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短篇小说集》--作者：阿加莎·克里斯蒂

享受人生

马普尔小姐的故事

我亲爱的，我想我没告诉过你们——你，雷蒙德，还有你，琼——有关几年前发生的一桩奇特的小案子。不管怎样，我不想让人们觉得我很自负——当然了，我也知道和你们年轻人比起来我根本算不上聪明——雷蒙德会写那些关于令人讨厌的男男女女们的非常现代的书——琼会画那些出众的图画，上面全是一些四四方方的人，身上有的地方非常奇怪地凸了出来——你们都很聪明，我亲爱的，只是像雷蒙德经常说的那样（但是以非常亲切的口气说出的，因为他是天下最善良的侄子），我是不可救药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我羡慕艾玛先生——塔德玛还有福雷德里克·赖顿先生。我猜在你们看来他们简直是一些不可救药的老古董，现在让我看看，我刚才说什么来着？噢，对了——我不想给人一个自负的印象——可我又忍不住有那么一丁丁点的自满，因为我只凭着很少的一些常识就解决了那个令比我聪明的人都头疼的问题，虽然从一开始我就觉得答案十分显而易见……好了，我要给你们讲讲我的小故事，如果你们觉得我有一点儿自夸，千万别忘了我真的帮助了一个可怜的家伙从无尽的痛苦中解脱了出来。

我第一次知晓这件事是在一天晚上九点钟，格温——你们还记得格温吗？我的那个长着红色头发的小女佣——格温走进来告诉我波塞瑞克先生和另一位先生来见我，她已经带他们进了客厅。当时我正呆在饭厅里，因为已是早春，我觉得生两处火很浪费。

我叫格温去取樱桃白兰地还有几个玻璃杯来，我则匆忙赶到了客厅。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还记得波塞瑞克先生，他两年前死了。我们曾经是多年的老朋友，我所有的法律事务都是由他处理的。他可是一个精明人，也是一个真正聪明的律师。现在我的法律事务由他的儿子办理———个很不错的小伙子，也很新潮——可我对他怎么也不能像对波塞瑞克先生那样放心。

我向波塞瑞克先生解释了一下生火的问题，他立刻就说他和他的朋友可以去饭厅和我谈。然后他给我介绍了一下他的朋友——一位罗迪斯先生，一个年轻人——四十岁刚出头——我立刻就注意到了一个极不正常的地方：他的态度极其特殊，如果人们不知道这可怜的家伙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就很有可能会认为他粗野无礼。

我们在饭厅里坐下来，格温早把樱桃白兰地拿来了，波塞瑞克先生说明了此次的来意。

“马普尔小姐，”他说，“你一定要原谅一位老朋友的擅作主张，我这次是来向你请教的。”

我一点儿也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于是就听他继续说下去：“人们生病时喜欢听两种意见———种是专家提出的，另一种是家庭医生的，一般人们更看重前者，可我不敢苟同。专家只是在自己的领域内有一定的经验——家庭医生的医学知识可能比不上专家——但却有多方面的经验。”

我完全明白他的意思，这还是因为不久以前发生的一件事：我的一个侄女没征求过家庭医生的意见就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一个皮肤病专家那儿去看病，因为她觉得自己的家庭医生实在是太老了。那个专家给她开了很贵的处方，结果后来发现那孩子得的只是一种不太常见的麻疹而已。

我提这个——虽然我极怕说话跑题——是想说明我很欣赏波塞瑞克先生的观点——可我还是搞不明白他为什么说这番话。

“如果罗迪斯先生病了——”我说了一半便停了下来——因为这可怜的家伙发出了一阵恐怖的笑声。

他说：“我想我几个月后就要被处死了。”

然后我就听到了整个故事发生的经过。不久以前在班彻斯特——一座离这儿大约二十英里远的小镇——发生了一起谋杀案。我想那时我没怎么关心这个案子，因为村里已经有很多令人兴奋的人和事了，比如说我们区的护士。虽然与我们区的护士相比，发生在印度的一次地震，班彻斯特的一桩谋杀案这些村外的事情还是更重要一些——可它们还是不如村里的人和事更让人关注。我想恐怕所有的村子里的情况都是如此。不过我仍记得曾经在报纸上看到过一篇报道———个女人在旅馆的房间里被人刺死了，可我却记不得她的名字了。不过现在看来这个女人就是罗迪斯先生的妻子——可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最不幸的是人们实际上怀疑是他亲手杀了自己的妻子。

波塞瑞克先生把这些都跟我讲得清清楚楚。虽然陪审团裁定这是一起谋杀案，凶手未知，可罗迪斯先生还是相信不出一两天他就会被捕的，所以他去找波塞瑞克先生寻求帮助。波塞瑞克先生接着往下说，那天下午他们去请教了大律师马可姆·欧德先生，并且，如果开庭审理此案马可姆先生将为罗迪斯先生辩护。

据波塞瑞克先生说，马可姆先生很年轻，辩护的手法也很新潮，而且也为罗迪斯先生提出了一种辩护的方案，可对这一方案罗迪斯先生并不十分满意。

“你看，我亲爱的小姐，”波塞瑞克先生说，“这个方案就有点儿像我所讲的‘专家的意见’。你给马可姆先生一个案子他就只看到一点——最可行的辩护方案。可在我看来，即使是最好的辩护方案也可能完全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方案没有把实际发生的事情考虑进去。”

然后他又说了一些奉承我的话，无非是我多么的明智，多么有判断力，多么能够洞察人的本性。他又请求我听听这个案子，希望我能给他们些建议。

我能看得出来罗迪斯先生十分怀疑我的能力，对于波塞瑞克先生把他带到我这儿来的这一举动他也感到极其愤怒。然而对这一切波塞瑞克先生都视而不见，仍继续给我讲述三月八号晚上发生的事情。

案发前罗迪斯夫妇已经在班彻斯特的皇冠旅馆里住了一段时间了。罗迪斯夫人是一个轻度的癔想症患者，（我是从波塞瑞克先生小心的措辞中得出这一结论的。）吃过晚饭以后罗迪斯夫人就立即上床了。她和她的丈夫分别住在两间相邻的屋子，中间有一扇门相通。罗迪斯先生就在隔壁的房间里写一本关于史前隧石的书。在十一点钟他把稿子整理了一下准备上床睡觉，但在临上床前他向妻子的房间望了一眼，想看看她是不是还需要什么，结果发现灯仍亮着，而他的妻子却倒在床上，被人用刀刺穿了心脏。她死了至少已有一小时了，可能时间还要长一些。接下来就是一些细节。罗迪斯夫人的房间里还有一扇门通向走廊，可它被人从里面锁上了，房间里惟一的一扇窗户也上了闩。而据罗迪斯先生回忆，除了一个来送热水瓶的女侍者以外再没有人从他的房间经过。凶器是罗迪斯夫人放在梳妆台上的一把匕首，平常她把它用作裁纸刀。凶器上面没有指纹。

最后情况归结成这样——除了罗迪斯先生和女侍者以外再没有什么人进过死者的房间。

我问了一下那个女侍者的情况。

“那也正是我们调查的第一步，”波塞瑞克先生说，。‘玛丽·希尔是当地人，她在皇冠旅馆做女侍者已经有十年了。

她根本就不可能突然对一个房客进行攻击。你无论怎么看她都是一个迟钝的人，甚至都有点儿傻。她的口供也没有一点儿出入：她给罗迪斯夫人送去了热水瓶，看见她已经快睡着了——正在那儿打盹儿呢。坦白地讲，我不相信她会是凶手，而且陪审团也不会相信。”

波塞瑞克先生又提到另外一些细节。在皇冠旅馆里正对着楼梯是一间小休息室，房客们有时在里面闲坐，喝喝咖啡。一条走廊通向右边，走到拐弯处就是通往罗迪斯先生房间的门；在这儿走廊又向右拐，拐过去的第一扇门就是通向罗迪斯夫人房间的。在案发时这两扇门人们都能看见。第一扇门——进罗迪斯先生的房间的，我们估且称为A门，有四个人可以看见，两个商人还有一对正在喝咖啡的老年夫妇。据他们讲，只有罗迪斯先生和女侍者出入过A门。而走廊里的另一扇门B门也有人能看见，有一个电工在那儿干活，他发誓只有女侍者进出过B门。

这真是一桩离奇而又有趣儿的案子。表面看来，一切证据都说明一定是罗迪斯先生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可我看得出波塞瑞克先生相信自己的雇主是清白的，而他可是个精明的人。

在调查的时候罗迪斯先生吞吞吐吐地讲出了一个女人，她曾给他的妻子写过恐吓信，我猜他的故事一定极不使人信服。在波塞瑞克先生的请求下，他给自己做了一番解释。

“说实在的，”他说，“我自己从来就没有相信过这个故事。我觉得大部分都是阿咪自己编造出来的。”我猜想罗迪斯夫人是那种富于浪漫色彩的自欺欺人的人，生活在一个个编织起来的故事中。如果照她自己的说法，她一年之中的冒险经历就多得让人不敢相信了。她踩到一个香蕉皮滑了一下就说这是九死一生；她的头罩着了火就非坚持说自己从燃烧着的房子里被救出来并差一点儿被烧死，因此她丈夫已经学会了在听她的话时打些折扣。所以当她告诉他她开车曾撞伤过一个孩子，而孩子的母亲发誓要报仇时，他根本就没把它当真，这件事发生在他们结婚以前，虽然她给他看了那些措辞疯狂的信件，他还是怀疑是她自己编的。事实上，她以前曾干过一两次类似的事。她是那种歇斯底里的女人，总是不停地寻求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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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这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实际上，我们村里也有一个如此行事的年轻女子。这种人面临的危险就是当真有不寻常的事发生到她们身上时，往往没有人会相信她们是在说真话。在我看来这桩案子就是这样。我想警方只认为是罗迪斯先生在编故事，用以转移人们对他的怀疑。

我问了一下旅馆里是不是还有单身女人住宿。看起来有两个——格兰比夫人，一个有盎格鲁血统的印度人的遗孀；另一个是卡罗色丝小姐，一个四肢发达，说话时总是省掉G的音的老处女，波塞瑞克又补充了一点：经过非常详细的调查，发现根本没人看见她们在犯罪现场附近出现过，而且无论如何你也想象不出她们俩和案子能有什么联系。

我又让他描述了一下她们两人的长相。他说格兰比夫人大约五十岁左右，长着一头浅红色的头发而且很零乱，她面色微黄，略显病态，她的衣着相当的奇特，大部分都是纯丝制成的；卡罗色丝小姐大约四十岁左右，戴着一副夹鼻眼镜，头发像男人一样剪得短短的，上身穿一件很男子气的大衣，下着一条裙子。

“啊呀，”我说，“这可就太难办了。”

波塞瑞克先生眼巴巴地看着我，可我那时不想多说话，所以就问他马可姆·欧德先生都说了些什么。

马可姆先生非常自信，他觉得自己能找出证据使尸检的结果定为自杀，也能对凶器上没留下指纹这一问题作出一个令人信眼的解释。我又问罗迪斯先生怎么想，他说医生们都是傻瓜，连他自己也不相信他的妻子会自杀。“她不是那种人，”他只简简单单地说了一句——而我也同意他所说的，歇斯底里的人通常是不会自杀的。

我考虑了一分钟，然后又问罗迪斯夫人房间里的门是不是直接通向走廊，罗迪斯先生回答说不是——还有一个小门厅，里面是浴室和厕所。从里面锁上的是从卧室通往门厅的那扇门。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案子就再简单不过了。”我说道。

“而且你们也知道它的确很简单……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了。只是还没有人从那个角度来考虑这个案子罢了。”

波塞瑞克先生和罗迪斯先生一齐瞪着我，这使我很不好意思。

“可能是，”罗迪斯先生说，“是马普尔小姐还没有完全理解案子的难度。”

“不，”我说，“我想我理解了。不外乎四种可能：罗迪斯夫人或者是被她丈夫杀死的，或者是被那个女待者，再不就是自杀，最后一种可能是一个外人杀了她，而没有人看到这个人出入罗迪斯夫人的房间。”

“这不可能，”罗迪斯先生抢过了话头，“没有人能够出入我的房间而又不被我看见，即使真的有人躲过了电工的视线进了我妻子的房间，他又怎么能够离开房间而又从里面锁上门呢？”

波塞瑞克先生看着我说：“怎么解释，马普尔小姐？”他的语气中充满了鼓励。

“我想间你一个问题，罗迪斯先生。”我说：“那个女侍者长得什么样？”

他说他不能确定——他觉得她应该是个高个子女人——他记不起来她的肤色是白还是黑。我又问波塞瑞克先生这个相同的问题。

他说她是中等身材，淡黄色的头发，一双蓝眼睛，面色微红。

罗迪斯先生说：“波塞瑞克，你可比我善于观察。”

我很冒昧他说了一句表示不敢苟同，然后我问罗迪斯先生能不能描述一下我房间里的女佣人，结果他和波塞瑞克先生都不能。

“你们难道还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我说，“你们到我这儿来脑子里只想着自己的事，所以把你们带进屋里的就只是一个‘女佣人’。这也同样适用于在旅馆房间里的罗迪斯先生，他看到的只是女侍者的制服和围裙，因为他已完全投入到工作中去了。而波塞瑞克先生却是以一种不同的身份询问了同一个侍者，他才是把她当作一个‘人’来看待的。”

“而那个杀了人的女人也正是利用了这一点。”

由于他们还没明白我的意思，我只好解释了一下。

“我认为事情的经过应该是这样的：女侍者从A门进来，拿着热水瓶经过罗迪斯先生的房间，然后进了罗迪斯夫人的房间，最后从门厅出去经B门到了走廊；X——我们的女谋杀者——从B门进来后藏在了门厅里，一直等到女侍者出去，然后X进了罗迪斯夫人的房间，从梳妆台上拿起了匕首（毫无疑问她在白天就对这房间进行了仔细的侦察），走到床边，刺了这正在打盹儿的女人一刀，然后把刀柄上的指纹擦掉，将她进来的那扇门从里面锁上，最后从罗迪斯先生正在工作的房间里走了出来。”

罗迪斯先生禁不住叫了起来：“那我应该看见她，电工也应该看见她进来。”

“不，”我说，“这就是你错的地方。你不会看见她的——如果她装扮成女侍者，你就认不出她了。”我等他们明白了这句话以后又接着说，“你正全神贯注地干你的工作——你通过余光看见一个女侍者进来了，又进了你妻子的房间，然后又经过你的房间出去了，‘衣服，是一样的——可却不是同一个人。这也是喝咖啡的人们所看到的——一个女侍者进去了，过了一会儿一个女侍者又出来了。电工也是一样。

我敢说一个女恃者如果长得很漂亮的话，男人们大概会注意她的脸——人的本性就是这样——可如果她只是一个长相一般的中年妇女——那么你看到的就只是她的衣服，而不是这个女人本身。”

罗迪斯先生大叫了起来：“她是谁？”

“嗅，这就有点儿难了，不过肯定是格兰比夫人与卡罗色丝小姐两人中的一个。听起来好像格兰比夫人平时是戴着假发的——所以她可以摘下假发装成一个女侍者。可另一方面，卡罗色丝小姐的头发又是短短的，她也可以戴上假发装成女侍者。不过我敢说你会很容易地找出凶手的，我个人倾向于是卡罗色丝小姐干的。”

我亲爱的，故事真就这样结束了。“卡罗色丝”是一个假名字，不过她就是凶手。她的家族有精神病史。罗迪斯夫人是个极粗心大意而又爱开飞车的人，结果就把她的小女孩儿给撞死了，结果这可怜的女人就精神失常了。不过她平常装得就跟正常人一样，要不是她不断地给罗迪斯夫人写疯狂的恐吓信，你根本不知道她已经疯了。在谋杀前她跟踪罗迪斯夫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并且做了周密的计划，谋杀后的第二天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假发和女侍者的衣服寄了出去。不过在警察的追问下她立刻就垮掉了，承认了杀人的罪行。这个可怜的家伙现在在伯劳地摩，精神完全崩溃了，不过这起谋杀案却是策划得非常成功。

波塞瑞克先生后来又来我这儿，带来了罗迪斯先生一封措辞恭敬的信——真的，它都使我脸红了。我的老朋友对我说：“还有一件事——你为什么觉得更像是卡罗色丝干的，而不是格兰比呢？你从来没见过她们。”

“嗯，”我说，“是那个G的发音，你说她说话的时候老省掉G的音，只有书里边的猎人才那么干，我可没见现实生活中有多少人这么干的——。即使有也没有六十岁以下的人。你说她是四十岁左右，所以那些丢掉的G音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女人在演戏而又做得过头了。”

我不应该告诉你们波塞瑞克先生对我的回答都说了些什么——不过他非常地赞许——我真的忍不住对自己有那么一点点的满意。

世界上的事情有时结局会这么好，真是令人惊叹。罗迪斯先生又结婚了——和一个美丽善良的姑娘——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小宝宝——你们猜怎么着？——他们让我给小宝宝做教母，他们这样做真是太让我感动了。

我真希望你们不会嫌我讲得太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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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尺谋杀案

波利特小姐拿起门环礼貌地敲了一下农舍的门。隔了一会儿见没有人答应就又敲了一下。当她敲门时左胳膊下面夹着的包裹滑了一下，于是她就又把它扶正了。包裹里面装的是为斯彭洛太太新做的绿色冬装，就等着试穿了。波利特小姐的左手上挂着一个黑丝袋，里面装着一把软尺，一个针垫，还有一把实用的大剪刀。

波利特小姐高高的个子，骨瘦如柴，一个尖尖的鼻子，一双撅起的嘴唇，还有一头稀疏的铁灰色的头发。在第三次用门环叩门之前，她犹豫了一下。她向街的那一头望了一眼，一个身影飞快地走了过来。哈特内尔小姐用她那一贯低沉的大嗓门喊道：“下午好啊，波利特小姐！”她今年已经五十五岁了，虽然炮经风霜却仍不失乐观的天性。

女裁缝答道：“下午好，哈特内尔小姐。”她的方言听起来极其尖细可又显得那么彬彬有礼，她生下来就是一位小姐的佣人。“对不起，”她接着说，“斯彭洛夫人是不是不在家呢？”

“那我可不知道。”哈特内尔小姐说。

“你看真是不巧，今天下午我是来给斯彭洛夫人试新衣服的，是她定的三点半钟。”

哈特内尔小姐看了看表：“现在已经过了三点半了。”

“是呀，我已经敲过三次门了，可没有人答应，所以我想是不是斯彭洛夫人把这件事忘了出门去了。可一般她是不会失约的，再说她还想在后天穿上这套衣服呢。”

哈特内尔小姐进了大门沿着甬道走了过来，与波利特小姐一起站在了拉伯那姆农舍的门外。

“为什么格拉迪斯没来开门？”她问了一句，“噢，不，当然了，今天是星期四——是格拉迪斯的休息日。我想斯彭洛夫人大概是睡着了，你门敲得还不够响。”

她抓起门环使劲儿敲了起来，叭叭的声音简直能把人耳朵震聋。她接着又敲起了门上的玻璃窗，并用极宏亮的嗓音喊道：“谁在里面？”

没有人回答。

波利特小姐喃喃说道：“噢，我想斯彭洛夫人一定是忘了出去了，我改日再来吧。”她开始慢慢地往回走。

“胡说，”哈特内尔小姐肯定地说，“她不可能出去了。我刚才还遇到她了。我要从窗户看看屋里是不是还有活人。”

她为自己的谈笑爽朗地笑了起来，同时透过最近的一扇窗户向屋里随便看了一眼——之所以只是随便地看了一眼，完全是因为她太了解斯彭洛先生和太太了，他们很少使用前厅，通常都呆在后面的小客厅里。

虽然只是随便地看了一眼，她却真的看到了人。哈特内尔小姐真的没有看到活人的迹象。相反地，透过窗户她却看见了斯彭洛夫人的尸体躺在炉前的地毯上。

“当然了，”哈特内尔小姐事后对人们说，“我当时头脑清醒极了，可那个波利特却慌得一点儿主意也没有了。我对她说：‘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你呆在这儿，我去找保克警官来。’她当时说了一些不让我离开之类的话，我可没管她那套。对这种人你只有狠下心来，他们总是喜欢小题大作。就在我要离开的时候，斯彭洛先生从房子的另一边转了过来。”

哈特内尔小姐讲到这儿故意停了一下，这使她的听众忙不迭地问道：“快告诉我，他当时看起来什么样？”

哈特内尔小姐这时才继续往下讲：“说老实话，我当时立刻就起了疑心，他太镇静了，对于这个消息一点儿也不感到突然。你们愿意怎么说都行，可当一个男人听说他的妻子死了却无动于衷，这终究有点儿不对头。”

大家都同意这种说法。

警官也同意。由于对斯彭洛先生的无动于衷感到非常的可疑，他们马上调查了一下斯彭洛太太死后斯彭洛先生能够得到些什么。他们发现斯彭洛太太是一个富有的股东，而根据一份他们结婚后不久所立的遗嘱，她的遗产将由她的丈夫来继承。这使警官们更加怀疑斯彭洛先生了。

住在教区牧师隔壁的马普尔小姐是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处女。有些人说她是刀子嘴。案发后约半小时，保克警官就来到她家调查了。他一边翻开一个笔记本一边问道：“女士，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有几个问题要问您。”

马普尔小姐说道：“是不是和斯彭洛夫人的谋杀案有关系？”

保克吃了一惊：“女士，我能问一下您是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吗？”

“是鱼。”马普尔小姐回答说。

这个回答使警官保克更是如坠五里雾里。不过他猜对了，是鱼贩子的小男孩把这条新闻和马普尔小姐的晚饭一起送了过来。

马普尔小姐继续柔声说道：“躺在客厅的地板上，被人勒死的——可能是用一条细细的皮带。不管用的是什么，它已经被人拿走了。”

保克看起来非常愤怒：“这个小福莱德怎么什么都知道……”马普尔小姐巧妙地岔开了话题，她说：“你的上衣上有一根针。”

保克低下头去不禁吃了一惊，他说：“人们说看到一根针把它拈起来，一整天你都会有好运气。”

“我希望那会成为现实。现在你想让我告诉你些什么？”

保克警官清了清嗓子，看了看笔记本，摆起一副大人物的架子说道：“死者的丈夫，亚瑟·斯彭洛先生已对我做了陈述。他说大约在两点三十分马普尔小姐打电话给他，问他能不能在三点十五分过来一下，她有急事要请教。夫人，现在我要问您，这是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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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是。”马普尔小姐说。

“在两点三十分你没给斯彭洛先生打过电话？”

“不光在两点三十分没打过，其它时间也没打过。”

“埃”保克警官带着一种满足感舐着自己的小胡子。

“斯彭洛先生还说了些什么？”

“斯彭洛先生说他三点十分从家里出来，三点一刻准时到了您这儿，一到这女佣就告诉他马普尔小姐不在家。”

“这部分倒是真的，”马普尔小姐说，“他确实来过这儿，可我当时在妇女协会开会。”

保克又“氨了一声。

马普尔小姐大声说道：“警官先生，你一定要告诉我，你是不是怀疑斯彭洛先生？”

“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可不应该由我来说，不过在我看来某个人，暂且不提名字，想尽力掩盖罪行。”

马普尔小姐忧心忡忡地说：“斯彭洛先生？”

马普尔小姐很喜欢斯彭洛先生。他身材矮小且消瘦，讲话保守而谨慎，是极受人尊敬的一位先生。他来乡下生活真是有点儿奇怪，因为很显然以前他是一直住在城里的。但他对马普尔小姐吐露了真情，他说：“从我还是一个孩子时起，我就一直想有朝一日能够到乡下来生活，有一个自己的花园。我一直很喜欢花，我的妻子有一家花店，这你知道。那就是我第一次遇见她的地方。”

只是一段枯燥的叙述，但却在你面前打开了一幅浪漫的画卷：年轻漂亮的斯彭洛夫人站在鲜花丛中。

其实斯彭洛先生对养花之道一窍不通。他分不清各种花籽，不懂得如何修剪，也不知道栽植嫁接，更是分不清一年生和多年生的花卉。他只是在头脑里有一幅图画——一个小小的农家花园，里面种满了芳香四溢、光彩照人的各种花卉。他曾经可怜兮兮地向马普尔小姐请教种花之道，并把她的回答都记在了一个小本子里。

他向来不喜欢声张，或许正是因为他这样的性格，当他的妻子被谋杀后警方才会对他这么感兴趣。他们经过耐心细致的调查，对死去的斯彭洛夫人有了很详细的了解——不久以后，全圣玛丽米德村也都知道了。

死去的斯彭洛夫人早先是一个富人家的厨下女佣，后来她辞职不干嫁给了花匠，他们一起在伦敦开了一家花店。

花店日渐兴旺，可花店主人却没这么幸运，不久就得病死了。

他的遗孀继续经营这家花店，并不断扩充店面，花店的生意也越来越兴旺。后来她把花店卖了个很好的价钱又开始了第二次婚姻——和斯彭洛先生。他是一个中年珠宝商，继承了一桩很小的，即将破产的生意。结婚后不久，他们把生意转让了，来到了圣玛丽米德村。

斯彭洛夫人可是很有钱。她在她卖出的花店里的投资——就像她对所有人解释的那样，“有神的指引”。神赠给了她智慧去投资。

她所有的投资都有收益，有些简直大得惊人。同时她对招魂术的兴趣也日渐增长。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她摒弃了一切社交活动，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项神秘的宗教之中。它与印度的宗教有一定的联系，是建立在一系列不同形式的深呼吸之上的。当她来到圣玛丽米德村后，又信奉上了传统的英格兰教义。她是教堂的忠实信徒，勤勤恳恳地参加教堂的各种服务性活动。通常她先去商店转一圈，看看村里有什么事发生，然后就去打桥牌。

这样一种平淡乏味的生活——突然间——被人谋杀了。

梅尔切特上校是本地的警察局长，他已经传唤了斯雷克检查官。

斯雷克是那种独断的人，一旦拿定了主意，他会非常的自信。现在他就非常肯定：“局长，是她丈夫干的。”他说道。

“你这么认为？”

“千真万确。你只要看他一眼就能断定他有罪。他从未显示出一丝悲伤或什么感情。他返回家的时候就已经知道她死了。”

“他难道都没尽力装出一副悲伤的样子？”

“他没有，局长。他太沾沾自喜了。一些人是不会演戏的，笨得像块木头。”

“在他的生活中还有其他的女人吗？”梅尔切特上校问。

“我还没有发现。当然了，他是很狡猾的，一定把自己的行为掩盖了起来。在我看来，他一定是已经厌倦了自己的妻子。她很有钱，令人难以忍受——总是信这个教那个教的。

他残忍地下定决心要除掉她，好自己过舒服日子。”

“对，我猜案子可能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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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没错，案子就是这样。他精心策划了整个谋杀过程，假装接到了一个电话——”梅尔切特打断了他的话：“我们没有跟踪到任何电话吗？”

“没有，局长。可这只能意味着两件事情：第一，他撒谎了；第二，他是从公用电话亭打的电话。村里仅有两部公用电话，一部在火车站，另一部在邮局，显然他没有用邮局的电话，因为伯雷德夫人对打过电话的人了如指掌。他用的可能是火车站的那部电话，火车两点二十六分到站，那时秩序就会有一些混乱。但关键的事情是他说是马普尔小姐给他打的电话，而这显然是假的。电话不是从她家打出来的，马普尔小姐本人也还在协会里呢。”

“你大概忽略了一种可能：死者的丈夫被某个人故意支开了——而这个人想要杀死斯彭洛夫人。”

“你是说那个年轻的泰德·杰拉德吗？我已经在他身上花了很多时间——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他没有作案动机，因为他什么也得不到。”

“不过，他可不是个好人，也有过侵吞公款的记录。”

“我并不是说他没犯过罪，可是他自己去找老板承认侵吞公款的事，而他们当时并不知晓他的勾当。”

“他是‘道德重整运动’中的一员。”梅尔切特说。

“是的，局长。但后来他脱离了‘道德重整运动，组织去干正事，后来又承认自己偷了钱。请注意，我并不排除他是由于精明才去自首的可能性。他可能认为自己已经被人怀疑上了，因此就用自首的方式来赌上一把。”

“你有一颗怀疑的头脑，斯雷克。”梅尔切特上校说，“顺便问一下，你和马普尔小姐谈过了吗？”

“局长，她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

“嗅，没有任何关系。但你知道她听到了一些事情，你为什么不去和她谈一谈？她可是一个头脑机敏的老太太。”

斯雷克换了一个话题：“局长，有一件事我要问你。死者是从当罗伯特·阿伯克姆比先生家的女佣开始做起的，而就在那儿发生了一起珠宝盗窃案，被盗的全是祖母绿，值很大一笔钱。案子一直未破。据我调查，案发时斯彭洛夫人一定在那儿，虽然她那时只是一个小姑娘。你不认为她和这案子有关吗？你知道，斯彭洛是那种毫无价值的珠宝商——可却是一个很好的幌子。”

梅尔切特摇了摇头：“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那时她还不认识斯彭洛呢。我也记得这个案子，警方当时的意见是他们家中的一个儿子与此案有关——他叫吉姆·阿伯克姆比，一个挥霍无度的家伙，欠了一屁股的债，可就在盗窃案发生后，这些债都还清了——他们说是一个有钱的女人干的，可我并不知道。老阿伯克姆比竭力想把案子敷衍过去。”

“我的话只是个建议，局长。”斯雷克说。

马普尔小姐热情地接待了斯雷克检察官，当她听说是梅尔切特上校让他来的之后，马普尔小姐对他更加热情了。

“真是的，梅尔切特上校真是大好了，没想到他现在还记着我。”

“他当然记着你。他告诉我你掌握的关于圣玛丽米德所发生的一切的消息很值得一听。”

“他真是太好了，可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我是说关于这桩谋杀案。”

“你知道人们都谈些什么。”

“嗅，那当然了——可重复一些无聊的谈话又有什么用呢？”

斯雷克尽量用一种温柔的语气说道：“你知道，这不是一次官方的正式谈话，可以说只是一次谈心。”

“你真想知道人们都说些什么，不管里面有没有真实的情况？”

“就是这样。”

“那好吧。人们有很多种猜测，大致上可分为两个阵营：有的人认为是丈夫杀了妻子，丈夫或妻子在某种意义上是很容易受人怀疑的，那很自然，你不这么认为吗？”

“有可能。”检察官谨慎地说。

“如此狭小的住所，你知道。再有就是谋财的动机，我听说斯彭洛夫人很有钱，而斯彭洛先生确实能从她的死亡中得到好处。在这邪恶的世界，往往最无情的猜测都会找到很好的理由。”

“他会得到很大一笔钱。”

“正因为这样，他就很有可能把她勒死，然后从后门离开家，再穿过田地到我家来找我，假装他接到了我的电话。

然后回家，发现自己的妻子在他不在时被人杀了——他当然希望责任会被推到流浪汉或是窃贼身上。”

检察官点了点头：“为什么是由于谋财的动机——如果他们最近吵架了——”马普尔小姐将他的话打断：“噢，可他们没有吵架。”

“你敢肯定？”

“如果他们吵架了，那么每个人都会知道的！他们家的佣人，格拉迪斯·布兰特会很快把消息传遍全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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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官元力他说：“她可能不知道——”马普尔小姐微笑了一下对他表示同情。

马普尔小姐继续往下说：“还有另外一种想法，认为是泰德·杰拉德干的，他可是一个相貌英俊的小伙子。你知道，好的容貌能使～个人更具影响力。我们的倒数第二任助理牧师就是一例——简直是一种魔力！所有的女孩儿都去教堂——无论是晚祈祷还是早祈祷。一些老年妇女对教区的工作变得异常热心——她们还为他做了很多的拖鞋和围巾！太让这个年轻人尴尬了。

“让我想想，我说到哪儿了？噢，对，这个年轻的小伙子泰德·杰拉德。当然了，人们是对他有一些议论的。他去斯彭洛夫人那儿拜访得太频繁了。斯彭洛夫人曾亲口对我说他是一个宗教组织‘道德重整运动’的一员。我敢肯定他们都很虔诚，这一点深深地打动了斯彭洛夫人。”

马普尔小姐深吸了一口气接着往下说：“我敢肯定他们两个绝没有什么苟且之事，可你知道人是怎样的一种动物，很多人都相信斯彭洛夫人被这个小伙子迷住了，并借给他很多钱。而案发当天人们又确实在车站看见他上了两点二十七分南下的火车。可是从火车的另一边溜下去也是十分简单的事，然后他可以再穿过路堑，翻过围墙，绕过篱笆，这样人们就不会看到他从火车站的出口出来了，因而也就不会有人看见他去了农舍。当然，人们认为斯彭洛夫人穿的太特别了。”

“特别？”

“一件和服，并不是一身衣服。”马普尔小姐的脸红了，“那种东西，你知道，对某些人来说很富挑逗性。”

“你认为它有挑逗性？”

“噢，不，我可不这么认为，我觉得它再正常不过了。”

“你认为它很正常？”

“在那种情况下是的。”马普尔小姐的眼神中透着冷静与沉着。

斯雷克检察官说：“这可能为我们提供了她丈夫作案的又一动机：嫉妒。”

“噢，不，斯彭洛先生永远不会嫉妒的。他可不是那种察颜观色的人。只有当他的妻子跟别人跑了并在他的针垫上留一个条子时，他才会知道有那种事。”

马普尔小姐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斯雷克检察官，斯雷克被她看得有些糊涂了。他感到她的话似乎在暗示他什么，而他又恰恰不能理解。现在马普尔小姐又问了他一句：“检察官先生，在案发现场你难道就没发现任何线索？”

“马普尔小姐，人们现在作案可不会留下指纹或是烟灰之类的东西了。”

“可这个，我认为，”她暗示道，“是一桩老式的案子——”斯雷克愤怒地问：“你说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马普尔小姐不紧不慢地答道：“我想你知道保克警官能帮你，他是第一个到达‘案发现朝的人。”

斯彭洛先生现在正坐在一把轻便的折叠躺椅上，看起来他非常困惑。他用尖细清晰的嗓音说道：“当然，这可能只是我的想象。虽然我的听力不如以前好了，可我分明听见一个小孩儿在我后面喊：‘呀！谁是杀人犯？’这句话——这句话给我的感觉就是他认为是我杀了我的妻子。”

马普尔小姐极轻柔地掐掉了一朵枯萎的玫瑰花：“毫无疑问，这正是他要说的。”

“可什么能使一个小孩子的脑子里有这种想法呢？”

马普尔小姐咳嗽了一声：“毫无疑问，是从他的长辈那儿听来的。”

“你——你真的是说别人也这么想吗？”

“圣玛丽米德的大部分人都这么认为。”

“可是——我亲爱的小姐——是什么使人们有这种想法的呢？我是真心喜欢我的妻子。她并不如我所希望的那样喜欢在乡村生活，但对于每个问题两个人的意见都绝对一致本来就不可能。我可以向你保证，她的突然离去使我感到无比悲伤。”

“也许。但是请原谅我这么说，你听起来似乎并不十分悲伤。”

身材瘦小的斯彭洛先生站了起来：“我亲爱的小姐，许多年前我曾读到过一位中国哲学家的事，当他所深爱着的妻子去世的时候他仍平静地继续在街上敲自己的锣——我猜那大概是一种中国传统的娱乐活动——就和平常一样。

城里的人们对他的坚毅充满了敬意。”

“可是，”马普尔小姐说，“圣玛丽米德村的人们的反应却截然不同。中国的哲学对他们并不适用。”

“可你是理解的。”

马普尔小姐点了点头：“我的叔叔亨利就是一个有很强自制力的人。”她解释道，“他的座右铭是‘永远不显露感情’。他也很喜欢花。”

“我正在想，”斯彭洛先生的话音中透出一种渴望，“我可以在房子的西侧建一个花棚，种上粉红色的玫瑰或是紫藤。还有一种白色的带有星状斑点的花，我一时把它的名字忘了——”马普尔小姐用平时对她三岁的侄外孙说话的口气说道：“我这里有一份很好的目录，里面还有图片。可能你会有兴趣看看它的——噢，现在我不得不出去一趟。”

享受人生

马普尔小姐将斯彭洛先生留在了花园里让他尽情地翻阅那份目录。她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用一张牛皮纸匆匆忙忙地卷起一件衣服，然后出了家门，欢快地向邮局走去。波利特小姐，就是那个裁缝，住在邮局上面的房间里。

但马普尔小姐到那儿后并没有立即进门上楼。她到达时刚好是两点三十分。一分钟之后，马奇·贝勒姆的公共汽车在邮局门口停了下来，这是圣玛丽米德村每日的大事之一。邮递员小姐拿着包裹匆匆忙忙地走了出去，那包裹里装满了经营这商店所需的各种货物——邮局除了办理业务外还出售糖果、廉价书和儿童玩具。

大约有四分钟的时间马普尔小姐一个人呆在邮局里。

直到邮递员小姐回到她的岗位上，马普尔小姐才上了楼。她对波利特小姐说如果有可能的话，她想请她把那件旧的灰色绉绸衣改得时髦一些。波利特小姐答应她看看能为她做些什么。

当有人通报马普尔小姐来访时，警察局长显得十分惊奇。马普尔小姐忙不迭地道歉：“真是对不起——打搅了你我真感到抱歉。我知道你很忙，可我也知道你向来都很和善，梅尔切特上校。所以我宁愿来找你也不去斯雷克检察官那儿。你知道，我不希望保克警官遇上什么麻烦，更确切他说，我希望他没碰过任何东西。”

梅尔切特局长有些摸不着边际，他问马普尔小姐：“保克？就是圣玛丽米德村的警官？他干了些什么？”

“你知道，他拾起了一根针。针就别在他的上衣上，我当时觉得很有可能他是在斯彭洛夫人的房里拾起来的。”

“当然，当然。可你也该知道，一根针又有什么用呢？实际上，他就是在斯彭洛夫人的尸体旁拾起这根针的，昨天他还来找斯雷克谈了这件事一一我猜是你让他来的，对吗？当然了，他不应该碰任何东西，可像我所说的，一根针又有什么用呢？那只是一根普普通通的针，一根任何女人都可能用的针。”

“嗅，不，梅尔切特上校，这你就不对了。在一个男人看来，那大概是一根极普通的针，可实际上它并不是。它是一种特殊的针，非常的细，人们一般都成盒的买，大多数情况下只有裁缝才用这种针。”

梅尔切特眼睛紧盯着马普尔小姐，显然他有点儿明白了。马普尔小姐急切地把头点了又点。

“是的，当然了，事情在我看来是这么显而易见：她穿着和服是因为要试穿新做的衣服。她去了前厅，然后波利特小姐要量取她的尺寸，于是就把软尺围在了她的脖子上——然后她所需做的就只剩下一件事：把软尺交叉一下并用力勒——十分的简单。之后她走出房间把门关上，并站在那儿敲门就好像她刚到一样。可这根针却表明她已经进过房间了。”

“是波利特小姐给斯彭洛先生打的电话？”

“是的，是在两点三十分从邮局打的——那时汽车来了，邮局里一个人也没有。”

梅尔切特说：“可是我亲爱的马普尔小姐，这是为了什么？看在上帝的分上，这是为什么？杀人总得有个动机吧。”

“嗅，我想你明白，梅尔切特上校，从我所听到的来看，这案子要从很久以前的事说起。你知道，它使我想起了我的两个表兄安东尼和高登。无论做什么事情安东尼都会成功，但可怜的高登却恰恰相反：赛马破脚，股票下跌，地产贬值。

在我看来这两个女人一起干了那件事。”

“什么事？”

“盗窃案，发生在很久以前，是非常值钱的祖母绿，我就是这么听说的，是小姐的女佣和厨下女佣一起干的。因为有一件事一直无法解释——当厨下女佣与花匠结婚后，他们怎么会有足够的钱来开一家花店呢？

“答案就是靠着她的——一份赃物，我想这是正确的表述。她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很顺利，于是钱生钱。可另一个人，小姐的女佣，一定是个倒霉的家伙，她只做了一个村里的裁缝。然后她们又相遇了，我猜刚开始的时候她们还很好，直到泰德·杰拉德先生的出现。

“你知道，斯彭洛夫人已经受到了良心的谴责，因此在感情上就寄托于宗教。毫无疑问那个年轻人泰德劝说她要面对现实，要‘改过’。我敢说她也已经决定这样做了。可波利特小姐并不这么看。她只看到了她会因为多年前的盗窃案而去坐牢。所以她就下定决心让这一切都结束。你知道，我想她恐怕一直就是一个险恶的女人。我相信即使那可爱的、愚蠢的斯彭洛先生被绞死了她也会无动于衷的。”

梅尔切特上校慢慢说道：“我们能够——呃——证明你的推测——从某种程度上，波利特小姐曾在阿伯克姆比家当小姐的佣人，但是——”马普尔小姐安慰他道：“这很简单，她是那种一听到事实就会立刻精神崩溃的女仆。你看，我已经拿到了她的软尺。我——呃——昨天用它的时候把它偷了出来。她把它丢了就会认为警官拿到了它——嗅，她相当无知，她会认为在某个方面它能证明她的罪行。”

她给了他一个鼓励的微笑：“你不会有麻烦的，我可以向你保证。”他最喜爱的姨妈曾用这种口气保证过他不会在桑特哈斯特的入学考试中失败的。

而他也真的通过了。

享受人生

避难之所

牧师的妻子从她家住宅的一角转了过来，臂弯里抱着很多菊花。她的厚底皮鞋上沾满了肥沃的花园里的泥上，还有一些上居然沾在了她的鼻子上，但对于这一点她却一无所知。

她在开大门的时候稍微费了些力气，那扇门已经生锈了，半挂在铰链上。一阵风吹歪了她那顶本已破旧的毡帽。

“真讨厌！”邦奇骂了一句。

哈蒙夫人在很小的时候，由于某种显而易见的原因，被她那乐观的母亲黛安娜赐予教名邦奇。而她也就一直这样被人们称呼着。她紧紧地抱着那些菊花，穿过了大门、教堂的墓地，最后到了教堂门口。

十一月的空气温和而又湿润，云彩在天空中飞快地飘过，留下这一块那一块蓝色的天。教堂里面又暗又冷，因为只有在礼拜的时候才生火取暖。

“啊！”邦奇动情地说着，“我最好尽快把这事干完，我可不想被冻死。”

她用从平常的实践中得来的敏捷很快就找齐了必要的用具：花瓶、水、花夹子。“要是我们有水仙花就好了。”邦奇默默地想，“我已经厌倦了这些瘦弱的菊花。”她用那灵巧的手指把花安置在花夹子里。

这种装饰没有一点儿新奇或艺术感，因为邦奇(哈蒙本人就一点儿也不新奇和艺术，但这装饰却产生一种家的氛围，一种使人愉快的感觉。邦奇非常小心地拿着花瓶，走上甬道，向祭坛一步步走去，随着她的一举一动，太阳慢慢地升了起来。

东面的窗户上装的是简陋的有色玻璃，大部分是蓝色和红色的——这是一位富有的维多利亚时代常来教堂做礼拜的人的礼物。阳光就透过这些玻璃直射进来，一瞬间光芒四射。这种效果令人震惊。“就像珠宝一样。”邦奇这么想着。

突然间，她停住了脚步，两眼直视前方，在圣坛的台阶上有一个缩成一团的黑影。

邦奇小心地放下了花，走上前去弯下腰来。那是一个男人趴在那里，已缩成了一团。邦奇跪在了他的旁边，慢慢地、极其小心地将他翻了过来。她的手指触到了他的脉搏——它是那么的微弱，加上他那苍白的略显绿色的脸，一切都已不言而喻了。“毫无疑问，”邦奇想，“这个男人快要死了。”

他大约四十五岁的样子，穿了一套寒酸的黑色西服。她放下了刚才托起的那只无力的手，又看了看另外一只。这只手蜷成拳状放在他的胸脯上。再近一点儿看，她发现他的手紧握着一大块软软的东西，看起来像是一块手帕。他把它紧紧地贴在胸口上，在他紧握着的手周围布满了一种已干了的褐色液体溅的污点，邦奇想那大概是干了的血。她一屁股坐在了地上，紧锁着眉头。

这个男人的眼睛一直是闭着的，但就在这一刻它们突然问睁开了，并且直盯着邦奇的脸。这双眼睛既不给人一种恍惚的感觉，也不使人觉得游移。它们看起来是那么地充满活力而又机敏。他的嘴唇动了动，邦奇向前挪了挪以便听清他的话，更确切他说，是他说的一个词。他只说了一个词：“圣堂”。

她觉得在他说出这个词的时候有一个浅浅的微笑在他的脸上浮现出来。一点儿也没错，因为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了一遍：“圣堂。”

然后，伴着一声微弱的长长的叹息声他又闭上了眼睛。

邦奇又一次伸手去摸他的脉搏。它仍在跳动，但更加微弱，问隔的时间更长了。她站了起来，拿定了主意。

“不要动。”她说，“也别想去动，我这就去找帮手。”

这个男人的眼睛又一次睁开了，但他看起来正在把他的注意力集中到从东面的窗户射进来的彩色的光线上。他用低低的声音说了一些话，但邦奇没有完全听清。非常恐惧地，她感觉那可能是她丈夫的名字。

“朱利安？”她说，“你是来找朱利安的吗？”但是没有回答。

他躺在那儿紧闭着双眼，他的呼吸已变得缓慢而微弱。

邦奇转身迅速离开了教堂。她看了看表，带着几分满足点了点头，格里菲斯医生现在应该仍在诊所里。诊所离教堂只几分钟的路程。她走了进去，既没等候，也没有敲门或是按铃，穿过候诊室直接就进了医生的诊所。

“你必须马上就去，”邦奇说，“教堂里有一个男人快要死了。”

几分钟后，经过一番简要的检查，格里菲斯医生站了起来。

“我们能他从这里移到您家里吗？在那儿我能更好地照顾他——这并不是说他有救。”

“当然可以，”邦奇说，“我一起去并把东西都准备好，我要把哈勃和琼斯叫来吗？来帮你抬他。”

“谢谢。我能从您家里打电话叫一辆救护车来，但是我担心——救护车来时……”他没有把话说完。

邦奇问：“内出血？”

格里菲斯医生点点头，问道：“他到底是怎么跑到这儿来的？”

“我想他一定已经在这儿呆了一整夜了。”邦奇答道，“哈勃在早晨打开教堂的锁去工作，但他并不经常进里面来。”

享受人生

五分钟以后，格里菲斯医生放下了电话的听筒回到了晨用起居室，那个受了伤的男人就躺在暂时铺在沙发上的一条毯子上。邦奇正在挪动一盆火，在医生检查过以后她要清洗一下。

“对，就是那样，”格里菲斯说，“我已叫了救护车并通知了警察。”他站在那儿，皱着眉头，俯视着那个紧闭着双眼躺着的病人，他的左手在他的身边抽搐着。

“他是被人用枪打的，”格里菲斯说，“从相当近的距离被人射了一枪。他把他的手帕卷成了一个球堵住了伤口，以便止血。”

“在那发生以后他还能走远吗？”邦奇问。

“噢，当然。那很有可能。人们知道一个受了致命伤的人可以自己站起来沿着街道走，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然后在五分钟或者十分钟以后突然倒下。所以他并不一定是在教堂里被人用枪打伤的。噢，对，他可能被人在远一些的地方打伤。当然了，他也有可能自己给了自己一枪，然后丢下枪盲目地向教堂瞒珊而来。我不明白他为什么来教堂而不去牧师家。”

“噢，我知道那是为什么。”邦奇说，“他说了：‘圣堂’。”

医生盯着她：“圣堂？”

“朱利安来了，”邦奇说，一听到她丈夫在大厅里的脚步声，邦奇就转过头去，“朱利安，到这儿来。”

朱利安·哈蒙牧师进了房间。他身上隐约流露出来的学者气质总使他看起来要比他的实际年龄老成得多。“我的天哪！”朱利安·哈蒙说道，用一种温柔的、疑惑的目光看着这些外科手术器械和俯卧在沙发上的那个人。

邦奇以她那惯有的简捷解释了一下当时的情况：“他正在教堂里，快要死了，他被人打了一枪。你认识他吗，朱利安？我想他提到了你的名字。”

牧师来到沙发前看了看这个快要死的人。“可怜的家伙，”他摇了摇头说，“不，我不认识他。我几乎能确信我以前从没见过他。”

就在这时，这个垂死的人眼睛又一次睁开了。目光从医生身上移向朱利安·哈蒙，又从他那儿移向他的妻子。目光就停在了那儿，这双眼睛直瞪着邦奇的脸。格里菲斯走上前来。

“如果你能告诉我们……”他非常焦急地说。

但是双眼仍紧紧盯着邦奇，这个男人用微弱的声音说道：“请——请——”就在这一刻，随着一个轻微的颤动，他死了。

海斯警佐敌着他的铅笔，把笔记本翻过了一页。

“那么说这就是您所能告诉我的全部情况了，哈蒙夫人？”

“对，就这么多，”邦奇说，“这些是他大衣口袋里的东西。”

在海斯警佐身边的桌子上放着一个钱包，一块已经破旧的手表，上面有名字的缩写W.S，还有一张去伦敦的车票的票根。除了这些，再也没有其它的东西了。

“你已经知道他是谁了，是吗？”邦奇问。

“一对叫埃克尔斯的夫妇给警察局打了电话。他是埃克尔斯夫人的兄弟，至少看起来是这样。他的名字叫桑德勃恩，他已经有一段时间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都不是很好，近来他的健康状况又进一步恶化了。前天他从家里出来就再也没有回去，出来”，他的身上带了一把左轮手枪。”

“那么是他来到这儿井给了自己一枪？”邦奇问，“可这是为什么呢？”

“噢，你知道，他一直感到很压抑……”邦奇打断了他的话：“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他为什么单单选这儿？”

显然海斯警佐不知道这问题的答案，因此他绕了个弯子：“他是乘五点十分的汽车到这儿的。”

“嗯，”邦奇又问了一句，“可是为什么呢？”

“我可不知道，哈蒙夫人，”海斯警佐说，“这可不好说，如果一个人的神经不正常——”邦奇替他说完了这句话：“他可以在任何地方给自己一枪，但在我看来乘车到我们这样一个小乡村来了结一生仍有些多余。他在这儿没有任何熟人，不是吗？”

“到目前为止还不能确定。”海斯警佐说。他一咳嗽起来就赶紧向邦奇摆手道歉。他站起来，说：“埃克尔斯先生和夫人有可能来拜访您，哈蒙夫人——如果您不介意的话，就是那样了。”

“当然不介意，”邦奇说，“那很合情理，我只希望我能告诉他们一些事情。”

“我这就走。”海斯警佐说。

邦奇一边陪着他向前门走去一边说：“如果这不是一桩谋杀案我就谢天谢地了。”

一辆汽车停在了牧师住宅的大门前，海斯警佐盯着它说了一句：“夫人，看起来埃克尔斯夫妇已经来拜访您了。”

邦奇强打起精神去承受她意料中就要到来的一段痛苦的经历。“可是，”她想，“我总能找朱利安来帮我。当人们悲伤的时候，牧师会给予他们极大的帮助。”

尽管邦奇不能确切地描绘出她料想中的埃克尔斯夫妇究竟是什么样子，但当她迎接这对夫妇的时候，仍感到了一丝惊诧。埃克尔斯先生长得胖胖的，面色红润，他天生的性格应该是幽默而又乐观；埃克尔斯太太身上带着一股隐隐的俗丽之气，长着一张又瘦又小而且上翘的嘴，嗓音又细又尖。

享受人生

“真是个天大的打击，哈蒙夫人。您能想象得到。”她说。

“噢，我知道。”邦奇说，“那一定是个天大的打击，快请坐，我能给你们——噢，可能现在喝茶还早了一点儿——”埃克尔斯先生摆了摆他短胖的小手，“不，不，我们什么也不要。”他说，“我相信您一定是位心地善良的夫人，我只是想……噢……可怜的威廉说了些什么，您知道吗？”

“他在国外呆了很长时间，”埃克尔斯夫人说，“我总觉得他一定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经历。自打他回家来，他就一直显得很压抑，也不爱说话。他曾经说这个世界不适合人生活，也没有任何东西值得期望。可怜的比尔，他总是这样忧忧郁郁的。”

邦奇盯着这对夫妇看了有一会儿，一句话也没有说。

“他偷了我丈夫的左轮手枪，”埃克尔斯夫人继续说道，“我们一点儿也不知道。然后他好像是坐汽车到这儿的。我猜对他来说那一定是一种很好的感觉，他不会喜欢在我们的房子里自杀的。”

“可怜的家伙，可怜的家伙，”埃克尔斯夫人叹了口气说，“下判断已经无济于事了。”

又是一次短暂的沉默，然后埃克尔斯先生说：“他留下什么话了吗？临终遗言什么的，难道一句也没有吗？”

他那明亮的，更确切些说，像猪一样的眼睛谨慎地审视着邦奇。埃克尔斯夫人的身子也向前倾着，好像急切地要得到答复。

“没有。”邦奇平静地回答，“当他快要死的时候就来到教堂寻求庇护。”

埃克尔斯夫人用一种疑惑的语气说：“庇护？我想我不是十分……”埃克尔斯先生打断了她的话：“圣所，我亲爱的，”他不耐烦地说，“那才是牧师夫人的意思，它是一种罪——自杀，你知道的。我认为他是想赎罪。”

“在他临死前他是很想说出一些东西的，”邦奇说，“但他只说了一个‘请’字就再也没有继续下去。”

埃克尔斯夫人一边抽鼻子一边用手帕将眼睛盖祝“噢，亲爱的，”她说，“这太让人受不了了，不是吗”“好了好了，帕姆。”她丈夫说道，“别再难过了。这种事情是谁也没有办法的。可怜的威利。但不管怎么说，他现在终于安息了。非常感谢您，哈蒙夫人。我希望我们没有打搅您，我们知道，牧师的妻子一定很忙。”

他们夫妇两人分别跟邦奇握了手。就在要出门时，他们又突然都转过身来，说：“噢，对了，我想还有一件事情。你们留下了他的大衣是吗？”

“他的大衣？”邦奇皱了皱眉头。

埃克尔斯夫人接着说：“您知道，我们想要他的所有东西，出于感伤的缘故。”

“他有一块手表，一个钱包，在他兜里还有一张火车票。”邦奇说，“我把它们都交给了海斯警佐。”

“那没关系，”埃克尔斯先生说，“我想，他会把这些东西转交给我们。他的私人信件应该在那个钱包里。”

“钱包里有一张一镑的钞票，”邦奇说，“其他就什么也没有了。”

“没有信？没有像那样的东西？”

邦奇摇了摇头。

“噢，再一次感谢您，哈蒙夫人。他穿的那件大衣——可能警佐也把它拿走了，对吗？”

邦奇皱着眉头尽力地回忆着。

“没有，”她说，“我想没有。让我想想，格里菲斯医生和我把他的大衣脱下来检查伤口。”她大略地环顾了一下房间，“我一定把它和毛巾还有盆一起拿到楼上去了。”

“现在我想，哈蒙夫人，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们想要他的大衣，您知道，这是他的遗物。我太大对这件衣服相当动感情。”

“当然可以了，”邦奇说，“要我先让人把它洗一下吗？我恐怕它很——噢——很脏。”

“噢，不，不，不，那没关系。”

邦奇皱了皱眉，“现在我不知道在哪儿……我一会儿就回来。”她上了楼，过了几分钟才回来。

“真是抱歉，”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的女佣人一定把它和其他要送去洗的衣服放在一起了。我花了好一会儿才我到它，在这儿呢，我用牛皮纸给你包起来吧。”

尽管埃克尔斯夫妇一再推辞，她还是把大衣包了起来。

然后他们夫妇俩带着千恩万谢再次与邦奇道别，便离开了。

邦奇慢慢地走过大厅，进了书房。朱利安·哈蒙牧师抬头看了看，紧锁的眉头舒展开了。他正在准备一场布道，可是老担心在赛鲁士国王的统治下，约旦与波斯两国之间政治关系的重要性已将他引错了方向。

“一切都顺利吗，亲爱的？”他满怀希望地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