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評袁騰飛: 對歷史的輕佻與侮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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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袁騰飛: 對歷史的輕佻與侮慢
2010-5-5

【大公網訊】號稱「史上最牛的歷史老師」袁騰飛先生推出了《歷史是個什麼玩意兒（1）》（上海錦綉文章出版社，2009年8月版），向公衆開講中國史，這一册涵蓋了鴉片戰爭前的中國古代史。作者自序引用了國學大師錢穆《國史大綱》卷首語：「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應該略有所知」；「所謂對其本國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顯然，作者是以此爲講史準繩的，而我也正是以這種標杆去拜讀袁著的，但讀完全書，不僅領悟不到他的溫情與敬畏，撲面而來的劫是他對中國歷史的輕佻與侮慢。

一、考据學「這個玩意兒實在沒什麼意思」

袁著自序聲稱，「歷史應該是論從史出，得出的每個結論應該有史實做依托的」；還說自己「至少讓學生不要相信沒有史實根據的事情」。我無緣親聆其課，只能憑藉他這本《玩意兒》來領教，看到的劫是紛至沓來的史實出入。以下試從十個方面說明，限于篇幅，每類僅舉一二例證。

其一，小說家言。除非運用陳寅恪那樣的詩文證史法，一般情況下小說戲曲是不能當作史料的。而袁著說，商末「比幹因爲勸諫被挖掉七竅玲瓏心，後來成了文財神」（原書頁58），文財神之說純屬齊東野語，即便《封神演義》里，姜子牙封比幹爲文曲星，也不是文財神。類似情況還有宋高宗把岳飛「十二塊金牌召回風波亭幹掉」（頁177），風波亭也僅見于《說岳全傳》之類的小說家言。對岳飛有全面研究的王曾瑜先生在其《盡忠報國：岳飛新傳》里指出：「後世傳說岳飛死于風波亭，宋代無此記載，故幷不可信」。袁著劫把這些小說或戲曲中的藝術創作當成確鑿無疑的歷史事實。

其二，子虛烏有。袁著有些敘事根本找不到史料根據，完全屬于自産自銷。例如，他說，「蜀國建立後，諸葛亮只活了九年」（頁75），頁262他再次說：「諸葛亮在蜀漢建立9年就去世了」，其上文說「221年，劉備在成都稱帝，國號‘漢’，史稱‘蜀漢’或‘蜀’」，而《三國志·諸葛亮傳》說其卒于建興十二年（234），至今尚無史料說他死于230年。袁著又說，厓山之戰後，「張世杰準備退往印尼、菲律賓，重整旗鼓反攻，不幸遇到颱風遇難。」（頁184）有關記載只說張世杰「將赴占城」（在今越南南部），而「不能達」，從未見其「準備退往印尼、菲律賓」的史料。倘是著者獨家發現，切盼公諸學界同好。

其三，張冠李戴。袁著頗有將不相干的人事與言論派錯主人的情況。例如，他論王充的唯物主義思想，劫引「天行有常，不爲堯存，不爲桀亡」爲證（頁63），這不是王充的主張，而是荀子的高論，語見《荀子·天論》。1004年澶淵之盟前夕，宋真宗禦駕親征，劫不願過黃河。袁著說「寇准特生氣，但也沒轍。太尉高俅拿著鞭子抽盌轎子那幫人，瞎了眼趕緊把皇上盌過去。」（頁166）隨從真宗北征的殿前都指揮使姓高，也確可稱爲高太尉，但他不是高俅，而是高瓊，《宋史》有傳。那時，估計高俅的爺爺還沒有出世，而且兩人雖然同姓，劫非一族。作者張冠李戴，在年代上相差達一個世紀，實在離譜。

其四，以偏概全。歷史上的人、事、物豐富而複雜，決不可盲人摸象，固執一端，袁著劫時有這類錯誤。例如，他說，「中國古代的五種兵器，排在第一位叫‘殳’，很好聽的名字，其實就是木頭棒子。」（頁20）據《漢語大詞典》，殳「以竹或木製成」，只說其「木頭棒子」有失全面。而且，其「頂端裝有圓筒形金屬，無刃。亦有裝金屬刺球，頂端帶矛的」例如，他說，「蜀國建立後，諸葛亮只活了九年」（頁75），頁262他再次說：「諸葛亮在蜀漢建立9年就去世了」，其上文說「221年，劉備在成都稱帝，國號‘漢’，史稱‘蜀漢’或‘蜀’」，而《三國志·諸葛亮傳》說其卒于建興十二年（234），至今尚無史料說他死于 230年。可見它有金屬矛頭，隨縣曾侯乙墓就出土過銅殳，將其說成是純木頭棒子顯與現存文物有出入。作者還講到「宋朝只有北宋的狄青，南宋的岳飛是武將熬上樞密副使的，這個是挺不容易的」（頁152）。即便不說宋初樞密使與副使多由武將擔任，即便杯酒釋兵權完成後，武將熬上樞密副使的也不止狄青與岳飛兩人。太宗朝有曹彬，真宗朝有其子曹瑋。仁宗朝除了狄青，還有王德用，他們兩人還都升任樞密使。欽宗朝名將種師道也擔任過同知樞密院事（相當于樞密副使），與岳飛同時，高宗朝武將當上樞密使則有張俊與韓世忠。

其五，混爲一談。歷史上有些制度既有聯繫又有區別，即便同一制度，在不同朝代，其執行情況有時幷不一致。而袁著往往不加辨別，纏夾混淆。比如他說：「從秦朝開始則獎勵軍功，按軍功授爵。所以中國古代的有爵位的人，一般都是立下戰功的，文官也一樣，比如曾國藩和李鴻章，立戰功了才封爵。」（頁47）。這是把秦的軍功爵與其前後的一般封爵制誤爲一事。例如司馬光，從《資治通鑒》第8卷起，就有「河內郡開國侯」的系銜，可他從來沒有戰功，類似情況秦漢以後可以找出很多。著者還說，「按照中國古代的禮法，明朝以前凡是先帝駕崩，不能生育的嬪妃一律殉葬，武則天也應該勒死殉葬的。」（頁103）這一說法大有問題。秦始皇死後，據《史記·秦始皇本紀》，「二世曰：先帝後宮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從死。」其後，儘管有個別妃嬪自發殉死的例子，但後宮殉葬即不見于各朝典制。唯有明朝，從太祖至宣宗一度恢復妃嬪殉葬，明英宗臨死前明確廢止這種倒行逆施。袁著根據明朝前期相關情況，便判定其前各朝禮法歷來如此，未免太想當然。

其六，顧此失彼。中國歷史上有些事件、制度或現象，年代跨度很長，敘述其起訖興滅自應前後照應。在這一問題上，袁著頗多顧此失彼的疏誤。例如，他講到法家法治時，以貴族有「免死金牌」相對照，只說「像清朝的法律里面，貴族犯罪有八議」（頁34）。作爲一種法制規定，八議源自《周禮·小司寇》的「八辟」，秦國商鞅變法廢止，漢初承秦制，八議未列入律法，但魏晋南北朝與隋朝，八議都見諸于律文。現存中華法系代表作《唐律疏議·名例律》就有《八議》專篇。袁著只拿清律說事，便給人遲至清朝才有八議的錯覺。

其七，大膽臆測。對自己不甚瞭解的歷史情況，袁著有時所下結論之大膽令人咋舌。例如，他指出：唐代「開元通寶的‘開元’意思可能是國家剛剛建立，開闢新紀元，它不是年號，否則的話開元通寶就成了唐玄宗的錢了。以年號鑄錢是北宋開始的，北宋以前的有唐一代，就是說整個唐朝，它的錢都叫開元通寶」（頁115）。「開元通寶」誠然不是唐玄宗的開元年號錢，但他的其他推論劫大錯特錯。首先，說「以年號鑄錢是北宋開始的」，就是想當然。現知最早年號錢是十六國時成漢主李壽在漢興年間（338－343）鑄造的漢興錢，幣面鑄有「漢興」二字。其次，說唐代的錢「都叫開元通寶」，又是想當然。唐代也有年號錢，例如唐高宗乾封元年（666）的「乾封泉寶」，唐肅宗乾元元年（758）的「乾元重寶」，唐代宗大歷年間的「大曆元寶」，唐德宗建中年間的「建中通寶」，連叛將史思明年號順天（759－760），也曾鑄「順天元寶」錢。以上唐代年號錢，丁福保《歷代古錢圖說》都有拓本，至于其書所載五代十國年號錢更是不遑列舉。

其八，強作解人。這是袁著面對自己拿不准的史實時，自以爲是的做法。例如，他講授時曆，「郭守敬算出來一年是365.2425天，跟現在的實際運行時間差 13秒。今天拿電腦，當年連算盤都沒有，可能是地下擺棍算的，厲害。」（頁189）且不說有研究者指出，《清明上河圖》卷末「趙太丞家」藥鋪上放的就可能是算盤，但元初畫家王振鵬在《乾坤一擔圖》里所畫貨郎擔上確有算盤出售，可見至遲宋元之際算盤已經流行。故而袁著說郭守敬可能擺棍算，即仍用籌算，連算盤都沒有的結論，就太過武斷。袁著還說，「所以今天鄭和下西洋到底路線怎麼走的，不知道。」（頁253）馬歡曾隨同鄭和三下西洋，著有《瀛涯勝覽》，費信也四次隨鄭和遠航，著有《星槎勝覽》，兩書都記載了鄭和下西洋的所抵之地。如果他認爲二書還不具體，不妨查閱中西交通史大家向達整理的《鄭和航海圖》（收入中華書局《中外交通史籍叢刊》），就不會貿然得出「不知道」的結論。

其九，懶于查核。袁著有些常識性錯誤簡直難以置信。例如，北宋「太祖皇帝有遺訓，刻在碑上。……祖訓的第三條是不加田賦」（頁154）。此即有名的「宋太祖誓碑」，《中國歷史大辭典》權威釋文曰：「南宋初相傳宋太祖于建隆三年（962），曾秘密刻一碑，立于寢殿之夾室，稱爲誓碑。誓詞三行，內容大略爲：一，柴氏（周世宗）子孫有罪不得加刑；二，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三，要求子孫遵守。傳說誓詞文句雖略有出入，但主旨基本相同。」倘若祖訓第三條如其所說，就不是文句略有出入，而是大有不同。但誓碑有「不加田賦」的說法，從未見諸于兩宋史料（對此說所出王夫之《宋論》，張蔭麟早有駁正）。袁著還說，「成祖的帝位來得不正，他是搶建文帝，搶朱棣，所以他總是心中有愧。成祖繼位之後第一件事兒就是把朱棣的大謀士方孝孺給抓起來。」（頁251）這里錯得駭人聽聞。顯然，袁著認爲建文帝就是姓朱名棣的那個人，殊不知朱棣正是明成祖的尊姓大名。爲建文帝殉節而死的方孝孺，倘若在九泉之下知道自己硬派給朱棣做了大謀士，恐怕真要氣得再死一次。

其十，疏于考證。袁著對史實考訂頗爲不屑，往往開口就錯。他說，李善長是「太子朱標的老師，要上法場開刀。馬皇后就不幹啊，因爲那個馬皇后是中國歷史上的賢後嘛，她就不幹。不幹她就不吃飯，絕食。哭」（頁198）。當太子朱標老師的是宋濂，《明史》本傳說他「傅太子先後十餘年」，晚年因長孫「坐胡惟庸黨，帝欲置濂死。皇后、太子力救，乃安置茂州」。《明史·馬皇后傳》說：「後侍帝食，不禦酒肉。帝問故，對曰：妾爲宋先生作福事也」，幷未絕食，而是預設齋飯。《明史·李善長傳》沒說善長擔任過太子師，其株連被殺在洪武二十三年（1390）。而據《明史》本傳，馬皇后死于洪武十五年，倘據袁著，八年後她還爲李善長絕食求情，豈非白日見鬼。

講史或著史，史實偶有舛誤，即便司馬光也在所避免。問題出在袁著對史實考證的輕蔑態度：「考什麼你考？這個就屬于文字獄遺風，要我說就是被嚇傻了，幹點有用的學問，這個玩意兒實在沒什麼意思！」（頁224）他批評乾嘉考據在文字獄的高壓下流于繁瑣，固然不錯，劫因噎廢食，把史料考證從史學研究中徹底驅逐出去。他決絕表示：「現在的歷史，還有一個就是什麼考据學，反正我就忌諱這個。別人問我這個，煩的不得了，所謂考据學，……吃力不討好，和現在的八卦新聞效果沒什麼區別。」把史料考證與當下八卦新聞等量齊觀，充分表明他對歷史學缺乏起碼的常識。惟其如此，袁著也就根本無法讓人相信他的每個結論都是「有史實做依托的」。

二、「歷史說得比相聲還好」？

傳媒爲袁著設計的廣告詞很奪人眼球：「歷史說得比相聲還好。」拜讀下來，略加歸納，他把歷史說成相聲的手段主要有兩招。

第一招，輕薄的嘲諷與低級的謾駡。比如，說管仲「這個傢夥從小品德不太好」（頁22），劫舉不出過硬的事例。譏刺武則天是「唐高宗娘兼老婆」（頁125），純然一種輕佻的口吻。至于說完顔阿骨打是「天生打架王」（頁170），則抹殺了女真族反抗契丹貴族壓迫的正當性。駡李自成爲「造反專業戶」（頁210），更是無視農民逼上梁山的客觀史實。

這些還算客氣的，再進一步就是失去理性的謾駡。袁著大駡明朝，是「那些王八蛋皇帝，流氓建立的朝代」（頁101），「明朝因爲是賊王八建立的王朝」（頁202）。至于朱元璋，「你看那廝長得那模樣，哪有一點帝王福相啊。……這傢夥是賊王八出身嘛，是中國歷史上出身最寒酸的皇帝。這種王八蛋一當政，必然是采用暴政。」（頁196）他還說，「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那洪秀全就甭提了，那傢夥，把他比成什麼都不算是對那東西的侮辱。」（頁199）講述歷史，對前代與古人表達褒貶，勢所難免。但這種價值判斷，除了史料依據，還必須建立在理性分析之上，而不僅僅是情緒性的宣泄。

不僅如此，袁著先駡明武宗「整一個傻叉」（頁207），再駡嘉靖帝與萬曆帝「又兩個傻叉」（頁208），最後駡明熹宗以下「全都是傻叉」（頁209）。尋思半天，才恍然大悟，所謂「傻叉」，即是「傻Χ」，即國駡後省略的那個髒字，連這種不堪入耳的字在講課與教材中都一再使用，確實無愧史上最牛。但歷史學是合乎邏輯的思考，充滿理性的産物，即便你有歷史的激情，也絕對不能潑婦駡街。

第二招，誇誕的比擬與無聊的搞笑。在普及歷史的過程中，確有必要進行通俗化的嘗試與趣味化的探索。然而，袁著劫爲了追求趣味而喪失了品味，爲了強調通俗而自甘于惡俗。他爲了說明華夏民族是多民族融合而成，誇張地說，「孔子說的都可能是閩南話。」（頁54）爲了強調朱元璋出身寒酸，著者說：「劉邦在前朝好歹還是街道居委會治保主任，還是奧運志願者，領一幫老太太還能幹這個幹那個呢。」（頁196）而班超出使鄯善國，享受的是「五星級賓館，美女服務員」（頁56）。也許覺得這樣趣味化還不過癮，袁著就說皇帝「到三世這幫人，生于深宮之內，長于婦人之手，整天與閹竪爲伍，你想想除了‘下面沒有了’的笑話還能瞭解什麼東西」（頁40）。除了「下面」，他在通俗化、趣味化上看來也沒有其他的高招。

爲了追求噱頭與出新，袁著對歷史的比擬，往往不倫不類。他把宋代崇文抑武政策說成是「党指揮槍，要文鬥不要武鬥」（頁150），借喻的內容與比喻的物件之間缺少共通點。這種插科打諢式的比喻，袁著俯拾皆是。例如，他把宋朝在當時中華文化圈內的主導性影響說成是「以文化擴張」（頁167），在表述上既不嚴謹，也不科學。

這種喻指失當，除了讓瞭解歷史真相的人啼笑皆非，還常常讓對歷史真相幷不瞭解的人對他的借喻究竟確有其事，還只是一種譬喻而琢磨不定，真假難分。例如，袁著說清代圖里琛「走遍了每一戶蒙古牧民的帳篷，宣講黨的民族宗教政策」（頁238），你因爲知道那時還沒有「黨的民族宗教政策」，尚能判斷這只是比喻。但是，當他說秦律的「特點就是輕罪重刑。你隨地吐痰，吊起來打」（頁41），你若沒有研讀過秦律，就無法斷定「隨地吐痰，吊起來打」，究竟是秦律的條文規定，還是他的設譬比喻。惟其如此，這種不恰當地以今喻古，有些表述又會造成新錯。比如，袁著說秦朝以十月爲歲首，「所以9月末是除夕，春節是10月1日，應該過國慶，它過元旦」（頁61），說秦朝春節是十月一日不錯，但它與現在的國慶節劫是兩回事，因爲兩者有著中西曆的差异。

借古諷今是袁著講課時的最愛，且不說這種做法是否妥當，關鍵在于他運用這一方式一味哄堂大笑的效果。比如他類比李斯討論郡縣制時的辯辭：「你惡毒攻擊郡縣制度，你不跟中央保持一致，你不反革命嗎？」（頁43）至于他說，明初的胡惟庸案，「這是朱元璋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而「藉口大將軍藍玉謀反，這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頁198），其初衷也許旨在批判「文化大革命」，但這種不倫不類的借喻，只會把人們對十年浩劫的痛切反思化解爲一種淺薄的搞笑。

袁著曾說：「評書講的那個東西，距離歷史的真相其實很遠，……我小時候聽，現在不聽了，一聽就笑，太搞笑了。」（頁192）然而，讀完《玩意兒》，你得到的就是這種感覺，也難怪廣告說他「歷史說得比相聲還好」。不過，這一包裝似乎應該換個詞序，改成「相聲說得比歷史還好」才更名副其實。

三、歷史「又顛倒過來了」

作爲百家講壇的當紅主講，雖有報道說袁著《兩宋風雲》（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7月版）錯誤成堆，還涉嫌抄襲，我倒很贊同他在該書後記里引用戴維· 麥克卡羅的話：「歷史告訴我們來自何處，將去向何方。」歷史是什麼？後人通過歷史應該獲取哪些教益？這是每一個著史者或講史者必須認真思考與嚴肅對待的問題，也是歷史學的社會價值所在。那麼，作爲一本講史教材，袁著試圖傳達一種怎樣的史學觀念呢？

其一，混亂虛無的歷史觀。袁著的史識既相當混亂，又極端虛無。他先在自序里說，「我們自己寫的歷史書把明清時期寫得一塌糊塗」，發問「爲什麼我們自己這麼妄自菲薄？」其後在講課時劫說，「明朝是歷史上最黑暗的王朝。」（頁196）教人不知道該采納其序言里的說法，還是相信他講課時的論點。不過，你若同意他對明朝的結論，也會躊躇犯難，他上一節課剛說過「元朝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王朝」（頁186）。兩個都是「最」，自己打起了自己的耳光！

有意思的是，袁著還會對王朝傳世年數作出流俗迷信的說明：「北宋960年到1127年，歷經168年而亡，這個數還挺吉利。」（頁174）倘若如此，元朝從1271年到1368年，歷經98年，「98」者，「就發」也，比北宋還吉利呢！這樣講史，不啻是在兜售《推背圖》。

至于袁著對中國歷史的虛無主義態度，更令人吃驚。他說：「雖然中國也有蒙古族，但成吉思汗出生在外蒙古，埋葬在外蒙古，跟咱不是一回事。」（頁180）顯然要把成吉思汗與他的歷史從中國史中劃出去，且不論這種主張有違于當前的民族團結與國家統一，即便在歷史觀上也十分荒謬，明修《元史》還把成吉思汗列爲《太祖紀》，袁著的史觀竟比被他痛駡的明朝還要虛無與落後。

其二，聖主權臣的政治觀。袁著對明朝深惡痛絕，對清朝劫獨多好評。他評論成吉思汗時說：「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亡國滅種，沒有什麼可值得紀念的，更不能把它當做驕傲。」（頁180）倘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詰問他：清朝可是中國歷史上第二次亡國滅種，有什麼可誇耀的？不知他何以自解。對清朝有好評也不妨，但用語劫折射出其政治觀大成問題。他說：「其實明朝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王朝，皇上一個賽一個混蛋。清朝雖然也殺過一些人，也幹過剃發令這樣的蠢事，但劫是最聖明的王朝。順、康、雍、乾都是不世出的聖主。」（頁222）總之，王朝「最聖明」，聖主「不世出」，真的還想早活三百年，做聖主治下的臣民。

至于介于「聖主」與臣民之間最佳吏治，他也有獨到之見：「你看中國歷史上凡是作出成績的官沒有清官，包拯、海瑞這些人絕對做不出成績來。一般都是那種介乎清官與贓官之間的那種權臣。」（頁261）在他看來，對于老百姓，公正廉潔的清官反不及有點貪贓的權臣，堂而皇之地倡導專權，容忍贓賄。崇拜聖主，推崇權臣，這就是袁著鼓吹的政治觀。

其三，佛教救世的宗教觀。著者缺乏中國佛教史的基本常識，斷然認定：「中國的僧人只要化緣就全是騙子。」（頁196）也不知他是否查遍了《高僧傳》及其所有續作，完全找不到曾經化緣的大德高僧，才下如此絕對的結論。這里，不妨請他重讀其自序中的聲明：「不能先拿出一個結論，然後把對我有利的史實拿來，有選擇性地遺忘，這樣是很可怕的。」

儘管對佛教沒有研究，袁著劫爲中國建設和諧社會開出了救世藥方：「很好的例子是印度，它貧富分化比中國嚴重，但是人家沒見砸垃圾桶，也沒見偷井蓋的，沒見把公園護欄給掰走的，就因爲篤信宗教。雖然印度人不是信佛教，信的是印度教，但佛教的教義很多是從它那兒吸收來的。所以多宣傳點兒這個，對于和諧社會多有好處。」（頁88）當局提倡的「和諧社會」，只能乞靈于佛教教義，真不知今世何世！

其四，大學至上的教育觀。在教育觀上，袁著仍停留在「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水平上。他說：「今天也一樣，也是‘六經勤向窗前讀’。……你連大學都沒上，你就看超市缺不缺扛貨的。大學沒畢業工作都找不著。你讀大學的，黃金屋、顔如玉、車馬簇。不讀，鐵皮屋、柴禾妞、棒子麵、自行車。」（頁157）言語之間充滿了對超市扛貨工與柴禾妞的輕鄙，完全缺少那種工作不同而尊嚴平等的觀念，這種「大學至上」的教育觀與人才觀，實在令人不敢苟同。

其五，鮮廉寡锊的家國觀。在家國觀上，袁著毫無大是大非的原則立場。他先是斷言：「中國人輕家國而重鄉土，勇于私鬥，怯于公戰。打架勇敢著呢，你看我媳婦一眼我跟你沒完。外敵入侵就膽小，异形【邦】打過來了，我躲著。」（頁160）他講這段話時，不知欲置岳飛抗金、文天祥抗元、史可法抗清與現代中國八年抗戰于何地？他還聲稱：「爲什麼農民擁護清朝，聖天子，太聖明了，同一個民族讓我們沒法活，還是异族讓我們活的不錯，那我們幹什麼不擁護异族？所以中國人沒有這種觀念，誰讓我活下去，我就擁護誰。」（頁226）吹捧清朝不遺餘力，劫置嘉定三屠與揚州十日于不顧，匍匐山呼「聖天子，太聖明」，泯滅起碼的民族大義，公然鼓吹「誰讓我活下去，我就擁護誰」，鮮廉寡锊，一至于此！

其六，大漢族主義的民族觀。在民族問題上，袁著以大漢族主義的優越感，對歷史上的少數民族不憚使用輕侮的用語。他說：「犬戎是野人。太野蠻了這幫人。我們中原這個民族叫華夏，名字特別好聽，華是美麗的意思，夏就是大的意思，是個又大又美麗的民族。……蠻夷戎狄已經是不怎麼樣的詞兒，已經讓你說得夠慘的了，還不夠慘？犬戎！」（頁 19）在講到墨家尚賢時，他又拿犬戎開涮：「任用賢人，進行選舉，最好國君都選舉産生。這個不太現實，那是美國總統選舉方法，萬一選出的國君是個犬戎，肯定不讓上。」（頁33）在其內心深處，不僅鄙視犬戎，也傳達出他把合法選舉程式不當一回事。

惟其如此，袁著對中華民族內部，流露出強烈的大漢族主義，認爲「五十六個民族里面文明程度最高的當然是漢族，剩下和漢族有一拼的，其實就應該是藏族」（頁 123）。在世界民族中，則貶斥黑人，宣稱「黑人也一樣，他的民族這麼落後，就因爲他沒有國家概念，只有部落的概念」（頁146）。這種民族觀比起孫中山與林肯來，倒退不可以道里計，哪里還有民族平等的現代理念！

其七，荒唐狂悖的國際觀。在國際問題上，袁著更是荒謬狂妄而口無遮攔。在古代東亞，中華文化對周邊國家雖具主導性的影響，但在國家關係上，從今天說來則是對等的。而他劫說：「甚至至今，韓國和日本的祭孔日都比中國要隆重，中國的儒生也從來都把它們當做中國的兩個省，只不過不太聽話而已。」（頁27）而在釣魚島問題上，他竟爲對手提供論據：清朝「東南是到台灣澎湖釣魚島。我們得特殊提一下這個地方在那個時候是咱們的，咱們可能那會兒也沒認真拿它當回事，現在就不好說了，現在你說是你的，你上面也沒人，你也弄不了。不像韓國那個獨島，人家真來勁，咱也不能跟韓國人幹那事兒，面子不如肚子管用」（頁250）。袁著公然認爲釣魚島歸屬「現在就不好說了」，還以「面子不如肚子管用」爲理由，主張將中國領土拱手相讓。

另一方面，他在講到鄭和下西洋時，他又倒退到西方殖民主義的立場上，垂涎三尺道：「你看人家哥倫布、達伽馬，什麼都沒有，哥幾個疃錢，弄一艘小破船，帶回來一個拉丁美洲，充分體現了出海的價值，你鄭和跟人家沒法比。」（頁253）在古今對外關係與國際關係上，袁著根本沒有現代國家關係中平等、獨立、自主的基本理念，有的只是荒唐狂悖的胡言亂語。

袁著自序針對有的人說他顛覆了歷史，自信滿滿道：「你瞭解的那個我顛覆之前的歷史，是不是被顛覆過？如果是，那我只不過把顛覆的東西，又顛倒過來了。」在最基本的歷史觀念上，袁著確實把是非正誤「又顛倒過來了」。

據說，每當高三學生畢業，著者都在黑板上抄贈北宋張載的名言作爲勉勵。然而，倘若學生接受他的那些立場與史觀，還有可能實現他抄贈的話，去「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嗎？

結語：如此學史新潮流「將去向何方」？

袁著自序還徵引了錢穆《國史大綱》卷首語：「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已往歷史最高之頂點」。奇怪的是，他對原文作了重大删節，歪曲了原意。這段文字完整如下：

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亦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已往歷史最高之頂點（此乃一種淺薄狂妄的進化觀），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于古人（此乃一種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譴）。

錢穆所謂對本國歷史的敬意，具體地說，就是無論著史，還是講史，必然會體現史學家或說史者自身的價值判斷；在這種價值判斷中理應表現出對歷史的敬畏，對其中正面的東西給以肯定，表達敬意以啓迪今人，對其中負面的東西給以否定，引爲鑒戒以警示來者；然而是非褒貶的態度應該是嚴謹而理性的。

讀完袁著，我們才領悟到被他有意删去的錢穆那幾句話，猶如阿Q諱言頭上的癩疤，正是對他的一種預警，而他所自詡的顛覆歷史，就是「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而自我感覺良好地「站在已往歷史最高之頂點（此乃一種淺薄狂妄的進化觀），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于古人（此乃一種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譴）」。

袁著不止一次用到「玩意兒」一詞，無一不充滿貶義。他將其冠諸于書名，畫龍點睛地凸現了對歷史的輕佻與侮慢。對這樣「史上最牛歷史老師」，主流傳媒或是請他上百家講壇，或是爲他的《玩意兒》首印20萬册，還宣稱由此「開啓全民學史新潮流」。媒體贊同這種褻玩歷史的做法，實際上與其有意無意地遮蔽某些歷史的做法，乃一物之兩面，是當前歷史傳承中最成問題的社會現象。類似《什麼玩意兒》這樣的東西占據了當下史學傳播的主導地位，套用前引戴維·麥克卡羅的話，長此以往，中國人必會不知道「我們來自何處，將去向何方」！

作者：虞雲國

文匯報

Ladamandis

我不过觉得它是加入自己的个人感情太多，而且面对的对象太年轻，别的没什么了。。。谁不没事儿吹吹牛逼，这有什么的。

吸管

我不过觉得它是加入自己的个人感情太多，而且面对的对象太年轻，别的没什么了。。。谁不没事儿吹吹牛逼，这 ...
Ladamandis 发表于 2010-5-5 11:43

中学历史课是用来吹牛逼的吗？

享受阳光

胡说袁腾飞，韩寒，市民社会及其他
文章提交者：普雷斌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kdnet.net

五一长假的第三天，北京的天阴沉着，似乎随时会下雨。原本约朋友出去喝酒吃串，结果也耽误了。

上了一天的网，袁腾飞和罗永浩的视频，韩寒的博客，沉浸在那些诙谐幽默的话语里，没有倪萍大妈廉价的煽情，没有秋雨含泪的道貌岸然，挺好看着不累。网上骂袁腾飞和韩寒的挺多，这类人的一大共性就是喜欢“深沉”和“郑重”，喜欢看“宁死不屈”不喜欢看郭德纲，似乎他们认为肃穆的表情、庄重的步伐，厚重的帘幕就一定很神圣。有时候，还是没什么心计的 80和90后们说的对，这不就是装那什么玩意吗？在英语里，那叫pretend。

文艺复兴时代，中世纪教会的蒙昧和阴谋控制着社会，凝结了历史上无数阴谋的厚重帘幕无形的压在每个市民的身上，从佛罗伦萨到威尼斯，从汉诺威到巴塞罗那。最终撕破这层铁幕的，不是刀剑，而是裹挟着幽默夹带着辛辣的讽刺小说。这里要说的是，市民社会的觉醒。美国的一个历史学家曾经说过，世界上有两种国家，一种国家是现代国家，一种国家是前现代国家。现代国家是商人和知识分子主导的国家，而前现代国际是巫师和军阀们主导的国家。前者是市民社会，后者用袁腾飞的语气是“谁知道那是什么玩意”。

自发的市民社会文化，类似于明清小说《三言二拍》的那种东西，从小故事入手，西方的《十日谈》也是这种体例。用轻松谐谑的风格讲述着市民们的街头故事、风流逸事，它自有一种内生的秩序和精神，而这种内生的秩序和精神本身往往深刻到连作者都没意识到，只是事后回顾起来却一目了然；而前现代国家的文艺风格则是人为的要“来于生活，高于生活”（其实，这是放屁！假如有上帝的话，生活的多样性是上帝的杰作，高于生活就是高于上帝，这不是扯淡吗！），人为拔高的手段就是，所谓XXX主义文艺的三大特点：

1.宏大叙事。前苏联和纳粹德国的电影都基本上遵循了这个取材角度，往大了忽悠，一般老百姓自然无法分辨。甚至会对场面的震撼产生一种内在的臣服。

2.整齐划一。利用整齐划一的队列，等等表现形式来同化观众。

3.不切实际的崇高和激情。这点看看某国的某大妈煽情泪下的表演，就知道了。

看惯了这种妖魔文艺的人，一下子接受不了韩寒的辛辣，袁腾飞的粗糙，尽管那可能非常真实。说皇帝没穿衣服的，是个小孩子。小孩子不懂事，或者说，小孩子不懂封建帝国的社会常态。当白口直言的小孩子多起来，可能时代就会发生转变吧。

eaglemin

伟大的革命导师都jb有脑袋大的时候，一个小破中小学老师我们非要求他当完人，这作者昨晚吃jb吃多吧

李伯凌

芙蓉凤姐这风气开始往课堂蔓延了，不是啥好现象啊

哈里咯1

文汇报该问问世界是如何解读中国那段历史的，而不是拿教育部的来做比较

Ladamandis

中学历史课是用来吹牛逼的吗？
吸管 发表于 2010-5-5 11:50

我都说了是他面对的对象有问题，他的言论本身没什么大的不自在。你们指出问题的时候方向别针对言论，针对言论所面对的zielgruppe。。。。

斯比瑞特

我都说了是他面对的对象有问题，他的言论本身没什么大的不自在。你们指出问题的时候方向别针对言论，针 ...
Ladamandis 发表于 2010-5-5 12:31

zielgruppe有做错什么了吗？

viewghost

一个老师在自己课堂上讲什么是无所谓的事情，他讲得有意思，大家愿意学，是好事。不用什么都上纲上线，清华大学校长满嘴别字也没见文汇报来批，一个小老师自己课堂上的看看而谈被人编成了书，他们到来如此认真对待。
中学历史课很严肃吗？ 中学历史教材有多少东西本来就是胡说八道，就许编书的人扯淡，不许讲课的人闲扯，哪有这样的道理。
文汇报就是党在香港的喉舌。姓袁的这么个小角色犯不着人民日报来批，就让文汇报这个小兄弟来一把。说实话，要不是上级下达的任务，像作者这样的高级人才连袁的书都不会看，学者犯得着跟个说书的较劲吗？

我一同学在中国顶级大学学中文，那时聊天就说，他们的教授有时就会接到上级的任务，让他们写文章批判某些正走红又不太主旋律的学者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