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正清 赵洋 | “一带一路”与共同发展型国际社会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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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英国学派中的国际社会概念刻画的是一种强制扩张型国际社会。这一国际社会的概念和内涵已不适应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现实和世界发展潮流。文章在对英国学派强制扩张型国际社会进行批评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构建了一种以共同发展为核心的共同发展型国际社会。这种国际社会以实现各国均衡、普惠、共赢发展为目标，将各国视为具有平等发展权利的主体，赋予国家主权以真正平等的内涵。共建“一带一路”将共同发展的核心理念带入国际社会之中，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旨在推动更加包容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使发展成果能够更公平地惠及世界各国人民。中国通过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的实践，与发展中国家共同推动了共同发展型国际社会建设，开拓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作者：袁正清，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赵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摘自：《当代亚太》2025年第4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

2025年第12期

（点击查看第12期目录）

英国学派的强

制扩张型国际社会

国际社会是英国学派的核心概念。该理论认为，国际社会首先在欧洲出现，然后扩展到北美，最后才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其隐含意义是西方“文明”世界对其他地区“非文明”世界的取代。国际社会拥有规定国家行为模式的规则和规范，并由此形成秩序，而这就是这一社会具有“文明”的原因。但事实上，国际社会的扩展是同西方国家的殖民扩张联系在一起的，西方国家正是通过构建在全球范围的殖民体系才得以使国际社会全球化。不断扩展的国际社会在本质上是“欧洲性的”，非欧洲国家只有在接受了欧洲国家提出的主权原则、国际法规则、外交惯例和程序等之后，才能成为这一社会的成员。国际社会在历史上的扩展并不是一个和平的过程，也不是非西方国家自愿向西方国家学习的过程，而是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进行暴力征服，并强制将其纳入他们掌控的国际社会的过程。

这种观点进一步强化了西方和非西方国家之间在“文明”方面的不平等地位，它把国际社会的扩展明确表达为西方文明的扩张和非西方国家接受西方文明标准的过程。国际社会中的规则与规范并不适用于“非文明”地区，只有当这些“非文明”的国家或民族被并入国际社会时，“文明人”之间的规范对于它们而言才是适用的。这就出现了所谓“文明内部的断裂”，即那些在文明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动中被禁止的行为，在同“敌人”的斗争中就是完全可行的。这种以等级制和特权为基础的、在“文明”和“非文明”之间的分割也延伸到当代国际社会，如当代西方国家仍然经常将自认为“好的”和“先进的”规范强加给其他国家。这种单一中心的全球国际社会扩展模式以不平等关系为起点，并且将所谓“文明标准”作为非西方社会取得其成员资格的主要标准。西方国家文明标准的扩张伴随着对亚非拉地区的殖民化进程，最终将所有或几乎所有的非西方社会都纳入西方国家的文明标准当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宣布独立，国际社会正式成为建立在主权平等基础上的全球范围的社会。虽然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力被世界大战严重削弱，但美国却借由世界大战而一跃成为超级大国，并将传统的欧洲国家主导的国际社会转变为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所谓自由国际秩序可以被看作欧洲国家主导的传统国际社会的翻版。这一秩序建立在美国霸权基础之上，其特征包括高透明度、允许次级强国参与，以及受各种经济和安全制度的约束。这些特征使这种秩序更容易被其他国家（主要西方国家）所接受，也增强了秩序中的参与国对于接受与维持这一秩序中规则和制度约束的信心。自由国际秩序的支持者们并不否认这一秩序主要反映出美国的利益与价值偏好，但其坚持认为，这种秩序对于所有国家都是“有利的”。这是因为，美国是一个“仁慈的”和“非强制性的”霸权国，因而在其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国家间关系是以“互惠、共识”为基础，并且高度制度化的。在这种秩序中，霸权国追求的是长期利益而非短期的分配收益，这就使霸权国自身的利益可以同国际秩序的开放性和稳定性保持一致。

美国倡导的自由国际秩序同传统意义上的国际社会异曲同工，体现出强制扩张的特征。在发展领域，这一国际社会仍然具有明显的“中心—外围”特征，非西方或“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处于边缘化位置。在安全领域，强制扩张型国际社会以西方国家之间的安全共同体和西方同非西方国家之间的对立为特征。自由国际秩序中的安全联盟的主要功能并不在于积累权力以制衡外部威胁，而在于推动联盟伙伴彼此约束行为和建立共同关系。不过，这种联盟——或者说安全共同体——只能存在于西方国家内部。推动安全共同体产生的一个必要条件是集体身份，而国家间的集体身份则同这些国家与这个安全共同体以外的国家的关系相联系。并非所有的国家间互动都会产生集体身份，互动也可以制造出他者和威胁。因此，西方国家的安全共同体是一种排他性的共同体，是以作为“自我”的西方国家和作为“他者”的敌对国家之间的身份对立为基础的。这就是在冷战结束后，诸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样的安全共同体需要不断渲染和“制造”所谓外部威胁，从而建构出维系自身存在的条件的原因。从文明角度来看，自由国际秩序中仍然存在着“文明”和“非文明”的二元对立。非欧洲民族被接纳到一个直到19世纪末期仍然仅仅由欧洲民族构成的国际社会当中这一事实表明，这些民族有意愿和能力在他们的治理结构和实践中满足所谓的文明标准。那些不能满足文明标准的民族则被排除在“文明国家的大家庭”之外，而这将使他们在国际法上受到区别对待。



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社会中的主导性秩序。但是，随着一些非西方国家的物质实力不断增强，它们也会将反映自身背景知识的观念带入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社会，并推动自身观念同现有国际社会规范相融合。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或“全球南方”国家而言，虽然具备了主权国家的形式，但由于经济发展孱弱、国内动荡甚至冲突频发，它们一直被西方国家锁定在被支配的地位，主权国家的建构并没有充分实现。摆脱贫困、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是发展中国家或“全球南方”国家的首要目标，也是它们作为真正主权国家重构之所需。如果说欧洲民族国家的建构是通过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所说的“战争制造”完成，那么，第三世界国家或“全球南方”国家的建构则是通过反对殖民战争、争取民族独立和经济发展而实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批殖民地国家获得独立，但经济发展的任务未见起色。实践证明，这一目标在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国际社会中难以实现。将自身发展理念带入国际社会中，推动国际社会的重构，将是这些国家实现发展目标的基本保障。

“一带一路”构建共同发展型

国际社会规范

正是由于认识到在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社会中不能实现充分发展，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始探索构建替代性的国际社会。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可以很好地帮助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克服发展进程中的瓶颈，实现发展目标。共建“一带一路”聚焦发展这个根本性问题，坚持各国之间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强调各国在平等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和协商解决共同关心的问题，实现各国共同发展。这一倡议将发展问题置于核心位置，突出了广大非西方国家及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民的共同关切。与西方国家主导的强制扩张型国际社会不同，共同发展型国际社会将自愿、平等作为核心内涵，即各个国家自愿融入其中，并且所有国家在这一国际社会中都具有平等地位。以“一带一路”为载体，中国将共商共建共享构建为共同发展型国际社会的核心规范，并以这一理念为基础推动共同发展型国际社会生成。

事实上，共商共建共享本身也是一种新型全球治理观。共商就是在全球治理的各项事务上尊重各国平等地位，通过对话沟通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共建是在合作过程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充分发挥不同行动者的比较优势；共享则是发展成果不能被少数国家所占有，所有参与者都能够享有收益。这一理念强调治理的多元主体、开放包容和公平公正，旨在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作为以“共商共建共享”为指导的国际实践活动，也以构建多元协商的合作体系、开放包容的世界经济和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共同体为主要内涵与目标。在当代世界政治中，各国应当自行决定自己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而涉及各国共同利益的事务也应当通过国家之间的协商来解决。

表1 强制扩张型国际社会和

共同发展型国际社会的对比



共商共建共享的意义在于，它赋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平等的发展权利，使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谋求发展方面拥有了自身的话语权。可以将共商共建共享理解为共同发展型国际社会的基本规范性原则，它构成了其他具体规范的基础。规范性原则的作用在于帮助行为体确定它们在国际社会中的权利和责任，为社会实践提供规范性基础，充当使语言和行为具有意义的社会先决条件，并且从参与者的视角来解释真实世界中社会实践内部的规范性内容。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基础上，“一带一路”延伸出一系列具体的指导各方活动的规范，其中之一就是正确义利观。正确义利观突出了以义为先、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导向，因而不同于西方国家奉行的以利为先、零和博弈，以及“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霸权主义导向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一带一路”本身就是一项长期工程，是一项发展导向性的区域合作机制，其目标是实现各国之间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并在此基础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就决定了在践行“一带一路”倡议时，不能仅仅关注短期收益，而要将长期稳定的合作置于更优先位置。正是基于这个原因，中国多次表示在开展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时坚持正确义利观，不搞“我输你赢、我多你少”，在一些具体项目上会照顾对方利益。这是对以优势互补为基本原则的合作模式的创新。很多发展中国家并不具备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比较优势，因而优势互补原则对于它们并不适用。同这些国家开展合作，就需要坚持“输血”和“造血”并举，而“造血”的目的是帮助这些国家创造新的比较优势。

“一带一路”与共同发展型

国际社会的实践

在推动高水平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中国也积极推动国际社会成员接受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中国推动发展型国际社会构建的实践活动有对话和树立榜样两种形式，二者相辅相成。从对话角度来讲，中国主要通过在国际组织或多边国际机制中进行公开对话将共商共建共享的内涵传递给听众，产生“对话的论坛效果”，吸引听众接受这一理念。具体而言，这些国际组织或机制主要包括上海合作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非洲联盟（中非合作论坛）和联合国。在这些组织或机制中，中国结合共建“一带一路”向相关听众阐述共商共建共享的内涵，得到了较为积极的回应，并体现在这些组织或机制发表的各类公报、声明等文件当中。



就树立榜样而言，主要指中国在践行“一带一路”的过程中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持正确义利观，切实贯彻全球发展倡议，为国际社会做出榜样，给其他国家提供示范。可以将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共同发展型规范扩展的过程理解为一种“规范性外交”，即同时借助物质和观念性工具，使用传统外交、经济外交、教育和对外传播等方式，将中国倡导的规范传递给“全球南方”国家。这一过程不依赖于强制力或诱导，而是强调利益的共同点和交汇点，强调彼此发展计划的相互对接。这就表明，中国倡导共同发展型规范的目标在于解决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实际发展问题，帮助这些国家克服发展进程中的障碍。因此，“一带一路”本身并不是一项具体工程，而是寻求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基础上促进中国同共建国家和地区之间项目、资金、技术与标准的对接，以互利共赢理念实现中国同共建国家和地区共同繁荣，最终打造中国与共建国家和地区的命运共同体。通过十余年的实践，“一带一路”在促进共建国家和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通过中国的榜样树立实践，“一带一路”倡议所包含的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截至2024年12月，中国已经同五大洲的150多个国家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事实证明，“一带一路”并不是对现有国际秩序的“颠覆”，也不是中国构筑自身势力范围的“地缘大战略”。它的提出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为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各国实现共同发展与共同繁荣提供了理念引导和实践路径。同历史上国际社会的扩展相比较，“一带一路”倡议以和平、合作的方式推动了共同发展型规范的扩展，而不是人为地将世界分成“同我们一样”的“文明人”与“同我们不一样”的“野蛮人”，也没有通过殖民掠夺和武力征服的方式将其他国家或地区纳入自身的“势力范围”，因而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事实证明，以共商共建共享为核心的理念在国际社会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当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理解和支持，一个以此为基础的共同发展型国际社会正在形成。

需要指出的一点是，中国构建共同发展型国际社会的目标，并不是要取代现有国际社会，而是要推动全球治理真正向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对于占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是它们的第一要务，而现实中，它们却经常在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上遭受发达国家的不公正对待，从而导致国与国之间发展不平衡，发展赤字突出。“一带一路”倡议紧紧抓住发展这个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致力于缩小发展鸿沟，从根本上化解了各种矛盾和冲突产生的根源。以自身新发展为世界创造新机遇，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构建符合世界发展潮流的共同发展型国际社会，中国为国际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贡献了创新性的理念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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