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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 摘要
2025 / 4
“一带一路”与共同发展型国际社会构建
袁正清 中国社会科学院
赵 洋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英国学派中的国际社会概念刻画的是一种强制扩张型国际社会。这种国际社会以西方国家所主导的规则、规范和制度为基础,最早出现在近代欧洲,然后通过殖民扩张等方式强行将亚非拉地区纳入其中。不断扩展的国际社会在本质上是“欧洲性的”,非欧洲国家只有在接受了欧洲国家提出的主权原则、国际法规则、外交惯例和程序等之后,才能成为这一社会的成员。国际社会的扩展被视为“文明”的西方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和“野蛮”的非西方接受所谓西方文明的过程,形成了一种以西方为主体、非西方为客体的“自我—他者”等级制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宣布独立,国际社会正式成为建立在主权平等基础上的全球范围的社会。虽然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力受到严重削弱,但美国却借由世界大战一跃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并将传统的欧洲国家主导的国际社会转变为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美国倡导的自由国际秩序同传统意义上的国际社会异曲同工,体现出强制扩张的特征;在发展领域,这一国际社会仍然具有明显的“中心—外围”特征,非西方或 “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处于边缘化位置,各国仍处于一个等级制的不平等交换体系当中。不平等交换导致剩余价值从外围转向中心国家,而这巩固了国家之间的等级制和发展不平衡。在安全领域,强制扩张型国际社会则是以西方国家之间的安全共同体以及西方与非西方国家之间的对立为特征的。从文明角度来看,自由国际秩序中仍然存在着“文明”和“非文明”的二元对立。那些不能满足文明标准的民族则被排除在“文明国家的大家庭”之外,而这使它们在国际法上将受到区别对待。国际社会关注的主要议题是西方国家关心的战争、均势、干涉和殖民主义等原则,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内容着墨较少。
如果说欧洲民族国家的建构是通过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所说的“战争制造”完成,那么,第三世界国家或“全球南方”国家的建构则是通过反对殖民战争、争取民族独立和经济发展而实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批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但经济发展未见起色。实践证明,第三世界国家或“全球南方”国家在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国际社会中,实现自身经济发展将是十分困难的。只有将自身发展理念带入国际社会,推动国际社会的重构,才能保障实现发展目标。
发展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但非西方国家的发展问题在当代国际社会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从国家角度来看,世界上超过2/3的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从人口角度来看,根据相关统计,2023年世界总人口为80.02亿,而中国和印度两个国家的人口之和就达到28.4亿,超过世界总人口数量的1/3,加上其他发展中国家,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将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它们的诉求在国际社会中没有得到彰显。中国倡导的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则聚焦发展这个核心问题,坚持各国之间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强调各国在平等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和协商解决共同关心的问题,实现共同发展。与西方国家主导的强制扩张型国际社会不同,这一倡议将发展问题置于核心位置,突出了广大非西方国家以及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民的共同关切,致力于共同发展型国际社会的构建。共同发展型国际社会主张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基础上,各国之间通过在发展、安全和文明等领域的平等对话解决共同关注的问题,从而超越了强制扩张型国际社会。
中国主要通过对话和树立榜样两种形式来推动共同发展型国际社会的生成。对话是一种依赖于话语的社会实践活动。在实践中,中国主要是通过在国际组织或多边国际机构中进行公开对话将共商共建共享的内涵传递给听众,产生“对话的论坛效果”,吸引听众接受这一理念。具体而言,中国围绕共商共建共享开展对话的国际组织或多边机制主要包括上海合作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非洲联盟 (中非合作论坛)和联合国。这些组织也对中国的倡议做出了积极回应。上海合作组织陆续通过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实施纲要(2018-2022)》等文件,旨在加强各方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以及发展安全、能源、农业等领域的合作。中国同东盟则就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与《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和“东盟印太展望”的对接,以及提升中国—东盟经济合作制度化水平等达成一致,中国与东盟十国均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中国与非盟也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非洲联盟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合作规划》等文件,以进一步促进双方围绕“一带一路”合作。在2024年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各方通过了《关于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北京宣言》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 (2025-2027)》两份文件,强调要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同非盟《2063年议程》、“非洲基础设施发展计划”、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和非洲各国发展战略紧密对接。中国也积极主动地将“一带一路”置于联合国2030年议程框架之中,以及推动“一带一路”在南南合作和绿色发展等领域同联合国对接。就南南合作而言,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已经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了全球南南发展中心、“海陆丝绸之路城市联盟”和发展中国家青年领袖培育项目等多个对接项目。就绿色发展而言,中国政府分别于2017年和2022年发表了《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和《关于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意见》,使绿色“一带一路”成为具备完整政策体系的专有领域。
所谓树立榜样,则是中国在践行“一带一路”的过程中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持正确义利观,切实贯彻全球发展倡议,为国际社会做出榜样。同西方国家首先设立规则,然后再半强制半诱导地推动其他国家遵守这些规则不同,中国并不主动要求其他国家必须立刻接受自身倡导的规范,而是在实践中展现出这些规范,从而使其他国家认识到践行这些规范对于自身是有益的。通过中国的榜样树立实践,“一带一路”倡议所包含的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事实证明,“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对现有国际秩序的“颠覆”,也不是中国构筑自身势力范围的“地缘大战略”。它的提出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为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各国实现共同发展与共同繁荣提供了理念引导和实践路径。与历史上国际社会的扩展相比较,“一带一路”倡议以和平、合作的方式推动了共同发展型规范的扩展,而不是人为地将世界分成“同我们一样”的“文明人”与“同我们不一样”的“野蛮人”,也绝不会通过殖民掠夺和武力征服的方式将其他国家或地区纳入自身“势力范围”。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共同推动构建共同发展型国际社会,并不是要取代现有国际社会,而是要推动全球治理真正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在百年变局中开拓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新选择。
END
当代亚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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