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号更新： 洗脑是如何炼成的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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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原教旨本是强调共产实现的前提是物质极大丰富，马克思本人也是一个个人享受至上的人物，但到了列宁领导下的苏俄，共产主义却成了提倡蔑视物资生活的清教徒形式，这很可能是因为在俄国占统治地位的东正教苦行僧式修炼方式影响俄国近千年，是俄国大众心目中通向天堂的必由之路，革命的领袖们当然要利用这种形式来获得大众的认可。当然，对于领袖们来说，苦行僧的生活方式只是给人看的，在众人看不到的地方，领袖们的生活可以是很放荡形骸的，现在公开的资料我们可以看到列宁，斯大林在生活上的奢侈，我们也可以读到全中国为毛泽东修建了61所行宫，而且大部分是在有数千万人饿死的60年代初建造的。这种割裂的理想和现实的生活态度其实也是暗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宋代以降，“存天理，灭人欲”之儒家学说就是中国占统治地位的理论，也是皇帝们要求臣民们做到，自己也要装模作样弄弄的理论，实际上皇帝们，大臣们的骄奢淫逸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详见我的系列博文《神医，神棍层出不穷的文化背景》以及《尊严》系列博文）。苏俄和中国不同的文化传统却使得共产主义在这两个国家有了一个共同的变化，就是一个可以尽情享受极大物质满足的目标，却要用极端节俭苦行的手段去达到。当然这个影响也通过共产国际扩散到全世界的共产运动。实际上的效果如何我们现在都知道了，因为领袖们都是人，而且一定都是欲望超乎平常人很多很多的人，这些欲望强人做的事会让相信他们理论的普通百姓瞠目结舌。所以，宣传，屏蔽，洗脑的重要性再次体现出来，不然，领袖们的欲望之火公之于众如何了得，那会烧塌了华丽的金顶得。

以上所述，不过是要大家明白，为什么苏俄要不惜牺牲上千万人命也要实现农业集体化，为什么中共要在1953年，朝鲜战争刚刚结束，就忙不迭的宣布粮食统购统销。所谓统购统销就是任何个人都不能私人买卖粮食，必须由国家粮食部门统一采购，统一销售。就是说，农民生产出粮食后，不能卖给粮食商人，必须卖给政府授权的粮食机构，这个政府授权的粮食机构也是唯一能出售粮食的机构。换句话说，就是谁要惹政府不高兴，政府就能不卖粮食给你，让你饿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各地政府抓了很多粮贩子（粮食商人的贬义说法），甚至枪毙了其中一些，很快全国的粮食交易市场就烟消云散，粮食买卖这个和妓女一样古老的行业在中国重新出现时，时间已是30年后，80年代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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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粮食统购统销只是卡住了城市居民的脖子，对于自己有田，生产粮食的农民来说，政府还是没什么办法。交往农业税以后，农民的粮食可以卖给政府粮食部门，也可以留在家中。而且私下的小规模粮食买卖也很难杜绝。

放心，中共的老师苏俄早就把后续手段给他们的学生准备好了，农业的集体化马上就在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出台后的一年，也就是1954年出笼。

打破中国两千年自耕农为主传统的农业集体化在短短的不到两年就完成了，在中共的宣传当中，照例农民不仅拥护这项政策，而且和当年参加红军，八路，解放军那样兴高采烈，那样急不可耐，就像当今《新闻联播》里说群众兴高采烈欢迎汽油，柴油涨价一样。但实际上却是伴着血腥，强迫，欺骗，镇压进行的。在杨续绳的《墓碑》一书中，记述了浙江仙游县上万农户要求退社，但被血腥镇压的故事，而他资料的来源是当地政府上报的文件。整个农业集体化完全是在武力的支持下，以村干部和基干民兵为打手强行完成的。如今大家还可以看到类似的行动就是计划生育，从中大家可以体会当年的农村集体化是怎样实施的。当然中共挑选这个时机是因为朝鲜战争已结束，政权稳定，不怕内部的大规模反抗了。当年为夺政权抛下的诱饵现在开始收钩。那些因为可以从比自己富裕的人那里分得财物，土地，而对虐杀，抢劫行为熟视无睹，甚至积极或被动参与的农民现在感觉到了脖子上的绞索在收紧，但他们已无力反抗了。他们还不知道的是，这样的虐杀才是刚刚开始。（参阅我的《尊严》系列博文中对农民阶层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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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1956年全国农业集体化的完成，中共完成了对所有阶层成员生物学意义上的生死掌控。按照苏式政权的原理，在用政治，经济的手段恐吓的同时，文化的洗脑必然同时进行。在１９５１年，毛泽东就亲自发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而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密友，《文艺报》主编，Z宣部文艺处处长丁玲撰写了大批判文章《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直接把在1951年大受欢迎的小说及电影《我们夫妻之间》的作者萧也牧归于党和人民的对立面，（萧也牧后来被打为右派，文革中被打死）而这些电影，小说中不过是表现出了一点人类正常的温情而已。

实在吊诡的是这个延安时期就与毛泽东关系密切的美女作家却在1955年被打为反党集团的首领，而以丁玲为首的反党集团不过是发臻于1954年３月，结束于1956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中的一个较小事件。这胡风当年是和鲁迅关系密切的左派作家，是中共坚定的拥护者，只是和当时毛泽东在文艺界中的主管周杨在创作方法中有些意见不合。胡风向毛泽东递交了一份长达３０万字的意见书，被毛泽东发现是一个整肃来自国统区，没有经历过延安整风恐怖的文人的好机会，于是，一个本不过是文人之间常见的争论被上升到了反党集团，胡风被判刑入狱，并就此引发了持续将近两年的全国性肃反运动，到底在这个肃反运动中抓了多少人，杀了多少人,”据已经解密的早期政治运动档案，肃反运动到一九五六年底结束，运动中一共逮捕了二十一万四千四百七十人，判死刑二万一千七百十五人，非正常死亡五万三千二百三十人（所谓“非正常死亡”，是指被迫自杀，在斗争会上或刑讯逼供中被打死，或在监狱、劳改中折磨致死等）。原华中工学院教师许宗岳写过一篇“万言书”，申诉他在肃反阶段的遭遇：“……方法则更为粗暴，根本蔑视宪法，给祖国光荣的基本法则涂上了重大的污点。诱供、逼供、打人、骂人、不准人睡眠等变相肉刑样样俱全。没有经过公安部门或法院的拘留及抄家，也样样做到。……在被监禁的几百人中间，我受的待遇是最好的，可以称为高等罪犯，由此可以推论其他.”(链接http://www.fqxsw.com/fqxsw/9638/1536425.htm)而另一名学生因为审查而精神错乱，在精神逐渐恢复正常以后，重返校园，到处鸣冤叫屈，并写了一张《雷打火烧，我要活！》的大字报，描述他受到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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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呼共产党万岁，就用木屐打我的嘴巴，用木板打我的脸。双手带上了日本式的锁铐，血不断的淌。还把我丢在院本部楼下黑暗的房间里的乒乓球台上，混身发痛，彻夜不眠。我的颈、臂被粗绳紧捆着，透不过气，昏厥过去了。他们还恐吓我，说要枪毙我。在这无法忍受的虐杀下，我的生命已处于死亡的边缘。”这是一场急风暴雨的斗争，对于所有初出茅庐的青年来说，都是惊心动魄的洗礼。有人成熟起来，有人堕落下去。一位学生沮丧地说：“这种斗争是以群众的自觉斗争为名义，其实我们这些群众，只不过是一些摇旗呐喊的随从和附庸。斗谁，怎么斗法，这些都是上级布置好了。上级指示‘可以打一下’，我们这些血气方刚的单纯的群众们，也就随之挥拳舞脚的打了起来。”大家都处于极度紧张和兴奋状态，晚上开会经常至凌晨两三点，睡眠时间只有三四个小时。直至斗人与挨人斗的双方，都感到疲劳过度，神志昏乱。华南工学院一位学生估计，“肃反在同学中斗了10%，教工中斗了20%，斗出的反革命分子只有1%。”（链接http://ysm2001.bokee.com/4662252.html）

从这些当事者的回忆录我们可以看出延安整风时的招数在新时期全面展开，也成为文ＧＥ的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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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肃反运动中，我们又看到了神奇而又血腥的数字，５％。毛泽东划定了好人和坏人比例，他说，革命队伍中的好人占“百分之九十几”，反革命分子一般“在百分之五左右”。因此，在肃反运动中，就以“大约有百分之五左右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规模进行“肃反”。各单位如果达不到这一指标，就会被认为是“右倾”。当然，由于苏Ｇ２０大揭露了斯大林的罪行，中共的肃反不得不中断，使得被抓及死亡人数没有达到毛泽东预计的数字。

而胡风本人1955年5月18日逮捕，1965年11月26日，在关押了十年半后，北京高院判其有期徒刑14年。1969年5月，14年刑期满，得到的指示则是“关死为止！”1973年1月，夫人梅志五年后再见到胡风，是位于大竹县的四川省第三监狱。胡风完全变了个人，成了一个佝偻着背、缩着脖子、破衣烂衫、满怀恐惧、头也不敢抬的老犯人，胡风患了心因性精神病。既不好好吃饭也不好好睡觉，总是生活在恐怖与畏惧之中，说有空中启示他曾犯过的“罪行”，常常念念有词地对空说话。（链接http://www.unicornblog.cn/user1/118/20078.html）1980年代，胡风获得全面彻底的平反。胡风案件也被官方承认为一大“冤案”。

毛泽东之所以要在胡风的问题上小题大做，不过是杀鸡给猴看，恐吓那些还有些自己思想的人，让他们彻底放弃抵抗，完全按照中共的意图行事。整件事情不过是一个现代版的指鹿为马。在这个事件中最为积极的文坛大佬们，借着毛泽东的力量打倒了宿敌，出了一口恶气，但好景不长，丁玲在１５５年就被打成反革命集团的首领，接着在1957年的反右里又被打为右派，周扬比丁玲晚几年倒霉，在WEN革才被打倒，被关押１０年，“事后，周扬回忆说：当时，他对所谓“说理”的批判还可以承受，最难接受的是硬让你承认是叛徒。他说：“我没被捕过，怎么会是叛徒!不承认就动手打人。”当时周扬的一双耳朵都被打聋了。”（链接http://history.chinaiiss.com/html/20114/20/a3755b.html），积极揭发批判胡风的舒芜，老舍等人在文ＧＥ中不死即关，苦不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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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一种现象，就是在讨论政治的论坛和贴里会有很多神棍传教。其实不难理解，因为他们会觉得信仰缺失的人是他们的目标受众，容易被忽悠，其实从马邪教转到脑残宗教不过是一个火坑转入了另一个火坑，我相信大多数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是不会上当的。多数网友对各宗教历史教义主旨都有所研究，而不是像傻逼神棍想像中没有接触，所以神棍想忽悠自由派网友是白费功夫，对各宗教了解的越多，越发懂得宗教的荒诞和人性的脆弱，宗教有其存在的理由和原因，但是不代表存在的就是正确的，诸如xz，没有宗教做精神支撑，如何熬过艰难的生活？？这和我们汉族的生存环境是不一样的。基督教从来没有用神迹做过证明，也无法自证上帝能否创造自己举不起的石头，更不要提对纯洁的人心理投射下的莫须有的罪孽感。伊斯兰教简直就是原始人，佛教理论不错但是末法时期妖魔辈出，道的思想是我们中国人的智慧和世界观，这个是有意思的和其他教义截然不同。马邪教说无神其实是只许...

当时在毛泽东之下，行政上的事务工作由周恩来负责，我看过一个回忆录，说那时的周有28个秘书，乖乖，我只能说，匪夷所思！党务方面的工作主要由刘少奇负责，刘原来在北方局，中原局的班底基本成为了各地高中层干部。周刘两人手里积聚了很多权力，这让毛泽东很不快。毛泽东对西花厅（周的住所）车水马龙很有些不爽，“甚至说出了“什么都是西花厅（周恩来处），哪有颐年堂（毛泽东处）”的悻悻之语（链接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 ... 325_1452049_8.shtml）。为了分掉周刘两人的权力，避免两人尾大不掉，毛泽东在1952年秋，朝鲜战争正酣之时，下令将东北局的高岗，华东局的饶漱石，中南局的邓子恢，西南局的邓小平，西北局的习仲勋调入北京任职，分掉了刘周两人的权力，史称“五马进京”。这五马对刘周二人的分权到了何种地步我们可以从高岗职务安排略见一二。高以中央政府副主席的身份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而这个计委和周任总理的政务院却还是平级单位，统领除外交部和对外贸易部以外所有的部委。周忽然从统领各部的大管家，变成了只管外交部和对外贸易部的小角色。以周的智商，这样明显的失宠意味着什么，他不可能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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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不过一年多一点，这颗毛泽东手中炙手可热的明星却坠入了深渊，成为了高饶反党联盟的首犯，还将原来刘少奇的部下，同为“五马”之一的饶漱石牵连进去，个中原委实在蹊跷。而且在80年代初的平反浪潮中，所有毛泽东主持发动的政治运动几乎都被平反（反右虽然保持了几个右派，但完全是数鸭子的，肉烂嘴不烂，全国都知道是引蛇出洞的阳谋），所有文革以前被毛泽东打倒的党内干部都被平反，但高饶事件却没有得到平反，事件的两个主角仍然是作为反派角色在各种党史资料中出现。

正规党史是这样叙述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简称高饶反党集团）“企图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力的毫无原则的阴谋集团”，说高饶二人结党营私，伸手向党要官，结果被英明的毛泽东发现，果断拿下。

如果真是如党史所言这样，就有一个疑问，为什么这高饶，尤其是高岗要这样做。他本来就是毛泽东的红人，权力已经很大，他要的官是什么？

随着一些资料的公布，公众了解到，高饶两人是觊觎周，刘的位置，希望替代周刘。为此目的，高四处活动，先是拉饶入伙，许诺事成之后饶可得刘的位置。然后接着在全国各大区游说，结果被邓小平告发，被英明的毛泽东拿下。

但，接着问题又来了，在以毛泽东为中心的体制下，没有毛泽东的首肯，高饶两人能拿得下周刘？就是拿下周刘，他们又能如愿以偿坐上那个位置。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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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官方的说法，高饶两人是背着党中央，也就是背着毛泽东，私下活动的。按照这个逻辑推下去，就是高岗明知道毛泽东反对拿下周刘，但却仍然私下想凭一己之力，联合各方诸侯，拿下周刘，继而代之。明知道没有毛泽东的支持，自己不可能能拿下周刘，更没有可能替代周刘，但从腥风血雨中滚打出来的高岗却这么干了，这脑残得已不是一个级别，还有一个更脑残的饶漱石还会相信这样一个脑残人的诳语，积极的介入进去，实在是叹为观止，是脑残人最高级别的聚会！

且慢，这高饶两人，可都是中共内部的优秀人才，都是中共内部统领一方的诸侯，都曾是毛泽东和党中央倚重的精英，这样一来岂不是说毛泽东和他的那一伙人都是脑残级的人物？这样说与历史不符，因为按照这样推演下去，很多历史都要改写：蒋介石居然被一帮脑残人士打跑了，朝鲜战争中美国人还被脑残人士打败，这美国人岂不是成了脑残中的脑残的，到了，这世界居然被脑残中的脑残的美国人做了NO.1，岂不是说，这世界是被脑残人中最脑残的人统治得？

上面的结论肯定是不对的，与现在事实不符。那么反过来推论，就只能说，高饶两人不是脑残，这世界的一切才能说得通。高饶应该至少不是脑残人士，才能在这个集团站住脚，并爬上高位。作为一个有理智的人，不会去做一件不可能的事，就像一个正常人不会向火中伸手一样。那么，我们只能有一个结论，高岗在做这些事之前，是得到了毛泽东的许可的。饶也是得知毛泽东许可这件事才积极介入，希望借此更上层楼得。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解释得了为什么高岗会如此大胆公然四处游说，饶漱石为何会积极参与反对他的老上级刘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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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推论不过是利用逻辑理论把我的论据再夯实些，以减少对历史数据的依赖，也算是学哲学出身的一种偏好。事实上，已有各种回忆录证实，高岗是在毛泽东的唆使之下进行倒周刘大串联的。“毛泽东甚至还有撤换总理的想法。在1953年春，毛泽东和高岗议论中央领导人，提出“如果恩EN来不当总理，你来组阁怎么样？”。高岗故作推辞，推荐了体弱多病的林彪。”（链接）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 ... 25_1452049_10.shtml]。当毛泽东决定抛出高饶作为牺牲品，平息党内反对意见时，又对周说，高是自己行动，目的就是要取代周。这个资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高岗在得知毛泽东完全否认是自己的授意，并说高岗的行为是个人行为时，激愤之下一气自杀身亡。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这样回忆道：“高岗自杀前，毛泽东曾表示过，打算在高作出检讨后，安排他回延安当几年地委书记，给他以改过的机会。对于饶漱石，在这一年左右的时间中，党中央反复研究过处理方案，我都参与了。当时，中央只打算撤销饶的中央委员和中组部部长职务，保留党籍。不料，全国党代表会议开会期间，在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央作《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后的讨论过程中，风云骤变，高、饶问题“逐步升级”，最后来了个180度的大转折：会议一致同意中央政治局在七届四中全会后对高、饶问题所采取的措施，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但将决议中对饶漱石的组织处理，改为同高岗一样“永远开除党籍”。经毛泽东“拍板”，认定饶犯有反革命罪，指示公安部在1955年4月1日将他逮捕入狱。3天后，又把饶漱石列为饶（漱石）、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的首犯来查究。＂（链接http://baike.baidu.com/view/1151430.htm）。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说过毛泽东这人出尔反尔，不讲信用，高=岗之事肯定是其中一个原因。当然，从遵义会议开始毛泽东的发迹之路，拉一派打一派，最后把所有人踩在脚下肆意凌辱的路线图本来就很明显，也是中国历史上权术斗争中最常用，最普通的技术，只是中共内部的绝大部分高官们文化水准很低，对历史了解甚少，在欲望和恐惧的驱使下，不断为毛泽东所用，又不断成为毛泽东的板上肉。（如果有人对毛泽东出尔反尔的个人品格这个说法还不是很相信的话，可以在网上查查丁玲和毛泽东的故事。在延安时，毛泽东和丁玲过往甚密，大有相见很晚之意。当整风中有人对丁玲被国民党国民政府逮捕之事提出疑问时，毛泽东极力为丁玲辩护，说丁玲没叛变。到了1955年，毛泽东却改口说丁玲叛变了。弄得过气美人怅然若失，很不是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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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可以大致勾勒出高饶事件的真相:毛泽东在国内大局已定的情形下，为防止周刘取而代之，派出铁杆粉丝高岗四处游说倒周，刘，并许诺高在事成之后得到周的位置。高得旨后四处活动，饶在得知毛泽东支持这件事时，积极参与。但出乎毛泽东的意料，周，刘联手反扑，其力量之大出乎毛泽东的意料，不得不将高饶抛出做替罪羊，声称自己不知晓。高在得知被毛泽东出卖后愤而自杀，饶则被关押至死。毛泽东本来并不想对饶漱石进行多大的处理，不想在周主持的批判会上，调子越来越高，结果饶被作为反党分子逮捕关押，这完全不是毛泽东的意思。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找到为什么所有被毛泽东打倒的党内政治人物都在1980年代以后平反了，而高饶二人却仍然高居黑名单的原因。这是因为高饶两人压根就不是毛泽东打倒定罪的，而是周刘的势力打倒的，而周刘的势力在1978年以后就掌控着中国的政局，所以高饶两人平反当然无望了。

周刘二人如何逼迫毛泽东认输投降，抛出爱将做替罪羊的具体过程我还没看到过硬的材料，但在一篇陈赓儿女的回忆录中我读到过，当准备批判高岗的前一天，周吩咐枪法出众的陈赓第二天带上手枪出席批判会，并坐在高岗的身后，以防高岗出手反抗伤人。因为高岗在西北时曾经在一次说服当地军事领导人参加中共的会议上突然用砖块从脑后拍死了提出不同意见的首领，顺利解决了收编问题。鉴于高岗的勇猛，周不得不防做好准备。回忆录中说到，陈赓晚上回来后很高兴，说高没有反抗就被带走，并把枪交还给秘书保管。从这篇回忆录中我们可以读出，一，在这个中央的批判会议之前，高岗并不知道自己的厄运即将到来，第二，周一定在此之前和毛泽东进行了谈判并且谈妥了。第三，周在中共中央里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可以在中央的批判会议上安排高级官员在警卫人员之外带枪戒备。也许，这就是毛泽东不得不对周，刘做出让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