局来了一个迷你版，包括桥梁、居所、寺庙等无一不是在复刻中国，开启了近一千年时间“唐风时代”，不但深刻影响了古代日本，有一些制度痕迹的影响带到来现代日本。



日本奈良 唐朝鉴真和尚主持修建的招提寺
例如现在中国的“省”是地方行政单位，唐宋时期的“省”是中央行政单位（三省六部制度），这个制度被日本很好地继承下来，至今日本中央政府机构都称“省”，外务省、总务省、法务省、财务省等等，地方则是：都、道、府、县、市。
明朝初年，日本派使者修表进贡于明廷，明太祖朱元璋问及日本的风俗文化，日本使者即场赋诗一首来作答：“国比中原国，人同上古人。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银瓮篘清酒，金刀鲙紫鳞。年年二三月，桃李自阳春。”足见其以中华文明继承者自居的心态。

（四）

虽然日本样样学习，处处模仿，可是这种文明和文化上的巨大差距带来的自卑感，不是仅仅靠模仿可以消除和拉近的。日本人只能在京城设“洛阳”和“长安”区，把去京城称为“上洛”，沉浸在“中华正统”的意淫里，沐猴而冠毕竟也不能把猴子变成人。



1863 日本 京都地图
然而，历史来到了1644年，中国发生一件天翻地覆的大事，使日本人第一次在中国面前有了“中华正统”的文化自豪感。
在这一年，大清入主中原，作为汉人政权的大明灭亡了。大清强迫汉人“剃发易服”，把传统中华形象从外表来了一个大改观。大清的统治者虽然努力学习儒家经典，也沿用前朝制度治理中原，尊孔拜孔，搞科举笼络读书人，但对周围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国家来说，大清的统治者无论从什么标准看，都是彻头彻尾的蛮夷。
以朝鲜为例，虽然屈服于武力，无法不作为藩属国侍奉大清，但打从心底里看不起大清。朝鲜也开始以“中华正宗”自居，和日本一样觉得自己才是真正的“中华”。
比如，在明朝的时候，朝鲜使者把来中国进贡称为“朝天”（朝贡天朝），到了清朝取代明朝之后，朝鲜使者再来中国进贡则称为“燕行”（北京一游）。连一向恭顺的朝鲜都尚且如此，日本更觉得自己已经后来者居上。



朝鲜于清康熙二年绘制的《大明九边万国人迹路程全图》
从日本人的角度来说，中国已经被真正的蛮夷所统治，所以中国不再是中华，从明朝灭亡开始，只有日本才是真正的中华。自古没有被异民族征服过的日本，保留着最完整的中华儒家文化和礼仪传统，历代以来，君臣上下都守礼守义，当然是中华正宗。
日本江户时代的学者山鹿素行，用汉文写了一本《中朝事实》的历史书，把明亡之后日本继承中华文明的观点理论化，书中把日本称为“中朝”、“中国”、“中华”，是中华文明圈的中心，而把清朝统治下的中国，称为“汉地”和“外朝”，已经“华夷变态”，失去了中华正宗。

（五）

日本带着这种思想，来到了近代。公元1853年，美国海军将领佩里带领着被日本史书上描写的“黑船”（蒸汽轮船），驶入江户湾，日本被西洋强大的工业文明所震撼，就像十年前的大清一样，在西方列强的大炮口️威胁下，日本国的大门被打开。



中国鸦片战争的失败和这次黑船事件给了日本很大的冲击，使得日本人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感，连一贯以来的亚洲老大“中国”都挡不住西洋蛮夷的凌厉攻势，自己有什么本钱能抗拒？在西方列强绝对压倒性的实力面前，日本人迅速屈服，决定“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展了全面西化改革的“明治维新”。
就像当年全面学习古代中国的文明一样，日本也是从制度到外表彻底大改造，提倡西学和西化生活方式，明治天皇带头改发型、穿西装、吃西餐和学外语，着手建立近代工业、近代西式军队、警察制度、义务教育、开议会、立宪法....逐步实现殖富国强兵、殖兴产业和开化文明。



逐渐强大起来的日本，再次将目光投向了隔海相望的朝鲜和中国。
西化的日本即使从政治、文化、经济、科技、生活习惯全面模仿欧美，但“中华正宗”的归属感并未一刻遗忘，西化的日本人也从来没把自己当外人。“中华正宗”这种思想注入了西化后建立的现代化国家意识的民族主义思想，催生了另一种新式的理论思维“大东亚主义”。这就成为后来日本屡屡插手干涉中国的事务，甚至发动侵略战争的思想根源，理由很简单，作为蛮夷的蒙古与满洲都能入主中原，那么作为“中华正宗”的日本为何不能君临天下？

（六）

1592年，摘取了日本战国时代兼并战争胜利果实的丰臣秀吉，不满足于小岛上的胜利，妄图入主中原，于是发起了万历朝鲜战争。在他眼里，实现真正的大一统，眼光需放在中国和朝鲜。



丰臣秀吉在给朝鲜国王的信中俨然以入侵大明完成天下一统的“英雄事业”为己任：“吾欲假道贵国（朝鲜），超越山海，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尽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是秀吉宿志也。凡海外诸藩，役至者皆在所不释。”
当然，他的“天下一统”梦想连同他的精兵强将都被大明的铁骑和火炮无情摧毁，丰臣秀吉也在兵败如山倒的悲催现实中愁病交加而死。这是日本人第一次有组织有预谋的染指中华的军事行动。
丰臣秀吉肉体已经灰飞烟灭，丰臣秀吉的幽灵仍然在岛国里游荡，毕竟他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丰臣秀吉之后的日本一直以征服中国为最大的英雄事业，统一日本的功绩与征服中国相比，简直无足挂齿。
尤其满清入主中原后，“蛮夷”变中国，那种文化上的最后一层自卑感都荡然无存了，毕竟自己沐浴了近两千年的“汉雨唐风”的文化洗礼，怎么也比那些剃着“金钱鼠尾”，从深山野林中走出来开化未久的女真人更像中华，更有中华文明正统优势吧。



行动上有了丰臣秀吉的大胆尝试，心理障碍也因为大清入主中原去除了，接下来就是等待时机，趁势而动。明治维新之后，强大起来的日本开始主动出击，挑衅大清。
1874年，日本借口琉球渔民被杀，出兵攻打台湾，血腥屠杀原住民，勒索清政府白银五十万两。
1876年，用武力强迫大清属国朝鲜签订“江华条约”，正式插手朝鲜事务，破坏大清对朝鲜的宗主权，损害了朝鲜的主权。
1879年，明目张胆吞并大清属国琉球，设为“冲绳县”。
日本一步一步地紧紧进逼，最终无可避免双方大打出手，一场决定中日两国的国运之战，正式开打。

（七）

公元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李氏王朝岌岌可危，为了平定朝鲜的叛乱，李氏王朝向宗主国大清求救，请求大清出兵帮忙平叛。
根据与清政府约定的《天津会议专条》，日本取得和清政府在朝鲜共同行动的权利，既然清政府出兵朝鲜，日本也以此为借口向朝鲜派遣军队。
“东学党”起义镇压后，清政府提议和日本共同退兵，日本蓄谋已久，不但拒绝退兵，反而以帮助朝鲜改革内政为由，不断增兵朝鲜，大战一触即发。
当年7月25日，日本舰队不宣而战，在丰岛海面偷袭北洋水师运兵船，中日第一次全面战争甲午战争，正式爆发。



战争的过程和结果就不细叙，说起来都是泪，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在战争期间用汉文发布一篇声讨清政府的檄文，叫《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
在这篇“奇文”里面，日本人把清政府斥为“塞外之一蛮族”，痛斥满洲“侵略”中国“非受命之德，又无功于中国，乘朱明之衰运，暴力劫夺，伪定一时，机变百出，巧操天下”，破坏中华文明的种种恶行，声称清政府气数已尽：“上天厌其德，下民倦其治”，所以满清一败再败，“盖满清氏之命运已尽，而天下与弃之因也”。
而日本侵略中国则是为了吊民伐罪，“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我徒望之久矣。”以帮助中国复兴中华文化的解放者自居，拉拢汉族老百姓和军兵的感情，“我国之所惩伐在满清朝廷，不在贵国人民也；所愿爱新觉罗氏，不及耸从士卒也.....夫贵国民族之与我日本民族同种、同文、同伦理，有偕荣之谊，不有与仇之情也。切望尔等谅我徒之诚，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号召中原老百姓“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
“檄文”的语气和字眼与中国历朝历代打江山创业时声讨前朝罪孽的口气并无二样，不看作者和出版方，还真以为王师再临，命世之主重现。



旅顺大屠杀
这篇“檄文”里面，日本仍然以“中华正统”自居，用帮助中国文化复兴，中日同文同种的理论，为其侵略战争披上一件伪善的外衣。由于清政府确实腐败无能，使得很多老百姓被日本人的宣传所迷惑，据日本官方的《日清战争实记》记载，日军在九连城受到中国群众的欢迎，“当地居民箪食壶浆迎我王师，携来鸡和猪献给我军”，日本随军记者因此感慨：“东西旦夕相望，庶民子来，古人之言，不欺我也。”
这大概属于日本自诩“中华正宗”继承者的称号获得的一个重要优势。有了这个大义在手，侵略者就变成了吊民伐罪的“王师”，满清政府成为异族窃据中国的蛮夷。
民族主义尚未形成的中国，普通老百姓并无“中华民族”的概念与国家认同感，“皇帝轮流做，明天到我家”才是当时平民真实想法，这样的民众，正如《让子弹飞》电影里面的台词说的“谁赢了帮谁。”



在当时民众眼中，日本人赢了，坐了江山，也不过是几千年来中国历史又一次改朝换代而已，毕竟日本人也宣称要：“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也继续传承中华文化，既然这样，那么满洲人和日本人，谁得天下不是一样？而且日本“沾染王化”的时间也比满洲女真时间长得多，文化上的大同小异，说不定日本人比满人还要“通情达理”。

（八）

甲午战争之后，中国革命者的“排满”与“反满”情绪的高涨，与日本宣传机器大力宣扬的满洲非“中华”的概念有莫大的关系，但也正是甲午战争，使得一向民族意识淡薄的中国人开始有了民族主义觉醒和抬头，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思想，开始萌芽。



公车上书
中国在战败后，不但没有仇视日本，反而大批知识分子由留学欧美改而留学日本，正是在日本的留学，使得大批中国知识分子在日本学习先进技术、知识文化和进步思想的同时，也受到了日本“明治维新”后诞生的国家民族主义思想与日本人的“中华正统文化”理论的教育灌输，在把中国与腐败的清政府区分开的同时，慢慢形成了多个民族共建的“大中华”的概念。
孙中山先生把这种概念完整到革命理论，作为纲领实践，就是“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辛亥革命后，更是在制定《临时约法》确立“五族共和”：“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如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中国人开始真真正正有了民族认同感，有了对于“中国”这个国家的归属感。



作为享受了“中华文明”正统继承者自居好处的日本，大概没想到，正是日本的国家民族主义思想的输出与自身保留的“中华文化”对中国文艺复兴式的反哺，再加上日本对中国赤裸裸的武装侵略的刺激，使得中国民族主义抬头、发芽成长和成型，形成了民族向心力和对国家的共同认同，让日本意图仿效蒙元和满清入主中原的美梦变成了泡影。
“中华情结”是日本人一直无法摆脱的思想桎梏，二千多年“汉雨唐风”的浸润下早已沦肌浃骨，日本认为自己是中华文化最好的继承者与传承者，在意识里觉得只有日本才能“为往圣继绝学”，承担起把中华文化发扬光大的责任，认为自己比“蒙元”与“满清”更有资格代表“中华”，统治中国。于是一直抱着这样的“中华情结”，打着各种幌子来构建自己对中国侵略的合法性，从对清政府“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到面对民国政府的构建“大东亚共荣”理论。



这种似是而非的操作也蒙蔽了不少中国人，哪怕当时对于“中国”这个国家共同体的认可与中华民族独立性的认同已经相当成熟，依然️不少中国人愿意与日本人合作，充当汉奸，其中不乏一些精英分子。
即便到了现今，日本的自以为是的“中华情结”与中国的“中华民族”独立自主的民族意识，仍然是一种激烈的矛盾存在，或许算是中日两国一种冥冥中注定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