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发泄水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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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4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晋绥分局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就是中国KP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土地制度的改革，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中国KP关于土地改革的总路线总政策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毛泽东还说，“左”倾错误的危害在于忘记了我们在土地改革中可能和必须团结农村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建立反对封建制度的统一战线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战略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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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诸子均分制对中国人观念上的直接影响是平均主义的根深蒂固。我们说，任何观念的产生都有其现实的基础。平均的思想作为人类理念的一种理想形式，也有其存在的不同层次和水平。从合理性上看，机会的平均应高于结果的平均。但在中国，重视结果的平均大大高于重视机会的平均，从而使中国的平均体现为平均主义，并且这种平均主义的观念是深入人心。这里因为诸子均分制本身就是体现了一种结果的公平，不同儿子虽然贡献不同，但最终结果是平均的。这种观念代代相传，并泛化到一切行为关系中，进而使中国人的平均主义有着比西方更为强烈的色彩。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提出的口号无不体现了一种平均主义的观念。而西欧则不同。如1525年爆发的德国农民战争，当时农民提出的《十二条款》是为了增进“上帝的荣耀”，实现“基督教兄弟之爱”。这里，农民斗争的目标体现了一种宗教性质。再如997年，诺曼底农民举行过一次大起义。一位编年史家记载说，这次起义的原因是农民要“按自己的法规来使用森林附属地和水源”。另外，15世纪末16世纪初发生在德国的“鞋会”运动提出了改革社会道德的要求。据编年史家的论述，这场运动的特点是运用了神法的观念来进行斗争。这就是说，不直接把经济性的要求当做斗争的目标，而直接把建设一个基督教道德社会当作斗争的宗旨。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西方农民起义的目标更偏重于追求机会的平均，而中国农民起义的目标其实质体现的是结果的平均。如中国农民起义提出的“均贫富”的奋斗目标就最直接地表现了平均主义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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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在论坛里玩儿，每个ID赚钱的机会都是平等的，为什么偶的钱多就要被人歧视呢。偶正式宣布，偶有马甲，碍谁什么事了。偶的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一个个ID辛勤灌水挣来的。当然了，也有别人给加的分，还有转的帐。偶要强调的是，这不是偶的特权，只是权利而已，偶用了，就被鄙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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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从中国封建社会官僚体制的运作过程来看，平均主义观念也无不渗透其中。中国历代王朝不断地“均田”、“限田”，就是这种平均观念的具体反映。这种不断地平均，不断地“均田”与“限田”的行为，在观念上和行动上的直接后果是淡化了人们的财产所有权意识，并进而妨碍了中国社会对私人财产权的严格保护。而我们知道，承认并保护私人财产权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条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也就失去了一项起码的必备条件。

6、诸子均分制的土地继承制度直接导致了中国特有的人口变动规律。马克思说：“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7]诸子均分制对中国人口变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增强了内生的人口扩张机制。由于人均土地面积的不断减少，农业经营越来越向精耕细作的集约化方向发展。而集约化农业的发展又要求劳动力的大量投入，如兴修和维护水利灌溉工程、人工制肥和施肥、园艺化的田间管理（尤其江南一年多熟的水稻种植）等都需要大量的劳动投入。这种主要通过增加劳动力的办法使中国古代的单位面积粮食产量达到了世界前工业时代罕见的水平，甚至达到乃至超过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欧现代农业的单产水平。据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欧现代化农业最发达的英国，平均粮食亩产水平多不超过300市斤，在1890年代以前，大都不超过250市斤。根据吴慧对中国粮食的估算，19世纪的英国还达不到中国唐代的水平。或者退一步按宁可先生的估算数字，19世纪的英国也不过在中国明清时期的水平上。美国学者伊懋可也曾作过估算，认为1920年代中国传统农业的单位面积产量大大高于欧洲国家工业革命前夜的水平，这时中国的小麦产量约在每英亩14蒲式耳左右，法国1850年小麦产量仅13蒲式耳，英国高些，19世纪上半叶达到30蒲式耳，但1920年代中国稻米产量已达56蒲式耳。实际上，伊懋可对中国粮食产量的估计过于偏低。按伊懋可的估计，1920年代中国小麦亩产仅为0.84石，稻米亩产仅为1.36石。按中国学者余也非的研究，北方小麦亩产在元代已超过这一水平，达到0.96石，南方水稻亩产在宋代已超过这一水平，达到1.39石。不管怎样，从众多的研究成果看，说中国农业粮食单位面积产量从唐宋以后已经达到或超过了19世纪欧洲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一结论并不为过。在当代，一位中国学者陈平教授曾在美国得州中部作过一个实地观察，发现平均每头母牛约需要10公顷草场，一个典型的牧牛家庭要有100头母牛才能保持不赢不亏，这就最少需要1000公顷土地来维持三口之家的生活。如改为中国精耕式的种粮，可养活上千个家庭。所以，中国传统农业的效率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粮食产量增加的结果又进一步促进了人口的增长，人口的增长又进一步推动了农业的集约化经营。如此循环往复，使中国农业陷入了一种“过密化”的境地。但是这种境况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由于经济分化的因素和土地可以自由买卖，所以土地的集中又成了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从而分离出庞大的过剩人口。于是乎，中国历史上就有不断的“均田”、“限田”，以此来解决众多人口的吃饭问题。由于中国历代没有节制生育的措施，所以战争、瘟疫等成了解决中国人口多的一个自发抑制机制。中国历史上的内乱，对抑制人口的自然增长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据统计，从秦以后到辛亥革命前的2100年间，共发生人口减少30%以上的大规模战争13次，其中除汉武帝对匈奴战争，清代白莲教起义和太平天国的伤亡可能不及半数以外，至少有9次战争导致人口减少一半以上。再加上自然灾害等因素，使中国人口总体上保持在其自然经济系统所能承受的水平以内。由于缺少内生的自发抑制机制，所以中国人口一有机会，就会又走上快增长的轨道。如内乱后的太平时期，再如地区开发等。因为伴随区域开发必然有土地规模的扩大，从而又促进新一轮人口的增长。有学者在研究中发现有一个现象，在中国和西欧，早婚与晚婚的发展趋势是不同的，欧洲是从早婚发展到晚婚，而中国却是从晚婚发展到早婚。为什么有这样一个差异，这里根本原因就是土地继承制度的不同。中国的诸子均分制必然会促使人口越来越多。早婚伴随着早分家、早立业，同时也伴随着早生子、多生子。所以中国传统社会也就不会形成类似西欧的一种自觉控制人口的机制。（2）诸子平分的土地继承制度一方面形成了人口膨胀的内生机制；另一方面，又把人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使中国社会从根本上缺少大规模向外扩张的动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海外探险也就失去了应有的经济意义。华勒斯坦在自己的研究中曾注意到在15世纪，当时，中国地少人多，西欧是地多人少，但中国感到缺少人口，而西欧感到缺乏的是生存空间，因而要寻找和发现新大陆，大量向外殖民扩张。这一奇怪对比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二者具有不同的人口生产和需求机制。西欧由于是长子继承制，所以，西欧的人口一方面有对外扩张的动力，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一种内生的自我抑制机制。主要表现在：（1）迫使大批没有得到土地的人从事对外战争和海外殖民活动。11~13世纪十字军东征在地中海国家的运动就是以这批人和逃避饥荒瘟疫的农民组成的。据说荷兰每年派出大量水手，回来的只有2/3。从古希腊到近代，欧洲的殖民活动，输出了大量人口，对欧洲本土人口的稳定产生了相当的作用。（2）迫使自我节制生育。早在古希腊时代，柏拉图就把一国公民的限额规定为5040人，并最早提出了计划生育的主张。亚里士多德也主张限制子女数目和施行堕脱。罗马时代奴隶制的商业城市高度发达时，贵族和公民都盛行不结婚和不要孩子的风尚，因为财富分给子女就意味着贫穷，据说当时大部分公民都没有结婚。凯撒不得不禁止45岁以下无丈夫无子女的妇女配带宝石和乘坐轿舆。奥古斯都则颁布更严厉的法律对不结婚的人处以经济惩罚，给结婚和多子女的人以荣誉、特权、官位和经济的奖赏。但是所有这些法律最后都徒有虚名，因为外生的干预抵不过内生的抑制。而在中国却相反，刘邦和惠帝用增减钱粮劳役的经济办法奖励生子、惩罚晚婚，结果却产生了极大效果。这里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缺少内生的人口抑制机制。所以从最终意义上来讲，控制人口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形成一种内生的抑制机制。在中国，由于人口的不断增生，使社会经济结构陷入了一种既脆弱又不可逆转的进程。越来越小的生产规模使农业抵御风险的能力越来越弱；同时，使经济结构的大调整难上加难。历史上，鲜卑人、蒙古人、清兵都曾试图化中原的耕地为牧场，但因无法养活众多的人口，不得不被迫还牧场为耕地。

晕。

7、诸子均分制引致的人口扩张又直接导致了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大破坏。和农牧混合的经济结构相比，小农经济单一农业结构的扩张其最大的恶果在于森林植被的大规模被破坏，并改变了自然的生态结构。结果是造成水土流失、地力贫瘠，农业生产的基础日益恶化。另外，中国自从商鞅变法虽然承认了私自开荒的合法性，却一直未建立起相应的规则来管理开垦的方式和规模，放任短期经济行为，这也对恶化环境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汉书记载，“翟地（陕西绥德一带）富饶多畜牧，人俗好射猎”，并无今日的荒漠景象。秦汉以后森林草原的破坏日益加剧，最明显的是黄河决溢改道的周期不断缩短。据统计，黄河水灾的周期秦汉平均为26年，三国五代为10年，北宋为1年，元、明、清为4~7个月，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时代竟达3个月一次。累计2000年间黄河决口1500多次，大改道26次，河道高出地面3~10米以上，成为世界害河之冠。黄土高原每亩地每年流失土壤6~8吨，农民“越垦越穷，越穷越垦”，陷入恶性循环。再加上中国内战频繁，火攻烧山，政权不稳，朝朝新修宫室，尤其北宋皇朝大兴土木，加剧了森林的毁灭。在中国封建社会由于没有独立调节体制的存在，因而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具有更大的盲目性。因为资本主义农业有相当的协作和规划，还有调节体制和经济法规的制约。而中国个体化的小农经济，却有极端短期和掠夺性的经济行为。个体小农毁林开荒，再加上农民起义军弃寨时放火烧山和统治阶级大兴土木等因素，使生态恶化速度呈加剧趋势。总之，小农经济的扩张对公共资源的破坏是极为厉害的。以森森覆盖率为例：日本为68%，美国为34%，西德为30%，大都分布均匀，中国仅12.7%，而且大部集中在边远地区，内地森林几乎不复存在。鲁迅说：我们中国人对于不是自己的东西，或者将不为自己所有的东西，总要破坏了才快活的。由于中国的小农经济和欧洲的农牧庄园相比，缺乏经济联合和分工协作的传统，没有生产民主和公共生活，因此中国农民一方面有极大的暴力反抗性，另一方面也有破坏的盲目性。另外，小农经济的单一种植结构也破坏了生态链条，造成连锁反应。森林伐尽使农村能源短缺，可作绿肥的秸秆只好当作燃料。精耕细作的灌溉农业使地力不得休息，土壤沙化、盐碱化日益严重。据统计，中国现有耕地的1/3为低产土壤，农田平均有机质含量比欧美国家低2~5倍。生态破坏造成雨量稀少，气候无常，沙漠扩张，天灾频繁。自古以来水利工程代代修、常常垮。单一农业经济破坏了农业经济的根基——土壤和气候，必然导致农业基本建设的投资和劳力不断增加，而社会劳动生产率反而不断下降。

刘晓庆大姐

怎么就不能比一比15,16,17,18,19 世纪的数学 , 物理, 化学, 中西方的差距呢?

1687 年牛顿创立了现代经典物理和微积分, 万有引力定律.

请问 1687 年的中国人在不在搞物理和微积分??:mad::mad:

sushan

原帖由 刘晓庆大姐 于 2006-2-28 00:29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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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刘晓庆大姐 于 2006-2-28 00:29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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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要申请一个封ID的权限。。。。。
偶现在在比别的东西，你看不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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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诸子均分制引致的小农经济结构限制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和速度。恩格斯说：“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中国近代只所以没有产生西方的科学技术体系，封闭、落后的小农经济结构是其根本原因。主要是：
（1）诸子均分制使家庭财产不断地细分，从而使科学技术的进一步深化发展得不到资金上的保证。
（2）农业劳动的集约经营使广大劳动者不得不在生产过程中投入大量的精力和时间，从而使科学的产生失去了时间和精力的保证，同时也使中国科技水平只能停留在经验阶段。
（3）小农生产方式的自给自足又限制了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分工的深化，从而使科学技术的发展失去了动力基础。由于没有生产上的要求，所以，有闲阶级对科学技术的研究也就失去了利益基础。虽然中国历史上科技杰出人才辈出，但现实的经济结构阻碍了大规模科研群体的兴起。有什么样的经济结构，就会有与之相适应的科技体系。所以，四大发明在中国和西方遭受不同的命运也就不足为怪。如果中国也有对外扩张的动力，那么指南针就不会用于看风水，火药也就不会用来做爆竹。
（4）小农式家庭农业的集约经营又客观上决定了中国农业的经验技术水平将会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而事实也正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