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号更新： 洗脑是如何炼成的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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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寻找上面历史的材料时，我看到有回忆录描述刘邓大军到了大别山时，本以为那是红四方面军的老根据地，当地老百姓会很欢迎中共。没想到当地老百姓一听当年的红军回来了，马上四散而逃。回忆录的解释是群众受了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年幼时我也相信这个解释。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很自然的反应。当年上过大当，结果搞死那么多人，谁还想再来一次？

有网友认为中共的农村政策，譬如土改，是中共最后夺权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这都是受中共数十年精心编写的历史教育形成的错误感觉。从中国的历史上看，没有正确的土地政策，以暴动起家，获得胜利的大有人在，比如刘邦，比如朱元璋。干同样的事却死的难看的也大有人在，比如黄巢，比如李自成，还有N个农民英雄。那个什么太平天国在初期并没有什么土地制度，却一路势如破竹，后期搞了一劳什子《天朝田亩》制度，照样还是死翘翘。在历次的动荡中，除了因饥荒，外族入侵的情形，基本模式都是相通的：都是一小撮具有领袖气质的人在野心和贪欲的驱使下，以贪欲诱惑一小部分人跟随自己，然后再用死亡胁迫大多数跟随。成功不成功，就是天数了，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天时，地利，人和。贪欲和恐惧是所有野心家交替使用的核武器！

中共的土改，遵循的基本是同样原理。先是武力进驻，消灭敢于反抗的势力。然后以封官许愿的办法吸引农村中游手好闲的人，形成村干部及民兵阶层，然后再利用这些人控制整个农村。先是富裕一点的农民（中国已自耕农为主，大地主是少数，像毛泽东，刘少奇这样家境的农民主要靠勤劳节俭维持小康，也是农民中比较能干的）最后是整个农村成为压制掠夺的对象。当然，在1950年时对农村的最后压榨还没有到来，因为毛泽东还有更迫切的事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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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控制局面，让那些在三年内战中忽然膨大的各方诸侯们不敢自立门户。

这时，1950年6月爆发的朝鲜战争给毛泽东提供了极好的机会。

朝鲜战争，完全是苏联全球战略的一步棋，就像中国的内战一样。所以我会在后面的章节中专门讲到。这里还是着重谈毛泽东在1949年登基后的所作所为。

在我们所受的教育当中，都一直说朝鲜战争的美国支持下的南朝鲜挑动的，目的是通过占领整个朝鲜，然后占领中国。现在我们才知道，事实是反着的，是北朝鲜在1950年的6月以20万大军，几百辆坦克突然向装备简陋的南朝鲜军进攻。在北朝鲜的二十万大军中，就有中国方面还回去的，经过三年实战的三个师，将近10万人马。现在说，中国方面完全不知道北朝鲜的进攻方案，以我的估计，基本是胡扯。

当美军在仁川登陆，局势不利于北鲜以后，毛泽东决定出兵，而由谁担任主帅，成为了一个问题。在我幼年时，林彪惧怕美国，不愿出任志愿军司令是当时批判林彪的一个罪行。而现在看起来，选任实际上与毛泽东深有芥蒂的彭德怀出任志愿军司令，是毛泽东分化各大实力派的一步棋。

在三年内战中，中共方面战功最大的数两人，一是林彪，二是粟裕，同时两人手下的部队也最多，战力也最强。实际上，朝鲜战争初期的大战役也都是这两人手下的部队打得。这两位熟悉自己部队，指挥风格灵巧的将领不派，毛泽东偏偏派去的是以打蛮仗出名，并无成功指挥大规模战役经验的彭，统领的还不是自己带出来的部队，一如让彭去西北带贺龙的部队一样。可见毛泽东的着眼点首先不是打赢这场战争并减少人员损失，而是先想到借这场战争削减大军头的势力，使之不能成为尾大不掉之势。因为彭没有多少自己的铁杆人马，是毛泽东暂时可放心，又有一定指挥能力的最佳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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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0年时，毛泽东最为担心的实际上是如何控制手下超过500万军队，何况这里面还有很多是从国民党方面成建制投降过来的。朝鲜战争给了毛泽东一个良机，一是借机将原有的指挥架构打乱。全国先后有３００多万军队轮流参战，使原有的上下级关系打乱。（将近30年之后，邓大人也用了同样的一招）比如彭的副手邓华本一直是林彪的手下，经过朝鲜战争，在1959年却作为彭的同党被拿下。彭的参谋长解方和邓华的情形也是一样。经过朝鲜战争，林彪的百万大军实力已是大减，粟裕的情况也同样。粟的第九兵团的两个军穿着中国南方过冬的薄棉衣在零下30度的严寒下搞埋伏，结果全部被冻伤，冻死，官方数据是全兵团一半以上因冻伤减员。整个兵团不得不退出朝鲜回国整补。这冻伤，不死也要截肢，１５万人的一半就是７万人，这不是在打仗，简直是在屠杀。据说这些伤亡还不算在中方伤亡数目之内。

在朝鲜战争中消失的还有投降中共的原国民党部队，如由长春加入中共的原国民党６０军组成的志愿军５０军，以４个师参战，几乎打光才回国补充兵员。傅作义的手下也被成建制派往朝鲜作战，老兵们也被一扫而空。原来读朝鲜战争史的时候一直纳闷为什么在中国战俘里会有那么多坚决要求到台湾去，后来才搞明白，这些人压根就是原国军。

朝鲜战争随着斯大林的死亡而结束，挑起这场战斗的北朝鲜不但损失了上百万的人口，领土比原有的也减少了。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是死伤不到40万，死亡数字最初在11万，后来变成18万，但这些数字既不包括冻死冻伤的人，也不包括原来的国民党军人员，也不包括后勤炸死，病死人员，到底有多少中国人在这场战争中死去，伤残，一直是个谜团。我们只能从美国公布的美军将近6万人的死亡数字中看出中方的伤亡数字是不准确的，但这个真不是本文的中心，还是留给战史专家们去研究吧。

毛泽东在这场战争中不仅进一步加强了对军队的控制力，而且在国内还达成了两个重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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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借着抗美援朝的说法，在国内大抓特务，把当初投降，或通过谈判转而加入中共军队（如傅作义的部队等）的国民党军警人员，以及在国民政府里担任过职务的人（这些人大部回了老家）都当成特务抓了起来，全国一共抓了300多万，枪毙了70多万，其余的或判刑或管制劳动。这管制劳动也是向苏俄学来的，后来在50年末反右时制度化形成劳动教养制度，一直延续到今。这就是所谓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期间，在大部分中共新占领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也同时进行，有数据说全国土改从肉体上消灭了200万地主，在南方一些地区，两项运动基本是混着来的。比如我老家的一本姓大户，父亲官至江西省警察厅长，在任上去世，几个儿子有的从军前往台湾，其中一官至台军师级政战主任，相当于大陆的师政委，前几年清明扫墓时还偶遇。没有跑去台湾的二儿子留学日本，不过在乡里当过一阵保长之类的职务，以为和国民党没什么纠葛，中共不致为难。那想到，土改，镇反一来，这温文尔雅的留日学生立马变成了土匪恶霸，绑缚刑场，做了枪下鬼。父亲在世时数次说这家人的老二真没做什么恶事，乡里口碑也很好。父亲告诉我，在土改一段时间区长（相当于现在的乡长）就有权枪毙人。

上面在土改和镇反中的死亡数据都是官方的数据，也没有研究人员对此进行深入调查，一如反右，文革的死亡人数是个谜一样。大多数研究者的看法是在镇反和土改中死亡人官方数据数是被缩小了的，实际死亡人数要超过。即使按官方数字两者相加也有近300万人，这已是当时全国总人口数5亿人的0.6%，如果算上被关，被管制劳动的几百万人，全国人口的1%以上都被枪毙或被抓，被关（实际上这一数据肯定要大，还没算农村中被管制劳动数量）。当时中共军队500万人，大约也是全国人口的1%。1%的人利用暴力，消灭另外1%的人，恫吓另外98%的人听从自己的命令，这就是列宁H色恐怖理论在中国的运用。

通过镇反，土改，中共消灭了农村中有头脑，有文化能干的的农民，也把城乡中与国民政府有关联的知识分子（在国民政府中任职的人员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一扫而空。尤其是那种天天抓人，杀人的恐怖气氛使得人们战战兢兢，不再敢有丝毫反抗，为接下去的洗脑奠定了良好基础。在苏俄我们早就看到过类似场面，并不是毛泽东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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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查找有关资料时，看到一篇由杨奎松署名，题为《新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的文章（链接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1004/12/38416_58327754.shtml），在这篇文章中，有一段当时中共文件的引文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段引文是毛泽东原话的传达：“你们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镇压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千载难逢，你们要好好运用这个资本，不尽是为了杀几个反革命，而更主要的是为了发动群众。”②同一篇文章中，还有这样一段话：“毛泽东这时对公安部长罗瑞卿有过清楚的解释。他说，在此之前为什么不能大量地镇压反革命?是因为时机不成熟，我们的财经问题还没有解决，同资产阶级的关系还比较紧张。如果我们在那个时候提出大量镇压反革命，是不合适的。现在情况不同了，财经问题基本解决了，抗美援朝战争也打起来了”接下去还有“刘ＳＨＡＯ奇随后的解释更为形象。他说: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为什么能够大张旗鼓地搞起来，关键在于有了抗美援朝战争。“抗美援朝很有好处，使我们的很多事情都好办(如搞土改，订爱国公约，搞生产竞赛、镇反等)。因为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厉害，土改的锣鼓、镇反的锣鼓就不大听见了，就好搞了。如果没有抗美援朝的锣鼓响得那么厉害，那么土改(和镇反)的锣鼓就不得了了。这里打死一个地主，那里也打了一个，到处闹”，“很多事情不好办”。③”（这篇文章原载《史学月刊》２００６年第１期）

从这里面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那些当初被释放回家的国民政府的中低级官员们和农村的乡绅们早已位列中共屠杀名单之中，只是因为时机不对，怕引起国际，国内的反弹，才不得不推迟杀戮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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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在刚工作的头两年，参加了一项研究资料收集。在查看当时法律规定时，惊愕的发现，1949年底的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即政协）可不是一个现在的养老院，而是人大和政府的法令都是要通过它才能生效的。之所以毛泽东和他的嗜血同伙要给那些本来应该推上红色断头台的遗老遗少们这么大的面子，一是从1946年起，中共就口口声声要打倒蒋介石政府的独裁，建立一个民主政府，用以蒙骗美国等西方国家，减少西方国家对中共掌权的阻力。当时美国政府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也因此并没有随国务院政府迁往广州，台北，而是留在了南京，仍然心存和中共政权交流，并影响中共政权的幻想。中共说了这么多，开始总得比划比划。其次当然是要显示其政权的正当性，需要一些知名人士妆点门面。要让人家来，形式上当然得有点东西，所以这政协至高无上的形式就出笼了。大家从现在政协的地位已经知道，政协到底在中共眼里本来是个什么地位。当然，下面这段话，是中共推迟杀戮时间的根本原因：

“而因为战争破坏和经济改组所造成的失业的知识分子和失业的工人也不满意我们，还有一批小手工业者，包括一部分农民也不满意我们。因此，我们目前的首要任务，在城里是“要合理地调整工商业，使工厂开工，解决失业问题，并且拿出二十亿斤粮食解决失业工人的吃饭问题，使失业工人拥护我们。”同时“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改善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通过举办各种大学和使用知识分子，使他们不反对我们。”（资料来自同上文章）。

到了1950年底，中共政权已得到稳固，苏式政权内部嵌入的杀戮基因就被激活，朝鲜战争就是那个激活因子。（大家可到百度搜寻镇压反革命运动http://baike.baidu.com/view/135949.htm，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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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利用朝鲜战争达到的第二个目的就是对城市工商阶层的掠夺，这是所谓国营企业最初来源。用以达到这个目的的运动被简称为“三反”“五反”,三反指的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主要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学校进行，五反是指在私营工商业者中进行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时间段在1951年底到1952年底，在百度百科的总结中是这样写的：“1952年6月30日，全国范围"三反""五反"运动已经胜利结束。据统计，全国有共850万到900万人参加"三反""五反"运动，其中总人数的4.5%经最后核实定案并给各种处分;全国"五反"运动以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沈阳、武汉等9大城市为例，处理结果:守法户占总户数的10%一15%，基本守法户占50%一60%，半守法户半违法户占25%一30%，严重违法户占4%，完全违法户占1%。这两个运动最后核实退款10亿元。”（链接http://baike.baidu.com/view/25558.htm）

百度百科没有说的是，通过三反五反运动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就不再有私有的工商企业了，全部的私营企业都变成了公私合营，这也是中共政权的基本目标。在这个过程中，如果私营企业主老老实实交出你的企业，那就还好，会留些股份给你，还会成为宣传的典型，比如上海的荣氏家族，当然这些东西到了文革还会被彻底剥夺。如果你不想交出你的企业，没关系，中共有的是办法，首先通过控制原材料，银行的办法，使得企业主的生产成本居高不下，然后还不准企业主关闭企业，尽管亏本，企业主还必须照常运转，用积蓄补贴员工工资，不然就把你抓起来。直到把你的家底全部掏空，不得不把企业交给交给中共政府，这时的企业主还得自己敲锣打鼓，说欢迎公私合营，自己送企业给政府。和当年征兵的手法如出一撤。这期间，很多性格刚毅的企业家不堪凌辱，纷纷自杀。在网上我找到了三篇文章，给出链接，大家读一下，就知道这三反五反的真实面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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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第一篇是讲述上海著名品牌冠生园创始人冼冠生是如何在所谓的工人逼迫下，最后以跳楼自杀为了结。文中是这样描写的：“冼氏自杀的原因，是被非法关押逼发欠薪所致。“五反”运动造成了全国的经济大滑坡，上海的食品及饮食生意大受影响，也激化了劳资矛盾。冠生园除维持日常运转，每月需发工资2.4亿元（旧币），资金周转艰难，自1952年2月下半月起积欠员工工资，公司负债达13亿元。居家养病七八年的冼冠生被工人揪到公司，逼迫发放工资。他被关45小时后心力交瘁，于4月21日跳楼自杀。当时很多企业主选择了这种惨烈方式自我了断，被称为“空降部队”，据说只是为了证明“死要见尸”，没有潜往台湾“投敌”，以免连累家人。”（链接http://bbs.hsw.cn/thread93449711.html）

据说当时上海高楼两侧无人敢走，怕突然被上面跳下来的人压死。

下面这篇署名高天民，标题为《“三反”“五反”纪实》（链接http://xzj.2000y.com/mb/2/ReadNews.asp?NewsID=189338）很详细的记叙了上海一个汽车零件销售商的这个运动中的遭遇。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上海一个普通商人是如何被一个政权处心积虑，强取豪夺，最后被消灭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屠杀的恐吓效果，和农村土改如出一撤的分化瓦解技术，还有现在仍在使用的双规办法。读后你们会感觉到60年的时间似乎是凝固住了的。

第三篇文章是讲述当时国内最大的私营轮船公司，位于重庆的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在这次运动中自杀身亡的故事。（链接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id=3067517&boardid=1&pa革=1&1=1#3067517）。这卢作孚是一个为抗战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工商巨子，1949年以后也从香港归来努力和中共合作，不想还是不得不以一死作为了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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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四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在“三反五反”中，有32万3千1百余人被逮捕，280余人自杀或失踪。中国的现代工商业本来并不特别发达，数十万工商业人士被捕，可以说基本摧毁了中国的工商业骨干。中共政权彻底得控制了工商业。

很有意思的是，如果你把官方发布的数据中，严重违法和完全违法的工商户加起来，正好是５％，这个神奇而又血腥的５％我们在后面的运动中还会看到。

其实在完成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这三项广为人知的运动中，中共还悄悄的做了一项并不广为人知，但对中国文化影响极其深远的事情，即院校调整。

在这场发生在1952年6月到9月间的院系调整中，中共按照苏俄的模式，全面调整了中国大陆的学校结构，全面向苏俄学习，主要是裁撤文科院系，增强工科院系，使党委成为学校的核心。在调整中，社会学，政治学被裁撤，哲学等也成了可有可无的学科，很多久负盛名的大学，如上海的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震旦大学，沪江大学，北京的教会大学燕京大学也被裁撤。即使在残存的文科教育中，也必须全面教授苏俄的教材，如果有人提出异议，就会遭到围攻批判。百度百科是这样描述的：“为此，他们在各大高校相继开展的“人人过关”、“个个洗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都受到批判。清华大学教授潘光旦反对苏联式的灌输教育，认为这样会培养出一大批毫无判断力的青年，在学校学会了道听途说、鹦鹉学舌的本领，出了学校以后，就只能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据当时的清华学子回忆，“对潘光旦先生的全校大检查，好像有三四次，每次检查都达四个小时”，这位学生回忆了其中一次的场景：“在暗夜里，学生们席地坐在成府的马路上，人声如潮，灯光晃动，显得异常恐怖。”后来，潘光旦被调到中央民族大学，写文章检讨《我为何仇美仇不起来》，继续进行思想改造。”（链接http://baike.baidu.com/view/497707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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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院系调整中，所有的私立学校都被撤销，所有的大中小学都掌握在政府手里。续工商业之后，教育文化领域也全面被中共掌握，直至今日，这种以官为本位，党委领导教授的局面仍然是中国大中专院校的基本格局。如果哪个知识分子不同意中共的政策，思想，立马就会丢掉饭碗，从人生的基本需求控制思想，本来就是苏俄式洗脑的核心。

当然，如果哪个教授要学陶渊明弃学回乡，采菊东篱下理论上还是可行的，在1952年时中国农村的土地还是私有的，粮食还可以自由买卖。但封闭这条生存缝隙的计划早就制定好了。

苏俄式政权的基本套路都是一旦夺得政权，先是用屠杀清除反对者，使大众极度恐惧，然后通过文宣系统，学校进行洗脑。为了维持洗脑的效果，又要把所有的生活资源控制在组织的手中，为此将社会，经济搞得凋零不堪也在所不惜。事实上，经济凋零对苏俄式政权来说本质上是欢迎的。因为经济凋零，绝大多数的人都挣扎在生死线上，这时的组织，只要给予听话的人少许食物，这些人就会感激涕零，更加顺从，同时也会让社会上所有人深切感受被组织抛弃的恐惧，因为一旦被组织抛弃，你没有任何渠道获得食物，衣物，住房，死亡马上就会降临，这也是列宁从巴甫洛夫动物反射理论中学到的精髓（在我的《尊严离所有的中国人还很远》系列博文中，在谈官员一节时，有详细论述，大家可参考阅读，这里就不展开了）。所以不断的屠杀清洗，控制所有生活物资，社会经济凋零是所有苏俄式政权的特点，也是为什么从这个体制内走出来的人都带有同样处事模式，面部表情，不管他们是东欧人，古巴人，还是中国人，北朝鲜人（我在90年代在瑞士留学时碰到很多东欧人北朝鲜人，2008年到古巴旅游时看到的古巴现状，让我惊讶的看到ZC体制对人产生的影响是如此模式化，不管人的文化背景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