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评传》李敖

百城客

目录

编者的话
《蒋介石评传》序 / 汪荣祖
《蒋介石评传》序 / 李敖
历史天平上的蒋介石 / 汪荣祖

上 册
第一章 发迹以前

第一节　溪口盐铺之子
第二节　与日本士官无缘
第三节　革命神话举例
第四节　大哥陈其美
第五节　枪杀陶同志
第六节　反袁掠人之美
第七节　拜老头子炒股票
第八节　爱上陈洁如

第二章 粤海波澜多

第一节　向孙中山讨价还价
第二节　原定黄埔校长不是他
第三节　用暴力铲除广东的反对势力
第四节　中山舰浪里乾坤　

第三章 枪杆子出政权

第一节　绑鸭子上架的北伐
第二节　抗命中央
第三节　喊着革命反革命
第四节　下野为晋身之本

第四章 内斗内行

第一节　蒋宋政治婚姻
第二节　有名无实的统一
第三节　比旧军阀更黩武
第四节　中原大战谁之过

第五章 金陵梦魇

第一节　大搞特务05
第二节　也是五省联军总司令
第三节　蒋介石与“一·二八”
第四节　胡汉民讨蒋抗日
第五节　黄金十年云乎哉
第六节　星星之火逐渐燎原

第六章 被迫抗战

第一节　为何迟迟不抗日
第二节　被张学良逼上梁山
第三节　如何领导抗战
第四节　失掉最好的半壁江山　


下 册
第七章 蜀中无大将

第一节　蒋汪双簧之谜
第二节　国共阋墙之故
第三节　蒋美关系之奇
第四节　夫人魅力之大
第五节　毁灭种子之根

第八章 还都前后

第一节　吃掉龙云
第二节　判冈村宁次无罪
第三节　谁废除不平等条约
第四节　出卖外蒙古
第五节　国共和谈因何破裂

第九章 打不过毛泽东

第一节　自知之明在哪里
第二节　老本愈打愈小
第三节　搞假民主的恶果
第四节　文胆陈布雷之死
第五节　杜鲁门不肯出兵保蒋

第十章 作弄李宗仁

第一节　我打败，你悔祸
第二节　怎样谋杀杨虎城
第三节　从巧取黄金到豪夺黄金
第四节　非法复职

第十一章 孤岛上的父与子

第一节　亡命又亡国
第二节　老美又来帮忙了
第三节　思想冰河文化沙漠
第四节　屈辱的对日和约
第五节　挡不住的经济起飞

第十二章 朝代的终结

第一节　不能兑现的时间表
第二节　希望渐灭油尽灯枯　
第三节　论定蒋经国
第四节　扶不起的蒋三世



备注：
图书名称：　 蒋介石评传（上、下）
出版社：　　 中国友谊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04-08　
版次：　　　 第一版　
国标编号：　 X7-5057-2018-X　



编者的话



　　　台湾历史学家、作家李敖先生，继写出《蒋介石研究》、《蒋介石研究续集》、《蒋介石研究三集》、《蒋介石研究四集》、《蒋介石研究五集》、《蒋介石研究六集》六部专门研究蒋介石的专著，编出《拆穿蒋介石》、《清算蒋介石》、《蒋介石张学良秘闻》、《侍卫官谈蒋介石》四部专门研究蒋介石的专著和策划出版几十种批蒋(介石)的书之后，又与美籍华人学者、历史学家汪荣祖先生合作，编著了《蒋介石评传》一书。这部作品“收集了较多的各方面史料，并着力进行了学术考证和批判，对研究蒋介石其人其事，以及中国近代史、现代史、中国国民党党史，有一定的独到参考价值”。作品力透纸背，在诸多评论蒋介石的著作中光彩夺目，独树一帜。

　　我公司本着“以文会友”的宗旨，以推动海峡两岸文化交流，促进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为目标，接受作者委托在中国内地出版《蒋介石评传》(中国友谊版)，以飨广大读者。

　　李敖先生久居台湾，汪荣祖先生是海外学人，台湾尚未回归，祖国尚未统一，直接三通尚未实现，由于两岸学者对蒋介石的研究所持的研究资料来源不一，我们对书中部分资料的准确性、真实性尚难以确认。处在不能直接充分沟通状态下，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作者对一些历史事件的分析，如宁汉合流、汪精卫投日、西安事变、国共和谈与内战、抗战时期和之后蒋美、蒋苏关系等，与是中国内地史学界的观点也不尽一致，属作者一家之言。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省)。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49年，国民党逃台后，在台湾出现了国民党当局的“国号”、机构、职位设置。书中沿用这些称谓只是为了阅读方便，并不意味同意其实质性内容。

　　海峡两岸意识形态不同。在编辑中，本着尊重作者原意不变的原则，对个别文句或段落作了删节。尽管如此，由于编者水平所限，疏漏之处亦在所难免。

　　编　者 2000年3月于北京

[ 本帖最后由 百城客 于 2006-4-8 03:03 编辑 ]

百城客

　　李敖和我合写《蒋介石评传》，既属偶然，又有其必然性。

　　李敖早年第一部传记作品是《胡适评传》，原计划十册，只出了一册，不是写不下去，而是不愿意再把精力花在一个人身上。我自己写完《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一书稿后，也不想再写人物传记。两个人都不想，却又联手，同做冯妇，岂非偶然？

　　不过，偶然的背后有其必然，如箭在弦，不得不发。天下皆知李敖是蒋家在台湾极盛时期的“异己分子”，因而备受白色恐怖之害、牢狱之灾，自然恨蒋入骨。不过，李之恨蒋有异于蒋之恨共。蒋氏父子痛恨KP，不仅自己忌讳不谈，而且查禁“匪书”，也不准别人看、别人想、别人谈，完全是避之若吉的态度。而李敖痛恨蒋介石则在牢底读穿《蒋总统言论全集》四十大本，密密眉批，标签犹在。出狱之后，更广事搜罗有关文献，不放过片言只语，将中国内地出版的各类文史资料中有关蒋介石的篇章，网罗殆尽。完全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态度。

　　李敖以一人敌一党，全台湾没有第二个，其勇气已经可嘉，当然不能期盼他以文字打倒蒋政权。然而自然规律请走了蒋氏父子，终结了一个朝代。李敖在剃刀边缘批蒋的时代也一去不返，胜利感之余，不无毋须批蒋的遗憾。但是遗憾之余，却又发现无心栽柳柳成阴。那无心之柳乃是为了批蒋而累积下来的大量研究成果，他的“知彼”功夫，早已使他成为研究蒋介石的“学术权威”，对蒋了解之深，已臻显微镜观察的程度，使蒋介石在李敖的研究里，骨肉袒裎，毛发毕举。这种“成果”如果与“朝代”一起随风而逝，未免是学术上的损失。是我主动向李敖提出，何不把这些成果综合起来，写一部评传，亦可谓功不唐捐。李敖甚以为然，但是他于血战玄黄之后，颇有厌倦之感，更不愿独力任此“艰巨”，要我做他的“战友”，我既提议在先，岂能临阵逃却，多年酝酿后，我们终于一九九四年的三月里动笔，洋洋洒洒到同年九月已写下四十余万字左右的初稿。

　　我们合写得很顺利，在朝代结束以后，大有隔代修史的感受。当我们有不同意见的时候，由史料与证据来做裁判与论断。我们虽远隔大洋(李敖住在太平洋之滨，我住大西洋之滨)，但由于现代电话、电传通讯的便利，确实是天涯若比邻。一九九四至一九九五年时序交替之际，我又飞回台北，在李敖的“金兰大厦”里，夜以继日地并肩工作，做最后的增补与定稿。我们从“故纸堆里”外出散步，呼吸不太新鲜的空气之时，午酌晚餐品尝确实鲜美的佳肴之际，曾分别扮演“魔鬼辩护师”的角色，为蒋试着辩护，但是成绩并不理想，我们只好实事求是，效南董之笔，直叙其事。蒋介石虽一再想以其权势抹杀历史，甚至想把黄埔学生称之为蒋师母的陈洁如，从历史中剔除，成为“无此人”(non-person)，以及用“不立文字”、“专立文字”种种手段，迷惑后人。但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任何人纵能篡改历史于一时，终难以得逞于久远，毕竟会有人“写如其人”的。

　　李敖公开宣称，这部评传由汪执笔，他自己只提供资料。这是向来不谦虚的李敖，对老友兼好友的谦虚。有心的读者不难在白纸黑字的字里行间，看到那来自白山黑水间的磅礴气势与深邃的内涵。所谓“执笔”，实系“顺稿”，因为我们两人文体有异。李敖说我“失之雅驯”，我说他“失之恣肆”，为了读者的利益，在二“失”之间，须求一“得”，如此而已。事实上，西方有声誉的出版社对于任何稿件，虽名家巨笔亦不例外，都须经过“定稿编辑”(copy editor)之一“顺”。李敖最忌别人改动他的文字，却主动要我“顺稿”，又见他对老友兼好友的特别“照顾”与“慷慨”了。

　　我们自知这部《蒋介石评传》必定有其瑕疵、有其缺点，更有挂一漏万之处，但我们自信，就历史求真而言，亦必定较所有已出版的蒋传，更上层楼，有其特色。通俗地说，蒋介石的真面目从来没有这样全面地展示过。我们称之为“评传”，不仅对传主特具批评的眼光，而且意在力求史料的完备、考证的详尽、解释的圆融以及叙事的明晰。全书共分十二章，以时间为序，每章分若干节，以专题为主。我们愿将此书献给下一世纪的中华儿女，于世代交替之后，仍能悉其人、知其事。蒋介石曾在金门太武山巨石上刻有“毋忘在莒”四个大字，其实他刻石之时，人仍在莒，不知如何忘法？今兹书出，恰逢蒋介石成“鬼”二十年，宁波话“鬼”与“莒”同音，此书之出，无乃有毋忘此“莒”之效欤!

　　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日清晨写于维州柏堡　　

百城客

　　一九七五年四月六日的清早，我在蒋介石的黑狱里朝高窗外望，看到禁子牢头——所谓“班长”们——臂戴黑纱，我心里纳闷：“不知哪个外国元首死了？”那时候我已近五年不准看报，消息闭塞，对外面发生的事，所知有限。偶然听到点新闻，也只能瞎猜，不得其详。两三个小时后，牢门打开，“放风”十分钟，我问秦姓班长：“你们戴黑纱干什么呀?”他面露悲戚，偷偷告诉我：“老总统死了。”我闻之窃喜。回到独居房后，即唱暗号歌告诉难友刘辰旦：“老王八蛋死了!”

　　我生在一九三五年，今年六十岁。六十年间的一半岁月，都在蒋介石的统治之下，而这一半岁月，又正是人生中的大好岁月。不幸的是，我却被蒋介石拦住，只能落荒而走，难以大道之行。四十岁生日前夜，我在牢房里，躺在蜈蚣与白蚁出没的地板上，构思我的小说——《北京法源寺》，就想到小说中的主角康有为，正该影射我自己；而另一主角西太后，正该影射蒋介石。《北京法源寺》后来分别在台北、北京出版，其中李十力对康有为的一段话，正是借古讽今的样板：

　　人们谈西太后的罪恶和她这个集团的罪恶，都犯了一个毛病，就是只谈他们当政后他们自己做的，而不谈他们当政后自己做不出来却拦住别人不许别人做的。……因他们拦路所造成中国的损失，我觉得反倒更值得研究。这就是说，不必从正面来看，而该从反面来看；无须从已成的来看，不妨从假设的来看。这样一看，人们会惊讶地发现，根本的问题已经不在他们为中国做了多少，而在他们拦住别人，拦别人路，不许别人做的有多少。

　　西太后的集团的另一个罪恶，是他们除了耽误中国现代化的时间以外，又拆下了大烂污，使别人在他们当政时和当政后，要费很多很多的血汗与时间去清场、去补救、去翻做、去追认、去洗刷、去清扫、去还债、去平反冤假错。这就是说，他们祸国的现遗症和后遗症非常严重，说粗俗点，就是你要替他们做过的“擦屁股”。他们做拦路虎于先，又到处拉大便于后。……你正好为这一局面做了证人……

　　这也许是宿业，你命中有这么毒辣的敌人挡住你，她autokratisch、她毒辣、她手段高、她有小集团拥护、她运气一好再好、她长寿、她……一辈子罩住你。……你的整个青春都用来同她斗法，但你一直不能得手。好容易，熬了多少年后，她死了，但你青春已去，你老了……

　　西太后统治中国四十七年，蒋介石和她一样，也统治了四十七 年(最后二十六年在台湾)，他们的祸国殃民，既长且久，但就深度广度而言，蒋介石实凌驾西太后。蒋介石活了八十九岁，寿比乾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XX者，他躬逢现代新旧交替之盛，集旧式帮会实务和新式科技统治于一身，为患中国，也就更烈。对这样一个人，理应有像样的专题研究，以至一部好的传记来写他坏的一生。糟糕的是，在他的生前死后，我们都看不到有这样的传记出现。原因在对蒋介石的看法，长久以来，已陷二分，不入于杨，则入于墨，捧之者誉为“民族救星”，并不实史料以褒之；骂之者斥为“窃国大盗”，并想当然耳史料以贬之。蒋介石固然十足“窃国大盗”，但不断以想当然耳史料来对付他，却是违反求真法则与证据法则的。从六十年前左派言论对他的丑诋造谣，到六天前台湾报刊说他二二八时下过“格杀勿论”的手令，都犯了想当然耳的毛病。这样子骂蒋介石，其实骂不到要害。

　　一年半前，蒋介石的孙子章孝慈，礼贤下士、亲来我家，请我去东吴大学教书，并隐约表示我是蒋家统治时代的受难者、被害人。我听了，对他直说你也是受难者、你也是被害人，甚至比我还有严重的部分——至少我的母亲还健在，而你的母亲却死得不明不白。我虽然受难、被害，但我手写我口，我还说得出来；但你不能“干父之蛊”，一切就只好“为亲者讳”了。章孝慈坦白表示：他一直对记者否认他是蒋家后代，直到他哥哥章孝严先承认了，他才只好承认。这种有苦说不出，岂不是受难之首、被害之尤吗？

　　我虽然又受难又被害，但我会“自力报复”，报复的方法就是专题研究我的敌人，并且一波又一波的写出真相。十年来，我写了《蒋介石研究》、《蒋介石研究续集》、《蒋介石研究三 集》、《蒋介石研究四集》、《蒋介石研究五集》、《蒋介石研究六集》六本专题研究的书，编了《拆穿蒋介石》、《清算蒋介石》、《蒋介石张学良秘闻》、《侍卫官谈蒋介石》四本专题研究的书，又策划出版了几十种批蒋的书，历来研究蒋介石的人和中外学者，在这一专题上的成绩，自然无出李敖之右者。不过，美中不足的是，尽管在专题研究上如此辉煌，但在一部好的传记来写他坏的一生上，我却始终未能着手，思念起来，不无遗憾。

　　这一遗憾，终于由好友汪荣祖的倡议、合作，最后得以解决。

　　汪荣祖比我小五岁，在台大历史系比我晚两班。我在台大毕业后做预备军官一年半，退伍考研究所，与荣祖的太太陆善仪同班。他们后来都去了美国。他们同班四年，止于同学，没有料到在域外缔为佳偶，三十年来恩爱不衰，在学业上更是相得益彰。荣祖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得博士，现在维吉尼亚州立大学(柏堡)做资深教授，曾任师大历史研究所客座教授、美中学术交流会访问学者、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访问研究员、上海复旦大学访问教授等职。他在文史领域内博学驰骋、著作宽广，《史家陈寅恪传》、《史传通说》、《康章合论》、《章太炎研究》、《晚清变法思想论丛》、《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Search for Modern Nationalism：Zhang Binglin and Revolutionary China”、《学林漫步》等著作，都是他学贯中西古今的文证。五年前，我在《汪荣祖〈章太炎研究〉序》里说：“台大历史系老同学汪荣祖是我最佩服的历史学者。在我眼中，成为历史学者除了历史在行外，还得有伟大的正义感。环顾中国，两者兼具的，荣祖要列前茅。”正因为荣祖有这些高迈的品质，当他提议与我合写一部《蒋介石评传》，我就欣然追随。

　　 由于我希望在蒋介石死掉二十周年之日出版，借以雷霆万钧之势做盖棺后的定论，因此写作时间，不过一年。而这一年之间，荣祖课余之暇，搁下其他研究工作，全力以赴，本来约好从旁襄助的我，却闪在一旁，看似偷懒，私下的理由也有一二：理由之一是我要荣祖放手去人尽其才，把他推到第一线，榨取出他私下研究蒋介石的全部家当，他多年前曾有写作“THE GEMO UNMASKED：Chiang Kai-shek，1887—1975”一稿的计划，对蒋介石的论定，原亦有成竹在胸；理由之二是本书正文由荣祖执笔，我的主要工作是配图、配史料，但一年下来，正文已近五十万字，已满预定字数，我的配史料工作，决定另成《蒋介石评传补注、引用与主要参考书目及索引》一册，将来并于书后，以期完整。所以，可以这么说：本书论定蒋介石虽已“围标”功成、“钻勘”备至，但在配史料方面，尤其在配新出史料方面，自有待与日俱新。我曾跟荣祖说：“我们的评传出来，完全可做到每一事件都论定出结论的境界，纵使新史料出来，也只能更印证我们结论的正确，而不能推翻我们的结论。”荣祖和我能达到这种境界，也正显示了两人的功力所在。

　　本书的完成，陆善仪始终其事，功成不居；张锦郎、刘显叔寻访秘本，嘉惠良多；吕佳真独任编校，躬亲细务，荣祖和我特别感谢他们。

　　最后要特别申明的是，以李敖对蒋介石的憎恨，立论是否客观，或启人疑窦，我的答复是我在《〈蒋介石研究〉自序》中的一段话：

　　虽然在情绪上，我对蒋介石深恶痛绝——我是伍子胥；但在行文上，我却有历史学家的谨严，全凭证据来“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我是沙尔非米尼(Gaetano Salvemini)。沙尔非米尼是意大利历史学家，他因反对大XX者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的法西斯政权入狱，但他日后下笔写墨索里尼，却凭证据来说话，教人心服口服。

　　正因为我有这种情理分明的自信，我才敢与荣祖联手，写这样一部学术著作；正因为我有这种深恶痛绝，我才愿在垂老之年仍不放过蒋介石，写这样一部复仇之作。我在《北京法源寺》里写李十力对康有为说：

　　你的不幸，是你一生都跟这死老太婆密不可分。你同她好像是一块硬币，两人各占一面……

　　你们被命运硬铸在一起，这就是说，尽管你们相反，有荣有枯，但你们属于同一个时代，也象征同一个时代、也构成同一个时代，如今她那一面没有了，你这一面，代表的只是断代，不是延续；只是结束，不是开始。

　　对我说来，这本书的完成，象征的，的确是个全面的结束。——我终于结束了蒋介石，同时也结束了我一生中最快意恩仇的一页。——他死了，但我青春已去，我老了。

　　一九九五年三月十二日，在中国台湾　　

百城客

　　蒋介石是民国史上少数几个元首级人物之一，曾一度君临全球四分之一的圆颅方趾，自有其应有的历史地位。然而蒋介石的历史形象却出现不同的扭曲。在国民党统治以及影响所及的地区，由于长年“无限上纲”式的涂脂抹粉、极力抬高、捧成丰功伟绩书不胜书的“民族救星”，连蒋介石本人亦不自觉地自称“民族救星”，向大陆同胞喊话，甚至更有人加以神化，径谓“蒋总统是神”!KP则把他从神降为魔鬼，视为“人民公敌”、“两手沾满人民鲜血”的“第一号战犯”。近年为了统战，做了一些未必完全恰当的正面描述与肯定，但基调仍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以及“官僚资本”的代表。似乎是有褒有贬，其实褒贬仍各走极端。在西方，尤其是美国，蒋介石早已被论定为失败的负面人物，普遍被认为是一既XX又无能的政治人物，接受大量美援仍然失去中国内地的常败将军。我们在书中述及杜鲁门晚年对蒋氏夫妇极为轻蔑的批评，可见一斑。这些不同的极端形象，不论正面或负面，都是经过“包装”的蒋介石，见不到蒋介石的真面目。

　　但是我们从事历史研究，就是要展现过去人与事的真相。像蒋介石这样的人，若真面目不露，许多民国史事亦就难以大明。读者看完这部《蒋介石评传》，应可觉察到作者求真的用心，以及对不少疑难的民国史事起了照明的作用。我们愿意在述论蒋介石真实一生的基础上，进而采宏观的角度，以历史天平为准，再做若干综论性的总结。

　　在众多的评论中，几乎没有人争议的乃是蒋介石为一革命者，是一爱国的民族主义者，他与他的国民党员在国际上也被称为“民族主义者”(Nationalists)。但是根据我们的理解，这样的提法仍有可议之处，并不确切实在。

　　蒋介石当然自称是革命家，以承继孙中山的革命法统自任，视政敌为反动或反革命。但是革命两字自有其客观的含义，最简单地说，乃是推翻旧社会，建立新的政教秩序之谓。当年国民革命军北伐，要推翻的是代表旧社会的军阀与地主势力，以及代表外国利益的帝国主义势力，要建立的则是三民主义的新中国。然而蒋介石却一一与军阀、地主、帝国主义势力妥协，挂三民主义“羊头”的南京政府，实际上是卖一党专政的“狗肉”。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便讥嘲蒋介石执行的三民主义是“卖国主义、党治主义与民不聊生主义”，虽极尽挖苦之能事，却有其真实性，故能引起共鸣，亦足以说明蒋介石的“革命”连虚有其表都没有。蒋介石在短短几年内，从“红色将军”到“白色恐怖”也就不足为奇，更不必徒劳说明他从极“左”到极右的思想转变，因为他的“革命思想”本无真实的内容，原是一种作为政治诉求或赢得政治利益的口号或形式。真正的革命思想必须要能突破既有旧思想的“情结”(emotional evolvement)，蒋介石并没有；如果我们说列宁、托洛茨基、甘地是革命家(参阅Wolfenstein，The Revolutionary Personality：Lenin,Trotsky，Gandhi)，蒋介石根本不是。

　　当蒋介石下级军官出身的历史学家黄仁宇提倡“大历史”，呼吁从大处与宏观来看待历史事件与人物。其实治史原当如此，不过他从“大历史”来看蒋介石，有意无意之间，以历史之“大”来掩遮个人之“小”，以“非人身因素”(inpersonal factors)来解脱个人因素，个人的历史责任就可推给不可抗御的历史趋势，于是蒋介石的“有所作为”或“无所作为”，都成了历史之“必然”而无可厚非，若加以谴责便犯了“道德裁判”的谬误!有趣的是，黄仁宇既认定蒋介石个人在“大历史”中，身不由己，无可奈何，却又说蒋氏建成“高层建筑”，主持“人类历史罕见”的“群众运动”，以及在“统一的军令之下”，动员三五百万兵力抗战，为“洪荒以来所未有”，为中国现代化铺了路。(参阅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这些论断，且不说在思维上的矛盾，与史实也多有不合。

　　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请共产国际的鲍罗廷当军师，的确组织并发动了群众运动，但是自从蒋介石清党之后，已与群众运动“划清界线”，视为暴动，采取敌对的态度与镇压的政策。工会、农会一体解散，工运、农运头目，迭遭杀害。被清除的KP倒是在“朱毛”的领导下，大搞特搞工运农运学运，与蒋抗衡。足见蒋自执掌大权之后，始终站在“群众运动”的对立面，他虽然“革命”不离口，以革命做标榜，实际行动根本是反革命的，最后也就是被革命暴力所击溃而失去大陆、退居海岛的。一个自称革命的人结果被人革了命，不知是“反讽”还是“吊诡”？至于说抗战时期“统一的军令”，只是蒋介石的“梦想”而非“实际”，那“洪荒以来所未有”的“动员”，悲壮有之，凄惨更有之，几乎毁掉了一个国家，于中国现代化绝对有碍，遑言“铺路”？蒋介石建筑的“高层机构”，无非是说他成立了一个南京中央政府，但此一机构并不比北洋政府更高层，而同样缺乏中下层的基础，何足深论?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最后做这样的结语：“蒋介石不是大XX者，他缺乏做XX者的工具。他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民主斗士。纵使他有此宏愿，他也无此机会。”(见前引书，页四二七)事实上，蒋介石并不缺乏XX的工具，除了直接控制军队外，还有中统、军统等特务机关，所谓“蓝衣社”根本是效法墨索里尼的“黑衣社”(the black shirts)与希特勒的“褐衣社”(the brown shirts)，只是比不过希特勒的“集权”，又因中国幅员辽阔，“魔掌”尚不能涵盖全域耳。正由于XX心态，他绝无可能有做“民主斗士的宏愿”；若有此宏愿，则绝对有足够的机会。且不论抗战胜利后，在自由民主的潮流下，他仍坚持一党专政，反对联合政府，即使在美国的压力下，完成政协决议而又故意破坏之。至少撤退到台湾后的四分之一世纪中，有足够的时间与环境，逐步推行民主，然而他却以一再违宪连任，严禁言论自由，使反对党胎死腹中终其生。“无此机会”云云，完全不能符合事实，大历史的角度竟把历史铜镜看成哈哈镜了。　　

　　蒋介石生长的时代，正值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之勃兴，在空前激烈的内忧外患震荡下，仁人志士们的救亡意识特别强烈。蒋介石身历其境，具有显著的民族主义与爱国情操，原是顺理成章的事。然而我们细察他一生的言行，这位普遍被认为“深具民族主义”人物的爱国情操，并非如是简单。他的反帝民族情绪很不一致，例如对英帝表现出深恶痛绝，而对美帝却委曲求全，未免势利眼，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他心目中国家民族利益与其个人利益孰轻孰重的问题。我们不难看出，他常把个人与党国的利益，二而为一，他的危机就是党国的危机、他的挫败就是党国的挫败、背叛他就是背叛党国，例不胜举。两者的利益固然也有互相吻合的时候，例如他“绝对反对”台湾独立、美国托管，既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他本身的根本利益，因为无论“台独”或“托管”都将动摇他的权力基础，以及蒋政权的合法性。周恩来于一九五九年说：“民族立场很重要，我们对蒋介石还留有余地，就因为他在民族问题上对美帝国主义还闹别扭，他也反对托管、反对搞两个中国。”(见《周恩来统一战线文献》，页三九七)其实并不尽然，哪里仅仅是“民族立场”呢!蒋介石本身利益与党国利益冲突的时候未尝没有；至此时也，孰轻孰重，便见分晓：在抗战之前，他为了清除异己以稳固一己的权位，一再容忍日帝的蚕食鲸吞；抗战期间，若非日本军阀过于狂妄，不愿意撤军，他已准备承认满洲国，接受长城以南的国土了；抗战胜利后，为了拆中共的后台，不惜牺牲东北权益、出卖外蒙，以与苏俄签订友好同盟条约；他与史迪威闹翻，似乎是因为不愿把军队指挥权交给外国人，然而当国共内战失利，竟主动要求美国全权主持以救其危亡，惟遭杜鲁门拒绝耳。类此可见，他把自己的重要性明显置于党国之上。他是“皮”，党国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最可表达他的心态。

　　然则我们又如何来看待这位历史人物?台北的“野史馆”馆长刘绍唐(《传记文学》主编——编注)曾透露一则大内秘闻，说是大陆上大闹文化革命之时，国民党内策士议论纷纭，而蒋总裁一言搞定：“权力斗争是真，其余都是假的!”且不论此一惊人之语是否完全正确或过于简单化，至少透露出此语者的心术，并可从他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六日的日记里得到印证：“政治生活全系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这种不择手段的以术谋权，原是打天下或争天下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项羽与刘邦，一个说“彼可取而代之”，另一个说“大丈夫当如是也”，都表现出这种野心，而蒋介石在发迹之前，于一九二一年岁暮，自沪赴港海行途中，向他新婚爱妻道出“我很有野心”的心声(见《陈洁如回忆录》上册，页一二九)，所谓“野心”的具体内容，乃是不为他人做“嫁衣裳”，而由自己来开创基业。既然把国事视为自己的基业，何异自古以来的帝王思想?蒋介石终于把基业传给儿子蒋经国，岂是偶然?俗称“蒋家王朝”，并非虚妄，而蒋氏牢固的封建迷信意识更带有传统色彩。

　　从帝王的角度看，蒋介石的“野心”、“权术”与“际遇”，已使他实际上成为开国之君，他的名义是蒋总司令、蒋委员长、蒋主席、蒋总裁、蒋总统，实质上与操生杀大权的皇帝无异，他手批枪毙实在比皇帝批杀头更无拘束、更可不按程序。但是他马上得天下，枪杆子出了政权，却不能马上治天下，奋斗了一辈子、忙碌了一生，落得二世而亡的结局。我们重读孔尚任的《桃花扇》，能无历史重演的感慨？请看这一段：

　　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来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页一四八)

　　岂不是又一场金陵春梦？而其兴亡之遽，照诗人史家陈寅恪的说法，古来没有几回，而其亡也，使公(蒋介石)“自我失之”!(见己丑夏日诗)

　　“自我失之”的原因很多，但主要不在使公的出身。蒋介石少年顽劣无赖，成年混迹帮会、拜老头子、炒股票，以及在十里洋场的荒唐放纵行径，乏善可陈。然而在绵长的国史中，以流氓而成国君者并不罕见，开创两汉四百年江山的汉高祖与大明三百年基业的明太祖，都出身寒微，与流氓少异，所谓英雄不怕出身低，盗亦有道，已故政治思想史权威学者萧公权在口述中曾提及，假如蒋介石有杜月笙拍拍胸脯“闲话一句”的气派，或不至于失败。可是蒋介石早年对付汪精卫、胡汉民；中年处置张学良、杨虎城；晚年整掉吴国桢、孙立人，以及把叶公超打入冷宫不得翻身，在在显示他一贯的、异曲同工的“心胸狭窄”，不仅假公济私，而且以私害公，不仅此也，他还要刻意掩饰他过去不光彩的历史，甚至为了掩饰，对明媒正娶的陈洁如作出违乎常情的不合理待遇。掩饰之外，还要伪装，在官方文书以及中小学的课本中，竟谎称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我们在这本评传中，有专节澄清，证明他不曾进过士官。考证事小，正误纠谬事大，更重要的是，可以小见大，一叶知秋，正如浙儒马一浮所指出，蒋氏之褊狭与矫揉，影响其治国，非同小可。所以就古帝王的标准而言，蒋介石的表现亦殊乏王者博大的气象。

　　蒋介石的时代毕竟有异于古帝王，作为一国的领导人，基本的现代知识必不可少，而蒋在这方面显然是不够的。经济学家马寅初曾将蒋光头的脑袋比作电灯泡，里面真空，外面进不去，也许失之严酷，但绝非虚构。开罗会议时，蒋介石在国际场合不知“季风”是什么，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领导人本身虽然知识短缺，若能起用人才，以众智为己智，未尝不可截长补短，胡适以“乘势以为本，御众智以为马”祝蒋介石七十寿 (见《自由中国》第十五卷第九期)，就是这个意思，胡适的献言固然来得太迟，而七十翁不仅不与见听，反被激怒。因此终其生，唯凭自身的不足，一味蛮干，以军警特为鹰犬，无人敢于纠正其误，鲁莽灭裂的后果，断非偶然的了。

　　由于这样的蒋介石操生杀之权、掌党国命运，其影响所及，固不仅止于一群人、一个党，势必波及全国全民。他一个人的决策可以影响到千百万人的身家性命、国家前途、民族根本利益，诸如中原大战、八年抗战、国共内战、中苏以及中美关系等等。这一切的功过成败、代价巨细，都记在历史的账上，这部评传也有所交代。可以更进一步指出的是，朝代虽已终结，他留下的影响并未完全消失。宏大巨硕的“中正纪念堂”仍然高耸在台北的精华地区，留下一个难以视而不见的具体象征。

　　更具现实意义的是，当今台湾海峡两岸的现状，就是蒋介石遗留下来的问题。当年国民党仍拥有大陆半壁江山时，蒋引退下野之际，即预先布置将主力迁到台湾，因此朝鲜战争爆发后，形成海岛与大陆对峙的局面，以迄于今。蒋介石的灵柩暂厝于慈湖，显然按照他的遗言，“待来日光复大陆，再奉安于南京紫金山。”(蒋经国《守父灵一月记》，页二)“光复大陆”于其生前早成虚愿，更有人讥为“神话”，不过归葬紫金山的遗志，应可于两岸和解与统一后得酬。他的盖棺入土虽尚未尘埃落定，但他的一生足可于其逝世二十周年之际论定。

百城客

第一节　溪口盐铺之子  


　　蒋介石飞黄腾达之后，日理万机，仍不能忘怀传统宗法意识，对寻根认祖，兴趣极浓，以至于一再修谱，甚至于一九四八年，国共内战已打得不可开交、蒋政权已摇摇欲坠时，仍要循例大修特修，聘吴敬恒为修谱总裁，陈布雷为总编纂。此次修谱在宁波找到一个祖宗头，并一直追到公元前十二世纪的周公。毛思诚主编，陈布雷校订的《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便说明蒋介石“其先出自周公第三子伯龄”。蒋介石颇感高兴，然而如此家谱，不过是后人的“创造”，何异李唐自比陇西望族，以及章炳麟为杜月笙写《高桥杜氏祠堂记》上比望族？其实英雄不怕出身低，蒋介石的列祖列宗里，哪里出过像蒋介石那样天字第一号人物？又何必要从祖宗里去找光显呢？

　　比较相干的，可从蒋介石的祖父蒋斯千说起，蒋斯千字玉表，生于清嘉庆十九年(一八一四)，到中年时，太平天国起事金田，攻占南京，江浙一带兵荒马乱，蒋斯千勉强苟活，直到晚年才能在浙江奉化溪口镇(亦名锦溪村)上开了一家玉泰盐店，以酿酒卖盐为业，生意不错，营业因而扩大，兼售大米、菜饼、石灰等货色，奠定了家业。

　　这份家业由蒋斯千的次子蒋肇聪继承，蒋肇聪字肃庵，生于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此人更能经商，玉泰盐店的规模因而益大，于溪口镇上占有三间店面，并设有作坊，雇用经理、账房、伙计、学徒以及临时性长工多人，资本不下二三千银元。经商得意使蒋肇聪赢得“埠头黄鳝”的绰号，意谓其人灵活，旁人占不到他的便宜，俨然是乡里名人。他人既外向，喜欢管闲事，乡人也喜欢他管闲事，无疑是当地一个活跃分子。他的元配徐氏，光绪八年(一八八二)去世，继配孙氏，光绪十二年(一八八六)去世。三娶王氏，名采玉，就是蒋介石的妈妈。蒋妈妈的父亲王有则(一八二O至一八八二)于蒋介石出生前五年就已亡故，但后来却把他形容成同情太平天国的革命先驱，并说蒋介石的“爱国主义”是继承他外祖父的(见熊式一英文蒋传，页十五)，未免挂钩得离奇。外祖母姚氏倒是至蒋介石十八岁时才去世，与寡母相依为命。

　　蒋介石一生中一再颂扬他的妈妈，却很少提到他的爸爸，因他爸爸于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逝世时，他仅九虚岁，完全由母亲扶养成人。蒋母固然是蒋父的第三任妻子，蒋父也是蒋母的第二任丈夫。原来她先嫁溪口曹家田村俞姓为妻，但丈夫不到三十六岁就死了，遂返嵊县葛溪乡娘家，一度曾至乡里尼庵守寡，因堂兄王贤棣在玉泰盐铺当账房，乃介绍给蒋肇聪做填房。后来，蒋介石请人写了一篇墓志铭，称赞印象不深刻的父亲。

　　王采玉再嫁时只有二十二岁，翌年(一八八七)十月三十一日就生下蒋介石，族名蒋周泰，小名瑞元，后来又生了两个妹妹瑞莲与瑞菊，瑞菊活了几个月就夭折，大妹生于一八九O年，嫁给后竺村的竺芝珊为妻。另有一弟弟名周传，小名瑞青，生在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死在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只活了不到四岁。

　　 蒋周传死的时候，蒋介石只十一岁，从“亡弟瑞青哀状”可知，他妈妈死了小儿子的时候，比死了丈夫更痛苦，痛苦之余，做了两件事：一是硬破“吾家族规”，要蒋介石把儿子蒋经国做蒋周传的后人；一是“为配王氏女合葬之，且为之立嗣”。这两件大手笔，都是违反正统中国文化的。

　　所谓“为配王氏女合葬之，且为之立嗣”，就是找到一位王家的早夭女儿，给蒋周传“冥婚”，“冥婚”之后，死人蒋周传就有了被继承人资格，就可以立蒋经国为后，蒋周传这一支就不绝后了。

　　“冥婚”是中国文化，但却不是正统的。例如曹操的小儿子曹冲死了，因为死时只有十三岁，曹操怜其少子，就想来一次“冥婚”。正好邴原有一个女儿早死了，曹操找到邴原，要把两个孩子合葬。不料邴原却不买账，邴原说：“原之所以自容于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训典而不易也!若听明公之命，则是凡庸也!明公焉以为哉？”邴原为什么拒绝曹操呢？他的理论根据是这样做不合于“训典”，他所指的“训典”，显然是指《周礼》这部经书而言。在《周礼》的“地官”(媒氏)一节，有这样的话：“禁迁葬者与嫁殇者。”再按注解，“迁葬”是指“生时非夫妇，死而迁葬之，使相从”；“嫁殇”是指“十九以下未嫁而死者”，“谓嫁死人也”。两者统而言之，都是“冥婚”。而这种“冥婚”，不管死者成年没成年，按诸传统经典，都是违背的，在中国正统思想中，对这些是完完全全明明白白禁止的。

　　从反面角度推测，中国经典中对“冥婚”的禁止，正暴露了“冥婚”的流行。《周礼》这部书，专家结论是战国的作品，所以，书中禁止“冥婚”的话，足以反证当时这一现象的普遍。前面所引曹操的例子，显然曹操是有所本的，只不过他本的，是民俗中的传统文化，而不是经典中的传统文化。这种民俗中的传统文化，走火入魔以后，是很邪门儿的，邪门儿到有这样的怪事：《元史》(列女传)记有一位杨氏，丈夫死后，公公为了给儿子“冥婚”，甚至置在世的儿媳妇于不顾，硬要先给讨个鬼婆!

　　曹冲的冥婚是中国史第一件最有名的“冥婚”，在曹冲以后，历朝各代都不乏显例，换句话说，历朝各代都不乏有违背经典的人出来，主持仪式，大结其鬼婚。王太夫人为小儿子“冥婚”，并给蒋经国另来一个爸爸，显然属于这一派。有趣的是，她自己不跟合法的丈夫合葬，却把小儿子跟不合法的太太合葬，她大脑中的中国文化，可真是矛盾乱来的了。

　　中国正统思想是长子继承制，长子是“大宗”，“大宗”一支没有儿子，要找人过继，叫做立后，但这乃指成人而言，不指殇而言。殇是十九岁以下早死了的人，按规矩，殇不立后，除非他是战死的。孔夫子说：“能执干戈以卫社稷，虽欲无殇，不亦可乎？”就是指此。

　　薛蕙《为人后解》说：“礼之所以立法，曰重大宗也；小宗无子，以为可以绝者也，故不为之立后，大宗无子，不可以绝，故立后以继之。”正因为中国正统思想如此，所以，“大宗”的长支长子都不准过继给他支，要自己留着。一九二三年《中华民国民事习惯大全》记湖南永顺县“长支长子不得出继他支”，就说：“永顺县人民，泥于古来大宗小宗之义，对于长支长子，均不准出继他支，盖恐乱宗法也。”就是显例。不但“大宗”有儿子不得过继给人，“大宗”(长房)没儿子还得把弟弟(次房)的儿子过继过来，这叫“大宗不可绝”。但是，弟弟这边，如果只有一个儿子，过继给“大宗”，自己反倒绝了后，总未免伤感情。于是，聪明人发明出“一门两不绝”的规矩，一个儿子，干脆给两头做儿子，既承长房，又兼承次房，叫做兼祧。祧是继承为后嗣的意思，兼祧就是给两房做儿子。

　　蒋母王采玉不知道她不该为殇立后，也不该为次房立后。纵使立，也要“大宗不可绝”，至多只能搞“一门两不绝”的兼祧，而不该直接把蒋经国全盘搬到老二家里，这样太危险了，因为极可能使长子蒋介石这一支绝了后!但王太夫人不管这么多，她偏爱死去的小儿子，硬逼蒋介石这样做!

　　蒋介石文中说“己未岁，吾母为配王氏女合葬之，且为之立嗣。“己未岁”是一九一九年，已在蒋周传死后二十一年，也就是这近四岁亡童冥岁二十五岁之年，王太夫人在小儿子死后二十一年还大搞这一套，显然颇使蒋介石头痛。但蒋介石为了“不忍重违母命，以伤骨肉之至情，不获已，仍以长子经国嗣之”。蒋经国过继这年，蒋纬国只有三岁，蒋纬国的生父不是蒋介石，是戴传贤，他被蒋介石收为次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很可能与王太夫人一直施压力把蒋经国给蒋周传有关。蒋介石头脑很旧，他怕自己长房这支绝后，故抱来蒋纬国垫底，这样在形式上，至少不太难堪。蒋介石在文中故意用“今吾‘生’有二子，以母命长孙经国为吾弟后”的语气，更可印证这一假设。

　　蒋介石在母爱上，争不过夭折的小弟，印象深刻，甚至形诸笔墨，很可以解释他两方面的强烈反应。一方面蒋介石从小顽皮，自称“六岁就学，顽劣益甚”，害得他妈妈“训迪不倦”。这是在下意识中对母亲偏爱的一种“抗议”，以及为了引起母亲注意或争夺母爱的表现。而这种顽劣又演变成一种“无赖”的性格，蒋介石小名瑞元，“瑞元无赖”久已闻名溪口乡里间，有好几则“口说历史”，为此提供了一些具体的例子。如奉化有旧历新正参拜宗祠后分芝麻糖的习俗，但蒋介石小时候不肯按次序领糖，要抢先。经别人阻止后，竟倒地弄得满身污泥，然后往人群中乱钻，别人只好让他先领。又据蒋介石同学蒋周兰的女儿玉英说，蒋介石在私塾读书，不守规矩，遭塾师打手心，但还未打着，就已倒地打滚哭闹。(参阅汪日章唐瑞福《蒋介石的故乡》，页二十七；毛炳岳《蒋介石的外婆家——葛竹》，页四十一；陈志坚《我与蒋家婆媳曾生活在一起》，页七十三)

　　这种无赖性格，在其童年时期已定型，然其表现却不限于青少年。即使其飞黄腾达之后，屡次下野作为以退为进的要挟，五十岁以后的西安事变，被孙铭九捉住，坐在地上耍赖，以及六十岁以后对付李宗仁代总统的种种政治手腕，都可在他的“无赖性格”上找到渊源。至于他一生之中，有计划有系统地捏造历史以及掠美，以自光显，更与此一性格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另一方面，蒋介石下意识中争取母爱的强烈愿望，表现于他毕生对他妈妈不寻常的景仰、表扬与怀念。当王太夫人于一九二一年六月十四日去世时，蒋介石葬之于溪口之北的白岩山。夫妻死后要“同穴”，就是要合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项目之一。不但合葬，甚至有的还要同一口棺材呢!古代有一位汴梁儒士孟志刚的夫人衣氏，丈夫死后，她吩咐棺材店老板说，我先生殉葬的衣服很多，请把棺材做个特大号的。结果棺材做好，她说：“吾夫既死，与之同棺共穴可也。”就自杀了。自杀的目的之一，显然图个同棺共穴的方便。

　　蒋介石没把父母合葬，显然与中国文化不合，也显然是不孝。但是，照国民党的宣传，蒋介石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人，也是史所罕见的大孝子，既然如此，为什么他要这样呢？

　　这种邪门儿，蒋介石自己在一九二二年十月写《慈庵记》时，提出了解释：

　　岁次癸丑，吾兄锡侯与中正既安葬先考肃庵公于县北之桃坑，时先慈王太夫人健在，谆嘱吾兄与中正曰：余百年后，不必因袭俗礼同穴，以余墓之工事，重惊尔父之灵，当为余营别圹。每中正归省，无不以此见责，且自置墓碑，以示其意志之坚决。易箦时，又以是为遗嘱于吾兄弟二人者。中正既未能尽色养于生前，复何敢违先人治命，滋厥咎戾!因于辛酉岁，卜吉鱼鳞岙中垄，为先慈安灶穸。呜呼!四明屏列，望之巍然，而母仪壶范，已可仰而不可接矣!淅沥萧飒，泫然泣然，令人入于耳而不忍闻者，其惟墓前潺潺之漪流，而堂上之梵声、庭前之徽音，则邈然不可复闻。永怀鞠育，昊天罔极，触景伤心，徒令孤哀增陟屺之感已，循兆域而东，有蹊介然，可达白崖西祠庙，蜿蜒陂陀，曲折如羊肠，蹑足下行，可百余武，势忽坦夷，仰瞻茔墓，睾如也。用复辟地二亩，鸠工筑墓庐三椽，吾兄锡侯董其事，姊婿式仓宋先生襄成之。癸亥冬日工竣，值先慈六秩诞辰，中正适于是日自西欧倦游归，展墓毕，因得升堂尽礼，以告服阕。翌日，乃奉曾祖祈增公以下至季弟周传之神主于堂之中，标额曰慈庵，以成先慈建庵供佛未竟之志，而又配祀先考肃庵公，权合古人柑庙之义也。中正幼秉懿训，长劳倚闽，曾几何时，星沉露冷，从此白云孤庵，但有凄望心恻而已。呜呼!悲夫!

　　这篇文章中最重要的一段，是说他妈妈生前，曾经一而再、再而三的嘱咐过他哥哥和他，死后“不必因袭俗礼同穴”，这是公然违反礼俗的。而违反的原因，只不过是同穴要重新启墓，这样会“重惊尔父之灵”。这种说法，未免太牵强了。事实上，自古至今，夫妻除非同时死的，否则后死的下葬，总未免要把先死的“重惊”一下，纵“惊”也不过只此一次，以后是万年相伴，怎么可以怕“重惊”为理由，严嘱不得夫妻合葬呢？

　　这个真相，在我们读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五日蒋介石《先妣王太夫人事略》中，首先得到了脉络。蒋介石写道：

　　先妣自幼即以智慧称于里闸，课读女红，她姊妹均弗及，故外王父母钟爱特甚。来归吾先考也，乃继先妣徐、孙两太夫人之后。徐太夫人生吾姊瑞春与兄锡侯，先妣教诲鞠育，视之无异己出，婚嫁之事，一身任之。自产中正后三年，而瑞莲妹生，又三年而生三妹瑞菊，菊妹不幸而夭，亡弟瑞青则又后菊妹三年生，其居吾弟兄行为最末，而天赋殊姿，兄辈均莫能及，以故先妣爱之尤笃。先考既弃养，先妣为吾弟兄三人析产，以兄为前母所生，独厚予之。分爨未及二年，而瑞青弟殇。先妣悲痛深至，精神与躯体因之乃大衰耗，而其期望中正自立之心，亦于是益切矣。

　　这是蒋介石第一次用文字道出，在他妈妈嫁他爸爸以前，他爸爸有过太太徐夫人与孙夫人。

　　现在，一个画面出现了。他爸爸既有亡妻徐夫人、孙夫人，则在“同穴”的排名规矩下，丈夫埋在正中，左右自为徐夫人与孙夫人，蒋介石的生母王夫人若埋在一起，也得靠边站了。不论埋在丈夫左边还是右边，中间都隔了一个女人。这大概是王太夫人不愿意合葬的真正原因吧!

　　这个想法，当年受命在蒋介石家乡办武岭学校的校长张明镐，在近年写《蒋介石在溪口》一文里，有了权威性的调查与记述。张明镐说：

　　王氏在生前曾对蒋介石谈起自己百年后的坟地。因为蒋介石的父亲和前妻徐氏、孙氏的坟墓合葬在溪口镇北一里许的桃坑山，如果将王氏棺柩与他父亲合葬，王氏就得屈居徐、孙之下，这是王氏所不愿的。蒋介石当初曾向他的生母建议，将桃坑山父坟迁葬，单独与王氏合穴，但王氏亦不愿这样做。她态度坚决地说：“瑞元(蒋的小名)，你千万要记住，“我将来坟墓不要与父亲合葬。”蒋介石是个满脑子封建迷信的人，他请了广东和江西走红的风水先生在溪口附近到处找寻“龙潭虎穴”、子孙兴旺的好坟地，最后选定在白岩山山岙，作为他母亲的墓穴。

　　是以蒋介石只是善体母命，不愿与先夫以及两个前妇合葬，位居第三。而特别营建的蒋母之墓又别具风光——位于半山间风景绝佳处，还请孙中山亲题墓碑。一九二一年落成。此后又在墓址另建洋房三间，号称“慈庵”。南京政府成立后，蒋介石大权独揽，形同天子，更扩建“慈庵”，营建坟庄，外门题额“墓庐”，入墓庐大门，即见“慈庵”石碑，然后至山峦间的“蒋母之墓”。另有中西合璧式的住宅。“慈庵”中石碑林立，无非讴歌母子二人的伟大，表示母因子显的光耀。然而“文化大革命”时，蒋墓被红卫兵砸掉，母又因子得祸。蒋介石闻知后“无限悲痛”，于复次孙蒋孝武函中……把母墓被毁的“家仇”等同“国耻”，要他的子孙永铭不忘。

　　蒋介石这种自称“无限悲痛”的情况，蒋经国在《守父灵一月记》四月二十七日条亦曾提到：

　　此身居台湾之慈湖，此心则以故乡祖母之慈庵为念。当年父亲闻……毁祖墓之讯，苦痛万分，曾来慈湖角板山小住数日，父亲名此小筑为慈湖，其意即在纪念祖母也。

　　此则把“蒋母之墓”等同“祖墓”，道出只以“慈庵为念”。他又在台小筑慈湖，其意只在纪念王太夫人。凡此可见蒋介石对他母亲的特殊感情，然而他把自己的妈妈描绘成一个愿意让儿子为国牺牲性命的伟大女性，未免把一个村妇夸张得太厉害，难以符合实际情况。

百城客

第二节　与日本士官无缘


　　蒋介石去日本之前，先于五六岁时在家延师启蒙，后来又进私塾，读四书五经，接受科举式教育，并于一九O二年到县城奉化应童子试，考中童子试以后，才能报考秀才。结果连童子试都未考取。黎东方于《蒋公介石序传》中说：“他见到试场中种种不合理与腐败的现象，下决心再也不去参加这种考试了”(页十六)，是明显的曲笔。其实义和团之乱以后，一九O一年订立“辛丑条约”，清廷有鉴于国耻与国祸之逼上眉睫，乃决心办新式学堂，派送留学生出洋，并于一九O五年取消科举考试。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这种考试”可以“参加”了。蒋介石不过是顺从时尚，不再考试而进了新式学堂。进洋学堂是当时的新出路，并不一定表示要“追求革新精神”。

　　蒋介石于一九O三年进的洋学堂是奉化的凤麓学堂，筑有楼房教室与操场，大约有一百名学生，总教习(教长)姓竺名鏖祥，当过前清翰林。学堂的课程虽包括英文、算术等西学，但经史旧学仍占很大的比重，几乎是新瓶旧酒，引起学生们的不满，蒋介石参与其中，并被推为代表向校方交涉，由于“情态激烈”，几乎被开除学籍。“情态激烈”正符合蒋介石被同学取的绰号――“红脸将军”，动不动涨红脸孔，与人吵架。此一事件很可能促使蒋介石于翌年转学到同一县城的龙津学堂。过了一年，再转学到宁波的箭金学堂，不到一年又回到奉化的龙津学堂。龙津学堂有两个日本教师，很可能在日本人的影响下，十九岁的蒋介石渴望到东洋去留学。留学在当时早已成为风潮，并不特殊。许多传记作者认为，蒋介石到日本去是为了革命，并且说他于出洋前在宁波剪了辫子，托人送回溪口老家。这是事后聪明。请看张群的回忆：

　　到日本留学是我生命史中值得纪念的一章。因为我不但在那儿认识了蒋先生，而且遇见了许多后来共倡革命的同志。我本来准备学步兵的，可是与蒋先生一见如故，于是不学步兵而学炮兵，以期与蒋先生朝夕相处，共同切磨。我们当年都是留发(带辫子)出国的，到了日本就把辫子剪掉，这也是从事革命的第一个表示。(陈香梅 《张岳公闲话往事》)

　　到日本才剪辫，不一定是革命示决，也很可能入境问俗。最可注意的是，此已是蒋介石第二次出洋，仍带辫子，可见在宁波剪辫托人带回溪口，都是虚构。

　　蒋介石第一次到日本是一九O六年的四月，年底前就已回国，原因是他想学军事，但清廷已与日本政府有协议，不准中国学生自费学习军事，只收国家保送的学生。蒋介石遂于回国后进入段祺瑞任督办的通国陆军速成学堂(保定军校前身)。后来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包括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台湾)，小学课本中有一则沿用毛思诚所记(见《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一册第三编，页九至十)有关蒋介石的爱国故事，说是日本教官在中国学生面前把四亿中国人比作微生虫，蒋介石反唇相讥，说是日本有五千万人，也像五千万只寄生细菌，日本教官羞愤之余，见到蒋介石没有辫子，指着秃顶就咆哮说：“你是否革命党？”最后一句露出马脚，张群明明说，他与蒋出国时都是带辫子的。这种故事，与华盛顿砍断樱桃树的故事一样，都是政治神话。而北大历史系出身的王俯民在洋洋洒洒的《蒋介石详传》中，仍将此神话当作信史来转述呢!(见上册，页二十二)

　　蒋介石与陆军速成学堂的六十二名学生，一起于一九O八的春天，到东北的陆军部集合，自大连乘轮船赴神户，然后转往东京，进入振武学校。

　　振武学校是什么样的学校呢？话说自庚子义和团大乱后，中国统治者脑袋开了点窍，乐见留学了。从清光绪二十七年(一九O一)，到了三十三年(一九O七)，几年之间，中国留日学生数目就冒出了一万多。这种数目，后来一直增加，但增加归增加，素质却大有问题，因为跟不上日本的正式学校课程。于是，专为中国人设立的补习班式学校，便益形必要。这种学校很多，在法政方面，有法政大学；在普通补习与师范方面，有宏文学院；在陆军方面，有成城学校、振武学校。

　　在振武学校之前，中国留学生学陆军的，都先入成城学校。一九O三年(光绪二十九年)成城停收中国学生，改由振武学校接手。振武学校成立于这年七月，地点在东京牛区河田町(现在是东京女子医科大学所在)。受训期为三年，毕业后分发日本国内各联队实习。所以，这个学校并非如黎东方等人所说，是日本士官的预备学校，而是帮助中国学生学军事的预校，与士官根本无关。蒋介石在振武学校，时间是一九 O七年(光绪三十三年)到一九O九年(宣统元年)，所受教育，还不到三年。

　　根据一九O四年(光绪三十年)阴历四月的练兵处《陆军学生分班游学章程》当时所选学生要“年在十八岁以上，二十二岁以下者”，蒋介石进振武学校已二十一岁，年纪不算小了。据振武学校编《振武学校沿革志》，改三年制后，上课总时数如下：

　　对照起振武学校创办时期的《课程概要》(实藤惠秀著《中国人日本留学史》)，三年制的课程，日本语文方面多了一千二百一十二小时，比起没改成三年制以前，改了半天，重点不外是加强日本语文训练而已。综合观察起来，三年期间，除了军事课程外，蒋介石所学的，远在今天高中生的课目以下，甚至是初中生以下(课目中有算术，就是初中生的程度)，足见他的教育程度，只是相当于初高中程度而已。再说，蒋介石入校在一九O八年，按说已是三年制，但从钦定年表核算，他的修业年限，至为可疑，因为明明不足三年。据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说：“中国武备学生接受预备教育的期限，因学校、时期而有所不同。成城学校时代概为十六个月，而振武学校则有数次变更。创立之初为十五个月，一九O五年十月，改为十八个月，次年，再改为两年，旋改为三年，直至该校废止，未再有更动。”蒋介石似是“旋改为三年”时期的三年制，故虽说三年，实在成分不足也。

　　蒋介石当时叫蒋志清，于一九一O年冬天，自振武学校毕业，时年二十三岁，遂即分配到北海道新?馗咛镎虻氖芭诹邮迪埃耸彼砀咭涣诺闼墓郑逯匚迨诺愣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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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革命神话举例

　　在辛亥革命之前，蒋介石并无明显的革命动作。蒋介石于第一次出洋前就剪辫示决，完全是后人的伪造。蒋生于清朝光绪年间，理论上和习惯上，凡是当时大清子民，男的都要留辫子。留辫子本是清军入关时，检定汉人人心向背的一个形式条件，相习成风后，相对的，日后剪辫子也就变成“革命排满”的一个形式条件，所以，谁先在清廷没倒前剪辫子，谁就值得佩服。不过那时剪辫子，多是在外国的留学生或是在洋人租界的中国前进分子干的事，在清王朝统治地区，剪辫子可就不可思议、大成问题了。据董显光《蒋总统传》说：蒋自日本回来进保定军校，“校中一切学生除蒋总统外皆有辫发”，这一说法，历来蒋介石传记都是众口一词，直到一九八五年出书的《蒋介石传》(国民党军方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德籍远东问题专栏作家施德曼与费德林史坦夫妇合著，国立编译馆主编、辛达谟博士译)，还都这样一路宣传、相沿不断呢!但是，事实真是如此吗？真的在严格的军校管理中，人人有辫子，唯独蒋介石可以“惟公无辫”(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中语)而不受“制裁”吗？这种逸出常识的说法，真令我们难以相信!

　　一张蒋介石与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同学合照的相片，照中蒋之发型，赫然是留发辫子式的正面发型，可见“惟公无辫”之说，根本是捏造的神话!何况同学张群回忆，一再说当年一起带辫子出国的。所以，蒋于民国前六年(一九O六)就“自剪辫发”，表示革命反满的决心，绝非历史真相。

　　蒋介石到日本入振武学校读书，从一九O八年八月到十月里，学生抗议校方实施日本文部省颁布的“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闹学潮，要退学。日方档案对此事有记录，然闹事的学生中有张群，而没有蒋介石，可见他并不很积极。

　　蒋介石在留日期间，亦并没有加入一个叫“丈夫团”的秘密团体。日本记者古屋奎二写的《蒋总统秘录》中说，蒋与张群一起加入，又说“和黄郛一同创办《武学杂志》，这个杂志，也是留学军事的革命青年们的重要言论机关”，以证蒋当年确实加入了“丈夫团”，掩遮了历史真相，不可不辨。

　　据《李烈钧自传》稿本所述，可知“丈夫团”为士官学校里中国学生的小组织，由李和黄郛(字膺白)等人发起。

　　 郛学测量，当时颇激昂，常谓众人曰，满洲政府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国人应起而推翻之，古人尝谓“当仁不让”，又曰，本校人数甚多，良莠不齐，应有严密组织小团体之必要。当时赞同其说者颇众，于是商议命名，众皆默然，郛笑谓众人曰，孟子不云乎“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谓之大丈夫”，我辈既以推翻满清为责任，必须具有不屈不挠之精神、不移不淫之毅力，革命乃克有济。众皆服其说，遂命为丈夫团，而推郛为首，召开成立大会；初本秘密组织，嗣为留东同学同志所知，咸要求参加，团中有持异议者，以我等乃士官学校，所习者武功，若辈所习者文事，文武殊途不宜加入，而成城学校之会员要求者再，于是选其优秀及诚恳可靠者若干人请其参加，遂改名曰“丈夫咸城团”，复开成立大会，故此一组织，有两次成立会，亦佳话耳。

　　于此可知，“丈夫团”紧接同盟会而成立，应在一九O五年，为同盟会中学军事同志们的盟中加盟，团员人数极少。据《黄膺白先生家传》说“合同志中之尤坚贞者，得二十五人”，阎锡山的《回忆录》则说是二十八人，沈云龙撰《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谓一共三十二人，又据黄郛的太太沈亦云写的《亦云回忆》，团员有三十四人。另一方面，阎锡山提到的二十八人中，有五人不见于沈云龙的笔下，如统统算入，团员可达四十三人，但其中并没有姓蒋的(丈夫团成员表可见于李敖《蒋介石研究续集》)。

　　张群是和蒋介石同船在一九O八年春天去日本的，“丈夫团”有他的名字，却没有蒋介石的名字，自然反证了“丈夫团”没有吸收蒋介石。因此，所谓蒋介石是“丈夫团”团员之说，不但文献无证，甚至不见于他早期“钦定”的《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这书只承认他加入同盟会)。可见《蒋总统秘录》中的蒋介石“并且和张群都加入了在同盟会会员中的军事留学生们所组成的一个秘密团体‘丈夫团’”之说，完全是七十年后的追加。

　　直到一九一一辛亥年的夏天，因四川保路风潮激荡，蒋介石应陈其美之召回沪，“密商举义计划”(见《陈英士先生年谱》，页十九)，后因假满返日，重回十三联队。未久，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响应，又得陈其美电催返国，即向日本师团长请假，然师团长与清廷陆军部有约，非得清方许可，不能擅自回国，遂向联队长请假四十八小时，明知不可能于期限回营，实借此乔装返国，有如逃兵，事实上亦一去不复返营。然而史学家黎东方却把此一仓皇归国，根据靠不住的道听途说，渲染得像风萧萧兮易水寒的荆轲入秦：

　　蒋公在日本听到消息，立刻约集了在高田野炮兵第十三联队的十几位中国同学，积极准备回国。联队长飞松宽吾与师团长长冈外史知道了他们的志愿，不仅不加以拦阻，而且置宴为他们饯行，席间按照武士道的礼节，以冷水代酒，表示永别。盛冷水的杯子，叫做“武士誓不生还的辞别杯”。

　　在蒋公的号召之下，第十三联队以外的很多中国留学生，也都愿意一齐回国，参加革命。他们一共为一百二十人左右，有文有武；他们避开了日本宪兵警察与清廷侦探的监视，顺利搭上轮船，在上海登陆。

　　 这一百二十多位同志，成了陈先烈的一支生力军。他们帮助陈先烈于阴历九月十四日(阳历十一月三日)光复上海。（《蒋公介石序传》页三十)。

　　此何异写历史小说？师团长根本不准回国，联队长只照例准四十八小时假，逾期即以逃兵论处，何来置宴饯行？还要“按照武士道的礼节，以冷水代酒，表示永别”，更是尽情想像的能事。事实上，与蒋介石结伴回国的仅张群和陈星枢两人。其他有二十余名学军事的留日学生大约于此时辍学回国，但并不同行，所谓“一百二十人左右”云云，毫无根据。而这些学生由于擅自回国，都被学校开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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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大哥陈其美


　　一九O六年五月间，蒋介石首次东渡日本，虽未能入学，却初识了陈其美(参阅Loh，the Early Chiang　Kai-shek，P．121— 122)，于其生平关系至大。蒋氏家谱以及陈布雷编蒋介石年表，都说他于光绪三十三年由陈其美介绍加入同盟会，是错误的。因该年系丁未年，是一九O七年的二月三日到一九O八年的二月一日。整个一九O七年，蒋都在国内，不可能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即使一九O八年之春，蒋第二次踏上日本国土，但陈其美已自日本回国(见姚辉《辛亥革命时期的陈其美》，页二十九)，失之交臂，不可能于此时在日本相见，更不可能于此时由陈介绍入同盟会。陈介绍蒋入会，很可能在上海，因蒋在日留学，于假期经常回国。设于东京的同盟会，自孙中山离日后，已形同分裂，多系反孙一派，而陈其美是属于孙派。说蒋介石参加同盟会，不如说参加孙、陈一派，较为实际。当时加入同盟会的手续很简单，很可能蒋在上海填表由陈其美监誓加入同盟会的。总之，蒋是陈其美的人马，为陈驱驰。蒋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活动，都由陈主动决定，主要于辛亥年参与杭州举事。陈给了蒋三千六百元和一百名“先锋敢死队”，到杭州后于十一月四日攻打浙江巡抚衙门，当时清吏早已风声鹤唳，全无斗志，不攻而下，五日即控制市区，六日抵抗结束。蒋自杭返沪。当时上海亦已光复，宣布独立，陈其美利用上海商团的捐款，组成沪军第五团，任命蒋介石为团长，隶属黄郛的第二师。陈、黄、蒋三人遂换帖拜把，结为兄弟。这是蒋介石生平多次结拜的第一遭。

　　蒋介石在辛亥革命史上的业绩，不过如此，如果他于杭州举事阵亡，历史名声不会高过王金发。

　　辛亥革命之后，他为大哥陈其美暗杀了革命元勋陶成章；一九一四年孙中山讨袁，他在上海奉陈命办事；同年七月赴东北，也是奉陈之命。直到一九一六年五月十八日，陈其美被刺身亡，蒋一直是陈其美的人，与孙中山的关系是间接的。

　　陈其美之死当然使蒋介石悲痛万分，他以义弟的名义写了一篇情见乎辞的《祭陈英士文》，劈头就是：“呜呼!自今以往，世将无知我之深、爱我之笃，如公者乎!”后来他更爱屋及乌，发迹之后，重用陈其美的两个侄子——陈果夫与陈立夫，以至于有“蒋家天下陈家党”之说。

　　陈其美死后，蒋与孙逐渐建立起比较直接的关系。但是后来国民党官方又“事后聪明”，总想渲染孙蒋关系，提早孙蒋初识的时间，如黎东方在《蒋公介石序传》中说：

　　蒋公在光绪三十四年加入同盟会，到了宣统二年六月中旬才有机会与国父在日本见面。原因是，国父在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十七日，便已经被日本政府强迫出境，到了宣统二年六月才能够再来。在光绪三十四年介绍蒋公加入同盟会的是先烈陈其美。在宣统二年六月间介绍他谒见国父的，也是先烈陈其美。国父看到蒋公，十分欣慰；当时在同盟会同志之中，军事专门人才极少。国父和蒋公谈了很久，谈到具体的革命方略与军事计划。其后，陈先烈告诉国父说，蒋公不仅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学者，而且言语踏实，见解透辟，一定能成为“革命实行家”。是同盟会“真正需要的人物”。(页二十七）

　　黎东方的“国父”，就是孙中山。孙于一九O七年被日本政府强迫出境，那是光绪三十三年，不是三十二年。至于宣统二年(一九一O)六月，蒋经陈介绍，与孙在东京初识，以及孙慧眼识蒋等等，都是照录国民党官方的说法，目的为使两雄愈早相见愈好，以便建立革命法统相继。黎东方的说法还算含蓄的，贝华主编的《蒋介石全集》中的《蒋介石先生传略》中，竟谓陈在孙面前，盛称蒋，以至于孙在东京，“欣然欲往晤”，最后总算陈其美说他是晚辈，还是请他去看孙中山，于是蒋介石“衣士官学校制服”(按蒋介石并没进过士官学校，详见李敖在《千秋评论》第四十九期所写的《蒋介石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吗？》一文)，“意态雄越，垂手立于总理前”，孙中山“瞪目注视者良久”，乃大喜赞叹，“相与畅论时政，夜深不忍别”。后来任何计划，都要先问蒋介石云云。董显光的英文本《蒋介石传》，更说“两雄相见”场面，恨无艺术家在场传真，而孙居然说出蒋介石是“我们革命的英雄”(the hero of our revolution)(页十三)之言。邓文仪的《蒋主席》一书，更加锦上添花，于“两雄”东京相见一幕，花样又翻新，借孙中山之口，说出“这个士官学生，将来一定是党里了不得的人才”，不知蒋介石根本没有进过日本士官学校。

　　其实蒋介石绝对不可能于一九一O年或一九O九年见到孙中山。关于一九O九年说法(就是吴敬恒、陈布雷两人的说法)，其实不攻自破，因为一九O九年全年，照《国父年谱》(增订本)，孙中山根本没到过日本，既然没到过日本，则蒋介石在日本见了孙中山之说，自然无法成立!至于一九一O年说法，照《国父年谱》(增订本)，这一年孙中山在六月十日虽到过日本，但是同月二十五日就被日本人花钱送走，去了新加坡，来去匆匆，十五天中，“行动尤为缜密，即同盟会员亦少晤见”，只见了黄兴、赵声、宋教仁、谭人风。根本无从见陈其美，更遑论陈其美介绍来的无名之辈矣!照徐咏平《民国陈英士先生其美年谱》，一九一O年全年，陈其美并不在日本。陈其美既不在日本，则陈带蒋见孙之事，也就根本不能成立矣!

　　再从蒋介石自己的说法中，可见严重矛盾与破绽。蒋于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三日，在峨嵋军训团升旗典礼讲《革命军的基本要素》，说“十八岁追随总理”，但是在《三十九年(一九五O)元旦告全国军民同胞书》，则说“追随国父”，始于“幼年”。既云“幼年”，则再宽限的说，恐怕也在十岁以下。十岁以下年纪，即“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自然与史实不合。另一方面，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九日，他在《遗嘱》里又说：

　　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

　　“束发”是古人男孩成童，将头发束成一髻；用以象征成童。这一叙述，或可相当于一九五O年“幼年追随国父”的说法。但是“幼年”也好、“束发”也罢，无奈都与史实不合。即使是“十八岁追随总理”的说法，也是完全失实无据的。因为照任何一种蒋介石年表，他十八岁那年是一九O四年，那年他仍在家乡风麓学堂念旧书，距离所谓“两雄相见”的一九O九年或一九一O年，还隔五六年之久。既然如此，又从何“追随国父，参加革命”呢？

　　蒋介石初见孙中山的正确日期，无意间自己提供了线索，他在《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二周年纪念告全国青年书》中，明明说他见孙中山的日期，并不在民国前二年(一九一O)，而是在民国后二年(一九一三)，乃“余二十七岁，即民国二年讨袁之役初起之时期”!另外于一九六三年，又一次无意间透露他见孙中山的日期，并不在民国前二年(一九一O)，而是在民国后二年(一九一三)，乃“直到二十七岁，总理才对我单独召见”。旅美学者陆培勇也认为“二人之初见，该在一九一三年三月底到六月中，当孙先生在上海的时候”。(氏撰《蒋介石先生参加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载《蒋中正先生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集》第二册，页八十五)足见官方钦定传记中的“两雄相见”，虽然一篇篇写得神龙活现，却篇篇都是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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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枪杀陶同志


　　中华民国成立不过两周，发生了一件惊人之举，蒋介石暗杀了革命元勋、光复会首领、革命老同志陶成章。

　　那是一九一二年一月十四日深夜二时，蒋介石由光复会叛徒王竹卿陪同，潜入上海广慈医院内陶成章住的病房，将陶枪杀身亡。

　　这件谋杀案，有心人当然要为蒋介石讳，蒋死后出版的《总统蒋公哀思录》中有一篇《总统蒋公年表初稿》，于一九一二年条下仍记道：

　　中华民国元年(壬子，公元一九一二年)公二十六岁

　　总理就任临时大总统，旋举袁世凯自代。陶成章谋刺陈其美，破坏革命，公怒之。遂辞沪军第五团团长，东渡日本，习德文。

　　所谓“公怒之”，显然讳了杀字。吴敬恒于一九XX年出版的《蒋总统年表》大本线装，并不讳言“公怒杀之”。再对照之下，原来一九XX本乃一九七五本的底本，仅仅是把“杀”字讳掉了。原来“总统蒋公”并非为了一生气就辞了职、去了日本的，而是因为一生气就暗杀了人，才辞了职、去了日本的。其实，毛思诚编写的《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早已不讳言杀陶。今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中正自述事略》残稿，先于一九O八年条下，谓徐“锡麟之死，实为陶成章之逼成”，又谓陶于徐死后，“诋毁先烈”，再谓“自此即甚鄙陶之为人”，诋陶“无光明正大态度，无革命人格”。更谓陶诋毁孙中山，“英士告余曰：陶为少数经费关系，掀起党内风潮……乃知陶实为自私自利之小人”云云，先为杀陶下伏笔，然后转入“正题”，谓辛亥革命后，“陶亲来运动余反对同盟会，推章炳麟为领袖，并欲置英士于死地，余闻之甚骇，且怨陶之丧心病狂，已无救药，若不除之，无以保革命之精神”，于是“不能不除陶而全革命之局”，更为杀陶找莫须有的借口。如果说“除陶”一语还有点含糊，不够明确，则蒋介石的学生，并且做了八年侍从秘书的邓文仪，在所写《蒋主席》一书，第八章标题赫然就是“枪杀陶成章”五个大字。邓文仪来头颇大，他曾是蒋的政工头子和特工头子，而《蒋主席》一书还由蒋氏师保吴敬恒谨题，潘公展背书“主编者”，无疑是蒋介石一方面最肯定的自白。

　　蒋介石亲手杀了陶成章，已是无可怀疑的史实。但蒋介石并不是主谋，只不过是主谋人的杀手。诬陶成章欲置陈英士于死地，显然是为陈杀陶找理由，蒋于自述事略中也无意中透露，“余因此自承其罪，不愿牵累英士，乃辞职东游”，为陈代罪，已呼之欲出。……陶陈之间固然自辛亥七月以来，已有冲突，如陶拒绝陈的“协饷”要求、陶不满陈在沪军都督任内的作风，以及陶在沪练兵等等，但归根结底，并非二人私下的冲突，而是以孙黄一派与光复会一派的冲突。两派争夺浙督，无疑是刺陶的近因。事由原汤寿潜出任南京政府交通总长后，陶最为浙江各界支持继任浙督，呼声最高，浙东名流更驰电谓：“吾浙倚先生如长城，经理浙事，非先生其谁任？”自然招敌派之忌。此电见报之同日，陶已被蒋介石枪杀于医院。

　　其实陶本人并不愿就浙督，只是他个人以及光复会在浙江的声望与实力，使孙黄一派难以抗衡，非除之而不快。知此再看邓文仪《蒋主席》中一段，便更有会心。

　　这时候，有个假革命，阴谋夺取浙江都督的陶成章，因为阴谋不能成功，准备暗杀陈英士先生，主席知道了这件事后，心想：假使陶成章的阴谋成功，那么江、浙再入混乱状态，势将影响到革命基础的动摇。经过公私利害的慎重考虑以后，便决心先除陶成章。

　　所谓“假革命”，因陶不属孙黄一系，在孙黄一系看来，“革命”唯此一家，别无分店。你要开分店，当然是“假革命”。陶成章明明推辞浙督不就，偏偏要说“阴谋夺取浙江都督”。倒是“阴谋”地把人家杀死在医院里了!因怕陶成章“阴谋”成功，江浙成为光复会的天下，动摇的不是革命的基础，而是孙黄的基础。陶成章一死，光复会果然是一蹶不振，从同盟会的眼光来看，可说是杀对了人。

　　陶成章之死既然是为了孙黄一系同盟会的利益，同盟会的“最高当局”不是枪手蒋介石，也不是派遣枪手的沪军都督陈其美，而是临时大总统孙文和陆军总长黄兴。更何况孙陶早自一九O七年以来就已交恶，必为陈所深知。陈于此时此刻，要“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而要“教训”陶成章，岂非意料中事？事实上，与陶过从甚密，而知孙、黄甚深的当时人章太炎，曾在刺陶后一日，做了一次谈话，由寂照笔述，刊于《神州日报》(一九一二年十月十日三版)，其中透露两件事，其一是：

　　南京既破，黄兴遽被举为大元帅，浙军不平，反对甚烈，卒以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外人颇有疑陶君嗾动军队为此者。沪都督陈其美尝与浙军参谋吕公望言，谓致意焕卿勿再多事，多事即以陶骏保为例。

　　陶骏保是被同盟会枪杀的光复会军官，在刺陶之前，已对陶有所警告。太炎述此时，吕公望尚在，绝不可能是空穴之风。何况在魏兰的《陶焕卿先生行述》中也提到：

　　当其时，上海谣传已有陈其美欲刺先生之说，先生不以为真。王文庆在南京致书先生，谓得确实消息，先生在沪大不利，先生始避之于客利旅馆。(页四三六)

　　可见杀陶已酝酿多时，而且“确实消息”来自南京!

　　……

　　陶成章也知道危险，所以才移居到广慈医院，即使给他的妻子写信，也十分隐秘。现存一封十一月十一日(阴历)的短笺，成为绝笔：

　　弟现移居金神父路，在南徐家汇路相近，广慈医院，头等房间第六号。此地僻静，晚间来看不便。如来看视弟，可在上午八九点钟后，下午四点钟前，此上小云姊鉴。

　　从弟　东生白　十一月十一日　　

　　 小云即孙晓云，陶成章的太太，一九O九年在日本结婚。东生为陶成章的化名，曾用起东笔名故。成章死后，有遗腹子，即陶珍(本生)。

　　　……

　　　蒋介石为了将“刺陶”合理化、合法化，一口咬定陶是“叛徒”、是“假革命”，然而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于刺陶之翌日(元月十五日)，即致电陈其美：

　　万急，沪军陈都督鉴：阅报载光复军司令陶成章君，于元月十四号上午两点钟，在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被人暗刺，枪中颈、腹部，凶手逃走，陶君遂于是日身死，不胜骇异。陶君抱革命宗旨十有余年，奔走运动，不遗余力，光复之际，陶君实有巨功，猝遭惨祸，可为我民国前途痛悼。法界咫尺在沪，岂容不轨横行，贼我良士。即由沪督严速究缉，务令凶徒就获，明正其罪，以慰陶君之灵，泄天下之愤。切切。总统孙文。(初见一九一二年一月十七日上海《民立报》，收入(孙中山全集》第二卷，页二十三)

　　孙中山明言，陶成章于革命有“巨功”，谓刺陶乃“不胜骇异”、“贼我良士”，并“即由沪督严速究缉”，结果如何呢？不了了之!陈其美与蒋介石原是凶手，孙竟要犯人陈其美去查案，哪会有结果呢？蒋介石逃到日本，孙中山总该知道谁是凶手了吧，但凶徒根本没有缉获归案，明正其罪，反而成为帮手。后来蒋介石还加入“中华革命党”，宣誓效忠孙中山，陈其美至死也一直是孙的死党。……

　　临时大总统致电陈其美之后，陆军总长黄兴又于一九一二年元月十七日也拍一电报到上海，载于同月二十日的《民立报》上：

　　上海陈都督鉴：闻陶君焕卿被刺，据报云是满探，请照会法领事根缉严究，以慰死友，并设法保护章太炎君为幸。黄兴叩。霰。(另见《黄兴集》，页一○三)

　　黄兴更故布疑阵，“云是满探”，但又说要“设法保护章太炎”。为什么满洲的侦探只想杀光复会的领袖们呢？为什么不必保护同盟会的领袖们呢？说到保护章太炎，更有趣的还在后头，因章太炎不断批评南京的临时政府，黄兴又想要杀章。太炎在与黄季刚书中透露此事：

　　昨闻述黄克强语云：章太炎反对同盟会，同盟会人欲暗杀焉。以其所反对者，乃国利民福也，赖我抑止之耳!咄哉克强，所善者独有恫疑虚竭耶？往者，陶焕卿死，彼即电陈其美保护，今又以斯言见恬，如是伎俩，但可于南洋土生间行之，何能施诸扬子江流域耶？暗杀本与盗贼同科，假令同盟会人诚有此志，则始终不脱鼠窃狗偷之域。克强以此恐人，而反令己党陷于下流卑污之名，亦当戒之，令慎于语言也。

　　此函未署日期，但曾发表于一九一二年四月十四日的《大共和日报》上，故不可能晚于四月十四日。后又收入《太炎最近文录》。太炎除借此痛骂黄兴外，更立此存照，使黄兴不敢下手。章太炎虽幸免于难，但却不能挽救光复会在江浙一带的惨败。由此可知，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在上海清党之前十五年，孙黄也曾在同一地区清过党，把光复会摧毁殆尽，而陶成章之死，实为光复会倾覆的先声。

　　在辛亥革命史上，蒋介石枪杀革命元勋之罪，已不可能湮灭，然而其罪并不能放得太大，当时二十六岁的他，还没有资格“怒而杀之”。他只不过是奉命行事的枪手与杀手。他因杀陶而摧毁光复会之功，亦不能高估，因为他不过是为孙黄一派的大阴谋，扮演了一个小角色，为大哥陈其美尽的把小兄弟的职责而已。

百城客

第六节　反袁掠人之美


　　二十六岁的蒋介石谋杀陶成章之后，亡命日本，办了一份《军声》杂志……(略，编者)

　　蒋介石在日本不到一年就回国，虽避过风头，但仍难以在沪立足，遂返溪口老家，暂时闲居。然而不久发生反袁的二次革命，孙、黄、陈等革命党人积极准备武装活动，不再避陶案之嫌，蒋介石遂于一九一三年的七月里，再度参加了“革命”，帮大哥陈其美反袁。但二次革命并不得人心，陈蒋等在上海作战亦甚不利，败退闸北，被英军缴械，于八月十三日彻底失败，孙中山再度避难于日本，陈其美与蒋介石则躲入租界，寻因袁政府追捕甚急，亦相继逃往日本。蒋于九月一日抵达长崎。

　　孙中山在日本，召集流亡党人，重组中华革命党，要求入党者按指印、立誓约，并宣誓服从孙中山个人。其目的显然有鉴于过去党纪的不够严密，但是这种对个人的效忠，以及秘密社会的作风，难被稍有自尊心与独立人格的革命党人所接受，黄兴就拒不参加。但是陈其美久已是孙中山的死党，当然是欣然加入。由于陈其美极力拥孙，并对反孙者进行攻击，大获孙心，自然被任命为新设中华革命党的总务部长。蒋介石则于一九一三年的十月二十九日，由陈其美的结拜兄弟张人杰 (静江)做监誓人，填写誓约，加入中华革命党。

　　就在孙中山最倒霉的时刻、许多老同志纷纷求去的时刻，蒋介石才第一次单独与孙中山见了面，那是民国二年(一九一三)的十月里。蒋孙关系，得力于陈其美的伏线。翌年，蒋受孙、陈之命出任务，从上海到哈尔滨，奔波甚力。固然孙对蒋早有印象，因系其亲信陈其美的爱将，蒋刺陶一案，印象必更深刻，但是毕竟蒋参加中华革命党之后，始与孙直接搭上线。陈其美死后，蒋介石说孙中山“期我以继英士之业”(一九二五年三月三十日蒋《祭总理文》中语)，可以道出孙、陈、蒋之间的关系。

　　中华革命党成立后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反袁，一九一四年夏天，蒋抵沪从事进攻上海的军事行动，但事机不密，被淞沪镇守使郑汝成侦破，并遭追缉。至于说蒋遭同志王金发出卖，幸而逃脱之说，是不确实的。不过事出有因，王金发企图利用袁世凯招降的投诚令，征得谢飞麟与陈其美的同意，前往北京假投降，但到北京后才知道“免缉的条件，要(王)金发限期拿获韩恢、詹大悲、蒋介石、夏之麟、夏尔玙、陆惠生、姚勇忱等人以自赎”。因此王金发在北京仅逗留一周即返回上海，继续与革命党人来往，这些事实在袁世凯枪杀王金发的电令中，完全可以加以验证。电令说：“去年冬间，为弭乱起见，暂准免缉，以责后效，并派员赴沪监察，讵竟延宕数月，迄未捕获一匪，反与乱党随时往来。陆惠生等由日回沪，匿居其家；迭次饬缉之暗杀犯姚勇忱，亦与朝夕聚处；陈其美亦常通讯，计议乱事。”由此可见，王金发没有出卖同志，也没有出卖革命。(参阅章念驰《蒋介石的早年与王金发》)然而古屋奎二的《蒋总统秘录》依然以讹传讹，说袁世凯“收买了了解革命军内情的王金发”。如果王金发真被收买，恐怕蒋介石脱不了身。

　　此次军事行动失败后，蒋介石又奉陈其美之召，再往日本，当时风闻东北有军队倾向革命，遂派蒋介石由日本赴东北，但在长春、哈尔滨一带混了两个月，无功而返，闲居无事。直到一九一五年秋，陈其美被孙中山任命为淞沪司令长官，再从事反袁军事行动，才召蒋介石到上海滩帮忙。这一次行动，后来最为国民党乐道的是所谓“肇和起义”。

　　在台湾国民中学的历史课本里，有这样一段话：

　　民国四年袁世凯接受帝制以后，国父命陈其美在上海策动肇和军舰起义，发难讨袁，虽不幸失败，但确已唤起了革命精神。

　　紧接在后面，便是云南起义。在衔接上，好像云南起义是被肇和起义“唤醒”似的，熊式一的英文蒋传亦如是说，然而肇和起义和云南起义都是一九一五年十二月间的事，十一月间云南起义的领导人蔡锷潜离北京的时候，肇和起义还完全没决定呢!因为照蒋介石一九一六年《陈英士先生癸丑后之革命计划及事略》一文中追忆：肇和起义原定日期是“年杪举事”，由于忽然听说十二月十三日肇和军舰要开拔广东，乃提前在五日举事。否则既是“年杪举事”，日期当然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云南起义之后了，又何从“唤醒”云南起义呢？

　　肇和起义在历史定位上，显然已被国民党带人两个错误：第一、它的历史已被放大，放大到“唤醒”云南起义的程度，事实上，它的地位在比例上实在没这么大(高级中学的历史课本就编得比国民中学的稍胜，它说：“四年十二月五日，陈其美在上海举义，虽未成功，但革命声威为之一振，各地继之而起。”根本不提肇和起义的名字，并且把这件事放在云南“护国军起义”的项目之下，在比例上，就误导得少一点了)。第二、它的人物也被放大，放大到首从颠倒的程度，事实上，有些人的地位在比例上实在没这么大。

　　例如国民党出版的《国父图像墨迹集珍》，在图片说明中，“讨袁时代的蒋公中正”旁边，又有“在上海追随蒋公并肩奋斗的吴忠信”，吴忠信字礼卿，是安徽合肥人。一八八四年生，十七岁时候，入江南武备学校。二十二岁(一九O五年)毕业后，做到管带(营长)级的军官。二十三岁(一九O六年)时候，由杨卓林介绍，秘密加入同盟会；搞革命。第二年(一九O七年)，杨卓林谋刺清朝两江总督端方不成，被杀，吴忠信密谋日亟，被端方怀疑，不准他再带部队，改任标(团)司令部正执法官。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吴忠信参与光复南京，任总司令部总执法官，兼兵站总监。一九一二年孙文任临时大总统，吴忠信任首都警察总监。二次革命失败后，亡命日本。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五日，参加肇和起义。一九—七年到一九一八年间，在陈炯明任第一军军长、许崇智任第二军军长时候，吴忠信任第七支队司令兼汀州绥靖主任，当时蒋介石是第二支队司令官。从这些吴忠信的记录看，他早年的风光，显然在蒋介石之上，蒋介石所有的参加肇和起义等事迹，吴忠信都有，而吴忠信早在民国元年就做上首都的警察总监，其革命历史之悠久，更是先声夺人了。肇和起义，据邵元冲《肇和战役实纪》，司令长官是陈英士、参谋长是吴忠信，吴忠信位在蒋介石之上。从一九一六年杨庶堪等联名信上的排名，仍可证实到这一点。如今国民党改写历史，变成了上司“追随”起属下来了。(参阅邵元冲《沪军都督陈公英士行状》与邵元冲《肇和战役实纪》)

　　更可注意的是，邵元冲所述“战争发动及攻击计划”之中，在十一行负责人名单中，提到的人名是陈英士、吴忠信、黄鸣球、杨虎、孙祥夫、夏尔玙、薄子明、阚钧、沈侠民、朱霞、谭斌、陆学文、姜汇清、曹叔实、杨靖波、余建光、杨沦白、周淡游、邵元冲十九人，却独独不见蒋介石。

　　事实上，蒋介石的重要性，只是在“策动”、在提出计划而已。可是，细看他所拟定的计划书原文，却发现肇和起义的实行，和计划书根本南辕北辙。计划书中明明有这样的结论：

　　昨日计划以海军为根据地，再三思虑，终非完全之策。以后海军戒严，及敌军注意防备海军以前比较，不啻数倍已也。且黄浦戒严，其两岸行动不胜其难；况运动水上警察，亦非数日间可以见效也。吾军若注全力于海军，其事甚难，其效非易。为今之计，不如舍此而他图，或不偏重海军而与陆军并重，或先图陆军而以海军为从也。兹以各计划缮述如下：

　　海军不能防护制造局不过壮制造局之声势而已，而其所持者陆上炮队也，防御工亭也。吾军所缺者，炮队也。以无炮队故不能破坏其防御工亭，即不能陷落其制造局之要塞也。若有炮台为之根据，则制造局无不下之理，而海军亦所壮其威也。惟制造局附近炮队营野炮无几，且敌军防备严重，而地势又在敌军包围之中，即或占领，亦难久持，况无步兵为之掩护，必易为敌军所扑灭也。鄙意以为占领其沪上附近各炮队三分之二，即占领其驻扎炮队地点二处，虽无海军为之补助，亦必可以横行淞沪也……

　　但是事实上呢？肇和起义却明明是从先拿海军着手。可见《蒋总统秘录》所说，“计划为陈其美所采纳。在后来被称为‘肇和起义’的一页史迹，就是依据这个计划进行”的话，是完全没有根据的。邵元冲《肇和战役实纪》述及“战役真相及失败情形”，两次提到蒋介石，但都排名在吴忠信、杨沧白之后，并且完全没提肇和起义是照蒋介石计划执行的。

　　邵元冲又透露，肇和起义真正的元勋是杨虎。他说杨虎才是真正上第一线、攻下肇和军舰的人。最后因为其他原因配合不上，“杨君知已无可为，不得已易装泅水而遁。”杨虎在肇和起义后，一九一八年在孙中山手下做大本营参军，后来任湖北军总司令。一九二二年又做孙中山总统府参军。这年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孙中山逃到军舰上，杨虎一直是护卫者。孙中山由楚豫舰上转到永丰舰是六月二十三日，直到二十九日，蒋介石才到。

　　杨虎在无情的政坛上出局，竟因而在历史上也出了局，真不可说也，必须要还其历史上的原位。肇和起义的真相是：杨虎是主角，蒋介石只是配角。

　　 一九一六年四月，蒋介石又协助杨虎攻打江阴要塞。《蒋总统秘录》第四册有《总统领导袭取江阴要塞》一节，写“以江苏省为活动重点的中华革命党，在陈其美指挥之下，正争取着发难的机会”。“被列为第一目标的，是在距离上海西北约一百三十公里的‘江阴要塞’。江阴居于长江东流入海、江面陡然宽阔的地理位置：将雄踞在那里的要塞夺取过来，是扼死袁世凯海军活动的战略。”《秘录》所引乃根据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七日蒋介石对庐山军官训练营第二期学员的演讲——“革命军官必具的要素”，其中说袭取江阴要塞之役，袭到最后，同志“都纷纷逃跑了，只留我自己一个人在江阴炮台上”，此一说法，跟毛思诚在《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中所记不合，亦与杨虎在《肇和兵舰起义事纪》一文所述有异。杨虎明言与蒋介石一道儿离开江阴要塞，并且于离开前还救了蒋介石一命。杨虎在文章最后，殷殷以人当以“义气热情”、“宁稍重感情”为期许，似乎是别有深意的。他说革命党在成功后，“投机分子，力思羼入”，显然是有感而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