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壞脾氣(?堷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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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皇帝的故事


古代的时候，中国人想做皇帝的人很多，从农夫到将相都有。自从小亭长刘邦见了秦始皇说 “大丈夫当如是焉”，和种地的陈胜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之后，大家好像突然都醒过来了一样，只要有点机会，就幻想着能当上皇帝。曹操扫平中原之后，很有点自负，说是如果没有他的话，不知有几人称王几人称帝。这话其实不假，黄巾余党不说，袁术家四世三公，深受汉室大恩，还不是私藏了传国玺，一不留神就想当皇帝。而曹操自己也未必就心地纯正，按陈琳的说法，此公属于“阉竖遗丑”——宦官没有割干净生下来的，门第虽然比
袁家差得多，但他之所以没有逼汉献帝“禅让”，只不过是因为时机还不成熟，怕孙权之流把他放在火炉上烤，只好自己做周文王，皇帝留给儿子做好了。明末清初的吴三桂，因红颜一怒，引清兵入关做了贰臣；做了贰臣之后反而不安分起来，为了保住自己藩王的地位跟新主子闹翻，打来打去，没成气候，眼看阳寿无多，临死前也要过一把皇帝瘾，在衡阳就地搭起竹棚，登基做起了皇帝，结果屁股没坐热就去见了地下的王——阎罗。

　　农民自陈胜、吴广之后，想做皇帝的人一直就不少。当然，有此非分之想的大多是那些不安分，又见过些世面，或者有点痞气的人物。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时候，北方中国也是遍地烽火，大小股的农民起义到处都是，称王称帝者不知凡几。不过多数的团伙都是从戏班子抢来戏衣，用唱戏的黄袍和王冠，装备自己的皇帝，用戏装的蟒袍玉带、铠甲硬靠，装备文武大臣。然后跟吴三桂一样，搭个大棚子就当是皇宫，然后就登基做皇帝。不过，这些草头皇帝登基之后头一项急务，都是大封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以便尽快享受美女环绕的艳福。至于到底能不能配齐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就要看这些起义者的实力，一般来说，十几二十几个总是找得到或者抢得到的。在这方面，他们显然比不上同时代的洪秀全，人家一口气大小老婆就娶了好几百，害得他总是摆不平小老婆之间的关系，争风吃醋闹得天王府翻了天，往往不得不求助东王杨秀清假装神灵附体，上帝下凡，为他处理家务事。

　　不光乱世，农民争着当皇帝，太平年景，偷着做皇帝的也不少。明清时节，宣称具有无边法力的民间教门很是不少，教首借着三脚猫功夫的气功，再加上一些从儒释道那里抄来、从戏词里趸来的货色，一蒙就能蒙上一群人，给他上钱上货，甚至贡献女人，大家夜聚晓散，好不快活。他们中间的某些人，觉得做教首没有做皇帝过瘾，所以往往有利用教徒对自己的迷信，做起皇帝的，不敢公开搭棚子，就在自己家的土炕上穿着借来的戏衣“登基”。地方虽然窄点，但一样不耽误大封群臣，尤其不耽误封自己的三宫六院。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太平年景称王称帝的人，往往只是自己过过皇帝瘾，并不真的想打上金銮殿，夺了鸟位。只是若让真的皇帝知道了，还是一样抓了砍头——其实有点冤。

　　在汉人文化圈里，皇帝无疑是一个很核心的文化要素，即使穷乡僻壤，愚夫愚妇，有谁能不知道皇帝呢？有个笑话说两个农夫在田里割稻，累得不行，一个说，皇帝割稻肯定是用金镰刀。另一个说，蠢货，皇帝哪里还用得着割稻，还不是在大树下面，西瓜吃吃，蒲扇摇摇。其实，这只是笑话而已，人们编出来取笑农民的，当不得真。实际上哪个时代的农民，会一点都不知道皇帝是怎么回事？自从有了戏曲之后，戏里总是演帝王将相，即使在农村，年节农闲，也要唱大戏的。别的不晓得，谁还不知道做皇帝的高高在上，别人都要冲他磕头，三呼万岁，居有宫，出有辇，说话金口玉牙，让谁死谁就活不了；最妙的是有许多如花似玉的老婆——三宫六院七十二妃，都是天下最美的女人中挑出来的。所以，凡是农民想要做皇帝，就比照着戏上的操练。

　　当然，农民如果不满足于做草头王、野皇帝，而且真的得了天下，那就得讲究一些了。当年从沛县起义的刘邦，土的程度跟陈胜、吴广也差不了多少，最多当过几天“大队干部”，起义以后，事情还没有眉目，就拼命地找女人、吃猪肉。英布来见，他一边一个女人在给他洗脚，张嘴就是粗话，一点礼数都不讲。看见儒生，更是不耐烦，抢过人家帽子就往里撒尿，活脱脱一个乡里的无赖。然而后来做了皇帝，发现跟原来的一帮屠狗杀猪的兄弟喝酒撒疯不成体统，这就用得着儒生了。叔孙通为他制订朝仪之后，宫里殿外，兵卫齐列，铠甲鲜明，旗帜飘飘，所有文武大臣排成两列，天不亮就在宫外候着。赞礼官说声“趋！”大家弓腰低头，一溜小碎步向前；说声“止！”则乖乖站着谁也不敢动。东向文，西向武，分两列在殿前站好。于是皇帝乘辇驾临，诸侯王、群臣按班次奉贺朝拜。礼毕，皇帝赐酒，酒过九巡，赞礼者高叫：“罢酒！”整个仪式过程，群臣无不战战兢兢，不敢稍稍违仪，有动作不合式的，朝堂上虎视眈眈的御史立刻就将他们带走（估计没什么好果子吃）。朝礼罢，刘邦高兴地说，我今日才尝到了做皇帝的滋味啊。原来要过饭、当过和尚的朱元璋朱皇帝登基的时候，也一样排场得了不得。先是郊天祭地，算是请示过天公地母，承认了他做皇帝的合法性；然后由丞相率领群臣，跪请朱皇帝龙椅就坐，朱皇帝扭捏半晌，总算坐进了椅子；再由丞相跪进衮冕，为他穿戴停当，再捧上玉玺，送到朱皇帝手中；接过玉玺之后，群臣立刻拜贺舞蹈，三呼万岁，整个南京城鼓乐齐鸣，欢声震天。接下来，换上皇帝新装的朱元璋，由仪仗导引来到太庙，奉上宝册，追尊他们朱家四代种田的祖宗为帝，告祭社稷；然后回到奉天殿，升御座，接受百官朝贺，大家如仪舞蹈，三呼万岁。此时的朱元璋说没说刘邦当年的那句话，于史无征，但心里肯定受用极了。只有李自成没有出息，打下了北京，占了皇宫，却在偏殿登基，果然没几天就丢了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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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没有受过皇帝文化熏陶的少数民族，在皇帝问题上有时候就难免有点糊涂。金朝的开山祖完颜阿骨打，打下燕京（辽人的南京），识趣的燕京人打起皇帝专用的黄盖去迎接他；他说这东西只有一个，我们这么多人，谁用？于是扔在一边。将他迎进皇宫，请他坐龙椅，他还是说，就一把椅子，怎么坐？于是跟同去的人一起坐在台阶上。后来总算是可以坐龙椅了，但对于礼仪还是不明白。刚刚进入中原的女真人不呼万岁，他们认为人不可能活一万岁，极尽他们的想像，觉得活一百二十岁已经到顶了。所以，上朝的时候，他们就呼“一
百二十岁”。其实不光刚进中原的女真人，就是已经接受了多年汉人统治的西南地区的苗人，也弄不懂皇帝的确切意思。清朝的时候，贵州的地方发现，苗人无论管多大的官，都叫“皇帝”，而北京城里真正的皇帝，则被叫做“京里老皇帝”。少数民族在皇帝问题上的糊涂，反衬出我们文化上皇权意识的强固。人家大人物都不明白的事情，我们小小百姓都门清。是文化上的先进呢，还是意味着别的什么？

　　欧洲直到现在，不少国家还存在王室，调查一下，希望王室继续存在的西方人还正经不少，但真正具有皇权意识的还是我们。我们的皇权意识，不仅在于大家在皇帝（或者大人物）面前，膝盖都有点软，碰到稍微像样一点的君主就会自动将权力交出，一任人家摆布；还在于凡是有点权力就想像皇帝那样行使，霸气冲天；更在于想当皇帝的人太多，连再平常不过的老百姓有的也有这种幻想。这对于西方人来说，真是匪夷所思，拿破仑一世说过，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的士兵，但他绝对不会说，不想当皇帝的人不是好的人。因为即使在一度皇权鼎盛的法国，像他那样做皇帝梦而且还实现了的人也是凤毛麟角。更妙的是，我们在还没有当上的时候，摊上恶主了，抱怨固然要抱怨，但批判主子荒淫的时候，心里其实酸酸的。如果一旦像孙猴子说的那样，“皇帝轮流做，今年到我家”了，那么脸变得比谁都快，享受起来比谁都迫不及待，恨不得一天享尽天下美味和美色。

　　明朝的大儒王阳明说，去山中贼易，去心中贼难。成者王侯败者贼，其实帝王也是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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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为政府的代价


中国历史上的昏君，其实不见得个个都是昏庸之辈。乐不思蜀的阿斗和“何不食肉糜”的晋惠帝，毕竟是少数；其他即使如成天和嫔妃玩做买卖游戏的南朝东昏侯、整日只知道做木匠活的明熹宗，其实也就是心思没放到大事上去而已，要论智商，恐怕也未必很差。他们中间的某些人，恰恰是因为太聪明了，结果倒成了昏君，而且是比上面提到的诸公更有知名度的大个昏君，这个人就是隋炀帝杨广。

　　杨广之聪明多才，恐怕放到中国历史上所有明君行列中也不会逊色。他自己也认为，就算是跟士大夫们比才学，他也应该做皇帝的。话虽有点浮夸，但此公才学确实有，还在当皇子的时候，就跟士大夫诗赋唱和。从流传下来的诗作来看，多少有点意思，至少不像现在名气很大的清朝乾隆皇帝的御笔那么俗气。《隋书》上说他 “好学，善属文，深沉严重，朝野属望”，应当说有点道理。杨广文才不错，武功也有那么点，隋平南陈，他是行军元帅，北却突厥，他还是出征的主帅，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至少没有给将士们添乱。即使是痛贬他的史家，也不得不承认他“爰在弱龄，早有令闻，南平吴、会，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独著声绩”。可是，造化就是这样弄人，被聪明所误的人，在聪明人中十有八九，隋炀帝杨广就是一个典型。

　　如果不聪明而且多才，恐怕杨广不会有那么多的大手笔的动作，后来让唐朝占了那么多年便宜。独享制度之利的制度创制，多半出于这个被后人骂为“炀”的皇帝，特别著名的是科举制度。正是这个制度，让中国的帝制有了世界上最完备和发达的官僚结构，被后世史学家许倬云誉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原色之一，让法国著名的史学家布罗代尔惊叹，怎么中国那么原始的帝制，却有了一个现代化的官僚制相伴。当然，调动几百万民工修东都洛阳，开凿大运河，以及兴百万大军屡次征伐辽东，也是他的大手笔。只是这样的大手笔，最终让他丢掉了江山社稷。

　　历史上没有哪个皇帝像他那样，做了如此多的遗惠后世的大动作，却因此身死名裂的。不仅科举制让后来的皇帝把天下英雄尽数纳入彀中，而且大运河也让后来的王朝尽享漕运之利，然而他得到的只有千古的骂名（只有秦始皇有点类似，但秦的江山不是丢在他自己手里，史家对他的评价有贬也有褒）。毋庸讳言，在当时，这些大手笔的施展对于社会生活的破坏是灾难性的。中国虽然有着发达的商业，但却从来没有形成过统一的市场，发展出成型的商业社会，国家也没有对应的制度和税收策略；中国也不完全是一个内陆国家，但海洋经济由于受到商业发展的限制，更是进不了国家战略的视线。所以，历代王朝都只能以小农经济作为立国的基础，而小农经济是经不起国家大手笔动作的。修建东都和大运河，成百万人耽误农时，消耗储备，一已为甚，何况再乎？农业民族，从本质上讲是不宜扩张的，对外战争，最高的限度是防卫性的。以秦始皇这样的雄才大略，挟灭六国之势，击走匈奴之后尚且得修长城，可见进攻态势之不可取。百万兵上阵远征，百万人沿途馈粮，幸而战胜，尚且难以预后，何况战败！说到底，中国不是一个商业国度，可以方便地集中资源，也需要靠武力维持商路的畅通；中国也不是一个海洋国家，无视海洋的运输之利，也想不到出海谋取更多的资源。在自己限定的框架里，只能量体裁衣，量入为出，否则就要出大麻烦。

　　当然，在史家眼里，这个亡国之君跟他的同类一样，有着雪崩式的道德败坏的经历，矫情做假、荒淫无耻、挥霍无度、任用奸佞，等等。野史小说更是把杨广说得像恶魔一般：弑父杀兄，淫母奸嫂，杀人取乐，甚至还近乎色情地描写他坐着羊车在众多宫姬住处之间游走，为了能得到他的临幸，宫姬们竞相在门口堆满羊爱吃的食物。尽管后者荒诞得有点像后现代先锋派小说，但实际上两者都是暗示隋朝二世而亡的原因，就在于隋炀帝的品质和道德的败坏。事实上，隋炀帝的奢费并没有耗尽国家的储备，而使隋朝从仓储之粮满赢，到饿殍满眼的转换，恰是因为他动机看起来还不算坏的大手笔。

　　“治大国若烹小鲜”这句格言，言外之意就是不能乱折腾、大折腾，老是翻锅。老子的这句话自从两千多年前说了以后，相信历代稍微明智一点的君主，都是铭记在心的。至少在现在，我们还没有资格忘了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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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胭脂虎”和夫人路线

中国古代是典型的父权制的社会，男人怕老婆，原是要招笑的。但无论什么时代，总免不了要出一大批怕老婆的典型，连贵为“天下之大父”的皇帝老子也不例外。否则，我们的笑话库就要少很多材料了。

　　皇帝怕老婆，以隋唐为最。大概是西晋末年，塞外的少数民族纷纷登上中原的舞台之后，他们没有汉人那么多的礼教讲究，中原社会连同颇为得意的妇人之道，都被冲得七零八落
，妇女们多少有点扬眉吐气的感觉。我们的正史说，北朝嫁妇，先教使妒，说什么也不许丈夫纳妾，丈夫的家，至少要当一半多。接下来，隋朝杨家一统南北，据说是重光了汉家文物，但三从四德的妇道却依然阙如。隋文帝杨坚，就有一位强悍的皇后独孤氏，经常把杨坚管得一愣一愣的，苦不堪言。有次好不容易偷偷搞上了两个小妞，席不暇暖，即被独孤知道，马上将两个“狐狸精”逮去弄死。杨坚知道后，策马狂奔，说是皇帝不做了，作离家出走之状，结果被大臣拼命拦住，死拉活劝。眼见出走不成，杨坚长叹一声：吾贵为天子，不得自由！据说，这就是汉语“自由”一词的最早出典。

　　进入唐朝之后，一世英雄的唐太宗李世民偏有一个豆腐性的儿子李治，而偏又是这个儿子继承了皇位。于是，皇帝惧内的故事在唐朝有了更辉煌的续篇。我们知道，在续篇中，李治贤内助表现得更加出色，心也更黑，手更辣。不仅管皇帝的后宫，而且大模大样地把手伸到了前台，替高宗皇帝管了天下，连上朝都要并排坐， “朝中并称二圣”。

　　独孤氏和武则天这两位“母仪天下”的顶级河东狮吼，虽说碰倒醋缸的时候未免手辣心狠，但一个内部治理，一个内外兼治，把夫人政治搞得红红火火。以后人观之，国家治理的效果还算不错，至少王朝的政治并不因此而浑浊，国家上下也算太平。不过，夫人政治流风所及，大家群起效法，固然使女界扬威，但也难免出点流弊。据《隋唐嘉话》载，杨弘武曾为唐高宗时的吏部尚书，在杨大人当家的任上，高宗发现，经常有些莫名其妙的人被授予官职。于是一次问杨尚书：某人为什么要授某职？杨弘武回答说：我的老婆韦氏特别凶悍，昨天特意嘱咐让我给人家这个官职，我不敢不给，否则后患无穷。

　　韦氏替老公选官，到底是收了人家钱财，还是为娘家的亲戚办事，我们不得而知，但不大正大光明是肯定了的。能把这种坚决执行夫人路线的事情跟皇帝坦白出来，不说明杨某人的胆量，只表明夫人政治的雌威，已经浸及“干部队伍”的选拔。露出来的有，不敢坦白如斯者不知凡几。就在此事发生的同时代，“干部队伍” 里还有个陆慎言，在做尉氏县令的时候，老婆朱氏，居然公开替他治理县境，心贪手还黑，老百姓称之为“胭脂虎”。

　　唐以后，女人被逐渐兴起的理学弄得灰头土脸，夫人政治不得已转入地下，除了个别命好的熬到太后资格的，基本不再敢公开干政。

　　民国是个讲女权的时代，头面人物的夫人往往风头很劲，像蒋夫人宋美龄、汪夫人陈璧君之类，抛头露面的机会几乎不让夫君，夫人政治再次浮出水面。不过，这些光彩照人的夫人们，毕竟还没有正式的行政职务，夫人政治还只是在枕边和闺房之内起作用，跟隋唐时代差不多。夫人政治真正光大的时代是文革时期，那时候，被打倒的领导干部非常多，而且变化也非常快，今为座上客，明为阶下囚。凡是在台上的，几乎都用自己的夫人做自己的办公室主任，或者干脆自己的夫人走到台前，直接参与决策和政治操作。政治人物之间的恶斗，也往往跟夫人之间的角逐或者撕打连在一起。

　　女人当家好不好？这个问题显然并不只有“牝鸡司晨”这一种答案。古往今来，从平头百姓到阀阅之家，再到皇宫那个巨大无比的大家，女人当家，当得好的有，不好的也有。只是，人们要解决的是制度上对女性的不公正的排斥，而不是提倡或者默许女人的非制度的干政。不管有多大的不公平，不在其位的女性，最好还是不谋其政的好。否则固然不排除有干政干得好的，但也更为徇私舞弊开了方便之门。

　　事实上，哪个时代的男人们，对于抨击女人干政从来都不遗余力，但却一直没能将夫人路线的后门关上。政坛上走夫人路线，从来都是制度外的一条终南捷径，什么事情办不明白了，或者要官要不到的时候，走走当政男人的夫人或者任何一个心爱女人的门路，都可以收到奇效。夫人路线只要走起来，就难免跟行贿受贿、买官鬻爵纠缠不清。大家都知道晚清的光绪皇帝是个可怜人，最好的光景也只有一点小权。然而就是这么一点小权，也有人惦记着走他身边女人的路线。现在文学作品上极正面的珍妃，当时其实也替人吹过升官的枕边风。

　　其实，只要制度有空子可钻，就会有人钻。至于钻什么门路，本是个次一等的问题。除了夫人路线，还有亲友路线、娈童路线，等等，都是可以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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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肚子的故事

在中国历史上，名人有肚子的不少。那个差点送了唐朝性命的胡将安禄山据说肚子很大，几乎拖到了膝上，跟现在的很多美国大胖子一个水平。一次入朝，唐明皇跟他开玩笑，说，如许大的肚子，里面装的什么东西？安禄山应声答道：都是对陛下的忠心。宋朝的文人苏轼苏东坡肚子也大，在他还没有彻底倒运、被发配到海南之前，有一次跟家中的歌妓饮酒，拍着自己的大肚皮，问歌妓们，说你们猜猜看，我这肚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大家有的猜是学问，有的猜是经纶，有的猜是智慧，可苏东坡最喜欢的一个妓儿朝云却说，相公肚皮里没
有别的，只有一肚皮的不合时宜。

　　安禄山的一肚皮忠心，很快就露了馅。“渔阳鼙鼓动地来”，安禄山拖着他那大肚子，带着精锐的亲军“曳落河”反上长安了。最后虽然没有把唐朝江山推倒，却也害得一直信任他的唐明皇丢了皇位，跑到了巴山蜀水吃老米。被安禄山认作干娘的杨贵妃，遭际最惨，“婉转蛾眉马前死”，从此让爱她的风流皇帝茶饭不宁。这还不算，看似铁桶的唐朝江山从此风雨飘摇，一天不如一天。当然，安禄山自己也没落个好。好像就是要印证一下他当年的话，造反了若干年后的安禄山被亲信奴才在肚皮上捅了一刀，流出臭肠数斗，死了。

　　安禄山肚皮里的忠心是假的，但苏东坡肚皮里的不合时宜倒是货真价实。自从出道以来，虽然才高八斗，名震京师，但为官处事却总是好唱反调。王安石变法的时候，他对改革提出质疑；到了旧党复辟，司马光主政了，他又反对尽废新法。弄得两面不讨好，旧党新党都不待见。官越做越小，直至被发到烟瘴之地的海南，吃香蕉去也。

　　古往今来，凡是自称自己怎么怎么好的人都有些可疑，宣称自己的忠心如何就更是靠不住。反过来，倒是那些总是唱反调，一肚皮不合时宜的人，很有可能是些真正值得信赖的，至少他不会是害人的家伙。可是，古往今来，有点权势的主儿，却总是迷惑于某些人的自我表白。前车颠进去了，后车依然前进如故，等到明白了，什么都晚了。世界上，像安禄山这样，最后被人捅漏了肚皮的恶人恶报并不多，往往是恶人纷纷遂了好愿，一个个把先前的表白对象当了垫脚石，发达去也。喜欢听好话，不喜闻恶言，是人性的弱点。越是身居高位，其弱点就越是突出，不是他们不明白，而是他们不乐意明白。

　　据说唐明皇逃到四川之后，一次说起他过去的这些臣子，谁好谁坏，一清二楚。旁边的人忍不住问道：那陛下当初干什么去了？唐明皇一声不响，只有叹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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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溺与排场


做官就要有排场，古今一理。排场不动身是显不出来的，只要官身一动，前呼后拥自是不在话下，接待的阵势也是暴土扬尘，响遏行云。古人说当大官的出行是“四大天地”：出来时是惊天动地，到了以后是昏天黑地，老百姓是哭天喊地，走了以后大家欢天喜地。其实，出来行走的和接待的官儿们都知道，接待的排场，其实更多的只是虚荣，如果真讲实惠，那么把花的银子直接给了出来走动的官岂不更好？然而，不。从来中国的官场都是精神、物质两手抓，钱要，排场更得要。不然的话，这个官做得岂不是锦衣夜行，怎么样去耀祖光宗
？

　　不过，既然接待排场主要是满足被接待者的精神享受，那么，接待的时候形式肯定要重于内容。接待的规格越高，形式越是讲究，从具体办事人员到能见到高官面的地方官，层级越多，里面的猫腻也就越多。不仅操办接待的借被接待者的名义捞满了荷包，而且被接待者，有时候也难免在至恭至敬的招待中吃了瘪。清人陈其元在《庸闲斋笔记》中，记载了一件据说是他的祖父亲眼所见的事情。说是嘉庆初年（其时，乾隆尚在，虽为太上皇，但大权在握），福康安出巡。福康安据说是乾隆的私生子，乾隆爱屋及乌，对这个一表人才的宝贝喜欢得了不得。自打生下来，好事都是他的，坏事都是别人的，几件安邦定国的大功劳，虽然都是别人立的，但都归在他的名下；官封到最大，爵也封到极顶，权倾朝野，在当时，其实比那个“天下第一贪”和还要神气威风。所以，他的出行，自然也是轰轰烈烈的“四大天地”，沿途州县极尽逢迎之能事，恨不得把官衙卖了也要把福王爷伺侯好。福康安有一好，走到哪儿都要吃白肉片（即今天我们封为满族宫廷菜的汆白肉）。这白肉片非得用精选全猪，整个放锅里慢慢煨熟，方才合适。一次，途经四川的一个驿站，上面早就吩咐厨子安排大锅煮上全猪。在福康安快要到的时候，厨子突然爬上大锅，解开裤子就向锅里撒尿。旁边的人大惊，厨子说，忘了买硝，只好拿这个顶了。

　　故事的结尾是富有喜剧色彩的，福康安大人吃过下了尿的白肉片之后，居然感觉甚好，说是一路上也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白肉片，因此赏了厨子一匹绸缎。

　　后来福康安是否知道自己其实吃了厨子的尿？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古往今来的办接待差的人们，心里都知道，他们为官老爷安排的排场，有多少是蒙人的。

　　吃了下人尿的故事，还会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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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副急泪

大权在握者总免不了有几分横劲，尤其是当他发现这个权力可以横扫一切的时候。项羽说，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意思是显摆不起来）。而对于某些官员来说，有权不耍横，也是等于锦衣夜行。能颐使气指，呵仆骂从，跺一跺脚，让某个地方的地皮连同地上的人乱颤，而不跺脚的时候，周围的人都仰着脖子看你，这才是做官的过瘾处。至于人所共愤的贪污受贿什么的，其实只是这种横劲的自然延伸，权都来了，钱还远吗？很可能许多做官的开始并没有有意要当一个贪官，权一大，横起来，自然钱就飞来了，想不拿都难。

　　在中国这个国家，产生权力的崇拜甚至迷信是难免的。君不见，福禄寿三星，除了寿星佬光头，看不出身份外，剩下两位都是官帽子，有位据说还是什么“天官” （传说的吏部尚书）。有钱能使鬼推磨，那是没权的人才说的话，有权的人从来都信有权就有一切，钱算什么“阿物”？不，西晋的大司徒王衍已经命名了：“阿堵物”。也许正因为有钱的不及有权的威风，所以人家司徒大老爷才硬是口不言钱。在中国，死了娘老子是需要有哭声的，如果孝子们哭不出来的话，则需要花钱买，有专业的“哭丧人”可以替哭。可是碰上有权的横主儿，这专业的“哭丧人”可就没钱赚了，自有大批的下属自动地来替哭。不仅官老爷的娘老子翘辫子会有人来哭，就是老爷的狗，不，爱犬死了，也一样有人涕泪交加，昏迷毡块。

　　这种事情说起来似乎是恶心而且新鲜，但细究起来，实际上也是古人玩剩下的。南北朝时期，南齐最后一个皇帝东昏侯，就干过这等事。一次，南朝小皇帝爱妃早早地归了天，多情的皇帝下令朝中大臣一起前去送葬。可能是嫌现场哭声不够响亮，气氛不够悲戚，于是下诏，哭得哀痛者升官三级。某官闻言放声大哭，泪流满面，涕涂一手加一地，在大家目瞪口呆之际，升了上去。完事后，有人不服，问这位：你哪儿来这副急泪？这位回答说：啊，我自哭我家亡妾耳！

　　看来，自己死了亲人，不管是娘老子还是爱子或者爱犬，真要是伤心还是自己哭好，别家的眼泪多半都靠不住。古语道，凡为官家，娘老子死了挤破门，自己死了没人问。

　　还别不信，不信试试，真死不行，装一回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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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犬升天之后


中国人中被传为得道升天的人很多，刘安是其中最为奇特的一位。据说他上天之后舍不得家里的鸡犬，成天茶饭不宁。没奈何，安排他上天的神仙又费心将他家的鸡鸭鹅狗统统带上天。另一种说法是刘安在将升未升之际，将丹药撒在地上，结果家中的鸡犬吃了也升了上去。按前一种说法，刘安不过是个“有道”的土佬；按后一种说法，刘安就是汉代那个风流儒雅的淮南王，好客，好书，也好神仙方术，但是还是没有能逃脱宫廷斗争的牵累，死于非命。显然，人们更喜欢的还是前一个刘安，虽然土得掉渣，但的确可爱煞人。人们说起“一
人得道，鸡犬升天”成语的时候，想到的多半是这个土佬刘安。只不过，后世的人们在引用这个成语的时候，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篡改了刘安同志的光辉事迹，每每用它比喻一个人做了官发了财，家人亲戚统统跟着沾光的现象。

　　在当下的语境里，“鸡犬升天”基本上属于贬义，安到谁头上，都跟骂差不多。不过，话又说回来，人们在说谁家鸡犬升天的时候，其实话里话外多少是有几分艳羡，几分醋意，比酸葡萄味还要重些。在一个以家庭或者家族为本位的古代社会里，发达者照顾家族和亲戚，本是理所应当之事。所以看见鸡犬升天的事情，贬固然是要贬的，但骨子里未必就不赞成，只要自家有机会，总是免不了要实践一下鸡犬升天的境界。只是在这个境界里，发达者和他攀龙附凤的亲戚心境有所不同。想攀的人实践鸡犬升天的心情更迫切些，恨不得一步登天，而被攀的感觉相对复杂，一则有荣耀之感，二则有时也难免会被拖累得暗暗叫苦。我们自古以来推崇“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光，亲戚之间沾一点或者更多，好像历来是理所应当的。如果有光不让亲戚沾，那倒是要有点勇气，即使那些亲戚并没有跟你有难同当，甚至还落井下过石，到时候人家来沾光，似乎也没什么不应该的。显然是只要一人得了道，那么鸡犬自然就会一拥而上，跟着升天去也。

　　同样的道理，几个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一起创业，共患难的时候，大家往往齐心合力（亲戚自然不会沾边），一到度过难关发达起来，轮到同享福了，却往往会起了分歧，最后不闹得乌眼鸡似的你死我活，就算幸事。因为一旦有福可享了，各自的身边就有各自的亲戚了，鸡犬来了，鹅鸭也来了。时间一长，原来的患难兄弟就分成各自的亲戚集团，再在一起共事，想不起意见都难。

　　鲁迅在谈到袁世凯的时候说过，中国的猛人身边总有一批包围者，事都坏在包围者身上，围垮了一个猛人，大家再围另一个。其实，猛人最贴身的包围者就是自己家的鸡犬，比如袁世凯称帝，那个连报纸（顺天时报）都伪造好了送给他看的人，就是他的犬子袁克定。

　　所以，中国人是相当聪明的，当年编这鸡犬升天传说的人，就已经知道这升天的结果好不了。所以，他们给刘安安排了一个啼笑皆非的结局，说是刘安升天以后，不谙礼数，“起坐不恭”，于是被人弹劾，要受惩罚，幸亏有人（仙）说情，才算放过，但仍然被安排去看厕所。有人知道这个结局之后，还写诗质疑刘安：“身与仙人守都厕，可能鸡犬得长生？”（周密：《齐东野语》卷十）大概刘安上天以后，一群鸡鸭鹅狗成天跟着，四处聒噪，四下方便，弄得天界大乱，噪音超标，卫生不达标，因此才会将刘安同志发到环卫部门去，让他将功补过。刘安命运如此，那些跟上天的鸡犬呢？书上没说。不过，我想，既然连刘安都差点受到惩罚，免罚之后，还被打入另册看厕所，这些惹祸了的鸡犬，如果不赶紧逃下界来的话，那么很可能要进仙人的厨房了。

　　看来，从鸡犬升天到任人唯亲，再到家散人尽，这样的三步曲从古时候就开始在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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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的重要性

唐朝的安史之乱是每个读过中学的人都知道的历史事件，其中的核心人物是安禄山和史思明。两人均出于丝绸之路上的胡族，不仅好武，而且擅长经商，在喜好用胡人为将的唐朝，靠的是武功起家，但心机却一点也不少。安禄山攀上“三千宠爱在一身”的杨贵妃，为此，老大不小的他居然拜杨贵妃为母。进宫来，故意做戏式的先拜贵妃，后拜皇帝，说是胡俗重母，其实是变着法地讨皇帝的欢心。史思明没有这等软功夫，但也曾让唐玄宗抚背长叹，感慨良多，大概是找了个机会让皇帝看见了自己身上的伤痕。安、史在历史上，属于那种造
反而没有成功的人物，评价特次，所有的脏水都来了，给人印象是浑得要死。其实，这种能把唐朝从鼎盛一棍子打下来的人，就算是浑，也多少有点过人之处。

　　安、史都是武夫和老粗，不过，老粗在唐朝那种遍地是诗的环境里，也未必能耐得住。果然，当他们打两都树起大燕国号之后，居然也做起诗来了。说的是一日史思明在东都洛阳尝了新摘下来的樱桃，感觉甚好，忽然诗兴大发，赋诗一首，诗云：“樱桃一篮子，半青一半黄，一半寄怀王，一半寄周贽。”（怀王是他的儿子史朝义，周贽据说是他儿子的老师）写完之后，遍示群臣，左右群臣都说好。半晌，有一人嘟囔道，好是好，不过，要将第三句和第四句调一下，也许就合辙压韵了。不想，史思明听罢大怒，说：你胡说，怎么能让周贽压在我的儿子之上呢！？此人脑袋是否因此丢了，书上没讲，估计没有什么好果子吃。

　　很久以来，人们一直把史思明的这个逸闻当成笑话，其实，笑话固然是笑话，但其中未必没有一点道理。史思明不肯改诗，里面有个排名先后的问题，而所谓的排名，实质是个礼仪秩序的问题。要知道，此时的史思明既不是当年在边境游荡的小卒，也不是玄宗手下总是生事的边将。他已经打到长安，做了大燕国的柱石。昔日刘邦一介没有见过世面的小小亭长，做了皇帝也知道礼仪的重要，何况安、史反的时候已经当了唐朝这么多年的重臣，也不知随班参见了多少次，岂有不知排名重要性的道理？从另一方面说，就算安禄山对此不明白，但安禄山手下，不乏文人学士，连当时名满天下的大诗人王维，不也被他网罗在帐下，其中懂得朝廷礼仪的自然不在少数，自然要教会安、史点什么，否则他们存在的价值何在？当年刘邦打天下的时候，儒生叔孙通百无一用，好不容易出个主意封六国，之后还被证明是馊的。结果到了天下已定的时候，当年的高阳酒徒摇身一变为制礼的博士，才有了用武之地。

　　历史告诉我们，不论是流氓还是草寇，登基做了皇帝，自然都要讲礼仪、排班次。即使他不讲，群臣也要劝他讲或者说逼他讲。礼仪的要紧处，就在于等级排名，在公共场合露面，文武两班，班次森严，地位、官阶、资格一路排下来，谁在先谁在后，半点也错不得。礼是仪式，更是秩序，秩序就要讲排名。不论排名，上下位置乱起来，天下也就乱了。做诗也要政治挂帅，你怎么能让人家把自己的儿子排在周贽的下面！

　　不过，史思明毕竟还是个武夫，虽然对排名非常敏感，也粗知“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亲自出面吟诗，大有偃武修文之势。但却不知道这种“建设”，其实是可以做假的，自己做不好诗，让手下的文人代笔就是，当时没人敢追究真假，后世则莫辨其真假，落到谁的名下就是谁的。后来的宋太祖赵匡胤也是一介舞枪弄棒的武夫，可是人家传下来的几首诗，都合辙压韵，中规中矩的，后世又有谁能说得清到底是谁的手笔？当然，现在我们这么说，多少有点苛责人家史将军的意思。人一旦做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能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就难了。史思明做了诗敢于遍示群臣，就说明人家觉得自己的诗做得好，不允许下面的人除了叫好之外，再说三道四，这也是一种自信，有了这种自信，当然也就不屑于劳人代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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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严与权力

在中国，一个人但凡有点权力，总是喜欢将权力延伸到原本不该进去的地方，损伤甚至干脆打掉被管者的尊严，据说只有这样，才算尝到了权力的滋味。小时候，每当犯了错误又不肯轻易认账时，老师往往会冷不防地在同班同学面前，将平时侦查到的你所有的隐私，一股脑公布出来，让你感觉被猛然剥成了一丝不挂似的示众，恨无地缝可钻。大了以后，发现当众剥人衣服的事情仍然在继续，只不过变成了“斗私批修” 和批判会，不仅领导剥群众剥，还要你自己剥。

　　进入新时代，政治运动风光不再，可是权力依然威风八面，只要人家管着你，总是有办法让你时不时地尝一尝屈辱的滋味。公司发给员工薪水，本是劳动合同中的应有之意，但有些老板就是喜欢把这个过程变成吃嗟来之食；上下级之间，本是一种工作关系，但在有些地方往往变成了主奴搭配。过去奴隶制的时候，主人只要求奴才服从，并不一定要求奴才用谀词歌颂他们，可现在，下级不仅需要无条件地服从上级，而且还时常要忍受上级劈头盖脸的责骂，和向上级奉献阿谀之词。尽管多数领导未必不知道人家的好话不一定是真的，但多数人都爱这口，而且利用权力去要这口。从前，如果一个人不善逢迎，也许只是难以升迁而已，现在如果拒绝逢迎上级，就有受到惩罚甚至丢掉饭碗的威胁。不过，事情总是平衡的。被下级马屁拍足了的人，见到他的上级，也就是这么拍，辱骂下级的主儿，碰见自己上级不顺气，同样要被骂得一佛出世，二佛涅，回家找不着北。权力肆虐的地方，没有人可以有尊严。

　　无原则的吹捧和没有道理的责骂，是一对伴生物，有权力的肆虐就有这种东西孳生。因为人们喜欢奴才，这种喜欢，有时候说起来好像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虽然人们大抵都知道奴才在使用效率上有点问题，除了拍马没有什么本事，但在上面的人却都以为奴才比较忠诚，用起来顺手。北洋军阀自袁世凯以下，对下属都有一种不打不骂不升迁的惯例，想要提拔某人，就无缘无故地赏之一通耳光外加辱及先人的臭骂，如果对方贴然接受，则视为“效忠检验”合格，不日即可加官了。然而事实告诉我们，这种效忠检验是根本靠不住的，恰是那些任打任骂、无条件服从的人，在关键时刻都变成了倒戈将军。

　　可是，如果我们把北洋军阀的故事，再搭配上莎士比亚的《李尔王》，统统讲给现在正在选择接班人的当权者听，有用吗？没有。他们依然会按照惯例和自己的感觉，在针对自己的拍马比赛中选择接班人。历史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人们往往不是一代一代地演着新鲜的故事，而是偏要把那些老掉牙的旧事，演了一遍又一遍。否则，司马光老先生就用不着劳神费力去编《资治通鉴》给皇帝看了（其实编了也没用，旧戏还是照样演）。

　　其实，权力的产生，是跟暴力和征服分不开的，而所谓的征服，当然不仅意味着肉体的控制，也意味着对被征服者精神的摧折。从某种意义上说，被征服者灵与肉的服从，意味着权力施用产生的效果。其屈服程度越高，权力的效果就越佳，从权力所有者的角度来说，其心理的满足感也就越强。正因为如此，中国尽管有儒家学说“仁政”的影响，暴力的底色依然难以消褪，一不留神，暴君就冒出来了。在暴君的心理中，折辱人，打掉人的尊严，无疑是一种非常快意的事情。

　　现在的世界，虽然君主制基本上消亡了，皇帝也早就不存在了，但暴君的心理却依然在我们的文化基因中，一代代遗传着。就像我们把某些具有专制作风的人说成是土皇帝一样，程度不等的“暴君”实际上并没有消失。更可怕的是，大量并没有政治权力的普通人，也可能具有暴君的心理，他们对子女（可能以爱的名义）和对比他们更弱的人，也一样折辱；他们痛恨甚至私下痛骂暴君，只是因为眼下没有机会做暴君。所以，任何单位都会出现这样的循环，当年被折辱的人，有朝一日上了台，不仅照抄他当年所痛恨的一切，而且还推陈出新，以青蓝之姿，展现在昔日的同事面前。

　　权力摧折人的尊严，最终伤害的是人的羞恶之心，人只有没有了羞恶之心，才能做到对任何羞辱都贴然接受，到达“厚黑”的境地。历史证明，这样的人，混得好，但破坏性也是最大，什么坏事恶事都可以做得出来。如果人人都没有了尊严，那么世界也就不像个人的世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