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评传》李敖

百城客

第一节　为何迟迟不抗日


　　日本自甲午之战后，即有侵华的野心。马关条约不仅要求朝鲜独立，以便日后的并吞，且要割取辽东半岛，后因三国干涉还辽，补偿赔款了事。此事至少说明两项事实：其一，日本对中国确有领土野心；其二，帝国主义在华的均势。俄、德、法三国并非有爱于吾华而干涉还辽，实因其本身的帝国主义利益，雅不欲日本来破坏在华之均势也。但欧战一起，列强忙于空前未见的大战，全力投向欧洲，无暇东顾，不得不让日本在远东崛起，破坏均势，日本对华侵略的步步高升，乃是势所必然，如币原大借款、如二十一条、如山东问题，接踵而至。巴黎和会上提出的山东问题，证明列强所尊重的是强权而不是正义。中国与日本同属战胜国，却要把山东的权益移转给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人民对此事的反应是强烈的，爆发了有名的“五四运动”。但在蓬蓬勃勃的情绪挥发之后，举国上下并没有把精神放在面对日本的侵略上，更没有处心积虑来思考如何救国，仍然继续内争，打内战，从军阀混战到革命军的北伐，枪口一直是对内的。

　　　北伐的胜利，至少有一部分要归功于全中国人民对军阀的厌恶——他们卖国、他们喜打内战、他们欺压老百姓。北伐胜利之后，创立了中华民国的第二共和，蒋介石时代的来临。蒋介石及其国民党虽以“民族主义者”自居，但他们对民族前途的考虑，并不比旧军阀好，有时更坏。他们同样地出卖国家利权、同样地打内战、同样地欺压老百姓!国民党打内战甚至打得更凶，先是一九二七年的血腥“清党”，然后是一九二九年的“武汉事变”，用武力来消灭国民党内的异己——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一九三O年的“中原大战”，用更大的武力来消灭国民党内的另两个异己——冯玉样的第二集团军与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中原大战的惨烈，对国家元气的损伤，实为军阀时代所未曾见。更由于中原大战，蒋介石游说张学良进关助阵，让日帝有机可乘，导致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关东军攻占沈阳的九一八事变。

　　日本在东北的关东军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想鲸吞满洲，显然是由于中国人的没出息，自相残杀，不能一致对外，有机可乘。九一八发动的那一天，蒋介石正在南昌坐镇“剿匪”呢。蒋介石在文稿中、在日记里，引九一八事变为耻。他以为耻，因为中国军队不堪一击，日军攫取了东三省。事实上，中国军队根本没有还击、根本没有抵抗。张学良及其东北军背负了“不抵抗”的罪名，而“不抵抗”的命令却是最高统帅蒋介石下的。张学良手中握有“不抵抗”的电令，并曾对一些人透露过，包括北上责问张学良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在内。其实在九一八之前，报上已登出蒋介石不欲抵抗的指示。万宝山事件后，蒋介石即已自江西发电给南京政府及张学良说：

　　官民协力抑制排日运动，宜隐忍自重，以待机会。 (一九三一年七月十五日的《盛京时报》)

　　同年八月十六日蒋介石又拍“铣电”给张学良，说得更清楚：

　　 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张学良接到命令后，于九月六日打电报给在东北的臧式毅代主席，有云：

　　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电文今藏辽宁省档案馆《日人中村案》第一○四号)

　　可见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不仅事后不是什么秘密，事前亦甚明显。精于情报的日本关东军岂能不知？你不抵抗，我岂有不捡便宜之理？九一八一发动，中国果然不抵抗，如待宰的羔羊。不抵抗才是蒋介石之耻，但蒋介石却要张学良代背黑锅!

　　为什么不抵抗？有许多人说：中国太弱，不能与日本打。但抵抗不是宣战、不是挑衅，而是敌人打上头来时，必然的自卫行动，打而后输，总比不打就输要好。何况九一八时，在东北仍有不少部队。一九三O年张学良进关时，只调进七万人。驻在关外的辽宁有六万人、吉林有八万人、黑龙江有五万人，共计仍有十九万人之多，而日本关东军仅有一万多人。一万多的日本关东军，不折一兵、不损一将，轻易地夺去了东三省，而且乘机劫掠，据不完全的估计，中国的财产损失在十七亿以上。最可悲的是武器与弹药的损失，据最保守的估计，日本接收飞机二百六十二架、迫击炮及其他各种火炮三千零九十一门、战车二十六辆、步枪和手枪十一万八千二百零六支、机关枪五千八百六十四挺。(数字见陈觉《九一八后国难历史资料》第一卷)这样多的武器，如果东北军拼命抵抗，纵然失败，也必然给关东军以相当的创伤，挫其侵略锐气。不抵抗的结果，不仅平白让敌人夺去土地与武器，而且更增敌人的气焰，更进一步想要染指华北!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四日，也就是九一八后两个月差四天，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外宣言中乃力称：

　　中国政府尊重国联决议，极力避免冲突，加意保护日侨，使无任何不幸事件发生。

　　半个月之后，十一月三十日，蒋介石在顾维钧就外交部长职宣誓会上的训词中又强调：“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

　　九一八以后的一二八事变，我们已经看到是十九路军开打的。蒋介石下野复出后，一心一意设法与日方妥协，缔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并把十九路军调往福建去打KP。

　　一九三三年四月七日，蒋介石在《对剿共军事将领训词》中，更强调：

　　我们的敌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东三省、热河失掉了，自然在号称统一的政府之下失掉，我们应该要负责任。不过，我们站在革命的立场说，却没有多大关系。……专心一志剿匪……无论外面怎样批评、毁谤，我们总是以先清内匪为惟一要务!(《西安事变资料》第一册，页六)

　　这是他在“自己人”面前所说极为露骨的话，东三省与热河如此轻易地失去了，居然“没有多大关系”，可见他站的是什么立场。为了“专心一致剿匪”，只有继续迁就日本。同年五月便签订了屈辱的塘沽停战协定，中国军队答应撤退，并保证“不行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蒋介石更于七月二十八日，以“妨害统一政令”为名，通电迫冯玉祥解散民众抗日军。但是处处退让，忍辱负重，并不曾减轻日军的步步进逼，进一步又要制造蒙古国了、又要强迫中央军退出华北了。然而，日本得寸进尺，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继续忍辱负重，以至于在一九三五年七月六日，何应钦奉命签订了可耻的、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因其可耻，所以事后何应钦与蒋介石都矢口否认，说是根本没有《何梅协定》这回事。最近在台北出版的《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上册，页四三三至四三四中，只提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的声明，认为“所谓《何梅协定》，实系有意造作之名词”!当然在这本《纪事长编》中，不会有七月六日一条，从六月三十日一跳就跳到九月初去了。蒋介石在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五日对全国中等以上学校校长与学生代表的讲话中，也否认没有什么《何梅协定》，说是日本人的宣传，“完全是自欺欺人”，“绝对没有这一回事”，但同时又露出马脚，欲盖弥彰。蒋委员长说：

　　去年六月的时候，日本向何部长提出要求中国撤退河北境内的中央军队，并撤销所有平、津、冀、察党部和特务机关，何部长回一封极简单的信答复他说：这些事不待你要求，我们中国已经自动办好了，不必订什么条约，信中只说这几句话而已。

　　既然是书面答应了别人的要求，而且“自动办好”，再简单也是“协定”，有义务要遵守的。再说，这封简单的信，并不简单，原是日本人代拟的文稿，要何应钦签字的，其中并没有“不必订什么条约”云云。全文如下：．

　　六月九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种事项期望，均承诺之，且自动实施。特此通知。此致梅津司令官。宛。何应钦。

　　何应钦亲笔签字答应梅津承诺日本人的“各种事项期望”，并且“自动实施”，还不够称作“协定”吗？如果不是“协定”，日本人会“颇表满意”(高桥觉书的作者高桥坦的话)吗？事实上，何应钦签这个字，并不像蒋介石所说的那么轻松，他在被迫之余，立即向当时的行政院长汪精卫请示，并附原文，汪院长复电同意，何遂于六日签署。最近台北党史会出版的抗战史料中，收录了一封出自《总统府机要档案》的电报，即何应钦在签字那天发给蒋介石的。全文如下：

　　特急，成都委员长蒋：哂密极密。关于河北纠纷事件，日方必欲我做正式书面答复，经与汪院长再三斟酌考虑，历时三星期，一再与日方磋商，近始决定由职备一普通信，送达天津驻屯军司令梅津，其文曰：“径启者：六月九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自主的期其遂行，特此通知，此致梅津司令官，何应钦二四年七月六日” 等语，原件于今日寄平军分会，派人送高桥转交梅津，此事即算告一段落，知注谨闻，职应钦。鱼未秘印。

　　两天后，七月八日，蒋介石觉得不妥，又致何应钦，指示他致梅津函“从缓发出”，谓：“即使要发，亦应有字句之改正，发否盼立复。中正。齐申机蓉。”翌日，何应钦回电，当然已经发出了。蒋介石对全国中学校长的讲话中，说得很轻松，但原件资料显示，蒋、何两人都不轻松，因为他们心里明白，这明明是一种书面的协定。既已白纸黑字签了字，又要赖账，是不可能的。至于蒋介石为什么肯签《何梅协定》呢？一语道破，他要贯彻“安内”政策，内既未安，他要不计一切代价地不抗日。当时全中国要求抗日的呼声愈来愈高，当然对蒋介石有压力，但他不为所动，坚持安内的既定方针。

　　蒋介石的不抵抗，如果能获得日本政府的善意回应，尚有可说，但日方是横横无理、得寸进尺的。然则不抵抗非仅不能救亡，反而会导致速亡!如果不抵抗可以赢得国际干涉与调停，亦尚有可说，但国际强权对制止暴日，并不热衷，而不热衷的原因之一，乃中国太乱、太弱、太没出息。如果中国人团结一致，举国抗日，打出一二次像十九路军在淞沪那样的英勇抵抗，必会令国际刮目相看，增加干涉与调停的意愿。其实，国际上关注九一八事变，主要不在日本侵占中国东北，而在乎日本违反了一九二八年缔订的《非战公约》，使世界安全秩序遭到威胁。如果中国强烈反抗，不仅日本因付出较高代价而有所自制，而且国际上也会更努力制止日本用暴力解决国际争端。是以，我们认为如果蒋介石全力支援张学良抵抗日军侵占东北，很可能不敢制造满洲国，也不一定会因九一八而导致全面的中日战争，所谓能战始能言和，是有道理的。国府首任驻日大使蒋作宾于九一八后的十一月二十日记道：

　　日报载，南京闻齐齐哈尔失陷，当开秘密会议，有蒋前往东省督战之说，各方人心至为奋激，美国得此消息亦态度转硬。(《蒋作宾日记》，页三八二)

　　此则并非空穴来风，美国驻华武官迈耶(William Mayer)，曾于情报函中提到：

　　本周最轰动的消息：“蒋介石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国民党四全代表秘密大会上郑重宣布，他已决心北上尽其职责，为党国效命。”虽然是秘密会议而蒋的决定立即传出去。许多报道称他即将离开南京，但日期未定。(United　States　Military　Intelligence　Report，1911至1941微卷一，Report No．8149，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二至二十五日)

　　但是事实上，他离京并不是北上抗日，而是借机下野，以表示他原来是要亲赴东北督战的，只因被逼下野，壮志不酬!我们如稍用点脑筋，便知他之所以下野，因九一八后不抗日之故。如决心抗日，必能团结党内外的抗日共识，又何必要下野呢？九一八之后，抗日不仅是国内的共识，连美国驻华武官也鄙视中国不抵抗，而为马占山喝彩，赞扬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日，认为表现出来的“战斗意志”，足以赢得中国抗日的最后胜利。外国人旁观者清，更能看出当时中国的分裂与不团结。但是团结的最大障碍乃是元首蒋介石的不抵抗。他的注意力放在国内的敌人，而不太在意国外的敌人。

　　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是绝对错误的、绝对说不通的，连国民党元老胡汉民都认为攘外必先安内是自杀政策，主张从“攘外中求安内”。(见《什么是我们的生路》)但蒋为什么要坚持他的错误政策呢？甚至于在九一八以后，他仍然顽固地不抗日，直到西安事变发生后为止。他的理由是攘外必先安内，也就是说把国内的敌人解决之后，再谈抗日，这个先安内后攘外的口号，似是振振有词，其实经不起分析与驳斥。所谓“安内”，要消灭“共匪”。其实……蒋介石要安的内，岂止KP!他还要消灭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以及其他的诸多“杂牌军”。“其他”都是国民党，对北伐又有功，还是不行，照蒋介石看来，他们是“新军阀”。但是蒋介石要安的内，又岂止于国民党内的新军阀，像胡汉民等国民党元老，照样要“安”!是以要安内成功，必须等到蒋介石成功地铲除一切反对他以及可能反对他的势力。

　　还有一个理由，说是中国太弱，需要时间养精蓄锐、整军经武，才能抗日。有的甚至还说，中国抗战得还太早，如果再过几年中国更强了，抗日可更加成功。这种说法实在可哂。这些人似乎认为，那时的日本帝国正在走下坡，而中国正在欣欣向荣。事实恰恰相反，九一八以后日本军国日盛，而中国的情况则每况愈下。要安内去拼命打内战是培养国力的办法吗？继续内战绝对是继续消耗有限的国力。所以，从这个观点看，先安内再抗战根本是一张不能兑现的支票，因为真正安内完毕，中国更加没有攘外的本钱，油尽灯枯，还抗什么战？

　　蒋介石的不抗日，引起全国骚然。蒋作宾于九一八之后十日，记道：“南京有六百余学生围攻外交部，王部长(正廷)受重伤。此间(日本)留学生亦有请愿回国之集议。人情奋激，莫可如何。”(《蒋作宾日记》，页三六三)十月二日又记：“文武各学生均来要求回国。舌敝唇焦，苦口劝导，终不见听。”(同书，页三六五)十二月八日又记：“闻国内学生大闹，KP亦乘机而起，前途未可乐观。”(同书，页三八九)十二月十五日又记：“南京学生大暴动，捣毁中央党部及外交部，各处已成无政府现象。蔡元培、顾维钧等均受重伤，蒋介石通电下野。”(同书，页三九一)如果蒋介石真要北上督战抗日，群情激愤的学生能不欢欣若狂、一致拥戴，还需要下野吗？在广州的胡汉民等国民党因抗日而反蒋，蒋若抗日，又何必反蒋？

　　然而抗日激情不仅仅见之于年轻学生，稳健持重的国之硕老，如马相伯、沈恩孚、章太炎等也一再通电呼吁抗日。章太炎尤其积极，九一八之后，他并未立即抨击南京政府，因国难当头，他仍然希望政府在民情的激荡下领导抗日，但当他发现此一政府既无抗日的计划，更无抗日的意愿时，他便公开谴责南京政府卖国!一九三二年元月二十日，章太炎与熊希龄、马良等于上海组织了“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并致电南京当局：如果当局不愿或不能抗日，便应下台，由别人来领导抗日。章太炎当然知道一旦与日本开仗，中国很可能被打败，但他认为一个主权国家不能站起来为维护主权而战，根本不能算是一个国家。他虽失望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却受到东北义勇军以及十九路军抗日的鼓舞，乃不顾衰病之躯，决心到北方一行，当时陆路已经阻塞，遂改由海道经天津到北平。他最要见的是张学良，他与学良有旧，想借其个人的影响力促使学良抗日。据汤国梨的回忆，学良在太炎相逼之下，道出奉蒋介石之命不抵抗的隐情。至此他更深一层理解到，南京政府之坚不抵抗，对蒋介石亦益为鄙视，故尚在平、津一带访问时，即已严厉批评政府，同时趁讲学之便宣扬爱国精神，鼓励抗日。

　　一九三二年五月，章太炎到苏州讲学，特别表扬“儒行”，标出“行己有耻”之旨，显然是有现实的政治目的的。他要告诉国人、提醒政府，不抵抗外国的侵略，是极为可耻的。之后，他决心长住苏州讲学。这不是退隐，而是要继承顾炎武讲学以救时的传统。同年年底，日军炮击山海关，并声称热河为满洲之一部，以便侵占。章太炎愤怒之余，于一九三三年二月与马良发表“二老宣言”，指出所谓满洲在汉代已为中国之郡，称为辽东或玄菟，明代更立建州，自为中国的领土，而热河从来不是满洲之一部，更是中国的领土。此一宣言曾寄达日内瓦的国联，在国内亦传诵一时，代表当时爱国知识分子的心声。

　　承德之失，益增章太炎的怒火，他更严厉指责蒋介石之无能，以致继续丧失国土。他也更了解南京政府继续“安内”、不愿“攘外”的用心，于此力主停止内战、国共合作、一致抗日。他不依赖外援，而把抗日的担子由全国的老百姓负起。他在与马良、沈恩孚共同发表的“三老宣言”中，对这一点说得非常清楚。中国老百姓已别无选择，只有勇敢地站起来抗日。冯玉祥是南京政府官方人士中，第一个表态抗日者。他于一九三三年的五月，成立了“民众抗日同盟军”，誓死保卫察哈尔，并收复失地，冯氏此举，使章太炎尽释前嫌，两人成为好友。从最近发现的《章太炎给冯玉祥的五封信》看来，章对冯的抗日决心，推誉有加，把领导抗日的责任冀望于冯将军。但是蒋介石不想抗日，冯玉祥抗得起来吗？他的单独行动使蒋介石大为光火，乃于八月间将“同盟军”给解决了，章太炎立即痛责蒋氏的阻碍抗日。那时蒋介石仍在江西“剿共”，章太炎认为国难当头，仍然勇于内战，已危及民族的生存，这样的政府早已有负国民所托。但从蒋介石的眼光看来，章太炎这一批主张抗日者，不仅破坏对日和谈，而且为“匪”宣传，帮KP的忙。但章太炎毫不减弱抨击政府不抗日的声音。于是蒋介石托张继警告太炎不要再谈时事，要他“安心讲学，勿议时事”。张继曾与章太炎有金兰之谊，奉命传言，结果被老哥训斥了一顿，指这位老弟要他不说话，“得无效厉王之监谤乎？”他告诉张继，他的持论已算是厚道的了，“虽明知当局之有阴私，犹不欲讼言斥之。”他又反问张继：“谁使吾辈为小朝廷之民者？谁使同盟会之清名而被人揶揄嘲弄者？”张继讨了没趣之后，蒋介石又派丁惟汾到苏州送上现款一万元作为“疗疾费”。太炎宣布此款作为公用后，继续逼蒋抗日，蒋介石送钱给他，当然是有塞他嘴巴的意思，但他的嘴巴是塞不住的，他继续不断地批评蒋氏的不抵抗政策，同时呼吁全国团结一致，准备抗日。一二九学运发生后，章太炎全力支援学生，亲自打电报给北平的宋哲元，要求立即释放学生，宋回电给他，保证“和平解决”。终于在章太炎逝世前一月，蒋介石写了一封信给章太炎，保证相互信赖，庶几团结一致共渡难关。章太炎于逝世前十日，回了蒋介石一信，提醒他相互信赖必须基于爱国主义，并指出为了抗日必须容共。章氏虽未及亲见国共因抗日而再度合作，他毕竟预见此一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这封信的全文如下：

　　前被手书，属以其信济艰之义，劝诱国人，抑言之非难，欲其心悦诚服则难，迩来所以语河北者，独云保爱令名，勿入陷阱而已。苟其人自惜羽毛，又知东人非始终可保，必不轻于依附。至于小小委蛇，如晋张轨之在凉州，非不与刘、石酬酢也，而领土必不肯弃，名号必不肯更，则所以自守者固在。一闻劝励，当必有努力增倍者矣。若欲其杀敌致果，为国牺牲，此在枢府应之以实，固非可以口舌致也。顷者，东方于津、沽等处，又增兵矣。观其用意，亦只以武力胁迫，欲为城下之盟而已，用兵则犹未也。然势之所激，往往有出虑外者，枢府虽以剿匪诸师进驻晋南，阴为犄角，一旦有急，则未知河北之意，果愿其入境否也？鄙意应之以实，本无他虑，彼在危急之中，而部下之不肯屈辱者，尚居大半，果以精械厚糈相助，唯有感激向前耳，安有据之以兴背证者耶？此事即行，又厚遇山东，以坚其意，彼知政府之不我遗弃也，能以一部应战固善，不能独战，则必有济师之请，而晋南诸师，可与并力矣。为今日保全华北计，唯有如此。若以河北难守，而但南抗黄河，河流既长，处处可以窃渡，幸遇水潦涨盛，容可暂安，水涸则必无以阻敌矣。抑鄙意以为今之国计，固不宜恣言远略，惟领土未亡者，则不可不加意顾全。北平既急，纵令勉力支持，察省必难兼顾。盖非常之时，必以非常之事应之。今KP之在晋北者，其意不过欲北据河套，与苏俄通声气耳。此辈虽多狡诈，然其对于日军，必不肯俯首驯服，明甚!若能顺其所欲，驱使出塞，即以绥远一区处之，其能受我委任则上也；不能，亦姑以民军视之。如此，察省介在日、共之间，渐可成为缓卫之势，较今之左支右绌者，其得失必相悬矣。盖闻两害相权，则取其轻，与其使察、绥二省同为日有，不如以一省付之共党之为害轻也。以上就形势立说，或不致有大差池。若夫开诚布公，以悬群众，使将相之视枢府，犹手足之头目，转移之妙，自在庙堂，此非草野所能与，而固不能不殷殷期望者也。匆遽阵辞，当不以临渴掘井为诮。六月四日。 (《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页八七三至八七四)

　　自北伐以后，章太炎反对一党专政，不承认南京政府，自称中华民国遗民，遭到国民党党部的通缉，只好销声匿迹。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他在给孙思昉的信中说：“东事之起，仆无一言，以为有此总司令、此副司令，欲奉、吉之不失，不能也。”总司令就是当时的全国陆海空军总司令蒋介石，副司令就是张学良。后来，他亲自北上面见张学良，始知乃是奉命不抵抗，益鄙视蒋氏的南京政府，攻击不遗余力。一九三二年三月，南京当局有鉴于抗日的呼声，宣布召开“国难会议”，但议程限于御侮、剿匪、救灾三项，基本上并无意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政策。章太炎亦在邀请出席之列，但他断然拒绝，声称：“军事贵速，能断则一言而可，不断则众议而无成，纷纷召集，将以奚用？”要抵抗，马上决定抵抗，用不着召开什么国难会议。他怀疑“当事者志在屈服，而以联盟会议为分谤之机关”，所以雅不愿参加，以“为党国诸贤任过”。章太炎继续谴责日本侵略，更直指蒋介石“勇于私斗，怯于公战”，置国土沦丧而不顾。乃要求以国民名义，“将此次军事负责者，不论在南在北，一切以军法判处，庶几乎平亿兆之愤心，为后来之惩戒。”章太炎在这最后的一封信里，重申九一八以后一贯的主张，要求结束内战，一致抗日。他直言共党与日本应两害取其轻，应该联共御日，不能再丧失领土于外人。当时蒋介石仍然坚决贯彻内战，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章太炎这种“国共合作”的建议，当然是完全听不进去的。无论国学大师章太炎或无数年轻学生，都手无寸铁，奈何不了蒋介石。但是，一九三六年的十二月，西安事变爆发，张、杨终以武力逼迫蒋介石走上国共合作的抗日之路。(有关章太炎参阅 Wong，Search for Modern Nationalism　ch．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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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被张学良逼上梁山


　　蒋介石口口声声“共匪”，给人的印象是，中共乃土匪草寇之类。但是经过四次围剿失利，已知问题严重，甚至担心国民党政权的存亡。请看蒋作宾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五日日记所透露的内情：

　　内部军队均为“匪”牵制，不能调动，饷糈、弹械缺乏，交通均被日人制止。以如此情形，欲与人战，真所谓自取灭亡也。况各处“匪共”蜂起，每欲蹑其后，恐不亡于敌人，而即亡于“匪共”也。呜呼!殆亦数也。(《蒋作宾日记》，页四一○)

　　了解此一内情，始知蒋介石为何一再说：“日本是癣疥之疾，共匪才是心腹之患。”所以当他听到第五次围剿得手，高兴异常。十月二十二日在洛阳驰电中央执行委员会报捷，有云：“赤匪日蹙、匪势已穷……渠魁授首在即。”(《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三卷，页七五九)复于同月三十一日电令“剿匪”各将领，“此匪不灭，不惟民无噍类，而且国亦难于幸存，故民族之存亡与革命之成败，及吾人之是否能为国为民真正努力，均将于此觇之，即个人历史之荣辱而论，亦全系于此，望切告各将士努力截追!”(同书，页七六一)然而时机仍然失之，截追失败，红军在毛泽东领导下抵达陕北，别建革命根据地。

　　红军的新根据地远在陕北，在心理上远不如江西苏区之具威胁，更何况红军在长征途中损失颇为惨重。但是绝不似张其昀在《党史概要》中所说：“赤匪至此……仅剩二三千人，窜达陕北……预计将于两星期至一月内可竟全功。”(页九六六)连董显光写的《蒋总统传》都说：“共匪武力虽因当年流窜的损失而削弱，然在陕北与甘肃境内仍是一个危险性的游击分子。他们在延安的根据地实际上是不易攻破的，而且他们还可从其山间的巢穴常向山西及陕西的不设防地区从事掠夺。”(页二四五至二四六)由此可见：在张其昀笔下所谓“预计将于两星期至一月内可竟全功”的“剿共”说法，在董显光笔下，并不成立。同时，董显光还透露这么一段：

　　事实上，在西安事变一年以前之民国二十四年，蒋总统已派其一位最亲信之同僚前往维也纳，作为他的私人代表，与俄国代表商议有无合力对抗日本侵略之可能。此举虽无结果，然亦足反映蒋总统在此时期的心情。他认识日本为我国最大的危险，甚至不惮考虑与所谓共党合作，以对付日本。(页二四五)

　　 这段话初看起来，觉得奇怪，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蒋介石知道一时剿灭不了的陕北中共，背后还有苏俄。名为试探联共抗日的可能性，实际上是怕与日本和苏联两面树敌，一时对于盘踞延安的中共暂停用兵，以及派亲信与俄国代表商议，便事出有因了。

　　陈立夫于一九七七年六月三十日在《近代中国》季刊中，发表《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一文。从这篇回忆中透露：原来董显光所谓的“蒋总统已派其一位最亲信之同僚前往维也纳”，所谓同僚，不是别人，就是陈立夫。他在回忆中明言，“照此情形，中日战争必不能免，则我方应如何与中共接洽，使之共同抗日，并使苏联不利用中日战争以助中共扩展。”所谓希望“苏联不利用中日战争以助中共扩展”，才是真正的意图，但是为了怕影响剿共士气和怕得罪日本人，所以十分隐秘。陈立夫曾暗中去找周恩来，因而周恩来在一九三五年九月一日写了一封信给陈氏昆仲，全文如下：

　　果夫立夫两先生：

　　分手十年，国难日亟，报载两先生有联俄之举，虽属道路传闻，然已可窥见两先生最近趋向。黄君从金陵来，知养甫先生策划者，正为贤者所主持，呼高应远，想见京中今日之空气，已非昔比。敝党数年呼吁，得两先生为之振导，使两党重趋合作，国难转机定在此一举。

　　近者寇入益深，伪军侵绥，已成事实，日本航空总站且更设于定远营，西北危亡，迫在旦夕，乃国共两军犹存敌对，此不仅为吾民族之仇者所快，抑且互消国力，自速其亡。敝方自一方面军到西北后，已数做停战要求，今二四两方面军亦已北入陕甘，其目的全在会合抗日，盖保西北即所以保中国，敝方现特致送贵党中央公函，表示敝方一般方针及建立两党合作之希望与诚意，以冀救亡御侮，得辟新径，两先生居贵党中枢，与蒋先生又亲切无间，尚望更进一言，立停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则民族壁垒一新，日寇虽狡、汉奸虽毒，终必为统一战线所击破，此可敢断言者。敝方为贯彻此主张，早已准备随时与贵方负责代表做具体谈判。现养甫先生函邀面叙，极所欢迎，但甚望两先生能直接与会。如果夫先生公冗不克分身，务望立夫先生不辞劳悴，以便双方迅做负责之商谈，想两先生乐观事成，必不以鄙言为河汉。

　　临颍神驰，伫待回教。尊此并颂

　　时祉(初刊于《近代中国季刊》，另见陈立夫《成败之鉴》，页一九三至一九四)

　　信中有“黄君从金陵来，知养甫先生所策划者，正为贤者所主持”的话，“黄君”是指黄华表、“养甫”是指曾养甫、“贤者”是指陈氏兄弟，“所策划”“所主持”是指什么呢？指的不是别的，就是蒋介石公开“剿匪”声中的秘密“通匪”作业。这一秘密作业，是由蒋介石这边主动的。正因为主动的是蒋介石这边，所以周恩来信中有“黄君从金陵来”的话，陈立夫文章中有“吾人苟欲与之接头，十分困难”的话，可见主动在蒋介石这边，是无法掩饰的。这边主动找KP，那边周恩来有了反应，就写了这封信。陈立夫写他在收信后：

　　 该函经呈阅后，奉命继续联系，由余等出名口头答复，允予转呈，惟不必立即告以蒋公已允予考虑。此一线索，始终联系未断，以待进机之来临。

　　陈立夫把周恩来的信发表后，沈云龙、李云汉等说周恩来的信中“九月一日”，不是一九三五年九月一日，而是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沈云龙文见于他的《抗战前后国、共商谈的历史教训》等，李云汉文见于他的《西安事变的前因与经过》，均发表在《传记文学》)但是蒋介石根据其个人的档案，条列大纲，由陶希圣执笔的《苏俄在中国》，也明列周恩来“九月一日”的信，在“二十四年秋季”一段之后，正合陈立夫在信尾也加注“民国二十四年九月收到”字样，信是一九三五年写的，应无可疑。

　　周恩来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重庆《大公报》上发表《悼张淮南先生》，明说“淮南先生伴我一登莫干、两至匡庐”的话，朱开来《周恩来 文的考订》(《传记文学》第三十五卷第四期)中明说：

　　周文内所谓“一登莫干”，系在二十五年夏，由张先生陪周由南京赴莫干山晋见蒋委员长。所谓“两至匡庐”，系在二十六年七七事变以后，由张先生陪周赴庐山晋谒蒋公。

　　张冲(淮南)的助手杜桐荪在致萧铮信(《传记文学》第三十六卷第五期)中明说：

　　 记得在民国二十五年一个盛暑热天，张淮南(冲)兄命弟陪送周恩来、潘汉年自南京出发，取道京杭国道，上莫干山晋见蒋委员长，张本人不偕周、潘同行而由弟陪送，无非因事未至公开，避免外间猜测而已。当日弟与周、潘抵达莫干山时，张已先期到达山庄等候，弟任务毕即下山，夜宿西湖蝶来饭店，翌日张与周、潘亦至蝶来饭店，共进午餐后即各自分道，周、潘去上海，弟与淮南兄返南京。此次周、潘上莫干山晋见蒋委员长即周之悼张淮南兄文中所提“一登莫干两至匡庐”之事，其事既发生在二十五年六七月间，因此周致陈果夫、陈立夫两先生九月一日函之年份，当为民国二十四年无疑。

　　应当指出，周恩来不可能于一九三六年的夏天见到蒋介石，“一登莫干，两至匡庐”都在一九三七年。西安事变前，国共秘密谈判的对手主要是陈立夫与潘汉年。周恩来是想出马的，但是由于谈判情况不佳，所以毛泽东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发给潘汉年的密电有谓：“目前此事无从谈起，恩来事忙，暂难出去。”(署名东、天亥电，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五册)尽管如此，诚如张冲助手杜桐荪所说：“在二十五年(一九三六)九月一日之前，国共双方已有多次接触协商，故在逻辑上周没有迟到二十五年九月一日始致函二陈先生从头重新接洽和谈的道理。”(《谁教史达林说话？》，《传记文学》第四十二卷第五期，页五十五)标明是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七日的“博古关于南京来人谈话结果致张闻天、毛泽东电”，今犹存北京中央档案馆。同年八月十四日，毛泽东还有函致宋子文，提及秘密使者董健吾，谓：“托致鄙意，不知已达左右否？”(见《毛泽东书信选集》，页四十五至四十六)哪里还需要等到一九三六年的九月一日，由周恩来写信给陈氏昆仲，请他们“进言”，岂非犹如“置马于车前”(put horse before the cart)之谬吗？再看周函的内容。一九三五年六月三日，天津日军演习巷战，足称“近者寇入益深”；八月下旬日军武官高桥、羽山到达绥远，迫使绥远各级党部停止工作，办理结束，由伪蒙接收，正合“伪军侵绥，已成事实”。同时毛泽东率红军第一方面军自巴西抵河西，活跃于西北，并早已呼吁抗日。徐向前之第四方面军亦已抵达陕南，刘志丹早据陕北。阎锡山于七月二十二日纪念周上报告，说是陕北二十三县几完全赤化，蒋介石也早于六月十四日发表《告川康陕甘宁青民众协助剿匪书》。完全与周函“敝方自一方面军到西北后，已数做停战要求，今二、四两方面军亦已北人陕甘”所陈述的相吻合。

　　正由于周恩来于一九三五年九月一日致函两陈，陈立夫遂于一九三五年圣诞节前一天，奉蒋介石之命与懂俄语的张冲同行，二人均持化名护照，由上海经马赛到柏林。然而因秘密曝光，乃不敢径往莫斯科。(参阅陈立夫《成败之鉴》，页一九六至一九九)蒋介石遂改变计划，一方面，令陈立夫回南京与苏俄驻华大使交涉；另一方面，密令自俄回国述职的邓文仪重返莫斯科，转达和谈条件。苏联怕刺激日本和德国，不愿与华有任何同盟关系，但可考虑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蒋特别要求苏联不得趁日本侵华时，“直接或间接侵华”。他并不担心苏联会“直接”侵华，要点是“间接”，意指援助中共。陈立夫自承：“其实我们要和苏俄订互不侵犯条约，旨在使苏俄不要趁中日战争而帮助中共。”(《成败之鉴》，页一九九)这段秘辛告诉我们，蒋介石之所以积极与苏联搭线，就是怕两边作战，并借与苏联缔约以孤中共之势。所谓“联共抗日”只是表面文章。

　　周恩来对蒋介石联共抗日计划，自表欢迎，并重述中共抗日立场，当然不知蒋之谋略，更不知其中深藏联俄制(中)共的暗盘。于是陈立夫把潘汉年请到南京，直接谈判。陈立夫说，经多次磋商后，

　　宣言及条件的文字都已大体谈妥，周恩来(应系潘汉年之误)乃欲回延安复命，余乃令张冲陪其去西安，顺便往见张学良，由周口中说出我们双方对共同抗日，大致已有协议，以免张再唱抗日高调，以保实力。潘则留京续洽，不料事隔数日，西安事变忽起，当时张冲与周恩来都在西安，外人罕知其原因何在也。其共赴国难宣言，于七七事变后，于同年九月二十二日与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同日公布。(《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

　　这段话，既把人名搞错，误将潘汉年写作周恩来，又把日子搞错，《中苏互不侵犯协定》是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九日公布的，中共《共赴国难宣言》是九月二十二日公布的，并非“同日公布”。此外，陈立夫更掩藏了重要真相，以至于变得莫名其妙：“共同抗日”既已“大体谈妥”，并已告知张学良，为什么还会发生因蒋不抗日导致西安兵谏的事呢？

　　原因在于根本没有谈妥。当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日，潘汉年与陈立夫在上海沧州饭店，讨论《国共两党救国协定草案》，预定此次会议后，双方停战，然后由周恩来南下签订正式协议，解决各项具体问题，但是开会时，陈立夫忽然转趋强硬，转达蒋介石的话说：

　　蒋委员长的意思是：既然KP开诚合作，首先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其次，红军只可保留三千人，编三个团，师长以上的高级将领一律解职出洋，经过考察半年后按才录用。KP作为一个在野政党参加政府。 (引自辛子陵《毛泽东全传》第二册，页二三一)

　　陈立夫在《成败之鉴》中也提及“商谈内容有四点，大要前已言之如下：一、服膺三民主义；二、服从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之指挥；三、取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四、取消苏维埃组织”。(页二O二)潘汉年曾反问陈立夫：“当初邓文仪在俄活动，曾养甫派人去苏区，所谈均非收编而是讨论合作，蒋先生为什么目前有此设想？大概是误认为红军已到了无能为力的地步，或者受困于日本防共之提议。”(《潘汉年就与南京政府谈判合作抗日给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的报告》，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这已不是合作，而是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作业，中共当然不可能接受，谁又肯不战而降呢？潘陈谈判遂无结果，蒋介石想收编而不是合作，可见之于他后来所写的《苏俄在中国》：

　　中日战争既已无法避免，国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我对于中共问题所持的方针，是中共武装必先解除，尔后对他的党的问题才可作为政治问题，以政治方法来解决。民国二十三年底，五次围剿初告成功，中央即指派陈立夫担当这一政治任务。(页七十二)

　　明言“中共武装必先解除”，这怎么可能呢？中共的基本立场是“在实行抗日与保存苏区、红军等基本条件下，成立双方之统一战线”。(见杨天石《民国掌故》，页一九一)国民党原在情势所逼下，答应此一统一战线，然而何以蒋介石的态度突趋强硬呢？因为陈立夫与苏联大使商谈互不侵犯条约时，获得苏方首肯：“他们(指中共)如果不听话，你们(国民党)把他们消灭算了。”(转引自辛子陵《毛泽东全传》第二册，页二三二)这正是陈立夫在回忆中所说的：“这时候苏联只希望能促成中日战争，他们就是牺牲了中共，亦在所不惜，国家至上，势所必然。”(《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陈立夫怎么知道苏联肯“牺牲中共”？除了得自苏方的允诺，哪有别的？苏联肯牺牲中共也不稀奇，斯大林本来就不喜欢毛泽东，而且在毛打败蒋介石之前，根本不相信毛有成功之可能。迟至一九四八年，斯大林才承认对中共估计错误，在二战后犹直告中共同志夺权无望，而应与蒋介石“妥协”(modus vivendi)。(见Dedijer，Tito Speaks，P．322)

　　蒋介石知道可以荡灭残余共军，而不会影响中苏关系，才从停攻延安到猛力进攻延安。毛泽东于十一月十二日复潘汉年电文中，即有“近日蒋先生猛力进攻”之语。(电文见《文献与研究》一九八五年第三四期合刊本)这样高姿态强迫张学良剿共，以致引发西安事变。蒋介石事后于《苏俄在中国》一书中说，西安事变前中共已接受取消红军及苏维埃等，停止内战，是不确实的。果真如此，当张学良在洛阳、西安恳求蒋介石结束内战，一致抗日时，为什么不说一声?难道对自己的副司令会与事实正好相反的隐瞒?果真如此，又何必逼张剿共?事实很明白，蒋介石带着满朝文武到西安来，气势汹汹，就是要大举剿灭不肯接受收编的红军的。正因如此，才会有张、杨兵谏。蒋介石“通匪”是真戏假做，而张学良竟把老蒋的假戏真做起来，打破了他的计划，难怪此恨终身绵绵不绝，死也不肯饶恕张学良。

　　无可怀疑的，西安事变才真正改变了蒋介石的“先安内再攘外”的既定政策。蒋介石抗日，乃是被张学良逼上梁山的。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和东北军在陕西，处境极为苦闷，因为他们不能在东北打日本人，反倒在西北打中国人。有一项记录说，事变前张学良的机要秘书苗剑秋劝他说：“我觉得陕北共党不过是癣疥之疾，日本军阀对我们的侵略才是百年大患呢!副司令应该建议蒋先生放下枪杆，同陕北合作对外。”张学良听了，说：“我的职务是剿匪副司令，你要我去和匪合作，这种想法太浑蛋了!”苗剑秋说：“你才浑蛋呢!放着国难家仇不报，一天到晚的替人家做走狗打内战，你凭什么资格骂我浑蛋？”张学良是有度量的人，他说：“你说得对，我们两个都是浑蛋!”(参阅右军《西安事变的前因后果》)因此，西安事变的原因，简单说，就是张学良和东北军不愿再做浑蛋。他们希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人去打日本人。

　　张学良本来的打算是先由他跟中共谈拢，再由他向蒋介石进言，最后大家一致对外。在跟中共谈拢这一点上，他已经成功，中共对他信誓旦旦，甚至“愿受指挥、愿受监视，任何时候可以随意谴责”，都无不可。在与中共谈拢的过程中，张学良甚至大哭，周恩来也陪他哭(参阅石川忠雄《中国KP史研究》)，这样子敲定，当然使张学良感动。于是“各以勿食言为约”后，就等张学良“当向蒋公竭力进言”了。不料他在“向蒋公竭力进言”一点上，始终不成功，他以“巨额私款接济中共，中共自行撤出瓦窑堡等等，都表示了中共在套他的交情，等待他兑现中国人一致对外的大希望。

　　在这种等待中，张学良的心理压力愈来愈重，深感不达到“竭力进言”是不行了，最后，他在其他因素的相激相荡下，终于走上了“兵谏”的路子，即使个人遭到任何损失，也甘愿为国牺牲了。

　　蒋介石既已决定打完内战再说，他飞往西安，就是要逼迫张学良、杨虎城服从他的政策，坚不听张、杨苦劝一致抗日，更严厉督责，并加以威胁。最可注意的是，蒋介石在十二月九日，即西安事变发生前三日，写了一封密函给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全函如下：

　　力子主席勋鉴：可密嘱驻陕大公报记者发表以下之消息：蒋鼎文、卫立煌先后皆到西安。闻委员长已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亦来陕谒蒋，闻将以军政部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队云。但此消息不必交中央社及其他记者，西安各报亦不必发表为要。中正十二月九日。(《西安事变资料》第一册，页十至一十二)

　　蒋介石的目的，显然是想经过《大公报》透露他“剿匪”的决心与布置。这种布置当然也同时给张、杨以警告与威胁，可说是蒋氏要达到其目的而采取的非常手段。另一方面，张学良于一再试图改变蒋介石不抗日政策失败后，为了达到抗日的目的，也采取了非常的手段，不得已于十二月十二日发动兵谏，劫持蒋介石两个礼拜。这就是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件。

　　张学良发动兵谏，主要是他少帅一个人的决定，中共事前固然不知情，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更不知情，是以当南京政府怀疑苏联策动西安事变，莫斯科十分愤怒，并向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提出抗议。(见《蒋廷黻回忆录》，页一九八至一九九)俄国人既与蒋介石已有尚未公布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为什么以及凭什么命令素无渊源的张学良抓人？

　　事变后一日，中共在张闻天的窑洞里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十五人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说是“西安事变，惊传蒋氏被幽，事出意外，然此实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又说：“公等果欲自别于蒋氏，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军、各界，组织统一战线政府。”此时中共显然仍是“讨蒋抗日”的立场，然而蒋既不在他们手中，是否“交付国人裁判”，并非他们所能控制。不过，周恩来于十二月十七日晚上应张学良之请抵达西安后，得以商定和平解决五项条件如下：

　　一、立停内战，中央军全部开出潼关。

　　二、下令全国援绥抗战。

　　三、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

　　四、成立抗日联军。

　　五、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群众，开救国会议，先在西安开筹备会。

　　从此一协议可知，中共立场已渐由“讨蒋抗日”，倾向张学良“拥蒋抗日”的主张。中共在十九日又召开扩大会议，接受了“保蒋安全，消弭内战”的意见。盛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共产国际来电施压所致，是不确实的。共产国际确有“指示”，但至十二月二十日才到达保安(见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二十时致周恩来电)，有关和平解决的方针早已定下来了。张学良兵谏之目的始终是“拥蒋抗日”，一旦蒋答应抗日，哪有不和平解决之理？说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共影响张学良，未免小看少帅的决心与独断。其实，张学良甚有主意。当西安事变顺利解决后，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就因为张学良的兵谏目的已达，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但蒋氏回到南京后，口口声声说没有答应任何事，如他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十八日五届三中全会时，报告西安事变经过有云：“中正始终命其立即悔罪，送中正回京，此外不欲听其有何陈说。”他以领袖人格保证的诺言，虽口说无凭，然而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放弃先安内的政策是最好的证明。证明张、杨的兵谏的确促使他把对内的枪杆子对外，也就是说不再打内战而一致对外，也就是说对日本的侵略，不再忍辱负重、不再退让。此一“不再”之后，除非日本军阀停止侵略，抗战的爆发乃是时间的问题。果然，卢沟桥事件一发生，中国一抵抗，全面战争就不可避免了。所以，西安事变与抗战爆发的因果关系，十分明显。若问抗战是怎样抗起来的，一个最简单的答复就是西安事变，因为此事彻底改变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西安事变达成停止内战、全国一致抗日，也即是此一事变的历史意义。目的达到，当然是一种成功。对蒋介石及国民党而言，也是成功的，因事变之后，蒋介石个人的声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也是后所未有)。他的声望大增，当然是由于全国人民相信他将领导抗战。对KP而言，也是成功的，由于停止内战使红军获致喘息、重整以及发展的机会。唯一失败的是事变两主角。张学良被软禁，杨虎城全家被谋害。而且，最想抗日的东北军，不准抗日，惨遭解散!张、杨因促成抗战而遭大殃，确是一个历史性的大讽刺。

　　但是此一大讽刺并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蒋介石处心积虑造成的。西安事变之后，蒋委员长决心领导全国抗日，声望如日中天，他岂能予人一种被迫抗日的印象？所以，他一再否认西安事变有任何积极的作用与意义，一口咬定是一犯上作乱的叛逆事件。他之所以安全脱险，是由于他自己的精神感召!因而不惜伪造所谓《蒋委员长对张杨训词》、不惜军事审判张学良、不惜囚张杀杨、不惜宣扬张、杨乃是目无法纪的军阀余孽。这一切都在制造惩罚叛逆的印象，而极力“淡化”对抗日所起的积极作用。

　　蒋介石掩遮西安事变真相的主要工程是《西安半月记》。他说是当时的日记，因此不少历史学者就把它当实录来引证。吴天威的英文专著《西安事变：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枢纽点》 (The Sian lncident：A Pivotal Point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虽知《西安半月记》实出陈布雷之手(见页二二八)，仍然据为“有名的日记”来引用，甚至据之证明张阅蒋之日记与文件后，态度改变，流泪后悔。(页八十六至八十七)李云汉撰写的《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引用不少档案资料，于《事变经过》一章中，一再长篇征引《西安半月记》所述，视为最信实的史料，并据之以重建“西安事变”半个月的史实。(参阅页四十九至七十五)

　　然而《西安半月记》全文起承转合，一气呵成，井然有序，不像是原始的日记。其浅近文言，更神似陈布雷的手笔。果然，陈布雷于一九四八年岁暮自杀后，上海二十世纪出版社影印其手写稿出版(其夫人王允默女士提供，书前并有王女士序文)。此影印手稿又于一九六七年，由台北《传记文学》社，以铅字排印出版，书名《陈布雷回忆录》。观其内容，称之为《陈布雷自编年谱》似较恰当。谱中民国二十五年，丙子(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有这样一段记载：

　　中午往机场迎迓蒋公，随至官邸，蒋公授余草稿一纸命与夫人详谈，即为整理记录，于五时前赶成之，即对张、杨之训词也。(传记文学版，页一一八)

　　　是知所谓在西安的对张、杨训词，乃是返抵南京后，陈布雷根据蒋氏夫妇授意而编写成“词”的，其目的欲告世人事变之结束，由于张、杨勇于悔过。

　　不仅此也，又于民国二十六年丁丑(一九三七)二月二日条记道：

　　蒋公赴杭州，余(陈布雷)与郑医师等同行，在杭州度阴历年，辟室新新旅馆，撰《西安半月记》，时适阴历元旦，寓中寂无他人，望弟来助余缮写，既成乃赴沪，盖蒋公归西爱咸斯路之沪寓请医检视身体也。(页一二○)

　　是知《西安半月记》也并非蒋氏十二月十一日到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日记，而是陈布雷遵照蒋氏的意思，在旅馆中“闭门造车”的产品，而且,“工程”不小，还需“望弟来助余缮写”(“望弟”系陈布雷妹夫翁祖望，为陈之机要秘书，女儿为中共地下党员，后嫁蒋姓，即现任中共人大委员长之乔石，乔石本姓蒋)。陈氏生前没想到要发表的手稿，居然无意间透露了真相。奇怪的是，此段宝贵的史料，虽早于一九四八年问世，却不被许多研究“西安事变”的专家所注意与引用。

　　《西安半月记》既由陈氏事后编造，严谨的史家自然不能再视为蒋氏日记来引用。不过，陈氏既秉蒋氏意志而编造，仍然具有史料价值，其价值在于足可反映蒋氏的“后知之明” (anachronism)，乃是蒋氏事后对“西安事变”的主观论断与定位。

　　陈布雷编写的蒋氏日记从十二月十一日起，正好是事变的前夕，所记种种疑点，诸如：“早起在院中散步，见骊山有二人，向余对立者约十分钟，心颇异之。”“汉卿今日形色匆遽，精神恍惚，余甚以为异。”此乃写文章的伏笔，以及“后见之明”!通篇用意，无处不在维护以及装饰领袖的尊严。其实，“西安事变”之后，“拥蒋抗日”的趋势已不可逆转，为了举国一致对外，维护领袖的尊严自有必要，张学良不计后果，坚持陪蒋返京，有若负荆请罪，亦就是要给足蒋氏面子。然而《西安半月记》更有进一步的发挥，尽量凸显委员长正气凛然的形象，若谓：“余身可死、头可断、肢体可残戮，而中华民族之人格与正气不能不保持。”“尔有武器，我有正气；我虽然无武器，须知正气与喉舌即为余之武器，余必捍卫民族之人格，而求无愧为总理之信徒，无负于革命之先烈。”以及直言张学良等因读其文件日记，受其伟大人格感召而释放他，甚至借宋美龄之口，将其西安蒙难，与孙中山广州蒙难相比拟。类此显然不仅仅要维护一时之颜面，直欲借此“日记”，以塑造千秋的历史美名。

　　但是，如果要追求历史真相，则必须揭除神圣的面纱，以见真面目。我们不妨以《西安半月记》所记，与其他当时人的记录对质一下，比而观之。《西安半月记》对被捕时一刻的描述是：

　　时叛部搜索益急，闻岩穴上叛兵相语曰：“此间有一服便衣者，或即为委员长也。”另一叛兵曰：“姑先击以一枪再说。”又一叛兵喝止之曰：“不要胡闹!”余乃抗声答曰：“余即蒋委员长，尔等不得无礼!如尔等以余为俘虏，则可将余立即枪杀，但不得稍加侮辱。”叛兵称不敢，向天空发枪者三，高呼：“蒋委员长在此矣!”旋孙铭九营长前来，向余长跪而泣，连言：“请委员长下山。”余乃知围攻行辕者，为张之卫队第二营也。孙随护下山，至华清池行辕前，余欲入内稍憩，见门内物件纷乱，尸体枕藉。孙坚请余登车入西安，谓：“委员长所居之室，已凌杂不可居，营长奉上官命，请委员长入城。”余命孙：“找尔之副司令来!”孙曰：“副司令在西安相候。吾人非敢对上官叛变，实对国事有所请求，将面陈于委员长，望委员长接纳吾人之所请。”余怒斥曰：“叛逆狂谬至此，无多言，欲毙余，则速毙余可也!”孙与第一○五师第二旅旅长唐君尧又向余敬礼，请登车入城。余欲见汉卿询其究竟，遂登车行。(《西安事变史料》，一九八三年出版，上册，页四)

　　文中的孙铭九营长亦有回忆，临潼扣蒋应是他一生最难忘的一刻，同样一事，请看他是怎样写的：

　　此时天色即将全明，可以看清地形地物了。我同士兵一起急往山上搜索，恨不得将蒋介石一把抓住才好。忽然跑在我前面的陈思孝(卫队营一个班长)喊着：“报告营长，委员长在这里呢!在这里呢!”我应声赶紧跑上前去，只见蒋介石刚从洞里出来，弯着腰扶着石头站在洞口边，卫队营的卫士们四面包围着拥挤在左右。发现蒋的陈思孝和卫士们报告说，我们先看见这块大石头旁边像有人在走动，一会儿又没有了。我们沿这个方向搜索至大石头旁，见洞里蜷伏着一个人，便喊道：“是不是委员长？赶快出来，不出来就开枪了!”里面连忙回答：“我是委员长，你们不要开枪，不要开抢!”随后站了出来。我走到蒋介石的面前，只见他全身冻得发抖，抬头看了我一眼又赶紧避开，说：“你打死我吧……”我说：“不打死你，叫你抗日!”此时，蒋的脸色苍白，赤着双脚，上穿一件古铜色绸袍，下穿一条白色睡裤，浑身都是尘土。“你们是哪里来的？”蒋问。“是东北军!是张副司令命令我们来保护委员长的，请委员长进城，领导我们抗日，打回东北去”我回答。“啊!你是孙营长，你就是孙铭九？”“是我!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嗯，我知道，有人报告我的。”蒋可能看出我不伤害他，便说：“你是个好青年……你把我打死好了，你打死我吧!”“副司令要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日，没有叫我打死委员长。”我解释并催促蒋说，“委员长快下山进城吧!副司令在那里等着你呢!”蒋一歪坐在地上，发怒地说：“叫你们副司令来!我腰痛不能走!”蒋的腰痛是真的，是他从五间厅往外逃跑翻越后墙时摔的。我见蒋不走，便劝他：“此地不安全，请委员长还是赶快下山去吧。你腰痛，我们背你下山。”蒋还是不动，并要马骑。我示意左右卫士把蒋从地上扶架起来，拥推着下山了。来到华清池，蒋又不愿意进西安城。我和几个卫士便连推带拉把他弄上了汽车。我也上了车。(《西安事变亲历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出版，页二二一至二二二)

　　两文对照，用词遣句虽异，所述事情实同。孙铭九的回忆朴实无华，口口声声委员长，并无故意贬诬之处，读来生动真实。反观陈布雷编写的蒋氏回忆，则刻意修饰，一心想在极为窘困的情况下，描述领袖之临危不惧与义正辞严，以凸显蒋氏的尊严，不免言过其实，过度渲染。如谓孙铭九一见到蒋，“向余长跪而泣!”蒋、孙初次面对，孙绝无向蒋“长跪而泣”的感情，今见孙氏回忆所述，盖知跪泣一景，乃系虚设，而非实有。

　　我们把蒋介石的说法与孙铭九所记对质，可得八点：

　　一、蒋介石说听到他的侄儿蒋孝镇“与叛军厉声争执”，这是替蒋孝镇脸上贴金，事实上，孙铭九说蒋孝镇“这个家伙已经吓得面无人色”，讲话“半吞半吐”，又何来“厉声争执”？在蒋孝镇表示不知道蒋介石行踪后，孙铭九即拿枪对着他说：“你不说真话，我马上毙了你!”于是蒋孝镇“赶紧回头向山上看了一眼”。孙铭九就按着“目指的方向，指挥队伍往上搜查”。

　　二、蒋介石说他被发现时“抗声答曰：‘余即蒋委员长，尔等不得无礼!’”孙铭九回忆却是：“我们沿这个方向搜索至大石头旁，见洞里蜷伏着一个人，便喊道：‘是不是委员长？赶快出来，不出来就开枪了!’里面连忙回答：‘我是委员长，你们不要开枪，不要开枪!’随后钻了出来。”

　　三、蒋介石说孙铭九一见他就向他“长跪而泣”；孙铭九回忆却是：“我走到蒋介石的面前，只见他全身冻得发抖，抬头看了我一眼又赶紧避开，说：‘你打死我吧……’我说：‘不打死你，叫你抗日!’此时，蒋的脸色苍白，赤着双脚，上穿一件古铜色绸袍，下穿一条白色睡裤，浑身都是尘土。‘你们是哪里来的？’蒋问。‘是东北军!是张副司令命令我们来保护委员长的，请委员长进城，领导我们抗日，打回东北去!’我回答。‘啊，你是孙营长，你就是孙铭九？’‘是我!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嗯，我知道，有人报告我的。’蒋可能看出我不伤害他，便说：‘你是个好青年……你把我打死好了，你打死我吧。’‘副司令要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日，没有叫我打死委员长。’我解释并催促蒋说，‘委员长快下山进城吧!副司令在那里等着你呢!’”

　　四、蒋介石说：“找尔之副司令来!”孙铭九回忆：“蒋一歪坐在地上，发怒地说：‘叫你们副司令来!我腰痛不能走!’蒋的腰痛是真的，是他从五间厅往外逃跑翻越后墙时摔的。”

　　五、蒋介石说“遂登车行”；孙铭九回忆却是：“我见蒋不走，便劝他：‘此地不安全，请委员长还是赶快下山去吧。你腰痛，我们背你下山。’蒋还是不动，并要马骑。我示意左右卫士把蒋从地上扶架起来，拥推着下山了。来到华清池，蒋又不愿意进西安城。我和几个卫士便连推带拉把他弄上了小汽车。我也上了车。”

　　六、蒋介石说上车后“孙铭九与唐君尧旅长既扶余登车，夹坐余之左右；另一副官坐车前，即张汉卿亲信之侍从谭海”；孙铭九回忆却是“在车里，我坐在蒋的左边，唐君尧坐在蒋的右边；前面是副官长谭海和司机。蒋皱着眉头刚说出‘太挤了’一句话，随即又把话咽了回去。车子向西安奔驰着，蒋不断地用手抚摸胸前，紧闭双眼，口中嘘嘘地呼着长气。我问道：‘今天以前的事过去了，今天以后怎么办？’蒋说：‘你们副司令有办法了’‘我们副司令拥护委员长抗日。’我说。‘我也没有不抗日呀。’蒋小声说，‘打KP是国策，没有错，是我决定的。’蒋显然是动气了。我据理反驳。他说：‘你……我是国家领袖、我是国家的最高统帅，国策是由我决定的，国策没有错!你不懂!’蒋此时神态改变，怒形于色，并说：‘你不要再和我说话，你不要再和我说话了。’遂闭上眼睛。到灞桥附近，路上军队甚多(后来知道这是张学良派来协助卫队营扣蒋的)，汽车时停时走，蒋眼睛向外看，不一会儿沉寂打破了，他问我：‘这是哪里的军队？’我简单地说：‘东北军。’车到西安城门，门口有岗哨值勤。蒋又问：‘这是哪个军队？’我说：‘十七路军。’进城门后，车子一直开到新城大楼绥靖公署，我和蒋下车进入早巳预备好的住室。”

　　七、蒋介石说抵新城大楼后“孙铭九以护卫之责交付于宋而去”；孙铭九回忆却是：“我同蒋进屋后，把他引到一张靠椅上坐下，我站在蒋的右后侧，靠着一个小茶几。蒋仍手抚胸膛，一言不发。隔了一段时间，他才开口，几次让我坐下，并重复说：‘你是个好青年。’这时有人进来送茶，又有人送来张学良的大衣，以后又送来牛奶。蒋不喝也不穿。他问我：‘你们副司令怎么还不来？’我随口答应道：‘马上就来的。’蒋又叫道：‘叫你们副司令快来!’我没有答应。约半小时左右，张学良穿着蓝色丝绸棉袍推门进来，脸上显出得意的神情，对蒋微欠身子，劈头便说：‘委员长受惊了!你这回交给我做做看!’蒋说：‘我看你有什么好办法!’这时我后退了出来，刚出门，便听到张与蒋争吵起来，声音很高。上午十时，我走出了新城大楼……”

　　八、蒋介石说第二天孙铭九来见，请他移居，他说：“此处即我死处，余誓死绝不移出此室。”孙铭九回忆却是：“十二月十三日晚间十一时许，张学良把我找去，说：‘我想把委员长搬到咱们这里来住，刘师长去请，他不肯来。我看你与他对付得很好，你去一趟吧。想办法请他一定搬到这边来。’我即去新城大楼，为了免除蒋的恐惧，我特意将服装整理一下，把腰间手枪顺着皮带转到身后，才小心地推门进去。刚向蒋敬礼还未开口，他便惊慌地急问：‘你这么晚来做什么？’我立正答道：‘副司令请委员长搬家，命令我来接委员长。这里不舒适，副司令公馆旁边的新房很清静，请委员长起来同我一起走吧!’蒋即说：‘我不去，我不去!今天这样晚了，你来干什么？明天再说，你回去。今天太晚，我不去。’我上前一步说：‘请委员长起来走吧，晚间外边无人，方便些。’说了半天，他还是不去。我看不好再勉强行事，便后退一步说：‘今天黑夜委员长不愿意搬，我回去报告副司令一下。’蒋松了口气说：‘好，好!你快回去吧。’我出来用电话报告了张学良，张说：‘就等明天吧。’这时已是凌晨—点钟了。次日(十二月十四日)下午，张学良又叫我去看蒋，并问他是否需要什么东西，以便使他心情平静下来，便于进行谈判。这次见面，蒋似乎已明白我昨夜来此并无加害他之意。我一进门，蒋即说：‘你是一个好青年，好青年。’接着讲了一套文天祥、史可法忠诚爱国的故事和孙中山蒙难得救的经过等等。神色与昨天不同了。又说：‘我是国家的最高统帅、军事最高长官，军人应以服从为天职。你是军人，应以服从长官为重。’我看出蒋的用意是要我服从他，便说：‘我绝对服从我们的副司令。’他又转了话题说：‘你家中都有什么人，东北家乡还有父母吗？我也是贫农出身的。’想用这些话来取得我对他的同情。蒋最后还说：‘以后你常到我这里来听故事吧!’我回去把这些情况都向张学良做了汇报，张说：‘随他讲去吧。’”

　　根据以上的八点对照，发现在蒋介石的笔下，他自己是威武不屈的、临危不乱的、视死如归的、神气活现的、大义凛然的；但在孙铭九的笔下，他却是藏头缩尾的、狼狈不堪的、贪生怕死的、张皇失措的、喜怒无常的、坐在地上耍赖要马骑的。最妙的是他不止一次称赞孙铭九是“好青年”，据孙铭九告诉陈平景，从捉蒋那一幕，他充分看出蒋介石的性格，一面是上海泼皮的性格，一面是上海奸商的性格。蒋介石最后且以“孙中山蒙难得救”的故事想打动孙铭九，一切就都呼之欲出矣!

　　孙铭九押送蒋至新城大楼后，即辞出，前往张、杨处报告经过，乃由杨虎城部特务营宋文梅营长监视，形影不离，以察言观行。《西安半月记》记蒋、张于事变后首次见面：“约半小时后，张始来，对余执礼甚恭，余不为礼，张垂手旁立。”宋文梅则记张于九时三十分左右到达，“蒋见张来，神色突变，仍呆在座椅上，继续出声长吁。”所谓“不为礼”者，乃张二次对蒋说：“委员长!受惊了？”蒋不作答。至于“执礼甚恭”、“垂手旁立”，显然是文人踵华之词。最后蒋还是说了话，令人感到蹊跷的是，至此蒋已知东北军发动兵谏，而《西安半月记》竟谓：“余(蒋)问：今日之事，尔(张)事前知之乎？(张)答：不知!”蒋之问，已属多此一问，而张居然说“不知”更不可能。细阅当时在场的宋文梅之追忆，始知当日中午蒋要与陕西省主席邵力子见面，蒋与邵谈话时要宋离开，宋不肯，乃听到蒋问邵：“西安发生的事情，你事先知道吗？邵答不知道，蒋听后便不再说话。”(宋文梅《我所经历的西安事变》，载《西安事变亲历记》，页二五一至二五四)显然，陈布雷在写文章时，“邵”冠“张”戴了。益见若果系蒋氏当日日记，绝不可能有此误记，转手陈布雷又不及细察，因而有此不自觉之误。

　　蒋住新城大楼后，张要蒋移居自宅巷内的较舒适新宅，以便于随时见蒋，但蒋坚持不肯，邵力子去说，也不肯，最后澳洲人端纳来见后，才同意移居与端纳同住。邵力子对这件“移居的事”，感到“疑怪”，但没有答案。《西安半月记》说：“余知叛部之意甚险，决以正气与精神力量与之斗争。”接着发了一大段慷慨激昂、视死如归的议论，诸如：“长隶革命之籍，古来忠烈，刀锯鼎镬，甘之如饴”，以及“总理之大无畏精神”、“耶稣受恶魔四十九日之磨折试炼”等，以便“于叛部交付所谓人民公判时做最后之牺牲”。(页十一)仅仅要他移居，何以如此严重？蒋对孙铭九持枪来请，更谓“余(蒋)大怒”!其实孙怕蒋恐惧，特意把“腰间手枪顺着皮带转到身后”，但蒋仍感惊慌，坚持不允在黑夜中移居。孙看在眼里，认为“这种情形说明，蒋是误解了我们的用意，以为我们要在黑夜间把他拉出去枪毙，因而怕离开住地”。(《西安事变亲历记》，页二二四)监视蒋的宋文梅亦说：“孙(铭九)因奉命必须迁移，要我劝说，但蒋心存疑惧，坚决不肯。最后，我请孙入室共劝，蒋见孙腰间带着手枪，更加疑惧，向孙说：我是行政院长，应该住在这里，其他地方，我不去。”(同书，页二五五)孙、宋二人的观察，颇有助于理解何以蒋氏不肯移居的心理。然而何以端纳一来，疑惧顿消，就肯移居了呢？这与端纳是外国人大有关系。蒋氏不是挟外自重，而是挟外自安，在蒋氏心理上，有外国人在旁，总不至于被拉出去枪毙。端纳与蒋同住一屋，其道理亦就不言可喻了。

　　《西安半月记》一壁大力为蒋撑门面，以维护委员长的尊严，另一壁则尽量抹黑张学良。后者显然与前者相关，因张脸愈黑，则显得蒋脸愈白。最关紧要的是，全文全面封杀张、杨兵谏的原始动机，并加以歪曲，内容基本导向是，张、杨受人(影射KP)迷惑，犯上作乱，然经领袖伟大人格之感召而悔改。然则“西安事变”之结束，乃因西安叛部之动摇而改变初衷，并非蒋氏答应改变“攘外先安内”的政策而遭释放，如谓：“与余妻研究此次事变之结局，觉西安诸人心理上确已动摇，不复如前之坚持；但余绝不存丝毫侥幸之心，盖唯以不变者驭天下之至变。”(页二十三)此与历史真相相距甚远。

　　张、杨兵谏的动机原甚单纯，就是要蒋停止内战，团结全国力量，坚决抗日，以争民族生存，简单地说，即出于爱国心。这种动机单纯得使不明内情的人，不敢信以为真，即贤者如胡适与傅斯年亦断然不信，认定张学良别有政治野心。然五十余年来，史料大出，显示动机就是如此单纯。按诸张学良事变前后的言论，也相当一致。杨天石已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所藏孔祥熙“西安事变”期间未刊电报，连载于北京出版的《团结报》上(一九九一年一月二日至二月二十日)。其中颇多孔、张间电报，为孔氏回忆录所不录，颇可明张之心迹及其单纯的动机，以及和平解决之真相，足以揭露《西安半月记》的隐饰。

　　张学良于事变爆发之日(十二月十二日)，致蒋妻宋美龄文电，即明言留蒋促其反省，绝无伤害之意，只因“此次绥东战起，举国振奋，介公以国家最高领袖，当有以慰全国殷殷之望，乃自到西北以来，对于抗日只字不提，而对青年救国运动，反横加摧残”。其抗日救亡的动机，已表露无遗。张又于事变后第四日(十二月十五日)复孔祥熙电，亦谓：“弟等此举，决纯为实现救国主张，绝无一毫对人私见”，再度表白其单纯之动机。张再于事变之第五日(十二月十六日)复电冯玉祥，更谓：“介公果能积极实行抗日，则良等束身归罪，亦所乐为，纯洁无私，可质天日。……良等苦闷，惟在抗日未能及早实施。”冯玉祥提及愿担保张之安全，张曰：“担保一层，尤无必要，盖良固不惮以七尺之躯，换得主张之实现也。”更进一步表明不惜以性命换取纯正之主张。张复于事变之第八日(十二月十九日)，又重申：“文日之举，纯为积极实现抗日救国主张，如中央确能改变政策，积极领导抗日，行动实现后，用我则愿做先锋，罪我亦愿束身归罪。”最后张于事变之第九日(十二月二十日)致电外交部长张群，有曰：“文电既已褐橥八项主张，则八项之外，自无余事，口是心非，弟不为也。”凡此足见张于私函密电中，与平昔公开之主张，完全一致，并以此为交涉之严正立场，则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之动机，纯为抗日救国，已无可怀疑。

　　宋美龄于复张学良元电(十二月十三日)中，原亦针对张氏主张，谓“凡吾兄所建议，苟利国家，无不乐于采纳”，又谓：“我国为民主制，一切救国抗敌主张，当取公意，只要大多数认以为可，介兄个人，当亦从同”，侈言民主固非实在，然表明可从公意。再谓：“昨日之事，吾兄及所部将领，或激于一时之情感，别具苦衷，不妨与介兄开诚协商，彼此相爱，当可无话不说。”但是蒋宋美龄于《西安事变回忆录》(载《西安事变史料》上册，页二十六至五十一)中，为配合乃夫《西安半月记》不与叛部谈判之立场，竟谓：“余复以长函(按即元电另由端纳携往西安)致张学良，告以彼等此举将使国家前途受严重之打击，余深信其鲁莽灭裂之举动，初无断送国脉陷害领袖之恶意，应及时自拔，勿贻噬脐之悔。”(页二十九)回忆之文不仅语气与原电相差甚远，而且掩饰愿意商谈之痕迹，代之以促张释蒋悔改之词，其用心亦可知矣!

　　孔祥熙于致张学良寒电时，亦认知张之主张，谓“查抗日御侮，举国同心，中央同人初无二致”，不同者，“仅有时间之不同，绝非宗旨之异趣”，替蒋代“先安内再攘外”的政策辩解，蒋既亦抗日，则兵谏便无必要。张学良当然不服，于复孔申电中谓，一致抗日之主张“对委座已再四涕泣陈词，匪惟不蒙采纳，且屡被斥责，弟受委座知遇，绝无负气之理，但委座主张坚决莫移，已绝对不能否认，故不得已而出此”。可见，就张氏而言，只要蒋答应改变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问题即可解决。但是孔祥熙于二十余年后写回忆录，竟怀疑“张杨所谓救国八项主张”，甚至说：“张杨通电，虽以抗日为理由，而八项之救国主张，则未有一项涉及抗日，至其所谓容纳各党各派、停止内战、开放爱国运动等等，皆已走入KP之路线!”张、杨通电中无抗日两字，因当时中日仍有邦交，自无必要启衅，然八项主张无一不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有关，正见张、杨并非老粗。至于孔谓“容纳各党各派”、“停止内战”、“开放爱国运动”，乃共党路线，然则国民党反对KP，岂非采“一党专政”、“勇于内战”、“反对爱国”的路线？(孔氏回忆录载《西安事变史料》上册，页一一三至一六一)可谓孔氏失言。

　　《西安半月记》给人的印象是，张扣蒋后，被蒋训斥，不知所措；读蒋日记后，更加痛悔，力求弭过，乃送蒋回京。其实不然。张学良自始至终，甚有主意，他的目的是拥蒋抗日，然而必先逼蒋抗日，才能改变先安内再攘外的政策。孔祥熙所藏未刊电报中，有一封钱宗泽于十二月十五日发给张群的密电：

　　卫密。极机密。本日端纳顾问由西安回洛，据云：委员长住张学良之旁楼甚安。张要求接受主张，委员长初甚反抗，以后云，无论如何，须回南京方能办，但对方认无保障，有请求孔部长赴西安之意。总之，内幕情形，似有转机。谨密陈。职钱宗泽叩。删酉。(载《团结报》一九九一年一月二十日《史海钩沉》栏)

　　此密电透露，事变发生之第四日，委员长已不再反抗，答应回南京办，则已允诺张等主张，此一“转机”，在《西安半月记》中看不到的。然为了“接受主张”有所保障，南京必须派人到西安谈判交涉，以获协议。但南京中央不欲与叛部谈判，更不欲接受叛部主张，乃采讨伐的高姿态，以便维护尊严，惟孔宋家族求释蒋心切，愿意谈判，然又不愿示弱。两派意见最后整合为双管齐下策略，即表面上声张讨伐，实际上寻求政治解决，亦即循谈判途径。孔氏急于解救蒋介石，于十二月十五日建议张“一面亲送介公至并(太原)，弟(孔)即邀中央负责同人，前往会商”。其意先让蒋脱困，再做商议。但张于十二月十九日电孔，坚持“中央同人果爱国家、爱介公，自当推人来陕商洽。抗日实现以外，别无所求，更无金钱与地盘思想。区区志愿，蕴之已久，绝非一时冲动。中央对弟主张如无办法，势难送介公返京”，甚为坚决，一定要中央派人来谈，同日张又致蒋鼎文电，谓可派宋子文与顾祝同来。但中央为维持高姿态，即派宋子文亦有阻力，最后让宋以私人名义赴陕，以掩遮中央派官方代表到西安谈判之实，然后宋子文才于十九日飞陕。宋到西安自非探亲，当然是要谈判，我们虽不知谈判内容，但宋于二十一日即返南京，必有所商议，二十二日又偕宋美龄、蒋鼎文、戴笠、端纳等返陕，做最后之商定，是则宋氏兄妹代表南京中央助蒋与张谈判，达成协议，获致政治解决，已属无可怀疑的事实。

　　协议未立字据，已可确定。张学良接受君子协定，因此与杨虎城于释蒋一事有所争执。事实上，即使立下字据，亦可撕毁，而君子协定，并非完全口说无凭。张于致蒋鼎文皓电已透露：“此间要求，惟在抗日，委座已表示容纳。”并谓：“总之，抗日主张如不能实现，难送委座返京。”迟至十二月二十日于致张群电，犹坚持“非至抗日主张实现，殊难送委座南归”。可见张学良与宋氏兄妹于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商谈后，知主张可以实现，乃决定于二十五日释蒋，并决定亲送返京。如果连口头的君子协定都没有，张既无以交代，杨虎城等更不肯通融。《西安半月记》谓全无承诺，自不可信，且全文无一语提及要求抗日，仅于一处谓张等“于国事有所请”，故意隐讳所请之国事，乃孙铭九所谓：“副司令要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日!”显因已有口头之承诺，不能说“抗日”之不是，又不能说被叛部胁迫而抗日，因而讳之。

　　《西安半月记》全无周恩来的踪影，更是不实在之忌讳。宋美龄于其回忆中言及“一有力分子”，即周恩来，谈甚久，然只说周拥蒋而不言抗日，亦不说蒋允不打内战之承诺。但是周于晤见蒋、宋后，已将协议三度电告延安，近已收入《周恩来选集》(上卷，页七十至七十五)，则口头承诺，实已留下文字痕迹。张学良事后绝不言蒋有承诺，直至一九九O年，日本NHK电视台记者问周、蒋会谈，张说不但在场，而且周乃由其引见，但接着说：“对不起，我不能往下讲，请体谅我的苦衷，这件事情不应该出自我口，我也不愿意伤害他人。”(转引自郭冠英《张学良侧写》，台北传记文学社，一九九二年出版，页三十八)说出来，会被伤害之人，舍蒋而谁？可能被伤害的原因，除了蒋有承诺外，还有什么？所以张虽不说，但已尽在不言中。

　　事实上，《西安半月记》虽说毫无承诺，蒋在行动上实已接纳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由剿共转向抗日。孔祥熙说，抗日救国乃蒋之既定政策，并不确实，可由蒋氏自己的话来驳斥。蒋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六日，距西安事变仅一个多月，于王曲军官训练团训话犹谓：“如果远近不分、缓急不辨，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后倒置，便不是革命。”(《西安事变史料》上册，页十一)然而事变之后，却停止剿共，逐步走向抗战之路。卢沟桥事变一发生，中日之战便不可避免。其实，“九一八事件”远较卢沟桥严重，然因不抵抗，卒未演成战争。西安事变之后，既由不抵抗转为抵抗，任何日本挑衅，一抵抗即可引发战争，因不能期望日帝退缩也。就此而言，西安事变确可称作抗战的渊源。

　　蒋介石虽不愿明说张学良逼他抗日，却忍不住抱怨张学良中断了他的剿共。《西安半月记》引言中有谓：“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挫；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两星期(至多一月内)可竟全功者，竟坐此变，几全隳于一旦。”这一段话，且不论无意中自认西安事变导致其政策之改变，由剿共而抗战，所谓至多一个月内可竟全功，则绝不可信。固然，若不计代价，倾全国之力，扩大内战，或可竟全功，然势必耗尽国力，让日帝坐收渔人之利，此正是爱国者如张学良所不忍见，乃不惜以兵谏逼蒋改弦易辙，领导全国抗日救国。

　　然而，西安事变导致中共坐大论，却大有人唱和。孔祥熙于一九五O年的冷战时期写西安事变回忆录，劈头便说：“八年抗日战争与今兹共党之窃据大陆，亦实于是役种其因。”即于西安事变时代表张、杨赴太原与阎锡山商谈的李金洲，竟亦说：“大陆全部沦陷，政府偏安海隅，使七亿同胞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推源祸始，皆肇端于西安事变。”(李氏撰《西安事变亲历记》，页一)国民党官方史家更将张学良描绘成失去大陆的罪魁祸首，史传曲笔，莫此为甚，李敖曾撰《别赖张学良了》长文驳斥，铿锵有声，足资参考。(见李敖编著《张学良研究》，页一五五至二一六)须知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以求抗日，如因抗日失败而亡国，尚可怪罪汉卿，但抗日胜利，汉卿不仅无功可言，仍为阶下囚。当抗战胜利之时，国民党声势十倍于KP，不旋踵于四年之内，丧失神州大陆，竟怪罪于囚中的张学良，宁有此理？

　　由“中共坐大论”再推本溯源，演成共党阴谋说，大肆发挥《西安半月记》所指张学良“受人迷惑，做联俄梦想”，认为张、杨原无主见，因受到中共的渗透、分化而制造事变，并以周恩来为西安事变之“谋主”。李云汉专著论述事变前因主要章节，分别为“共党怂恿张学良”、“信心动摇”、“三次秘密接触”、“赤氛笼罩西安”等(见李著《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页三至十二)，可谓阴谋说学术化的大成。李氏固代表国民党的立场，但长久以来内地学者亦辄谓，张之逼蒋抗日方针系受到KP的启示与影响。事实上，中共对东北军的影响不能说没有，而之所以有影响乃因日帝侵略的大气候，东北军并非因中共的宣传而抗日，但中共号召抗日，自有相契之处。

　　《西安半月记》中触目之曲笔，尚有：“尔(张)应回忆，四年以前，国人皆欲得尔而甘心，余(蒋)代尔受过者不知凡几，以余之宽容庇护，尔尚可安然远游海外。”此显指“九一八”事，明明张受蒋不抵抗政策之累，代蒋背黑锅，而竟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如此!抑陈布雷画蛇添足之笔欤？

　　《西安半月记》中已埋下嫁祸于杨虎城之伏线，如借张口曰：“余(张)此次之事，杨虎城实早欲发动，催促再三，但彼(张)踌躇未允；惟自十月来临潼亲受训斥，刺激太深，故遂同意发难，然实后悔莫及。”(页十七)竟认为张受杨之煽惑，失之更远，故张于台湾囚中作《反省录》，不惜力言：“平心而论，西安之变，杨虎城乃受良之牵累，彼不过陪衬而已。”(《西安事变史料》第一册，页一一二)显因蒋氏恨杨“坚决不主张送余回京”，挟嫌弯曲，实可做杨氏一家于抗战胜利后遭灭门之祸的伏线读。

　　蒋介石脱险归来，马上背信弃义，把张学良扣留下来。张是自愿而且十分坚持陪蒋回京的，为西安事变做了动人的收场。他于行前告诉孙铭九：“我抓了他，现在送他回去，是一抓一送。送他到了南京，他再送我回来，也是一抓一送。这样岂不成了千古美谈!”但是张学良看错了人，蒋介石才不来这一套呢，他要泄一时之愤，顾不到“千古美谈!”哩!

　　回京没有几天，张学良就被蒋介石移付军事审判，但在法庭上，侃侃而谈，把蒋比做袁世凯。据傅斯年说，审判经过为“委员长所闻，甚气，谓不放这小子回去”。(见汪子飚《傅斯年密函里的西安事变》，《张学良研究》，页一四九至一五四；另参阅马王《西安事变逸话》，《香港时报》一九五一年九月五日)最后，张学良被判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国民政府在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核准。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同时要求请予特赦，理由是：“当今国事多艰，扶危定倾，需才孔亟，该员年富力强，久经行阵，经此大错，宜生彻悟，尚复加以衔勒，犹冀能有补裨，似又未可遽令废弃。……予以特赦，并责令戴罪图功，努力自赎……”一月四日，特赦获准：

　　张学良所处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此令，主席林森、司法院院长居正。

　　张学良虽被特赦，但是，蒋介石的宽大是很可怕的，因为“加以衔勒”、“严加管束”，最后淹没了“需才孔亟”、“戴罪图功”，张学良还是“遽令废弃”了。最不甘心的也许是硬不让他带兵去抗日。

　　近半个世纪来，蒋介石“拿着培养一个团部队的经费”，看住张学良，只是说着要起用他，但是他一直失掉自由，从浙江溪口关到安徽黄山，从安徽黄山关到江西萍乡，从江西萍乡关到湖南郴州、沅陵，从湖南郴州、沅陵关到贵州修文，从贵州修文关到台湾新竹、北投，在蒋政权迁到台湾来以前，谁也见不到他，连东北耆宿兼国民党同路人莫德惠，也不过在十二年中，一共只见到他三次。

　　蒋介石不讲信义，令宋子文、宋美龄这两个调解人颜面无光。宋美龄是妻子，无可奈何，只是说了一句“我们对不起汉卿”的良心话。宋子文是小舅子，他对“他(张学良)送蒋先生回到南京后，结果中央却拿他当‘犯人’看待这一点，似乎表露过十分的不满”(见高山流《张学良幽居生活实录》)，而“宋子文觉无以对朋友，一怒而走上海，直至抗战未担任政府正式工作”(见李金洲《西安事变亲历记》)，显然也不无内疚与抗议的双重意味。事变之后，国民党和KP又和好了。在蒋介石的声望如日中天里，在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声浪里，在“停止一切内战”的实行里，在“开放言论”、“集中人才”、“赦免政治犯”谈话里(蒋介石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四日谈话)，在“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的释放里，在西安事变八条件无异大部分的同意里……中国在走向自由，张学良在失掉自由。——“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百城客

第三节　如何领导抗战


　　蒋介石于西安事变发生时，越墙逃走，折腰受伤，回来后在沪杭溪口等地治病养伤，同时处理善后，有不少小动作，如审判张学良、自请辞职以及筹划解决东北军等等，但是大方向已无可改变，内战绝不可能再打下去了，在全国高涨的抗日情绪下，不可能不抵抗了。如果日本再次向华挑衅，战争也就不可避免了。在这种情况下，国共再度合作更是客观趋势，非任何主观意愿可以左右的了。

　　中共方面的毛泽东，于十二月二十八日，针对他认为“内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的《对张杨的训词》，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以蒋氏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诺言相责、以信义相责，宣称“全国人民将不容许蒋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余地”。如果蒋氏放弃过去错误的政策，“立即走上联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的战线”，“则KP自当给他以赞助”。(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册，页二二八)一周之后，中共又发表通电，要求蒋介石履行诺言。一九三七年的一月里，国民党终于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内战正式停止。同年二月十五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在会上，一方面通过了“关于根除赤祸之决议案”，另一方面也通过了联合各党各派的议案，但不许发表。(见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会后，蒋介石向新闻记者发表谈话，“一面主张开放言论，一面禁止宣传共产主义；一面主张集中人才，一面诋毁KP和其他抗日党派；一面主张释放政治犯，一面强迫被捕的KP员自首。”(转引自杨树标《蒋介石传》，页三一六)充分表示出在外力压迫下政策转变中的矛盾现象。这种矛盾多少反映蒋介石心有未甘，在不能继续剿共的情况下，仍想以谈判方式来收编中共的党与军。

　　国民党三中全会后，周恩来曾赴杭州与蒋介石会谈，时为三月下旬。许多具体问题没有结论，显因蒋想借统一而融化之，而周则要在统一中保持自主，然而在原则上已达到国共合作的共识。中共遂于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五日发表《告全党同志书》，说明“今后发展阶段的任务是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

　　一九三七年五月，蒋介石伤疮销假后，与汪精卫一道到庐山，召集学者名流座谈。陈布雷记道：

　　是年夏间，庐山有蒋、汪二公召集之学术界名流谈话，且举行教育人员训练，山中冠盖如云，行政院各部会亦多移至山上办公，甚为热闹。(《陈布雷回忆录》，页一二）

　　周恩来亦于六月四日上庐山，与蒋介石、宋子文等谈判。蒋提出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其本人为具有最后决定权的主席)，监督国共合作；红军由南京政府发表三个师的番号，朱德、毛泽东出洋；以及坚持国民党派员担任陕甘宁边区正职长官等。蒋想吃掉中共的意图仍十分明显，周恩来哪肯接受，遂于六月中旬返回延安。中共中央于六月二十五日还是做了一些让步，原则上同意组织蒋提出的那个“同盟会”，然必须确定共同纲领，为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并且保持中共在党组织上、政治上以及思想上的独立性。边区正职长官可由国民党派，但必须从张继、宋子文、于右任三人中任选一人。至于红军改编，必须由朱德为指挥官。蒋介石仍不肯接受，协议未成。但是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大战迫在眉睫，一致对外，已无讨价还价的余地了。……总之，诚如内地学者所说：“蒋介石虽然被迫与KP进行两党合作的谈判，但他是想在合作的名义下，把KP联合在自己的统治之下，联合在国民党当中逐渐溶化掉。”(见严如平、郑则民《蒋介石传稿》，页二九四)

　　说到七七事变，许多学者喋喋不休争辩谁在卢沟桥上放了第一枪。请问强盗在你家里横行，你不肯屈服而打起来，谁先开打又有什么意义呢？其实，事变在卢沟桥发生并非偶然，卢沟桥与丰台为北平对外交通的两个门户。日军已于前一年的九月十八日，强占丰台车站，如果再控制卢沟桥和宛平城，即可对北平形成合围之势，以巩固其所谓“华北特殊化”之目的。日军演习与士兵失踪都是为了借故生事，后来那名失踪的士兵在妓院中被寻获。(参阅刘凤翰《抗日战争史论集》，页一O一至一一三)然而日军仍要进入宛平搜查，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侵占宛平，宛平守军起而抵抗，是谓七七事变。

　　北平市长秦德纯于七月八日，发电报给仍在庐山的蒋介石，报告事变情况。据陈布雷说，蒋于九日以后“始悉其梗概”，蒋“仍不愿和平破裂，命宋哲元氏就地抵抗，抱定不屈服不扩大之方针”。(见《陈布雷回忆录》，页一二一)日本政府也表示不愿扩大，但不扩大是以中国屈服为前提，不屈服就不可能不扩大。在蒋而言，如果再像九一八那样不抵抗，无异政治自杀。同时毛泽东、朱德以下红军将士致电蒋介石，请缨抗日救国。蒋遂于七月十六日在庐山又邀集全国军政要人，举行谈话会。八月中共派周恩来等参加，提出国共合作宣言，主张发动全民抗战，共赴国难。中共又做了些让步，但仍坚持国民党只能派人参与指挥红军。蒋介石若即若离，直到八月中旬才在红军改编问题上让步，愿意与中共共同抗日。

　　蒋介石虽仍“希望由和平的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但心知肚明日本军阀气焰正炽，不可能“觉悟”，则战争势不可免。他于七月十七日对卢事讲话，实已为全民抗战做了心理准备。(参阅蒋七月十九日日记，载《蒋总统秘录》第二册，页二十四)七月二十日，蒋自庐山返京，国民党内包括广西李、白的反蒋派系，纷纷拥蒋抗日，更使蒋无从退却，停战谈判破裂，日本侵略军于七月二十八日深夜向平津大举进犯，二十九军顽强抵抗，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先后阵亡，不到二三天，平津就相继陷落。蒋介石于二十九日在日记上写道：

　　历代古都，竟沦犬豕矣，悲痛何如!然此为预料所及，故昨日已预备失陷后之处理，此不足惊异也。(《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四卷，页一一四O)

　　中日两国军力固然强弱悬殊，但是如此不禁打，实在令人惊异。蒋于事前一再电告宋哲元，若日寇得寸进尺，“中央决心运用全力抗战”，要宋“刻刻严防、步步留神”守住北平，但仍冀望于明知不可能的和平解决，贻误战机，以至于仓促应战，中央更不及全力支援二十九军，导致迅速溃败，连失名城!他于七月二十九日记者招待会上，自认平津失败问题，“愿由余一身负之”，并表明抗战的决心。抗战一词，也是蒋介石首先坚持用的，以表示中国在日本侵略下，不得已起而应战!

　　真正的全面应战，则是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的淞沪之战。翌日，国府外交部即发表抗战自卫声明。八月十九日，蒋终于同意中共有关红军改编的主张，以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指挥，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月二十一日，正式公布《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九月二十二日，中央社发表《中国KP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翌日，蒋介石发表谈话，表示接纳中共，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建立。可见，严格而论，“八一三”才是蒋介石决心全民抗战的开始，他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使陆海空军最高统帅权。军委会既成为最高统率部，编制大为扩充，设秘书厅以及六个部，分掌军令、军政、经济、政略、宣传、组训事宜。在举国一致对抗外国侵略的情况下，蒋介石终于成为统一中国之最高领导人。

　　这位最高领导人如何领导中国抗战呢？国民党国防部史政局于一九六六年“恭印”了一本《领袖军事上的丰功伟业》，序中说：“揆诸领袖革命奋斗之经过，凡世人以为万无可胜之理者，领袖无不优为之。”其中最印证此理的，是说蒋介石“决定持久消耗战略”以为“抗战胜利的基础”的几段话。全文如下：

　　抗战开始以后，领袖认定中国当时的军备，绝不容许拿硬拼力战的方法，去抵抗挟有现代化陆海空军的敌人。为了要粉碎敌人“速战速决”的企图，和避免敌人不断攻击的毁灭，乃决定利用中国众多的人力和广大的土地，采取持久消耗的最高战略：一方面不断的消耗敌人；一方面扩散战场，分化敌人的优势，同时积极的培养战力，捕捉反攻机会的到来。

　　在这一最高战略运用下的战争指导，第一期要“以空间换时间”，来增强战力，第二期则坚持敌后游击，来争取“积小胜为大胜”，自始至终的领有着战场，避免敌人的各个击破，保持着主力，等待着有利机会的反攻。这是抗日战略指导上最大的成功，也就是领袖战争决策上最高的创意。

　　在这最高战略运用之先，曾经遭遇着极大的危局，那就是开战后的次月，在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的八月初旬，平津失守以后，日寇一面以精锐的部队沿平汉路南下；一面以海军陆战队从上海进犯。假如这个时候，平汉线的决战不幸失败，敌人即可长驱南下，直捣武汉腹地，剖分中国为东西战场，留着中国沿海的重要物资，分割了中国奋起应战的战列部队，整个抗战的全局，将会因此支离破碎，丧失了持久消耗的凭借。

　　领袖洞察了这可虑的危机，毅然的以一部兵力集中华北战场，在平绥、平汉、津浦沿线各个要点，采取纵深的重叠配备，多线的分段设防，对日寇进行逐次的抵抗。特别是先机的掌握了察南、山西的险阻，占领了侧面阵地，确保山西的天然堡垒，迫使进抵察南的日寇，感受到侧背威胁，不得不将向南的作战正面，改为向西进攻；因此解除了日寇长驱南下的威胁，使太原会战延缓了第二年的武汉会战。另一方面，把主力五十多个师集中到华东，利用湖沼复杂的地形，对国际观瞻所系的政略要区——淞沪，主动发起猛烈的攻势。

　　这改换作战正面的大会战，在吴淞、江湾、浏河一带，经过三个月的寸土必争，迫得敌人将“由北而南”历史上有利的作战轴线(如像元朝对南宋的作战，满清对明朝的作战)，改变成为“由东而西”不利的仰攻态势。这主动攻势的一战，使敌人完全追随了我军的行动，丧失了主宰战场的先机。这显示中国“抗战到底”决心的一战，迫使敌人先后七次增援，动员精兵三十万人，伤亡到六万以上，将主力确实转用到淞沪战场。这开拓“持久消耗战略”胜利之路的一战，掩护了沿海学校工厂物资的西迁，和千千万万忠贞同胞的撤运，保留了指挥作战的动能，造成了战局持久的契机。

　　这显示中国军队英勇浴血的一战，不仅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唱出了“中国不会亡”的豪壮歌声；海军的勇袭敌出云舰，封锁淞沪一带港汊，布放水雷；笕桥空军的英勇击敌；尤其是“八一四”这一天，首先以零比六的纪录，击败了进攻中国领空的寇机，粉碎了敌人“三月亡华”的迷梦，和国际间东亚病夫的讥讽。但这辉煌战绩，不能不感谢蒋夫人领导建设空军的辛劳。

　　这数不尽的令人鼓舞的情形，都是领袖转移南北作战轴线的辉煌结果。这绝不是一般兵家所认为“违反节约战争原则”的看法，这是着眼深远的战略优势作为! (页一二五至一二八)

　　“史政局”这一对“由北而南”作战轴线转为“由东而西”作战轴线的歌颂，后来被蒋纬国一路和声不绝。——自蒋介石死后，蒋纬国从发表《八年抗战是怎样打胜的》(《中央月刊》)第七卷第九期)起，到一九七七年出版《蒋委员长如何战胜日本》(《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到一九八五年出版《八年抗战蒋委员长如何战胜日本》(《黎明文化事业公司》)止，这位曾任战争学院院长和三军大学校长的二公子，都一再重复演绎他父亲这一“军事上的丰功伟业”。蒋纬国的演绎，是以“强使日军增兵上海，改变日军作战线方向”为主体的，重申“对上海之敌采取攻势，以迫使日军改变其作战线为沿长江自东向西”。蒋纬国的结论是：

　　改变日军作战方向，是领袖在战略指导上的杰作。这一杰作，打破了日本“速战速决”的企图；造成了中国持久的条件；奠定了最后胜利的基础；拯救了中国的命运。

　　歌功颂德事小，历史真相事大。让我们先看看八一三淞沪之战的经过。

　　就军事常识而言，当时中国军队的装备、训练，甚至兵员都远逊于日本，战斗力薄弱，绝无可能主动开辟战场。相反的，日本为了要使中国屈服，故既于七月十一日决定向华北增兵，复于七月十二日制订向青岛、上海派兵的计划。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长官谷川清，就主张进兵中国经济中心上海，以及攻占中国的政治中心南京，以迫使中国政府投降。蒋介石在判断日军可能在淞沪一带发动，才主动备战。当八月九日发生大山事件，十一日，日本海军云集上海，提出无理要求，淞沪战争一触即发，蒋始命张治中向上海推进。翌日凌晨占领租界周围要地。但到达上海的部队不过两个师、一个旅。直至开战之后，国军主力始陆续从其他地区调入淞沪战场，才实现主力转移。可见蒋介石绝非故意要在淞沪一带主动开辟战场。而日方为使中国屈服，势必要在淞沪大打特打。

　　基于上述基本事实，我们再看蒋纬国所说淞沪之战，一开始“对上海之敌采取攻势”，是很耐人寻味的。因为当时蒋介石的如意算盘就是想用攻势来消灭淞沪地区的日本海军陆战队。蒋纬国在《八年抗战蒋委员长如何战胜日本》中说：“以主力集中华东，迅速扫荡淞沪敌海军根据地。”正因如此，所以，淞沪之战的最初局面，就变成了一段“围攻时期”。然而据顾祝同自述，即于此“围攻时期”，“因缺乏重炮，又兵力不充分，不能扩张战果，致未能达成预期目的”，反倒惹来“牺牲甚大”、“损伤极重”的后果。(见《墨三九十自述》，页一七一)何应钦在《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也指出“我军缺乏强力硬甲武器，不能有效制压敌舰及克服街市之障碍，故进展迟滞”。(页四十五)是以，在“进展迟滞”、“予敌之威胁有限”的局面下，所谓“围攻时期”，“迅速扫荡淞、沪敌海军根据地”就不可能了!蒋介石这一以“主力集中”，想一举拿下敌方根据地的干法，其实和三十七年前(一九OO年)西太后下令甘军、武卫中军，乃至义和团“主力集中”，想一举拿下东交民巷(各国使馆所在地)的干法别无二致。——当时西太后的部队围攻了八个星期，可是仍旧拿不下来，最后联军援军赶到，自己偷鸡未成反蚀米，如今蒋介石的部队只围攻了十天，日本援军就赶到了。于是，“围攻时期”转眼变成了“防御时期”，一切局面就逆转了。而“防御时期”，仍因：“缺乏空军及炮兵支援”，“日军又猛烈反击，使攻势终告失败”，“乃退守苏州河南岸，全般动态，愈形不利”，不久苏州河南岸阵地被日军突破，遂于十一月八日夜，向昆山、苏州一带撤退，由于地形窒碍、道路壅塞，在日机轰炸、扫射下，伤亡极为惨重，秩序也大乱，整个阵线动摇。(详阅《墨三九十自述》，页一七二至一七三)顾祝同说，不但前面仗打得“整个阵线动摇”，连“原拟守吴福线”等阵地，“亦未能有效利用”(页一七三)，可与白崇禧所说，“上海抗战原计划本是节节抵抗”(页一四O)，然“因敌人掌握空权，行军不易”，“复以命令下达仓促，部队准备不周，故原计划尚未实现便开始撤退”(《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页一四一)，相得印证。由此可见，整个淞沪之战，打得其实是事与愿违的，最后连向后面既设阵地撤退，都“不能按照原定计划实施”了。顾祝同痛心地描述说，“在上海我军开始撤退后，日机猛炸我京沪铁、公路沿线各要点，苏州每日均在空袭中”，“乃决定于十一月十四日入暮后，向武进撤退。是日，苏州遭日机大肆轰炸，我离苏州时，苏州城内外多处大火焚烧，难民扶老携幼，沿途充塞，部队亦络绎西进，秩序混乱已极。过去战地情景，我虽已见惯，而此时一幅乱离惨痛的画图，深印脑际，历久竟不能磨灭。”(《墨三七十自述》，页一七四)——这个仗，打得真糟糕。

　　李宗仁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二日到南京，第二天白崇禧陪他去拜访蒋介石，认为淞沪三角地带，“不宜死守，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我军在沪作战应适可而止。”(《李宗仁回忆录》，页六七七)并建议部队更番上阵，来消耗敌人的力量。甚至可以自动弃守南京，诱敌深入以实行长期消耗战。但蒋委员长倔强不听，结果“淞沪会战，历时三月，是我国抗战八年，牺牲最大战斗最惨的一役”。(《李宗仁回忆录》，页六七八)李宗仁更沉痛地说：“淞沪之战简直是以我们的血肉之躯来填入敌人的火海。每小时的死伤辄以千计，牺牲之壮烈，在中华民国抵御外侮的历史上，鲜有前例。”(页六八O)既败下阵来，人马践踏，惨不忍睹，而不出数周，敌人便从东西两面“进迫京畿，将南京合围”。(《李宗仁回忆录》，页六八一)李宗仁说，极不应以全国兵力的精华在淞、沪三角地带做孤注的一掷”(页六八一)，这是对的。纵然非“意气用事，不惜和日本军阀一拼”不可，也该移到南京去打，不该在上海打。白崇禧说：“上海地狭薄海，敌人陆、海、空联合作战，极易发挥威力。”“如果‘八一三’上海保卫战，我军为向国人交代，只做轻微抵抗，将主力撤至南京，深沟高垒，由沉着之将领指挥，敌人海、空军不能放肆，如此以守上海之精神守南京，虽南京终久必失，但其效果一定较大，敌人之损失也必更大。”可惜的是，李宗仁说得对，“蒋公不明此道”，他“既不能将将，也不能将兵”，一切“以他一己的意志来统兵作战“(页六八六)，不单是战略上的，在战术上也一网兜收、巨细不遗。而这种战术，至多只能说是蒋介石自己的“战术”。因为蒋介石指挥部队的特色，是完全不尊重组织系统的，而是要由他自己越级指挥的。李宗仁说蒋介石“个性倔强”，不听人建议。那时的作战计划，全以他一人的意志为依归，旁人简直没有置喙的余地。当围攻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的时候，蒋介石以为有机可乘、有功可图，一切都自己指挥，当时淞沪地带本属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是冯玉祥、副长官是顾祝同，但蒋介石是亲自越俎代庖的干的。形式上，顾祝同虽然代陈诚指挥了张治中，但他并没有“实际指挥”，不但他没有，连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也没有。(详阅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常常“隔着司令长官、总司令、军长、师长、多少级的直辖长官，把一连炮兵随便调走了”，在张治中的回忆中，他还临阵调走一个军呢!在八一三淞沪之役时，张治中当时是淞沪警备司令，也是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当时罗卓英的十八军拨归他指挥，可是，妙事来了：十八军竟暗中转调给十五集团军总司令陈诚，而张治中竟不知道!(详阅《张治中回忆录》，页一三一至一三二)

　　董显光《蒋总统传》说：

　　上海战事之每一次主要行动均由蒋总统亲自设计和指挥。他对于前线每一将领不断以电话接触，并曾两度亲赴前线与其部下将领会商。这三个月来，他彻夜警觉，与在前线上之每一军人相同。在此次战役中，他每夜平均睡眠不过三四小时，甚至这样的短时间，仍因前线常来电话，以致打断。自从他担任总司令以来，在一切战事中，他简直和一位直接的指挥官无别。(页二七九至二八○)

　　董显光目的在捧蒋介石如何勤于“亲自设计和指挥”，殊不知毛病就出在蒋介石“在一切战事中，他简直和一位直接的指挥官无别”。

　　正因为蒋介石的统帅方法是胡来的，所以，仗打下来，军官固苦，士兵更苦矣!冯玉祥记得，在前方打仗的军队，“虽然很忠诚、很勇猛、很爱国，可是老饿着肚子。”阵地又因偷工减料造得很坏，里面往往水深三尺。前方的伤兵也常无医药，“没有包扎所，更没有担架队。”伤兵运到医院，伤口已长了蛆，死了的无人埋葬(详阅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等等惨状。蒋介石打不过日本人，情有可原，但如此对待官兵，实天理难容。

　　李宗仁说蒋介石“固不知彼，连自己也茫然不知”；冯玉祥说蒋介石“实在是既不知彼，又不知己”。这些论断，都属知兵者言。蒋介石若能知己知彼，就该知道仗不是这么打法。但是既不知己又不知彼的他就这样打起来了，原因何在？李宗仁说蒋介石对淞沪之战的决定，动机有三：第一“可能是意气用事，不惜和日本军阀一拼”；第二“可能是他对国际局势判断的错误”；第三“是由于蒋先生不知兵，以匹夫之勇来从事国际大规模战争”。其实依我们看来，还有第四，那就是蒋介石对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之战被十九路军抗日抢了锋头一事，一直耿耿于怀，认为那是他们黄埔系中央军的失招，因而如法炮制，妄想北齐笑话中“趁大家热铛子头，更做一个”。蒋介石这种心态，在《张治中回忆录》中表露无遗。张治中说：

　　上海为我经济重心，系世界观听，我沪上武力仅保安一团，守土匪易。在事变之初，必先以充分兵力进驻淞沪，向敌猛攻，予以重创，至少亦须保持我与租界交通，取攻势防御。若自甘被动，虽占苏福线或锡澄线，洵属非宜；若迎战不能一举破敌，又不能持久支持，则使国人回忆“一·二八”之役，薄现在中央军之无能矣。(页一一五)

　　正因为“‘一·二八’之役”暴露了“中央军之无能”，所以蒋介石想要在上海表演一番。这时候，张治中提出了构想：

　　我对上海敌情的判断，自信很实在、很正确。同时我有一个基本观念：这一次在淞沪对日抗战，一定要争先一着。我常和人谈起，中国对付日敌，可分做三种时期：第一种他打我，我不还手；第二种他打我，我才还手；第三种我判断他要打我，我就先打他，这叫做“先发制敌”，又叫做“先下手为强”。“九一八”东北之役，是第一种；“一·二八”战役、长城战役，是第二种；这次淞沪战役，应该采用第三种。(页一一七)

　　张治中把这种构想形诸报告，向蒋介石提出，得到回电是：“应由我先发制敌，但时机应待命令。”(页一一七)

　　蒋介石首先构想“以扫荡上海敌根据地为目的，不惜任何牺牲，实行攻势作战”(《蒋总统来台后批阅之淞沪会战经过与南京撤守》，《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但是，这一构想，由于他在发起攻击时三次犹豫，“失机于先”，变得更不可能。

　　张治中“占领全沪”、“把上海一次整个拿下”(页一二二)的构想，本来已是如意算盘，这一如意算盘，显然建筑在敌情判断的错误上。例如他说：“最初目的要求遇隙突入，不在攻坚，但因每一通路皆为敌军坚固障碍物阻塞，并以战车为活动堡垒，终至不得不对各点目标施行强攻。”(页一二四)试问明明到处是坚，“不在攻坚”，又何能幸胜？根据四十多年后国民党透露出来的史料，我们发现直到八月十三日当天，蒋介石还在问张治中“十五门重榴炮与五百磅之炸弹”能不能“破毁”钢筋水泥的日本军营呢!(参阅《蒋委员长致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指示对倭寇兵营与其司令部攻击计划准备及倭营之破坏电》)可见蒋介石根本还没搞清楚起码的工事情况与武器性能，就“徒凭一时之愤(蒋介石写了别字，“愤”是“偾”字之误)兴”，打了起来了。他叫张治中不要“徒凭一时之愤兴”，但他自己，比张治中还“愤兴”呢!

　　张治中当时“愤兴”地说“日本无论来多少援军，绝无制胜的可能”(参阅陈公博编《炮火下的上海》)；蒋介石当时“愤兴”地说“敌军步兵之怯弱，实不值我军之一击”(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二日《蒋委员长文未侍参京电》，载《蒋冯书简》)；结果援军登陆后，蒋介石又“愤兴”地说：“要把敌人赶下黄浦江去!”最后上海战场明明撤了退，蒋介石还“愤兴”地说：“此次阵地转移，我们已移至沪战最后一线，大家应抱定牺牲的决心，抵死固守，誓与上海共存亡!”(何应钦《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页四十八)事实上，这些“愤兴”造成的代价，是“凡参战部队死伤皆在半数以上”(《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二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蒋委员长致广州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指示请由粤再调三师来京增援并望速多派部队参战电》)、是“我军各部已经死伤大半”(参阅张其昀《党史概要》，页一一五五)、是一连“惟余连长一人”(张其昀《党史概要》，页一一五六)、是“全营官兵自营长以下，偕城做壮烈之牺牲”《蒋冯书简》一九三七年九月八日《蒋委员长齐侍参京电》中说十八师路团姚营是“全营殉难”(《蒋冯书简》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二日《蒋委员长文午电》)是“空军更不敢白日活动”(《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页一四六)、是“对自己的空军到前线协同作战一事不存奢望”(《忆万光年中的一瞬——孙元良回忆录》，页二一一)、是“使处于劣势装备的我军，除利用夜暗进行猛袭外，几乎很少有还手的机会”(顾祝同《墨三九十自述》，页一七一)、是动员能力跟不上“阵地伤亡极大”(《孙元良回忆录》，页二二一)、是“后方粮食弹药几无法送至第一线”(曹聚仁、舒宗侨《中国抗战画史》）、是“根本没有看见过敌人的面孔，便被调下火线了”(《孙元良回忆录》，页二一一)、是高达“十九万人”的战士的“牺牲”(《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演讲)一九三八年三月八日《对日抗战必能获得最后胜利》)!……蒋介石手忙脚乱地应付战局，只会说“以战术补正武器之不足、以战略补正战术之缺点，使敌处处陷于被动”等话、只会说“上下一心，镇定自如，固守阵地，屹立不动”等话、只会说“深沟广壕，坚壁厚盖，固守艰巨，乘机袭击，大敌则避，小敌则战，制敌死命”等话、只会说“负伤不退，宁死不屈”等话(张其昀《党史概要》，页一一五四)。最后兵败山倒，竟还说：“不是作战的失败，乃是退却的失败!”(《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演讲一九三八年三月八日《对日抗战必能获得最后胜利》第十五卷，页一四九)

　　一九三八年三月八日，蒋介石对将校研究班学生讲《对日抗战必能获得最后胜利》(《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演讲第十五卷，页一四五至一五四)，在没开讲以前，先把《戚继光语录》第五条向大家念了一遍。戚继光说：“夫人战之道有三。有‘算定战’、有‘舍命战’、有‘糊涂战’。何谓‘算定战’？得算多，得算少是也。何谓‘舍命战’？但云我破着一腔热血，报国家，贼来只是向前便了。……何谓‘糊涂战’？不知彼，不知己是也。”蒋介石说九一八时候不能打，要打就是糊涂战，其实他在八一三时候打的正是典型的“不知彼、不知己”的“糊涂战”。知兵的人知道：在“地狭薄海”的上海地区作战，先就给日本得了运兵与联合作战之便。想在这种地区做阵地战，想守住已属难能；“要把敌人赶下黄浦江去!”根本就是妄想。但是蒋介石“愤兴”起来，就是如此轻敌的。这种轻敌，他后来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他在《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开会训词(四)》(《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演讲)第十五卷，页五三九至五四八)中，自承如下：

　　上海开战以后，我忠勇将士在淞沪阵地正与敌人以绝大打击的时候，敌人以计不得逞，遂乘虚在杭州湾金山卫登陆，这是由我们对侧背的疏忽，且太轻视敌军，所以将该方面布防部队，全部抽调到正面来，以致整个计划受了打击，国家受了很大的损失，这是我统帅应负最大的责任!实在对不起国家!(页五四五)

　　可见蒋介石在军事素养上根本不佳，他口口声声明朝抗倭英雄戚继光，殊不知戚继光时代的日本人侵略中国，登陆地点就在“杭州湾金山卫”!真不知蒋介石是怎么从戚继光战史中学教训的!

　　蒋介石军事上闹笑话，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他误信德国顾问。根据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九日的《德籍总顾问法肯豪森呈蒋委员长报告》，其中有“故长期抵抗，宜永久依托上海”，“目前加入上海方面之部队，虽未能完全驱敌出境，然究能到处拒守，使敌不能前进”(《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二，页一八一)等话。由于德国与日本的关系，德国顾问的主意实在不无可疑。(参阅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页八十二、九十五)当然不管主意好坏，蒋介石既然采纳了，就得负责任。最后，相当于全中国总兵力的五分之一，就这样伤亡了。(据黎东方《蒋公介石序传》估计，页三六五)“在抗战一开始之际，最珍贵的军队便受到了如此严重的损害。”

　　李宗仁说：“检讨京沪会战的得失，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的最高统帅犯了战略上的严重错误。我们极不应以全国兵力的精华在淞、沪三角地带做孤注的一掷。”(《李宗仁回忆录》，页六八五)即使要在淞沪孤注一掷，也应该打积极的防御战，而蒋提出的“获胜的要道”，令国军坚守阵地，来对抗敌人的飞机大炮(见《先总统蒋公全集》，页一O七三)，却是单纯的、消极的防御战，形成失去主动、惨遭挨打的局面。这种“战略上的严重错误”，国民党学者虽也同意“似非得计”，但总以有桑榆之收为辩。以张其昀为例，张其昀在《党史概要》中说：

　　总观八一三战役，我军毅然以主力使用于淞沪方面，因上海乃我经济重心，中外观瞻所系，故我不惜任何牺牲，予以强韧作战。双方作战重心，乃由华北移至华中，相持三月以上，使我长江下游工厂物资，得以内运，国际观感亦为之一新，所获政略上之成效尤伟。以作战观点言之，敌拥有便利之海洋交通，易于发挥陆海空军联合之威力，我则后方交通未辟，集中迟缓，本难发挥优势，而欲与敌在上海行阵地战，似非得计。然就全国地形言，如当时在黄河流域与敌作战，尚不如在长江流域，利用湖沼山地，较为有利。上海敌我主力三个月之激战，使在华之敌军，不能任意行动，造成我华北有利之形势，尤其使山西之我军，有准备之余裕。结果在山西之敌军，始终不能西越黄河一步，此实为战略上最大之成功。(页一一五七至一一五八)

　　不过，张其昀这种战略论，是会被国际军事家见笑的，曹聚仁，舒宗侨《中国抗战画史》(联合画报社)曾委婉转述出国际军事家的看法：“我军从闸北战线撤退，实力保存不过十分之五；敌军则增援二师团，加入战斗，锐势正不可挡。我军退保苏州河南岸，阵地虽已缩短，敌舰炮攻击威力减低，依然招架不及，难于还手。当时，国际军事家认为我军在上海所引起的牵制战，对于侵略者是直接有利的。”原来蒋介石“最精锐部队三十万人被牵制着留在上海作战”的干法，实际上，却是“对于侵略者是直接有利的”。淞沪之战，蒋介石“把当时在北战场以外的十分之七八的部队，都调到了上海”，为了“吸住日军的主力，不让他们一举而席卷绥宁陕甘川滇，走蒙哥可汗与忽必烈可汗囊括南宋的老路(板垣征四郎向日本参谋本部所提出的方案正是如此)”。但是，弄巧反拙的是，他自己的主力反倒被这一行为吸住，而在派重兵保山西方面，也因为北边怀来和张家口的失守和南边保定的失守，竟陷于两面作战!结果，十一月八日上海和太原同时失守!回想八一三后两天(八月十五日)，日本人快速反应，立刻下了全国总动员令，编组了上海派遣军和华北派遣军，分路双杀，三个月不到，侵略者就占尽了“直接有利”的便宜。当时华北派遣军司令寺内寿一分析：“中国的军队，经过了山西会战、南京会战以后，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任何地区，只要有一个联队的兵力，就可以完成扫荡的任务。今后中国军队无力作战，只要扫荡扫荡就可以了事了。”(参阅曹聚仁、舒宗侨《中国抗战画史》)虽然语言相当狂妄，但就军事观点看，也不无部分道理在，因为照蒋介石和他手下大宣传特宣传的“领袖军事上的丰功伟业”，当年不论在北战场或东战场，都志在诱敌深入——“实施全面之战争，而不争区区之点线”。(《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书告)一九三八年十月三十一日《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国民书》第三十卷)但是，若志不在争“区区之点线”，为何当年要花偌大人力物力修前面的防线？当年在江南花了三年时力筑苏嘉铁路，联络京沪铁路和沪杭铁路，并在杭州湾的乍浦和长江下游的福山镇修要塞两座，两座要塞之间建立“兴登堡防线”，包括常熟、苏州、吴江、嘉兴、平湖在内；又在陇海线以北，修“马其诺防线”，从潼关起沿黄河南岸到考城，再东经曹县、单县、沛县，沿运河到利国驿、台儿庄，再穿运河经邳县、郯城，直到连云港。这些蒋介石的战略是阵地防御战。在北战场，是准备日本军队进到黄河沿岸的“马其诺防线”时，再杀敌致果。在东战场，也摩拳擦掌，准备日本军队拿下京沪进到“兴登堡防线”时，再杀敌致果。结果两条劳民伤财的国防线，都在兵败山倒下泡了汤、都没发生阻敌效果。(参阅沈亦云《亦云回忆》)由此可见，真的情形乃在“区区之点线”之根本不能守。

　　李宗仁批评蒋介石犯了“战略上的严重错误”，固属知兵之言，但这一错误的真正严重性，李宗仁却未道出。首先用博大观点道出这一真正严重性错误的，乃是龚德柏。

　　龚德柏一生为言论自由八次被捕，最后一次最长，被蒋介石秘密关了七年，到六十七岁时才出狱。出狱后，他秘密写了一部书——《中日战争史》，其中批评蒋介石的错误，当然不能问世。一九八O年，他以九十之年，赍志以殁。龚德柏死后，李敖得到此书秘本，发现他颇有独到之见。我们不同意龚德柏的一个主要结论，认为日本真正要打的是俄国，中国抗日战争，不仅可以避免，甚至可以因而获利。他不知道日本打俄国之前，先要中国屈服的，除非中国想当朝鲜第二，抗战便不可能避免。这当然也显示“日本无人”，把反共的蒋介石硬逼向联共抗日之路。不过龚德柏批评蒋介石的淞沪之战，确是博大精深的。他认为蒋指挥上海作战，完全违反孙子兵法所谓“不若则能避之”的原则，以至于遭到惨重的损失，使“中国训练多年之二百万国防军，百分之七十以上损失净尽，几使中国亡于日本”。龚氏指出，中国人痛恨日本蛮横无理，人人奋战，死而无怨，但“这样的无意识地牺牲掉”，“由人道的立场思之，亦不胜悲痛”。然而孰令为之？孰令致之？蒋介石说上海作战的目的在“打破敌人的战略，使他们不能按照预定计划，集中兵力，侵略我们华北”，龚德柏认为是“幼稚的话，不但蒋委员长不应说，即稍有常识的人也不应说”。因为“在上海做全面战争，用兵百余万；而日本对抗我们，只用四个师团。两个半月后，始决定增兵，由金山卫登陆，以结束上海战争。日本所用的全部兵力，不过其所能动员的极小一部分而已。即令我们把这些兵统统歼灭，亦不能牵制日本不向华北用兵。观后来日本在华北的兵力大于上海南京战场，即其证明。蒋委员长若真说过这话，也不过打败了，无话可说，只得借此解嘲而已”。由此可见，所谓“由北而南”作战轴线转为“由东而西”轴线，全是“解嘲而已”。而蒋纬国所说八一三淞沪之战“虽有相当损失及放弃若干重要都市，但却达成了迫诱敌人走向错误方向之战略目的”之言(《中央月刊》第七卷第九期)，所谓“走向错误方向”的，却原来是“蒋介石”自己!这个以“主力集中华东、攻击上海之敌、力保吴淞要地”的“国军作战计划”，仍然保存在南京二档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档案》之中。

　　至于国防部史政局《领袖军事上的丰功伟业》中所说的“民族救星”在转换作战轴线上的“天纵英明”、“延缓了第二年的武汉会战”云云，也全是谀词。试看蒋介石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开会训词”的一段不经心透露，便可明白了。蒋介石说日本军队“从前他攻陷我们南京，本可尽力追击，一直攻下武汉”!(《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 (演讲)第十五卷，页四八八)可见蒋介石自己承认过当时日本军队有一鼓作气攻下武汉的能力!这也就是龚德柏所说的：“假使日本军阀在南京攻陷后，如我所想象的，另用生力军两师团，在船上待命。江阴攻下后，即由海军保护，溯江直上，沿江占领九江武汉宜昌重庆。试问世界的大战略家，有方法挽救否？韩信之取三秦、李靖之擒颉利，即是这种气魄。日本军阀何足道哉!其投降也活该!”“假使二十六年年底，武汉重庆都失陷了，试问蒋委员长，有什么方法继续作战？”可见当时日本没有“尽力追击，一直攻下武汉”，只是日本不想用牛刀杀鸡，自己失算而已，绝非在蒋介石八一三淞沪之战的事先算计之中。事后说什么怕日本人走蒙哥、忽必烈打南宋的老路而要如何如何，其实何必蒙哥、忽必烈？日本只要有点“韩信之取三秦、李靖之取颉利”的“气魄”，一九三七年年底，武汉重庆就“都失陷”了!我们真替领导全国抗战的蒋委员长捏一把冷汗!

　　然而就在一九三八年之春，中国国民党在武昌珞珈山武汉大学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四月一日那天的第四次会议中，吴稚晖提议并推举蒋介石为总裁，确定领袖成为党中领导的重心，其性质等同孙中山所拥有的“总理”。此乃蒋介石权力的最高峰，他自己也认为是三十年来的最大成就，集合了前所未有的党政军大权。(参阅张其昀《党史概要》第三册，页一二一四)。

百城客

第一节　蒋汪双簧之谜


　　国民党宣传的历史中，都说抗战前后，汪精卫是主和的、是妥协的、误国的；而蒋介石却是主战的、是抗日的、爱国的。其实，在许多情况下，事实正好相反。

　　汪精卫从一九三二年就任行政院长以来，就以“跳火坑”的心情，处理国事。其中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他肯替蒋介石背黑锅、受闲气。

　　蒋介石自从一九二八年济南事变、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闪躲日本人起，骨子里本来就是真正的主和派。自此以后，一九三三年塘沽协定，出卖华北利权；同年摧残察绥抗日活动，打击抗日分子；一九三五年何梅协定，使华北特殊化，这些都是蒋介石的作为。然而站在幕前背黑锅的，都是汪精卫。事实上，汪精卫本人，对日本原是主战派，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变、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事变、一九三五年的古北口之役，他都主张和日本人打，且为了张学良的不抵抗（事实上是蒋介石指令的），一度忍无可忍，通电邀张学良一起下野，因此出国。据陈公博《八年来的回忆》：

　　汪先生那时不但主持行政院，而且兼了外交部长，我当时大不以为然，在南京的同志也大不以为然。外间的批评都集中于汪先生一人，以为主和的只是汪先生，所以当日许多人都曾劝过汪先生说：上海的淞沪协定为“汪先生”所知的，而塘沽协定是事后才知道的，汪先生也应该分辩一下。汪先生说：“绝不分辩，谁叫我当行政院长？行政院长是要负一切责任的。”汪先生这一句话可以表明他当日的心境。

　　汪精卫身为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竟被蒋介石派人去主和，主了和以后，还要汪精卫追认。

　　陈公博的回忆，告诉了我们：蒋介石是如何在自取美名，却要汪精卫代背恶名!蒋介石这种性格，甚至他的把兄黄郛有时都气不过。沈亦云《亦云回忆》中收有黄郛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七日的一封电报，其中责备把弟说：“希望今后彼此真实地遵守‘共尝艰苦’之旧约，勿专为表面激励之词，使后世之单阅电文者，疑爱国者为弟（指蒋介石），误国者为兄（黄郛自称）也。”（页四九二）——连蒋介石的把兄黄郛都如此，又况汪精卫乎？事实上，当时汪精卫的处境，正是扮误国的角色，为表面爱国的蒋介石，代演衬托的苦戏耳!

　　据陈公博回忆：汪精卫开始有主和的倾向，始于一九三三年的长城古北口之役。这次战事，“因为前方将领回来报告，都说官兵无法战争，官兵并非不愿战，实在不能战，因为我们的火力比敌人的火力距离太远了，我们官兵并看不见敌人，只是受到敌人炮火的威胁。汪先生听了这些报告，以后便慢慢有主和的倾向”。到了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后，他益发认为“中国对日应该寻出一条和平之路”，否则一旦开战，只是便宜了苏联。

　　从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起，国事在形式上是由汪与蒋介石共同负责的，在强敌咄咄逼人的形势下，两人都没有抵抗日本的信心与决心，引起举国哗然。到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国民党在南京举行四届六中全会，在开幕典礼拍照时，汪精卫被击三枪。这件案子现在已经十分明朗，开枪的凶手是晨光通讯社外勤记者孙凤鸣，通讯社的社长叫胡云卿，都是二十多岁的热血青年，激于“九一八”以后不抵抗的耻辱，决心牺牲个人，除蒋救国。结果蒋没有出来拍照，而枪手孙凤鸣已服鸦片烟泡，毒性将定时发作，乃一不做二不休，退而求其次，向汪精卫开了枪。蒋虽幸免，汪却替蒋挨了枪。（参阅蔡德金《汪精卫评传》页二二八至二三一）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怀疑是老蒋干的，冤枉了蒋，然而毫无疑问的是，汪与蒋合作，不仅替蒋背了黑锅，还挨了枪。凶手明明是要杀蒋介石的啊!……

　　西安事变之后，“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全面抗战，好像和战问题已经解决了。其实，表面上打得烽火连天，暗地里蒋日和谈不断，甚至于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蒋介石仍不愿完全切断和谈的线索。

　　蒋介石于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三日分别约见英国、美国、德国、法国大使，希望西方强国调停。其实早于七月十九日，英国外相艾登（Ａｎｔｈｏｎｙ Ｅｄｅｎ）为了英国在华利益，宣布已与美、法两国联系，并通知南京与东京，愿意斡旋。（见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Ｂｒｉｔｉｓｈ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ａ，Ｐ．９３）七月二十八日，蒋约见英国驻华大使之后，英国驻东京代办多兹（Ｄｏｄｄｓ）拜访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广田声称卢沟桥事变可由地方解决。但事实上事端更加恶化，英国舆论虽然谴责日本将损及大英利益（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１０ Ａｕｇｕｓｔ ｌ９３７），然英国政府仅能做无力的抗议。孔祥熙时任财政部长，经由驻美大使王正廷，要罗斯福总统调停。美国驻日大使格鲁（Ｇｒｅｗ）遂向日本外相表示，如有必要，美国愿意帮助解决中日纠纷。（参阅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Ｊａｐａｎ，１９３１—１９４１， Ｖot．１．Ｐ．４３５）但是日方，尤其是日本的军方，根本不欢迎英、美介入。而德国正好与蒋介石自二十年代起就有良好关系，自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崛起又与日帝建立伙伴关系，并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签订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自处于调解中日的有利地位。日本既不好峻拒德国，德国顾及对华关系，不仅希望事变早日解决，而且希望日本考虑德国在华利益，以及提醒日本在华行动可能减轻对苏压力。（参阅Ｆｏｘ，Ｇｅｒｍａｎｙ ａｎｄ Ｆａｒ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Ｐ．２３３）七月底，德国政府外交部长魏什克 （Ｅｒｎｓｔ ｖｏｎ Ｗｅｉｚｓａｃｋｅｒ）电告其驻华大使陶德曼（Ｏｓｋａｒ Ｔｒａｕｔｍａnｎ）：“我们已清楚地使日本人知道，他们不能以反共产国际协定来对付中国，因该协定绝无在第三国攻打布尔什维克主义之目的。”（美国务院编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Ｇｅｒｍａｎ Ｆｏｒｉｅ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１９１８—１９４５，１：Ｐ，７４２，７４３，参阅Ｐ．７４８）同时德国继续向中国提供军火，亦未立即撤除军事顾问团。德国人最顾虑的还是：由于日本的侵略行动，将使中国投向苏俄的怀抱。（见陶德曼报告，载Ｇｅｒｍａｎ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１：Ｐ．７４１，７４８）此为德国愿意介入的背景，虽然一时仍持谨慎态度。

　　日本侵华，军方最力，文人政府并不希望战争扩大。广田外相曾于八月初遣使到上海议和，导致八月八日，日本大使与中国外交部东亚司长高宗武在上海谈判。日方提出：一、沿白河建立不设防区，中日军队各自撤退；二、不侵占领土；三、不赔款。高氏代表中国政府表示，基于以上条件和平有望。（参阅《东京战犯审判纪录》，Ｅｘｈ．３２６０）然而八月九日却发生“大山事件”，最后引发“八一三”淞沪之战，谈判自然流产。

　　淞沪之战打得血肉横飞，但蒋介石暗中继续试探和平，曾向德国表示是否可以“德日反共协议”来影响日本，德方回答是否定的。（见陶德曼与德外相来往文件，载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Ｇｅｒｍａｎ Ｆｏｒｉｅ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１：Ｐ．７４１，７４２）接着于八月二十一日，中苏正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并于九月九日向国联提出申诉，国联遂于十月初召集会议，但广田于十月二十一日声明拒绝参加会议，惟表示愿与中国直接谈判，并示意德国或意大利可为说客。（见德国驻日大使Ｄｅｒｋｓｅｎ致德国外交部，载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Ｇｅｒｍａｎ Ｆｏｒｉｅｇｎ Ｐｏtiｃｙ，１：Ｐ．７６９—７７０）一周之后，日本正式向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Ｈｅｒｂｅｒｔ ｖｏｎ Ｄｅｒｋｓｅｎ）提出：“日本政府欢迎德国促使中国与日和谈。”（同书，页七七三）陶德曼遂于十月三十日会见中国外交部次长陈介，表示愿意作为沟通的桥梁。不久，于十一月三日，广田开出和议七条件，由德国转达。七条件重点是：一、内蒙自治；二、华北设非武装区，委派亲日首长，并圆满解决日本开发矿产事；三、上海非武装区要扩大，由国际警察管制；四、停止排日，修改教科书；五、共同防共；六、减低日本货进口税；七、尊重外国人在华权利。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向柏林报告，他相信日本在上开七条件基础上，有和平诚意，故认为值得劝南京接受。柏林对陶德曼的训示也认为这些条件可作为和谈的基础。十一月五日，徐谟陪陶大使自汉口乘车至南京晋见时，蒋介石因犹冀望于尚在开会中的九国公约会议，故推说中国如同意日本的这些要求，国民政府将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蒋介石又说：中国不能正式承认收到日本的要求，因为中国现在正是布鲁塞尔的九国公约会议各国关切的对象，各国是有意要在九国公约的基础上觅取和平的。陶德曼说：“我现在采取的步骤仅仅是机密地通知中国政府：日本向我们驻日大使表示的对于和平的意见。”（前引书，页七七四）

　　可是，日本拒绝参加的九国公约会议仍然进行之时，蒋介石见陶德曼这天，日本就在杭州湾登陆，同时安阳失守。十一月八日，太原失守、任县失守。九日，淞江失守。十一日，上海失守、大名失守。十三日，济阳失守。十四日，嘉善失守。十六日，昆山失守。十八日，嘉兴失守、烟台失守。二十日，苏州失守。二十一日，吴兴失守。二十四日，布鲁塞尔会议闭幕，所得之决议仅仅是重申普遍原则，促中日双方和谈，中止战争，完全暴露没有强制力的根本弱点。日本照样进军，二十五日，无锡失守、长兴失守。二十九日，宜兴失守、武进失守。三十日，溧阳失守、广德失守。十二月一日，德国外交部长牛拉特（Ｂａｒｏｎ ｖｏｎ Ｎｅｕｒａｔｈ）告知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说：“为中国利益着想，不要不加考虑便拒绝日本的和平建议，还是尽速议和为好。中国政府迟延议和的时间愈久，中国国家解体的危险也愈大。”（美国国务院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Ｇｅｒｍ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１９１８—１９４５，Ｐ．７８７）十二月二日，蒋介石召集军事长官汇报，先由外交部次长徐谟报告陶德曼从汉口到了南京。各将领问：日本有无旁的条件？徐谟说：据陶德曼所说，只是所提出的七条件，并无别的条件；如能答应，便可停战。蒋介石就问唐生智的意见，唐生智还没答，又转问白崇禧。白崇禧说，只是如此条件，那么为何打仗？徐谟说：陶德曼所提者只是此数项条件。蒋介石又问徐永昌。徐永昌说只是如此条件，可以答应。又问顾祝同，也说可以答应。再问唐生智，也赞同各人的意见。蒋介石就表示：一、德国调停不应拒绝，如此尚不算是亡国条件；二、华北政权要保存。——蒋介石显然慌了。那天下午五点，他接见陶德曼，“愿意以德国大使阁下所提出的各点作为谈判的基础”。另表达两点：一、中国深望：在恢复和平的全部过程中，德国通过调停予以帮助；二、中国在华北的主权和行政权不得改变，必须维持其完整。这就是说：一、一切结果，要请德国人背书，德国人不要放手；二、但求保住华北就好了，东北也不要了，内蒙也不要了。最后蒋介石要求：“必须强调提醒日本：在谈判完成以前，不要公布任何提出的条件。”（参阅《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页一一三）这显然是丢不起人，一切要偷偷摸摸地干。

　　蒋介石遂于十二月三日再度约见陶德曼，感谢德国政府努力斡旋，愿意接受日本十一月的条件为和谈基础：一、中国接受该条件议和；二、华北领土与主权独立完整；三、德国自始至终调停；四、和谈不涉及与第三国之协议。（见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Ｇｅｒｍ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Ｐ．７８７—７８９）陶德曼得到蒋介石的“毅然许诺”后，转报回国。德国外交部认定“日本的建议，差不多在所有的要点上都已得到了满意的反应”，遂在十二月七日，转告日本。可是，此时日军已逼近南京，气焰特甚，广田外相也对以一个月前的条件为和谈基础，表示怀疑（见同书，页七九九），调停发生了意外的变化。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失守。

　　暴日虽相逼如是之甚，蒋介石虽发表一贯抵抗日本的宣言，但陶德曼调停并未因此中断。十二月二十二日，德国大使在汉口提出日本所开的新条件，重点是：一、中、日、满（满洲国，即中国东北）共同防共；二、设立非武装区，并在必要区域内成立特殊政权；三、中、日、满经济合作；四、对日本赔款。日本还提出和约缔结之前，不停止军事行动，并要求中国政府于年底以前接受这些条款。这种条件，连德国也认为太苛刻了，德驻日大使狄克逊即认为中国政府不可能接受。（见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Ｇｅｒｍ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Ｐ．８０４）德国政府于十二月二十九日照会日本，此种结果将无助于“反共产国际协议”。（见同书，页八一一）广田辩称条件可以修改，不过日本驻英大使又谓，日本愿尽早结束战争，然若蒋介石不接受日方条款，则将与中国地方政府媾和。（参阅同书，页八一一、八一二、八一三）尽管如此，蒋介石还是不敢断然拒绝，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三日，派出外交部长王宠惠，向陶德曼说：“经过适当的考虑后，我们觉得，改变了的条件范围太广泛了。因此，中国政府希望知道这些新提出的条件的性质和内容，以便仔细研究，再做确切的决定。”（见同书，页八一五至八一六）日本外相广田虽说将依此与内阁讨论，实对中国政府的回复极为不满，乃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上午十时半，将日方强硬回应请德方立即转给汉口，并要求中止德国调停，此即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声明》，宣称“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见《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第二册，页三八六至三八七）蒋介石亦在一月十八日做了自我澄清的声明，谓中国将为领土完整及其主权奋战到底。至此，和谈好像是彻底破裂了。事实上，德国调停虽然结束，蒋日间和谈的线索并未中断。

　　蒋介石于一九三八年春就已建立起渠道，主要是靠孙中山的日本旧友，如萱野长知（一八七三—一九四七）、小川平吉（一八六九—一九四二）、头山满（一八五五—一九四四）、秋山定辅（一八六六—一九五Ｏ）等。这批人看似民间人士，实与日本政府关系密切，他们站在其本国利益的立场，又与国民党有历史渊源，自愿为两边奔走和平。

　　蒋日之间的秘密接触，初由南京失守后出任行政院长的孔祥熙主其事，在香港设有秘密办事处，由柳云龙、杜石山（又作石珊）负责。日方资料称柳为蒋介石的外甥，或称蒋母妹妹的儿子，宋美龄曾亲自到香港“指导”，全盘都是蒋门作业。

　　根据日本外务省档案，国府行政院长孔祥熙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三日，亦即是日相近卫已宣布不以国府为谈判对手之后，曾电请头山满“主持正义，力挽狂澜，设使贵国军人早日醒悟”。同年三四月间，萱野长知的助手松木藏次与孔祥熙的亲信贾存德，在上海中国旅行社秘密见面商谈，松本传达承认满蒙的要求，贾存德则要求日本撤兵。萱野本人也与贾见了面，并由贾带信经港飞汉口报告孔祥熙。孔回信要求双方即刻停战，尊重中国主权，至于日方要求解决满蒙，中国原则上同意，具体问题可于谈判时商定。萱野回到日本后与小川平吉商讨，觉得孔有诚意，小川遂于六月十日分访新任日相宇垣一成与前相近卫文麿。不过近卫不久之前已宣布“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然小川与宇垣认为仍然需要与国府交涉，必要时可取消旧声明，故颇支持萱野与孔祥熙继续谈判，不久谈判集中到香港。孔祥熙又找到萱野老友马伯援和居正夫人（居正的女儿是萱野的养女）到港相助，特别希望日军暂勿进攻汉口。不过日方又提出蒋介石下野以承担责任的要求无法解决，孔祥熙愿辞行政院长代蒋下野，未为日方接纳。一时之间，蒋介石的下野问题成为和谈的障碍，日本军方对蒋介石尤持坚决排斥态度。

　　约当此时，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于七月五日自香港抵达神户。（参阅《汪精卫集团投敌》，页二一二至二七三）高氏日本之行，论者每想当然，以为奉汪精卫之命，其实是奉蒋介石之命，专治汪精卫和平运动的美国学者邦克（Ｇｅｒａｌｄ Ｅ． Ｂｕｎｋｅｒ）曾与高宗武做多次访谈，论定高直通蒋介石，“绝非汪之代理人”（Ｋａｏ ｉｎ ｎｏ ｓｅｎｓｅ ａｃｔｉｎｇ aｓ Ｗａｎｇ’ｓ ａｇｅｎｔ）。（见 Ｂｕｎｋｅｒ，Tｈｅ Ｐｅａｃｅ Ｃｏｎｓｐｉｒａｃｙ，Ｐ．７５，８０）高宗武早于一九三八年二月就奉命在香港设立以“日本问题研究所”为名的情报机关，暗中与日方联系。三月二十七日，曾与亚洲司日本科科长董道宁在港和日人西义显等会晤后，飞往汉口，于四月三日提出报告，并于五日晨“晋谒委座”。四月十四日，高自汉飞港，“负有秘密使命也”。（《周佛海日记》上册，页七十八、八三十）据西义显《悲剧的证人——中日和平运动秘史》说，蒋介石要高氏转达：“东北与内蒙问题，可留待他日再谈，惟河北省应即交还中国，长城以南中国领土与主权之完整，日方应予尊重。上项条件获日方之谅解，则先行停战，再行谈商细节。”五月三十日，高宗武又自香港来汉口，当时已任宣传部代部长的周佛海，把他送往陈布雷处。（《周佛海日记》上册，页一Ｏ六）六月五日，高又“奉命飞港”。六月二十五日，梅思平谒汪精卫后往见周佛海，“谈对宗武赴日之推测”。（同书，页一一六）可见高宗武赴日之前，汉口已知之，汪、梅、周尚需“推测”，证明高奉蒋命，连他们三人都不知详情。当时在汉口军令厅工作的张有谷说，七月六日，侍从室命令派机将求和密函，由飞行员汤卜生驾驶，前往南京，空投给在访的日本秩父宫亲王，若日军停止关内军事行动，东北可以割让。（张有谷《保卫武汉时期蒋介石的一件通敌罪行》，《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页一四一至一四二）

　　高宗武自日本回到香港后，没有马上报命，周在七月十九日日记上说：“闻宗武返港数日，迄无消息，布兄亦无所闻。”（页一二六）显因日方仍“不以蒋介石为对手”之故，使高觉得无以报蒋之命，结果高宗武于七月二十二日派外交部情报司科长周隆庠，“送其报告呈委座”，没有讳言“对方坚持要委座下野”，周氏也表示“失望”。（见同书，页一二七）第二天，周佛海去蒋介石公馆聚餐时，见蒋“打不起精神”。没过几天，周就听说，蒋令“王亮畴（宠惠）托英、美大使，设法由英、美向中日双方提出停战，或向中、日双方提出希望早日结束战争”。（同书，页一二八至一二九）《蒋总统秘录》说，高宗武“成了被日军所利用于为汪兆铭抬轿子的脚夫”（页二五五八），显然是蒋介石的一面之词。蒋于失望之余，悻悻然竟不承认派高宗武去和日本人谈判的事了。

　　周佛海在七月二十六日记道：“与隆庠谈半小时，嘱其明日赴港，转达一切。”转达什么，虽不知道，很可能是为了可以接受的和平，如不与蒋为对手，非要蒋下台不可，则可由国民党元老汪精卫出马。所以高宗武并没有就此在香港养病，而是继续在港、沪两地与日方交涉，寻又有梅思平参与其事，最后才会有近卫的新声明与三原则。

　　经过萱野长知与贾存德的沟通，日方虽仍要蒋下野，然而若蒋决心“铲共亲日，媾和尔后有办法”。所谓办法，即体谅蒋一时不能下野的苦衷，答允只须预先做下野表示，“而在和平之后自动实行，当亦无妨。”（《小川平吉关系文书》（一），页五九六）宇垣还得到裕仁天皇秘密批准，与孔祥熙在军艇上晤面的计划。至此，日方实已修正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主张。九月二十五日马伯援自港取道河内赴渝，与蒋介石、孔祥熙详商。蒋也派郑介民到香港会谈。蒋日和谈即将一拍即合，奈日本内部一直有矛盾，陆相与外相意见尤其不合。陆相板垣征四郎认为汉口即下，国府即将投降，无须发表撤兵声明，并指外相宇垣要与孔祥熙谈判为“国贼”，反对和议。宇垣被迫于九月二十九日辞去外相职务，那已经准备的不寻常会谈也告流产。（参阅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页六Ｏ八至六一○；施乐渠《蒋介石在抗战期间的一件阴谋活动》，《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页六十五至六十七）

　　日本军阀果于十月二十五日攻占武汉，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号召“继续贯彻持久抗战”，但是暗中仍继续与萱野等民间人士保持联系。然而日本虽攻下武汉，并不如军方所想，中国会投降。日本政府显然忧心孤军深入，久战不决，增强了媾和意愿，梅思平也有了成绩。周佛海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有记，颇堪玩味：

　　（梅）思平由港来，略谈，即偕赴汪公馆，报告与宗武赴沪接洽经过，并携来双方签字条件及近卫宣言草稿。（页一九四）

　　这个草稿，就是十二月二十二日近卫政府发表所谓调整中日邦交，“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的声明（亦称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全文见《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第三册，页四○七）。发表前将近一个月，重庆方面已经知道底案。蒋、汪既然都主和，此三原则无疑可作为和谈的基础。蒋、汪的争执绝非主战、主和之争，蒋之不愿附和，显然因为近卫没有明确撤销先前不与他为对手的声明，而汪则认为应做积极回应。当蒋坚持不肯，汪乃决定脱离重庆，自由表达和平主张，配合近卫三原则的发表，在舆论上造势，逼蒋走向谈判桌来。

　　汪精卫自重庆出走，是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的事，这天他由重庆飞往昆明，十九日再由昆明转往河内。二十一日，张群电蒋介石，说汪精卫有电给他，说“拟对和平及防共问题以去就争”。二十二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第三次发表“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之声明”，提出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且以绝无领土野心，尊重中国主权，不要求军费赔偿为说。二十四日，龙云电蒋介石，说汪精卫有电叫他代转，内容是：“在渝两次谒谈，如对方所提非亡国条件，宜及时谋和以救危亡而杜共祸，详容函陈。”二十六日，蒋介石在纪念周上宣布说：“汪先生请假四个月，出国养病，希望早日回来，共商大计。”二十八日，汪精卫有信致蒋介石，认为日方提出三原则之后，“我方如声明，可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进而“结束战争，以奠定东亚相安之局”，要求“毅然决定，见之施行”。汪精卫这封信，收在一九八一年九月国民党党史会出版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傀儡组织》第三册里。但信中提到的十二月二十八日“兹有上中央电”，却被做了手脚，未见收入。现据一九四一年三月汪政权宣传部出版的《和平反共建国文献国民政府还都周年纪念册》所收，抄录如下：

　　兹有上中央一电，除拍发外，谨再抄呈一纸，以备鉴。本月九日，铭谒总裁蒋先生，曾力陈现在中国之困难在如何支持战局，日本之困难在如何结束战局，两者皆有困难，两者皆自知之及互知之，故和平非无可望。外交方面，期待英美法之协助，苏联之不反对，德意之不作难，尤期待日本之觉悟；日本果能觉悟中国之不可屈服，东亚之不可独霸，则和平终当到来。凡此披沥，当日在座诸同志，所共闻也。今日方声明，实不能谓无觉悟。犹忆去岁十二月初南京尚未陷落之际，德大使前赴南京谒蒋先生，所述日方条件，不如此明画，且较此为苛，蒋先生体念大局，曾毅然许诺，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其后日方迁延，南京陷落之后，改提条件，范围广漠，遂致因循。今日方既有此觉悟，我方自应答以声明，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而努力折冲，使具体方案得到相当解决，则结束战事以奠定东亚相安之局，诚为不可再失之良机矣。英美法之助力，今已见其端倪，惟此等助力仅能用于调停，俾我比较有利，绝不能用于解决战争，俾我得因参战而获得全胜，此为尽人所能知，无待赘言。苏联不能脱离英美法而单独行动，德意见我肯从事和平谈判，必欣然协助，国际情势，大致可见。至于国内，除KP及惟恐中国不亡、惟恐国民政府不倒、惟恐中国国民党不灭之少数人外，想当无不同情者。铭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始敢向中央为此提议；除已另函蒋先生陈述意见外，仅再披沥以陈。伏望诸同志鉴其愚诚，俯赐赞同，幸甚，幸甚。专此，敬候公祺。（页三至四）

　　汪精卫此电把陶德曼调停经过说得很明白，调停之所以失败，因日方改变十一月份可以接受之条件，现在日本既已“觉悟”，回到原来可被蒋介石接受的立场，甚至更加明确，岂有相拒之理？到了第二天（十二月二十九日），汪精卫即发出著名的艳（“艳”是二十九日电报代日的简写，电载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新闻报》）电给重庆，再度敦促接受调整中日邦交三原则，作为和谈的基础。汪氏这三个文件，俱收入《和平反共建国文献》之中，基本重点只有一个，就是“如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争”，则不妨结束。汪精卫认为：与日本和谈，并不是他个人的私见，他说南京尚未陷落前，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从事调停，当时日本开的价码比现在还苛，但是“蒋先生体念大局，曾毅然许诺”。如今一年仗打下来，中国已由武汉撤守而退往四川，处境更差，但日本开的价码反倒比去年宽了，既然这样，为什么不能谈和？抗战的目的既然在保国家的生存独立，如果能以和平得之，为什么一定要打？

　　汪精卫能够从重庆出走，虽说汪氏副总裁身份特殊，无人敢挡驾，但出走的不止汪一人，陆陆续续，难道蒋介石的特务皆视而不见？再说出走有目的，难道戴笠连这一点情报都没有？其中必有文章。据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的回忆，当时就有人说这是“蒋介石汪精卫唱双簧”，冯玉祥举出最明显的理由是：

　　那时重庆交通完全由军统局戴笠管制，人民出境买飞机票都要先登记，经过审查、核准，高级官吏更要先经蒋介石个人批准，汪精卫带着曾仲鸣、林柏生以及许多人乘坐专机飞昆明，事先既没有政府与党部给他什么任务，戴笠岂有不先报告蒋的道理？说汪精卫是潜逃出重庆，断不可能。汪到了昆明，龙云还有电报来报告蒋，如蒋要阻止他，是绝对做得到的。

　　对冯玉祥这段话，我们找出一件文件上的旁证。一九八一年九月国民党党史会出版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傀儡组织》第三册里，曾收有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九日《龙云以汪兆铭经滇飞往河内呈蒋委员长之效电》，内容是：

　　重庆，委员长蒋钧鉴：僭密。汪副总裁于昨日到滇，本日身感不适，午后二时半已离滇飞航河内。昨夜及临行时两次电详呈。职龙云。效秘印。（页四十六）

　　这一秘密电文中，最令人注意的是，汪精卫到云南的当晚，龙云就“电呈”了蒋介石；在汪精卫次日临行时，又再度“电呈”了蒋介石。可见冯玉祥所说“如蒋要阻止他，是绝对做得到的”，是确实的。

　　关于这一疑案，朱子家（金雄白）在《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李敖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中，也有论述如下：

　　当年盛传的蒋汪双簧，是应该有其可能的，连日本人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他们曾公然对我说过：“你们中国人是够聪明的，像是在赌台上赌大小，重庆押大，而南京押小，殊途同归，开出来总有一面是会被押中，而押中的也一定是你们中国人中之一面。”因为如果汪氏的出走，事前不得重庆方面的默许，他不能离开重庆，自更不能离开国境一步。

　　此外另有一个旁证，汪氏在离渝前曾对陈公博说过：“我在重庆主和，人家必误会以为是政府的主张，这是于政府不利的。我若离开重庆，则是我个人的主张，如交涉有好的条件，然后政府才接受。”（陈公博《八年来的回忆》）据此而观，最后两语，意义太明显了。是由汪氏出面去与日本交涉，条件不好，由汪氏独任其咎；有好条件，政府才出面接受，这不是也可能真是一出双簧吗？

　　但褚民谊在苏狱中说过几句话：“早有人处心积虑，想把一只臭马桶套在汪先生头上。这次是千载一时的机会，既经动了手，就绝不会轻易放过了。”那岂不是说，本来约定是做假戏，但一出场，就变成做真戏了。这说法的真实性究竟如何呢？又安得再起汪氏于地下而问之! （页八九八）

　　这里说“本来约定是做假戏，但一出场，就变成做真戏了”，倒是很可能的。以殷汝耕为旁证，就可明白。殷汝耕在一九三五年成立冀东政府，抗战胜利后被捕，在狱中，他终日念佛，了无嗔意，被提出枪毙时，还从容得很。检察官问他有没有遗言要留，他说：“我很奇怪，当初不是要我组织冀东政府的，为什么今天要枪毙我？”类似殷汝耕的疑案，在缪斌、王克敏等人身上，也都发生过。

　　汪精卫到河内主要目的就是发表和平主张，采纳与否，权在中央。故发表艳电之后，即准备赴法休养。然而当谷正鼎送来护照与旅费后不久，却发生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一日河内刺汪案，结果误中副车，杀死了汪氏秘书曾仲鸣，另有五人受伤。河内法院抓了几个人，以一般凶杀案，草率处理了事。汪氏本人肯定是重庆派人干的，故在《曾仲鸣先生行状》中说：“法文各报皆以大字标明蓝衣社所为，且叙凶手供称，谋杀目的实在兆铭。”（《曾仲鸣先生殉国周年纪念集》卷首）但一时没有确切的证据。哪知凶手们到台湾之后，忽觉自己是锄奸的英雄，一一亮相，如陈恭澍等大写回忆，无异招认，甚至实际开枪的王鲁翘也当上台北警察局长，侃侃而谈，不久遭离奇车祸死亡。河内刺汪案终大白于世，原来是特务头子戴笠奉蒋介石之命干的，戴笠还于二月底三月初亲往河内布置。谷正鼎两度访汪，很可能与戴配合，以观形察势，做好谋杀的准备工作。也可能是单线，谷如陈立夫一样不知情。

　　我们不认为汪精卫出走前与蒋有默契，汪于一九四Ｏ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致蒋介石感电犹谓：“兆铭痛感艳电以来，荏苒岁月，国命益殆，民病益深，故不及待执事之赞成，亦不及顾执事之反对。”（《和平反共建国文献》，页一四三）但是我们认为蒋眼开眼闭让汪等出走，特务固不敢拦汪，但特务不会上告蒋来做决定吗？蒋不拦汪，必须从蒋本人的主和意愿来理解。他把汪等当试验气球，放出去瞧瞧。然而蒋为何又要谋杀汪精卫呢？我们的理解有两种可能性，其一是蒋氏“兔死狗烹”哲学，让汪发表和平主张之后，由他后续完成，免得日本人想与汪做对手。其二，如果不除去汪，搞不好，和议成功却让汪氏取而代之。更何况汪氏途经云南，与龙云相处甚笃，如果龙云加以响应，将更增加汪之声势，故明知汪有赴法打算，仍怕夜长梦多，为以后蒋日和谈制造麻烦，于是不惜遣特务杀之。

　　可是误中副车之后，反而弄巧成拙。这一毒辣的行动，刺激了汪精卫，汪乃在三月二十七日发表“举一个例”，公布了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六日的国民党秘密会议记录，即“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委员会议记录”，证明了主和之意，国民党大员皆有之，蒋介石尤其主其事。文中并提出三个疑问：

　　第一、德大使当时所说，与近卫内阁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声明相比较，德大使所说，可以为和平谈判之基础，何以近卫声明不可以为谈判之基础？

　　第二、当德大使奔走调停时，南京尚未陷落，已经认为和平谈判可以进行，何以当近卫声明时，南京、济南、徐州、开封、安庆、九江、广州、武汉，均已相继陷落，长沙则尚未陷落，而自己先已烧个精光，和平谈判，反不可以进行？

　　第三、当德大使奔走调停时，国防最高会议诸人，无论在南京或在武汉，主张均已相同，何以当近卫声明时，又会主张不同，甚至必将主张不同的人，加以诬蔑，诬蔑不足，还要夺其生命，使之不能为国家效力？（《和平反共建国文献》，页八至九）

　　不仅此也，激动的汪精卫触发了烈士性格，为死友、为主张，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不去法国了，也不理蒋介石高兴不高兴，径自去与日本人谈。……

　　有趣的是，蒋介石公开谴责以及谋杀未遂汪精卫之后，继续经由萱野转告新上任的有田八郎外相：他正积极布置准备对付KP以及对日和平之意不变。其实，不仅嘴巴上说，还起而行，于一九三九年年初召开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时，明显展示反共态度，以配合近卫三原则之二，并设置国防最高委员会。陈诚于二月三日致电在香港的柳云龙说：

　　今组织之国防委员会，网罗朝野人员，置于蒋氏一人之下，时机一至，便可运用和平而无阻。（《杜石山致萱野长知》，载《小川平吉关系文书》（二），页六○八）

　　一个月之后，蒋介石亲自发电给柳云龙、杜石山说：

　　石山兄台鉴：历次来电，暨萱野翁前日来电，均已诵悉，中日事变，诚为两国之不幸，萱野翁不辞奔劳，至深感佩，惟和平之基础，必须建立于平等与互让原则之上，尤不能忽视卢沟桥事变前后之中国现实状态。日本方面，究竟有无和平诚意，并其和平基案如何，盼向萱野翁切实询明，伫候详复。蒋中正蒙。（日本国会图书馆藏）

　　此电紧要处，为蒋明显可以接受“卢沟桥事变前后之现实”，也就是说满蒙可以不要，但须重尊中国本部之主权，亦即是陶德曼调停时的第一个日本方案。但蒋怕日本别开新价码，故要“切实询明”日方和平的基案。能不说是求和心切吗？事实上，此时蒋介石已不经手孔祥熙，由自己直接遥控了，宋美龄也于七月十六日亲自飞到香港与萱野面晤。会谈设于香港大酒店三五Ｏ号房间，柳云龙代表蒋方提出七点：一、平等互让；二、领土完整、主权独立；三、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状态；四、日本撤兵；五、共同防共；六、经济提携；七、不追究维新政府、临时政府人员的责任（参阅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页六至四）基本上响应近卫三原则。杜石山于会后致电蒋介石称：“和平之事，当在汪氏等所欲谋者未成熟之前，始克有济，否则夜长梦多，多一纠纷即添一障碍，届时钧座虽欲当机立断，恐亦为事实之所不许也。”（《小川平吉关系文书》（二），页六至五）至此，蒋与汪已开始做“和平”竞赛了。接着小川平吉于三月二十四日赴港，听取萱野汇报后，并与蒋方进一步商谈，小川与萱野提出是否可首先讨伐KP，以实现局部停战，宋美龄与蒋介石的回答都是正面的，并谓可用“密约办理”。杜石山告诉小川，蒋“现已布置了大量嫡系军以对付KP”，以及“在议和成功之时，望以日本的先锋队进行讨共”。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二），页六五三）蒋又于四月间派马伯援与小川在港联系，很可能有进一步的表态，但马突于四月二十四日逝世。五月六日，小川又与张季鸾会谈，更明言日本最关切排共。蒋介石反共意愿虽高，但在那个情况下，马上翻脸伐共自大有顾忌。然小川等急于要蒋明确表态，甚至要到重庆来谈。相逼之下，蒋终感化暗为明维艰，想缓一缓，将和平要求先在国防会议提出再说。小川等在杜石山等人一再解释下，对蒋氏苦心表示谅解。

　　六月间，中共对蒋日和谈已有所闻，乃迫蒋履行诺言，广西方面也表示如果中途妥协，将单独抗战，使蒋更不敢公开表态。此时汪精卫已到东京与平沼首相会谈，但蒋介石不仅仍然保留香港联络点，而且宋美龄再度飞港与柳云龙等会商，并由杜石山会见小川，要求阻滞汪精卫新政府的成立。小川等则想于汪政权成立前，逼蒋公开表态，接受和平条件，因而重申蒋日双方在军舰会谈前议。（阅《小川平吉关系文书》（二），页XX○至XX三）蒋于七月七日抗战二周年文告，重申抗战到底的国策不变，他能不如此重申吗？但被日方认为缺乏诚意，更倾向汪精卫。不过，蒋于七月十六日在重庆发表军事委员会组织与人选，规定蒋有权执行国府组织法第一一一条之规定，即宣战、议和、缔约的权力，已为蒋全权议和订下法律根据。蒋又于八月初经杜石山转告日方已有分共决心，并派郑介民、王景惠先后赴日，力阻汪日之间的和平运动。小川也开始积极活动，于八月十日走访近卫文麿，并连夜进京会晤首相，提出所谓“战胜国宽宏大度”的第三方案，由小川携赴重庆谈判，同时要求对方派出孔祥熙一级的代表参与预备会议。重庆方面得此报以及汪政府将延期成立之消息后，孔祥熙声言将牺牲一身，决心在参政会提出“和平”案。此时德国与苏联已缔定互不侵犯条约，日苏亦已有妥协迹象。蒋、孔怕孤立，故更加积极求和。但此一世界形势的发展也使日本军方更为嚣张，对日本政府横施压力，被迫于九月十三日声明扶持汪精卫成立中央政府。蒋、日和谈再次触礁。蒋介石对汪组府“深恶痛绝”，不谓无因。唐纵在一九三九年十月二日的日记提道：

　　委员长发表重要谈话，对汪逆召开伪代表大会及企图成立伪中央政权问题，深恶痛绝。委座从未公开斥辱何人，此为第一次，并表示海枯石烂，永不宽赦。（《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一○一）

　　照说汪精卫去做“逆”，自毁历史，蒋介石又何必“深恶痛绝”呢？其所以“深恶痛绝”，显因汪破坏了蒋日和谈之故。汪是已下了海的，摆明在搞，然而蒋却一直暗干，想下海因考虑太多而不敢下海!

　　一九三九年底，南京的汪政权开场之前，高宗武与陶希圣突然出走，抵达香港后，于一九四Ｏ年一月二十一日，在《大公报》上刊登来函，并公布轰动一时的文件——《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此为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的日方草案，修正案改称《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于同年十二月三十日签字。由于初次公布的是草案，日方要求十分苛刻，更凸显此一《要纲》的卖国性质。在轰动之余，重庆在宣传与情报战场上，似犹全胜，而使南京汪政权大惊失色，窘态百出，莫可奈何。

　　高、陶的出走成功，已可确定得自杜月笙以及重庆地下工作人员的协助。陶希圣抵港后，于一九四○年一月十九日收到蒋介石亲笔函，令陶“坦率详陈附逆经过”。黄仁霖于二月十七日自港返渝时，陶托黄转呈回函一件，陶对蒋给予“戴罪图功”的机会，“铭感于衷”，自称罪民陶希圣（见亲笔原函影本）。然而陶氏此件于二月十三日就被日本情报人员密得，冈崎总领事以第八二号极密件发电给东京外务省有田外务大臣，当晚收达（见日文影印原件）。从此一密件得知，高宗武“之参加汪方，早得中枢谅解”，可证高非仅为汪奔走和谈，也一直为蒋效驱驰。高是蒋之人马，尚有四条旁证：

　　一、当时汪派国民党怕蒋派国民党谋杀，都不敢住租界，而高宗武独住法租界的花园洋房，因为他心里明白，他是敌人的朋友。

　　二、一九三九年夏天，高宗武随汪精卫到日本，据亦在随行之列的周隆庠说，影佐祯昭见汪，要把高宗武留在日本，因觉其形迹可疑，但无确实证据，经汪极力反对而未留下。影佐是日本情报头目，显然已有风闻。

　　三、高宗武到香港后不久赴美，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八日，陈布雷打了这样一通电报给驻美大使胡适：“胡大使：咸 （二十七）日由贺主任耀组名义汇上美金四千元，系委座发高君宗武旅学费，即请转交高君，并复为荷。弟陈布雷。勘。”四千美金在一九四二年不是一笔小数目，学费其名，奖金其实。

　　四、据高宗武本人的访谈，他自港赴美前，蒋介石曾写亲笔信给他，誉为“浙东强人”（见Ｂｕｎｋｅｒ，Ｔｈｅ Pｅａｃｅ Ｃｏｎｓｐｉｒａｃｙ， Ｐ．２０６），与蒋要求自称罪民的陶希圣，戴罪图功，相映成趣。

　　汪政权虽然建立，汪记“和平运动”却因高陶事件，受到致命性的打击，但是骂汪逆的蒋介石并未一心主战，仍然继续他暗地里的“和平运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下旬，日本驻香港武官铃木卓尔中佐，会见了蒋介石的舅子宋子良。几次会谈后，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就派今井武夫大佐到香港。一九四Ｏ年二月十四日，今井武夫和宋子良在香港东肥洋行会见。商定在二月底举行中日两方正式圆桌会议。今井武夫赶到南京，向西尾总司令报告说，奉命在十九日飞东京向闲院宫参谋总长和畑俊六陆相说明会谈内容。参谋本部立即派谋略课长臼井茂树大佐到了香港，实地了解情况。三月二日，中国代表全体到齐，除宋子良外，还有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陈超霖、最高国防会议主任秘书章友三、陆军少将张汉年、张治平等人。　　

　　三天之后，蒋宋美龄以治牙为名也到达香港。三月八日会谈开始，在东肥洋行二楼举行。会谈前双方出示证件，以明身份。日方由陆军大臣畑俊六出证明书，中方由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张群出证明书。会谈内容主要有关“满洲国”问题、日华共同防共问题、汪政权问题，以及日本在华北驻兵问题。其中当然以共同防共的意见最趋一致，其他问题也有商量余地。宋美龄于五月间再度来港。宋子良还邀今井武夫在香港海面上游艇中密谈，强调蒋委员长确实想和（见《今井武夫回忆录》，页一四四），如和谈成功，最快可于七月间对KP进行讨伐。于是六月六日，双方代表经多次磋商后，一致同意由板垣征四郎、蒋介石、汪精卫三人举行长沙会谈。七月二十二日双方在香港签署备忘录如下：

　　下记日华代表关于进行停战会谈事，系分别遵照板垣总参谋长及蒋委员长意旨，并互相确认各自上司有关进行会谈的亲笔证件后，约定事项如下：

　　一、时间：八月初旬

　　二、地点：长沙

　　三、方法：板垣征四郎及蒋介石商谈日华停战问题

　　代表铃木卓尔（印）　

　　代表　宋士杰（印）　

　　昭和十五年七月二十三日　

　　这就是日本人所谓的“桐工作（Ｋｉｒｉ Ｋｑｓａｋｕ）”。宋士杰为宋子良的化名，其实宋子良也是特务顶替的。

　　同时，蒋介石又于六月二十一日致电香港杜石山，再邀萱野前来和谈，并代致“表示后悔”之意。萱野原拟八月初赴港，然因板垣正着手于“桐工作”而受阻。在侍从室工作的唐纵已于八月五日觉察到，“日来和平已在暗中举行，此事关系重大，外间知者极少。”（《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一四五）唐纵并未参与其事，他只是从“许多小征候”观察而知。八月二十八日，戴笠又告诉唐纵，“张季鸾昨天回来，今日又飞香港，这是与日秘密交涉有关。”（同书，页一五一）可为正在进行中的“桐工作”的一个旁证。

　　这个“桐工作”，可以说是蒋日和谈的最高潮。谈到三个人会谈的地步，实由于战局对中国不利，当时英法都想与日本妥协，日军又已进占宜昌，直接威胁到重庆。蒋于和战之间自然动摇到最严重关头。然而正当“桐工作”积极进行之际，近卫文麿第二次组阁，蒋氏记得近卫有不与他做对手的声明，遂于七月三十一日要求以某种方式撤销，他才放心。他也顾虑到汪日之间的条约，汪政权已经成立，与汪平起平坐也是难题。不过，汪倒是很愿意日本与蒋直接和谈（参阅Ｂｕｎｋｅｒ，Ｔｈｅ Ｐｅａｃｅ Ｃｏｎｓｐｉｒａｃｙ，Ｐ．１５５—１５６），惟蒋提出“有汪无蒋，有汪无和平”的论调，要求汪出国、隐退，甚至把汪交给蒋处理，日方表示难以接受。更重要的是中共发动了“百团大战”，日本人写的《太平洋战争史》认为百团大战“是中日战争开始以来最大的一次激战，给予日本军队以沉重的打击”，并认为中共抗日力量的展示，使“蒋介石不敢脱离抗日阵营”，显然蒋若不抗日，中共还是会继续领导抗日。这种说法已被大陆学者证实，他们更进而指出，百团大战就是因为获知“桐工作”而发起的。若然，则中共救了蒋介石没去当汉奸。蒋介石既然起了犹豫，板垣虽于八月二十二日写来亲笔信，深信三人会谈“当能确立调整两国邦交之基础”，向蒋打气，但蒋终于不敢接受，于九月中旬由宋子良转达，推说重庆意见不一，“目前不应马上举行长沙会谈”。九月十九日，所谓“桐工作”以失败告终。虽如此，蒋介石并未因此放弃和谈。他于同年的十一月一日又托杜石山致电萱野，有谓：

　　蒋公既以石山等与先生有所约，中日和平路线绝对已有维持，故拒绝红军进攻平津以断日军接济，不准小张复出而重东北纠纷。（《小川平吉关系文书》（二），页六九六）

　　我们从这一则密电才知道，蒋介石不放小张（张学良）原来还有日本因素。

　　蒋介石又于十一月十六日向头山满与萱野长知致意，说是宋子良擅自与板垣代表晤谈、接受条件，并说宋子良“惧而避之美国”云云，显然要在国民党的日本朋友面前推卸责任。（蒋原函可见于杨天石《民国掌故》，页三二九）其实，连宋子良都是假的。今井武夫到一九四五年才弄清楚，与板垣代表谈判的宋子良，根本是戴笠手下特务曾广（王新衡）顶替的（见《今井武夫回忆录》，页一四六至一四七、一六二），再据参与“桐工作”的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于一九五三年访日时，告诉今井武夫，当年会谈蒋介石确是幕后的大老板，由戴笠秘密执行。（同书，页一六三）

　　蒋介石虽然一再解释，殷勤示意，日本政府仍然于一九四○年十一月三十日正式承认了汪政权。但是蒋介石依然没有死心。一九四一年五月，萱野到澳门，蒋又派柳云龙前往征询和平意见。萱野建议托头山满，蒋即赠相片示意。头山满却不领情，认为蒋不识抬举，对愿提携的日本“反戈”，骂蒋“终竟是傻瓜”!自此蒋与这些日本“民间人士”无法再从事有意义的谈判。上面这些秘密接触，都是从日本战败后公布或泄漏出来的文件证实的，宣传绝不中途妥协、宣传抗日到底的蒋介石当然是守口如瓶的。这些秘密接触，当然只有他们优为之，他们干了，也不会戴上“通敌叛国”的帽子。

　　蒋介石暗通日本，多次密谈，只因日本政府受到军方的干扰，拿不定主意，而蒋之一方，则感到难以“化暗为明”，迟迟难决而延误时机，再加上KP一直在揭他的底，以及半途杀出一个汪精卫，更加搅了局，却让蒋介石最后“八年一觉渝州梦，赢得人间抗战名”!

　　最有趣的，照龚德柏《汪兆铭降敌卖国秘史》的说法，汪精卫生前死后的一大罪状，乃在于他“妨碍中日讲和”!龚德柏是拼命丑诋汪精卫的，但弄巧成拙，岂不正好反证了蒋介石那边在跟日本讲和吗？是以“蒋汪双簧”的谜底是，两人并无默契，各自搞一暗一明的“和平运动”，只因阴错阳差，两人的“努力”不仅不能“合流”，反而相互抵消。“和平”的失败，却让蒋介石熬到意外的“胜利”。

　　蒋介石与日本讲和的管道，于抗战八年之中，始终不断，连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亦曾于一九三九、一九四○、一九四一年，替蒋向华北日军提过只要长城以南主权的和平条件。 （见Ｓｈａｗ，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Ｐ．１２５）近人论史，居然还要以为用“抗战到底一词来表达其（蒋）领导对日抗战的基本方针，足以涵盖一切”（见蒋永敬《蒋中正先生领导对日抗战的基本方针——抗战到底》，载《蒋中正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讨论集》第二册，页四九九），请问“涵盖”得了与日寇暗通款曲的事实吗？

会唱歌的哑巴

看过单行本，还行。

百城客

第二节　国共阋墙之故


　　国民党写八年抗战史，往往说KP不打日本人而打国军，抢夺地盘，乘机坐大。乘机坐大没错，但他们不必自找麻烦打国军来抢地盘。地盘被日本人侵占的太多了，只要在敌后继续不断地打游击，就可抢到很多地盘，赢得更多的人心，是以愈抗战，愈有机会坐大。

　　国共两党曾互吹谁的抗战功劳大，但有一点国民党绝对无法比的，那就是抗战决心。据英文《剑桥中国史》估计，抗战期间，中央军投敌部队多达五十万人，就在一九四三年投靠敌人的降将就有四十二人之多（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Ｖｏ１． １３，Pｔ．２，Ｐ．５７１），而KP领导人以及红军中没有一个在抗战期间降敌或与日本人偷偷谈和的，更没有当汉奸的。这种情况，国民党又何以自解呢？

　　国民党说共军打国军，其实是国军打共军。蒋介石于战前没能消灭红军，已感到十分遗憾；战时见共党坐大，更是痛心疾首，一心一意想溶共、剿共、灭共。蒋介石于抗战期间对中共充满杀机，绝对是事实。之所以如此，因蒋氏原以“红色将军”起家，深知共党之厉害，加上卧榻之旁不容他人酣睡的性格，更加害怕中共会夺取他的政权，故非除之而不快。政治比赛中的“公平竞争”原则，对他而言是笑话。他的戏路老是想“惟我独尊”，不让别人在政治比赛中获胜。但是用“强”的，便会有反弹；强者更是打不倒的，反弹的结果是自己被打倒。

　　一九六六年，左舜生到台湾来，向李敖说：他在延安时候，见到湖南老乡毛泽东。毛泽东激越地说：“蒋介石总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我‘不信邪’，偏要打出两个太阳给他看!”国民党在日落余晖的今天，能不能临终悔悟到太阳不只一个，没人相信它会，也许国民党已自大狂到迷信它是“耀如羿射九日落”中的神性人物，但是，又怎样呢，九个太阳落了，后羿还不是身死族灭、为天下笑了吗？“不信邪”是一句道地的湖南话，意即不管三七二十一之谓。左舜生在《万竹楼随笔》中也提到，“毛有一股子湖南人的蛮劲”。蒋介石虽然阴险多诈，但是碰到湖南蛮子，也就没完没了了。

　　蒋介石容不了KP，然而国共在八年抗战中没有完全决裂，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在举国一致抗日的大环境里，蒋不敢公然大举剿共，只能暗中搞。到抗战后期，剿共的意愿虽然增高，但碍于国际观瞻，不敢贸然动手，仍只能暗中搞。其二，毛泽东对蒋介石的挑战，有时针锋相对、有时退让，尽量不导致决裂，也就是毛氏所谓既团结又斗争的策略。一方面维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统一在中央政府之下，奉蒋介石为最高统帅；另一方面则维持红军及共区的独立性与自主性，不惜先斩后奏或斩而不奏。因此冲突与矛盾固然不断，但KP不与国民党决裂，奉行国共合作长期抗战的既定政治策略。

　　毛泽东不肯决裂，蒋介石不敢决裂，国共只好走毛泽东预设的既团结又斗争的路。毛摆好棋谱，请蒋来下，自非对手。蒋虽在军事上占优势，却在政治上处处被动，退居劣势，难怪蒋在一九四○年三月九日记道：“惟KP作祟为可恨耳。” （《蒋总统秘录》，页二六九二）蒋谴责中共拥兵割据，反动无异封建军阀，毛一点都不会脸红，因为中国仍甚封建，要革封建的命，就要有军队。所谓“枪杆子出政权”，毛本学自蒋。毛说过：

　　过去十年的蒋介石是反革命的。为了反革命，他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中央军。有军则有权，战争解决一切。这个基点，他是抓得很紧的。对于这点，我们应向他学习。（辛子陵《毛泽东全传》第二册，页三二三）

　　西安事变之后，国共合作已如弦上之箭，但蒋介石始终不喜欢“国共合作”的提法，因这种提法根本把国共对等起来，平起平坐，然而他根本不承认KP是合法的政党。他不要联共，而要溶共，要把KP合并于国民党，犹如军队之收编，化掉以后，实现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理想。所以周恩来虽一再向蒋表示国共合作的诚意，蒋总是大剌剌地回答说：“不要提国共合作，只要提与我合作就行了!”（参阅严如平、郑则民《蒋介石传稿》，页二九三、三六三）

　　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弃守，蒋介石忙于应付凶猛的日军进攻，尚无余力来对付KP，国共之间几乎没有什么摩擦。值得注意的是，蒋毛对付日军进攻的战略，已见其异。蒋打的是正规的阵地战，兵力不易集中，面对敌人强大优势的火力，常陷于被动挨打，付出惨痛的代价，导致一泻千里的大溃退。毛打的则是运动战，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打游击。朱德、彭德怀等共军将领，掌握机会，深入敌后，建立愈来愈多的抗日根据地，包围敌人占据的都市与交通要道，易于扰敌，而不易被敌所歼。蒋之正面作战与毛之游击战，可谓国共两党抗日的战略配合。此外，在抗战初期，国共在战役上配合，赢得平型关之战的一场胜利。一九三七年的九月里，日军第五师团长板垣征四郎决定突破长城防线，进兵山西，向平型关一带进攻。九月二十二、二十三两日，展开血战，傅作义奉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之命增援，而共军第一一五师由林彪率领，拊平型关敌军侧背。林彪的机动灵活战术与傅作义正面的主力防御，配合得很好，利用有利地形，设置埋伏，以待进犯之敌。二十五日早晨，一支日军辎重部队进入伏击圈，立遭痛击，被截断首尾。至翌日中午歼敌千余，并切断日军交通，有力支援了傅作义的正面反攻，使日军第二十一旅团陷入重围。九月三十日，因板垣大举增援，各部撤离战斗。这一仗可谓国共联合抗击日军的第一仗，也是最后一仗。

　　从平津、淞沪，到南京失陷，中国军民虽然牺牲惨重，但抗敌的英勇确实可歌可泣。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保卫武汉期间，毛泽东特别托周恩来给蒋介石一封亲笔函，向蒋“领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革命战争”，表示崇仰。同时鼓励蒋“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战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信中一再强调团结，并提醒敌人破坏团结。他相信“国共两党之长期团结，必能支持长期战争，敌虽凶顽，终必失败”（全函见《蒋总统秘录》，页七十一），十分明显地表达了两党长期合作的愿望。

　　武汉失守后，抗战进入相持状态，蒋介石的注意力遂转移到共党问题上来。同时，仍在继续的、秘密进行的蒋日和谈，“共同防共”一直是日方必要条件之一。然则，对付KP成为蒋介石的一石双鸟之策，既可满足除去心腹之患，又可展示对日和谈的诚意。一九三九年元月，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内政的主要议题便是“整理党务”。蒋介石在会场上做了报告与讲话，呼吁“唤醒党魂”，目的是要国民党警惕各地共党竞起的“艰险”，以强化国民党，并于会中通过决议案，确定“防共、限共、溶共”方针，专门设置了“防共委员会”。为了强化党，大会又决议设置国防最高委员会，以蒋为委员长，XX党政军大权。会议开过之后，遵从会议的精神，制定了一系列对付KP的办法，诸如《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KP活动办法草案》、《第八路军在华北陕北之自由行动应如何处置》、《异党问题处理办法》等等。（见《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纪录》）抗战十五个月之后，国民党再度确定了反共方针，虽不似一九二七年清党之剧烈，但毛泽东所希望的长期团结与国共合作，自然是虚有其表了。

　　同年三月，蒋介石又设立了精神总动员会，自兼会长，制定《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提倡“精神之改造”，其中所谓“分歧错杂之思想必须纠正”（见重庆《中央日报》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二日），矛头显然指向中共及共产主义。五月，蒋亲自在重庆主持精神总动员誓师大会及游行。从表面上看，全国精神总动员为了抗日救国，然观其要人民“行大孝”、“尽大忠”，而以三民主义为名，行一人一党XX之实，达到“军政军令及行政系统之统一”等等，则骨子里防共实甚于抗日。益知抗战战场上呈现退守局面后，蒋介石已将重心由抗日转向防共矣。

　　这一年的十一月下旬，周恩来在延安受伤，电请重庆航空委员会派飞机送莫斯科治疗，但航委会无机可派，结果延安请莫斯科派飞机来迎。蒋介石闻之甚怒，“责令航委会一定派机去接送，不许苏联机来迎”。（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一○三）航委会起初不肯派机，岂非秉承蒋的意志？及见“偷鸡不着将蚀把米”，乃大发脾气，责令派机，何前倨而后恭也？这件小事足见蒋氏心事之大。

　　小事之后，即有大事。同年年底，蒋介石就命令胡宗南东自黄河西至甘肃西峰，构筑堡垒群，犹如第五次围剿的工事，以包围陕甘宁边区，企图进取延安。朱德、彭德怀对蒋之军事准攻，做政治性的反击，通电全国，指责枪口对内。（电文见《国民参政会实录》上册，页七二四至七二五）一九四Ｏ年三月初，中共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到重庆参加会议，报告国共摩擦事实的原因，但蒋介石听后，避而不答，“一字不提”。（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七一九至七二○）到四月间，蒋主持国民参政会一届五次会议，才由何应钦做军事报告，指责延安自组政府，擅设银行、发行纸币、扩充军队，造成割据，以为“严厉制裁”的依据。国共关系至此，自然日见恶化，山西、河南一带竟发生大规模冲突，中共乃发动政治攻势。蒋既无法决裂，最后只好命卫立煌与朱德在洛阳谈判。朱德提出共党合法化、保护《新华日报》、释放被捕中共人员、停止进攻共军等要求。这些要求合情合理，蒋虽不可能接受，然在政治上已使他甚感被动的压力。但他绝不罢休，命陈立夫拟具对策，约有三项：

　　第一、统一党内同志对KP问题之认识，使共党无所施其挑拨离间之技。第二、建立军事政治根据地，以防范共党势力之蔓延，并进而逐渐缩小其占据区域（如鲁冀边区、陕北边区等）。第三、根绝共党在后方各省之活动。（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一三四）

　　蒋介石按此方案，于一九四○年七月中旬提出“提示案”，亦做“防止案”，要点有四：其一，将陕甘宁边区改称陕北行政区，限十八个县，暂隶中央政府行政院管辖；其二，取消冀察战区，划定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作战地区，并入阎锡山的第二战区，以朱德为副司令长官，秉承军事委员会命令，指挥作战；其三，命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开往规定地区之内；其四，第十八集团军准编为三军六师、五个补充团，新四军准编为两个师。（参阅蒋介石《苏俄在中国》）其目的，很显然是想要严格规范共军活动区域与兵力，尔后加以防堵。然而在抗战期间，又如何来阻止红军的抗日，特别是敌后的活动？此时国际局势更加不利，越南、缅甸均遭封锁，使重庆更为孤立。不少人主张重新揭举孙中山三大政策，联苏联共，朱毛也通电做此要求。（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一四三）但蒋宁愿走另外一条路，暗中积极进行蒋日和谈（参阅本书前一节），国共间矛盾更趋紧张。

　　一九四○年十月十九日，共军正在进行百团大战时，蒋介石忽命何应钦、白崇禧联名向共军首领发出皓电，指责共军不守战区范围、自由扩充、不服从中央命令、不打敌人而并吞友军。据此限令第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开到黄河以北地区，非奉命不得擅自越出地境线外。蒋介石真正的心病则是，新四军所占地盘是苏、浙、皖三省的战略黄金地区，一旦战争结束，华东重镇很可能落入中共手中，当然严重关切，一再跟驻渝中共代表周恩来交涉，要新四军搬家。（参阅孟绝子《蒋介石的报应——顾祝同大屠杀的结果》，页一至十）一个月后，朱德等共军将领发表佳电，一面揭露反共阴谋，向国民党做政治攻击；另一方面表示愿将新四军开往长江以北，向国民党做军事让步。蒋遂于十二月九日以委员长命令发布手令，准予宽展时限，令江南之新四军限于同月三十一日前开到江北地区，明年一月三十日开往黄河以北地区。在黄河以南之第十八集团军则限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开往黄河以北。（手令原迹见《苦心孤诣艰苦卓绝》，页二二四）可见蒋介石处心积虑要把所有共军都赶到黄河以北去。到一九四○年十二月下旬，江南的新四军十万人马已大都北移。

　　然而当剩下的新四军军部及三个支队共约九千余人准备北移时，如按照顾祝同画好的路线，就会走入日军重炮的虎口，于是周恩来向蒋要求改变路线，蒋佯允之，然而于一九四一年元月六日行至茂林一带时，突遭蒋介石嫡系部队，由顾祝同、上官云相所辖的八万余众围歼，血战七昼夜之后，仅二千余人突围，其余四千余人或死或俘。军长叶挺被俘，参谋长 （应是副军长、政治委员——编者）项英遇害。斯即轰动一时的“皖南事变”。

　　本来在二年多前，毛泽东从军事和政治上大处着眼，早已指示新四军尽快深入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周恩来还于一九三九年二月亲自向新四军传递“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一九四○年九月十九日，中共中央望叶挺、项英“率部迅即渡江，增援皖东”。三天之后，朱毛又再度电催。但项英舍不得已经建立的根据地，一心想“株守皖南”。当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等急电如火、磨刀霍霍，毛泽东更促叶、项尽速渡江，以皖东为根据地。皓电发后，毛更明言：“如留皖南，须准备打内战，并蒙受政治上不利，望考虑。”（引自黄开源等撰《皖南事变及其历史教训》，《安徽师大学报》 （一九八一）三，页二十）叶、项虽于十月中旬派一个挺进团北上至无为，但仍下不了北移的决心。项英仍屡向中央列举北渡的困难。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延安又致电叶、项：“你们必须准备于十二月底开动完毕。”十一月三十日，毛又电令叶、项：“现在开始分批移动，十二月底移完。”新四军到十二月三日才开始移动部分非战斗人员，完全不知情况紧急，还梦想要国民党发饷弹后再开动。最后毛泽东在十二月二十六日复电中，严厉批评项英，才于两天后立即北移，但又选择了错误的北上路线（详阅同书，页二十一至二十二），更加延误时机，并坠入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之内，于一九四一年元月十四日被歼。

　　蒋介石本来就想借故消灭新四军，于发布限期北移手令之翌日，即密令顾祝同部署，若该军“不遵令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见《皖南事变资料选》，页四○二）十二月二十五日又密令顾祝同、上官云相：在行动中要特别秘密、迅速，彻底消灭新四军，不使漏网。一月八日，顾祝同又密令上官云相，“务严令包围于现地区，限电到十二小时内，一鼓而歼之”。（原件藏南京二档馆）叶挺、项英不明形势，犹豫不决，不仅坐失突围的时机，保住实力，而且正中蒋计，惨遭歼灭。

　　蒋介石原估计需经三个月战斗，才能歼灭新四军，不料前后不过一个多礼拜。论功行赏，三十二集团军司令上官长官独得奖赏法币五万元（当时一个上校的月薪大约是一百二十元）。一月十七日，蒋兴奋之余，断然取消新四军番号，并将叶挺交军法审判。一月三十日，对此事仍感满意，在日记上写道：

　　解决新四军案，撤销其番号，此为国民革命过程中之大事，其性质或甚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件也。（《蒋总统秘录》，页二七一七）

　　他把此事与中山舰事件相提并论，甚有意思，有助于理解中山舰事件的性质，原来都是自我导演的反共狠招。不过，对他而言，皖南事变还不如中山舰事件成功，并没有把KP压下去，甚至损人损己，完全得不偿失。蒋介石自以为得计，却忘了他以领导抗日的主帅，歼灭了一支于抗日有功的部队，于理已经有亏。他的军委会发言人说新四军叛变，因他们要开往被敌人占领的京、沪、杭三角地区建立根据地，更是自失立场，被毛泽东讥为“替日本帝国主义尽忠”，被扣上外通日寇共同反共的帽子（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页七三四至七三五），给延安提供了一个向重庆做猛烈政治进攻的大题目，令蒋处处被动，一面要钳制国内舆论，另一面又要向苏、美、英各国解释，弄得焦头烂额。特务不准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发表新四军被团歼的新闻，已见心虚，而周恩来在一月十八日报纸第二版开天窗处，仅书：“为江南死难者志哀”，在第三版开天窗处，题了四言四句：“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反而轰动重庆，引起对中共更广泛的同情。国民党特务查禁报刊、捕打报童，反而愈描愈黑。蒋介石撤销新四军番号，更是失策!撤销有什么用？反而把新四军“解放”了，不再隶属以蒋为首的国民革命军序列。毛泽东于撤销后的第三天，就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命令陈毅代理新四军军长。该军虽被歼灭六千余人，但在华中与苏南总共尚有九万余人，蒋介石完全管不着了，也不再提调往黄河以北的事了。事实上，毛泽东于皖南事变后，将江南的新四军加上黄克诚部编了七个师，于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正式发布命令。不久又在华中建立三个战略地区，正好让红军在华中地区尽情发展。一九四九年五月，陈毅率领第三野战军攻占上海，并出任上海市长，谭震林出任浙江省主席，都是原新四军人马。即使在军事上，蒋也是绝对得不偿失的。

　　在政治上，毛泽东更是针锋相对，攻势凌厉。指责国民党亲日派策动反共高潮，欲与日本联合剿共，“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其事至险、其计至毒”。（《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页七三一）这是相当严厉的指责，在这样严厉的指责下，难怪蒋介石对日和谈常常有心无力了。而毛泽东更进而提出十二条相逼，不仅要求认错、取消“反动命令”，还要求释放政治犯、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等。最有趣的是，毛还要求蒋“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表示蒋既未实行，亦未服从。

　　在中共强大的政治攻势以及中外舆论压力下，蒋介石在一月二十七日公开表示，“绝不致因制裁叛逆而引起内战”，意思是不会为此与中共决裂，并强调不会像汪精卫那样破坏抗战，出卖民族，口气已经改攻为守了。三月一日国民参政院将开幕，中共参政员七人声称皖南事变善后办法未定夺前，拒绝出席，又给蒋介石出了难题。蒋于三月八日会上保证“以后绝无剿共军事”，并“诚恳地向毛泽东、董必武等参政员劝勉”，并选举董必武为常驻参政员，以及释放被国民党第十六军扣留的八路军李华等二十五人。三月十四日蒋还特别请周恩来夫妇吃午饭。（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一九八）此一发展促使毛泽东于三月十二日致电周恩来时，径骂蒋介石“这个大流氓，实际是欺软怕硬的”。中山舰事件使蒋介石的反共潮得逞，但新四军事件不仅未得逞，反而更加倒退，他想统一的军令、政令，更加无望了。

　　很多人认为皖南事变终结了国共合作，甚至说毛泽东因共产国际压力才同意抗日统一战线，正好乘此机会终结，真是笑话!蒋不要决裂，毛为何要决裂？难道希望蒋日和谈成功，联合起来剿共吗？毛因皖南事变对重庆做猛烈的政治攻击，抓住“理”字不放，然而攻击之余，他不指名蒋，只称“亲日派”，而且以“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以及保卫民族国家为说，显然留下余地。毛泽东在这场斗争中，运筹帷幄而决胜千里，“有理、有让、有利”，确是高招。江南一叶的凋零，给延安获得广泛的同情与支持，此一政治资本的利息也滚滚而来。

　　一九四三年五月下旬，共产国际忽然解散，蒋介石以为共产主义完蛋了，乘机再度招降中共，哪知就毛泽东而言，没有了共产国际，犹如少了一个管头管脚的“婆婆”，反而成了天外无天的中共首脑，有了最后决定之权，蒋介石又打错了如意算盘。

百城客

第三节　蒋美关系之奇


　　许多人对蒋介石与美国关系的看法，过于想当然耳以及简单化。他并不是靠亲美起家，而是靠苏俄起家。如果没有苏俄在中国，北伐根本无从伐起。北伐以后，蒋宋联姻之后，蒋美关系仍不甚热络，与德国的关系倒更为密切，来了大批德籍军事顾问。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表面上看，美蒋关系进入蜜月时期，事实上，酸甜苦辣都有，根本不仅是甜蜜蜜。

　　对美国而言，日本侵占东北，不仅有违其一贯的门户开放政策以及一九二○年华盛顿会议的精神，而且公然践踏一九二八年的《非战公约》。美国为了本国利益与世界和平，理应对日严厉制裁，然而由于欧战后孤立主义思潮抬头，对华商业利益之无足轻重，以及殖民地菲律宾孤悬远东，不敢亦不愿制裁日本，仅采温和的“不承认政策”。卢沟桥事变后，中日爆发全面战争，《时代杂志》虽以蒋氏夫妇为该年的风云人物，但美国仍未予日本以制裁，只是对中国被侵略的同情心大为增加，并继续强调门户开放以及中国领土完整诸原则。斯即美国外交史学者所习称的“参与而不受约束”（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ｃｏｍｍｉtmｅｎｔ）的政策。换言之，美国不会在远东放手，但亦不会因约束而被卷入战争。

　　蒋介石于淞沪之战前后，颇冀望于华盛顿九国公约会议制止日本，虽然失望，仍然希望英美有所作为，至少能够援华或调停。胡适等学者于一九三七年秋奉命赴欧美进行国民外交，即因此故。

　　一九三八年九月十七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胡适为驻美利坚合众国全权大使，十月六日赴华府上任。十月十七日就收到蒋介石致罗斯福总统长电，表示：“中国人民深信惟有美国政府为惟一可以为获取公正和平之领导者；如美国有意发起邀集有关国家举行谋致远东永久和平之会议——如华盛顿会议之先例，此正其时。”（电文见吴相湘《民国百人传》第一册，页一七八）十九日，白宫回电婉谢，“实则谓调解时期未到”。（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十三册）二十一日，经济部长翁文灏又写信给胡适说，中国的出路，“似莫由美国严重压迫日本，联络英法，召开会议，共图解决，国命存亡，关系至巨”，希望胡大使与美国要人面商具体办法，以达救国目的。（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页三八三至三八四）十一月八日晚上，翁又来电，“说国内有一部分人鉴于实力难久持，愿乘此媾和。”（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十三册）于此可见，胡适出任大使的要务，除了借款之外，就是希望美国政府干预媾和，抗战的决心云乎哉？

　　胡适原是鸽派，曾唱不抵抗的低调，但此时他已坚信和比战难，主张苦撑待变，显然与蒋政府的训示有异。胡氏为了表达自己的意思，不听使馆游崔二君的劝阻，给翁文灏回了一通私电，有云：“六年之中，时时可和，但事至今日已不能和。六年中，主战是误国，不肯负责主和是误国，但今日屈服更是误国。”（《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十三册，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三，十四日）胡适的不听话与自作主张，很快便有反应，一九三九年七月中旬美国报纸报道来自重庆的消息，说是颜惠庆将取代胡适为驻美大使。（见同书第十四册，一九三九年七月十三日）这当然是一种警告，并未真正执行。同年十月，胡适与美国国务院官员谈及和解中日战争的可能性之后，花了四十天的工夫写了一份英文说帖，说是日本若能接受九国公约的规定和解，中国当然欢迎之至，但这是不可能的，强调和议的种种困难，也就是他所说的“和比战难”。胡适发出此说帖后，自谓：“政府若知道我这四十多日的苦心，必定要大责怪我。”不过他说：“我不避这种责任。”（见同书，一九三九年十月十四、十五日）当蔡元培于一九四○年死后，又传出胡适将调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消息，但胡适“为国事计，实不想在此时抛了驻美的使事”，乃明言不做大使也不就中央研究院院长。结果重庆官方于七月二十三日正式否认召回胡适大使之说，不过蒋介石派来了宋子文，用胡适的话说：“来了一群太上大使。”（见同书，一九四○年五月二十四、二十五、六月二日、七月十二、十九、二十四、十二月十七日）“太上大使”宋子文当然不仅仅是“监视”胡适，更重要的任务是向美国要钱、要飞机。一九四一年三月蒋介石得知《军火租借法案》适用于中国，立即要求宋子文提出一千架飞机、三十个师装备等要求。珍珠港事变爆发，美日开战，蒋介石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自记曰：“抗战政略之成就，本日达于极点。”（《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山城陪都一片鼓舞，美国不得不全力支持蒋介石了。于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宋子文被任命为外交部长，胡适向他说：“你回去时，若有更动驻美使节的需要，我随时可走。”（见同书第十五册，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胡适终于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五日，收到免去他大使的电报，并于一个月之后的九月十八日离开华府双橡园。战争还未结束，他的大使生涯已告结束。唐德刚说：

　　胡先生故乡的农民就有一句土话说：“捞鱼摸虾，耽误庄稼!”胡氏身为中国抗战期中的驻美大使，好多外交上重要的“庄稼”他丢下不做，而拼命去“捞鱼摸虾”，岂不该撤职？（《胡适杂忆》页十六）

　　其实撤职的最主要原因，乃是傅斯年直告胡适的所谓：“对介公未能奉令承教，去年说是介公有一电，先生回电径告以不可行，当然介公的想法不见得做到，然此等对付法，非其习也。”（《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页四七七至四七八）不按蒋介石的习惯办事，连胡适也该撤职。胡适上任不久，还没有“捞鱼摸虾”，已传出调职的消息了。

　　日本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偷袭珍珠港（华府时间为十二月七日），美国对日宣战，蒋介石顿成罗斯福的作战伙伴。白宫于翌年元旦就向胡适大使说：“可告知蒋先生，我们欢迎中国为‘四强’之一。”（《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十五册）在蒋介石领导下的破碎中国、被日本鬼子蹂躏得不成样子的中国，忽然之间可以成为世界四强之一，难怪胡适要在四强两字上面加个引号。原因无他，罗斯福见及四亿人口大国的潜力，提高中国可平衡苏俄，以及蒋夫人访美热潮为他的中国政策提供了民意基础。（参阅Ｄａｌｌｅｋ，ＦＤＲ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Ｐ．３９０—３９１）胡适所谓的“苦撑待变”，终于有了出头天。不久经援、军援源源而来，蒋宋美龄访美轰动一时，其受欢迎的程度，美报比之于二十年代飞越大西洋的林德伯格（Ｃｈａｒｌｅｓ Ｌｉｎｄ－ｂｅｒｇｈ）。高潮还在后面，那是一九四三年年底的开罗会议。

　　开罗会议使中国以四强之一的地位、使蒋介石以巨头之一的地位，参加历史性的高峰会议。顾维钧已说得很清楚，这一切“实有赖于罗斯福”。（见梁敬钅享《开罗会议》顾序）罗斯福于一九四三年已考虑到战后的世界秩序，在这一考虑中，他希望出现一个统一强大而亲美的中国，以填补日本败亡后亚洲的权力真空，故不理会英、苏的阻梗，一意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英、苏阻梗并不是妒忌中国强大，因为当时中国根本不强大，而是认为名实不副，但罗斯福则要以提高名望，来帮助中国强大。由于罗斯福的坚持，蒋介石才得以赴开罗开会，与英、美二元首平起平坐，共同商讨战略以及战后的善后问题。

　　开罗会议设址于米纳饭店（Ｍｉｎａ Ｈｏｕｓｅ Ｈｏｔｅｌ），距尼罗河西岸十五公里，位于沙漠的边缘，可望见金字塔。蒋介石、宋美龄率领中国代表团于十一月二十一日星期天抵达。罗斯福为了提高中国的地位，对蒋介石备极礼遇，甚至在照相时，“罗氏让蒋主席坐中位者至再，蒋主席坚辞，乃自坐其右侧，丘吉尔坐左侧，最后，邀蒋夫人同坐”。（见蒋主席开罗会议日志，载梁敬钅享《开罗会议》，页八十九）在六天会议期中，蒋介石与罗斯福、丘吉尔聚谈三次，蒋丘对谈三次，蒋罗对谈四次。最后，发布开罗宣言，中国收回东北、台澎等失地。罗斯福还要“以越南、琉球相怂恿”，蒋“皆婉避不遑”。（见梁敬钅享《开罗会议》，页五一）蒋介石回重庆后，在他身边的唐纵说是“此行结果甚为圆满”，并亲眼看到“委座精神奕奕，毫无风尘倦容”。 （《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三九三）

　　事实上，开罗会议并不圆满，更不似表面上看来那么风光。梁敬钅享写《开罗会议》一书，虽以老吏笔法多方掩饰，仍然无以遮盖。他归罪于盟邦的背诺以及不以平等相待，并加以诸多之“压迫”。他忘了“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的古训。他口口声声罗斯福如何敬重蒋介石，而马歇尔、史迪威等在扯后腿、搞鬼，并不尽然。此时罗斯福已知蒋政府的“腐败与无效率”，明言他对一个不管老百姓死活的政权，没有耐心，然而无论蒋之军事眼光多浅，他的军队打得多差，只有他能于战后维持中国的统一。罗斯福向他的儿子说：“蒋尽管缺点很多，我们还得靠他。”（Ｅｌｌｉｏｔ Ｒｏｏｓｅｖｅｌｔ，Ａｓ Ｈｅ Ｓａｗ Iｔ，Ｐ．１５４）可见罗斯福支持蒋，乃是无可选择的选择。

　　最糟糕的是，蒋氏夫妇既早于一九四二年取得五亿美元贷款，又在开罗会议上狮子大开口，再借十亿。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在华府听说后，私下大发脾气说：“他们简直是一群他妈的骗子。”（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ｊｕｓｔ ａ ｂｕｎｃｈ ｏｆ ｄａｍｎ ｃｒｏｏｋｓ!）誓言绝不上国会山庄去要一分钱，并建议蒋介石那帮人跳长江去死吧!（参阅Ｊｏｈｎ Ｂｌｕｍ，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ｏｒｇｅｎｔｈａｕ Ｄｉａｒｉｅｓ，Ｖol．３，Ｐ.１１０－ １１９）多丢脸啊!摩根索并不是独反众意，而是众人没有一个赞成借十亿。宋美龄说，罗斯福在开罗对十亿有善意的回应，哪知罗斯福要他手下将批驳的理由，一五一十，毫无隐饰地告诉蒋介石（见摩根索说帖，载同书，页一一三，另见《摩根索日记》，页九六○，一○○六），显然含有羞辱的恶意。蒋氏夫妇却仍不知趣，竟然以不派云南远征军赴缅甸、不修轰炸机机场，甚至以半年内会垮台相要挟，又充分表现出“瑞元无赖”的性格。然而耍赖亦得有本钱，这种“白老虎”（ｂｌｕｆｆ），老美一揭就穿。中国原本为自己的生存而战，并非为美国人而战，若于此时违约与日本媾和，并无好处。当时太平洋上逐岛跃进，颇为成功，不在中国建机场，可在靠近日本的海岛上建。美国装备的远征军不肯入缅作战，但在美国三令五申，以停拨租界物资相迫，亦只好乖乖就范。这怎么教人看得起呢？又如何企盼别人平等待我呢？蒋介石岂非自取其辱乎!

　　更不幸的是，在开罗会议上，蒋介石的军事幕僚们在开会时，提不出问题。当着罗、丘、蒋三元首面前，有人问起云南远征军近况，中国方面无人能答腔，还是由史迪威做了回应。英国参谋长布鲁克（Ｓｉｒ Ａｌａｎ Ｂｒｏｏｋｅ）本来就不满意美国抬高中国，乃借机找碴、借题发挥，嘲笑马歇尔说，都是你们美国人惹的麻烦，让我们无端地浪费时间。（见Ｓｉｒ Ａｒｔｈｕｒ Ｂｒｙａｎｔ，Ｔｈｅ Ｔｕｒ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ｄｅ，Ｐ．５５）当蒋介石在一次会议上坚持要维持每月一万吨驼峰运输，英国蒙巴顿海军元帅（Ａｄｍｉｒａｌ Ｌｏｒｄ Ｌｏｕｉｓ　Ｍｏｕｎｔｂａｔｔｅｎ）告诉他没有那么多飞机运输，即使有那么多架飞机，亦须于季风”（ｍｏｎｓｏｏｎ）到来前，集中轰炸缅甸日军。宋美龄忙着翻译，半晌没有出声，最后望着皱眉头的蒙巴顿说：“信不信随你，他（蒋介石）不知道什么叫季风!”这一掌故是蒙巴顿亲口告诉塔奇曼女士的。（Ｔｕｃｈｍａｎ，Ｓｔｉｌｗｅｌ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Ａmｅｒｉｃ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Ｐ.７３８）我们看来，宋美龄也可能不知道什么是季风，否则她尽可技巧地掩遮此一无知的尴尬!梁敬钅享把“中国幕僚无能与不足共商战略之恶评”，归罪于史迪威之播弄（见梁氏著《开罗会议》，页一三一），那么蒋介石的无知又怪谁呢？

　　开罗会议后，由于太平洋战役之胜利，蒋介石军事、政治、经济弱点之暴露，使中国战场的价值大大地贬值。美国人所冀望于蒋的，不过是维持抗战力量于不坠，拖住在中国内地的日军而已。当他们发现连这点希望都可能落空时，便逼蒋改弦更张，以便更有力、更有效地作战，于是蒋美之间摩擦日多。

　　其实摩擦的根源自蒋美合作之始，即已潜在。蒋介石独力抗战时，爱怎么抗，就怎么抗，无人干涉得了他。他可以暗中与日本人谈和、可以歼灭抗日的新四军、可以围堵陕北边区、可以独断独行……但是一旦有了合作伙伴，而那伙伴又“财大气粗”，肯任你为所欲为吗？当老美干涉这、干涉那，干涉到可能动摇老蒋的根本时，老蒋亦只好硬着头皮反抗一下，摩擦生焉。

　　美蒋摩擦最严重、最戏剧化的，莫如史迪威事件。日军偷袭珍珠港之后，罗斯福电告蒋介石筹组中国战场，并以蒋为该战场的最高统帅。蒋于一九四二年元月二日去电接受，并请推荐一位高级将领为其参谋长。史迪威（Ｊｏｓｅｐｈ Ｓｔｉｌｗｅｌｌ）于二三十年代曾在平津住过十余年，当过驻华武官，能通华语，为美军将星中罕见的“中国通”，遂被选中。不过，史迪威不仅仅是蒋的参谋长，而且还是美军司令、美国总统的军事代表、美国对华租借物资的调配人等等。但是任务仍是一个，就是帮助中国对日作战。

　　六十年代之末，蒋介石开放大溪档案给梁敬钅享撰写《史迪威事件》一书，特别强调史迪威的诸多职务，造成纠纷与麻烦。言下之意，蒋只需一个听命于他的参谋长，并怪罪宋子文一开始就没有把史迪威职务的定位搞清楚。梁敬钅享像蒋介石一样不知人家老美就是要这样做，人家为什么要派一个惟命是从的参谋长给你？岂非多此一举？人家对你的军事才能有疑问，才派史来影响你，帮你整顿。问题出在蒋根本不能也不会整顿，因为如照老美的法子整顿，连老本都会被整掉，如军队中个人效忠的封建关系便会被整掉，史迪威就想要从蒋之军令系统入手，甚至要改造国防部（参阅Ｒｏｍａｎｕｓ ａｎｄ Ｓｕｎｄｅｒｌａｎｄ，Ｓｔｉｌｗｅｌｌ’ｓ Ｃｏｍｍａｎ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Ｐ.４２７），蒋介石能吃得消吗？

　　最使蒋介石难堪的是，史迪威还有调配“租借物资”（Ｌｅｎｄ　Ｌｅａｓｅ）之权，美国国会通过此一法案来援助盟邦，其他盟邦如英国与苏联，分别由二国元首丘吉尔、斯大林来调配，惟中国由史迪威调配，而史又不惟蒋命是从。蒋虽屡请由他自己调配，未被允准。可见罗斯福硬是信不过蒋介石，怪宋子文有什么用？我们从唐纵的日记可知，蒋向宋部长大发脾气，“摔破饭碗”，唐起先不知何故，过了半个多月，才晓得为了史迪威。 （见《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三八六、三八七、三八九）至此，蒋介石应知史迪威要比鲍罗廷难缠得多，资本主义的罗斯福要比共产主义的斯大林精明得多!

　　史迪威个性的确粗率，绝非搞外交的材料，他竟想以强渡关山的方式来逼蒋就范。他又怎能把伟大的蒋委员长，看作一颗“花生米”（Ｐｅａｎｕｔ）呢？在他的日记里，花生米几成为蒋之代号!但梁敬钅享也承认史迪威执行的政策，不是他自己的政策，“皆马歇尔之政策也”。（见《史迪威事件》，页十二）梁氏应知美国的外交政策是总统定的，马歇尔岂能妄定政策，是亦“皆罗斯福之政策也”。梁氏在其书中指出，蒋曾三度要更换史迪威，皆因故搁置。薛光前在梁书英文版序言中，竟谓蒋之搁置，乃基于“中国哲学中的道德劝导以及善待部下”（见 Ｌｉａｎｇ，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ｔｉｌｗｅｌｌ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Ｐ．ｘｉｖ）。薛氏已故，否则可翻阅一下新近“出土”的唐纵日记，便知蒋介石心情不好的时候“常批枪毙”。蒋何爱于史迪威？一再搁置还不是投鼠忌器，怕得罪罗斯福嘛!如一九四二年八月七日自记曰：“若始终强硬，则对罗斯福总统辅助中国为四强之一政策有所背弃，是于吾为最不利。”（《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五卷（上），页二○一五）可为确证。

　　史迪威所犯大忌中的大忌，乃是建议武装陕北共军来打日本人。梁敬钅享顺蒋之意，向史迪威头上套红帽子，把史之总部与中共挂钩，忘了当时的任务是抗日而非剿共。当时的苏联更是共产大国，美国人能够一面共同打德国，一面攻苏吗？蒋介石于抗战期间封锁共区，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唐纵在日记里也有所透露，蒋于封锁问题，“初不肯承认”。（见《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四一五）为什么不肯承认，说不过去也。蒋介石不喜欢美国人去延安，结果也阻挡不了，亦因此故。史迪威既不是KP也不是亲共派，只是逼蒋积极作战、促蒋与中共合作、迫蒋实行改革，以增强抗日实力。（参阅徐鲁航《史迪威与一九四二——一九四四年的国共关系》，页一二九）他要装备中共部队，以使其出兵山西、河南，牵制日军，减轻平汉铁路的压力（Ｓｔｉｌｗｅｌｌ’ｓ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Ｐ．３６８—３６９）其用心实在无可厚非。

　　蒋介石依赖美国的大力支援，蒋美之间仍有极不愉快的摩擦。蒋与英国之间，虽亦同为盟邦，关系更坏。一方面，蒋在广东当赤军将领时就颇仇英、反英；另一方面，也许更加重要的是势利眼，觉得他并无求于英。于是除了在美国人面前与英国人争美援外，还想给英帝看点眼色。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于一九四二年二月五日至二十一日的印度之行，就是一种“下马威”，表示同情印度独立，向大英帝国挑战。重庆有关印度的报道，尤其表现出一种反英的姿态。蒋廷黻曾提醒蒋介石：“我们实际能够做到的，才是真正能够帮助印度的。”（《蒋廷黻回忆录》，页二二四）言下之意，没有必要得罪英国。然而蒋介石不仅亲访印度，而且不顾英政府的反对，坚持会晤甘地，当然更加使英国人“感冒”不已。

　　当时亚洲盟军对日作战共分四个战区，即尼米兹（Ｎｉｍｉｔｚ）海军元帅的中太平洋战区、麦帅的西南太平洋战区、蒙巴顿 （Ｌｏｒｄ Ｍｏｕｎｔｂａｔｔｅｎ）的东南亚战区，以及蒋介石的中国战区。从地缘来说，蒙巴顿与蒋介石的盟邦并肩作战关系最为密切，但因中英关系不洽，根本谈不上密切的合作，反而争论颇多。蒙巴顿对蒋介石的印象尤其恶劣，认为蒋委员长永远是一个问题：“他不会说英语，他不重视英国的作战能力，他对军事后勤没有概念。他真正要我们做的，只是帮他守住运输通道，以便将美援物资，源源送到中国。而此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这可能是我主持东南亚战区所遇到的最头痛的问题。”（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Ｔｉｍｅｓ ｏｆ Ｌｏｒｄ Ｍｏｕｎｔｂａｔｔｅｎ，Ｐ．１３５）史迪威对蒋印象恶劣，岂偶然哉？

　　至一九四四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欲打通自东北到越南的交通，做全线进击，夺取长沙、衡阳，窥及桂林、柳州，中国战场出现崩溃的危机，深恐日军深入，造成结束战争之困难。罗斯福遂于七月六日发电，请蒋介石委任史迪威统率中国国共军队，以挽危局，有谓：“予觉中国已濒危地，如不能立施激烈敏捷之补救，则吾人之共同目的，势将受到挫折之危险。” （《大溪资料》，引自梁敬钅享《史迪威事件》，页三○八）蒋介石不敢一口拒绝，回电表示“原则赞成”，但谓中国情况复杂，需要准备时间，另希望派一政治代表来“调整予与史迪威间之关系”，婉转道出与史迪威之间的矛盾。罗斯福当天径复，促蒋“将史迪威统率华军案迅付实施”，并认为史所统中国军队不应排除共军，说是“拒绝支援任何杀日本人者，是不恰当的”。蒋介石表面上“原则赞成”，私下十分“苦闷”，认为是“最难堪最难处之问题”也。（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四四七）

　　六月底，罗斯福曾派副总统华莱士（Ｈｅｎｒｙ Ｗａｌｌａｃｅ）至渝，蒋即抱怨史迪威之“不合作态度”，以及不信任史之判断。华莱士随即向罗斯福报告。然而到九月六日，罗斯福派赫尔利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Ｈｕｒｌｅｙ）为私人代表抵渝，仍要求“史迪威在中国战场如艾森豪威尔之在欧洲”。蒋初不同意，“但终非同意不可”。 （参阅Ｌｏｈｂｅｃｋ，Ｐａｔｒｉｃｋ Ｊ．Ｈｕｒｌｅｙ，Ｐ．２６９—２８６）在蒋介石身边的唐纵于七月八至九日认为，“史迪威为中国战场总司令，这已成为无可避免之事实”。他忧虑“史迪威有权指挥中共部队，也有权接济中共部队械弹药品”，担心可能因此更壮大了中共的力量。唐纵还透露，蒋对美国人的压迫“极为焦急”，向陈布雷说：“美国是否有意迫本人下台？”又愤然说：“我何爱乎四强？” （见《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四五八、四五九）气得连“四强”的头衔都不在乎了。

　　蒋介石虽然“非同意不可”，但仍想讨价还价，诸如限制共军、掌握租借物资，以及以陈纳德接替史迪威等等，均未得逞，难怪他懊丧之极。而九月间日军一号作战已进入第二阶段，以夺取美国在桂林、柳州的空军基地为目标，同时向怒江方面增强压力。在此紧急情况下，蒋仍不肯调动围堵共区的胡宗南精锐之师南下赴援，反欲将云南远征军自缅调滇。罗斯福得报后，发了一封极为侮慢的电报给蒋，形同最后通牒：

　　予详细阅读关于中国局势之最近报告后，曾与各高级参谋交换意见，深恐在最近之将来，阁下将面临一非常危急之局面。阁下统率之远征军勇越怒江，对于缅北战事裨益甚大，但予相信该军队如不得补充与援助，直接协助滇缅公路之开放，则其以绝大牺牲而换得之胜利，将必归于乌有。

　　更有进者，如该处部队于渡过怒江后按兵不动，或竟提议撤回，则将适中日军以诡计，日军佯在中国东部加紧攻势，诱取阁下发生迟疑。日军又深知，如果阁下继续进攻，并与蒙巴顿将军最近即将发动之攻势互相呼应，则接济中国之陆上路线，可望于一九四五年初开放。中国抗战之继续，与阁下之控制权，均可更得确定；反之，如阁下不立即补充缅北部队，或不派生力军援助怒江方面之华军，则吾人将完全消失开放接济中国陆路路线之机会，直接危害现下之空运途径，如果至此，则阁下必须准备接受必然之结果，担负全部之责任。

　　数月以前，予曾迭次请求阁下采取断然步骤，以消除对于阁下个人与对于中国渐渐发展之危局。兹因阁下延搁委派史迪威将军指挥中国全部军队，致中国东部之重要土地为之损失，影响之大，殊非吾人所能臆测。日军陷桂后，吾人之昆明空军站，将受直接威胁，而中印之空运吨数，亦将不免因而锐减。

　　在世界各前线之盟军，虽已每战必克，但对中国之直接影响，尚需时日始能实现。盟军在太平洋上之跃进，诚属迅速；但除非阁下立采积极行动，则太平洋之迅速跃进，对于中国战局亦将不生影响。阁下必须立采行动，方能保存阁下数年来英勇抗战所得之果实，与吾人援助中国之效果，否则政治上军事上种种策划，皆将因军事之崩溃完全消失。

　　予与丘吉尔首相在魁北克会议中，因深信阁下必能在怒江方面推进，故决定加紧作战，以开放对华接济之路线，予深信惟一破坏日军对华计划之方法，即系阁下立刻补充怒江方面之部队，并饬加紧推进，同时必须立即委任史迪威将军，授以全权，指挥中国全部军队。此步骤之实现，将更增美国援华之决心。目前吾人虽在欧洲及太平洋两面同时作战，然对援助中国，犹当刻进行。余深信阁下之卓见，亦必认予所请求之行动，乃立应采取之步骤。予与此间各高级人员，均认为阁下及吾人对于援助中国所有之计划，如再延搁或犹豫，便将完全消失，故坦率立上闻，诸希亮。

　　一九四四年九月十八日　罗斯福　　

　　（引自梁敬钅享《史迪威事件》，页三二四至三二六）

　　语气之侮慢，词露意显。而罗斯福之电文经史迪威转手，恰给史以公报私怨的机会，无异侮上加辱。塔奇曼女士也认为此电不能掩藏白人的优越感，她怀疑罗斯福会以这种语气对待欧洲国家元首。（见Ｔｕｃｈｍａｎ，Ｓｔｉｌｗｅｌ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Ｐ．６２９）史迪威十九日前往蒋氏黄山寓所，赫尔利亦在，劝史仅述大意即可，但史正欲出气，哪肯罢休。蒋介石受辱后一声不响，只在当天的日记中记道：“此实为余平生最大之耻辱也。”（《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五卷（下），页二四四一）史迪威对蒋之无声反应感到出乎意料之外，不过仍感兴奋，“过江时，喜见重庆灯火辉煌”。（Ｔｕｃｈｍａｎ，Ｓｔｉｌｗｅｌ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e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Ｐ．６３１）

　　不过，此一“侮慢事件”给蒋以借口来反悔授史中国战区及中美联军统帅之任，坚决要罗斯福另派高明，请赫尔利转达。然而蒋介石于九月二十五日要求撤换史迪威后，一直没有消息，使“委座为史迪威事大伤脑筋”。蒋又在中常会上表示：“如罗斯福不赞成，即决裂亦所不惜。”但无回音，仍使“委座近来甚为苦闷”。终于在十月十九日得到罗斯福的复电，同意调回史迪威，“中美严重之局面算已解除”。（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四六二、四XX、四六五、四六六）

　　在渝都与华府之间紧张的二十几天里，双方管道还是畅通的。罗斯福初不愿再派别人，因为他认为史迪威搞不好，别人也不可能搞好。然经蒋一再恳请，最后派来魏德迈（Ａｌｂｅｒｔ　Ｃ． Ｗｅｄｅｍｅｙｅｒ），但不再认领统率中国军队的责任。中国战场的情况继续恶化，罗斯福由轻视更转为鄙视。在一九四五年二月里，罗丘二人在雅尔塔秘密允诺斯大林旅大权益，恢复俄国在东北的铁路权益、南萨卡琳与库页岛归还给俄国等等。为什么？为了请求斯大林于德国战败后二至三个月内，出兵远东。为什么？因为对中国战力的失望与鄙视。如果珍珠港事变之后，中国军队再能像八一三、台儿庄那样打几仗，国共若能真正合作，扩大像平型关那样的战果，则中国战后地位必将大大地不同。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我们常说《雅尔塔密约》出卖了我们，但我们已先出卖了自己。孰令致之？孰令为之？

百城客

第四节　夫人魅力之大


　　抗战后期的一九四四年，史家陈寅恪在成都作了一首叫《闻道》的七言律诗：

　　闻道飞车十万程，蓬莱恩怨未分明。

　　玉颜自古关与废，金钿何曾足重轻。

　　白日黄鸡迟暮感，青天碧海别离情。

　　长安不见佳期远，惆怅陈鸿说华清。

　　《闻道》，翻成白话，就是“听说”。听说了什么呢？经吴宓（雨僧）一注，始大白于世。吴宓说：“时蒋公别有所爱，于是宋美龄夫人二度飞往美国，此咏其事。”吴宓还唱和了一首：

　　云路迢遥是昔程，重来形势判幽明。

　　星驰俊彩金球仰，日落余光片羽轻。

　　怨敌狰狞同快意，家门宠贵自伤情。

　　玉环虽死君恩在，补恨犹能到上清。

　　陈、吴两公听说蒋氏夫妇感情不睦，宋美龄再度远赴美国，不禁兴感，大作起诗来。（《文化神州共命人》，《历史月刊》第七十一期，页五十七至六十一）从唱和的诗里看来，他们显然认为感情不睦，总是男人有了外遇，何况这个男人等同皇帝，因而陈诗中有金钿何足轻重之句，吴诗更哀怨宋美龄的命运还不如杨贵妃，因为唐明皇似比蒋介石更重恩情。这种想当然耳，绝不止于陈、吴二人。传闻就是如此，中国仍是大男人主义的社会，丈夫休妻，时有所闻，妻子休夫，谈何容易!

　　不过传闻并非空穴来风，山城重庆的街头巷尾，议论不息，甚至惊动了美国使馆，政治参赞谢伟思（Ｊｏｈ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还给华盛顿国务院打了报告，略谓重庆到处流传蒋氏家务纠纷，而言人人殊，然至少可以肯定蒋、宋婚姻的确出了麻烦。“有那么多的烟，必然有火。”（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ｓｏ ｍｕｃｈ ｓｍｏｋｅ，ｉｔ ｗｏｕｌｄ ｓｅｅｍ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ｍｕｓｔ ｂｅ ｓｏｍｅ ｆｉｒｅ．）谢伟思说，有关政府领导人间的绯闻，本来与政治无关，但中国现状，蒋宋两大家族如果闹翻，将导致整个朝代的分裂。接着有大特写：

　　夫人有一天进入委员长的卧室，发现床底下有一对高跟鞋，气得扔出窗外，正中一个卫兵的头……委员长有一度四天不见客，因为夫人吵架时用花瓶掷伤了他的头部。（Ｅｓｈｅｒｉｃｋ ｅｄ.；Ｌoｓｔ Ｃｈａ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War II　Ｄｉｓｐａｔｃｈｅｓ ｏｆ Ｊｏｈ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Ｐ．９５，９３－９４）

　　说蒋介石有外遇，总要把那个女人揪出来，才能证实，但找不到那个女人的名字。写《宋家王朝》的西格雷夫（Ｓｔｅｒｌｉｎｇ　Ｓｅａｇｒａｖｅ），说什么姚氏、陈氏，又说此时“陈洁如小姐秘密回到中国”云云（Ｔｈｅ Ｓｏ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Ｐ．３７９），根本是无知乱道。事实上，那个女人乃至那些个女人是有的，但名字则已失传，其中有护士、有特务头子戴笠经手的女同胞，只是宋美龄抓不到而已。

　　其实蒋介石基于利害，是很敬重宋美龄的，不仅是孔、宋家族的实力，更因宋女会说一口流利道地的英语。蒋介石曾向侍从室的唐纵说：“在现今之世，不善英文，不能立足。”（《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三一○）他能不敬重颇“善英文”的老婆吗？更何况宋美龄二度赴美之前不久，刚陪他出席风光的开罗会议回来。在开罗会议上，他不会不感到不可一日无此妻。再说，他年轻时在上海滩固然是花天酒地，但是自从得了梅毒以及与陈洁如结婚后，在生活上已戒酒戒嫖，大为收敛。他遗弃陈洁如、娶了宋美龄，主要是政治考量，并非为美色所惑。在一九四○年，宋美龄的政治价值，对他来说，到达巅峰，他岂敢在宋后头上动土？

　　所以我们必须摆脱大男人的思路，不要总以为男人遗弃女人。在古代，皇帝别有所爱，天经地义，然而在现代，皇后未尝不可移情别恋。蒋宋婚姻关系不睦，也应该从宋美龄的性路历程上去着眼。

　　吴宓说，“宋美龄夫人二度飞往美国”，应该从第一度说起的。那一度的缘起是由于威尔基访华。温德尔·威尔基 （Ｗｅｎｄｅｌｌ Ｌｅｗｉｓ Ｗｉｌｌｋｉｅ）是当时美国政坛上的一位怪杰，一八九二年出生于印第安那安州，律师出身。他崛起政坛，不循常轨，却得到许多美国人民的欣赏与支持。一九四○年，他成为美国总统共和党的候选人，与竞选第三任的民主党候选人罗斯福（Ｆｒａｎｋｌｉｎ Ｄ． Ｒｏｏｓｅｖｅｌｔ）大抢总统宝座。当时威尔基声势极大，大到他自己都自信到甚至不必做竞选活动，就可进入白宫的程度。在竞选过程中，他甚至极诚实、极有风度的不讳言他赞同对手罗斯福的某些改革方案与外交政策，这样增他人声势、减自己威风的干法，可真千古罕见。最后，他得了两千两百万票，仅以五百万票少数差距，败给罗斯福。

　　威尔基为人豪侠热诚，他本是民主党员，在一九三○年中期，改属共和党。早在他做民主党员时，罗斯福就非常喜欢他，说要请他做国务卿。后来虽成了罗斯福政敌，但罗斯福对他的好感不减。罗斯福说他绝不忽视曾有两千两百多万美国人支持的这位优秀政治家，因此，委请威尔基做他非官方的代表，飞访世界各地。

　　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六日，威尔基搭乘四引擎轰炸机起飞，四十九天后（十月十四日）回国，他写了《天下一家》（Ｏｎｅ　Ｗｏｒｌｄ）一书，卖了一百万册，宣扬他的理想与游程。

　　在《天下一家》中，威尔基以一连四章的大量篇幅，写他在中国的经历。蒋介石派了两个亲信，新闻局副局长董显光和朱绍良将军，到迪化迎接并陪伴全程。到达重庆前，全城已整修一新：到达时，重庆张灯结彩，万人空巷。他自写被欢迎的盛况如下：

　　我是下午傍晚时分在一个离城几英里远的飞机场到达重庆的。我们的汽车还没有进城，人们早已排列在街道的两边了。在我们到达城中心以前，群众已挤满了店铺前面的人行道。男女成人和儿童，长鬓的绅士，有的戴着呢帽、有的戴瓜皮帽，挑夫、走卒、学生、抱着孩子的母亲，衣着有的讲究、有的褴褛——他们在我们车子缓缓驶向下榻的宾馆途中十一英里的道上，挤得人山人海，他们在扬子江的对岸鹄候着。在重庆所有的山坡上——重庆一定是世界上最多山的城市——他们站在那里，笑，欢呼着，挥动着小小的纸制的美国和中国的国旗。

　　任何一个参加过美国总统竞选运动的人，对于群众是习以为常的。但对这样的群众却不如此。我可以暗中依我所愿地减低他们的意义，但没有用处。人民挥动着的纸国旗是大小一律的，暗示出来那位殷勤而富于想象的重庆市长吴国桢博士在这个盛大欢迎的设计中曾参与其事。很明显的，并不是所有这些人民，其中有许多敝衣跣足的人，对于我是谁或者我为什么到那里，都具有明白观念。我还向我自己说，那每个街头巷尾喧阗不绝的爆竹，竟不过是陈旧的中国人的热情表现。

　　但是，尽管我这样努力减低它的意义，这个景象却深深感动了我。我在我所注视的面孔上，没有一点人为的或虚构的成分。他们看我是美国的一个代表以及友谊和即将到来的援助的一个具体希望的代表。那是一个群众善意的表现，而且它是人民中和情感中的单纯力量的动人表现，这个力量也就是中国民族最伟大的富源。（Ｏｎｅ Ｗｏｒｌｄ，Ｐ．１２７—１２８）

　　威尔基是个长得高大而精力充沛的人，这年正好五十岁，来日的政治前途非比寻常。罗斯福已干了三任，下一任总统很可能就是他。他备受欢迎，自在意中；国民党官方更声称，他是上一个世纪退休总统格兰特（Ｕｉｙｓｓｅｓ Ｓ． Ｇｒａｎｔ）访华以后，层次最高的美国访客，对他的巴结，施出浑身解数，硬是要得。在蒋介石十月三日《欢迎美国总统代表威尔基氏致词》中，有这样的高帽：

　　吾人从威尔基先生之言论中，熟知其对于日寇所久蓄扰乱世界之野心与中国艰苦抗战之价值，有深切之理解，尤其对于吾国抗战建国之理想，有精到之认识，而其领导美国社会致力援华运动之热诚与成就，更使我立国精神共同之中、美两大民族，增加感情上之密切联系。……威尔基先生此来，将亲见日寇五年余来在中国残暴破坏之遗迹，将亲见我中国军民坚忍不拔始终乐观之信心与决心，将亲见我中国在如何艰难状况下，努力于充实战斗力量与复兴建设工作，将亲见中国军民如何为实现共同目标、争取共同胜利而奋斗；并将使吾国人民更深切了解美国政府与人民对于战时工作一致努力之实况而益加奋勉。（《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一），页七五二）

　　这个热情有余、警觉不够的傻大个，很容易被迷汤灌住，被蒋、宋、孔团团包围。他不住美国使馆，而住宋子文的豪华住宅，令美国大使高斯（Ｃｌａｒｅｎｃｅ Ｅ．Ｇａｕｓｓ）大不以为然。宋家三姊妹，他都见到了，而只在宋家的餐会上，得见周恩来二面。他冷落蒋介石不喜欢的史迪威，而亲近蒋介石所喜欢的陈纳德。

　　在这种情况下，他对蒋氏夫妇特具好感，当然不在话下。他与蒋氏夫妇有许多次单独的早餐、午酌、晚宴，回忆说：

　　有一个黄昏，我们开车到蒋氏在长江悬崖上的别墅，小董（显光）也在。我们坐在木屋前的大凉台上，远眺重庆的山麓，下瞰长江，见到若干小舟在激流中行进，运载中国乡下人及其产品到下游市场。那日重庆酷热，然而在此凉风习习，甚是清爽。当我与委员长谈话时，蒋夫人为我们沏茶，并与小董轮流为我们当译员。（Ｏｎｅ Ｗｏｒｌｄ， Ｐ．１３０）

　　交谈好几个小时后，他特别提到蒋夫人的温柔体贴：

　　蒋夫人一直为我们翻译，最后她以令人愉快而坚定的女性权威说：“已经十点钟了，你们男人还没有吃些什么，来!我们必须要开车进城，至少找些吃的，你们的话以后再谈!”（Ｏｎｅ Ｗｏｒｌｄ，Ｐ．１３２）

　　威尔基说，他在重庆六天，无时不与蒋介石晤谈，这些晤谈必定有“舌人”（舌妇？）宋美龄在场。他对两人的印象都好极了。他说委员长作为一个人以及一个领袖，比传奇性的形象更加高大。他特异地寡言（大概都被宋美龄抢着说了，老蒋不会英语也是障碍），而说话时又“细声文气”（Ｓｏｆｔ－Ｓｐｏｋｅｎ） （大异于骂“娘西匹”的神态）。“当他不穿军装，换上中式长衫，几乎像一个僧侣学者（或因蛋头之故），不像一个政治领袖。”又说：“他显然很能听别人的意见，习于采集众智。”（才不显然呢!）又说：“当他同意你的时候，他会点头，不断轻声说好好，暗示对你的敬意，使你毫无防备，多少会被他争取过去!” （Ｏｎｅ Ｗｏｒｌｄ，Ｐ．１３３）

　　威尔基也见了林森、陈立夫、王世杰、吴国桢等国民党大员。一笔带过之后，他说他在华府就认识了宋子文，知道他有三个姊妹，接着说：

　　有一次孔祥熙在他家的草坪上举行晚宴，我坐在首席，位于蒋夫人与孙夫人之间。我们谈兴甚浓，我至感愉快。两位女士都能说精美的英语，富内容而又具机智。晚饭吃过之后，蒋夫人挽着我的手臂说：“我要你见见我另外一个姊姊，她因神经痛，不能到户外赴宴。”（Ｏｎｅ Ｗｏｒｌｄ，Ｐ．１３９—１４１）

　　于是威尔基与宋氏二姊妹在室内大聊特聊起来，高兴得忘了时间与户外的其他客人。大约到晚上十一点，孔祥熙进来，轻责蒋夫人与威尔基宴会散了，都还未回席，然而老孔也坐下来加入龙门阵。威尔基特别指出，他们三人都能聊，而宋美龄的谈锋最健。最后，即将分手之前，宋美龄向孔祥熙夫妇说，昨天吃晚饭时，威尔基建议她应该去美国做亲善访问。孔氏夫妇把眼光移向威尔基，威尔基答称是，是那样建议的。当孔祥熙进一步追问时，威尔基发了一大篇高论，大加赞扬宋美龄。他说美国人亟须了解亚洲与中国，中国方面有头脑、有说服力以及有道德力量的人，应帮助教育美国人。他认为夫人将是最完美的大使，她有极大的能力，会在美国产生极有效的影响力。他深信，凭她的“机智、魔力、一颗大度而体贴的心、高雅美丽的举止与外表，以及炽烈的信念，她正是我们需要的访客”。（Ｏｎｅ Ｗｏｒｌｄ，Ｐ.１３９—１４１）

　　从以上威尔基许多大特写中可知，他对蒋氏夫妇印象好得像阿丽丝的梦境。他对宋美龄的爱慕，更是溢于言表。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宋美龄对他的兴趣也很大，除了政治上的需求外，也有个人的吸引力。宋美龄美媚多姿，威尔基高大热情，二人言语又畅通无阻，心倾相慕，实不足为奇。

　　有两个报人陪伴威尔基这一次的游行访问，一个是迈克·考尔斯（Ｇａｒｄｎｅｒ ?眼Ｍｉｋｅ?演 Ｃｏｗｌｅｓ，Ｊｒ．），是美国出版界大亨、《展望》（Ｌｏｏｋ）杂志创办人。另一个是约瑟夫·伯恩斯（Ｊｏｓｅｐｈ　 Ｂａｒｎｅｓ），是极有经验的外国事务记者与编辑。威尔基认为他们二位是他最佳的游伴。其中迈克·考尔斯在四十三年以后 （一九八五年）出版了一部书，叫《迈克回顾》（Ｍｉｋｅ Ｌｏｏｋｓ　Ｂａｃｋ），书中写出了威尔基不敢写出的大特写，细腻逼真，值得把这一段别开生面的中美“感情上的密切联系”，登录于下：

　　我们旅程的下一站是中国。宋子文——蒋介石夫人的哥哥的那栋现代化豪华巨宅，是我们在重庆六天的总部。

　　六天的活动相当紧凑，有威尔基和蒋介石委员长——国民政府领导人之间的数次长谈，有政府官员的拜会活动，还有委员长和夫人每晚的酒宴。其中，夫人的仪态和风度，令我和温德尔两人都感到心神荡漾。

　　有一晚在重庆，委员长为我们设了个盛大的招待会。在一些欢迎的致词之后，委员长、夫人和威尔基形成了一个接待组。大约一小时后，正当我与宾客打成一片时，一位中国副官告诉我，温德尔找我。

　　我找到威尔基，他小声告诉我，他和夫人将在几分钟之后消失，我将代替他的地位，尽最大的努力为他们做掩护。当然，十分钟之后，他们离开了。

　　我像站岗似的钉在委员长旁边。每当我感到他的注意力开始游荡时，就立刻慌乱地提出一连串有关中国的问题。如此这般一小时后，他突然拍掌传唤副手，准备离开。我随后也由我的副手送返宋家。

　　我不知道温德尔和夫人去了哪里，我开始担心。晚餐过后不久，中庭传来一阵巨大的嘈杂声，委员长盛怒狂奔而入。伴随他的三名随身侍卫，每人都带了把自动步枪。委员长压制住他的愤怒，冷漠地朝我一鞠躬，我回了礼。

　　“威尔基在哪儿？”礼仪结束后他问。

　　“我不知道，他不在家。”

　　“威尔基在哪儿？”他再次询问。

　　“我向你保证，委员长。他不在这里，我也不知道他可能在哪里。”

　　我和侍卫们尾随其后，委员长穿遍了整栋房子。他检查每个房间，探头床底，遍开橱柜。最后，他对两个人的确不在屋里的事实感到满意后，一个道别的字都没扔下就走了。

　　我真的害怕了，我见到温德尔站在一排射击手前的幻影。由于无法入眠，我起身独饮，预想着可能发生的最坏的事。清晨四点，出现了一个快活的威尔基，自傲如刚与女友共度一夜美好之后的大学生。一幕幕地叙述完发生在他和夫人之间的事后，他愉快地表示已邀请夫人同返华盛顿。我怒不可遏地说：“温德尔，你是个该死的大笨蛋！”

　　我列举一切的理由来反对他这个疯狂的念头。我完全同意蒋夫人是我们所见过的最美丽、聪明和性感的女人之一，我也了解他们彼此之间巨大的吸引力，但是在重庆的报业圈已经有够多关于他们的流言蜚语了。我说：“你在这里代表了美国总统，你还希望一九四四年能再度被提名，希望竞选下届总统。”我还表示届时他的太太和儿子可能会到机场接他，夫人的出现将造成相当尴尬的场面。威尔基听了气得跺脚离去。当时我已经非常疲倦，于是倒头便睡。

　　我八点醒来时，威尔基已在用早餐，我们各吃各的，半句话没说。九点钟他有一个演讲。正当他起身准备离开时，他转身对我说：“迈克，我要你去见夫人，告诉她她不能和我们一起回华盛顿。”

　　“哪里可以找到她？”我问。他腼腆地说：“在市中心妇幼医院的顶层，她有一个公寓。那是她引以为傲的慈善机构。”

　　大约十一点，我到医院要求见夫人。当我被引进的客厅后，我愚钝地告诉她，她不能和威尔基先生一起回华盛顿。

　　“谁说不能？”她问。

　　“是我，”我说，“我告诉温德尔不能带你同行，因为从政治上来说，这是非常不智的。”

　　在我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之前，她的长指甲已经朝我的面颊使劲地抓了下去。她是这么的用力，以致在我脸上整整留下了一个星期的疤痕。（《九十年代》，一九八六年十月号）

　　威尔基要带宋美龄一起回美事，已故著名通俗史家塔奇曼女士（Ｂａｒｂａｒａ W.Ｔｕｃｈｍａｎ）曾亲自访问当时在重庆美国使馆做事、能通华语的文森特（Ｊｏｈｎ Ｃａｒｔｅｒ Ｖｉｎｃｅｎｔ），得到证实。文森特还注意到，蒋介石当面对威尔基甚是殷勤，但当威尔基离开后，要人赶快把窗户打开，说是“让羊骚臭散出去”（“ｔｏ ｌｅｔ　ｔｈｅ ｓｍｅｌｌ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ｅｒ ｏｕｔ，”见Ｔｕｃｈｍａｎ，Ｓｔｉｌｗｅｌ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Ｐ．４２８，）难掩厌恶之情。厌恶之情，显然其来有自。再由于宋美龄的指甲可以朝老美脸上抓，可见她和他们厮混的关系，已经到了何种程度。那次深夜幽会，五十岁的孤男和四十五岁的寡女独处，其严重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凡“男贪女爱”，绝不是单方面的事。美国驻重庆的另一位官员约翰·巴顿·戴维斯（Ｊｏｈｎ Ｐａｔｏｎ Ｄａｖｉｅｓ），也亲眼看到了宋美龄如何发挥她的魅力：

　　毫无疑问地，宋家小妹已经轻轻松松地征服了一个人。在她主持的一项救济机构茶会上，她披着一件空军将领的大衣，以令人无法抗拒的女性温柔，娇滴滴地承认威尔基先生是一位非常“撩人绮思”的男人（ａ ｖｅｒｙ“ｄｉｓｔｕｒｂｉｎｇ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此种表白使这位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浑身舒畅。……有趣的是，这番话对独身的威尔基和未来的政治发展都产生影响。（Ｄａｖｉｅｓ，Ｄｒａｇｏｎ ｂｙ ｔｈｅ Ｔａｉｌ， Ｐ．２５５）

　　中国古书有食指大动“必尝异味”的故事，记那位行家最后要“染指于鼎”，不尝异味，就是不罢休；中国谚语有“要劫劫皇杠，要玩玩娘娘”的“壮举”，说要抢财货，就抢皇上的物资；要女人，就要皇上的老婆。看到威尔基所作所为，真依稀有染指异味玩娘娘的气派矣。虽然小受蒋介石捉奸的虚惊，这位老美毕竟很落槛，他不便向蒋介石辞行时，说出“数日盘桓，备受优遇，深感如对家人……实为本人环游世界，在他处所未曾遭遇之快晤”（《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一），页七七五）的谢辞，并且在返美以后，立刻报之以实利。美中不足的是，这一段中美“联系”，终因威尔基两年后（一九四四年）突以心脏病死去，而告难乎为继。

　　威尔基不便带宋美龄一起返美，他的失信，似是情非得已的。但他还是很够意思，他以他对罗斯福的影响力，促成了宋美龄的访问美国。照国民党官方资料，说宋美龄访美，乃在八月二十二日与九月十六日两次受罗斯福之邀，才得成行。但威尔基明明在《天下一家》中透露，由于他的建议，并且罗斯福邀宋美龄访美，首见于八月二十二日致蒋介石介绍威尔基访华的信中，这一邀请，形式上只是客套话，能否成行，还有赖于威尔基的玉成。再从时间上看，威尔基十月八日离开中国后的第二个月（十一月十七日），宋美龄就去了美国，这一紧密配合的速度，也正印证了宋美龄的访美，乃得力于威尔基的暗中使劲。

　　暗中使劲，逃不过触角灵敏的华府记者，《华盛顿邮报》一位名叫米勒（Ｈｏｐｅ Ｒｉｄｉｎｇｓ Ｍｉｌｌｅｒ）的专栏作家，指出威尔基对蒋介石夫人的揄扬，超过任何长久以来没有听到的赞美词（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１６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９４２）。据美国海军上将莱希（Ａｄｍｉｒａｌ Ｌｅａｈｙ）说，罗斯福总统与蒋夫人私下谈话时，笑责她是一个“荡妇”（ａ ｖａｍｐ），否则温德尔·威尔基于近日中国之行怎会如此被她吸引，答应了她任何的要求？蒋夫人笑谓：“不能说我是荡妇，实因威尔基先生具有一个大孩子所有的情绪反应。”（Ｍｒ．Ｗｉｌｌｋｉｅ ｈａｓ ａｌｌ ｔｈ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ｎ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Ｌｅａｈｙ，Ｉ Ｗａｓ Ｔｈｅｒｅ，Ｐ．１５４）罗斯福对宋美龄评论威尔基很感兴趣，接着坚持要她评论一下他。她敷衍不过去，最后说：“噢!总统先生，您很老练。”（Ｏｈ，Ｍｒ．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ｙｏｕ ａｒｅ ｓｏｐｈｉｓｔｉｃａｔｅｄ．）罗斯福内阁的女阁员法兰珊丝·珀金斯（Ｆｒａｎｃｅｓ Ｐｅｒｋｉｎｓ）说，总统听后大感窝心，在白宫里一再重复地告诉别人。（Ｐｅｒｋｉｎｓ，Ｔｈｅ Ｒｏｏｓｅｖｅｌｔ Ｉ Ｋｎｅｗ，Ｐ．７４）陪伴威尔基访华的记者巴恩斯，在《威尔基传》里也提到这件事（Ｂａｒｎｅｓ，Ｗｉｌｌｋｉｅ，Ｐ． ３５３），可见四十六岁宋美龄的魅力，不仅头一年迷倒中年人威尔基，而且这一年迷倒六十一岁的罗斯福呢。

　　宋美龄此次访美，还有一个神秘而有趣的插曲。临行之前由她的哥哥外交部长宋子文发电给罗斯福的亲信霍普金斯 （Ｈａｒｒｙ Ｈｏｐｋｉｎｓ），要求美方派一专机，特别接载患有重病的蒋夫人到纽约求医，痊愈后再到华府进行正式访问。罗斯福此时虽戎机倥偬，仍然答应了此一要求。蒋夫人于一九四二年十至月二十七日下午二时抵达米契尔军事机场（Ｍｉｔｃｈｅｌ　Ｆｉｅｌｄ），以保秘密。霍普金斯亲往迎接后，驱车径往“长老会医疗中心”（Ｔｈｅ Ｈａｒｋｎｅｓｓ Ｐａｖｉｌ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Ｐｒｅｓｌｙｔｅｒｉａ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包下整个第十二层楼。在途中，宋美龄向霍氏说她此来为了治病与休息，不谈中美关系，但是还是谈了许多，包括抱怨史迪威之不懂中国事务，并攻击英国政府不遗余力。 （参阅Ｓｈｅｒｗｏｏｄ，Ｒｏｏｓｅｖｅｌｔ ａｎｄ Ｈｏｐｋｉｎｓ，Ｖｏｌ．２，Ｐ．２４０，２６０）

　　霍普金斯似乎没有注意到，宋女士侃侃而谈，完全不像有重病的样子。威尔基访华时，她更是生龙活虎，经常陪伴着贵宾，不仅毫无病容，亦无倦容，何以一下子得了重病？既有重病，经过长途飞行后仍能做长谈？有人说医治五年前的车祸之伤，更显得是托辞，哪有五年之中不即来美医治，五年之后突然如此紧急要求派专机接运来美求医之理？真令人疑云重重。据罗斯福太太说，是皮肤病。（见Ｅｌｅａｎｏｒ Ｒｏｏｓｅｌｖｅlt，Ｔｈｉｓ Ｉ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Ｐ．２８２－２８３）总之，她休息两个月后病全好了。

　　一九四三年二月，夫人的病霍然而愈，转往白宫做客，住了十天，风光十足。尤其是在国会演说，慷慨陈词，赢得热烈的掌声，看来很了不起。然而美国女作家狄龙（Ｍａｒｙ　Ｅ． Ｄｉｌｌｏｎ）指出，蒋夫人的演说是那一届国会最精彩，不过其精彩处并不在内容，而于其人之娇小妩媚与女人的魅力，以及为中国求援的真诚。（Ｄｉｌｌｏｎ，Ｗｅｎｄｅｌｌ Ｗｉｌｌｋｉｅ ｌ８９２－１９４４，Ｐ．２８３）宋美龄华府之行结束后，于一九四三年三月一日返抵纽约。第二天就做公开演讲，由威尔基主持，听众有两万多人。当时在美国的胡适也来捧场。胡适的三月二日日记有这样的一段话：

　　晚上到Ｍａｄｉｓｏｎ Ｓｑｕａｒｅ Ｃａｒｄｅｎ听蒋夫人的演说，到者约有两万人，同情与热心是有的。但她的演说实在不像样子，不知说些什么!（《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十五册）

　　胡适说宋美龄的演说不像样子，显然也是从内容来评价的。但是她演说的目的是政治，要博取同情与支持。她娇小妩媚的人身、畅快流利的英语，代表在挣扎中抗日的中国，已足令老美动容，更何况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人恨日本入骨，举国以打败日本帝国为职志，艰苦抗日的中国能不引起广大美国民众的喝彩么？更无论“同情与热心”矣。因而不管宋美龄说些什么，都会赢得美国人的心声。胡适未免太头巾气了。

　　胡适更讨厌宋美龄的虚骄，说：“她一股虚骄之气，使我做恶心。”（《胡适的日记》手稿本，一九四三年三月四日）这种虚骄，广大的美国民众是看不到的，不过比较接近她的人，迟早会发现马脚。她代表苦难的中国来求助，但她豪奢如贵族，诸如包下豪华旅馆的整个第十二层；在白宫住的时候，带着两名护士、两名姓孔的家族（包括孔二小姐在内，罗斯福误呼她“我的小男孩”），每天换丝床单，有时一天要换两次。她来自革命的中国，但她对手下颐指气使，在白宫时常呼唤仆役，使美国官员恶心；当警卫人员提醒她要守时，她竟要求撤换那个警卫。她受过良好的西方教育，但却与蒋介石一样不知民主自由为何物。有一次在白宫餐桌上，罗斯福向她提及头痛的美国矿工罢工问题，问她将如何对待像刘易士（Ｊｏｈｎ Ｌｅｗｉｓ）那种工运领袖，她很自然地举起那双美丽的小手，向自己的喉咙一划。罗斯福从桌子那边看到自己的老婆见到这一幕之后，再继续谈话。（Ｅｌｅａｎｏｒ Ｒｏｏｓｅｖｅｌｔ，Ｔｈｉｓ Ｉ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Ｐ．２８４）她得意忘形之余，最后也得罪了罗斯福，她在白宫住宿时，忽然心血来潮，向罗斯福说，当她离开时，他不必起身。罗斯福很温和地回答说：“我亲爱的孩子，即使我想，也站不起来啊!”（见ＦＤＲ　Ｍｅｍｏｉｒｓ，Ｐ.３４４）她竟忘了美国总统早已半身不遂。在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善意地问她，美国要如何把援助送到中国，她把这个问题抛给罗斯福；当罗斯福说将以上帝允许我们的速度运去，她接口说：“上帝帮助自助的人们。”（Ｔｈｅ Ｌｏｒｄ ｈｅｌｐｓ　ｔｈｏｓｅ ｗｈｏ ｈｅｌｐ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语带讽刺，把罗斯福的脸都搞红了，不知是羞还是怒。罗斯福的财政部长摩根索（Ｈｅｎｒｙ Ｍｏｒｇｅｎｔｈａｕ，Ｊｒ．）向他的部下说，总统恨不得要她早点离开。（Ｊｏｈｎ　Ｂｌｕｍ，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ｏｒｇｅｎtｈａｕ Ｄｉａｒｉｅｓ，Ｖol．３，Ｐ．１０６）塔奇曼女士认为，罗斯福并不太在乎个人的不快，而是怕蒋夫人的行为可能会损及她的公众形象，破坏了他的对华政策。（Ｔｕｃｈｍａｎ，Ｓｔｉｌｗｅｌ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P．４４６—４５１）

　　宋美龄直到一九四三年的六月底才离美，在美将近半年之久。整个讲来，她的这次访问是相当轰动。连英国驻美大使哈利法克斯（Ｌｏｒｄ Ｈａｌｉｆａｘ）都怕美国受到蒋夫人旋风的影响，答应中国一些做不到的事。（Ｓｉｒ Ｌ．Ｗｏｏｄｗａｒｄ，Ｂｒｉｔｉｓｈ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Ｐ．４２５）美国民意为重，宋美龄赢得民意，使蒋介石直接受惠。在民意的支持下，罗斯福放手援助蒋政权，还要把蒋介石领导的中国，提高为四强之一。

　　宋美龄离美后，前往巴西与姊姊宋蔼龄见面，到七月四日才飞返重庆。在蒋介石身边的唐纵于当日日记说：

　　蒋夫人由美载誉归来。下午，蒋夫人由美归国，委座乘机赴新津接她，但夫人直接乘机在白市驿降落，没有往新津换机，所以没有接到。委座回来时，适经国亦由桂林来渝，同时降落，几乎飞机相碰，危险极矣!（《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三六七）

　　蒋介石兴冲冲地去迎接久别的老婆，不但没接到，而且差一点父子飞机相撞，真是晦气。原来接不到并非偶然，唐纵于八月十五日又有日记：

　　近来委座与夫人不洽，夫人住在孔公馆不归，委座几次去接，也不归。问其原因，夫人私阅委座日记，有伤及孔家者，又行政院长一席，委座欲由宋子文担任，夫人希望由孔担任，而反对宋，此事至今尚未解决。（《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三七三）

　　可见宋美龄一回来就不理蒋介石，住在孔祥熙家里负气不归。依常情而言，此次在外交上打了一个大胜仗，载誉归来，又夫妻分别将近九个月，理应欢喜做一团，然而不仅没有相见欢，反而不洽，已多蹊跷。唐纵听说的那些为孔、宋做官的事而不洽，岂其然哉？岂止此哉？直至十月初，蒋夫人仍住新开市孔公馆，而“委座尝于私人室内做疲劳的吁叹，其生活亦苦矣”。（见《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三八四）显然感情发生了裂痕，显然老婆对丈夫不洽，而非丈夫对老婆不洽。虽然夫妇两人一道于十一月十八日由重庆起飞，出席开罗会议。回来后，又是一次外交上的胜利，但宋美龄还是没有和蒋介石和好，终于一九四四年七月五日，“飞车十万程”，又去外国矣。蓬莱恩怨之所以未分明，因未深探宋美龄的感情世界。她与威尔基在重庆一见如故，威尔基热情为她安排风光的访美之行，到美国后又常相陪伴，纽约那次两万人的演讲会又由两人同时登台。旧梦重温，自在意中。吴宓说“蒋公别有所爱”，未免冤枉蒋公矣。实际上是宋女别有所爱。宋美龄一九四四年七月偕姊姊蔼龄到巴西，九月即转去美国，又说是健康关系，但蒋介石的顾问拉铁摩尔看在眼里，“好像是故意要离开”（Ｔｈｉｓ ｌｏｏｋｅｄ ｌｉｋｅ ａｎ ａｔｔｅｍｐｔ ｔｏ ｇｅｔ ａｗａｙ）。（见Ｌａｔｔｉｍｏｒｅ，Ｃｈｉｎａ　Ｍｅｍｏｉｒｓ，Ｐ．１８６）威尔基于同年十月八日死去，直到一九四五年九月抗战胜利日本签降后才回国。其彩凤单飞、弋者难慕，固已昭昭在识者眼中。虽然在形式上，这对政治夫妻一直都在串假戏，想欺人耳目。董显光《蒋总统传》曾写蒋介石在一九四四年七月五日，“在蒋夫人飞往南美从事于健康休养之前，为夫人举行的一个非正式茶会中，颇咎其僚属与党员不将外间谣言（预期蒋总统与夫人将不免有仳离之结果者）见告”。夫妻二人，虽然若无其事，但是宋美龄“健康休养”一养要养到南美洲去，若非志在负气，似乎也不必养那么远。宋美龄一生有一极大特色，就是喜欢洋人、洋男人，在洋男人面前，工谄善媚的程度，有时连洋男人都为之咋舌。罗斯福之子埃利奥特·罗斯福（Ｅｌｌｉｏｔｔ Ｒｏｏｓｅｖｅｌｔ）在《罗斯福见闻秘录》（Ａｓ Ｈｅ Ｓａｗ It）记开罗会议时，他代表他爸爸参加蒋氏夫妇的鸡尾酒会：

　　蒋夫人走到我的身旁，毫不停留地把我带到两张并排放着的椅子上坐下。我觉得她像一位颇为老练的演员。差不多有半小时之久，她生动地、有风趣地、热心地谈着——而她老是设法把我来作为我们谈话的中心。这种恭维与魅惑的功夫之熟练到家是多少年我难得碰到的。她谈到她的国家，可是所谈的范围只是限于劝我在战后移居到那儿去。她问我是否对畜牧农场发生兴趣，那么中国的西北对我简直是最理想的地方了。她为我描画出一个有能力、有决心的人从中国苦力的劳作中所能集积起的财富的金色画面以后，她把身子靠向前来，闪耀着光彩的眼睛凝视着我，同意我所说的每一句话，她的手轻轻地放在我的膝盖上。在最初的几分钟内，我极力地对自己说：这位夫人只是对我们之间的谈话感到浓厚的兴趣，而在她的心中绝无其他任何动机。可是在她的神态之中却有一种与绝对的真挚不相融洽的生硬的欢娱的光彩。我绝对不曾相信我是如此重要的一个人物，以致她认为必须将我征服，使我很快地变成她的好友，为了任何将来的其他的目的。不过我却相信蒋夫人多少年来始终是以一种征服人的魅惑与假装对她的谈话对方发生兴趣的方式来应付人们——尤其是男人——以致现在这变成了她的第二性格。而我怕看她的第一性格发作，说实话，那会吓坏了我。（Ｐ．１５２）

　　小罗斯福说宋美龄施媚功，把手放在他膝上谈话，这种肢体语言，自是洋男人独享的。在所有宋美龄的照片中，她与洋男人挨肩搭膀的照片，层出不穷；但对本国男人，却高高在上，保持距离。她见李登辉时，甚至坐着接受李登辉的鞠躬如也，和弯腰站着的这个台湾人握手，其气焰可想!从宋美龄喜欢洋男人却反倒嫁给中国土流氓一事上看，乃爱慕权势使然，三十之年，只有嫁那土流氓才能满足她的权力欲，因此只好委身相向。但权力欲和性欲毕竟不能两全，因此只好望洋兴叹、改土归流以终老矣。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说抗战时香港吃紧，“政府派飞机往接在港人士，但通过孔家，产生‘飞机载运洋狗’之新闻，引起西南联大学生抗议。蒋刚责问，蒋宋美龄则在一怒之下出走，避居黄山，数日之后蒋往解谢了事”。又说“蒋夫人也数度以养伤名义出国”，“先往香港，后去巴西。……当她滞留海外时，谣传蒋宋婚姻发生问题，甚至蒋纳藏情妇，经蒋召集茶话会否认，事载白修德、涂克门（塔奇曼）各人书中。”“难道大历史不能脱离私人生活之细节，及于风闻谣传？又有如何之大人物全无私人生活之疵瑕？”（页二五一）黄仁宇这种为蒋介石回护的手法，是可鄙的，也绝非什么大历史。其实，大历史何须标榜，真正的良史自成其大，就是能从大处着眼解释出历史真相。御用学者吹捧蒋宋之功，从蒋夫人访美到开罗会议，无不曲笔；拥蒋史家反对追究细节，将大人物私人生活之瑕疵，尽行开脱，殊不知要弄清历史真相，就得把那些曲笔与开脱，不论大小，一律不予放过。从宋美龄访美到开罗会议，这段历史的正确解释乃是风光之来，其来有渐，远靠中国人民辛苦抗战之功、近拜蒋委员长捉奸失败之赐，威尔基“最难辜负美人恩”，也难辜负本夫恩，因而代蒋氏夫妇转败为功，说动罗斯福让宋美龄访美、让蒋氏夫妇去开罗。王安石说“世间祸故不可忽，箦中死尸能报仇”，威尔基却是“世间祸故不可忽，远洋老美能报恩”。——西哲每以偶发事件解释历史真相，谈言微中、片言而决，这段历史真相，一言道破，洵可如是观。

百城客

第五节　毁灭种子之根


　　美国学者易劳逸（Ｌｉｙｏｄ Ｅ．Ｅａｓｔｍａｎ）于一九八四年出版了一本书叫《毁灭的种子——二战以及战后的国民党中国》（Ｔｈｅ Ｓｅｅｄｓ ｏｆ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Ｎａｔｉｏｎａli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Ｗａｒ ａｎｄ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１９３７—１９４９），中译本改称《蒋介石与蒋经国——毁灭的种子》。该书探讨国民党在中国大陆失败的原因，发现毁灭的种子，早在抗战期间就已播种了，诸如中央与地方矛盾的加剧、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离心、农村贫富距离的扩大、政府对农民的横征暴敛、苛捐杂税不一而足、贪污腐化与投机倒把极为普遍、农民贫困饥饿怨愤到造反的地步，以及国民党军队抗敌能力的日趋衰弱，以至于消极和腐败。因此，国民党失败的真正原因，不是因为缺少美援，而是因为其本身的弊病与缺失。

　　易劳逸虽于知人论事上，不免陷于均衡不够、比例不对、角度不足，然毕竟花了工夫，察看了不少国民党自己的文献，捡到很多货真价实的史证。他只是没来得及看到侍从室组长唐纵的日记，否则他的许多个别论断可以得到更具权威性的印证。唐纵时而透露抗战期间政府内部的腐败、地方与中央的对立、国共之间的摩擦、物价高涨引起抢米的风潮、川中军人政客相互的勾结、重庆囤积居奇风气之盛、知识分子的没落与苦闷，以及民间之极端困苦，如一九四三年的浙江“民众食糠秕、树皮；广东有的人在食人肉”。（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三六五）

　　这些“毁灭的种子”在确凿的文证下，绝非反国民党者的诬控，而系实有。然而“种子”也有其根源，欲追根究源，必须一究蒋介石。他是当时国民党的最高领导人，发号施令，操生杀大权，上下莫敢违背。然则国民党的失败无疑是蒋氏领导之失败。

　　抗战初起之时，举国同仇敌忾，蒋氏个人声望达到巅峰，原可团结全民，有所作为，奈眼光不远，气度更不够恢弘，陈寅恪于抗战后期初见蒋介石，即有“看花愁近最高楼”之叹，认为其人不足有为。陈寅恪仅凭史家锐识，而陈布雷更洞见“委座处理政治如同处理家事，事事要亲自处理，个人辛苦固不辞，但国家大政不与各主管官商定，恐将脱节”。（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四五一）以陈布雷与蒋之亲近、相知之深，此一观察自具相当的权威性。处理国事如同家事，正见其人器宇的狭小。这种小家子气，使他只能成为一种党派、一群特务、一个孔宋集团的领袖，而不足成为全国全民的领袖。

　　职是之故，蒋介石于抗战之前靠特务，于抗战爆发后仍须靠特务。当年孙中山联俄容共重组国民党，由俄国顾问鲍罗廷之助，建立了较为严密的组织、像个样子的纪律，以及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但是蒋介石一清党，把纪律与群众与左派一起扫地出门，而同时军阀、地主、流氓、旧官僚都加入了蒋介石的国民党。这个样子的国民党自不免组织松懈、纪律废弛、精神衰颓、基础空虚。于是一些小组织便应运而生，诸如以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为中心的ＣＣ派、以黄埔同学为核心的复兴社。派系虽异，拥蒋则一，在法西斯高涨的三十年代，ＣＣ与复兴社就是特务组织，蒋之爪牙，领袖的耳目，为一人整异己。

　　抗战以来，蒋介石声望一时骤升，在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奢望下，想把包括汪精卫的改组派以及KP在内的一切“异端”政治组织，都消化容纳在他的权威之下，但并未成功。不过当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于一九三八年三月在武汉举行时，通过了一个《抗战建国纲领》，选蒋介石为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解散党内一切小组织，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以蒋为团长，七月九日，三青团的中央团在武昌正式成立。陈布雷记此事说：

　　自五月至七月，蒋公策划设置三民主义青年团。余承命准备文字并参加讨论章则规制，颇费心力。蒋公设置此团，起意于去年在南京时，刘健群为拟宣言及告青年书稿，但蒋公必欲余改撰。余自京至汉对于此文，凡五易其稿，终觉不惬意。最后所发表者，乃潘公展君所起草而余为之酌加修润并经蒋公亲自核改者也。（《陈布雷回忆录》，页八十一）

　　足见蒋极为重视这个三青团，亲自督促、亲自核定。成立之后，陈诚、朱家骅、张治中先后任书记长。康泽一直是支配人物，最后由蒋经国夺取领导地位。但是三青团并没有使复兴社（蓝衣社）、青白社（ＣＣ系）等小组织消失，实际上成为这些小组织争夺的另一小组织，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反而更趋激烈，并未能如蒋介石所宣称的，使三青团成为网罗全国优秀热烈青年及革命分子之惟一组织。其活动仍甚具秘密性质，在学生和教师中从事特务活动，打小报告，检举左派之类。蒋介石号召三青团，“聚集全国青年，力行抗战建国纲领”，固然也在敌后沦陷区从事谍报与恐怖活动、提供战地服务等等，然而抗日之余，更积极防共，甚至深入KP根据地进行宣传、破坏、捣乱、暗杀等工作。有趣的是，三青团的最大敌人乃来自国民党内部。三青团原是蒋氏授意下的党内产物，带有来自母体的遗传因子，成为争权夺利的竞技场，造成更为复杂的国民党党内纠纷。三青团团员人数持续增长，从一九三八年下半年的一千余人增加到一九四五年的百万人，俨然已成党内之党，难怪于抗战胜利之后，闹着要与国民党分家。其实，蒋介石既是国民党的总裁，又是三青团的团长，如何分法？还不是在蒋之训斥下，党团合并。合并虽合并，仍走回党内派系纷争的老路。

　　蒋介石欲以三青团为“惟一的组织”，并不确实。三青团成立不久后的一九三八年八月，又在国民党中央党部设立“中央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将特务组织半公开化，由秘书长朱家骅出任局长，实际任务则由副局长徐恩曾负责。负责些什么任务呢？主要是对付KP、监察国民党党员，以及执行其他特工。一九三九年元月以后，中日战争已胶着状况，蒋介石又把心思放在应付KP，中统更着重查防共党以及其他政治异己分子，从外围监视到内部渗透，特务细胞扩展到学校、工厂和其他社会团体，除了中共驻渝代表以及较为著名的知识分子或民主人士，不敢公然抓人外，其余无论个人或团体，一经发觉，立予逮捕或破坏。中统的特务还打进延安，吸收KP叛徒；混进校园，组织特务学生，如沙坪坝中央大学的生路社、民锋社、自强社，出版刊物宣传，并做监视与制作黑名单的工作。中统再根据黑名单，用种种方式打击不听话的学生。根据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中统局在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中提出的对共党方略的报告，抗战期间自一九四○年至一九四二年期间，有八千一百九十四名KP员被捕、一万一千三百七十九名KP员自首。再看中统徐恩曾所拟、陈布雷修订、蒋介石核定的《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的秘密文件，更可见中统的主力几乎全用在反共、防共，而非抗日。甚至与日本人合作的汉奸合作，以打击敌后的KP活动。

　　中统之外，还有军统，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也是在一九三八年三月于武昌珞珈山举行的国民党全国临时大会上决定设立的。蒋介石把中统交给徐恩曾、把军统交给戴笠。戴虽是副局长，但操有实权。军统的前身是复兴社的特务处，特务处的前身则是军事委员会的密查组，原由戴笠等十个人搞起来的。

　　复兴社组成后，蒋介石兼任社长，特务处长即由戴笠担任。一九三二年，蒋又派戴兼任陈立夫主持的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处长，以便公开搞特务。军统正式成立后，戴笠因蒋之授意，一手包办工作、人事、经费等等，直接对蒋负责。军统从武汉撤退到重庆后，编制愈来愈大，显然蒋介石靠特务巩固权势，特务组织当然愈大愈好。据曾任军统总务处处长的沈醉估计，在抗战期间，“各种名称的特务训练班有四十多个”，又说：

　　内勤工作的特务有一千四百多人，都集中在重庆罗家湾军统局局本部和磁器口乡下办事处。内勤和外勤最多时近五万名，除在国内设区、站、组和爆破、破坏、行动等总队、大队等外，在国外许多地方都设立了站和组及通讯员。当时每一个外勤特务都有几个到几十个运用人员。全部算起来为数就太多了。（沈醉《军统内幕》上册，页五）

　　军统尚与美国海军情报署合作组成“中美合作所”（Ｓｉ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ｆｉｃｅ）。美方的目的是要刺探日军在华、在太平洋以及在东南亚的情报。据沈醉说，美国人也显然想要刺探中国的情报。中方刺探不到美国的情报，然而获得了大量的器材，包括整人与逼供的器材，以及无数的枪械弹药。这些器材与弹药不用之日本侵略者，而用之于包括中共在内的政治异己，美国人也只好眼开眼闭或视若无睹了。抗战胜利后，“中美合作所”成为政治犯的集中营，于大陆易手前，全被枪决，美国人应有“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的遗憾。凡重视人权与民主的人，都会谴责中美特务合作的暴行。我们没有想到的是，自家人唐纵对戴笠大搞“中美合作”居然也有微词，如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宴请中美合作所全体美国人，有记曰：“他（戴笠）约有几十位女人，陪伴美国军官士兵，有的女人被糟蹋了!开一次宴会百余万元，场面可谓大矣！”（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四八○）

　　然而此一劳民伤财、侮辱妇女、对付自己同胞的中美合作所，颇得蒋介石的嘉许，尤其欣赏所内美国刑具。军统处长沈醉回忆，一九四五年秋天蒋至中美所检阅培训学生，有记道：

　　学生们刚开始进行一些分列式表演和美国式的操法时，蒋的兴趣还不很大。等到进行刑警课目表演时，蒋介石看到美国教官指挥这些特务学生如何去追捕人犯、骑警握着美国橡皮棍如何冲入人群殴打群众，以及警犬搜查等表演时，直乐得手舞足蹈连声叫好起来。戴笠和贝乐利看到这种情况，便交头接耳，后悔没有多安排点这类使蒋最感兴趣的精彩节目。（沈醉《军统内幕》，页三七一）

　　在蒋介石的“嘉许”下，在抗战期间，特务组织与势力可谓一枝独秀。戴笠的权势更不可一世，在沈醉的笔下，他常常怒骂责打，甚至随兴枪毙人。但在蒋介石面前，仍然是领袖的一条忠狗。我们又在唐纵的日记中见到，戴笠如何因一时失去蒋对他的信心而感到苦闷，以及在被蒋叱责后如何奉命惟谨。最具戏剧化的，见之于一九三八年七月十六日所记：

　　为了张超的事，雨农（戴笠）跪在委员长面前恳求惩办叶成，委员长责备他不要人格、要挟领袖，因此雨农写这样一个长的报告请求辞职。跪恳的事，谁能做？非有人所不能的精神，谁肯如此做？我想委员长不会让他辞。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七十五）

　　张超是戴笠派在福建的军统站长。叶成是黄埔三期生，曾任蒋之侍从副官，时为福建保安处长，判处张超死刑。戴咽不下这口气，不惜向蒋介石跪恳哭诉，但仍然扳不倒蒋之副官。

　　唐纵还透露，戴笠为胡宗南培养一个叫叶霞翟的女人，以便掌握胡之一生。他又在“香港预购了个有名容太太的女儿，刚才十六岁，献给宋（子文）”，以“迷魂的女人”来对付国舅。 （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四五三）类此可以略见，戴笠搞的是些什么勾当，他不仅仅是要对付敌人与异己，而且还要在自家人身上下工夫呢。据估计，至抗战结束时，蒋介石的军统人马已有十万之众，高居当时全世界特务与秘密警察组织之首。（参阅Ｗａｋｅｍａｎ，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Ｐ．６０）

　　特务势力固然有其作用，尤其在宣传、分化、威逼、利诱、破坏上，有立竿见影之效，蒋介石亦以此为其权力基础最稳固的奠基石，但是代价极大。特务的横行霸道、无法无天，诸如强行撤迁民房、奸淫妇女、滥捕知识分子，造成难以化解的民怨与民愤。在特务的淫威下，一般老百姓敢怒而不敢言，然而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一旦决堤，莫之能御。蒋介石靠特务起家，但特务也为他散布了毁灭的种子。

百城客

第一节　吃掉龙云


　 毛泽东讥笑蒋介石蹲在山上等待抗战胜利，胜利等到了，便要下山摘桃子——胜利的果实，“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参阅《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页一○七○、一○七四、一○七五）问题不是他要摘桃子，而是他要把整棵桃树上所结的桃子，一家独摘，不许旁人插手。

　　蒋介石自武汉迁都重庆后，已经抗战不力，把力气用在对内，想铲除包括KP在内的地方势力，以连成一党专政、特务统治、保甲制度三位一体的个人XX政治。珍珠港事变后，知道美国人迟早会打败日本，蒋氏心思更加对内不对外了，老早就准备摘取所有的桃子了。

　　这种心思最具体的表现，可见于一九四三年三月出版，由陶希圣执笔的《中国之命运》。此书借提倡民族主义来美化传统文化，进而反对“个人本位的自由主义与阶级斗争的共产主义”。其本质仍然是想抢道统，以强化其政统。道统是中国圣道继承的系统，它的制式说法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一脉相承。孟子最早以道统自命，一千一百多年后，唐朝的韩愈更大加发展此一理论。他写《原道》，说道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字里行间，俨然以道统自任。韩愈的道统理论，到了宋朝朱熹时候，又有了进一步的阐扬，朱熹在《中庸章句序》里说：“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在这里，朱熹显然言远旨近，也有在道统上插一脚的用意了。南宋的叶适虽然拆穿了朱熹他们对道统的捏造，但是捏造的道统，还是一脉相传下来，不但相传下来，并且被治统中的政治人物给“仙人偷桃”过去，因为政治人物发现道统是个好东西，正可符合统治者的要求。符合统治者要求的道统，可分人（圣贤）的方面和书（经典）的方面。清朝统治者康熙皇帝说得最清楚坦白：

　　朕维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之道统，即万世之道统所系也。自尧、舜、禹、汤、文、武之后，而有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自《易》、《书》、《诗》、《礼》、《春秋》而外，而有《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之书，如日月之光昭于天、岳渎之流峙于地，猗欤盛哉!（《东华录》康熙十六年记康熙“亲制”《日讲四书解义序》）

　　康熙皇帝说出道统就是治统之“所系”，是真正为道统做了大窃案，正说明统治者为什么要抢道统了。

　　蒋介石对道统一项，自然不会放过，于是轻易地把“领袖的革命事功”，说是“继承了国父的革命遗志，而其道德思想和政治理想，更随国父之后，嬗接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道统”（见王升《领袖与国家》第六章），其实孙中山根本没有说过他的思想是承继中国道统的。（详阅李敖《蒋介石研究六集》，页八十二至九十四）蒋介石不过是利用孙中山、利用道统以遂其政治目的罢了。但KP不放过他，陈伯达等人写了一本小册子《评〈中国之命运〉》，由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于一九四五年出版，劈头就问：“为什么要让自己的作品，交给一个曾经参加过南京汉奸群，素日鼓吹法西斯……的臭名远著的陶希圣去校对呢？”挖苦国民党之无人，打开了宣传战。

　　蒋介石既然是上继尧、舜、文、武，直到孙中山的道统，还有谁有资格和他争政统吗？他固然容不了陕北的KP，也容不了任何地方势力、民主人士，他要完成个人的大一统与清一色。抗战甫胜利，云南的龙云就被他吃掉，变成“失云龙”，也就不足为奇了。

　　抗战之前，蒋介石的南京中央根本管不到地方实力派自治的大西南，如四川的潘文华、刘文辉、邓锡侯，以及云南的龙云。抗战之后，蒋以重庆为陪都，中央军入川，情况自然大为不同。然而龙云虽尊重庆为中央，由于特殊的地理、文化，甚至种族背景，相当于法国二倍大的云南仍然在龙云的直接控制之下。一九三八年日军攻占武汉与广州之后，云南的地位益为重要，在滇缅公路一端的昆明，更是不可缺少的对外窗口。昆明又是西南联大的校址，汇聚了全国第一流的学者。珍珠港事变后，昆明更成为美军驻扎的基地，以及飞越驼峰后的落脚点。无论军援经贸，皆由此进出。

　　云南的重要性当然促使蒋介石染指，想用他的绳索套在龙云的脖子上。蒋以龙云为委员长滇黔行营主任，逐步把中央军调入云南，到一九四三年中旬，在云南的蒋军已四倍于滇军。蒋又派特务进入云南，因昆明于战时已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中心，并受到龙云的礼遇与保护。龙云虽想把特务赶出云南，但并不成功。实际上蒋于抗战后期为了加强XX，政治迫害在特务的安排下益趋剧烈。表面上看，特务打击的目标是KP和民主人士，事实上包括所有的地方实力派，而龙云显然是最大的一个地方实力派。

　　地方实力派以及民主人士看到蒋介石对内不对外，趁抗战吃掉异己，遂于一九四三年春酝酿反蒋，但一年后尚在酝酿中，而日军突然发动“一号攻势”，至一九四四年九月，豫湘桂战斗极为激烈，日军有进寇四川、云南之势。蒋介石不肯把美式装备的嫡系军队拿出来打，造成大溃败!暴露了中央的无能，也大大打击蒋委员长在国内外的声望，自由派民主人士尤对蒋失去信心。就在一号攻势接近尾声之时，地方实力派人士李济深、龙云、张发奎、余汉谋等，拟在粤桂之间组织自治、民主政权。同时在昆明的民主人士如罗隆基、张君劢、左舜生、沈钧儒、章伯钧等人，虽未直接参与，均表赞同，至少于重庆蒋政权崩溃之后，有所取代。他们想召开国民大会，包含各党各派的代表，筹组国防政府。这场反蒋运动虽未能付诸实施，蒋介石与龙云之间的关系却日渐恶化。直到一九四五年的一月里，重庆与昆明的关系才得到改善。蒋介石允许美国租界物资装备滇军三个师，龙云则让蒋介石的特务增加活动空间，并限制民盟行动。不过，此于蒋而言，只是权宜之计，他早已决定于战后消灭KP，以及一切半独立的地方政府。从一九四五年四月蒋介石把杜聿明自昆明召回重庆密授机宜，以及五月间密命李宗黄任云南主席可知，抗战胜利之前就已准备把龙云撵走。日本突于八月九日投降，反而延迟了既定阴谋。八月十五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蒋介石乃命卢汉率领三个军自云南就近入越南受降，以调虎离山。为了更加减弱保护龙云的兵力，蒋又与美国人一起怂恿再增加一个军入越，于是龙绳武的“龙家兵”也跟着卢汉去了越南。龙云身边只剩下龙绳祖的一个师、一个宪兵团以及警卫大队了。易劳逸说，龙云自知无力抗命，“于是他请求重庆派他的四个师的部队，由他的亲信助手卢汉指挥，去印度支那接受日本人的投降”（《蒋介石与蒋经国——毁灭的种子》，页二十九），是不确实的。如龙云果真听天由命，当九月三十日拂晓时分，杜聿明突以兵戎相见，又何必登五华山待援，拒绝下山呢？从事后看，龙云显然因为疏忽大意，连八月间美军在昆明戒严都无警觉，终成蒋介石权术下的牺牲品。

　　蒋介石于战时掌握川、黔两省之后，就在云南下大工夫，曾亲至昆明，据陈布雷说，“蒋公对龙主席备极称许，谓其坦易而明大义”，并嘱龙云“全权负责”建设西南国防。（见《陈布雷回忆录》）但是龙云“坦易”，蒋介石却不“坦易”，使龙云猝不及防，阴下毒手，以兵刃相迫，只好于十月四日下午在昆明登机飞渝，接受蒋介石强迫他接受的空头衔：“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蒋介石一口把龙云吃了，但吃相毕竟难看，死了几百条人命，于是指责奉命办事的杜聿明擅自动用武力，并撤杜昆明警备司令之职。但用替罪羊来遮羞，并不能瞒天过海，骗过明眼人。龙云本人于事后更是一清二楚，了然冰冻三尺非一朝之寒，曾写了一篇《抗战前后我的几点回忆》，登在一九六一年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其中说道：

　　抗战胜利前，蒋介石对我的阴谋已逐渐暴露。记得有一次，一个美军的少校乘吉普车经过昆明小西门外的十字路口，被暗枪击中左臂。司机立即停车救护，在附近巡逻的宪警闻到枪声，也同时赶到，但凶手已无从查寻，即将受伤的美军官送往云南省立医院，他不愿入院，要回美军营房，只好把他送往美军医院。当日施行手术，取出弹头，详细检查，经美军检定结果，认为这种枪弹非云南军警所有，是特务使用的德国制造的枪弹。

　　很显然的，蒋介石想在美军与龙云之间制造矛盾，不惜出之以卑鄙的暗杀，受伤的美军不愿进省立医院，已可见其疑。这种暗杀行动，若非出自老蒋的授意，谁能相信？抗战胜利后，蒋命杜聿明挟持龙云飞往重庆，便顺理成章了。龙云成了又一个张学良，幸而得到陈纳德的帮助，脱离虎掌，逃到香港，最后投共去也。

　　蒋介石为了目的不择手段，也不计代价，然而代价实在不小。从蒋的长远利益看，也是得不偿失的。他夺取了云南的地盘，却失去了云南的人心，最后全省向KP起义。他把云南精锐部队送到东北去打内战，心怀怨愤的云南官兵于一九四六年三月，全部（应为一部，即潘朔端之一八四师，一九四六年三月在海城起义。——编者）投奔了KP。蒋介石在云南花的心机，岂不是在帮KP的忙，拆自己的台吗？

　　蒋氏枪口向内，最后打着自己的脚，固然活该，但也损及整个国家的利益。当初中国远征军赴缅，英国有所顾忌。哪知抗战一结束，蒋就迫不及待把所有在国境外的军队调回打内战，宁愿抢龙云的云南，不要送上门来的越南。美国罗斯福总统在开罗会议时，曾要把中南半岛（即印度支那半岛。——编者）给中国，蒋介石却说在“任何情况下”（ｕｎｄｅｒ ｎｏ ｃｉｒｃｕｍ ｓｔａｎｃｅ）都不要。（参阅Ｔｕｃｈｍａｎ，Ｓｔｉｌｗｅｌｌ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Ｐ．５２５）……

　　归根究底，还是一句老话，即此公内斗内行、外斗外行，他的眼光一直是对内的，而不是向外的。如果他要了中南半岛，他必须要派军队到那边，要把一部分精力放在那边，这样就不能集中力量打内战了，更怕在云南的龙云近水楼台先得月，何况龙云与法国有密切的军事渊源，或将大大扩张龙云的地盘与势力，岂蒋之所愿？所以，他不要中南半岛，也反对罗斯福美、苏、中托管朝鲜的主张，更不愿驻兵日本。总之，他的精力绝不要“外用”。后来，为了打内战，连日本的赔款也不要了，连“魔鬼”也可做朋友了（王世杰签订了卖国的中苏友好条约）。

　　蒋介石如果能真心团结，不要阴谋手段，不做小动作，推诚相见，组织联合政府，而中国更能一致对外，赢得国家民族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