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外马甲再出手：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连载）

格子布鞋

还是够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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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那些事 之七

    所谓“沙区”，是指内黄、濮阳、滑县之间的黄河故道一带。43年，这里早已没有了滔滔河水，四周只剩下些大大小小的沙丘。领导们说，骑兵团的代耕地在内黄县，那里原来是群众基础较好的根据地，并且盛产花生和大枣。可是，一路上，战士们只觉得人烟稀少，看不到有什么粮食作物。

    经过几天的行军，部队到达了沙区中心的井店集，发现这里也是冷冷清清，毫无生气。以往，八路军到老根据地，路口总有男女老少迎接，热情地张罗着安排住宿，可这次，等了好久，才出来一个人，病歪歪的，虚弱得有气无力。曾团长和况政委一面和他交谈，一面安排干部们分组进村探访百姓。
    进了村，发现四处房屋破败，大门半掩，十室九空。有的院子里停着尸体没人管，即使有活人的屋里，也只剩下个把老人，灶里的火早熄灭了，人饿得皮包骨头，奄奄一息。还有间房子里，床上躺着饿死的母亲，怀里还抱着死去的婴儿……幸存的百姓看见八路军队伍来了，象见了大救星，泪留满面、不停地作揖，却哭不出声音，要隔上好一阵才能出声说话。
    村里的惨状，让久经沙场的战士们都禁不住捂住了眼睛，大家回到村口集合，汇报情况，很多人都哭了。
    原来，就在去年，日军独立第一混成旅团在汉奸地主孙步月的配合下，对沙区进行了6天的大扫荡，为制造“无人区”，敌人施行了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进行残酷的大屠杀，无论男女老幼，只要遇上，无一幸免。仅在南张堡等十五个村子，就有1872人被害，有的人家因此绝户；杨固村有7口水井，其中6口填满了被害的群众。
    汉奸孙步月，是鲁西豫北一带的大地主，挂过“千顷牌”。他不仅帮着鬼子杀戮抢劫，还把沙区的枣树都砍了，有的木料拉走，其它的就放火烧掉，试图断绝群众的生活来源，逼迫人们搬走。汉奸的手段和鬼子一样的毒辣、一样的疯狂，以至于灾区的好多百姓听见孙步月的名字就发抖。
    自然灾害和敌人的抢劫使得当地粮食断绝，大屠杀又使得许多村落成为了废墟。大批群众被迫外出逃荒，留下的老人和孩子身体虚弱，大多冻饿而死，昔日的乡村，如今到处是残垣断壁，土地荒芜、人烟稀少，如果再不及时把春耕春播搞好，沙区的一些地方就真的要变成了“无人区”。

    日军的罪证是最有力的反面教材，惨不忍睹的的现状胜过了十次思想教育报告。骑兵团战士们的拳头捏紧了，握枪握刀的手捏紧了，满腔的激愤化成了无穷的力量，也化成了战天斗地的实际行动。所有的人，原先软弱的想法消失了、埋怨的情绪消失了、动摇的思想消失了，大家都明白，如果不坚强地战斗下去，就会当亡国奴，就会有沙区百姓一样的悲剧再重演。
   《铁骑报》连续发出了动员号召，曾玉良团长说的是“洒尽全身血，还有硬骨头，拼死和日寇干到底”，况玉纯政委提出“变沙区为绿色原野”。有个新战士，外号叫“皮皮”的，提了个口号，还被政治部写在了墙上——打仗勇敢杀日寇，生产勤劳救群众！
    部队分散到各代耕点，首先打扫卫生、掩埋尸体，再分发粮食、修理房屋，帮助老百姓重建家园。八路军的军粮也很紧张，支援群众以后，自己就挖野菜、吃树皮。由于先前敌人把死人塞到井里，上面压上磨盘，使得生活用水遭到破坏，所以吃水饮马也都要另建设施……这么忙碌了五六天，才开始耕种。

    团里规定，每人每天至少耕种一亩地，但干部和党员都纷纷给自己加任务，政治处也开展了“看谁耕地多，看谁贡献大”的竞赛活动。刘大爷原先在家里时并没有怎么种过地，团里象他这样的战士也不少，可大家都咬紧牙关、勒紧腰带拼命干活。每天，各班留一人准备饭食（挖野菜），其他的人则牵马下地，早出晚归，抢种粮食。为了保护战马，人和马一起拉犁；那些有战伤的干部战士，自动结成小组，互相鼓励。每个人手上都打起了大血泡，每天都有同志因饥饿劳累，晕倒在地里，但谁都没有怨言，依然你追我赶地进行生产。三连指导员赵有金每天能耕二亩地，被评为模范；团长曾玉良天黑了还在地里忙活，被称为“铁汉”，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
    经过了二十天的劳动，沙区的耕地补种上了粮食。与此同时，地方政权组织也重新建立起来，当地群众得到了救济，体力有所恢复，村庄也又呈现出了生气。骑兵团告别了沙区群众，又接到命令，星夜赶往鲁豫交界处的莘县，支援八旅完成生产任务。
    在莘县，八旅的旅长李聚奎和政委肖永智指定了任务。骑兵们到了代耕地以后发现，这里和沙区一样，也是“无人区”。赤地一片，满目凄凉，部队住进房子，先要清除杂草和灰尘，还要清理床边屋角无人掩埋的尸骨残骸。耕种开始没多久，有人病倒了，一检查，才发现是霍乱。团领导立即报告上级，八旅旅部闻讯也吓了一跳，赶紧设置疫情观察哨，还送来了一大批烧酒，派人到处喷洒。同时，也通过当地土顽齐子修的关系，去济南搞防疫药。
    当时，从敌占区弄药品一般都很困难，惟独治瘟疫的药是例外，不仅不会受到查收、限制，还免费。那一次，防疫药品运来的时候，竟然还跟来了俩日本医生！刘大爷说，当时大家都恨透了日本人，而这两个医务人员敢跑到“无人区”来，胆子真够大的。他们好象是姐弟俩，弟弟是大夫，叫都筑敦（有这种名字么？），姐姐是护士，叫什么不清楚，俩人都懂中国话，但很少说什么，只是忙着打防疫针、给人看病，还到处消毒，等疫情缓解以后就走了。
    当初，马甲我曾经表扬这姐弟俩是“日本白求恩”，刘大爷不同意，他认为白求恩是国际主义，而这俩人只是人道主义，差远了。

     莘县的代耕任务完成后，骑兵团立即回到冀鲁豫四分区归建。这时，春耕时节已过，八路军要打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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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索庄歼灭战（上）

    春耕生产结束以后，骑兵团回到昆吾，向四分区报到。这时候，部队的番号虽然还是叫“129师骑兵团”，但事实上已是属于冀鲁豫军区四分区领导下的一支机动兵力。

    四分区的主要活动区域是东明县、长垣县、濮阳县和滑县一带，这里，除了一部分日军以外，在濮阳驻守着伪军孙良诚部、东明有伪赵云祥部、长垣则是顽军邵鸿基。以前，四分区的武装力量比较弱，不仅分区机关所在地总是需要转移，对敌作战也只能是采取游击策略。二十一团和骑兵团来了以后，机关住所稳定了，可军事上还是习惯于“小打小闹”，经常是把正规部队分散了去搞偷袭。刘大爷他们刚到分区时，曾经组成手枪队，化装到东明县的临濮集，随随便便就击毙了十几个前去赶集的赵云祥部军官。分区领导因为这个战果高兴得不得了，可骑兵们私下里却觉得动作太小，没意思。
    当初，张国华政委之所以敢拍胸脯，保证能够负担骑兵团的供给。一方面是因为四分区的一些区域靠近黄河，受旱灾影响不严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里的游击区正在逐渐扩大，新建立的地方政权有征粮的余地。
    43年春节，长垣县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可是，由于敌顽的骚扰，县政府花费了好多功夫，一直进不去。一天，曾玉良和况玉纯到军分区去找张国华政委商量事情，正巧遇到长垣县委的一帮人在他那里抹眼泪告状（张政委兼任地委书记，也管地方上的事情），原来，他们又被邵鸿基赶出来了，除了两位女同志，其余的都挨了顿板子，屁股都被打肿了。曾团长见状很气愤，立刻就提出申请，要求出兵保护县政府。

    第二天，分区下达命令，派二十一团和骑兵团“到滨河地区侦察敌伪作战意图”。当时，战士们都很奇怪：派两个主力团到滨河一线去，到底要侦察什么情况？曾团长笑了笑，私底下对干部们说：估计，这次侦察的目的，就是找机会教训一下邵鸿基。
    二十一团那边也是心照不宣，两个团不约而同，径自就开到了长垣县，转悠着，等邵鸿基出来。
    说起这个邵鸿基，是个很复杂的人物。他是个旧官僚，从北洋政府时就当县长，可是不贪污也不坐轿子，骑个毛驴到处跑；他受过新教育，却又是旧做派，喜欢升堂判案，还有跟班举着棍子板子，旁边还放着虎头铡；他是文人，偏又乐意弄武，军事本领不怎么样，早年被“红枪会”抓住打了一顿，从此就佩服上了江湖好汉，他的部队都是会道门底子，什么“赵元帅”、“丰县虎”、“沛县狼”是他的几员大将，他则自诩儒将，仿佛宋公之明、诸葛之亮；他坚持抗日，拥护老蒋，却又同情理解汪精卫，使劲地帮伪军辩护，说什么“曲线救国也是有道理的”；他在前些年和KP合作过，还当过边区政府的专员，可后来又极力反共，凡是八路军的主张他都要唱反调，写文章说“KP的那一套我都懂，我都有办法对付”，因此，他被敌人吹捧为“反共专家”。

    严格地说，邵鸿基并没有以武装与八路军摩擦，但他就是不让KP政权进入他的地盘。他说自己是正宗官老爷，八路军是流寇，可地方上的老百姓偏偏也就相信了那一套，对他敬畏有加。不打掉邵鸿基，抗日民主政权真没办法在长垣县立足。
    过了些天，有消息说邵鸿基部一千四百多人要出动了，曾团长马上派人通知二十一团，常仲连团长和参谋长魏文建都来了，商量以后都说要打。于是曾玉良动员部队，说顽军邵鸿基侵犯我根据地，要到大小索庄抢粮食，反动气焰十分嚣张，“我们不打则已，打就要狠狠把他打痛了”。干部们听了直乐，三四月份，青黄不接的，抢的哪门子粮食？大家心里也明白，这大索庄和小索庄都有会道门基础，邵鸿基此番大概是想去收编门派、扩大武装呢。不过，“反共专家” 邵老爷一直以来就很惹人讨厌，现在要教训他，战士们也都挺乐意。
    邵鸿基的军事头衔是“国民党冀察战区挺进第二纵队司令”，其主力是赵子安（“赵元帅”）支队。第二天，邵司令和赵支队将进驻大索庄，其他两个支队将去小索庄附近。情报很准确，来得也很容易，因为邵老爷事先已经派人在村里拉条幅、搭戏台、预备饭菜，广而告之了。

    八路军计划，骑兵团主攻大索庄的赵支队，二十一团打小索庄方向。等战斗打响后再去通知地方政府，免得人家担责任。
    这一仗打得很轻松。
    战斗开始前，骑兵团本来还在等一连（当时一连正在外面出任务，况政委连夜去把他们带过来），没想到二十一团侦察队那边先打响了。大索庄里的敌人听见枪响，乱哄哄跑出来看情况，恰好遇见了正在向村北移动的骑兵二连，二连立刻开火，机枪步枪一阵猛打，把敌人撂倒了一片，剩下的赶紧往回跑，二连顺势就跟进了村子。

    早就在北边准备好了的三连和徒步大队看见这情况，心说：不对啊！我们才是主攻部队，怎么能让二连先进村了呢？于是马上吹号，也冲进了村子。
    八路军进村快，可人家“国民党冀察战区挺进第二纵队”的“赵元帅”支队真不愧是主力，动作更快。一见对手从北面攻进来了，不用长官吩咐，立即就从南面跑出了村。这下，可把二连和三连都搞了个“措手不及”。本来，为了吸取南李庄巷战的教训，应对恶劣的突发情况，部队事先准备了几套战斗方案，可现在，战士们下马、分组、抢占要点……，正布置火力准备“打攻坚战”，可突然发现敌人都跑不见了，什么方案也用不上……懵了好一会，才跑回去把刚刚归拢的战马又分开，气急败坏地直骂赵支队不给面子。
    四连没得到主攻任务，在黄河大堤上坐着，怪不高兴，听见村里响枪了，也只能够伸着脖子瞧热闹。没想到，才没过多久，庄子里忽啦啦涌出来好多人，乱七八糟地就在自己眼皮子底下瞎跑。曾团长楞了一会，赶紧下令：“上马，追杀啊！”。大家高兴坏了，连忙列队，从大堤上冲下来，一时间，战马奔腾、军刀闪亮，真是痛快极了。

    不过，跑出来的敌人实在太多，四连来回冲杀也忙不过来。在平地上乱跑了一阵的“赵支队”也醒悟些了，急忙向东面大堤上冲，想抢占制高点。曾团长连忙命令部队改变突击方向，争取截断他们，可是，要求骑兵在冲锋过程中重新列队，也不是一时半会能做到的事。
    眼看敌人就要上大堤了，堤上突然出现了一支队伍——那是况政委带来的一连！敌人一下子就被压下来了，这时，二连和三连也汇合赶到，把“赵支队”压到了一块洼地里。于是，500多顽军全在这里投降了。

    二十一团在西边打小索庄，那附近有邵鸿基的两个支队，比“赵支队”更差劲。早晨的时候，团侦察队化装成买柴草的，接近村子，想先搞掉敌人岗哨，不料被顽军识破了（人家是当地人，不象日本鬼子那么好蒙）。双方一交火，二十一团只好发起总攻。“国民党冀察战区挺进第二纵队”一交战就跑，虽然没什么战斗力，但毕竟有两个支队，人多，二十一团又围又追，实在忙不过来，结果就赶了鸭子，让他们跑了不少。
   
    刘大爷没有参加大索庄的战斗，当时，他正在外面扭秧歌呢。

    骑兵团刚到长垣的时候，这里的老百姓对八路军不了解，他们见到部队一来就跑到荒野里去，即使没有跑走的，也是躲躲闪闪，搞得我们的工作很不好开展。况政委认为要发动群众，就要先从消除群众顾虑、活跃气氛、加深了解做起，因此派出团秧歌队，由宣传干事带领着，走村窜户去演出。
    秧歌队分男女两组，那时侯骑兵团没有女兵，都由男的扮演，刘大爷面貌秀气，就装扮成了大姑娘。每次到了村口，就敲锣打鼓开始演出，男的挥舞霸王鞭（一根竹竿，两头系上铜钱，挥舞起来哗啦啦响），“女的”端着荷花灯，手舞足蹈一阵，接着开唱：
    新年到，隆里格隆！新年到，格里格隆！
    男女老少大家好，嗨，大家好！什么好？身体好，什么好？团结好，团结好来打败日寇立功劳。隆里格隆，格里格隆！
    新年到，隆里格隆！新年到，格里格隆！
    人人拥护抗日军，嗨，抗日军！什么军？新四军，什么军？八路军， 八路军来打败日寇立功劳。隆里格隆，格里格隆
    …………
    部队扭秧歌的时候，地方干部也跟着，县政府、妇救会和青抗先都借机发动群众。老百姓觉得八路军亲切可爱，也就消除了戒备心理，高高兴兴地从这个村尾随到那个村，不仅开心地看，有的也跟着唱跟着学。刘大爷脸上的胭脂口红被汗水洗掉了，还会有小媳妇嘻嘻哈哈地抢着帮他抹上。
    骑兵团打大索庄，事先没有通知地方政府，秧歌队的这四五十个人也就不知道。那天早上，大伙化好妆刚开始表演，骑兵团派人来向县长报告情况，说是大小索庄战斗已经打响。“演员”们一听这消息，哪里还顾得上再唱歌，连妆也不卸，骑上马就走。

    跑到小索庄附近，发现几十个逃出来的顽军，骑兵立刻组队冲击，有个家伙刚把机枪架到沙丘上，就被刘大爷策马上去，一刀砍了，其他的吓得举手抱头不再敢动弹。紧接着，前面又接连冲出来几伙敌人，八路军就摆成阻击线卧马射击，打了一会，对面的敌军官从枪声中听出了名堂，说“没办法，遇到老部队了”，于是缴枪投降。
    秧歌队押着七八十个俘虏赶到大索庄，战友见面都哈哈大笑。俘虏兵们也奇怪，这花里胡哨的队伍是些什么人物？涂脂抹粉、穿红着绿的，还很能打仗！
    战斗结束后，县政府的人员才赶到大索庄，骑兵团把缴获的装备，包括9挺机枪都移交给了县大队。地方干部很激动，说“我们没赶上打仗，却得了这么多战利品，真不好意思”。况政委解释说“敌人想要扼杀新生的人民政权，八路军就应该消灭他们，用敌人的武器来武装抗日政府！”。战士们也说“邵鸿基的部队太窝囊，这些武器给他们拿着也是浪费，不如趁早交给县大队，对抗日民主更有帮助”。

    话虽这么说，但干部们心里真有点犯嘀咕。这次打邵鸿基，事先没有请示上级，全凭的是团长政委们的主观理解，既不知道该不该打，也没想到会打得这么大……唉，这也怪邵鸿基太没用，本来是想教训一下，谁知道一不留神，就变成歼灭战了。真不知道这老小子以后又要怎么去造谣告状。
    渐渐地，县干部也觉得这里面似乎有点不大对头，笑容也尴尬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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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索庄歼灭战（下）

     大索庄战斗一结束，骑兵团就给军分区领导发电报，简要报告了情况，大致是说：敌顽邵鸿基部进犯我索庄地区，骑兵团和二十一团配合地方政府予以还击，俘虏若干，击毙若干、缴获若干……我团受伤一人、阵亡一人。
     这次战斗，骑兵团只牺牲了一个人，而这个人却正是一连的排长胡彦明。当时，一连到达战场后，立刻展开冲锋，敌支队长赵子安发觉大势已去，就护着邵鸿基突围。胡彦明看见两个人骑着马拼命向南逃跑，知道一定是当官的，就孤身去追。没想到赵子安枪法很好，回头打了一枪，胡排长当场就牺牲了。当时其他战士正把大批敌人往洼地里赶，发现这情况连忙再追着去报仇，但由于距离太远，没有追上。
    胡彦明是和刘大爷一起参军的河北老乡，立过大功，是个很爱面子的人。前段时间他的排里面有人开小差，影响了集体形象，这个当排长的就一直惦记着挽回荣誉，结果，这次抓俘虏心切，反而遭遇了不幸，这让全团干部战士都十分惋惜。
    胡彦明这人，打仗勇敢，也很爱学习，一张报纸到了他手上，翻来覆去看上一天都舍不得放下。他家里穷，很小就去给别人当伙计，财主家儿子的腿有残疾，他天天背着少爷上学，因此也就跟着认字，有了些文化。有次战斗中，拣到了一本北平陆军大学的小册子，叫什么《航空判读》，他高兴得不得了，一有空就抱着书看。问他那上面讲的是什么，回答：“是说怎么在飞机上看地形的”。大家就笑，“连飞机都没见过，学这玩意有啥用”。胡彦明也不反驳，自己接着看。
   “可惜了啊，多好的一位干部，要是能活下来，现在兴许真能坐着飞机看地形了呢”。

    接到骑兵团的电报，军分区不置可否，只是通知况玉纯立刻回昆吾去。
    到军分区驻地去说什么好呢，况政委有点抓瞎了，只好先带着人进大索庄调查情况。看见村里场坝上摆着一只大羊，刚杀死，还没有料理完毕，还看见院墙下有东一堆西一堆的鸡毛，可是没有发现鸡。况政委说“不能，去找找”。果然，在锅里找到了二十几只鸡，于是，这都成了顽军欺压百姓的罪证。不一会，又有战士来反映说，邵鸿基这次来，借口要收“子弹费”，强行收缴了四十七袋粮食抵帐，乡亲们苦不堪言……好家伙，邵鸿基还真是来抢粮食的啊，团长做动员时的分析还真没有错！
    地方政府的干部也有自己办法，他们和群众拉家常、讲道理，解释民主政权的“合理负担”政策，这下子，老百姓都觉悟起来了。“小鬼子坏，杀人放火，要我们缴九十斤粮食当税收（当时，当地亩产约四十斤）；邵鸿基来了以后，征收七十斤，缺一斤就打人。现在人民政府待人和气，宣讲合理负担，每年只负担三十斤。KP真是青天啊！”。于是，群众纷纷起来揭发邵鸿基的恶行，地方干部就拿小本子一笔笔记下来，交给骑兵团。顿时，况政委心里更有底了。
    部队在打扫战场的时候，传来一个新闻：通信员大鹏一个人抓了九十多个俘虏！这叫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
    大鹏（真名就不说了）其实并不大，当时才17岁，是个烈士遗孤。他父亲是顺直军委（北方军委）早期的干部，30年和张兆丰等人一起搞兵运时，被晋军陈长捷部杀害了。大鹏母亲改嫁后，年幼的他就跟着舅舅和舅妈生活，元城战役后，舅舅老舒调到骑兵团当供给处处长，大鹏也就跑来要求参军。

    大鹏从小就跟着长辈闹革命，颠沛流离、见多识广，特别能说会道，活象个半截秀才，高兴的时候说“笑得不亦乐乎”，辛苦时说“累得呜呼哀哉”，让大家听了直佩服。有一次吹牛，他向大伙比划：地球怎么围着太阳转、太阳又是怎么转、月亮又怎么转，还说星星也都在打转转……在场的人都不相信，心说：天上星星那么多，要是都转圈岂不是乱套了，碰到一起掉下来怎么办？于是大家起哄不认帐，把“半截秀才”气哭了，直到边乔参谋跑过来主持公道才作罢。
    “半截秀才”的文化水平也是半截。别看他说话挺“文”的，念报纸也能够从头到尾毫不停顿，可让写字就完蛋了，很简单一个字，握着笔半天写不对，他自己说这叫做“提笔忘字”，大家却很怀疑：“不对吧，你念报纸的时候，小嘴皮吧嗒吧嗒挺利索，那些字兴许是瞎蒙着读出来的”。因此，他又得了外号，叫“皮皮”，意思是说就只有嘴皮子厉害。
   “皮皮”这外号，多少有点不太好的意思，大鹏虽然不乐意听，可也没有办法，谁叫他自己有毛病呢。他的毛病是“掉马”。
    说起来，大鹏骑马的技术原本很不错，上马下马一溜烟，乘骑冲刺、越障的动作也很利索。可就是在打仗的时候，听见枪响，他总是从马上掉下来。在骑兵看来，作战掉马是胆小惊慌的表现，可大鹏不承认，他说自己是“兴奋”。
   “兴奋是啥玩意？是害怕么？”
   “不害怕，兴奋是高兴！！！”
   “高兴？你高兴了从马背上下来干啥？”
   “……，……，呜呜，哇哇哇……”
    刚开始的时候，大鹏分在四连，后来四连不要他了，又调到二连刘大爷这个排，结果枪一响，还是从马上掉下来。刘大爷受不了了，跑去找领导“你们把大鹏弄走吧，免得以后出了什么事，我对不起老舒处长”。团长没办法，只好把“皮皮”调到团部当通讯员。
    大索庄战斗打响以后，曾玉良团长派“皮皮”去找二十一团的参谋长魏文建通报情况，说：“我们这边的敌人出村子比预想得要快，有可能会逃往小索庄方向，请他们有所准备”。“皮皮”接到指示，打马就走。
    骑马赶到小索庄，二十一团已经四处追击敌人去了，没找到参谋长，“皮皮”就信马由缰在野地里乱转。
    离河堤不远有一片瓜地，这里稀稀疏疏地长着些枣树，还有几处被水冲毁后废弃的房子。“皮皮”路过这里的时候听见里面有声音。本来，换了别的战士遇到这情况，起码要先侦察一番再做打算，可我们的“皮皮”不管这些，直接策马就过去了。到跟前一看，呀！好多敌人……
   好个“皮皮”，关键时刻一点也不含糊，嘴皮子照样利索。大声宣布“我们八路军，开来了十个团，现在已经把你们包围了。不投降没好处，投降才是聪明人！我们八路军是宽大俘虏的，现在我给你们讲政策……”。
    那些顽军倒也爽快，赶紧表态“小长官，我们明白，我们投降……”。
   “急什么？！不要吵闹，先听我把政策讲清楚！”
    对方只好老老实实坐着，听“皮皮”长官做报告。
    “……，……，都听清楚了么？”
     “清楚了。我们把枪缴到哪里？”
    “皮皮”这才想起来，枪还在敌人手里攥着呢！连忙指了块空地作为缴枪地点。敌人几个老兵带着大家把枪摆放整齐、指挥俘虏们排队坐好，还抽空告诉八路军长官：缴上来的枪要把枪栓拆下来放在旁边，这样才算合规矩……有个糊涂俘虏手脚慌张，从裤腰里掉出一卷钞票，吓得站在旁边不敢拣，老兵拾起来帮他塞回去，还说“KP最讲仁义的，只要缴了枪就行，私人钱物是不侵犯的……”。
    “皮皮”觉得这几个家伙真不错，就好奇地问“你们怎么知道这些？”
    “以前我们几个在路南（陇海路南）被李先念的队伍抓过，这些政策都明白……”。
     噢，难怪，是老俘虏兵了，经验丰富。
     缴枪完毕，俘虏们按规矩坐好，大伙就闲聊天。
    “长官年纪不大，俨然已是骑马挎刀（通讯员使的是盒子枪），真是少年英雄，前途无量”。
    “我不是什么长官，我在团部工作”。
    “在团部，哦，那是副官，一样的，也是长官……”。
    “你们缴来的怎么都是枪，有没有炮啊？”
    “我们没有炮……”
    “哎呀，要是有炮就好了，缴获了炮我就能登报了”
     当时规定，缴获轻武器和五发子弹获表扬；缴获重武器记功；缴获火炮可以登报表彰（集体也跟着有荣誉）。

    “是呀，实在不成样子，装备不好，我们支队没有炮，就连赵支队也没有……”俘虏们也很替“皮皮”惋惜，好象他没能够得到登报表彰，应该怪邵鸿基配合得不够。
    正聊着，从外面跑过来一个小兵，“登登登”地窜进俘虏群，找了空位置就坐下了。
    这怎么行！不懂规矩，不打个招呼就想当俘虏？没门！
   “出来出来，谁让你进去的？你的枪呢？”
   “我是马弁，没有枪，只有军棍……”
   “那军棍呢？”
   “丢在那边房子里了，我去拿来”
    说完，小马弁“登登登”地又跑走了。
    过了一阵回来了，问“八路，那边还有人，也想投降，你这里还要人不？”
   “要，你去叫过来吧”
    好家伙！一下子又过来几十号人，办完缴枪事宜再一数人头，总共九十八名俘虏！
    小马弁坐在“皮皮”旁边，看见他老是摸头，就问：“八路，你老摸头干什么”。
   “昨天睡觉把脖子给崴了”
   “来，我帮你捏捏”
    于是，小八路就让小俘虏兵掐他脖子。别说，捏得还挺舒服。
   “小马弁，你多大了？”
   “我十七，你呢？”
   “哈，咱俩一般大。你是怎么当兵的？”
   “我本来是学剃头的伙计，有天来了个长官叫我去兵营里剃头，我进去了以后就不许走了，就这么当了兵……”
   “那你来咱们八路军干吧”
   “行啊，你帮我说说，到哪里都是吃饭”。
    俩人聊着，旁边还有人插嘴。这些俘虏中有的是逃跑途中被打回来的，受了伤。哼哼唧唧地叫“长官唉，我挂彩了，怎么办啊”。
    “别急，等会我们部队有医生给你治”
    “长官唉，我口渴，有水喝么？”
    “呸！我今天从早晨到现在都没喝水呢，你还是忍着吧”
     ………………
     这时候，外面突然响起了枪声。有俘虏说“是不是赵支队过来了？”皮皮赶紧喊“都别乱，逃跑了对你们没好处！”

     小马弁脱下自己的衣服给皮皮披上，说“穿上衣服，别叫人发现了你”。自己又跑出去看情况。
    不一会回来了，说“是你们的队伍在追着人跑”。又叮嘱说“八路，你可要指挥好，不要让你们的人把咱们给打了”。
    “皮皮”赶紧骑上马出去喊叫“喂！我是骑兵团的。这里面都是我们团的俘虏”。

    二十一团派人帮着“皮皮”把俘虏押送回大索庄。曾玉良团长问“你把情况送到了？”
    “我没找到他们的指挥部和参谋长”
    “没找到人？那你都干什么去了？”
    “报告团长，我带回来一个连！”
     回头一指，九十多个俘虏正排着队过来，有的扛枪、有的拎枪栓，走得整整齐齐……曾团长的嘴都合不上了。
     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喊“皮皮”这个外号，大家都亲热地称呼这个小战士为——大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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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辟滨河根据地（一）

    大索庄战斗之后，况玉纯政委赶到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区党委书记黄敬和政治部崔田民主任都在司令部等着。况政委汇报了各方面的情况，首长们开会研究，一致认为这一仗打得好，并且表示：对邵鸿基这种“反共专家”，就是要坚决消灭他。
    开会的时候，黄敬书记翻看骑兵团带去的宣传材料，突然指着一篇文章，笑着问“知道么？这篇文章是在把你们比作曹操呢”，这顿时让大家吃了一惊。原来，大索庄住着一个老学究，战斗结束后，地方干部希望当地老百姓写个文字材料，群众就推举了他。于是，这老先生写了篇骈体文，咿咿呀呀的，满是“仁义之兵，吊民伐罪”之类的好话，大家觉得水平挺高，就送上来了。
    黄敬说：“这文章是借用了官渡之战，河上老人箪食壶浆的故事，地点差不多，意思也不算坏。只是，我们八路军不是什么真命天子，也不会相信殷馗那样的神仙道士……”。大伙听得目瞪口呆，李庭桂主任更是十分羞愧，“黄敬书记真不愧是才子，要不是他把关，这篇文章登到报纸上，可就出洋相了”。从此以后，骑兵团送交宣传材料，审核得仔细多了。
     这里一波未平，那里一波又起。军区参谋长阎揆要接着给骑兵团做战术指导，平常不爱吱声的作战参谋边乔突然要求发言，反驳他说“军区的打法不对，骑兵团应该自由回旋于内外线，沿交通线进行侧击，主动寻找利害转变点；现在要求骑兵和步兵一样沿中心轴线向外推，只能是短促出击，效果不好”。
    阎揆要参谋长是黄埔一期的，边乔是东北讲武堂九期的（他和滨海支队司令员万毅是同学，比骑兵团的顶头上司四分区司令员赵承金还要早一届），两个军校生辩论了一会就吵起来了，西北军东北军互不买帐。阎参谋长说“打持久战就是要稳守渐进”，边参谋说“你的那个不是持久战，是消耗战”；阎参谋长说“十多年前我就带过骑兵了”，边参谋说“你那是骑马开仗，不懂骑兵战术……”。
    黄敬书记看这样吵下去不是办法，他和边乔在冀中就认识，因此劝说道“我看军区的思路是可行的，根据地已经明显壮大了嘛”。没想到边参谋吵昏了头，一句话就给黄敬顶回去“现在开辟根据地就象鸡拉屎一样，东一摊西一摊，中看不中用……”。
    这句话可就惹祸了。本来先前争论骑兵战术，首长就已经不大耐烦了，但还勉强忍着，现在居然批评到根据地建设上来了！于是立刻就拍了桌子。杨得志气得直嚷“撤职！撤职！你们带回去处理！”边乔也真犟，敬了个礼，就走出了会议室。
    大家都奇怪，边乔平时闷头闷脑的，怎么一开口就点这么大的炮仗，把团长和政委都吓得不轻。他俩说：还好是遇到了黄敬书记和杨得志司令员，这要是放在红四方面军，有那句话都够枪毙几回了……要知道，冀鲁豫的根据地建设是刚受到党中央表扬的呀。
    不管怎么样，边乔的职务是没有了。当时，作训参谋和供给处长是营级干部，其他参谋（侦察、通讯、管理、团直政指）是连级,干事（组织、宣传、民运、卫生）是排级.于是，五连（徒步大队）连长李华珍（离休前任济南军区作战部长）接替边乔担任作训参谋，而边乔则去背电台、摇发电机，直到44年黄书记和杨司令员去延安了以后，他才复任侦察参谋。
    其实，边乔的战术意见是否正确姑且不论，不过他说根据地的分布象“鸡拉屎”，还真有点形象。
    当时，日伪在华北地区，以碉堡、据点、道沟、隔离网，建立了密集的封锁线，把广大乡村分割开来。据统计，四二年，冀中地区有炮楼一千七百五十三个，把八千个村庄分成了二千六百七十块，冀鲁豫地区的资料马甲我没有查到，但估计也差不了多少。这些区域，除被日伪占领以外，还分别被国民党军、土顽（国民党的反共地方势力）和土匪（见谁打谁的）控制，KP的政权也交错建立其中。滨河的一些地方，名义上有我们的政府，实际却只掌握了方圆几公里的地盘，被戏称为“一枪打穿根据地”。这些地方没有防御纵深，部队也呆不住，地方干部出来办事要化装，运送物资要武装护卫，骑兵团就经常当保镖队，来回穿插，各种小摩擦不断。
    有一天，新任作训参谋李华珍，带着二连护送“建设干部”过平汉路（那时候，去延安的人无非是讲政权建设、军队建设，所以被称为“建设干部”；反之，留在敌后根据地的人成天喊咬牙坚持、咬牙顶住，也就叫做“咬牙干部”），这任务骑兵们干得多了，以往也就是出动一个班、一个排，这次却格外慎重。到了集合地点一看，整个护送队有便衣有军装，加起来起码有两个营，把刘大爷他们都唬了一跳，心说这一定是个不得了的大干部，跑去问李华珍，他还保密,不肯说，直到任务完成回来，才悄悄告诉二连长张起旺：那是新四军的陈毅军长，要到延安去开会。
    刚回到驻地，骑兵团就接到命令，准备出动，截击庞炳勋的伪四十军。
   ４３年５月，庞炳勋在豫北陵川地区投敌，那汪精卫也有意思，给他的番号与官职保持不变。还是第二十四集团军司令，下辖伪第四十军、伪第二十七军、伪新五军。
    6月，蒋介石把胡宗南部调离河防，向陕甘宁根据地进攻，发动了新一轮反共高潮，就在这时，庞炳勋的伪四十军突然离开新乡，向长垣县方向开来，而同时，国民党第十战区也派人来找八路军部队联系，要求放庞部过黄河。为此，骑兵团立刻请示上级，军区的回答是“坚决截击”。

    原来，就在这个月初，蒋介石不知怎的，撤了 “苏鲁战区总司令” 于学忠的职，于司令一生气，立刻率部离开防区开拔，搞得接任他的嫡系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李仙洲来不及入鲁接防，这样，连同胡宗南部原来的部分防区，在苏鲁豫就出现了一些空白区域。蒋介石本着宁愿送给伪军，也不让给KP的意图，一边责令李仙洲第二十八集团军北上，一边暗示庞炳勋伪第二十四集团军南下，抢占地盘。针对国民党的这个阴谋，冀鲁豫和鲁南军区连续发动两个战役：截击庞炳勋、礼送于学忠、顶住李仙洲。
    其实这时候，伪四十军只剩下个空架子，只有三十九师还有些人马，却也是兵无斗志。而八路军在战前动员时则再三强调，庞炳勋是历次反共摩擦的急先锋，现在又投靠了日伪，是个双料大坏蛋，战士们顿时群情激愤，个个都想杀敌立功。十六团和二十一团首先伏击了敌先头部队，骑兵团则奔袭东明县沙窝村，截击企图从侧翼迂回的三十九师直属特务营。
    特务营是三十九师保存最完好的一支部队，骑兵团到达离沙窝四五里外的狼旺村时，遇到了敌人的前卫连。他们一看见八路军，转身就跑，曾玉良团长立刻命令骑兵超越追击。在平行超越的过程中，骑兵各连队都实施马上侧射，打得敌人不断地趴下躲避，跑乱了套，很快就被接着赶上来的徒步大队分割消灭了。

    沙窝的敌人正在村口准备列队出发，完全没有想到骑兵会突然杀到，纷纷往村里撤。于是，冲在前面的四连追着敌人杀进了村里，二连在曾团长的带领下也趁乱跟进去，一连和三连在外面当二梯队。当时村里面混乱极了，骑兵们策马抡着马刀砍，膀子都甩木了，伪军有的往屋里钻，有的就顺着路跑，刘大爷听见连长在不断地提醒“一路杀过去，不要往胡同里追”，从东口杀到西口，正准备再杀回去，发现敌人开始往街上丢手榴弹了，团长喊着“开枪压住房顶，大家都出村去！”大家就退了出来，把村子围住了。
    出来了才发现，不知道怎么搞的，村子着火了，6月份，正是干燥的时候，不一会就烧得很大了，还引起了爆炸。八路军守在外面，敌人几次冲出来，都被打了回去。刘大爷他们不停地喊“快缴枪投降就让你们出来”、“快投降，我们帮着救火啊”，“都是中国人，别害了老百姓呀”……就这么喊了好一阵，敌人投降了。
    这次战斗，开创了骑兵团乘马攻克村庄的先例，曾玉良团长十分高兴。在八路军打特务营的时候，赵云祥的一个800多人的军训大队就在附近，却始终不敢来救援，因为赵军长吩咐过“骑兵团惹不得”。
   
    在萨苏老大的包子里提到过四十军的装备，马甲也就把这次战斗的缴获清单照抄如下，以供参考。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该部队有投降前砸毁随身武器的习惯。
    平射炮一；掷弹筒一；重机枪二；双筒机枪一（这是什么枪？）；轻机枪五；步枪五十四；短枪六；刺刀、戒刀一百二十四；炮弹十六；掷弹筒弹三十六；步机枪弹一万六千六百五十；战马十二；望远镜七；平射炮镜一；钢盔四十二；钟表十；军用尺一；皮鞋、军衣、军帽、雨衣、手套、饭盒、水壶、油布、帆布、擦枪油、皮箱、子弹壳……
   
    在统计清单中，手榴弹一般是不上报的，另外，还有一些东西也可以不登记或少登记。
    这又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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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辟滨河根据地（二）

    在沙窝村，刘大爷负了伤，不过，不是被枪弹打的。
    伪军投降后，八路军就冲进村里，分派一些人收缴武器，大部分则去救火。当时，刘大爷他们正在一户人家厢房里忙着泼水，旁边院子里的牲口棚烧起来了，于是，有个二百五就想用手榴弹把火炸灭。“轰隆”一声，牲口棚没什么，厢房却震垮了，把一伙人全埋在里面，刘大爷的肩膀和脚都受了伤，给抬了出来。
    伤员都被送到村外空地上，等担架队。刘大爷看见身边躺着一位，熏得黑乎乎的，认不出是谁。就问“你是哪位啊？”。回答：“二连二排长”。
    咦？不对啊！刘大爷心说：二连二排长应该是我自己呀，这到底是谁被烧糊涂了？

    再仔细一想，明白了，呵呵地笑起来——敢情这位是特务营的二连二排长，当时，四十军三十九师穿的还是原来的军服，被火一熏，看上去就和八路军的打扮差不多。那个“二排长”也是在救火时受的伤，被刘大爷笑毛了，不高兴地说“有啥好笑的，要不是为了救火，你们也打不进村子”，还说当初台儿庄战役时,马法五带着他们在临沂守阵地，三天三夜不睡觉……刘大爷反问道“你这么能打，怎么还当了汉奸？”那家伙就不吭声了。
    地方干部带着担架队赶来了，把伤员们往后方抬。可是，过道沟的时候，担架突然垮了，把刘大爷甩到沟底，脑袋也摔破了，卫生员赶紧跑来抢救，勤务队长也气得直骂。原来，这俩担架员为了图轻便，找了根细木棒子当抬杠，加上装运的东西太多、太重，走路一晃悠，担架杠子就断了。
    那时侯，八路军打仗清理战场，除了武器弹药和文件资料必须由部队收缴以外，也允许战勤民夫拾拣其它一些战利品（一般是衣物、粮秣之类），这应该算做是物质鼓励吧。说到这事，刘大爷有点个人体会，他说：河北人爱面子，一般不大好意思拣破烂“发洋财”，要先由干部搞个评比，戴朵红花，再把东西领回去，弄得挺复杂；山东老百姓胆子大，部队在前边打，他们就在后面剥衣服翻口袋，搞急了还和八路军一起往上冲；河南的群众会过日子，什么东西都有用，什么东西都想扛，家具、工具、锅碗瓢盆，连门板都敢拆了搬回家。

    不过，这也不绝对，哪个地方都有爱贪小便宜的人。南李庄战斗后，李树茂受伤昏迷在担架上，怀表和自来水笔都被人摘走，这就有些过分了。当然，也总有手脚苯的老实人，转悠了半天，什么玩意也没拣到，怪可怜的，八路军也就酌情分给他们一点，安慰情绪。比如大索庄战斗，部队伤亡小，担架队就漫山遍野去拣东西，有个姓付的老头，啥也没找到，很不甘愿，骑兵团就把自己的战利品摆出来让他挑，老付选了个洗脸盆，满意了。没想到过几天，这老头背着二百斤电线,来部队还人情，原来他和家里人跑到几十里外去砍了鬼子的电线杆子，真够亡命的。
    因此，骑兵团战报的缴获清单中，被服、布匹、粮油和生活用品的数量一般都不写实了，要留出余额以备战勤（毕竟不是所有战斗都能有战利品的）；手榴弹和子弹也是不报或少报，除作为战斗储备以外，还要留出一部分支援民兵，打仗的时候，这些东西可都是“硬通货”，总不能让别人白帮忙吧。缴获的伪币也不写在战报里，专门有个帐本登记移交，先前打回隆镇时，骑兵团缴了五筐银圆和许多财宝，有根一尺多长的金条，行署还摆出来展览过。

    骑兵团沙窝一仗，把三十九师打痛了，他们过不了黄河，就退了回去。后来，王瘦吾（四十军参谋长）到国民政府告状，说伪四十军本来准备南下“反正”投奔他，被八路军挡了路。这完全是造谣吹嘘。当时，连马法五（原四十军军长、三十九师师长）打了无数个电报都喊不动部队，三十九师怎么可能听他王参谋长的。这王瘦吾，原来是豫东专员兼保安司令，曾经摆过“火牛阵”对付鬼子的装甲部队。他学习古人的办法，在牛身上绑炸药和油布、牛屁股上挂鞭炮，再往日军的队伍里赶，思路的确很不错。可是，人家田单的“火牛”是用木棍把脖子连在一起的（这样“牛阵”就不能拐弯，只能直着冲），王司令读书不认真，忘了这一条，结果鞭炮一响，那些单个的牛就到处乱跑，反倒把自己的防线炸得个人仰马翻，“火牛”司令也就出名了。
    说王瘦吾造谣，还因为庞炳勋二十四集团军下辖的伪第二十七军（杜淑）、伪新五军（孙殿英）也跟随四十军南下了，他们总不会也是来“反正”的吧。
    于是，骑兵团首先参加卫南战役，和四分区部队一起打滑县、攻瓦岗集，歼灭了杜淑的独一旅，把伪军撵了回去。接着，又赶往鲁南，配合五分区反击李仙洲。
    两个月里，骑兵们奔袭荷泽、定陶，抢占魏楼黄河大堤，雨夜血战，阻击侯镜如的九十二军。而就在这时候，日军也在山东开始了大扫荡，于是，八路军、日伪军和李仙洲顽军三方在山东相互开打。八路军鲁中军区和滨海军区打日军第5混成旅团（内田旅团）、伪军吴化文、厉文礼以及顽军秦启荣；而李仙洲则应对日军第59师团（细川忠康）和八路军鲁南、冀鲁豫军区，结果，秦启荣被打死，李仙洲的第二十八集团军也差不多快被打光，只好退出陇海路，到皖北去了。这场混战，被称为“鲁西南反顽战役”。
    这场战役之后，于（学忠）走、李（仙洲）退，鲁省境内已没有国民党主力部队，八路军占领了山东战略制高点，根据地得到了扩大和巩固，而冀鲁豫中心区也与湖西区（微山湖以西）连成了一片，从此可以专心对付日伪（用罗荣桓的话说就是“了却了我们多年来的心事”），抗日政权建设和后勤供应立刻变得顺利多了。记得有一首歌谣唱：一九四三年，局势大改变……说的就是这个战略分水岭。
    这次战役，刘大爷因伤没有参加，在医院，他先是听说冀鲁豫军区7团团长、11团政委先后阵亡，接着，竟又传来噩耗：骑兵团的团长曾玉良也牺牲了。
    8月中旬，反顽战役已接近了尾声。曾玉良团长得到个情报：恶霸汉奸孙步月给鬼子送“慰劳品”，正住在曹县后张楼据点。曾团长恨透了这个残害沙区百姓的大坏蛋，立刻主动向上级要求攻打后张楼，除掉孙步月。由于当时部队还有其他作战任务，杨得志司令就答应从骑兵团抽两个连，再调派正在鲁西活动的昆张支队，一起去打后张楼。昆张支队有五个中队四百人左右，并且熟悉地形，两股力量合起来打下一个据点应该没问题。于是曾玉良亲自带领一、三连出动了。
    骑兵按时间到达了指定地点，等了好久也不见昆张支队到来，这时候侦察员报告说后张楼据点里有人马出来了，大家不知道那里面会不会有孙步月，都很着急。曾团长远远地观察后张楼，觉得这据点是建在坡地上的几座高房大院，如果趁敌不备实施骑兵突袭，应该可以拿下。于是他决定由三连乘马直接冲进后张楼，一举夺取制高点；一连先截击出来的敌人，并防止敌人突围逃跑，等昆张支队到来后作为二梯队进攻。
    命令下达，一、三连立即出击，四五十个伪军看见八路，赶紧往回跑。骑兵追到离据点二百多米外，才看见地埂上都长满了十多公分高的红柳茬子，象刀插在地上一样，乘马根本无法接近。两个连只好挤在一条狭窄的道路上，人马都有伤亡。最后，只好由一连“守马桩”，三连下马徒步攻击，而先前出来的敌人也没追上，被他们跑回去了。
    三连突击到阵前二十多米，敌人据点就在五六米高的坡上，那土坡就象墙一样陡，战士们挖脚窝搭人梯往上爬，伤亡不小，曾团长说“一定要打进去，占住一个角，昆张支队到来就有办法了”，一连看见情况紧急，主动派出一个排支援，打了一个多小时，部队冲进了据点。
    据点里的高房大院，八路军占住了两个角,却再也攻不动了。孙步月的卫队是他收买的一群亡命徒，特别凶悍，他们和据点里伪军一起作困兽之斗，不断进行反扑。骑兵团没有携带破墙的工具，好不容易找到两个竹耙子做了架梯子，又太短了，离房顶差一大截，因此只能和敌人僵持着。
    双方子弹飞来飞去，手榴弹也扔过来扔过去。我军的手榴弹是鲁南炸弹局土造的，而伪军用的好象也不是正规产品，丢在地上有时候响有时候不响。打了一阵，先是三连长吕兆清受伤了，曾团长就顶到了第一线，和三连指导员赵有金在一起。
    赵有金身材高大、力气足（搞生产的时候他一天能耕二亩地），投弹技术也好，能把手榴弹准确地甩到敌人的院落中。渐渐地，敌人也发觉这情况了，就找了几个人和他对投。对方有颗手榴弹落在地上，当时没响，赵指导员拣起来准备扔回去，动作慢了点，还在他手上就炸了，赵有金当场牺牲。曾玉良团长和通信员大鹏上去救护他，这时，敌人又突然投来好几颗手榴弹，在我们院子里连续爆炸，造成多人伤亡，大鹏的脚被炸伤，而曾玉良胸腹部中弹，很快就不行了。
    一连长万怀臣、指导员张生义跑步去见团长，曾玉良听说昆张支队还没有消息，就说“来不及了，敌人增援快要到了”随即命令立刻组织部队撤退，他最后还对张生义说“这次仗打得不好，部队的情绪会受到影响，要作好思想工作”。
    一个多小时之后，红军干部、久经沙场的八路军战将、一二九师骑兵团团长曾玉良牺牲了，年仅29岁。由于当时部队正受到日军尾随追击，战士们只好把团长就地掩埋了。直到44年9月，军区要求把战功卓越的烈士集中安葬在万古烈士陵园，骑兵团才派部队穿越封锁线，把曾玉良的棺木从山东曹县移柩到河南滑县万古集。

    曾团长临终前命令部队撤退是十分明智的。否则，以骑兵们当时的情绪，很有可能就会坚持再打下去，而之后不到一个小时，增援的敌人就上来了，八路军将会被围困。
    一个爱护士兵的指挥员，用他生命垂危时的最后一道命令，减少了部下的损失。
    43年9月，骑兵团召开追悼大会，悼念曾玉良、赵有金等烈士，军区、政府机关、地方群众代表都来了，刘大爷也提前出院归队。当时，况玉纯政委哭得念不成悼词，在场的人也无不落泪。

    会上，四分区赵承金司令员宣布，况玉纯政委兼任骑兵团团长，万怀臣（原一连长）升任副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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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辟滨河根据地（三）

    在后张楼，曾玉良团长牺牲了，孙步月却又一次逃脱，沙区的人民闻讯愤恨不已。
过了不久，刘大爷护送一批缴获的油墨和纸张到滑县去（四分区的《先锋报》办在滑县，并且，分区党政机关材料的印刷也这里进行），当地干部很热情，刘大爷晚上就住在报社里。这儿本来是个财主大院，鬼子来了以后，老财主跑了，留下他的儿子女儿当KP抗日。于是，财主家的三少爷聂元昂当了政府干部，就把自己房子贡献出来当公家的办公机构。聂元昂留分头、穿皮鞋，身着人们从没见过的翻领衬衫，打扮十分洋派，刘大爷因此对他的印象很深（这位少爷还有个妹妹叫聂元梓，好象被萨苏弄到“婆婆妈妈的李先念”那里做军鞋去了）。

    到底是财主的宅院，家里有汽油发电机，屋里还有电灯，亮堂堂地把刘大爷他们兴奋得睡不着觉。晚上，四分区的宣传部长也来了，他询问了后张楼战斗的情况后，当即就在报社起草文章，声讨孙步月，说大汉奸又欠下了抗日军民的一笔血债，我们一定要报仇什么的。这位宣传部长也是滑县人，刘大爷在沙区垦荒救灾时就认识他，只是当时没想到，以后他当了总理又当总书记，搞得名气那么大。
    说起来，孙步月确实十分凶悍，从42年，冀鲁豫军民就一直想要消灭他，几年内，光是四分区（后改为九分区）的部队对孙匪核心据点（郭小寨）的围困攻击就不下十次，可是总也打不下来。就这么着，新帐累旧帐，仇恨越积越深，到最后，其他敌伪份子都知道八路军是真的跟孙步月急眼了，谁靠近他谁就会倒霉，于是都不敢和他打交道，把他当瘟神了。45年，冀鲁豫军区动员七、八、九分区集中六千兵力（其中有四个主力团），围攻郭小寨的一千守敌，如此大的阵仗，整整打了三天，浚、滑、内黄三县的各路伪军楞是装作不知道。孙步月拼命拍电报求援也没人理睬他，这真可谓是人鬼共弃。（详情请参见烤猪兄、子渊兄和flyingcatgm兄的说明）

    不过，后张楼一仗确实打得不好，不仅没有实现预期的目标，反而损失了团长。上级在肯定了骑兵团战斗意志的同时，也指出其中的教训在于：一、战前对敌情地形侦察不够，是“无准备之仗”，导致进攻路线选择不适当，使部队在接敌运动中为阻碍地所断绝；二，战斗过程中的指挥位置选择不当。
    指挥员作战时不遵守指挥位置原则，是八路军各部队的老毛病了，批评了多少回也不管用。这以后，军区明确规定，营一级单位实施战场外追击要有命令，团级单位作战要设指挥所。还规定了指挥所里要有观察哨、参谋室、通讯站。刘大爷他们这些基层干部也集中起来学习旗语，“原来光看见日本鬼子打手旗，现在咱们骑兵团也会了”。
    八路军的作战经验是在战斗中逐渐丰富起来的，主力部队如此，地方团队也是如此。比如昆张支队，后来是一纵五十八团，在解放战争中曾获刘邓首长全军通令嘉奖，成为了战功显赫、独当一面的王牌团。可在43年，他们还只是本事有限的地方部队，是名副其实的“土八路”。
    “土八路”的底子也多是正规八路。比如昆张支队，就是以115师教三旅（旅长杨勇）的四个排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他们原属于鲁西军区。大扫荡之后，敌人切断了鲁西和鲁南的联系，使得鲁西和冀鲁豫军区孤悬于山东各军区之外，于是，42年底这两个军区合并（统称冀鲁豫军区），从罗荣桓手下划归刘邓首长指挥。129师骑兵团进入冀鲁豫之后，就时常和昆张支队协作。当时，冀鲁豫军区的各部队多是115师系列的，干部也以中央红军的为主，而曾玉良、况玉纯和昆张支队的吴忠却都来自四方面军红三十军，而且，况政委当军部政治秘书时，比他小八岁的红小鬼吴忠，正担任团政治干事，俩人很熟悉。骑兵团的其他干部和吴忠相处得也很好，一则是因为吴支队长年纪轻；二则是由于他总是笑嘻嘻的，很爱说话，让人觉得挺随和。
    43年的时候，和骑兵团相比，昆张支队还是“土八路”。之所以说是八路，是因为他们受八路军领导，有正式部队番号，可以穿军装、征收军粮；而说是“土”的，则是因为他们尚没有进入正规的战区部队序列（按当时老蒋政府的规定，地方政权守土有责，最高可以颁发纵队、支队、独立团之类的番号，算做是地方军，但只能在当地活动，出那个地盘就不认帐了）。
    当然，县一级政府也可以授权组织“特务大队”，但这是更“土”的队伍，甚至不属于正式部队，只好算做游击队、义勇军，还够不上“土八路”的资格。
   “土八路”是八路军的地方部队，“老八路”当然就是野战主力。其实，大家都是KP领导下的抗日军队，也不指望老蒋政府授衔、发饷，番号是什么倒也无所谓。可是，打仗的时候，这“老”的和“土”的有什么不同呢？
    要说差别，首先是部队的作战任务有所不同。野战部队的任务是保持主动，集中优势兵力歼敌。因此，老八路就避免和日军的无谓接触，经常采取大范围机动，适时跳到外线，寻找有利战机；而地方部队的主要任务是倚靠根据地与敌周旋，这就使得他们必须经常处于内线，与敌人保持接触。所以，“土八路”的作战与民兵的联系更为紧密，如果游击队不能有效地袭扰敌交通线，内线作战就会极为疲劳和被动，时常有被合击的危险。在“大扫荡”中，地方部队也就因此损失较大。
    在战术原则上，“老八路”强调集中力量，团以下单位很少分散作战；而“土八路”迫于环境，则经常需要分散，进行连排规模的突围和游击，因此他们的大行李很少，也几乎没有重武器。

    部队人员构成，“老八路”中党员比例一般在30%以上，政治自觉性较好；“土八路”一般在10%左右，组织纪律弱一些。另外，“老八路”以工农干部为主，军事经验丰富，文化修养较差；而“土八路”中虽然有一些老的军事骨干，但新干部、知识分子干部相对较多（军政大学的学生大多都分到了地方部队），这是因为地方部队要承担更多的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的任务，也就更需要具有政治理论和文化素质的人才。土八路比老八路爱唱歌，那时候新出来的抗日歌曲，都是土八路先会唱，然后老八路再跟着学。
    在战争中，日军总希望捕捉到八路军野战部队进行决战，而每当这时候，我地方部队就总是缠住他们进行袭扰。敌人若是搜索还击“土八路”，“老八路”就机动走了，若不还击，又被敲打得挺难受。小鬼子有劲使不上，对“土八路”真是十分头疼、不胜烦恼。
    其实，“土八路”和“老八路”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抗日战争过程中，八路军就多次精简野战部队、充实地方武装。比如大青山、冀东等根据地，由于环境恶劣，难以实施外线作战，就干脆完全取消了野战部队，大家都当“土八路”去，连120师骑兵团都下马当步兵了。
    说实在的，在游击战争中，“土八路”的作用一点也不亚于“老八路”野战部队。骑兵团和地方武装配合，最常见的是破袭作战，比方说，破铁路——“老八路”守在交通要道上警戒和打援，“土八路”负责把附近的车站或者据点围困住（一般都攻克不了，只是围着打枪，吓唬住敌人不让出来就是了），民兵专门拆铁轨，其他的老百姓就去扛东西。正太路是小铁轨，好办，七八个人就能抬走一根。而平汉路是大铁轨，十几个人也难以搬动，不用大车根本没办法，只好烧掉。那铁路的设计倒也科学合理，下面的枕木架起来点燃刚好够把上头的铁轨烧红，民兵们拿大铁锤砸几下就敲弯了，一点不费事。如果敌人援军来了，地方干部就组织老百姓撤退，八路军死多少人也得顶住，坚决不能让群众吃亏，这不仅是军事任务，也是政治任务。
    43年下半年以后，日军的扫荡越来越少也越来越无力，根据地建设发展很快，八路军的作战样式也随之有所改变，从以前的破袭骚扰为主转为以拔点攻坚战为主，地方部队也就经常参加大规模作战。“土八路”和“老八路”一起打正规战，差距立刻就显现出来了。
    首先是“土八路”的枪法不准，远射是浪费弹药，只有抵近射击（一般打上三枪左右，敌人就差不多到面前了，所以又叫“三枪八路”。董存瑞在电影里打阻击，能把九颗子弹全放完，说明他执行的是“老八路”的标准）。44年骑兵团配合第十一分区在微山湖以西作战，看见一个鬼子兵抱着个无线电话机跑过分区直属团的阵地，“土八路”那边四十多杆枪劈劈啪啪响了好一阵，人家居然还安然无恙地回到据点里去了，把十一分区司令员王秉璋气得脸发青。其次，不大懂得利用地形地物。野战的时候喜欢往开阔地上跑，冲进村镇后又爱站在房沿边上东张西望，被别人一打一个准。
    再就是夜战动作不熟练。晚上找不到目标，经常自己打自己。一个夜间穿插下来，营长找不到连，连长找不到排，战士全跑乱了，甚至连通讯员都转迷糊，见人就问“看见我们团长在哪儿么？”。有一次骑兵团早晨集中，行李队发现多出来一匹马，原来是那边的“土八路”在路上打瞌睡，战马跑到骑兵这边来了都不知道……马甲我原先以为八路军都是天生的夜精灵，其实不然。夜战是最考验部队的指挥组织能力的，不经过磨练，没有严格的战术纪律，就不会有过硬的“夜猫子部队”。七八个人走夜路和成百上千号人搞夜间穿插作战，绝对是两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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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辟滨河根据地（三点五）

    前面这些，大都是由于训练不足所反映出来的缺点，“土八路”嘛，集中整训的机会少，可以理解，以后多练练就提高了。但有类毛病却难改，“土八路”在内线打游击时间长了，无论老战士新战士都带上一种“游击习气”，即使变成了正规野战军，不下大力气也改不过来。刘大爷他们因为没在游击部队干过，所以对这些特点十分敏感，掰着指头能数出一大串来。
    举典型的说吧：

    一是时间观念不强。这一点在部队行军时就能看出来，“老八路”经常长距离行动，都知道走路就是打仗，不仅卡着时间往前赶，也懂得要节省体力，所以队伍走得既整齐又安静；而“土八路”往常总是在家门口打转，走哪歇哪，无所谓惯了，行军起来喊号子、唱歌、打快板，热闹非凡。可正规战是要长途行军的，走道远了他们就容易散架，掉队的、走错地方的特别多。并且，这些“土八路”报告个时间也经常是晌午、下午的说个大概齐，没有几点几分的概念。不过，话说回来了，他们也缺手表。
    二是爱瞎咋呼，乱报告情况。一看见汽车就喊鬼子来了，既弄不清敌人的来路，也不侦察其种类和数量，瞎估计，三百五百的乱说。有一次，新四路（这是一支受KP改编的地方武装，原先叫“四路军”，才一个团的人马，却和八路军帽子一样大）和敌军接触，刚一交火，迎面飞过来一炮，新四路就说对方“有炮队，是鬼子大部队”，立马就撤退，结果战斗伤亡才三人，匆忙过卫河却淹死二十多个。由于情况来得太突然，牵动得军区机关都准备转移，紧急派骑兵团驰援阻击，才发现那不过是从浚县出来的一个清乡分队，所谓“炮队”也只是几个掷弹筒而已，被骑兵们几马刀就砍回家了。
    对上级乱咋呼，对友邻却不联络。比如，本来协同作战中二梯队应该主动保持与一梯队的联系，特别是夜间作战更要缩短距离，因为二梯队不是预备队，要把握时机、扩大战果。可经常是，“老八路”攻坚，好不容易冲上去了，“土八路”在后面欢呼却不及时跟进，结果遇到敌人反冲锋，大家又都被打回来，白辛苦一场。

    再比如，不打招呼就自动转移、放弃阵地。“老八路”打仗，发现有利地形一定会抢先抢占着以防万一，没有命令不会放弃。可“土八路”游击惯了，不喜欢守窝，哪里热闹就往哪里跑，想冲就冲、想撤就撤，也不打个招呼。44年双村营战斗中，南面的朱照村本来有二十一团的部队防守，那个连是新编进的地方部队，看见主战场上情形惨烈，觉得自己没事干不合适，就自动转移阵地参战。结果，敌人援军乘机跑到朱照村的西楼上架起几挺机枪，骑兵团负责断后的四连毫无准备，顿时被打得趴在沟里动弹不了，阵地上仅剩下十四个人。幸亏况玉纯团长派三连拼死冲击小西楼，四连才趁乱把重伤昏迷的连长李树茂抬了下来。
    一般，运动战采取横宽队形、阵地战采取纵深队形，必须有秩序有组织，严格遵守战斗分界线，才能够有利于战场观察判断、实现配合夹击。“土八路”单独守一个阵地还行，可就是对分界线什么的蛮不在乎。在滑县焦虎集，鬼子炮弹把柴草打着了，引起好大的烟雾，有人打了几个喷嚏，地方部队就嚷嚷“鬼子放毒气”了，一会上风口一会下风口地躲，带动着民兵也瞎跑，冲乱了友邻阵地。
    还有一次，打伪四十六师师部，骑兵团忙活了一晚上，好不容易进入了预设阵地。敌人的尖兵刚靠近，却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几个昆张支队的战士，劈啪打了几枪就扬长而去，杜淑的兵立刻就往据点里缩。骑兵的伏击部队和迂回包抄部队都来不及动作，紧赶狂追才截住了两辆大车，其中一辆满载着雨衣、另一辆运着两台抽水机。况玉纯气急了，派人把大车和物资都给昆张支队送去，当作给他们的战利品。吴忠支队长被臊得受不了，就找到那几个越界捣乱的冒失鬼，罚他们在操场上站着，穿着雨衣晒太阳。

    其实，索庄战斗中，大鹏在小索庄抓的那九十多个俘虏也是越界收获，应该归二十一团的战果才对。当时大鹏不懂这个，人家二十一团看他是个小孩也没计较，反而帮着他送到大索庄这边来了。曾玉良团长知道了情况赶紧又把人和枪都还回去，于是二十一团那边又替大鹏请了个功。这就是“老八路”的做派，多少讲究点面子，要是换了“土八路”就不管这些了。
    “咱是老资格部队嘛，轻易不越界。即使越界也是看你有困难了主动帮助你，那些看见小便宜就往上抢的，都是土八路、新部队，没见过世面”。
    当然，部队的性格也是会变的，比如昆张支队，虽然现在形象不咋地，可到了解放战争，人家五十八团成了王牌。吴忠团长绷起老部队的“派头”来，那场面也是十分的热烈哦……这事以后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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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意思啊，前一段忙得很，把这个帖子忘了

这次一下帖全了，各位也看个过瘾吧

格子布鞋

又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