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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新闻] 湖朋购友在互联网家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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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2-7 23:0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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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畔大学,一个极其危险的政治信号 资本巨头合流[size=0.9em]文章来源: 凤凰网 于 2017-12-07 02:15:42 - 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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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以前的资本巨头还是以各自利益为战的话,湖畔大学的产生,则标志着一个危险的政治信号:资本巨头们有着合流的趋势。这是他们对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局的新应对,也是这些精英前台人物不甘于被操控的命运而要想独立自主而建立的新组织。

  号称世界第一的湖畔大学

  湖畔大学,号称由马云、柳传志、冯仑、郭广昌、史玉柱、沈国军、钱颖一、蔡洪滨、邵晓锋等九名企业家和著名学者等共同发起创办。

  但从其运营来看,教务长是阿里巴巴的曾鸣,基地设在杭州,马云为校长,毫无疑问,这是以马云为核心的一个新组织。

  湖畔大学从2015年开始第一期招生,第一届主要方向是互联网方向的创业精英,录取36人,以80、70后居多,其中既有王利芬这样的业界名人,也有汪小菲这样的明星型富二代。

  2016年第二届的招生扩大到传统行业,录取39人,学生平均年龄也达到了37.3岁的高龄,里面既有像杭州外婆家吴国平、西贝贾国龙这样的餐饮界大腕,也有58同城姚劲波这样的互联网创业成功人士,有顾家家居顾江生、科大讯飞胡郁这样的各自业内的领军人物,有霍英东的孙子霍启文这样的富三代,其中更是有8家上市公司,12家年营收5亿以上的企业。

  2017年的招生范围进一步扩大,涉及医药医疗、保险金融、投资、食品、日化、家居、通讯、教育、互联网、新能源、智能制造、新科技等12个社会重要领域的企业,几乎囊括了国家经济的方方面面。

  第三届符合初审的报名人1,080人,湖畔大学重点走访了300多家,最后录取了44人,录取率4.07%,而世界竞争最激烈的斯坦福大学录取率为4.4%,因此湖畔大学教务长曾鸣称湖畔大学是世界第一。

  湖畔大学规划占地面积的新校区位于杭州市余杭区仓前镇,预计2020年投入使用。届时招生规模有望进一步扩大,除了CEO班,逐步开设CTO班、CPO班、CFO班,甚至研究企业二代如何接班。

  湖畔大学的野心

  在挑选学员方面,除了设置了三年创业经验、三十名以上员工、纳税三年,并拥有三千万营业额的基本门坎,湖畔大学要求报名者必须有三位保荐人,其中至少一位指定保荐人。

  保荐人是什么呢?应该嫁接自中国传统曲艺圈的收徒制度,相声行业如果一个人想拜师学艺,需要引师、保师,引师如同介绍人,师徒之间他需如实介绍有关情况,师徒双方都满意才行;保师就是起到个保证作用,既保证师父耐心传艺,又保证徒弟认真学习,为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夯实基础。

  保荐人制度,说白了,就是混圈子,要进入这个圈子就必须有合格的保荐人,要保证这种关系的牢固性。因此湖畔大学绝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传道解惑的学校,而是一个圈子,是一个牛X商人的圈子。

  湖畔大学保荐人名单

  按照马云的设想,未来的中国500强企业中,应该至少有200强出自湖畔大学,这是一个极具野心的规划,意味着湖畔大学要成为未来中国经济顶级精英的教父。

  2017年湖畔大学第三期开学典礼中,马云更是提出了为市场立心,为商人立命,为改革开放继绝学,为新经济开太平的宣言,这意味着马云不仅仅要当中国经济的教父,还要当圣人,要万世师表。

  不仅有湖畔大学,马云旗下的云谷学校还在进行经济精英下一代的培养,从父到子,一揽子教育计划,彻底改变未来中国经济人的大脑。

  这是一个伟大的计划,也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

  东林书院,帝国危机之源

  东林书院创建于北宋政和元年即公元1111年,位于今江苏无锡市,是当时为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嫡传高弟、知名学者杨时长期讲学的地方。后废。

  明朝万历三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604年,由东林学者顾宪成等人重新修复并在此聚众讲学,他们倡导读书、讲学、爱国的精神,引起全国学者普遍响应,一时声名大噪。

  顾宪成撰写的名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在心更是家喻户晓。有天下言书院者,首东林之赞誉。东林书院成为江南地区人文荟萃之区和议论国事的主要舆论中心。

  正是这个标榜读书、讲学、爱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东林书院,在组织讲学的基础上,发展成为东林党,也正是东林党,敲响了明帝国亡国的丧钟。

  东林党实际上成为当时地主、商人、官僚的代言人,他们鼓动商人不纳税,以藏富于民的名义让中央财政空虚,而官商阶层占有巨额的社会财富,最后的结果是崇祯皇帝打仗没有钱,眼睁睁看着满人入关,亡国。

  官僚商人与女真人做买卖,其中铁器火药交易又是重要的交易对象,这直接导致了女真人军力的崛起。

  东林党显著的特征是:以讲学的名义聚集势力,最后这个学院不仅在朝廷里有大批的东林党高官,还在江南地主、商人阶层有广泛的支持,最后形成了官商大合流,成为明帝国的一个巨大毒瘤。

  这个毒瘤已经形成一个生态,他们在言论上以清流自居,掌握了话语权,在政治执行层面上有官僚系统的支撑,在基层有经济领域商人地主的支持,真正是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言有言而呼风唤雨。

  湖畔大学,一个危险的政治信号

  毫无疑问,湖畔大学现在也是一个讲学的地方,建立这个大学的精英们都是掌握着巨大社会财富和社会权力资源的中国经济领域的牛人,这些牛人背后更有着复杂的利益权力交织。

  如果说以前的资本巨头还是以各自利益为战的话,湖畔大学的产生,则标志着一个危险的政治信号资本巨头们有着合流的趋势。这是他们对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局的新应对,也是这些精英前台人物不甘于被操控的命运而要想独立自主而建立的新组织。

  不管这个组织的口号有多诱人,目标有多伟大,但其中的风险已经不言自明。这些社会商界精英的抱团后面有着什么样的演变,已经变得可以预见:商、官合流,形成新的生态,这个新生态系统的后面,必然有着更大利益要求。

  这个利益要求是什么呢?

  黄埔军校之后的北伐

  黄埔军校的建立注定与以后的北伐战争相联系,孙中山从最初开始筹办军校起,就是为以后扫除列强除军阀的北伐战争作准备的,因此它的建立对以后的北伐战争产生重大的影响。

  北伐战争中北伐军将士牺牲了大约7.5万人,其中黄埔军校的学生牺牲大约3万人。

  黄埔军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人才荟萃,不胜枚举。如共产党内周恩来、陈毅、林彪、陈赓、罗瑞卿、叶剑英、项英等都出自于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的第一任校长是蒋介石,如果没有黄埔军校的底子,这个来自浙江溪口的小个子,绝对不会有后来的政治成就。

  马云2017年湖畔大学第三期开学讲话:湖畔大学前十年,我们希望所有进入这个学校的人,你们就像黄埔一期二期一样,认认真真、脚踏实地,到这里跟我们一起建立这么一个学校,这个学校已经不是一个民营企业学校,这个学校更不会小到说我们跟国有企业去竞争。更大的要求是什么?似乎已经不言自明。

  马云湖畔大学被喻东林党 柳传志:想起文革

  针对外界将马云等中国知名商人创办的湖畔大学比作结党营私的东林党,柳传志于北京时间11月20日发文回应。

  综合媒体11月21日报道,湖畔大学是由中国网络巨头阿里巴巴掌门人马云联合中国巨富冯仑、郭广昌、史玉柱等人在浙江杭州所创办的学校。

  柳传志在《为湖畔大学正名》一文中表示,近来,中国社会有一股歪风,将矛头对准民营企业家阶层。将社会两级分化的根源、贪腐的根源、环境破坏的根源,都归咎于企业家身上。 另外,他指出,不少声音又将此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认为改革开放出了新兴资产阶级,正在兴风作浪。

  柳传志说,尤为甚者,有一篇文章把湖畔大学比为东林党的集结地,言之凿凿,分析深刻。 柳传志口中的东林党是指,明朝末年以江南文官为主、各省士林相依附而成的一个儒家政治集团。东林二字取自于顾宪成讲学之东林书院,是为东林党称之发端。 不少声音称,东林党为后世带来的积极意义包括反对空幻虚无,提倡求真务实、实学实用。但其缺点也较为明显,主要被认为缺乏治国才能,党同伐异。对于明朝的灭亡负有历史罪责。

  为湖畔大学正名

  柳传志

  2017年11月20日

  前不久,我在湖畔大学给第二期学员讲了一次课。学员们年龄不齐,有可能差出20年纪,但个个老神在在,颇为自信。翻开花名册一看履历表,不少都是知名企业家。在商讨讲课内容时,学员代表专程来到北京,从新颖的角度给我提出要求:希望我能从联想成活的几个关键时刻找出几个胜负手意即这么做,事情就成了,那么做,事情就坏了,还要求讲清背后的思考。中欧工商管理学院的资深教授梁能先生和我合作授课,为讲好这次课,我们线上线下碰过五六次,但结果都没有学员们要求的这么深刻。毕竟我在商场里摸爬滚打了30余年,历经风险无数,死里求生之战屡见不鲜,这个题目几乎是为我量身定做的,我很高兴按他们的要求去讲课。因为这启发我把以前打仗的细节回想一遍,并重新再做总结。

  讲课时学员们神情专注,提的问题正到好处。有一个学员提的问题正是我引而不发的,他一问,不由我脱口叫了一声知音啊!一堂课讲了整整一天半。30余年,我参加各种论坛、座谈、讲课,人数从几十到上千,次数已无法计算,印象最深刻的当属这次。已无分教与学,实际是相互交流。谁也不端着,谁也不装,都是打过仗的人,我一讲他们就明白,他们一问,就直指要害,不由你不大呼过瘾。我的秘书老怕我累着,我心里话,要是商学院也有这样的学生,也这样讲课,我就改行到商学院去当教员,准能延年益寿。可惜商学院没有这样办学的。

  记得2012年马云找我说起办湖畔大学的事,请我当校董,并谈到当校董的责、权。责任是一年要授课一次,权利是可保荐学员一名。当时我心中并不以为然,送一名学员去上学,难道还是多大的权利不成。不成想才办到第三期,湖畔大学名扬四海,报名者几乎千中取一,保荐一名学员真是天大的权利。因为知道我有这个权利而要求我推荐的朋友着实不少,弄得我委实难做。我明年将主动放弃这个权利,免得得罪朋友。

  湖畔之所以办得好,首先是马云着实下了心思。从中国要培养什么样的企业家(不是职业经理人,而是企业家),从什么样的人中,以什么样的方法去选拔学员;从应为他们设计什么样的课程,如何去选请教员;从学员需要什么样的授课氛围,到如何营造这样的氛围;一次又一次的讨论、酝酿。酝酿者有校董及各行各界的志士能人,当然,以企业界为主。我第一次参加会时,心情多少有点儿是为面子而来,眼见得,议论的事一件件一桩桩的全在落实,甚至超出预计,不由得我不端正态度,打起12分的精神参会和授课。每次从杭州回京,总要心生感叹。从马云办淘宝网说要把生意做到几千个亿,我开始就不信,最后不出几年,大规模超额完成。从他说要把双11办成一个光棍节,我就又当笑话听,又是不曾想不出三年,真成了轰轰烈烈的抢购节。这次办湖畔大学是被马云当做百年大计办的,他说他从阿里退休后就只做公益和当湖畔大学的校长了。我觉得他是认真的,所以现在对他的尊称就是马校长。

  前几年,社会上有一股风,矛头直指民营企业家阶层。把社会两极分化的根源、贪腐的根源、环境破坏的根源,都归结到企业家身上。又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认为改革开放出了新兴资产阶级,正在兴风作浪。尤为甚者,有一篇文章把湖畔大学比为东林党的集结地,言之凿凿,分析深刻。说的话,像是中东的恐怖基地。此文过些日子就又传上一阵,不由你不想起文化革命。类似这样的文章、说法,自然会搅乱人心,特别是对企业家。为此,我和企业界热爱国家、热爱中华民族的朋友,都认为应该发声。上次在湖畔大学讲课之时,我即在课堂讲过,我一定要写一篇在湖畔议事、讲课的过程,为湖畔大学正名、为中国企业家正名。

  十九大东风浩荡吹散雾霾,中国企业家精神抖擞,应在经济领域弘扬正气,大展宏图。当然我们更要小心谨慎,端正言行,要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宏伟事业中成为骨干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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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2-7 23:10 | 显示全部楼层
乌镇互联网大会的两个局 一朝一野,泾渭分明(图)[size=0.9em]文章来源: 托式派对 于 2017-12-07 07:00:18 - 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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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镇变成一张另类的中国名片,是这四年发生的事。

一切都是因为“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规格上,乌镇峰会的参照系是“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峰会”。达沃斯是阿尔卑斯山脚下的欧洲小城,乌镇是长江中下游平原的中华古镇;达沃斯雪山旖旎,乌镇水乡氤氲。在既隐秘漂亮又有文化符号意味的地方谈大事,是一种精英传统。

不过对“乌镇峰会”的主办方——中国的互联网和信息化主管机构而言,“乌镇峰会”有另外的意义。到了第四届,它还真的越来越像“世界互联网大会”了:苹果和Google的CEO都来了,微软的高级副总裁、Facebook的副总裁、LinkedIn和Airbnb的联合创始人也都在,中国的互联网大佬更是一个都没少。美国和中国最重要的互联网和科技公司都聚齐了,基本就可以算是“世界互联网”大会了,这么说不过分。



乌镇国际会议会展中心,世界互联网大会永久会址


但有关部门显然不是为了满足“万邦来朝”仪式感的,当年在乌镇YY过“万邦来朝”的那位互联网主管官员也已经进去了。从更高层意志来看,“世界互联网大会”其实是“中国意志如何影响世界互联网格局”的大会。就像中国意志不断强化对全球贸易自由化格局的影响那样,在互联网治理和发展领域,中国也希望对外输出自己的经验,建立新的规则——这倒未必是要在全球建立防火长城,但关于根服务器的去美国中心化,以及推动“领网权”像领海权、领土权和领空权那样,成为“国家主权”的一部分——中国还是很愿意推动的。这事欧洲的精英想过,没做成。现在中国想把它做成,用中国特色的思路和方式。

简单地说,中国在乌镇施展对世界互联网格局的影响力,和中国对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影响,以及“一带一路”的倡议都一样,都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框架一部分。如果你仔细看这届乌镇峰会的官方议题设置,基本都是围绕着这个核心来的,甭管是人工智能、互联网主权讨论、网络空间治理还是共享经济的环节设计,都是冲着一个“共同体”去的。

这就是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朝局”。

但从第一届乌镇峰会开始直到现在,4年过去了,更吸引人们眼球的、每年在朋友圈持续传播的,新媒体和公众号乐此不疲报道的,反而是每天的峰会结束后、傍晚开始的、由中国互联网界的“大佬”发起的各种私密饭局,从2014年开始的“丁磊局”到现在的“东兴局”,越来越多,五花八门,各种大佬的排列组合。谁参加了谁的局,谁没有被谁邀请,谁和谁第一次坐在了一块儿,以及围绕着江湖地位最高的一位大佬,其它次级大佬在饭局上的座次如何排序,该怎么解读,几乎衍生出了中国互联网界的“克里姆林宫政治学”。

这就是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的“野局”。

一朝一野,泾渭分明。



网易创始人丁磊从2014年起历年乌镇峰会都组织大佬闭门饭局,后来被诸多人效仿。


乌镇峰会的“朝局”主题是如何构建人类的互联网空间命运共同体,而“野局”的主题,变成了大佬互相商量如何构建中国互联网寡头彼此之间的命运共同体。偶尔有一个像马云这种在“野局”上落了单的,没跟别人命运共同体的,就成了媒体舆论的奚落对象。没人跟马云一起在乌镇吃饭,马云和阿里巴巴看上去就糟糕透了。这种江湖风向,这种舆论追逐,这种趋热逐冷,放在乌镇峰会这个“国家互联网意志”无处不在的环境下,就是典型的“朝小野大”。

说句实话,没有官方每年一度在乌镇攒这个互联网的“朝局”,中国那么多互联网公司的大佬恐怕一年也未必有机会能在一起聚齐了。而官方聚齐各位大佬寡头的目的,是希望大家在台上一起主张点什么倡议,达成点什么共识,分享点什么洞见。台面上的事,大家倒是做了。但台面之侧、桨声灯影之畔,官方眼皮子底下,互联网大佬们借着主管机构在乌镇搭的台子,以各种名义、各种联合搞的饭局和私密聚会,让商业和科技记者一年一度秒变娱记,反倒吸引了最多的眼球和讨论。这情何以堪。

而且,从这两年的走势来看,大佬们的“野局”,其秩序之森严,用心之良苦,江湖地位次序之讲究,并不输于白天台面上的峰会。

其实,历年的乌镇峰会,台面上的发言顺序、场次安排和展馆展位布置,甚至不同公司发放的通行证数量,背后都颇有深意,这种“朝局”上的安排和摆布,背后隐藏着有关部门对这些公司的态度和判断。跨国公司里,微软和思科的发言规格和席次安排,通常在乌镇峰会上是最高的;今年苹果和Google的CEO都来了,但苹果的库克能被安排做主题演讲,Google的劈柴就只能参加对话讨论,这背后的原因,大家都能体认出来。国内的BAT三巨头,肯定被安排主题演讲,如果没安排,那恐怕就地动山摇了。但BAT之外其它的小巨头怎么安排,谁今年的演讲位置靠前了,谁去年在台上今年没在台上,甚至谁的展位去年10多平方米今年只有几平方米了,背后都是故事。如果谁闲得没事干,把过去四年乌镇峰会的论坛安排和展馆布置图都拿出来看看,保证比分析大佬饭局上的座次有更多的收获——可惜没人干这事。

可大佬们的私密聚会也越来越“讲究”这些潜台词了。2014年丁磊组的第一次饭局,想来是无心插柳,纯属私下里沟通和放松的行动,不料后面惹得大家花式跟进。时至今日,大佬的乌镇饭局上能聊点什么、说点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它的意义在于借着这个机会,用一种看似不经意的、无意中暴露且刻意闲散的方式,告诉所有不在场的人:第一,我们是一伙的;第二,看看我们这伙儿人内部的江湖座次。



今年乌镇峰会期间,一场精心设计过的饭局菜单


从那份广为流传的、嵌套进去了各家公司名字的菜单就可以看出,这顿饭吃的一点也不随意,充满了机巧的安排和公关的意味。再从入席之后10多分钟,马化腾、雷军和张一鸣等人先后退场赶赴丁磊的饭局也能看出来,这顿饭很多人压根就没打算好好吃,饭桌上也交流不了什么,人到齐了,菜上齐了,按排序坐好,拍张合影,发朋友圈,就可以退席了。这么一弄,给外界看到的,就是一个江湖。



今年乌镇峰会期间那场著名的饭局,超过了丁磊局的影响力


再说饭局座次的安排。我开了句玩笑说这是“紧密地团结在以马化腾为核心的中国半壁互联网江山周围”。其实,这个座次更像是大阅兵时候的观礼台,马化腾居中,左侧(美团王兴除外)是业界友好。右侧才是自己人。排名分先后,以现阶段公司的体量、规模和被腾讯投资入股的时间为多重参照系。我再给大家一个提示:看看离Pony从近及远的“自己人”排序,再把微信打开,看看“钱包”的菜单下面九宫格外加一个临时推荐位的排序,是不是有点什么新的发现。

这就是江湖,“朝局”散场之后的“野局”江湖。这个江湖,秩序也很森严。丁磊的饭局几年来添过什么崭新的人丁么?去年以马化腾为核心的另一场饭局和今年同样以马化腾为核心的这场饭局,新面孔多么?除了玩“我爱你不要脸”的酒令游戏之外,大佬们还聊了哪些严肃的话题?对接下来几家的竞争合作有什么影响?恐怕谁也不知道。其实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他们真的什么也没聊透。这些个局,除了激发了看客们中国互联网克里姆林宫政治学的窥伺欲之外,与“世界互联网命运共同体”的宏大叙事无关,与那些不远万里来乌镇参加“世界互联网大会”的苹果、Google、Facebook、Airbnb和LinkedIn的企业领袖们无关,也与那些不在这些饭局上的中国互联网公司和创业公司无关。

但野局与朝局,密切相关。

每年一度,乌镇聚会。白天是论坛会场里的“朝局”,晚上是酒肆餐馆里的“野局”。野局和朝局一样秩序严谨、先后有序。关于野局的传说、八卦和舆论关注超过了对朝局严肃议程的关注,江湖之远的喧嚣盖过了庙堂之上的钟吕。长此以往,主持庙堂的人,可能就真想把这个“乌镇峰会”,特别是私下里“咖荟”和“饭局”的玩法给换个样儿了。



每年乌镇饭局期间,外面围观的人都比里面吃饭的人多


去年在乌镇峰会期间,我主持了一个滴滴、今日头条和美团创始人程维、张一鸣和王兴参与的闭门讨论,长达3个半小时,比一顿饭的时间长很多,结束的时候都快虚脱了。现在看起来,这是在乌镇这个场子上能做的挺有意义的一件事。我当时发了条朋友圈说:希望今天的对话,5年后10年后再拿出来看,都能具备史料价值。当初几方共同设计这场讨论的时候,我们特别在意的就是各方的平等参与感:这不是江湖,也不是联盟。这就是三家发展节奏和所处历史节点非常接近的明星科技公司,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有相同有不同,他们业务的平行线可能会产生交叉,他们不是“一伙儿人”,也不需要是一伙儿人,但他们是具备时代共性的三个人。更重要的是,如果每年乌镇峰会期间,我们都把当年那场对话的4万多字记录拿出来看一遍,恐怕还真的能发现:我靠,它确实有史料价值。

所以,那些在乌镇的饭局上觥筹交错的大佬们,和在乌镇貌似形单影只的大佬,不过是一年一度在乌镇遇见,然后又散去了。乌镇这个地方,是个庙堂,也是个江湖。但说到最后,它不可能仅仅是个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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