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壞脾氣(?堷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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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式的权力制约方案

传统戏剧里免不了有皇帝的形象出现，不过，戏里的皇帝，一律降一格，称王。头上断不敢戴 24个旒的皇冠，只能扣上一顶花里胡哨满是绒球的“王帽子”（梨园弟子想像的王冠）。只是虽然不称皇帝不叫孤王，但所演的人物往往就是历史中有名有姓的皇帝，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有，并不因他们高贵的身份而“真事隐”、“假语村”。实际上，戏台上还是顶着“王帽子”演真皇帝。

　　演的虽然是真皇帝，但事迹可是真假掺半。编本子（戏）的人，多半是些粗通文墨的下等人，看戏的则更多地是大字不识的老粗，时常就会有些为了“收视率”而加的即兴之作，虽说不至于关公战秦琼，但墨水多的文化人看了多半是要喷饭的。比较有意思的一桩是这样的：某些专演帝王将相的戏里，凡是那些戏里认为比较昏庸的“王帽子”身边，总有一些身份特殊的将相，比如唐朝的秦琼、尉迟恭，宋朝杨家将故事里的八王赵德芳，包公戏里的包拯，《二进宫》里的徐国公，等等。这些人的特殊，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是为王朝建立不世之功的功臣，更重要的是他们手中都有某种兵器或者别的什么家伙，比如尉迟恭的金鞭、赵德芳的凹面金锏、徐国公的铜锤和包拯的龙头铡之类。这种东西的奇妙之处在于，它们都是经过先王“御封”的。这些功臣虽然有大功劳在身，但其本人却算不了什么，既管不了奸臣祸国，也管不了昏君发昏，但只要操起手中的家伙，马上威力陡增，因为这些家伙，是先王亲口封的——可以上管臣下管民，皇帝的脑袋也管三分，挨到谁的脑袋，一概打死毋论，惹急了，尽可以操家伙往皇后甚至皇帝脑袋上抡（实际上没有真打着的）；由于现任的皇帝总大不过他爹去（有孝道管着），所以一般都只好退让了事。当然，这些有特别家伙的将相，在戏里都是绝对的好人，忠诚——不会起叛心，公正——明辨是非，廉洁——都是清官。

　　现存的中国戏剧，除了昆曲之外，包括所谓的国粹京剧，都是下层社会的产物。编本子的人本来就文化水平不高，而艺人们学戏演戏，基本上是心口相传，因为他们不识字。因此，唱词念白中不合逻辑、文理不通的地方，比比皆是。近代以来，经老佛爷西太后的法眼，京剧得到了一大批上层人士的青睐，虽经过反复修改，我们今天听来，还是有点文理不顺，何况别的地方戏了。也就是说，大部分的中国戏剧，实际上反映的是下层社会的口味和心态，喜怒哀乐，概莫能外。能够“管君” 或者“制君”兵器的设计，实际上是老百姓的某种希冀的体现。

　　在中国老百姓眼里，皇帝的权力是没有边的，说什么是什么，谁也挡不住。明白的时候当然无所谓，万一发起昏来，麻烦可就大了。在他们的想像中，皇帝总是昏的时候多，发起坏来，忠奸不分，好坏不明，横征暴敛，最后总是老百姓倒霉。即使是想像，总得想法挡他一挡。于是，那些受了先王御封的锤呀锏呀的家伙就出来了，拥有这些家伙的人是臣，可一旦操起家伙，就有了制约皇帝的权力，而且这些人都是好人。所以，皇帝也就有了百姓想像中的制约者，老百姓多少有了点保障，不至于无限制地受暴政的荼毒。

　　西方政治学讲的权力制衡，中国最没文化的老百姓，其实也是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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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僻地山乡的一件小事

——闲话辛亥

　　1911年夏天，地处广东偏远山区的紫金县，发生了一件事情，说是邻县的一位在广州测量学堂读书的学生放假路过此地，不留神碰上了几个防勇。由于他剪了辫子，而恰好此时又赶上广州黄花岗起义发生之后，两广总督张鸣歧下令在全境搜捕党人，所以防勇们抓住了这个学生，要将他当革命党拿办。该学生急中生智，说我是学生，你们要拿我，先要跟我到学
堂去通知一声。于是几个防勇押着那个广州测量学堂的学生，来到了紫金县惟一的一所小学堂，找到了学堂从广州聘来的格致（即数理化）兼体育教员甘晖如（据说是位同盟会员），甘对于这种剪了辫子的“同志”怀有天然的同情，马上将这位倒霉鬼藏到房里，又召集了几个学堂的学生，让他们去找学堂的总办——紫金县最著名的乡绅钟荣山。此时钟正在一位官员家里喝酒，仅仅听了学生的说词，就立即要他们回学堂将防勇捆起来，一切有他做主。当学生们摩拳擦掌地回到学堂时，四个防勇见势不妙跑了三个，剩下一个跑得慢的随即让学生们给捆了起来。

　　紫金县当时的巡防营负责人是哨官陈家裕，其时刚好也与钟荣山在同一席间喝酒，闻讯后勃然大怒，当即质问钟荣山为什么纵容学生捆绑他的士兵。双方吵了起来，一个说，我做了几十年的官，没见过你这样的劣绅。一个道，我做了几十年的乡绅，没见过你这样的“芝麻狗虱官”有这样的威风。一个说少了士兵要对方负责，一个说你敢纵容士兵骚扰学堂，所有的损失都要你赔偿。最后知县出面调停，说好由他负责调查处理。这期间，那个广州测量学堂的学生早就溜之乎也了。

　　第二天，学堂方面提出，学生方面被抢去白银二百两，金表一只，金戒指一枚，要求巡防营如数交还，缺一不可，并要求哨官陈家裕办酒二十桌赔礼道歉。巡防营自然不肯，结果是由县署出了三百两银子，并办了十桌酒，事情才算平息。

　　这件事无论怎么看，除了那位测量学堂学生脑袋后面没辫子以外，与即将发生的革命似乎根本没什么关系。而在1911年，上海的报纸已经在公开要求剪辫，各大都市剪掉了辫子的学生和文化人如过江之鲫，公开地招摇过市，甚至在政府官员中也混杂了不少没辫客，官府对此基本上是无可奈何。我所感兴趣的，是这件小事透出了另外的一些信息，其实与革命也不无关联，这些信息实际上告诉了人们，这场革命能够推翻满清王朝的更为深层的一些因素。

　　首先，我们看到，经过湘淮军兴起以来的几十年发展，特别是新政地方自治的刺激，乡绅已经成为可以轻而易举地左右地方政治的势力。自新政以来，无论官方还是民间的求新尝试，基本上是由他们主导的，从地方自治、司法改革到兴办学堂和推动立宪，这些乡绅虽然相当一部分人头脑还没有真正从中世纪拔出来，但脚却已经很活跃地踏在了向西方学习的路上了。攫取和炫耀权力的欲望和趋时冲动，也许还要加上强国的梦想扭结在一起，使得乡绅主导的学习西方的过程充满了莫名的兴奋和热情。似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大部分乡绅对于他们所学的东西不甚了了，结果学习的过程搀和进了许多实际上为他们的价值观所根本不相容的内容。像甘晖如这样的“叛党”，就在求新的名目下，大量地被并不赞同革命的绅士们请进了他们花钱办的事业中。事实上，甚至可以说，具有反叛色彩的知识分子是与地方乡绅的势力同步成长的，而绅士的一部分，即所谓立宪派人士，在整个新政过程中，已经成了革命党人某种意义上的共谋。梁启超的说法显然是有道理的，辛亥革命的成功，他们也有一部分功劳。

　　其次，这个事件让人感到，无论是乡绅还是地方官，对于朝廷的事业都漠不关心。防营士兵抓捕没有辫子的学生，从维护满清统治来看无疑是天经地义的，具有完全的“正当性”。但是，这个行动却遭到了乡绅的坚决抵制，而作为朝廷命官的知县却也不问“是非”，一味和稀泥，屁股明显坐在了乡绅一边。其实，无论乡绅还是知县都根本没有同情革命的迹象，他们能这么做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自己事业的关注。那个乡绅似乎根本没有考虑过学生是否可能真的是革命党，以及这样的公然“包庇”会不会给他带来麻烦，“大胆妄为”到了连一丁点起码的政治上的顾虑都没有了。对他来说，学堂是他的事业，而大兵敢到学堂骚扰，首先是伤了他的脸面，为了维护学堂的神圣地位，尤其是为了维护他的脸面，必须采取强硬手段回击；而那个哨官居然敢在席间撕破脸皮吵闹，所以非得让大兵们赔钱赔情不可。至于知县，他关心的自然是他位置能不能坐稳，为政不得罪巨室是历来地方官的原则，所以他只能如此这般地和稀泥，破费一点息事宁人了事。在这里，上司追查革命党的命令被搁置了，可能的谋反罪的追究不了了之了，朝廷的利益也没有了。而那些行为似乎有“正当性”的防营，抓捕外地学生的真实用意是为了维护朝廷利益还是借机勒索，还真是说不清楚，否则的话怎么会在自家的士兵被捆绑之后，会如此轻易地被摆平。

　　相反，在这里我们看到，满清王朝的威信已经坠落到了无可挽救的谷底，出现了严重的合法性危机。原来作为政府支柱的官僚和乡绅，已经基本上对满清政府丧失了信心，在广大的基层，即使真的发生对朝廷的反叛行为，他们也并不在乎，他们更在乎的是他们自己别在反叛和平叛之间被殃及。这种现象，漫说是在清朝盛期和中期，就是庚子义和团事件以前也是不可想像的。可以说，辛亥年的中国，不仅盛产“叛党”和“叛民”，而且连官绅也离心离德了。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当位于中国中心的武昌响起起义的炮声以后，清朝统治才会出现土崩瓦解之势，大批的地方官不是痛快地“易帜”，就是麻利地弃城而逃，多数情况下连革命党的影子还没见到呢，几个冒充的毛贼就足以让他们缴械交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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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自所谓的“同光中兴”之后，政治的重心已经开始从中央转移到了地方，开始了所谓的督抚专权的时代。然而到了新政时期，政治的发散趋向进一步加剧，各地大小的绅士以及新市民，开始成为地方势力新的代表，而正是他们对朝廷的三心二意，才导致了满清王朝的迅速瓦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是在朝野离心离德的时候，由满族贵族把持的中央政府，却一厢情愿地力求将已经散在地方的权力收回中央，甚至收回到满族贵族自家手里，结果是在最不该得罪人的时候得罪了最不该得罪的人。从紫金县的这件事情可以看出，在这
个僻地小县最“牛气”的人，就是乡绅钟荣山，手中握有枪把子的哨官和印把子的知县都不得不让他三分——不，至少七分，他不仅敢于捆起“执行公务”的防勇，而且理直气壮地倒打一耙，要求本来有理的防营赔偿损失和赔礼道歉。个中的“理直气壮”，细想起来倒也不是全为无因，因为钟荣山维护的不仅是他个人的面子，还有新学堂的利益——这恰恰是代表着时代潮流的东西。

　　在今天看来，义和团失败以后的满清政府处境的确很难。不变革吧，王朝要亡；变革吧，革命党这种洪水猛兽的东西在求新学习的过程中就溜进来了。然而，从省城到县城的绅士们却没有这样的两难，他们只管求新趋时，新的事业与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体现着他们的利益，甚至标志着他们地位的攀升。咨议局和自治局给了他们上干朝政，下断乡里的权力，而他们的子弟又纷纷进了学堂或者出了洋。虽然大家都知道从新军到新学堂里面尽是革命党，但不同的是，朝廷在追查，而绅士却在庇护。在内地活动的革命党人，除了那些铤而走险的，有几个没有受到过原本并不同情革命的绅士的庇护呢？实际上随着新政的推进，绅士已经将革命与学习西方看成是一类的事情，他们明知道学堂里的先生思想不安分，但却听任其将自家的子弟教得离经叛道。我曾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在革命真的到来之际，学堂的师生几乎都冲到台前，乡绅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学堂的学生是“懂革命的”，乐意将他们推到台前，哪怕那些学生仅仅还是些不谙世事的娃娃。

　　尽管我们说绅士阶层是历代王朝的支柱，但每当大厦将倾之际，他们总是比别人更早地弃树而去，将目光只盯在自己的地方范围之内。晚清时节当然也不例外，只是晚清的绅士们自以为手头多了一根救命稻草，那就是他们手中的求新事业。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对此还不甚了了，但他们相信那是已经被西方证明具有魅力的东西。

　　这也许就是紫金的乡绅钟荣山，毫不犹豫地选择庇护学生和对抗防营的深层背景。

　　当然，紫金事件能够告诉我们的还不止这些。在这个事件中，乡绅钟荣山之所以采取断然对抗的手段，还不仅仅只由于他的势高力大，还可能由于防营触犯了其绅士地位决定的某种忌讳，而这种忌讳，在传统社会里是为全社会所认可的。事实上，在废科举、兴学堂的过程中，存在着很明显地将学堂比附于科举的社会意识。大家几乎不约而同地认为，小学生相当于秀才，中学生相当于举人，大学生相当于进士，而当时的朝廷也确实将优秀的大、中、小学毕业生，分别授予进士、举人、贡生的荣誉衔。所以，学堂至少在潜意识里是被人看成是学宫（过去秀才名义上读书的所在）的替代，对于紫金这种只有一所学堂的小县，恐怕这种比附意识就更强烈。而过去的学宫恰是一块立有“文武官员军民人等下轿马”的下马石的“禁地”，漫说大兵们不能进去造次，就是朝廷命官去了也得规规矩矩的。在钟荣山气壮如牛的背后，很有可能具有这样的意识背景。只是这种旧的意识存留，在此时恰好起到了保护新学生和新事业的作用。

　　从另一个方面，在普遍具有“学堂神圣”意识的情况下，几个大兵居然敢上门抓人，也说明自湘淮军兴起以来，武人的地位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晚清之前，漫说一个小小的哨官，就是正二品的总兵，也不敢对县政插半句嘴，更不敢随便靠近学宫半步。在这次事件中，一介芝麻大的哨官，居然敢当着知县的面与乡绅对骂，而且虽然知县偏袒乡绅，但毕竟不能真的让防营出钱破费。看来，大兵们手中的枪杆子还是有份量的。这里，虽然有富国强兵国策的拉动，国人鼓吹纠正重文轻武风习被染，更多地却是王朝末世，文治秩序崩塌的必然结果。用不了几年，到袁世凯当政时，中国就进入武人跋扈的时代，新军（包括北洋军）演变成了大军阀，各地大大小小防营则转化成割据一方的土军阀；地方势力的代表则再一次发生转换，由绅士主导变成了军阀主导，或者说如学者陈志让所云，历史进入了军绅时代。如果那个哨官能知晓他们日后的命运，那么这件事情肯定不会这么轻易地了结。

　　历史总是乐意跟人开玩笑，在辛亥前后，巡防营是支在历史书上声名不佳的军队，因为他们往往更乐于忠于清廷，与革命党人作对。而大家对于新军则颇多溢美，因为在革命中他们往往扮演了起义中坚的角色。其实，在那个当口，巡防营响应革命的也不少，而新军也有忠于清朝的。只不过，当时前者是从绿营变过来的，人猥、枪次、饷也低，而后者则是效法洋人编练的西式军队，饷高、械良、人也精神，在人们的观感上就有了凤鸭之别。加上在革命前后新军倾向革命的多一点，而巡防营倾向清廷的多一点，自然巡防营就遗臭万年了。其实，在革命以后，凤鸭之别的新军和巡防营却殊途同归，都演变成了割据一方的军阀。当年洋气十足的新军将领，也轻车熟路地干起抽大烟、讨小老婆的勾当，做起了一省或者数县的土皇帝。

俗话说，一叶知秋。即使在今天，即使是广东人，也没有多少人知道紫金这个小地方，但是发生在辛亥革命前这个僻地小县的一件小事，实际上已经预兆了即将来临的大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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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事件与日本的逻辑

前一阵，因亚洲杯中日决赛日本队遭到中国球迷大嘘，日本传出了要求中国修改教科书的声音，认为教科书里抗日战争的内容诸如“南京大屠杀”、“万人坑”，是一种“反日教育”，应该删去。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总觉得有什么地方有点耳熟，哦，想起来了，原来上个世纪30年代，自“九·一八事变”到全面抗战爆发的这段时间里，中国人经常会被日本政府告知，要求中国政府取缔“反日宣传”和“反日教育”。其中，发生在1935年的“《新生》事件”，就是此类中日交涉的“杰作”。

　　1935年5月4日，上海的《新生》周刊发表了一篇署名易水的文章《闲话皇帝》，在提及日本天皇的时候，稍有不恭之词。第二天，上海的日文报纸马上作出反应，说是《新生》侮辱了天皇。在上海的日本浪人马上上街游行，一通打砸，不少商家的玻璃橱窗倒了霉。紧接着，日本驻上海领事向国民政府和上海市政府提出抗议，要求他们向日本谢罪，严惩有关责任人，停止一切形式的反日宣传。而日本的国内，更是一片甚嚣尘上的“惩戒支那”的声音。自以为处在“剿共”关键时刻的国民党政府，此时表现得身段柔软而卑躬，不仅强令《新生》停刊，将《新生》的老板杜重远交付法庭审判，判刑14个月，而且撤消了让《闲话皇帝》漏网过关的上海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撤换了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这就是当时震惊世界的“《新生》事件”。

　　事情过去了将近70年，世界变了，中国更是大变了，但是惟独日本有那么一些人却依旧是老样子。本尼迪克特（《菊与刀》一书的作者）说日本人的特性之一是特别在意别人对他们的看法，其实这不算是日本人的什么独特之处。大概但凡是人，都希望别人说自己好，不说或者当面不说自家的短处、坏事和糗事。东方人可能比其他地方的人对此更在意一点，西方所谓比较注意面子而已。可是，自甲午（1894年）以来的日本，实际上是在不停顿地干坏事，却又不停地用外交和武力威胁的方式不许被加害者说他们，这里已经不是面子问题，而是超级的强横霸道了。因为强盗抢劫杀人之后，一般不会在意被害亲属的抨击和叫骂，更不会出面制止这种苦主的可怜举动，但是当年的日本却能做出来。自甲午以来，每当中国局势稍有好转，日本就会有点动作。辛亥革命后好容易政局稳定了，人家出来逼袁世凯签 “二十一条”，让袁世凯政权失去合法性；国民党政权取代北洋政府，好容易进入清亡后第二个稳定期，人家来了个“九·一八事变”，让亡国的危险始终压在本该大规模建设的国民政府头上，占了东北还不够，再占热河，再侵绥远和冀东，进而整个华北，害得平津连一张安静的书桌都放不下。欺负人欺负到这个份上了，还不许人家叫，一叫他们就抗议，就要“惩戒”。按他们的逻辑，他们在中国干的所有坏事，杀人放火抢东西占土地，都是中国人反日遭到的“惩戒”，属于他们的“自卫行动”。

　　日本战败已经半个多世纪了，这种超级强盗逻辑其实并没有真的在日本消失。只是现在没有条件像当年那样为所欲为了，只好把过去做过的所有坏事全不认账，不仅自己不认账，也不许受害人声张，否则就是反日教育，反日宣传。

　　当然，造成日本右翼有如此底气，张扬这种逻辑的原因，还有另外一些东西。毕竟很长时间以来，日本是给予中国最多援助的西方（泛意的）国家，有着那么多的低息贷款和技术转让。只是，日本人也许没有想过，虽然借了钱，帮了忙，但在历史责任问题上遮遮掩掩，半吞半吐，硬是对灭绝人性的化学战、细菌战等战争伤害置之不理，对慰安妇、强制劳工问题视而不见，拒绝道歉，拒绝赔偿。如此作为，无论借出多少钱，恐怕也难以让昔日的受害国老百姓对他们心存感激。

　　也许，有人会说，在日本持这种逻辑的，只是少数的右翼。不错，在靖国神社穿着“皇军”的军装，扛着三八枪游行的，开了放着最大音量喇叭的宣传车穿行街市的，在国会接二连三“失言”的国会议员，是少数的右翼分子。不过，沉默的大多数却对这种张扬的右翼言论和行为，表现出了太多的容忍甚至欣赏，以至于政客为了选票的缘故，时常要“失言”和非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做点在邻居伤口上撒盐的事情。其实，在近代日本崛起的大多数时间里，狂热的军国主义者都是少数，只是少数的能量却日见其大，最后挟持了沉默的多数，使他们最终也变得疯狂起来。条件是，只要多数对少数的狂热缺乏足够的警觉，甚至在境遇欠佳的时候还对此表示某种程度的欣赏。

　　只是，世界毕竟已经变了，即使是一肚皮强盗逻辑，想要再次挟持大多数也不大可能了，因为这个世界已经不存在这样的情势了。日本右翼张狂的结果，其实最终伤害的还是日本自己，使其通往正常国家的道路变得更加崎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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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儿戏战争观”的重现

早听说电影《小兵张嘎》改编成电视剧了，只是鄙人一向对所谓的“名著”改编印象不好，所以并没有注意。这几天看书看累了，打开电视，手里拿着遥控板，一通胡摁，居然瞥见此剧正在“热播”，忍不住多看了一会儿。发现原来在那里，战争已经变成了地道的儿童游戏，比当年的“嘎子”更进了一层：嘎子和胖墩们，出入戒备森严的日军司令部，就跟到他们二姨家串门一样，连票都不用买。

　　出于宣传革命英雄主义的需要，在过去相当长的岁月里，我们的电影战争题材占了绝大部分；而战争片无论拍得好坏，调子都差不多相近，无论是歼灭战的大场面，还是游击战的冷枪冷炮，敌人总是一片片地倒下，我军纵然死上一个也难。其效果，在小孩子看来是这样的：打仗好玩。文革时期享有豁免权，得以跟八个样板戏一起放映的《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特别典型，而文革时期遭到禁映的《小兵张嘎》也是如此，虽然此剧老少咸宜，尤其受小观众的喜爱（本人就是其中一个）。那年月，由于受这种战争片的影响，跟我上下岁数的少年们，对于战争有着近乎狂热的追求和喜爱。1969年“珍宝岛事件”期间，我们自觉自愿，没黑没夜地挖地道，只是我们那里地下水位太高，地道没等挖完就被淹掉了，怎么也找不到《地道战》的感觉。大一点的孩子们还设法做土制火药枪，甚至比着《地雷战》的样子做地雷（最后被老师制止）。大家只有一个念头，盼望着仗快点打起来，打得越大越好。

　　盼望打仗，当然是希图通过战争当英雄。虽然大人也告诉过要战斗就会有牺牲，但潜意识里都觉得英雄挺好当的，无论敌人武器怎样精良，人数如何众多，但都可以被几个毛孩子捉弄得团团转，一个一个地被干掉。无论国民党还是日本人，都只是革命的好人（包括红孩子）的武器运输队，和供他们戏耍而且可以随便杀掉的狗熊。

　　中国的孩子真是有幸，在全世界（包括前苏联）都在反思战争的残酷性的时候，而我们的电影却硬是给孩子的心灵中留下了战争好玩的强烈刺激，以至于天天盼着战争的早日到来。当年中苏战争没有爆发，在今天看来算是万幸，可是在那时的我们看来却是万分的遗憾。不过，比我们年纪大一些、同样受过这类电影熏陶的哥哥姐姐辈，似乎比我们更有幸，他们中的不少人居然赶上了真刀真枪地操练电影里教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讲，文革中武斗能够那么迅速地从棒子、扎枪升级到枪炮甚至坦克，而且全面演练攻坚战、游击战、麻雀战，这一切跟我们强烈的宣传甚至教学目的的战争片不无关系。只是，这些招数没有机会在“帝修反”身上施展，全用在了“本来没有根本利害冲突”（毛泽东语）的自己人头上。

　　将原本残酷、血腥的战争变成好玩的儿童游戏，不仅曲解了战争，而且潜移默化地教会了孩子血腥的习性。虽然文革已经过去了，那一代认真操练过战争游戏的人们，也许已经意识到战争并不怎么好玩。开放以后的大人孩子也看过了《野战排》《最漫长的一天》《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这样真实地反映战争残酷的片子，但是，长期隐藏在人们心里的嗜血因子其实并没有真的消除。我们看到网上和生活中，一谈到跟某些大国的关系，动辄冒出来“打”、“杀”、“剁”、“灭掉”这样的豪言壮语。台湾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化人龙应台（注意：人家是女性），仅仅因为写了一篇让某些人感到不快的文章，就招来若干网友要杀她全家的威胁。看到这些东西，真不知道我们是否滑进了时间隧道，掉到了猎人头的野蛮时代。

　　电视剧《小兵张嘎》在暑假热播，想必是在打正在放假的孩子们的主意，以提高收视率。我相信，肯定有孩子像当年的我一样，喜欢这种战争游戏，进而喜欢战争。但是我还是认为，让孩子讨厌战争、远离战争可能更好。当战争真的来临的时候，孩子们更可能地是做了真正的炮灰（被炮弹炸成了灰），而拿起武器卷入战争的孩子，如果不是不得已的话，一般都是无法言说的悲剧。当我们看到在电视镜头中，那些拿着武器相互开火如同游戏一样的非洲孩子时，难道有谁会赞美他们的英雄主义？

　　当年，我正沉迷于渴望战争的幻想的时候，有位老人告诉我一句话：宁为太平犬，不为战乱人。我花了几十年的功夫，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不仅因为我天性愚钝，实在是当年的电影《小兵张嘎》太迷人了（当年的小嘎子，演技绝对比现在的高一大截）。正因为这样，《小兵张嘎》还是歇歇吧，无论它是电影还是电视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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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计”海洛因

中国有半个多世纪没有正经八百地打过仗了，但兵法却异乎寻常地热，只是那些侃兵法和听人侃兵法的人们，基本上与战争无关，只是想着在商场或者官场上一施拳脚。但是奇怪的是，在这轮兵法热中，正经的古代兵法典籍并没有多少人在意，在历史上可以称之为兵法经典的《武经七书》中，只有《孙子兵法》还能被人们提及，反倒是那个民国时期才见天日的地摊货《三十六计》，火得一塌糊涂。实际上，人们在说《孙子兵法》的时候，不过在给《三十六计》作陪衬，有些人甚至干脆认为《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是一回事，讲《孙
子兵法》必须讲《三十六计》。

　　严格来说，《三十六计》不能算是兵法，这个小册子1941年才在陕西县的一个地摊上露面，作者与年代均不详，据专家考证，很可能是民国早期或者晚清的产物。需要说明的是，此书自问世以来，没有对任何一场战争，哪怕是最小规模的宗族械斗产生过影响。自明末以来，农民起义的领袖们，有照着《三国演义》和《水浒》打仗的，但在他们那里从来没有《三十六计》的位置，更不用说那些官军的儒将们。三十六计的语源出于“三十六策”，见于《南齐书·王敬则传》，南朝名将王敬则讥讽南齐末帝东昏侯：“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计。”后来民间逐渐流传“三十六计，走为上”的俗语。实际上，这里的“三十六”，是中国阴阳学说里的太阴数，属于民间常用的数字，王敬则不过顺口一说，并非真的有三十六计或者策。有好事者将之铺衍成篇，每计以成语冠名，配上杂凑的解说词，然后再嵌上《易经》卦词，弄得很神秘，怎么看都像是文人的游戏笔墨。

　　当然，如果仅仅是笔墨游戏，那么大家看了喜欢，哈哈一笑，倒也无妨。可是《三十六计》真正吸引人的地方，是充斥全篇的阴谋气息。三十六计篇名，不仅有围魏救赵、暗渡陈仓、远交近攻、假途伐虢这样跟古代战争有关的成语，而且有借刀杀人、趁火打劫、笑里藏刀、混水摸鱼之类绝对贬义的词语，还有美人计、连环计这样下作的诡计。人们在追求谋略的时候，似乎所要学的就是无所顾忌的“坏招”，而《三十六计》恰是这种坏招和诡道的赤裸裸的集大成者，在展示阴谋诡计的时候，一点掩饰都没有。诚然，“兵者，诡道也。”但这个诡道主要是指技术的层面。宏观的军事理论，从来都是要讲“道”的，得人心者与否，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在你死我活的战争中，无所顾忌地一味使坏，将诡计诈术进行到底，可能会有一时的效果，但真正的赢家却往往不是这种面目，他们的谋略库里，一般都有些别的东西。而在基本上不存在肉体消灭的所谓商战中，总是瞄着置人死地的损招坏招，更是不能轻用。用诡计经商，除了逞一时之快、得一时之利之外，最后祸害的是施用者自己。从某种意义上说，《三十六计》这种东西实际上是一种充斥了诱惑力的毒品，一旦陷进去以后，就只能靠戕害自身来打发时光，虽然有暂时的兴奋，但终归是摸着小鬼鼻子度日，离死不远。

　　首先，商场和官场上的“战争”，是一种共处状态的所谓战争，事实上谁也消灭不了谁，无论你有多大的能耐，都必须跟别人分享这个世界。从前有人曾经幻想，整个世界所有的人都死光，只剩下一个漂亮姑娘和一个卖大饼的。但如果卖大饼的存在，后面还得有磨面的，磨面的后面还得有种麦子的，以此类推，最后还要演化出一个很多人共存的世界。如果跟每一个对手的博弈都是零和格局，一个全得，一个全失，将对手剥得干干净净，而你捞得满盆满罐，那么用不了多久，你就会沦为孤家寡人，在商场上没有人敢跟你做生意，在官场你将成为众矢之的。所以，现实是，你活别人也要活，大狗叫，小狗也要叫，高明的竞争者，都明白要给对手留有余地，让你的对手也有利可图。你的赢，只是比对手多占了一点先机或者便宜。商场上总是要保有更多的长久的客户，交更多的生意上的朋友，行诡诈之术，一锤子买卖，只有那些混不下去了、或者安心坑人的人才干的，这种事情，连真正成熟的黑道中人都不屑于为。对于正经的商家而言，诡计诈术如同诸葛亮的空城计，实在万不得已，偶一为之也许勉强可以，用多了，不仅诚信全失，而且容易让多年积累起来的资源消失殆尽。事实上，历史证明，一个热衷于诡道的人，是成不了大气候的。

　　其次，我们常常想当然地认为除了自己之外，别人的智商都特别地低，这是一种许多人都情不自禁地喜欢犯的毛病，一犯就身轻如燕，自许甚高。可惜，事实恰恰相反，即使对于那些比较聪明的人来说，也是如此。你聪明，别人也不笨，你能使诈，别人也能。你能用的东西，别人照样可以请君入瓮，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往往沾沾自喜玩了别人一道的时候，很可能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玩了人，人家报复起来很可能更加疯狂。更可虑者，如果专业就是骗人也就罢了，如果不是，可以骗一次两次，总是骗，人家就把你归到骗子一类了。西方有言道：你可以在所有时间欺骗某些人，可以在某些时间欺骗所有人，但你不能在所有时间欺骗所有人。在一个信息日益发达的世界，随着我们国家跟世界的接轨，商业信息逐渐公开透明，那些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换一个地方骗一个地方坑一个地方的“商家”，日子将越来越不好过。同样，在官场上，如果以金、色相贿，上司没有道理不欢喜，但如果玩了空城计、美人计、苦肉计，比如把上司送上美人的床然后用针孔摄像机录像，即使一时得计，日后的麻烦肯定少不了。即使没有这么黑，如果老爱玩些拉拉打打、远交近攻、借刀杀人的把戏，一旦名声出来了，估计上级领导也不会喜欢，因为他也担心说不定哪天被你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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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诡道不应该是一个正常社会的游戏规则。如果任凭阴谋诡计横行，那么最可怕的是毒化了整个社会的空气。轻则使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十分费力，成本奇高；见了美女就担心美人计，碰到交易，就担心空城计（空手套白狼），人家哭，说是苦肉计，人家笑，说是笑里藏刀；你算计人，人算计你，时时刻刻提心吊胆，如履薄冰，如临深渊。重则导致社会变成狼的世界，人吃人，从骗与诈变成明火执仗的抢与杀。到了那个时候，所有的人，富的和穷的，将一同进入艰难时刻，谁也没有好日子过。在1920年代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盗匪横行
，穷人强者沦为匪盗，弱者填了沟壑，而那些有钱的华侨们，则把自己的住宅盖成钢筋水泥、钢窗铁门的碉楼，住在里面跟蹲监狱一般，一有风吹草动，就心惊肉跳。在这样的世界里生活，有钱又有什么意思呢？（现在广东的开平，碉楼还在，有心者可以一观）

　　中国现在正面临一个转型时期，旧的规则已经瓦解，新的规则还没有最终形成。游戏规则的混乱，裁判下场踢球，侥幸者有了太多的侥幸，引得人们向往着新的侥幸。但是，混乱必须终止，转型不能拖久，否则，已经富的将要变穷，穷的也无法变富，前景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共同赤贫。所以，已经侥幸的，不要再希图侥幸；没有侥幸的，也不要幻想侥幸。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只有在规矩的社会里，人们才都有希望，太平世界才是大家过好日子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不必把财产弄出国境，不需要担心不知什么时候落到头上的无妄之灾；发财的路虽然可能没有什么捷径，但获得的财富绝对是踏实的，有一分便是一分。祖先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遗产，何必把眼睛只盯在区区诡计上，说到底，诡计不过是些小把戏、小聪明。要想学点祖先的智慧，我们有兵家的庙算、奇正之变，儒家的留有余地、中庸之道，道家的以柔克刚、有为有弗为，这才是真正的大智慧。

　　有人说，中国传统的东西往往有成瘾性，好的东西如此，坏的东西也如此。诡道之学就是一个，这是一种真正可以倾人身家的海洛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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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地上看世界

大学的时候上农学课，老师告诉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适合农耕的国度了，因为积温高，我们在黑龙江依然能种水稻，而同纬度的欧洲，则只能长燕麦。后来，改行弄文，知道了中国人其实也是世界上最善于种地，也最乐于种地的族群。走到哪里，无论气候如何，哪怕是在沙漠和北极，也会尝试着撒把种子，看能不能长出来点什么。

　　会种地的民族对土地自然十分看重，对地的边界早就有清晰的意识，开始是你部落的我
部落的，然后就是你家的我家的，过了界就会起纠纷、闹械斗。不像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赶着牛羊一走就是几千里，哪儿合适哪儿安家，土地的界限从来不很清楚。在中世纪，有了边界意味生产力高，出产的财富多，但有了边界就容易把自己圈在里面，生于斯长于斯老死于斯，不到万不得已，一般不会动窝。来华的外国传教士有时很诧异（比如那个写了《真正的中国佬》的何天爵），中国怎么会有连近在咫尺的县城一辈子都没有去过的农民？确实，这样的人还真不少，除了他们家那一亩三分地，活一辈子，顶多去周边村子赶赶集。不愿意动弹说明对自己乡土的固执加依恋，其实出去的人，也同样对自己的乡土恋恋不舍，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去的地方有多么花团锦绣，说起来还是自己的家乡好，哪怕家乡是块兔子不拉屎的穷地方。小时候，长在北大荒，周围都是山东逃荒来的移民，这些人说老家时感觉那个好，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非要来到这个蛮荒之地。这种情绪甚至传了代，害得我那些没有三块豆腐高的同学，也张口闭口老家长老家短的。

　　就像“家”对中国人来说意味着价值归依一样，乡土实际上是一种强固的文化。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造就了一方的生活习惯、人际联系、话语结构和风土人情。用社会人类学家的话来说，这是一种文化模式。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脱离身属的文化模式独立地生活。不过，模式也有强弱差异，有的人对原有的模式依赖性强，有的则弱一点。一般来说，类似于中国人这样从土里刨食的民族，对原来的文化模式依赖感都要浓重一点。而传统的中国人由于拥有融在乡土里的儒家伦理和相应的宗法结构，所以，只要在传统氛围的乡土里生活过，其由乡土所代表的文化模式恐怕一生一世都难以完全摆脱。

　　体现乡土的最大特征是乡音，或者说方言。结成地缘圈子，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乡音的联系。在很多场合下，只要比较地道地学会某种方言，就可以成功地混同于那个方言代表的乡土共同体，至少可以做到不被人家排斥。共同的方言背后是共同的生活方式、文化模式，所以人们才会对自己的乡音感到亲切，对别的方言感到别扭。方言是地缘圈子的触媒，也是形成械斗的原因（过去，人们管这种族群之间的打群架叫“分声械斗”）。

　　所以，可以理解，为什么当年上海在成长为现代大都市的过程中，上海的工人、市民、吃白相饭的，甚至妓女、乞丐，都大体上按着籍贯扎堆。广州的老板雇佣广东的工人，宁波的老板用宁波人，无锡的老板用无锡人。江北来的难民没有人用，只好去做苦力，干那些又苦又累，工钱又少的活计。没有老板罩着，他们有把头和那摩温（洋泾滨英语，number one的意思，一般指工头），一个把头或者工头手下，基本上都是自己本乡本土的人。同为江浙（江南部分）人，由于声气相近，不同地方的工人或者还可以合作，但跟“江北佬”之间，则情同水火，根本弄不到一块去。

　　做工人如此，去当兵自然也不例外。从袁世凯小站练兵开始，中国的新式军队爱招最老实巴交的农民，招来招去，自然形成了一个单位的军队只要跟长官同乡人的惯例。一个连如此，一个营如此，到后来，一个军阀集团也如此。北方军阀同声（语言相近）的范围较大，因此集团的规模大一些，而南方十里不同声，于是谁也做不大，倒是一个个镇守使（地区）甚至县级的小军阀满地都是。说他们是封建军阀，至少在地缘圈子这个角度，并不冤枉。甚至某些非常现代化的兵种，比如海军，这种地缘集团的面貌也相当明显。一般非福建人在海军是难以立足的，而海军的福建人中，又分为闽南、闽北、闽西等具体的地缘圈。

　　这种状况，即使在外面的人看来已经很现代了的今日中国，也没有太大的改变。军队的士兵，虽然年龄都不大，但在他们中间，各种地缘小圈子依然是军中最主要的隐性团体。老乡之间的联系，明显是军中人际关系的最主要纽带。河南兵、山东兵、四川兵、东北兵的分野，虽然不至于壁垒森严，但还是很有讲究的。在同一省区的士兵中，往往流传着其他省份士兵的“经典笑话”（当然他们也有别人家给他们的笑话）。这种笑话，其潜在的功能是强化了老乡的认同感与地域优越感，使小圈子不那么容易被打破。出来打工的农民，基本上是按照地缘圈子分布的，往往是出于某种机缘，沿海某城市的某工厂有了一位内地来的农民工，然后同一个地方的其他农民就会沿着他的路线出来，在这个城市形成一个地缘小圈子。可以说，绝大多数农民工都是以老乡带老乡的方式走出来的，走出来之后，往往形成新的地缘圈子，而那个最早吃螃蟹的人，自然会成为圈子的领袖（当然也是有可能换的）。农民工如此，妓女和乞丐也是一样。跟他们的先辈类似，这些地缘圈子之间，也掺杂着类似黑社会的帮派。这些帮派跟当年的青红帮稍有不同，不是跨地域的大团体，也是按地域组合的。那些进城做各种装修活的有技术的农民，其地缘感更强，他们往往依照小范围的地缘圈子，形成一个个包工队（基本上是同村或者相邻村庄的人），以包工头为中心，跟装修公司合作，承揽业务。跟当年的上海工人的把头一样，他们是工人的剥削者，与公司合作对付工人，同时也是工人的保护人和经纪人，有的包工头甚至为手下的工人租好房子，集中居住，并为工人的福利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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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工业化、都市化和现代化的冲击波，并没有斩断中国人传统文化模式的纽带，甚至因为现代化的缘故，走出乡土的农民之间的文化联系反而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增强。应该说，从乡居到城居，从分散到集体，从种地到做工或者当兵，这些走出乡野的农民的生活形态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原来生活情景中的某些要素却被移植复制了，不仅被移植复制，而且得到了强化。这些要素构成了新的地缘圈子的强固纽带，原来漫不经心的语言习惯和生活情景，在换了场景之后，变成了弥足珍贵的宝贵财富。从前平平常常的家乡情景，
经过同在异地的同乡们共谋，也化为了格外美好的人间天堂。人们就是通过这种对往昔熟悉情景的回忆、编织和建构，加强了彼此之间的联系。在这里，乡土联系变成了第一要素，而对于共同生活更为重要的东西，诸如品质、性格等因素则退到了次要甚至不足道的地方。

　　显然，发生这种情形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陌生环境和新的生活方式所带来的压力。为了更好地抵御这种压力，从农村走出来的人们只能利用他们所熟悉的资源，甚至格外地开发这种资源，结成新的权力主义的等级结构，将信任和忠诚无条件地交给这个结构，这样才能更好地应付这个复杂多变的环境，生存下来。从某种意义上讲，人们按地缘结成小圈子，是对乡土生活的畸形复制。人们在原来的乡土环境中生活的时候，由于跟外乡人接触不多，所以一般谈不上对外乡人的排斥。然而，到了异地他乡之后，对外乡人生活习惯的看不上甚至鄙视，则成为小圈子日常的话题，而某个或者某些外乡人的出格之举，在经过放大之后，再上升为某种抽象的特质，往往成为小圈子话语中那个地方人的共同特征。这种对外人的排斥，无疑强化了人们对小圈子的依附，使小圈子更容易维持。虽然有其功能性的必然，但也难免给人形成印象，认为国人具有小圈子感过强、难以信任合作的所谓国民性。事实上，在这一点上，那些走出农村多少代，已经完完全全变成城市人的人们，也未能免俗。结成宗派，几乎成为国人在任何地方都无法回避的生存发展之道，也是自毁之道。

　　正如阶级观念是一种思考的维度一样，乡土也是考察社会和历史的一种视角。我们今天考察农民工的时候，几乎任何人都无法回避地缘的线索和地缘的角度。同样，我们在回顾历史的时候，发现有的时候基于地缘的群体冲突，其意义并不比阶级斗争差。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在强调阶级冲突的时候，往往遮蔽了在这冲突之下原有的地缘矛盾，这样做的结果，同样会使历史的真相昏暗不清。比如，太平天国起义的发生，一般公认是阶级矛盾激化的结果。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考察，就会发现，洪秀全和冯云山们创立的拜上帝会（教）在广西紫荆山区立足发展，其实离不开两广地区土客籍冲突斗争的大环境。洪秀全他们是客家人，因此他们创立的教，也只能在两广客家人中找到拥护者，而紫荆山区恰是一个客家人的集中积聚地。拜上帝会（教）的到来，为此地一直受到土籍人压迫的客家人提供了一个非常合适的组织工具。而正是在与土籍人的争斗中，拜上帝会（教）逐渐武装化。同时，由于占据优势资源的土籍人一向比较容易得到官府的支持，而且由于土籍的干预，使得拜上帝会与官府和解的可能完全消解，双方的猜忌越积越深，所以，拜上帝会（教）与土籍的冲突逐渐演变成他们与官府的冲突，直至演变成反抗清政府的武装起义。这也是为什么连石达开、韦昌辉这样富有的客籍乡绅也被卷进了起义之中的缘故。

　　同理，阶级的分野，有时在现代都市的市民和工人中，也是暧昧不清的。如果非要强行划出敌我分明的一条线来，实际上势必存在许多的误划。在建国之后，扫荡地缘封建关系，将把头和工头归为反动阵营，出于治理的需要，而且有强大的政权做靠山，当然并无不可。但是在白色恐怖下搞工人运动的时候，如果如此地“六亲不认”，那么代价很可能是整个运动的窒息。事实上，在工人运动一度红火的时候，中共工运的领导人，不仅利用了非技术、半技术工人的乡土关系动员了工头的力量，而且主要负责人还加入“封建”帮会，借助帮会的力量开展工作。

　　中国人的阶级意识如果存在的话，肯定要晚于乡土意识。按西方的经验，比如资格最老的英国工人，其阶级意识的形成有赖于两个因素，一是超越原来乡土的共同的生活娱乐形式的出现；一是跨行业的共同罢工斗争的胜利，即运动的发生。于前者，是基于足球这种不登大雅之堂、却又适合大众集体狂欢的体育运动形式的出现，足球运动的发展，成为工人阶级的集体行动的黏合剂；于后者，意味着至少需要大规模的罢工的成功，才能使处于这个阶层的人们意识到他们的共同利益，以及共同行动的必要。在中国，由于特殊的乡土意识，进入都市的人们，实现对乡土的超越，把阶级意识放在首位，恐怕需要的时间更长，条件更苛刻。从某种意义上说，考虑农民工突破乡土的藩篱问题，恐怕在很长的时间内都是乌托邦式的玄想。

　　任何人在多数时间里，都是站在地上观察这个世界的。可是，不幸的是，脚下的土地和周围的空气一样都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人们往往忘记了，脚的着落处，才是我们行动和观察的最原初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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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面就是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