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号更新： 洗脑是如何炼成的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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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11月3日，席道隆向各公社发布指示：“凡被批斗的人，一个也不准回家，编入劳教队，配备干部民兵持枪看管。”全县以公社为单位，组织了14个劳教队，集中劳教1637人。这些人白天劳动，晚上斗争逼审，遭受到种种折磨。（甘肃省人民检察院定西分院：《关于对通渭搞劳教队的情况检察报告》，[60]检二字第054号，1960年3月30日）

1960年春天省、地委工作组据揭发材料统计，全县50个公社党委书记当中，有11人有人命案件，共打死、逼死了79人。42个公社主任中，有3人有人命案，共打死、逼死22人。他们的口号是“立场稳”，“心狠”，“手快”，“刀子利”。陇阳公社党委书记李生荣打过53人，打死逼死12人。马营公社书记张学圣主持召开了千人斗争大会，民兵和学生，架起轻机枪12挺，步枪50多枝和土枪助威。他在会场主持斗争、拷打群众160多人，其中，当场被缚送劳教的66人当中因伤致死4人。（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0]364号：《中央批转甘肃省委关于通渭县委完全变质的情况报告》，1960年4月）”

在山西寿阳，“山西寿阳事件：寿阳的“挖粮集资”运动从1959年10月底发动，到1960年1月被中央制止，经历三个月时间，据运动后统计，全县283个管理区中，有259个管理区发生违法乱纪，造成人身伤亡，在435个生产队中，有11159户被抄家搜查，24063户被集资，3116人遭到残酷斗争，打死、逼死、吓死及缺粮饿死等非正常死亡人数达349人之多。在和平建设时期，在一个县内，因个别领导的错误决策，在短短三个月内，造成如此巨大的人为死亡事件，不仅在全省，就是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损失，党的政策和威望受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极度困难，生产无法组织，一时间民不聊生，疫病蔓延，牲畜死亡，人口外流，人心惶惶，全县城乡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中。”（链接http://www.tydao.com/suwu/jindai/0708sy.htm）

从这些资料里大家可以看到当时农村的“反瞒产”的本质和残酷，以及人类在恐惧和贪婪的驱使之下很快会变成野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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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面积饿死人的惨剧从1960年春就开始慢慢揭露，最早的是河南信阳事件，后面有甘肃的通渭事件，中宁事件（当时宁夏属甘肃），山西的阳寿事件，还有安徽无为事件等等。当我阅读这些资料时，几个情况引起了我的注意。

一是，惨剧被推到国民党反动派头上，从地委书记以下都被打成了“反动派余孽”。“1960年12月，当时的信阳地委在发给河南省委和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有这样的句子：“由于地主、富农在土改时‘漏了网’，‘大批地混进了革命阵营内部’，‘实行反革命阶级复辟’，‘封建势力大大作怪’，造成‘群众生活异常困难’……”。试图将饿死人的事件嫁祸于早在10年前的土地改革运动中被消灭了的地主和富农。       

毛泽东在看完中央工作组调查报告后借口信阳事件是反革命分子当权的结果。他提出，信阳地区要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彻底清除国民党、地主阶级的残余势力。M在召集各级中央局负责人的会议上对信阳事件定性说：“信阳事件是阶级敌人的猖狂报复，是挂着共产党招牌的国民党进行阶级报复，实行阶级复辟，是敌人篡夺了领导权。”他进而推论全国到处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只是程度不同。”（链接http://zh.wikipedia.org/wiki/%E4 ... 5.E6.8F.AD.E9.9C.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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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河南中共信阳地委副书记、行政公署专员的张树藩在《百年潮》1999年第12期第3944页中写道：“这一时期，全地区县市委第一书记被开除党籍、逮捕法办的就有八人，其余县市委书记统统被撤换。农村二十多万基层干部则被集中起来进行「特殊训练」，还调了部队，用绳子将他们一串串拴起来，武装押送。这成了一次全面彻底的大夺权。”

同样在甘肃通渭大量饿死事件被暴露后，“1960年3月1日，由省、地委工作组主持，在通渭文化堂召开大会，宣布省委决定：“通渭县委是一个现行反革命集团。”并当场逮捕了以第一书记席道隆为首的17名县委、县政府领导人，说他们是现行反革命分子。3月3日县委扩大会议结束的当晚，立即召开全县广播大会，向全县宣布“以席道隆为首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严重违法乱纪分子，勾结一起所造成的恶果。号召全县广大群众和干部，一起起来向坏人坏事作斗争”。”“1960年4月6日，甘肃省委认为“通渭县委完全变质”。1960年4月21日，中共中央批转《甘肃省委关于通渭县委完全变质情况的报告》（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0]364号）。中共中央的按语中写道：“甘肃省通渭县委完全烂掉，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篡夺和反对县委领导权，公开实行一套复辟资本主义的政策。”。（这些文件由杨继绳先生在《墓碑》中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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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谁都知道这不过是毛泽东推卸责任的说词，因此在几年以后这些被判刑的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们都被放了出来，或任闲职，如通渭县的第一书记席道隆最后就在甘肃定西地区水利局副局长位置上离休在家养老或一直享受国家退休干部待遇。（杨继绳采访）那些在一线冲锋陷阵，为毛泽东卖命的地区，县委书记们不免有兔死狐悲之心，对毛泽东的不满自然会体现在行动上。我在搜寻“七千人大会“资料时，发现在百度百科上有这么一段讲述为什么有这样一个大会的原因。（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中央局、省、地、县（包括重要厂矿）五级领导干部，共7118人。人们习惯地称这次会议为“七千人大会”。）

“自1960年河南、山东、甘肃问题爆发以来，省以下都在考虑如何使农民吃多点，农业恢复快点。过去是以少报多，现在是以多报少，因而中央在落实粮食征购、上调指标时深感困难重重。1961年11月中旬，各地上交中央的粮食只完成20%多一点。京、津、沪三大城市粮食问题全面告急。有鉴于此，中央一方面精简城镇人口，一方面计划1962年向全国征购粮食820亿斤（其中上调150亿斤），比1961年多征100亿斤，结果下边反映十分强烈，表示无论如何很难完成。怎么办？为此，中央曾召集各省市自治区负责粮食工作的同志开会，但没有解决问

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提出一个建议，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到北京来，打通思想。邓小平觉得这也是一个办法，可是来那么多人，吃饭怎么办？他顺口说了一句话，各人带猪肉，带青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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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议，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虽然在接受上调任务时，表现得有些畏难情绪，但毕竟接受了150亿斤的盘子。负责粮食工作的李先念如释重负，他高兴地说：讨论得很好。首先一条还是现在到明年六月怎么过的问题，搞得不好，城市里开不了饭。拜托各位把北京保一下，现在知识分子和干部病得很厉害。

11月12日晚上，邓小平等将会议情况和陶铸的提议，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认为大家提议打通思想，开地委书记会议有道理。中央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是应该总结一下了。干脆把县委书记都找来，要开就开个大会，开一个县委书记以上的五级干部会议。会议的开法是总结经验，鼓足干劲。总结经验是讲清道理，好坏经验都要讲清楚。这几年各省只讲自己错，不讲中央错，这不符合事实，要用这次大会讲清楚，不要怕鬼。几年来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要讲。中央的账要交代清楚。我们交了心，才能要求他们交心。错误的责任，第一是中央，第二是省。中央第一是改，第二是检讨。对地方只要求改，可以不做检讨。会议搞十天，大会套小会。毛泽东还说，他准备在大会上讲话，中央各同志也讲一讲，把会议当作小整风，把大家的思想统一起来。就这样，1962年初，中央要召开一个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的事情，在毛泽东那里定下来了。”（链接http://baike.baidu.com/view/11139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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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的引文我们可以读出这样几个信息。第一，各地干部不再争相虚报粮食产量，因为他们知道这样他们也会倒霉，毛泽东的话不是很管用了。第二，毛泽东不得不承认中央有错，但还想沿用过去的老套路，希望通过延安整风的办法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事实上毛泽东在7千人大会上做的道歉不过是认为自己不知情，责任主要还是推在执行者身上。但这样的道歉并没有得到与会者的认可。与会者不敢与毛泽东公开说毛泽东的道歉不够，就转而向毛泽东的几个骨干开火，使得这些人先后被撤职。第三，在七千人大会之前，毛泽东对自己在党内高级干部的威信已不自信（估计毛泽东对高饶事件和反右事件中吃的亏还心有余悸）但对自己在下层干部中的威信还是很自信的，寄希望扩大与会人员范围，让底层的干部参加会议以抵消刘周在中高层干部上的优势（文革利用更低层的人打倒毛泽东不喜欢的官僚阶层雏形，根源可回溯到毛泽东在1927年利用乡村流氓打倒乡绅的做法）。不曾想，在大会上，刘公然向毛泽东叫板，否认毛泽东一直强调的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说法（即错误是一个指头，成绩是9九个指头），认为大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实际是直指毛泽东是祸首了。而让毛泽东惊恐的是，与会代表们几乎都默认了刘的说法。省委书记中毛泽东的几个主要支持者如吴芝圃（河南），曾希圣（安徽），张仲良（甘肃），李井泉（四川）受到了集中攻击，这时，只有林彪跳出来支持毛泽东。可以说，没有军队的坚定支持，毛泽东是撑不过这场风波的。刘，周失去了彭在军队里的影响力，已经没有战胜毛泽东的可能性了。当然，此时的刘，周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还在全国布局，希望把毛泽东重新推上高高的神坛，不要乱说乱动，自己掌握实际的权力。（说心里话，这刘，周与毛泽东共事这么多年，仍然看不出毛泽东的嘴脸，不知权力争斗的残酷，实在是智力，历史知识都有限）。经过这次大会，毛泽东也对全国掌握实权的干部们从上到下统统失去了信心，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在文革中要打烂除军队外所有机构，让造反派夺权的真正原因。因为这帮经过十几年严格洗脑的年轻人已完全将毛泽东看着了神，毛泽东可以完全控制他们。毛泽东希望通过这些被洗脑彻底的信徒们彻底掌握国家的机器，贯彻自己的意图，使中国真正成为自己的囊中之物。刘通过造神而上位，但他不知道，神一旦上位，就是需要祭品的，这造神之人往往会成为最大的祭品。否则，很难解释毛泽东为什么要摧毁所有的权威机构，自毁长城，迫害为他卖命的各级干部的奇怪行为。

从上面的引文中我还注意到，当时“中央计划1962年向全国征购粮食820亿斤（其中上调150亿斤），比1961年多征100亿斤”。而在1961年，国内很多工业项目下面，大批人员回乡，这就是著名的“下放”（这个词已是我童年里经常听到的词语，父母的很多同学，同事，老乡曾经历这些遭遇）全国有１千万人返乡务农，这说明1962年需要粮食供应的人口至少比1961年少，而且大量工业项目下马，需要在国际市场上购买的原材料也应大大减少，所需粮食应该大量减少才是，为什么不减反增，还需要比1961年征调更多的粮食？多征调的粮食明显不是为了供应增加的城镇人口的，而且，当时各级官员都知道大面积饿死人，却还要不顾民众的生死征调更多的粮食，这不是明显的让更多的农民饿死吗？
前文中在谈原子弹所耗费的资金时，引文中曾披露1962年曾当局曾讨论是否原子弹下马，说明原子弹研制所需资金极大（前文已分析过了），已经让当局难以为继了，因为为了筹集这些资金（硬通货，以便在国际市场上支付购买研制原子弹所需原材料），中共只有增加农副产品的出口以换取硬通货。而1961年已经大量饿死人，还要不要继续征调粮食，加大出口力度才是1962年当局讨论的原子弹是否下马的主要原因。而这增调的粮食必然是为原子弹研制筹措资金，否则我找不到任何理由。毛泽东知道，手里有了原子弹，就有了在国际上讨价还价的筹码，就有了做共产世界到达的本钱，他的权力才有更好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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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是青海海北州海晏县原子弹研制基地的主办公大楼，我在2010年夏天访问这个被废弃的基地时，这幢建于50年代末大楼里老式电梯还在运行，楼体墙厚达半米，历经50多年的地板依然完好无损，可见当时的做工，材料多么精良，耗费是多么巨大。如今整个金银滩依然遍布当年的实验设施，有独立的电厂，还有独立的生活区，规模极其庞大。

从时间上看，1960年初已发现大规模饿死人现象，为此在1960年就先后处理了山东，河南，甘三省的一把手。可以肯定，毛泽东，刘，周是知道实际情况的。而在接下去的1961年，1962年中，一是继续采取公社化政策，大办食堂，绑住农民的手脚，扎住农民的嘴，二是继续加大粮食征调量，这基本是有意要加大死亡数量的路数。我在查阅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在1960年前后的历史时发现，曾在1961年初在安徽省安徽试行包产到户，取得了不错的成果，到1961年秋，安徽粮食产量增加了近40%。曾在采取这一行动征求了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同意在小范围内悄悄的进行。但在1961年12月，毛泽东要求曾取消这一政策，曾居然不同意，认为农民刚好一点，还是让农民接着搞。结果曾失去毛泽东的信任，在转年的7千人大会上遭到猛烈批判，被免去安徽第一书记的职务，理由就是省内饿死的人多，搞包产到户。而安徽饿死人很多这件事其实在1960年就有大量事实披露，但曾非但无事，还接替同样因为饿死人多而下台的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兼任两省省的第一书记，可见曾在毛泽东心目中的位置。从毛泽东对曾态度的转变，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对农民的死亡是无动于衷的，对能增加农民存活机会的办法不感兴趣，毛泽东更关心的是别的东西。杨继绳在《墓碑》中计算出，大饥荒饿死3700万人以上，少生了4000多万人，两项相加已达到8000多万，加上历次运动被杀的人，离一个亿就不远了。曾经网上传说的《中苏秘密协定》中规定中国需要减少一亿人口的目标似乎已经达到，难道说真有这个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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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起来，农业上的错误政策及体制造成了农业生产效率降低，产量下降，而穷兵黩武，耗费大量资金，资源打造核武库，以至于民生凋零，饿殍遍地是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中国大饥荒的主要原因，在９０年代末发生在北朝鲜的大饥荒和中国的大饥荒如出一辙，而当局的冷酷，残忍让我现在想来还是不寒而栗！至于是不是有意要这样做，已达到减少一亿人口的目的，还需要进一步的证据，但从1961,1962年中共的政策来看，是符合这种猜想的。

另一个引起我注意的现象是那些最先暴露，也揭发最深的大饥荒事件的省委书记都是毛泽东的爱将，而既是毛泽东的爱将，同时又和刘周阵营中的主将邓小平关系良好的四川第一书记李井泉虽然罪孽深重（四川一省饿死人数就过千万，超过全国饿死总数的四分之一）则不仅被揭露的晚，而且在事件披露出来后还升任西南局第一书记。在七千人大会上李遭到严重攻击，与会代表强烈要求追究李的责任，而后邓亲自参加对李的批判会，保李过关。由此我对这几个事件的过程和背景做了一番研究，从中发现了事件背后刘周势力的背影。

前面提到的安徽省一把手曾希圣治下的安徽，1960年死亡人数不少于山东，没有被刘周势力打击（周早知安徽大量饿死人）反接替了舒同的位置，身兼两省一把手，原因不仅是曾得到毛泽东的信任，同时也因为这曾希圣是周长期的部下，原军委及南方局的干部，周是不会选曾开刀的。

反过来，河南的吴芝圃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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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看看河南信阳事件是如何爆发的。资料是这样记载的：

“1960年2月，内务部派一位处长前往信阳视察灾情。被停职的张树藩复职并陪同到息县和淮滨视察灾情。所到之处哀鸿遍野，举目凄凉，很多村庄无人烟。处长向张询问，灾情严重，是否有死人状况，张回答有，而且应该不少。只是由于自己1959年9月后一直被批斗，对全区状况不了解，估计饿死在20到30万人之间。这位部长感觉事态严重，立即进京汇报。与此同时，卫生部也收到了河南固始县委和省医疗队联合发送的关于固始县病情和灾情已经致死五万多人的电报。

内务部领导听取报告后，立即向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报告，习随即向中央监委书记董必武汇报。此时，卫生部将固始县委和省医疗队的电报也转报中央监委，信阳事件由此初步揭开。4月，吴芝圃对路宪文说，信阳死了些人，你总结下经验教训，向中央写个报告，检讨一下就行了，不要有思想顾虑。不要调查，死人问题调查不清楚，越查越多，让县委书记估计报一下就行了。7月，河南省委在鸡公山召开信阳地委扩大会议，由路宪文做检讨，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被逮捕法办，以向“中央交代”。

与此同时，董必武派李坚、李正海前往信阳调查，调查遭到河南省政府的层层阻挠，但他们排除万难，深入基层，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初步调查后有据可查的饿死人数为七十多万。调查组回到北京，向中央监委、中组部主要领导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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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监察委员会四名干部提交了一份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大量饿死人和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等问题的调查材料。24日，李富春将其呈送与毛泽东。26日，M批示道：“请刘、周今日即看，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将情况报告周恩来，中央监委副书记王从吾则向周恩来呈送了信阳事件的书面报告。26日，在毛泽东召集的华北、中南、东北、西北四个大区的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会议上，河南省委负责人汇报信阳事件后，“大家十分震惊”。周恩来随后召集国务院紧急会议进行讨论，决定成立中央工作组，王从吾任组长，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为副组长，深入信阳进行进一步调查。

11月6日，中央书记处开会，听取安子文汇报河南问题。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谈及工作组了解的情况：全省三分之一的地区人畜大量死亡，生产力大破坏，党群关系受到很大损害。信阳地区的光山、固始、潢川等县遭到毁灭性破坏。光山槐店公社很多村子都没有了，一个九十人小队，只剩下三十多个人了。

信阳地委向省委报告的死亡人数为38万，信阳地方志统计的死亡人数是48.3万。时任中央调查组处长的李坚和李正海两人向中央报告的数字是105万。1961年1月13日信阳地区呈报中央最后一次统计数字显示：全区总人口808.6526万人，1959年11月至1960年10月，死亡人数107.0321万人，占到总人口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