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外马甲再出手：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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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击 “蚕食”（下·下）

    总攻开始了。
    说是总攻，其实也是三个连队各打各的。四连的损失太大，只剩下一个排长指挥三十多名战士，已经失去了攻坚的能力。不过，好在他们对面的皇协军守备队一部，在刚才的肉搏中吃了大亏，骨干顽固分子死的死伤的伤，其他的人也都乱了，听见八路军的冲锋号响，再被四连一追，就丢弃阵地，往守备队的大队部跑。
    皇协军守备队的队部就是二连正面、路口北边的那片房子。本来，总攻开始的时候，二连的队伍是分散的，军号一响，大家都从各处房子里跑出来，看见我们所有的机枪都“哗哗”地朝几座大房子打，就明白那是攻击目标了，于是，部队也就迅速集中。不过，这么一来，分散隐藏在其它房屋里的一些伪军却也就趁机逃跑，途中还杀害了我们的几个伤员和担架队员。
    三连在曾玉良团长的指挥下，从东门过来，一路掏墙打洞，对房屋的清剿比较彻底。他们最后的攻击目标是炮楼。南李庄的这个炮楼是日本人新修的，旁边挨着两座大房子，一边是仓库、一边是伪治安军团部。
    刘大爷他们在机枪的掩护下冲过了路口，把唯一的梯子搭在了房沿上。突击组的战士立刻往上冲，可是，刚上去就被打下来，接连死伤了三个人。敌人在胸墙后面躲着，我们的人翻墙的时候，他们就开枪。
    二连指导员张存有（陕西清涧人，淮海战役中牺牲，时任骑兵团营长）说“这样搞不行，换个地方”。
    换了地方，这回把梯子搭得斜一点，首端不从胸墙上露头，敌人一时看不见。这时，三个突击组长都已经伤亡了，谁带头冲？二排长辛明旺（老红军，陕西礼泉人）说“我先上吧”，一排长苏昌太（老红军，陕西礼泉人）说“行，我第二”。俩人就上了梯子。其他的战士只好说“排长，你们小心点”。
    二连的排长苏昌太、辛明旺和四连排长郝船喜（老红军，陕西礼泉人）是同乡，也是把兄弟，为他们烧香磕头拜把子的旧事，太行山整军的时候各自还挨了批评。然而，这一天，在南李庄，在抗日的战场上，三个西北汉子，终于实现了他们“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誓言。
    辛明旺在梯子顶上甩了颗手榴弹，人就跃进了胸墙，苏昌太和突击组的几个战士也上去了，郝二孩本来是梯子组的，可他手脚麻利，抢在其他人前面，跃上梯子过了墙。这时候，房顶上胸墙后面枪声响成了一片，刘大爷听见动静，心说“坏了！房顶上有机枪……”
    就在这时，上面扔下来四五个手榴弹，大家见势不好，转身滚开，可还是有几个战士被炸倒，并且，梯子也被炸断了……接着，不断地有手榴弹扔下来，八路军东躲西躲，又不能再上去增援，逐渐退开了。这时候，郝二孩突然从房顶上翻出来，反手钩着胸墙想往下跳，指导员张存有赶紧喊“别跳别跳，再坚持一会……”，郝二孩一听，立刻转身又翻进了墙里。事后，张存有说他当时的想法是让“好孩儿”吊在胸墙外，扔手榴弹掩护大家再次进攻，没想到这孩子性子急，没等话说完就翻回去了。
    没过多久，郝二孩的遗体被敌人从上面丢了下来，同时被丢下来的还有一排长苏昌太。八路军战士眼睛都气红了，可一时又没有办法。机枪打不动胸墙，而敌人就趴在墙后面。
    梯子炸断了，刘大爷他们搬来了桌子，可是把桌子椅子垒起来，离胸墙还差了一大截。只好换个方法，拿桌子、棉被挡着（上面在扔手榴弹），人躲在桌子下面掏墙洞，可这墙脚是石头筑的，根本掏不动！刘大爷他们是骑兵啊，骑兵只有手榴弹，没有炸药包，这一时半会的，到哪里去找爆破材料。
    情急之时，负责指挥机枪掩护的王永元也跑来了，他随身还带了几根长棍子。参谋长选定了几个点，派刘大爷他们头顶桌子、棉被，把捆上四颗手榴弹的棍子举得高高的，凑在胸墙跟前引爆。几次三番，终于把墙炸开了，立刻，我军的机枪从缺口打进去，消灭了房顶上的敌人。
    八路军上了房顶，才发现这里不仅有台阶通向后面的营房和院子，而且，在台阶口还架了机枪（刚才二排长他们上来的时候，就是被这里的机枪打倒的）。我军上房后，敌人从台阶下面冲上来，企图趁我们立足未稳进行反扑，可八路军哪里肯再被打下去。房顶空间不大，双方随即肉搏起来，混战中，刘大爷和一个大个子扭在一起，那家伙力气太大，拽着刘大爷猛摔，把他的马刀都摔丢了，老刘的头磕在马刀上，耳朵割去了半个（后来他右耳一直缺一块）。刘大爷说，当时，他已经懵了，动作全无章法，乱蹬乱打，自己都觉得快不行了，可就在这时候，大个子却突然痛得满地直打滚，原来这家伙自己把自己的舌头咬断了……到了，刘大爷也没弄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只觉得真是侥幸。
    房顶上满是鲜血和死尸，二连终于把敌人打了下去。
    控制了制高点，一切都好办了。机枪、步枪、手榴弹，围着营房和院子打，敌人无法还击也无路可逃，很快就被消灭了。大家随即配合三连进攻炮楼。
    三连已经占领了炮楼一侧的仓库，当时正值要换装的时候，库房里有许多被服和木头箱子，曾团长就命令把这些东西堆在炮楼跟前烧，并且不停地往伪团部院子里扔手榴弹。在火焰、烟雾中，八路军战士高声喊着“赶快投降！不然我们要炸炮楼了”。其实，骑兵团哪里有炸药。
    炮楼和团部里驻守着伪团部约一个连的兵力，此外，还躲着伪治安军的一些军官家属以及南李庄的豪绅富户。看到各处的伪军都已被消灭，再听说八路军要炸炮楼，里面的人顿时惊慌哭嚎起来，有人喊道“如果投降了，你们真的不杀我们么？”
   “我是八路军团长曾玉良，我保证八路军不杀俘虏！你们的援军已经被我们打退了，即便是他们以后能来，你们也早被我们炸死了，所以，奉劝你们赶快投降，留条活路”。
    喊话过后没多久，炮楼里的人缴枪了。八路军进了炮楼，接着又喊了一通，团部大院里的伪军也跟着投降。西门外边救援的敌人，听见南李庄里面的枪声停了，害怕我军集中力量反攻，连忙后撤观望。
    南李庄战斗终于结束。守敌伪治安军一个团部及一个营、皇协军一个守备大队被骑兵团全歼，日本商社机构被摧毁。同时，八路军也重创了前来救援的各路敌军，致使孙甘店、甘露镇的敌人不敢在原地继续驻防，连夜逃走。几天后，我军又相继进攻金滩镇（骑兵团主攻）、龙王庙和刘马寨，这时，周边的日伪军已无力增援，八路军以近一个月的苦战收复了元城县的全部乡镇，粉碎了敌人的“蚕食”。而这个阶段的作战，也被称为陈再道司令指挥的“元城战役”。
    攻克南李庄之后，骑兵团于当天下午就撤离了战场，而日伪军则是到第二天早晨才进到庄内的，他们动用了五辆卡车拉死尸，并且从此放弃了这个据点。
    在南李庄战斗中，八路军俘虏了伪军团长。不过，准确地讲，这个团长应该是被伪军自己俘虏的。当时，治安军士兵想投降，可这家伙不同意，于是，部下们就把长官捆了交给八路。该团长原本也是皇协军的守备大队长，刚兼任治安军团长没几天。
    这个伪团长挺有意思，开始的时候，他一句话也不说，骑兵们也懒得理他。到吃晚饭的时候，他突然说“我要吃东西”，然后抓着大饼猛啃，吃完了就骂，满嘴的东北匪话。他先是骂增援的部队怎么打不过来、骂手下的军官不得力、骂身边的士兵背叛他……骑兵们也就将就听着。到后来，这家伙居然开骂八路，说我们破坏治安，意思是如果大家不抗战，世界就太平了，还说要用日本人的办法才能解决中国的混乱……这下子，战士们怒了，不仅痛骂他还要揍他。伪团长却把眼睛一闭，说“我是军人，战斗失败了是可耻的，我要自杀……”。大家于是再没理他，没想到，到了晚上，这家伙真的上吊死了。
    俘虏中还有个治安军军官是刘大爷的亲戚，从小就知书达理、聪明好学，是同辈人学习的榜样，属于显得特别有出息的那一类。所以刘大爷现在和他一照面，不由得大吃一惊，特别地想不通，这么懂道理的一个人怎么就当了汉奸呢。后来，解放战争的时候俩人再见面，才知道这个亲戚原本是敌工干部，到治安军去搞兵运，结果兵运没成功自己反倒被八路军抓了。这人解放后在铁路部门工作，运动中差点被整死。
    “元城战役”，129师骑兵团牺牲连级干部四人、排级干部九人，红军底子的班长几乎全部阵亡，再加上况玉纯政委等负伤人员，部队损失很大。南李庄战斗后，下连队参加作战的十六名炊事人员只回来两个，部队连晚饭都没法做，全团头天夜里出动近500人，结果，完好回来的不到200人，当天的战斗总结会根本开不下去，战士们伤心地拿脑袋撞墙，第二天转营地的时候，一个人要牵几匹马，老百姓们更是哭声一片。
    连续的未休整的作战、连续地重大伤亡，已经使战士的精神承受力达到了极限，特别是韩永正、孔庆忠（一连指导员）的牺牲，给战士们的刺激很大。这两位干部的素质好、战功大、威望高，是有名的猛将和福将，大家感觉到，连他俩都幸免不了，眼下这个“坎”可能真的难以过去了。
    于是，有的战士就嘀咕：看来这辈子是回不了家乡了，干脆和鬼子拼了，早死早投胎。产生了盲目拼命的思想。而出生在本地的战士，则开始想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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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那些事 （之一）

    元城战役，八路军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决地反击了日伪军的“蚕食”策略，粉碎了其割裂冀南、冀鲁豫根据地的企图，这不仅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也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人心，无论在军事和政治上，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这次战役，陈再道司令也算是竭尽全力，拼了老本。特别是最后一场战斗攻打刘马寨，他更是把能找到的人马都调来了，结果，数下来，参战部队居然有二十三个团的番号。阵地上一开打，从步枪、机枪、迫击炮，到鸟铳、土炮、鞭炮桶，什么响声都有，动静之大，把鬼子们吓得不轻。从这以后，敌人在元城大名一带老实了不少。
    刘马寨战斗，给刘大爷的印象是热闹。从没有见过打一个中等寨子，能遇到那么多司令和团长，搞得连排长们一路忙着敬礼，手举在脑袋边上，半天都放不下来，战士们瞧着哈哈笑。也有调皮的，骑马在前面跑，瞅空子乱喊一声“首长！”，后面的排长们也就赶紧稀里糊涂地敬礼……都被弄神经了。
    打刘马寨的时候，刘大爷他们发现，和骑兵团一样，八路军各部队都已经严重减员，但好在，剩下的基本上是骨干，人数虽然少了，但战斗力并没有太减弱，也都还保持着各自部队的传统和习惯。战斗结束后，各部队开拔，路上，有的团队一首接一首地唱歌，而骑兵团过去就很少唱歌（骑兵行军间距大，唱起歌来既费力气又吃灰尘），这次也没唱。陈再道看见不高兴了，把团长叫去批评，说“打了胜仗怎么反而没士气了”？曾团长解释“不是没士气，是太疲劳了”。陈司令也就没再说什么。
    骑兵团的确太疲劳了，从“五一”反扫荡开始，部队一直在打仗。特别是元城战役这段时间，从打回隆镇、临漳县城，到打孙甘店、南李庄、金滩镇、龙王庙和刘马寨，牺牲了那么多战友，连追悼会也没有来得及开。连续的作战和重大的伤亡，让部队一时缓不过劲来。
    南李庄使得骑兵团伤了元气，“红军团”里的红军也不多了。用刘大爷的话说就是，“一仗下来，伺候战马的时候，再也听不到有人吼秦腔了”。
    其实，南李庄战斗之所以艰难，有个原因是敌人已有所准备。在这之前，大名的日军已经预料到我们有可能进攻南李庄（只是没想到我军会一反常态，在拂晓时动手），并且制定了详细的作战方案。因此，南李庄的电话线一断，各路敌军就立刻主动驰援，而庄内的守备部队也防守得格外坚决。这就造成了战斗攻坚时间比我们预料的长，而敌人增援又来得比我们预料的快。
    从八路军方面来看，这场战斗，在指挥上也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后来，有人“翻旧帐”也提到过这事）。一是，在参战部队互不隶属、互不熟悉的情况下，不应该不设立前敌指挥部。在战斗中，部队主官都顶到了一线，职务最高的司令员又下到各个阵地跑，这虽然起到了鼓舞士气的效果，但也因为缺少统一调度，导致了各自为战，局面失控；二，对于既有攻击任务又有阻击打援任务的战役，应该准备总预备队。而在南李庄，指挥员没有这方面的考虑，这显然是过于相信“突袭”的效果，对战场情况变化预料不足；再就是，如果把独立团的部队拆开，让他们协同两个主力团作战，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至少，不至于被敌人一冲就散了。
    但客观地说，陈再道司令也有他的难处。冀鲁豫三分区基干团是从杨勇司令员那里“借”来的，人家是115师序列的部队。而独立团呢，又是政委出身的桂干生司令员好不容易拉起来的宝贝，他们几个月前还是游击队，因此很想利用这个机会独当一面，树立“正规军”的形象（四方面军的干部普遍脾气大，但桂司令员待人却很和气，对发动群众很有一套。他参加革命的时间比陈再道还早，极受大家的尊敬。后来，他调到新四军去工作，在行军途中与日军遭遇，牺牲了）。因此，细算下来，在南李庄战斗中，陈再道能够下死命令的，也只有骑兵团了。
    文革中，有人“翻旧帐”。刘大爷对此并不同意，他始终认为陈再道是很能打仗的，虽然，元城战役在指挥上有些毛病，但毕竟是打赢了。当时，在“大扫荡”之后，有许多地方的领导怕“惹火上身”，采取了声东击西、能躲就躲的办法，生怕把鬼子引来。而陈再道，敢在自己的地盘亮出主力打硬仗，而且一打就是两个月，这真是有胆量、有气魄！
    只是，名将也是磨练出来的。名将的经验，原本是从一次次“小失误”中逐渐积累形成，而名将的威名背后，更有着许多悲壮的英魂。从战斗指挥到战役指挥，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这个代价实在太惨烈了。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真是这样啊。
    元城战役结束后，陈再道司令到骑兵团看望战士们，他表扬了部队的顽强战斗精神，并且告诉大家“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顽强战斗的咬牙精神。现在是最困难的时候，也是最关键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和敌人拼消耗，我们难受，敌人也不好过，谁能咬牙坚持住，谁就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从此以后，“咬牙”和“消耗”就成了每次开会发言说得最多的词语。
    的确，敌我都在拼消耗了。南李庄战斗，骑兵团拼掉了不少红军骨干，虽然没有消灭多少日军，却使敌人损失了皇协军的“种子部队”。
    这些由二鬼子组成的“种子部队”，顾名思义，是日本人计划在未来改造中国军队的样本。那么，除了战斗力较强以外，他们和一般伪军有什么不同呢？
    首先，很容易区分的是，这伙人每天洗澡。他们在军营里，露天支一口大锅烧热水，大家排队跳到桶里洗澡，当官的先洗、当兵的后洗，洗澡之前咿哩哇啦喊口号，洗完之后唱歌吃饭。那时候，北方老百姓一个月能洗一回澡就算不错了，象他们这么穷讲究的，实属罕见。这样一来，他们也就比一般部队干净整齐得多。其实，他们也只有一套新军服，其它衣服要等日军换装后再把旧军服淘汰给他们（因此那套新衣服平时就不能穿，叫做“阅兵服”），但二鬼子们如果把正宗鬼子的旧衣服穿破了是要挨打的，所以平时就必须把军服补了又补、小心翼翼。不管怎么样，其他汉奸那种又破又脏的军服，在“种子部队”那里是看不到的。
    在战场上比较容易区分的是挖战壕。其他伪军挖坑，土往前面堆，挖一尺深的坑，前面就有一尺高的土，加起来差不多合两尺，这样挖不了两下就能趴着打枪了，而且前边堆老高、背后空荡荡的，随时都可以逃跑。但这样的话，枪就是架在浮土上，影响射击精度，并且老远就可以看见一堆新土在哪里，哪里有人哪里没人，一清二楚；而二鬼子挖战壕，土往后面甩，平平地铺出去，不起堆，不注意还真不容易发现枪架在哪里。也许是因为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维护日军的后勤保障，平时总是练习挖坑架桥搭架子，所以即使修简易工事，动作也特别快，八路军和他们打仗，经常就把野战打成了攻坚战。
    再就是区分口音了，一般伪军部队有很多本地人，他们还特别喜欢招那些回到乡里的兵痞惯匪。可“种子部队”不这样，军官里面那些“棒子”是外地人自不必说，即使是扩招的士兵，也不用本地的。在这个省招的就送到那个省去，还不愿意用旧军人，宁愿招新手自己训练。这样一来，士兵自己没经验也没主意，人生地不熟悉，打起仗来不容易逃跑，都比较听命令，同时，欺负当地老百姓，也就更加肆无忌惮。“种子部队”的骨干是那些个军官，汉奸部队里也就只有他们挎指挥刀，所以一交战，八路军就瞄着带刀的打，争取先把他们消灭。
    在南李庄，皇协军守备队被全歼，日本人把尸体拉回大名，还从邯郸派了“火化队”来处理后事，搞得挺沉痛。的确，象这种铁杆伪军，“消耗”了以后，再想恢复就困难了。到43年以后，“二鬼子部队”就很少了，取代他们的是成建制投降日军的国民党部队，不过这些“伪顽”部队，反共虽然积极，战斗力却很差，容易对付多了。
    42年底，骑兵团开始休整，根据刘伯承师长的要求，加强学习。干部们开始学着用电话机，战士们则训练放联络哨，还新来了两个译电员，小电台也经常滴滴答答地响起来了……象过去那样只顾闷着头自己打仗、不懂得加强联络协作的习惯，赶不上趟了。

Cornelia

一直在等更新，抓心挠肝的。

看连载何尝不是一种折磨！？

格子布鞋

觉得快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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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那些事 之二
    部队出发休整之前，帮当地老百姓干了两天农活。在当时，群众支前，地方政府要记录“误工”数量，然后再组织干部和民兵予以劳力补偿（一般是用一补二），因此，八路军在有空的时候，也尽可能帮当地百姓干活，这项工作，大家都是心甘情愿的。
    这期间，骑兵团召开了阵亡烈士追悼会，并且进行了战功评比。开始的时候，大家边评边哭，结果选出来的功臣全是烈士，后来，领导觉得这样对部队情绪不利，就规定烈士另外记功，战士们只评选活着的人。这样，四连副李树茂等人记大功，而刘大爷因为带头打下了日本人的办公室，也得了一个功劳。
    地方战勤也得了嘉奖，马甲这里有一份嘉奖令记录，言简意赅，照抄如下：
   “此次冀鲁豫前线作战，获得歼灭敌人三个团（？）的伟大胜利，实与我冀鲁豫后方人民及党政民全体干部之及时组织、动员供应前线分不开。据本府视察所及，元城很多负责干部，亲自组织群众，带领担架，冒着敌人的炮火和连绵的秋雨，抢救伤员；其他方面，如运输供应、后方医院等工作亦有不少贡献。此种高度为战争服务之精神，深值全区干部和广大人民学习。今后应不断提高并继续发扬此种精神，以争取抗日爱国战争之胜利”。
    这命令是嘉奖元城抗日民主政府的，签署人是杨秀峰，他是晋冀鲁豫边区主席。当时，冀南地区的抗战，在名义上要归晋冀鲁豫的“参议会”管理。
    地方群众也有受奖的。其中有个老中医“遇春先生”（这可能是雅号吧），慷慨解囊，联合“万盛有”药店，配制了大量伤药支援部队，大义疏财，受到了政府表彰。再有，就是汪朝臣、汪朝服俩老汉了。
    在南李庄战斗中，汪家四兄弟（老大叫汪朝忠）都参加了担架队，本来抬担架是六个人或八个人一组，轮班上去。可这四个老汉不服输，他们最大的六十二、最小的五十一，偏要四个人一组。战斗中，他们不等局势平稳就冲上去救人，老二汪朝臣，不等换班就直接跑到肉搏战场中去了，他一边喊着“不要砍我”一边往下面背四连的受伤战士，一个多小时内，送上去三筐手榴弹，运下来十三名伤号，由于劳累过度，第二天病死了；老四汪朝服，在抬运伤员的途中遇到奔逃出来的伪军，敌人进行报复，担架员就用身体护住八路军，结果汪朝忠受伤，汪朝服被刺刀捅死。战斗结束后，骑兵团派人为汪氏兄弟抬棺下葬，其家人也被评为烈属。
    刘大爷虽然在总结会上被评了功，但最终却没有得到嘉奖，原因是，部队发现他犯错误了。
    在刘马寨战斗中，刘大爷在打扫战场时拣到了一件皮衣，这衣服是大衣还是披风当时也没看清楚，不过他没有上交，而是立刻就把它割成了好些块。当骑兵的嘛，坐在马鞍上裤裆特别容易破，刘大爷就把这块皮子缝在裤子上了。当时，他班上其他几个战士也有样学样，都缝上了，因此被别人称为“高级屁股”，老刘还挺得意。
    接下来部队到张鲁集休整，和回民支队在一起，联欢的时候，那边一位班长送给刘大爷一个“护身符”，上面有些莫名其妙的符号，人家解释说是“动刀动枪，生死由天，怨命不怨人，屈死冤鬼别来找我……”。刘大爷虽然不大信这个，但考虑到别人也是一番好意，礼尚往来，也就送了他一块皮子，还告诉了他这东西的来历和好处。
    没想到第二天，正好传达上级“关于严肃战场纪律的命令”，总共四条，第二条就说“在敌人已被消灭或大部消灭时，应首先追击逃去之敌，然后组织少数兵力担任战场扫除队，其余部队迅速集结；不得乱抢胜利品和私物，丧失战斗意志……”，第三条又说“一切战利品，如……衣物，均应成为强化人民军队的资源……不得私自隐瞒或任意毁坏，以至转送变卖”。好家伙，四条中间，老刘就犯了两条。
    回民支队的那个班长在讨论的时候把皮子拿出来说事，他们部队当时没说什么。临走的时候给上级写了个材料，刘大爷立刻就成了典型，一通批评下来，功过抵消，嘉奖的事情也就泡了汤。
    其实还不止这些事，骑兵团连续作战，一方面有所缴获，另一方面严重减员，因此就显得装备比人员多。每个班都有机枪，机枪手在前面走，后面还有匹战马驮弹药；象刘大爷这样的班长，也是大马刀、三八枪、二十响盒子炮，全身披挂。这难免让苦哈哈的回民支队看了眼红。当时张鲁集那里正遇到各路政工干部云集开会，而张鲁集又恰巧是回民区，领导们一商量，骑兵团除干部配枪以外，全部短枪上缴，另拨出机枪五挺、战马三十匹，支援回民支队。大伙顿时没了脾气。
    政治处赖达元主任不服气，他和王永元参谋长一起跑去找马本斋拍桌子，结果立刻被撤了职。后来还是桂干生司令员心肠软，找机会把赖主任调到新九旅，当了新组建的二十六团团政委，而王永元则去抗大学习了（上次太行整军也多少是因为他，这回可就跑不掉了）。
    这时候，正巧有许多从延安回来的各游击区领导路过冀南，因为元城战役后这一带比较安全，于是都在此停留片刻。骑兵团也就每天听首长们做形势报告。刘大爷记得有个女同志讲的特别精彩，而且人家还是豫鄂边挺进纵队的政委，叫陈少敏（他当时想不到，自己解放后会在陈大姐手下工作好些年）。又过了几天，轮到马本斋司令做报告，并且，党政领导也同时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宣传回民支队的事迹，号召向马本斋的英雄母亲学习。大家很受教育。
    “只几天的时间，见到了一位女英雄，又听到了另一位女英雄的事迹。咱们当男子汉的，不勇敢顽强不行啊”！
   
    不过，骑兵团的战斗减员现象终究是个大问题。骑兵的训练周期长，不是招来一些人就能补得上的，况且冀鲁豫这地方不比西北，青壮年中有乘骑基础的人较少（会赶马车的都不多，就更别说骑马打仗了）。上级领导经过通盘考虑，进行了一些调整。
    新七旅的骑兵连被合并到骑兵团，和他们一起到来的还有新任政治处主任李庭桂（后任骑兵团政委并兼任过团长）。这个李主任挺有才气的，一到部队就编了首《铁骑兵战歌》，以连为单位，组织大合唱比赛，歌声飞扬之中，还搞运动会，比赛跳高、跳远、拔河、赛跑。每次文体活动，他都邀请各级领导参加，讲话、发奖。战士们玩得不亦乐乎，附近的老百姓也都来看热闹，一群群小孩子跟着队伍跑来跑去，欢声笑语，真是军民一家亲。李主任还随即创办了《铁骑报》（这份小报后来影响很大），宣传部队里的好人好事，开展各项评比，首长们看到朝夕相处的铁骑健儿的英姿，知道了战士们的蓬勃朝气，也就格外高兴。
    合并过来的新七旅骑兵连（编为第五连），文娱基础也很好，特别是他们的秧歌队，能歌善舞、扮相英俊，新任的供给处舒处长（也是从新七旅来的）是个快五十岁的人了，带头翩翩起舞，大家原先都没怎么见过这个，顿时乐得不行。接下来，政治处又挑选文娱骨干，组织团的秧歌队，这下子，更是锣鼓喧天了。
    不久，四分区的骑兵人员也并入了129师骑兵团，编为特务连。这部分骑兵有的是原冀中军区骑兵团团部的，有的是冀中其他部队的人员，他们的部队经过“大扫荡”之后损失了，幸存人员由南进支队收容，现在大约共有七十多人。和他们一起来的，有训练参谋边乔（后任骑兵团副参谋长，47年牺牲）。
    边乔是东北军校骑兵专科的毕业生，在东北军干过，他为人沉默寡言，对待军事训练和战马调养却十分严格，战士们既怕他又十分敬重他。刘大爷记得第一次认识边乔是在刷洗战马的时候，当时马匹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乐意在水边呆，老往旁边跳，一个战士急了，拿马鞭子好一顿抽打。边参谋正好看见，他一下子冲过来抢过马鞭，煞白着脸训斥道“你凭什么打马，它只是调皮么！不爱护马的人凭什么当骑兵，它在枪弹面前陪你玩命，你现在却要打他！你真不是个人啊”。当时，把战士们都吓傻了。
    那时候，边乔还不是党员。党员在团部开会，他就出去搬个小桌子、小凳子，找块毛巾铺上，把他的怀表零件拆开，左看右看，东摸西擦，再一件件装上。别人问他“你老摆弄这玩意干什么”，他说“这里面有文章。这表虽然零件多，却安装精密，各有各的位置，各有各的作用，还照样能成为一个运动整体”。大伙笑笑，也就明白他的意思，不去提他入党的事了。
    政治处组织的那些活动，边乔也只是看看，很少参加，这就显得很另类了。团长政委找他谈话，到最后总算成功了，他答应参加活动，可却是另搞了一套“马术体操”，还分文的和武的两种，带着一帮人训练出来，好看极了，结果以后弄得军区、军分区和地方上有些大的会议，都来请骑兵团去表演马术。可表演时，边乔自己却又不去了，叫五连长司家荣去指挥。司家荣又客气，每回都要声明“这是我们团的边乔发明的体操……”。领导高兴地问“边乔同志呢？”“他生病了，没来……”。
    除了这些新连队和新干部，还有包括新任参谋长王玉珂在内的一些新战友陆续补充到了骑兵团，团队的力量逐渐恢复并增强了。可就在这时，华北遭受了数十年不遇的自然灾害，大片地区粮食绝产。
    没有粮草，不仅在物质上给骑兵团造成了生存上的威胁，在精神上，也给战士们带来了极大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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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那些事 之三

    1942年到1943年，是日伪军扫荡最多、最残酷的时期，根据地广大群众遭受很大蹂躏，房屋被烧毁、许多群众和抗日家属惨遭杀害，扫荡所经之处，村村穿孝，处处居丧。而偏偏在这时候，老天也不开眼，华北地区又遭受了数十年不遇的大旱灾，特别是冀南和鲁西，土地大面积绝收。
    刚开始，八路军战士们还没有感觉到有多么困难。当时，在后方根据地，抗日政府已经实行了减租减息，老百姓家里一般都还有些存粮。
    过去，国民党征收采取的基本办法是：佃户承租土地，根据私人约定向地主交租；然后由地主负责向国家交粮纳税，小土地者的粮税也经常由大地主代收（因此也被称为“粮户”）。这样的管理方法虽然简单，但实际上，征收负担是压在贫困人民身上的，并且，农民和国家的经济利益又都维系在“地主”这一纽带上，地主阶级的政治力量也就十分强大。   
    KP实施减租减息，把原来由地主统一缴纳的粮税，改为直接向农民征收。一方面减少了地主的交粮纳税义务，另一方面也大大减少了佃户向地主交纳的地租。租息的标准由政府（农会）规定，杜绝了地主的从中克扣；并且，不经过农会的批准，地主不能擅自变更土地租赁关系。这样，土地经营的主导权由大地主个人转移到了农会组织手中。
    减租减息，从道理上讲，并没有损害地主的合理经济利益，但又实实在在地保证了劳动人民的权益，农民群众缴纳公粮的积极性因此极为高涨。以往，那些倚仗着家有田地，不事劳作、游手好闲的人物，现在被称为“二流子”、“地痞子”，不仅在经济上无法维持，还被农会批评得灰溜溜的，让人看不起。（有意思的是，有的地主婆、地主媳妇，不爱干农活又不愿意受批评，就积极参加妇救会的活动。据说，做军鞋、军袜做的最多最好看的，反倒经常是她们。人精手巧）。
    群众纳粮积极，可八路军并没有粮食仓库，公粮就存放在老百姓各自的家里，军队需要的时候再临时收集。如果有部队和“公家人”来到村里，乡亲们就赶紧把麦子磨成面，提供吃喝，干部则如数付给粮票，那粮票就可以充抵公粮。汉奸们没有这粮票，想来白拿白要？门都没有！
    遇到困难，拖欠地主地租的事是有的，可不交公粮的情况极少。八路军实行“拥政爱民”，和根据地群众是鱼水关系啊。本来军粮是只计数量、不分种类的，可老乡们宁愿自己吃高粱米棒子面，也要把白面留给子弟兵。谁家要是吃了“独食”，不仅农会要批评，连周围乡亲们也不待见。有一次，刘大爷送一个伤员到老百姓家休养，进门的时候，人家婆媳正在闹矛盾，原因是家里唯一的一只母鸡好些天没下蛋了，婆婆怀疑是媳妇把鸡蛋偷拿去换了东西。正吵着，看见伤员同志来了，老婆婆毫不犹豫，转身就把这母鸡炖成了汤，八路军战士感动得直掉泪。
    那时候，周边的环境都很恶劣，许多部队和机关就陆续到元城一带来休整，这里本是冀鲁豫三省交界的地方，所以各地来的人马都有。闲暇的时候，大家就搞篮球比赛，骑兵团活动范围大，到处转着和不同的对手打。
    其实，团里面以前见过篮球的没几个，但政治处李庭桂主任原来是搞学生运动的，有体育基础，边乔参谋在东北军参加过球队，技术不错，这就使得骑兵团篮球队具备了相当的水平，见了军区球队都不怵。当时，最厉害的是青抗先的一位干部，人家是天津来的大学生，专业，“拍皮球的动作都和咱们不一样”，每当他上场，男女老少都围着看，把他当明星了。
    比赛场地很简单。找老百姓借两架梯子竖起来，在篮板的位置上用柳条编成米字格挡着，再用柳条圈个篮框绑上，哨子一吹就可以运动了。篮球场地大小不一、凹凸不平，边线也不清楚，有时候拍着球跑出去好远大家还在抢。最有趣的是一次和二十一团比赛，他们输急了，派人把这边的梯子扛起来就走，骑兵团找不到地方投篮，只好哈哈一笑，握手言和。球赛没有赢，大家也挺高兴，李庭桂主任说“这是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可是到了年底，部队就乐观不起来了。大旱之后，颗粒无收，进入隆冬以后，军粮和老百姓的生活用粮都成了问题。部队走到哪里，地方干部都是搓着双手，满头大汗、一脸焦急，想不出办法来。即使得到了一些从其他游击区支援过来的粮食，也是杯水车薪，八路军不能眼看着老百姓挨饿啊，往往是刚领到一点军粮，就分给乡亲们一半，自己再将就硬扛着。
    天气越来越冷了，可战士们还穿着“五一”反扫荡时的军装，冻得直打哆嗦。地方上这时也没有能力为部队换装，于是军区拿出一笔资金来，叫骑兵团自己想办法。
    根据地的那些布匹棉花早就送到太行山上去了，周边地区的物资也被敌人控制得很严。刘大爷参加了冬装制作组，在供给处老舒处长的带领下，穿着便衣满世界赶集，也没收购到多少布匹棉花，真是愁死了。在成安县，听说漳河店有个叫“老严”的布贩子，三教九流的很熟，别人弄不来的东西他都有办法。刘大爷他们也是病急乱投医了，立刻去找他。
    漳河店，刘大爷刚参军的时候，在这里打过伏击。到了“老严”家，八路军一亮明身份，他全家人都很紧张。老舒处长说“老乡别慌，我们一不要东西，二不抓人。我们是来找老严帮助买棉布的”，他们这才放下心来。彼此一聊，才知道大家还是熟人，原来这个“老严”，就是大扫荡时参与守备大邢庄的伪军中队长，他被惨烈的战斗吓坏了，连夜脱了军装，跑回老家干老本行，继续当布贩子。当他知道刘大爷他们就是当初英勇作战的骑兵战士时，对曾经的对手很是敬佩，一再表示要把事情做好。
    老严说“你们要我买棉布，不知给什么票子？若是银元、老头票能买到，若是别的钱怕不中”。老舒处长一听这话，就知道他是要去敌占区采购，当即表示钱不成问题，但他必须在限定时间内办完事。老严又问“每尺布咱们出多少钱？”，老舒处长回答“随行就市，公平交易。你看着办就行了”。老严很高兴，说“八路这么相信我，兄弟我跑路子，一定不让你们吃亏。十五天后各位到我家来取货，那是决不会失望的”。当下收了定金就出发了。
    过了不到半个月，老严真的把布匹棉花弄到了漳河店。在他家结帐的时候，舒处长又问老严一天给多少佣金，老严说“我自己就免了，这位老夏，带了十个人，每人算2块，一天20吧”。老舒说：“你们很辛苦，一天25块”。
    老夏是个河南人，见状很激动地说“早听说八路军公平和气，还真是这样。要是给别的军队买东西，不给钱还要挨骂呢”。顿时就和刘大爷他们亲热起来了。
    老舒处长和地方上的同志商量把物资运到根据地的事，刘大爷就和一连的排长胡彦明陪着老夏闲聊天，这胡彦明是刘大爷的同乡，俩人同时参的军，他为人聪明好强，比刘大爷进步得快，大扫荡前就是排长了，也是一连在元城战役中唯一没伤亡的排长。
    胡彦明问老夏：“你们这是从哪里弄来的棉布呀？”
    “从河南辉县”。
    原来，日本人在新乡有个会社，既推销他们的工业品，也收购当地的土特产，新乡以北的卫辉车站旁三公里处，有这个会社的一个经营点，很多交易都在那里进行。闲聊中，老夏吹嘘这趟帮八路军贩布买卖合算，原因是日本人要集中资金去抢购粮食，棉布反倒比平时便宜多了。
    “那里有粮食么？”
    “当然，鬼子仓库正收着哪……”。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胡彦明立刻去找老舒处长。
   “老舒处长，有粮食”。
   “哪里有？！”
   “河南卫辉”
   “哦，那里是敌占区。买粮食太贵了，我们没有那么多钱”
    “……没有钱买，咱们还不能抢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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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那些事 之四

    对于到卫辉去抢粮食的事，老舒处长和刘大爷都觉得挺玄的，可胡彦明却很上心，从漳河店回到根据地，他就急着去团部汇报这个情况。
    那天刚好是四连的李树茂伤愈回部队，在团部闲聊，曾团长问他这是第几次受伤了，李连长回答说：快二十次了，习惯了。老舒处长以前跑交通，被军阀抓过好多次，也受过伤。于是俩人脱了衣服比伤疤，一个全身是坑，一个满身是沟，看得大家触目惊心。曾团长就说，受过二十次伤的人，功德圆满，以后子弹都会绕着走了。
    听了粮食仓库的事，况政委说辉县在河南那边，离这里太远，先请示军区吧，等等再说。
    两天后，陈司令的警卫排长周开树来传达命令，说是决定由冀鲁豫军区去打卫辉仓库，我们这边从骑兵团派一个连配合，周排长还说陈司令也同意他参加这次行动。接到命令，曾玉良团长和周开树换乘黑马，带着一连就出发了（一连是“黑马连”）。
    过了几天，一连回来了，人马都没少，可就是只带回来三、四袋粮食，垂头丧气的。原来，辉县那边是敌占区，在当地，我们的政权已无法活动，这次冀鲁豫军区派了四个步兵连出击，而骑兵连的任务是掩护。过铁路线的时候，部队被敌人发现了，立刻引来了日军机动部队，步兵连队见状马上跳到路西去，骑兵连则按计划在路东骚扰掩护。可是，由于路西是太行山方向，敌人似乎认定了过铁路的是太岳军区的部队，所以不受骑兵的吸引，始终咬着往西面追。骑兵一连后来又绕回去，除了发现一些被丢弃的大车，没有联系上步兵部队，而且再往西走就是山地了，那里对骑兵的运动不利，曾团长觉得在摸不清情况的条件下不能盲动，就带着队伍回来了。
    途经滑县的一个什么地方，路边有个乡公所，看见八路军，他们敲锣报信，骑兵连顺手就把那里端了，没想到还找到了几袋粮食。胡彦明美滋滋地告诉刘大爷，那乡公所本来可能是正在等着招待什么人，准备了三大桌酒席摆在屋里，有鸡有肉，还没有动筷子，结果都便宜八路军了……这可羡慕死其他人了，跑了几百里，混了顿好伙食，值啊！
    不多久，军服也发下来了，都是老百姓配合着染布、缝制的。式样不大统一，纽扣也是布袢袢，看上去有些怪怪的，但毕竟是棉衣。晚上睡觉，穿着棉袄，再抱着马鞍子，抗冻多了。
    人是暖和了，可还是饿，每天喝两碗稀汤，走几步就消化完了。当时的部队，无论步兵骑兵，都取消操练了，大家闲躺着不动，保持体力，争取让肚子里的一点汤汤水水多保存一会。也有人听说了延安大后方在搞生产运动，可大伙都觉得不可思议，当兵吃粮，天经地义。别说新八路，就连老红军也没见过要部队去种地的，再说了，这天寒地冻的，怎么种庄稼？于是问老前辈：当初你们没吃食的时候怎么办？“简单！打地主呗”。可这办法现在也不行啊，放眼四周，个个饿得眼发蓝，打地主？地主家也没余粮呀。
    人饿久了就发傻。出太阳的时候，士兵和老百姓都在场院里坐着，你看我我看你，木木呆呆的。况玉纯政委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得给部队找点事情做，还不能费体力。政治处李庭桂主任想了个主意，学文化！把战士们按水平高低分成好些班，有的念报纸，有的认生字。刘大爷算是有学问的，还作为老师，被派去给“文化班”（就是扫盲班）上课，识字课本是李主任编的，第一课是——老大爷 老大娘 大哥 大嫂 小弟弟 小妹妹 我们是人民的八路军。
    这认生字的确难倒了不少人，可战士都很认真。上课时借老乡的门板当黑板，下课后把门板还了，大伙就到人家门口蹲着，偏着脑袋看字迹，拿木棍在地上学着划。房东老大娘乐了，说“八路军给咱家派了好些个歪脖子门神”，二连的刘长生，一边刷马一边用手指头在马身上写字，写到一半忘记了，于是他的手就这么举着，冲着马屁股发呆，大家看见了都笑，说这小子魔怔了。
    上了几节课以后，刘大爷就被抽调到军区学习班去了，这次不是去学文化，而是参加军事培训。各部队的操练停顿了，可战斗骨干的素质提高却不能放松，为此，军区抽调了部分战士进行轮训，学习班学员的伙食定量比教员和军区首长还要高，不饿肚子，每天训练。主要是提高射击、刺杀、爆破和工兵作业技术，也学习看地图认地形和步兵战术。刘大爷是骑兵，这些东西对他来说都很新鲜，学得也很起劲。
    有一次战术演练，轮到刘大爷当组长，两边各十几个人，比赛看谁先占领一个小村子。老刘心想这还不简单，带着大家数一二三就开跑，结果气喘嘘嘘还是慢了一步。输了的人不服气，说对方的距离比他们的短，不公平。结果教员骂他是“猪脑子”，说“你们地势高，他们地势低。如果你不急着往村里跑，先在那边坡上架几杆枪，他们还敢跟你比赛跑么？在战场上哪里有什么公平可讲”。刘大爷顿时觉得这战术里面还真有学问，兴趣更浓了。
    学习结束时，陈司令来讲话，主要说战术理论是死的，人是活的，要多动脑子总结经验，打得巧才打得好；武器是死的，人是活的，我们有什么武器就打什么样的仗，机枪大炮是武器，土枪长矛也是武器，甚至毛笔标语也是武器，要发挥我们的长处，牵着敌人鼻子走。
    轮训毕业再去锻炼，实际上就是参加武装工作队。
    当时，上级已经明确指出，不主张大规模机动使用民兵，认为大批集中民兵，不仅不能发挥更大作用，反而容易使其丧失战斗力。所以很多地方部队都分散了，除号召一部分人参加县区武装打游击外，在“不丢失一枝枪”的原则下，其余民兵陆续回到乡里，生产自救，配合抗日政府开展斗争。而八路军则抽调部分人员和区干部一起组成武工队，深入敌后给群众撑腰，并开展各项工作。
    武装工作队里除了刘大爷这样的八路军战士，还有区干部。一般一个组七八个人，如果组成队就有二三十人了。武工队经常去敌占区，其实那些地方以前都是游击区，有的甚至还是根据地，大扫荡之后丢失了，现在正慢慢恢复。队里总有本乡本土的人，所以出任务之前，既不必事先通知谁，也不用找人带路，说声出发就摸着上路了。不过毕竟是在敌后秘密活动，白天住下研究工作和休息，夜晚行动，路上没人说话、咳嗽，连喘气都得憋着点，通过敌人据点旁边都不会被发现。
    武工队每次出去，任务各不相同。有时候是摸情报。也就是，到了目的地附近的村庄，找个地势比较安全的人家，悄悄地进屋，先对房东进行教育，从对方的利害说起，使他容易接受，然后再询问当地情况，拿小本子记上。驻一村，只有一家人知道，多走一些地方，再把情报对照起来，就可以画一个图表，标明敌人的据点、兵力、兵种，以及群众基础和我们活动的条件，甚至还可以了解到敌人内部的一些情况，做到知己知彼。
    更多的时候，武工队有宣传的任务。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中心口号，主要是教育群众克服“和平”幻想，坚信抗战一定能胜利；号召群众团结起来，监视坏分子，保卫自己的利益；在经济上，宣传在灾荒时期，八路军不增添老百姓的负担，鼓励大家坚壁清野，反资敌，“如果资敌，就是把敌人养肥了，使他们更凶狠地来杀害自己”。
    搞宣传，采取的是“空讲话”的办法，很有效。武工队夜里摸进村子，四下警戒好，宣传员选个高地方站好，拿个梆子敲几下，“老乡们，大家坐起来听消息……”，然后这边开始讲，乡亲们不点灯不起床，趴在炕头上就能听。宣传员讲话简短、明白，说清楚一个问题，武工队就迅速离开。一晚上走几个村，第二天就传得神乎其神，若是再遇到赶集，那更是到处都知道了。
    队里也有能写信的文化人，了解到谁在帮鬼子汉奸办事，就写一封信投到他家门上，严肃警告，不许死心塌地替敌人效劳！并且，还要求他在多少多少天内，找到多少多少户人家担保，证明他没办坏事，然后再把联保信放到什么什么地方……收信人吓坏了，第二天赶紧四处讨好发誓，求人担保，因此对乡亲们也就不敢太欺压。有的地主，吓得把收来的公粮还给农民（这叫做“倒粮”），有的乡长、保甲长，赶紧辞职不干了，说“八路没走干净，再干下去就没命了”。
    但是，日本人的赏赐，使一些汉奸似乎在一夜之间就暴富起来，这对部分民族意识薄弱的人具有着很大的吸引力。武工队一手搞宣传、一手拿枪，对这种“坏中坏”，当然是坚决镇压，杀一儆百。刘大爷是队里的战斗骨干，杀汉奸除恶霸，自然最拿手。
    但是，有一次执行任务，可真叫这个久经沙场的战士痛心了。那是在刘大爷的老家南宫县，乡里有一个混混痞子，从来就偷拿骗吃、不走正道，原先参加过会道门，后来投靠了日本人，帮着搞“剔抉”、“宣抚”，还强迫抗属“检举”、“自首”，罪行累累。这小子也知道八路军要除掉他，整天东躲西藏，不好找。一天夜里，武工队打听到他在某村一个小寡妇家睡觉，立即赶过去，翻院墙踹门，把他给堵上了。一进屋刘大爷就楞住了，这小寡妇是他堂姐！原先，她可是家乡有名的漂亮人啊，懂礼貌爱面子，刘大爷参军时的衣服和挎包都是她送的，几年不见，她怎么竟和这混混痞子搅在一起了呢？
    小寡妇哭闹着不让拉走汉奸，还说“这是孩子他爹”，可她抬头看见刘大爷，立刻就不吭声了。八路把汉奸拉到村口，抬手就崩了，其他人还在讨论怎么处理小寡妇，刘大爷铁青着脸说“放人！”。队长虽然不是本地人，不了解情况，但他经验丰富，看见老刘气得浑身发抖，马上就把那女人给放了。
    第二天，队长把队伍带到刘大爷的家乡，让他回去看看。当时，家里门关着、屋里也是黑的，翻墙进去，听见有人说话，知道是他父亲的声音，于是叫开了门。老人家激动得不行，说“听人讲，你前几个月被打死在枣强县的一个道沟里，头朝南脚朝北，瞧得清清楚楚，我和你伯父还去找着收尸……”，老母亲也哭着说“你叫门的时候，我还以为孩子死的屈，阴魂回家了呢”。又问了几句，才知道是保长家儿子造的谣，武工队立刻就把那家伙抓了来，说是要枪毙，老刘大爷做好人求情，八路军于是警告说“先记上一笔，再搞破坏就严惩”。保长儿子失魂落魄，连说“再也不敢了”。
    在家聊家常的时候，刘大爷讲到堂姐的事，十分气愤。俩老人家想了想，说“她的事，我们也知道……孩子啊，你也别太怪她，她那是饿的……”。
    的确，在那个年月，无依无靠的寡妇实在太多了，苦难中的人们，又怎么能苛求所有不幸的妇人都成为烈女呢？

格子布鞋

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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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那些事 之五

    都说,“战争让女人走开”.可是，战乱中的苦难，女人们又何尝躲避得开呢？
    经常协助八路军行动的地方干部，有一位冯大姐（其实是她丈夫姓冯，她是“老冯家的”），是个很刚强的中年妇女，能说会道，办事既果断又有条理。在敌后活动，无论环境多危险、条件多艰难，她毫不示弱，甚至从来不会显得疲倦，大家都很佩服她。
    冯大姐的丈夫很早就参加了抗日组织，帮八路军跑交通。有一年鬼子清乡，正值河里涨大水，敌人把渡船封锁了。她十四岁的儿子知道父亲水性不好，就抱了一串葫芦泅到对岸去接人，结果这一去就没回来，几天后在河边见到尸体，父子俩搂在一起，身上除了枪眼，还捆着那串葫芦……
    冯大姐原本是家庭妇女，这以后就参加了抗日活动，先是在村里工作，凭着自己出众的能力，逐渐到区里、县里担任了领导职务，后来成为地方工委的委员。据说参选区干部的时候，冯大姐还创造了一个记录，当时是搞“投豆选举”，候选人坐在前面，后面桌子上放一个碗，投票人列队从背后走过，中意谁就在相应的碗里投一颗豆子。结果，其他人的碗里还是空的，而冯大姐碗里的豆却已经盛不下了。
    然而，这么一个能力出众、深受群众敬佩的干部，在抗战胜利后却突然辞职不干了，原因是她仅存的女儿嫁给了一个商铺伙计，她要去和自己的孩子生活在一起。当时，各级领导都做了工作，拦不住。
    解放后，冯大姐的很多同事都在河南省担任领导，可她在开封的女婿家里，乐呵呵地带外孙，当家庭妇女，没提任何要求，非常满足。
    冯大姐舍弃荣耀，选择了天伦之乐（这使得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许多战友都非常羡慕她），或许，经过了战争的女人才明白，安宁的生活，是她们最大的愿望。刘大爷的那位堂姐无疑也是期望安宁的，但她走错了路，她不够坚强，她不知道，丧失了尊严的生活，是不可能有真正的安宁的。有时候，追求安宁和追求荣耀，同样需要坚强的意志。

    刘大爷从武工队回到骑兵团，已是43年开春。刚进团部报到，况政委和李主任就猛夸奖他，原来，军区的报纸上登载了他的英雄事迹。
    有段时期，武工队在枣强县活动，大扫荡之后，刘大爷在这里养过伤，对当地的感情很深。这里的群众也很好，虽然在敌人的严厉控制下，老百姓自己也缺吃少穿，但总要想办法千方百计地帮助八路军，经常是，几户人家凑上十多斤粮食、三五个鸡蛋，偷偷找到武工队，一定要他们带回根据地去，“休息好，养壮身体，早点打回来啊”。有一次，夜间宣传离开村子，一个老头追了好远赶上来，递给刘大爷一个小包后转身就走，打开一看，里边是三个半窝头，这分明是人家明天的口粮啊……
    当地有俩汉奸，米先恩、米先盛兄弟，无恶不作。临过春节，有户人家娶亲，米氏兄弟去喝喜酒的时候，看见新娘子漂亮，就借口枪被偷了，把新人拖到了炮楼里。新媳妇第二天回来以后就疯傻了，新郎家也要死要活过不下去。群众们都很气愤，寄希望于武工队撑腰，可是又觉得“八路军只能在晚上活动，大白天保不住人……”。
    刘大爷闻讯气炸了，立刻向地方干部申请除掉米氏兄弟（当时，除奸目标要区以上干部决定，部队战士不能随便杀人）。米家兄弟天黑后都住在炮楼里，刘大爷不管不顾了，决心在白天动手。第二天上午，带着游击小组的两个民兵到米先恩、米先盛经常出现的地方去找人。刘大爷心想：反正我的伤是在这里养好的，上次大难不死，这回为了群众，把命丢在这里就是了。
    中午，在一处干涸的河床边，迎面遇上了米先恩和一帮人，经过民兵指认清楚，刘大爷走过去就开枪。第一枪打在腰上，汉奸歪倒在地，接着再补一枪，他就完蛋了。米先恩只有一个带枪的跟班（周围其他人都是老百姓），可自始至终， 那跟班都吓傻了没敢动。刘大爷缴了他的枪，大声宣布：“八路军武工队奉命除掉米先恩，谁再敢当汉奸，和他一样下场！”然后扬长而去。
    米先恩死了以后，米先盛小心多了，轻易不出门，即使出来了也带上一大帮伪军护驾，很难下手。有一天赶集，群众报告说，米先盛在集上喝酒。估计到伪军纪律差，散集时各走各的，米先盛有可能落单，武工队决定动手。观察地形以后，安排刘大爷带四把短枪躲在路边的断墙后面，另外四杆长枪埋伏在百米外的院子里，预防敌人冲过去了再阻击。区干部带几个人到集市上去，跟在敌人后面出来。
    散集的时候，米先盛来了，慢腾腾赶着一驾马车，他坐在车辕上，车上堆了乱七八糟一些东西，还坐着四个伪军。恼火的是，马车前后还有十几个老百姓一起跟着走，有的还把手里的东西搭在车帮子上，图省劲。这要是打起来，群众难免会受连累。
    在后面远远跟着的区干部很聪明，看见情况不对，他就在后面喊“喂！今天你们村里的几个半大孩子被疯狗咬了，有这事么？”。你说，哪家屋里没有个“半大孩子”呀，一听这话，老百姓全不走了，呼啦围起来问个东长西短，区干部借机就把散集的群众和预设战场隔开了。
    马车到了跟前，刘大爷扬手扔了颗手榴弹，战斗开始了。巧的是，这手榴弹正好就落在米先盛怀里，可又不巧的是，这手榴弹没有响。米先盛反应挺快腿脚也快，跳下马车就往路边的地里跑，刘大爷不管别人，闷头就追，边追边开枪。打了两枪没打上，米先盛吓慌了，在庄稼地里摔了一跟头，爬起来再接着跑，刘大爷就离他近了。追到跟前，正想打枪，米先盛突然止步朝旁边侧身一滚，俩人一错身，米先盛躺在地上，枪口就指着刘大爷，老刘心想：“完了……”。
    但是，枪没响。刚才，米先盛摔跤的时候，手枪枪管插到土里，堵上了。事到如今，他也只有哀嚎一声，被刘大爷枪毙了。这时候，咱们的老刘也是一身冷汗，说不清楚是因为跑步累的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反正腿肚子有点哆嗦……
    马车上的伪军也知道武工队是冲着米先盛来的，他们用不着陪着玩命。所以，除了一开始就被打死的一个，其余三人都蹲在路边抱着脑袋，缴枪投降了。
    武工队连续在大白天的大胆活动，震动了日伪军。他们认为这次八路军的游击力量一定比较强，于是出动了搜索队，在一无所获之后，敌人要求每个村子晚上都要派“值更组”守夜，发现八路军后立刻点篝火报信，哪个村放走了武工队就处罚哪里。
    本来，刘大爷他们八九个人，队伍精干，要撤走很容易，但如果这么一走了之，有几个“重点治安村”的群众就难免会受牵连，必须要想个办法。
    于是，那天半夜里，所有的村口都有了动静。先是噼噼啪啪地敲东西，再就是“值更组”的大呼小叫，接着报信的篝火都点燃了……夜里，炮楼里的敌人看见周围十几个村都点了火，吓懵了，哪里还敢出来，只好朝着大马路上乱放枪了事。第二天，各村都来诉委屈，“昨天八路从我们村口过，老总们怎么不出来支援啊……”。
    这次去枣强县活动，武工队里有一个宣传干部，以前没参加过战斗，初上战场很兴奋。他回去后就写了篇文章发表在军区报纸上，题目叫做《战斗的喜悦》，很是把刘大爷吹捧了一番。老刘先前并不知道，回到部队这才看了文章，虽然得意，心里也难免有点犯嘀咕：战斗就是战斗，还喜悦？要不是运气好，当场就报销了，喜悦个啥呢？
   
    真正喜悦的是，上级任命刘大爷当二连二排长了。曾玉良团长问：你认为怎么才能当好排长？刘排长回答：一是打仗多动脑子；二是带头打冲锋。团长很高兴，说出去学习了一次，效果不错嘛！
    这经验还真是学来的。轮训的时候，有一次学习组织连续爆破，学员这边轮流当排长，对面坡上就是几个教员站在那里，他们说谁死了谁就算死了。
    有个“排长”，设计的是两人组，连续派出了三个爆破组都没有成功，又接着派出第四组，刚冲到一半，裁决教员（现在叫“总导演”）突然把旗一挥，说：把“排长”撤了，他不及格。这“排长”想不通，说：前面的人派了六组不成功都没事，我才派四组……教员讲评道：一、你连续派四组突击，走的都是相同路线，没有总结经验，不动脑子就不能及格；二、最重要的是，你派出的前三组战士都已经牺牲了，第四组你还想不到自己上，不能身先士卒，你不配当排长！
   从此，刘大爷明白了八路军的指挥员应该怎么做。
   
   从团部出来，遇到周开树，这才知道他调到骑兵团了。四连长李树茂受伤以后身体一直很虚弱，骑在马上都坐不稳，周开树就担任四连副连长，协助他工作。（周开树14岁参加红军，外号“周二虎”，在冀南八路军中也算有名的人物。他后来从骑兵团调到二十旅任营长，解放战争中牺牲，当时，刚新婚第4天）。
   回到二连，战友们都很高兴，刘大爷办完正事就去看自己的战马。找来找去没找到，问谁谁也不说，他不由得有些冒火，嗓门也大了起来。指导员赶紧过来把他拉到一边解释，叮嘱他不要闹情绪，还说，保卫部的特派员正在连里呢。
   保卫部特派员？刘大爷知道他们是干政治审查、防奸、保密教育的，专门处理违纪违法、叛逃、破坏事件。骑兵团是红军团队，政治素质顶刮刮，很少麻烦他们。现在，保卫部派人来干什么？而且，从刚才见到的生面孔来看，这次来的保卫干事还不少呢！
   
   指导员，出啥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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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那些事 之六  
     
    演义小说中经常叙述“粮草断绝，军心大乱”的故事，或许，实情正是这样。八路军若是缺了粮食，事情也难办。
    42年冬天，根据地军民是在饥饿中度过的，到了43年开春，粮食更紧张了。粮食、粮食，一时间，粮食成为了党政军各级部门最棘手的问题，区委和行暑公开强调：“粮食问题是目前一切工作的重点”，“粮食征集是抗敌斗争的关键”。彭德怀副总司令甚至说：“今天，谁有了粮食，谁就会胜利”。
    可是，征集粮食，谈何容易。大扫荡之后，根据地的面积和人口大量减少，即使是在八路军能够活动的区域，敌人也建立了密密麻麻的封锁线。到处是炮楼，到处是一丈深、一丈宽的路沟，小伙子空手翻越深沟都困难，更别提负重通过封锁线了。在这种情况下，能弄百把斤粮食进来都是奇迹。在征粮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就强调坚壁清野，八路军得不到的，也不能让鬼子抢了去。
    那时候，KP、国民党和日伪政权都缺粮。日伪占领的经济区比较广，日子好过些，加上日本人也狠，发现贪污、囤积粮食的人，无论当官的当兵的或是大小商人，一律严惩，所以，基本能保证伪军士兵每个月有四十斤口粮。国民党也有军粮渠道，但他们大官贪污以后小官接着贪，层层刮，到当兵的头上就没多少了，于是就哗变。从42年到43年，华北国民党军纷纷叛变，特别是43年春，吴化文（伪第三方面军）、庞炳勋、孙殿英（伪第二十四集团军）、荣子恒（伪第十五军）军心大乱，接连投敌，主要原因都出在粮食上。
    比如伪二十七军的杜淑，原是国民党的师长，杂牌部队。国民党不按章程发军饷，而是每个月出五万块大洋，承包给他，再另外按人头划拨军粮。杜淑手下有三千人，报了七千人的编制领粮食，还要贪污。他们和八路军搞摩擦的时候，士兵饿得跑不动，等到被打败了，商行仓库里却堆着近五十万斤军粮，没来得及变卖也来不及运走。这样的部队，遇到灾荒，能不叛变么？
    八路军没人贪污（私拿五斤小米就枪毙，谁敢贪污），确实是没有粮食。骑兵团更加困难，人饿肚子还可以勉强顶着，可战马没东西吃，做什么思想工作也没用，塌背、拐腿、患软骨病，病倒了一大批。战士们成天守在马跟前，眼睁睁地看着它蔫下去。
    好容易开春了，粮食虽然没有，但杨树、榆树长出了嫩叶，地里也长出了新草，骑兵们于是就牵马出去放牧，同时自己也挖野菜充饥。可是，这时，老百姓也把树叶当成了主要的食粮，各种无毒的野菜、树叶、地果都拿来当饭吃。几天以后，军区政治部特意为此下了文件：部队单位不能在村庄附近采摘树叶和野菜，要留给群众。战士们服从了命令，但心里却难过极了，“当兵打仗，到了这个地步，要和群众抢野菜吃……”。于是，当天就有人开了小差。
    最严重的的是一连的胡彦明排。他那个排补充兵多，彼此不大了解，有一天出去找食物，走了十好几里地，旷野里遍是挖取野菜的男女老幼，硬是没寻到符合上级规定的采摘场地。胡彦明缺乏经验，就把人员分散了，结果，白天出去二十六个，晚上回来十三个，正好跑了一半，胡排长急得满嘴是泡，找了两天也没把人找回来。要说，骑兵开小差的确是不好找，一是因为单独行动时象通讯员，不容易引起怀疑；二是骑马跑得快，你上哪里追去。
    骑兵团正在开会教育防止开小差，上面突然又来了命令，说是杨得志司令员恢复组建冀鲁豫支队，要从骑兵团抽调七十匹马。一开始，军区来的干部也太随意了点，他们直接下连队去号马，看见合意的就系上条布带子，准备过后拉走。战士们顿时不干了，有的人拎着马刀坐在马槽里，谁拉他的战马就和谁拼命。四连更是炸了营，韩永正烈士的“猛子”也被做了记号，这下，连李树茂都不愿意了，差点没和人家打起来。团领导一边稳住大家的情绪，一边去和上级商议，最后决定马匹由团里自己选送，军区不插手。于是，骑兵团重新编成四个连和一个徒步大队，刘大爷的战马也就是这时候被调走了。（可是，过了些时候，杨司令带着部队去延安了，那批马匹也跟着去保卫党中央。骑兵团战士立刻又后悔了，后悔先前没有把最好的战马都送上去保卫毛主席。刘大爷的坐骑去了延安，他因此十分得意）。
    刘大爷回部队的头两天，二连又出了事。本来，骑兵喂马时，各匹马的缰绳拴的长短应该要一致，因为缰绳拴得长，马的活动范围大，抢吃的食料多；反之，拴得短的就吃亏了。晚上喂料的时候，有个战士偷偷把自己战马的缰绳放长，被别人发现了。这要在平常，最多也就是拌嘴吵架的事，可这段时间人们火气太大，结果竟发展到动刀杀人，出大事了。
    保卫部特派员来了，一经调查，他认为骑兵团成分复杂。的确，当时在华北，马匹是个贵重牲口，一般贫穷老百姓平时接触马匹的机会很少。因此，除了那些老红军，一般战士当兵前有乘骑基础的，都有些跑江湖的阅历，部队的战斗骨干也有不少是富裕户子弟出身，或者，起码象刘大爷这样，在外面跑过腿当过伙计，社会关系复杂。特派员觉得问题严重，立刻就调了一帮干事过来，开展政治审查、防奸除奸，一时间，弄得全团上下人心惶惶。
    刘大爷这个新排长上任，首要任务就是防止叛逃。晚上，各班长睡觉都把铺位安在门口，房门用绳子拴着，另一头系在自己手上，连排长一天要查几次人数，出任务时更是紧张得眼都不眨一下。有个战士偷偷来找老刘，说“你让我走吧，我不带枪、不骑马，保证不去当汉奸。我回家吃几顿饱饭就回来接着打鬼子”。刘排长回答“你讲的这些我都相信，可是如果你敢逃跑，我一样开枪打你……”。
    就在这紧张的气氛中，又传来了一个很让人沮丧的消息：120师的骑兵团在大青山解散了，129师骑兵团也要下马改成步兵！这个消息是确切的，因为，上级有人认为，骑兵消耗太大了，养不起。的确，养骑兵困难，算一笔帐就知道：当时，八路军士兵的口粮已经降到每天六两杂粮，其中，留一两作为应急储备、拿出二两支援群众，实际上只剩下三两左右；而由于没有草料补充，战马的豆料降到每天三斤就不能再减了。这样一来，一匹马的消耗几乎是一个战士的十倍。解散一个骑兵团，可以多供应四五个步兵团。
    还有个消息说，骑兵解散后，大部分战马都将被宰杀。这更让部队军心大乱。 团领导没办法向下做工作，只好去找上级提意见，说明“骑兵团从红军时期保留到现在不容易；再说，把马匹都杀了也没有多少肉，解决不了大问题”。战士们也提出：“如果嫌骑兵消耗大，我们宁愿到敌占区去活动。到那里战马可以吃草，我们也能和鬼子拼一下”。七七八八的意见反映上去，上级领导也犹豫了，正式文件就拖着没有通知下来。
    过了些天，冀鲁豫四分区的张国华政委突然跑到骑兵团来，笑嘻嘻地东看西看。原来，上次骑兵团派人配合四分区到河南卫辉抢粮，虽然没成功，但骑兵的作用给张国华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回听说骑兵团面临解散，他就提出意见，认为：其他根据地都有山地作为战略依托，只有冀南和冀鲁豫完全是平原，在这样的地形开展游击作战，保留骑兵作为机动兵力是必要的。张国华还保证，四分区有办法解决骑兵的供给，如果别人觉得难办，他们要！
    上级经过协商考虑，同意将129师骑兵团从冀南调到冀鲁豫军区，由四分区领导。当时，四分区的正规部队只有一个二十一团（也是趁灾荒缺粮刚要去的），现在又白拣了一个红军底子的主力团，张政委能不高兴么？
    骑兵们也很高兴，能保住部队、保住战马，大家都松了口气。骑兵团长期在冀南征战，现在要到河南去了，战士们也感到新奇和兴奋。
    部队到了范县（冀鲁豫军区所在地），区党委书记黄敬和四分区司令员赵承金来看望大家，在干部大会上传达了一个新任务：到沙区去帮老百姓种地。原来，因为旱灾，老百姓大部分逃荒去了，地没人种。为了不耽误春耕，军区、行署和区党委机关都要派人去参加生产救灾。黄敬书记是个很开朗的人，他告诉干部们“你们执行任务之前，要做好战士的思想工作，犁地可能要伤战马。我在冀中工作时是有体会的，伤了马战士们可想不通了，哭鼻子，难办啊难办”。况玉纯政委当即表示“豁上一个连的马也要完成生产任务”。当时，其他人都没接嘴，黄敬书记见状也挺明白，笑笑说“任务要完成，也要做思想工作”。
    思想工作是在加强党的组织生活和政治教育基础上进行的，主要是反对盲目的单纯依赖上级的错误情绪；同时，号召全体同志爱护病号，爱护身体，爱护马匹，加强生活管理，宣扬先进单位，增强官兵团结，克服认为参加生产是“额外负担”的思想。另外，犁地伤害战马是不可避免的，但曾玉良团长和边乔参谋组织大家想办法，争取把损失降到最低点。
    部队出发前，发了几大车粮食。马匹和人的伙食一样，全是黑豆。黑豆这东西，虽说是杂粮，也比不了小米，甚至不如山药蛋和荞麦面。它一般是用来喂牲口的，即使最穷的人家，也不会拿它当正经粮食。刘大爷当兵前，家里是开豆腐坊的，见到的豆子多了，可说什么也不会想到要吃黑豆。这玩意炒着吃，又苦又涩，难以下咽；下锅一煮，出来的是黑红色的稀汤，气味难闻，本来饿得很，闻到那味道，还是猛翻胃，简直吞不下去。
    刘大爷参加革命后，从没有当过逃兵，可确实，有两次动过开小差的念头。
    第一次是当兵不到一年的时候。当初刚参加八路军时，还谈不上有多少革命觉悟，更多的只是受到干抗日工作的荣誉的吸引，觉得光荣。再加上和伙伴们一起，跟着队伍走，有人管吃住，既不受长辈的约束，也没有掌柜的催着干活，扛枪骑马，十分痛快。可时间长了，新鲜劲一过，就有些想家了。有一天在村口站岗，看见个六岁的孩子哭哭啼啼地回家。那孩子大概是到哪里捉鱼，掉到水里了，衣服破了个口子、浑身满是泥汤，他妈妈拎着个小棍跟在后头，走几步敲一下，那孩子咧着嘴大哭，被敲一下走几步，再敲一下又走几步……刘大爷开始的时候看着笑，可看着看着就突然想起自己妈妈了，想家得不行，于是把步枪挂在了树上，准备开溜走，可最后，还是没有动身。
    再一次，就是这次去沙区的路上。当时，刘大爷作为收容后卫，远离大部队有十多二十里，慢腾腾地走着。这时候，路边岔道上过来两个生意人，边走边开心地说着话，年纪大的那人带个礼帽，年轻的头上包着白毛巾、穿着小褂，一看就知道是河北老乡。俩人干净整洁，见人就热情地打招呼，很有礼貌，这让刘大爷一下子就想起了自己在石家庄饭馆里当伙计时的情景。“如果不当兵，现在自己也在跑买卖了吧，也许成家了吧……”这么想着，就动了开小差的念头。可这次也只是痛苦地想了想，没有行动。
    为什么没有行动？是因为看见了老百姓。“群众热情地冲着我们笑，打招呼、问好，他们那么尊敬军队、相信八路军，怎么好意思去当逃兵呢”。
    虽然如此，但到沙区去的路越走越穷困荒凉，部队的情绪也越来越低落。以往行军的目的是去打仗，对周围景致并不在意，可这次是去搞生产，战士们对地理条件就比较关心，走着走着，四边逐渐全是荒地了，连路人都看不见，大家于是越发敏感起来。领导们也觉得气氛不对，一个劲地鼓动打气，可效果不大。
    到最后，大家都是阴沉着脸赶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