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号更新： 洗脑是如何炼成的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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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饶漱石被指为饶（漱石）、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的首犯之事更是蹊跷。因为潘杨作为共产国际情报网的一环，是直接由周恩来单线联系领导的，毛泽东都未必知道他们做了什么，饶漱石如何能插上手。更何况在1980年以后潘杨先后被平反，反革命集团都没有了，而饶漱石这个首犯却罪名依旧，煞是奇怪。真实的情况只可能是毛泽东硬生生的把饶扯进潘杨事件，为自己找台阶下。而毛泽东明知道潘杨是接受周的指令与日本人接洽谈判的，但为了报复周，就是要把周的亲信潘杨打倒逮捕，还周恩来以颜色。不然所有一切都没法解释。

可以说，高饶事件是毛泽东在权力斗争中的一次失手，一次走麦城，结果毛泽东不得不吞下苦果，抛出自己的爱将做替罪羊。其中原因是因为连续的胜利，毛泽东以为自己的实力已经大到足以同时打倒党内两股势力的地步，所以轻易出手，不曾想，当周刘联手反击时，力量足以撼动毛泽东的地位，毛泽东不得不做出妥协。当然，作为这场战斗的代价，周也和潘杨进行了切割，牺牲了自己一群亲信手下。

在思考这段历史时，我还在想：如果说，毛泽东其实并不想对高饶痛下杀手，高饶以后的悲惨命运其实是周刘等人对毛泽东的逼宫。以毛泽东睚眦必报的性格，对权力酷爱，以及对人的猜疑，如何能容忍，信任那些在周刘的指示下对高饶两人穷追猛打的中共高官们？

忽然间，我恍然大悟，关于大鸣大放的起因，关于反右，关于社教，关于四清，关于文革都有了一条清晰的线路，毛泽东的所作所为都有了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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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且按下毛泽东在文官系统内部的纵横捭阖不表，来看看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对武官们都做了些什么。

武力，是毛泽东一辈子迷信的东西，不然他不会说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种话的。所以毛泽东的一生，对武力总是牢牢把握，从不假以他人之手。

在凤凰网上，我找到一段话：“在开国之初，毛泽东曾当面警告过各大野战军的军头，如果不听话，就拿你们开刀。在建国不到一年的时间，彭德怀赴朝参战、刘_伯_承去南京办学、林彪去苏联养病、聂荣臻调任总参谋长。各大区主要军事将领相继离开了自己的部队和地盘，军事与政事分离，从根本上消弭了地方割据的可能。”（链接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 ... 325_1452049_7.shtml）

前面我也谈到，选派毛泽东其实并不喜欢的彭德怀出任志愿军司令本身就是是毛泽东分化瓦解军内势力的一招。当朝鲜战争结束，1954年起搞部队正规化建设，论功行赏，向苏联学习，评定军衔，在1955年正式颁布。不过三年，1958年，毛泽东却又在军内掀起了“反军事教条主义”的浪潮，指责正规化是“教条主义”。在这波浪潮中倒霉的是时任总参谋长的粟裕，捎带脚把早已退出第一线的刘伯承也一同臭批了一顿，打到刘，粟的棍子则是世人心目中的好人彭德怀及其亲信。如此一来，第二，第三野战军的领导人（粟裕虽然只是三野的代司令员，但是三野实际指挥者，在中共军内部享有很高声望）从此彻底脱离军界。而这个粟裕却是不过4年以前毛泽东亲自选定出任总参谋长的，而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是中共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因朝鲜战争而如日中天的彭德怀。在《名将粟裕珍闻录》（作者：张雄文出版社：北岳文艺出版社）有这样一段粟裕对林彪说的话：“在总参工作中确实有错误，最大的错误是任总参谋长时，主席找我谈话，要我经常去汇报，十天半月一次，也可随时去谈，以后由于彭德怀说我骄傲自满，自己患得患失，便只向彭德怀汇报，不敢向主席汇报了。当总参谋长是毛主席坚持才确定的，主席当时还讲，牡丹虽好还要绿叶扶持，是要大家扶持我的工作，主席对我是非常爱护的。”（链接http://book.sina.com.cn/excerpt/sz/rw/20120213/1036295178_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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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面我们可以读出，毛泽东又在玩掺沙子的游戏，派与彭素无瓜葛的粟去监视彭，而彭对粟裕越过自己直接向毛泽东汇报不满，大发雷霆，粟裕关键时刻站错了队，没有坚持向毛泽东靠拢，最后被毛泽东抛弃。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出，彭实际上也是把军队看成了自己的禁脔，竭力清除毛泽东对军队的影响力，不愿意任何人直接向毛泽东汇报军队的情况。粟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被彭夺去大权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而刘伯承则是被顺带脚捎上的。彭刘二人从红军时代，到抗日时期屡有龌龊，彭这次借机报仇，也算彻底了结了两人的恩怨。到这时，似乎是彭占了上风，刘从此在政坛销声匿迹。不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刘伯承却因此没有再被毛泽东记挂，安然度过了文革，活到了90多岁的高寿。而1958年的踌躇满志的胜利者彭德怀，却在1年后跌落马下，文革中被折磨而死。当然，1958年的彭哪里会知道他不过当了回毛泽东的棍子，替毛泽东解决了一些问题，哪里会知道自己不久也会被用同样的手法赶下台。在粟裕被赶走后，他顺利地争取让他的老部下黄克诚成为了总参谋长，军队似乎成了彭家的天下。

我们可以看一下毛泽东在1956年时面临的情况：党务行政上刘周把持大局，毛泽东想削藩而不能，自己的亲信还被反咬。军队又被自己素不喜欢的彭把持，自己掺进去的沙子似乎也只听从彭的话，虽然被众人捧为神，但身居神位的毛泽东却感到阵阵寒意，以毛泽东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性格，如何能容忍睡榻之旁安睡他人。不久，毛泽东的新招就出笼了。

很多人已经知道接下去要谈到反右运动。在这场运动里，根据1958年5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的数字：定性为右派分子317.8万人;定性为右派集团22071个;定性为反党集团4127个。1978年中共中央55号文件对右派进行“平反”，共摘掉右派帽子552973人;予以“改正”552877人;不予“改正”96人。错划率为99.998%。至1986年，全国约剩右派5000余名，其中中央级“右派”只剩五人。300多万人被打成右派，最后平反时只剩50多万人，很明显，其中有250多万人在1957年以后消失。大家有机会在网上找到电影《夹边沟》，就会明白右派们是如何消失的。有一个朋友向我透露，在四川阿坝州也有一个类似甘肃河西走廊夹边沟右派劳改农场，数千人进去，几百人出来，大部分人死于饥饿，疾病，虐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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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右运动中，血腥的5%得到了完全的执行，每一个公职单位都严格按照这个比例执行，即使没有人发表过什么反对党的言论，也要按比例完成任务，完成上级下派的指标。记得幼年时听父母说过一些反右时的事，说是一个单位还有一个右派指标没有完成，开会时大家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会议不能结束。有一人内急，离开会场上厕所，等回来就变成右派了，大家趁他不在把他的名字作为右派上报了。还有一个故事也是单位差一人没完成右派指标，领导心软不好冤枉他人，就把自己的名字报上去了，结果很是悲惨。当然这些都是当笑话一样地讲，但实际上每个单位的领导大都没这么心慈手软的，借着反右，不听话，有傲气的人统统变成了右派。按照300万右派，5%比例计算，反右运动涉及的人数多达6千万人，这个运动不涉及工人，农民及中小学生，当时的城镇人口不过才1亿多一些，反右运动基本把所有识字的成年人都扫荡了一遍，有自己的思想，又有点骨气的知识分子基本被一扫而空。至此，中国大陆上不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能在这场运动中全身而退的读书人不是党内的领导干部，就是一些靠着党吃饭的软骨头。（在我的博文《让大师见鬼去吧》以及《尊严》系列：崖山之魂远去兮一节对此有展开论述，有兴趣者参考阅读）诺大中华，只剩下茫茫一片思想白地，接下来的20年是中国洗脑史上登峰造极的20年。而在反右中没有被触及地中小学生在接下的10年中受到了全面彻底的洗脑，从而也成为了文革的中坚力量。

我高中时的语文老师是个右派，到了大学时，美学，中国哲学史，心理学的老师都是右派。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为人极端谦卑，眼神就像一只受过惊吓的小鹿。其中美学老师高尔泰本是在50年代，20多岁就成名之人，是当时国内所谓美学四大派首领之一，但当我见到他时，全无教授，名人的傲气，谦和的让人难受。记得1983年我有一次正在中哲史杨老师家讨教，高尔泰老师冲进来，很兴奋得对杨老师说:”好了，好了，报纸发评论了，这次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杨老师听完长出一口气，欣慰之情溢于脸上。当时19岁的我很是不以为然。但现在的我很是理解两位做过右派，在历次运动中九死一生的老师。两位老师都经历过那惨绝人寰的饥饿，目睹过其他右派的惨死，俗话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两位老师被咬20年，这心中得阴影如何驱散得了，当1983年文化思想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气势汹汹而来，两位前右派如何能不怕。好在1983年的这场运动虎头蛇尾，悄然消失。大约中国人经历了毛泽东时代的30年斗争，再没有了力气互相吞噬了，大部分人也看穿了这类运动的本质不过是野心家希望通过整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已，不再热情参乎，野心家们只好怏怏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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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这段描述，是想告诉大家，反右的残酷性在20年后仍然能在幸存者身上看到，当时的斗争的残酷性可想而知，大家要了解详情就到网上去找找吧，这里就不再浪费笔墨了。毛泽东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的惨酷性一次比一次上升，从前面引用的肃反运动材料大家就应当能看到一些倪端。土改消灭了3百万地主乡绅，这些是农村的知识分子，大镇反消灭3百万余国民党有关联的知识分子，三反五反消灭了30余万受过良好教育的工商精英，反胡风和接下来的肃反又让20多万党内知识分子消失，而1957年的反右让几乎所有在以上运动中逃脱的知识分子跌入毂中，从1949年以来，1千万以上的中国大小知识分子被枪决，整肃，没有死去的也是苟延残喘，跌落到社会的底端任人践踏，列宁的红色恐怖理论在中国得到了彻底的贯彻，再也没有人敢于，能够发出不同的声音。这样的状态使接下去洗脑的威力也发挥到了极致，以至于有了大跃进，大饥荒，文革。

但很奇怪的是，这场反右运动的全称是整风反右运动，毛泽东开始宣称的是要为党整风，反右不过是后来突如其来的变化，难道这一切真不过是如毛泽东自己宣称的，早有计划，引蛇出洞的阳谋？

按照官方的说法，反右是因为在整风运动中，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双百方针)的鼓励下，很多对社会主义，党的领导心怀不满的知识分子大肆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党不得不停止党内整风，转而开始打击这些知识分子，而且这个说法在1980年后并无改变，只是说有扩大化，99.99%的人都是错划的。也就是说，运动无错，只不过做法有些过火。很多人把这种实际上平反，嘴上不认错的行为归于因为邓小平个人主持了这次反右运动，所有要留个尾巴。在阅读了很多资料以后，我觉得从整风陡然转向反右，其背后一定隐藏着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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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按照时间看看事件的整个过程。

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提出双百方针，鼓励知识分子们自由发表意见。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刊载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同时号召Ｄ外人士进行“鸣放”，帮助共产党整风。知识分子们便开始向党和政府表达不满或提出改进意见。新闻界也刊出各种声音，运动进入“大鸣大放”时期。在大鸣大放后期，一些对党和政府的批评十分激烈、尖锐，为党所不能忍。

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撰文《事情正在起变化》发给党内阅读。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

1957年6月14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一篇据说是毛泽东亲笔写的社论，指出：“让大家鸣放，有人说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

至此，反右全面展开，到1958年中基本结束（军队因彭的垮台，在1959年后又掀起反右倾，那是后话），整风则只字不提了。

按照６月１４日社论的说法，所谓整风鸣放就是一个套，目的就是要让对共产党不满意的人主动跳出来，以便于打击。这种说法只有基于一个前提才能成立，即这些人不说话，党就没办法打击他们。但不管在反右前，还是在反右中，以及反右后，直至文革，实际情况是不管你说不说话，只要组织或领导想打倒某人，基本没有什么不可能地，出身，学历，经历等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哪里要根据你说什么定罪，有时不说话就是证据！即使在反右运动当中，也是按照５％的比例戴帽子，哪管你说了什么。因此，６月14日社论的说法完全是扯淡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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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去问题就来了，毛泽东为什么要郑重其事地写（至少是亲自审核过）一篇这样扯淡的社论，他的目的何在？

毛泽东的这篇社论明显地是向党内解释他为什么要搞大鸣大放，号召Ｄ外人士给Ｄ整风，目的就是要告诉全党，我毛泽东是一贯英明的，所作的一切都是精心计划好的。

这就给我们透露出，当时党内一定有很多声音质疑毛泽东的做法，认为毛泽东做错了，而且这种声音已经很大，大到了毛泽东不得不出面亲自作解释的地步。毛泽东为了维护自己一贯正确的形象，不顾脸面地说出自己就是在设套搞阴谋，（所谓阳谋不过是给自己脸上贴金而已），几乎就是在强词夺理，完全不符合中国权谋之术做而不说，秘而不宣的精髓。也说明通过党外人士给党提意见，为党整风的计划事先是没有得到党内其他高级官员同意的，是毛泽东个人主导的行为。

同时，如前文所说，6月14日社论的前提根本不存在，这篇社论很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恰恰说明毛泽东所谓的引蛇出洞的说法是胡诌的。毛泽东在极力维护自己的脸面的同时也在极力掩盖着他真实的目的：整风。

上一次毛泽东大谈整风是在延安时期，是为了把权力完全集聚在自己的手中。这一次为什么毛泽东又提出整风呢？当然是因为毛泽东觉得大权旁落。前面已经说过，刘周彭的党政军势力使得心胸狭窄的毛泽东寝食难安，经过高饶事件毛泽东已知，通过党内正常程序他无法打倒刘周，也没有把握让军队完全听命于他，因此他必须寻求另一种力量来打破这种平衡，使权力倾向于自己这方。（1956年9月的中共八大将毛泽东思想剔除出党章，在彭的指责下，毛泽东的后宫中南海文工团也不得不解散，毛泽东的感觉如何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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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毛泽东的弄权生涯，围绕着权力这个核心，他始终使用几个简单的招数，第一，分而化之。任何他的手下都不可能完全掌控自己的地盘，毛泽东总要让一把手和二把手产生矛盾，总不会让一派完全占据主导，这样所有的人都要仰仗毛泽东。第二，选定敌对派非主要人员，先置他于死地，然后毛泽东出面救他，以换取他死心塌地的忠心。许世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邓小平则是一不成功的例子（这一招成功与否取决于被打倒及拯救对象的聪颖程度，时局变化，各方力量变化）。第三，拉拢一切力量对付重要的敌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依次消灭主要敌人，目的只有一个，壮大自己的权力。在中央苏区时，利用中央国际派，留苏派消灭江西地方党人，在长征途中利用张闻天，王稼祥与博古的矛盾晋升权力中心。在川北，陕北利用留苏派，国际派战胜张国焘，最后再次利用王王稼祥登上王位，当权力巩固以后，张，王就在延安整风中被批倒批臭。文革中的红卫兵，造反派基本也成了毛泽东用过即抛的牺牲品。道德，底线这类词汇对毛泽东来说是无意义的，必要的话可以和魔鬼结盟。

1956年的毛泽东看到了知识分子对各级党政领导的怨气，认为这是一股可以利用的社会力量。搞农运起家的毛泽东当年就是利用被正常社会所压制的痞子们在湖南，江西狠狠闹过一把，深知被上层社会压抑地底层暴力的能量，在经历了高饶事件的惨败后，毛泽东寄希望于利用这股力量削弱刘周的力量，减少他们的合法性，最终打败刘周。所以会有1956年“双百方针”的出笼，会有1957年5月1日的“整风指示”。

可是不过15天后，毛泽东就放弃了这种努力，转而向刘周势力妥协，甚至在报纸上公开说出“阳谋”之类的话，这完全是在全党面前为自己奇怪的行为给出解释，挽回面子。以毛泽东的性格，当时的地位，可以说是奇耻大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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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4年起就担任毛泽东的保健医生的李志绥在他的那本著名的回忆录中透露：1957年5月初的毛泽东精神非常不好，压力巨大。

从五月初到五月中旬这一段时间里，在毛泽东与刘周彭之间发生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从上面引述的材料来看，刘周彭对毛泽东肯定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使得毛泽东不得不妥协。加之放声讲话的知识分子们并没有如毛泽东想象那样拘于体制内对党的干部的批评，而是对整个体制提出怀疑，提出挑战，让毛泽东也意识到，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尚存很多精英，还有很多从民国时代遗留下来的民主精神，还留有很多不为中共所容的傲骨，这股精神一旦掀起大浪，吞噬的不仅是自己的党内政治对手，自己恐怕也是在劫难逃，因此转而同意与刘周彭合作，合力打压知识分子。为了给自己一个台阶下，维护自己英明的形象，毛泽东在6月14日才会写下那个此地无银三百两的“阳谋”社论。

至此，毛泽东的计划完全失败，整个事件被刘周彭集团接手，毛泽东再次变为钟馗，高居神尊，背脊发寒。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可以看着是不成功的文革预演，对毛泽东来说是继高饶事件之后的又一次走麦城。当然，我们还会看到毛泽东不断尝试，刘周集团不断反击，最后，通过文革，毛泽东达到完胜，不过这时的中国也已被折腾的奄奄一息了。

而1958年的刘，周，彭几乎达到了他们势力的顶端。且不说刘周的亲信遍布党政系统，此时的彭居然可以把毛泽东派来掺沙子的粟裕臭批一通赶出军队，换上自己在三军团时的亲信黄克诚任总参谋长。这些人对付毛泽东的办法就是比毛泽东还左，争取到斗争的话语权，因此并不比毛泽东更宽容，而是更残酷，或者说难分仲伯。比如在很多人眼里的大好人彭德怀，在1958年反军事教条主义当中，整了很多刘伯承，粟裕手下的军官。在一次批判会上，刘伯承的手下，军事学院训练部部长、红军时期干部蔡铁根大校说，共同条令(五十年代军内制定颁布的，当时正作为“教条主义”的“罪证”)是经彭总修改、军委例会通过和毛主席批准的。话未说完就被当场摘掉领章帽徽，关押起来；后来，他被逐出军队，发配到边疆劳动改造，根本不容许他申辩、讲真话!后来这位蔡铁根大校，在文革中被当成现行反革命枪毙。因此他们和毛泽东的斗争，并不是什么好和坏的斗争，善和恶的斗争。而仅是权力之争，就犹如两只狮子打斗，并不是为了保护小鹿，而是为争夺吃小鹿的权力。他们败于毛泽东，不是因为他们心慈手软，而是他们为各自的私欲所障目，被毛泽东各个击破，最终都死于毛泽东手。里面的细节后面我会一一道来，在叙述这些权术之争之前，我要先谈谈从1958年的大跃进和随之而来，饿死数千万中国人的大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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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毛泽东在国内权力斗争中没有占得先机，但在国际苏式政权世界里却成了香饽饽。因为在1956年赫鲁晓夫为了对内获得绝对的领袖地位，公开了斯大林的一系列罪行，作为新的苏俄领导人，也急需中共在国际共产世界中的支持，因此和中共签署了很多援建项目（其中有一个秘而不宣的项目是：秦城监狱。），甚至毛泽东梦寐以求的原子弹技术赫鲁晓夫也一口答应了下来。当然这些援建项目以及原子弹中国都需要支付费用。当时的中国也没有什么工业品可以出口，因此农副产品成了出口换汇，偿还债务的唯一手段。这也是所谓苏联逼债，造成粮食短缺饿死人说法的来源。

斯大林的死去也让毛泽东做起了成为共产世界领袖的春秋大梦。为此梦想，毛泽东拼命向一切向中国提出援助请求的世界各地共产组织提供援助，与苏俄（具体就是与赫鲁晓夫竞争）竞争。而这一切外援所需的硬通货也是要用从中国人嘴里省下的农副产品来支付的。这一时期的北韩，北越等小兄弟就是在赫鲁晓夫，毛泽东之间辗转腾挪，获得了无数的好处，而中国农民的呻吟却无人顾及。

同时，为了证明自己是理所当然的共产世界的领袖，毛泽东需要向共产世界证明中国的实力，也就是间接证明自己有当共产世界领袖的能力。为了这个目的，毛泽东把易于比较，易于显摆的钢产量作为唯一追求的目标，以期在单个指标上短期内超过英美，让世界折服。为此毛泽东提出了他的方针：以钢为纲，纲举目张。毛泽东对现代科技，经济几乎是一窍不通，既没读过，也没见过，但身居神位，却要无所不能。这种只顾一点，不顾其它的经济发展模式如何能适应现代复杂的，互为因果的经济结构，其结果当然是异常苦涩的。尽管全国倾尽全力，甚至连中南海里也建起了炼钢的土高炉，老百姓连家里的铁锅，铁铲也捐了出来，但到了1959年初，颓势已显，在年中时，彭德怀在著名的庐山会议上已经拿这来说事了。虽然毛泽东还是硬撑着搞了了一年多，但在1960年的冬天不得不黯然收场，留下中华大地上的满目苍夷。（毛泽东在七十年代时还提出以粮为纲，纲举目张，作为小学生我还学习过，结果依然是吃饭要粮票，全国粮食紧张，什么都紧张，纲举了，目却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