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卑帝国兴亡史---北魏评传（长篇连载）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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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石勒的侄子石虎从太行山轵关径西入，率兵四万进攻前赵河东重镇蒲阪，刘曜倾全国精锐水陆大军救援，石虎畏惧，率军退走，刘曜追击。在高候大破石虎，斩石瞻，后赵军枕尸二百余里，石虎逃奔朝歌（在今河南淇县）。刘曜从大阳（山西平陆）南渡黄河，兵围洛阳，后赵举国震惊。
　　
　　十一月，石勒欲亲自率兵救援洛阳，问计于群臣，时右侯张宾已死，左右长史郭敖、程遐等大臣劝他不要轻举妄动，“刘曜乘胜而来，难与争锋，金墉城（洛阳城西北角所筑的小城）粮草足备，他一时也打不下来，刘曜悬军千里，势不支久，时间一长自然退去，大王您不宜亲自出动，一出动就难保万全。”石勒大怒，手按宝剑把程遐骂跑，想起他的智囊记室参军徐光，徐光被他关起来了，怎么回事呢？
　　
　　原来石勒好微服出行，有一天晚间石勒微服外出，检察诸营守卫，他拿着金帛贿赂守门人，请求出门。永昌门守令王假要拘捕他，正巧侍卫来了才停手。第二天一早，石勒召见王假、徐光，赐王假关内侯。记室参军徐光喝醉了没来，石勒把他贬职为牙门，替换王假。轮到徐光当值时，一脸不高兴，面带怨怒之色，连降数级当然不开心，看到石勒装作没看到，（仰视不顾）。石勒火了，心想我哪一点对不起你了，瞧你这德行，不想看门拉倒，将他连同妻子儿女一道囚禁起来。
　　
　　事到如今用着人家，想起徐光，派人把他找来，对他说：“刘曜乘一战之胜，围守洛阳，程遐那帮庸人皆谓其锋不可当。但他刘曜带甲十万，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师老卒怠，以我初锐击之，可一战而擒也。如果洛阳失陷，刘曜必送死冀州，自河已北，席卷而来，我们就完了，你说我该怎么办？”徐光赞同石勒的看法，他说：“刘曜乘高候之胜势，不能进临襄国，反而据守金墉，他的无能已经显露出来。以大王威略临之，刘曜必望旗奔败。平定天下，在今一举，机不可失，怎么可以不去。”
　　
　　石勒闻听大喜，一个人拿不定主意，身边有个吹鼓手就不一样，信心倍增，下令大将石堪、石聪及豫州刺史桃豹各率本部人马向荥阳进发，石勒亲统步骑四万渡过黄河，杀奔洛阳。石勒骑在马上一边赶路，一边对徐光说：“如果刘曜盛兵成皋关（虎牢关），上策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阳，等于束手就擒。”
　　
　　等到后赵各路大军共计步卒六万，骑兵二万七千会师于成皋关时，关上不见匈奴前赵一兵一卒，石勒大喜，举手指天，复加额道：“天也！”率兵卷甲衔枚，诡道兼行，突然出现在洛阳城下。
　　
　　刘曜被初战的胜利冲昏头脑，终日在洛阳城下与宠爱的嬖臣饮酒博戏，酒能害人，刘曜就是为酒所误的一个皇帝。直到巡逻洛水的士兵捉住羯人俘虏送来问话，刘曜还不知道石勒已经亲自来了，他问俘虏，“大胡（石勒）自己来了吗？有多少人马？”回答说：“王自来，军势甚盛。”刘曜色变，大吃一惊，赶紧让军队解除对金墉的围守，在洛水西面布阵，“陈于洛西，众十余万，南北十余里。”石勒望见，越发高兴，谓左右道：“可以贺我矣！”石勒帅步骑四万入洛阳城，令石虎率步卒三万自城北而西，攻匈奴中军，石堪、石聪等各以精骑八千自城西而北，攻击匈奴前锋部队，大战于西阳门。石勒躬贯甲胄，出自阊阖门，三路夹攻匈奴军。
　　
　　
　　
　　刘曜此时在干什么呢？还在喝酒，史载“（刘）曜少而嗜酒，末年尤甚；将战，饮酒数斗。”每次打仗先要喝几斗养养精神，天龙八部中北乔峰决斗时不也要喝几坛酒吗，越喝越有斗志。不过，那是武侠小说，酒喝多了要醉，会伤身体。刘曜喝完酒，得大吼一声“抬矛备马！”矛抬过来，马没来，他平常骑的那匹赤马趴地上不肯起来，侍卫无奈只得换匹小马，这功夫刘曜又趁机喝了一斗多，好家伙，迷迷糊糊上阵，没等打上仗，三路羯兵冲上来，匈奴兵溃败，“刘曜昏醉退走，马陷石渠，坠于冰上，被疮十余，通中者三，为石堪所擒。”虽然醉了，刘曜也未屈服，肯定进行过一番惨烈的战斗，否则史书不会这么详细记载他的伤势。不过羯兵也够狠的，戳伤刘曜十多处，有三处伤及内腑，主将被捉，军队肯定完蛋，“石勒遂大破赵兵，斩首五万余级。”随后石勒打下关中，平定北中国。
　　
　　开始石勒对刘曜挺客气，让医师李永给他疗伤，让他居住在永丰小城，供给他妓妾，严兵围守。石勒让刘曜给太子刘熙写信，谕令他急速归降。刘曜却只要求刘熙和各位大臣“匡扶社稷，不要以我为意”。
　　
　　刘曜的结局是被石勒杀死了，其实刘曜为人还是不错的，光明磊落，豪气凌云，实在是一个大豪杰，只不过残酷好杀，史评说他“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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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王敦之乱
　　
　　或许有人要问，当北方的匈奴前赵和羯族后赵展开生死对决的时候，东晋王朝又在忙些什么呢？为什么没有再次上演一部三国争雄的大戏呢？
　　
　　如同我在上文介绍王导和祖逖时所提到的，东晋从建立伊始便充满各种矛盾，矛盾的交织注定这样的一个政权无法确保国家安宁。
　　
　　若想解开乱麻一团无头无绪的东晋王朝的种种矛盾，我们是不是该找一个线头，线头是什么呢？皇权！皇权顾名思义皇帝的权力，皇帝在外国人眼里，与国王、君主没有什么不同，均是一国统治者，但在中国，皇帝与国王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皇帝在国王之上，第一个使用皇帝称号的是秦始皇，据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秦国大臣李斯等人对秦王嬴政说：“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秦王回答道：“去‘泰’，着‘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皇帝称号由此而来。独一无二的名号意味着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一切行政、立法、司法、财政、军事大权，无不由皇帝独揽，一切任免、赏罚、生杀予夺的大权，无不属于皇帝，秦始皇本纪又说“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此之谓皇权。
　　
　　我们看一下直至东晋开国，历代皇权的运行轨迹。大秦朝的皇帝牢牢控制住皇权，无论是秦始皇，还是二世胡亥，当然胡亥的皇权是依赖赵高实现的，皇权即中央集权，皇帝谁来坐与皇权没有关系。遍地烽烟的农民大起义将秦王朝吞噬之后，汉高祖刘邦再次面临皇权问题，他通过分封子弟诸王抑制战国贵族重新崛起，通过整治萧何打击相权（即官僚阶层的权力）。到汉武帝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而确立“天人合一”，“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等强化皇权思想的正统地位，用“推恩令”削藩，设立尚书省区分中外朝，再度削弱相权，使皇权达到顶峰。随着东汉庄园经济的兴起，皇权与地方豪强权利的矛盾愈演愈烈，原本维系皇权的外戚集团在皇帝和豪强势力之间左右摇摆，以至于出现皇帝利用宦官加强皇权，从而导致“党锢之祸”，皇权因之未被削弱。但统治阶级的内讧引发震惊天下的黄巾大起义，地方豪强利用镇压起义之机壮大自己的实力，正式形成魏晋时代的士族集团。
　　
　　晋武帝吸取东汉亡国的教训，对士族备加容忍，更加助长他们的嚣张气焰。从前文讲过的“石崇斗富”的故事中可以发现皇帝的财富竟然比不上一个士族。刘 毅“比晋武帝为桓灵”的典故中也反映出同样的问题，正是因为皇帝的财富少，司马炎才把卖官的钱装入自己私人腰包，也反映出另一个问题，就是晋朝卖官数量少，为什么？按九品中正制度，高门士族不用买官，朝廷必须安排。西晋富裕，但朝廷并不富，财富集中在高门士族手中，从而形成大家小国的局面，晋廷东渡之后，这种情况依旧延续下来，而且变得更遭。
　　
　　
　　
　　公元317年，司马睿即晋王位，公元318年三月，在建业称帝，改元太兴，史称晋元帝。在万众瞩目的即位大典上，出现了一出古今未有的小插曲，这位东晋王朝的开国皇帝竟拉着王导的手一再让他一起坐到御座上。“及帝登尊号，百官陪列，命（王）导升御床共坐。”皇权岂能与他人共享，象征皇权的须弥宝座岂能容他人染指，司马睿是高兴过了头，还是对王导襄赞大业由衷感激呢？都不是！以司马睿的阅历和聪明看，他怎么会不明白如果王导坐上象征皇权的御座接受天下人的朝拜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他要的恰恰正是这种结果，他就是要做样子给天下的士人看看，他司马睿情愿接受与高门士族共享权利的局面，不会再象汉代皇帝那样专权。最后还是王导会来事，王导固辞，说：“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司马睿不再强求。
　　
　　
　　读到这里，大家会感叹，司马睿真是个庸材，竟把皇帝做到这个份上，甘心与臣下共享权利，可我们想一想，有着四百年基业的大汉亡在谁手里？曹操是个大英雄吧？他的曹魏多少年？司马懿父子不是庸材吧？他的西晋如何？刘裕气吞如虎吧？他的刘宋如何？南朝齐、梁、陈又如何呢？司马睿的东晋可是延续了一百零三年。
　　
　　此时的司马睿光杆皇帝一个，要钱没有，要兵也没有，更不消说独揽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什么任免、赏罚、生杀等等权利。高门士族做官世袭罔替，皇权的实施要与高门士族商议，遇到不好说话的臣子，根本就不奉诏，奸臣不听话，忠臣他就听话了吗？祖逖屡次上表北伐，司马睿不准，最后祖逖火了，不用你自己干！可见当时高门士族有多大的权利，好说好商量，不然就给你点颜色瞧瞧！这与南宋时代的岳飞有着天壤之别，岳飞就是被冤枉死，也做不出祖逖的事来。
　　
　　北方流民不断南来，可不是一个一个来的，也不是一家一家来的，而是一个宗族一个宗族来的。来了以后要干什么呀？要吃饭，要穿衣，要做官，吃饭穿衣要有土地吧？没法子，东晋政府便就地按流民原来籍贯在南迁之地设置原籍州、郡、县，即所谓侨州、侨郡、侨县，并以高门大族成员担任刺史、太守和县令。侨州郡县的户籍亦只属于临时性质，著籍者可享受免除徭役。可这样便和江东吴姓豪门士庶发生冲突，江东本地人频繁发动反叛，渡江士庶无奈，只得向浙东发展，去开垦荒地，侨姓大族广占田园，隐匿人口，不仅造成行政区划乱头无绪，国家财政收入相应减少。
　　
　　
　　你看不下去了吧？司马睿自己也看不下去了，后世指责司马睿不思北伐有点冤枉他，确实在他未称帝之前抱有想做皇帝的私心，可西晋完了，两个皇帝都死了，东晋皇帝也做上了，谁不想收复中原，一统天下，成为一代圣主明君，被风风光光地载入史册，为万世仰慕。
　　
　　没有钱粮，没有军队，北伐打仗纯是扯蛋，司马睿要下手了，加强皇权是每个开国皇帝必须做的事，司马睿也不例外，他要逐渐削弱王氏的权力，不，准确地说是整个门阀士族的权利。第一个目标盯上手握江扬荆湘交广六州军事、财政大权的江州刺史、镇东大将军王敦。
　　
　　王敦，字处仲，王导的从兄，在崇尚风流神韵、姿容秀丽的晋朝，王敦的相貌一般，加上他是琅琊人（今山东临沂），说话带楚声，（琅琊靠近古时的楚地，中原人把南方话称为楚音）得到一个乡巴佬的外号，“旧有田舍名”，有相人之称的潘滔见到少年王敦却自有他的一番品评，“君蜂目已露，但豺声未振，若不噬人，亦当为人所噬。” 蜂目豺声，眼睛象蜂，声音象豺。这可不是什么好评语，是来形容坏人容貌的，《左传·文公元年》中载：“蜂目而豺声，忍人也。” 王敦是残忍的人吗？看一则典故，石崇宴客时，常令美人行酒，客人若不肯饮酒，便使黄门交斩美人。一次王敦与王导去石府赴宴， 王导本不能喝，怕石崇杀人，总是勉强自己喝，王敦坚持不喝，石崇已杀掉三个美人，王敦“颜色如故”，王导看不下去，责备他，王敦却若无其事地说：“自杀伊家人，干你何事！”石崇的厕所，备有十多名婢女侍候客人，让上厕所的宾客换新衣后出来，好些客人难为情忍着不去上厕所，王敦入厕完毕，脱旧衣换新装，神色傲然，婢女们互相评论说：“此客必能作贼！”
　　
　　王敦的厚颜狠毒表现得淋漓尽致，然而他的豪爽气魄却也非常人所能及。晋武帝司马炎与名流一起谈论歌舞伎艺，众人皆懂得一点，王敦却是一点也不关心，无话可说，脸色也不好看。司马炎问他懂什么，王敦说自己懂得打鼓，司马炎命人取鼓给他，王敦振袖而起，扬槌奋击，音节谐捷，气概豪迈，傍若无人，举座叹其雄爽。王敦被司马炎看中，把女儿襄城公主嫁给他，成为驸马都尉，官拜太子舍人。王敦风骨确然，太子被贾后废掉，迁往许昌之时，朝廷下诏不许东宫官属相送。王敦与太子洗马江统、潘滔，舍人杜蕤、鲁瑶等人违禁令 “于路侧望拜流涕。”
　　
　　做为高门子弟，王敦亦曾一度荒恣于酒色，身体因此很疲惫。身边的人规劝他保重身子，王敦说：“我没感觉怎么样，既然你们这么说，好办！”让人把侧门打开，把自己的几十个婢妾全部放出去，“任其所之”，其果毅如此，时人叹服。王敦自视甚高，称自己高朗疏率，学通左传。渡江后，每逢酒后则吟咏曹操的《龟虽寿》：“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边吟边用如意敲打唾壶，壶口尽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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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敦也有他可爱的一面，在西晋的时候，每次见到周顗总要拿扇子遮住脸，渡江之后就不再这样了，对人说：“不知是我有了长进还是伯仁退步了？”周顗，字伯仁，少有重名，神彩秀彻，是以王敦对其非常尊重，象石崇之流，王敦是看不上眼的，就是杀光你所有美人，他也不会皱皱眉头。谁也不会想到，他最尊敬的人，日后成为他生死对头。
　　
　　八王之乱中，赵王司马伦篡位，王敦坚定地站在晋惠帝一边，鼓动其叔兖州刺史王彦支持齐王的军队，立有大功。晋惠帝反正，王敦升为散骑常侍、左卫将军、大鸿胪、侍中。因其族兄王衍的关系，王敦投身司马越一党，得以出镇青州，被任命为广武将军、青州刺史。苟晞改镇青州后，司马越改任他为扬州刺史，为其经营大后方。
　　
　　司马睿移镇建业，王敦仍旧镇守扬州，与其弟王导一道“同心翼戴”共同协助司马睿开创江东政权，建立中兴大业。随后，王敦与甘卓等将领一起剿灭反贼华轶、杜?|，为平定江南立下汗马功劳，被封为镇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江州刺史，封汉安侯。司马睿称帝，加封侍中、大将军，江州牧。
　　
　　王氏兄弟，一个总领征讨军事，一个把持机要政务，门生子弟各自占据显要的职位，权倾朝野。王敦自恃有功，仰仗强大的宗族势力，越来越骄恣拔扈。司马睿欲想加强皇权自然要从王氏兄弟身上开刀，身居高位的王导首当其冲。
　　
　　司马睿开始削弱王导的权力，他任命御史中丞刘隗为侍中兼丹阳尹（京都建业在其辖区），与尚书令刁协一道参与朝廷中枢权力，以分王导之权。二人均主张排抑豪强，加强集权。不仅得罪王氏兄弟，同时也得罪了一大批士族豪门。
　　
　　为防备拥有重兵的王敦有异志，刘隗建议司马睿任命宗室谯王司马承都督湘州，戴渊都督豫州。司马睿同意，并拜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军事、假节，加散骑常侍，率兵一万镇守淮阴。
　　
　　王敦对此果然不满，给刘隗写了一封信劝他，“近来承蒙圣上垂青您，现在国家的大敌未能翦灭，中原鼎沸，我想和您以及周顗等人同心合力辅佐王室，共同平定海内。此事如能行得通，那么国运由此昌隆。否则国家便永远没有希望了。”王敦这封信的言外之意说得很明白，我们现在要团结，只有士族豪门团结在一起共同辅佐皇帝，国运才能久远，四海才能平定。
　　
　　刘隗对此持反对态度，他回信说：“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贞，吾之志也。”刘隗的态度非常鲜明，支持皇权，不惜与故人反脸，道不同不相为谋，最后坚定地说，对皇帝要竭力效忠！王敦得到这封信，勃然大怒，这已不是什么权力之争，而是路线之争！
　　
　　依王敦的性格早就想发兵了，他害怕两个人，一个是镇守襄阳的梁州刺史周访，周访吴地豪杰，其祖上汉末南渡，世代在吴为官，司马睿移镇建业，周访成为他手下一将，南征北战屡立功勋，后来跟随王敦四出征伐所战必克。叛将杜曾勇武过人，王敦深忌之，对周访说，你如果能打败杜曾，我保举你为荆州刺史，周访果然大败杜曾，朝廷任命周访为荆州刺史的诏令下来了，王敦却自食其言，怕周访尾大不掉，让他去襄阳做梁州刺史，写了一封手书，好言安慰，并送给他一个名贵的玉碗和一副玉环。周访大怒！把玉碗狠狠地摔在地上说：“我难道是个商人吗？给个宝物就能让我高兴！”由是两人成仇。
　　
　　另一个人是祖逖，王敦有起兵的意图之后，派参军联络各家豪门，向他们暗示自己的意图。祖逖知道后勃然变色，瞋目厉声道：“给我回去告诉阿黑（王敦小字），怎么敢如此傲慢无礼，收起他的那张老脸，不赶紧给我走，我率三千兵马用长矛戳他的脚赶他回去！”
　　
　　可巧二人先后都死了，周访死于公元320年，第二年，都督司、兖、豫、并、雍、冀六州诸军事、尚书仆射、征西将军、司州刺史戴渊来到合肥走马上任。戴渊手持朝廷符节统领诸州军队，名义上是征讨胡人，其实是防备王敦。这一点豫州刺史祖逖心知肚明，他心中的北伐梦想再也难以实现，眼见北伐无望，内乱又起，忧愤交加，愤而发病，死于雍丘，时年五十六岁。二人一死，王敦乐开怀，认为天下再也没有人是他的对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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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22年（晋元帝永昌元年）春正月，王敦起兵武昌，死党沈充也在吴兴起兵与王敦遥相呼应，王敦上疏罗列刘隗、刁协罪状，发檄诸郡清君侧，疏文道：“（刘）隗佞邪谗贼，威福自由，妄兴事役，劳扰士民，赋役烦重，怨声盈路。臣备位宰辅，不可坐视成败，辄进军致讨，（刘）隗首朝悬，诸军夕退。昔太甲颠覆厥度，幸纳伊尹之忠，殷道复昌。愿陛下深垂三思，则四海安，社稷永固矣。”王敦自比伊尹，将司马睿比作太甲，声称只要诛刘隗，大军则退！
　　
　　司马睿得表大怒，针锋相对下诏讨贼：“王敦放肆狂逆，竟敢将朕比作太甲，这不是想囚禁朕吗？是可忍也，孰不可忍！朕今亲率六军讨大逆，有杀王敦者，封五千户侯！”
　　
　　这一场名为“清君侧”的战争打响了，士族豪门、朝野上下，对战争态度如何呢？太子中庶子温峤对仆射周顗说：“大将军王敦这么做似乎有一定原因，应当不算过分吧？”周顗回答说：“不然，人主本来就不是尧、舜那样的圣人，怎么能没有过失呢？作为人臣，怎么可以举兵来胁迫君王！如此举动，哪能说不是叛乱呢！王敦傲慢暴戾，目无主上，他的欲望难道会有止境吗！”
　　
　　一场针对皇帝的叛乱，竟被温峤说成不算太过分，而作为主战派骨干的周顗只是指责王敦不该举兵胁迫君王，欲望不会有止境，对其发兵的原因似乎是首肯。
　　
　　王敦谋反，身为司空的王导吃惊不小，每天清晨带着王氏宗族二十余人到朝廷待罪，周顗将入朝时，王导招呼他说：“周顗，我把王氏宗族一百多人的性命托付给您！”王导知道周顗为人梗直，名士之望，深得司马睿器重，他的话司马睿一定能听得进去，以魏晋风度而言，王导不该这么着急，后世谢安在前秦百万大军压境之时犹自管弦声声，泰山崩于前而心不惊，那才是名士的风度。王导之所以这么着争，不是怕死，是怕万一司马睿逞一时之气诛杀王氏家族，王敦一旦杀入建业必定为王氏报仇，那天下真就大乱，江左政权也就毁了，所以王导才不顾名士的风度恳求周顗。你不顾及自己的风度，周顗还要这风度，对王导并不理会，“直入不顾”。入朝之后，为王导向司马睿求情，司马睿也没糊涂到那份上，果真杀了王导会激起天下豪门士族的反对，后果不堪设想。君臣二人想法一致，司马睿正想让周顗上阵杀敌，赐酒给他，周顗喝得大醉，魏晋时代太多的人丧到酒上了，周顗也是其一，周顗雅望海内盛名，只有一个好酒缺点，纵酒放荡，不拘礼法，常常酒后失态，清醒的时候没几天，人们给他起个外号“三日仆射”，也就能清醒三天吧，周顗不以为意，尝言：“吾若万里长江，何能不千里一曲！”我就好比那万里长江怎么能没一拐弯的地方呢？
　　
　　这回又喝醉了，从宫里出来时，王导还在门口站着，一见他出来，忙招呼他，意思是想问问，怎样啊？心里着急嘛。可周顗没理他，只想着司马睿嘱托他平叛的话，对左右扶他的人咕噜：“今年杀掉一干乱臣贼子，能得到斗大的金印，挂在臂肘之后。”你倒是安慰安慰王司空，那么大的官，那么一名士拉下脸来求你，怎么也得言语一声。说一声，那不成俗人了吗？周顗是名士，名士自风流，回到家里，才取出笔来，奏上表章，再次辨明王导无罪，言辞恳切。王导那知道这些事，对周顗深为怨恨。
　　
　　王导把官印朝服交给朝廷，呆在家里待罪，司马睿召见他，王导跪拜叩首至地，说：“逆臣贼子，哪一个朝代没有，想不到现在竟出在臣下的宗族之中！”司马睿不及穿鞋，抢下座位，拉着他的手说： “茂弘，我正要把朝廷政务交给你，你这是说的什么话！”
　　
　　司马睿征召戴渊、刘隗诸军援京师，以王导为前锋大都督，戴渊骠骑将军，周顗尚书左仆射，王邃为右仆射，让刘隗守金城，周札守石头城，共同率军抵御王敦。又发诏令，让梁州刺史甘卓为镇南大将军、侍中、都督荆、梁二州诸军事，交州刺史陶侃领江州刺史，各率兵马攻打王敦的根据地江州。
　　
　　司马睿让谯王司马承为湘州刺史就是为了防备王敦的，当时有人说司马承担任不了如此重任，司马睿不听，王敦起兵后，司马承果然象人们预料的那样非将帅之才，在王敦的攻势面前，只能据守州郡，而不能主动出击。司马睿只得改任陶侃为湘州刺史攻打王敦。
　　
　　
　　继周访任梁州刺史的甘卓得知武昌起兵后派使者劝阻王敦，王敦此时已经登上战舰准备出发，闻听大吃一惊，对甘卓的使者说：“甘侯过去是和我怎么说的，怎么又改变主意了？他是顾忌我危害朝廷吧！我现在只想除去奸凶，如果事成，我将让甘卓当公爵。”从王敦的话里可以听出，他们两人就起事曾经达成一致。甘卓得到回报犹豫不决，虽然最后下定决心举兵讨伐王敦，并攻克武昌，却坐失战机，进兵迟缓，并未给王敦的军队造成损害。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无论朝廷大臣，还是各地统兵将领，他们对待王敦起兵一事态度暧昧，行动缓慢。可见在皇权独裁与共天下两条路线上，很多人举棋不定，包括司马睿也并未下定决心与豪强势力决裂。只有刘隗是真心，当他来到建业时尚“岸帻大言，意气自若，”等到他与刁协劝司马睿尽诛王氏，司马睿不许时，刘隗开始担心，“始有惧色”，连皇帝都犹豫不决，这一场战争孰胜孰负可见一斑。
　　
　　王敦不顾江州安危，率兵直趋建业，一路披靡，很快打到石头城下，他避开刘隗的金城不攻，直取石头城，周札开城投降。王敦占据石头后，感叹地说：“我既为叛臣，再也不会做盛德的事情了。”谢鲲（谢安之叔父）说：“怎么能这样说呢！只要从今以后，您把这些事一天天淡忘，也就会一天天从心中消失了。”周札是除三害的周处的儿子，吴地的豪门，加上陈郡谢氏都倒向王敦一边，可见人心之所向。
　　
　　司马睿派兵反攻，刁协、刘隗、戴渊率领兵众进攻石头城，王导和周顗、郭逸、虞潭等分三路出击，均被王敦击败。
　　
　　眼见大势已去，司马睿拉着刁协、刘隗的手，流泪哭泣，呜咽有声，劝说并命令二人出逃以避灾祸。刁协说：“我将守卫到死，不敢有二心。”司马睿说：“现在事情紧迫了，怎么能不走呢！”刘隗投奔后赵，刁协逃亡途中遇害。
　　
　　王敦拥兵不朝，放任士卒劫掠，百官逃散。司马睿脱戎衣，著朝服，对左右道：“王敦欲得天下，何不早言，何必残害百姓！”派出使者对王敦说：“你如果还没有将朝廷置于脑后，那么就此罢兵，天下还可以安然相处。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朕将回到琅邪封国，为贤人让路。”随后令百官去石头城见王敦，并任命王敦为丞相、都督中外各军、录尚书事、江州牧，赐封武昌郡公，王敦为向天下表明心迹，推辞不受。
　　
　　
　　朝廷百官之中亲皇帝的大臣只剩周顗、戴渊，王敦深忌二人，怕日后再有刘隗、刁协之祸，但对这两位名士不敢自做主张的杀害，便去征求王导的意见，他不动声色地对王导说：“周顗、戴渊，南北之望，应当升任三公之位是无疑的了。”王导想起周顗一事的过节，便不置可否。王敦又说：“如果不用他们做三公，让他们担任令或仆射的职位如何？”王导又不答。王敦说：“如果不用，是不是该杀掉他们！”王导还是不答。王敦遂下令收捕二人，并将二人杀害于石头城南门之外。
　　
　　王导后来清理中书省的旧有档案，才见到周顗救护自己的上表，执之流涕道：“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负此良友！”
　　
　　
　　王敦收兵回武昌，越发暴虐傲慢，四方贡献的物品大多送入他的府第，朝廷将相及地方的文武大员，全都出自他的门下。王敦任用沈充、钱凤为谋主，只对他们二人言听计从。派人杀害梁州刺史甘卓，任命亲党各领地方军政大权，王邃都督青、徐、幽、平四州军务，镇守淮阴；让卫将军王含都督沔南军务，兼任荆州刺史。
　　
　　司马睿眼睁睁看着王敦一天天坐大，朝廷内外全是王氏家族的人却又无可奈何，史称司马睿“恭俭有馀而明断不足，故大业未复而祸乱内兴”，其实并非司马睿无才，实在是高门士族势力太大的缘故。司马睿终于在忧愤之中染上重病，于公元322年死去，时年47岁，遗诏王导辅政，太子司马绍继承帝位，史称晋明帝，这位具有鲜卑人血统的皇帝能否制住飞扬跋扈的王敦呢？请看下一集，庾亮当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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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黄须儿
　　
　　看到这个题目，大家可能莫名其妙，不是庾亮当权吗？什么时候庾亮变成黄须儿了，庾亮不是黄须儿，黄须儿另有其人，当然他不是曹操的儿子曹彰，我们不讲三国。他就是东晋王朝第二任皇帝，晋元帝司马睿的长子司马绍。想来想去，他要重点介绍一下，我们的名士庾亮改在下一回了。
　　
　　晋明帝司马绍字道畿，晋元帝司马睿之长子，其母荀氏，燕代（今河北、山西北部）鲜卑人，出身微贱，只是一名宫女，却得到司马睿的宠爱，为他连生两个儿子，司马绍和司马裒。因司马睿的皇后虞孟母无子，司马绍以长子被立为世子。
　　
　　司马绍幼时夙慧聪明，司马睿特别喜欢他，常常让他坐在自己膝上玩耍。当时有人从长安来，司马睿问及洛阳的消息，不觉伤心流泪。年仅数岁的司马绍问父亲为什么伤心，司马睿将东渡的原因一一告诉他，并问：“你看，太阳与长安相比，哪个更远些？”司马绍歪着头回答说：“太阳远，没听说人从日边来。”司马睿一听感到很惊奇，小小年纪了不得，推理判断不亚于成人。第二天，司马睿宴请群臣，把这个事讲给大家听，想炫耀炫耀自家孩子的聪明，又怕群臣不相信，当着大家的面重新又问司马绍，“你说太阳与长安相比，哪个更远些？”不料这回小司马绍一本正经地说：“太阳近！”司马睿惊愕失色，这昨天说得好好的，怎么今天答错了，多丢人！赶紧问他：“你为什么和昨天说得不一样？”小司马绍抬头看了看天空，不紧不慢地说：“举目见日，不见长安！”
　　
　　就是这么一个聪明早慧的孩子，他的皇帝之路一点也不平坦，司马睿登基之后，宠爱郑夫人，再者认为司马绍的母亲荀氏出身低微，想废掉司马绍改立少子郑夫人的儿子司马昱为太子。朝野上下一片反对声，废长立幼于理于伦皆不合适，并且都认为世子司马绍聪亮英断，更适合做太子，看来司马绍的聪明是征服群臣的心了。周顗、王导等大臣恳切劝谏，为司马绍苦争太子之位，只有刁协赞成立少主。司马睿狠下心来，一意孤行准备立小儿子，又怕诸公不奉诏，想出一条馊主意，先派人召王导、周顗入宫。二人入殿刚走到台阶上，侍从官把二人拦住，请二位大臣到东厢少歇。周顗没明白怎么回事，整天喝得迷迷登登明白个啥，退下台阶要走，王导一把将侍从拨开，径直走到晋元帝司马睿的座位前，问道：“不明白陛下为什么召见臣啊？”司马睿默然无语，说不出话来，他原本想把二人支开，然后再将准备好的立司马昱为太子的诏书给刁协，让他去向群臣宣布，群臣群龙无首不能一致反对，等到木已成舟，王周二人也就说不出什么来。不想小把戏被王导看穿，只得从怀中取出黄纸诏撕碎扔掉，由此皇储定矣！周顗惭愧地慨然而叹：“我常自以为胜过茂弘（王导的字），今始知不如也！”
　　
　　太子是坐上了，又差点被废掉。司马绍长大之后，肖她母亲，有着黄黄的胡须，酷似燕代一带的鲜卑人，荀氏也挺窝囊，不就是鲜卑人嘛，有什么，即便儿子后来做了皇帝，也没捞一个皇后当当，仅封建安君，死后也不过封了个豫章郡君。
　　
　　司马绍文武全才，礼贤下士，雅好文辞。当时的名臣，王导、庾亮、温峤、桓彝、阮放等与他关系都非常密切，若论起古代圣贤之言，言外之意，即使是王导也辩不过他。又好习武，有鲜卑儿之气，将士倾心，朝野拥戴。
　　
　　他的才干也为他惹了祸，王敦兵入石头城，司马绍登上战车，要率将士与王敦决一死战，太子中庶子温峤拔剑砍断马脖子上的皮套，才算阻止住这位皇太子。王敦甚为忌惮司马绍勇略和得人心，想以不孝的罪名诬陷太子，废除他的太子之位，因此大会百官欲废太子，当然召致反对，王敦对众大臣说：“太子不孝不是我说的，是温太真（温矫的字）说的，温太真是太子中庶子，对太子为人非常熟悉。”可巧，温矫来了，王敦板着脸恐吓他：“皇太子为人怎么样？”温矫回答道：“小人无以测君子！”王敦一听不是那意思，声色俱厉地问道：“皇太子有何德？”温峤沉静地道：“海水不可斗量，太子之德非我可以度量，太子之孝足合礼义！”王敦词屈，废太子之事作罢。
　　
　　
　　最害人的就是欲望，王敦为东晋王朝确立共天下的统治阶级民主制度原本对高门世族来说是桩好事，保持住皇权与豪门权力的均衡，可王敦自己却破坏了这种平衡。西方民主制度源源流长，起源于古希腊，但中国有史可载的民主制度除去奴隶社会和草原部落民主制之外，最早应该出现于东晋，始自晋元帝司马睿，兴盛于以后的几代皇帝，衰亡于昌明（晋孝武帝年号），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民主，皇帝只是象征，真正掌握国家大权的是豪门士族，他们以各自的代言人轮流秉政，最初是琅琊王氏，盛极而衰天之道也，王敦的强大预示他的衰亡，接王氏而起的是颖川庾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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颖川庾氏兴起于魏晋之间，但绝非高门大姓，后世梁朝大文学家庾信在其《哀江南赋》中说他家自周王朝便世代为官并不足信。庾氏在江左政权之青云直上，名列甲族膏腴始自庾亮，庾亮字元规，颖川鄢陵（今河南鄢陵）人，“美姿容，善谈论，性好《庄》《老》，风格峻整，动由礼节，闺门之内，不肃而成。”晋书的记载中我们可以清晰得看出，他是个仪表出众、稳重严肃、不轻举止的人。年仅十六岁的时候，东海王司马越聘他出来做官，被其拒绝。什么原因使他在东晋政权得已执掌机要大权的呢？帝室姻亲！
　　
　　晋元帝司马睿还是镇东大将军的时候，为司马绍聘了一门亲，庾亮的妹妹庾文君。司马绍继位后的同年，庾文君被立为皇后，庾亮官拜中书监，司马绍任用庾亮最直接的目的恐怕就是制约王导，摆在司马绍面前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用谁来从军事上制约王敦？统领宿卫六军的领军将军老臣纪瞻为他推荐一个人，郗鉴。
　　
　　郗鉴，字道徽，高平金乡人（今山东金乡），以儒雅著名，郗氏并非显达之家，所以曾在赵王司马伦府中为官，知其有谋逆之志称病还乡。晋惠帝反正，郗鉴历任太子中舍人、中书侍郎。东海王司马越和苟晞都曾拉拢他加入自己的集团，均被郗鉴拒绝。中原大乱，四海烽烟，郗鉴被家乡的人推为首领，率千余家避难于峄山（山东邹城境内），司马睿任命他为兖州刺史。郗鉴在石勒的攻掠之下，固守峄山三年，缺粮甚至挖野鼠吃，终无一人背叛，足见其深得人心，人马发展到数万人，后来与其他各地对抗胡族的流民帅一样，逐渐率部南移至江淮地区。
　　
　　纪瞻推荐郗鉴是有原因的，渡江以来，中军寡弱，外军相对强大，纪瞻统辖的宿卫六军不敌王敦的军队就是个例子，司马绍不能再用中军去冒险。其余地方的军队，较有实力的有陶侃、祖约，陶侃被王敦排挤到广州去，祖约是祖逖之子，统率的是原祖逖的军队和朝廷貌合神离，剩下的只有南来的各支流民队伍。流民军雄据一方，各行其是，无王法无军纪，打家劫舍，拦截行旅，筹备给养，关键时候靠的住吗？从前晋元帝司马睿让江南名士纪瞻镇守合肥统率江北的流民军，结果一蹋糊涂，入援京师过程中，苏峻等各支流民军观望不至，而纪瞻军一触即溃，原因就是纪瞻根本就指挥不动流民军。
　　
　　郗鉴的军队是典型的北方流民军，但郗鉴与其他诸如苏峻、刘遐、郭默等流民帅不同，毕竟他以儒雅著称，并非武人，在西晋朝廷做过官，得到过司马越和苟晞的赏识，却又不失名士之风，所以很快司马绍任命他为安西将军、兗州刺史、都督扬州江西诸军、假节，镇守合肥，辖制各路流民部队。
　　
　　司马绍这一手固然精明，王敦很快看穿了。王敦此时已从武昌移镇姑孰（在今安徽当涂），目的很明确，就近控制朝廷的一举一动，姑孰至京师建康不过二百余里。王敦得知郗鉴镇守合肥的消息后，马上上表朝廷，要求让郗鉴任尚书令，明升暗降，削去他的兵权。司马绍无奈只得召郗鉴入京，郗鉴回京，道经姑孰，被王敦留了很久也不让他回京，王敦的党羽劝他杀掉郗鉴，王敦没有听，最终郗鉴还是回到建康。王敦不杀郗鉴等于放虎归山，可如果打天下全指望暗地下手，这种人是不会拥有胜利的。
　　
　　王敦明显感受到晋明帝司马绍的压迫，开始策划再次发动政变，意欲另立新君独揽大权，这次密谋却被一个小娃娃无意间获悉，他就是以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成为书圣的一代书法家王羲之。那一年他不满十岁，王敦是他的堂伯父，对他非常喜爱，把他带在身边，时常叫到自己的帐中睡觉。这一天，王敦先出帐，王羲之犹未起床。一会儿，钱凤进来，屏退手下的人，谈起叛乱的计划，王敦一点也没想起王羲之在帐后的床上。王羲之当时醒了，听到他们议论的事，“知无活理”，于是抠出口水，把头脸和被褥弄脏，假装睡得很熟。猛得王敦想起帐后有人，大惊，这可怎么办，几事不密则成害，不得不除之。掀起帐子一看，王羲之一脸唾沫睡得正酣，也就放下心来。后来，小王羲之找个机会回到建康，把事情告诉父亲和伯父王导，王导赶紧禀报晋明帝以备不测。
　　
　　为什么王导这一次坚决站在皇权一边呢？王敦的坐大让他感到一种危机，他发现周围的高门士族对王家充满敌意。王敦不断安插王氏家族的人，王含被委任为征东将军、都督扬州江西诸军事，王舒为荆州刺史、监荆州沔南诸军事，王彬为江州刺史，加上镇守淮阴的王邃，所有的军事重镇都把在王家手中，王敦移晋祚的野心暴露无疑。王家到底能不能取代司马氏坐天下呢？在王导眼里，绝对不可能，不说叛逆罪大，不说中原胡族虎视耽耽，就论眼下江左的司马王室正统的势力，各家士族豪门，各地的流民帅，江东的吴姓豪门，他们能对王家服首贴耳吗？王敦无异于火中取栗，胆气极大，成功的把握有多少？失败可是要灭族的。
　　
　　王敦也想到了，他首先除掉会稽内史（内史相当于现在的市长）周札，周札，吴地豪门，周处之子，一门五侯，宗族强盛，吴地人士中无人可以比拟，江东的领袖。王敦上一次起兵清君侧，他曾打开石头城迎接王敦入城，现在王敦把他看做拌脚石，派兵偷袭会稽，杀死周札，王敦此举虽震摄各家豪门，同时也失去支持。
　　
　　正当紧锣密鼓的策划新的政变之时，王敦突然患病，病势沉重。公元324年五月，他急急忙忙以朝廷的名义，矫诏拜他的义子王应为骠骑大将军，以接替他的职务。王敦无子，王应是他兄长王含的儿子，过继给他。他的智囊钱凤也感觉到王敦快不行了，便问王敦：“现在举旗在即，倘若您有不幸，是否将把身后之事托付王应？”身后之事，自然指事先商议好的军事叛乱计划，王敦摇摇头：“非常之事，非常人所能为。王应年少，岂堪大事！我死之后，莫若释兵散众，归身朝廷，保全门户，上计也；退还武昌，收兵自守，贡献不废，中计也；及吾尚存，悉众而下，万一侥幸，下计也。”
　　
　　我们不得不佩服王敦的远见卓识，政变瞬息万变，一旦失利自己的生命、家人的生命，族人的生命全部完蛋，不仅仅要有非凡的才干，还要有承受巨大压力的能力，大事不是常人所能承担的，也不是常人所能实现的。王敦曾经评价过王应，称其子“其神候似欲可。”什么呢？看他的神态好象还可心。但是发动武装政变绝不能让一个看上去还可以的人去干，王敦针对人和局势提出上中下三策，解散兵众，归顺朝廷，以保全宗族门户，这是上策，皇帝时刻担心兵变，一旦你主动投降，加上朝廷中王导的势力，肯定会既往不咎。中计是拥兵自重，形成割据之势，自己不出头，各家各派又不止我们一家，只要做到该进奉的进奉，皇帝一时也拿我们没办法。下策呢？乘我还活着，集中兵力打下建康，寄希望于侥幸取胜。”三计的取舍呢？钱凤对其党羽说：“公之下计，乃上策也。”

若换成王应肯定会采取王敦之上计，王应年轻本无野心，且有一定的见识，王敦失败之后，王应准备去投江州刺史王彬，王彬和荆州刺史王舒都是王氏家族的人，他的父亲王含反对说，“大将军王敦以往与江州王彬的关系那么不合，你怎么想到那儿去？”王应说：“就是因为关系不好到那里最合适。王彬在大将军强盛的时候，敢于坚持不同立场，这不是一般人能比得上的；现在看到他人遭受困厄，也必定会有恻隐之心。荆州的王舒循规蹈距，哪能超出常规行事呢！”王含不听，于是两人逃奔荆州。王舒派军队相迎，将王含、王应父子沉入江中溺死。王彬听说王应要来，秘密准备小船等候。王应不至，王彬深以为恨。
　　
　　可惜的是，现在大权操在钱凤手里，钱凤吴地庶族，本非豪门，如果归身朝廷，他的野心就不能实现，因此他坚决支持王敦的下策。
　　
　　从古到今，凡献上中下三策的计谋大多失败了，为什么呢？干大事，只能有两种结果，成功与失败，要百分之一百的争取胜利，有上策为什么要献中策呢？有中策为什么要献下策呢？其一说明献计的人拿不准，其二给人主以错误的判断，认为还有选择的余地，实不知中策和下策都是极危险的。王敦为什么提出三策呢？他心有不甘，自己处心积虑，费尽千辛万苦开创的大业一朝散尽，心痛惋惜，与其说他让钱凤等人心存侥幸，倒不如说他自己心存侥幸，他要在有生之年实现夙志，告成大功！
　　
　　悠悠千古事，成败一念间，如果王敦就此收手，他仍然不失成为东晋开国的重臣，受万人仰慕。一念之差，使他身上深深地刻上两个耻辱的字眼“叛贼！”而后世桓温在他坟间亦轻轻读出二个字“可人”。
　　
　　王敦重病缠身之时，又接连发生对他不利的事情，他府中的左司马温矫叛变，温矫是司马绍极为倚重的一位大臣，继位后封他做中书令，王敦不欲贤臣在皇帝身侧，遂将其调入府中任左司马，温矫假意和钱凤交好，温矫素有藻鉴之名，就是说他善于品评人物，后世桓温刚一出生，温矫便赞他为英物，使桓温名声大震。钱凤也有意仰仗温矫出名，温矫逢人便赞“钱世仪（钱凤的字）精神满腹。”钱凤大悦，两人交好。
　　
　　恰逢丹阳尹的职位空缺，温峤对王敦说：“京尹咽喉之地，明公宜自选其才，恐朝廷用人，不会和明公一心。”王敦颇以为然，问温峤说：“谁能够胜任？”温峤说：“愚谓无如钱凤。”钱凤一听，投桃报李，推举温峤，温峤佯装推辞。王敦不听，上表奏请温峤任丹阳尹，并且让他窥察朝廷动向。温峤惟恐自己走后钱凤再离间挑拔加以制止，便借王敦设宴饯别之机，起身向诸君祝酒，他走到钱凤面前，钱凤还没来得及饮酒，温峤佯装酒醉，用手版击落钱凤的头巾，脸一变，醉道：“钱凤！你是什么人，我温太真祝酒你胆敢不喝？”王敦以为温峤醉了，把双方劝解开。温峤临行时，向王敦道别，涕泗横流，先后三次出门以后又回来，依依不舍。温矫够会演戏的，极具表演才能，即使当今艺术学院表演戏毕业的高材生也要望其项背，把王敦这样的奸雄骗个实实在在。温峤走后，钱凤对王敦说：“温峤与朝廷关系极为密切，并且与庾亮有深交，此人不能信任。”王敦反而责备钱凤：“太真昨醉，小加声色，你怎么能马上就这样诋毁他呢！”
　　
　　温峤到达建康后，把王敦作乱的图谋原原本本告诉了司马昭，王敦听说后，感觉受骗太深，勃然大怒，大骂温矫：“我竟然被这个小东西欺骗！”在写给王导的信中念念不忘温矫这个骗子，信中发誓说：“太真离开我才几天，竟然做出这种事！我要找人把他活捉来，亲自拔掉他的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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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绍和郗鉴、温矫、庾亮共同筹划讨伐王敦的谋略，知已知彼百战不贻，胆气过人的司马绍做出一个大胆的计划，他要亲自侦察王敦的军营。王敦的军队驻扎在于湖（在今芜湖境内），司马绍著戎装，跨骑巴滇骏马，仅带两名随从绕王敦大营一周，仔细侦察营中虚实。
　　
　　与此同时，王敦卧床观书，累了，刚刚休息，梦见太阳绕其营垒，心中一动，惊起道：“此必黄须鲜卑奴来也！”下令轻骑搜索，司马绍飞驰而去，营中有士兵也发现他，认为是非常之人，上报轻骑，轻骑沿途追逐。司马绍看见路边有卖食物的一老太太，将自己手中的七宝鞭递给她，并且对她说，“老人家，如果有骑兵追来，你给他们看看！”然后又将马粪用冷水浇透，打马而走。一会儿，追骑赶到，问老太太：“看到一个黄胡须骑马人从这里经过吗？”老太太说：“已经走很久了！”并把七宝鞭拿出来，镶金嵌玉的珊瑚宝鞭，世之珍宝，轻骑们相互传看，把玩良久，又见马粪已冷，相信老太太说的话，以为再也追不上，掉转马头怏怏而还。后人温庭筠、张耒先后作《湖阴曲》及《于湖曲》慨赞其事：
　　
　　武昌云旗蔽天赤， 夜筑于湖洗锋镝。
　　祖龙黄须珊瑚鞭， 巴滇骏马风作蹄。
　　日围万里缠孤壁， 虏气如霜已潜释。
　　海旗风急惊眠起， 甲重光摇照湖水。
　　吴波不动楚山晚， 花压阑干春昼长。
　　
　　司马绍回到建康，下令发兵征讨王敦，加王导大都督总督各军，拜郗鉴为卫将军，郗鉴不想初入京师便锋芒逼人，固辞卫将军封号，请召临淮太守苏峻、兖州刺史刘遐同讨王敦。司马绍发檄天下，征召苏峻、刘遐，以及徐州刺史王邃、豫州刺史祖约、广陵太守陶瞻等入卫京师。王导知道王敦重病不起，帅王氏家族子弟为王敦发丧，大家均以为王敦已死，士气大振。司马绍下诏数王敦之罪，“唯诛钱凤，余众一无所问！”
　　
　　王敦见诏暴怒，病势沉重，不能统兵打仗，心知各地勤王之兵若到，后果不堪设想，命令他的兄长，王应的生父王含克日起兵。
　　
　　公元324年秋七月，王含率水陆大军五万杀向京师，攻至江宁南岸。司马绍恃勇欲战，郗鉴建议坚守等待援兵，温矫焚烧朱雀桁（秦淮河浮桥），率军固守北岸。
　　
　　司马绍招募勇士，让段部鲜卑人段秀率领，夜渡秦淮河，偷袭敌军的大营，大破王含。王敦听闻王含失利，惊怒交加：“我兄，老婢耳；门户衰败，大事去矣！”奋力欲起，无奈病体沉重，几番挣扎又躺下来，心知自己不行了，临终叮嘱王应，“我死，不要发丧，一定要把建康打下来！”言讫而亡，时年五十九岁。
　　
　　为不影响军心，王应秘不发丧，用竹席裹起王敦的尸体，外面涂蜡，埋于议事厅中，依旧与人日夜纵酒淫乐，他算看清楚，是非成败不是他能决定的，还不如得过且过。
　　
　　沈充从吴郡（苏州一带）率兵一万与王含合兵一处，他的司马顾扬再献上中下三策，认为相持日久，必遭失败，“决破栅塘，以湖水灌京邑，乘水势，纵舟师以攻之，此上策也；藉初至之锐，并东、西军之力，十道俱进，众寡过倍，理必摧陷，中策也；转祸为福，召钱凤计事，因斩之以降，下策也。”面对如此好计，沈充均不采用，顾扬只身逃回吴郡。
　　
　　王含、沈充面临的军事形势与王敦第一次叛乱极其相似，采取的战术与王敦第一次的战术相同，步步进逼，以叛军人数上的优势攻下建康。然而他们忽略了苏峻等人的流民军，苏峻、刘遐这一次并没有和上一次那样徘徊观望，而是迅速带兵渡过长江，赶到建康。原因很简单，朝廷中有他们自己的人，郗鉴！正当朝廷中军抵挡不住，节节败退之时，刘遐、苏峻的一万精卒部队从侧翼突击叛军，大破之，“赴水死者三千人”。流民军乘胜追击，“又破沈充于青溪。”王含等人烧毁营帐，连夜遁逃。司马绍下令追捕王敦党羽，王含父子、沈充、钱凤皆被诛杀，朝廷官吏挖开王敦掩埋地，拉出尸体，焚毁身上所穿衣冠，摆成跪姿斩首，和沈充的首级一同悬挂在南桁，王敦之乱终于平定。
　　
　　然而天不假人寿，上天生下黄须儿只为平定王敦的叛乱，正当司马绍雄心勃勃欲有一番作为的时候，第二年八月因病死去，年仅27岁。临死召太宰、西阳王司马羕，司徒王导，尚书令卞壸，车骑将军郗鉴，护军将军庾亮，领军将军陆晔，丹阳尹温峤并受遗诏，辅助新君，留下诏书说：“自古有死，贤圣所同，寿夭穷达，归于一概，亦何足特痛哉！朕枕疾已久，常虑忽然。仰惟祖宗洪基，不能克终堂构，大耻未雪，百姓涂炭，所以有慨耳。” 司马绍不畏生死，只念北伐雪耻，其志足以令人扼腕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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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庾亮当权
　　
　　公元325年三月，晋明帝之子，年仅五岁的司马衍即皇帝位，成为晋成帝，年号咸和。群臣认为成帝年幼，请皇太后庾氏临朝称制，总摄万机。根据晋明帝司马绍的意向，王导录尚书事，与太宰、西阳王司马羕、中书令庾亮、尚书令卞壶参辅朝政，又形成了宗室、外戚、大臣互相制约辅政的朝局。
　　
　　太后临朝，权力难免不向外戚倾斜，成帝的舅舅庾亮开始排除异已，欲要总揽大权。王敦之乱后，王氏家族丢掉军权，王导虽为三朝元老仍在机枢，势力不象先前那般强大，时常称病不朝，不插手朝廷政务。
　　
　　有两则故事可窥见王导此时的心思：王导晚年几乎不再处理政事，只是在文件上签字同意，自叹道：“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人家说我老糊涂，后人当会想念这种糊涂”。表面看上去王导在学曹参，萧规曹随与民休息，实际当时形势与曹参执政时相去甚远，王敦之乱后百废待兴，有什么要休息的？为什么他以前不愦愦，现在却要愦愦？王导实在避祸，避庾亮之祸。另一个故事是王导在一个大夏天去看望庾亮，发现他正在处理公事，王导说：“暑，可小简之。”（天气热，可以稍为简略一些。）庾亮答道：“公之遗事，天下亦未以为允。”（如果您留下些公事不办，天下人未必认为妥当！”两人态度迥然不同，庾亮冒着酷热办公，王导却话中有话，委婉地劝他不要把大权都搞到自已手里，庾亮当然不听，也浑然不觉。
　　
　　与王导步步退守不同，司马宗室的力量却日益膨胀，左卫将军、南顿王司马宗亲典禁兵，曾在晋明帝生病之时，拒绝给庾亮宫中的钥匙，并斥责他说：“这是皇宫，难道是你家的门户吗？”司马绍病危，一概不见大臣，颇有托孤宗室之意，庾亮强进宫门，直入寝室，“流涕不自胜。既而正色陈（司马）羕与（司马）宗等谋废大臣，规共辅政，社稷安否，将在今日，辞旨切至。”庾亮劝阻司马绍不要单独托孤宗室，一定要与大臣共同辅政，才能确保政局稳定。司马绍终于被说服，“帝深感悟，引（庾）亮升御座，遂与司徒王导受遗诏辅幼主。”主张共天下的庾亮获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应该说统治阶级内部民主制更适合东晋王朝的实际情况，从后世晋孝武帝加强皇权成功而导致东晋王朝走上末路来看，庾亮实为东晋立了大功。
　　
　　可惜庾亮并未就此罢手，在他以帝舅身份独操大权之后，对宗室进行大清洗，这就是久历世事的王导反对的原因。
　　
　　
　　庾亮快刀斩乱麻，一面指使人弹劾南顿王司马宗谋反，一面派人抓捕，司马宗拒捕被杀，其三子废为庶民，西阳王司马羕削去王爵。司马宗是汝南王司马亮之子，司马羕是辅政大臣之一，而庾亮随意剪灭，也不向晋成帝上奏。直到苏峻之乱后，晋成帝还不知道司马宗已被杀害，他问庾亮，“往常那位白头公何在？”庾亮奏道：“司马宗谋反伏诛”。晋成帝流泪道：“舅舅说人家作贼，便杀之，如果人言舅舅作贼，又该如何？”庾亮大惧，变色，无言以答。
　　
　　庾亮的独断专行很快激起变故，司马羕及其他宗室子弟逃往历阳（安徽和县），投靠苏峻。苏峻是流民帅，因讨伐王敦有功被封为历阳内史，手下有精兵一万。庾亮担心司马羕与苏峻结合会对自己不利，征召苏峻入朝拜大司农，明升其官，实夺其兵权。高门士族世代为官有政治基础，象苏峻这样的寒士，如果丢掉兵权，谁能保证他做多久的官？他手下的将士是打北方一路追随他南下的，历经百战，朝廷根本指挥不动，这支军队是他的命根子，苏峻肯放弃吗？这不摆明要逼反人家吗？王导和卞壶强烈反对，王导说：“（苏）峻猜险，必不奉诏，不若且包容之。”卞壶更加直白，指出问题的严峻性，“苏峻拥强兵，逼近京邑，路途用不了一个早上便可到达，一旦发生变乱，容易出差错，应当深思熟虑。”庾亮刚愎自用，拒不听从。镇守寻阳的江州刺史温峤也连连写信劝阻此事，庾亮竟然回信说：“吾忧西陲过于历阳，足下无过雷池一步也。”庾亮什么意思呢？他说呀，我最担心的不是历阳苏峻，而是荆州刺史陶侃，庾亮的敌人真不少，他怎么把陶侃也得罪了？
　　
　　说起陶侃，我们很陌生，如果提到他的曾孙陶渊明，则无人不知无人晓，看来官做得再大也不如一田园诗人-艺术家。陶侃字士行，鄱阳人。父亲陶丹，东吴一将，吴亡败落，陶侃早孤贫，为县吏。庶族小品，不为人知，初为孙秀赏识，后为荆州刺史刘弘器重，以将才起家，参司马越军事，平叛江南，名声大震，官拜武昌太守，为王敦所忌，排挤去广州做刺史。王敦之乱平定，陶侃替代王舒为荆州刺史。他与祖约在平定王敦叛乱之时都立过大功，却未列入顾命大臣的行列，二人同为强藩，一致认为庾亮从中捣鬼，对其大为不满，所以庾亮才让温峤出镇江州以备陶侃。
　　
　　虱子多了不咬人，庾亮四处树敌，蛮不在乎。苏峻不乐入京，甚至表示愿意去荒凉的北疆青州之地北伐自效。他上表说：“昔明皇帝亲执臣手，使臣北讨胡寇。今中原未靖，无用家为，乞补青州界一荒郡，以展鹰犬之用。”庾亮不准，派使者召他速赴京师，苏峻对使者道：“台下云我欲反，岂有活理！我宁山头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头，（我宁可在家乡遥望朝廷，也不能在朝廷泣望家乡）。往者国危累卵，非我不济，狡兔既死，猎犬应烹，我便是死了也要向造谣者报仇！”公元328年正月，苏峻与祖约一同起兵，渡过长江，杀向建康，声讨庾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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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峻避开石头城，抄小路攻入建康，庾亮置小皇帝于不顾仓惶出逃，不过庾亮还算镇定，临危有名士之风。庾亮乘坐小船出奔，乱兵竞相掠夺抢劫，庾亮的左右侍从用箭射击乱兵，结果误中船上舵手，应声倒入江中。船上人都大惊失色，准备逃散。庾亮安坐不动，缓缓地说：“此手何可使著贼！”（这种手法怎么能让他来射敌人呢！）大家这才安定，小船一路逃到江州。
　　
　　苏峻挥军入城，“纵兵大掠，侵逼六宫，穷凶极暴，残酷无道。驱役百官，裸剥士女，哀号之声震动内外。”小皇帝被挟持，庾后忧惧而死，时年三十三岁。苏峻自任骠骑将军，祖约为侍中，王导还任本官。
　　
　　
　　
　　庾亮逃到温矫处一同商议平叛的事，温矫说，只靠我江州力量远远不够，必须去请荆州的陶侃，一则荆州兵多，二则陶侃是位名将。庾亮摇头说怕不成，陶侃不会来。
　　
　　庾亮与陶侃的矛盾，归根结底是高门士族与下品庶族之间的矛盾，亦是玄学与儒学之间的矛盾。比方说，西晋以来的社会风气，“官者以理事为俗吏，奉法为苛刻”，“从容为高妙，放荡为达士”。陶侃对此深恶痛绝，他非要管事，整天坐在衙门里，军中府中所有的事，必须亲自察看，亲自参与，不曾有片刻清闲。常对人说：“大禹是圣人，乃惜寸阴；我们平常人，当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活着的时候对社会没什么益处，死了也不被后人记起），是自弃也！”
　　
　　
　　高门士族什么活不干，走路有人扶，出门做车，马都不会骑。陶侃偏就没事找事，在广州任刺史的时候，天天早晨起来没事把一堆砖搬书房外面，晚上再搬回来，别人问他干什么，他说，我还要北伐中原呢，过分的悠闲安逸，恐怕不能承担大事。
　　
　　东晋名士除了好酒常醉不醒之外，就是一天天摇着麈尾清谈。陶侃则饮酒必限三杯，属下参佐不认真做事，言谈戏耍荒废政务，轻则严加训斥重则加以鞭笞，把他们的酒器、赌具、麈尾一并扔大江里。
　　
　　名士尚玄学，陶侃非说“《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这不是跟高门士族对着干吗？这种人一旦执政，会有名士们好果子吃？因此庾亮对他非常排斥，也难怪陶侃怀疑他私下捣鬼把他排在顾命大臣之外，想当年晋明帝把他安排在荆州就是对抗门阀士族的。
　　
　　温矫对庾亮说，您猜忌陶侃不是没道理，陶侃寒士，与我们志趣不同，不过，他还是个忠臣，您派人去请，他一定来！
　　
　　
　　使者到了荆州，陶侃还真记恨前嫌“以边将不敢越职为由”不想出兵，后来想了想，还是天下大局为重，终于答应共赴国难，西军以陶侃为盟主，发兵四万杀向建康，“旌旗七百余里，钲鼓之声，震于远近。”
　　
　　京师内的王导一面矫太后之诏，令三吴（吴兴、吴郡、会稽）起兵勤王，联络扬州刺史郗鉴南下，一面策反苏峻的队伍。
　　
　　双方相持不下，自公元328年五月一直打到九月，好在北方的前赵与后赵的大决战也在同时展开，南北双方各打各的，互不妨碍。在陶侃、王导双方的努力下，各地联军与苏峻在石头城展开决战，苏峻恃勇轻敌陷入阵中被杀，苏峻之乱平定。
　　
　　建康满目疮痍，宫阙化为灰烬，温矫建议迁都豫章（即今南昌），应该说温矫的建议并没有什么暗藏的私心，三吴豪强乘机请求迁都会稽（在今浙江绍兴），王导力排众议，反对迁都，他可不能把朝廷置于吴姓的控制之下。他搬出孙权和刘备的话：“建康王者之宅”，古代的帝王，不一定因为财富的丰俭迁都。如果不修农事，那么乐土也会变成荒墟。北方未平，窜于蛮越，是向胡人示弱，决非良计！迁都之议遂罢。
　　
　　庾亮上表请罪，求归山野，成帝司马衍手诏不准，并说“此社稷之难，非舅之责。”庾亮无地自容，自乘扁舟下野，上表说：“祖约、苏峻纵肆凶逆，罪由臣发，寸斩屠戮，不足以谢七庙之灵，塞四海之责。”司马衍闻报，马上下令地方官员扣留庾亮的小船，请他回来做官，小皇帝知道自己现在尚离不开这位有雅坐的舅舅。
　　
　　苏峻之乱后，庾亮声威大损，迫于王导之逼，被迫放弃中枢权力，请求外镇效命，以塞天下人之口，小皇帝任命他为豫州刺史，镇守芜湖。陶侃死后，庾亮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诸军事，领江、荆、豫三州刺史，进号征西将军、假节，迁镇武昌，成为长江中游强藩，坐镇荆楚，遥制朝廷。平静掩盖下的血雨腥风飘然而至，新一轮的王庾之争再度展开。
　　
　　庾亮手握强兵，虽居武昌朝廷政令多出自他手，王导逐渐不满，每有西风扬起尘土，他便以扇拂尘，缓缓道：“元规（庾亮的字）之尘污脏人！”
　　
　　
　　晋成帝司马衍接到江州刺史王允之（王导之侄）的密奏，庾亮的弟弟豫州刺史庾怿派人送了一坛美酒给他，他怀疑酒中有毒，用酒喂狗，狗饮酒后死亡。司马衍勃然大怒，“大舅已乱天下，小舅又想这样做吗！”庾怿自担其责，服毒自杀。
　　
　　
　　有来自荆州的人对王导说：“庾公有意东下建康！”并嘱咐王导暗作戒备，以备不测，王导淡淡道：“我与元规并为国家大臣，怀布衣之好，若其欲来，我角巾径还乌衣巷，略作戒备作甚！”
　　
　　王导为何对庾亮有恃无恐呢？他有一个好亲家，郗鉴！郗鉴督流民军破王敦立下大功，被封为车骑将军、都督徐兗青三州军事、兗州刺史、假节，镇守广陵（扬州）。晋明帝崩，郗鉴与王导、卞壸、温峤、庾亮、陆晔等并受遗诏，成为辅政大臣。苏竣之乱郗鉴杀白马，大誓三军，自广陵渡江勤王，进位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散骑常侍，拜司空，加都督扬州之晋陵吴郡诸军事，镇守京口，首练北府兵，成为手操军权的强藩，在王庾争雄的格局中成为左右局势的一支重要力量。
　　
　　高平郗氏本非望族，王导为拉拢他，琅琊王氏开始世代与郗氏联姻。东床坦腹的成语在这种历史环境下应运而生。郗鉴在京口派门生送信给王导，向他求女婿，王导对来人说，“君到东厢房去，任意选之。”门生看过后，回来对郗鉴说：“王家诸郎皆可嘉。闻来觅婿，都矜持拘谨；唯有一郎在东床上坦腹卧，好象没听见一样。”“呵呵！”郗鉴一笑，“正是这个好！”一问，乃王羲之也！便把女儿嫁给他。
　　
　　王郗两家联姻，以东兵对抗西兵，形均衡之势，江左政局一度趋于平稳，未发生大的动荡，经济开始发展，玄风日益高涨。
　　
　　孔子创立儒学以来，儒学中的经学以重礼轻情，重天理轻人性，成为中国文化的传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为适应皇权一统，董仲舒以天人感应治《春秋》，经学一时从风而靡。我不认为经学可以代表儒学，儒学之博大精深，岂是经学所能替代。以下名教即指经学，非孔子真正精神。
　　
　　随着魏晋高门士族的兴起，意识形态领域悄然发生变化，王弼、何晏首倡“名教本于自然”，开始为玄学的兴盛提供哲学理论基础，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玄学，不满于名教对人性的约束，提倡“越名教而任自然”，将玄学发展到一个极端，对名教的荒谬、虚伪和残酷进行猛烈地抨击。虽然遭到司马氏集团的打击，嵇康亦被杀害，但随着皇权的衰落，士族的兴盛，玄学在江左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蔑视礼教，倡导精神自由为主的魏晋玄风，成就一代名士，他们狂放乖戾，性情率真，开创个人自由观，但非资产阶级的，而是封建时代的，玄学削弱经学的影响力，为士族秉政扫清思想障碍。
　　
　　南方思想的混乱殃及北方，北方政权在儒学与玄风之中莫衷于是，思想的动荡引发北方持续不断的战乱，一种来自印度的文明不期而至，并在北魏的历史中达到它辉煌顶点，也书写了遭际惨酷的一页。它是如何进入中原大地的呢？又是如何被北中国君主奉若神灵的呢？请看下一集“石虎兴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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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石虎兴佛
　　
　　
　　八王之乱后，匈奴、羯族相继入主中原，持续不断的战争、灾祸、死亡笼罩着北中国，无论士族豪强、还是平常百姓忽生忽死旋兴旋败，说是人间地狱倒也绝不过份。石勒统一北方，由于南方的东晋内乱频起自顾不睱，中原的百姓获得了短暂的和平，然而占人口大多数的汉族中下层人民却看不到出路在何方。后赵承继前赵胡汉分治的国策，石勒禁人说胡字，号羯人为国人，建立以羯人专政的少数民族国家。
　　
　　石勒用法甚严，宫殿筑成之后立有门禁，有一天，一个醉汉骑马突入皇宫宫门，石勒大发雷霆，叱责宫门小执法冯翥说，刚才跑马入门的是什么人，为什么放他走。冯翥惊惶恐惧忘了忌讳，顺口答道：“刚才有个醉胡跑马进来，我喝止不住，俗话说和胡人难说话，我一个小官怎能阻止他。”石勒嘿嘿一笑，胡人是很难说话啊？冯翥这才明白过来，叩头请罪，石勒免他之罪，也未追究那个犯门禁的醉胡。
　　
　　石勒的参军樊垣清贫，石勒放他一地方官，地方官总比京官有油水，樊坦进宫陛辞，身上衣冠破烂。石勒大惊，怎么说你也是个参军，何至于穷到这样。“樊参军何贫之甚也！”樊坦生性诚朴，一时忘了禁令，回答说，羯贼无道，把我的财物都抢光了。“顷遭羯贼无道，资财荡尽。”石勒笑说，羯贼如此暴掠，我替他们赔偿。樊坦这才想起禁令，连连叩头求饶。石勒说，我禁的是普通人，你们老书生除外。
　　
　　石勒立门禁，羯人犯禁可免罪；禁止胡人欺压士族，羯人劫掠士族可免罪。胡人仗势横行，可以想象普通汉人受欺压的严重。后赵称羯族人为国人，称汉族人为汉人。后赵的文武官员，除了石氏一家人，其余多是汉人。作为统治民族的国人有权欺压汉人，所以尽管石勒收罗士族才俊，但不能和士族真正结合在一起。匈奴族靳准曾经说过“自古无胡人为天子者”，虚假和平掩盖下的民族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佛教应运而生。
　　
　　佛教源自印度，传到中国当在汉代，其勃然而兴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北魏佛学的发展达到一个历史的高度。佛教在北中国的兴起应当归功于两个人，石虎与佛国澄。
　　
　　佛教有则故事，叫做“以身饲虎”。传说古印度有个叫做萨陲的太子进山游玩，在山中遇见饿得奄奄一息的一只母虎和七只幼虎，萨陲为救虎命，刺颈出血跳下山崖，众虎食之而获救。
　　
　　佛图澄便是抱着这种普渡众生的态度来到中土的，面对中国中世纪最残暴的君主石虎，用他的刚猛和智慧为北中国佛教的传播开辟出一条坦途。
　　
　　佛教讲究因果，鼓吹业与轮回，主张无我，有神通变化的法术，人死之后有天堂和地狱。让人们忍受现世的苦难，救赎自己的灵魂，等待来生受善报以至登上天堂。
　　
　　人之所以有痛苦和灾难，是因为人有欲望，有吃的要吃得更好，有穿的要穿得更好，在社会财富一定的情况下，人的贪欲永远无法满足，就会产生人与人之间各种各样的争斗。有争斗就有灾难，有灾难就有痛苦。宗教让人摒弃欲望，安贫乐道，基督、伊斯兰和佛教大抵如此。放弃自身的各种欲念，心如止水，为了达到这种境界，佛教提倡出家为僧，将身外之物一切抛弃，与世无争，那么你必定是安全的，无痛苦的。
　　
　　在幸福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佛，只有当灾难和痛苦降临的时候，人们才会想到佛，佛总是喜欢到灾难深重的地方去，可以渡更多的生灵，而暗黑的世界也需要佛，中世纪的黑暗让佛降临到中国的大地上，他的先驱一个叫做佛图澄的沙门就是佛。
　　
　　
　　佛图澄，本姓帛，西域人。一说本姓湿，天竺人。据此猜测，可能是西域的龟兹人。《魏书·释老志》说佛图澄小时候在乌苌国出家，而《梁高僧传》则只记为少时出家，未载出地点。佛图澄“清真务学”，生平未译一经，未著一论，却能诵经数百万言，“妙解深经，傍通世论”，他的谈话“妙达精理，研测幽微”。可见其不仅有精深的佛学修养，且汉文化思想造诣颇深，因而在中土如鱼得水。
　　
　　
　　佛教传入中国后，在石勒的赵国之前，无论译经、讲说、传教和造寺等活动，基本上没有国家力量的介入，而是靠信徒们自身的力量而进行的。佛图澄第一个成功地规劝皇帝石勒、石虎信奉佛法，支持佛教的发展，使佛教受到国家的保护。在佛教的传播过程中，一般僧人是通过译经、注经、讲经等方式弘传教义，而佛图澄感化石勒信佛缘自法术，因此，佛学界将佛图澄称为“神异第一僧”。
　　
　　佛图澄来到中土的时间是公元310年（晋怀帝永嘉四年），这一年他来到洛阳已年近八十岁。在此之前，他曾在佛教盛行的敦煌停留过，所以《世说新语》说佛图澄出于敦煌。到洛阳后，他想建造寺庙，但正值匈奴刘曜围攻洛阳，前后赵正在开战，只能作罢，于是“潜泽草野，以观事变”，隐居起来，伺机而出。
　　
　　
　　公元312年，佛图澄见到石勒，石勒问他：佛道有何灵验？佛图澄即取钵盛水，烧香咒之，须臾钵中生青莲花，光色曜日，石勒由此信佛。其实从政治意义上讲，石勒崇信佛教缘自佛学的教义和佛教的发源地，佛教源自印度，对汉人而言出自蛮夷是胡教，羯人恰恰是胡人，胡人信胡教，再由胡教感化汉人，统治汉人，岂不正妙，石勒就是要使佛教成为其实施统治的工具。
　　
　　
　　公元330年，石勒自称大赵天王（天王之说源自佛教），后改称皇帝。称帝后的石勒对佛图澄更加敬重，尊称他为大和尚，甚至把自己的孩子都交给佛图澄在寺中抚养，每年四月初八，石勒都要到寺里去灌佛，以示对佛教的大力支持。
　　
　　公元333年，石勒病死，他的侄子石虎废掉石勒儿子石弘，自称大赵天王。石虎，字季龙，生于公元295年（晋惠帝元康五年），上党武乡县（山西榆社县北）人，石虎的父亲早逝，从小随母亲生活，由石勒的父亲抚养，故有人称石虎系石勒之弟。当石勒被拐卖到山东时，石虎随母仍留在山西。此后，由于西晋末年战乱迭起，石虎与石勒失去联系，直到刘琨把他和石勒的母亲当做礼物送给石勒，二人才得以重新见面。是年，石虎17岁。
　　
　　石虎作战英勇，弓马娴熟，深得石勒赞赏，被封为征虏将军。石虎也因此全力以赴为石勒建立后赵政权东征西讨，立下汗马功劳。功高震主，石虎懂得这个道理，石勒死后，利用辅政之机除掉石弘登基。
　　
　　石虎称帝前期倒也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经济上他提倡屯田，屯田做为一种公有制经济形式，在战时或者备战时可以解决军粮问题，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曹操和诸葛亮都曾推行屯田制，但在和平时期，由于调动不了农民的积极性，逐渐被取消了。做为一个军事帝国，石虎屯田纯粹是为了备战，由于战乱，荒地很多，竟取得意外的收获，农业大丰收。石虎将粮食依傍河岸建仓储存，屯粮还是为了打仗，战争时不必长途送输粮食。可因此又取得意外的收获，发生灾害可以就地赈灾。
　　
　　政治上，为拉拢士族豪强，石虎恢复魏晋的九品中正制，进一步推广儒家思想，不仅如此，他还注重整顿吏治，严惩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的官员，石虎选殿中御史李矩为御史中丞，整顿豪强百官，对皇亲国戚的违法行为，石虎照旧严惩不贷。经过整顿，吏治有所好转，贪官污吏横行霸道的局面有所改变，连石虎都高兴地感叹，“朕闻良臣如猛兽，高步通衢而豺狼避路，信矣哉。”
　　
　　意识形态上，后赵大力倡佛，石虎对佛图澄的敬重更甚于石勒，称他为“国之大宝”。朝会时，佛图澄升殿，常侍以下官员都要去“举舆”(抬轿子)，太子们必须扶着舆翼（即轿子边）随舆而上。当司礼官大唱“大和尚到”时，全体官员起立。这些都写在石虎的诏书中，成为制度。
　　
　　
　　由于佛图澄的宣传和二石的支持，佛教在后赵政权下十分兴旺（当然和当时的社会状况分不开），信奉佛教的很多，寺庙也造得很多。佛教的传入使中国传统文化第一次受到宗教的入侵，儒学士人对佛教采取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一种是排斥，一种是吸收。当时僧侣是不服役的，为躲避沉重的徭役杂税等，许多投机取巧的人削发为僧，排佛的人抓住僧人的这条小辫子，提出平常百姓无权奉佛和为避役（兵役摇役）奉佛非法两个问题。
　　
　　王度等汉臣依据汉魏旧制，主张凡汉人一概不许到寺庙烧香礼拜；上自官员，下至役隶，也一概不许拜佛；凡国人（羯族人）已出家者一概还俗。这是汉族传统文化对外来宗教的排斥，当然要引起佛图澄等人的反攻，石虎顺从佛图澄，他既提倡经学，又不舍弃佛教，和稀泥说，我不是汉族人，做了中国的皇帝，理应兼奉中国神和外国神。凡夷（羯族以外的非汉族人）、赵（羯族人）、百姓（汉族人）愿意奉佛的人，一概允许出家做和尚。在这次斗争中佛教取得了胜利，得到空前的发展，然而斗争远没有结束，随着禅宗的兴起，到北魏时佛学终于变成中国人自己的佛学，当然在这期间有过一次惨痛的流血冲突。
　　
　　
　　佛图澄劝石虎戒杀行善，每当石虎向佛图澄询问佛法的时候，佛图澄都答以“不杀”。佛图澄向他指出：“帝王之事佛，当在体恭心顺，显畅三宝，不为暴虐，不害无辜。至于凶遇无赖，非化所迁，有罪不得不杀，有恶不得不刑，但当杀可杀，当刑可刑耳。若暴虐恣意，杀害非罪，虽复倾财事法，无解殃祸。愿陛下省欲兴慈，广及一切，则佛教永隆，福祚方远。”石虎以杀戮著称，认为治国必须以刑杀，辅之以强大的军队，佛图澄的话教化百姓可以，对他怎么可能好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