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号更新： 洗脑是如何炼成的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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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产量这么高，上缴的粮食当然就要按比例提升。到1958年底，农民完成各种名目的粮食上缴任务以后，手中就没有多少余粮了，加上成立食堂以后的胡吃，浪费，到1958年底到1959年初就有饿死人的现象出现。在地处中原的河南“到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底，密县已发生饿死人的问题。来年春天，豫东黄泛区浮肿病和死人事态更加蔓延¨¨¨。”（链接http://news.qq.com/a/20050413/001046.htm），而地处西北的甘肃通渭县情况更是严重“其实，早在1957年粮食征购入库中，有些地方粮食就很紧张。农业社分配时只分现金，不分粮食。1958年春季，碧玉、第三铺、义岗等地就出现饿死人现象。到1959年情况就更严重了。当年冬季，全县162个大队中，就有102个大队三个月没给社员分过口粮。有些地方社员40天没有吃过粮食，以草根、衣草、树皮充饥，还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中共甘肃省委文件》甘发[65]347号：《甘肃省委关于报送“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报告》）”

因此，在1958年还在兴致勃勃和属下讨论粮食多了该吃三顿饭还是五顿饭的毛泽东在1959年3月不得不亲自向全中国五级干部（从省到生产队）写公开信，信中吩咐：忙时吃干（饭），闲时吃稀（饭）（此文可在毛泽东的第五卷文集中查到）。这说明毛泽东此时完全知道全国粮食供应紧张，农民手里是没有什么余粮的。当时他的兼职秘书，水利部副部长李锐也在1959年3月的上海会议上问毛泽东为什么出生农家，如何会相信亩产万斤的谎言。毛泽东辩解说是听信了钱学森的说词，所以信了。关于钱学森的故事我在我另一博文《让大师们见鬼去吧》已有描述，及评论（链接http://blog.tianya.cn/blog革r/post_read.asp?BlogID=2506659&PostID=25695294），这里就不再说了，焦点还是聚集在毛泽东身上好了，免得跑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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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在网上还经常能看到关于毛泽东是否知道底下事情，是否被欺骗的讨论。就我个人而言，这类讨论完全是不必要的。中共政权完全学习苏俄政权的控制手段，从上到下，“十人团”之类的安全眼线密布，任何情报都会很快上报，明目张胆，漏洞百出如“放卫星”之类的造假没有上级的放任，甚至是怂恿，是不可能成为一种政治时尚的。毛泽东把责任推到钱学森头上不过是他一贯不承认错误，强词夺理，不承担责任性格的应急反应。建议大家想办法找到杨继绳先生写的《墓碑》看看，里面有目前为止我读到的最为详实，可靠的关于这一阶段的史料。而在这篇文章里，我的重点是分析这些史料中的一些关联，告诉大家这些现象出现的原因是什么，这些是杨先生的著作中所欠缺的。

毛泽东在1958年要达成三个目的，第一，在国内经济工作中取得成功，向刘，周展示自己的能力，夺回在国家建设当中的话语权。第二，向共产世界的小兄弟展示实力，第三，为军工企业，尤其是原子弹筹集资金。毛泽东为此三个目的采取的措施是公社化和大炼钢铁。我们从上面已看到，一味蛮干的大炼钢铁耗费了大量不必要耗费的财富。即使是炼出的有用钢材也主要用在满足军事需求及援外，转化为社会有用财富的也极少。我亲眼所见的70年代中国农村赤贫一片，几乎看不到任何现代化的设施，而60年代的农村比70年代还惨。现在的北朝鲜先军政策也弄得朝鲜民众民不聊生，新元帅上台带给他子民们的居然是让人民喝上肉汤这样一个伟大的让人掉眼泪的承诺，其原因也是和60,70年代的中国一样，大多的资源和财富用在军队和原子弹研发上面去了。现在的北朝鲜还能通过毒品和军火交易赚取一些硬通货，50年代末的中国统治者只能用肉食，水果，粮食这样的东西去换硬通货。那么，到1964年爆炸成功的原子弹花了多少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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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国网络电视网上找到如下资料：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枚原子弹爆炸。根据最近解密的资料，为了这枚原子弹的爆炸，中国一共花费了28亿人民币。结合早前公布的模糊资料，中国在截止80年代初的整个核计划上(第一代核武器的发展研制与工业体系建设)，投资相当于一个宝钢规模的钢铁厂――据此估计是300亿人民币

中国的核计划在1958年全面展开，到了1962年，经过是否下马的讨论以后，转入决战阶段。中国的原子能工业建设目标是小而全，根据资料，从铀勘探到制造出第一颗原子弹，按1957年的价格计算，约107亿元人民币，按1981年的价格计算，约128.6亿元人民币。

根据以上资料综合估算，中国爆炸第一枚原子弹直接耗资28亿；建设核工业体系与配套开支(如铀开采等)在数十亿人民币，最多达到80亿的规模；除此以外，包括核武装等其它开支，如核潜艇、导弹核武器开发等，总额是建设一个宝钢的代价。这是一个虽然沉重、却是可以承受的代价，而不是真的“当掉裤子”了。”(链接http://news.cntv.cn/20110223/102366.shtml)

写这篇文章的人说的很轻松，大概是以现在的货币数量来衡量。要知道，在1957年，整个中国的GDP总值不过1028亿元，平均每日人不过168元（链接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5/content_707555.htm）。300亿元意味着1.8亿人干一年就为了这颗大礼花，当然这些费用是从1958年至1964年的费用，但考虑同期间还有大量的军人，干部，外援都要供养，还有其它军工，民用设备投产，而1957年全国财政收入不过303亿，到1964年，基本在400亿300亿之间波动。（链接http://shiyunlong69.blog.163.com ... 132201212714946470/）

所以原子弹上所花费的代价根本不是当时中国能承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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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这些花销加上浪费，最终都要中国的农民来承担，如果按照正常的收税，征粮来筹措，肯定需要很长的时间，而时间恰恰是毛泽东没有的。“人民公社化”自然就孕育而生。而“公社化”本质上就是一种“共产化”，讲白了就是一种对财富直接的掠夺，这对靠“打土豪”出生的毛泽东这伙人来说是最靠谱的，也是他们唯一懂得办法。通过“人民公社化”把农民的私人财产直接充公，广大农民变得一贫如洗（其实当时也有建立城市公社的想法，因海外反响太大，怕引起不稳而作罢，杨的《墓碑》中有描述），可以补充财政亏空，原来私人所有的养殖，水果也变成了国家的，从此水果，肉类变成了紧俏货，奢侈品，因为绝大部分被出口换汇,少部分供应高层享用。通过大办食堂，禁止农民私人开伙做饭，不仅能够更好的控制民众，而且可以使扣克粮食之事易如反掌。这些扣克下的粮食或被出口换汇买设备，或供养军队，干部，或在国际上送人收买人心。至于农民的死活，视人命为草芥的毛泽东怎会关心？对他来说，重要的是他的权力稳固，一统世界的大业成功。

这种阴险，疯狂的想法毛泽东又如何能直说，因为在1957年农民负担已很重，春夏之交，青黄不接之时已有饿死人的现象，毛泽东不可能直接下令提高粮食征收指标，因为这就意味着要大量饿死人。这会成为刘周攻击他的口实。而当浮夸风一起，各级官员纷纷报告高产喜讯时，调高粮食征收指标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了，所以毛泽东非但不戳穿各级官员的造假，相反还提拔，表扬吹的最凶的官员，使得浮夸风愈演愈烈。在浮夸风最早起来，（1958年6月12日的《人民日报》即在头版头条报导了「遂平县嵖岈卫星公社韩楼大队2.9亩小麦试验田，亩产小麦3530斤」的「高产卫星」。随后引来数十万人参观。）也是最烈的河南，其省委第一书记就是在广州农运所里毛泽东的学生吴芝圃，也是执行毛泽东的政策最坚决的省委书记之一。《人民日报》首推，各地互动，领导赞许，最后的结果就是农民的口粮也被收走，大面积饿死人现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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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连口粮都被扣克，在1959年春夏之交就有很大数量的农民死亡（很多农民死在水利建设工地上。）各地颓势已显，毛泽东的焦躁是必然的。本想露一手，不想露了丑，毛泽东此时对任何对他权威的挑战都是很敏感的。当1959年8月彭德怀在庐山带头向毛泽东发起质问时，预示着风雨来临。庐山会议的诡异风云一直遮盖到1976年毛泽东的去世。

官史上一直把庐山会议作为一个偶发事件。说本来毛泽东是想改正错误的，彭的万言书激怒了毛泽东，结果错误没改，越发严重，直至引起大饥荒。

官方这样说，无非就是要把大饥荒归结于毛泽东个人的性格，极力把这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巨大悲剧与体制撇清关系。从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前后，以及在整个60年代，79年代的表现来看，毛泽东从来就没有准备承认错误，而且他在1958年的方针一直延续到他的死亡，没有丝毫改变。大饥荒造成的真正原因是毛泽东领导的体制穷兵黩武，用无数人的生命换取了原子弹，换取了军事工业和军队。这和苏俄，北朝鲜的大饥荒的原因如出一辙。

庐山会议吊诡之处就在于，毛泽东的几个秘书，田家英，李锐，还有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也是毛泽东的前秘书）都卷入了此次风波。彭在写“万言书”前和这几人经常长谈。以我的了解，毛泽东是相当提防自己的秘书和别的领导人交往的，以毛泽东对情报系统的掌控，又如何会不知道他的秘书和他从来不喜的彭混在了一起。最为吊诡之处就是在毛泽东身边混了十几年，深知毛泽东心胸狭窄的田家英居然也趟了这趟浑水。最后田在毛泽东的保护下过关，没有追究，但最终在文革前夕被撤职，感觉大祸临头的他知道毛的手段，也知道自己的下场会很惨，索性一根绳子吊死了自己，倒也免了许多羞辱。李锐和周小舟下场都很惨。李锐坐了十几年牢后熬到了文革结束，写了一本《庐山会议回忆录》，提供了很多有用的资料，但中间有很多地方语焉不详，有意无意隐藏了很多秘密。周小舟则在会议后被撤职，后死于文革。毛泽东的秘书及前秘书集团性的为反对毛泽东的对手提供炮弹，真是匪夷所思，而后其中的人还有能逃过此难不予追究，更是让人不可想象，这里面必然有猫腻，大家可以深究，一定能挖出很多猛料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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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史料上把彭树为民请命的硬汉。这就像极力把周恩来树立成爱民如子的好总理一回事，不过是告诉大家这个团伙里还是有好人的。现在我们知道在60年代初，贵州大量饿死人的时候，周提供给茅台酒厂上千吨粮食酿酒，60年初茅台酒产量不降反升。从众多的回忆录中我们知道这茅台是中共高官们的最爱，这血茅台给谁喝了咱们都心知肚明。（闲话一句，在皇帝时代，大荒之年，官家会明令禁止酿酒，以省出粮食救命）。从这彭一生履历看，从打土豪，肃反，内战，朝鲜战争一直到整肃刘伯承及粟裕对人命也从来没爱惜过，对待自己的同志也是大下狠手的主，对权力也有着强烈的兴趣。如果仅仅是因为对老百姓的怜悯而奋不顾身反对毛泽东，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彭不过是一个经常以大老粗示人的精明政客，不然他如何能打倒毛泽东钦点的粟裕而换上自己的心腹做总参谋长以图把握军队呢？在庐山批彭时，毛泽东也极力诉说彭的狡猾，甚至向全体会议代表发出威胁，说：我不相信解放军就听你彭德怀的。如果解放军真的都听你的，大不了我和林彪重上井冈山打游击去。一方面，毛泽东是赤裸裸的向党内高干们摊牌，又不然你们站在我这边，要不然站在彭一边；另一方面也说明彭在军中的势力已经大到让毛泽东已有所忌惮的地步。

综合上述，这彭德怀上书之事，绝不会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后面一定有自己的考量，没有一定的支持，彭是不会走这步棋的。彭的自信，一方面肯定来自对军队的掌控力，虽然他来了庐山，他的亲信，总参谋长黄克诚还留守北京，手握军队的实际指挥权；另一方面，肯定有其它党内大佬的支持，这些大佬们除却周和刘，我很难想象会有其它人。彭本身与刘在红三军团时共事，关系一直不坏，周本来就是彭的老领导，三者在1959年的利益相关，不合作的理由很少。彭的上书，可以看着是一次刘周彭趁着大跃进遇到挫折，试着向毛泽东提出的一次挑战。毛泽东的秘书们集体为彭提供攻击毛泽东的子弹这件蹊跷的事情是不是毛泽东故意安排的？如果是的话，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干？刘和周在这里面扮演了什么角色？通观1959年庐山会议已披露的材料，基本上和庐山一样，总是罩在云雾之中，藏着太多的机密，还需要后来人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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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化解这次挑战的办法是，首先将黄克诚调离北京，上山开会，使军队的实际指挥权从彭的手里拿开，然后急调林彪上山，与贺龙一起围攻彭和黄克诚，让彭，黄尝到了一年前刘伯承，粟裕吃过的苦头。（彭因为在1946年到1949年统领原贺的部队，产生了很多矛盾，也是毛泽东洒下的种子）。同时，与刘周摊牌。记得看过一篇回忆录，毛泽东连夜召集刘，周开会，刘吃了安眠药正准备休息，是被人扶着摇摇晃晃进参加会议的。（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刘，周，都要靠安眠药才能入睡，也是中共领导干部当中的一个特色。我曾写过一篇博文《领导们为什么睡不着觉》http://blog.tianya.cn/blog革r/post_read.asp?BlogID=2506659&PostID=35091797，对此现象做过一些分析，大家可以参考）。在这个会议后，刘，周积极参与了对彭的批判。他们二人甚至出面动员别的高级干部对彭进行揭发批判。刘在后来的会议中就揭发过当年和彭在红三军团长征中共事的一件往事，以示彭表面憨厚，实际精明算计。刘还出面做红三军团同事黄克诚的工作，示意黄批判彭，以换取前程，被黄拒绝。

毛泽东是如何向刘周摊牌，以使得刘周抛弃与彭的结盟转而拥护毛泽东我不得而知，相信随着史料的慢慢披露，真相一定会大白于天下。但刘周为了保护自己，放弃了和彭的联盟，转而拥护毛泽东，使得毛泽东能够打倒彭，撤销了彭的军委常务副主席的职位，代之以毛泽东的亲信林彪，总参谋长的职位也换上了毛泽东的心腹罗瑞卿，至此，刘，周，彭铁三角被打破，毛泽东在军队控制方面开始占据优势，刘，周的命运逐渐被毛泽东所掌控，直至被各个击破，死无葬身之地。

当然，此时的刘，周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软弱，自私，短视将会给自己带来的杀身之祸，仍然积极奔走在批判彭德怀的第一线，为早已准备好屠宰他们的刽子手呈上洗剥好了的羔羊，以洗白自己，显示忠心，虽然若干年后他们自己也变成了洗剥好了的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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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会议以毛泽东的全胜结束，彭及他的亲信们被撤职，接下去毛泽东在党内及军内掀起了抓“右倾分子”的浪潮，借机清洗了一批与彭亲近的干部。在经济上执行更疯狂的大跃进政策。但这种疯狂主要表现在农业方面。工业方面虽然号称完成了钢产量1300万吨，如何完成的却语焉不详，至少没有了全民炼钢的搞笑场景。农业方面仍然执行高征收，大办食堂，大修水利的政策，甚至变本加厉，比1958年更加严酷，很多地方基本上是秋收刚完，交完各种征收，农民手里就已经没有了粮食，就要向上面要救济粮。而各级官员怕以前吹的牛皮被戳穿，影响自己的前程，大都默不作声，并不向上级反映农民的要求，致使很多农民从1959年秋天就开始断粮，加上不准自己开伙，收集到的野菜，野味也要交到食堂，再加上大修水利等重体力活，在1959年冬至1960年春，大批农民被饿毙，据杨继绳先生在《墓碑》中的考证，这一年至少有超过两千万人饿死，占了大饥荒时期饿死人总数的一半以上。（杨经过详细计算，认定整个大饥荒时代中国死亡人数至少3千7百万以上，而且是很保守的计算）

造成这么骇人听闻的死亡数量的各种原因中（讲实话，饿死恐怕是世界上最残忍的一种死法了。本人曾经有一天没吃早餐和中餐，到晚上已是饥肠辘辘，晚饭时狼吞虎咽。想想连续一，两个月没有吃的会是什么境地，而且逃无可逃，到处一样，真让人不寒而栗），“反瞒产”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所谓“反瞒产”指的是上级认为实际产量高，生产队的干部和群众不愿意如实上报，隐藏了很多收成，上级就派工作队下去搜查，找出隐藏的粮食。这一招很像当年列宁派征粮队下乡抢粮的行为。杨在《墓碑》中透露，“反瞒产”的始作俑者是时任广东海南行署书记的赵紫阳。赵的报告经当时的中南局书记陶铸的推荐，得到毛泽东的赏识，在全国推广，从此农民留下的一点救命粮被抢走，很多干部，社员甚至被吊打而死。赵从此走上省级干部的岗位，而死去的冤魂则增加了成千上万。不是我要有意打破大家仅存的美好幻想，历史的真相是如此的残酷，正视它需要非凡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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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查找资料期间，我看到很多资料，这里节选一些下来，以便不太知道这段历史的年轻朋友阅读。在河南，“这年秋后，第二次“共产风”又刮起来，还夹带着疯狂的“反瞒产”。这一回可不比一九五八年，哪个基层干部完不志征购任务，就是“小彭德怀”，就得象土改的地主那样挨斗；哪个农民交不够征购粮，就会被捆起来吊打追逼¨¨¨。豫南一向富庶的信阳专区，在地委书记路宪文积极贯彻中央和省委反右倾精神所掀起的狂潮中，全区打人成风，手段千奇百怪，骇人听闻。许多县的县委扩大会议当即成为斗争大会，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带头斗争“右倾”的县委书记张福洪，亲自动手毒打，众人拳打脚踢，将张福洪头发连头皮一道撕下，活活整死。这个县的另一个县=委书=记刘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瞒产”运动，连续拷打四十多个农民，打死四人。整个光山县公社一级干部中亲自主持和动手打人者占93%。斛山公社的一个党委委员、团委书记，亲手拷打农民九十二人，打死四人。庐山会议以后，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至六0年七月为止，整个信阳地区为追逼粮食，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1774人，其中36人死在狱中；拘留10720人，其中死在拘留所667人。群众形容当时的恐怖气氛说：“干部好似阎王爷，大队好似阎王殿；只见活人去，不见活人还…….如此凶狠的反瞒产，把农民的口粮、种子粮、甚至喂牲口的饲料，尽数掠劫而去。到了一九六0年春天，信阳地区的公共食堂普遍断炊了，最严重的村子八十天没有一粒粮食，浮肿病大面积蔓延，农民开始大量外逃或饿死。”(链接http://news.qq.com/a/20050413/001046.htm)

在甘肃通渭县，“1959年8月开始“反右倾”斗争，有1169名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因反映农村真实情况而被说成是“右倾”，遭到批判斗争。10月18日，县委召开扩大会议，重点揭发批判县长田步霄等“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10月29日，田步霄自杀。田死后，县委以“彻头彻尾、顽固不化的右倾机会主义首要分子”为罪名，上报中共定西地委批准开除党籍，并组织机关干部批判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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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闭眼不看饿死人的事实，一方面向上级说假话。碧玉公社赵河生产队已死亡50多人，生产已经停顿，（县委第一书记）席道隆等却在向上级报告中写道：“社员情绪饱满、牲口体力壮，生产搞得较好。”在陇川公社召开了一次整社征粮的千人现场会，席道隆到现场讲话说：“要继续反右倾，鼓干劲，特别是在粮食问题上，无论阻力有多大，困难有多少，粮食征购任务一定要完成，对于那些顽固不缴的要想尽一切办法迫使其缴出来，必要的时候，我还是那句老话，要政治挂帅。政治就是革命，革命就不是请客吃饭，不能文质彬彬，要有革命的铁的手腕和铁的行动。”县里向公社下达命令：“完不成粮食任务，提头来见！”

会后，县里成立了“万人整社团”，到各生产小队和农民家里搜粮食，挨门挨户，翻箱倒柜，普遍搜查，斤两不留，有的地方挖地三尺。搜查中见什么拿什么，连妇女的针线包也拿走了。农民说，“万人整社团”实际是“万人搜粮团”“万人抢劫团”。

在搜粮食过程中，对群众采用各种残酷的刑罚。当时的口号是：“宁欠血债，不欠粮食。完成粮食任务就是血的斗争。”“决心要大，刀子要快，哪里挡住，哪里开刀。”“向小队长要粮食，向资本主义要粮，为全县争光，为公社争光。”为了搜粮食，把生产队干部集中起来算账，逼着他们交待粮食藏在哪里。他们提出“一个会议，十个战场”的口号，把逼粮食会当成对敌斗争的战场。有的公社开万人斗争大会，民兵带上机枪、步枪、马刀警戒助威。在这些斗争中，对被斗的干部群众实施各种酷刑：竹签子插指头、站冰块、雪里埋人、打夯、拔胡子等120多种。在全县大搜查中，搜出粮食1100多万斤（大部分被千人社团的人吃喝挥霍掉了），打死、逼死1300多人。群众将这些恶行比为“秦始皇”、“活阎王”、“黄世仁”、“狼狗”等。搜粮活动一共搞了40多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