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发泄水贴

晕。

10、有的学者从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原理出发来说明何以中国未产生出资本主义。白乐日在其《中国的文明和官僚制》一书中认为，西方的城市在中世纪是有自治权的，商人拥有自由、特权，从而能得到发展。例如集市就是发源于意大利，因为意大利有自治城邦，商人凭借集市而发展，而中国则没有集市，中国的城市也没有自治权。他认为，中国的城市只是官僚统治的地方，官僚由士大夫组成，他们是特权集团，而农、工、商在中国却没有地位，由于国家压制商业、技术的发展，所以中国可说是一个永久的官僚社会，其结构长期未变。自15世纪以来，中国的发展便和西方截然不同，中国缺乏西方的民族主义、个人主义、理性主义、自然科学、自由劳动等等。上述理由如果仅从历史发展的某一阶段看，也许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问题是：西方的资本主义城市和中国的城市都不会凭空而生，其存在的现实基础是农村。城市的存在是和农村的发展相匹配的。城市体制的不同与农村基础的不同有很大和直接的关系。所以从根本上说，由于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不同，从而导致了中西方城市发展的差异。而农村发展的差异又可归根溯源到历史发展的最初制度安排的差异上。所以，中西城市发展的差异又不能不与土地继承制度有着间接和直接的联系。

晕。

11、在亚洲内部，由于财产继承制度的差异，从而也导致了有差别的发展模式。拿中、日、韩三国来说，中国传统的继承制度是诸子平均析产，而韩国则是不均分析制，长子通常继承二倍于其他儿子的遗产，且不少于全部遗产的一半，一般有百分之六十由长子继承。日本则是类似于西方的长子继承制。并且，在日本和韩国，长子除较多继承父亲的财产外，还在更大程度上继承了父亲的权威。另外，从中日两国相比，日本家庭的血缘原则就不很彻底，这特别地体现在养子问题上。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家庭收纳养子的情况极少，一个家庭一般只在没有男性继承人的情况下才可能收养养子，而且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多采取女婿入赘或由男系亲属中血缘最近者“过继”的形式。在有养子的情况下，亲子、养子与父亲和整个家庭的关系也存在根本性的差别。日本则对养子更能接受，家庭收养养子很普遍。如据一项研究表明日本家庭养子比例17世纪时为26.1%，18世纪为36.6%，19世纪为39.3%。而且养子与亲子在家庭中地位的差异不大，甚至在有亲子的情况下，养子也可以承担“长子”的角色，继承全部家庭财产。如明治前就有25%~34%的亲子继承权被外人取代。这说明，与中国的家相比，日本的家更多的是共享财产的单位，血缘的作用较小。甚至未正式收纳为养子，而只是生活在一起的无血缘关系的奴仆与家庭的关系也比有血缘关系但不生活在一起者更近。所以，相对于中国来说，从财产继承制度看，日本就更容易走向资本主义。

晕。

这一段牵强的很了，个人认为很不通。中国的长子当然是跟其他的儿子有很大区别的。

刘晓庆大姐

原帖由 晕。 于 2006-2-28 00:59 发表
10、有的学者从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原理出发来说明何以中国未产生出资本主义。白乐日在其《中国的文明和官僚制》一书中认为，西方的城市在中世纪是有自治权的，商人拥有自由、特权，从而能得到发展。例如集市就是发源 ...

$惨啊$$惨啊$$惨啊$
可怜的中国社会就是产生不了民主的文明社会和科学技术!$惨啊$$惨啊$

晕。

12、关于对外开放问题。有些同志认为闭关锁国，没有对外开放是中国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主要原因。实际上这里深层次的原因仍是小农经济结构本身的因素。在西方，由于经济结构的关系，所以国家间的战争其实质都是体现商业和殖民的性质。战争是打败商业竞争者的手段，胜利者掠夺战败者的财富，订立有利于本国商业的条款，建立新的海外殖民地以赢得商业的霸权和国内经济的繁荣。但在中国，战争的性质多半是出于战略和外交的需要，而不是出于商业上的动机。战争的胜败更多的是考虑政治方面，而不是经济方面。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也是出于夸耀中国富强的政治目的，而不是出于经济目的。由于经济本身的不需要，所以不久即被后人批评为花钱粮数千万担于国无益的弊政而废止。所以在小农经济条件下的中国，一方面没有对外开放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没有对外开放的动力，从而也就注定了中国的对外开放必定是步履维艰。至明清，西方人主动上门要求开放，但这时的中国尽管表面上看起来仍很强大，但实际上已很脆弱，尤其是小农经济结构系统正处于十分脆弱的境地。而与此相反，西方却正显示出其蓬勃向上的景象和咄咄逼人的发展势头。这时的中国，是开放好呢，还是不开放好呢？这对当时的统治者是一个难题。我们这里显然不能一味责骂当时皇帝及有关官员的愚昧无知和盲目自大，其实任何选择都有一定的现实基础。因为在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体系内，开放本身是没有动力要求的，同时当时已很脆弱的小农经济实际是承受不了开放的压力的。所以，在当时的条件下，清朝政府所面对的是只有开放压力而没有开放动力的情况。退一步讲，如果当时清朝选择了开放，受到冲击的不仅是中国已很脆弱的小农经济结构，而且清朝集权的官僚体制也将会受到巨大的冲击，弄不好会自身难保。面对这样一种境况，必须改革与开放并举，但改革的直接结果是皇权必将受到限制和冲击。所以，当时的清朝对对外开放是怀有一定恐惧心理的。从稳定的角度来看，当时清朝政府也就是选择了不开放。后来，西方人耐不住性子，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人的大门，而这时的清朝政府，迫于无奈，也只好如此，由此导致了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开始。历史走到了今天，中国KP人的对外开放却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主要原因是：（1）政权的性质不同。中国KP领导的政府与清朝腐朽的官僚体制是不能相接并论的。这是中国开放成功的重要保证条件。（2）中国的经济结构同历史上的中国有了很深刻的变化，已具有了较为扎实的现代工业的基础。（3）中国人的观念已发生了很大变化。（4）中国的开放是与改革并举的，改革构成了保证开放成功的重要条件。（5）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渐进式的，而不是激进式的。（6）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也大大不同于过去。正是由于上述条件的存在，从而使中国今天的开放具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

晕。

这段越发地胡说8道了。。。中国没有言论自由。。。。。
可怕。。。

晕。

原帖由 刘晓庆大姐 于 2006-2-28 01:05 发表

$惨啊$$惨啊$$惨啊$
可怜的中国社会就是产生不了民主的文明社会和科学技术!$惨啊$$惨啊$

你能描述一下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前西方社会的文明是什么样的不？

晕。

13、如果说不受外国的干扰，中国能否自己独立产生出资本主义，其实这是不可能的。由于土地继承制度而引致的小农经济结构本质上是排斥大规模分工和交换的，其本身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体系，当然也不排斥一定的分工和交换的存在。有些同志认为在明清时我国已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其实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判断。从历史上看，在我国历史的早期就有一定程度的分工和交换，如西周就有土地的交换等。只不过分工和交换的规模随经济总量的扩张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如手工业和商业的规模就有随着经济的扩张而扩展的势头。但这是量的扩张而不是质的转换。中国式的“资本主义”和西方的资本主义是形似而非神似，二者具有不同的运行机制和发展路径，正如不同生命体在胚胎期是很相似的，但最终会差异越来越大，显示出质的不同。所以，充其量只能说是具有资本主义的因素，而不能说是萌芽，这是质与量的区别。并且建立在小农经济体系上的一切体制、观念形态都是为小农经济服务的，所以工商业既是有量的扩张也会受到各方面的限制，使之只能保持在小农经济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正因如此，要想在中国独立的发展出资本主义，无疑于“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晕。

一点都不赞同。。。。既然转了，就转到底。。。
明朝末期的社会矛盾比较多，但这正是一个契机。。。。

晕。

14、如果说小农经济是落后的，那么为什么中国在历史上有很长一段时间却一直领先于西方？这个问题的理由是：（1）历史的发展有自己的规律性，正如生命成长，在不同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但这些不同的特征最终是由遗传基因决定的，而中国的土地继承制度对中国的历史演进就扮演了这个遗传基因的角色。当然外界扰动会一定程度地干扰成长方向和速度，但历史发展的每一期总是依赖于前期的基础，历史的轨迹是具有“路径依赖”性的。（2）西方社会的开放性决定了西方社会经济系统的历史前期是一个多磨难的时期和落后的时期，因为他要经受内外两个方面的考验。但是，一旦这个社会经济系统成长起来，他将会具有了更加壮实的肌体。而中国则相反，小农经济的封闭性决定了中国社会的早期应有一个较好的成长期，成长的速度也会较快。因为从系统的角度看，开放系统的形成期都较为艰难，而封闭系统的形成期则较为顺利，因为受到的干扰相对较小。但是在封闭系统形成的结构其生命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让位于在开放系统形成的具有旺盛生命力的结构。所以，从系统的开放性看，中国虽然有历史的辉煌，但最终落后是必然的。而中国的封闭，又是小农经济所固有的本性。所以，从根本上说在中国历史的早期就埋下了落后的种子，近代中国的落后也就成了必然。

15、上述问题思路归纳起来就是：诸子均分制是直接引致中国产生小农经济结构的直接制度根源，而在这种小农经济结构基础上产生的体制、观念等又进一步强化了小农经济本身的运行。在这样的基础上，注定中国不会内生出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和科学，也注定了近代中国的落后。中国的资本主义只能是外生，即由外部输入，并采取渐变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