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评传》李敖

百城客

第四节　出卖外蒙古


　　中国于抗战胜利之后，跻身五强之列，废除不平等条约，却又签订了不平等的中苏条约，出卖了外蒙古。这是蒋介石决定、王世杰执行的重大外交事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先从一封信说起。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二日，王世杰致函张九如说：

　　九如兄惠鉴：

　　来示诵悉。尊稿亦已大致读过。

　　兄以七十高年撰此长文，且能作如此清晰之小字，精力之强，可以概见。世杰自忖殊非适当作序人，故拙见略与岳军先生同。世杰在毛泽东抵渝（三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后虽曾与毛周晤谈一二次，但国共和谈期间，则因出席伦敦五外长会议，未克与谈；于当时经过，故亦未能深知（九月四日世杰启程赴伦敦，十月八日始返重庆），惟于当时气氛与环境则尚记忆犹新耳。对于国共关系、中苏谈判以及大陆沦陷原因，世杰所知事实与拙见，或尚有足供吾兄以及政治史者参与之值，迟日彼此得便，当趋尊处长谈。惟为国家利益，世杰守口如瓶已二十年于兹，即令会聚，弟我亦病不能自由发表耳。手此

　　顺颂

　　俪祺

　　弟　王世杰　敬启　五十五年二月二十二日

　　（李敖藏原件影印本）

　　这封信中所说为国家利益、守口如瓶二十年、不能自由发表等语，更增加了这件事的神秘性。王世杰信中所说“中苏谈判”，指的就是他以外交部长身份，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签的所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个条约是从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一日雅尔塔协定来的。亲国民党的美国人乔治·克里尔（Gｅｏｒｇｅ Ｃｒｅｅｌ）于《亚洲红祸记》书中写道：

　　雅尔塔协定后，一直隐瞒着不让中国知道，也不征求中国同意，由此可以证明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对于这个协定的不光荣，并不是感觉不到。一直到了该年六月，蒋介石才知道已被当初曾经共申誓言的同盟国所出卖了。同时杜鲁门对于雅尔塔协定这件事，也一直到罗斯福总统去世后，方才知晓。

　　克里尔再写道：

　　杜鲁门总统未曾考虑的，也可说是出于坦率的，在六月里送到重庆国民政府一个照会，告诉了中国关于雅尔塔协定的事情。在呻吟与绝望之声停止之后，任何人都知道事已无可挽回，除非向苏联讨取较好的可能条件。

　　 中国是被美国遗弃了，中国的悲哀是可想而知的，因此，宋子文不久便被派往莫斯科。

　　斯大林有如一只吞到金丝雀的猫，他不会变得很仁慈的……克里尔又写道：

　　中苏条约明显地承认蒋介石政府的合法，而且又明显地否认了中国KP。不过苏联在条约里所提的担保都是空洞的，而中国所做的让步则都是具体而实在的。

　　但是克里尔没有真正表出，罗斯福为什么要签订雅尔塔协定？为什么要出卖中国？其实很简单，蒋介石抗战不力，罗斯福只好要求斯大林于德国败亡后出兵东亚。斯大林是何等奸雄，要他出兵，没有白吃的午餐，满蒙便成为他索取的价格了。罗斯福失算的是，原子弹一投，日本就投降了，根本不需要苏联出兵，以至于在冷战期间，许多美国右翼分子攻击罗斯福的雅尔塔协定是一“大出卖”（ｇｒｅａｔ ｂｅｔｒａｙａｌ）。但是罗斯福的动机还是由于蒋介石的无能，一九四四年的日军“一号作战”几使重庆溃败，更是无能的大暴露，而蒋还要把美式装备的精锐师去防共，不去打日本人，还要以溃败向美国人要挟。这教罗斯福有什么选择呢？此亦即斯大林亲口向蒋经国所说的：“中国无力驱逐日本，既要苏联帮忙，自应接受苏联之要求。”（梁敬钅享《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签订与其内幕真相》）不过，我们应该注意到雅尔塔密约虽然宣称美、英、苏三国领袖同意苏联的要求，但同时有一条说，有关外蒙以及满洲港口、铁路权益，须经蒋委员长之认可（参阅Ｄａｌｅｋ，ＦＤＲ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Ｐ．５１８），而我们的蒋委员长居然认可了。古话说，“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蒋介石的自侮则到达辱国与误国的地步了。

　　克里尔说到“宋子文不久便被派往莫斯科”的事。宋当时是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见到斯大林后始知他要外蒙，宋称“任何中国政府不能割弃领土而存在”，斯大林答称可先立密约，“俟日本投降后再行公表”。宋则以“事逾训令范围”，要请示蒋介石作为缓兵之计。但宋久候训令不至，乃请蒋经国与斯大林做会外洽谈，终于探明斯氏真意。宋于一九四五年七月七日会谈时辩称，原来协定仅维持外蒙现状，并无独立之说，但斯大林说外蒙已是“人民共和国”，现状即独立。宋以高度自治对，斯亦不允，并谓外蒙独立若不解决，中苏盟约无从讨论。显然的，斯大林态度强硬，明告宋子文，你不卖国，一切就免谈!（参阅梁敬钅享前引文）

　　蒋介石在斯大林的蛮横下示弱了，他召集高级幕僚商议后，发出如下训令：

　　一、外蒙独立问题，须待我国国内真正统一、领土主权真正无缺、行政真正完整，始能考虑。

　　二、苏俄如能保证东三省领土主权之完整，不支持中共之割据，不鼓励新疆之叛乱，则可考虑。

　　三、中国政府愿自动提出外蒙独立议案经外蒙公民投票许其独立，但此宜俟抗日胜利后，始能办理。

　　四、大连应为自由港，旅顺应做中苏共用军港，铁路干线应由中苏共营，但管理权仍在中国。

　　这个训令已基本上答应外蒙独立，只是争取一点出卖的交换条件而已。而蒋介石的出卖较雅尔塔的出卖实际上更多，因雅尔塔协定所谓维持现状，照罗斯福的解释，中国仍有宗主权，现在连宗主权都给卖了，显然是杠上开花式的卖法。

　　宋子文是聪明人，也是皇亲国戚，可以为了到旧金山签光荣的联合国宪章而兼外交部长，又可以为了不签卖国条约而辞外交部长。但是，这有什么用？皇亲国戚不做，自有家臣家奴来做，来做的就是王世杰。王世杰一上台，就签下所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出卖下列四大中国利权：

　　一、承认外蒙古独立自治。

　　二、东北长春铁路的共同经营。

　　三、宣布大连为自由港，对于长春铁路直运苏俄及由苏俄直运出口的货物，免除关税。

　　四、旅顺口由两国共同使用为海军根据地。

　　希图换取苏联四大承诺：

　　一、苏俄政府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

　　二、苏俄政府以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分，对中国在东三省之充分主权，重申尊重，并对其领土与行政之完整，重申承认。

　　三、关于新疆最近事变，苏俄政府重申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

　　四、在日本投降以后，苏俄军队当于三星期内开始撤退，最多三个月足为完全撤退之时期。

　　卖国交易既成，外蒙独立剩下的问题，就是官样文章了。官样文章可分两类，一类是蒋介石政府对苏联的，一类是蒋介石政府对中国人民（包括外蒙古人民）的。

　　在蒋介石政府对苏联方面，首先有所谓《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外交部王部长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莫洛托夫部长照会》，全文如下：

　　部长阁下：

　　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

　　上开之声明，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批准后，发生拘束力。

　　本部长顺向

　　贵部长表示崇高之敬意。

　　此照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莫洛托夫部长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

　　公历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

　　王世杰　（签字）

　　官样文章去后，苏联有所谓《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莫洛托夫部长复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外交部王部长照会》，全文如下：

　　部长阁下：

　　接准阁下照会内开：

　　“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

　　上开之声明，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签订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批准后，发生拘束力。”

　　苏联政府对中华民国政府上项照会，业经奉悉，表示满意，兹并声明苏联政府将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外蒙）之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

　　本部长顺向

　　贵部长表示崇高之敬意。

　　此照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外交部王部长世杰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

　　公历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

　　莫洛托夫（签字）

　　蒋介石出卖了外蒙，却说“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以谎言做下台阶，真是中外罕闻!

　　另一类官样文章是如何完成“公民投票”的假戏，以便使蒋政府得以卸卖国之责。但这也是—场笨戏，无端以“公民投票”使外蒙独立更加“合法化”!演出这一幕既假又笨之戏的蒋介石代表是雷法章。雷法章当年被派到外蒙古去“参观”公民投票时，他的身份是内政部常务次长。他于一九八一年三月，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奉派赴外蒙参观公民投票之经过》一文，这篇回忆文令我们长了不少见识：

　　第一、在“公民投票”结果没公布前，外蒙古是中国领土，外蒙古人民是中国人民，在“完成法律手续”之前，自然当受中国政府管辖。中国政府派中央大员去，理该是“监票”，怎么可以是“参观”？“投票之筹备与执行，均由外蒙当局自行主持，政府不予过问。仅在举行投票之际，遣派代表前往参观。”这是什么话？

　　第二、雷法章说“奉派之后，迭次晋谒先总统蒋公，即当时国府主席。奉谕，代表政府参观投票情形，兼可考察外蒙政治社会情况，而不与外蒙当局进行任何交涉。关于投票一事，只宜细心观察，但不得干涉或发表任何声明”。这又是奉命放水了。

　　第三、雷法章报告中已指出“此项公民投票，据称为外蒙人民重向世界表示独立愿望之志。故此项过程，纯属掩耳盗铃之举”等语，则所谓“公民投票”之说，在国民党大员眼里，也是不足采信的假戏，这一点自为蒋介石所深知。深知而要瞒天过海，就只好封锁真相。于是：“因原报告系属秘密文件，政府始终未予公布。是以除外交当局外，鲜有知悉其内容者。”而雷法章“在蒙时慎重行事，归国则忠实报道。惟除书面报告政府，并口头备供咨询外，对外未发表任何谈话或书面声明，借保机密。即如中央大学与中央政治大学，曾数次邀请，做公开讲演，均经婉谢。而奉最高当局面谕，预定在中央纪念周之报告，亦未果行”。为什么如此？原因无他，蒋政府要卸责，要骗中国人民，说外蒙古不是我要它独立的，乃是经由“公民投票”独立的。如今“公民投票”既是假的，则外蒙古独立即失其依据。外蒙古不独立，蒋政府就不能完成卖国的壮举了，所以只好一切遮盖。雷法章当然也不敢吭气了。

　　毛以亨《俄蒙回忆录》中说外蒙古“公民投票”，四十九万合格投票人，参加者有百分之九十八，一致赞成独立，但是雷法章说：“外蒙古的公民投票，是一件法律的滑稽剧，不仅外蒙政府自己知道、我们知道，甚至于世界各国又哪有不知道的呢？我们的论断，绝不是主观的偏见，是有具体的事实与理由为根据的。”（雷法章《故国河山话外蒙——民国三十四年库伦视察记》载《中外杂志》）蒋经国在《风雨中的宁静》也承认“关于外蒙古的独立问题——实际就是苏联吞并外蒙古的问题”，也知道中国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中国的“国民”一定会说蒋介石的国民党“出卖了国土”，正因为有这一清楚知道，所以国民党要一切遮盖，想用“先立密约”、“公民投票”种种的方式，来达到既卖国又脱罪的目的。但是，正如苏联XX者所说：“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蒋介石辛苦多年的张为幻，最后还是落得个欲盖弥彰。连雷法章自己，在蒋介石死后、在信基督教走火入魔以后，都要小心翼翼地把内幕抖了出来，使我们恍然当时的一些真相。这真是“主耶稣”的“奇迹重现”了!（雷法章曾写《奇迹重现》一文，发表在《基督教论坛》，特此借喻一下。）

　　王世杰从苏联卖国回来，说这个条约可保中苏三十年的和平，要求顺利通过。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四日，九十九位国民党训政时期的立法委员，在重庆国民政府大礼堂集会，由院长孙科宣布赞成的立委请起立的时候，九十五位站了起来，只有四个人反对。于是，国民党总裁、国民党外交部长卖国以后，国民党立法委员也卖国了。第二年，孙科在留美同学会讲“亲美乎？亲苏乎？”有这样的说话：

　　订此条约我们的损失已很大了，但能以三十年友好条约的代价，在三十年中让我们埋头苦干建设起来，则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也还值得。待三十年后，中国强大了，收回损失，尚未为晚，用远大眼光研讨这个条约，所以终于批准了。（《中央周刊》中央日报出版）

　　好个“三十年”的“远大眼光”!何必三十年呢？苏联第一年就给了蒋介石好看。苏联军队在东北奸、掠，孙科在文章中也抱怨，为了避免纠纷，中国政府虽有充分的理由，也装哑巴不说话。

　　苏联既已违约背信，而蒋介石的外交部仍不知采取行动，还在“仍一向恪守其由此约产生之一切义务”呢!签订卖国条约后两年——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二日，王世杰在国民参政会报告，还说：“关于中苏关系，中国政府在过去一年中，系依照参政会之决议，努力求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严格履行。”还说这种傻话呢？直到被苏联耍得七荤八素之后，才在一九四九年，发出《宣布与苏联断绝邦交之声明》，后又在联合国提出控苏案。其实控苏的理由，早在四年前——一九四五年——就已成立，但是为什么要到一九五三年那么晚、那么迟才表态废弃中苏友好条约呢？原来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向国会要求通过废止二次大战的秘密协定，三天以后，台湾这边就废了约。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四日《新生报》载：

　　我废止中苏条约具充分法律根据

　　根本无需与他国商谈　沈昌焕答复记者询问

　　〔本报讯〕政府发言人沈昌焕昨（二十三）晚答复记者询问时，断然否认我国废弃中苏友好条约之决定，系与美总统艾森豪威尔元月三日向美国会提出的国情咨文有任何关联。沈氏强调这是我国的主权行为，“这是我国自己的事，纯粹是中国政府自己的决定”，根本不需与美国商谈。

　　但是邵毓麟明白透露，他在艾森豪威尔否定雅尔塔密约之后，于二月二十五日上午请见蒋介石，报告说：“我国在联合国大会所提‘控苏案’，大会仅决议苏俄并未遵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未予惩处。实则苏俄利用雅尔塔美俄英秘密协定，既逼我签订中苏条约，又凭此约，占领东北，协助中共，使我大陆沦陷。过去我为顾虑美国关系，迟未采取行动，如今美国总统既经公开否认雅尔塔密约，我实应立刻废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昭告国内外人士。”蒋介石听了，连说：“很对，很对，就请你立刻去告秘书长办理。”于是邵毓麟立刻到了王世杰的办公室，说明“奉谕”经过，王世杰一面说“没有想到，没有想到”，一面电邀外交部长叶公超立刻前来会谈。就这样，在当天下午，由国民党外交部发表，正式废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见邵毓麟《奉派驻韩外交代表又无疾而终》，《传记文学》第三十一卷第六期）

　　邵毓麟的透露，说明了为什么苏联早就违约背信而蒋介石不早点废约，为什么拖到八年以后才废约。蒋介石到一九五三年废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固对外蒙古独立等既成事实，不能移动分毫，但是，蒋介石敢在上当后八年，顺着美国人眼色废除此约，也算稍舒窘局，趁此大宣传特宣传，自然也是一件快事。不料，好景不常，又过了八年，外蒙古独立之未足，竟要加入联合国了。蒋介石大吃一惊!因为这时蒋政权在联合国安理会还有否决权在手，外蒙古入会而不否决，即无异承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根本没废；若予否决，则苏联必然也否决日本与非洲许多小国入会，蒋介石的岛国是禁不住非洲小国和美国的迁怒的。于是，蒋介石又放水了!对外蒙古入会问题，它不敢使用否决权了!蒋介石在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二、十四、十六日主持国民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及中央评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发表《贯彻本党的时代使命和革命任务——动员、革新、战斗》，秘密地说：他“避免使用否决权”，是“不得不勉循盟邦之请”，因而不得不又来一次“严重的失败和耻辱”。他说他“避免使用否决权”，“对国内民心士气的影响，则是相当沉重的”。他还说：“在防阻匪伪入会的间接目的上，我们可以算是换取了一次迂回战的胜利”，换言之，如果否决外蒙入会，可能连自己的席次都保不了!

　　蒋介石、王世杰认为同苏联签约，可对苏联有个约束，这是完全不懂近代外交史的。因为在所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前，苏联至少已有过二十三次违约背信的纪录。（详阅李敖《蒋介石研究四集》，页一九九至二ＯＯ）这么多违约背信的纪录，除几次有待一九四五年以后正式证实者外，至少有十八次以上，都在签订所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前违约背信在案。有这么多次前科的国家，居然还同他“友好同盟”，这岂不太无知了吗？何况在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已同苏联订过一个《中苏互不侵犯协定》，第二条中明说：

　　倘两缔约国之一方，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约定在冲突全部期间内，对于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协助，并不为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协定，致该侵略国施行不利于受侵略之缔约国。

　　但在一九四一年三月，日本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在访问德国之后，访问苏联。苏联外交部次长在三月二十七日对国民党驻俄大使说：“斯大林接见松冈，是纯礼貌问题。”四月十一日，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对国民党政府说：“苏联不为自己而牺牲友邦的利益，苏联政府对松冈是照例招待。”但是《苏日中立协定》竟在第三天——四月十三日公布了。一九四一年违约背信如彼，蒋介石、王世杰居然于一九四五年还同它签约如此，还要相信它如此!

　　蒋介石于一九四五年要王世杰拆下的这个烂污，又要蒋廷黻在一九四九年替他绞尽脑汁，去进行控苏案。这就恰像一八七九年（清光绪五年）崇厚跟俄国人订的误国条约一样，害得一八八一年（清光绪七年）由曾纪泽替他擦屁股。中国人真倒霉，在对付俄国人的问题上，老是碰到庸吏误国，并且蒋介石、王世杰这一次，又不知比崇厚失去伊犁严重得多少，除东北的利权外，失去了面积五十八万平方英里，比台湾大四十四倍的外蒙古!

　　外交史家出身的蒋廷黻在《三年控苏的奋斗》一文里，有这样的评论：

　　关于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中苏签订的条约和换文，我一认真研究，就感觉诧异。这个条约与五十年前大清帝俄同盟条约太相同了。

　　条约及换文，就全体看起来，是极有利于苏俄的，简直可说是片面的、不平等的。苏俄如严格遵守这条约及换文，于苏俄只有利而无害。任何公平的研究员，不能避免这个结论。

　　所以，结论是，蒋介石、王世杰之罪浮于崇厚之上。但是即使在腐败的清政府，当崇厚拆了烂污，都要拔去花翎、革职锁拿、下狱论罪；但是国民党政府的王世杰呢？因为肯背黑锅、肯替主子“断腕”，在蒋介石的护航下，一路官运亨通!他不但一身同肩党（中宣部、青年团、监事会、中训团）政（参政会、中央设计局）军（参事室）七机构之首长或幕僚长重任，并且自外交部长而总统府秘书长、而中央研究院院长、而“世仰高贤”（这是国民党《中央日报》所登郑彦的话）而死!

　　在高压的政治统治之下，没有公道与是非可言，然而历史必不容抹杀公道与是非，但是学历史的“海外学人”许倬云，在《追念王雪艇先生》中竟然说：

　　中国在无可奈何的情势下，不得不签订中苏间的新约。明知这是丧权辱国的条约，没有人愿意担任签约的任务。但是国家在那种情势下，此约又非签不可。雪公忍辱负重，毅然出使，不仅任劳，而且为国任怨。天下事，任劳易而任怨难，也只有仗这份问心无愧的书生本色，他才能吞下这口难忍的内心伤痛。这番国之大臣的苦心不是一般血气偾张的虚骄之辈能了解的。（《传记文学》第三十九卷第四期）

　　不仅不秉笔直书，反而要留下呈献谀词的记录。许倬云谈“国之大臣的苦心”，他可想到这个故事吗？就是“军阀”收回外蒙古的故事。一九一九年，外蒙古闹独立，“军阀”徐树铮任西北边防筹备处处长，决定派兵入蒙，于是以西北边防军总司令资格，亲自摆平，前后花二十二天，不费一兵一弹，完成了收复外蒙的工作。他的功业，引出了一段公论。据他的儿子徐道邻在《徐树铮先生文集年谱合刊》里说：

　　先生到京之后，除了向政府报告，还有电报报告在上海的中山先生（十一月二十四），中山先生也有回电庆贺他的成就（二十六日），内中有下面这几句：“比得来电，谂知蒙回内向。吾国久无班超傅介子其人，执事于旬日间建此奇功，以方古人，未知孰愈？自前清季世，四裔携贰，几于日蹙国百里。外蒙纠纷，亦既七年，一旦复归，重见五族共和之盛。此宜举国欢欣鼓舞者也。”

　　徐树铮因为不是国民党，国民党中有些持“非我族类”观点的人，就感到这个贺电太肯定别人了，不高兴。据《国父年谱》：“中山先生这个贺电，还引起了党人（凌钺）的抗议。中山先生批复：‘徐收回蒙古，功实过于傅介子、陈汤，公论自不可没!’”

　　“公论自不可没!”这表示出真正爱国者的与国同休戚，真正爱党者的与人为善，这种公道与胸襟，实在值得学习、值得反省、值得作为榜样。远在一九一二年，国民党就知道外蒙古的重要，戴传贤主持上海《民权报》，就在《蒙古丢了》一文中，警告：“若犹梦梦也，则蒙古非我有矣!蒙古去，而中华民国亦随之去矣!”可见国民党深知外蒙古绝不能丢。外蒙古由“军阀”手中收回，国民党却不如“军阀”爱国；外蒙古由国民党手中失去，国民党却反骂“军阀”卖国，天下还有比这更滑稽的“公论”吗？

　　许倬云说：“国家在那种情势下，此约又非签不可”，亦非事实。连蒋介石都在《苏俄在中国》中说：“我中华民国未曾参加雅尔塔会议，而美政府当时亦未曾咨商我政府，我们自可不受其拘束。当然我们与苏俄谈判订约，亦是受他们美国的劝告，不过曾经我们自己的考虑。”所谓“我们自己的考虑”，根本就是他自己的考虑、为他自己政权的生存考虑，而不是为国家民族百年大计考虑。他怕得罪了美、俄，保不住政权，更怕苏联公然支持中国KP抢他的江山。我们从他的考虑中可以看到，他想以满蒙的高价来收买苏俄不支持中共的用心，十分明显。其实，斯大林原来瞧不起中共，不认为是货真价实的KP，而是“人造奶油式的KP徒”（Ｍａｒｇａｒｉｎ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ｓ），得到蒋介石的天文数字好处之后，确也尽了力气不支持中共，更没有想到毛泽东会取蒋介石而代之。一九四五年八月中旬，蒋连发三电，邀毛赴重庆谈判时，延安于八月二十二日约略同时收到斯大林的电报，促毛去渝和谈。蒋介石一再说，苏联把部分东北日械给了中共，然而毛泽东更以为他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可以从苏军手里接收东北哩!结果全不是那回事。苏军坦克第六集团军司令克拉夫钦科上将向于一九四五年九月六日抵达沈阳的曾克林说：“我们接到莫斯科的电报啦!知道你们确实是毛泽东、朱德的部队，是中国的八路军。不过，我们苏联和中国国民政府订有条约，规定国民政府接管东北的主权。”（转引自辛子陵《毛泽东全传》第二册，页三十八）后来，蒋介石在国共内战中大败，苏联大使跟国民政府一直跟到广州，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就留在南京不走，想跟中共谈谈了。相比之下，苏联还有胜美国一筹之处哩!蒋介石骂“苏俄是没有信义的国家”，美国又如何呢？

　　蒋介石把毛泽东得天下，说成苏联侵华，绝非事实，不过是把自己失败的责任推给苏联，只是遗憾卖了外蒙，仍无法挽救他在大陆的政权。长久以来，除了李敖之外，没有人敢直指蒋介石出卖外蒙。不过，蒋是自承罪愆的。他在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三日，中国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发表《对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二十五卷），有秘密谈话说：“承认外蒙独立的决策，虽然是中央正式通过，一致赞成的，但是我个人仍愿负其全责。”（页一二Ｏ）他还说签约是“我个人的决策”、“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页一二一）蒋介石明确地归属了责任所在。他在签约七年后，自己承认当年签约放弃外蒙古，“实在是一个幼稚的幻想，绝非谋国之道”。（页一二Ｏ）在这《对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开始，蒋介石就表示他“对总理、对革命、对国家和人民应该引咎自责”。互勘与对比了这些文件，我们对抗战胜利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才会有完整的了解；并对自称“民族救星”的“高瞻远瞩”，才会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百城客

第五节　国共和谈因何破裂


　　蒋介石丢掉大陆江山，责怪苏俄帮中共的忙、责怪美国为德不卒、责怪毛泽东谈谈打打!其实，这些都是遁词，和或战都是他的决定。他在抗战后期就想以军事解决KP问题，抗战胜利后在中外压力下，不得不摆出谈和的姿态，但他的“和”无异要人降，根本是逼中共“战”。他原以为可以一举消灭中共，哪知反被中共赶出大陆。他承受和谈破裂之“果”，由于他先种下了和谈破裂之“因”。

　　战时美国的对华政策，近程目标是增强中国的抗战力量，至少不至于溃败；远程目标则是于战后希望出现一强大团结而民主的中国。“民主”，乃是与法西斯、马克思鼎足而立的三大潮流之一，美国是盟主，故民主亦可为亲美的代名词。“团结”，才能解决当时中国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尤其是国共间的矛盾，才能统一、才能避免美国国务卿伯恩斯（Ｊａｍｅｓ Ｆ． Ｂｙｒｎｅｓ）所谓的“兄弟阋墙之争”（ｆｒａｔｒｉｃｉｄａ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见Ｂｙｒｎｅｓ，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Ｆｒａｎｋlｙ Ｐ．２２６）、才能有效地打败日本、才能成为像个样子的现代国家。“强大”，因为中国太弱，非强大不足以于日本败亡后，填补权力真空，成为亚洲的稳定力量，罗斯福以四强名义相授，可说是给中国打一强心针。这是罗斯福的既定政策，而由杜鲁门全盘承继。罗、杜两总统先后派遣居里 （Ｌａｕｃｈｌｉｎ Ｃｕｒｉｅ）、威尔基、华莱士、赫尔利（Ｐａｒｔｉｃｋ Ｈｕｒｌｅｙ）、马歇尔（Ｇｅｏｒｇｅ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等特使来华，都直接、间接与执行此一近程、远程的政策有关。即使蒋介石所指责的“亲共”的史迪威，也是奉行此一政策的。以近程言，为了有效击败日本，扭转中国战场的劣势，美国想武装八路军也是顺理成章之事，更不必说当时美军原有在中国沿海登陆的计划，需要包括共军在内所有中国军队的配合。以远程言，从美国人的现实观点看，中国要民主团结，必须先要容纳包括中共在内的各党各派。美国人固然全力支持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政府，但也不喜欢蒋介石XX。所以“亲共”的史迪威固然冒蒋介石之大不韪去延安，“亲蒋”的赫尔利也要冒蒋介石的大不韪去延安。蒋介石虽向美国人力言国际共产主义的阴谋，但美国政府的情报确认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疏而不密。伯恩斯、赫尔利与斯大林等苏俄领导人接触中，也体会到俄国KP对毛共的轻蔑与不在乎。当时在重庆的美国使馆中不少外交人员即认为毛泽东仅仅是土地改革者，未免失之天真，但是中共不是苏俄的第五纵队而是一股中国内部势力，并赢得不少民主人士的认同，乃是不可动摇的事实。既然是国内势力，从美国人的观点看，非团结不足以言民主。更重要的，不团结中共，中国内战势不可免。内战一打起来，民主统一的中国固然泡汤，甚至造成亚洲的动荡，威胁世界和平，既不符合美国利益，亦非美国人所乐见。罗斯福的副总统华莱士于一九四四年访问重庆时，即亲闻蒋介石一意诋毁中共时，充满恼恨与拙劣的逻辑（ｆｕｌｌ ｏｆ ｂｉｔｔｅｒ ｆｅ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ｏｏｒ ｌｏｇｉｃ），担心他将成为中国的克伦斯基（Ａ．Ｆ．Ｋｅｒｅｎｓｋｙ）（见Ｂｌｕm ｅｄ．，Ｔｈｅ Ｐｒｉｃｅ ｏｆ Ｖｉｓｉｏｎ，Ｐ.３５１）可谓不幸而言中，最后毛泽东取代蒋介石正如列宁取代克伦斯基。老蒋失去了江山，也伤害了美国的利益。

　　明了美国对华政策，才能理解为什么蒋介石的胡宗南大军包围陕北，养兵八年，时时窜动。而日本宣布投降时，虽然国共摩擦更趋激烈，仍不能立即用兵于一朝，直攻解放区，即因蒋不敢冒美国之大不韪，遽然发动内战也。国内厌战、反战的民意，在蒋介石心目中尚属次要。

　　事实上，国共和谈的始作俑者原是美国人。蒋介石在抗战期间对解放区采封锁与防堵甚至攻击的策略，不会主动与KP和谈。然而罗斯福有鉴于蒋介石对日作战表现差劲，亟欲加强其作战能力，乃想到整合共军武力。再由于若干美国记者突破封锁线，访问延安，印象颇佳，认为极有气象，与重庆之委靡不振，呈现强烈的对比，更促进美国政府谋求联合共军、增进中国抗日实力的需求。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一日罗斯福派代表居里至渝，停留十六日，与蒋谈话十四次，谈及“防共而不抗日”的问题，敦促蒋“对KP尽量优容”。（见《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五卷（上），页二Ｏ一四）开罗会议之后，罗斯福又派副总统华莱士（Ｈｅｎｒｙ Ｗａｌｌａｃｅ）来华，任务也包括劝蒋与中共谈判。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华莱士与蒋长谈四次。蒋强调中共比俄共更“共”、更坏，尽量挑拨离间之余，仍只好答应美国军事代表团访问延安。（Ｂｌｕｍ ｅｄ.，Ｔｈｅ Prｉｃｅ ｏｆ Ｖｉｓｉｏｎ：ｔｈｅ Ｄｉａｒｙ oｆ Ｈｅｎｒｙ Ａ．Ｗａｌｌａｃｅ，１９４２—１９４６，Ｐ．３３２—３３３，３５１—３５２）这个一二十人的代表团，就是所谓“狄克西团体”（Ｄｉｘｉｅ Ｍｉｓｓｉｏｎ），或称“军事观察团”（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ｓ Ｍｉｓｓｉｏｎ），为蒋介石所不愿见的美毛关系之突破。蒋不愿见，因美毛军事合作若有进展，蒋势必无法独占美援，将更增强共军实力。其实当时在华不少官员，包括史迪威在内，都主张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援助延安以抗日。

　　不久罗斯福又派赫尔利于八月间以总统代表身份抵达重庆。此公军人出身，俄克拉何马州人，自信极强而天真烂漫。他于美国对华政策固然一清二楚，但对中国的情况却一知半解。他受到蒋氏夫妇热情招待，对蒋产生好感，在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政府的政策下，积极助蒋团结抗日，助蒋建立军政统一的有效政府。换言之，他愿把赌注完全放在蒋之一边。即使如此，他仍须继续美毛间的对话，以及化解国共间的矛盾。他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七日，以代理驻华大使的身份，亲自飞往延安，促进国共军事力量的统一。毛泽东答以统一团结先须使中共分享美援，赫尔利认为可由一个联合的国民政府来分配美援，并相信蒋介石会接受此议。周恩来乃应赫氏之请，同返重庆做进一步商谈。此无异由赫尔利逼成国共和谈。但蒋介石只肯“承认KP公开之地位”，即此一点，尚需整编共军为国军，“完全由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绝对不答应联合政府，其实仍然要中共投降，与赫、毛在延安所得五点共识相差甚远。周恩来致函赫尔利，重申取消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之主张。蒋介石则以筹组容纳中共的“战时内阁”，作为回应。赫尔利乃转而支持蒋氏主张，使蒋“政治攻势”得逞。（参阅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四七三、四七六、四八五）简言之，赫氏赞同中共交出武力，然后邀KP到蒋介石政府来做官的那种联合政府，认为是合理解决的办法。（参阅Lｏｈｂｅｃｋ，Ｐａｔｒｉｃｋ Ｊ． Ｈｕｒｌｅｙ，Ｐ.３１３—３１８）美国派在延安的军事观察团团长包瑞德（Ｃａｌ． Ｄａｖｉｄ Ｄ． Ｂａｒｎｅｔｔ）曾向毛泽东说：“你们要听一听赫尔利的话，派几个人到国民党政府里去做官。”毛回答说：

　　捆住手脚的官不好做，我们不做。要做，就得放开手放开脚，自由自在地做，这就是在民主的基础上成立联合政府。他（包瑞德）说：“不做不好。”我问：“为什么不好？”他说：“第一、美国人会骂你们；第二、美国人要给蒋介石撑腰。”我说：“你们吃饱了面包，睡足了觉，要骂人，要撑蒋介石的腰，这是你们美国人的事，我不干涉。现在我们有的是小米加步枪，你们有的是面包加大炮。你们爱撑蒋介石的腰就撑，愿撑多久就撑多久。不过要记住一条，中国是什么人的中国？中国绝不是蒋介石的，中国是中国人民的。总有一天你们会撑不下去!”（《毛泽东选集》第四册，页一Ｏ三一）

　　毛泽东口气很大，充分显示不可能参加做官的联合政府，然而赫尔利初未料到蒋介石连做官的联合政府都不太情愿，更不必谈一九四四年九月在国民参政会上，所提出的废止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要求了。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抗战期间虽然国共合作，但中国KP仍然是非法的，KP参加国民参政会是以“文化团体”的名义出席的，可见蒋对中共一直采取否定态度。除非中共自甘否定，无论“使用”或“联合”都无法真正落实。

　　赫尔利抵渝时，蒋介石与史迪威已闹得很不愉快。史迪威向蒋展示罗斯福的谴责函后，赫责史之不是，有助于蒋介石的“以夷制夷”，帮忙把史迪威给“制”掉了。史迪威离华后不久，美国驻华大使高斯也辞职，遗缺即由赫尔利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承继。赫尔利大使便成为蒋介石的护航员，一九四五年五月国民党召开六全大会，赫尔利更产生乐观的幻想，以为蒋会走民主的路，中共可被迫合作（Ｂｕｈｉｔｅ，Ｈｕｒｌｅｙ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c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Ｐ．２１４），殊不知蒋在大会上做政治报告，明说要“消灭KP”（原件今存南京二档馆国民党中央党部档），而非合作，因而赞同蒋召集蒋所控制的国民大会，无视各党派联合政府的主张，并附和蒋要求中共交出军队、交出地方政权，最多只能从蒋获得中共“合法地位”的让步。一九四五年四月，赫大使在美京华府更发表声明，强烈支持蒋介石政府，替蒋之国民大会捧场；指责中共是分裂主义者，拒绝参加联合政府。赫尔利以为蒋之国民大会若成功召开，中国便可民主统一了。结果他拥蒋反共的立场，得罪了毛泽东，被毛指为与蒋合唱反共双簧，鼓励蒋打内战。七月间召开的参政会，中共也拒绝参加了。

　　赫尔利的扶蒋、拥蒋立场也引发重庆美国使馆内部的剧烈争辩，使馆人员如谢伟思等认为赫尔利的做法，将使国共内战不可避免，有违美国政策。他们甚至认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而非重庆。要军援延安，告知蒋即可，无须与他协商。把一切的赌注都放在蒋之一边，何异与僵尸共舞。赫尔利则怒斥这些人亲共反蒋，甚至送上红帽子。（参阅Ｅｓｈｅｒｉｃｋ ｅｄ．，Lｏｓｔ Ｃｈａ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Ｐ．３３３—３６３）大使与使馆职员的辩论，取决于政治多于雄辩，而罗斯福正风烛残年、奄奄一息，自然站到大使的一边，不久于四月中旬病逝，美国的政策遂定位于“扶蒋”之上，军援中共之意亦完全打消。（参阅Ｂｕｈｉｔｅ，Ｈｕｒｌｅｙ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Ｐ．１９３—１９４）

　　赫尔利自斯大林获得更明确不支持中共的保证，这位国际共产首领甚至向美国人说，延安中共并非真正的KP（此点很可能受到王明的影响）也不认为毛泽东可能夺取政权。即使蒋要吃掉延安，他也不在乎，更赞赏蒋是一“大公无私的爱国者”。此显然完全赞同美方的扶蒋政策，故赫尔利向刚上任的杜鲁门总统说：“斯大林无条件地同意美国对华政策。” （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七卷，页三四Ｏ）赫于四月二十四日返回重庆后，深信由于苏联的合作，可以逼中共就范，统一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之下。但是毛泽东于六月十一日中共七大会议上，发表谈话，题目是《愚公移山》，公开反对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全文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册，页一ＯＯ一至一ＯＯ四），并不就范。蒋介石老实不客气，于七月二十一日，指示胡宗南向陕、甘、宁边区的淳化县发起攻击，进驻爷台山，威胁延安。中共《新华日报》大举揭露此事，攻击重庆发动内战。美国毕竟不愿见内战发生，更不愿在日本投降之前，国共继续发生严重军事冲突，魏德迈将军乃命美军人员分驻国共接壤之处，以制止之。（参阅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五二七、五二八）

　　八月十日已有日本即将无条件投降的消息，然此时日军仍然占领自东北至广东的大量中国国土，立即发生接收与缴械的问题。蒋介石的嫡系主力偏处西南，就地理位置而言，共军显具接收失土的优势。蒋即以统帅名义，命令共军“驻防待命”，不准“擅自行动”。蒋之用心，当然可以理解，但命令一支抗日的军队于敌人将要投降之际不准进攻、不准缴敌人的械、不准受敌人的降，必然说不过去，于理有亏。毛泽东针锋相对，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向蒋介石发了两通电报，指出“驻防待命”的命令，有违国家民族利益，有利于敌人，碍难遵行。（详阅《毛泽东选集》第四册，页一Ｏ八七）不过，在接收问题上，由于汉奸周佛海出任蒋之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 （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五三一》），以收编三十余万伪军（参阅王俯民《蒋介石详传》，页二三Ｏ至二三二），冈村宁次的通力合作，以及美军协助并提供海空运输服务，蒋之劣势一变而为优势。毛泽东洞悉此情，早于八月十三日以新华社评论员名义，发表《蒋介石在挑动内战》一文，向“全国同胞全世界人民宣布：重庆统帅部，不能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真正抗日的军队”，要求解放区抗日军队直接派遣代表“参加四大盟国接受日本投降”。（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册，页一○三七）当蒋介石的发言人称朱德及共军为“人民公敌”，毛即反唇相讥说“提起人民公敌，谁都知道这是指着谁”，“他叛变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他将中国人民推入十年内战的血海，因而引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胜利到来了，他叫人民军队驻防待命，他叫汉奸维持治安，以便他摇摇摆摆地回南京”。（见同书，页一Ｏ四七）毛将“人民公敌”这顶帽子奉还，套在蒋介石的头上，国共长期“摩擦”之余，大有于日本宣布投降前后，爆发全面内战的危机。

　　日本昭和天皇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向世界广播，正式宣告无条件投降，全国庆祝抗战胜利，但蒋介石的心情十分复杂，忧喜参半，甚至忧多于喜。当日向全国及世界广播，即以“要爱敌人”为说，竟将日寇加诸中国军民的苦难与残暴一笔勾销，因其心目中别有牵挂，就其“革命使命”而言，反共一直重于抗日。他在同年九月九日的日记中感叹道：

　　呜呼!抗战虽胜，而革命并未成功；第三国际政策未败，共匪未清，则革命不能曰成也，勉乎哉!（《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五卷（下），页二六七一）

　　他若能为所欲为，必以朱德不奉“驻防待命”之令，向已被包围的解放区展开全面进攻，一举荡灭他恨之入骨的“共匪”，完成他的“革命”，抗战尚未胜利时，他就亲口告诉他的学者顾问拉铁摩尔，“战后中共问题必须要用武力解决”（Ｌａｔｔｉｍｏｒｅ， Ｃｈｉｎａ Ｈｅｍｏｉｒｓ，Ｐ．１３９），自然无意组织什么联合政府，但当时国内外情势绝不允他明目张胆地立即发动内战，不过，他已掌握和平攻势的有利条件。美国扶蒋态度已十分明朗，中苏友好条约已经谈妥，斯大林已公开揄蒋抑毛。延安在国内遭到围困，在国际上更形孤立。既然大家要和，何莫展开和平攻势，在有利的情况下，逼对方就我之条件而和。日皇宣布投降之前一天，在赫尔利的敦促下，认为重庆与莫斯科间的联盟，必能迫使毛泽东前来请和（Ｌｏｈｂｅｃｋ，Ｐａｔｒｉｃｋ Ｊ． Ｈｕｒｌｅｙ，Ｐ.４０４），蒋乃亲自急电延安，请毛泽东“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当时国共间因“驻防待命”问题有纠纷，故毛复电称俟蒋对此事表示意见后，再考虑会见。于是蒋于二十日再度电毛，把“驻防待命”推说是盟军总部的规定，说是“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云云。然后再亟力促驾，说是“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又说：“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言下之意，若不来，岂不是不体念国家艰危、悯怀人民疾苦矣。这是何等压力!毛遂于二十二日复电，谓先派周恩来前来接洽。蒋怕毛推托，于接此电报后翌日，三度电毛，谓周氏来渝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并“已准备飞机迎迓”，做进一步之敦请，而电文均公诸报端，众目睽睽，促驾来势之汹，犹如钱塘之潮，一波高过一波，难以抵御。毛只能于二十四日急电重庆，表示“极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来往电文见《重庆谈判资料》，页四至八）

　　蒋之紧迫邀请，乃是运用匠心的一种招数，显欲将毛一军，而且无论来否，自以为均操左券。若不来，蒋可说毛无和平建国诚意，不仅可卸内战之责，且可将此责加诸对方。若来，蒋可以主人的优势、有利的情势，逼毛接受自定的和平条件；如不接受，再加之以武力，亦可谓先礼后兵矣，剿抚并用矣。

　　延安方面接此一招，的确沉重，压力来自四面八方。然而蒋氏囚禁政敌的前科累累，诸如李济深、胡汉民、张学良、杨虎城等不一而足，利用特务暗杀，亦屡见不鲜。虽说美使赫尔利愿做安全保证，但夜长梦多，防不胜防，万一事发，推说意外，亦莫可奈何。然而无论风险多高，毛势在必行，否则未决雌雄，已输了一招，绝非毛泽东所肯为，所以毛应蒋之请，并不意外。中共中央要求魏德迈派美机接送，赫尔利陪同，以防意外，并决定毛外出期间由刘少奇主持大计，都是以防万一，设想周到的举措。

　　毛泽东于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下午，由赫尔利、张治中、周恩来、王若飞陪伴下，自延安飞抵重庆。蒋介石当晚在林园官邸设宴欢迎，尔后在八月二十八日的日记中写道：

　　正午会谈对毛泽东应召来渝后之方针，决心诚挚待之，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五卷（下），页二六五五）

　　毛来渝前的正午，蒋才集会商讨方针，临事才抱佛脚，原无新的腹案。诚挚相待尚须“决心”，可见诚挚来之不易。所谓政治与军事整个解决，仍然是他一贯统一军令与政令的说法，也就是要中共交出军队与政权。因此，所谓政治要求予以宽容，极限不过是给予中共合法地位以及允许到蒋政府做官而已。蒋氏和平条件更明确见诸于八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之中，他列出三条：

　　一、不得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也。（前引书，页二六五六）

　　另组联合政府根本不在考虑之列，蒋欲逼和之心，已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毛泽东在重庆一住四十余日，蒋毛会见时间不长，正式商谈五次。欢迎晚宴时，蒋介石一身戎服，胸前勋章耀眼，似乎是向毛显示他是最高统帅。蒋氏夫妇以茶会招待苏联大使彼得罗夫时，请毛作陪；又邀毛与美国大使一起吃午饭，似乎是向毛显示他有美苏两大国的支持。蒋以声势慑毛，显然无效，穿土布中山装（即列宁装，后来又称毛装）的毛泽东，绝不屈服，使蒋“脑筋深受刺激”。十月十日临行前毛要求宿于林园，翌晨共进早餐，但话总不投机。毛离去后，蒋散步林园一周毕，于记事批阅公文之余，“甚叹共党之不可与同群也!”（前引书，页二六八八）

　　蒋介石在“统一军令政令”的底线下，根本不会允许解放区与八路军的存在，也不会同意重起炉灶，组织联合政府来完成军令与政令的统一。在此情形下，和谈不可能谈出任何可行的结果。毛泽东同意缩编若干军队，退出若干解放区，只是表示一点诚意，距离蒋的要求尚远。国共重庆和谈后所签订的《双十协定》，明眼人一望可知，不过是装点门面，根本问题并未解决。

　　唐纵在日记中透露，蒋介石说毛泽东本欲趁日本投降占领华北，因来渝谈判而未成。（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五九一）事实上，在和谈期间，美军出动陆战队助蒋占领华北。就蒋而言，此次和谈的真正收获乃是达到缓兵之计的目的，使蒋军获得宝贵的时间，由美国海空联运送部队到华北。不过，“毛”翁失“土”，却在统战上大有收获。毛泽东、周恩来一行以贵宾身份抵达重庆，逗留将近七周之久，周旋于各界人士之间，往往侃侃而谈，时时心心相印，赢得无数同情与支持，而毛氏一曲《沁园春》咏雪词，“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气势不凡，使很多士人倾倒。

　　蒋介石于重庆和谈期间，已秘密分发在江西时订定的原《剿匪手册》，准备展开军事攻势。同时授意张治中密电胡宗南，谓：“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做具体谈判，如彼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中共代表团关于张治中向胡宗南传达秘示致中央电》）事有凑巧，《双十协定》签订前二日，一架国民党运输机迷航，降落在太行山麓的共区，查获编号为三二五一代电的蒋致阎锡山密件，附《剿匪手册》两本，泄露了“剿匪”的天机（见叶永烈《毛蒋争霸录》，页四二八），《双十协定》签订后，蒋失望之余再密令各军努力进剿，想以饿虎扑羊的兵力，完成军令与政令统一之任务，不宣而战的国共内战实已爆发，但是进展迟滞，并不如蒋氏想象那样容易克奏肤功。

　　中共于日本投降后，虽知美、苏两大国均支持蒋介石，仍然不肯屈和，继续强硬抵抗。软的不吃，硬的也不吃，不仅出蒋意料之外，也出美国人的意料之外，还误以为斯大林与毛泽东有什么默契呢。其实斯大林得到满蒙利益后，很愿帮蒋的忙，只是对在华美军感到疑惧。斯既对毛冷淡，毛自亦不必买斯之账。一时之间，瞧不起秦皇汉武的毛泽东同时与蒋介石、斯大林、杜鲁门对抗起来了。

　　支援蒋介石的在华美军，旁观者清，很快看到蒋军不可能迅速解决共军，遂怕被卷入中国内战。更何况中共已对美军助蒋提出抗议，苏联也要求美国自华撤兵，杜鲁门基于中国统一的原则，武力统一既不可能或代价太大，只有回到和平统一的日程上来。要和平统一，国共又必须要回到谈判桌上来。美国不得不再度扮演仲裁的角色。赫尔利大使的亲蒋反共立场既过于明显，又与国务院在反共问题上搞得很不愉快，遂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辞职返美。杜鲁门乃特命马歇尔以总统代表赴华调解国共争端。当时，马歇尔在美国的地位仅次于总统杜鲁门，而声望或更过之。美国派出这样一位重量级的人物来做调人，可见对国共问题的重视，以及要维护美国对华政策之心切。

　　马歇尔于一九四五年年底飞抵重庆，带来的不仅是马氏个人的声望，还有“胡萝卜与棍子”（ｃａｒｒｏｔ ａｎｄ ｓｔｉｃｋ）——如果听话，不打内战，和平建设，美国将提供大量经援与军援；若不听话，则停止一切援助。蒋介石对马歇尔原有顾忌，因他与史迪威私人关系甚笃。马歇尔固然不至于以私害公，但他绝非亲蒋之人，更不会赞同蒋之个人XX和一党专政。民主的联合政府，依马歇尔之见，乃理所当然之事，也是和谈必需的先决条件。蒋必须依靠美国，并无拒绝马歇尔调停的余地。蒋之法宝无非是强调中共乃苏俄之附庸，以迎合美方对俄冷战的心态。不过美方则认为，若国共不能合作，导致内战，反而失去以中国牵制苏俄之实力。（参阅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ｓ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Ｃｈｉｎａ Vｏｌ．1，Ｐ．６—７）

　　马歇尔与国民党代表张群、KP代表周恩来组成三人小组，经过六次会议，于一九四六年元月十日获致停战协议，于十四日零时生效。同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也终于在国民政府大礼堂召开。（此会议之得以召开，实由于美方之压力，见Ｂａｈｉｔｅ，Ｈｕｒｌｅｙ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licy，Ｐ．１８６）出席代表除国共两党之外，还有青年党、民盟和社会贤达。

　　政协一直到月底才闭幕，中共在民主党派与自由分子的支持和合作下，颇占上风，诚如唐纵所说：“在政治协商会，政府好似在受裁判，其屈辱难堪，令人难受已极，但又无可如何。”（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五八Ｏ）最后通过五项决议，虽于国府委员名额有所争执，但重要的是确定政府改组，结束一党专政。蒋介石在开幕式上宣称他将接受政协的决定，他在闭幕式上更讲得甚是冠冕堂皇，声明拥护政协订定的《和平建国纲领》，愿以“保障民主自由为职志”，以“建立法治国家为目的”，甚至说今后的政府要由各党派的中坚分子以及社会贤达，共同来负责，说是“建国的重担，既不是国民党一党的责任，更不是中正个人的责任”，最后还说：“今后中正无论在朝在野，均必本着公民应尽的责任，忠实的坚决的遵守本会议一切的决议。”（蒋介石致词全文见重庆《中央日报》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话说到这里，毫无疑问，蒋介石已遵从政协的民主自由决议，愿意结束一党专政，改组联合政府。（参阅 Ｖａｎ Ｓｌyｋｅ，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ｓ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Ｃｈｉｎａ，Ｖｏｌ．１，Ｐ．２４）当时在场听蒋致词的人，很难怀疑他的真诚，以为内战可免、民主在望。但事后看来，讲词中所谓“中正个人从幼年起，对政治是不感兴趣的，平生的抱负和事业是只知献身于国民革命，以期救国救民”，语气已见矫情，而言外更有一段别含深意的话：

　　我相信，我们国内此后不会再有私有的武装军队、分立的地方政权，来妨碍政令与军令的统一。否则无论如何高唱民主，而事实上所表现出来的必是各行其是的假民主，甚至完全是反民主的行动。

　　在此他暗指中共党军（私有武装）与解放区（地方政权），妨碍了政令与军令的统一。换言之，中共如不交出军权与政权，则政协所标举的民主是假民主或反民主。他拥护他认为的真民主，自无义务顺从“假民主”。就此而言，他要中共投降的基本立场，并未改变。问题在于他把中共的武力定位为党军、是私有的，而把他自己的嫡系军队以及国民党党军视为整个国家的军队。事实上呢，国共两党是各拥有“武装军队”的政党。叶公超曾向蒋介石提及，英国人问起国民党政权既从武力取得，何以中共武力即为罪恶？蒋介石的答复是：“吾人推翻清帝制与军阀割据，不得不有武力，今无此目标，自应不能私有武力。”（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五六八）他应想一想，清帝制与军阀割据之所以被“推翻”，由于封建腐败不得人心，而此正是当时国民党一党专政重蹈覆辙的弊病，KP正可以此理由，拥有“私有武力”来推翻国民党专政与蒋介石的XX!

　　若知蒋氏真正的意图之后，始能理解为何他于公开尊重政协决议之余，不仅不付诸实施，反而反其道而行之了。唐纵的日记已经承认，蒋介石在“国际要求”下，不得不召开政协的，并非心甘情愿，认为“此次政治协商会议是失败的”，是一种“屈辱”（见《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五七八、五八Ｏ、五九一），美国人也早就清楚明白，蒋介石一心一意要以武力使中共屈服。他们说蒋挟持了中国成为一个民主而富裕国家的一线希望。（参阅Ｕ．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ｗｉｔｈ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１９４４—１９４９，Ｐ．９０； Ｈａｙｆｏｒｄ，Ｔｏ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Ｐ．２０５）

　　更不幸的是，政协开会期间，大批特务多次前往捣乱，侮辱出席代表。政协的民主同盟代表黄炎培与张申府的居处，被便衣人员侵入骚扰，民盟提出严重交涉，请求查究，国民党代表孙科以政协主席资格，表示道歉，但特务仍未收敛。一九四六年二月十日上午九时，近万群众在重庆较场口庆祝政协会议成功时，特务又来闹场，高声喊打，大会总指挥李公朴、政协代表郭沫若、马寅初、施复亮等被殴伤，造成流血的暴力事件。过了不久，重庆的中共《新华日报》社与民盟的《民主报》社也被暴徒捣毁，报社人员多被殴伤。民盟主席张澜特于二月二十三日致函蒋介石，指出特务一再闹事，虽一再“请求政府惩办祸首”，没有结果，而又发生捣毁报社事件，责问蒋介石说：

　　使我公知之而故予优容，则人将疑其不诚；使我公竟不知之，则人将谓其不明。中国民主同盟同人本于爱护国家、促成民主，并为维持我公威信起见，谨请迅予严惩较场口血案及捣毁《民主报》、《新华日报》之主使人，并解散特务组织，责令陪都各治安机关切实保证以后不再发生同样事件，使人权获有保障，而政治协商会议所郑重通过之一切决议，得以确实进行。（载《政治协商会议资料》，页四六五至四六六）

　　特务根本是蒋之工具，若非示意，哪会伤人？唐纵日记中透露，二月六日官邸汇报时，蒋主席即有“对民主同盟为共党做鹰犬应予膺惩”的指示（见《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五八七），张澜的责问和要求岂非与虎谋皮？

　　蒋介石怂恿特务的结果，终于出了大乱子、吃了大苦头。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在政协开会期间被特务打破头的李公朴在昆明被暗杀了。四天以后，著名的西南联大文学教授闻一多在参加李公朴追悼会后也被人枪杀了。李、闻都是民盟的骨干分子，蒋介石一直认为民盟是KP“鹰犬”、一直想要“膺惩”，所以事发之后，十目所视，莫不视向特务，成为震动中外的重大政治谋杀事件。民盟失去两大要员，固然打击不小，但蒋介石及其政府受到的冲击更大，对国民党的最后溃败，有推波助澜之功，不亚于几个师的威力。

　　民盟秘书长梁漱溟亲往昆明调查此案后，于八月二十五日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报告调查经过和结果：

　　可以用吞吞吐吐四字来说明此案。一是李案“未捉获凶手”，只拿出闻案来“公审”，是李案“吞”而闻案“吐”。二是承认是昆明警备司令部两个中下级军官干的，这是“吐”；但是出于凶犯“个人气愤”，这样就“吞”去了暗杀的主谋者。三是“公审”只许中央社记者参加，这是“吐”；但拒绝《大公报》记者及其他报社记者参加，这是“吞”。四是“公审”好像审判完结，这是“吐”；但问是否再审，他们答不出来是“吞”。（梁漱溟《忆往谈旧录》，页二二九）

　　此案之所以不能在高压之下一口“吞”了，因为特务干得太明目张胆、民愤太大，然而梁漱溟的调查毕竟无以查出整个内情，内情必须要由里面的人来透露。当时戴笠已因飞机失事去世近四个月，蒋介石派唐纵到昆明去处理这件案子。唐赴昆明前，于七月二十二日凌晨五时接到军统人事处处长郑修元（化名郑履冰）长电，“报告李、闻案与警备部有关”。唐于二十三日飞抵昆明，郑修元以及云南警务处处长李毓桢与昆明警察局长龚少侠向他“报告李、闻案真相与经过情形”，唐要他们“对外谨慎言论”。唐于二十六日由昆明飞上海，翌日飞九江，前往牯岭去见蒋介石报告此行经过，唐说：

　　主席愤怒犹未已，大骂霍揆彰是疯子。余曰，闻一多于招待记者会时，侮辱领袖，力斥特务分子，刺激过甚，青年人血气方刚，一时控制不住。主席长吁短叹，曰：汝再赴昆明一行。（《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六三四）

　　事情闹得太大，失了面子，所以蒋介石大发脾气，大骂霍揆彰。霍揆彰何人？乃警备总司令也，又是陈诚的亲信。唐在牯岭遇见陈诚办公室高参张振国，说是霍受领袖痛骂，无计可出，彼已函昆明稽查处将行动有关人员拘捕，挺胸做烈士!七月二十八日下午三时，蒋又召见唐，唐向蒋陈明：

　　李闻二案宜分开，以示非有计划之行动，闻案以受刺激而出于义侠之偶然行为，李案以云南人出面承担，为报复李公朴构煽部队之义侠行为。主席曰，不好，李案如不破，则暂作悬案。（前引书，同页）

　 “以示非有计划之行动”，岂非“此地无银三百两”？无异自认是警备总部有计划之行动，为了向社会交代，必须编造故事。李案的故事编造得不好，所以蒋介石要把它暂作“悬案”。唐纵于七月三十一日再度飞往昆明，与卢汉、顾祝同、霍揆彰等商量具体步骤。云南省主席卢汉说：“案情不必调查，已成公开秘密。”当时的公开秘密就是特务干的，乃决定“由地方青龙、金马等组织中挺出一人担当本案责任”。（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六三五）已可证明原非两个中下级军官因一时气愤而杀人，乃是警备总部有计划的行动，所以才必须找替罪羊出来“担当责任”。

　　唐纵得知全部真相，并以特务们的案情报告“简略草率”，为之“甚不怿”!（见同书，页六三七）他的日记所记虽语焉未详，但蛛丝马迹已很清楚，很可旁证沈醉于《军统内幕》一书中所说霍揆彰实系主凶：

　　霍杀害这些民主人士的目的，原来是想讨好蒋介石，希望改派他当云南省政府主席。因为霍是陈诚系中的重要骨干分子，他从陈诚口中了解到蒋介石对同情中共的民主人士一向恨之入骨，满以为这样一来可以更加得到蒋的宠信，却没有想到竟会得到相反的下场。（下册，页四五七至四五八）

　　陈诚说蒋恨民主人士入骨，完全正确。事实上，案发前一个多月的六月五日，蒋有明确指示“对民盟不必姑息”，“应施打击”。（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六二二）霍不“姑息”民盟分子李公朴、闻一多以邀宠，则蒋虽不杀李、闻，而李、闻却因蒋而死矣。美国方面对此事件的反应是十分强烈的，杜鲁门总统于八月十日写了一封“措辞严峻”、“甚至唐突”的信，要求中国大使馆立即转送蒋介石，其中特别提到“最近昆明发生暗害中国著名自由主义者事件，不容忽视，这些残暴的谋杀事件不论其责任谁属，其结果已使美国注视中国局势，且日益认为中国当局只图以军队或秘密警察等暴力解决重大社会问题，而不采取民主手段”。（见《顾维钧回忆录》第六册，页十七）马歇尔亦曾于有人在场时，当面向蒋介石提及李、闻二教授被刺事，令蒋十分难堪。（Ｒｅａ ＆ Ｂｒｅｗｅｒ ｅｄ．，ｔｈｅ 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 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Ｐ．２—３）

　　蒋介石连手无寸铁的民盟都容不了，遑论“小米加步枪”的中共，更遑论联合政府!但是联合政府乃是战后和谈的基础，基础既不存在，则国共停战不过是暂时的，虚有其表耳。至国共在东北公开兵戎相见，一发而难以收拾矣。

　　苏联军队进据东北后，最初阻止中共接收，然而由于蒋介石的过度亲美以及美军出现华北，使苏军延迟撤兵（斯大林要求美军同时撤出未果），乃不再阻止新四军与八路军发展。苏军于一九四六年四月十四日撤出长春，即由三万中共军队进入，逼投降国民党的伪满军退出。蒋遂以“俄国已决心在北满制造KP伪政权”（见蒋介石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日反省录）为理由，密令徐永昌进剿。此时虽距公开内战还有好几个月，但“停战”变成断断续续的“休战”，和平基本上已名存实亡。

　　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苏军撤出东北，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回到南京，五月五日宣布还都，五月六日斯大林邀蒋介石访俄，蒋竟然认为是“离间中、美关系之最大阴谋”而加以拒绝。五月十九日开始在东北发动攻击，先后攻克四平街与公主岭，又于二十三日攻占长春。蒋原说共军非撤出长春不能继续和谈；马歇尔乃要求蒋下停战令以免扩大，而蒋以视察东北为名，告诉马歇尔回来再说。蒋显然觉得一举夺取长春，证明中共实不堪一击，乃想大打一阵后再停战。宋美龄陪蒋介石于五月二十四日抵达沈阳后，致一英文长函给马歇尔，除表示仍将遵守前订停战协定外，提出三项要求：一、中共让中央政府接受东北主权；二、中共不干涉恢复全国交通；三、国共代表意见不一时，美方有最后决定权。马将此函交周恩来，周于二十六日回信，原则上同意作为谈判的基础，只对所提三项要求略做澄清，并要求停战。但停战须等蒋回京，蒋到六月五日才回到南京，马歇尔立即要蒋宣布停战以便和谈，而蒋仅允休战十日，说是所有条件谈妥后再正式停战。马要求无限期停战，但蒋仅略做让步，允多休战五日（参阅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ｓ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Ｖｏl 1，Ｐ．１３６—１３９）及休战期限将满，在各方压力下，蒋再延八天。最后中共对宋美龄提出的三项要求多少做了让步，但蒋介石又提出新要求，就是苏北地方政权问题。蒋不仅要共军自苏北撤走，而且共方警察、保安以及行政人员也须撤走，完全由国民党接收。中共不答应，只允按照政协决议原则选举改组政府之后，由新政府来接收。至六月二十九日休战期满前夕，虽经马歇尔苦心劝说，蒋仍不肯接受马氏的解决方案，也不肯暂行保留未有协议部分，不肯签字停战。也不愿宣布谈判破裂，于七月二日要国共五人小组：周恩来、董必武、邵力子、王世杰、陈诚去商谈未了问题，谈了十天仍无结果，蒋借此下令开火，并立即登上庐山，显然是要躲避马歇尔。

　　马歇尔于七月十四日跟上庐山，此后飞来飞去，到九月一日为止，一共九上庐山（幸而马歇尔夫人也住在庐山，尚可公私两顾），一再向蒋进言停战，仍无办法。（见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ｓ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Ｃｈｉｎａ，Ｖｏｌ 1，Ｐ．１９０）蒋却于八月十一日又向中共提出五项要求：一、中共自苏北、皖北撤退；二、中共自热河朝阳撤出；三、中共自胶济铁路全线撤退；四、中共于六月七日以后所占晋、鲁各地须撤出；五、中共须于十月十日之前自兴安省撤退，自黑龙江、吉林两省撤出一半。这五项要求又超出苏北地方政权问题远甚，真是没完没了。中共则要求停战后才能谈，到九月底，蒋终于答应停战，马歇尔正感高兴，而此时蒋军进攻张家口打得顺手，中共抗议，若不立刻停止，和谈全面破裂，责任由国民党来负，顿形紧张。而蒋于十月二日又提出有关国府委员名额与驻军地点两点声明。这两点连马歇尔都感不妥，要求见蒋，蒋则避而不见，马将这两点声明交给周恩来后才得与蒋见面，此时马已气蒋，要求杜鲁门把他召回，司徒雷登也认为“蒋氏进军张家口，同时又利用马将军和我继续和平谈判，这会连累及美国方面的信誉的”。（《司徒雷登日记》，页九）最后马与司徒雷登大使于十月六日和蒋谈了八个钟头，连饭都没有吃，蒋仅仅答应停战十日。（见梁漱溟《忆往谈旧录》，页二Ｏ四）

　　周恩来见到蒋之两点声明已不高兴，及知马要中共于停战十日之内实行这二点才能停战，更感有助蒋为虐之嫌，于十月九日给马歇尔写了一个备忘录，说明不能接受两项要求的原因，并责怪马阴助蒋，无意和平。马歇尔辛苦一场，结果是猪八戒照镜子两面不是人。据董必武和王炳南告诉梁漱溟，马帅大发雷霆，气得发抖。（见《忆往谈旧录》，页二Ｏ七至二Ｏ八）

　　正在此危机时刻，国民党军队于十月十一日攻克了中共重要据点张家口，蒋介石得此佳音捷报，高兴之余，更不顾中共反对以及政协决议，拟于十一月十五日召开国民大会。国共之外的第三方面势力仍想做最后努力，蒋于十月二十一日接见中间派人士后，又立即飞往台湾，显无谈判诚意，至二十五日国民党拿下安东，大家才明白蒋早已决定大打特打了。

　　马歇尔声望极高、信心极强，对于调停失败当然耿耿于怀。连亲蒋的国民党学者邵玉铭，在他的司徒雷登传里，也不得不指出，马歇尔对蒋一意想用武力解决感到非常愤怒。（见 Ｓｈａｗ，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M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Ｐ．１７１）黄炎培于一九四七年元旦写的一首绝句：“去年一月政协开，今年决议烧作灰；借问将军马歇尔，将军端为何事来”（见许汉三《黄炎培年谱》，页二Ｏ一），很可表达马帅离华前的落寞心情。马歇尔最大的败笔是他以大力促成政协完成自由民主的决议，而不能大力使决议落实，他谴责国共双方的“极端（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ｔ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派”破坏了和平（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ｓ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Ｃｈｉｎａ，Ｖｏl．１，Ｐ．４３１—４３３），实系外交辞令，因中共方面的意见相当一致，固然没有什么“极端派”，国民党方面派系虽多，一切都是蒋介石说了算，他若要和平，谁敢破坏？所以和战的关键人物无过于蒋。蒋一心要“消灭共匪”，原无意要和，然逼于情势，震于马歇尔的威名，不得不加以敷衍，后来发觉美国因战略关系，冷战形势已成，不会主动放弃蒋政府，也不会断绝军援、经援，更因反共的“麦卡锡主义”（ＭａＣａｒｔｈｙｉｓｍ）抬头，亲蒋的“中国游说团”（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Ｌｏｂｂｙ）在华府实力强劲，乃有恃无恐，大耍起“瑞元无赖”的性格，令马帅九上庐山，吃尽苦头，而和谈不成。马歇尔于和谈失败后，曾于十二月一日与蒋介石见面，坦白警告蒋，内战将导致整个经济崩溃，绝不可忽视中共的力量，而蒋不同意马之悲观看法，认为中共在他的攻势下，不可能维持八至十个月。一周之后，蒋又向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说，即使没有美援，他亦将在十个月内消灭中共!（参阅Ｓｈａｗ，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Ｐ．１８４）蒋既一意要打，劝阻不成，打输了又怪美国人援助不力，又再度呈现了“瑞元无赖”的性格。

百城客

第一节　自知之明在哪里


　　当年蒋介石江西“剿匪”，以十倍之众，打不赢毛泽东，屡败者四，最后博古、李德插上一脚，毛泽东无用武之权，使蒋第五次围剿得逞。也许毛也不能挽救此败，然而毛竟将惨败的“流窜”转变为胜利的“长征”，败而不溃、退而不乱，又重新建起革命根据地，不能不叹为观止，视为神奇。蒋若有自知之明，应知无论在政治上或军事上绝非毛俦，而蒋竟一直视毛为山野草寇，以为可能一举歼之。

　　抗战胜利之际，中共的实力已不可同日而语，红军已逾百万，所辖人口近亿，更由于从事敌后游击，据有根据地，敌人一退，便可捷足先登，再加上严密的组织与严明的纪律，实已成气候。其军队虽仍是“小米加步枪”、其解放区虽仍是偏远地区，但已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而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雄心勃勃，显有问鼎中原之心。然而由于与国民党实力相比仍然悬殊、国际现实所逼、国内普遍厌战，不能亦不愿向国民党挑战，但求改组国民党一党专政之政府，重组结合各党派的联合政府，庶几取得合法之地位，分享政权。但是蒋介石卧榻之旁不容他人酣睡，他要中共于联合政府成立之前就交出军队与地方政权，无异要毛泽东先率众投降，怎么可能？不可能，即欲以武力解决，重演当年江西剿“匪”的故伎，然而今昔异势，当年以十倍之众不能荡灭的“共匪”，而今能以三四倍之众来荡灭吗？

　　蒋介石不可能不知道中共已经坐大，不过他显然认为自己更加坐大。珍珠港事变之后，美国大力援蒋，装备了不少精锐的嫡系师，而美国武器由于蒋之阻挡，未允一枪一炮进入共区。抗战胜利之后，又经陈诚的整编，把所谓杂牌淘汰殆尽。一九四六年六月，美国国会又通过《军事援华法案》，赋予美国政府广泛权力为蒋编练军队，以及提供武器和设备。七月十六日，美国又赠蒋二百七十一艘舰艇；八月三十一日，美国又将八亿美元“剩余物资”以二折低价售蒋。而蒋开始大打内战之时，其陆、海、空军总兵力高达四百三十余万人。数量上固远远超过共军，装备之精良更非共军可望项背。在此一背景下，蒋才会在十月间南京军事会议上宣布五个月之内打垮共军。既然五个月内可以打垮共军，又何必要和谈呢？难怪他在六月十七日纪念周上，公然说：“有人以为中共问题军事不足以解决，此乃大谬不然，过去军事不能解决的原因，由于日本掩护中共捣乱，今日人已经投降，军事解决为极容易之事。”（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六二三）又在七月十七日的日记中写道：“美国始终坚持其不用武力之主张，而置我国存亡于不顾，至可痛惜也!”可见和谈拖了那么久，完全是由于杜鲁门与马歇尔的压力，否则老蒋早开打了。

　　蒋介石对打内战如此有信心，主要是只见“军事硬体”的精锐，未暇细检其军队“软件”的窳败。早在抗战期间，随着美援的增加，国民党军队的作战能力反而下降，原因是高级军官没有斗志，甚至沉湎于女色、赌博与走私，而士兵们由征召甚至拉夫而来，训练时间既短又马虎，伙食和医疗条件更差，往往必须忍受饥寒与疾病，对伤兵的处理也极草率与不人道。 （参阅易劳逸《毁灭的种子》，第六章）著名美国记者报道说，国民党军官把士兵视若动物，任意殴打、处罚、甚至杀害。（见 Ｗhitｅ ａｎｄ Ｊａｃｏｂｙ，Ｔｈｕｎｄｅｒ Ｏｕ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Ｐ．１４０），美军顾问团也认为中国士兵的体质与营养均差。（Ｂａｒｒｅｔｔ，Ｄｉｘｉｅ Ｍｉｓｓｉｏｎ，Ｐ． ６０）这种情况至抗战胜利并未见改善，这样子的军队又何来士气与战斗力之可言？

　　国民党军官的贪污腐败，在外国记者笔下，几乎是众口一词，似乎是只凭印象，没有实据。我们在此且举一个极具权威性实据的个例，军统头子戴笠坠机身亡后，唐纵发现“雨农在神仙洞街之房屋，壮丽雄伟”，又发现“雨农兄在时有黄金千余条（或两），美钞十余万元”。（见《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六Ｏ四、六Ｏ八）戴笠是蒋介石最信任当红的大特务，聚横财如此，上行下效，可见一斑。抗战胜利后接收成为劫收，五子登科，亦就不足为奇了。更糟糕的是，腐败的军队早已失去民心，而得民心者始能得天下。唐纵又在日记中有一叶知秋式的透露：

　　第九军自西北开赴贵州增援，步行已二月，人困马乏，多数士兵患病，足破流血。沿途所见，部队尚未进城，全城店铺打烊，户户关门。军中所携锅灶有限，茶水粥饭，供应全成问题。黑夜无处客身，每在街头露宿，至壁山，始发棉上衣。彼等认为士气低落之原因，由于军民脱节、军政脱节、官兵脱节。彼等以河南战役及此番行军之经验，深感老百姓已拒彼等于数千里之外。（同书，页四七七）

　　蒋介石骂别人“共匪”，而自己的军队被老百姓视若盗匪，未进城已“店铺打烊”、“户户关门”!军统大将唐纵总不至于造自己人的谣吧!

　　当年蒋介石江西“剿匪”，以十倍之众，打不赢毛泽东，屡败者四，最后博古、李德插上一脚，毛泽东无用武之权，使蒋第五次围剿得逞。也许毛也不能挽救此败，然而毛竟将惨败的“流窜”转变为胜利的“长征”，败而不溃、退而不乱，又重新建起革命根据地，不能不叹为观止，视为神奇。蒋若有自知之明，应知无论在政治上或军事上绝非毛俦，而蒋竟一直视毛为山野草寇，以为可能一举歼之。

　　抗战胜利之际，中共的实力已不可同日而语，红军已逾百万，所辖人口近亿，更由于从事敌后游击，据有根据地，敌人一退，便可捷足先登，再加上严密的组织与严明的纪律，实已成气候。其军队虽仍是“小米加步枪”、其解放区虽仍是偏远地区，但已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而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雄心勃勃，显有问鼎中原之心。然而由于与国民党实力相比仍然悬殊、国际现实所逼、国内普遍厌战，不能亦不愿向国民党挑战，但求改组国民党一党专政之政府，重组结合各党派的联合政府，庶几取得合法之地位，分享政权。但是蒋介石卧榻之旁不容他人酣睡，他要中共于联合政府成立之前就交出军队与地方政权，无异要毛泽东先率众投降，怎么可能？不可能，即欲以武力解决，重演当年江西剿“匪”的故伎，然而今昔异势，当年以十倍之众不能荡灭的“共匪”，而今能以三四倍之众来荡灭吗？

　　蒋介石不可能不知道中共已经坐大，不过他显然认为自己更加坐大。珍珠港事变之后，美国大力援蒋，装备了不少精锐的嫡系师，而美国武器由于蒋之阻挡，未允一枪一炮进入共区。抗战胜利之后，又经陈诚的整编，把所谓杂牌淘汰殆尽。一九四六年六月，美国国会又通过《军事援华法案》，赋予美国政府广泛权力为蒋编练军队，以及提供武器和设备。七月十六日，美国又赠蒋二百七十一艘舰艇；八月三十一日，美国又将八亿美元“剩余物资”以二折低价售蒋。而蒋开始大打内战之时，其陆、海、空军总兵力高达四百三十余万人。数量上固远远超过共军，装备之精良更非共军可望项背。在此一背景下，蒋才会在十月间南京军事会议上宣布五个月之内打垮共军。既然五个月内可以打垮共军，又何必要和谈呢？难怪他在六月十七日纪念周上，公然说：“有人以为中共问题军事不足以解决，此乃大谬不然，过去军事不能解决的原因，由于日本掩护中共捣乱，今日人已经投降，军事解决为极容易之事。”（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六二三）又在七月十七日的日记中写道：“美国始终坚持其不用武力之主张，而置我国存亡于不顾，至可痛惜也!”可见和谈拖了那么久，完全是由于杜鲁门与马歇尔的压力，否则老蒋早开打了。

　　蒋介石对打内战如此有信心，主要是只见“军事硬体”的精锐，未暇细检其军队“软件”的窳败。早在抗战期间，随着美援的增加，国民党军队的作战能力反而下降，原因是高级军官没有斗志，甚至沉湎于女色、赌博与走私，而士兵们由征召甚至拉夫而来，训练时间既短又马虎，伙食和医疗条件更差，往往必须忍受饥寒与疾病，对伤兵的处理也极草率与不人道。 （参阅易劳逸《毁灭的种子》，第六章）著名美国记者报道说，国民党军官把士兵视若动物，任意殴打、处罚、甚至杀害。（见 Ｗhitｅ ａｎｄ Ｊａｃｏｂｙ，Ｔｈｕｎｄｅｒ Ｏｕ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Ｐ．１４０），美军顾问团也认为中国士兵的体质与营养均差。（Ｂａｒｒｅｔｔ，Ｄｉｘｉｅ Ｍｉｓｓｉｏｎ，Ｐ． ６０）这种情况至抗战胜利并未见改善，这样子的军队又何来士气与战斗力之可言？

　　国民党军官的贪污腐败，在外国记者笔下，几乎是众口一词，似乎是只凭印象，没有实据。我们在此且举一个极具权威性实据的个例，军统头子戴笠坠机身亡后，唐纵发现“雨农在神仙洞街之房屋，壮丽雄伟”，又发现“雨农兄在时有黄金千余条（或两），美钞十余万元”。（见《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六Ｏ四、六Ｏ八）戴笠是蒋介石最信任当红的大特务，聚横财如此，上行下效，可见一斑。抗战胜利后接收成为劫收，五子登科，亦就不足为奇了。更糟糕的是，腐败的军队早已失去民心，而得民心者始能得天下。唐纵又在日记中有一叶知秋式的透露：

　　第九军自西北开赴贵州增援，步行已二月，人困马乏，多数士兵患病，足破流血。沿途所见，部队尚未进城，全城店铺打烊，户户关门。军中所携锅灶有限，茶水粥饭，供应全成问题。黑夜无处客身，每在街头露宿，至壁山，始发棉上衣。彼等认为士气低落之原因，由于军民脱节、军政脱节、官兵脱节。彼等以河南战役及此番行军之经验，深感老百姓已拒彼等于数千里之外。（同书，页四七七）

　　 蒋介石骂别人“共匪”，而自己的军队被老百姓视若盗匪，未进城已“店铺打烊”、“户户关门”!军统大将唐纵总不至于造自己人的谣吧!

　　国民党军队素质的腐败，只不过是整个政治窳败的一个侧面。国民党需要彻底的政治改革，党内有心人早已洞悉。但是改革举步维艰，原因是蒋介石个人XX难以改变，而其XX的基础有四根支柱，一边是ＣＣ与黄埔；另一边是孔宋家族。前者的毛病是无能，后者的问题是贪污。前者是师生关系，后者是裙带关系。如果真要砍去这四根支柱，蒋介石的政治基础也就完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不可能抛弃四根支柱，只可能与四根支柱共存亡了。

　　孔宋贪污之恶劣，绝非KP的宣传或反蒋分子的恶意中伤。连亲蒋的自由分子傅斯年等也不讳言其事。美国作家西格雷夫的《宋家王朝》，确多渲染不实的叙述，但他得力于美国《资讯自由法案》（Ｆｒｅ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取到不少真凭实据，尤其有关孔宋侵吞公款，中饱私囊方面。在此仅举一例，以概其余。美国联邦调查局（ＦＢｌ）情报显示，宋子文挪用《租借物资法案》的经费，说是购买六十辆坦克车以及其他昂贵的军事物品，然后在海运途中沉没报销，事实上这大笔经费都入了宋子文的口袋。（见Ｓｅａｇｒａｖｅ，Ｔｈｅ Ｓｏ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Ｐ．４０７—４０８）据腊斯克（Ｄｅａｎ Ｒｕｓｋ）的估计，宋子文拥有十五亿美元的财产，他的亲戚们还有更多的钱。（见腊斯克致国务卿艾奇逊备忘录，引自Ｃｕｍｉｎｇｓ，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Ｋoｒｅａｎ Ｗａｒ，Ｐ．１５３，另参阅Ｐ．８０４—８０５注１００）一九四七年二月发生的黄金抛售与停售风潮，宋子文虽遭到弹劾，辞去行政院长，蒋却立即发表宋为广东省长，真是难以割舍，上梁不正下梁歪，国民党政府上下贪污成风，乃势所必然。孔宋两家的枢纽是宋蔼龄，如果宋庆龄是宋家姊妹中最理想主义，则宋蔼龄是最现实主义、最为好货，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也是她最卖气力，实际上的媒人。至于蒋、宋、孔之间的桥梁就是宋美龄了。

　　宋美龄看似妻以夫贵，其实不然。她受过良好的现代教育，有许多地方令蒋介石自感弗如。我们可以从李宗仁的回忆录中看到，蒋娶了宋女之后，连对张静江的态度也变了，都不再买账了。须知蒋介石当年在上海滩混的时候，是张家门里门外跑腿的小弟啊。后来蒋经国在上海打虎，抓到孔令侃，也是宋美龄出来干涉，而蒋介石爱莫能助，在在可见宋美龄的影响力。宋美龄虽非太后，却有几分太后的权力，蒋介石亦得看她几分眼色，裙带关系也就牢不可破了。

　　蒋介石的台面就靠这四根柱子撑着，既无群众基础，又不顾战后通货膨胀、农村经济破产、工商衰退、失业日益严重、民生凋敝、工人罢工、学生纷起游行示威、乡村民变时起、人心厌战、知识分子盼望和平建设，竟乃发动全面内战，所依靠的就是三四百万军队，但他的军队实际上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并不可靠。如果他有自知之明，正应趁马歇尔调停之便，适可而止，切实履行政协决议，组织民主开明的联合政府，则国民党虽不再能一党专政，至少可以分享政权，维持中华民国的名号以及蒋介石的领导地位。计不及此，一心想独家通吃，蛮干到底，终致“楼台七宝倏成灰”（陈寅恪诗句），为天下笑。

百城客

第二节　老本愈打愈小


　　一九四六年的年底，国民党军队攻克张家口，蒋介石不再顾虑KP与民主同盟的反对以及美方的压力，拒绝延期召开国民大会，和平绝望。翌年初，马歇尔离华并正式宣告调停失败，中共驻京、沪、渝联络工作小组全部撤回延安，国共完全决裂。

　　决裂之初，蒋介石满怀信心，一方面大肆逮捕异己，视为KP或共党同路人而铲除之，另一方面，相信可以速战速决。他早在一九四六年十月十八日的军事会议上已经宣布，五个月之内就可击溃共军，他的参谋总长陈诚更认为只需三至五个月，这样说五个月还是最长的时限。这种信心与乐观并不完全是凭空的主观论定，而是根据错误的情报，误以为中共呼吁和平，显示在军事上“不堪一击”。攻克张家口之后更判断“共党主力已被击溃”。特务郑介民甚至在十月二十一日的党政小组会议上宣称：“共党战斗力甚差，组织力亦不如前。共军向我投诚者日众，共党内部亦常有我人潜伏，如能再将冀、鲁平原收复，则共党无可为矣。”（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六五二，另参阅页五七九、六二三）事实上，自一九四六年六月至一九四七年二月，决裂前的谈谈打打，国民党从KP手中夺回不下百余城市，似乎证实共军的确“不堪一击”。据此，我们才可明白为什么蒋介石不怕决裂，甚至积极求战!

　　蒋介石在高度乐观下，增加军人待遇，以鼓舞士气，很想打几个大胜仗，乃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采取全面进攻战略，如饿虎扑羊之势，夺取十七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占领一百六十余座城市，但是并没有捕捉到共军的主力，好像施出千钧之力，扑了一个空，占领的土地与城市使战线愈拉愈长，成为防守上的负担与消耗，蒋更密令于收复据点后构筑防守工事，务必不再为共军攻克击毁（见蒋介石《剿匪手令本》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修订本），益发加重了负担与消耗，而预期要打通自东北、华北到华东的铁路干线，也无法完成，而兵力耗损甚巨。至一九四七年三月，全面进攻显然无法持续，蒋介石以“国府主席”自兼“行政院长”，发布对中共讨伐令，其实在战略上已自“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矣。

　　蒋介石“重点进攻”的重点有二：山东（军事重点）与陕北 （政治重点）。在陕北，胡宗南奉命率十四万人于三月十三日分兵两路进攻延安，不到一周即已攻克。国民党声称击溃共军十万，但美方情报显示，共军早已撤离。（见Ｒｅａ ＆ Ｂｒｅｗｅｒ ｅｄ．，ｔｈｅ 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 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Ｐ.１７９—１８０）蒋驰电胡宗南庆贺，有谓：“宗南老弟，将士用命，一举而攻克延安，功在党国，雪我十余年来积愤，殊堪嘉尚。”但毛泽东及其中央已远走陕北山区，胡宗南追击不到，也捕捉不到二万余众的陕北共军，然在追击之中不断自我消耗，而一年多以后毛泽东又收复了延安。所以攻占延安的最大成就仅止于宣传。蒋介石率领大批中外记者亲临赤都延安，庆祝胜利，报章腾传，甚至以假冒共军俘虏与记者谈话，以收宣传之效。自欺欺人的西洋镜终会拆穿，占据土地而不能歼敌主力，最后土地还得易手让人。在山东，蒋派汤恩伯等三个兵团二十五万余人，强势进攻，拟歼敌于沂蒙与胶东两地区，未能得逞。而共军在粟裕指挥下，竟敢主动出击全副美械装备精良的整编七十四师，并在五月十四日歼之于孟良崮，师长张灵甫阵亡。整编七十四师具有一个军的实力，为最精锐的国民党主力之一，毁于一旦，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欣然赋诗曰：“孟良崮上鬼神号，七十四师无地逃!”（见《陈毅诗词选集》，页一二八）足令蒋介石震惊。

　　震惊之余，得了些什么教训呢？蒋介石在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九日，对军官训练团第二期讲《对于匪军战术的研究与军队作战的要领》，曾谈到孟良崮之役。蒋介石说：

　　讲到这里，我要提出最近一次的教训告诉大家，这，就是第七十四师在孟良崮战斗的经过。七十四师这次在鲁中攻击匪军根据地坦埠，攻击了两天没有攻下，发现敌人的主力已向他包围，于是全师撤退到距蒙阴三十里的一个山地——孟良崮。当时全师有六团兵力，如果师、旅、团长平时有高深的战术修养，能够选择适当的地形，配置兵力，构成周密的火网，则不论敌人兵力如何雄厚，绝不能在一天之内解决我们。但当时该师不守山口，只守山头，而山头又是石山，又没有饮水，因此敌人的炮火威力倍增，而我军的伤亡更大，以致整个失败。这是我军剿匪以来，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此外听说该师此次失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去年七月间，第七十四师在淮阴作战的时候，曾经收编了三千俘虏。后来该师师长张灵甫来见我时，我曾当面警告他：“匪军俘虏绝对不能收编，一定要送到后方收容。”他说：“俘虏中有许多是我军过去被俘过去的，而且并不是拿来补充战斗兵，只是做杂役兵，想必没有关系。”我说：“做杂役兵也不行，一定要集中送到后方。”我当时以为他照办了，哪知他并没有做到，此次该师和匪军作战，一遇到猛烈炮火，阵地就生混乱，听说有杂役兵乘机鼓噪，裹胁官长的事情发生。由此可见，我们高级将领稍有一些疏忽大意，就足以危及全军的生命。张师长在平时本是最忠实，而且是智勇兼全的将领，但因为一时的疏忽，竟遭如此重大的惨败，这是大家应该时刻记住，作为殷鉴的。

　　蒋介石这里说张灵甫是“一时的疏忽”，被若干俘虏来的杂役兵搞了鬼，以至于惨败，根本是自欺欺人，没有常识的话，绝不可信。身与孟良崮之役的陈左弧在给李敖的信中指出，蒋介石这一段话多与事实不合。第七十四师在淮阴作战不是七月夏天，而是秋凉季节，陈氏记得“张灵甫带着幕僚们骑着马上前线督战时，他身上穿着蛋青色的秋大衣”。陈氏也记得七十四师自南京北上参战后，一直到全军覆灭，张灵甫既未离开部队，蒋亦未来视察，所谓“当面警告”，实系子虚。陈氏怀疑“蒋先生说了谎话，以炫示他的高瞻远瞩，察察为明”。关于俘虏，当时国民党并无统一规定，故任由部队处理。至于蒋“听说”孟良崮战役中，“有杂役兵（意指收用的俘虏）乘机鼓噪、裹胁官长的事情发生”，陈在军中全无所闻，他所见到的俘虏兵都是“照常战斗”并未发生意外。他怀疑是“汤恩伯等高级指挥官以及七十四师所属少数几个侥幸兔脱没有被俘的团长们所捏造出来的鬼话”，意在推卸自己指挥无方、作战不力的罪责。（详阅李敖《蒋介石研究三集》，页二八二至二八六）这种捏造除了有自欺欺人的效果外，完全汲取不到惨败的教训。

　　蒋介石在上述演讲后十三天，又对军官训练团第三期研究班讲《国军将领的耻辱和自反》，又谈到孟良崮之役：

　　至于何以要先召集研究班，而不与第三期同时召训呢？这是因为我鉴于鲁中、豫北各战场最近的表现，认为我们前方将领，对于剿匪军事和政治的意义，还没有彻底认识，不能确立必胜的信念，同时我们多数将领精神疏懈、道德低落，也属无容讳言。大家都养成自保自足的恶习，只看到自身带领的一部的利害，对于友军的危难、整个战局的成败，几乎是漠不相关，以致我们革命军同生死、共患难的传统精神，和我们军人智、信、仁、勇、严必备的武德，完全丧失。我们的军队纪律如此废弛、精神如此低落，要与凶顽狡猾的匪军作战，绝无幸免于消灭的道理。此次孟良崮第七十四师的失败，并且牺牲了忠实英勇的张灵甫师长等四五人之多，固然当时七十四师的部署不能说没有缺点，而友军不能及时赴援，也是一个最大的原因。

　　蒋介石这里说孟良崮之役是“友军不能及时赴援”，才打了败仗，又把惨败的原因过于简单化了。他不愿也不能认识到，这一仗乃是共军少壮将领粟裕在毛泽东、陈毅信任之下，挥洒自如的杰出表现，也是粟裕的成名之仗。他统领九个纵队以坦埠为中心，面对蒋介石手下大将顾祝同的五个整编师和一个军的排山倒海之势，毫不畏惧，断然迎战，且以猛虎掏心的招式，直攻最精锐的七十四师，出敌不意，赢得奇袭的效果，并诱引七十四师进入预设的“铁栅”，然后两翼向前伸张，渐成合围之势。为了分隔七十四师与友军的呼应，粟裕又用两个纵队纵深猛插，抢占制高点，分别割裂七十四师与二十五师以及八十三师的结合，在此展现出虎将的勇猛，勇能克险，达到切断敌军的精彩任务。等到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发现有被关入“铁栅”的危险时，准备收缩南撤，但粟裕早已在敌人背后的铜口西南地区预置了一个纵队，于一日之内，先行占领七十四师退向的垛庄，堵住敌军后退之路，七十四师遂被逼上孟良崮。可谓高手下棋，棋先一着，出敌不意。当美械七十四师被逼上山，重武器皆弃置于山下，顿时剥夺了蒋军火炮上的优势。蒋介石说：“友军不能及时赴援”，应指不可能赴援，因粟裕只用五个纵队围攻，另外布置四个纵队阻援，防止了蒋军里应外合，反败为胜。粟军阻援又展现了顽强的毅力。顾祝同的六十五师、十一军、第七军、四十八师均被有效钳住，不能赴援。另外国民党八十三、二十五两师虽逼近包围圈、虽孟良崮在望，但是绝对无法超越阻援的坚强防线。七十四师既被完全孤立，包围圈逐渐缩小，突围无路，最后粮尽弹绝，粟裕下令总攻，集中炮火猛轰，当日下午七十四师官兵全体投降。这四天（五月十三日至十六日）的恶战，充分证实了粟裕作为一个将才的胆识，勇而有谋，迭著先机。蒋介石看不到这些，竟说是被乌合之众所败（语见蒋介石《为追念张灵甫师长剿匪咸仁通告国军官兵》）。大肆宣传张灵甫的自杀殉国、开追悼大会等等。其实败军之将，何当此荣？据张师长随从参谋杨占春被俘后说，张灵甫打电报给蒋，说是集体自杀，其实是被击毙的。（见辛子陵《毛泽东全传》中册，页九十九）

　　 蒋介石在山东的重点进攻，损兵折将，虽于六七月间再度 发动胶东攻势，仍无多进展，没有警觉到“小米加步枪”的土八路把他美式装备的精锐师打得大败亏输，意味着什么？反而于六月二十五日命高等法院下达通缉令，通缉毛泽东，以自壮声势，有点儿像夜行吹口哨。蒋介石重点进攻失败之余，被压缩于铁路据点与大城市，而毛泽东则由内线转入外线，尤其是刘伯承与邓小平的大军乘机千里跃进大别山。大别山位于河南、安徽、湖北三省之间，直接威胁到南京与武汉。一九四七年七八月间，毛泽东已逐步易守为攻，展现出以乡村包围城市的态势。蒋介石于同年七月五日发布“剿共戡乱令”更加显得色厉内荏。事实上，一九四七年的后半年，毛泽东喊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至此不是国民党“剿共”，已是KP“剿国”了。蒋介石归罪于“友军不能及时赴援”等战术上的错失，浑然不知在战略已犯了根本的错误，他竟像《水浒传》里的洪教头，气势汹汹地要打林冲，结果被退让的林冲看出破绽，一脚踢翻。毛泽东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长文时，就引用了林冲的例子，（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册，页一八七）。而蒋介石却计不及此，能怪谁人？

　　一九四八年元月，蒋介石“阅地图所示共匪扩张之色别，令人惊怖”（见蒋介石一九四八年一月七日日记，载《蒋总统秘录》页三Ｏ七六），乃退采重点防御战略，将战区分为二十个绥靖区，设司令长官，掌握军政大权，组训民众，以充实兵源。同时集中兵力于主点、主线之上。其实这总集中对蒋并不有利，因为这些防御重点势将被割成片片孤岛，等待被动的决战，那就是即将来临的所谓辽沈、淮海（徐蚌）、平津三大战役，使蒋氏精锐主力丧失殆尽!

　　蒋介石自称熟读德国著名战略家克劳斯维茨（Ｃａｄ ｖｏｎ　Ｃｌａｕｓｅｗｉｔｚ）的《战争论》（Ｖｏｕｒ Ｋｒｉｅｇｅ）。（见蒋介石《对克劳斯维茨著作的感想》，一九五六年五月出版）克氏说得很明白：“什么叫击败敌人？必然是消灭其武力，无论用任何方式来杀伤敌军，使其不能继续作战……吾人必须视歼敌之全部或一部为所有作战的惟一目标。”（见Ｃｌａｕｓｅｗｉｔｚ，Ｏｎ Ｗａｒ，Ｐ．３０４）但是蒋介石总是不肯放弃土地城池，情愿消耗兵力，已犯克氏所谓的兵家大忌。读孙子兵法的毛泽东为了保存二三万兵力，不惜弃守延安，转战陕北，到击败敌军后，再收复延安，比蒋更懂得克氏《战争论》的基本原则。

　　蒋介石失掉东北，并不是俄国人撕毁中俄条约，如真撕毁，斯大林何不把东北交给毛泽东？事实上，一百二十万在华日军的武器装备大都缴给了国民党的中央军。在东北，苏军原定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撤走，但蒋来不及接收，要求苏军延期，以免中共捷足先登。苏军落得稽延，迟迟其行，直到一九四九年五月于大掠之后撤离。（参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Ｖｏｌ．１３，Pt．２，Ｐ．７２７—７２８）蒋介石于派遣精锐部队从俄国人手中接收后，被土八路打败。美式装备的新一军与新六军都丧师东北，师丧而后东北失，正合克氏所言，歼敌为作战之惟一目标。

　　蒋既十分重视东北，却不知也不敢打手里的一张王牌，那就是张学良。少帅不仅是“当地的儿子”（ｎａｔｉｖｅｓｏｎ），而且是东北的传奇人物，在民间有一定的影响力，更无论历史渊源的深厚，收复东北不仅是国家的收复，也是他个人的收复，雪“九一八”之耻，没有比他更加显著，一旦荣归故里，号召力实无与伦比，中共的声势必然为其所掩盖。但蒋氏狭窄的胸襟，仍以报复私怨为念，哪有“百万人中取上将首级”的气魄呢？所以他只能派出熊式辉、陈诚、卫立煌等三四流货色，既无“竞争力”，更无“稳定力”，哪会被东北父老瞧在眼里？最后还得靠军队来“打通”东北，即使靠军队，他情愿靠只有几个月粗浅军事训练的黄埔毕业生杜聿明，而不情愿靠文武资历完整、美国第一流军校毕业生孙立人。孙批评杜“胆小如鼠”后被调往台湾风山训练新兵去也。于是“硬体”精锐、“软件”草包的蒋军分布在东北铁路沿线的诸要点上，从锦州、沈阳到长春，孤孤零零，浑然不知已被广大的“面”所包围。一九四八年九月，毛泽东主动向锦州开炮，蒋即使想撤出关外精锐以保关内，亦为时已晚。当锦州一“点”被围，蒋想派援军解围，不知毛早已有“围点打援”的成竹在胸。十月三日，锦州告急，驻在葫芦岛的国民党东北兵团九个师，难奉命驰援，然受阻于塔山地区，奋战不已，仍无进展。十月十五日晚，锦州已失。

　　锦州既失，东北的后门被关上，群情紧张。三天之后，郑洞国以长春降共，又失一“点”，沈阳遽成“孤岛”。蒋介石亟欲反攻锦州，打开后门南撤东北精锐，临时命令黄埔爱将杜聿明出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辅助卫立煌。杜于十月二十日飞抵沈阳，即命廖耀湘的美械新六军南攻锦州，命五十二军夺取营口，以备退路。但廖军前进受阻，激战数日无法突破，不得已撤军营口，但通往营口之路已为共军切断，只好北归沈阳，但北归之门也被共军关上，只好突围，突围不成，于十月二十八日被歼于大虎山之东，廖耀湘被俘。约略同时，葫芦岛的国民党兵团也被困于塔山地区。十月三十日，杜聿明自葫芦岛飞返沈阳，机场已经被占，无法落地，折回葫芦岛。三天之后，共军即已占领沈阳，卫立煌逃出。再一周之后，锦西、葫芦岛俱失，结束辽沈战役，整个东北易手，蒋介石的军队被歼四十七万余人，其中有三十余万是现代化的精锐部队。此败除战略上早失先机，成为困兽之外，蒋在战术上又犯了兵家大忌，居然在飞机上或在“重庆号”座舰上瞎指挥，搞乱了部队的主动与机动。相比之下，毛泽东只提战略原则，如何打法，全由东北野战军的林彪与罗荣桓负责决定，成败利钝岂偶然哉？

　　东北尽失，共军在数量上已超过国军，又从蒋氏嫡系投降之精锐部队，取得前所未有的大批美制重武器，强弱已经易势。何况陈毅、粟裕已组成庞大的华东野战军，据有山东；刘伯承、邓小平以大别山为基地，也组成庞大的中原野战军，虎视眈眈。蒋介石若知进退，实应集中兵力于淮河之南，与华中白崇禧、西北胡宗南遥相呼应，以确保长江。然而蒋大输之后极不甘心，仍想聚歼共军主力，以挽颓局。最初，由于形势所逼，已准备撤徐州之师，寻为毛泽东佯攻豫南所惑，觉得徐州有暇可守，舍不得放弃此一名城，遂命邱清泉、李弥、黄伯韬、李延年各兵团向徐州集结，另在徐州之南的宿县有孙元良兵团，在蚌埠有刘汝明兵团。此一阵势显然要与华东、中原两野战军决战于徐蚌之间、津浦铁路两侧。杜聿明又回任徐州副剿总，实际负责此次战役。

　　杜甫上任，黄伯韬兵团已经被围，蒋遂命杜率邱、李两兵团解黄兵团之围，并想乘机歼灭包围黄兵团之华东野战军，亟欲与共军一决雌雄。然而像东北战役一样，共军围点打援，当咬住黄兵团时，顽强阻援，使邱、李援军迟滞其行，黄兵团近八万人卒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被歼，黄伯韬兵败阵亡。

　　蒋介石见黄兵团覆亡，如赌徒输了大把银子，急欲赢回，不惜拿出老本一搏，即令杜聿明率师南攻，令黄维兵团、刘汝明兵团分别北攻，意图三路会剿，打通徐蚌间之铁路线。未料三兵团前进依然困难，有时甚至寸步难行，黄维的机械化重武器兵团在河道众多地区行军，更为困难，又因蒋介石不谙敌情，乱出主意，敌前将领犹豫不决，缺乏弹性，终于十一月二十四日渡河后进入口袋，转移无方，陷入重围于南平集和双堆集一带。翌日，蒋致刘峙、杜聿明电，透露国军消耗各种炮弹十二余万发，而进展每日不及一公里，引为“奇耻大辱”（电文藏南京二档馆），至此，蒋知徐蚌之间的铁路线已无望打通，乃允杜弃徐州而后退守淮河以南。然杜于十一月三十日南撤时，不到几天就被困于永城附近。蒋居然还要杜南下救黄维兵团。这又犯了“撤即不能打，打即不能撤”的兵家大忌。杜部孙元良兵团突围未果被歼。十二月十五日，久被围困的黄维兵团相继覆灭。刘汝明与李延年两兵团及时南逃得脱。各路皆溃后，杜聿明所领邱李两兵团更形孤立于永城东北，已成孤立无援、坐以待毙的局面。

　　杜聿明当然希望华中剿总与西北剿总能伸援手，蒋介石视杜为心腹，所部乃老本之老本，更希望能有救兵。但是胡宗南的西北兵团远水救不了近火。不少历史学者指出白崇禧在华中见死不救，由于蒋桂之间素有芥蒂，事出有因。宋希濂在其自述中更指白氏有倒蒋企图，并阻宋部东援，不过宋氏记白氏所说：“形势已无法挽救，去（援）亦无补于大局。”（宋希濂《鹰犬将军》下册，页三九二）平心而论，应属实情，再多送一些部队去受歼，不如集中兵力于武汉，以保障华中和西南，应属上策。牺牲蒋之老本，固于蒋不利，于国民党而言，未尝不可说是“弃帅保车”。再说，蒋别立徐州剿总，原具私心，以分白崇禧之兵权，指挥与调配不能如臂使指，咎由自取。中共那边刘伯承曾说，解放军在华东与西北为哑铃之两端，而其中原野战军为哑铃之柄，浑成一体。国共交兵，胜败之机，又见之矣。

　　杜聿明陷于重围后，十二月十九日晚间，风雪大作，一直到十二月二十八日，十天间无一日晴天，空投困难。在大军饿肚子的情况下，蒋介石居然派飞机空投烈士纪念册，意在要杜聿明去死，真是太妙了。杜被派赴前线之前，蒋介石曾召见他，表情沉痛地明告：这一会战是生死存亡之战，“你放下枪，我脱军装!”师生前途，在此一战。于是杜聿明临危受命，义无反顾。到了被困之日，他拒绝中共招降，也是感于老师“你放下枪，我脱军装!”这一番沉痛、这一番秘密告诫与叮咛。但是，蒋介石毕竟是奸雄，一方面，他明明想要杜聿明去死；他方面，却又不能不做救援的姿态，以表示他珍惜部下与将才。因此，形式上派飞机去接杜聿明之举，也就一再演出。但真相却是，飞机虽派了两次，但驾驶员并未带蒋介石的手令。没有手令，杜聿明是不敢上飞机的。原来他们师徒两人是有“密码” （秘密意思表示）的。“密码”不符，一切形式上的关怀，都属无效。都是演给别人看的，不容你当真!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九日起，由于战地雨雪交加，空投补给更形困难，杜聿明的部队已经吃起了草根、树皮和马肉，这种局面，何能持久？翌年元月九日，杜聿明实在撑不下去了，做最后突围尝试，当晚他给了蒋介石最后一电：“各部队已混乱，无法维持到明天，只有当晚分头突围。”这种突围，实际是各自逃命。杜聿明改穿士兵服装，混迹其中，仍被认破被俘。这次大会战的结果，使国民党的部队全歼六十万人，包括五十七个整师，元气为之大伤。

　　这场规模空前的淮海或徐蚌大战前后打了六十六天，国民党几乎全军覆灭（惟李弥率部分队伍得脱），蒋介石赔上他的老本。追究真正责任，该负责的是蒋介石自己。他完全不懂作战原理，自毁长城。杜聿明后来写了一篇《淮海战役始末》，指出在战役开始时候，蒋介石的军队处于相当优势，“解放军数量上在徐州方面少于蒋军，装备也劣于蒋军，特别是炮火少，飞机、坦克没有”。按说，蒋军处于如此优势，当然大可一战，可是蒋介石的军事判断与指挥能力太差了，他的手下也都是庸才，竟在“守江必守淮”的方针下，冒出了“一个出奇的方案”：“自徐州到蚌埠间二百多公里的铁路两侧，摆了数十万大军，既弃置徐州既设永久工事而不守（徐州那样庞大纵深的据点工事，只留一二个军，几等于不守），又将各兵团摆于铁路两侧毫无既设阵地的一条长形地带，形成鼠头蛇尾，到处挨打的态势。据我了解，古今中外的战史中还找不到这样一种集中会战的战略先例。”（杜聿明《淮海战役始末》）

　　打仗如竞技，技不如人，败下阵来，根本没有话说。但是蒋介石总是认为他的失败由于部下没有尽忠、没有为他死节。杜聿明是“天子门生”，未能达到亡国天子的临难死节标准，为天子所不谅，不仅对被俘坐牢之人毫无感念，而且恶待其家属以为惩罚。这种不近人情的心态，其实是一种病。为什么是病呢？因为照现代标准，一个将军，只要尽过全力作战，在尽过全力仍不免于战败的时候，他可以为有所保全而投降。这种将军回国后，仍旧是英雄、仍旧被当做英雄般的欢迎，所以如此，就是大家真的相信人可以不做无谓的牺牲。孟子说：“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就是这一道理。当然，这并不是说，当事人死是错的，而是说，死不死是他个人的选择问题、是他个人的自由意志问题，而不是别人或统治者代为选择的、代为强制的。硬定一个取舍标准，去叫人肝脑涂地，不是合理的要求，也不是人道的要求。但是，自己战败不死在首都南京的蒋介石，他落伍的大脑却不这样想。他总想别人为他做文天祥，才感快意，因而一律要求别人临难死节。

　　他在一九三三年五月八日讲《统军作战制胜之道》，曾有对付不自杀的“恬不知耻，欣然偷生跑回来”者的彻底办法。他说：“返回之被俘官兵，一律视同敌探立即枪决，如有放纵隐瞒或收容掩护者同罪。”然而讲这话后三年，蒋介石自己正好变成了他的理论的考验者，他在西安事变中自称被俘，若谓：“尔等以余为俘虏”、“余既为汝叛逆所俘”，但他偷生了、放回了，可是照样“剿匪作战”不绝，而不怕“军队风气破坏”。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五日，蒋介石感于“剿匪”战事的不利，集合前方高级将领，到南京来受两个星期的训练，在开学典礼上他说得很露骨，他要被俘的军人“只要自杀”来解决这“人生最可耻的事情”。这次演讲后三年，一九五Ｏ年四月十六日，他集合逃亡在台湾的手下败兵残将，在“阳明山庄”讲《军人魄——一名革命军人成功成仁之要义》，分出两个大类：一类是“临阵逃亡”，一类是“被俘或投降”。他对这种“寡廉鲜耻”的痛恨，情见乎辞。显然的，在蒋介石的大脑里，一、革命军人不应被俘；二、纵使被俘，也“只有自杀”才可以自赎，除此而外，全属无可原谅。

　　我们必须指出，蒋介石的基本意识形态是很复杂的。它包含了半吊子的中国上层封建思想，也包含了半透明的中国下层愚民思想，还包含了半瓶醋的西方和日本的近代思想。……它是这些思想的大拼盘，既半生不熟，又半新不旧。以这种“不幸做了俘虏”就“只有自杀”的思想为例，从屈突通的故事看来，并非纯粹是中国传统思想。屈突通是隋朝的好官，唐高祖起兵的时候，屈突通正为隋朝守山西永济。他率部队去救京师长安，被唐高祖部队困住。唐军派他的家童劝他投降，他不肯，把家童杀了；又派他的儿子劝他投降，他也不肯，阵前骂他儿子说：“以前同你是父子，今天是仇人了!”立刻下令用箭射他儿子。后来京师陷落，唐高祖部队派人去心战，屈突通的部队哗变，他下马向东南磕头大哭，说：“我已经尽了全力，还是打败了，我对得起你皇帝了!”遂被部下解送到唐高祖面前。唐高祖说：“何相见晚耶？”劝他投降，屈突通说：“我不能做到人臣该做到的，不能一死，所以被你抓到，实在丢脸。”唐高祖说：“你是忠臣。”立刻派他做唐太宗的参谋总长。天下大定后，唐太宗在凌烟阁画二十四功臣像，屈突通也在内。屈突通被解释做是隋朝忠臣，也是唐朝忠臣，理由是惟其一心，虽跟两君也是忠臣。所以，屈突通死后，魏征提出屈突通是“今号清白死不变者”，他的忠心可靠，为唐朝上下所钦服。屈突通投降后，跑去招降他的部下尧君素，大家见了，两人都为之泪下。屈突通说：“我的部队打垮了，但我加入的是义师，义师所至，天下莫不响应，事已如此，你还是投降吧!”尧君素不肯，还怪屈突通不该投降。屈突通辩白说：“咳，君素，我已经尽过全力了!”尧君素说：“我还未尽过啊!我还有力量可尽啊!”于是尧君素死守不降。最后城中兵少食尽，被部下所杀。

　　在历史上，尧君素入了“隋书”，屈突通却进了“唐书”，同时代的人，分别编进了不同时代的历史，为什么呢？为的是尧君素为隋朝力屈而死，他是隋朝的人；屈突通为隋朝力屈而未死，他就不是隋朝的人了。但在情理上，屈突通尽过全力的纪录，却又无碍其为忠臣，这又怎么说通呢？合理的解释是：屈突通在尽过全力以后，他所效忠的对象，已不存在——“隋室已亡”——了；而新兴的统治力量，是天意与民意所归的。他所效忠的对象，也并不比新兴的统治力量进步。他再挣扎，也“功未存于社稷，力无救于颠危”。所以，他就做了两朝忠臣了。屈突通和尧君素的比较，主要在说明对“忠”的观念，在中国思想中并不是只有一种的，蒋介石只接受了临难死节的一种，却不知道，临难不死节的，有许多时候，也可以成立。再以文天祥、史可法为例。史可法死于乱军之中，情形特殊；但是文天祥却是一个“被俘不屈”的显例。文天祥并不一定要做烈士，但是元朝人逼他下海，他就一定做烈士。正因为个人定有这种下限，我们才可以了解：为什么王莽篡汉后十四年，龚胜才一死；为什么宋亡元兴后十四年，谢枋得才一死。这些志士仁人，他们都是“无求生以害仁”的，但是不害仁的求生，他们也都去求。蒋介石要求人人做文天祥、史可法，悬格不可谓不对，但他忘了：宋朝养士三百多年，只出了一个文天祥；明朝敦励近三百年，只出来一个史可法，其他多是大难临头、望风跪倒的投降汉!何况，蒋介石自己何德何能，要别人为他死节？他自己若适用同一标准，在“西安事变”被俘时，为何不“只有自杀”？他为何对在衡阳抗敌被俘归来的将军们，大颁青天白日勋章？他在兵败山倒时，为什么不“国君死社稷”式的死在南京？

　　蒋介石所谓的军人要被俘不屈、“只有自杀”，连自己都做不到，却以最高标准要求杜聿明。杜为他卖命、受苦、家破人亡，他仍然要为已甚，不准别人亲人团圆!杜太太曹秀清由蒋介石手谕送往台湾，当作人质，过着惨淡的岁月。长子杜致仁在气愤之下，就吃安眠药死了。直到大女儿杜致礼的丈夫杨振宁得了诺贝尔物理奖，蒋介石和宋美龄才另眼看待，大献殷勤，希望杜夫人影响杨振宁回台湾，“帮助蒋校长反攻大陆”!

　　杜聿明戎马半生，又坐牢半生，还不够!手下被敌人惩罚后，还要被自己人惩罚，这就是蒋介石的新三纲五常标准——强制别人做烈士。

　　最具讽刺性的是，他虽强制别人做烈士用心甚苦，但降将仍然是一大堆（详阅李敖《蒋介石与自己降将——为活先烈开清单》，《蒋介石研究五集》，页二五七至二七六），也许烈士太少了，蒋介石有意无意制造“活先烈”过干瘾，最彰明昭著的例子是康泽。

　　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国民党国防部政工局长邓文仪在记者招待会上，做了一个重要宣布，据第二天《大公报》内容如下：

　　襄阳之战中康泽殉难

　　邓文仪在记者招待会宣布

　　这位政工局长口中的康泽，在襄阳之战中真的“业已殉难”了吗？这根本是一厢情愿，一九四八年七月下旬的《新闻天地》的报道，证明康泽并没有殉难，康泽是被俘的，中共的新华社也在十七日晚上宣布他被俘了!康泽是蒋介石最欣赏的一个心腹、一个心中内定的烈士样板。曾任军委会别动总队总队长。在蒋记特务系统中，重要一支是“复兴社”。“复兴社”又分三支，一支是贺衷寒系的“政训”系统，一支是康泽系的“别动队”系统，一支是戴笠系的“特务处”系统。康泽的“别动队”系统起源在南昌开办“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驻赣暑期研究班”，这班召集军官再加训练后，编入“庐山训练团第四营”（团长蒋中正、副团长陈诚、第四营营长韩文焕）。一九三三年十月，在庐山成立“军委会南昌行营别动队”。别动队实际上是一支突击队兼负责军事特工训练的队伍。队员或三两组成——小组或个别单独一组，有时以正式军官身份公开出现，有时则化装改扮，暗佩手枪，进行秘密活动。他们在地方上任意搜查、逮捕，以至秘密刑讯和枪毙人。其为人也，到处生杀予夺，自然炙手可热。康泽的炙手可热，延续到抗战开始，更是风光。他在抗战中的职务是一九三七年兼军委会政治部第二厅厅长、复兴社总社书记。一九三八年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组织处处长、武汉支团部主任、战时青年服务总队总队长。一九四五年奉派出团考察第二次大战各同盟国家战后复员工作。一九四七年返国。翌年一月膺选为行宪后第一届立法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蒋介石要他做热河省主席，他没做，改到襄阳去做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正好赶上襄阳之战。

　　一九四八年七月一日开始的襄阳之战，蒋介石方面说，“文武双全的康泽将军戍守”，由于“共匪畏之如虎”，“相信此次战役定卜全胜”。可是言犹在耳，短短六天以后，康便以被俘闻了。最令我们注意的，是康泽副手郭勋棋被俘归来“伪装聋子”的事。这位将军为什么要装聋子？因为装了聋子，才可以做哑巴；做了哑巴，一切真相才可以按下不表，真相显然是不能说的!在襄阳失守时候，蒋介石为了人造奶油式的赶造先烈，在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二日，特由国防部政工局长邓文仪宣布：“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康泽于襄阳作战中业已殉难。”蒋介石在聚餐时，表示“他所了解的康泽，是不会被俘的”，在蒋介石眼中，康泽是“壮烈成仁”的料子，不料，老康却放水了!——康泽并没有死。所谓康泽“殉难”襄阳之说，既是纯属子虚，为什么蒋介石却要硬说康泽殉难了呢？我们已分析了他复杂的意识形态，他是枪杆子出政权的人，他的天下从打斗中得来，得到后，为了保有天下，必然借助于一些“忠”的观念。不幸的是：在时代的巨变下，还没建构好这种观念，他在大陆就面临了考验。“忠”在国民党的要求中，是临难死节。临难不死，是谓苟且偷生，不死被俘，是不妥当的。一九四九年，蒋介石在阳明山庄讲《军人魂——一名革命军人成功成仁之要义》，很沉痛地告诉了我们，在“大陆沉陷的大失败之中”，真正临难死节的，只有“二人”。（参阅国防研究院出版《蒋总统集》，页一六七二）蒋介石对这种“寡廉鲜耻”的痛恨，情见乎辞。所以，他对“临阵逃亡”的或“被俘或投降”的，就一概不感兴趣了。他感兴趣的，显然只在谁谁谁死了、谁谁谁临难死节了。这种兴趣过分膨胀的结果，就会在情况不明时，先一厢情愿给他死了再说，甚至先给他进了忠烈祠再说。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罗列入祠”事件。蒋介石在逃到台湾后，痛感于临难死节的烈士缺货（参阅《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二十期），所以，对临难死节的谣言，也不无从宽录取之处。在台湾做过“陆军总司令”的罗列将军，在没逃到台湾前，就被从宽录取，进过圆山忠烈祠!不料罗列入祀忠烈祠后，忽然在一九五一年四月，以一名“死鬼”，逃到台湾，大窘之下，只好把他在忠烈祠的牌位撤除，派他去做“陆军总司令”。这种令人哭笑不得的妙事，很像明朝末年的洪承畴降清。洪承畴降清后，明朝的皇帝还不知道，并断定洪承畴一定临难死节。于是皇帝大为震悼，为之辍朝三日、赐祭十六坛，又为洪承畴立专祠，并把所部官兵并列祠内。皇帝又御制祭文，要亲自哭丧。不料最后消息传来，洪承畴竟在前线投降了。于是大窘之下，丧事也风光不起来了。

　　和“罗列入祠”事件相似的，康泽没死，幸亏证实得早，否则小笑话之后一定会闹大笑话，因为康泽比起罗列来，分量重得太多太多了。这种分量，使蒋介石在康泽未能殉难以后，仍旧不肯死心，而要强调康泽“抗节不屈”的事迹。康泽如“被俘不屈”，纵然没死，也是虽败犹荣!一九XX年七月，蒋介石在第九次党务工作会议上，讲康泽“十几年来抗节不屈的情形”，说他“身体早已衰谢不堪，据说他的牙齿都脱落得快没有了，这十多年，真不知道他是怎么熬过的”、说他“见死不更其守，凛然的节概，实在使人怀念和感叹”。另外再请看一副挽联：

　　襄阳当南北要冲，弹尽而莫之济；粮竭而莫之援。

　　十七日阁部扬州，羸卒孤城，已分百死。

　　忠烈昭党国史乘，劳改而终不变；酷刑而终不屈。

　　廿五载文山土室，丹心正气，独有千秋。

　　这一挽联所显示的心态，就是一个显例。挽联上“十七日阁部扬州”，是用史可法的典，“廿五载文山土室”，是用文天祥的典。但是，这种典岂可用得？史可法死守扬州，最后是殉难了的；文天祥土室坐牢，最后是死节了的，而康泽被KP关是一九四八到一九六三年，前后十五年。他在一九六三年被KP释放后，还在到处参观、留影纪念、游山玩水、好整以暇，又何来“廿五载文山土室”呢？至于说康泽“卒为中共所俘，备受折磨而死”，似乎也同样引起对康泽死难的错觉。文笔也好，史笔也罢，措辞总不能这样瞒天过海吧？康泽既是一九六三年释放的第四批，比后面的第七批要早十多年，足见他行为“良好”，不在话下，他要是“不屈”，KP是不会那么痛快放他的。蒋介石说康泽在牢里“破衣一袭，寒彻骨髓”过的“隆冬天气”，一个人能不能这样一过十五年，姑且不论，但是中共放了康泽以后，康泽在特赦战争罪犯大会上，当场穿上KP发给他的“新衣一袭”时，却全无“不屈”之色。“康泽同志”会“抗节不屈”、“被俘不屈”的希望，也在KP多年的“恶作剧”中，终于证明老康放水无误!

　　在邓文仪发表康泽殉难后三十五年，同一位邓文仪先生又发表了大手笔，他在《黄埔学生六十年（中）》（《中国人杂志》第一卷第二期，一九八三年七月十五日）里，有这么一段：

　　杜聿明在被俘之后誓不屈服，脚镣手铐，囚首垢面，种种非人的折磨，在炼狱度过数十年的悲惨生活，终至于死节，至于各级被俘的十数万军官与三万政工人员，其中十分之八均为黄埔学生，大部分均遭共匪集体屠杀，或监禁在集中营里做劳工，受尽非人的折磨迫害。襄阳之康泽、成都之曾扩情、太原之梁敦厚等，都是民族正气之显扬，万千黄埔学生随着大陆沦陷而壮烈牺牲的战绩，更缔造了中国无名英雄威武不屈的战史。

　　请看这又是何等荒唐之错啊!杜聿明早在一九五九年就被KP释放了，照《传记文学》第三十九卷第一期（一九八一年七月一日）的扼要小传，他被释放后，

　　……稍后任“政协”全国专员，补任“政协”全国委员。五十二年，妻曹秀清由美返平，与之重聚。五十三年十二月，任三届“人大”代表、四届“政协”全国委员。六十一年二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共，应邀出席“国宴”；九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北平，二度在“国宴”上露面。六十四年一月，任四届“人大”代表。六十七年二月，任五届“政协”常务委员、五届“人大”代表。六十九年十一月，因肾病复发住院。七十年五月七日晨七时二十七分，因并发心脏等病在北平去世，年七十七岁。

　　试问这是“在炼狱度过数十年的悲惨生活，终至于死节”吗？邓文仪的“脂粉作业”、“涂金作业”，目的就是要给人死节的错觉。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下旬，当杜聿明及其二个兵团被围于陈官庄之时，傅作义正坐困北平。华北“剿总”傅作义原有五十余万大军，实力不容藐视。毛泽东又洞烛先机，棋快一着，急命林彪在东北新胜之师，迅速入关，切断了傅作义大军西退或东进之路。而蒋介石顾此失彼，为徐蚌战役已弄得焦头烂额，竟无暇正视平津局势，傅作义于十一月三日亲自飞抵南京求见，蒋不知故意还是真无时间相见，只命国防部长何应钦接见，转达几点意见，未必切实可行，更无积极支援的保证。当十二月十四日，共军攻陷天津，剩下北平孤城，傅作义乃决定与中共和平谈判，达成协议。十二月三十一日，解放军入城，和平解放。傅作义不战而降，免除千万中国人的死亡、文化古都的摧毁，实有功于中华民族，所以他的命运与战而后降的国民党将军完全不同，不但没有劳改，而且当上新中国的水利部长。当然蒋介石视为不忠，但是蒋要求傅对他个人效忠，他还不配，因为他从来就没有视傅为自己人。

　　到一九四九年之初，蒋介石的老本愈打愈小，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损失了百万以上的军队。长江以北，除了胡宗南孤悬西北的兵团外，尽是解放军的天下，南京的蒋政权已摇摇欲坠矣。

百城客

第三节　搞假民主的恶果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九日，行宪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南京揭幕。早在抗战之前的一九三六年，国民政府就准备召开国民大会，选举蒋介石为总统，并于五月五日拟定宪草，赋予总统统辖全国军队、宣战、媾和、缔约、大赦、特赦、任免文武官员的权力外，还有发布紧急命令之大权，世称五五宪草。然而由于日寇入侵，没有实施。直到抗战胜利之后，召开国民大会又被排到日程上来。

　　召开国民大会，号称还政于民，要人民当家作主。但问题是，谁是人民？居大多数的农民，根本不会也不能当家做主。农民也不可能选出真正代表本身利益的代议士，章太炎在民初就已指出，在中国现实情况下搞代议，选出的必然是有权有势者，让土豪劣绅如虎添翼。这种现实到抗战胜利并无基本改变。如果国民党不改变一党专政，选出的国民代表也不过是亲国民党的“土豪劣绅”。选举既不能公正，选出的人也无代表性可言。

　　所以在战后民主的诉求下、马歇尔的调停下，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在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决定改组国民党政府，另组具有较大基础的联合政府，然后准备行宪。

　　政协经过二十一天的努力，拟定《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修正案》，修正五五宪草，称为《政协宪草》，扩大了民主原则。蒋介石最初虽公开表示接受政协决议，但自始认为斯乃KP与民盟向国民党夺权的阴谋，认为不是国民党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精神的宪草，自然伺机破坏。

　　蒋介石破坏政协决议的方法是，不待改组政府，就先行决定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国民大会。在中共强力抗议下，蒋介石只允展期三天。当十五日国民大会在南京揭幕时，中共与民盟拒绝参加，并为国共和谈完全决裂主要原因之一。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致华府国务院电显示，国大召开后，蒋仍表示愿与中共和谈，显然是给美国看的一种姿态，同时想以既成事实，压迫中共就范。然而中共坚持取消国大，回到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三日以前之情况，为和谈的先决条件。蒋遂即命令中共代表离京。（参阅Ｒｅａ ＆ Ｂｒｅｗｅｒ ｅｄ.，ｔｈｅ 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 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Ｐ．５７，７４）

　　这个国民党与若干花瓶党召开的国民大会于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闭幕，制定了《中华民国宪法》，并于一九四七年元旦由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公布。

　　蒋介石有鉴于客观情势，有意于行宪后改组政府，转变“一党训政”为“多党训政”，然而既容不下中共与民盟，只剩下“花瓶党”，则所谓“多党训政”有名而无实，实际上仍然是国民党一党专政，更无以走上真正的民主宪政之路，只能搞假民主充数。

　　假民主最可见之于伪选举。国民党、青年党、民社党三党协议部分代表名额由党提名与支持当选，而事实上则是“定量分配”、“讨价还价”、“保障当选”，甚至“中央竞圈”的局面。所以有许多人未选已经内定。投票日是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这一天的《大公报》报道首都南京，“全市国旗飘场，如逢盛大庆典”。“盛大庆典”的背后，则是蒋介石严令各地县长和专员，支持某人，某人一定要当选的专断。于是县政府不得已保留一部分票，以支持某人当选。如湖北省的选举，不过是走过场，大多数选票早已暗中填妥，随便发几张票给选民做做幌子，一切由保长及其爪牙控制。（参阅梁上贤《湖北省伪大选一瞥》，《湖北文史资料》第五辑）所有的竞争实际上只是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由于选举引发更为激烈的党团之争。

　　这种样子的选举自然会闹双包案。如李宗黄是云南鹤庆人，由中央提名而径自当选，但云南省主席卢汉却另支持李耀庭当选鹤庆县国大代表。李耀庭当选后竟不能出席国大，乃告地状，后经陈立夫等人设法解决，结果两人都领到当选证书。诸如此类的笑话，不胜枚举。

　　选举之后，于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公布国民大会筹备委员会组织规程，成立筹委会。当时国共内战已打得烽火连天，战况已对国民党不利，仍积极筹开国大选举正副总统，显然有鼓励士气以及以民主假象赢得美国更大支持的用心。国民政府遂于十二月二十五日明令定于翌年（一九四八）三月二十九日召集国民大会。

　　大会开幕之前，由于选举纠纷摆不平，演出绝食、抬棺、霸占会场等闹剧，最后由便衣警察于午夜后强制移走，惊心动魄的第一幕，幸未闹得不可收拾。（参阅周剑心《国大琐忆》，《中外杂志》第十九卷第二期）第一届国大第一次会议遂得于三月二十九日如期揭幕，蒋介石参加开幕典礼，并致词说：“我认为今天国家和人民，戡乱与行宪应该同等重视。我们不因戡乱而延缓宪政的实施；反之，我们正因为要保障宪政的成功，不能不悉力戡乱，以铲除这个建国的障碍与民主的敌人。”

　　四月九日，蒋介石以国府主席身份到会场做施政报告，主题不外经济与军事，他都表乐观。他说法币准备金额庞大，经济问题并不严重，更郑重宣示：“政府对剿匪军事有绝对把握，深信黄河以南流匪，在六个月内可肃清，保证共匪要控制中国绝不可能。”（引自司马既明《蒋介石国大现形记》，页一六七至一六八）他好像忘了两年前说过三到五个月内消灭共匪的话，现在改口说六个月内肃清黄河以南流匪，又是胡言乱语。这个时候国民党在前方一直打着败仗，而这些败仗都是他亲自遥控指挥的，岂能不知败相，竟毫无顾忌，睁眼说瞎话，而代表们于听完报告后，居然“掌声凡数十次”，亦可旁证这些代表所代表的是什么民意!

　　不过，来自东北的代表可按捺不住，因为明明国民党在东北节节败退，情况如此之糟，还要说不负责任乐观的话。他们不敢直接向蒋介石开炮，把箭头指向蒋介石手下的红人参谋总长、又在东北主持过军政五个月的陈诚，要求“请杀陈诚以谢国人，以振军心”。在军事检讨会上，请求发言者特别踊跃，也就不足为奇了。

　　北方代表在宴会上甚至当面促蒋介石效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蒋介石的回答很妙，他说：“我不是诸葛亮，陈诚也不是马谡，怎么叫挥泪斩马谡？”他似乎不知道诸葛亮为什么要斩马谡。马谡失街亭当斩，陈诚失东北不当斩吗？不过话说回来，失街亭是马谡自作主张的错误，而失东北乃陈诚执行蒋介石命令之故，该斩的是蒋介石自己。蒋介石听到请杀陈诚，能不如同身受，怒形于色吗？他能杀一个替他背黑锅的人吗？

　　国大的重头戏当然是选举总统，其实是选举蒋中正为总统，但是国大一开幕，蒋却戏剧性的准备放弃竞选总统，颇堪玩味。就在国民大会开幕后一日，也就是三月三十日，蒋介石就派王世杰传话给胡适，将宣布自己不竞选总统，而提胡适为总统候选人，他自己愿做行政院长。这突如其来的“出击”，连聪明的胡适都被“迷”倒了，在日记中写道：

　　我承认这是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可以一新国内外的耳目。我也承认蒋公是很诚恳的。他说：“请适之先生拿出勇气来”，但我实无此勇气。（《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十六册）

　　三月三十一日，胡适真的“严重地”考虑起来，上午约周鲠生来谈，“请他替我想想”；下午又与王世杰长谈三小时。最后当日晚上八点一刻，王世杰来讨回信，胡适接受了。不过胡适接受仍留有余地，他要王世杰转告几点：

　　第一、请他考虑更适当的人选。第二、如有困难、如有阻力，请他立即取消，他对我完全没有诺言的责任。（《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十六册）

　　这种“余地”很容易被视为“客气”，并不影响“接受”，故胡适想了一晚之后，于四月一日愚人节晚上去看王世杰，“最后还是决定不干”，显然“难以相信是真的”（“ｔｏｏ ｇｏｏｄ ｔｏ ｂｅ　ｔｒｕｅ”）!但是蒋介石仍在四月四日召开的国民党临时中全会上，宣读一篇预备好的演说辞，声明他不候选，提议一个无党派人出来候选，并替候选人开了五条件：一、守法，二、有民主精神，三、对中国文化有了解，四、有民族思想、爱护国家、反对叛乱，五、对世界局势、国际关系有明白的了解。虽未指名道姓此候选人为谁，但胡适自己说：“在场与不在场的人都猜想是我!”（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十六册）

　　蒋介石要请胡适竞选总统，并由他亲自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名，可是会中除吴稚晖与罗家伦两人赞同蒋的提议外，其余出席者都坚决主张蒋为候选人，蒋乃交中央常会决定，中常会决定拥蒋，于是胡适竞选总统的插曲落幕。这一段历史正如当年所发生的，真实不误；蒋、胡之间的联系人是王世杰，王对此事有纪录，胡本人亦曾记此事。但怎样来解释这件事呢？王世杰向胡适说，根据中华民国的宪法：总统无实权，所以蒋情愿屈居胡下，当有实权的行政院长。这种解释似乎言之成理，然事后证明，宪法问题难不倒蒋介石。老蒋当年哪里会为此小问题，而不愿做大总统呢？王又代蒋转告胡，蒋不当总统以便戡乱。这种从现实的考虑，当然有可能。如果再略事发挥一下，蒋一心一意要戡乱，极需美国人的大力支援，把胡适牌打出来，自可赢得山姆大叔的好感!不过，冷静地想一想，蒋介石如果真的坚持不当总统，真的想请胡适竞选，他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他的中央常会居然敢否决他的提议，是怎么回事呢？这位强人对他的执会、常会竟如此没有影响力吗？如果说是虚情假意吗，那又何必一再派王世杰去劝胡适呢？其目的又何在呢？真相到底如何？真是一头雾水!

　　事隔四十余年，当年的国代刘心皇无意中帮助我们揭开表象，洞见真相。刘氏于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七日给李敖的信中，有如下一段：

　　关于蒋中正劝胡适竞选总统一节，我认为是蒋先生想请胡适代表社会贤达、代表清流，发表声明，说：“当今之世，总统一职，非蒋中正先生担任不可。”当时，胡适被劝时，只说自己不能干，竟然不说拥护蒋先生干，蒋只有一劝再劝，希望胡领悟，讵料胡不唯不悟，竟终于答允，演成中常会反对，而蒋也终于接受他的中常会之拥戴，担任总统候选人了。（载《李敖千秋评论丛书》一百期下册，页一Ｏ七）

　　刘心皇的“认为”，不仅如他所说另有旁证，别有前科，而且令人疑窦冰释，大有原来如此之感。原来蒋当总统始终不做第二人想的，原来蒋请胡竞选，是示意胡拥己，一再敦请，乃因胡不识相，希望他领悟。结果胡不但未领悟，还认为“蒋公是很诚恳的”，居然假戏要真做。但假戏又何能真做呢？原来国民党的中常会完全是先意承旨的，蒋完全是胸有成竹的。从“政治文化”（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的层次看，蒋再度表演“以退为进”、“口是心非”的中国传统，以及再一次显露他的性格。他是一有自大狂的人，再加上封建迷信，自以为真龙天子，天无二日，哪肯屈居人下？同时他又是一个有自卑感的人，否则何必要清流拥戴呢？

　　 戏演完之后，便是如何修宪以增加总统的权力。国大代表们遂于四月十八日讨论宪法修改案，蒋介石首次以代表资格出席，入座第一号代表席，以一小时的快速顺利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完成三读程序，主要内容即为提高总统的职权。代表们在其他修宪部分争论激烈，各不相让，独对提高总统职权，全无异议，可见极大多数的代表乃是忠于蒋介石的国民党人马，所争者只不过是他们自己人内部的权力斗争。蒋介石于四月十七日召集全体国民党代表训话，要他们“服从领袖、尊重党纪”，全体起立，一致接受，也就不必为异了。

　　四月五日国民党中常委一致拥护蒋总裁为总统候选人，翌日临时中全会也表示拥蒋为第一届总统候选人。四月九日，一百五十余名国代签署，请选蒋主席为总统，连署者高达二千四百八十九人。选举总统的日子是四月十九日，早上八时五十分开始签到，出席的代表、来宾、记者都十分踊跃，座无虚席。中午十二时四十五分宣布开票，结果蒋中正获得二千四百三十票当选，陪选的居正仅得二百六十九票。全场鼓掌、高呼万岁。

　　总统选举是一面倒的情势，没有人可以跟蒋介石竞选，居正陪选原本多此一举。然而副总统选举就大不一样，一人之下，群雄相争。有那么多候选人，主要也是由于蒋介石申明自由竞选的原则。这几位之中，蒋最顾忌的当然是桂系首脑李宗仁，孙科虽亦曾反过蒋，有过瓜葛，但毕竟是文人，而李不仅是军人，而且有实力，更何况战时的功勋以及战后的人望，在在使蒋感到威胁。

　　然而李宗仁却不听桂系一白二黄的劝阻，甘冒蒋之多疑善忌，出面竞选。以他知蒋之深，当然估计到蒋会反对，但他认为蒋愈反对，他愈会当选。程思远在《政坛回忆》中，说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完全是出自司徒雷登的策动”，显然言过其实。现在司徒拍给国务院的电文，全已公开，看不到“完全”与“策动”的痕迹，反而他对李宗仁当选后，能否起辅佐的作用，表示怀疑。

　　蒋介石初闻李宗仁有意角逐副总统时，居然仍说党内同志均可公开竞选，对任何人都毫无成见。李遂在北平组织竞选办事处。美联社记者得悉后，加以报道，哄传海内外，中外报章，尤其是美国舆论认为李之参选，有助于民主政治在中国的实施。北大校长胡适也驰函鼓励：

　　德邻先生：前天看报上记载，先生愿做副总统候选人的消息，我很高兴。从前我曾做“中国公学运动会歌”，其第一章说：“健儿们!大家上前，只一人第一，要个个争先，胜固可喜，败也欣然。健儿们!大家向前。”此中“只一人第一，要个个争先”，此意出于新约保罗遗札，第一虽只有一个，还得要大家加入赛跑，那个第一才是第一。我极佩服先生此举，故写此短信，表示敬佩，并表示赞成。匆匆敬祝双安。胡适敬上，三十七年一月十一日早。

　　李宗仁顺着胡适公平竞争的意思，回信也鼓励胡适竞选大总统：

　　适之先生：接到来信，承先生对于我参加竞选副总统的热情与鼓励，非常感谢。我的参加竞选，恰如先生所说，“第一虽只有一个，还得要大家加入赛跑，那个第一才是第一”的意义。昨日北平新生报登载南京通讯，“假如蒋主席不参加竞选，谁能当选第一任大总统”一文中，有先生的名字，我以为蒋主席会竞选，而且以他的伟大人格与崇高勋望，当选的成分一定很高，但我觉得先生也应本着“大家加入赛跑”的意义，来参加大总统的竞选。此次是行宪后第一届大选，要多些人来参加，才能充分表现民主的精神，参加的候选人除了蒋主席之外，以学问声望论，先生不但应当仁不让，而且是义不容辞的。敬祝大安。李宗仁。一月十四日。（两函均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十六册，一九四八年一月）

　　胡、李两函曾并刊于报端，颇令人注目，也颇为运动员式的民主精神以及李宗仁的竞选造势。也许由于此一背景，有不少大陆学者认为李宗仁出马，有美国人在幕后操纵，甚至说因有美国人撑腰，李才敢向蒋挑战，显然是没有根据的想当然耳之见。

　　在蒋介石自由竞选的声明以及民主精神的鼓动下，国民党元老程潜、于右任，以及民社党的徐溥霖和无党籍的莫德惠，公开宣布参选副总统。但这些人显非李宗仁的敌手，当李得悉孙科无意参选后，更感信心十足，于是就这样的，大张旗鼓地从事副总统竞选了。

　　李于三月二十五日自平抵京后，请见蒋介石，得到蒋氏对参选没有成见的保证。但是国民大会开幕之后，由于总统选举没有竞争的余地，副总统选举便显得特别热烈。当李宗仁的呼声愈来愈高，蒋介石开始不高兴了。据李宗仁本人的分析，原因大致是：

　　他就是这样褊狭的人，断不能看一位他不喜欢的人担任副总统。他尤其讨厌对党国立有功勋，或作风开明在全国负有清望的人。记得以前当台儿庄捷报传出之时，举国若狂，爆竹震天。蒋先生在武昌官邸听到街上人民欢闹，便问何事。左右告诉他说，人民在庆祝台儿庄大捷。蒋先生闻报，面露不愉之色，说：“有什么可庆祝的？叫他们走远点，不要在这里胡闹。”蒋先生并不是不喜欢听捷报，他所不喜欢的只是这个胜仗是我打的罢了……所以此次副总统的选举，蒋先生在意气上非把我压下去不可。（《李宗仁回忆录》，页八五九至八六○）

　　蒋介石起初想用党提名的方式，决定他所喜欢的候选人，派吴稚晖与张群以必须统一党的意志为说，要李宗仁接受，遭李拒绝。李有更正大的理由：蒋既然一定要行宪，一切就应遵循宪法常规办理。党提名的诡计也就不了了之。

　　不过，蒋并未因此罢休，在党国大员劝退无效后，亲自出马，单独召见李来劝退了。李坚持不肯已经“粉墨登场”之后打退堂鼓，而蒋亦坚持要李自动放弃，各不相让，有如口角。 （见《李宗仁回忆录》页五七九）

　　能够当面和蒋介石顶嘴的，在当时的国民党里，李宗仁可能是绝无仅有，自然是“新闻”，不胫而走，使李反而得到更多的同情。据参与机密的“天子门生”刘诚之告诉李宗仁，蒋曾“召集一个极机密的心腹股肱会议。出席的全是黄埔系和 ＣＣ系的重要干部。在会中，蒋先生竟声称，我李某参加竞选副总统直如一把匕首插在他心中，各位如真能效忠领袖，就应该将领袖心中这把刀子拔去云云”。（同书，页五八Ｏ）真是愈来愈严重，蒋氏狭窄的心胸使他钻牛角尖越钻越深。

　　在蒋介石劝退不了李宗仁后，决心推出原无意出马的孙科来做“黑马”。这着棋的意图甚是明显：孙科既是孙中山的儿子，党内有一定的影响力，又是广东人，可分李的西南选票，认为这样再加上黄埔与ＣＣ的努力，才可击败李宗仁。蒋说成孙科参选后，大肆宣传造势，并对国大代表威迫利诱，同时也抹黑李宗仁（详阅司马既明《蒋介石国大现形记》下册，页三三五至三四一），即外国人所谓的“反竞选”（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ｃａｉm ｐａｉｇｎ）。四月十九日，蒋介石当选总统，翌日国大公告六名副总统候选人，更是短兵相接。四月二十三日首次投票选举副总统，李得票比孙多一九五张，然因未过半数，须再投票。竞争更趋激烈，孙科的助选人看到《救国日报》刊载不利他们候选人的文字，竟将报馆捣毁，暴力行为反使孙科的选情更趋劣势。翌日复选时，李仍领先，比孙多得二百一十八票，仍未越半数。蒋介石知道形势益为紧迫，决定别采非常手段，动员党政机关、特务警察加强威胁利诱。最使李难堪的是，蒋介石派人散发传单，攻击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后就要“逼宫”，逼蒋出国，极尽混淆视听之能事。李在黄绍竑的指点下，采取“以退为进”的高招，作为反击，遂于四月二十五日以选举不公、幕后压力为由，声明退出，果然迫使程潜、孙科相继放弃竞选，造成副总统选举流产的窘局。

　　召开国大，选举总统、副总统原是蒋介石要唱的戏，现在戏唱不下去了，只好收敛与软化，乃召见白崇禧劝李恢复竞选，且宣称“对于造谣生事，尤为震怒；对于代表投票，主席并郑重声明绝对自由”。于是第三次选举在四月二十八日举行，李仍领先而未过半数；竞选更趋白热化，然由于程潜票少被淘汰，程之选票转投李，使二十九日的第四次选举，李宗仁终以一四三八票当选首届副总统，蒋介石之气愤可以想见。李宗仁从总统府的扈从卫士那边听到蒋氏异常的反应，有极为生动的描述：

　　当第四次投票达最高潮时，蒋先生在官邸内屏息静听电台广播选举情形，并随时以电话听取报告。当广播员报告我的票数已超过半数依法当选时，蒋先生盛怒之下，竞一脚把收音机踢翻，气喘如牛，拿起手杖和披风，立刻命令侍从备车。上车之后，侍从忙问：“委员长，开到哪里去？”蒋仍一言不发，司机因蒋先生烦闷时总喜欢到陵园去，乃向中山陵园开去。刚刚驶进陵园道上，蒋先生忽高叫：“掉转头，掉转头!”司机乃开回官邸。蒋先生才下车，立刻又上车，再度吩咐开车出去。随从侍卫见蒋先生如发疯一般，恐怕他自杀，乃加派车辆随行。蒋先生的座车刚进入陵园，他又吩咐掉转头。转回之后，又令司机开向汤山去。真惶惶如丧家之犬，不知何去何从，却苦了侍从人员。（《李宗仁回忆录》，页五八三）

　　李宗仁也亲自感受到蒋介石的不快。当选后一日，李氏夫妇前往黄埔路官邸拜候，在客厅里枯坐了三十分钟，蒋氏夫妇才姗姗出来，场面尴尬。五月二十日，总统、副总统就职典礼，两人穿的服装迥异，蒋穿长袍马褂，李穿军装，并不是事前没有沟通，事实上李一再请示，蒋先说穿西装大礼服，后又手谕着军常服。但到时候，在李全不知情下，蒋突以长袍马褂亮相，李以军服伫立其后，有如副官。李虽被蒋摆了一道，竟穿军装参加大典，十分醒目，但是这张历史性的照片，充分显示蒋介石的促狭人以及气度之小。连司徒雷登大使都注意到，在总统就职大典上，副总统李宗仁完全受到冷落，并于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二日电告美国国务院。（原电见Ｒｅａ ＆ Ｂｒｅｗｅｒ ｅｄ．，ｔｈｅ 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 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Ｐ．２３５）而直到晚年，蒋仍感悻悻然，说：“李宗仁乃是利用战局之恶化，机巧地操纵了幻想和平的失意分子，争取选票，侥幸得胜。他在不久之后，便为KP所侮弄，趋向所谓谋和的活动，而背叛了中华民国。” （《蒋总统秘录》，页三Ｏ七八）这段事后悻悻然的话，显然与事实不符，国大召开期间，东北战局虽然不佳，整个战局尚未恶化，国民党内尚无多少幻想和平的失意分子。平心而论，李之得胜，绝非侥幸，而是在蒋大力干扰下获胜的，更非侥幸可致。至于后来的谋和活动，更是徐蚌大败后，蒋下野前要李出面去谋和的，怎么说因谋和就“背叛了中华民国”呢？古人说，“宰相肚里能撑船”，而作为“天子”的蒋介石肚量奇小。他的肚子里固然容不了KP毛泽东，也容不了国民党李宗仁。小人物虽做了大事，终究无法维持大局面。

　　搞民主，尤需恢宏的气度，而蒋介石的气度与性格全与民主不搭调，所以他搞的是假民主，也就不足为异，他搞假民主有政治目的，尤其是要制造民主假象，以博取崇尚民主的美国更大支援。但是事与愿违，目的并未达到，而引发不少严重的恶果和后遗症。美国驻华大使致电国务院时，就指出，国代选举之后，蒋委员长的威信大失。（见Ｒｅａ ＆ Ｂｒｅｗｅｒ ｅｄ．， ｔｈｅ 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 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Ｐ．２３９）且不论召开国大花了八千零四十亿，折合当时金价，两万两有奇（见《国大外史》，页六十至六十一），在财政极端困难、通货膨胀十分严重之际，无疑是沉重的负担。而花了大钱由国民党一党主导的国大，非仅不能获得政治上的团结，反而激化党内的斗争，暴露党内的腐化，至于在会场上演出的诸多民主幼稚病，贻笑大方，尚属次要。选举总统原是要凸显蒋介石为全国最高领袖，然而会前会后诸多迹象显示，他并不足以言全国的领袖，KP喊出“打到南京去，活捉伪总统蒋介石”的口号固然扫兴，连全党的领袖都成问题，充其量是ＣＣ与黄埔的绝对领袖。他被由国民党主导的国大选为大总统，虽全力以赴，不惜威迫利诱，却不能阻止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已甚泄气，而所表现出来的小家子气，更使这场“政治秀”黯然无光。蒋、李之间的裂缝，亦因伤感情的选举不再能够缝合。一个总统，一个副总统，都不能够同心协力，国民党大厦之将倾，已可预卜。这次耗资巨大的国民大会，岂非使已经恶化的局势更加恶化吗？蒋介石想搞假民主以获政治实利，结果自食恶果，得不偿失。

百城客

第四节　文胆陈布雷之死


　　陈布雷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三日突然自杀身死，乃是蒋政权在风雨飘摇之际，极为震惊人心的消息。蒋介石为死去的左右手题了“当代完人”横匾，然而完人为什么会这样地完蛋了呢？陈布雷之死为什么会引起震撼呢？

　　陈布雷原名训恩，字彦及，号畏垒，在浙江高等学校读书时，同学看他脸蛋胖嘟嘟的，戏呼他是“面包孩儿”，由面包而英文Ｂrｅａｄ，再由译音改为布雷，于是他就干脆叫陈布雷了。他生在一八九Ｏ年（清朝光绪十六年），十五岁（一九Ｏ四）中秀才。十七岁（一九Ｏ六）时候在宁波府中学堂念书，因为闹学潮，自动退学。二十二岁（一九一一）在浙江高等学校毕业。民国成立后，曾加入同盟会，从事教育与新闻工作。自一九二七年春在南昌初见蒋介石，加入国民党后，成为蒋氏身边极为显赫的人物。

　　陈布雷的显赫，不在他身居高官和党中央要职，而在他是蒋介石的侍从头子，得到蒋之信任，他从三十八岁到五十九岁，前后二十一年间，一直是蒋介石贴身的文字侍卫官，一直是首席秘书、首席幕僚长，这样一个近水楼台的地位，他的显赫，自然就不是一般的高官和浮面上的党中央要职所能概括的了。蒋君章在《布雷先生的风范》（《伤逝集》）里说：“侍从室这一制度，在编制系统上是属于军事委员会的。但是真正的性质，历史上所罕见，勉强的做一比较，清代的军机处有一点仿佛相似。”像军机大臣那样，处理最高当局的一切机要事件和棘手事件。（参阅徐咏平《陈布雷先生传》；蒋君章《陈布雷先生在胜利还都后的工作与生活》，《传记文学》第四十四卷第一期）陈布雷身为“军机处”的头头，他的显赫自然也就非同小可了。

　　陈布雷除了成为“军机处”的头头外，还一直是蒋介石的文胆。蒋的作品，从早期的《告黄埔同学书》、《祭告总理文》，到中期的《报国与思亲》、《西安半月记》，直到后期的文告讲稿，都是陈布雷的杰作。这种“两位一体”的君臣关系，在民国史上是颇为罕见的。

　　在陈布雷死后两周年，国民党内部刊物《改造》第七期上，登有《布雷先生的生平》，说他“一九四八年（民国三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以心脏病突发逝世于南京”，这种“心脏病突发”的说辞，显然是瞒天过海的。但这一瞒天过海是有所本的，所本就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上所刊载：

　　陈布雷氏昨日心脏病逝世

　　总统夫妇亲往吊唁明大殓

　　明明是自杀，却说“不料竟因心脏衰弱，突告不起”，为什么这样扯谎呢？这原来也是有所本的。陈布雷死前留有遗书给秘书蒋君章、金省吾，怕“反动派捏造谣言”，就先自己捏造谣言，把自杀造成病死了。蒋君章在《伤逝集》里言及如何发布死讯的困惑，感觉到说谎与自欺欺人的痛苦，又经程沧波、邵力子等人极力反对为了反宣传的宣传。最后治丧委员会决定发布真相，就这样的，四天（十八日）以后的《中央日报》上，做了大转弯，承认陈布雷不是死于心脏病了：

　　陈天华先烈之后一人

　　陈布雷以死报国

　　治丧会搜集遗书发表

　　大家都知道陈天华是蹈海自杀的，然而国民党虽然总算承认陈布雷是自杀了的，但是对自杀的原因，却有不同的解释，只说他是“感激轻生以死报国”，这种说法太避重就轻了。事实上，陈布雷的自杀，来龙去脉却不简单，这一来龙去脉，不但国民党有所隐讳，即使陈布雷自己，也是欲说还休，看了他对自己自杀后发新闻的关切，不惜以说谎来掩饰真相，就可思过半矣!

　　陈布雷遗书中，最能引起来龙去脉的索隐的，是他留给蒋介石的信：

　　介公总裁钧鉴：

　　布雷追随二十年，受知深切，任何痛苦，均应承当，以期无负教诲。但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入夏秋后，病象日增，神经极度衰弱，实已不堪勉强支持，值此党国最艰危之时期，而自验近来身心已毫无可以效命之能力，与其偷生尸位，使公误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因而贻害公务，何如坦白承认自身已无能为役，而结束其无价值之一生。凡此狂愚之思想，纯系心理之失常，读公昔在黄埔斥责自杀之训词，深感此举为万万无可谅恕之罪恶，实无面目再求宥谅，纵有百功，亦不能掩此一眚，况自问平生实无丝毫贡献可言乎？天佑中国，必能转危为安，惟公善保敢躬，颐养天和，以保障三民主义之成功，而庇护我四亿五千万之同胞。回忆许身麾下，本置生死于度外，岂料今日，乃以毕生尽瘁之初衷，而蹈此极不负责之结局，书生无用，负国负公，真不知何词以能解也。夫人前并致敬意。

　　部属　布雷　负罪谨上

　　介公再鉴：

　　当此前方捷报频传，后方秩序渐稳之时，而布雷乃忽传狂疾，以至不起，不能分公忧劳，反贻公以刺激，实万万无词以自解。然布雷此意，早动于数年之前，而最近亦起于七八月之间，常诵“瓶之倾兮惟垒之耻”之句，抑抑不可终日。党国艰危至此，贱体久久不能自振，年迫衰暮，无补危时，韩愈有一“中朝大官老于事，讵知感激”，布雷自问良知，实觉此时不应无感激轻生之士，而此身已非有效危艰之身，长日回皇，惭愤无地。昔者公闻叶诋总理之言，而置箸不食，今我所闻所见于一般老百姓之中毒素宣传，以散播关于公之谣言诬蔑者，不知凡几。回忆在渝，当三十二年时，公即命注意敌人之反宣传，而四五年来，布雷实毫未尽力，以挽回此恶毒之宣传。即此一端，又万万无可自恕自全之理。我心纯洁质直，除忠于我公之外，毫无其他私心，今乃以无地自容之悔疾，出于此无恕谅之结局，实出于心理狂郁之万不得已。敢再为公陈之。（载《中央日报》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九日）

　　这封信写得哀婉无比，十足显示出一个忠心耿耿的大内高手的“其言也善”的心态。细看这封信的重点，可归纳出几个脉络：

　　一、他表示“追随二十年”中，因为“受知深切”，所以“任何痛苦，均应承当”。他表示他有不少痛苦。

　　二、他表示“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今春”是指一九四八年春天以来，正是国民党兵败山倒的时候。在这一“目睹耳闻”之下，虽然他一边说“天佑中国，必能转危为安”、“前方捷报频传，后方秩序渐稳”，一边又不得不承认“党国艰危至此”，显然是婉转预言什么了。（陈布雷所谓“今春以来”的事，照徐咏平《陈布雷先生传》所列：“一月九日，沈阳沦陷，以后东北渐失，华北震动。三月，山东、河南激战。四月，陕北匪军南犯。五月，泰安失陷。六月，开封失陷。七月，襄阳失陷。八月，东北匪军进犯热河。九月，济南失陷。十月，长春失陷。十一月，徐蚌会战开始。十一月一日，物价管制解冻，金圆券崩溃，物价狂涨。失败主义到处流行，和谈空气极为浓厚。北国冰天雪地，平津危殆；南京秋高气爽，京沪交通混乱。”事实与信中所说，正好相反!）

　　三、他表示他的健康不行了。“与其偷生尸位，使公误计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不如一死了之，将最后一命，作为“感激轻生之士”，以报知己。

　　四、他表示他对“敌人之反宣传”“以散播关于公之谣言诬蔑者”，无力回天。

　　五、他表示他有“负国负公”之“负罪”。

　　以上所表示的，若印证起一些旁证，我们可以发现，许多来龙去脉，都不是空穴来风的。其中最重要的透露，是蒋君章《布雷先生二三事》（《伤逝集》）中这样一段：

　　三十七年秋，“共匪”猖獗正甚，最高当局决心推行总动员以“剿匪”，嘱先生起草方案，先生正与洪兰友先生等研拟，尚未做最后呈稿之决定，而最高当局催索甚急，数次以电话相促。先生在电话中高声答曰：我不会办，此为先生对最高当局之失态。即召我上楼，授以三案，要我整理合并，速成一案，语气间颇感失言之憾。越一日，而先生不起矣。当时传言：先生受最高当局切责，因而厌世，实为无稽之谈。时局急变，先生精神脆弱，因有“油尽灯枯”之叹，无力辅弼，此为先生厌世之基本因素。大家都知道，最高当局器重先生，尊礼有加，对人常称“布雷先生”为一特例，绝无责怪先生之事。

　　陈布雷在电话中跟蒋介石“失态”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失态”后第二天，就自杀了。可见他的自杀，“传言”中“受最高当局切责”一事，至少有“骆驼背上最后一根草”的效果。蒋君章这里意在把真相描白，殊不知愈描愈黑!

　　在给蒋介石的信以外，陈布雷给潘公展、程沧波的遗书，最含隐痛，他说：

　　公展沧波两兄大鉴：

　　弟以百无一用之书生而妄思自效于党、自效于国，疏脱怠惰，盗窃宁静之虚誉，十余年来，误国之罪，百身莫赎，而近三四月来，健康日损，脑力益坏，思虑日益纷难，自验身心，已无一丝一毫可为非常时期之贡献，累旬自谴自责，致陷极度严重之心疾，不能自己控制，兹病患已不治，将与兄等长别矣。二十余年旧交，谬承爱护，有如兄弟，尚祈于无可原宥之中，体念弟万不得已之心情，而有以垂谅之。拙荆衰年孤苦可怜，而居沪别无可托之人，并望兄等有以存恤而照拂之。临书愧甚痛甚。诸惟心鉴。

　　弟　布雷　谨上十一月十一日

　　这信所说，显然是充满了自恨自悔的“自谴自责”，他说他“以百无一用之书生”想救国，“妄思自效于党、自效于国”，结果“十余年来”，国没救成，结果竟是“误国”!“误国之罪，百身莫赎”。他在给洪兰友信中说他“忧心如焚，自责自讥”；给陈方、李惟果、陶希圣信中说他“一生辛苦，乃落得如此一文不值之下场……在公为不可谅恕之罪恶，但在私则有其无可奈何之苦衷”。……陈布雷在遗书里口口声声“自责自讥”、“无可奈何”。他在给陈训慈、陈训念、陈叔同三个弟弟的遗书中说：“精神之痛苦非言语所能形容（最近工作关系本重要，而兄自念身心实丝毫无能为役，焦急不可言喻）”，这些将死之言，其实都是有深刻的环境背景的。这就是陈布雷给蒋中正遗书中所说的“目睹耳闻，饱受刺激”。这种现象，从蒋君章在《布雷先生的风范》（《伤逝集》）的追忆里，也可略见一二：

　　先生在逝世之前，情绪非常不宁，影响他的健康极大。当时最大的问题有二：一为军事情势的逐渐逆转；一为发行金圆券而实施后的限价政策，逐渐动摇。前者使各方面庞杂的意见，纷然而起，他们很多想经由先生而上达蒋主席。有的用书面陈述，有的当面请见，也有的直接以电话互谈。凡是要见先生的，除一二具备排闼直入的熟客之外，照例由我代见；书信也向来由我代拆代复（必须先生核准）。承蒙先生看重我，一切对我信任，所以我有胆量接受各方意见或看到各方建议，把它压下来，以免刺激先生；但是先生也难免听到一些不乐闻的议论，所以居恒郁郁不乐。有的根本瞒不住的，例如当时食品已造成黑市，乡间至城市的粮食、用品等都至城外待售，不复进入城内，城内粮商也吝而不售，再加上不肖分子的捣乱，山西路一带发生抢米风波，先生办公室距山西路不远，呐喊人声时入先生耳中，先生多次至后窗遥望，表情凝重，无语而退。

　　当时国民党以戒严来对付抢米的老百姓，每天枪杀没饭可吃铤而走险的老百姓，朝夕不绝。这种现象，对陈布雷说来，不再是遥远迷?鞯牧髅裢迹墙阱氤叩南质祷恕

百城客

第五节　杜鲁门不肯出兵保蒋


　　美国总统杜鲁门派出王牌马歇尔来华，调停国共内战，结果无功而返，他回华府后，认为和谈的失败，国民党要负的责任多于KP（见Ｍａｙ，Ｔｈｅ Ｔｒｕｍａ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Ｐ．１２），耿耿于怀。从蒋介石看来，马歇尔好像是在帮KP的忙，其实美国人是要帮蒋介石的忙，希望不必内战就将中国统一于蒋介石的领导之下。帮蒋介石的忙也是帮美国的忙，一个亲美的中国政府符合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利益，和平稳定的中国则符合美国的商业利益，战后美国经济独霸全球，一度产品占世界总额的六成，中国不仅是广大的潜在市场，亦是主要的原料供应国。奈蒋介石“冥顽不化”，一意想消灭“共匪”，偷鸡不着蚀把米，不但使自己失去了大好江山，也使美国“失去了中国”（ｌｏｓ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杜鲁门与马歇尔对“损人害己”的蒋介石鄙夷与憎恨之情，可以想见。

　　马歇尔毕竟是一正直的军人，不苟言笑，不会出言不逊，然而杜鲁门乃出身小城的政客，口不择言，国骂随心所欲，颇具乡土色彩。他退休之后，有人替他做“口述历史”，虽已年逾七十，但提到蒋介石仍然火气甚大，气愤溢于言表。他说他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才发现，包括蒋氏夫妇在内的孔宋家族，盗取了美国对华援助三十五亿中的七亿五千万美元，投资于巴西圣保罗和纽约的地产，以及用之于所谓的“中国游说团”（Ｃｈｉｎａ Ｌｏｂｂｙ）。杜鲁门毫不留情地说：蒋、宋、孔“他们都是小偷，他妈的他们之中每一个都是”!（Ｔｈｅｙ’ｒｅ ａｌｌ ｔｈｉｅｖｅｓ，ｅｖｅｒｙ ｄａｍｎ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ｍ，见Ｍｉｌｌｅｒ，Ｐｌａｉｎ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Ｐ．２８８，２８９）

　　杜鲁门和马歇尔虽早就不喜欢蒋介石，但他们的问题是别无选择，从美国的利益着眼，他们更不喜欢毛泽东。美国人虽在延安没有看到俄国顾问、任何俄式装备，也深知斯大林为己远甚于助毛，但毛毕竟是KP，毛的胜利仍然是国际共产主义的胜利，在冷战已渐成气候之时，美国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更何况杜鲁门不像蒋介石是XX者，必须承担其他政治势力的压力，而蒋介石在美国有的是右派朋友，如出版界的卢斯（Ｌｕｃｅ）是最忠实的拥蒋派。通过蓬勃的反共信念以及“中国游说团”的组织，在美国形成一股强大的亲蒋力量。

　　亲蒋与亲华本来是两码子事，但当时一般美国公众往往和蒋介石一样，把蒋介石当作中国。罗斯福的亲信霍普金斯 （Ｈａｒｒｙ Ｈｏｐｋｉｎｓ）就曾说过，“委员长可能是惟一的中国人，像美国公众那般误以为蒋介石就是中国”。（引自Ｋａｈｎ，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ｎｄｓ，Ｐ．１０２）尤其是美国公众之中的右翼政客，把“扶蒋”与“反共”视为一体，以“批蒋”与“媚共”为同义之两词。因而若干在重庆的美国外交人员因批评蒋介石，在“麦卡锡时代”被戴上红帽子而遭清算，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反共的大方向下，除了公众之外，美国的官方，特别是外交与军事部门，都只有主张“助蒋灭共”，几乎一致认为蒋介石垮台和毛泽东的胜利，将导致苏俄控制中国，威胁到美国在亚太的利益。第七舰队司令库克（Ａｄｍｉｒａｌ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Ｍ． Ｃｏｏｋｅ），于马歇尔在华调停期间，就主张减少美国驻华陆战队的兵力，虽未被马歇尔所接受，但仍继续强调美国在华军事基地的重要性，特别是青岛海军基地，认为一旦失去，将有灾难性的后果，故提出训练中国陆战队以及用美国海军来支援国民党等等各种建议。（参阅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Ｖｏｌ，７ （１９４７），Ｐ．７３—８０，８６４—８６５，９４４—９４５，９５３）美国国务院上下以及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大都采取扶蒋、援蒋的立场，都希望美国的援助可以帮助蒋介石打败KP。

　　在这种情况下，杜鲁门和马歇尔再讨厌蒋介石，亦只好援助他。蒋亦心知肚明，有恃无恐，最后可以不买马歇尔的账，关闭和谈之门，全面展开内战。不过从顾维钧的回忆录看到，蒋还是低估了马，所以当听说马被发表出任国务卿时，感到“震惊”。蒋还想请马留在中国当他的军事顾问呢。总之，杜鲁门也好、马歇尔也好，并不存在援不援助蒋介石的问题，而是援助多少，到什么程度，以及如何使援助得到应有效果的问题。马歇尔初来华时，就带来一张五亿美元支票，作为达成和议的“奖赏”。一九四六年下半年，马歇尔曾以禁运军火作为对蒋和谈的压力，但在马氏离华之前，禁令已经取消了。蒋介石打KP始终有美国的军援，到一九四七年秋天，又有新的援助计划。一九四八年四月美国国会又通过四亿六千三百万元的援华法案，据美方估计，自抗战胜利五年以来，援助蒋介石政府不下二十亿美元。而蒋介石却一直认为美援不足，导致他的失败，美国右派政客也借此攻击杜鲁门政府“失去中国”。但是在华观察的美军一致认为国民党军队挫败绝非由于军火缺少，而是由于领导无方，士气低落。他们见到解放军进入北平时所携美械装备，以及毛泽东阅兵乘坐的凯迪拉克敞篷轿车，很不是滋味。

　　当一九四七年秋天，战况日渐对蒋介石不利，蒋在东北的据点益形孤立，司徒雷登大使甚至已向美国政府发出华北可能不守的预警。（见司徒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六日致国务卿函，载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Ｖ０l．７，Ｐ．８４—８６）他于六月四日又致电国务院说，中国现状的悲剧是蒋总统及其周围的人，不能理解全国人民和平的渴望，而只相信他们的特务，以至于不能迎合大众的诉求，只能用残酷的镇压方式，实在帮了KP的大忙。（引自Ｒｅａ ＆ Ｂｒｅｗｅｒ ｅｄ．，ｔｈｅ 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 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Ｐ．１１５）马歇尔惧怕国民党政权全面崩溃，于六月间向一群美商坦言：“我用尽脑汁苦思而不得解救之道。”（Ｉ ｈａｖｅ ｔroubled ｍｙ ｂｒａｉｎ ａｎｄ Ｉ cａｎ’ｔ ｎｏｗ ｓｅｅ ｔｈｅ ａｎｓｗｅｒ．)（见Ｌｉｌｌ　ｉｅｎｔｈ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ｔｈｅ Ａｔｏｍｉｃ Ｅｎｅｒｇｙ Ｙｅａｒｓ，Ｐ.２０１）最后他建议魏德迈率团访华。魏德迈将军的反共观点众所周知，又与蒋介石熟识，而其团员包括财政、经济、政治和工程技术等各方面专家，在华府的顾维钧大使即认识到，魏德迈率团出访，“是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可能有所改变的迹象”。（见《顾维钧回忆录》第六册，页一七一）所谓“有所改变”，乃美国政府将会根据魏将军的实地调查报告，增加对蒋介石的援助。当时美国的一般舆论亦持这种看法。后来马歇尔当面向顾维钧说：

　　魏德迈的出使是（我）建议的，以便魏德迈研究中国的情况并回美提出报告。该报告将使（我）据以检查美国的援华政策。（我）自己从中国回来，已逾半年，急切想帮助中国，但怎样帮助最好，却感到没有十分把握。（《顾维钧回忆录》第六册，页二Ｏ三）

　　所以他派出此一访问团，之所以遴选魏，就是因魏反共与蒋合拍，以及魏曾任蒋氏军事顾问，可充分讨论。由此可证实，马歇尔确有更加积极援蒋以挽危局的意图。

　　白宫于七月十一日宣布派出代表团访华，魏德迈做了一个多月的实地调查，走访了南京、台北、广州、上海以及华北、东北等地。他虽然反共亲蒋，但他是美国的军人，负有调查真相的重责，其本国利益交关，他的真言无忌与坦率是必然的。他指出国民党文武官员普遍贪污和腐化，征兵极不公平，权贵子弟纷纷出国留学，以逃避兵役，甚至在沈阳直斥熊式辉说不出军中实有人数，暴露了国民党军队中吃空额的大弊病，并责骂熊从未到过军医院视察，所以不知道医院中有多少床位。魏德迈八月二十四日离华前夕，更在报端发表一篇极为坦率的谈话。一言以蔽之，他批评蒋介石政权的“精神破产”（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ｌｙ ｉｎｓｏｌｖｅｎｔ）。这种坦率与直言，对魏德迈而言，乃职责所在，但对蒋介石而言，自然刺耳而又难堪。我们从顾维钧的回忆录中得知，外交部长王世杰电告顾大使，“委员长和政府其他负责人员对魏德迈的讲话表示愤慨”，不仅恼怒，而且是“颇为恼怒”，不仅是反感，而且是“十分反感”，指责魏德迈“骄傲自大”。由于这些“反感”与“恼怒”，魏德迈离华前设宴招待蒋介石话别，蒋借故不去，由宋美龄代表，然而正当夫人首途赴宴之时，魏也托故疲乏取消了宴会。（见《顾维钧回忆录》第六册，页一九三、一九五）蒋介石感到羞辱，已毫无可疑。一个美国将军来到中国任意“调查”，已有干涉别国内政之嫌，但蒋竟表欢迎，且愿把权力交给魏德迈，及其大肆抨击，尤其是说中国当前需要一位能够鼓舞群众的领袖，尤觉难堪，难以自陈，虽曾央司徒大使说项，请魏德迈不要批评过甚，但大使先生以不便干预应之，实际上这位亲蒋的大使私下赞同严评，庶几有当头棒喝之效（参阅Ｒｅａ ＆ Ｂｒｅｗｅｒ ｅｄ.，ｔｈｅ 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 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Ｐ．１３３，１３７），总因求助于人，有如吃别人的饭，嘴巴既软，腰干更挺不起来。蒋介石口口声声毛泽东是苏俄的附庸，而不自知附庸美国得利害。胡适之指苏俄是中共的“太上政府”，也不自觉美国是蒋介石的“太上政府”。

　　魏德迈回美后报告，中国情况自马歇尔离开后更趋恶化，但是他的反共立场不允许他建议美国洗手不干，他仍然主张援蒋，而且主张大规模的经援，不过所有的军援与经援，在企划和运用时，都须经美国人的监督，才不至于白费。他深信东北已不可为，建议由联合国托管，以免被中共所占，沦为苏俄的“卫星国”。蒋介石及其外交部长王世杰还以为美国要中国放弃东北，实际上魏德迈要保住东北，不为KP所取，因他早已察悉蒋介石的精锐实虚弱不堪，他曾向顾维钧极具形象地把手握成拳头，然后把食指伸直说：“形势正像这样，KP随时可以切掉那个手指，从而掐断国军的补给线。”（见《顾维钧回忆录》第六册，页一九九）这位美国将军到东北一看便知情况，然而中国最高统帅蒋介石却看不到，最后眼睁睁地让解放军把他的补给线完全切断。马歇尔有鉴于魏德迈的报告过于敏感，未即公布，且做私下的参考。后来白皮书公布后，《魏德迈报告》（Ｗｅｄｅｍｅｙｅｒ Ｒｅｐｏｒｔ）才公之于世。

　　从魏德迈的报告可知，这位将军因反共所需，极力主张大规模援蒋，然而同时指出如无美国人的干预，再多的援助也无济于事。所谓“干预”，最终势必把蒋介石肩上的财经与军事担子挑过来。蒋曾向司徒雷登提出签订《中美反共协定》，司徒不予鼓励，显知蒋有套牢老美之意。（见Ｒｅａ ＆ Ｂｒｅｗｅｒ前引书，页一九四）当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九日，沈阳已于一周前弃守，徐蚌会战开始之际，蒋介石向杜鲁门做了“狂呼式的求救” （ａ ｆｒａｎｔｉｃ ａｐｐｅaｌ ｆｏｒ ｈｅｌｐ）。同时美军驻华顾问团团长包大维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Ｄａｖｉｄ Ｂａｒｒ）向白宫报告说：“我深信那军事情况已经坏到惟有美军积极参与才有办法。自我抵华之后，没有一次败仗是由于枪械不足。他们的败仗，在我看来，完全归咎于世界上最坏的统驭术，以及其他有损士气的因素，以至于全无斗志。”（阅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Ｔｒｕｍａｎ，Ｈａｒｒｙ Ｓ． Ｔｒｕｍａｎ，Ｐ．４１１）至此，杜鲁门政府已有清楚的结论：除非美国愿意花费数十亿元，派百万美军赴华助战，对蒋增援实同浪费。

　　美国出兵百万保蒋，似乎是天方夜谭，其实不然，当时美国有的是狂热反共人士，很愿意组织反共十字军，阻止共产主义的扩张，至少阻中共于长江以北。共和党于一九四九年大选，推出右派保守的杜威（Ｔｈｏｍａｓ Ｅ．Ｄｅｗｅｙ），极力附和反共援蒋论调。他公开说：“中国如果倒下，我们有理由认为整个亚洲将要完蛋，然则西欧与美国势必孤立，在一个极具敌意的世界中受到孤立。”（见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２５ Ｎｏｖ．１９４７，Ｐ．１８）俨然是越战前的“骨牌理论”（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ｏ Ｔｈｅｏｒｙ）!杜威心目中的中国，就是蒋介石的中国，意在给蒋更大的援助以及与中共决战。蒋介石素知与美国在反共上具有亲密的共识，自然更冀望于杜威之当选。事实上，杜威麾下的共和党人，有不少认为帮助蒋介石战胜中共，乃是反共战争中一项较为便宜的投资!

　　杜威呼声颇高，舆论预测其当选，结果出乎许多人意料之外，杜鲁门获得连任，参众两院亦由民主党得到多数席次，更加强杜鲁门的政治实力。蒋介石也无法期望美国对华政策的大变动，其实杜威如果当选，是否真正会出兵助蒋剿共，乃是一个大问号。不过蒋对连任的杜鲁门，所能盼望的，惟有争取更多的美援，仍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努力。蒋介石十一月九日的呼救电，就是在大选之后不久向杜鲁门发出的，呼吁“加速并增加军事援助”，甚至要求“美国军事顾问参加指挥作战”（参阅《顾维钧回忆录》第六册，页五二三），但杜鲁门基本上并没有因而改变既定对华政策。

　　当徐蚌会战情况不利时，美国国务院对蒋政权的态度已由鄙夷转为冷漠，认为蒋介石倒台将不可避免，而适于此时，蒋介石尚不知趣，还想派孔祥熙到华府做他的私人代表、“太上大使”，结果被马歇尔认为“不妥”、被杜鲁门拒绝接见，终于无疾而终。十一月二十四日，顾维钧拜会杜鲁门，美国总统比中国大使更知道徐蚌战况，说是国军三十二个师携带全部装备投共。顾竟全然不知，后向叶公超询问才证实。（参阅《顾维钧回忆录》第六册，页五四四至五五三）。

　　一九四八年年底，南京政府已呈瘫痪之势，蒋介石原想亲自到美国来求援，但杜鲁门并不赞成邀请，认为“看不出此刻委员长怎能离开中国”。（见《顾维钧回忆录》第六册，页五六 Ｏ）遂改由宋美龄代表蒋介石来，但美国方面坚持为私人访问。宋美龄于十二月一日上午抵达华府。她此行的境遇与上次迥然不同，上次日本侵略军虽占据大片国土，他们夫妇受到美国朝野的敬礼，视为抗日英雄，接待的盛况空前，而此行根本不予官方接待，踉跄和难堪之情难以掩饰。她此行的真正目的，连大使顾维钧都搞不清楚，尚需猜测到底是委员长授意，还是夫人自作主张，甚至如谣传所说的一些古怪原因。诸如与丈夫吵架以及怕被共军俘虏等等。她向杜鲁门提出的三要求：援华声明、派遣高级军官、增加军援，已是连续的旧事重提，美国政府不感兴趣的态度，已甚明确。杜、蒋之间已难于异中求同，杜认为蒋不肯改革，援亦无益，蒋则谓没有援助，根本无从改革，讨价还价全不投机。她若于行前行后好好与顾大使研商，了解华府情况，根本不必多此一举，让杜鲁门说不，自取其辱。然而她抵达华府后，顾大使一再求见未予理会，更无机会向她细述“背景分析”，最后在她赴白宫见总统那天下午，才约见顾大使，却板起面孔，原来是一个为孔家办事、在大使馆挂名为随员的黄仁泉被撤职之故。谈完话后，她起身以“严厉的声调”向顾大使说：“黄仁泉将被撤职，是否真有其事？”然后一再反复说，只要她在美国，就需要黄仁泉办事，就不让他被撤职。顾大使保证不撤销黄的职务，她才走出客厅。顾大使得此“奇遇”，忍不住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一段：

　　我有这样一种印象，就是她（宋美龄）并不急于见我，因为她的心情不好，为她的使命和她遭到的冷遇感到烦恼，也许还因为她的亲戚和黄仁泉在背后说我的坏话，她对我的态度不那么友好和自然，和我们以前在各种场合见面时都迥然不同。奇怪的是，在我们四十五分钟的谈话中，她一次也没有对我说她是怎样决定接受访美使命、访美的目的、委员长或政府的希望、马歇尔将军的态度、她想象中援助的前景等等。好像她安排这次会见只是为了避免人们批评她不愿了解我提供的情报或意见。（《顾维钧回忆录》第六册，页五七四）

　　顾维钧的透露，很可印证这位高贵夫人的任性、不识大体、假公济私，以及胡适之曾说过的“一股虚骄之气”!从她一下飞机就由马歇尔夫人陪同，以及多次会见马歇尔，可见她确想套旧关系，毕竟马氏夫妇曾在华一年，多少建立起一些私人的交情，想凭其三寸不烂之舌，冰释蒋马之间的“误会”，让这位国务卿重视国民党危局的严重性，在反共的共识下大力援蒋。但在马歇尔的心目中，蒋介石的纪录实在太差，即使有私情的话，他也不会以私害公。

　　宋美龄与马歇尔话不投机，她已形之于色。她再次会见马歇尔之后，记者问她有无收获，她巧妙地反问：“有谁见到马歇尔将军而不感到有收获呢？”无意中承认她的收获仅止于见到马将军，顾维钧证实了她与马的会谈是“极为失望”的。她于十二月十日与杜鲁门惟有的一次见面，更加失望。她于下午五时在白宫用茶点，五时半在杜鲁门书房谈话，不到六点钟就已结束，连晚饭都没有，与上次吃住在罗斯福的白宫，不可同日而语。她走出来，在众目睽睽下，“神色严峻，冷冷一笑，给人的印象是会谈没有成就”。（顾维钧语，见其《回忆录》第六册，页五七四）杜鲁门退休后口述，提及此次会见说：

　　当一九四八年我仍是总统的时候，她来美国要求更多的“施舍”（ｈａｎｄｏｕｔｓ）。我不像罗斯福那样住在白宫，我想她颇不高兴，但我一点也不在乎她高兴或不高兴。（Ｍｉｌｌｅｒ，Ｐｌａｉｎ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Ｐ.２８８）

　　顾维钧说，蒋宋美龄此行“没有成就”，何止没有成就，简直是灾难性的失败。情况已经显示，就蒋介石的对美关系而言，宋氏兄妹已不再是一种“财富”，而是一种“负担”。宋美龄于杜鲁门不愿再次见面后，悄然离开华府，隐居在纽约长岛的孔氏豪宅，直至一九五Ｏ年大陆尽失后，才回到台北，与夫君重聚。

　　杜鲁门政府不愿提供更多援助，因知已无济于事，真要救蒋，只有卷入中国内战。蒋介石在抗战期间不许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而今竟积极要求美国派遣高级将领指挥国军剿共，美国亦曾考虑派麦克阿瑟将军（Ｇｅｎｅｒａｌ Ｄｏｕglａｓ ＭａｃＡｒｔｈｕｒ）来华。蒋介石为了“救命”，要美军介入的意图已十分明显（见司徒雷登于一九四八年六月十日致国务院函，谓蒋愿将全部权力交给美方来企划、监督与执行，函载Ｒｅａ ＆ Ｂｒｅｗｅｒ ｅｄ．，ｔｈｅ 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 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Ｐ.２４２），美方初感犹豫，敬谢不敏，事机亦稍纵即逝。在六十年代，美国为了阻止KP，派遣了五十万美军到越南。杜鲁门没有在四十年代出兵中国保蒋，除了时、地、人诸多不同因素外，马歇尔起了一定的作用。他到过中国，与中共有所接触，比较熟悉中国的情况。他虽然反共，但确知蒋介石的失败并非苏俄的阴谋，而是中国内部的力量。如果美国介入，无异把所有的中国难题一肩挑，如马歇尔本人所说，“实际上势必准备接收中国政府，无限期地投入大量的军事力量与经济资源”，故认为“如此大规模的投入和消耗，明显地与可能获致的结果，完全不成比例”。（参阅Ｍａy，Ｔｈｅ Ｔｒｕｍａ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Ｐ．３０，８１—８２）美国人视越战为一场灾难，他们应当感谢马歇尔阻止了更大的一场灾难。如果真的发生，可想而知，不仅是美利坚的大灾难，也必然是中华民族的大灾难。就此而论，蒋介石夫妇求救、救援的“失败”，岂不正是中华民族的“成功”？

　　当尘埃落定之后，杜鲁门政府的国务院，国务卿已由艾奇逊（Ｄｅａｎ Ａｃｈｅｓｏｎ）继任，于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发表了轰动一时的关于中美关系白皮书。此一白皮书的用心，显然要回答日益高涨的美国右派抨击，乃用大批档案资料来说明，杜鲁门政府已用尽力气想帮蒋介石打败KP，但中国内战的不利结果绝非美国政府能够控制和改变，所以“失去中国”的责任主要应由蒋政权的腐败和无能来负担，许多精良的美械部队很容易地就投降共军。这一点被毛泽东证实：“中国人民解放军强大的物资装备，大部分是从美国帝国主义得来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册，页一三七二）换言之，杜鲁门尽力提供了军援和经援，无奈蒋介石是扶不起的阿斗，所以失败了，到一九四八年底连支持蒋政府的一纸声明也不愿发了。（见《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页九Ｏ二）但是杜鲁门的用心显然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卸下责任。蒋介石敢怒不敢言，史家陈寅恪有句曰：“可怜汉主求仙意，博得胡僧话劫灰”，把杜鲁门比做话劫灰的胡僧。美国的右派讥“白皮书”为“漂白书”（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ｗａｓｈ Ｐａｐｅｒ），毛泽东更借此大做文章，指出白皮书是美帝“无可奈何的供状”，自承“出钱出枪”，由“蒋介石出人”替美帝打代理战争。蒋介石一直指毛泽东是斯大林的代理人，白皮书正好为毛泽东证实蒋介石是美帝国主义者的代理人!最后，蒋介石扶不起来，甚至要再做代理人，老美都不要他了。而毛泽东那边却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要“特别注意缉拿匪首蒋介石”了。

百城客

第一节　我打败，你悔祸


　　蒋介石于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九日当选上所谓行宪后第一任总统后，原想激励士气，希望与中共的战争，能够转败为胜，至少稳住脚跟，结果仍然每况愈下，先是这年一月，国民党声言一年内可以消灭共军的有形力量，可是二月就丢了辽阳、鞍山；三月就丢了四平街、永吉；四月就丢了洛阳；五月就丢了老河口；六月就丢了开封；七月就丢了兖州、襄阳；九月就丢了济南；十月就丢了锦州、长春、郑州、包头；十一月就丢了沈阳、营口、保定、徐州；十二月就丢了淮阴、淮安、张家口；到了一九四九年一月，所谓“徐蚌会战”结束，蒋介石又损失大军四十万，同时丢了天津。前后一年下来，国民党不但—年内没消灭共军，并且反要被共军消灭的情况就在眼前。这年一月一日，蒋介石不得已，发表元旦文告。这一文告措辞，极可看到蒋介石及其国民党的意识形态。这一文告，照董显光《蒋总统传》所说，“具有两个重要目标，一方面对‘共党’举示政府对和谈之最低条件；他方面则预示大纲俾于蒋总统退职后，副总统得据以与‘共党’进行和谈，而不致有损其为民主政府领袖与中华民国忠贞公民之责任”。（页五一Ｏ至五一一）其实，文告值得注意的，倒不在什么“举示政府对和谈之最低条件”和什么“预示大纲”，而在蒋介石个人的一种心态的显示。这种心态，最显著的有两点：第一、它显示给我们：“去年一年之中，自济南失守以后，锦州、长春、沈阳相继沦陷”，“剿匪”一直失利。“因为剿匪军事加重了人民负担，加深了人民的痛苦”，人民希望和平。但是能和不能和，关键“乃在于共党一转念之间”。“要先问明共党对和平的意向究竟如何？”只要共党“有和平的诚意”，“政府必开诚相见”。第二、“如果共党始终坚持武装叛乱到底，并无和平诚意”，则只有诉诸“决战”，“自不能不与共党周旋到底。尤其是京沪战区，为政治中枢所在，更不能不全力保卫，实行决战”。蒋介石宣告“深信政府不仅在此有决胜的把握，而且整个国家转危为安，和全体人民转祸为福的枢机亦在于此”。（《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三十二卷，页二Ｏ五至二Ｏ八）这意思就是说，政府是不怕打的，要打也会打赢的。

　　在蒋介石还没发表这一文告前一星期（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他接到在汉口的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的一通密电，指出不能再打下去了，并提出三点意见：

　　一、相机将真正谋和诚意转知美国，请美英苏三国出而调处，共同斡旋和平。

　　二、由民意机关向双方呼吁和平，恢复和平谈判。

　　三、双方军队应在原地停止军事行动，听候和平谈判解决。（《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页八七五至八七六）

　　密电发出后，一直没有回音，白崇禧遂再发一密电（十二月三十日），承认和战两难的窘况，不过仍敦促以外力来支援和平。他呼吁“趁早英断”，“无论和战，必须迅谋决定，整个团结，方有生机，万不可被敌分化，以蹈各个击破之惨境……” （同书，页八七六）

　　在接到白崇禧两通密电后，蒋介石的一九四九年元旦文告宣布了。最有趣的，他把白崇禧两通密电中要求政府的“谋和诚意”，转而向KP要求起来。元旦文告发表后第二天（一月二日），他发了回电给白崇禧，说是“吾人既已倾吐精诚，重启和平之门，假令共党确能幡然悔祸……”云云，他打了败仗，竟要别人“悔祸”以后才能“和”似的，岂不滑稽!无独有偶，一九四九年，在一月二日同一天，蒋介石有回电给河南省主席张轸，也谈到“共匪”“悔祸”的事。

　　蒋介石在元旦文告叫陶希圣起草的时候，其实他已经预作下野之举了。所以在元旦文告发表后三星期（一月二十一日），蒋介石终于下台了。但是他下台得很不老实，还要玩弄权术，李宗仁正好首当其冲，最出人意表，连李宗仁本人都没有想到的是，蒋于下野前夕，怕李武装逼宫，命令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主持暗杀副总统的计划，当李宗仁离开南京时，无论水、陆、空路,均予格杀。（详阅沈醉《军统内幕》上册，页二四一至二四五）一九六五年，李宗仁自美国回归祖国，始悉沈醉披露的内情，才恍然大悟，想到蒋氏夫妇曾热情地要把“美龄号”座机送给李氏夫妇乘用，原来送飞机是要老命，幸亏没有乘坐。（见同书，页二四五至二四六）李宗仁也幸亏没有于蒋下野前离开南京，否则老命也不保了。

　　话说国民党最乐道的是蒋介石是中华民国行宪后第一任总统，最不津津乐道的是李宗仁是中华民华行宪后第一任副总统。李宗仁在国民党派系中，属于广西帮，就是所谓“桂系”，桂系人马，既不黄埔，也不浙江，为蒋介石所难容，总想去之而后快。但“桂系”在北伐和抗战中都立有大功，去之却也不易，不但不易，反倒愈去之愈引起反感。行宪后第一任总统副总统选举，总统宝座固天下莫能与之争，为蒋介石所得，但副总统宝座却被李宗仁所得。李宗仁虽当上副总统，但不为蒋介石所喜，备受冷落，日长无事，只好游山玩水，但当李宗仁长兄在桂林病殁，蒋怕李回到广西老巢，竟不准请假赴桂吊丧。（见《李宗仁回忆录》，页八七四）

　　然而到一九四八年年底，徐蚌会战已近尾声，国民党大军大败亏输，南京政府朝野震动，蒋想把内战国际化，提请美、苏、英、法四国干预，但十天之后，被四国拒绝。（见Ｓｈａｗ Ｙｕｍｉｎｇ，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Ｐ．２４３）蒋亦曾于八月上旬的一个周末，约司徒雷登在牯岭长谈，强调组织国际反共联盟的必要，但反应不佳。蒋又想把国共内战提到联合国，作为威胁世界和平案，发了后来的“控苏案”之先声。但这些“远水”救不了“近火”。此时民间和谈之声又起，蒋介石感到为难时，才去找李宗仁商谈。他自己不好意思吃回头草，再同中共讲和，只有找副总统出来背黑锅或做“替死鬼”。当事态日渐严重，蒋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四日破例登门拜访李宗仁求教，并表示愿意引退，请李顶起残局。李未即答应。

　　最后蒋介石祭出宪法程序要李宗仁干，并向李保证五年之内不干预政治。就这样，到了一月二十一日，蒋就下野了。蒋并替李宗仁拟好文稿，要李签字后散会。蒋本人的文稿于发表前由张群交李宗仁阅读，全文如下：

　　中正自元旦发表文告倡导和平以来，全国同声响应，一致拥护。乃时逾兼旬，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人民之涂炭，曷其有极。为冀感格共党，解救人民倒悬于万一，爰特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之规定，本月二十一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务望全国军民暨各级政府，共矢精诚，同心一德，翊赞李代总统，一致协力，促成永久和平。中正毕生从事国民革命，服膺三民主义，自十五年自广州北伐，以至完成统一，无时不以保卫民族、实现民主、匡济民生为职志，同时即认定必须确保和平，尔后一切政治、经济之改进，始有巩固之基础。故先后二十余年，只有对日之战坚持到底，此外对内虽有时不得已而用兵，均不惜个人牺牲一切，忍让为国，往事斑斑，世所共见。假定共党果能由此觉悟，罢战言和，拯救人民于水火，保持国家之元气，使领土主权克臻完整，历史文化与社会秩序不受摧残，人民生活与自由权利确有保障，在此原则之下，以致和平之功，此固中正声馨祝祷以求者也。（《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三十二卷，页二Ｏ九至二一Ｏ）

　　这篇书告中最可注意的是，他用了“假令共党果能由此觉悟”的字眼，这是他在二十一天前元旦文告中所没有的。蒋介石在元旦文告中，只暗示了KP没有“和平的诚意”，但还没有明指KP罪该“觉悟”。这一字眼，显然跟他回白崇禧电文中“假令共党确能幡然悔祸”如出一辙，由此可见蒋介石的心态。所谓“悔祸”，是比悔过更严重的字眼，悔过不过是表示后悔自己犯了过失，“悔祸”却表示自己造成了祸乱。《左传》（隐公十一年）说：“若寡人得没于地，天其以礼悔祸于许，毋宁兹许公，复奉其社稷。”柳宗元《柳先生集》（逐毕方文）说：“祝融悔祸兮，回禄屏气。”这些都显示了“悔祸”的真义。蒋介石用到这种字眼，显然自己仍以胜利者自居、仍以优势者自居、仍以高高在上者自居。因为在常识上，只有居于这种地位的人，才会要求别人“悔祸”也!

　　对蒋介石这一心态，当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Ｊｏｈｎ Ｌｅｉｇｈｔｏｎ Ｓtuａｒｔ），后来在回忆录《在中国五十年》（Ｆｉｆｔｙ Ｙｅａ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第十章《没有实现的梦》（Ｔｈｅ Ｄｒｅａｍ Ｔｈａｔ Ｄｉｄ Ｎｏｔ Ｃｏｍｅ Ｔｒｕｅ）里，曾加旁观者清的论列。司徒雷登说蒋介石的“引退谋和书告”“大礼而论，这是一篇严肃而庄重声明，但也具有致命性的缺点，那就是他以一个权力强大的统治者的仁慈立场来对付兴兵作乱的叛徒，同时也漠视政府本身所处的绝望境况。”（Ｏｎ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ｉｔ ｗａｓ ａ ｄｉｇｎｉｆｉｅｄ ａｎｄ ｎｏｂｌｅ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Bｕｔ ｉｔ ｈａｄ ｔｈｅ ｆａｔａｌ ｆｌａｗ ｏｆ ａｓｓｕ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ｒａｃｉｏｕｓ ａｔｔｉｔｕdｅ ｏｆ ａ ｐｏｗｅｒｆｕｌ ｒｕｌｅｒ ｉｎ ｄｅａｌ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ｒｏｕｂｌｅｓｏｍｅ ｒｅｂｅｌｓ ａｎｄ ｏｆ ｉｇｎ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ｓｐｅｒａｔｅ ｐｌｉｇｈｔ ｏｆ ｈｉ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这种评论，真可说一针见血。——在敌人强大到兵临城下的时刻，兵败山倒的统治者，居然还能好整以暇，悠然以胜利者、优势者、高高在上者的口吻书告天下，这种对比、这种奇异、这种气派，真可说是古今所无了！

　　司徒雷登没有指出的是，他摆出这种奇异气派之后，立即要李宗仁去承担后果。然而要别人承担责任，又不肯把总统职位让给别人，书告中既未提辞职也不提引退，更不是副总统继任总统职位，而是“代行职权”。既是“代行”，即可随时中止“代行”，为复行视事留下伏笔。所以李宗仁要求修改为：“由李副总统继任执行总统职权”，并强调蒋介石的总统退职文告，如不加以修正，不可发表。蒋在电话中满口答应修改，但第二天见报时，却仍是未改的旧稿。同时刊出李签字而未细读的代拟文告如下：

　　总统蒋公轸念国家之艰危，顾恤人民之痛苦，促成和平之早日实现，决然引退。宗仁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代行总统职权，自揣庸愚，膺兹重任，曷胜惶恐。惟是宗仁追随总统革命二十余年，深知其处事持躬悉以国家人民为重，而对于个人之进退出处，严谨光明，心志既决不可移易。宗仁仰承督责，不容辞谢，惟有勖勉将事，效忠国家，冀使中枢之政务不坠，而总统救国救民之志业有成。所望我全体军民抒诚合作，文武官吏各安职守，精诚团结，一德同心，本和平建国之方针，为民主自由而努力，国家民族实利赖之。（《李宗仁回忆录》下册，页九Ｏ二至九Ｏ三）

　　替人代拟的文告仍不忘一再歌颂自己，煞是有趣，代拟的目的显然要借李宗仁自己的嘴巴说出，仅仅是“代行总统职权”，想玩弄李氏于股掌之间。更使李气愤的是，蒋介石给他安排的秘书长吴忠信以总统名义将此二项文告通令全国，盖上总统大印，而李事前一无所知。李宗仁把吴忠信找来，说：“礼卿兄，这份通令发出去，我为什么事先毫无所闻？”吴忠信说：“这是蒋先生的意思，要我发出后再通知你。”李总统说：“蒋先生已经下野了，他还要指挥你发通令不让我知道？”吴忠信说：“你是知道蒋先生的，蒋先生要我这样办，我又怎能不办？”李欲以不就职来抗议，吴竟以“特务横行”来威胁。在代发文告、代发通令以后，李总统又控制不了行政院，行政院长孙科居然在蒋介石的指挥下，把行政院搬了家，从南京搬到广州去。结果消息传出去之后，“群情激昂，议论纷纷”，白崇禧甚至借汉高祖的话说：“要做就做真皇帝，切不要做假皇帝!”然而正闹得不可开交之时，老实忠厚的李宗仁反而泄了气，觉得不应该在危难之际，计较什么代不代，就这样平息了这场风波，遂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四日，由居正监誓，就任代总统。

　　蒋介石下台之后，立即回到奉化溪口老家，他已六十二岁，虽不得已离开总统宝座，但仍然拥有国民党总裁的名号，凭其实力以及早已安排好的人事，足可遥控一切，而令李代总统莫可奈何。

　　蒋介石于下台之前的重要人事部署，包括一九四九年元旦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兼台湾警备总司令，元月十八日任命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随后又任命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宋子文为广东省主席、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以及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这位行将解职的元首毫不客气地把剩下的国民党半壁江山，结结实实地置于自己亲信的掌握之中。通过人事的布局，蒋虽是在野之身，仍然可以控制经济、调动部队、影响政治。事实上，蒋一回到溪口，溪口就成为国民党的政治中枢，军政要员纷至沓来，车水马龙。家中并设有七部电台，随时发号施令，遥控一切。在南京的代总统李宗仁即使不愿当傀儡，亦只好无可奈何地被架空。我们从《李宗仁回忆录》中可知，凡江防部署、新内阁的组织、处置要员如扣押浙江省主席陈仪等，都是溪口蒋介石的决定，南京的李宗仁无法做主。

　　最严重的是，蒋自称为了和谈而下野，要李宗仁出山主和，但退居溪口没有几天，就从奉化命令党、政、军、特首领“必须作战到底”，这不是暗中破坏和平吗？及和谈破裂，蒋命汤恩伯守上海，破坏李之江防计划，在李看来蒋之部署等于是开门揖盗。之后，蒋又暗中破坏李宗仁与白崇禧保卫大西南的计划。李、白拟“把汤恩伯的主力移至浙赣线和南浔线，与华中部队约四十万人成为犄角，以固守湘、赣，防止敌军侵入西南”。（《李宗仁回忆录》，页九四二至九四三）蒋早已决定退守台湾，但如果为了“党国”，至少不应拆李的台，然而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全无助李防卫西南之意愿。且不说西南乃桂系的基地，若战而胜之，更张桂系声势以及代总统的威望；若战而败之，势将影响其台湾的布局。蒋氏为公抑或为私，于此可见。李宗仁说，蒋有意整他，让他早日垮台，不无道理。

　　李宗仁逃离南京后，不去广州，直赴桂林。至此国民党政权已到生死存亡的关头，蒋仍暗中操纵如故。李在桂乃约集李品仙、甘介侯、程思远等拟定甲乙两个方案，甲案要蒋出洋，乙案要蒋交出权力来。（参阅《程思远回忆录》）五月二日，白崇禧、居正、阎锡山、李文范等前往桂林，请李宗仁回粤主政，当晚拟就一份《谈话记录》油印本，今藏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室张发奎档。全文如下：

　　一、自宗仁代行总统职权后，鉴于频年战祸，民苦已深，弭战求和，成为举国一致之渴望，而以往政府一切军事、政治、经济之失败，其根因所在，即由于政治之不修明，贪污腐化，遍于全国，遂造成今日民怨沸腾，士气消沉，全盘糜烂之恶果。故自主政之日起，为顺从民意，针对时弊，决以谋取和平与革新政治为当前两大急务，以冀有所匡救。讵料时经三月，虽殚精竭虑以赴，而事与愿违，终致毫无成效。和谈失败，固由于中共所提条件过于苛刻，然我方内部意志之不统一、步骤之不能一致，如政府谋和措施之不能执行，未能示人以诚，亦不能不承认为一重大因素。至于革新政治一端，终以形格势禁，因之三个月来之努力，悉已付诸虚牝，此皆由于宗仁德薄能鲜，不克建树事功，实应首先引咎自责者。

　　二、现共军已渡过长江，首都沦陷，沪杭危急，局势已临万分严重之最后关头。基于以往三个月来事实证明，宗仁难继续膺此艰巨，更自信在此情形之下，绝无转危为安之能力。为今之计，与其使宗仁徒拥虚位，无俾实效，莫若即日起，自请解除代总统职权，仍由总裁复位，负责处理一切，俾事权统一，命令贯彻。宗仁身为国民党员，与总裁久共患难，绝不敢存临危退避之心，仍当竭尽协助之能力，并拟以副总统之资格，出国从事国民外交活动，争取国际援助。此种办法，在国际上固不乏先例，而依据目前之局势，并确乎有此需要，同时宗仁既可获得为国家效力之机会，亦可与总裁之工作收分工合作之效。

　　三、如总裁坚持其引退之初志，必欲宗仁继续负责，根据过去三个月来失败之经验，为保障今后政府之命令能彻底贯彻，达到整饬部队，革新政治之要求，完成吾人反共救国之使命，则有数事必先获得总裁之同意并实行者，兹分列于次：

　　（一）宪法上规定关于军政人事及凡属于总统职权者，宗仁应有绝对自由调整之权。

　　（二）所有前移存台湾之国家银行金银外汇，请总裁同意由政府命令运回。

　　（三）所有移存台湾之美援军械，请总裁同意由政府命令运回，配拨各部使用。

　　（四）所有军队一律听从国防部之调遣，违者由政府依法惩处。

　　（五）为确立宪政精神，避免党内人事纠纷，应停止训政时期以党御政之制度，例如最近成立非常委员会之拟议，应请打消，所有党内决定，只能作为对政府之建议。

　　（六）前据居觉生先生由溪口归来报告，总裁曾表示，为个人打算，以去国愈快、离国愈远为最好，现时危事急，需要外援迫切，拟请总裁招携怀远，俾收内外合作之效。

　　四、以上六项，必须能确切做到，宗仁始能领导政府，负责尽其最后之努力，否则惟有自请解除代总统职权，以免贻误党国。

　　李宗仁终于痛定思痛，向蒋摊牌，以此《谈话记录》为《哀的美敦书》，促蒋“去国愈快、离国愈远为最好”。这份“最后通牒”派专机送呈在上海的蒋介石（见李宗仁致张发奎函，藏纽约哥大特藏室）。蒋之回答极妙，他完全不承认幕后操纵，说得冠冕堂皇，如谓：“总统职务既由李氏行使，则关于军政、人事，代总统依据宪法有自由调整之权，任何人不能违反”云云，所以前五项要求，他认为当然之事，似乎是说根本多此一问。至于最后一项要他出国，他又耍起赖来，说是：

　　且在过去，彼等主和，乃指我妨害和平，要求下野。今日和谈失败，又责我以牵制政府之罪，强我出国，并赋我以对外求援之责。如果将来外援不至，中又将负妨害外交，牵制政府之咎。国内既不许立足，国外亦无法容身。中为民主国之自由国民，不意国尚未亡，而置身无所，至于此极!（见张发奎档）

　　他坚称不敢“任何逾越分际、干涉政治之行动”。否认之余，并且说：“今日国难益急，而德邻兄对中隔膜至此，诚非始料之所及，而过去之协助政府者，已被认为牵制政府，故中惟有遁世远引，对于政治一切不复闻问。”果如是乎？显非由衷之言。权力在其手中，话尽可说得漂亮，依然我行我素，李宗仁还是莫可奈何，只好抱病离国赴美就医去也。蒋介石打了败仗，要毛泽东“悔祸”于前，要李宗仁“背黑锅”于后，亦云奇矣。

百城客

第二节　怎样谋杀杨虎城


　　蒋介石下野，准备动身离京前，李宗仁见到这样一幕：

　　这时于右任忽然老态龙钟地追上去，口里喊着：“总统!总统!”蒋先生稍停问何事。于右任说：“为和谈方便起见，可否请总统在离京之前，下个手令把张学良、杨虎城放出来？”蒋先生只把手向后一撒说：“你找德邻办去!”说毕，便加快脚步走了。拖着一大把胡须的七十老人于右任，在众人注视之下，慢慢地走回，大家这才黯然地离开会场。（《李宗仁回忆录》，页八九八）

　　蒋介石的心情已经不佳，不知趣的于大胡子提起不愉快的往事，恼怒之情溢于言表，“找德邻办去”是最好的推托，人在他特务手中，德邻办得了吗？可怜于右老，碰了一鼻子灰。再度显示：蒋介石人下野，权不下野，退居溪口的“一介平民”仍可拘押政治犯，拘押之不足，还可谋杀。杨虎城就是在重庆解放前，被特务谋杀的，从本人到次子、从次子到小女儿、到秘书宋绮云夫妇和他们的小孩子（两个小孩子都不到十岁）、到副官阎继明、到警卫员张醒民，都被乱刀扎死。特务替主子杀人，而李宗仁代总统不知道，足证特务完全是蒋介石私人的特务。

　　蒋介石对西安事变两主角张学良、杨虎城，恨杨尤甚于张。他起先一直认为杨是主谋，后经敢作敢当的张学良一再申明他是主谋，甚至说杨是受他之累。蒋氏《苏俄在中国》说：“此事最出人意料之外的一点，就是其主动者，实是张学良的本身，而首先提出此一劫持主张者，则为杨虎城。且其事前，并未与共党就此事有任何商量。”（《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九卷，页七十一）虽然终于接受张是“主动”者，但仍要说杨首先提出劫持主张者。蒋恨杨，因杨于西安事变后并不乖乖地“悔祸”，还要嘴硬、还要揭蒋的疮疤。

　　张学良陪蒋回京后，立中“连环套”，被蒋背信强留下来。张学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被军法大审后第二天（一九三七年元旦），西安人民游行向蒋介石抗议，杨虎城发表《告民众书》。在这篇《告民众书》里，显然在张学良被军法大审的气氛下、在西安人民的群情愤激下，杨虎城竭力在自制、在力持大体，肯定了“西安事变”的正确导向、肯定了蒋介石“对于我们的主张完全采纳了”，他对蒋自食不咎既往的诺言而军法大审张学良的事，避开不提，这样做，显然是留有余地，以便善后。

　　但是，在这种公开的《告民众书》以外，杨虎城对张学良的处境，并非避开不提，而是据理力争，他在致电表示“汉公亲送委座入都，蹈刑辟而若甘，示大义于天下，果有人心，能不感动!乃竟扣留汉公，纵兵西进”后，又在一月五日致电蒋介石说：“此间情形，张副司令一日不归，即西北军民一日不安。”两天以后（一月七日），蒋介石回电，虽然保证说稍缓即为张学良“复权”，可是事实上，张学良的公权，却一连近六十年都没被恢复。杨虎城等人当年的疑虑，自非无因。这种疑虑的细节，在他们一月五日的“歌电”中，有详细说明。就在一月五日同一天，国民党发表黄埔嫡系的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孙蔚如为陕西省政府主席、王树常为甘肃绥靖主任，杨虎城、于学忠撤职留任。同一天西安各救亡团体举行联合大会，要求释放张学良。到了二月五日，杨虎城等人发表《和平宣言》，再度拆穿国民党的无信与不识大体。在杨虎城等人“谨此宣言”之后十天（二月十五日），国民党三中全会开会了，杨虎城、于学忠也做了“提议实行改组政府、收容各党各派人才、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办法，以求全国一致积极抗敌”的提案，但是三中全会却决议说：“不问其内容如何，惟既出以叛逆之行为及威胁之方式，显系托词造乱，实国法军纪所不容，应不予置理，以绝效尤。”——国民党显然蛮不讲理了，“不问其内容如何”，一律要蛮干到底了。

　　蒋介石蛮干的方式是彻底消灭东北军和西北军中的十七路军。东北军方面，他告诉东北军说：你们不要在陕西了，你们到江苏、安徽北边去，并把安徽省主席给你们挑。结果东北军开到了苏北皖北，除了以于学忠为江苏绥靖主任外，安徽省主席却食言而肥了，至于西北军方面，他告诉西北军说：你们也不要在陕西了，你们到甘肃去，并把甘肃省主席给你们挑。虽然如此，把杨虎城赶出国门，却在所必行。四月二十七日，杨虎城被迫辞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及十七路军总指挥职务，准备离开西安。六月十六日，国民党发布了这样的命令：

　　兹派杨虎城为欧美考察军事专员，此令。

　　就这样的，在东北军“擒贼擒王”之后，西北军十七路军也“群龙失首”。杨虎城预定五月二十七日上午离开西安，消息传出，西安人民、十七路军部队、西安各救国团体、各学校师生，都涌到机场，去送别他，很多人流下眼泪。他到上海后，一些学生们还到终南山麓，采集了许多故乡花草，分别贴在几本纪念册上，写上热情的句子，远道送了给他，表示人民对他的怀念，他们似乎预感到：杨将军是很难再回来了!

　　杨虎城是六月二十九日出国的，出国后第八天，就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他在十一日电宋子文，说：“日寇进迫，国将不国，噩耗传来，五中痛愤。弟以革命军人，何忍此时逍遥国外， 拟由旧金山返国抗敌，祈转陈委座。”十四日抵旧金山，接宋子文回电说：“以目前情况观之，请稍缓返国。”不让他回来。这天他在旧金山发表书面谈话，说：

　　我是一个革命军人、一个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强烈的信徒。参加革命已逾二十五年。我完全看透日本帝国主义一贯侵华的来历和动向。保卫国土是军人的职责，我一直是坚决抵抗日本侵略者。这次卢沟桥事变，是危及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我怎能置身事外、流连忘返？即拟兼程回国，请求任务，执行战斗，为国效死!

　　杨虎城在国外，前后三次致电蒋介石，请求让他共赴国难，但是蒋介石没有复电。杨虎城不得已，再电宋子文，宋子文回电说：“兹值全国抗战，各方同志均纷纷集合，共赴国难，兄虽未奉电召，弟意宜自动回国。”于是杨虎城不疑有他，就从欧洲转到香港。哪知十一月二十六日，杨虎城的船刚刚靠到码头，特务头子戴笠就派特务蒋国光、谢瀛洲、杨彬、戴德“欢迎”，从此他身边就总有了带家伙的。四天以后（十一月三十日），他离港飞汉口，在汉口拜访老上司于右任，正准备吃饭，带家伙的过来说，蒋介石要在南昌见他，请他立刻成行。他饭也没吃，就赶到南昌，可是南昌不是南昌，而是虎穴，从此以后，他就被非法关起来了，一关就是十二年!这位国民党中首先倡导抗日的名将，一天抗日也不让他参与，而是像张学良一样“坐穿牢底”了!张杨都不能为抗日而抗日，注定要为抗日而坐牢。杨不但“坐穿牢底”，并且在国民党自大陆撤退前，还把他非法加以残杀，残杀是秘密进行的，由于周养浩说话了，残杀的经过情形才大白于世。根据香港报刊登出的《访周养浩谈杨虎城之死》，是这样的：

　　周养浩先生是浙江江山县人，同国民党的特务首领戴笠、毛人凤分属同乡。也是由于戴笠的介绍，周养浩在一九三二年在上海法学院法律系毕业后，于一九三三年加入了国民党早年的特务组织——复兴社特务处。当时监督周养浩宣誓加入这特务组织的，就是现在还在台湾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唐纵。从那时起，到一九四九年被俘，周养浩为国民党干了十六年的特务工作。特别是在一九四九年。

　　一九四九年是国民党在大陆大撤退这一年，在大撤退时候，在各地都有大破坏与大屠杀，尤以在重庆、成都、昆明等西南地区为最。周养浩就在这时候“临危受命”，担任了重庆卫戍总司令部保防处处长、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等职，执行特务头子毛人凤的命令，其中包括了谋害杨虎城的案件。

　　本来到一九四六年，抗战既已胜利，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了，KP方面，提出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罗世文、车耀先等政治犯的要求，但是国民党阳奉阴违。杨虎城被自贵州息烽监狱移送到重庆杨家山，杨夫人不久不堪精神折磨而逝世。蒋介石下野后，李宗仁曾下令释放政治犯，在重庆的杨森不敢做主，叫周养浩打长途电话给在上海的毛人凤。毛人凤也不敢做主，就去请示在溪口已是一介平民的蒋介石，但此一平民竟悍然不顾“代总统”释杨的命令。当李宗仁派飞机去接杨，特务们奉蒋命把杨转移到贵阳。杨本不肯转移，但由于信任周养浩，即由周陪往贵阳，杨氏秘书宋绮云、宋妻徐丽芳、幼子宋振中，以及两个副官阎继明和张醒民同行。杨虎城一行到贵阳后，住在黔灵山麒麟阁，这是一九四九年二月的事。到了这年八月，KP攻下长沙，整个西南都动摇了，国民党安排大撤退，项目众多，其中之一，就是向杨虎城下毒手，展开“我倒霉，你也休想活”的大作业。毛人凤在重庆召开秘密会议，宣誓效忠蒋总裁，周养浩也在场。决定再命周把杨等骗回重庆，到中美合作所内松林坡“戴公祠”执行杀害任务。“戴公祠”顾名思义，是纪念戴笠的祠堂，祠堂是封建的玩意儿，为什么整天喊革命的国民党这样封建？其实它就是这么封建!“戴公祠”原是“中美合作所”中的豪华建筑，是戴笠专为蒋介石修建的，戴笠死后，就在里面设了灵牌，改叫“戴公祠”。这座“戴公祠”随着大陆丢掉而丢掉以后，国民党又在台北近郊观音山建了另一座“戴公祠”，另在芝山岩建了“雨农图书馆”、“雨农小学”、“戴雨农先生纪念馆”，据情报局出版的《戴雨农先生年谱》，他们还对戴笠“塑像设祀”呢!还以继承戴笠事业的“郑介民及毛人凤两故局长陪祀”呢!还以“军统局保密局情报局之革命先烈曾澈、吴赓恕、麻克敌、江志强、冯运修……配享”呢!“塑像设祀”也、“陪祀”也、“配享”也，这是全套孔庙的体制呢!这未免太“僭越”了吧？但是，想到明朝东厂人物为魏忠贤盖祠堂，也拟制于孔庙，倒真也见怪不怪了呢!

　　周养浩这次以蒋介石要接见杨虎城，然后飞往台湾为由，把杨骗回重庆。在特务队长张鹄的带引下，杨氏一行走进了“戴公祠”。张鹄说：

　　杨虎城将军的儿子拯中，双手捧着盛满他母亲杨夫人的骨灰箱子紧跟在后面。这一年，他才十七八岁，但是头发已经花白。这时早已监视着他们的刽子手杨进兴、熊祥等人，怕杨拯中有所反抗，所以决定分别在不同房间同时向他们下手。当杨拯中走上石级、步入正房的一间卧室时，杨进兴从后迅速以匕首刺入他的腰间，他惨叫了一声：“爸!”还来不及挣扎就倒了下来。这时走在前面的杨虎城已知有异，正想转回头来看一看，但是说时迟，那时快，经验丰富的刽子手已把刺刀刺进了他的腹部。杨虎城将军挣扎了几下，也倒了下来。

　　杨虎城父子被惨杀后，杨氏秘书宋绮云夫妇带着两个孩子到达时，也先后被匕首刺杀。两个小孩子虽跪地求饶，特务还是不放过，死于血泊之中。两个小孩是杨虎城的八岁小女儿，和秘书宋绮云夫妇的儿子（一说是女儿）不到十岁的宋振中，他们小小年纪，无辜惨死，最令人心恸。（参阅沈醉《军统内幕》，页二二三至二三九）

　　杨虎城是九月六日（一说是十七日）被已下了野的蒋介石命令特务残杀的，毛人凤还向杀人特务传示“蒋总裁将会论功行赏”。杨虎城被残杀后两个多月（十一月三十日），国民党丢掉了重庆，当然也丢掉了他们的“戴公祠”。重庆丢掉后的第二天（十二月一日），从被俘的“戴公祠”附近十一名警卫口里，得到了一点线索，于是杨虎城的遗体就给挖掘了出来。因为脸上已被镪水烧烂了，无法辨认，乃找来旧西北军十七路军的一些干部来验尸，最后证明没错，于是这一血案的真相也就曝白于世。——世界真的知道了：“西安事变”的另一主角，就这样惨死了!杨虎城一代豪杰，因反对政治黑暗而参加革命；因参加革命而守死不变；因守死不变而为国民党稳住西北江山；因要求蒋介石抗日救国而家破人亡、长年坐牢后，又惨死刀下。他在青年时代，有一首诗自誓：

　　西北山高水又长，

　　男儿岂能老故乡？

　　黄河后浪推前浪，

　　跳上浪头干一场!

　　最后，他一世男儿，凶死他乡，在大干一场后，付出了永远偿还不完的血债。在蒋介石兵败山倒之时，仍不忘把他杀掉、把他十七岁小儿子杀掉、把他八岁小女儿杀掉，然后逃到台湾。如今，国民党在浪花尽处，已经离黄河日远，但是“戴公祠”的刀光血影、“戴公祠”的烛照香熏，却是人们愈来愈近的血祭。

　　蒋介石一共下野三次，每次都要杀大将以泄愤，第一次杀王天培，第二次杀邓演达，这第三次最凶恶，不仅杀大将，还要杀大将的子女、秘书夫妇以及副官们。由此可知，蒋介石固然是KP名单中的第一号战犯，也是凡有良知者心目中的杀人犯、罪及无辜的杀人犯。

百城客

第三节　从巧取黄金到豪夺黄金


　　八年抗战间，有两个数字是惊人增长的。一个是人民死伤的数字，一个是货币发行与物价上涨的数字。货币自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四日起施行法币政策，由于蒋介石自私自利的货币政策，强行其不兑现纸币——法币。法币的币信，本就不良，“当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前夕，法币发行总额还只有十四亿元；在八年抗战期间，四大家族打着抗日的招牌，利用法币来进一步垄断全国经济，搜刮人民财富，因而通货不断膨胀，到了日本投降前夜，法币发行额即已达五千亿元。一九四六年三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发动反共战争以后，随着国民党军事危机的日益严重，经济危机也日益加剧，到一九四七年四月，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内，法币发行额即陡增至十六万亿元以上；最后到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日以金圆券代替法币的当时，法币发行额竟达到六百六十万亿元，等于抗战前夕发行额的四十七万倍，而物价则较抗战前上涨三千四百九十二万倍。”（资耀华《国民党政府法币的崩溃》）这种货币大贬值，物价漫天涨的局面，在古往今来的世界史上，也属罕见。其实这些数字还只是远景，若看大特写，更是要得。——以它宣告结束前最后一天的发行额计，就高达六百零四万六千四百二十七亿七千六百一十八万二千元!这种天文数字，连当年德国马克的震惊世界大贬值都望币莫及呢!

　　法币政策是蒋介石印一纸钞票骗中国人民手中的白银，把白银收归政府所有，其实这还不算最精彩的，最精彩的还在后面的金圆券政策。蒋介石又印一纸钞票骗中国人手中的黄金。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蒋介石政府突然公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了金圆券，规定金圆券一元，折合旧法币三百万元。相当美金零点二五元，同时限期收兑金、银、法币。老百姓不准私存黄金，抓到了会要命，于是全国黄金尽入公有。中国老百姓真好欺负，一九三五年，实行法币那一次，首先领教了国民党政府的厉害。抗战以后，政府不能保护人民，老百姓沦为敌伪遗民，日本鬼子为贬低币值，将法币兑换日本军用票或伪钞，兑换率从军用票一比法币二点一滚成一比十点四，最后禁用法币，全用伪钞。不料抗战胜利后，政府又将伪钞以伪钞二百比法币一的显然不公道的兑换率，回吃老百姓一口。到了金圆券一元比法币三百万元现出，前后几年，老百姓的私有积蓄全给一一兑光。

　　金圆券最初发行的四十天内，政府以纸易金，兑换到黄金美钞逾三亿美金，这是全国老百姓多年战乱的最后劫余，等于大家掏空腰包，都爱国了。

　　金圆券发行同时，又实行限价，物价限以八月十九日为准，为保限价成功，蒋介石分在上海、天津、广州派经济管制大员督导，检举或查抄投机居奇、扣押或枪决奸商巨贾，雷厉风行，耸动中外。但是，正如当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Ｊｏｈｎ Lｅｉｇｈｔｏｎ Ｓｔｕａｒｔ）所说的，在“以警察国家的方法来压制经济定律”（ａｎ ａｔｔｅｍｐｔ ｔｏ ｒｅｐｒｅｓ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ａｗｓ ｂｙ ｐｏｌｉｃｅ ｓｔａｔ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经济定律岂是警察压制得了的？

　　蒋介石以金圆券政策巧取中国人民手中的黄金，首要都市是上海，派出去的经济管制督导员是他的账房即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事实上是由副督导员蒋经国一手包办。蒋经国在上海代他老子演了一出“打虎戏”，据当时上海联合银行总经理戴立庵《金圆券发行后蒋介石在上海勒逼金银外汇的回忆》，他早就看出“蒋介石在南京纪念周上的威吓和蒋经国在上海乐义饭店形同强盗绑票的胁迫”，方法是“父子串双簧”，口气就是向他们认定的有钱老虎示威：“你们究竟要命还是要钱!”但是，一方面警察力量压制不了经济定律，他方面老虎原来他们蒋家集团自己也有份。自己既然也是虎虎虎，又何能打得下去？寿充一《蒋经国上海“打虎”记》提到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拔枪拒检，与蒋经国闹僵，孔令侃

　　便去南京向姨妈求援，宋美龄专程到沪，曾约蒋经国到永嘉路孔宅谈判，表兄弟相持不下，闹得很僵，宋氏姐妹没法，施出最后的撒手锏，由宋美龄拍一急电给在北平的蒋介石，叫他立即乘专机南下，处理上海发生的紧急大事。蒋南来当天，宋美龄向蒋多方说明原委，谊属姻亲的事，两家有共同利害，家丑不宜外扬等，得蒋首肯。第二天蒋召蒋经国晋见，训了一顿，叫他打消查抄之事，蒋经国无可奈何，只有让这只天字第一号的“大老虎”逍遥法外，一天风云也就烟消云散了。

　　周一志《上海金圆券案之一幕》中更记录了蒋介石训子的细节：

　　经过宋美龄一夜的“攻势”，次晨蒋经国进入蒋介石卧室，大约半小时出来，即现出垂头丧气的表情。接着蒋介石出来接见文武大员，说：“人人都有亲戚，叫亲戚大大丢脸的事情，请你们各位想一想，谁又能够真正铁面无私呢？我看这个案子打消了吧!”大家一听此言，只得诺诺而退。这次胜利属于宋美龄。蒋经国经过这件事的打击，仰天长叹道：“我只有先在家尽孝，尔后对国尽忠了!”小蒋因此辞职，上海人从此看不起他，金圆券更一跌再跌，市场出现抢购货物高潮。结果搞得死了人买棺材也得由棺材店派伙计去“验明正身”，以免有人囤积棺材。小花园一带的女鞋，连清朝以来几十年最老式的不论大脚小脚穿的各种鞋，都被抢购一空。

　　蒋经国在这年十一月初《上月反省录》中自道：

　　金圆券发行数目之大，造成了十月初的所谓抢购运动。由此而发生市场波动，一天不如一天的坏下去了，自己感觉到用下去的力量，已不十分有效了，在经济方面讲，是因为金圆券发行的数字太大，到处都是钞票，而这许多钞票，都是无路可走，所以造成了市场的混乱，吴蕴如来信说：“官吏白做了两个月的工作，民众白吃了两个月的苦，并且穷的愈穷，而富的还是一样的富。”这几句话说得太心痛，同时亦够刺激了，想起八九月间，人人拿美钞黄金来兑换金圆券时候的情况，以及今天金圆券的贬值，实在太使自己难过了，每次想起人家将金钞兑了之后，今天是如何的在怨恨我，真是惭愧万分，为了表明自己的责任心，并将向政府自请处分，并对上海市民表示歉意，以明责任。总之七十天的工夫，花了不少的心血，亦并不是白花的，读了一部经济学，得了许多痛苦的教训……

　　好可怕的蒋氏父子的“经济学”!祸国殃民到这步田地，这是哪门子“经济学”!“经济学”是要在高等学府里读的，岂可在十里洋场上带着警察去读？蒋介石把国家金融命脉交到自称“粗人”（蒋经国到上海中央银行正式办公时自称，见其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三日记）的儿子的手里，此真“儿戏”了!

　　追随蒋经国打虎的共犯王升，在《经国先生无私无畏的人格》中回忆：“限价一放，一个月的薪水，拿到的金圆券，到了第二天，那就只能吃一碗豆浆、几根油条，国家就不能收拾。”其实，这话还太保留了的。岂止一个月的薪水变成“一碗豆浆、几根油条”，贬值的严重，其实连一碗、几根都买不到了。蒋经国的老师吴敬恒，在金圆券初行之时，“尚为万元之富翁”，但是，一场币制改革下来，最后换到新台币一百四十七元而已!（张文伯《吴稚晖先生传记》，页一八六）——连蒋家的忠仆都被害得家破人穷如此，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依然黄金，几家能够耶？

　　金圆券演变到抢购与贬值，有离奇的画面出现。先是全国发生了抢购物资的风潮。上海的四大公司——先施、永安、新新、大新被抢购一空，人心惶惶，天下大乱。接着金圆券高速贬值，贬值得物价不但早晚不同，甚至一小时内都不同。市面商店本来挂上牌子，上写“目下一言为定，早晚市价不同”，后来变动太大，价目表要随时改贴。那时李敖是初中一年级学生，在饭店吃碗面，进门的价钱和出门就不一样。前一次价目表上的墨汁还没干，新的价目又贴上去了。这种目睹怪现状，真二千年所未有也!

　　金圆券发行不到三个月，十一月十一日，政府全无办法了，出尔反尔，又准人民持有金圆外币了，并同意以金银券兑回，但是比率却高于三个月前政府买进的五倍!用的是抗战期间黄金储蓄和美金公债的老套，失信于民，自不消说。但是老百姓即使大吃亏、特吃亏，也宁要黄金，不敢再领教金圆券了。于是，向黄浦滩中央银行挤兑黄金的大浪潮，就立刻展开。

　　上海那时戒严宵禁，老百姓只好在头天晚上，藏身在黄浦滩四周，或在陋巷里、或在舢板内，等待清早五点的解除宵禁。清早五点一过，黑压压的人山人海，就从四面八方蜂拥中央银行，争取优先兑换。顿时万头攒动，水泄不通。上海警察局派出精锐部队——“飞行太保”骑在马上，挥动皮鞭打人，可是都无济于事，每天被挤死踩死挤伤踩伤的，随处可见。李敖那时去买书，经过黄浦滩，已无法在马路上通过，只有踩着舢板，绕水而行。这种目睹怪现状，也真二千年所未也!

　　据当时的一篇纪录——罗雅谷写的《人海战术挤兑黄金》，有这样的几段：

　　据说打仗有所谓“人海战术”，我没有看见过，也不能想象，用人海战术挤兑黄金，包围中中交农的四行堡垒，击溃政府的金圆券无限制兑换黄金政策，我却亲眼看到了。

　　伟大的场面!在上海的黄浦江边，交通完全阻塞了，各种车辆浸没在人的海里，每家国家银行门前，成千上万的人民，紧紧地挨挤着；有普通人，男的女的，有穿制服的军警，还有爬在窗上的，践踏在人群的肩头，向前窜去的。紧挤得大家不能动颤，要喘口气，得先把旁人推一下。白的水蒸气，是汗水的蒸发，从人堆中冉冉上升，好像在蒸馒头或煮米饭。有人昏过去了，仍给前后左右的人群挤着向前去，倒不下来，也就淹死在人海中了。十二月二十四日那一天，这样死的人一共有九个，受了伤的，有的给医院的救护车载去了，有的坐在路旁休息一下，又挤进人海去了。

　　政府想用少数黄金，维持金圆券不跌价的政策，就给这样的人海战术打垮了。

　　从货币学观点看，金圆券的发行，根本是违背金融基本原理的，政府在根本没有现金准备金的情况下，大肆发行，是典型的卖空；收兑黄金美钞，又是典型的买空。买空卖空于先，自然出尔反尔于后。最后中央银行库存的黄金，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用作戡乱，以慰民望”的大道理，抢运到台湾，作为新台币发行的准备金了。国民党说这些黄金安定了台湾人事，但却不说这些黄金丢掉了大陆民心!

　　王升又回忆：

　　我记得非常清楚，有一个下午，我集合两千多名打虎干部，等经国先生回来讲话，可是到了六点钟他人还没来，我就打个长途电话到南京，我在电话里听到他的声音，好像曾经痛哭过的声音；我想他曾经力争，但最后没有办法，限价一开放，经济全面崩溃，国家就这样更加困难了。所以在上海管经济，是在最危险、最困难的情形之下，没人敢这样做，他这样做了。

　　当然，我们总是要回去的，我们相信，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绝不会忘记上海老百姓的这笔钱。

　　我们一定要双倍、十倍还给上海的老百姓，我们一定要为上海做一番伟大的事业。

　　如今，蒋氏父子龙尸已烂、王升共犯牛皮已老，他们纵使“绝不会忘记上海老百姓的这笔钱”，但是，不论是魂兮归来或人兮归来，上海的老百姓还敢领教这些“武松”么？

　　金圆券的最后下场是贬值速度远超过法币，据中央信托局储蓄处经理祝世康《孔祥熙、王云五与通货膨胀》的统计：“截至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上海解放时，金圆券的总发行数字达到八十万亿元。金圆券的贬值程度在不到十个月的期间内，竟超过法币在十四年内贬值速度的一百倍。”两种劣币大比赛之下，法币又算老几呢？英国十六世纪即有“葛来舍定律”（Ｇｒｅｓｈａｍ’ｓ ｌａｗ）出现，昭告世人“劣币驱逐良币”（ｂａｄ ｍｏｎｅｙ ｄｒｉｖｅｓ ｏｕｔ ｇｏｏｄ）这一真理，举世经济学家无不奉行，但是，他们的经济学全“错”了，原来金圆券最后劣得驱逐了自己。——当五十万面额最后出现的时候，蒋介石的中央印制厂终于不胜负荷了。原来印出那一张纸，成本就不止五十万了。古往今来的经济学家，谁也没想到“劣币驱逐劣币”竟可一至于此!从这种角度看，蒋氏父子的确有他们一套“上海经济学”，虽然金圆券上鼻青眼肿，但在“经济学”上却趾高气扬，他们推翻了四百年的“葛来舍定律”!

　　当然，蒋氏父子以“上海经济学”作恶，一定有其帮凶，凶首即为财政部长王云五。王云五晚年在《岫庐八十自述》中坦承其事，还引傅斯年等鼓励他的信以自炫，可谓老而无良，同时也反证了傅斯年对经济的无知。据寿充一《王云五与金圆券》的调查，帮凶有二人最突出，就是部长王云五和次长徐柏园。该文初步判断是：“关于金圆券方案的起草，王、徐是合谋的，当初发动的是徐，后来卖劲的是王。”此说应属不实。徐柏园固非善类，但经济学常识应优于蒋氏父子与王云五，人又滑头，他岂敢做这样伤天害理之事？他一辈子给蒋介石小心翼翼做账房，垂老被蒋彦士、李焕弄得含冤莫白。这种连金碗案都吓破胆的胆小鬼，还敢出主意搞金圆券吗？

　　斯特林·西格雷夫（Ｓｔｅｒｌｉｎｇ Ｓｅａｇｒａｖｅ）在畅销的《宋家王朝》 （Ｔｈｅ Ｓｏ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第二十章中，叙述蒋介石如何于一九四九年二月，以下野之身，急着将国库黄金私运到台北等等。西格雷夫虽然洞彻隐微，但是毕竟因为他是洋鬼子，对中国事情还是难免隔了一层。例如他说一九四九年四月，“蒋介石来上海的真正原因，是请求大耳杜和青帮协助他劫掠‘中国银行’”。这话就不对。因为事实上，一九四九年时的蒋介石，已经不是二十多年前的蒋介石了，他要“劫掠‘中国银行’”，实在无须“大耳杜（杜月笙）和青帮”的“协助”。西格雷夫说“国民党部队在银行四周好几条街道外就设立警戒线”，试问可以这样动员大量军队的人，还须靠黑社会来“协助”“劫掠”银行吗？又如西格雷夫说：“蒋介石的劫掠中国银行的计划，执行得非常谨慎小心。一艘脏兮兮的货船，停泊在国泰饭店对面的海滨路旁。船上的苦力，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其实都是第一流的海军士兵伪装的。”这话也不对。因为事实上，当时派出去的根本是军舰，而非“一艘脏兮兮的货船”。又如西格雷夫说被“劫掠”的是“中国银行”，这话也不对。因为事实上，根本不是“中国银行”而是“中央银行”……凡此种种瑕疵，都是这本《宋家王朝》美中不足的地方。不过西格雷夫所写的这一“劫掠”事件，值得细加追究、寻其来龙去脉，颇有奇趣。

　　有关这一事件，在蒋经国这年的日记——《危急存亡之秋》里，不乏蛛丝马迹可寻。一九四九年二月十日条下说：

　　中央银行金银之转运于安全地带，是一个重要的工作。但以少数金融财政主管当局，最初对此不甚了解，故经过种种之接洽、说明与布置，直至今日，始能将大部分金银运存台湾和厦门，上海只留二十万两黄金，此种同胞血汗之结晶，如不能负责保存，妥善使用，而供诸无谓浪费，乃至资匪，那是一种很大的罪恶。

　　 三月十一日条下：

　　……运至台厦的存金，李宗仁必欲全部动用。

　　三月二十二日条下：

　　李宗仁发动部分立法委员，要求政府将所存台厦现金运回，期作半年之用，用完了事。此种卑劣阴谋，不惜断送国脉民命，且以之资匪以为快也，可痛!

　　五月三日条下：

　　当此风雨飘摇，人心浮动，而忠贞之士正力挽危局之时，李宗仁突由桂林致函父亲谈人事、军权、财政等“条件”。他要索取已经运到台湾的库存黄金，并且要父亲不再过问国事，建议最好“早日出国”。父亲内心痛楚之余，因李代总统之误会与猜疑，如此其深，乃函复何院长，请转达李代总统及中央诸同志。函中首请李代总统立即莅临广州，领导政府。第二说明政治改革非二三个月短时间所能收效，必须树德养望，开诚取信，持之以久，行之以恒。第三说明其本人无复职之意。第四对于李氏六项要求之前五项，做如下之答复：

　　“一、总统职权既由李氏行使，则关于军政人事，代总统依据宪法有自由调整之权，任何人不能违反。二、前在职时，为使国家财富免于共党之劫持，曾下令将国库所存金银转移安全地点；引退后，未尝再行与闻。一切出纳收支皆依常规进行，财政部及中央银行簿册俱在，尽可稽考。任何人亦不能无理干涉，妄支分文……”

　　蒋经国的日记中，最令我们注意的是这五月三日收录的蒋介石对李总统“答复”的第二项。蒋介石说：“前在职时，为使国家财富免于共党之劫持，曾下令将国库所存金银转移安全地点引退之后，未尝再行与闻。”这些“答复”，只消对照起蒋经国二月十日的日记来，就证明与事实不符。二月十日正是“大部分金银运存台湾和厦门”之日，但是蒋介石是一月二十一日不在职的，他不在职后二十一天，居然“国库所存金银”还能脱离李总统的控制，“转移”而去，这不是天下怪事吗？若说蒋介石“引退之后，未尝再行与闻”，那么谁又有这样的斗胆、这样的权力和武装，能够“转移”国库呢？区区中央银行总裁自己吗？区区财政部长吗？谁相信呢？何况，蒋经国在《我的父亲》一书中，又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蛛丝马迹：

　　关于李宗仁来信所提到的库存黄金的搬运经过，我应该附带在这里说一说：当上海快要撤退的时候，父亲就派我们几个人到上海去，劝中央银行把库存的黄金全部搬运到台湾来。临行的时候，父亲又再三嘱咐我们：“千万要守秘密!”因为早已预料，李宗仁一定要以库存黄金作为“和谈”的条件之一。后来这一批黄金是很顺利地运到台湾了。政府在搬迁来台的初期，如果没有这批黄金来弥补，财政和经济情形早已不堪设想了。

　　蒋经国又说：

　　库存黄金到达台湾之后，父亲又记起还有一箱国家的珠宝，存放在中央信托局；命令我们再赶到上海去，劝信托局把这一箱珠宝也运到台湾。

　　在这里，蒋经国清楚地透露了：当上海快要撤退的时候，就是一九四九年四月下旬，也就是蒋介石不在职后九十多天，他还能以非总统的“平民”身份，“派”蒋经国等“几个人”到了上海，“劝中央银行把库存的黄金全部搬运到台湾来”!并且一搬再搬，连最后“一箱珠宝”都不放过!试问这是“引退之后，未尝再行与闻”“金银转移”的行为吗？说“引退之后，未尝再行与闻”，谁相信呢？何况，在前国民党“新闻局长”董显光的《蒋总统传》中，写出的，就全是蒋介石“引退之后”的杰作。

　　董显光说：

　　二月间有一机会可从行将胜利的“共党”手中夺回国家的重要资产。蒋总统深信大陆不免于沦陷，乃以国民党总裁的地位，命令干练而可靠之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密将政府所存黄金运往台北，以免将来沦入敌手。这些存金到了台湾，于必要之时，将可支持政府抗“共”。俞鸿钧立即遵命办理，此项存金运输遂于二月二十日完成。李宗仁闻此消息，异常懊怒。蒋总统原来也恐此项存金留在李氏手上，难免不为劳而无功的和谈，增加一件交易的标的。幸而蒋总统把这些存金在不动声色之下迅速转移地点，李氏遂未能先占一着。

　　照董显光的说法，真使我们开了眼界!原来“中华民国”虽进入了“宪政”时代，居然还有一个党的“蒋总裁”，以该党“总裁的地位”，可以命令“密将政府所存黄金运往台北”!

　　在蒋经国的白纸黑字以外，从其他参与人的事迹里，也可找到蛛丝马迹。俞鸿钧曾任上海市长、一九四四年继孔祥熙为财政部长、一九四五年复兼中央银行总裁。一九四八年内阁改组，专任中央银行总裁。一九四九年蒋介石下台前两天（一月十九日），他离开中央银行总裁职务，由副总裁刘驷业继任。换句话说，他这时已非中央银行总裁，但仍“毅然排除各方非难阻挠，密将全部库存黄金，于数夕之间，以海关巡舰悉数运台”。（《新会俞先生鸿钧事略》，《俞鸿钧先生纪念集》）俞鸿钧好像是在中央银行总裁任内合法密运库存黄金似的，其实这是瞒天过海，因为那时他已没有公职。（见彦远《俞鸿钧先生的风范》，一九六Ｏ年六月二日《联合报》）以没有公职的一介平民，居然可以主持搬运国库中的黄金，这不是奇事吗？这又是什么法治呢？又据于文华《恸失良师益友》（一九六Ｏ年六月二日《自立晚报》）一文访问严家淦的记录：

　　严氏说到来台湾的数年间，我们在财政上并没有遭遇到多大困难的原因，都是俞先生对国家的贡献。三十八年初，总统引退，国家的全部黄金数百万两，当时都存在上海，代总统李宗仁却禁止搬运，俞氏乃破除一切困难，从上海的中央银行把一箱一箱黄金运来台湾，妥藏在台湾银行的保险库里。四十三年六月一日，他出掌行政院，组织“财经内阁”，以崇法务实的精神，深为国人敬仰。由于这位财政阁揆，才使国家最阴晦的时期，在财政上未遭遇困难。

　　更可反证当时密运黄金时，曾受到“代总统李宗仁”的“禁止搬运”，以总统之尊竟不能阻止一没有公职的私人搬运国库中的黄金，可见这种私人已经横行到什么程度。如果没有蒋介石幕后撑腰，私人敢吗？能吗？蒋介石给俞鸿钧的考语是“崇法务实”，看了俞鸿钧干的事，“务实”或有之，“崇法”可就十万八千里了吧？再看王康《平凡中的伟大》（一九六Ｏ年六月二日《中央日报》）一文记录：

　　三十八年初，总统引退，国家的全部黄金数百万两，当时都存在上海，代总统李宗仁却禁止搬运，如上海一旦不守，而这批黄金落入共匪之手，则国家的损失将更惨重，俞氏不声不响，与当时任台湾省主席的陈副总统函电密商，决定将黄金全部运台，在某一个深夜里，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密令军舰一艘，停泊在上海黄浦滩央行附近的码头边，央行附近的街道临时戒严，一箱一箱的黄金，悄悄运上军舰，在天未破晓以前，该军舰已驶出吴淞口，以最大的速率驶向基隆。两天以后，陈主席打电报给俞氏，全部黄金已妥藏在台湾银行的保险库里，坐在外滩央行总裁办公室里的俞氏，这时才感觉肩膀上的万钧重担豁然减轻。

　　俞鸿钧死后，纪念文字中透露他主持搬运国库中的黄金，只提到在台湾接应的严家淦。严当时正担任台湾省政府财政厅长，经手帮着整理自大陆撤运来台的央行物资和黄金（于文华《恸失良师益友》，一九六Ｏ年六月二日《自立晚报》），却漏提了在上海搬运的“总教头”吴嵩庆。吴是蒋介石军委会机要室秘书出身，兼任密本股长，掌理蒋介石与全国政要将领间密电本的编制与配发，极受蒋介石信任。后来又做宋美龄的秘书、做航委会主任秘书。随后再任粮秣司司长、军需署副署长、兵役部经理处长、湖北省财政厅长、职勤总部财务署长。到台湾后，且做上“联勤总部副总司令”，另担任唐荣铁工厂董事长十二年，以至退休。他在《嵩庆八十自述》中，绝不提他在上海搬运国库中的黄金事，真能守秘密。不料他的一个手下詹特芳，写《蒋介石盗取黄金银元及外币的经过》，给他泄了底。詹特芳回忆：

　　吴是一个内线人物，对外没有什么太大的名气，地位也并不算高，但是他却可以通过侍从室的关系与蒋本人搭上钩。当然也不会为桂系所拉去。蒋规定：所有这些硬通货，全部由蒋本人亲自掌握，吴对蒋个人负责，有关开支调运及分配等事项的报告，直接送蒋本人亲批，不由任何人转，发款一定要见到蒋本人亲笔批条，才能办理。……由于这些工作关系，使我逐步了解一点蒋介石核心层的内幕及黄金、银元的盗用情况。

　　关于当时的“盗用”细账据詹特芳回忆，共有“外币”、“黄金”、“银元”三大部分。在“外币”部分，詹特芳说“约合八千万美元”（这个数字，詹是听吴嵩庆口头谈的，外币提出后，马上就交给台湾银行了），因为当时“实际谁都明白，大陆已经站不住脚了。因此，设法将台币与金圆券脱离关系，台币直接与美钞挂上钩，有外汇牌价，金圆券在台湾不能流通，这样大陆与台湾就形成两个国家银行了，蒋政权就可以在大陆上毫无顾忌地发行金圆券。每撤退一地，人民手中的金圆券，只是废纸一张，不会影响台湾的金融。台币的准备金从何而来？主要是这次提取的外币”。“台湾由陈诚在那里主管，李宗仁根本无法染指”。在“黄金”部分，詹特芳说：“中央银行原报告有九十万两，经过这次彻底核对，实存九十二万两，多出二万两，绝大部分是金块，每块十余斤至二十余斤不等，块面刻有成色及重量字样。”“另外还有黄金四千二百余两，据说这是蒋介石私人存的，为了便于记载，我们将它立为专户，称为特种黄金存款，而黄金实物仍混在一起。这本来是个掩耳盗铃的事。蒋介石自取得统治权后，早已化家为国，又进而化国为家了。如这次他一下台，马上就将中央银行的全部黄金、银元及外币提走，这是根据银行规定的哪一条？历来蒋批发的不少私人赠款，还不都是在国库的金银中支出吗（四千二百余两，一直未动）？”在“银元”部分，詹特芳说：“约计三千万元。”在据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上海党史资料通讯》（第九期）所载，前后运走三批，合计黄金二百七十七点五万余两、银元一千五百二十万枚、美金一千五百三十七万余元。此外，汤恩伯又拿走黄金十九点八万余两、银元一百二十万枚。

　　詹特芳又回忆“盗用”经过说：

　　以上这些人民血汗，经由吴嵩庆以军费名义全部提走后，其中黄金及银元用了一艘海军兵舰，由上海运到厦门，在厦门存放了一个短时期，又移至台湾。当时具体负责这件工作的人，有财务署收支司副司长董德成、总务科长李光烈等，但他们都是临时抽调的，有的人可能还不知道其中内幕。

　　照《中华民国宪法》规定，蒋介石当时依第四十九条交出总统职务，已不是总统而是平民。这是常识，毋庸多说。就连蒋介石自己也不能不承认。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七日，他发表《为南京撤守告全国同胞书》（即《和平绝望奋斗到底》），就说他“引退于野”，“为国民一分子”。但是上述实际行事，已可看到，这个“国民一分子”可真权势显赫!他居然可以越过总统，直接搬走国库中的黄金!对这一行为，对照起当时“宪政”体制下的总统李宗仁的回忆，就别有会心了。据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口述《李宗仁回忆录》，李宗仁说：

　　使我不能有丝毫作为的第一项基本原因，便是蒋先生在决定引退之时，即已准备放弃大陆，退保台湾……为布置这一退路，蒋先生于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十二月二十九日突然命令孙科的行政院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陈诚上任后，蒋先生便密令将国库所存全部银元、黄金、美钞运台。因自民国三十七年八月“金圆券”发行之后，民间所藏的银元、黄金、美钞为政府一网打尽。……各项总计约在美金五亿上下。……因此在我就任代总统之日，手头一文不名，为维持军饷，安定民心，曾命行政院饬财政部将运台的国库银元金钞运回一部分备用。但是在台负保管责任的陈诚奉蒋暗示，竟做充耳不闻的无言抗命。

　　李宗仁也指出，蒋介石引退后，在溪口故里建立了七座电台，随意指挥军队。蒋介石在《引退谋和书告》中呼吁“务望全国军民暨各级政府共矢精诚，同心一德，翊赞李副总统”，话既这样说，说这话的本人，当不例外。可惜的是，他在兵权和财权方面，都给“李副总统”来个金蝉脱壳、釜底抽薪，最后兵撤走了、黄金运走了，还说“下野之人，不干预军国大事”!好一个“共矢精诚，同心一德”!好一个“翊赞”!这可真是中国现代史、中国宪政史、中国政党史上的最大谑画与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