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的板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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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韩非子》的著作里，《难》（一二三四）是相当别致的。“难”，反驳也，四篇共有二十八段，都是先讲一段已有定论的历史故事，然后反驳之，也就是先竖靶子再打倒。放在三十年前，这叫翻案；放在今天，这叫板砖。
　　靶子都很够级别，齐桓、晋文、孔子、管仲、晏子、子产，个个都是踩一脚四下乱颤的大人物，甚至尧舜、周文王这样的“神人”都要拍，大有古圣先贤，一砖拍尽；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气魄。
　　早想就这几篇写点东西，因为这几篇文章确实有趣，且读的时候就有些感想，颇想找个地方显摆一下。大半是因为懒，小半因为笨，拖来拖去，字没码多少个，原来怎么想的倒忘了一大半儿，写着写着自己就泄了气。半途而废吧，还有点不甘心。又看过几个论韩非的，都是惋惜辅以同情，我总觉得同情可以（这家伙自有他的可怜之处），惋惜就不必了，一来他的遗产多半已经被继承了下来，二来这笔遗产也是恶毒得够呛（不过有意思的是，韩非似乎也经过了“逆淘汰”：保留下来或者还发扬光大的，恰恰是他比较糟糕的那部分思想，这可能也是为什么总有人惋惜的原因）。于是再凑热闹，跳出来说两句——简单说罢：我以为对这个人是不能不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的。
　　简单说明一下：每段的“靶子”和“板砖”都是韩非的话，后面是我的太平拳。翻译得随意了一点，但大意应该是不错的。
　　咸盐少放，开始扔砖。
　　
　　《难一》篇
　　 一
　　靶子：
　　晋文公将与楚人战，找来舅犯（狐偃），问：“寡人将与楚人战，敌众我寡哟怎么办？”舅犯说：“繁礼君子不厌忠信，战阵之间不厌诈伪，您就怎么下作怎么来吧。”晋文公送走舅犯，又叫来雍季，还是问：“寡人将与楚人战，敌众我寡哟怎么办？”雍季说：“焚林而猎，一时大有收获，可是后必无兽；以诈对人，也是杀鸡取卵。”文公曰：“正解！”辞雍季，以舅犯之谋与楚人战，大获全胜。归而论功行赏，先赏雍季而后赏舅犯。群臣不明白：“城濮之事，是舅犯老爷子的谋划。用其言而后其身，说不通嘛。”文公曰：“NONO,这是政治，你们不懂的。舅犯的话，一时权宜之计也；雍季的话，才是万世之利呀。”仲尼闻之，跳出来跟帖：“文公之霸也，不是盖的哉！既知一时之权，又知万世之利。”
　　板砖：
　　雍季之对，答非所问。问的是权宜计，他答个大道理，四平八稳，百无一用，可这个傻缺文公偏偏就吃这一套。战胜则国安身定，兵强威立，还怕“万世之利”不来乎？反之，战而不胜，则国亡兵弱，身死名灭，还胡扯什么万世之利？所以大命题：万世之利，在今日之胜；小命题：今日之胜，在诈于敌；结论：诈敌，万世之利。证明完毕。那么文公为什么先赏雍季呢？他有功吗——战胜楚国，舅犯之谋也；他的话有道理吗——我们已经分析过了，狗屁不通。舅犯则兼有“功”和“善言”——舅犯之“繁礼君子，不厌忠信”已经说明了对下要“忠信”，而“出于诈伪”是“军旅之计”，说得多全面呀，说得何等地好呀——而后赏，雍季说了半天，一句有用的都没有却占个沙发，简直胡闹嘛。这么明白的事情，仲尼还乱捧臭脚，说什么“文公之霸，不亦宜乎？”不亦◎◎乎？
　　
　　小韩一出手，就知有没有。这第一砖锋芒毕露，风格毕露——凌厉、尖锐、毫不客气，吕思勉称其“剖析精微”绝非恶捧，但也暴露了韩非的致命弱点：太老实、太书生气、太自鸣得意。
　　晋文公什么人呀，别的不讲，单说要了十九年饭，就是再傻缺也变成人精了。他会不知道舅犯的话全面而且好？问题是这个“不厌忠信”和“不厌诈伪”的关系怎么处理？你必须说这个老滑头处理得很好：动真格的用诈伪，装门面时玩忠信，完全是把舅犯的教导落在实处。雍季不过招牌而已，何曾真受重用？
　　鲁迅在挖苦人时说过：书要摆在书架上，最好丢几本在地板上，酒杯放在桌子上，算盘可要收在抽屉里——最好在心里，此之谓“性灵”。同样，忠信要举在头顶上，诈伪要用在背地里，此之谓“厚道”。
　　韩非到底还是个愤青，嘴上大喊诈术，其实还嫩得很。真会使诈的，谁像他这么大喊大叫？
　　
　　 二
　　靶子：
　　历山农民为了争一亩三分地，打得头破血流，舜去了，过了一年，沟清亩正；河滨渔者争抢渔场，舜去了，过了一年，大家都成了礼让君子；东夷陶匠不好好干活，舜去了，过了一年，大家的责任心和工艺水平大大提高。所以仲尼发帖赞叹：“舜二代，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呼儿嗨哟，他是我们的好榜样。”
　　板砖：
　　我受累问一句：“舜到处忙活的时候，尧在干嘛？”答曰：“尧为天子。”问题来了吧：如果他真那么圣，天下应该很太平嘛，人民应该很听话嘛，还要舜瞎忙活？如果说舜不是瞎忙活，就说明尧这个天子当的并不怎么样。所以“贤舜，则去尧之明察；圣尧，则去舜之德化：不可两得也。”接着是无敌桥段“楚人有鬻盾与矛者”，“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今尧、舜之不可两誉，矛盾之说也。”
　　既然要舜出来救场，尧不怎么样是肯定的了，那么这个“德化”的舜又怎么样呢？一年纠正一个错误，三年就干了这么三件事。他这一辈子能活几年，这么忙活又有多大效果？领导是这么当的么？
　　那么领导应该是怎样当的呢？就是要确立规矩，并严格执行，“赏罚使天下必行之”：听吆喝就赏，不听就杀。这样一来，早晨下命令，晚上就执行，不用十日而全国一盘棋，还用等一年？舜不提这样的合理化建议，反而要事必躬亲，不亦无术乎？再者说，处处做榜样，好人也累死；养尊处优，给下边挑毛病，笨蛋也能干。治理天下，非要舍易就难，明明笨蛋都能做好的事，偏要把自己先修炼成圣人再累个半死——而且还干不好，这种家伙简直就不配谈政治。
　　
　　这块板砖确实了得，说是金砖也不为过。对付儒家，韩非子总是很有一套的。特别是最后一段，尤其“现代性”。管理学大师杜拉克有句名言：不要设普通人做不好的职位。这道理就是：管理不能建立在对天赋、修养或道德水平的一厢情愿上。杜拉克大概没读过《韩非子》，如果他知道自己的理论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被说得如此明白透彻，恐怕也得说一个服字。
　　但是细想起来，问题恐怕还是儒家牛皮吹得太大，把尧舜都树成神通广大的圣人，弄得自相矛盾，叫韩非抓住了理。其实可以反问一下，法令真就那么“一抓就灵”吗？“纠正下者，庸主之所易也”，他自己的牛皮是否也吹得太大了一些？
　　现代的书呆子很可以找到理由给韩非大唱颂歌：制度呀，规范呀，最有效管理呀，“天性自私者”不敢为恶呀，多么先进、多么西方的思想呀。可惜这恐怕都是瞎扯。现代的民主制度是建立在各自的权利分配基础上的，离开了这个，什么都不是。而在韩非子看来，天子是牧者，百姓是马牛，如果说老百姓有什么权利可言的话，也不过就是“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而已。在这个前提下搞什么“制度规范”，还要老百姓全面配合，基本上很难。为了不让低素质的老百姓不听话，他也只剩下“严刑峻法”这一招了——这一招效果怎么样，看看秦朝怎么哗啦啦地倒掉就知道了。
　　就治国而言，儒家那一套确实不高明，可是为什么被尊崇了两千年？我想原因就是它多少还可以缝缝补补，把日子混下去，在“前现代”，中国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这么大、这么持久，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这恐怕还真离不开儒家的“圣尧贤舜”。
　　
　　 三
　　靶子：
　　管仲病重，桓公前去探望，说：“仲父呀，你要是死了，我可怎么办呀？”管仲曰：“愿君去竖刁，除易牙，远卫公子开方。为啥？易牙给你做饭，你没吃过人肉，他就把儿子当猪头煳了给你。这个畜生连儿子都不爱，还能爱你吗？你喜欢搞女人，又怕戴绿帽子，竖刁就割了鸡鸡帮你管理小老婆群。这个龟孙连鸡鸡都不爱，还能爱你吗？开方事君十五年，齐、卫这么近，可他一次也没去看过老母。这个白眼狼连母亲都不爱，还能爱你吗？愿君去此三子者也。”管仲死后，桓公没听管仲的话，结果三子作乱，一代霸主桓公死后无人安葬，成了一块臭肉。
　　板砖：
　　管仲对桓公说的话，证明此人不懂政治。去竖刁、易牙的理由，是因为他们“不爱其身，安能爱君？”难道君主不需要臣子奋不顾身给他卖命吗？真有这种为了君主命都不要的忠臣，管仲肯定是不会用的。所以说“不爱其死力，安能爱君？”的论调，简直是从根本上消灭忠臣。管仲这么想根本不奇怪，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只爱自己不爱主子的自私鬼——当初他就没有为公子纠死嘛，假如桓公遇到麻烦，他肯定也要跳槽的。这个家伙的话，明君是不要听的。
　　那么明君该怎么做呢？就是要用高官厚禄鼓励他们卖命，用严刑峻法规治他们听话，而且有功必赏、有罪必罚，这样一来，提拔起来的干部都是肯卖命而且听话的，就算是竖刁之类品行不好的，也不敢对主子动什么心思。他们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争抢主子赏的那两根胡罗卜。
　　所以说，君主有办法，则臣尽力而奸不生；没办法，则臣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管仲不懂（或是不肯）把这个君臣交易的规律教给桓公，让他由内而外、滋阴养颜，只叫他挤粉刺、拔黑头，结果是去一竖刁，一竖刁又至，非根治之道也。且桓公所以成了一块臭肉者，是因为臣下权势过大也，抢了君主的权力也。明主之道，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一切权力归自己，上下贯通，通则不痛，百官听话，群臣卖命。如此则“见知不悖于前，赏罚不蔽于后”，安有臭肉之患？所以说：管仲不懂政治。
　　
　　韩非子似乎并不认为竖刁之类的行为有什么不对，至少对道德评判不感兴趣，甚至可能还有这样的潜台词：这样听话的奴才才是好奴才——尽管在具体做法上有待商榷。怎么样让奴才听话呢？不能寄希望于他们的道德水准或感恩心理，而要威逼利诱，为我所用。
　　韩非子对人性的看法是经济学家的：天性自私、永远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行为取向。我以为这很对，至少比儒家的“修齐治平”对，现代的政治制度也是基于这一假设的。“好的制度让坏人不敢为恶”，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在韩非子的著作里，几乎找不到对君主的道德要求，只有应该如何要求别人、管治别人、收拾别人，对君主最了不得的批评，就是以上任务没有完成好。那么，如果君主就是喜欢吃人肉、玩女人、瞎胡闹，又怎么办呢？这些一个君主，再配上一帮子迎合他的竖刁，会怎么样呢？
　　在别处，韩非曾回答过这种问题：君主只要把自己的事干好（懂得怎么操控臣子），就喜欢吃人肉、玩女人、瞎胡闹，又何妨？
　　这回答无敌。站在君主的立场，这确实是最理想的状态。
　　但这也是最一厢情愿的答案，君主可以不道德，或者至少不需要拿道德装门面，长久地撑下去吗？
　　我以为韩非一直就没弄明白一件事：道德（礼）这个东西的用处。把道德看得一文不值，固然有实在的一面，“反潮流”的一面，但也有浅陋的一面。他完全没有看到其实道德未必不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术”。
　　臣子的道德，可以看作一种职业精神，这个东西的作用不能夸大，但也不能小视，相对于赏罚之类的硬件，可以说它是一种“柔术”：提供道德上的制高点、归属感、敬畏感，这些东西是政治不可少的一部分。
　　这种规范其实大大降低了管理成本。一味“任智”，玩什么“所用也七术，所察也六微”的阴谋诡计是长不了的，一方面，你会活得很累；另一方面，别人也不傻，或许比你还聪明，你手里有大牌是不假，但人家人多势众，认真玩下去未必玩不过你。正如荀子所说：“上好权谋，则臣下百吏誕詐之人乘是而后欺。”所谓 “潜规则”，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么出来的。
　　
　　 四
　　靶子：
　　赵襄子被围于晋阳，等到打败智伯，赏有功者，第一个就是高赫。张孟谈问：“晋阳之事，高赫没什么大功劳，为什么头一个赏他？”襄子说：“晋阳之事，寡人差点挂掉。当时群臣都不太把我这领导当回事了，惟有小赫同志还早请示晚汇报，是以先之。”仲尼又跟贴：“赏得好呀襄子！赏一人而天下为人臣者莫敢失礼矣。”
　　板砖：
　　仲尼拍马屁，其实懂个屁。夫善赏罚者，百官不敢越权，群臣不敢失礼。都跟着指挥棒转，决不敢打自己的小算盘。如果襄子在晋阳下命令没人听，早就挂了，还能活下来乎？可是实际情况呢，智伯灌之，满城王八乱漂，而民无反心，说明君臣关系还是很铁的。襄子有铁杆臣子，又能指挥得动他们，还有家伙耍大牌，说明襄子不懂处罚。高赫仅仅老实听话，襄子就赏，说明他也不懂嘉奖。真正的明主，“赏不加于无功，罚不加于无罪”。襄子本应该把不听话的家伙都干掉，却赏无功之高赫，有什么可 “善”的？所以说：仲尼拍马屁，其实懂个屁。
　　
　　三家分晋时，孔子已经死了二十多年，居然还跳出来说蠢话，简直是棺材板都挡不住冒傻气。这倒不是孔老二有诈尸爱好，因为赵襄子再怎么“失罚失赏”，也是胜利者，而“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斯大林语），所以韩非只好把可怜的老傻瓜孔子从棺材里拉出来，痛扁一顿。
　　韩非子这一段，逻辑混乱，赵襄子不懂处罚不懂嘉奖，为什么能胜利？韩非子说了：有铁杆臣子。既然臣子这么铁杆，能说做领导的领导无方吗？所以韩非子只能说：让我们做得更好，可问题是这个“更好”，究竟是更好还是更糟呢？这些臣子卖命，能否容忍他们耍耍大牌呢？韩非子说不能，这还了得，非收拾不可，不收拾就是失罚。可问题是：你把大家都收拾了，还有人肯为你卖命吗？如果你这么问了，估计韩非还会挺个JB硬犟：能，就是能，敢不能。可说实在的，除非你有办法把大家都变成活动僵尸，要不像我这样自信心不足的，还真是不敢下这个赌注。
　　韩非有个很牛逼的寓言“郑人买履”，对儒家的呆信古法讽刺十分辛辣，其实他自己有时也难免作法自毙，本段就是一例。古语说：黑狸黄狸，得鼠者雄（现代版：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按照韩非所说，赵襄子“失罚失赏”，一无是处，却能消灭强敌；反观韩非，嘴上头头是道，强词夺理，现实里寸步难行，身死人手，非要说◎◎，不是他是谁？
　　小韩同学，春固然是叫出来的，爱可是做出来的。
　　
　　　　　　五
　　靶子：
　　晋平公与群臣饮，喝高了，开始发感慨：“做老大就是好呀，放个屁都有人说香。”盲人音乐家师旷一听这话，抓起琴就砸了过来。晋平公赶忙躲，琴在墙上砸得粉碎。晋平公问：“大师，你要打谁呀？”师旷说：“听见有个王八蛋在您身边说混帐话，我打的就是他。”晋平公说：“那不是王八蛋，是寡人也。”师旷说：“哎呀，人不是王八蛋，话还是混帐话。”左右想把师旷抓起来，晋平公说：“放了吧，算是给寡人提个醒。”
　　板砖：
　　平公君不像君，师旷臣不像臣。你做错了，我宰了你，这是君对臣该做的；你做错了，我提点意见，这是臣对君该做的。现在师旷反对平公的行为，不是像臣子那样用“批判的武器”好言相劝，反而像君主那样搞“武器的批判”动手伤人，举琴而伤害君主的玉体，简直等于刺王杀驾简直大逆不道简直反了。而对这种大逆行为，平公还“喜而听之”，完全丧失了君主的本分。所以平公的行为只能鄙视，不能赞扬。再反过来看，叫君主犯了这么大的错误，师旷的行为更加的不可饶恕，更为严重的是，这还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使奸臣照葫芦画瓢，伪装忠直而行弑君之道。所以说，平公君不像君，师旷臣不像臣。
　　
　　这个故事有不同的版本，在《说苑》中为：
　　师经鼓琴，魏文侯起舞，赋曰：“使我言而无见违。”师经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旒溃之，文侯谓左右曰：“为人臣而撞其君，其罪如何？”左右曰：“罪当烹。”提师经下堂一等。师经曰：“臣可一言而死乎？”文侯曰：“可。”师经曰：“昔尧舜之为君也，唯恐言而人不违；桀纣之为君也，唯恐言而人违之。臣撞桀纣，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释之！是寡人之过也，悬琴于城门以为寡人符，不补旒以为寡人戒。”
　　按照《说苑》说法，君主如果不象话，就自动丧失了君主的身份，人们是有权“诛一夫”的。而韩非的意思：1、君王不可能混蛋；2、如果混蛋，请参照第一条。可是如此一来，君王怎么可能不混蛋下去呢？
　　在儒家看来，“人主之所患，莫大乎唯言而莫予违。”可是在韩非看来，人主讲话，你还要沫沫叨叨，不是用心险恶，也是故意捣蛋，这种家伙非严肃斗争无情打击不可。
　　韩非从来不考虑君王对不对的问题，也许在他看来这个问题不值得考虑，值得考虑的是如何保证君王意志的完美实施。郭沫若《十批判书》曾说过：商鞅是以国家富强为本位，韩非则是以国君为本位（“郭老”后来因“曲学阿世”成为笑柄，但得承认此人还是有点真学问的。）
　　很难理解，他对君王权威的这种无限的向往，这个家伙以为自己是谁？为什么如此自作多情？他就从没有想过，这一套可能会落到他头上吗？
　　这是一个哲学王，其对权力的无限推崇，或可看作是对自己失意人生（在韩国，没有人愿意听他慷慨激昂而又结结巴巴的大道理）的一种补偿心理。正是这种补偿心理和哲学王的幻觉，使他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红卫兵”。
　　我们往往有一个错觉，老把古人当小孩子，以为他这也不懂、那也不知，动辄以“历史局限性”来给像韩非这样家伙解套，其实在那个时代，人们的思想是很解放的，就不说孟子的“民重君轻”，甚至连法家慎到也指出君王其实不过是一个工具：“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立国君以为国，非立国以为君也；立长以为官，非立官以为长也。”《六韬》（一般认为是战国晚期齐国稷下学者所作）说的更痛快：“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这段话被《吕氏春秋》原样照搬，吕不韦后来的悲惨结局，跟这个“非一人之天下”恐怕不是没有关系。）看看这些，再看韩非，就能明白这个家伙在历史上的作用有多恶劣了。
　　但是韩非的忧虑能说没有道理吗？君主一旦软弱，不会成为谁都想捏一把的软柿子吗？
　　现代的“三权分立”，或可说是在制度上保证了“君臣父子”——各有各的本分，各有各的权利，而韩非的药方是一头独大，为了防止君权可能受到的威胁，就把人民都变成奴隶，表面稳则稳矣，其实后患无穷。遗憾的是，中国的历史似乎走的就是这个路子，梁启超说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六
　　靶子：
　　齐桓公时，有个隐士小臣稷，桓公去拜访三次，他都摆架子不见。桓公说：“寡人听说，布衣之士不轻爵禄，就不能轻视万乘之主；万乘之主不好仁义，就无法礼遇布衣之士。”于是去了五次，总算得到了明星的签名照。
　　板砖：
　　桓公不知仁义。啥叫仁义呢，忧天下之害，趋一国之患，不避卑辱，谓之仁义。故伊尹以中国（夏桀统治的中原一带）为乱，通过当厨师攀上了汤；百里奚以秦为乱，通过当奴隶攀上了穆公。这两位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不辞卑辱，这才叫仁义。今桓公以万乘之势低三下四，而小臣稷还敢装犯，可见这个家伙根本就没有把人民利益放在心上。这种人怎么可以叫仁义。而且仁义的人，不失人臣之礼，不叫君主难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莫非家奴。作家奴，就要有个家奴的样子：卑躬屈膝，低眉顺眼，任劳任怨。惹主子不高兴，就不是仁义。既然不仁义，桓公这么捧就是不懂仁义。另外，假如这个家伙真的有才能而不为君主服务，是不合作，应该抓起来；假如没有啥才能而装大瓣蒜，是欺骗君主，应该杀掉。所以说此人不是该抓，就是该杀。桓公不抓不杀还要礼遇，是在助长这种轻上侮君的歪风邪气，这国家还怎么管哪。所以说：“桓公不知仁义。”
　　
　　韩非最反感的，恐怕就是臭知识分子的脾气，也就是孟子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在韩非看来，这种人完全是油盐不进的铜豌豆、滚刀肉，这也不能那也不能，这是跟谁叫板呢？好呀，既然胡罗卜奈何不了你，大也吓唬不住你，就让刀片子好好伺候你，看看到底是你的脖子硬，还是我的刀子硬。
　　“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些读书人仅有的一点个人自由，叫韩非全部封杀了。你想“非暴力不合作”，我就偏叫你“无逃于天地间”。诸葛亮真该庆幸自己遇到了 “就会哭鼻子”的刘大耳，换成急赤白脸的韩非，他恐怕也只好“未出茅庐身先死”了。
　　
　　
　　 七
　　靶子：
　　靡笄之役，韩献子（韩厥，时掌军法）要杀一个人，郄献子（郄克，中军主帅）听说后，连忙驾车去救。可是等他赶到，人已经杀了。郄子见风使舵：“怎么不把尸体挂起来示众？”他的仆人问：“刚才您不还打算救这个人吗？”郄子说：“我怎么敢不分谤（分担批评）呢？”
　　板砖：
　　郄克的话，不可不高度重视。韩子所要斩的那个人，如果真是有罪，那就不该救，否则结果就是“法败则国乱”；如果这个人没犯罪，杀掉之后还要挂起来示众，就是双重的冤枉，结果“民怨则国危”。所以说郄子之言，非危则乱，十分混蛋。况且韩厥如果杀得对，就无须“分担责任”；如果杀得不对，你也分担不了，反而又增加了一项罪孽。而且老百姓对领导的英明是满怀希望的，既然韩厥做得不好，你作为上级领导就要去纠正，你不纠正，老百姓就彻底绝望了。所以说：郄子不是在分谤，而是在益谤。再说你既然开始打算救，就是认为韩厥杀得不对，现在生米做成了熟饭，你不指出他的错误，还要公开表示支持，这样一来韩厥就不会知道自己错了。让老百姓对领导绝望，又没纠正下属的错误，我不明白郄子分的是什么谤。
　　
　　韩非的世界是简单明了的，非黑即白、非对即错。所以判断起来才这么信心十足，不容置疑。这可能跟他缺乏从政经验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当是他的理想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的：凡是君主点头的，我们就拥护；凡是君主反对的，我们就反对。问题是现实中偏偏有太多的东西是无法“两个凡是”以蔽之的。韩厥要杀人，应该是依照军法行事，作为司马，他也只能按照军法行事。但是作为主帅，郄克却要考虑更多，比如这个人是不是一个有用人才，是不是某个家族成员、杀了不利团结等等，可能还有个人情感之类的因素，由此两人有不同的判断再正常不过，也无法轻易说谁对谁错——他们可能都有道理。现在人已经死了，大敌当前，是该继续纠缠于“明辨是非”，还是搁置分歧，一致对外？
　　这又是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反正结果是郄克打赢了这一仗，换成韩非呢？
　　
　　 八
　　靶子：
　　桓公抓到管仲后，马上释放并提拔他当了相国。管仲说：“我虽然受宠，可是身份太低。”桓公说：“马上给你高贵爵位。”管仲又说：“我身份上去了，可是很穷。”桓公说：“马上给你豪宅跑车。”管仲还提条件：“我有钱了，可是还是太疏远。”桓公马上立以为仲父。霄略跟帖：“管仲这样做，不是因为贪图权利，而是为了利于治理也。”
　　板砖：
　　现在叫个奴隶奉君主诏令，卿相都得老实照办，不是因为卿相卑而奴隶尊，而是主令所加，莫敢不从也。可是管仲要治理国家，不依靠桓公，靠他自己的身份地位，明显是要架空君主，这还了得！管仲不切实奉行“尊主明法”的方针，反而大敲竹杠，增宠益爵，他要么就是贪欲富贵，要么就是愚昧无知。所以说：“管仲行为可耻，霄略马屁可恨。”
　　
　　说韩非，必然要谈“法术势”，其实前两个都是马崽，后一个才是老板。什么是“势”？权柄刀把子也，这个东西可是须臾不可假人的。管仲要这要那，就是为了在政坛玩的转，要求获得这个“势”，怪不得韩非要大为光火，在他看来，这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的大是大非问题。除了君主，所有人都应该“去势”，或者说，君主是所有人唯一可以依靠的势，只有这样，大家才会同心同德、俯首贴耳围着君主的指挥棒转。
　　
　　 九
　　靶子：
　　韩宣王问于樛留：“吾欲同时重用公仲、公叔二人，其可乎？”樛留对曰：“昔魏两用楼缓、翟璜而亡西河，楚两用昭、景而亡鄢、郢。今君两用公仲、公叔，此必将争权而结交外部势力谋取私利，则国必忧矣。”
　　板砖：
　　过去齐桓公两用管仲、鲍叔，成汤两用伊尹、仲虺。如果“两用”不行，则桓公不应该称霸，成汤不应该成王也。相反，湣王一用淖齿，主父（赵武灵王）一用李兑，都因对方叛乱而死得很难看。所以说，主有术，两用不为患；无术，两用则争权夺利、拉帮结伙，一则尾大不掉、反客为主。樛留教不了君主什么手腕，只是让君主做选择题，这样要么有西河、鄢、郢之忧（选二），要么有被乱臣咔嚓掉之患(选一)。所以，樛留不学无术，是个◎◎。
　　
　　一用两用，当然不是做算术题，而是政策由谁说了算的问题。“一用”某某人，就是由他来主政，制定大政方针，并具体执行。就好像大股东选择一个总经理。樛留的主要意思，就是保证这个总经理的权威性。而在韩非看来，这又是大权旁落。在他看来，臣子就是奴仆，只有“我指方向你前进”的份。既是奴子，用几个当然也就没多大关系了，反正都是我说了算。世界论坛网 http://www.wf.com/gbindex.html
　《难》二
　　
　　一
　　靶子：
　　齐景公探访晏子，看看房子说：“您的住房小，地段还不好，我送你郊外豪宅加名贵跑车，你要不要？”晏子推辞：“我腿太短，踩不着刹车板，还要每天上街买早点，不可以远。”景公笑着问：“您成天逛街调研，一定了解物价贵贱？”晏子回答：“假腿贵，草鞋贱。”景公问：“何故？”晏子说：“您的刑罚太多也，脚都被您砍掉了也，穿不着草鞋也。”景公大惊失色：“寡人很残暴乎？！”于是减掉了几种刑罚。
　　
　　板砖：
　　晏子说义脚昂贵，不过是借题发挥，以止多刑也，这是因为晏子不会讲政治。刑罚这个东西，只该论当不当，不该论多不多，不说那条法令不当，而说太多，就是不懂政治造成的糊涂想法。比如军队败退，即使杀掉千百个败兵，还是败退不止，为什么呢？杀得不够多嘛。同样，现在即使这样严厉打击，犯罪行为还是不能根除，说明了什么呢？砍脚的力度还不够嘛。晏子不去考察老百姓该不该砍脚，就说砍得太多，不是毫无根据地乱讲吗？不铲除杂草就会损害禾穗，惠爱盗贼就会伤害良民。一味宽大，是利奸邪而害善人也，这决不是搞政治的方法。
　　
　　“假腿贵、草鞋贱”这个现象，其实和多刑不多刑没有必然联系。按经济学的道理，某种商品价格高低，主要取决于它的成本以及供求关系。就这两点说，假腿比草鞋贵再正常不过。晏子拿这个以止多刑，确实有点忽悠人的意思。韩非把这个一拍一个准儿的关节放过，未免可惜。不过也可以理解，他是法家，不是经济学家（虽然他有好多“经济学思想”），直奔“刑”这个主题，不能算失策。
　　说简单也简单：人得收拾（这两字必须用我们东北话说出来才有力度），这就是韩非子的精神实质。
　　怎么收拾呢？当然要靠刑罚。韩非很有一点“法令崇拜”，他曾说过“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问辩》）在他看来，法令就没有不对的，凡是跟法令对着干的，就一定要严厉打击。
　　如果老百姓都犯法怎么办？就活该把他们的脚都砍掉吗？韩非可能会说，你砍得多了，犯法的人就少了（他多次以“水火”为例，说明你对老百姓越严酷，就越负责）。这个东西不能说没有道理，治乱世当用重典，问题是：这个“典”是不是越重越好？
　　虽说是“法不容情”，但换个角度看，法又无外乎人情。你得承认“法不责众”这个话是有道理的。“众”代表着多数人的选择，你跟这个过不去，其实就是跟自己过不去。
　　美国有条公路，限速五十五英里，结果超速驾车的多到抓不过来，后来没办法，把限速提高了五英里，这一回大家都成了安顺良民——因为大多数人的行车速度，都是在这两个标准之间。
　　谁能说清楚这两个标准里，哪一个才是“事最适者也”？就安全而言，肯定是前一个更好一点，为什么要改呢？就是因为这个“好”多数人达不到。这个六十英里就是妥协的结果。
　　换成韩非他会这么干：五十五英里是最适的，谁都不能碰。你碰了，开罚单；还碰，扣驾照；还碰，拘留、坐牢甚至掉脑袋……我相信他是能把大家收拾到不敢超速的“境界”的，但这个代价你是否付得起？即使你不考虑民众对这条法律的沸腾民怨，巨大的监督成本、由此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与把大家的速度降低几英里这个成果相比，是否合算呢？而且，这么一个小问题就需要下这么大本钱，你这个铁桶法律下的整个国家又会是什么样子？
　　韩非倒也不是一点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也说过应该罚“可避”而不是罚“不及”（刑罚应该是正常人可以避免的），那么他的问题出在哪里？
　　我以为他没弄明白的是：是什么决定了法律的尺度？即如何保证法律的“可避”而非“不及”？
　　“事最适者也”是对谁而言的？当然是制定法律的人。但不要忘了，君主也是人，他再怎么英明神武，也是要以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作为选择的，这样也就无可避免地要与别人的利益冲突。所以对他来说这个合理的不得了、“最适”的法律，对老百姓来说，可能就满不是那么回事了。而一旦他有足够的权力，就会把这个只对自己有利的法律进行到底——也就是说，最大限度地压榨其他人的生存空间，这是必然的，是个人的明智（区分“可避”与“不及”）解决不了的矛盾。于是结果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你定了一个人们动辄就要触犯的法，还认为是他们的错。直到你把大家的脚都砍掉，或者这些家伙忍无可忍，把你的脑袋砍掉。
　　所以说一个“正确的”法律尺度，其实是不存在的，它不过是各方博弈的结果。这个结果里妥协是少不了的，这样的结果你可能不太满意，但必须接受——而且，如果你足够明智，应该庆幸还有人能告诉你边界在哪里。
　　而韩非却把这个非“互动”不可的过程当成了君主的自留地，这也是他一直在玩的一个把戏：先虚拟一个完美君王来证明他怎么干都对，然后说，既然君王干什么都对，所以你反对就是错。如果他就是赤裸裸地宣称自己就是为君主打算，老百姓滚一边去，倒也不失率真，可这个狗腿子偏还那么大义凛然，认为自己真理在手、所向无敌，代表了人民的长远利益和历史前进的正确方向，这就比较可恨了。
　　
　　
　　二
　　靶子：
　　还是齐桓公跟管仲这一对活宝：
　　齐桓公饮酒，喝得烂醉，丑态百出，酒醒之后觉得很丢面子，三日不朝。管仲曰：“这个只是你个人的小耻辱，何不用好政策洗雪？”桓公曰：“仲父啊，你这建议咋就这么好啊！”于是打开仓囷赈济贫穷，申核监狱赦免轻罪。过了三天，民间有了新段子：“主公啊，麻烦您再丢一回面子吧！”
　　
　　板砖：
　　管仲靠讨好小人来雪桓公之耻，却叫桓公更让君子瞧不起。如果说你那个开仓济贫、法外施恩，都是本来不该做的，现在做了就是错的，不可以雪耻；假使这些事情早就该做而不做，非要等出丑以后才做，那么这个动机就十分可疑。所以说用这些小恩小惠邀买人心，只能增加更大的耻辱。况且，开仓济贫是鼓励懒惰；法外施恩是不惩罚罪过，前者叫老百姓总是希望天上掉馅饼，后者则是鼓励老百姓多犯罪，这简直就是增加社会不安定因素，安可以雪耻呢？
　　
　　以上两条应该连起来看，因为“刑、赏”，正是韩非对付老百姓的两手。
　　在韩非看来，１、老百姓是幼稚的，“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别指望他们能明白自己的长远利益，这一点倒不是他的发明，“民可乐成不可虑始”这个话，先知先觉者差不多都说过；
　　２、老百姓是蹬鼻子上脸的，而且越来越油滑。“古者黔首?幟

风.水

好长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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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回再看。。。:)

dinocrocuta

呵呵..这作者也得挨一大板砖.哈哈哈.: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