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吴乐斌：让科研衔接市场，科技企业如何走出“死亡之谷”

多客科技

作者：澎湃新闻
澎湃新闻记者 张若婷



吴乐斌

“科研经费怎么和市场投资资金衔接？只有基金投资不够，但没有基金投资不行。”

近日，在2020年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北京分会场上，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转化母基金（以下简称母基金）掌门人、中科创投董事长吴乐斌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专访时作出以上表述。

吴乐斌认为，对于科技初创企业，要走出“死亡之谷”，走向市场的初期一定需要政府为主导的资金支持。通过母基金的引导作用，将政府科研经费、企业资本、保险、金融机构贷款等放大投资规模，才能帮助科技企业渡过市场“认钱不认人”的难关。

吴乐斌生于1962年，在2014年至2019年间任中国科学院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即后来的中国科学院控股有限公司，简称国科控股）。在那之前，他曾任中生北控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再之前，自1998年4月至2005年6月，他是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副所长。

十几年的研究所生涯与十几年的企业经历让吴乐斌熟知科技成果转化之路的障碍、门槛与挑战，他称自己是为科技初创企业“挖运河的人”，要通过母基金“用社会化的钱、市场化的人，做中科院的事。”

2017年9月，母基金启动，该基金由国科控股直接出资，联合地方政府国资平台的出资、金融资本及社会资本共同设立，以“母基金+直投”的方式投资，预计撬动的总资金规模在200亿元左右。

6月2日，“中科院籍”企业寒武纪以68天的时间，创下今年以来科创板过会企业的最快速度。早在2016年3月成立之初，寒武纪就获得了来自中科院的数千万元天使轮融资。

吴乐斌表示，中科院有大量科技成果待挖掘，科创板正是帮助企业生长的场所之一。然而，要实现寒武纪这样的转化并不容易。吴乐斌称，除了引入资金，还要从交易结构、核心技术、治理结构、科学家是否具备创业素质等多个方面对企业进行评估。

截至目前，母基金正与中科院相关部门及研究所合作构建重点备投项目库。其第一期基金正在关闭，其中包括64个中科院成果转化的项目。

吴乐斌也对当前受到广泛关注的量子通信、大数据等行业的投资价值进行了评价。国科控股是国盾量子和国科量子的股东，吴乐斌表示，当前我国的量子保密通讯技术已经通过了京沪干线、洲际视频通话等实践检验。他认为，量子通信下一步的发展将主要在保障国家安全等方面发挥作用，虽然其to G（政府客户）、to B（企业客户）的市场有一定局限性，但“即便是受局限的市场也足够大”。

走出“死亡之谷”

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就发现“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商业产品”是制约产业竞争力提升的重要因素，即科学研究与商业化产品开发之间严重脱节。

这一发现在1998年时任美国众议院科学委员会副委员长Ehlers向国会所提交的报告中首次被命名为“死亡之谷”(Valley of Death)。

谈及科技成果转化的重点与难点，吴乐斌首先讲到的就是如何走出“死亡之谷”。

通常来讲，公共部门通过科研经费对科技工作给予支持；而所谓的“私人部门”，也就是企业资本倾向于已经有明确商业前景的后期项目。

吴乐斌解释道，这导致科研成果早期市场化的融资空白，“通俗来讲就是科技初创企业‘爹不疼娘不爱’、青黄不接的时候。”

对此，吴乐斌形象地提出了“一条河与五条鱼”的构想。“一条河”就是一条从科研院所知识IP到资本市场IPO之间的“运河”；而“五条鱼”则代表科技型企业的五个生长阶段：从创意到产品、从产品到销售、从销售到利润、从利润到上市、从上市到发展成为行业龙头。

而“死亡之谷”就是运河最开始发端的地方，“当鱼还是鱼苗、还没进入到资本海洋的时候。”

如何打开阀门、疏通障碍？

“要把三种人和四笔钱聚在一起：科技人员、企业经营人员、投资者；政府科研经费、企业资本、保险、金融机构贷款。”

吴乐斌解释称，让这“三种人”、“四笔钱”在一个点上发力特别难，但科技成果转化的过程特别是在“死亡之谷”的阶段需要这四笔钱，“就像之前泾渭分明的小河要汇聚成大河”。

他山之石：美国的SBIR计划、SBIC计划与拜杜法案

美国政府帮助科技企业突破“死亡之谷”就很好地运用了这几种钱。

1958年，美国出台小企业投资公司计划（SBIC），美国小企业管理局负责向支持小企业发展的创投公司颁发许可证并提供政府资助，简单来讲，就是政府通过这一计划将私人资本引入科技创新领域的初创企业。

第一阶段，SBIC计划利用杠杆撬动3倍的贷款，第二阶段，撬动2-3倍的债券，第三阶段撬动2-3倍的证券，一直扶持到科技企业出现利润。

从1982年开始，美国又开始实施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SBIR）。“美国长时间被认为是小政府、大社会，但是恰恰是在创新这个领域，美国政府的手伸到了这个领域最艰难的地方。”

SBIR计划规定，凡年度研发经费超过1亿美元的政府机构必须预留出一部分款项（这一比重现为约3.2%），形成资金池，用于资助上述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的对象。

吴乐斌进一步表示，在美国SBIR计划中，出资机构包括国防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国家宇航局、能源部等。这笔资金与中科院的母基金作用类似，起引导作用，有利于科创小企业渡过市场“认钱不认人”的难关。

在吴乐斌看来，这就是实现了“第一条鱼”的成长阶段，即从创意到产品。

“第一笔钱解决一个问题，相当于撰写技术投资的商业计划书，包括技术市场定位、技术的科学原理等；第二笔钱再解决一个问题，技术参数的稳定和行业准入。”吴乐斌表示，上述两个问题解决了，产品就可以开始进入市场了。

“完成‘第一条鱼’的阶段相当于把科研成果出门之前的最后一公里护送完了，市场谁来接它呢？”

吴乐斌称，进入第二阶段，SBIR计划将推动政府采购，相当于我国的“首台套”政策，如对国内实现重大技术突破但尚未取得市场业绩的装备产品实行政府采购。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包括微软、高通、Facebook、特斯拉在内的美国今天知名的科技企业，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得到了SBIC、SBIR计划的支持。

“在经济活动中，下游决定上游，下家决定上家，出口决定进口。”吴乐斌表示，基金的退出不能只靠IPO一条道，也不能只指望“接盘侠”。

在“运河”的生态圈中，吴乐斌建议母基金、基金可以与其他金融产品实行无缝衔接和接力，如从银行贷款发展到债券、证券的方式进行撬动和放大。

“因为科技创新企业研发周期很长，风险很高，一旦实现了（转化）回报很高，但是银行贷款往往熬不过那个时间。债券相当于国库券，效果比银行贷款好；证券性质本身具有股权性质，可债可股，效果会更好。”吴乐斌说。

吴乐斌透露，为了进一步解决科技初创企业的长线资金问题，有关人士正在酝酿设立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长期资本基金，如果再协同专项科研经费，联合科技保险、科技银行撬动更大的资金，中国的科创生态将出现盎然生机。

此外，在科技成果的知识产权方面，美国在1980年通过了《拜杜法案》，解决了科技成果专利权属的问题。该法案明确，联邦政府资助的科研课题，如果两年内成果不能转化，其权属就将自动授权给科技人员。

《拜杜法案》出台后，美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短期内显著提高。

吴乐斌称，《拜杜法案》的出台其实基于一个基础的问题：如果发明者不能拥有研究成果、不能享有科研成果的商业价值，那么技术发明人员将成果转化的热情就会大打折扣。而如果科技人员创造的积极性没了，科研投资的产出就没了或少了。

因此他认为，当下应采取包括把知识产权的收益权给科技人员的一系列政策。“我们当前还走在探索的路上，怎么跨越‘死亡之谷’，我觉得需要有中国的拜杜法案、中国的小企业投资公司计划和SBIR计划。”吴乐斌说。

缺什么补什么

吴乐斌透露，当前我国正在考虑和探索“把专利的权属交给科学家”。

专利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应用研究的产物，而研究所、高校作为平台打通了学界和产业界。“这个平台最后的目的是要做出成果，服务于社会和经济发展，所以研究所要大度一点，把权利让渡给科研人员。”

吴乐斌向记者表示，西南交通大学等地已经开始探索将科研专利交给科学家团队和个人。他表示，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提升科学家的积极性。如果科研结果最终走向社会，投资的乘数效应和税收最终还将反哺社会。

纳税人的概念被吴乐斌反复强调，他表示，美国的SBIR计划和SBIC计划都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接受资助的企业必须是美国公民创办或控股。其他国家出台的类似计划也如此。“所以有一条我要特别说，如果我们的专利权让渡给科学家，要设置前提条件，这个企业的控股股东必须是中国人。”吴乐斌认为，用于支持科技转化企业发展的资金来自社会资本、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样也能一定程度上解决很多人担忧的国有资产问题。

采访中，吴乐斌的身份常常在“科研所所长”和“投资者”之间切换。被问及“如何平衡企业、科研院所、科研人员之间的分工和利益”，吴乐斌表示，首先科研人员要得到足够的尊重，包括在专利归属权上和股权激励上。

同时，作为曾经离科学家最近的人，他观察到他们身上一些问题：法制意识、市场意识、质量意识、合作意识不够。

例如有的科学家研制的药物效果非常好，结果半衰期却只有一分钟，“针扎下去再拔出来效果就没了”；再如某个可替代进口产品的国产原料，价格却比原来高十倍。

“科学研究工作是一个极端矛盾的综合体，是最先进的生产力和最落后的生产关系的结合，高活跃最前沿的创造性工作和非常分散的、落后的个性化生产方式的结合。”吴乐斌总结道，科技成果的转化，不仅要强调技术的创新性，也要确保产品参数的稳定性、适应市场的大众性。

而作为如今的投资者，他认为不能简单地看钱投资，而是要看懂科技看懂人，“知道他有什么，知道他缺什么，知道他到什么地方去补。只有做到这样，才是一个好的科技成果转化基金的投资者。”

量子通信：市场虽然有局限，但足够大

10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量子科技研究和应用前景举行了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这让“量子科技”再一次成为资本市场上的热词。

事实上，量子科技包括量子通信、量子计算、量子测量三大领域，而量子通信就是量子保密通讯，即通过量子纠缠分发密钥，达到对通信“不受距离约束”的保密。

早在我国“十三五”规划中，中央就明确科技部要加大在超级计算、量子信息等领域的投入，加强高新技术重点布局。

今年，我国再次在量子通信领域取得重大进展。6月，中国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潘建伟院士团队通过“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首次实现了千公里级的量子密钥分发。

潘建伟近日撰文表示，在量子通信领域，我国已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在量子计算领域，我国整体上与发达国家处于同一水平线；在量子精密测量领域，我国整体上相比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吴乐斌说，他与潘建伟院士在坐飞机时的一次邂逅，促成了他们之间投资创办国盾量子（科创板上市公司）和国科量网公司的合作。他认为，当代科学开始的标志就是量子论和相对论的诞生，量子保密通讯技术的应用已经通过了实践检验。

吴乐斌表示，京沪干线等项目的成功实践能够反击当今市场上对于量子通信技术的质疑，一些冒名“李鬼”的企业也终将被市场淘汰。但与此同时，量子通信产业的发展作为新兴产业，必然需要市场培育的过程。

“现在阶段量子通信的主要应用领域在于党政、国防、政法、金融、外交等，市场受到一定局限。但我们要看到，即便是受局限的市场也足够大。”

吴乐斌进一步表示，量子保密通讯产业的拓展反过来可能促进量子科技的发展，因此量子科技的前沿探索与市场开发都应得到重视。

“科研科技的发展是：你想要走向A，但是可能带出来ABCD。量子科学的发展本身又会影响到多少个领域，我们不知道。”吴乐斌说。

责任编辑：李跃群

校对：刘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