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外马甲再出手：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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咬紧牙关

    听刘金魁说房顶上有面日本旗，刘大爷也赶忙转过头张望。只见寨里面的一个房顶上，堆着一些不知道什么东西。正巧现在起风了，把旁边一块布片吹得飘了起来。因为天黑，也不大看得清是什么，也许是件衣服？也许……不过，还真是有点象是鬼子的膏药旗。
    刘金魁提议去看看。刘大爷前后望了望没见着连长，又心想别报告错了惹人笑话，就没再吭声，和刘金魁一起往西寨门走。刚走到跟前，就听村子里头乒乓响枪了，有七八个人慌慌张张地从寨门里跑出来，嘴里喊着“日本鬼子！村里有鬼子！”。
    军营村里真的有鬼子兵。这里驻守着日军的一个战车小队（三辆轻型坦克）和一个警戒小队，原本应该有五十来人。天快黑的时候，不知道得了什么命令，两个小队的鬼子连同战车匆忙出动，只留下六个日本兵和一个汉奸联络官在村里看守油料。天黑了，我们的斥候前卫没发现敌人，而留守的日军看我们人多也没敢出来，村子里的老百姓大多都跑了，剩下的一些人怕鬼子报复，躲在家里不吱声（可气的是，先前斥候兵询问情况时，他们也没说实话）。就这么着，两边队伍挨在一起，居然弄了个相安无事。
    冀南行署的一些人经过村庄时，想找点吃的。从清晨到黑夜，大家跑了一天还粒米未近，确实饿了，于是进村就喊老乡、推门。结果，和鬼子照上面了，当即就被打倒几个。
    日本鬼子也够凶狠，开打以后，一不做二不休，派两个人上了房，架起机枪往河滩打（就是在那个挂旗子的房顶，那堆“黑乎乎的东西”其实是老百姓家装谷草的木柜子，被用来当掩体工事），其他的日本兵则抢占了三间房子，拼死顽抗。
    房顶上的机枪打得河滩上的机关人员到处跑，而地面上，鬼子占据的房子又是彼此斜对着的，正好构成了交叉掩护，一时间，怎么也冲不过去。二连长张起旺急得大叫“上房，上房顶！用手榴弹先把机枪炸了！”。
    刘金魁和刘大爷把一张大床立起来，踩着床架往房上爬，刘金魁刚上去就栽下来了，一颗子弹从腮帮子穿到耳朵边，他伸出手，在刘大爷的胸口前挠了几下，就咽气了。刘大爷说，刘金魁这人嘴上没把门的，做事有点没心没肺，所以虽然是个老红军，却没入党也没当上干部，其实，他打仗勇敢，人品好，懂的事情也挺多。
    刘大爷接着往上爬，刚上房顶，对面一枪打来，他腿一软就掉下去了，大腿根火辣辣地痛，鲜血灌满了两裤腿。这时候，四连长韩猛子牵着战马已经悄悄绕到另一边，他踩着马背跃上房，终于干掉了机枪，接着，二连也一鼓作气把地面上的鬼子给消灭了。
    刘大爷坐在地上捂着大腿，他被自己的伤势吓坏了。李医官跑过来（当时，治马和治人都是他负责），拿大剪子剪开裤子看了看，说“放心，重要的东西都在”。刘大爷这才松了口气。
    子弹打穿了大腿，没伤着骨头和动脉。伤势虽然不很严重，可是不能骑马也不能走路了，刘大爷只好横趴在马上跟着行军。第二天，军区、行署和区党委组织召开了“庆祝反围剿胜利暨追悼烈士大会”。会后，刘大爷被转到了军区医院，然后又过了几天，医院把他交给枣强县地方组织，于是他在几个村庄间来回转移，隐蔽养伤。
    那时侯，日伪政权在地方各村都设保甲长，负责组织劳役。但由于税收和治安的事情比较难办，所以，伪“华北自治会”又在几个村之间或重要地方设立了“维持会”，加强管理力量。保甲长是“选举”产生的，多是普通村民，“维持会”是委任的，多是地方名人。他们在表面上“合法”地帮鬼子办事，在背地里又帮助八路军开展工作，所以也被称为“革命的两面派”。不过，既然是两面派，就难免有摇摆性，在斗争形势最严峻的大扫荡期间，“维持会”就完全倒向了日伪一边。
    在这个阶段，鬼子疯狂推行“强化治安运动”，叫嚣着要把华北变成“大东亚作战兵站基地”。他们对抗日基础较好的根据地后方实施残酷的“三光政策”，使得铁壁合围中心区损失惨重、一片狼籍，八路军伤员也只有转移到较“灰色”的地区休养。可是，枣强县南部这里也是碉堡林立、封锁沟纵横、敌人来回搜索，晚上，连电线杆上都挂着马灯，局势十分危险。
    伤员由村里的“基本户”负责照顾，医院的卫生员隔天来换药，联络交通也时常送来生活必需品。在村庄里养伤，实际上是瞒不过村民的，只不过大家心照不宣就是了。保甲长都是拖家带口的本地土著，自然也不愿意得罪八路，他晚上悄悄放一袋粮食在窗台上，说一句“人多嘴杂啊，凡事小心些”就走了。
    养伤两个多月，为了安全，经常换地方，有时住老百姓家、有时住在堆杂物的破房子里。八路军卫生员穿越封锁化装“巡诊”，风险很大可医疗用品却很简单，清洗伤口用食盐水、治疗用碳酸，每次换药都疼出一身汗来。刘大爷说，干脆你把药留下，以后我自己慢慢弄吧，医生说不行这是我的任务。就这么着，一来二去，伤口渐渐地好了。
    骑兵团的人也来探望过伤员。看见战友，不仅刘大爷高兴，老乡们也很高兴。骑兵团可是八路军主力的象征啊，他们还在冀南平原，老百姓心里就有底了。政治处干事向刘大爷介绍了部队的情况，要求伤员同志坚定信念、相信组织并积极宣传群众。
   “四、二九”突围以后，日军主力就转到冀中方向去了。骑兵团曾玉良团长奉命带两个连穿越德石路，接应冀中突围部队。况玉纯政委则带着其他人转到冀县一带，白天把马隐蔽在房子里，挑水饮马，夜里去恢复群众情绪、收集突围时掉队的人员。由于敌人仍在进行小规模的扫荡合围，骑兵团如果与敌遭遇，一般都采取了不恋战、不集结、分头突围的办法，力图尽量保存实力。可即使是这样，部队也在不断地减员，并且难以获得补充（就在几个月后，军区政治部主任刘志坚带一个骑兵班去开会，途中竟被日本骑兵队活捉了。幸亏他没有暴露身份，几天后，陈再道司令组织侦察兵把他又抢了回来）。
    环境日益严酷、条件愈加恶化、敌人不断地挤压，再加上受到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获胜的假象蒙蔽，有些同志对前途失去了信心，意志动摇了。个别地方组织发生涣散解体、部队也开始出现逃兵现象、分散休养的伤员有的不肯归队，甚至一些过去作战很勇敢的战士也开了小差……129师骑兵团是红军团队，骨干基础坚实，情况还比较好，但况玉纯政委仍然加强了组织措施。他把连指导员改为连政委，各连增设政治副连长和支部书记，排里设政治战士（排指导员），在休养的伤员中也设立了临时党支部，通过积极有效的措施，加强了部队的凝聚力。当时部队的口号是“咬紧牙关，度过黎明前的黑暗”。
    刘大爷也在咬紧牙关养伤，争取早日归队。有一天下午，他正在小于庄的一个破房子里睡觉，“基本户”房东大爷和交通员魏二民跑进来背着他就走，说是有人要来抓他了。原来，村里有户人家的儿子，外号叫“文明先生”的，本来长期在青岛做事，前几天回村探亲，不知怎么就知道了八路军伤员的消息，“文明先生”是被日本人洗过脑袋的，结果，立刻就去报告了“维持会”，连他家里人也拦不住。魏二民听说了这事，马上赶过来把刘大爷转移走。
    出了村走不到二里地，迎面来了一小队伪军，魏二民赶紧背着刘大爷离开公路下道沟。奇怪的是，那些伪军离他们也不过五六十米远，大白天，却象什么也没看见似的，大摇大摆地就过去了。刘大爷白紧张了一回，心里直纳闷，魏二民说“没关系，那些是自治军”。
    自治军就是所谓“东亚同盟自治军”，他们是伪军中成分比较复杂的一路……
            ——（开始跑题）——
    现在我们很多人以为伪军就是“皇协军”，其实这不大准确。抗战初期，真正的“皇协军”是鬼子带来的，其成员有朝鲜人和东北（满洲）人，后来也大量招收“华籍士兵”（好象不能这么说，“被占领区籍士兵”？），这些人穿日式军服，训练得比较正规、装备好，战斗力也强一些。“皇协军”中有日军顾问、由日军提供补给、归日军指挥，是真格的二鬼子。当然，伪满洲军、伪蒙军也属于这一类，只是他们没到中原来。
    下一档次的是孙良诚、吴化文、庞炳勋之流，他们穿国民党军服，名称是啥方面军、集团军的，老百姓不知道该叫他们什么好，有时叫“伪军”，有时为抬举他们，就乱喊成“皇协军”了。再就是齐燮元的部队，总部设北平，辖十二个集团军，叫做“治安军”，穿黑狗皮的，电影里赔着鬼子踩地雷的就是他们。这一档次的部队一般是整建制投敌的，所以还保存有一定的战术传统和战斗力。属于伪正规军。
    再下来就是“华北自治会”的五花八门的队伍，什么兴亚同盟军、同盟救国军、山西“剿共”军、东亚皇协军、和平建国军之类，而在冀南豫西这一带厮混的就是“东亚同盟自治军”了。这路人马的基础是原来的“自卫队”、“护乡团”以及会道门组织，几个领头的倒还是带兵出身，可部下就是干什么的都有了，属于“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那一拨。他们穿的军服也是不一定，这个大队和那个大队的不一样，比较统一的是胸口上都别着个又圆又大的铜牌牌。
    自治军虽然战斗力不咋的，可是在本乡本土的，闹起来还真不好对付。出于对抗日根据地建设的考虑，八路军对他们既打又拉，并积极向他们开展“白脸红心”的统战工作，效果还不错。据说，宋任穷政委的夫人坐月子，就是住在“自治军”长官（叫什么名字想不起来了）的家里；刘志坚主任被自己的部队抢回来后，腿部受伤不能行走，也是在“自治军”大队长韩荫亭家里养伤。有意思的是，后来，“自治军”的军长王天祥被鬼子撤了职，八路军就去动员他再度出山，拉旧部起义，再后来，王军长真的搞过来一个团，八路军就委任他当 “冀鲁豫抗日游击纵队”的司令员，再再后来，抗战胜利了，前王军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KP，接着去拉国民党起义……
      ——（好了，跑蹄结束，拉马回来）——
    自治军进村转了几圈就走了，为防着再有人告密，魏二民把刘大爷背到野外乱坟堆，找了个空坟让他钻进去，晚上， 他又送了席子、铺盖来，刘大爷就在坟头底下住了好些天。那里面确实挺脏，蚂蚁、蝼蛄到处乱爬，人稍微一动弹，顶上就掉土，不过，刘大爷说，人躲在里面还真是很安全。几天以后，魏二民过来说，八路军手枪队晚上到了村里，用柴草把那个“文明先生”从地窖里熏出来，拉村口毙了。刘大爷听了很高兴，但他想了想决定还是藏在坟头里，住在这里心里踏实点。
    七月初，有情报说鬼子要来枣强县搞“清乡大扫荡”了，交通站于是着手安排伤员转移到别的县。刘大爷觉得自己的伤好得差不多了，就要求归队，老是躲来躲去养伤，实在不如打仗痛快。交通员考虑了一会同意了。
    夜里，七个伤愈归队的战士经过秘密集中，在交通员的带领下踏上了归途。等上了路，刘大爷才感到这两个多月形势环境真是发生了很大变化，碉堡林立、公路和封锁沟交织如网。每次过封锁线，交通员都要先去找到更夫和村干部，由群众帮助填路沟，等八路军走出一段路，打更的就敲锣报警，碉堡里的人接着噼啪乱打一阵枪，然后万事大吉。
    就这样，白天吃饭睡觉，晚上彻夜赶路，三天时间穿过了九道封锁线，最后一晚上到了卫河边上，夏天，水很大，可是所有的船只都被鬼子拖走了。刘大爷腿上的伤还没全好，不能游泳，住岸边的群众就找来高粱秆，扎成几个大捆子，刘大爷趴在上面，由水性好的老乡推着他，把战士们都送过了河。
    历经跋涉，终于回到了部队，团首长高兴，战友们也很高兴。团里减员严重（甚至第一次出现了马比人多的情况），每回来一个战斗骨干都是件让人欣喜的事。曾团长在欢迎会上告诉大家，虽然目前我们的情况很困难，但是，八路军是打不垮的，骑兵团更是钢铁的队伍。陈再道司令员马上就要到团里来，他将亲自组织骑兵，对敌人进行反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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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困难的日子

（先说明一下：这一段没讲打仗的事，也不好看。但是，我觉得，无论是回顾抗日战争，还是叙述骑兵团故事，都绕不过这个阶段，所以还是写了下来。大伙将就看吧。）


    据刘大爷说，1940年是冀南根据地最最风光的一年，那时侯，咱们先打石友三，再打百团大战，不仅使伪军怕得要命，就连日本鬼子也知道八路军是能打硬仗的队伍，轻易不敢出来惹我们。骑兵团更是在大平原跃马驰骋，处处受到老百姓的欢迎。
    到41年就差了一些。不过，鬼子虽然把城镇都占了，还经常来围剿、扫荡，但基本上也都没捞到什么好处。鬼子来了八路就反扫荡，等战斗一结束，军队和老百姓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当时，如果把冀南分成十份的话，那么日伪控制的城镇附近（敌占区）占到两份、八路军后方（根据地）也占两份，其他六份是游击区，白天挂鬼子旗、晚上由咱们说了算。
    42年初，形势还一派大好，大家都知道美国人也来帮忙打小日本了，上级还传达精神说要准备反攻，大家很高兴。那时侯，根据地的儿童团站岗查路条，见面问话“今年是什么年？明年又是什么年？”你要是不懂得回答：“今年是准备大反攻的一年，明年消灭小日本”，还真会被当奸细给抓起来。
    可是，从42年4·29到43年，局势就太艰苦了。游击区变成了敌占区，根据地被打得七零八落，有的地方部队只留下番号，有的抗日县政府只剩下几个人。所以，当时有人灰心地认为“流血拼命抗日，白白辛苦五年”。
    如果提到原因，老八路就会咬牙切齿地回答：“这都应该怪岗村宁次，那小子太阴，真是个恶魔”，刘大爷好象对东条英机、松井石根都没那么憎恨，他始终认为，岗村宁次才应该算是天字第一号的大坏蛋。说起来也是，在岗村宁次就任华北方面军司令的那段时间，抗日根据地受到的损失最大（小声说一句，咱们的彭总好象还真有点搞不过他）。
    要说这岗村宁次有什么特点，那可就真象是刘大爷评价的：“阴”，他既阴又毒。
    比如“四、二九铁壁合围”，他就耍了一把阴的。原先，鬼子扫荡也搞分进合击，一般是先集结，然后进攻。敌人包围村庄，先放一通枪炮，等于报了信，当然再进村之后人已经跑光了。可这回，岗村宁次事先不动用当地兵力，而是从远处把部队拉来。鬼子夜间出发，拂晓到达位置就开始攻击。当时，八路军一般只进行战术侦察，缺乏战略谍报手段，虽然知道周围敌人的情况，但不清楚敌人整体动态。于是，冀南军区事先毫无准备，吃了大亏。
    再接下来，岗村又“阴”了把大的。以往，鬼子的扫荡虽然来势凶猛，但由于受到补给、运输的限制，持续时间不长，攻击的范围也有限，因此，当冀南军区进行反“铁壁合围”时，周围其他根据地都认为自己是安全的。谁曾想，这家伙事先竟用了近半年的时间，做了充足地准备，结果，上千辆汽车来回运动，从河北一直扫到山西，强劲的攻势硬是持续了快三个月，把各个根据地都打了个措手不及。
    还有阴的。鬼子扫荡结束后，就开始建炮楼、修公路、挖路沟（那路沟在公路两旁。深一丈、宽一丈，人马过不去，把乡村划成了相互不能联系的小块）。不过这也没什么，鬼子过去也这么干，八路军能对付。可是，以前据点里的敌人只是在炮楼里守着，现在，岗村要求他们采取攻势，每天在公路上跑、村庄里窜。弄得八路军总吃不准鬼子据点里有多少人、外面又有多少人，于是运动也困难、集结也困难，好长时间恢复不了游击区和根据地。
    更阴的是，岗村把咱们八路军的军事手段也学了去。见八路夜间活动，他也搞夜间袭击；见八路化装出击，他也搞便衣队；听说八路设立“两面政府”，他也培植汉奸密探，晚上派人到处偷听，谁家有陌生人说话、谁家夜里烟囱冒烟，都有人悄悄报告。他们还在抗属和积极分子的家门口挂个红灯笼，整晚上亮着，害得交通员找人联系工作都得翻院墙。
    岗村宁次最阴的一招，就是在“强化治安运动”上加了个“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帽子，想法子拉拢人心。比如：他们跟老乡说，皇军“不打老百姓，专打八路军”， 强迫抗属给家人写信，说如果你还不回家，日本人就要杀我们了；他们对抗日积极分子实施烧、杀、抢，可对其他老百姓，不但不打不骂，还带着粮食去“慰问”、 往孩子嘴里塞糖；伪军也假装说话和和气气，跑到村子里打扫卫生；鬼子还建立“爱护村”、发良民证，对不派联络员、不纳粮交税、不向他们通风报信的村庄，鬼子汉奸就天天去骚扰，甚至一天去几次，搞得老百姓有家难归，庄稼没法种、日子没法过，最后不得不成了“爱护村”。
    这么一来，敌人耳朵灵了，眼睛尖了，反应快了。一些愚昧的群众甚至觉得日本人和伪军也不坏，八路军的活动就愈来愈困难了。当时，我们管敌人这种做法叫“蚕食”，就象是蚕吃桑叶一样，经常是，今天这地方还是咱们的基本活动区，明天就成了“两面政权”地区，白天去不得，只有晚上去，可再过上几天，晚上也没法去了，那里已完全沦为敌占区……
    老百姓其实心里都知道八路军是人民的队伍，打日本是正确的事情，可他们一时看不到胜利的希望，首先要考虑活下去啊。在刘大爷伤愈归队的路上，就有老乡一边帮助八路军通过封锁线，一边却又劝刘大爷“小伙子，本乡本土的，还是回家算了。日本的势力太大，拼不过就忍了吧”，就连护送他们的交通员都建议“要不八路军先把枪藏起来，等躲过了这股鬼子咱们再干？”。弄得刘大爷都不知怎么回答才好。
     回到部队，有了新枪新战马，虽然愉快了许多，可大家心里还是轻松不起来。外面每天都在传，这个军分区司令被杀砍了头，那个军分区司令投降叛了变，电杆上、村庄里也有好多鬼子贴的布告，夸耀法西斯在海外和中国各地的胜利。战士们嘴上不说，心里都很郁闷。
    骑兵团的两个连，前些天去冀中军区打过接应，他们亲眼见到了那边的情况更惨。据说冀中的部队本来是可以跳出来的，可后来，因为想要完成“运动歼敌五千以上”的任务（查资料看，冀中反扫荡最后毙伤日伪军1.1万余人。不知是否准确），大家又返了回去，结果就被包围了。
    冀中根据地是骑兵们战斗过的地方，原129师骑兵营就是在那里扩编成骑兵团的。听说那里损失严重，根据地大部丢失，老百姓被杀戮得很厉害，大家都很悲愤。团领导还因此特别要求做好冀中籍战士的思想工作。
    相对而言，冀南军区这边还能够继续坚持。军区所属部队大都换了便衣，分散打游击去了。骑兵团由于兵种的特点，分散不了，于是转到冀鲁豫三省交界处的元城一带（今大名县卫河以东），另外，军区还有个独立团，是个新部队，基础差点，由于担心让他们分散游击也许真就散伙了，所以也集中保留在这里。
    部队组织大家学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主席说的真好。大家先前把事情想得太简单，如今连刘大爷也充分认识到了抗战是个长期消耗的过程。可惜的是，毛主席早就写清楚了的道理，大伙到现在才明白。
    八路军在学习理论，鬼子却还在抓紧搞“蚕食”，把炮楼都快建到八路军门口了，大家干着急没办法，想不出好招数。
    宣传工作队每天都出去，挨家挨户宣传教育群众，可咱们的思想工作比不上岗村宁次的治安措施更现实。常常是辛辛苦苦讲了大半夜，鬼子汉奸一进村，宣传队就得跑，几个时辰的好话等于白说。老百姓还发牢骚“抗战到头，把鬼子抗到灶头了”，下次宣传员再去，人家就不开门了。
    骑兵团的战士普遍不愿在艰苦环境中去做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即使去了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大家都憋着劲想打仗，为牺牲的战友报仇，再大再硬的战斗也不怕。可是，去哪里打呢？去群众基础不大好地方打吧，有老百姓埋怨八路军惹麻烦，打多了等于是把群众往敌人那里推（一部分游击区的群众就因此搬到敌占区去了，导致人口大量流失）；在根据地打，老百姓很支持，可打完以后部队转移，鬼子就残酷地进行报复，把群众祸害得很惨。村干部晚上敲着锣到处喊“乡亲们，不要寻死啊，要坚持活下去……”，八路军听了，比打了败仗还难受。
    直到后来，是毛泽东指出了抗日武装应采取“敌进我进”、主力兵团地方化、地方武装群众化的作战方针，并且，还陆续提出了精兵简政、减租减息、三三制、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风运动、加强对敌斗争等一整套办法（“十大政策”），根据地的军事、政治工作才重新有了方向，进而迅速打开了局面。中央精神传达下来的时候，大家真是茅塞顿开，人人叹服：毛主席，真是神人啊！
    在这段最困难的日子里，骑兵团没有放弃战斗。他们在陈再道司令的指挥下，反击敌人的“蚕食”进攻，并付出了重大的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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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击 “蚕食”（上）


    从日俄战争到抗日战争，除去在欧洲考察的短暂时间，岗村宁次的军事生涯一直和中国有关。他了解中国的官员和军队，也很了解中国文化，可以说是个“中国通”。刘大爷他们曾经在汉奸程希孟的客厅里看见过岗村司令官写的一幅中堂，是“四存”两个，当时在场的八路军都弄不明白是啥意思，只觉得这日本老鬼子还真是挺有学问的。
    岗村在实施军事进攻的同时，也注重用中国文化拉拢汉奸，并且，还要求其他鬼子跟着他学。有一段时间，日本兵见了汉奸头面人物都规规矩矩地敬礼，日本浪人也收敛了浑蛋脾气，见人就笑嘻嘻的。
    在大扫荡期间，受损失的其实不止是八路军，华北有的国民党军队也在包围圈里也打得很艰苦、很顽强。可是，他们中的很多人却经不住岗村宁次的“软硬兼施”，投降了。42年和43年是国民党军叛变投敌的高潮，华北的孙良诚、吴化文、庞炳勋、孙殿英、赵云祥、孙玉田、荣子恒都是在这期间成了汉奸。刘大爷说，40年以前的敌人，是鬼子多伪军少；41年这两类的人数就基本差不多了；42年以后，鬼子越打越少、伪军却越打越多。甚至到后来，连国民党顽军也不闲着，轮番向我们挑衅，可真把八路军战士给气坏了。
    岗村宁次能够拉拢军阀和官僚地主，但他拉拢不了KP八路军，他虽然了解中国文化，可他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老百姓。说到做群众工作、发动群众，岗村宁次哪里是KP人的对手。
    在那段被称为“黎明前的黑暗”的艰苦时期，八路军和地方组织的同志几乎天天开会，学《论持久战》、学中央精神，强调走群众路线、树立军民鱼水观念。领导说了，目前斗争遇到了挫折，固然有客观的原因，但也和我们以往的工作失误有关，因此还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批评和自我批评，这可是KP的法宝之一，大家讨论得很认真。刘大爷记得，当时他们骑兵二连提了几条意见，首长们面红耳赤、听得很认真。战士们说，一是过去太强调统战政策，搞得大家不敢得罪乡绅，结果到最后富人叛变了、穷人心凉了（于是接下来的 “减租减息运动”，态度就不同了）；二是过去工作方法简单，总是开大会、喊口号，任务完不成还捆人，结果是抬高了积极分子，疏远了中间群众……总的来说，意见都很中肯，不过，还是出了点问题。有人提出，应该军不管民、民不管军，不懂打仗的领导别来部队瞎掺合。结果，这一条没通过，还吵起来了。
    群众是血肉，部队是骨头。开完会，思想统一了，地方上的同志去开展鼓动宣传，骑兵团就去打仗，主力部队应该有主力的样子。
    从42年8月，陈再道司令就来到骑兵团，率领部队武装反蚕食，到新的“两面负担”地区（既对抗日政府负担，又要向伪政府负担）打击投降派。在这阶段，比较大的一仗是在回隆镇打汉奸程希孟。
    这个程希孟是“东亚同盟自治军”的副军长，本来也属于骑墙派。大扫荡之后，他以为八路军快不行了，就倒向了日伪一边，帮着敌人搞蚕食。陈再道司令决定要教训他一下，其实，初衷也是想“打拉结合”，让他回到“两面派”的路子上来。
    程希孟的老巢在回隆镇，这个镇很大，在三县交界处，是个三不管的地方，土匪较多。程家就在东门附近，院子周围还修了炮楼。天还没亮，战斗就开始了，新七旅二十团攻南门，骑兵团打东门，快到中午时，把程希孟家围上了，八路军一边打，一边喊话劝降。
    天刚亮，程希孟就不知用什么花招早已经跑了，留下一个儿子守家。他这儿子外号叫“半截砖”，是个挺“轴”的家伙，本来，没有援军可期待，老子跑了，自己投降也就算了，可他偏不肯。“半截砖”满院子乱撒大洋收买人心，光着膀子、背插大刀、手端机枪，带领手下硬扛。结果从拂晓守到中午，又从中午打到黄昏，伪军500多人全部被消灭，“半截砖”也被乱枪打死。这么一来，那程希孟的老底子没了、儿子死了，他大哭了一场，从此死心塌地当了汉奸。
    战斗之后，八路军在回隆镇驻扎了一天，宣传群众、恢复了冀南一分区的抗日局面。
    紧接着，陈再道又指挥骑兵团和新七旅二十团进攻临漳县城。这一仗开头打得还不错，夜里攻进了城，毙伤日伪军100多人，但后来鬼子的援兵开到，八路军逐渐顶不住了，骑兵团一连指导员孔庆忠等同志相继牺牲。于是，中午时分，部队撤出了战斗。
    骑兵团返回元城地区休整。元城是当时冀南军区还能控制的最大一块地盘，但这里也并不安稳。8月底，又有一股敌人越过卫河，进驻了根据地旁边的孙甘店，并开始建据点。这样，加上先前被鬼子占领的南李庄、龙王庙和甘露镇，日伪在元城以南的蚕食就连成了线，把冀南、冀鲁豫两个抗日根据地分割开了。曾玉良团长感觉到事态严重，决定趁敌人立足未稳，迅速进攻孙甘店。
    据侦察员报告，进驻孙甘店的敌人是伪军一个营300多人，还有鬼子的一个“教育班”，由一个日军少尉（见习军官）指挥。曾团长和况政委估计，以骑兵团的力量，即使不能歼灭这股敌人，把他们赶出孙甘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时候，骑兵团虽然几次补充兵员，可总人数仍不到400人，特别是经过连续的奔波作战，战士们都很疲劳。但是，团领导一声令下，大家还是斗志昂扬地出发了。
    刘大爷当时正在发高烧，骑在马上人直打晃，可他没吭声，咬牙坚持着。他知道，全班的战友都看着他这个新上任的班长呢。刘大爷说，打仗的时候，部队里有各种毛病的人多了，那也没什么。可是有两条，一是别学娘娘腔，让别人觉得你是“二尾子”(记得刘大爷讲过，老兵和新兵、甚至有的干部和自己的通讯员，还真有搞尴尬事的)；二是打仗之前别装病，让别人以为你是胆小鬼。犯了这两条，大家都不爱搭理你。所以在战场跟前，即使病了，能扛着就得扛着。
    骑兵团连夜出发，不多久就接近了孙甘店，由于是夜晚，看护战马的力量应该加强，团长就派三连和四连“守马桩”，命令一连负责主攻，二连尾随，从南向北攻击镇子。这么一来，实际担任进攻的兵力就只有两个连不到200人。
    敌人进驻孙甘店不久，寨墙还没有修好，炮楼也只建了一半，战斗打响，一连迅速攻占了镇子南边的两座大房子，二连顺势向纵深进攻，敌人抵抗了一下就往北面跑，八路军于是紧追过去。
    那天晚上没月亮，天黑漆漆地什么也看不清，刘大爷本来就生病发烧，这下子就更迷糊了。他先是带着几个战士顺着墙根跑，没留神前面蹲着个人，被拌了一跟头，“当时还以为是敌人呢，揪住要打，再仔细一看，嘿，指导员”。指导员张存有也很紧张，他埋怨说“你们瞎跑什么呢，注意敌人有埋伏”，大家趴在墙脚探头张望，果然，前面拐弯处黑乎乎地蹲着一大片。于是开枪打，可打了几枪，敌人一动不动，不还击也不逃跑，大伙奇怪了，分头包抄上去，到跟前一看才知道，这哪里是什么敌人啊，是一些修据点用的石碌子。大家松了口气，指导员也乐了，手一挥，接着冲，刘大爷跑前面，猛然听见战友们喊 “小心！”，他还没反应过来，就“咕咚”一声掉井里去了。
    “那地方的井也怪，没有井沿的，稀哩糊涂栽下去，成了落汤鸡。等被人拉上来时，才发现帽子、马刀和步枪都掉井里了，当时还想，等天亮了以后再来打捞”。
    把刘大爷拉上来的战士叫“好孩儿”，本名郝二孩，是个新战士，他原来是献县县委的通信员，从冀中大扫荡中突围幸存下来的。骑兵团遇到他的时候，“好孩儿”衣衫褴褛，简直就是个光腚，刚参加部队的那段时间，他几乎天天晚上做恶梦，大喊大叫，弄得全班战友都睡不着，陪着他掉眼泪。
    从井里爬出来，部队都已冲到前面去了，刘大爷赶紧接着跑，经过团首长身边时，曾团长和况政委都哈哈直笑。二连长张起旺（44年5月牺牲）递过来一把三八枪，叫他和“好孩儿”先把部分俘虏押下去看管起来，“先找个屋子把衣服弄干，你还正生病呢，别再受凉了”。
    这时候，大半个孙甘店已经被八路军占领，把敌人逼到了镇北的半截炮楼和几处简易掩体里。凭这样的工事敌人是守不住的，估计过不了多久伪军们就要跑，团长派人通知三、四连把“马桩”位置朝前移，准备待敌人撤退时就组织追击。刘大爷他俩则押着十几个伪军，在街边上找了户人家住进去，“好孩儿”坐桌子上拿枪比划着，刘大爷躲门背后，全身脱光了拧衣服。
    屋子里面的事情还没有整清楚，外面的枪声却突然激烈起来。一开始，刘大爷还开导郝二孩，说这是敌人要突围想逃跑，垂死挣扎。可后来发觉不对劲，枪声越来越猛烈，并且逐渐蔓延到镇子南边去了。俩人赶紧跑到院子里从大门缝往外看，发现街上跑来跑去的都是伪军，敌人反击了。
   “打了好几年仗，从来没听说过伪军晚上敢搞反冲锋，这可真是想不到”。四二年抗战局面的恶化，不仅损伤了八路军的实力，也助长了汉奸伪军的嚣张气焰，先前在夜晚被打慌了神的敌人，当发觉我军兵力不多以后，竟然一反常态地从两路进行反突击。而骑兵团对敌人这个“非常规”举动也准备不足，立刻就被冲乱了，双方陷入了混战。
    刘大爷感觉到事态严重，正琢磨着该怎么行动呢，屋子里的俘虏们突然“咣”地就把房门给拴上了，十几个家伙在里面一起大喊“弟兄们快来啊，这里有八路！”，被关在外面院子里的刘大爷他们气坏了，掏出手榴弹就想往窗子里扔，可本来在柴房里呆着的房东一家老小全都跑出来，抱住刘大爷和郝二孩一阵哭喊“爷爷啊、大爷啊，可不能炸我们的房子啊！”……俩八路没办法，只好跳院墙跑了。
    由于敌人正在修据点，孙甘店里到处都是砖堆土沟，刘大爷和郝二孩凭借着各种障碍物，东一枪西一枪，七转八转地找到了连队。敌军人多地形熟，我军夜战经验丰富，一时谁也奈何不了谁。打到拂晓，估计附近南李庄和大名县城的日伪援军要到了，曾玉良团长于是下令吹号退出战斗。
    这一仗打得不大好，虽然也消灭了百把个伪军，缴获了几十枝枪，但搞夜袭的祖宗反被伪军打了夜袭，大家的心里都堵的慌。刘大爷更郁闷，他的宝贝马刀还在那口井里面呢，这可真是吃大亏了。“好刀啊，我养伤的时候部队都给我保存得好好的，结果掉井里了，可惜了呀”。
    没捞着打仗的战士们也不甘愿。四连长韩猛子说“下回打孙甘店，让四连上前头，你们一连只会赶鸭子……”。把一连长万怀臣气得不得了。
    回到驻地，况玉纯政委召集全团大会，分析了形势和情况。他评价说，夜袭孙甘店应该算是一次胜利的战斗，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没过几天，军区陈再道司令和第一军分区桂干生司令员也来了，首长们说，骑兵团这次打孙甘店是“摸了个底”，战果是相当不错的。经过这么一表扬，战士们才又重新兴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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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击 “蚕食”（中）
    孙甘店虽然没能够打下来，但由于撤出战场及时，部队损失并不大（一连伤亡十余人）。回到驻地，骑兵团照例进行讨论总结，大家认为攻击不成功的原因在于先前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上的准备不充分，没有预料到伪军的顽固态度。同时，也有很多人觉得是兵力不够，以骑兵团目前的力量最多只能是“赶鸭子”，要歼灭敌人实在很吃力。
    的确，兵力不足是个现实的问题，而且补充兵员在当时也并不容易。从39年以后，八路军主力部队就基本上不再从地方壮丁中直接征兵。在河北各根据地，一般是由抗日政府先组织不脱离生产的民兵，再由民兵中的优秀者组成半脱产的基干游击队，经过战斗逐渐锻炼地方武装，然后再从基干游击队中抽调勇敢分子，加入县游击队或军区正规部队。（伪军和国民党军则采取普遍设立征兵机关，按指标强迫服兵役，导致群众不是逃跑、便是实施贿赂躲避当兵）。八路军的征兵办法无疑有很多优点，但这同时也需要有一个基础——那就是地方政府和游击队的紧密配合。大扫荡之后，各基层组织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在他们重新正常运转起来以前，八路军的补充兵员工作也就比较困难了。
    其实，军队和各级政府都在做最大的努力。军区的许多部队已经化整为零，换上便衣与民众打成一片，到各地恢复县大队和区中队。地方干部（特别是女干部）也都下到村庄，有的甚至在当地群众中认“干亲戚”，重新建立农会、妇救会、民兵和游击小组。只不过，这一切都需要时间，要坚持、等待，并且，在这段时间里，八路军主力部队还必须利用现有的力量，顶着压力上，坚决反击“蚕食”，为地方民主政权的恢复工作创造条件。
    以上这些情况，骑兵团战士们是知道的，然而，从总体局面上看，却还有更严峻的困难。经过五一大扫荡，冀南、冀鲁豫和冀鲁边区虽然还在苦苦坚持，可是，冀中根据地却基本丢失了。这不仅在军事上割裂了我军的运动区域，使冀南和晋西南失去了外围屏障，更严重的是，八路军主要的物资生产和补给基地丢失了。粮食的问题还可以尽量想办法克服，可布匹就困难了，冀西和晋南山区从不产棉，那地方的人连纺车都没见过。要让太行山上的部队穿上军服，原先冀中根据地的布匹供应任务就要靠冀南和冀鲁豫来完成。因此，无论从军事还是经济的角度而言，在这个险恶时期，绝对不能容忍日伪力量将元城以南的蚕食就连成线，把冀南、冀鲁豫两个抗日根据地再分割开。八路军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孙甘店、南李庄、龙王庙和甘露镇的据点拔除掉。
    孙甘店战斗后的一个下午，冀南军区陈再道司令和第一军分区桂干生司令员到驻地召开紧急会议，到会的除了地方党政领导，还有骑兵团、一分区独立团、以及临时调来的冀鲁豫军区三分区基干团的团长、政委。陈司令首先就说“我现在只有这三个团，要拔四个据点，你们看怎么打？”。
    大家都没吭声。孙甘店、南李庄、龙王庙和甘露镇相隔不远，无论先打哪一个，其他据点、包括大名县城的敌人都会出来增援，缠上了就难办，而且，越往后越难打。
    桂干生司令员表态“先打南李庄，这是敌人最重要的据点，也是其主力所在，打掉了它，有很强的震慑作用”。
    大家都同意。南李庄的确是敌人封锁线的钥匙，打开了它，就等于“反击蚕食”的任务完成了一半。可是，南李庄是个大集镇，房顶有工事、墙脚还有暗堡，守军有伪军治安军一个团部一个营、皇协军一个守备队共700人，由于那里有个日本商社机构，因此还有日本警务班及武装人员20来人。打南李庄的难度跟打个县城差不多。而八路军这边的情况呢，除了骑兵团，军分区独立团基础差（就是前面介绍过，担心他们分散游击也许就真散了的那个团），冀鲁豫三分区基干团也不满员。让谁主攻都够戗。
    桂司令员让骑兵团讲讲头天打孙甘店的情况，曾玉良团长正说着，陈再道司令忽然插嘴道“如果把战马都留下，让老乡帮忙喂马，你们全团就都可以上了”。曾团长和况政委一听这话，知道陈司令是准备拼骑兵团了。俩人 “腾”地站起来，当即表示骑兵团决心改步兵作战，申请担任主攻任务。
    陈再道很高兴，立刻部署：骑兵团负责打南李庄；基干团除留一部分兵力防守孙甘店方向，主力向西防守龙王庙、大名县城的援军；独立团则骚扰阻击甘露镇的敌人。各部队领导纷纷表态坚决完成任务，地方政府的同志不仅保证看管好骑兵的战马，还主动提出事先派游击队进入南李庄，等主力部队进攻开始时，就放火骚扰敌人。
    桂司令员说：“我完全同意陈司令员的决心和部署，骑兵团在什么时间打响，从哪个方向突破，把你们的意见汇报一下”。
    曾团长提出，从近期作战的情况来看，敌人也知道夜战、近战是我军的特长，因此他们一到天黑就上寨把守，天亮以后吃饭睡觉。而我们正可以来个出其不意。南李庄东门外有高粱地，我军利用夜暗进入埋伏，到拂晓时，趁敌人疲劳麻痹，一举攻入据点。
    陈司令兴奋地夸奖道：“有勇有谋，方案就这么定了！我再重复一遍，你们是红军团，现在各连队3/4的干部是红军，还有红军战士、班长，战斗力强。必须保证完成任务，要是攻下了南李庄，元城老百姓忘不了你们、根据地的群众忘不了你们！基干团的任务也很艰巨，要负责打援，还要积极袭击孙甘店的敌人，叫他不敢出来，要全力保证骑兵团攻坚”。
    听了领导的指示，同志们都拍胸脯表示请首长放心。
   
    刘大爷当时并不知道这次战斗有多重要，只是听说军区首长表扬骑兵团了，心里很高兴。晚饭前去找司务长，想领取以往的津贴储蓄（刘大爷的新马刀和原来的刀鞘配不上，准备找人改改），可司务长说帐本都交地方政府了，司、政、供、卫机关人员全部要下连队，有什么事过两天再说，刘大爷这才晓得要打大仗了。吃饭的时候，团长宣布了骑兵团的作战任务是担任攻坚主力，大家很兴奋、士气也很高，都说前两天孙甘店没拿下来不够意思，这回肯定是要杀个回马枪。吃完饭，炊事员给战士们发大饼子，说这就是明天的伙食，炊事班下顿不管饭了，也要扛枪打鬼子去，战士们都觉得好笑。
    回到马棚，地方上组织的老乡已经在等着了，战士们虽然不大乐意，但这是命令，也没有办法，第一次把战马交给老百姓喂养，感觉真有些怪怪的。接着，看到连级干部一个个把装有文件和笔记本的图囊摘下来，登记，交给党政干部保管。再接着，连、排、班干部挨着个安排自己牺牲后的代理人……大家于是都明白要遇到硬仗了。移交手续办完后，老区长说，地方的同志保证把战马喂好，保证每个烈士都能睡上棺材，让大家放心……
    刘大爷也安排了自己的代理人，他没有什么东西可上交保管的，就签了个字，表明如果自己牺牲，津贴储蓄和抚恤费归集体公积金。队伍集合前，刘大爷把大饼子啃光了，二十多岁的小伙，正是能吃的时候，“谁知道能不能活到天亮，何必再饿一晚上”。
    天黑，部队出发，等部队埋伏在了高粱地里，战士们才知道，原来这回是要强攻南李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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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击 “蚕食”（下·上）

    下午，开完作战会议之后，领导们各自散去做准备工作，曾团长和况政委送首长到村口。当时，四连长韩猛子正在路边指导战士钉马掌，陈再道司令拉着他好一阵唠嗑。刘大爷听见陈司令的警卫排长周开树向韩猛子说“我到你们四连来当兵要不要”，韩永正回答“只要司令员同意，我这连长就给你当”。没想到，不久以后，这句玩笑还真兑了现。
    晚饭后下达作战命令，骑兵团连夜赶往南李庄，一切都显得紧张而匆忙。骑兵团徒步行军的本事不行，骑马的时间长了，大家都落下个罗圈腿，再加上战伤多，跛子瘸子也不少，越是老兵越走不快。刘大爷班上最灵活的是郝二孩，扛着两杆大枪，仍旧前前后后地来回窜，刘大爷腿伤刚好，又正生着病，班里面领取作战物资、分发弹药的工作都由这新战士办了。
    连长和指导员（当时叫“连政委”）也来回跑，确定突击组、火力组和梯子组的分工，刘大爷他们分在梯子组。团里的战术安排是这样的，三连负责主攻，二、四连跟进包抄，一连作为预备队。拂晓时，游击队先在南李庄放火，火起之后骑兵团趁乱攻击。
    可是事情开始的并不顺利。先是部队借暗夜到达了预设埋伏地点，才发现这里的青纱帐没有预想的那么大，藏不下全团人马，只好改变计划，一连绕到西门外，战斗开始后先进行佯攻，干扰敌人一番后再回来当预备队。三、四连留在青纱帐里，二连退到一里外的坟堆里埋伏。不料，二连又有战士踩到了毒蛇窝，还没开仗就损失两个。
    其次是没有梯子。骑兵团的梯子前两天丢在孙甘店了，所以这次要安排地方政府协助准备。可负责这事的地方干部想当然地认为主攻部队一定是步兵，就把全部梯子都送到三分区基干团驻地去，基干团的同志不知道这里面有骑兵团的设备，他们是外来部队，和地方干部不熟，也就没多问。结果骑兵团等了一晚上也没有梯子，梯子组要自己想办法了。
    再就是据点里的火没点起来。傍晚的时候，五个游击队员就混进南李庄了，躲在基本户家里，到了夜间，队员们在屋子里堆柴草，准备拂晓时放火，关系户老乡大吃一惊，急忙阻拦，游击队就把他们家人都捆了起来。在堵嘴的时候，房东老头哭着说“好汉啊，你们都是好汉啊！你们要军粮，我从嘴里省下来给你们送去；你们要打仗，我把儿子送到你们队伍当兵，可你们为啥还要烧我的房子呀？”。游击队员听到这话，下不了手了，于是松绑放人，火也没点成。骑兵团这边到天亮也没见动静，不敢再等了，怕再拖下去会暴露了埋伏，只好动手开打。
    南李庄周边由土寨墙环绕，有东西两个寨门，一条公路横穿全寨，路两侧的高房子改了据点，一些矮屋脚也掏了枪眼，成为暗堡。这些工事大都是石友三建的，后来又经高树勋的队伍修了一道。说起来国民党的部队在敌后也打仗，可他们搞得很“正规”，建碉堡修工事，把军火和粮草都存在仓库里，结果鬼子一来，他们就跑，现成的东西都便宜了敌人，实在是够笨的。
    战斗一开始，骑兵团的攻击达到了突然的效果。那段时间，为了便于八路军夜间活动，防止看家狗晚上狂吠泄密，老百姓把狗全都打死了，因此，我军各团的行动完全没有被敌人察觉。当三连来到寨门前，敌人的哨兵才问：“干什么的？”八路军拿枪一比划，哨兵立刻就当了俘虏。
    三连立刻冲进东门，寨门边住着伪军一个连，有的在睡觉 、有的在生火做饭，还没怎么反应过来就被消灭了。四连也随即按计划向纵深发展，作战意图是先占领公路南侧的房屋，再集中攻击路北的敌人。
    二连的出发地是乱坟岗，比前面的部队要多跑一里地，当刘大爷他们冲进南李庄时，战斗已经打得很激烈了。东门营房里的伪军虽然被消灭了，可附近民房里还散住着一些日伪人员，他们依托着门窗还在顽抗，曾团长和况政委正带着两个警卫班逐户清剿。二连长张起旺请首长后退，曾团长却说不必了，这里的事情警卫班能对付，二连赶紧去路南增援四连。
    当时的情况是：一连在西门佯攻，吸引住皇协军的守备队，参谋长王永元带三连在路北以攻为守，压迫住敌人主力，二连随政治处赖达元主任配合四连集中攻击路南，消灭驻在这里的治安军一个连。路南的人家明显比路北穷一些，房屋也较矮小破烂，伪军在这里是分散居住的，战士们挨着个搜索攻击，边打边喊话，常常是八路军在外面打，老百姓在屋里劝，等伪军想明白了就把枪丢出来，举着手跟在房东后面当了俘虏。有一个大院里住着三十多号伪军，他们打开大门，想穿过公路跑到路北去，八路军早准备了四挺机枪等着，一阵猛扫，上了路面的全部撩倒，剩下的跪在路边不敢动了。
    打两个多小时，二、四连顺着路南接近了西门，一连这时候在西门外整得也很热闹，皇协军守备队害怕被夹击，就放弃了西门据点，跑到路北的高房大院里去了。一连于是冲进来控制了西门，与大部队会合。解决了路南的敌人，二连长张起旺还惦记着团长和政委的安全，赶紧带着刘大爷他们这个排跑回东门支援。
    刚到团指挥所汇报完情况，就有作战参谋来通报“陈司令员和桂司令员已到了寨门外”，团长政委吓了一跳，连忙跑出去迎接，“我团已攻入寨内，歼敌一部，将敌包围，正在组织进攻。刚才寨门里还有残敌未肃清，请司令员暂不要进寨……”。陈司令显得很不高兴，打断曾玉良的报告“既然你们把敌人包围了，就想法赶快消灭他！我的安全用不着你操心，我们当军人的，有什么好贪生怕死的”。说完，陈再道和桂干生骑上马走了，去视察基干团的阻击打援情况，曾玉良、况玉纯敬了个军礼，回来传达司令员的命令“想法赶快消灭敌人”（以上对白为回忆录原话）。
    王永元参谋长和赖达元主任从一线回到东门指挥部，团领导们开碰头会。决定曾玉良团长率三连从东面攻、况玉纯政委带四连从西面攻、王永元参谋长指挥二连从中路攻，赖达元主任和一连控制住两个主要的街巷口，既防止敌人反扑也担任总攻的预备队。传达到各连的命令是“中午之前拿下南李庄”。
    团领导直接下到连队，战士们都很兴奋，从拂晓到现在，战斗进展得很顺利，大家都觉得再打几次冲锋，按时完成任务没问题。可谁也没想到，现在实际上已经没有总指挥部了，如果战况发生意外变化，作战组织将会出现问题。
    南李庄的路北，是敌团部和主力所在，这一带高门大户的房屋较多，敌人在房顶上建胸墙、垒掩体，在屋角掏射击孔，形成了一个个碉堡， 易守难攻。本来，敌人防御点多，兵力就分散，我军如果采取集中火力、逐个攻击的战术，是比较合理的，但这样一来又肯定在短时间内难以解决战斗。权衡之下，迫于任务要求，八路军开始实施三面强攻。
    骑兵团每个连都配备了四挺轻机枪，有一定火力优势。把机枪架在路南的房顶上，正面火力压制住敌人，二、四连以排为单位，迅速冲进了路北。可刚靠近大院，敌人就进行火力反击了，前面有不少战士被打倒，紧急时刻，干部们高喊着“不要后退！冲进去打近战！”带头跑在了前面。况政委在带头冲锋时，被墙角暗堡火力击中腿部和腹部，负了重伤。刘大爷看见两个战士把他抬下来，浑身是血，可政委仍然努力地支撑起身体，向周围的战士们说“同志们赶快消灭敌人！敌人已经动摇了。是KP员，是好战士，就要勇敢冲锋”。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八路军冲进了路北，展开了激烈的巷战。二连开始的时候是以排为单位攻击，后来变成以班为单位，再后来就乱了。敌人有的固守、有的逃跑，而我军战士有的冲到了前头、有的被堵在了后面，周围到处在开火，一时也弄不清哪座房子里是战友、哪间屋子里有敌人。
    刘大爷跑到一所人家的院外，院里面有人乒乓朝外打枪，他没敢从大门口冲，带着几个战士绕到侧面，把土院墙推倒了，守院子的伪军都跑进屋子躲起来。八路军就扔手榴弹。
    卫生员李丹阳作战很勇敢，他是老李医官的儿子，老李头是骑兵团聘请来的，属于半军半民的性质，而小李医生可是正规的八路军战士，这次后勤部门下基础参战，他就分在刘大爷班里。
    李丹阳紧跑几步扔了颗手榴弹，可也奇怪，那玩意在门槛里滴溜溜滚了好久，等伪军们都闪开了，它才“砰”的一声在地上震了个小坑，就象个炮仗一样。刘大爷急了，赶紧又扔了一颗，敌人这回却大意了，没躲远，随着“哐”的一声，屋里有人惨叫起来，八路军立刻就冲了进去。
    消灭了敌人，李丹阳却不肯走了。原来，这屋子是鬼子的医务室啊，里面的箱子柜子全堆了瓶瓶罐罐，穷八路的小李医生突然见到这么些宝贝，还怎么可能迈得动步子，小李怕被别人糟蹋了东西，一定要留下守着。刘大爷也只好由着他了。
    说起来，见到医药就稀罕得走不动路，这还不算什么，更希奇的是还有人把铁锅当宝贝的。南李庄伪军有好几个大伙房，里边的大号铁锅着实不少，军需员老贾冒着弹雨到处找，看见铁锅就搬，并且一二三四编上号，生怕别人偷了。王永元参谋长拿他没办法，只好派个战士跟着帮忙。原来，造手榴弹需要用铁，那时候，部队必须上缴一定重量的生铁，才能领取足够份额的手榴弹，后勤部门经常为这事发愁。平时打仗，战士们哪里会想到这个，而这次刚巧是军需员上战场，顿时就发财了。
    不过还有更发财的。医务室后面有个跨院，院子里有三个穿便衣的鬼子在顽抗，全都是用短枪的，八路军没费多大事就把他们消灭了。进到屋里，看见两个鬼子自杀了，地上有堆火，再仔细一瞧，火盆边上都是钱啊！刘大爷还是第一次见到那么多钱，唬得头都懵了。
    抗战时期，河北各路政权都发行钞票，混着用。日伪票最多，国民党印的也是五块十块的大票，八路军发的钞票只能在乡下用，基本上是一元钱的辅币。骑兵团战士的津贴，每个月能有两元钱，可是这房子里的钱，事后统计，居然有六万多！敢情这里就是那个日本商社的办公室啊。
    刘大爷赶紧去报告团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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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击 “蚕食”（下·中）

    南李庄路北的房子挺多，骑兵团占领了东、西门，包围住敌人，三连从东面向西攻、四连和二连从南向北攻，一连作为预备队控制住街巷口。
    这个打法看起来不错，可是也存在着问题。首先，团级干部都下到了连队，缺乏总体协调，各级干部都带头向前冲，结果没多久部队就在巷战中跑乱了。实际上，骑兵团并不擅长巷战，但战士们都很勇敢，不挺地跑、不断地进攻，几个回合下来，把敌人也冲乱了。有时候，战士们刚占领一个院子，从其他地方败退下来的敌人又稀里糊涂地跑进来，于是又接着开打；还有几次，大家掏洞推墙、打枪喊话，搞了半天，才发觉对方是自己的战友。
    因为混乱，也出了事故。当时，四连攻进一户大院，派人搜查，房东怕两边打起来毁坏了他家房屋，私下递给战士一个金簪子，小伙子一时糊涂，就报告说房间里没敌人。结果后来敌人反扑时，屋里一下子冲出来十多个伪军，杀害了我们六个伤员。那个贪小便宜的战士也因此受了战场纪律。
    第二个问题是，我军兵力实际上并不占优势，先前，对东西门和路南的敌人进行的战术分割很成功，消灭了伪军两个连并控制了交通要道；而后来，对路北一带的仓促围攻，则显得以乱对乱。八路军对地形环境不熟悉，各自为战；而敌人几经压迫，逐渐聚拢，他们从初期被袭击的混乱中恢复了指挥，我军就越来越攻不动。打着打着，时间已临近中午，干部们都急了，看见停下不动的的战士就骂“胆小鬼”。
    刘大爷他们打下了日本商社办公室，派人去报告领导，剩下的几个战士守着钞票看稀奇。不一会副连长来了，进门就发脾气：“你们几个不是梯子组的么？怎么不上房顶，在屋子里躲着”。刘大爷解释说没有梯子，副连长火了，“没有梯子不会想办法啊！象你们这么怕事，怎么能够完成任务……”，意思是说梯子组拖了集体的后腿。
    空欢喜一场，还挨了顿骂，心里窝火极了。出了院门，贴着墙跟走，外面到处在打枪，也不清楚周围的情况。北面的路口很危险，敌人在对面的房顶工事集中了“优秀射手”，实施火力封锁，突击组的好些人都倒在了那里。刘大爷他们刚在墙角露个头，一个战士的肩膀就中了一枪，这才知道对方的枪法厉害，赶紧又退了回来。一时间，大家都傻眼了，既冲不过去、又没有梯子，怎么能够上房顶消灭敌人啊？
    就在这时，感觉身后有人在砸墙，战士都纳闷：这堵墙的背后是刚才已经占领的日本商社办公室啊，里面砸墙干什么？不一会，“哗啦”一声破了个大洞，外面的赶紧喊“别打枪，我们是二连的！”。副连长满脸迷糊地钻出来，说：“咦？我还以为隔壁也是房子呢……”。
    愣了会神，副连长又开骂了“胆小鬼，停在这里算什么，没时间了，快跟我冲”。刘大爷知道前面凶险，一把拉住领导，可还没来得及解释，后面的卫生员李丹阳却已经径自冲了上去，结果，他刚跑到路口就牺牲了。中第一枪的时候，小李身体一晃、借惯性又冲了几步；第二枪大概打在了膝盖上，他跪下了，步枪撑着地，人却好长时间没有倒。敌人为了炫耀枪法，就一枪接一枪地打，一直把他身体打断、把插在地上的步枪打倒。
    李丹阳是名医的后代，性格上有些傲气。他本来是准备看守药品的，结果被副连长骂了几句，自尊心受不了，于是冲动之下就不管不顾了。战斗结束后，战友们发现小李身上中了三十五弹，躯体都打烂了，他的父亲（老李医官）也因此在精神上受到了很大刺激，最后被曾玉良团长礼送回乡。
    小李阵亡后，副连长也觉得硬冲是不行的，他想了想，命令：“先上我们这边的房顶”。可是，房顶上砌了胸墙，太高了，梯子组没有梯子确实很难办，大家一直转到后墙跟，才发现这里有个缺口没有砌胸墙。刘大爷对身边的战士说“你们推一把，我上房顶”。骑兵没怎么练过搭人梯，几个战士费了好大劲也没把人弄上去，这时，刘大爷听见上面有人说话，他觉得声音挺熟的，就把枪往上一递，喊着“快点，拉我一把！”，房顶的人倒也爽快，伸手就把刘大爷拽了上去。
    跃上房顶才发觉不对，是敌人！一时间，大家都愣住了。刘大爷两手空空，可他反应挺快，一把抱住拉他上去的伪军，把他当盾牌挡在前面，嘴里大声喊“都不许动！都不许动！”，对面的七八个伪军懵了，不知道该怎么办。紧接着，副连长也跃上来，他挥着短枪喊“缴枪不杀”，还咋呼着“一排、二排全部跟上来”。随着上房顶的战士越来越多，伪军们一慌张，就把枪丢下了。
    房顶上，横放着一架长梯子，这下总算是有工具了，梯子组的人好高兴。可就在这时，一阵猛烈的弹雨扫射过来，足足有五挺机枪的火力，把战士们压在胸墙下不能动弹。砖墙被打得直颤，可更让大伙委屈的是，这些子弹明明是从南面的我军阵地上打过来的！
    原来，从路南房顶上的八路军机枪阵地上看路北这边，最高大显眼的宅院就是日本商社（刘大爷他们自己在房子里面，倒没觉得它的特殊），巷战打乱了以后，机枪手们也不知道该往哪里射击掩护，这下子，突然发现“重点目标”上面人影晃动，立刻来劲了！十挺机枪中有五挺都打了过来。
    刘大爷他们趴在地上叫苦不迭。旁边，缴枪投降了的伪军们也同样趴着，却是一付幸灾乐祸的模样。刘大爷这才明白，难怪八路军把下面房屋占领了，房顶上的守兵却都不知道，敢情他们先前一直都是这么趴着的啊。隔了一会，副连长想了个办法，他拔出马刀在胸墙上晃，其他人也赶紧举着刀挥舞，机枪阵地那边看见了十多把亮闪闪的战刀，这才停了火。
    副连长的耳朵被砖块打破了，他一边派人去机枪阵地联系，一边捂着伤口骂“把刚才开枪的那些人都叫到这里来！MD，就照着打我们的样子，压制住路口对面的敌人”。
    中午十二点多，路南机枪阵地正在前移，西面寨门外突然枪声大作，接着，先前已经平静了的路南也响了枪，再跟着，西门那边，四连阵地上突然杀声震天，而且，还有炮声！刘大爷他们都知道，骑兵团没有炮、南李庄的伪军也没有炮，有炮的是日本兵！
   “是不是大名城里的鬼子进来了？”“是不是我们被包围了？” 大家有些紧张了。副连长铁青着脸说“怕什么！鬼子来了就消灭鬼子！准备战斗，不许胡说八道！”。
    的确，战场局势恶化了。情况是这样的：
    上午九点多，驻龙王庙的伪军向南李庄增援，被基干团的主力堵住了，但敌人也没有撤退，就此僵持着；到了十点多钟，由于孙甘店方向敌军的突击增援很凶猛（他们前几天刚打退了骑兵团，气焰嚣张），基干团的小股牵制兵力挡不住，被冲散了。桂干生司令员当时正好在那里，他立刻回来调部队增援，赖达元主任带着一连当预备队，接到命令立刻就出发去堵住敌人。可是，临走时派去向曾玉良团长通报情况的通讯员，在巷战中牺牲了，这样，骑兵团其他各部都不知道负责封锁路口并充当预备队的一连，已经离开了南李庄。一连和孙甘店的伪军正巧是死对头，前天夜间突袭没打好，现在野外仓促阻击，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一场恶仗下来，虽然部队损失较大，但终于将敌人击溃、并将其赶回了孙甘店；
    将近十二点，甘露镇的敌人突破了军区独立团的阻挡，赶来与龙王庙的伪军会合，攻击基干团，八路军防线顿时吃紧。这时，陈再道司令从防御阵地回到南李庄，想催促骑兵团尽快解决战斗。他刚到西门外，大名县城的日伪军增援也赶到外围阵地了，基干团挡不住了，被迫退至距离南李庄仅一公里的第二道防线，这时，甚至有部分敌军已突进到了西门附近。
    南李庄的敌人听到了增援的枪炮声，开始亢奋起来。路南的民房里关着一百多伪军俘虏，而守备他们的却只有六个战士和五个民兵（就是先前准备放火的那几位），俘虏里隐藏着几个伪军军官，听见外边枪炮声近了，军官们就哄骗士兵，说八路军撤退时一定会杀俘虏，于是发一声喊，俘虏们撞开门逃了，看守兵制止不住。这伙伪军跑到西门，正好遇到陈再道司令，警卫排长周开树带人开火拦截，总算是把俘虏又圈了回去。可就在这时，路北碉堡里的皇协军一百多人，突然冲出据点反突击，他们顺着街道冲向西门，几乎跑到了陈司令跟前，就在这危急时刻，四连长韩猛子杀到了。
    先前，四连在巷战中也打乱了，但由于他们的位置靠西边，所以较早地知道敌人援军上来了，韩猛子立刻把分散的部队尽量收拢（到四连督战的况政委受重伤，他这个连长反而更能够及时掌控部队）。皇协军刚冲出来的时候，四连的人并不着急，因为知道有一连控制住了通往公路的街巷口，正好可以利用敌人的反突击消灭其有生力量，可是，等敌人冲到了路上，四连这才发现一连不晓得到哪里去了，于是，韩猛子立刻带人杀出来，而这时候，只能进行肉搏了。
    八路军的一级战斗英雄韩永正，就是在这场肉搏战中牺牲的。（在马甲我查看到的资料中，所有的老战士都不愿意提及韩猛子阵亡的具体经过，只是提到了两句话，一句是撕心裂肺的呼喊“连长牺牲了，为连长报仇啊！”，另一句是事后的感慨“那一仗，四连太憋屈了”。）
    的确，四连的这场肉搏战打得憋屈。一连打阻击去了，而近在咫尺、却同样蒙在鼓里的二连，也没有来帮忙。南边是逃窜的俘虏，西边是敌人的援军和打到跟前的炮弹，面前是拼命突围的敌人，身后是必须保护的军区首长……疲惫的战士，以一敌二地肉搏，而这时，不仅身边的兄弟连队一个人也不露面，就连本连队的机枪也没有响一声（两个连的机枪阵地本来都在路南，但王永元参谋长考虑到况政委已经受伤，就统一指挥，他在二连前线下了一道命令，结果后面四连的机枪也跟着二连前移了）。这样的场景，能不憋屈么！
    四连，连长阵亡，指导员、副连长重伤，两个排长阵亡，一个排长负伤……但四连是好样的，死战不退。
    肉搏还在继续，西面，冀鲁豫三分区基干团的防线已经有两处被突破，鬼子的炮弹已经打到了西门。陈再道司令离开西门向东门方向走，桂干生司令员先跑去找曾玉良团长，传达命令：立刻开始总攻！必须在一个小时内消灭敌人。
    的确，在这种胶着情况下，撤退和进攻是同样困难的事情。可是，骑兵团又该如何组织进攻呢……

Gonewithwater

又更新了,呵呵

pandajewel

我要看下面的啊

aero

反击 “蚕食”（下·？）
      
    四连的战士，在西门与皇协军肉搏，六十多把马刀对一百三十多把刺刀，死战不退。
    陈再道司令则向东门方向走，去找曾玉良团长。据他的警卫排长周开树回忆（周排长后来成了骑兵四连的连长），四连刚冲上去的时候，陈司令就站在西门的路当中。当时，前后都是枪炮声，四周还有许多哗变奔逃的俘虏，可司令员却不为所动，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肉搏场面，仔细看了四五分钟以后，司令员旁若无人地走了。他放心了。
    肉搏战的时间都不会长，关键在于前几分钟。而最能体现部队战斗精神和战斗素质的，也就在于这短暂的关键时刻。陈司令看到了他需要了解的东西，他因此决定，立刻发动总攻，消灭南李庄的残敌。
    皇协军与四连肉搏，真是找错了对象。本来，骑兵们日常的主要功课就是训练用马刀对刺刀，先在地上把招势练熟了再上马练，先练一对一、再练三人组队；而敌人的步兵都没有练过怎么对付马刀，见到一大排亮晃晃的军刀，先就怵了。
    在骑兵团，四连的马刀功夫是最强的，这是因为，四连最“犟”。当时，全团四个连，一连黑马、二连红马、三连白马，行军出动，毛色整齐煞是漂亮。外面的人弄不明白，就把骑兵团称为“黑马团”、“红马团”、“白马团”，一个团变成了几个团，大家也乐得承认。可是，惟独四连不是红军连，不仅番号靠后，他们的战马也是杂色的，老百姓也因此以为四连是杂牌，不大看得上眼。经常是骑红马、白马的到了村庄里，就有白面馍馍款待，而四连的杂色马一到，好东西收起来，换成高粱饼了。这实在是有些气人。
    四连长韩永正是个爱面子的人，他的部下也都是火暴脾气。战士们不好和老百姓生气，就和其他连队较劲。别人劈刺一百，他们就练一百五；别人练一对一，他们还练一对二；打仗嗷嗷叫，评功受奖嗷嗷叫，就连唱歌、搞运动会也要争个面红耳赤；说杂色马不好？他们的战马还不和其他连队的拴在一起，自己调教，照看得特别有精神；说四连是“杂牌”？他们连队还轻易不愿意要人，出来一个战士就是个顶个，起码要有战斗骨干的模样；最有意思的是，遇到别人问他们是什么部队，韩永正就说自己是“铁骑兵”部队，这可比“红马团”、“白马团”什么的响亮多了，一来二去，“铁骑兵”竟成了骑兵团的代号，连陈再道司令都认帐了。于是，后来外面又有了“铁骑兵的红马团”、“铁骑兵的白马团”之类的叫法，四连又不乐意了。继任连长李树茂（八路军特级战斗英雄，陕西延安人，48年牺牲于淮海战役，时任骑兵团副团长）不知从哪里听来了一句“哥萨克骑兵”，说这是无产阶级的最厉害的骑兵，十分了得，于是就自己给四连冠上了。到后来，这个名称也闹响了，44年军区表彰大会，给骑兵团颁了面战旗，上面赫然就是这五个大字——“哥萨克骑兵”。 四连的“独家专利”又给了骑兵团。
    关键时刻敢不敢刺刀见红？肉搏场上最能体现部队的战斗精神。四连用自己的行动回答了一切。连长韩永正牺牲之后，战士们就没有从他的遗体旁后退一步。副连长李树茂四处受伤，浑身是血，依然刀劈了皇协军的副大队长（教育班长），皇协军“教育班”的十四名军官全部被砍死，敌人最终丢下五十多具尸体逃回了碉堡，而四连能够坚持战斗的战士也只剩下了三十一人。
    刘大爷说，这伙皇协军“教育班”的军官全是朝鲜人。
    现在，有的人以为日军部队里面有朝鲜人或者东北人，其实，这是误解。最早、最“正规”的皇协军是由朝鲜人、蒙古人和东北人组成的，“七七事变”时就有了。他们的士官以朝鲜人为主，装备和日军相似（只是没有重炮）、军装也差不多，受日军军官指挥、操练和作战的口令也都是用日语，所以一不留神就会把他们当成日本鬼子（他们说不定也挺愿意这样）。起先，皇协军的人数并不多，主要担任后勤保障任务，后来，由于“华北治安恶化”，皇协军才多次扩编，战斗力也就越来越差。四连面对的这伙 “教育班”的朝鲜人是个什么军校的士官生（有人说是溥仪的军官学校。满洲国有军校么？怎么有朝鲜学生？我不敢确定），刚来华北战场没多久，而那个兼任副大队长的教育班长是个四十来岁的独臂教官，他单手挥刀和李树茂对仗，十分亡命，结果也就送命了（后来，宣传队还根据这事编了快板）。
    四连击退了反突击的皇协军，一连也在西门外堵住了突破冀鲁豫三分区基干团防线的日军。
    一连把孙甘店的伪军击溃之后就往回返，半路上遇到了一群奔逃的老百姓，他们是配属支援基干团的民兵担架队。一问才知道，是大名县城的日军在攻击防御阵地，有两处防线已经被突破了。据刘大爷说，那时候有些人真叫鬼子给打怕了，一听见小钢炮响就怕被合围，直想着突出去，结果还没怎么打，自己就跑散了（别说民兵如此，即使是防御甘露镇方向的那个独立团也是这样）。一连长万怀臣心想：基干团是冀鲁豫三分区的部队，是来帮冀南军区作战的，不能让他们被分割了。如果基干团损失太大，那可是丢了八路军两个军区的脸。一咬牙，一连没有进南李庄，直扑突破口的日军，干上了。
    一连的参战，稳住了基干团的防线，但也因此，连队的损失很大。副连长许得和以及两位排长阵亡，班长全部牺牲。战后，基干团的指战员都非常感激一连，冀鲁豫三分区还特意为一连请功（后来，骑兵团调属冀鲁豫军区编制，一连长万怀臣跃升骑兵团长，马甲以小人之心猜测：这会不会与此战有关？）。
    南李庄里面，陈再道司令已经到了东门，桂干生司令员先找到曾玉良团长，告诉他说：陈司令发了话，一小时内拿不下南李庄，就不麻烦骑兵团了，他自己带警卫排上去打。曾团长一听这话吓坏了，赶紧说“桂司令员，请你去拦着陈司令”。自己提着枪就往上冲，一边跑一边喊“吹冲锋号！吹冲锋号！”。
    总攻开始了。
    刘大爷他们这时候还在那个房顶上，机枪阵地也已经移过来了，只是这时候二连的人都还摸不清楚情况。按以往的情况，仗打到现在这个样子，是有可能要撤退的，所以王永元参谋长一边命令他们牵制住正面敌人，一边组织收容伤员、集中俘虏，还派了人去找团长……
    就在这时，听见三连那边冲锋号响了。干部们闻声立刻跳了起来，放开嗓门叫“总攻！总攻！快进攻！”。
    机枪，在参谋长的指挥下一起开火，压住了对面敌人的阻击火力，刘大爷从房顶上跳下来，扛着梯子朝北面路口跑。既然冲锋号响了，前面即使是刀山火海也得迎着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