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外马甲再出手：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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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ro 在国内估计很忙。我来帮着转几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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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续三十五）
开辟滨河根据地（四）   
   
    说起来，“土八路”作战的勇敢精神一点也不比“老八路”差。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很好，战士觉悟高、立功的愿望迫切，一听到冲锋号令就嗷嗷叫，挺着身子往前跑，比老部队的动作还要快。
    有个现象（不一定有代表性），老八路冲锋时，起先也都是干部们带头上，可跑了一阵，在前面的多半就都是战士了。这是因为干部要观察环境进行指挥、老兵们遇到情况会本能地做躲避保护动作，都会改变冲击速度，而越是新兵越是要一根筋地往上冲。新兵不会借助地形掩护，你还不能随便喊他，万一提醒得时机不对，他就站在那里了，反而更容易死。
    按刘大爷的说法，一支部队能不能打，关键看班、排、连三级干部的水平。地方团队的经验不足，基层干部控制能力弱一些，就只能更多地发挥“示范作用”。冲锋前，先指定一个目标，跑到位置就算完成任务。冲锋号一响，干部们举着手榴弹跑在最前头，腰都不弯一下，给后面跟着的战士当榜样。这样一来，部队的作风硬朗了，但基层指挥员的伤亡也特别大。二十一团在双村营战斗前刚分配来十个抗大学生，结果一仗下来就只剩一个了，牺牲的人连背包都还没来得及打开。
    追击的时候，老八路都尽量采取平行追击或捷径超越追击，因为这样既可以实施火力压制，也不容易遭到后卫阻击。可“土八路”偏喜欢尾随追击，在宽阔的平原上撵着敌人屁股到处赶，遇到阻击不在乎，甚至几个人追到敌人人群中去了也不害怕，勇敢极了。为什么这样？主要原因是尾随追击更容易缴获战利品。一路追一路拣“洋落”，越追兴趣越大。上级虽然多次指出单纯使用尾追战术，动作迟缓，总体上不利于战局，但有些部队就是不愿意改（现在想起来，后来那些所谓“两头冒尖”的部队，其实也就是沿袭了土八路的习惯）。
    在山东魏楼黄河大堤打击侯镜如九十二军，骑兵们打扫战场时拣到一付机枪架子，却总找不到其它部件，正觉得奇怪，万怀臣说：“不用问，肯定是地方部队干的事”。把枪架子送过去，果然，是他们的两个战士发现了一挺高平两用机枪，自己搬不动，又不愿意别人拿走，就把枪拆散，光把枪管子扛上接着追，别的就不要了。结果，导致这把枪的零件始终也找不齐，最后还是没法用。
    战场撤退的时候，老八路能熟练使用行进交替掩护或者后卫阻击掩护战术，象骑兵团这样的机动部队，事先通知好大集合地点和小集合地点，一般都能顺利地撤下来。而地方部队在不利情况下撤退，就不大注意相互掩护，比较容易分散，因此经常需要设置撤退拦阻线。
    43年9月， 五分区司令员朱程在山东曹县与扫荡的日伪军遭遇。其实，开始的时候敌人兵力并不多，而跟随朱程行动的除了军分区直属机关，还有民一团5个连以及一个骑兵连，如果不慌乱应该能够撤得下来。可是，朱程司令员率领后卫进行阻击，先撤出来的连队却不懂得交替掩护，一个劲地跑，结果就散了，甚至骑兵连突围后也不作逆袭干扰，人马全部跑乱。朱程的战马被打倒，眼镜也碎了，行动不便，被闻讯赶来的日军快速部队堵在王厂村。民一团的政委魏明伦和朱司令员一起，守住一个土围子，苦战八个小时，没能支撑到天黑就牺牲了。
    当时，骑兵团受命赶到战场附近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先收容到一些散兵，然后就到处去接应朱程司令员，第二天才知道他已经阵亡了。朱程司令的日语很好，八路军和日军作战时，常听见他向日本人喊话，有时四分区缴获了日军的文件，也送去给他看。朱程是山东最早组织民军的抗日领袖之一，声望很高，他的牺牲，对当时的冀鲁豫抗日战场、特别是对鲁西方面的震动很大。七分区政委赵基梅接任五分区司令以后，总结经验教训，立刻着手提高部队军事素质，并要求主力部队加大对五分区的支援。
    冀鲁豫部队军事素质的真正提高，是在46年大练兵以后。
    举个例子:经过整个抗日战争，刘大爷都当上连长了，还弄不清参谋长到底是干什么的。依照他的观察，平时行军吧，参谋长管着大行李，而军旗是跟大行李队在一起的，这参谋长就象是个掌旗官；打仗的时候，团长政委都跑前面去了，指挥部里留一个人，这参谋长又象是个守电话的；晚上，别的领导都休息了，参谋长四下里检查警戒情况，却正象是个放游动哨的。
    主力部队好歹还有个参谋长，“土八路”部队里有许多根本就没有参谋长这个职位。经过46年大练兵，大家才知道参谋长需要操心的事情也挺多的，这才又有了“副参谋长”。人民军队的正规化建设，就是这么一点点发展起来的。

    转眼到了44年的5月，骑兵团从浚县移营到滑县，部队分散驻扎开展“整风运动”，批判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二连住在高平集。
    这时候，杨得志司令员带部队去延安保卫毛主席了，冀南和冀鲁豫军区合并，成立新的冀鲁豫军区。黄敬任政委、宋任穷任司令员，杨勇和王宏坤任副司令员，原四分区也改称为第九军分区。杨勇副司令员对骑兵团挺重视的，他不仅来看望大家，还让供给部用钢轨打造了400多把新马刀，全是日本样式，刀鞘是傅家选部长亲自设计的，既合用又美观，战士们高兴极了。
    5月20号的白天，骑兵团各连的机枪都被抽调走，去协助二十一团清除双村营据点。
    当时，日军正集中主力，进行旨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豫中会战，郑州、许昌已被敌人攻占，到处都在传言蒋鼎文跑了，洛阳也要陷落了……这期间，原本驻扎在汤阴的伪孙殿英部也配合日寇的行动，突然窜入浚县和滑县，其前锋暂八师的一个营进入了双村营，着手把民房改建成据点。九分区张国华政委（司令员赵承金去延安了）决心趁敌人立足未稳，消灭掉这股先头部队。据情报说，这时孙殿英的其他部队都远在浚县，由扩编后的二十一团完成战斗任务应该问题不大。
    刘大爷记得那天晚上，他正结合整风运动的体会写检查，到点了还没睡。
    前些日子，骑兵团在浚县黄辛庄打援，消灭了日军40多人。战斗结束后部队回营，刘大爷带着二排作为前卫，搜索前进。转过一片青纱帐，迎面遇到十来个伪军，于是发生了遭遇战。二排的尖兵在战斗中牺牲了，而伪军们都被骑兵砍翻，就在这时，刘大爷看见前面有个胖子正拼命往村子里跑，他策马就追。
    追了一阵赶上了，八路问：“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要跑？”
    那胖子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说不出话来，一会点头一会摇头的。
    看见胖子挎了一个包，担心里面有武器，让他交出来。说了两遍没反应，刘排长就伸手去拽。那胖子也不知吃错了什么药，抓住挎包带子一挣，反倒把骑马的人扯到了地上。当着部下的面，刘排长的脸丢大了，情急之下，挥起马刀就把胖子的胳膊砍断了。
    事后一查，挎包里装的是钱和帐本，这胖子也就是附近村子里的人，和汉奸并没有关系……这下，八路犯错误了。
    给个记过处分，结合整风运动检讨自己主观主义的错误。
   
    夜里快11点钟，刘大爷正点着油灯写检查，听见通讯员在外面喊：“紧急集合！政委有命令，快到双村营去打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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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续三十六） [王外马甲]
保卫根据地（一）

    双村营战斗，按最初的设想只是一场规模不大的攻坚战——即以八路军的一个主力团（二十一团），歼灭深入我滑县根据地、立足未稳的伪军一个营。当时，日军正在实施“豫中战役”，忙于进攻洛阳；而孙殿英部其他部队尚远在浚县，冀鲁豫第九分区的领导因此认为，组织这样一次战斗是可行的。
    但是，其他的一些情况却影响了战局。
    从敌人方面来看：首先，进驻双村营据点的这个营，属于孙殿英的“王牌”二十二团，兵力足武器好、意志顽固、战斗力较强；其次，20日白天，一位参加过支前会议的地方干部违反纪律，携带会议记录进入游击区办事，结果被伪军杀害，随身物品被搜走。孙殿英在得知我军的作战部署后，立刻命令浚县的暂八师各部驰援双村营，同时他还向日军求救，因此，途经浚县白道口的一个日本步兵小队和一个炮兵小队（有两门炮）也参加了这次行动。
    再看我军的情况：九分区司令员赵承金随杨得志去延安，二十一团常仲连团长也跟着走了，一时间，上上下下都没有军事主官。军分区张国华政委当时的主要精力是在抓整风学习，作战准备得不够细致。
    骑兵团各连分散驻扎开展整风运动。团参谋长王玉珂、作战参谋张玉臣、李华珍、侦察参谋边乔以及三连长、五连长等十名连以上干部被派往太行山参加政治学习（有的学习完毕就调走了），副团长万怀臣也带人到范县（军区所在地）去学习。守家的况玉纯政委（兼团长）和政治部主任李庭桂，主要工作也是在搞整风，全团都没有要打仗的准备。
    二十一团那边，刚从地方上补进了三个连，扩编成了一千多人的大团，可就是人增加了装备却没增加，所以打攻坚战要临时从骑兵团借机枪。他们的政委也带队去整风了，其他干部有的上太行山有的去军区，走了好些，各连队只留下个把看家的。恰好20号这天团里分来十个抗大七分校的学生，听说要打仗，一路从甘肃赶过来的学生官们怎么坐得住，强烈要求上一线。连队正好缺指挥员，结果，除了一个学无线电的，其他人全下了连队。这些学生刚放下背包，连上级下级是谁都认不全，夜战攻坚只能带头冲，很快就牺牲了。

    44年5月20日夜里11点钟，刘大爷正借着油灯写检查，听见通讯员在外面喊：“紧急集合！政委有命令，快到双村营去打阻击”。
    原来，二十一团当天晚上发起攻击，一开始还算顺利，清除掉外围工事后，只剩下中心的几处大房子和一座小楼。夜里10点，敌人的援兵突然到了，伪二十二团团部及特务连冲进去和守敌汇合，使双方陷入了对峙。八路军把包围圈放开了缺口，可敌人并不逃跑，二十一团于是意识到守军有可能是在等待增援，就立刻向上级报告，并请求骑兵团进行阻击。
    况政委得知情况后立刻派出通讯员，命令各连尽快赶往双村营设伏。
    二连的驻地在高平集，距离双村营约四十华里。大家一路快马加鞭，刘大爷心里还有点犯嘀咕：这伪军连夜长途增援，真是件少见的事情，别是二十一团搞错了吧？
    连队到达离双村营不远的付集，况政委团长站在路口，通知部队把“马桩”设在这里，李庭桂政治部主任也抓紧时机进行战前动员，说：一连已经上去了，表现得很好，大家要发挥勇猛顽强、不怕牺牲的作风，坚守阵地……正说着，一连长廖振美的遗体被抬下来了。
    一连和团部住在一起，因此是最先到达指定位置的。他们顺着道沟摸着黑往前走，心里却和刘大爷一样地不大相信伪军会搞夜间长途驰援。可是不曾想，敌人的第二批援军已经到了。
    道沟里有些积水，挺滑。一位姓康的班长走在最前头，走着走着突然大喊一声坐在了地上，连长跑上去问怎么了，回答说是踩到蛤蟆以为是蛇，惹得大伙都笑。副指导员王克（一连指导员开会去了）说“要不我陪你走前面吧”。走没多远，康班长又是一声大叫摔倒了，王克紧跑几步想去扶他，却也跟着惨叫一声。战士们都嚷“怎么回事”？连长廖振美有经验，立刻掏出驳壳枪朝前面猛打，大家这才明白俩人是被敌人刺刀给捅了。
    夜间遭遇战，双方都不清楚对方的情况，混战下来，八路军把敌人打回去了，还缴获了一挺重机枪（意大利造花眼机枪）。可一连也伤亡了三十多人，其中就包括他们的连长。廖振美是接替副团长万怀臣担任一连长的，由于是在黑暗中，没有人看清他牺牲的过程，但可以肯定，他是与敌人肉搏到了最后一刻。
    一连的重伤号陆续抬往“绷带所”，现场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二连布置二十个人守马桩，其他的人立即上前线。就在这时候，一群战马疾驰而来，在前头的是九分区参谋长胡乃超，他弯腰向况团长问了几句话，就打马接着奔往双村营。胡乃超参谋长是二十一团的老团长，他是听说情况有变，紧急从昆吾赶过来指挥部队的。
    阻击线距离双村营将近三里地，六百多米长，旁边有座大庙，侧面是后张楼村，二十一团派了一个连在那里防守。
    二连到达阵地以后，连长张起旺就跑到一连了解情况，大家都看见阵地后方摆放着一排烈士遗体。双村营那边枪声响得很紧，战士们一边挖单人掩体，一边期盼着二十一团赶快把敌人解决掉。
    刘大爷检查完排里的工事，就趴在自己掩体里架上枪，再把手榴弹和马刀摆在旁边。他是排长，虽然有支驳壳枪但一般很少用。一则是因为那枪太旧，子弹打出去以后就开始翻滚，最后竟然横着拍在敌人身上，没多大杀伤力；二则是子弹也少，手枪子弹本来就难缴获，再加上团里那些连长指导员和参谋干事们一见到小排长就问：“有子弹么，拿几颗来”，孝敬完领导，自己就没剩下什么了。所以打起仗来宁愿用步枪。
    一连和二连的轻机枪都借调出去了，刚才缴获的那挺“意大利大花眼”就成了唯一的重武器，从连长那头传话过来说“第一轮，打五枪”。这么黑的天，至少要放到五十米以内才能开火，每人开五枪，射击频率是很高的，大家于是知道面对的敌人数量不少。
    刘大爷把弹药准备好。子弹都是事先挑选过，那时侯弹药来源复杂，有的是缴获的有的是自己造的，“品相”也各不一样。平时要经常检查，打仗的时候，“歪瓜劣枣”先打，看上去靠得住的后打。因为前面的卡壳了不要紧，敌人还离得远，如果最后时刻出问题可就麻烦了。
   
    夜里一点钟，敌人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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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续三十七）
保卫根据地（二）

    夜里一点，敌人上来了。
    黑暗里看不见人，只听见正西方向不断有枪打过来。枪声比较零乱，能判断出是在行进中射击。隔了一阵，七十米外出现了影影绰绰的人群，刘大爷就对左右两边传话：“检查马刀和手榴弹”。
    马刀、手榴弹应该放在身边趁手的地方。夜间趴在工事里，人一紧张，这些东西就经常会滑落到一旁。即将开战之前提醒一下，一方面能够缓解战士们的紧张情绪，另一方面也可以再熟悉一遍战斗程序。
    敌人刚露了点影子就不前进了，接着就用机枪扫过来。老兵们都知道这是火力试探，想引诱防御阵地上还击，刘大爷赶紧吩咐：“别动，别打枪，等信号”。
    伪军试探了一会就往前走，能看出大约是300多人的一个营。他们走十几米又突然趴下猛打一阵枪，看看没动静，以为阵地上没有人了，就端着枪以密集队形往上冲。60米、50米、30米……战士们手心都捏出了汗，连长那边的枪响了。
    一百多杆步枪同时射击，敌人顿时象“麦个子”一样倒了一片，接着又是第二排枪……敌人乱了一阵就退了。刘大爷打了四发子弹，听见连长喊：“冲锋，追上去”，大家就跳出掩体，冲入敌群。抓了十多个俘虏，又缴获了一挺意大利机枪。
    往前追了八九十米，在夜色中看见前面有一片麦田，有人问“还追不追啊？”，连长张起旺说“不追了，回去”。刚往回走，从后面麦田里飞过来一排子弹，把张起旺打死了。
    张起旺是二连的老连长，陕西清涧人，和刚牺牲的一连长廖振美一样都是老红军。张连长在战斗中头部受过伤，所以说话有点结巴，耳朵也有些聋，要大声喊才能听得见，有时候别人和他谈工作，他笑咪咪直点头，其实什么也没听清，人家只好再去找指导员张存有说一遍。刘大爷自下连队就跟着张起旺，和他感情很深。把张连长往下抬的时候，战士们都哭了。指导员张存有（他和张起旺是同乡，49年4月牺牲）说：“同志们，不要哭，守住阵地、多消灭敌人，为连长报仇”。
    况团长和李主任也到阵地上来鼓舞士气。他俩审问了俘虏，知道我军当面的是伪二十二团的两个营，由于连夜急行军掉队了不少，所以人员并不完整。但据说，伪暂八师的其他部队也正在赶来。况团长告诉大家：分区胡乃超参谋长正指挥部队攻打双村营，只剩最后两个堡垒了。骑兵团三连和四连马上就要到达，大家一定要有信心守住阵地，保证二十一团完成攻坚任务……就在这时，听见双村营那边“轰隆”好大一阵爆炸声响，战士们都说“好啦好啦，又干掉一个大堡垒”。
    其实，这个爆炸声并不是什么好事。当时，二十一团准备清除敌人工事前的鹿角障碍，再对一所石头房子进行爆破，现成的炸药包填药量不合适，战士们就拿来四五个炸药包临时分包改装。不巧遇到敌人冲出来反突击，扔过来一颗手榴弹引爆了炸药，当场把周围的指战员全部炸死，二十一团也不得不暂时停止攻击。
   
    凌晨三点，四连进入了防御阵地。他们的驻地距离双村营最远，所以最后到达。在此之前赶到的三连被当作预备队，五连则负责守马桩。四连的五挺机枪都还在手里（这也是因为他们住得远，机枪没有借出去），况团长指定四连长李树茂统一指挥阵地上的三个连，并再三交待追击时不要追得太远，能消灭多少算多少，关键是要守住阵地。
    四点多钟，天已蒙蒙亮了，四百多名伪军从正西方向开始进攻。这一次敌人很小心，采用了交替前进的方式，端着枪走几步就跪下观察，让后面的再往前走……机枪不停地掩护射击，还有“特级射手”朝阵地上打冷枪。不管敌人怎么弄，八路军依然是沉着冷静等待着。
    敌人靠近到五六十米左右，李树茂命令“打！”，机枪、步枪立即同时开始射击。伪军往后退了一段距离，又在督战队的压迫下返回来，冲到离阵地三十米处。八路军再次以密集的火力压制住了敌人。
    刘大爷正在甩手榴弹，指导员张存有跑过来推着他喊：“快到一连那边去！”，他不知道怎么回事，急忙带着人就走，跑了一截才看见，西南方向又上来了伪军一个营，正以密集队形向一连冲击，并且已经接近了阵地前沿。团长况玉纯不知什么时候也来到了最前线，挥舞着手枪高喊：“不能退，不能退！KP员带头冲上去！把敌人打回去”。
    二连汇合到一连和团警卫排中间，拼命与敌人搏斗，刘大爷手榴弹扔光了就跳出战壕拼马刀，马刀插在敌人身上来不及拔出来就用驳壳枪打，手枪子弹打光了又拣起步枪拼刺刀……等终于把敌人打退了，才发现自己嗓子已经哑得说不出话来。一回头，看见指导员张存有也累得吐了血。
    清点人数，阵地上一连和二连加起来只剩下63人。李庭桂主任问况团长要不要把三连调上来，他摇了摇头，只是命令后面的连队送一些弹药来。
    四连也把敌人打退了，李树茂见了团长还说：“就是你吩咐的不让追远，结果害得我们连没缴获到机枪”，大家都笑了。
    战士们立即进行伤亡人员的救护和后送工作，这场战斗骑兵团没有后勤支援，这些工作都要靠自己完成。轻伤员可以不下去，但重伤号是一定要送走的，否则会影响部队情绪。
    这期间，双村营那边的枪声一直很激烈。骑兵们嘴里不说，心里确实有些着急，觉得二十一团进展得太慢了。不过，通过刚才的战斗，大家也意识到孙殿英的这个“王牌”二十二团，的确比一般伪军的战斗力要强。
    早晨六点多，天已大亮，敌人又开始了新一轮进攻，这次，从西面和西南面总共上来了一个团的兵力。他们还是老一套，先用机枪掩护着，再从麦田里走几步蹲一下地往前拱。八路军依然是不动声色，放近了再打。这伙敌人明显不如刚才的伪二十二团，骑兵团一顿猛烈的密集火力打击，他们立马就败退了下去。
    就在这时，日军炮兵小队的两门步兵炮响了，这完全出乎八路军的预料。据刘大爷说，当时部队根本没想到要防炮，机枪全都集中在了侧面。日本兵的炮打得很准，“卡—孔”一声就掀翻了机枪工事，连续“卡孔”几下，我军的火力点就没有了。
    败退下去的敌人在炮火的掩护下反攻了回来。一连、二连抵挡不住，逐渐后退，伪军一步步追上来，并越过了四连的前方，这样，八路军的防线就成了个“Ｌ”的形状。看见伪军已经冲上了阵地，日军的炮火就转而轰击双村营去了。这时候，四连开始实施侧射，并趁着敌人慌乱迅速冲杀出来，把伪军切成了两截。一、二连也立刻转为进攻，夹击前面的敌人，骑兵用仅剩的一挺机枪猛烈压制后面的敌人。激战之后，八路军抓了三十多个俘虏，伪军们丢下七十多具尸体四下逃散了。
   
    日军的炮火持续炮击着双村营。七点过钟，况玉纯团长和李庭桂主任召集干部们开会，通知说：双村营的敌人除小股还在固守以外，大部分已被消灭，但分区胡乃超参谋长也受了重伤。军分区首长已命令攻坚部队撤出战斗，要求阻击部队进行掩护，保证胡参谋长安全转移。
    况团长说，在攻坚部队顺利撤出前，我们不能让敌人越过阵地，但阻击部队也要分批撤退。他命令：一、二连先撤，四连负责阻击。
    团长让四连把阵地收缩到道沟一侧，靠近那座大庙，并且说侧后方的后张楼村有二十一团的阻击部队，可以进行交叉掩护。四连的干部说：“放心吧团长，无论用枪打用马刀砍，我们决不能让敌人通过阵地”。况玉纯很高兴，又交待了好些话，这才带着刘大爷他们撤了下来。
    八点钟左右，阵地上又打响了。付集这里的绷带所和重伤号已经撤走，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着二十一团那边的消息。九点钟，李庭桂主任从电台室出来喊：“可以了！任务完成了”。大家都很高兴。
    可就在这时，四连通讯员马珠捂着受伤的肩膀跑过来，交给团长三个公文包，说：“我们连被敌人包围在道沟里了，李连长受重伤昏迷。马副指导员要我向团长报告情况，四连就是只剩一个人，也要守住阵地”。

    况团长急了：“不行！一定要通知他们撤下来，一定要把他们撤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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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续三十八）
保卫根据地（三）

    四连被困在大庙西侧的道沟里了。
    四连的阵地是南北走向、不到100米的道沟，位于大庙以西，距离付集大约二、三华里。上午9点，敌人展开了新一轮攻击，战士们顽强阻击，给予伪军很大杀伤，但敌人也察觉到我军防守兵力不多，所以受到打击之后并不完全退下去，而是粘在前沿附近爬着打枪，再从后面不断地发起进攻。四连经过近一个小时的激战，只剩下不足三十个人，逐渐退守到道沟的尽头。
    道沟的尽头是大庙前的广场，穿过这个小广场向东不远，可以进入另一条通往付集的道沟，四连计划在这里坚守。部队刚往下退，突然打来一阵机枪，把道沟口的几个战士打倒，连长李树茂起身观察情况，也被子弹击中头部，立刻昏迷过去。
    子弹是从南面的朱照村打来的。朱照村本来有二十一团的一个连防守，那是新编进的地方部队，缺乏战术协同观念，竟然没有通知骑兵团就转移了阵地。敌人援军得知八路军撤退，就乘机迂回到朱照村，在小楼上架起几挺机枪，用侧射火力，居高临下地封锁住了我南北道沟。四连毫无准备，顿时被打得趴在沟里难以动弹。
    班长李元海想把受重伤的连长送下去，才到大庙广场边上就中弹身亡，战士白冒赶紧又跑过去把连长抱回来，刚进道沟，还没来得及放下伤员又被机枪打倒，牺牲了。副指导员马书龙说：“同志们，情况大家都看见，退路已经断了，现在我们只有一条，就是横下决心、死守道沟，寸步不退”。战士们都喊：“和敌人拼了！”
    马书龙把连干部的公文包交给通讯员马珠和张致新，嘱咐说：“向团长报告这里的情况，四连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守住阵地”。阵地上集中了全部火力压制住小楼上敌人的火力点，两个通讯员趁机往外冲，结果，张致新被打死，马珠肩部受伤，突了出去。

    况玉纯团长立刻派三连进攻朱照村，要求他们拼死冲击小楼，无论如何也要给阵地上争取十分钟时间。他自己则带着警卫和通讯员进道沟去接应四连，刘大爷和一二连的几个干部骨干也赶紧跟在后面，大家都清楚，如果担任后卫的四连今天真的覆没在阵地上，给骑兵团士气和声誉的打击将会是致命的。
    到了大庙的东面，听见四连正在对面道沟里激战，况团长命令团部通讯员小张去通知四连抓紧时间撤下来，还特别强调一定要把李树茂带下来。这小张，因为发型怪异得了个外号叫“小钢盔”，非常聪明灵活，他趁着刘大爷他们开枪吸引敌人火力的当口，一溜烟就跑进西面道沟里去了。
    过了一会，三连在朱照村那边打响了，小楼上伪军的机枪立刻熄了火。刘大爷他们迅速向四连靠拢，一通手榴弹把阵地前的敌人打退，再交替掩护着往回撤。这时候，四连阵地上仅剩下十四个人了。
    李树茂被抬了下来，刘大爷看见他头部右侧流着血，在耳边喊了几声，他睁开眼睛，嘴唇动了动却说不出话来。团长赶紧派人往下送，还吩咐卫生员专门跟着李连长。“要保住他的命，他是四连的老人”。
    听见这话，刘大爷不由得心里一缩。他想起自己三八年入伍时还没有四连呢，他们是在漳河店伏击战以后，改编“新兵独立营”成立的新连队。从那时候算起，四连初创时期的指战员，到现在真的只剩下李树茂一个人了！
   （48年李树茂副团长牺牲。这意味着抗战前期在四连战斗的八路军战士已全部阵亡。也因为如此，马甲我在叙述骑兵系列的时候，虽然很想多讲讲骑兵四连的事迹，却总是苦于找不到第一手资料。我只知道，在抗战期间，曾经担任四连连长的有：特级战斗英雄李树茂，一级战斗英雄韩永正、姜福占和周开树。他们牺牲时，年纪最大的27岁，最小的21岁。）
    四连的人撤下来，刘大爷他们三个在后面掩护着，最后撤出阵地。大刘先通过广场，马书龙和“小钢盔”跑在后面，马副指导员刚跳进道沟，身边的“小钢盔”却被一颗子弹打中后脑，一头栽到沟里，当场就牺牲了。团长正在前面等着，急切地问：“背的是谁？”，刘大爷说“通讯员小张牺牲了”。况玉纯就要过来背“小钢盔”，大家抢着不让，况团长说：“他跟了我两年了，让我最后送他一次吧”。于是就一直把小通讯员背了下去。
   
    骑兵团退回到高平集，发现二十一团把这里当作了伤兵站。
    二十一团也许是事先没预料到战斗的严酷性，所以只准备了中心救护站（绷带所），没有设置伤员转运站。这时候，场院上已躺着二三百位伤号，并且担架队还在不停的往里送。轻伤员还好办，救治以后就可以分散转移到群众家里，而重伤员老百姓却不敢收，必须由医疗队照顾。没有床，伤员就成片地躺在露天场地上，鲜血染红了身体下面铺着的麦秸，染红了大地,有的战士不声不响就牺牲了。乡亲们烧水、洗绷带、抬伤员，儿童团的小孩子也忙着抱麦秸，运柴草，到处是鲜血和眼泪，气氛十分悲伤。
    过了不久，刘大爷又听说，二十一团的老团长、军分区参谋长胡乃超也牺牲了。
    刘大爷有个堂弟在二十一团，俩人一见面，堂弟就说：“唉，这一仗，可把咱们二十一团打残了……”。

    其实，这一仗，把骑兵团也打惨了。
    虽然在我看见的回忆文字中，没有一个骑兵战士愿意承认这一仗是失败了。我以为，这是老人们的固执，毕竟，他们在这场血战中拼搏出了全部的毅力，他们在精神上是正义者，在历史上是最终的胜利者，回顾往事，他们有权利保持自己的骄傲。
    我尊敬老战士们的情感，但实事求是地说，双村营战斗，八路军两个主力团确实是败在了伪军的两个主力团手上。尽管从潜意识上讲，我总觉得，八路军在日军面前吃点亏还可以理解，但对付伪军或国民党杂牌，应该摧枯拉朽才对。可是，事实并不总是如此的。伪军也有能打的时候，八路也会犯错误。
    双村营战斗之后，骑兵团开往黄河西岸灰池一带休整，经过补充，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而二十一团则被调到滨河区去打游击了。

    刘大爷有个堂弟在二十一团（就是他那位“犯错误”的漂亮堂姐的弟弟，原来叫刘金树，后来叫金树），所以马甲我以前大致听说过该团的一些情况，但并不十分清楚。前段时间，夏翁指示我整理一下八路军团级单位的沿革情况。我于是托人找了一点相关资料，先把这二十一团来龙去脉的线索报告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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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外一篇）
报告夏政委：

    说起来，这二十一团原先的底子是吕正操司令的部队，最早是东北军第53军130师691团一营，37年成为冀中人民自卫军一团，38年改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七支队二十一大队，39年扩编为八路军冀中军区二十一团。40年，编入程子华领导的南进支队，到冀南参加讨伐石友三，从此就基本上留在冀南活动。二十一团参加了百团大战，在当时是很能打的老部队。
    43年1月，二十一团被张国华从冀南要到了冀鲁豫军区第四军分区（和骑兵团的情况一样，只不过时间稍早个把月），还是叫二十一团。可这以后的一段时间，二十一团有时候却表现得不大象一个老牌的主力部队，说起原因，刘大爷的意见是团长换得太频了。
    21团到冀鲁豫军区之后，先是副团长胡乃超升任团长。这胡乃超是东北军出身，指挥作战刚毅果敢，走的是勇猛的路子，奔袭南清店、强攻古云集、伏击南清路、激战东北庄，号称 “惹不起的胡司令”。但这么一来部队伤亡当然也大，后来就换了常仲连当团长。
    常团长红军出身，擅长以军事活动联系地方工作，注重打游击。经常施展诱敌深入、化装偷袭的战术（索庄战斗打邵鸿基时，二十一团团长就是常仲连），还时不时把部队分散了配合地方武装活动，拿主力团当武工队用。有一次打地方土顽，常团长把部队放到村外设伏，自己带着几个人化装成伪军官去勾引敌人，结果被识破了，被打成重伤。于是又换团长。
    这回换了李亚峰。李团长也是东北军53军691团出身，只是比胡乃超更加勇猛，处处打硬仗。没多久（1943年8月），他在卫南战役中牺牲了，常仲连再来当团长。
    常团长接着打游击，并陆续吸收了一些地方武装，几个月时间，把二十一团扩编成了千人大团。双村营战斗前，常仲连团长去延安保卫毛主席了，胡乃超临时过来指挥，才发现诺大的一个主力团怎么攻坚能力这么差。一仗下来，把老团长打死了。
   （常仲连是55年的大校，64年的少将，最后当到沈阳军区空军副司令员。记得多年以前，常将军写了篇文章，说他在总书记的指挥下，带领二十一团驱逐了滑县和滨河的日伪势力，稳固了根据地。刘大爷看见了很不高兴，说：常仲连离开河南以后我们还在滑县苦战，他稳固了啥根据地？那个赵……被邵鸿基捉住了打屁股，又哪里会指挥作战了？）
   （以上这段，纯属传言，仅供在河里一乐。想转贴的朋友麻烦你发发慈悲，一定把这段删了。因为人家常仲连老将军还健在呢，要让他老人家知道了，马甲我可就完蛋了。常将军老当益壮，离休后又发明了“颐康常氏口服液”，送给世界冠军喝，用了都说好！不信？上网查一下就知道了）
    44年，二十一团的一部分去了湖西根据地，还叫冀鲁豫军区二十一团。留下来部分骨干和伤员，于44年6月（双村营战斗后一个月）改编为冀鲁豫军区九军分区十六团（老十六团去了延安教二旅）。
    九军分区十六团的发展比较简单。45年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三旅十六团，即后来的二野一纵三旅十六团， 49年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六军47师141团，一直是师主力团。因此，我们可以说：16军47师141团，是老八路二十一团的延伸。
   
    刘大爷的堂弟刘金树，去了湖西根据地的冀鲁豫二十一团，这一路比较复杂一些。
    抗战胜利后，八路军、新四军派兵去东北，冀鲁豫军区只去了一个团，就是这个冀鲁豫二十一团。它由邓克明带到东北，先是扩编为冀鲁豫八路军第25旅，接着又改为东北民主联军吉东军区警备第二旅（旅长邓克明、政委袁克服、副旅长邱会魁、刘建平）。
    当时同在吉东军区的还有两个旅，一个是第24旅（旅长王效明，政委袁任远）；另一个是警备第一旅，首任旅长金光侠(后来当了朝鲜的大将、外相)，继任姜信泰（后来当了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政委是唐天际。这两个旅的骨干都是老抗联战士。三个旅都使劲招兵、扩编，可那地方是延边呀，所以招来招去，都招了不少朝鲜人。
    47 年2月，赖传珠组建东满独立师，规定从第24旅及警备第一、第二旅各出一部。唐天际（升任东满独立师政委）知道底细，就跑来找邓克明，说“多给我点老八路骨干吧”，于是邓克明就编了个第四团给他，人员主要是冀鲁豫八路军干部和在沈阳以西招收的地方游击武装。这个四团就成了东满独立师第四团，随后编成四野10纵30师，为89团，也是后来的47军第141师422团，抗美援朝时出了个英雄罗盛教。因此，我们可以认为，47军的这个422团也是老八路二十一团的延伸。
   
    可是别急，刘大爷的那个堂弟刘金树没去东满独立师，他留下了。
    第二年（1948年2月），警备第二旅的部队和吉南军分区独立团合编为独立第六师（师长邓克明、政委钟人仿），接着，独立六师配属第43军，改称第156师。全师1.1万人随军进关，解放全中国。刘金树也就随部队打到了江西南昌。
    在南昌，156师脱离43军系列，留下了差不多一个团参加组建江西军分区。从道理上讲，这个团也应该算老八路二十一团种下的树，可我确实不知道它最后的发展怎么样，要不，去问问冰冷雨天？他看过江西军分区的部队搞武斗。
    那么156师的其他人去哪里了？上朝鲜了。
    156师朝鲜人多。其实到底是朝鲜人还是朝鲜族人，大家也弄不清楚，因为大部分人都出生在中国，家庭也在中国。首长们开会一商量，466团划出两个营算朝鲜人，467团也划出两个营，468团算来算去划出一个连，这些是非走不可的。可是，离上级的要求还差得远，于是朝鲜同志就开始做工作。当时正宗的朝鲜人都有些不愿意回北方，何况其他人，师里面的主张是不动员，不欢送，谁乐意去谁去。
    刘大爷的堂弟刘金树本来是怎么也挨不上朝鲜人的边的，可他是炮兵营副营长，属于技术兵种，所以就倍受拉拢。他那时候也没个国家地理观念，只觉得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南下和北上差不多，再加上一路往南边走总是吃大米，很不习惯，于是就问：“你们那里有白面么？”“有，有，当然有”。好吧，上朝鲜吃白面去！（没想到，到了朝鲜还是吃大米）。
    156师组建了组建两个团，一个炮兵营。由副师长全宇带领着就去了朝鲜。临走的时候只说他们有新的任务，谁也不知道是要去打仗。
    到了朝鲜就开打，一直打到洛东江。156师被编为人民军7师（战争开始后改为12师），在洛东江突出部战役时拼得只剩不到2000人，所以先行后撤休整，结果刚好躲过了美军的反攻。50年志愿军入朝时，由四野部队组建的三个朝鲜师，只有156师改编的12师没被打散。
    80年金日成访华，纪念抗美援朝30周年。刘大爷的堂弟也回家探亲，听说他改了名字叫“金树”，政府还用外宾的规格接待他。村里人很纳闷：都是一个祖宗出来的，怎么他就成了外宾了？

    马甲我也揣摩不定：这朝鲜人民军的12师，该不该算是老八路二十一团种下的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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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续三十九)
扩编反顽

    双村营战斗后，骑兵团开往黄河西岸的灰池一带休整，伤员也在陆续归队。
    44年6月中旬，团领导召集干部开会，宣布将骑兵二连并入四连，于是新的四连成为红马连，也成为了红军连。周开树任四连连长，原二连指导员张存有调到团部任总支书记，刘大爷也到四连任二排长。
    刘大爷虽然对这样的变动感到有些莫名其妙，但看到领导们很兴奋的样子，凭直觉认为一定是有什么好事。
    果然，第二天来了一彪人马，刘大爷认得领头是十分区骑兵连长李明德，于是就问李连长来这里干什么，他回答说：“来参加骑兵团呀”，大伙顿时高兴极了。这以后的一些天里，到骑兵团来报到的人员络绎不绝，有成编制来的，也有零散来的；有骑马来的，也有步行来的。很快，团里就有了上千号人。
    骑兵团以往一直是六个连以下的小团，这一次终于成为了货真价实的主力大团，人员一千五，战马上千匹！扩编后的团队，除团部以外，还包括：
    第一营：一连（原红一连，黑马连），二连（原十一分区骑兵连），三连（原红三连，白马连）；
    第二营：四连（原红二、四连，红马连），五连（原九分区骑兵连），六连（原十分区骑兵连）；
    特务连（七连，原骑兵团五连，现在上马了）；
    第三营（步兵营）：八连，九连（原军区直属队一连、二连）。
    冀鲁豫军区随即宣布命令：况玉纯任骑兵团团长，李庭桂任政委，万怀臣任副团长。刘大爷所在的二营，营长吕兆清（原三连长），教导员王凤翔（原五连指导员），副营长是李树茂。
     整编之后，骑兵团兵员增多、战马增多、武器装备也增多了。新编进的部队中最装备整齐的要数十一分区骑兵连，一色的蒙古马、一色的新马鞍，一色的八一式步枪，这种枪是咱们军械所自己造的，比日本马枪长点，又比普通步枪短点，无论乘马射击或是下马步战都挺合适，这让大家都羡慕得不行。（刘大爷说，后来发现这枪有个毛病：开始的时候射击精度还可以，可把它那个折叠刺刀打开、合上一番，再打枪就没谱了）。
    新来的人员都没有马刀，于是就赶紧通知供给部。没想到这回军工厂弄糊涂了，他们找了把普通尉官军刀，照着样子做，结果比正规马刀短了10公分（日军骑兵军刀全长102厘米；其他兵种军刀93厘米）。于是，骑兵团就出现了一个特殊现象，挎长马刀的是三个老红军连，其他连队则挎短刀，这无形中给老连队的战士们增添了不少荣誉感和使命感。
部队扩编后，需要经过实战进行磨合，领导们正琢磨着找谁练手呢，有人就自己送上门来了。
   
    6月底的一天，骑兵团召开全团干部大会，总结整编工作。下午，因为天热，大家就改在团部所在地村外的一片柳树林里集中。会议刚开到一半，两个侦察员从南面疾驰而来，报告说邵鸿基的部队正在南岳集大小金寨一带抢粮。况玉纯问有多少人，回答说有四五百。
    况团长李政委商议之后，决定停止开会，准备打仗。大家听说要打仗，喜得一蹦老高，都上马回驻地去带各自的部队。况玉纯喊过二连的连长，说你们连队在南边，先过去把顽军抓住，不要让敌人跑了。二连长全福盛一边答应着一边就跟着一营长黄斌去做准备，他俩都是刚从十一分区来的，当然想让二连打个“开门红”。
    到大小金寨来的顽军是邵鸿基何冠三的六支队。这何冠三是西北军出身，他原先在高仲勋那里当团长，后来队伍被日本鬼子打垮了，就带着几十个人投奔邵鸿基（何与邵曾经在石友三部共过事），旋即委任为副司令兼六支队长。可是，邵鸿基自己不懂军事，兵权都在赵子安（“赵元帅”）手上，这让何冠三很不痛快。在索庄战斗中，骑兵团痛歼了赵支队，何冠三就假意“安慰”赵子安，陪他抽大烟，结果派卫兵把“赵元帅”打死在炕上，夺了他的兵权。何冠三的手下虽然人不多，可全都是征战多年的老兵痞，很精干，没多久就把邵鸿基原先的会道门骨干都挤走了，然后又招兵买马，掌控了实权。事到如今，邵司令后悔也没用，气急了只有到洛阳去诉苦（他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嘛），回过头来还得帮何冠三副司令筹粮筹款。
    这何冠三的确是抗日的，曾经袭击长垣警备队，打死一百多日本人，也算得上是条好汉。可他受邵鸿基的影响，坚决反共，号称要“打走日本人，赶走KP，成为华北领袖人物”，所以，八路军逮着机会就教训他一下。
    刘大爷他们赶回驻地，紧急带队伍上战场，可是到金寨以后，却看见战斗已经结束了，各连队正到处抓俘虏。
    原来，二连先赶到小金寨北边，本来也是想等后续部队到达再动手，可是有一个战士的下马动作不熟练，枪管子戳到了马脑袋上，那战马顿时惊了，嘶叫着朝前面乱跑。一营长一看情况不对，立刻命令展开进攻。邵鸿基的队伍是知道骑兵团的厉害的，遇见战马就望风而逃，从小金寨一直跑到大金寨，二连也跟着追下去。大金寨的敌人发现骑兵人数不多，就出来增援，双方搅在了一起。这时候，三连赶到了，举着马刀一路砍过去，顽军很快就投降了。
    这一仗消灭敌人四百多，可骑兵二连也伤亡二十多人，还牺牲了两个班长。
    四连没捞着仗打，很不甘愿，就四下分开来抓俘虏。二排在树林边遇到一个老乡提供情况，说是先前邵鸿基和何冠三往东跑了，刘大爷马上报告连长，周开树一听高兴坏了，命令二排赶紧先去追，“不顾一切疲劳，一定追上把他们歼灭掉”。
    刘大爷带领全排催马加鞭猛追了一个多小时，不见敌人的影子。几个班长都说：“连长他们没有跟上来，会不会是情况有变呀？再说我们追了这么长时间，人累马乏的，天也快黑了，干脆算了吧”。刘大爷也有些犹豫，但又一想：任务没完成，到时候挨骂的肯定是自己这个当排长的，可不能轻易算了。于是商量了一番，决定再追一阵，到天黑才回去。
    又狂奔了二十多分钟，前面有人向骑兵开枪。这下大家可高兴了，都说：“天老爷呀，总算是追上了！”。于是迎着枪声冲上去，战马奔腾，枪击、刀砍，不到十五分钟就解决了战斗，毙敌十人，俘虏三十二人。这些顽军一路逃跑，累得都站不住了，实在也没有什么战斗力。
    八路军挨个辨认邵鸿基和何冠三，没找到。发现一个人背了个大包，里面装着换洗衣服、钢笔毛笔、书籍本子，还有一把银色的左轮手枪和邵鸿基的私章。刘大爷看这家伙年纪轻轻的不象是邵老夫子，就问他是什么人，他说是邵鸿基的勤务兵，刚才邵司令和何司令命令他们在这里顶住，自己却骑马跑远了。这时候，天色已晚，刘大爷他们也就只好就此收兵。
    收兵回营，可是却迷路了。这一片是河滩荒地，到处是芦苇丛和柳树茬子，天黑了以后分不清方向，怎么走也走不出来，叫俘虏带路，他们也糊涂，同样找不到路，这可把八路军急坏了。人、马，又累又饿，俘虏也捣乱，躺在地上喊走不动，拽也拽不起来。刘大爷说：“起不来，那就地处理”。这么一讲不打紧，俘虏们立刻一骨碌爬起来求饶，说“能走、能走，这就走”。
    缴获的长枪，把枪栓卸了以后交俘虏扛着，可一两百颗手榴弹实在太重，就分几批引爆销毁了。大家接着摸黑往前走，走着走着发现远处有火光，大家高兴极了，立刻向有光亮的地方前进。
    晚上九点多钟，走到了火堆跟前看见连长了，接着四连、二连和特务连的人都出来，把刘大爷他们“包围”了。周开树说：“先前听到炮响，认为你们遇上了大股敌人，可是又没听见枪声，不知道怎么增援，实在担心得很”。
   “我们迷路了。那炮声是我们销毁带不了的手榴弹……”。

    回来的路上，刘大爷和二连的人套近乎，“十一分区原来没有骑兵连呀，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刚成立的。前段时间,敌人在济宁道设了一个训马场，派六个鬼子技师训练蒙古马。游击大队逮着机会就去偷，第一次偷了四十四匹，第二次偷五十三匹，第三次偷了六匹马和八十二副马鞍，把训马场偷得关了门，分区就建立了一个骑兵连”。
    （这事挺好玩的，以后单独蒸包子吧）

    第二天，刘大爷拿着邵鸿基的左轮手枪去团部，请求多玩两天再上缴，况团长一看见这手枪眼睛就放光，立刻就夺了过去。这枪太漂亮了，通体雪亮，枪把子还是镶银的。况玉纯说：“这么高级的宝贝是你能玩的么？这枪连我也不敢用，估计到军区也留不住，要送到上级首长那里去”。
    不过，况团长给了刘大爷一把崭新的九四式，那是一种能上七颗子弹的日本手枪，适合左手握枪，指哪打哪，骑兵使用起来很方便，比刘大爷原先的二把盒子强多了。
    大小金寨战斗，邵鸿基又送给八路军二十六挺机枪，三十架马车，外带其他许多武器弹药，解决了骑兵团扩编后的燃眉之急。大家都表扬这老小子表现真不错。

    部队休息了几天，上级传命令下来：骑兵团挺进苏北，支援新四军四师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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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续四十)
湖西反顽(上)   

    44年7月，上级下达命令，要求各部上报留守人员和病号名单。骑兵团是老部队，立刻知道又要机动作战了，虽然不清楚要去哪里，各连队都已着手进行出发准备。可是等了好几天，上级发了防暑药又发防病药，军医也把战马检查了一遍又一遍，可就是没有动身的消息，大家都觉得奇怪。
    7月18号下午，刘大爷出去遛马的时候，听区政府的通讯员说一大早就看见几个主力团向东边开拔了，他立刻回到驻地把暂时用不着的东西都捆起来送到留守处去。连里战士弄不明白，刘大爷解释说：“步兵先走一天，战场肯定很远。大热天长途行军，带那么多累赘干什么”。听的人都觉得有道理，于是跟着照办。
    四连把东西送到营部，李树茂说：“咦？我正要去通知各连轻装呢，你们动作倒快”。大家嘻哈一乐：“都是老兵了，谁能不懂这个”。
    果然，第二天一早，团长就宣布出发，说是根据朱总司令的命令打击顽军，要求各部队保持行军军容和速度，路上如遇敌情，不可恋战，要勇往直前地冲过去。李庭桂政委也讲话：天气炎热，长途行军，要保证人马健康；穿越封锁线、通过游击区时，要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部队出发，穿过长垣、东明、定陶、成武、单县、丰县，向沛县方向集结。三个红军连交替担任团队的前锋，每经过一个地方，老百姓都涌出来看热闹：“哇！好漂亮的红马，呀！好多白马，啊，好漂亮……”，骑兵们于是十分得意。
    骑兵走到哪里都经常被追着看，因此战士们也就爱漂亮，有了点虚荣心。肚子再饿，军服一定是整整齐齐的；裤子再旧，一定是干干净净的。每当进村庄、过路口之前，小伙子总要赶紧检查一下马镫亮不亮，鞋子脏了没有，然后扎好绑腿、整理军刀、系紧腰带，挺直身体昂起头，再把脸绷得紧紧的……你想啊，骑兵高坐在马上，人家大姑娘站在路边，眼光正好从马镫子往上瞄，所以，必须从鞋底到下巴颏都经得起检查才行。这时候，谁都愿意把自己的形象表现到最高水平。
    行进了三天，骑兵团追上了步兵部队，骑兵在步兵面前总是装成一副轻轻松松、满不在乎的样子。就算是屁股磨得生痛、腰背累得抽筋，也得端着肩膀、斜着脑袋，做出十分逍遥自在的表情。人家步兵其实也不爱搭理骑兵，本来嘛，大热的天，正尘土飞扬地赶路，身边偏又来了些装模做样的家伙，谁能不心烦呀。也有些爱说话的会打个招呼：“喂，骑马的，你们行军一定挺痛快吧”。骑兵们就谦虚地回答：“哪里，还是比不上你们走路实在啊”。
   又走了两天，骑兵团由后卫变成了前卫，于是就展开战斗队型，四连也和敌人有零星交火，迅速突破了封锁线。可打仗的时候，刘大爷却不在作战队列里，他被罚到炊事班去了。

    事情是这样的：
    八路军夜晚住宿在老百姓家里，第二天部队开拔后团部要派人逐户调查，如果群众反映有违反纪律的情况，部队必须把责任人叫回来赔偿并道歉。一天上午，团部宣传员追到队列里，说四连二排昨天住宿时把房东家的锄头弄断了，要赶紧派人回去赔。刘大爷问是谁干的，大家都摇头，说我们挑水扫地睡大觉用不着使用锄头，那老乡肯定是在讹人呢（这种情况也是有的），刘排长也就不理睬这事了。
    团部总支书记张存有在村里等了好久也不见二排的人回来，只好自己掏钱赔了锄头，气乎乎地追赶队伍。
    部队仍在行进，路边有个小孩，张着嘴瞪着眼傻呵呵地看呆了。刘大爷觉得好玩，掏出颗玉米粒顺手丢过去，没想到正巧扔进他嘴里，那孩子一惊慌就吸进了气管，差点没憋死。几个家长围着八路军又哭又闹，恰好被赶回来的张存有看见，总支书记气不打一处来，当即就罚刘排长去了炊事班。
    据说步兵的人被罚去炊事班，要干的活是背大锅，这是不是真的我不知道，反正骑兵不背锅，刘大爷要干的活是担水磨面。到井里担水和推碾子磨面都最重的家务活，过去北方人说“缸里没面打婆娘，瓮里没水骂汉子”，表明这活确实没人爱干。
    全村就一口井，排着队一桶一桶地提。有的地方干旱，一口古井老深，半天摇不上一桶来，等得不耐烦了先去趟茅房，蹲够了出来一看，咦？他还在那里摇辘轳呢。磨面也是这样，全村就一个石碾子，白天老百姓要用，部队只能晚上磨面，战马是不能干这活的，全要靠人工，转得头晕眼花还磨不出一斗面。你想，全连那么多人，一天得喝多少水吃多少面，真是累死人。刘大爷打小就没干过这种活，才干了一天就琢磨着换个工作，上灶做饭去。
    那时候在河南，老百姓家里是“一天两冒烟”，可部队不同，一日三餐。早饭喝糊涂（也叫“俩头”。因为低头一看，碗里还有一个头）；午饭吃疙瘩；晚饭喝汤啃窝头，一般没有什么大的改变。一个星期吃一顿“高头饭”(小米干饭加上点菜浇头)，如果能再配上碗“蒸菜”，有盐有醋有猪油，大伙简直就高兴坏了。象电影里演的炊事员担着肉包子喊开饭，刘大爷那时没见过。
    不过行军打仗时伙食确实是要好一点。好在哪里呢？早上加几个菜馍，晚上面汤改面条，中午没变化。不过窝头做的比平时多，可以管饱，有时还有菜窝头，于是不饿的人也揣两个，留着慢慢吃。
    刘大爷毕竟是在大饭馆学过的，懂得配菜，试着做了一顿，战士们反映不错，于是免去了其他苦力活，专做菜馍菜窝头。这菜窝头之类的东西，就是在面粉、高粱、玉米面里头加上些红薯、萝卜、南瓜、葫芦、豆角之类，使它变得很大，吃起来有味，看上去也挺过瘾，其实不顶饿。
    不过要做菜馍就必须有菜。刘大爷拎着两个大筐出门了，正琢磨着先上哪家去访一访，迎面跑来几个小孩。于是问：“你们家有新鲜菜么？”
   “有啊，要多少？”
   “把这两个筐装满”
    小孩各自跑回家了，刘大爷就坐在旁边等。不一会他们就来了，搬个南瓜放进去，看看不够又去抱葫芦，再瞧瞧还是不满又去拿别的，一直到把两个大筐填得严严实实才住手。
    刘大爷问：“多少钱？”
   “不知道”。
    刘大爷也不知道，只好去问炊事班长。班长看了看，说给一块大洋吧，孩子们拿了钱高高兴兴地跑了。为什么要给大洋呢？因为这里是游击区，给边币等于是欺负小孩，人家没法用嘛。
    第二天一早，小孩们又哭哭啼啼跑来了，说是钱不见了。原来一块大洋没法分，他们就把它埋到河边滩地里，还做了记号。没想到晚饭后骑兵去刷马，把那一片踩得个乱七八糟，于是钱就找不到了。刘大爷陪他们到河滩去转了一圈，还真是难找。眼看部队就要开拔了，只好偷偷摸出一块大洋，说“在这里了，拿去吧”。其实那是他自己的受伤补助费（当时，伤员归队后可以享受一段时间的“细伙食”，如果不吃小灶，就可以换成钱）。
    小孩欣喜地接过大洋，看一眼，嘴又撅起来了:“不是这个，我那个比这个大”。原来这光洋有大小之分，虽然价值一样，但外表个头不同。
   “都是一样的，没关系”
   “不一样，我就要大的那种”。接着就哭起来。
    哎呀，没办法。只好回去找遍全连，好不容易才换了个大个头的。

    白天行军过单县的时候，刘大爷知道这里羊肉好，就和副连长王元力商量，俩人凑钱买了好几斤。晚上大家都歇着了，刘大爷就支起锅开始炖。王元力搬个板凳坐在边上看，过了没多久，也不知道周开树是真查夜还是鼻子好，反正就摸到厨房里来了。  
    进来就说好香就要掀锅盖，俩人赶紧拦住他说“连长别掀别掀，再等半小时，现在掀了就不灵了”。周开树说好嘛我过半小时再来。不一会，听见连部通讯员快马加鞭出村去了，王元力直喊完蛋完蛋，刘大爷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
    半小时过后，连长来了，还有指导员、副指导员和住在邻村的营长、教导员、副营长、副教导员……统统自带碗筷。进来就揭开锅盖猛整，连说好吃好吃。刘大爷这个“正主”忙活了半天却没捞到两筷子。
    大家都说：“大刘啊，你这手艺不当炊事员真是太可惜了”。
   “那好啊，我就留在炊事班算了”
   “想逃避打仗？没门。赶紧再弄两顿好吃的，等到了集结地，你马上就回二排打冲锋去！”。

    7月28日，经过九天的行军，骑兵团到达沛县，8月1日以前，其他各部队也都到达了集结地点。刘大爷一看，喝！冀鲁豫军区的好多主力部队都来了，七团、八团、九团、十团、十九团和骑兵团，加上十一分区的部队，这回是要在湖西打大仗了。
    这些部队中，七团、十团和骑兵团都是红军团。十团资格最老，前身是井冈山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2团，就是王佐、袁文才的那支部队；那个老七团更不得了，前身是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井冈山红四军第二十八团，后来的红一军团二师五团，林彪当过他们团长、陈毅当过党代表！
    十九团是“老瓶装新酒”，原来的老十九团跟杨得志去延安了。九团、八团和老七团先前都是教三旅的，号称“七团打，八团看，九团转”，转来转去的九团擅长打游击，是有名的“群众工作模范团”；而能打阻击的八团，就是以后的“水东八团”（关于这个团，咱们西西河的夏政委最清楚，马甲我就不罗嗦了）。
     
    这么多部队聚集在一起，把原本是游击区的湖西整得比根据地还热闹，周围的敌人都慌了，不知道谁会先挨揍。八路军战士们也都急不可耐。
    休整了几天，杨勇副司令员来了，他宣布，开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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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东西，给续上！


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续四十一) [王外马甲]
湖西反顽(中)  

      八月的夜晚，闷热得很，所以每到一个地方宿营，各单位都抢着去占村里的戏台(那里凉快)，其他骑兵则在老百姓的院子里打地铺。湖西是游击区，情况复杂，部队进村就放双岗，还放游动哨，对陌生人一般是许进不许出。刘大爷半夜查哨回来，看见房东还没睡，在门口探头探脑的，问有什么事他也不说，就起了点疑心，悄悄告诉哨兵注意点。
      第二天是8月4日，天刚亮战士们就起来做马厩勤务，打扫卫生、清理马蹄、给马喂料。早上时候战马除了喂草料，还需补充些豆料和食盐，另外还要饮马（马匹比人类需要更多的饮水，水分不足时会引发马匹腹痛），把马匹都喂饱之后，战士们才能够吃早饭。这一天，团里又通知部队要“整理军容”，大家就知道要有上级领导来检阅了，于是赶紧擦皮具、擦刀、擦枪，用碎砖块石块把马镫和马衔铁磨亮，再换上干净衣服。
      刘大爷正忙着，那房东捧着床毯子过来，说是要送给他搭马鞍子用，刘排长哪里敢要，没想到房东就哭起来了：“老总，你行行好，把我的牲口留下吧……”，把刘大爷弄得莫名其妙，立刻去调查情况。
      原来，这房东家有匹骡子。昨晚部队给军马喂料时，为避免骡子受伤害（烈马容易欺负骡子），就把它牵到外面去了，由于是晚上，战士们没有及时向老乡做解释，结果就闹出误会来了。刘大爷连忙把骡子拉回来，登门赔礼道歉，进屋看见房东一家人的模样，不禁乐了。大热的天，他们把所有的好衣服都套在身上，塞得臃臃肿肿的，这是怕当兵的抢东西呢。刘排长知道他们对八路军不了解，于是就给他们讲了一番人民军队的规矩。
      吃完早饭打扫场院挑罢水，骑兵就出发了。刚出村，那房东兜着些鸡蛋追上来，死活硬要送给子弟兵，战士们不肯要，房东说：“这是送给你们喂马的，让军马更有力气，使劲打耿聋子、刘黑七那些土匪龟孙”。
   
      杨勇司令员和上级领导在十多里外的一个坡地上检阅部队，骑兵列队以小步姿态行进——骑兵战马的步伐按照速度不同分为五种：慢步、常步、小步、小跑、大跑。其中“慢步”和“小步”为侦察和夜间行进步伐，马蹄下落要轻、稳，而骑手必须要坐正、挺直身体观察情况，所以姿态挺美（看马术“盛装舞步”就知道了）；“小跑”是主要的战斗步伐，要求跑、跳、转向结合（马术“场地障碍赛”就是这种动作）；常步则用于长途行军，大跑就是冲刺（通常每匹战马在步伐上各有特点，如果各种步伐都优秀，那可就是极品了）——这时候，不知道从哪里跑来一匹半大儿马，枣红色、白耳朵，看见大群马队高兴坏了，欢叫一声扬起尾巴傻乎乎地钻进队列，前头闻闻后头拱拱，骑兵们吓唬它一下，这不懂规矩的家伙还以为是逗它玩呢，跑来跳去东磨西蹭地更来劲了，结果把骑兵步伐和队列都弄乱。
      战士们尴尬极了。杨勇司令员看见笑着说：“这小马儿有觉悟，它是想参加八路军骑兵团呢！”，大家哈哈大笑，这才算是解了围。
      杨勇做了简短的动员讲话，他说国民党顽军多次在苏北一带进犯袭击我抗日政权，威胁冀鲁豫、山东和南方根据地的咽喉，八路军必须坚决反击，把敌人赶出去。这次军事行动是根据朱总司令的命令实施的，叫做“湖西反击战役”。杨勇还告诉战士们，新四军也在津浦路西进作战，他号召大家要开展杀敌竞赛，勇立新功。
   
      阅兵动员之后，部队开赴沛县魏楼一带。在这里，八路军已经把顽军张开岳部36纵队的主力围住了。
      这魏楼据点有坚固的寨墙和两道外壕，设置有鹿柴、木桩和地雷，敌人凭借着深沟壁垒，易守难攻。对此，我军采用了坑道作业的新办法：从二三百米外开始挖掘开式的坑道，每前进一两米就盖上门板，把挖掘的土培在木板上，既增加坑道的防弹能力，又减少了土石运输量。挖到据点跟前就用黄色炸药把寨墙炸开，再从坑道内运动兵力展开攻击。在适当的位置，八路军还修建了轻重机枪阵地，集中优势火力压制敌人，掩护步兵攻击。用这样的办法进行围寨攻击，能够使敌人的坚固工事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作用，造成守军心理上的恐惧，逼着其他顽军前来救援，我军则可以达到围点打援，一举歼灭的目的。
      路过阵地外围时，骑兵们看见，几条坑道已经弯弯曲曲地伸到了据点边缘，十团负责主攻，九团佯攻，他们正准备把三口装满炸药的棺材往前面送。敌人守军要想突围，外面还有八路军几个团在等着他们，无奈之下只得死守，拼命呼叫援军。
     “挺进军司令”冯子固果然从沛县、丰县、砀山、铜山邀集了各路人马前来救援。敌34纵队和保安旅拼命冲击十九团阻击阵地，其前卫已进到距魏楼两华里处，与佯攻部队九团发生了接触。这时，八路军七团、八团趁机迂回敌后进行包抄，指挥部也随即命令骑兵团向程楼方向运动，阻击从铜山县过来的耿聋子部队。
   
      骑兵立即开始行动，四连是团队的前卫，而刘大爷带着四个战士又作为连队的前哨，实施突前搜索。
      那天刚开始行军，刘大爷就发现战马的前掌快要掉了，走起路来拖拖拉拉的很不得劲（这对骑兵来说是件挺不吉利的事），他担心一旦发生情况自己跟不上别人，就决定干脆单独走前头，让其他战士呈扇形尾随。前哨小组通过一片洼地，刘大爷打马往斜坡上冲，这时候他感觉自己左脚甩空了，就本能地弯腰去找马镫。等他重新踩进马镫里，战马已经跑上了坡顶，刘大爷挺起身来，愣住了。呀！迎面过来了五六个骑兵，这是敌人的一个乘骑侦察分队。
      几个国民党兵看见坡底下突然冲上来一个人，也楞了一下，犹豫着不知是该围上来还是该逃跑。刘大爷立刻知道自己不能转身，因为，这时如果往回退，一定会被敌人追着打，最好的办法就是迅速接近敌人进行缠斗。于是他大喊一声，随即拔出战刀，策马跃入敌群。短距离遭遇的紧急时刻，正宗骑兵和“骑马步兵”的战斗经验差别就立分高下了。
      敌人侦察兵没有马刀，慌忙去取挂在马鞍上的枪，可刘大爷已经冲到跟前了，第一刀砍过去，领头的军官一缩脖子，正砸在他钢盔上，这家伙吓得怪叫一声，拨马就跑，其余的几个国民党兵拎着长枪近距离没法招架，也跟着逃跑，于是刘大爷就追。
      敌人埋头猛跑，八路军和他们马头接马尾，却总是差一步。老刘急了，就用马刀去剁前面的马屁股，砍一下，敌人的马跳一下，弄了几次，搞得那匹马的屁股血肉横飞，终于使劲一蹦把马背上的人给颠了下来。那人被摔得七荤八素的，脑子倒还清醒，看见刘大爷兜马回来，立刻把两只手举得高高的。
      被这匹马挡了一下，就再也追不上前面的人，正好，这时后面的战士也赶到了，于是大家站成一排，挽住缰绳、单手举枪同时射击，姿势帅呆了。可是一排枪过去，敌人照样跑，一个也没打着。得，还是下马来打吧，接着再打两排枪，敌人终于全部摔倒了，国民党侦察兵一个也没跑掉（说句题外话，这里面的一位后来还成了大鹏的亲家。所以刘大爷曾经拿大鹏的外孙开涮：老子当年的枪法要是准一点，现在就没你这小子了！）。
      审问俘虏，得知当面之敌为耿继勋（耿聋子）部关玉平支队和穆伯仁支队，况玉纯团长立刻命令部队转向大蔡家方向，他决心要在敌人行进过程中将其歼灭。
   
      中午，二营按照指令到达了大蔡家和程楼之间一片树林，休息了好一阵，敌人来了。大家站起来张望，远处的大路上，顽军两千多号人马正踏着尘土赶过来，战士们一边忙着给战马系紧肚带，一边急切地等待着命令。
     不一会，副营长李树茂跑过来了，喊着：“四连跟我来，三路纵队”。
     “好咧！四连先上，四连先上”。
     刘大爷招呼着排里的战士，自己也兴奋地跳上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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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续四十二) [王外马甲]
湖西反顽(下)

      四连以排纵队出了树林，大家一边走，一边从马镫上站起来张望。早在九分区的时候，骑兵们就知道“丰县虎”关玉平的大名：听说他平时和当兵的一起啃大饼窝头、听说他打仗的时候让人抬着一口棺材跟在后头，还听说他有个卫队是赤膊上阵的，胸前画个老虎头，手里拎把鬼头刀……（当然，也听说过他打鬼子的事）
   “哪里有棺材？”
   “没看见打赤膊的人呀……”
   “这是不是关玉平支队哟？别是穆伯仁支队吧……”

    骑兵们正议论着，看见指挥旗（不是军旗，是一杆三角旗。一般有一个旗手和两个护旗手）摆了几下，向南面一指，于是队形就向南运动，转个直角，就由排纵队变成了排散兵线，战马左右间隔五米，前后间隔十米。这时候，敌人也看见骑兵，虽然还在行军，但已经有些乱了，有的人甚至跑了起来。而骑兵队列正好斜对着他们的行进方向。
    副营长李树茂亲自担任四连的指挥长，指挥旗跟着他，他从队列前跑过，战刀出鞘指向攻击方向，意思是说准备进攻。刘大爷回头看看，这时候五连和六连才刚出树林呢，他赶紧对排里的战士说：“打起精神来，李营长今天要拼命了”。
    指挥旗由垂直变45度角，进攻开始了。开始的时候，散兵线的队形呈马蹄状，两侧是突前的是轻机枪。六挺机枪不断地打长点射，目的是不让敌人集中起来。骑兵在距敌一百五十米处超越火力组，这时候指挥旗放平，骑兵由小跑变为大跑。
    对骑兵而言，距敌步兵一百米左右是最危险的区域，必须迅速冲过去。冲刺的时候，有人喊“杀”、有人念数字，其实大家满耳朵都是风，什么也听不见，刘大爷的习惯是跟自己的战马说话：“伙计，跑快点”、 “没关系，打不着我们的……”。
    等冲到跟前就是骑兵的天下了，这时候应该用小跑步伐进行战术格斗。只不过，由小跑提速进行冲刺容易，而从大跑改回小跑就难得多了，因为战马这时已经跑起了性子，要想再控制住它，就得看人和马的熟悉程度和马术训练水平。有的新兵新马继续冲刺，一溜烟就冲出战场，有的甚至被绊倒或者和别人撞在一起。
    敌人的行进队列已经乱了，刘大爷追上一个扛三八大盖的，那家伙知道跑不掉，转身就用刺刀对上了，这种情况下，骑兵不能给他拉枪栓的机会。一交手，老刘就知道对方个老兵，有经验，因为这家伙总是有意识地闪到战马的左边。骑兵砍人，右手持刀，一般习惯把对手放到右边，如果敌人在左边，就要扭着身体、隔着马头去砍杀，不仅劈刺角度不大，战刀还容易脱手，甚至损伤手腕。当然，这事要放在韩猛子身上，换只手就解决了（他是左撇子，双手都能来），可刘大爷没这本事，一着急，就把手枪掏出来了。那国民党兵一看见这把崭新的南部九四式，立刻不玩了，把三八大盖一丢，举起手来，嘴里还嘟嘟囔囔的，把刘大爷逗得直想笑。（这老兵姓秦，山东聊城人，后来参加了八路，55年的少校，离休前当过林业厅长）。
     四连这么一冲，顽军分成了几段，有的朝大蔡家跑，有的则回头跑往程楼方向。这时候，一营从大蔡家村子里冲了出来，二营的两个连也压了上去，雪亮的战刀把敌人围住了。
    骑兵团各连队挥舞战刀的方式不大相同，远远一看就知道是哪个连的。有的连队是按照“骑兵操典”的样式，把马刀高举过头，一排排亮闪闪的象刀林一样，特别好看（国民党和日本骑兵也都这样）。可三个红军连却是跟曾玉良团长学的“新疆方式”，马刀出鞘后握摆在身体侧面斜下方，这样不仅可以用刀的平面拍马臀，省了用马鞭，而且骑姿也比较低，甚至能够伏在马鞍上，冲得快，着弹面少。“骑兵操典”的样式适合在马上格斗中施展推、挡、劈杀动作，从道理上讲比较正规，但事实上当时骑兵作战的对手很少是敌方骑兵，对付步兵，使用上撩横抹和刺杀动作比劈砍更方便。当然，无论什么样的动作，最熟练的就是最好的，所以骑兵团也没有刻意要求大家统一标准。
   
    骑兵在大蔡家附近围住了大股顽军，这时候，四连只要右旋半圈就能加入战团。于是大家都看指挥旗，只见旗子向右划了一圈，再刷地指向左方——左旋追击！“好嘛！老连长这回是想捉大鱼了”，战士们想起出发时杨勇司令员号召开展杀敌竞赛的事，明白李树茂是要让四连立新功夺锦旗呢，顿时兴奋极了。
    四连向左兜了个圈，再度以散兵线队形杀向奔逃的顽军。敌人彻底乱了，公路上、原野上，跑得到处都是，跑不动了就把枪一丢，抱着脑袋坐在地上喘气。有个家伙被骑兵追急了，“噌噌噌”爬到树上去，刘大爷喊他下来，他还讲条件：“我下去，你不能拿刀砍我”。
   “行，保证不砍你”。
    于是就下来了，看一看，枪啊，手榴弹啊，什么武器都没有，早丢光了。
   “你是干啥的？”
   “吹号的”。
   “你们当官的呢？”
   “不知道，都跑了呗”
   “骑马跑的么？”
   “没骑马，我们长官不骑马”。
    好消息！当官的徒步跑，一定能追得上。

    于是赶紧追，追了一截，看见前面有一个军官，背上背着个包，身后一把手枪晃来晃去的挺显眼，听见刘大爷喊站住，他头也不回地猛跑。老刘策马从左边抄上去，本来是想砍一刀的，可不清楚他那包里装着什么，怕硌了马刀，就顺手在他脑袋下撩了一下，再兜马从正面劈。
    这动作是连贯的，平时不知道练了多少次，转过身来时战刀已经举在空中。那军官半跪在地上，一只手撑地一只手遮着头，脖子猛向外喷血，一张小脸煞白。老刘定睛一看：哎呀，女的！
    赶紧收刀，由于动作过猛，把马鞍都带动了。
    这真是个女军官。老刘第一次遇到这情况（这也是他戎马生涯中杀的唯一一个女人），一时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这女的挺年青的，看见老刘不再砍她，还讨好地笑了一下，但老刘知道她是活不成了，战马的力量加上骑兵的刀法，她脖子上的伤一定很重。果然，战斗结束后经过这里，发现这女军官就死在路边，军帽盖在她脸上。老刘没有下马去看，他只觉得自己右手不大舒服，有点后悔那一刀下手太重了。

    敌人跑进程楼，四连也跟着追进村子，刘大爷本来准备带人搜查房屋的，听见李树茂在街上喊：“不要在村子里停留，追出去，咬住敌人就是胜利！”，于是立刻打马冲了出去。村子西北面有一片坟地，两个排的顽军躲在那里阻击骑兵，副连长王元力正指挥着机枪和他们对打，刘大爷见状也下马步战。打了一会，看见一队骑兵冒着弹雨，斜刺里硬冲上去了，领头的正是副营长李树茂和连长周开树，王元力说：“坏了坏了，要挨骂了”，赶紧爬起来往上冲，刘大爷也回头喊：“把马带上来”。
    给他们照看马的是四连文书孙志林（河北河间人，刘大爷对他的印象是：学生、戴副眼镜、会用照相机），骑马赶过来，旁边并排跑着的是王元力和刘大爷的战马，刚到跟前，旁边飞来一枪，孙志林摔下马来当场牺牲，他的马一惊，乍着毛就跑开了，带着其它两匹马也瞎跑。王元力手快，一把抓住马尾巴，翻身上去就冲锋，刘大爷没办法，只好徒步前进。
    战斗很快就结束，抓了四十多个俘虏。李树茂却还在不依不饶地批评王元力：“敌人已经乱了，一冲锋就会垮，你和他们对打什么，难道要让敌人聚集起来么？”。又问刘排长：“让你们二排不停顿、追出去，你反倒怎么趴在地上打起来了？”，老刘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这时候有战士把战马找回来了，刘大爷急忙上马，没想到，先前孙志林把马肚带松了几个扣，老刘没注意，一踩马镫，马鞍子就垮到了马肚皮上，害得他栽了一个踉跄。周围的人都乐了，连长周开树也笑着说：“大刘今天有点犯迷糊啊，象个新兵蛋子”。他们哪里知道，刘大爷是为那女兵的事，到现在还没回过神来呢。

    连队调整一下继续追击，追到张双楼，又赶上二百多顽军，一阵砍杀，敌人四散逃跑，这回刘大爷不敢停留了，一直冲下去，出了村南口，看见二十多个人跟着一个又高又大的胖子，边打边退。副指导员马书龙说：“他们要进道沟了，快开枪打”，旁边的七班长和八班长都有机枪，立刻开火，其他人也用步枪打，那大胖子应声倒下了。
    骑兵追到跟前下马查看，大胖子手握盒子炮，肩挎皮包，背部中了三弹，已经死了。问俘虏：“他是谁？”，答：“一百二十支队长关玉平”。
    战士们取了他的手枪和皮包，这才发现他穿着一身士兵的军装，马书龙便问：“他为什么穿士兵的军装？怎么没看见抬棺材？”
   “关队长平时就只穿布衣服和士兵服。棺材是仪仗队……这次是长途急行军，没带仪仗……”卫兵又问：“长官，我们能先把他埋了么？”
   “埋吧，好歹他也打过鬼子，曾经是条好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