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号更新： 洗脑是如何炼成的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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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月20日下发的文件中，还附有河北保定地委的关于清帐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整风整社的报告。至此，全国各地陆续开展农村四清运动的试点，运动蔓延到农村。农村的情况林文中是这样写的：“在运动中，人为地制造了不少阶级斗争不断激化的事实，产生了打人、捆绑罚跪、吊人等极端现象，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

这样，在1963年的5月底开始，中国大地上才真正开始了所谓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其形式就是在城市及企事业单位搞“五反”，在农村搞“四清”。

刘周当然不会让毛泽东主导这次运动。同年7月，刘派大将彭真出面写报告提出反对意见。毛泽东迫于压力，派出秘书田家英与邓小平又起草《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这个文件也写了十条，简称《后十条》。从此，机关单位上的运动即已停止，运动的主要活跃区只是在农村，主要是针对农村不拿工资的大队长，小队长这样的干部。我看过一些材料，这时的农村干部很难过，以前受他们压迫的社员反过来整这些成天骑在他们脖子上的干部，其手段也是很残酷的。很多干部也被整的自杀，在北京地区就有40名干部自杀。刘的夫人王光美在1963年11月也来到河北省唐山专区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创造了著名的”桃园经验”。这位刘夫人拿出土改的办法，发动群众斗农村基层干部，以至于到了文革，这种残酷斗争的方法成了刘夫人的罪行之一（当然文革的刘，王也尝到了被斗争的滋味）。到1964年9月18日，刘主持，又是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参与起草，经毛泽东批改同意，定名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后称第二个《后十条》），由中共中央正式发出，提出了"反革命的两面政权"的概念。四清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改变了过去以县委领导为主，实行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搞一县，县以下都由工作队领导的办法，集中大量工作队员，开到点上搞四清。也就是说，县一级对下面的干部好坏没有发言权，而由省，地派出的工作队主持工作。“如江苏省组织了一支6万人左右的农村四清工作队和一支2万人左右的城市工作队；山东省参加运动的工作人员共54000人；浙江全省共抽调31378人，参加点上的运动；江西省农村四清组成七个工作团，参加工作队的干部29138人；四清运动本来就是"左"倾思潮的产物，而这一时期又不断强调反右倾，强调大兵团作战，这样，就使搞运动的许多单位把阶级斗争的形势看得比前一阶段更严重、更尖锐，甚至认为许多单位烂掉了，领导权不掌握在共产党手里，展开了夺权斗争，从而使运动出现打击面过宽、斗争过火等严重局面。如陕西省长安县进行四清时，斗争手段以揭发批判为主，造成兵临城下，不交待问题不行的局面。对其中的"坏中之坏"、"霸中之霸"，大张旗鼓地进行公判，打击其反动气焰，对大部分则采用"小战斗"的办法解决。对于那些久斗不服的"死顽固"、"牛皮筋"、"老狐狸"、"母老虎"、"老运动员"、"橡皮碉堡"等，狠批硬斗，甚至动手打耳光，碰头，有的当场被打得头破血流。大兵团作战，百万干部下乡蹲点搞运动，一场四清革命高潮于1964年下半年在全国部分地区掀起。运动的开展似乎异常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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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刘周是尽力把动荡控制在农村干部以下，即他们的官僚队伍之外，因为他们知道这支官僚队伍是他们的依靠。而毛泽东发动“社教”的真实意图是利用群众对官僚队伍的不满（这种不满本来就是执行毛泽东的命令引起的，而毛泽东经常性的将官员抛出作为替罪羊，使得这支官僚队伍对毛泽东心生厌恨）夺回控制权。刘的这种做法如何能让毛泽东满意，尽管他们对待生命的态度上根本没有区别。

矛盾在1964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爆发。到了12月28日，戏剧性的一幕出现，毛泽东拿着《党章》和《宪法》出现在会场，（写到这，我也忍不住要笑了，毛泽东居然会根据宪法索要权利！！！）对不安排他到会并发言大为不满，说他是党员，公民，有说话的权利。（刘在1967年也学了这一招，可惜，刘忘了，毛泽东拿宪法，党章有用，是有枪杆子在手，党羽尽失之时也用这一招只是会徒增笑柄）

这件事情的起因是12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本是趁三届人大会议由刘主持，邓小平在向毛泽东报告此事后说：如果工作忙，可以不必参加了。而且在一次会上，毛泽东在刘讲话时插话，毛泽东只讲了几句，就被刘打断了。让毛泽东忍无可忍的是，没有请示毛泽东，也没让毛泽东出席，会议居然就结束了。毛泽东大发雷霆，召回已在归途的各省书记们，继续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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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恩来的协调下，刘作了检讨。说自己对毛泽东不够尊重。接下来毛泽东对过往“四清”工作的所有政策进行了指责，全然不顾这之前所有政策都是得到他的支持和批准的，弄得中共从上到下的官员们茫然失措，不知如何工作才好。（毛泽东的出尔反尔，赖皮打滚的流氓劲尽显无遗）1965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文件接受了毛泽东对政治形势的基本估计，强调运动的根本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特别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治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走资派，这个大家在文革当中耳熟能详的名词）http://baike.baidu.com/view/33063.htm

《二十三条》提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成为新的“四清”目标。，各地在开展运动中，强调突出政治，强调用毛泽东著作指导四清，掀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从而构成了这一阶段运动的独特景观。写到这我想起了雷锋在汽车驾驶室里学毛选的照片。刘文学拼死斗地主，刘文彩水牢收租院等极度宣言仇恨，暴力的文学作品也在全国大肆宣扬，文革的血腥种子又得到了更多的养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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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名义上毛泽东取得了胜利，甚至毛泽东在党内的高层会议上对刘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王光美、刘源等著《历史应由人民书写：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这样街头混混说的话。但实际上，1965年初的毛泽东是打不到刘的（咬人的狗不叫，叫的狗不咬人呐！），不仅如此，矛盾公开化以后，“社教”，“四清”也处在偃旗息鼓状态。除了大家装模作样天天学毛选以外，1965年中国大地实际处在较为平静的状态。处于这种全体官员软抵抗之下的毛泽东也是有苦说不出，知道自己又被架上神位供了起来。

“社教“实际上是毛泽东希望利用被洗脑的农民和工人对官僚们的厌恨以及对自己的崇拜，从刘周手中夺回权力的又一次尝试。尽管失败，但毛泽东成功的把一个概念植入了中共的理论体系当中，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这个概念的含义就是即使你出身好，功劳高，同样可以成为共产主义的敌人。当然，是不是走资派要由权力占有者决定。1965年的毛泽东还没有这种绝对的权力，刘，周更没有，毛泽东在床榻欢愉之余思索着登上绝对权力之路。毛泽东曾在1970年12月28日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坦承：（早在1964年底）他就下决心“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73页。），当然如何加强自己的力量，削弱对方的力量，最终搞倒对方，是这段时间毛泽东的主要工作。

1965年虽然在普通民众的眼里是难得稍微平静一点的年份，但实际上却暗涌着汹汹的浪涛，这浪涛最终在1966年将整个中国大陆拍碎，中华民族几乎承受了灭顶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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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给大家列一下文革发动到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之间的大事记，一方面有利于不太了解文革史的朋友有个全局概念，另一方面也让大家有个线索。

1965年７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一个领导思想文化工作的机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彭真，成员有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我们看到，虽然毛泽东竭力想另辟战线战胜刘，结果新战线的发令枪还是掌握在刘的手里，整个文革领导小组里只有康生是毛泽东的亲信，可见毛泽东在1965年7月对中共高层人事任命的影响有限。

在这个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指导下，很多现在看来很左的，很模式化的文学，电影作品遭到了严厉批判。其中有《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林家铺子》、《抓壮丁》等。上面列的电影很多当时根本没有被允许公映，只有《早春二月》获得了在全国57个城市放映的机会，但并非因为它通过了审查，而是被当作大毒草，供全国批判之用。（当然，文——革以后，这笔账自然算到了林彪和江青的头上，虽然那时他们对这些批判根本插不上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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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被撤职，杨曾任红三军团政委，与彭德怀，刘少奇共事，后来又成为刘的副手，负责中共北方局，长期担任中办主任，是毛泽东的亲信。杨被发配到广州当省委书记处书记，12月到广州，三个月后又被贬为肇庆地委副书记，转任山西临汾地委副书记。后杨又被归为“彭陆罗杨反党集团”，给出的理由主要是“窃听毛泽东案件”（建议大家上网查查）同时说他同“罗瑞卿等人的关系极不正常，积极参加了反党活动。”。那窃听事件发生在1961年，毛泽东在1965年底拿出来说事，其意味深长，后面我还会给大家解释。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突然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说《海瑞罢官》是为右倾机会主义翻案，“是一株毒草”。而吴晗正是身兼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共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组长彭真的亲信，这篇文章实际直指刘的大将彭真。

1965年12月，罗瑞卿总长职务被撤销。这罗瑞卿本是毛泽东的亲信，到达陕北后任第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1949年后任公安部部长，长期负责毛的安全，在159年毛泽东打倒彭德怀以后，被毛泽东推荐接替彭的亲信黄克诚担任总参谋长。在此之前，庐山会议后一直赋闲在家的彭德怀在１９６５年９月被毛泽东召见，然后被发到遥远的四川去视察国防工业及工事建设。（在此之前，本来就与彭德怀关系不错的刘曾提出让彭出来工作）杨成武代理总参谋长。杨出身红一方面军，是林彪的长期下级，在华北军方有很大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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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反击，文革五人小组于1966年2月制定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来被称为《二月提纲》。《二月提纲》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之前文革小组批判其它文化作品时实际和批海瑞的手法是一样的，现在却说起要以理服人了。（我想起那个城管要赶一卖艺的武僧人，武僧人不走，城管仗着人多，抄家伙要打，武僧人一头拍碎一块砖，然后城管说，出家人要讲道理，不要打打杀杀的段子了）。

作为反击的反击，2月2日至22日，在林彪的支持下，江青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宣称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政，“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到3月底，毛泽东直接出面批评《二月提纲》；提出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要支持小将，保护孙悟空。再不支持，就解散五人小组、中央宣传部、北京市委，不管哪个省市委！”此时刘正带着夫人在国外访问。

4月10日，江青主持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后作为中央文件发给全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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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9日、10日，中央书记处会议批判彭真的“一系列罪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为成员，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因为在1966年5月16号公布），批判《二月提纲》。并改组了文革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成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直接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彭真彻底垮台。

4月24日，杭州会议基本上通过《五一六通知》，并决定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和正式通过这个文件，并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时任中共宣传部长，刘派大将）、杨尚昆四人作出组织处理。在这个会议上，刚从国外回来的刘主持了会议，并对彭真亲自作出了处理。

5月16日，会议正式通过了《通知》，官史上把这一天算着文革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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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在会议期间，5月8日，《解放军报》（注意，是军报而不是《人民日报》）发表江青组织写的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光明日报》发表关锋写的署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两篇文章宣布：邓拓、吴晗、廖沫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是反党工具；号召：“我们一定不放过你们，一定不会放过一切牛鬼蛇神，一定要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

5月18日，身为北京市书记处书记，《人民日报》社长总编的邓拓自杀；

5月23日，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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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后死于1969年，百度百科上是这样描写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吴晗从精神到肉体惨遭摧残，随后于1968年3月被捕入狱；1969年10月11日被迫害致死，死前头发被拔光，其骨灰至今下落不明；他的妻子袁震也于1969年3月18日被迫害致死；养女吴小彦于1976年9月23日在狱中自杀身亡。”相对吴晗的命运，邓拓的自杀无疑是明智之举。“三家村”集团中只有官职较低，与毛泽东较少过节的廖沫沙熬过了文革。田家英自杀是因为毛泽东怀疑田投靠了刘，解除了田的秘书职务。深知毛泽东整人手段的田立即自戗，不枉一世聪明，免受了很多苦楚羞辱。

与大部分人所知的文革有所不同的是，从166年5月16日到8月初，刘，周，邓是文革的实际主持人。毛泽东一直到7月中旬才回北京，在外面呆了8个月。刘周邓在主持文革期间，除了搞倒了内蒙古的一把手乌兰夫以外，还在各省对文化教育方面的负责人进行了猛烈攻击，一大批中央与地方的文艺、宣传和教育系统的干部被打成“黑帮”、“三家村”，然后再抛出来交给“革命群众”批斗的。主要形式就是从中央各部派遣工作小组到各个单位接管权力，各个单位原来的当权者靠边站，工作组发动群众中的积极分子批斗当权者和出身身份不好，或敢于提出不同意见者，其形式一如土改，延安整风，反右。甚至比照50年代末的整风反右提出了打右派的比例。

以文革五大学生领袖之一蒯大富为例。从5月到7月他是被工作组批斗的对象，甚至被关了起来，当工作组撤出后他才被放出，成为全国出名的学生领袖。这一期间有为数很多的学生，教师被打成右派关押，批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