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号更新： 洗脑是如何炼成的 全文完

flh

事件被揭露后，吴芝圃被迫三次向中央检讨，承认信阳地区非正常死亡人数是100多万，承认他“对河南人民犯了大罪”，不过吴芝圃没有受到严重处分。吴芝圃最终于死于1967年。1979年，吴芝圃获得了平反。

信阳地委《关于整风整社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夸大了敌情，混淆了敌我矛盾，把该地区发生的粮食严重减产和大量饿、病、死人的现象，一概归之于坏人当权和地主封建势力的破坏，因而提出依靠贫下中农，进行整风整社，彻底孤立和打倒反革命复辟势力的作法。中央批示并肯定该个报告，并要求“全国三类社队整风整社都应照此执行”。这一批示助长了整风整社运动中“左”倾错误的发展。

（链接http://zh.wikipedia.org/wiki/%E4 ... 5.E6.8F.AD.E9.9C.B2）

这里面可以看到，事件被揭露是从国务院系统开始的，习仲勋和董必武是发动者，这两人与周的关系非常亲近。李富春在法国时就是周的伙计。当1962年毛泽东指使康生出面假小说《刘志丹》之事攻击XI之时，周出面保护了习，使习避免归于“敌我矛盾”，而后能够东山再起，（要不然当朝太子怕也是别人了）。而王从吾，徐子荣，安子文全部是刘的人马。在文革中徐死于非命，王，安两人都被关押十年。毛泽东不过是在刘，周的逼迫之下不得不处罚了吴，但还是要维持自己的面子，吴被免去省委第一书记，平级调任中南局任管文教的书记。

flh

我们再来看看同样闻名的甘肃通渭事件是如何爆发出来的。

杨的《墓碑》中是这样叙述的：“通渭县大量死人，当时有一些人冒着风险向中央写信。经中共中央指示，甘肃省委对通渭采取了措施。1960年2月8日，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务副省长王秉祥率领100多人的省、地委工作组到通渭，还带了一些粮食。从工作组留下的文件来看，他们到通渭不是反左，而是“反右倾”。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去通渭正是庐山会议之后，全国正处于“反右倾”的高潮之中。

工作组负责人王秉祥当时给省委写的《关于通渭问题的报告》中说：“通渭问题之所以如此严重，总的根子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反革命勾结一起，严重地破坏了‘三个万岁’。”“三个万岁”即“三面红旗”。

工作组负责人之一的李坤润2月19日给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的报告中说：“县委第一书记席道隆为首的县委领导，在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上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如在所有制上实行四级制，以包产小队为核算单位，1959年春耕时提出小队种不完的土地由社员谁种谁收。”

包产到队、让农民开荒种小片土地，本是摆脱饥荒的重要措施，而工作队把这些作为资本主义大加批判。李坤润上述报告中批评这个县1959年以来的“反右倾斗争”不彻底：“县委几个主要领导成员本身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们怕运动深入，将自己的错误露出来，因此在去年10月县委扩大会议上，只解决了以田步霄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问题后，就草草结束了会议，企图将他们的问题遮掩下来，混过关去。”

flh

据通渭县委1960年3月10日电话报告，他们发动群众对“有严重问题的”78人进行揭发批判。说这些人“千方百计地推行了席道隆为首的反革命纲领”。这个电话报告中列举他们的罪行，主要是划小核算单位、解散公共食堂、任用阶级成份不好的人等。

1960年4月6日，《甘肃省委关于通渭县委完全变质情况报告》中说：“这个县不是一般的落后县，而是全县溃烂，问题的性质是非常严重。以县委第一书记席道隆为首，包庇重用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把持了县委领导权。从上到下，彻头彻尾地推行了一套完整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这个报告也列举了席道隆的“四级核算小队为基础”“牲畜分散到户”“种子分散到户”“谁种谁收”等“一系列复辟资本主义的政策”。

省委工作组对制止打人抓人方面起到了一些作用，也发放了一些粮食，但未能扭转形势。通渭问题本来是左倾错误造成的，省委工作组却大反右倾，这加剧了人口死亡。1960年通渭县的死亡人数相当于1959年的3.86倍。

省委工作组除了加大了反右倾的火力以外，还以阶级斗争眼光对全县干部施行了分类排队，排队的结论是：“从通渭县的领导核心和基层干部政治情况看，问题是很严重的。该县历年来在镇反、审干、肃反、反右派斗争、整社、整党等一系列政治运动都搞得不彻底，五类分子没有从干部队伍中和党内清查出去，仍然进行隐蔽活动，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他们就乘机大肆破坏，现在敌人已露出水面，这次必须乘此机会，由内到外，内外结合，狠狠打击，否则通渭的面貌不会改变。”1960年4月6日，甘肃省委认为“通渭县委完全变质”。1960年4月21日，中共中央批转《甘肃省委关于通渭县委完全变质情况的报告》（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0]364号）。中共中央的按语中写道：“甘肃省通渭县委完全烂掉，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篡夺和反对县委领导权，公开实行一套复辟资本主义的政策。

flh

通渭形势继续恶化，死人越来越多。1960年12月在西北局兰州会议以后，中央、省、地委，派了250人的工作组和128人的医疗队。调来粮食3370多万斤，救济金330多万元，药品136吨，还有棉布、棉花等其它物资。工作组用这些物资安排群众生活，把濒临死亡的8万多人抢救过来了。并成立孤儿院，收养孤儿1200多名。在抢救灾民的过程中，医疗队员王俊、刘春华（女）付出了生命。在安排群众生活的同时，还组织恢复生产。为此，国家先后发放各种贷款和补助款142万元，无偿投资270多万元，购买了牲畜4700多头，添置修补农具4万多件。工作组还在口粮、棉衣供应，疾病治疗等方面做了安排。这些措施对扭转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而真正解除饥饿的是1962年的好年景。《通渭县志》记载：“是年，风调雨顺，夏秋作物全面大丰收，缓解了全县人民的吃问题。”这一年，为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给社员增加自留地，并允许社员租借集体的熟荒地，耕畜、羊只分槽分圈，下放私人饲养。这些政策也是农作物大丰收的重要原因。

在中共中央西北局留下的文件中，认为西北局的兰州会议是扭转局面的一次会议。兰州会议是1960年12月开的，正是在毛泽东批示信阳事件之后。毛泽东在对信阳事件的批示中认为信阳的问题是“民主革命不彻底”，要搞“民主革命补课”。兰州会议认为，通渭问题的出现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阶级敌人破坏所造成的。1965年9月9日，中共甘肃省委报送西北局的《甘肃省委报送“通渭历史经验教训”的报告》中写通渭问题有原因时认为：“有许多部门和公社的权落到了坏人手里。152名公社主任以上的领导干部中，有敌伪党、团、军、警、宪骨干，特务，一贯道等24名，占15.2%，30名县委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种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8名，占22.6%。”这些就是民主革命不彻底的根据。因此，将大批基层干部当作民主革命补课的对象。

flh

通渭的民主革命补课是以整风整社的名义进行的。在整风整社过程中，开展了全面的夺权斗争。1961年1月19日，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提出“要进一步揭开‘通渭问题’的盖子，把大根、小根、毛毛根一齐拔掉”的口号。接着，全县开展了“揭盖刨根”运动，当时的口号是“拔席道隆的根”；对各级干部进行“集训”和“特训”。除原来逮捕的县级干部以外，又对360多名县以下干部进行了处理。

由于1962年2月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在各地饿死人问题上减轻了地方干部的责任。1962年5月13日，据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省地委决定，释放席道隆等17名县级干部，并重新安排工作。2000年，作者到定西采访时，得知席道隆从地区水利局副局长位置上离休在家养老；2005年作者到定西采访时得知，席道隆已去世。”

我们可以看到，通渭事件发起的时间和河南信阳事件是一样的，都是在1960年春节前后，过程也差不多。来自北京的压力是不是来自国务院或中监委，文中未提，但肯定不是来自毛泽东。到１９６０年１２月前，基本是按毛泽东定的调进行处理，反右，将责任推到当地干部头上，而且这些干部还是国民党（用时髦的话说，这国民党真是躺着也中枪）。甚至当地干部采取的一些救命的办法（保产到队，开荒种粮等这些方法后来刘周在调整期也同样做，又变成好的了）也被作为罪状。真正事件得到处理的是在１９６０年１２月西北局的兰州会议上，张仲良被当场免去省委第一书记，改任第三书记，全面救助才开始。而这时的西北局第一把手正是刘的嫡系刘澜涛。

flh

最让我惊讶的是在查找资料中，看到这期间还有一个“山西寿阳事件”，事件官方描述是这样的：“寿阳的“挖粮集资”运动从1959年10月底发动，到1960年1月被中央制止，经历三个月时间，据运动后统计，全县283个管理区中，有259个管理区发生违法乱纪，造成人身伤亡，在435个生产队中，有11159户被抄家搜查，24063户被集资，3116人遭到残酷斗争，打死、逼死、吓死及缺粮饿死等非正常死亡人数达349人之多。在和平建设时期，在一个县内，因个别领导的错误决策，在短短三个月内，造成如此巨大的人为死亡事件，不仅在全省，就是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损失，党的政策和威望受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极度困难，生产无法组织，一时间民不聊生，疫病蔓延，牲畜死亡，人口外流，人心惶惶，全县城乡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中。中共山西省委查清事实后，撤销了王之一党内外一切职务，改组了寿阳县委、宗艾公社党委，查处了133名犯有严重错误的党员干部，追究了35名严重违法乱纪人员的法律责任，其中王维、苏景云等四名罪大恶极的刑事犯罪分子被处以死刑。”（链接http://www.tydao.com/suwu/jindai/0708sy.htm）。

现在我们知道，在那个时期，一个县死亡349人已经是非常少了，而这样的事件被挖掘出来成为一个全国闻名的典型，实在费解。我查了一下当时的山西省第一把手的姓名，陶鲁笳，原北方局干部，刘的部下。

在1960年底同时被处理的省委第一把手舒同属于红一方面军系统，也和刘，周没有很深渊源，所以很快被抛了出来，也成为毛泽东刘周恶斗的第一批牺牲品。

flh

同样在这一时期执行激进路线，发掘出“反瞒产”血腥政策的广东省委第一把手陶铸，尽管在富饶多产的广东也造成了农民大量死亡（看过一个材料，原红四方面军的军长何畏也在广东老家饿死），难民涌向香港，造成了国际影响极大的逃港事件，因为与刘关系良好也安然无事。

综上所述，我可以肯定，刘周对下面的现状实际了如指掌，当他们觉得时机成熟以后，有选择的挑选毛泽东的亲信掌管的省份进行揭露，以打击毛泽东。毛泽东在这种有组织的打击揭露之下，不得不节节退让，以至于在７千人大会上道歉，从此也交出一线指挥权，刘周人马重新走上一线，这一回合以刘周大胜结束。（但在这场斗争中投靠刘周势力的大员们在文革中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陶和曾被整死，李，张，舒虽然也被批判，但无性命之忧，都安然度过了文革。吴在1967年死于医院，没受多大冲击）

有的读者肯定会说，我在用阴谋论看待我们伟大的革命领袖，他们这样做完全是要救命于水火。以我读过的资料来说，刘周二人对别人的生命也是很漠视的。我在凯迪网上看到一篇吹捧李井泉的文章，资料很详尽，出处应该是可靠的。原文如下：

“1961年初，四川省委在金牛坝宾馆召开工作会议，讨论调粮的问题。会开到一半，李先念从北京来电话要粮，李井泉请一位副省长去接电话，并请他向李=先念说明，四川现在确实有困难，已经调不出粮食了。李先念执意要李井泉来接电话，要求四川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的调粮命令，并转告说，中央领导认为，问题发生在四川总比发生在京、津、沪造成的政治、经济和各方面的影响要小一些!作为四川人民的父母官，李井泉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你那里是国务院，我这里也是个小国务院嘛!”

flh

据在场的同志回忆，李井泉接电话回来，脸色很难看，嘴唇还在发抖。他原封不动地传达了李先念的指示：四川要服从大局，一定要调粮!

四川省委经反复研究讨论，只有再调“死角粮”，从川东北和交通不便的通（江）南（江）巴（中）地区往外调。为此，国务院专门派来粮食部的一位副部长坐镇广元，调来几百辆卡车，向外运粮。”（链接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96&id=8442097）

注意，这里讲的是１９６１年初，全国粮荒死人已是普遍的情况，刘周早已心知肚明。年初，正值春荒阶段，从任何地区调粮都意味着那里的人得饿死。不是去海外购粮渡荒，不是停掉核武器实验节省资金，而是要求从早已大量饿死人的四川调出粮食，没有比这更残酷的行为了。而四川省委决定调“死角粮”的说法更让我惊悚，这句话真正的含义就是：把交通不便，外人难以了解地方的粮食调出，因为那里的人死了也没人知道！作为人是很难做出这么冷血的决定的，但这些人做到了！我可以想象，四川通江，南江，巴中被饿死的人一定很多，有知道情况的网友可以提供情况。

周的冷血还可以从同一篇文章中读到：

“三年困难时期，中国人却过着“只见猪儿跑，却吃不上猪肉”的紧巴日子。那时，中国工业尚不发达，给苏联还债主要靠农副产品，而粮食产品价格很低，只有靠大量出口生猪和肉食品。为此，数千万头川猪源源不断地运往苏联。

为了保证出口，毛泽东带头不吃猪肉。周ＥＮ来在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向全体同志宣布说：从明天起停止吃猪肉，起个示范作用。李井泉立即打电话给省委，转告这一情况。他说：“我们四川要大力支援国家外调生猪和肉食品的任务。各机关、企业、军队吃肉标准一律降低，吃得少的也要压缩。”

flh

当时，四川农民的年均口粮已经降到最低限，增加养猪，势必增加粮食消耗。．．．．

周ＥＮ来听到李井泉有关饲料粮不足的情况汇报后，先后调拨了10亿斤专用粮，支持四川大力发展养猪事业。1959年底，四川生猪存栏数达3167万头，1960年增长到6424万头，翻了一番还要多，创历史最高水平。

到了1962年，由于严重缺粮，四川全省的生猪围栏数已经下降到1250万头。＂

注意这个数据，“1959年底，四川生猪存栏数达3167万头，1960年增长到6424万头，翻了一番还要多，创历史最高水平。”而1959年到1960年恰恰是全国，也是四川饿死人最多的时候。苏联逼债现在知道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当时的苏联不但没有逼债，而且主动向中国提供无息贷款买粮食救灾，但被毛泽东拒绝。

人可以饿死，猪不能不养。中国人的命在周的眼里是轻于猪肉，茅台的！所以1960年刘，周选择山东，甘肃，河南发力，不是他们不忍见到人民的死亡，而不过是看到了一个打倒对手的机会。刘在7千人大会上猛烈抨击曾希圣的包产到户政策，在安徽，甘肃，河南采取的整顿措施甚至比以前还左，农民并不比之前更好过，1961,1962年照样有大量农民死亡。直到1963年，情况才开始好转，1964年大饥荒才完全结束。很巧，这一年，原子弹也爆炸成功。我推断，1963年应该是随着原子弹研究接近完成，资金需求增幅逐渐减少，到1964年基本停止增长，老百姓才终于有可能吃碗饱饭了。至于关于天气，关于还债，关于天真造成大饥荒灾难的说法，都是些骗人的鬼话

关于毛泽东在60年代不吃猪肉的事是真的，不过人家开始吃牛肉了，当然鱼，海鲜还是毛泽东的最爱，水果也同样少不了。被忽悠当然是天朝子民的特权。

重新被供上神坛的毛泽东怎会甘心大权旁落，冥思苦想之后，不待饥馑过去，毛泽东在1962年就发起了反击。这就是大家不太所知的社教和四清运动。

flh

老实讲，我以前知道这两个名词，但实际怎么回事也不是很清楚。童年时经常听参加过这个运动的母亲讲起她参加工作队下乡参加社教的故事，当我查看资料时才知道，“社教”的全称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个运动实际从1962年的9月一直持续到文革开始无疾而终，其实可以称做文革序幕，严格来说，文革应该是从1962年9月开始的。

毛泽东在中共的1962年9月，七千人大会结束不过半年后就开始反击，在8届10中全会上提出“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中层和基层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这就是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起源。

虽然毛泽东一厢情愿的要发动运动，没有刘周的支持也没法开展起来。我看到一个文献是这样说的“1962年冬到1963年初，毛泽东外出视察工作，跑了11个省，只有湖南省委书记王延春和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滔滔不绝地向毛泽东讲社会主义教育，其他各省都不讲。毛泽东对这种情况很不满意，认为社会主义教育并未引起党内许多同志的高度重视。”(内容摘自《党史文苑》2005年第9期作者林小波，下同),接着，1963年2月11日至28日，毛泽东在北京召开会议，重点讨论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和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所谓“五反”是指“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对于农村地区社教如何搞，并无具体意见。文件虽然下发，下面还是不动。毛泽东又在5月在杭州召集各位大佬开会，即党史中的“五月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制订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于20日颁发。在毛泽东的严厉督促下，各地总算动起来了，开始进行社教运动的试点工作。"五反"试点主要集中于中央国家机关及各省、市、区级机关、工业交通财贸单位和文教单位的企业以及军队各单位，也就是在吃国家饭，拿工资的这些人，与农村无关。运动以来，各级干部依例形式，以前中共历史上整人的把戏，恶果马上显现。林文中是这样写的：“运动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一些地区也出现了自杀等极端现象。”从前面我写的文章里大家应该知道，这不是什么扩大化，压根就是无中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