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外马甲再出手：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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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年的连干部。左起韩永正（四连长），吕兆清（三连长）、汪元忠（四连指导员）、张起旺（二连长）






47年的干部。前排左起：团长万怀臣、政委李庭桂、副团长李树茂。（后排有我们的主人公）






曾玉良在新疆时的照片






掩护大军挺进大别山,被阻断在淮河以北的骑兵们。这是老刘的最后一段军旅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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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续四十三) [王外马甲]
南下旅游


   打死了关玉平，四连又接着追，直追到沛县，追上了一百二十支队的军需处，抓了军需处长。问他们：“前面还有多少人？”，“我们是后尾，撤退时在最前头，前面没有人了”，于是拨马转回。
    走着走着，突然发现一伙顽军围着高马村打枪，看样子是村子里有我们的部队，骑兵立刻冲上去，敌人没敢抵抗就交枪了。这时候，从村里出来几十个沛铜大队的战士，嚷嚷说战利品是他们的。原来，这些游击队本来是准备实施伏击任务的，看见敌人垮了，就不再打埋伏，跳出来跟着追。可没想到，溃败的顽军越逃越聚拢，越跑人越多，回头一看，跟在后面的就只有这么几个土八路啊！于是转身就把游击队包围，差点把他们给灭了。
    李树茂和四连长觉得人家沛铜大队也怪不容易，就让他们把俘虏和枪都带走了。

    其实，对骑兵来说，抓俘虏并不难。往回走的沿途，不断可以遇到三、五个或者十来个溃兵，只要喊一声“缴枪不杀”，他们就乖乖投降了。
    部队到张双楼集结，清查人数和马匹，登记缴获的武器弹药。盘点下来，四连光顾追击了，只缴获了四挺机枪，可一连却缴了十六挺，大家都很不服气。周开树说：“不要紧，我们打死了关玉平，这可没得比”，大家这才想起把关队长的皮包打开看，发现一份作战计划，是命令他们接应魏楼守军突围南逃的。从这份计划上看，顽军有二千多人，而且“沛县狼”穆伯仁也应该在这队伍里，就在这时，有人跑来说：“沛铜大队从高马村的俘虏里找到了顽军支队长穆伯仁！”，这下可把刘大爷他们搞郁闷了。
    这么大的一个战果，稀哩糊涂送给了游击队。

    这一仗打得痛快，半天时间就消灭了耿聋子的主力。一连冲得猛、四连追得凶，都立功受到了表彰。
    可接下来却发生一件不愉快的事。骑兵作战地域宽大，于是民兵也来帮忙打扫战场，有个小伙子发现一匹战马守在尸体前不走，认出那是牺牲的八路军骑兵，于是就把烈士遗体横搭在马背上驮着。一路上，他又拣了不少七七八八的东西，也都随手压在了上面，不料，被二连的战士遇上了。
    骑兵是最忌讳把战友的遗体搭在马上的，再一看那是自己连里的班长，还被乱七八糟的行李器械压着，顿时火了。那民兵莫名其妙被骂一顿，也觉得委屈，双方就打起来，结果，一个战士失手把民兵打死，自己随后也被枪毙了。
    四连的伤亡不大，但由于奔跑时间过长，战马损失不小。王元力骑垮了两匹马，刘大爷也骑垮了一匹。一般战马跑累了，就要慢慢牵着“遛”，让马把身上的汗收回来，但如果战马累过了头，就怎么“遛”也恢复不了，脚打软、跳不起来，这是伤着了，不适合再作战。44年的时候，骑兵团条件已经比较好了，后勤处有部分备用马，基本上能够保证干部的换乘，刘大爷说：“这是当官的好处”。

    魏楼之战后，又经过陈楼、孟寨、常庙、大屯等多次战斗，骑兵团已拥有上千匹战马，再加上辎重部队，行进的时候十多华里尘土飞扬、首尾不见。敌人见了，军心混乱、士气低落，他们说：“这次遇到的是老八路，攻城用的是掘子军（指坑道作业），冲锋用的是铁甲兵”，还说骑兵的红马会咬人、黑马会踢人什么的，弄得神乎其神。
    到了十月份，冯子固已经不敢和八路军正面交锋，东躲西藏地打起了游击战。

    十月中旬的一天，部队在沛县境内休整训练，刘大爷拉着副营长李树茂、供给处长舒明昌和军需员去看马。这是一匹三岁儿马、灰白色，比大洋马矮点、比蒙古马高，身段矫健，漂亮极了，可就是没骟过也没训过。军需高韵轩不主张买，说是三岁马驹没法骟（连骟带训会把儿马弄死的），再说这儿马是洋马和蒙古三河马的混种，将来也许很好、也许很差，买这匹马就跟赌博似的，太玄。
    可刘大爷守着马舍不得离开。李树茂牵马走了几步，又策骑了一圈，觉得步子、身段都不错，也喜欢上了，大家都盯着舒明昌看。老舒处长犹豫了半天，说：“要不，这马……你们自己训练……”，大家高兴地跳起来。
    当时通货膨胀、钞票各式各样，因此做买卖时老百姓不要钱，只要粮食。这匹马要值三千斤小麦，老舒心痛得不行，可战士们却不在乎。李树茂抱来一床毯子搭马背，再三提醒这马驹现在不能上鞍子、不能跑伤了，还说他要来帮着吊马、压马。刘大爷多了个心眼，他怕营长“见财起意”，就没敢麻烦别人，一直把儿马带在身边自己训练。大半年以后，这匹马驹成为老刘最后、也是素质最好的坐骑。
    就在大伙忙着给新“公鸡”剪鬃毛、打烙印的时候，团部通知紧急集合，骑兵团编入“南下支队”，跨越陇海线作战。

    南下支队由十一分区司令员王秉璋指挥，由七团、十团和骑兵团组成。大家心里咯噔一下，这三个红军团都是军区的宝贝疙瘩，现在一家伙全用上，准是出大事了。
    接下来，团长又宣布：“部队从砀山、黄口之间越过陇海路，直插肖县、夏邑地区，沿途不许恋战。突破作战时，第一梯队一律不准救护伤员，由二梯队负责抢救；行军途中不准等待掉队人员，一律由后续部队收容。任何人不得以救助为名擅自脱离队列，否则按临阵脱逃处置！”。此令一出，全团惊悸，大家都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人人都想：南边的新四军遇到麻烦了！
    老兵们都听说过“皖南事变”，所以当时都以为又发生了类似事件，大家都急得不得了。
    在老八路眼里，新四军是“小兄弟”，更何况自己是老八路中的老红军部队，那是豁出命也要去救援的。战士们纷纷表态，即便累死也不拖部队的后腿。有的还向战友们打招呼：我受伤了不要你们管，赶紧去接应新四军，千万别给咱们红军团丢脸。刘大爷说：“那时候，主力团队的荣誉感、责任心强得很”。

    事实上，当时的情况是：9月中旬，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在八里庄战斗中牺牲了，但这消息并没有公布。10月中旬，敌暂十四师、骑八师、暂三十师3 个师，刘子仁、段海洲等6个纵队以及其他地方顽伪武装，企图南北合击，消灭四师西进部队。四师参谋长张震担心抵挡不住,就向冀鲁豫军区杨勇、苏振华求援，电报落款是“彭雪枫”，而杨、苏首长是知道彭师长已牺牲了的，顿时觉得情况危机、不同寻常，因此立刻派遣主力驰援。
    骑兵团不顾疲劳、日夜兼程，一路上不断突破顽军的拦阻。行军越紧张，越需要把马调理好，部队停下，人不吃饭也要先给马筹粮筹料，战士们眼熬得布满了血丝，困得常从马背上掉下来。刘大爷他们这些当干部的就得强撑着时刻留神，发现前面的哪匹马停住了，就赶紧去捅一下，弄醒睡着的战士。徒步大队的人拽着马鞍绳跟着走，也是边走边睡，夜里赶路，刘大爷听见旁边的一位班长嘟嘟哝哝，接着又嘿嘿地笑，正想问他乐什么，他就一头撞到马肚子上，原来是睡着了说梦话呢。

    涡河以北的敌人察觉我冀鲁豫部队快速南下，顿时乱了手脚，四师随即反攻王貌文的暂十四师和马彪骑八师。骑兵团开赴永城时，一路上看见顽军丢弃的辎重和伤兵，知道仗已经打完了。四师副师长韦国清、政治部主任吴芝圃和旅政委赖毅前来欢迎南下支队，先是宣布：下一步的任务是歼灭涡阳、蒙城的敌人，可过了两天又说不打了。原来是顽军方面提出停火谈判，我军则根据毛主席“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同意谈判。于是战役宣告胜利结束。
    八路军三个主力团辛苦奔波一场，没捞到仗打，有的人就不甘愿了。十团的一个营和新四军某部一起看戏，不知怎的就吵了起来，十团这个营长也有点“二乎”，跳起来喊一声“十团的，上刺刀！”，楞把别人赶了出去。结果，害得骑兵团以后参加联欢会都不许带马刀了。
    其实，骑兵团和兄弟部队的团结友谊搞得是不错的，开会的时候，那边喊一声“欢迎坚持华北抗战的八路军！”，这边就回一声“向善于斗争的新四军学习”；那边喊一声“向八路军老大哥部队致敬！”，这边就答一句“向英雄的新四军致敬”。大家手拉手、肩并肩，参观访问、交流经验、听报告看演出……忙得不亦乐乎。

    11月中旬，南下支队返回沛县、丰县。用刘大爷的话说，这次战役，是虚惊一场，到南边旅游了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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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续四十四) [王外马甲]
两门炮不如一口锅(上）


    刘大爷说“南下会师”就象是一趟旅游，确实这样。南下支队从大老远的沛县万分紧张地跑到淮北，却一直没打什么正经仗，每天只是看演出、开大会、参观交流……这让大家都很不自在。
    本来嘛，这部队开的是打仗的买卖。现在放着涡阳、蒙城都不让打，整天看戏喊口号的，算是怎么一回事？交流经验的时候，领导们讲得很起劲，底下的人却觉得挺无聊。当时，新四军还不知道“坑道作业”，所以每次开会都要求介绍这个新战术。次数多了老八路就有些不耐烦，说：“光说不练有啥意思，还不如下个命令，看我们把涡阳城打下来就明白了”。
    其实，八路军自己对坑道作业也不熟练。打魏楼的时候，弄不清该放多少炸药（迫击炮弹的装填药）才合适，为保险起见就往多里装，还连接了三根导火索。结果轰隆一声，把守寨墙的一百多敌人全部炸死，也把埋伏在最前面，准备冲锋的突击排战士震死了几个、震傻了一个。

    南下支队闲着，可新四军四师倒是挺忙的。他们打土顽、开展“急性土改”、广泛建立人民政权……却一点也不用不着八路军插手，因为国民党军根本不经打。
    自从四一年新四军被迫撤出淮北以后，国民党军就和日伪军就在这一带达成默契，搞“和平共处”。结果几年下来，顽军打仗的功底严重退步，可搜刮积累的财物却着实不少。现在新四军回过头来，不仅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还发了一大笔财。
    国民党的“保安常备军”打不过日本人就谈判，打不过新四军也谈判。于是共产党就和他们谈，结果，广大的乡村归我们管理，留部分城镇给国民党。
    南下支队实际上是担任了谈判时的威慑力量。想想看，七团是原先的红一军团二师五团（“红军三虎”之一）、十团是红三军团四师十二团，骑兵团则是红十五军团的骑兵团。有这样的老牌“模范主力”守在谈判桌前，是够顽军们肝颤一阵的。（说起来也有意思，新四军四师的新任师长张爱萍，以前当过红二师五团的政治部主任、又当过红四师十二团的政委，还当过红十五军团骑兵团的团长兼政委！他和“南下支队”倒真是很有渊源）。

    谈判结束后，南下支队于11月中旬返回丰县。临走之前，地方财政干部拖了几麻袋钞票来，不仅发津贴，还按照当地公务出差的标准发放“伙食补助”，每人每天一角钱，这可是八路军以往从没享受过的待遇，刘大爷领到了八块六。当时，日伪顽对涡河一带实施经济封锁，所以工业品紧缺、农产品便宜。一斤牛肉5 角、一斤羊肉3角、10个鸡蛋1角钱，于是战士顿顿有肉吃，战马天天吃鸡蛋，大家开心极了。
    战士们吃得高兴，干部们却有点发愁。主力部队都是有“战果任务”的，比如骑兵团，44年有一项任务指标是：缴获重武器100件。现在眼看到年底了，还差十多件没完成，本来以为南下作战能“捞一把”的，没想到又弄成了旅游，这可怎么办才好？
    回湖西的路上，支队一直想找机会打一仗，可是各路敌人都躲得远远的，八路军遇不到对手，只好两手空空地回到了沛县。
    不过，刘大爷倒是有点“收获”。部队过永城的时候，按惯例先找“大户人家”住下，老刘大概是住在了别人的书房里，满架子的各类典籍他看不懂，翻来翻去，突然就翻到一本有“图画”的书，好看。这本书是讲怎么做西洋体操的，字不多，可画了不少示意图，男的肌肉强壮、女的曲线妙曼。那时候，成天打仗的农村小伙谁见过这个，立刻就被吸引住了，大家抢来抢去的看图画（当然主要是看女的），结果就把书扯破了。怎么办？当排长的掏钱赔偿呗！于是，刘大爷也就有了自己的第一本书。不过这本“体操课本”没多久就五马分尸，被大家一人一页地瓜分了，最后，老刘一个体操动作也没学会，真是浪费了教材。

    回到沛县，湖西这边的战役也结束了，南下支队的使命完成，宣布解散。
    九团团长匡斌神秘兮兮地来找况玉纯，约他去单县打仗。原来，国民党山东挺进军二十九纵队（时锡久部）进驻了单县东北的插花楼，匡斌的意思是想要骑兵团先快速过去把敌人监视起来，九团再随后赶到，两家一起把时锡久吃掉。
    匡团长约骑兵团当帮手，一方面是因为骑兵动作快，能追逃也能打援；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骑兵不擅长攻坚，真正打据点还要靠他们步兵九团，他算盘打得倒挺精。
    反正有仗打就是好事，况团长答应了。可是，匡斌敢不打个招呼就把部队拉出去，况玉纯可不敢。（匡斌少将是有名的“嘎子”，从红军到解放军，战功和过错等量齐观，比电视里的李云龙“有故事”多了。他要是不犯“嘎”劲，也就不会从王牌旅长的位置上下来去当空头团长，吴忠少将也就当不上二十旅旅长了）。

    骑兵团急行军九十华里，赶到单县插花楼西南五里的大朱庄村，敌人派到村里催粮款的人员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被俘虏了，时锡久的老婆跑到村里来玩，也被骑兵抓了起来。
    没多久，几个步兵团也相继赶来，最先到达的是八分区的独立团和老七团，曾思玉司令员指挥他们迅速把插花楼据点包围起来，等九团匆匆赶到时就只剩下看戏的份了。匡斌气得哇哇叫。
    那时候，打游击是个零打碎敲的苦差事，攻城拔寨的“油水”要大得多，九团好不容易订下的菜，却让七团先上了桌。七团原先是六八五团二营，平型关战役时，匡斌就是二营七连长（他是攻打老爷庙时受了伤才离开这支部队的），而曾思玉又是当时团里的民运股长。老战友、老部队让自己吃了个哑巴亏，难怪匡团长要大发脾气。

    插花楼这里，时锡久的千把号人多是些土匪流氓，装备和战斗力不怎么样，据点工事也很一般，八路军的主力团一个冲锋就能拿下来。多余的部队留在这里也没什么意思，匡团长就决定带队回巨南（巨野）去。
   “怎么？你们骑兵团还准备在这里等分红啊？”。
    那时候，冀鲁豫军区的团干部之间有个民主协议，叫做“战场缴获奖励分红”，差不多就是见者有份的意思，主要用意是照顾小编制团队和地方部队。
    况玉纯笑着劝匡斌别急着走，说：时锡久被围求救，单县的日伪军就会出来帮忙，到时候，九团打援一样能“发财”。
    “二十九纵队可是国民党顽军，如果单县的敌人不出来支援呢？” 匡斌有点不信。
    “再等等吧，如果敌人出来支援，就一定会有日本鬼子参加。那打起来多过瘾”。
     匡团长听说日本兵要来，就去组织部队准备打阻击，一心盼着鬼子快点来。
     骑兵团也一门心思地想打援。李树茂依然指挥四连，他告诉大家：“单县的伪军警备大队总共500多人，没多大意思，关键是日军守备队有炮有机枪，咱们一定要把大家伙搞过来”。战士们顿时摩拳擦掌，兴奋得不得了。

    在插花楼阵地，七团和独立团按部就班地挖坑道。刘大爷跑去看热闹，发现他们有一半的人在挖坑、另一半人在休息。几个神枪手趴在坑道边闲得无聊，冲着据点里喊：“喂！你们有胆量就冒个头出来啊”，顽军们倒也有趣，不敢露头却伸手在墙头上摆了一块砖，这边立刻有几杆枪开火，把那砖头打成几截。于是，外边的八路鼓掌，里面的顽军也喊好，接着又摆上一块砖……就象是在做游戏一样。
    看样子，他们也是在等单县的日伪军。

    从11月21日等到24日，增援的敌人终于来了。
    驻单县的日军队长宇贺中尉和小队长森方带领日军守备队以及伪山东警备总队一大队共五百多人，在常老家村附近遇到了我军的阻截。敌人还很猖狂，拼命地往九团阵地上冲。
    骑兵们关心的是日本兵来了没有，李树茂拿望远镜一瞄，高兴地喊：“来了来了，还带了两门步兵炮！”。接着就听见团长发命令：“迂回！出发！”。
   
    刘大爷他们刚从大朱庄出来，就听见插花楼那边咚咚的炮响。那是七团的人知道鬼子出动，连实施坑道爆破都等不及了，直接用迫击炮平射轰寨门，想赶紧解决了时锡久，再回过头来追日伪军。
    骑兵们心说：想得美，哪有那么好的事，鬼子的这两门炮我们预定了，任谁也抢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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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续四十五) [王外马甲]
两门炮不如一口锅（下）


    插花楼那边，七团开打了，时锡久的部队抵抗了一阵才发觉不对：“不好了！真的是老七团打上来了”。
    其实，从包围插花楼开始，战士们就一直在喊：“我们是八路军八分区七团，赶快投降”。可二十九纵队根本不相信。
    顽军“不上当”的理由倒也很充分。首先，老七团的名声太大，以往随便哪个土八路都喜欢借这块招牌吓唬人，游击队动不动就喊“我们是老七团”如何如何的，次数多了敌人也就无所谓了；其次，时锡久也知道八路军七团、十团、骑兵团都南下打仗去了，他可没想到南边的顽军那么不经事，七团这么快就能回来打他。
    更重要的是，插花楼的顽军没有看见“老七团的行头”。
    七团有个炮兵连，这个炮兵连有一门九二步兵炮，而这门步兵炮还是四一年就缴获的，威风得很。不过，虽然有炮，可惜没炮弹，所以大炮埋在土里的时候多、拖出来开火的机会少（说起来，军区的兵工厂也能“造炮弹”，可那是来料加工，弹壳、底火什么的全都指望缴获，所以一个月也造不了几发炮弹）。七团的炮兵们觉得有了大炮不用怪可惜的，炮兵连的八十多个人反正也是闲着没事干，因此每当打攻坚战的时候就把炮拖出来，找个显眼的地方摆造型、吓唬敌人，伪军和顽军也弄不清这步兵炮到底能不能开火，吓得半死，有时候稀哩糊涂就投降了。
    四四年的时候，冀鲁豫除了军区有直属炮兵，装备大炮的八路军步兵团独此一家，所以见到九二步兵炮就等于遇见了老七团。可这次南下的时候，七团把大炮拆散埋在地里了，没了“行头”，也就难怪时锡久的兵不认帐了。
    八路军在外面挖坑道，二十九纵队不急不忙的，还以为对手是独立团土八路呢。
    等仗打起来，部队发起冲锋，那队形、那战术、那火力、那气势……霸气十足啊！顽军这才发现不对头，赶紧往回缩，直喊“完蛋，真的遇到老七团了”。
    攻坚战从中午打到傍晚，解决了挺进军第二十九纵队，打死几百号，抓了千把人，时锡久跑了。
   七团围攻插花楼，特意留了个东北角。那时候，八路军虽然讨厌顽军，并且消灭个把纵队也不在话下，可是，这个时锡久毕竟是个“专员”，无论把他抓了还是毙了，事后扯起皮来都十分麻烦，最好的办法是把他的部队干掉，让“山东十一专区行政督察专员”自己光杆跑路算了。时锡久和八路军打交道的时间长，懂政策，见势不妙，只带了卫队突围。七团和独立团看他带走的人不多，挺自觉的，也就没有再追。
    八路军把时锡久的部下召集起来开会，有的放回家了，有的补充到七团和独立团。45年8月，七团收复滑县时，第一个冲进县城抓鬼子立了大功的，居然就是这里面的一个俘虏。

    对顽军专员允许放走几个，对日伪军可就没这么客气了，一个也不能跑。
    骑兵团从大朱庄出来，快速向敌后迂回包抄。大朱庄的老百姓挺有意思，也许是距离敌人较远，他们不害怕，也许是从没见过骑兵打仗，觉得稀奇，反正男女老少都端着板凳椅子上房顶，嘻嘻哈哈、开开心心的，象是等着看大戏一样。
    当时伪军正在进攻九团的阵地，日军炮兵小队在后面，炮兵和伪军之间是日军步兵小队，伪警备大队有四五百人，日本兵有六十多人。骑兵团的计划是迂回到日军背后，先解决掉炮兵，再冲击步兵。
    炮兵是战马的克星。虽然步机枪火力也会给骑兵造成很大杀伤，但在冲锋的时候，只要不打到要害，战马即使多处挂彩也能保持进攻姿态（这倒不是因为战马觉悟高，而是因为受伤的马匹不离群，会主动跟着大队跑），但遇到炮火就不行了，炮弹一爆炸，马就惊慌得四处乱奔乱跳，骑兵能不被甩下来就不错了，根本顾不上打仗（骑兵挺进大别山的时候遇到敌机轰炸，“公鸡”竟吓得窜进老百姓家里去，撞伤了一老头，害得刘大爷赔医药费）。
    可炮兵也怕骑兵，炮兵移动速度慢，如果没有步兵的有效保护，很容易受到骑兵的冲击。所以骑兵进攻时，应该避开炮兵阵地的正面，从侧翼（最好绕到背后）发起攻击。

    骑兵绕弧线迂回，大队战马踏起漫天尘土，被日军发现了，他们立刻开始干扰，几颗炮弹打过来，引起了骚动。好在这个时候日军的装备已经不行了，他们的炮弹也是华北工厂造的，裂片大、杀伤力有限，而且打三个就有一个不响。不过日军的训练水平还真是没的说，枪打得准、炮也打得准。
    况团长命令一、三、四连作为第一波实施进攻，三个红军连就以连纵队阵型运动接敌。刚跑了没多远，又看见旗语指示：改向西南方向快速前进！
    原来，日军看见骑兵迎击上来了，就迅速向贾庄方向跑，企图控制退往单县的道路。贾庄是个有寨墙的大村子，如果让鬼子步兵炮兵占据了那里可就麻烦了（鬼子守阵地挺厉害，有次二十一团打长垣的据点，把炮楼炸了，四个连轮番上去进攻，硬是收拾不了废墟里的十五个鬼子。一直磨到敌人子弹打光才解决战斗，鬼子兵愣是三天四夜没睡觉，最后刺刀也拼不动，丢下枪就睡着了）。
    双方抢夺贾庄，鬼子步兵拼命跑也比不上骑兵的马快，三个连冲进贾庄时，敌人离村子还有半里地呢！
    刘大爷他们还没来得及高兴，却见鬼子随即占领了村外的一片坟地，劈劈啪啪地开始打枪。贾庄有围墙，却只有两个出口，敌人用密集火力封锁了村口，骑兵顿时挤在里面出不去，如果等一会鬼子再把大炮拉上来搞几炮，三个红军连可就要吃大亏了。

    情况紧急的时候，伪军们来帮忙了。“山东省警备队第一大队”的将士们看见八路军骑兵出现在侧翼，先就慌乱了。接着，他们又看见鬼子往贾庄方向跑，立马觉得这是日本兵丢下他们不管了。“要跑大家跑！”，伪军们迅速放弃进攻，开始比赛跑步，八路军九团随即跃出阵地追击，伪军们于是跑得更欢了，不仅追上了日本兵，还把日军阵地冲得个七零八落。
    李树茂也在贾庄里面，见状立刻命令“冲出村去，到敌人阵地拼马刀，消灭鬼子的时候到了”。三连防守住村子，一连和四连跟着李树茂跃马杀向坟地。
    一连的机枪手“吕麻子”来不及换梭子，就用机枪猛砸，不料被鬼子抓住机枪，一把拽了下来，两个人就在地上滚来滚去。刘大爷赶到跟前，骑在马上不好下手，只得跳下来帮忙，他先拿手枪抵着鬼子脑袋扣扳机，卡壳了，气得“吕麻子”又哭又骂，只好再拿马刀在鬼子腰上戳一下，鬼子瘫了，“吕麻子”也晕了过去，不知道是累晕的还是气晕的。
    那鬼子挺倔的，八路军卫生员给他包扎，他把绷带扯开，炊事员问他要不要“米西米西”，他咧嘴笑笑，摇头，当天晚上就死了。后来才知道，这家伙是日军小队长森方。

    一连缴获了两门步兵炮，连长匡永盛赶紧指派六匹马拉走，生怕有谁抢了他们的战果。有这两门炮，缴获任务可以算是超额完成了。
    骑兵团其他连队也都冲了上来，剩下的三十多个鬼子撤到了朱老家村。朱老家是个只有十一户人家的小村庄，老百姓早跑光了，鬼子钻进民房里躲着，骑兵把村子包围起来，刘大爷用马刀在土墙上掏洞，准备先弄个窟窿再丢手榴弹进去。就在这时候，有人喊“鬼子放毒气了”，一群人被熏得满脸眼泪鼻涕，纷纷往外跑。
    其实，这毒气是八路军自己放的。特务连的一个小伙，南下作战时拣到个花花绿绿的罐子，弄不清是什么玩意就当作宝贝藏起来，他发现这罐子底部可以打开，还露出一截导火索，就觉得这一定是个炸弹（还好他没以为是罐头）。现在，鬼子躲在房子里，小伙子就决定用炸弹把门炸开，他把罐子点着了丢在门坎上，瞧了半天，炸弹不响，却突突地冒绿烟，再过了一会，把房子里的鬼子熏晕了，也把围攻的八路熏得到处跑。
    好不容易毒气散去，正准备再进攻，九团的团长匡斌来了。匡团长一到就命令骑兵们撤下去休息，把最后消灭鬼子的任务交给九团。说话间，九团三营端着刺刀忽啦啦就把朱老家村围上了。
    骑兵们很不甘愿，可人家匡团长官大脾气也大，连李树茂也不敢惹他，大家只好重新上马，去找伪军出这口恶气。
   （九团三营后来用逐房逐院攻击的办法，歼灭三十多个鬼子，捉了六个活的。三营九连还有个战士一人拼死了三个鬼子兵，被评为“拼刺英雄”。）

    阵地上，到处可以看见骑兵跑来跑去的抓俘虏，各连各排都跑乱套了。刘大爷听见五连指导员马书龙说：“我们往南边追，把那些跑得快的捉回来”，大家都同意：“好啊，好啊”。
    追出去三四里，看见有零零散散的伪军了，骑兵们一边喊缴枪不杀，一边收容俘虏。这时，二营教导员王凤翔也赶来了，他提议：“再追，决不让敌人跑回单县城去”。
    于是又追，一直追到离单县县城只有4里地，已经可以看见北城墙了，终于追上了最后的十几个人。这些家伙也确实跑不动了，趴在地上连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骑兵们都觉得好笑，一边拿伪军开心，一边收缴武器。
    有个伪军军官，也许是觉得辛辛苦苦跑了那么远，眼看要跑到家了却被抓回去，实在气不过，再加上刘大爷他们一付“幸灾乐祸”的模样，伤了他的自尊心。这家伙本来都已经交出手枪了，可当马书龙拉他起来的时候，他却突然发疯似地冲上去抢骑兵挂在马鞍上的马刀，把大家吓了一跳，幸亏王教导员抢先一步抽刀把他砍倒了。询问俘虏，这才知道他就是伪山东省警备队第一大队的大队长吴振海。王凤翔这一刀挺厉害，直接把吴大队长的肩膀砍断，结果没走多远他就流血过多死掉了。

    回去的路上，刘大爷发现路边有一口十二印的大铁锅（这“十二印”到底有多大？不懂），大概是伪军们逃跑时丢下的，他立即拣了起来。其他人都弄不清这大铁锅有什么用，可老刘自有主意。当时，骑兵团的炊事员都是用家常的普通铁锅炒菜，每次做饭都要借用好几户老百姓家的灶台和炊具，不仅麻烦而且动作慢。老刘是当过厨子的，会炒大锅菜，知道这口大锅对部队开饭有好处。
    打下了插花楼，消灭了日伪军，领导们都很开心，于是就轮流会餐。老刘的这口大铁锅和他抄大锅菜的技术立刻就派上了用场，其他连队的人到四连来会餐，觉得四连上菜又好又快，实在佩服，纷纷把老刘连人带锅请去传授经验。于是老刘就从这个连吃到那个连，又从这个团吃到那个团。
    缴获九二步兵炮的几个战士只吃了连、营、团三顿庆功宴，可老刘却吃了十几顿。搞得几个“功臣”直犯妒忌，嘀咕说：“咱们的两门炮还抵不过他一口锅”。

    七团和九团的人听说骑兵团缴获了步兵炮，都来打主意，说你们骑兵用不着大炮，应该怎么怎么的。况团长回答：我们不用大炮，按规定应该上缴军分区啊，你们有想法就找领导去说吧。七团和九团没招了，三个团分属不同的军分区，他们想要这两门步兵炮恐怕没指望。
    45年4月，八路军围歼滑县郭小砦据点的孙步月。七团担任主攻，把自己的宝贝大炮摆出来开打，没想到军工厂生产的炮弹质量不过关，卡在炮膛里炸了，副炮长牺牲，旁边的八分区司令员曾思玉负重伤，九二炮也损坏了。九分区的领导觉得很不好意思（滑县属于九分区辖区，七团是来帮忙打孙步月的），于是就把在插花楼缴获的两门炮都给了七团。七团的战士对老炮的感情很深，结果就拆了一门新炮的零件修复旧炮，使 “功臣炮”重新扬威战场。
    这门“老七团标志”的九二步兵炮，现在就陈列在中国军事博物馆，它不仅凝聚了七团的抗日功绩，在它的部分零件上，也有骑兵团的功劳呢。

    四四年十一月底，骑兵团奉命归建。
    据说，在骑兵们离开九分区的几个月里，长垣的邵鸿基部何冠三团和滑县的王泰恭先生越来越调皮了，骑兵们得回去管管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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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续四十六) [王外马甲]
关于女人(一)


   四四年十一月底，骑兵团从山东返回九分区，四连担任前卫。这一趟外出作战小半年，如今要回豫北根据地了，大家都挺高兴。
    当初开拔的时候没想到会离开这么久，连长有点担心放在留守处的一窝小鸡会不会已经成了鸡骨头，指导员却挺乐观`，计划着回去以后“打牙祭”。
    二排长大刘很久以后都还记得，在行军途中、在那个景色优美的傍晚，他们一帮年轻人——连长周开树（46年牺牲）、指导员蔡修仁（45年牺牲）、副连长王元力（45年牺牲）、一排长高奎先（45年牺牲）、三排长赵玉亭（45年牺牲）……从鸡肉的烹饪办法谈到办婚宴酒席，最后再讨论到成家过日子，个个兴高采烈。当时，这伙人中的周开树已经有“对象”了，大家一边听连长“介绍经验”，一边憧憬着美好未来。

    走着走着，快到吃饭时间了，远处的村庄升起了炊烟。王元力说：“你们发现没有，河北农村吃饭，端着大碗满处跑；这次到南边去，他们坐在门口吃，把好菜堆在碗口上；而在河南这里，家家吃饭关着门，吃好吃孬全看不见”。大家都说没错没错、有趣有趣。
    正说着，队伍进了村。忽然看见道路两旁蹲满了吃饭的村民，面前又是碗又是碟的，一伙八路都愣了——这才出去几个月，怎么当地人吃饭就改规矩了？
    原来，各村都成立了村委会，搞减租减息和“讲理运动”。以前，冬天打场垫土、通渠修路都是白干活没报酬的，现在经过协商决定：穷人出力干活，富裕人家管饭，还规定要有四碗（炖菜）四碟（炒菜）。为防止地主耍赖，干活的人都在路边吃饭，干部们来回检查：“张家的，怎么只有碗没有碟啊？”，“老李家的！你家的碗这么小，太抠门了吧”。众目睽睽之下，地主富农也顾及面子，赶紧回去补足补齐，于是碗越来越大，碟子越来越多……把骑兵们看得直乐。

    正乐着，人群里出来个村干部，拉住连长问“你们是军区骑兵团的人么？”。
   “是啊”。
   “你们的人马都还好吧？”
   “都好啊”
   “那……十月间，你们去哪里了？”
   “我们去南边打仗了，怎么啦？”
   “前些日子，鬼子骑兵来了，听说九分区八路牺牲了一个团，不是你们就好……”
    一听这话，四连的干部全惊呆了。牺牲了一个团！是哪个团？由于怕影响部队情绪，大家没敢多问，揪着心继续前进，直到第二天才知道情况。

    44年8月，冀鲁豫军区主力集中到湖西作战，滑县、长垣一带我军兵力空虚，邵鸿基、何冠三和王泰恭等顽固派民团就乘机进行反扑，各村地主也闻风而动。当时，滨河（共产党在滑县、长垣交界处设的一个县）民主政权建立不久，基层干部缺乏经验，一些村委会被反动分子破坏得几乎瘫痪。
    44年10月，日军以第一一七师团和第四骑兵独立旅团为主力，对滨河抗日根据地发动了大扫荡，而就在这时，冀鲁豫军区又接到新四军四师参谋长张震以“彭雪枫”的名义发来的求援电报。为顾全大局，杨勇、苏振华首长毅然抽调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南下支援，但这样一来，也给向自己的反扫荡作战增加了困难（张震的回忆录中，对冀鲁豫军区的这个举动是很感激的）。
    九分区兵力不足，为加强震慑作用，长垣县大队挂上了正规八路的牌子，对外号称“独立支队”，辖三个大队（团），其实每个大队只有三四百人。
    刚升格的部队战斗意志很旺盛，他们遇见一伙穿着破破烂烂的敌人，就以为那是“皇协军”（通常，“皇协军”是拣日军旧衣服穿的），于是没做什么准备就发起了进攻。等打起来以后才发觉不对劲——对方战术娴熟枪法很准而且十分顽强，原来，这帮叫花子一样的人马是鬼子的一个步兵中队——独立支队缺乏应变经验，慌乱之间想攻冲上不去、想走又脱不了身，结果被闻讯赶来的日军骑兵第四旅团包围，支队副司令员阵亡，一大队的两个连全部牺牲。

    独立支队的失利使反围剿的局面迅速恶化，疯狂的日军随即对根据地展开大屠杀。
    小渠村现在属于长垣县，但在当时，这里按根据地的范围属滨河县、按国民政府的县治属滑县。村里有共产党的村委会和民兵，而国民党顽固派也乘八路军主力南下之机频频活动，搞得老百姓既拥护村长又怕得罪保甲长。
    不久之前，民团拉村民出劳役，被共产党村委会挡住了，现在鬼子来扫荡，村长根据上级指示组织群众转移，地主就跳出来捣乱。
    44年10月17日清晨，敌人离得还远，村干部动员群众外出避难，老百姓却有些心存侥幸、舍不得丢下房子和家当。这时候，地主在后面嚷：“他们都是光棍，骗我们拖家带口的去挡枪子，大家不要上当！”。乡亲们一想：是啊，村委会的人都是些穷光蛋，说走就能走，站着说话不腰痛……于是就更不肯挪窝了。
    民兵连劝带吓唬，好不容易哄着群众离开家，刚出村口，就遇到民团打冷枪，两下一起哄，许多人又转身抱着坛坛罐罐返回去了。
    整整一个上午，民兵一边和民团打来打去，一边把老百姓往外拖。村长喊：“乡亲们，鬼子要来了，留在村里危险呀”，地主就嚷：“别听他的，八路在外面打仗，出去就是送死啊”，而村民则关紧房门，提心吊胆、半信半疑，不知道该听谁的才好……
    中午，鬼子来了。地主这才开始后悔，民团也赶紧往外跑，但已经晚了——除了少数跟随村委会转移进道沟的村民全部脱险以外，大部分群众未能及时撤离。仅在小渠村周围就有六百九十多人被杀害，遇难者中有无辜群众、有民兵，也包括了那些捣乱的地主和民团队员——这就是震惊华北的“小渠惨案”。

    实事求是地说，九分区的这次反扫荡作战打得不好，根据地的人员和物资损失很大（指挥这次扫荡的铃木启久是抗战期间多起大屠杀事件的制造者，他45年被苏军俘虏，50年引渡到中国，56年判徒刑20年，59年获特赦）。
    日军撤走之后，邵鸿基专员无理指责八路军“保护地方不力”，国民党县长王泰恭更是要求共产党交出滑县地方政权，各路顽军也不断挑衅县大队、民兵，给正在进行的减租减息土地改革造成了很大困难。
    11月底骑兵团回到九分区，驻扎在长垣县，何冠三的六支队立刻就老实了，不打不闹不挪窝。
    长垣南边有日军警备队和伪军一个团，他们也躲在据点里不出来，日伪军是想吸引八路去攻打据点，再由西南（封丘方向）的日本骑兵第四旅团来合围，八路军当然不肯上当；而八路想把敌人引出据点，鬼子也不愿意干，双方就这么对峙着。

    44年底，冀鲁豫边区的面积比43年扩大了一倍，军区腹地的清丰、内黄、濮阳、范县、观城等10个完整县（包括县城）都已被八路军所控制。长垣县和滑县虽然属于敌、我、匪、顽争夺的地带，但这里是传统的“豫北粮仓”，农业基础好、粮食产量高，老百姓生活能得到保障，供养人马上千的骑兵部队也不成问题。
    到这个时候，大家都知道日本鬼子快完蛋了，虽然不能确定战争什么时候结束，但很多人已经开始考虑今后的生活。一些政治觉悟高的还明白“革命的任务仍很艰巨”，可象刘大爷这样“扛枪打日本”的，则认为打完仗就可以回家了，于是， “找对象”就成了很现实的事情。
    据刘大爷说，冀鲁豫八路军找对象结婚虽然也要经过组织批准，但并没有“二五八团”之类的明确规定。
    以前，打游击环境艰苦，年轻女子一般也不愿意嫁给当兵的，特别是象八路这样又穷又玩命的干法，的确很难成为结婚的对象。可现在不同了，战争眼看要结束，冀南、豫北都建立了共产党的政权，八路军战士纪律严明、待人和气、打仗勇敢、做事勤快、不抽大烟不赌博没有坏习惯，怎么看怎么惹人喜欢。特别是骑兵团的年轻老八路们，功劳大名声响，背短枪挎长刀，来去一阵风，浑身上下透着精干和帅气，更是好女婿的不二人选。

    当时，干部们找对象的不少，骑兵团的大刘排长当然也不例外，回到长垣驻地没多久，他也找到了自己的意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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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续四十七) [王外马甲]
关于女人(二)


    年青人做事喜欢一窝蜂，找对象也是这样。
    据刘大爷说，作为野战主力，骑兵团以往的集体生活比较单纯，很少有机会考虑个人问题，而在这个阶段出现这种情况，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进入 “局部反攻”之后，根据地面积和军队规模不断扩大，地方人员大量补充进正规部队，有家室的干部战士增多、“家属探亲慰问”现象增多、部队的协同活动中有女性参与的情况也逐渐增多，这都给指战员们带来了心理上的“刺激”。特别是这次骑兵团南下，不仅仗打得轻松还长了见识，新四军的婚恋状况比老八路开放一些，女兵也比较多，这更给了大家很大“鼓励”。
    另一方面，豫北经过42年、43年天灾人祸的磨难，44年终于风调雨顺、五谷丰收，再加上共产党实施的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措施更使得群众生活大为改善，于是，民间先前被耽误的婚嫁事宜纷纷提上了日程。当时当地，最好的小伙都在军队里、最好的军队是八路军、而老八路中最威风的莫过于挎刀跃马的骑兵团了，小姑娘大闺女眼热热地看着白马连红马连来去如风，自然也就给刘大爷们的“成家计划”提供了条件。
    其实，之所以产生这么轻松的情绪还有个大背景。经过1944年的攻势作战，冀鲁豫边区主力部队逐渐地由分散的游击战转变为较大规模的运动战，不仅可以进行步炮协同的攻坚战，而且能够成建制的消灭敌军。经过一系列战役，抗日根据地已基本连成一片，原先的小块游击区已经扩展为20余万平方公里(含冀南区)的大根据地。八路军越战越强，日伪军则逐渐采取守势，鬼子兵也越来越差劲。44年10月的反扫荡，九分区虽然打得不理想，却也抓了二十七个日本俘虏，这在以前是很难办到的——缴枪投降的鬼子大多是刚入伍的补充兵，老的老小的小，年纪相差很大。老百姓因此高兴地奔走相告：日本快没人了，鬼子快完蛋了，胜利就要来到了。
    鬼子什么时候完蛋？谁也说不准。但战争进行了这么多年，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人们都有松了一口气的感觉，觉得自己一定能活下去了。至于胜利以后会怎么样？大家也不清楚，只是相信，赶走了鬼子就能过太平日子了！于是，就开始考虑今后的生活。

    那段时间，骑兵团干部“找对象”的人不少，只是有的承认有的不承认。其实承不承认没关系，别人也看得出来。骑兵们平时经常要夹着草料、半跪在地上铡马草，所以军服的胳膊肘和膝盖部位总是很容易磨破，以前都是男子汉自己粗针大线缝几下了事，现在，如果发现谁身上的补丁突然变得“美观”起来，此人的婚姻大事多半就有谱了。

    刘大爷也找了对象，确切地说，是有了个未婚妻。
    四连二排的驻地在长垣县赵村，马厩设在村口的玉皇庙，当时庙里面还住着个年青妇女和她的孩子。这女子是本村人，出嫁好些年都没有生养，后来不知怎的就跟人私奔了，44年冬天，她突然抱着个婴儿回到家乡。婆家气恼地把媳妇赶了出去，娘家碍于脸面也不肯接纳女儿，结果弄得她只好在这破庙里安身。
    出了这种事，连妇救会都没法帮她，八路军就更不好插手了。好在这女子时常帮骑兵照料战马，刘排长也就因此接济她一点粮食。
    落难女子称自己孩子的亲爹为“先生”，可她也弄不清那位先生到底是干什么的。
    有一天，刘大爷正在铡马草，那女子在旁边有一搭没一搭的帮忙，突然问道：“排长，你们的毛主席是哪国人啊？”
   “毛主席？中国人呀”。
   “嘻嘻，别蒙人了，我在先生那里见过相片的，全是大胡子。老毛子主席怎么会是中国人”。
    刘大爷愣了好一阵才反应过来，她是把马恩列斯的画像当成毛主席了——天啊，莫非这女子的“先生”也是搞马列主义的？刘排长顿时吓得没敢再接嘴……

    这女子对大刘印象不错，她有个妹妹（老实说，马甲我不知道她的名字）经常到庙里来，姐妹俩就经常因为八路军排长而嘀嘀咕咕。终于有一天，当姐姐的跑来替妹妹做媒，大刘考虑了一下就答应了。
    据刘大爷说，妹妹模样长得俊俏，但他之所以答应这门婚事，主要还是因为她干净清爽、能吃苦很勤快。老刘家是开豆腐店的，刘排长当时的人生理想是战争结束之后回家继续卖豆腐。干豆腐买卖，总是夜里推磨白天赶集还得抽空选豆子，没个休息的时候，不爱干净不勤快不能吃苦是不行的。通过观察，刘大爷认定这位妹妹具备当豆腐店老板娘的潜质，于是决心和她携手，共同发展家传的食品加工事业。
    婚事定下了之后，刘排长的马鞍子有了新布垫，军服上的补丁自然也美观起来了，战友们很高兴，女方家里也很满意。老丈人家里原本为大女儿的事情感觉挺丢脸的，现在小女儿嫁了个八路帅小伙，不仅面子找回来了，还可以有一亩半地免纳公粮（军属待遇）。
    更为得意的是，“预备女婿”居然送给老丈人一套呢子将官服！
    八路军穿的是国军军服，但自从39年“整风”和“肃托”运动以后，就再没有干部敢穿军官服了。冬天开大会的时候，穿呢子将官服的勤务员递开水、穿灰布士兵棉袄的首长做报告，是当时一道独特有趣的风景。
    在插花楼消灭时锡九纵队以后，刘大爷去七团帮忙操办庆功宴。他们的总务处长喝高了，大概觉得骑兵坐在马上大冷天被小风吹得凉嗖嗖，十分可怜，于是就把刚缴获的时锡九的呢子礼服送给了“骑兵团的炊事员”。人家时锡九司令可是国军的少将，这套军服刘排长穿上也不合适，于是又转手送给了未来的老丈人。
    乡下老头突然得到这么一套行头，兴奋得不得了，每天打扮齐整在村里逛来逛去，见了村长都爱理不理的，一副大干部的模样。

    那段时间，一排长高奎先也经常找刘大爷商量“成家计划”。
    高奎先是河北安平人，42年反扫荡时从马上摔下来，落下了个外伤性癫痫的病根。南下作战前，他的癫痫病又犯了，部队考虑到他的身体难以适应长途驰援的要求，就把他留在湖西休养。高排长住在个村干部家里，骑兵团南下“旅游”一个多月，他就利用这段时间和房东家闺女沟通交流起来，等骑兵团班师凯旋，他也随即归队、跨上战马就走。谁知道，部队刚到长垣不久，人家大姑娘就追到驻地来了，声称非要参军不可，骑兵团这时候还没有女兵，自然不能同意她的要求，于是大姑娘就纠住高奎先不放，说是高排长先前答应她的。
    刘大爷回忆说，贺娟子其实是个很能干的女孩，就是太泼辣了一点，高奎先这么个打起仗来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物，愣是被她收拾得没了脾气。于是战友们纷纷给老高出主意：“看起来这女子挺拥护八路军的，干脆你代表部队收编她得了”。高奎先也是穷急无路，只好施展甜言蜜语，而贺娟子或许觉得既然当不了军人、当个军属也还可以将就，这么一来，俩人就好上了。

    谈婚论嫁的时候，大家并不觉得组织上有可能会不支持。高奎先和刘大爷一样都是38年入伍的老八路，几年来从河北、山东转战河南，算得上是参加“开辟根据地”的功臣了。这批抗战之初就进入主力部队、历经艰苦环境锻炼出来的战斗骨干到44年底已留存不多，上级领导平时对他们也很关心，一般情况下都会尽可能地提供方便。可是没想到，45年1月，分区一个批示传下来，除了同意红军出身的四连连长周开树的婚事，其他的十几对鸳鸯都被亮了红灯。
    刘排长高排长们有点发懵，但他们毕竟是久经训练的军人，虽然感觉莫名其妙依然还是坚决执行，周开树觉得自己被弄得挺“例外”，心里一烦也不乐意结婚了。
    女人们可就没这个觉悟。刘大爷的那一位以为是她姐姐的“坏名声”影响了自己的婚姻，委屈得整天直哭；高排长的贺娟子更是不得了，直接跑去团部吵架，搞得团长和政委也狼狈不堪。小伙子们只好赶紧安慰大姑娘：“凡事总要一步步来，这次没同意就再等等，下次一定能批准”。周连长的对象王海素也十分坐蜡，面对气乎乎的未婚夫，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该哭……

    多年以后刘大爷才明白，当时，他们这些人是不可能被批准成家的。
    1944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训部队的指示》，针对部队中对战争形势过于乐观而产生的松懈情绪甚至希望“解甲归田”的思潮，上级明确指出：我军在反攻夺取交通要道及最后驱逐日军出中国的同时，应难备应付国内可能的突然事变。除继续对敌作战、加强地下工作外，要加紧训练现有军队，把我军的军事训练与政治工作极大地提高一步，准备将来使我军发展一倍至数倍的条件。
    10月底，中央军委再次发出关于《加强全军练兵与部队大整训的决定》，要求全面整训主力部队、30%的游击队和民兵。冀鲁豫军区随即颁发整训令，命令各部队基层骨干不仅要确立继续战斗的信念，还要增强内部团结，奠定军事整训的基础。
    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可能干扰军心的因素都会被排除，基层干部结婚的事情自然也就变得很难获准了。

    可当时刘大爷并不清楚这里面的道理，他只是知道上级命令狠抓军训，要准备打大城市、打大仗；只是知道自己必须在部队战斗下去，未获最后胜利之前不许考虑回家卖豆腐的事情；他还知道上级不同意他的“成家计划”，知道自己有满肚子的委屈……
    至于那个妹妹哭哭啼啼地问：为什么八路军首长要管别人成家的事？为什么先前能够结婚现在就不允许了？为什么民兵班长可以结婚而八路军排长却不行？为什么娶妻生子的人可以参军而单身老八路反而不能结婚……刘排长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

    正在伤脑筋的时候，骑兵团奉命紧急赴滑县作战，刘大爷终于能够借打仗摆脱目前的烦恼，顿时觉得松了一口气。  
    45年1月20日，四连二排离开了长垣县赵村，刘大爷也从此离开了那位曾经与他订立过婚约的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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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续四十八) [王外马甲]
关于女人（三）


    骑兵驻营比较分散，所以一般不会象步兵一样集合。每当开拔令下达之后，通常是由各连队从各自驻地出发，在行进中陆续加入队列。
    清晨上路，战马很兴奋、战士们也很活跃，九个连加一个团部，一千二百匹战马、六七十辆大车，人马欢腾的，总是惹得老百姓驻足观看
    行军队列连绵十多里地，听见后面喊“辛苦了！”，那意思是需要超越前队；于是前面的连队一边让道一边回答“加油干啊！”；有时候听到喊“敬礼！”，那是领导的战马过来了，当排长的要赶紧把手搁到帽沿上；如果嘻嘻哈哈的吵闹声突然停止，取而代之的是“保持队列，注意纪律！”，或者是“四连二排！报告情况”……则肯定是遇到了戴红袖箍的政治处值勤组——政治处从主任副主任、到总支书记特派员以及股长干事们，个个都不好惹。他们笑嘻嘻的时候没啥事，但若是有谁军容不整、军纪不严，借了老乡针线忘记还、损坏东西没赔偿，那可就要倒霉了——刘大爷说，平时跟团长营长打打闹闹的人多了，可他就没见过有谁敢和政治处开玩笑。

    这次赴滑县作战，一排的行军位置应该在二排前面，可走了三十多里地，刘大爷才看到高奎先垂头丧气地带队赶上来。原来，一排早晨临出发时，寄住在附近的贺娟子突然堵住马厩，拽住高排长的战马死活不让走，组织股长李选贤带值勤组去检查“住宿纪律”，发现部队还没动身就发了脾气，未曾想，李股长刚训斥高奎先几句，就被贺娟子抓了个满脸花。政治处领导在战士们面前很有权威，可对付贺娟子却一点办法也没有。大家都束手无措，一直到副连长王元力赶来才解决问题。
    王元力在39年的王小楼伏击战中缴获过鬼子军刀（参见前文），但在拼刺刀时他的脸部也受了伤，从此面目狰狞。一般人都挺怕他的模样，泼辣的娟子也不例外。老王虚张声势吼叫一通，唬得贺大姑娘惊慌失措，四连一排这才得以“突围”，赶上大部队。

    骑兵们向滑县方向挺进，刚进入卫南（这是共产党在滑县与长垣交界地带设立的一个县），突然传来消息说卫南县大队正在与敌激战，上级命令火速增援。当时，分区方面把情况说得很严重，搞得骑兵团也紧张起来，连忙派了四个侦察分队出去摸情况。侦察兵们来回跑了几趟都没发现敌人大部队，团长还不相信，赶到焦虎集战场一看——可不是么，哪有什么大批敌人？不过只是三百来个土匪，正撅着屁股和县大队对打呢。
    这伙土匪是李小孩的人马。李小孩本名李荣卿，因为头大个子小，看上去象个小孩，所以得了这个绰号。李土匪平时守着自己的“根据地”瓦岗寨（就是当年程咬金的地盘），日军伪军来了他打、共军国军来了他也打，是个遇鬼杀鬼见佛灭佛的角色。有时候土匪性格就发作，他就派人到外面抢粮食，结果这一次正遇上县大队，两边就打了起来。
    李土匪的手下都是些老兵痞，单兵技术比较高，卫南县大队虽然有五六百人，却是第一次打正规战，民兵越打心中越没底，赶紧向八路军求援，还把情况说得挺严重。
    就这么些个土匪，还不够骑兵团塞牙缝的。二营三营没动手，一营没费多大力气就抓了二百多俘虏。骑兵们不觉得这一仗有多大意思，县大队却兴高采烈，他们自己夺了三十多条枪，还想讨要老八路缴获的三挺机枪和两百枝步枪。骑兵团表示要先请示军分区才能决定，民兵立刻说“好的好的，我们一起去何庄”。
    “我们骑马你们步行，能赶上么？”
    “没问题，刚才在冰天雪地里趴了半天，现在跑路正好可以暖和暖和”
    何庄离焦虎集战场三十多里地，卫南县大队跟着骑兵一路狂奔（这支游击武装日后逐渐发展成为卫南县基干团，冀鲁豫独2旅4团， 8纵22旅64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0军178师532团，是参加和平解放成都的部队）。
    刘大爷这时还弄不清等一会要和谁打仗，县大队的人边跑边说：“到何庄还能打谁？王泰恭呗！这个坏东西，我们早想收拾他了”。

    王泰恭是国民党滑县县长，还是所谓“冀鲁豫边区军政联合指挥部指挥官”，他的独立一支队下属三个团和一个训练大队（团），大本营就在何庄。
    骑兵团急匆匆赶到何庄附近，却看见好些步兵蹲坐在路边啃干粮，步兵见到骑兵就笑：“四条腿的现在才来啊，回去吧，这里没什么事了”。
    一问才知道是新四路：“你们怎么在这里吃上了？仗是不是打完了啊？”
    “打没打完都一样，人家十六团包圆了”
    原来，最先到达的十六团已经趁敌人防备松懈，收拾掉王泰恭的骑兵队和迫击炮连，把寨门堵上并包围了整个村子，另一支“主攻部队”新四路来晚了一步，只好在路边休息啃干粮了。
    新四路没事干，骑兵团就更不知道干什么好了。十六团团长杜海林（1964年的少将，后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对况玉纯直打哈哈，一副十分得意的样子。
    况玉纯和李庭桂去找领导汇报情况，分区张国华政委听说卫南县大队也跟着跑来了，十分感动，就吩咐把缴获李小孩的那些枪都给了他们，并命令县大队归骑兵团指挥，任务是围点打援，消灭王泰恭部顽军。

    骑兵们埋伏在冯付集到何庄之间的路上，准备打伏击。
    冯付集驻扎着王泰恭部第三团和训练大队，其中训练大队长王三祝是王泰恭的儿子。本来估计小王不会丢下老王不管的，谁知道等到凌晨两点，也没看见冯付集方向的援军出来。侦察员回来报告说：训练大队住在冯付集里面，而三团并不集中宿营，稀稀拉拉分散在周围的几个村子，从夜里十一点到现在，没见他们有什么大动静。
    敌人不出动，八路就干脆直接攻坚了。二连和四连打冯付集的王三祝，其他连队负责对付周边分散居住的三团。
    凌晨四点左右战斗打响，四连没费什么力气就突破了寨墙，可进村以后却遇到了难题。冯付集里面只有两个小碉堡和一个矮炮楼，其它的建筑全是民房，敌人到处乱跑，刘大爷他们就挨着屋子搜索。训练队的官兵穿的是便装，把武器丢掉以后还真分辨不出是兵还是民，加上这里是国民党顽固派经营多年的老窝，老百姓对共产党不了解，他们不敢对八路军讲实话、还帮着掩护顽军官兵。
    明知道有敌人，却不晓得是哪一个，只好看见脸蛋白净、身材肥胖的就先抓起来。一路搜查过去，搞到天快亮才逮了十多个人。一帮人正忙活着，况玉纯团长突然从后面跑过来，劈头就是一顿臭骂。
    原来，况团长看见部队打进去一段时间了，就带着警卫员进村来看情况，没想到正好和漏网的顽军碰了头，对方看见穿军装的就开枪，团长的警卫员当场牺牲。幸亏况玉纯有经验，没有往回跑而是翻过院墙向前冲，这才遇到了正在“观察脸蛋和身材”的刘排长。
    挨了一顿骂，刘大爷慌了，赶紧回头重新搜索，这回无论胖瘦，看见年轻的通通关起来再说。

    天亮以后，骑兵们解决了战斗。各连清点战果，共缴获机枪12挺、长短枪600余支；伤亡方面，除况团长的警卫员牺牲外，三连也阵亡一个战士，另外还有十七人受伤。
    刘大爷正忙着和指导员蔡修仁甄别俘虏，听见战士们讲一排长不见了，接着又有人报告说井里面有具八路军尸体。大家心里咯噔一下，捞起来一看，果然是高奎先。高排长的身上没有伤，显然是淹死的，但那口井并不深，当时也没人听见他呼救，所以估计是夜里癫痫病发作，失足摔落下去了。
    经过一天一夜的战斗，王泰恭和他的副司令、参谋长都被击毙，王部顽军也被全歼。这一仗打得挺容易，但大家却不大高兴得起来。

    骑兵返回长垣，在离驻地三十多里外的路口，四连的战士们忽然发现了贺娟子的身影。谁也没想到她会跑出来这么远，大家心里都有些发慌。
    贺娟子张望了一阵，没有找到高奎先，就径直拦住了王元力的马头，王副连长只得老实承认：“死了，埋在滑县了”。
    这一次，泼辣的贺娟子没哭没闹，她只是盯着王元力，一字一顿地说：“你害死了他，是你！”

    这之后，贺娟子就回家乡去了。王元力十分郁闷，见人就唠叨：“怎么能说是我害了老高呢？这妮子讲话没道理嘛”。
    战友们劝慰王连长：“她那是急糊涂了，胡说的，你别往心里去”。
    多年以后，刘大爷分析道：女人的心思是很敏感的。贺娟子照顾过生病的高奎先，或许她已经察觉到未婚夫有可能犯病，所以才会在部队出发前努力阻止他参战。可惜，王连长和高排长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其实，即使意识到了，又能怎么样呢？

    高奎先的死和贺娟子的离去带给“定亲干部”们很大打击，刘大爷当时的感觉是：自己一旦见到了那个妹妹，也许就会顾不上什么纪律立刻成亲了。
    但是，组织上也显然考虑到了这种心理状态，立刻采取了措施。
    骑兵团没有回到原驻地，先是驻扎在卫南，然后就转到滑县、封丘……刘大爷从此再也没有去过赵村，也再没有见到过那个“妹妹”。这之后转战各地，战场越来越远，刘大爷也渐渐地淡忘了这件事，直到1953年，他才意外得知那女孩竟然一直没有出嫁。
   “妹妹”和老刘曾经订过婚约，这在农村是很严肃的事情。虽然当时不能结婚，但部队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刘大爷离开的时候也没有机会进行说明。于是，在村里，女方家长为了避免重蹈大女儿的尴尬，坚决禁止小女儿“越轨”；后来，解放区的地方组织又因为她是“军属”，更进行了严格的“教育和保护”……这使得这位不幸的女子一直背负着莫须有的虚名、做着无望的等待。直到 53年刘大爷给当地政府写了一封信，说明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和自己已经结婚的情况，这才使得这女子有可能得到解脱。

    几十年过去了，刘大爷最终也不知道那曾经订过亲的“未婚妻”的归属是什么样。

    “当了一回陈世美，害人呵……”，记得说到此事时，刘大爷自嘲地笑了笑。在那笑容里，马甲隐约地看到了些许歉意。
    可是，怎样才能真正表达出这其中的歉意呢？又有谁能说得清楚，应该道歉的，到底是人？还是那段历史、那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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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续四十九) [王外马甲]
在后方


    45年初，冀鲁豫根据地形势一派大好，局部反攻连连告捷、政权建设成效显著、部队整编有条不紊。
   《一九四五年的任务》已经传达下来，毛泽东主席明确指示：“把一切防守薄弱、在我现有条件下能够攻克的沦陷区，全部化为解放区，迫使敌人于极端狭窄的城市与交通要道之中，被我包围得紧紧的．等到各方条件成熟了，就将敌人完全驱逐出去”。

    眼看要过农历新年了，上级给骑兵团的每个战士都发了新军装、新棉袄，还配发了统一的床单和棉被，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好事，大家高兴极了。但紧接着，军区就派人来“指导内务”，还要求战士们起床后把被子叠得有棱有角，刘大爷他们觉得很奇怪，这本来是日本军队里的规矩，怎么咱们八路军也要学着做？教员回答说“部队要扩大、要向正规化发展，所以这些制度都必须实行起来”，大家只好照办。不过，棉被叠整齐以后，确实好看多了。
    叠完被子，部队就开始大规模整训。
    整训分为两部分。其中政治整训也叫做“整风第三阶段”，当时的口号是“不仅要从组织上入党，还要在思想上入党”，整风的办法是由组织部门甄别个别人的“历史问题”，其他战士则每天听课，讨论学习。
    教员上课的时候，反复讲解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界限，还讲中国革命以工人农民为主体、三民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的区别、还有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什么的。只是这些大道理，一般战士不太搞得懂也不怎么感兴趣。
    以往，总是提倡全民族抗战、统一战线，宣传打走了日本鬼子就能有好日子过，可现在却又突然强调革命性和领导权的意义，所以大家一时间就有些转不过弯来。华北的老百姓原本就对蒋介石就没多大印象，并且这时候冀鲁豫附近的国军都跑光了，刘大爷他们这些当地人自然也就不大相信国民党会再来捣乱。

    红军干部意志坚定，每次开会都要痛骂国民党白匪军，其他人听了半天，虽然同意反动派十分混蛋，但对蒋委员长还是恨不起来。
    周开树急了：“蒋介石会让你过舒服日子？别想好事了，这仗早晚还要打。告诉你，要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军队，我坚决赞成；但如果听龟儿子蒋介石的调遣，砍掉脑袋也不干，老子上山打游击去!”。
    排长班长们赶紧安慰他：“连长，老蒋是南方人，北边的事他管不了”
   “连长，等打完仗，把你家里人接到北方来，到我们冀南享受共产主义！”
    大家嬉笑吵闹一番，十分开心，都觉得那个从没见过的蒋总裁和自己没多大关系，为他生气实在是划不来。

    上政治课多少有点儿稀哩糊涂，军事干部就忙着练兵。
    那段时间，部队的规模迅速扩大，各种基干团如雨后春笋般的成立起来，地方民兵和游击队大批地加入正规军，根据军区的整训命令，各部队掀起了大练兵的高潮。
    骑兵团主要练习“分队机动”。也就是在迂回、包围和追击运动中，前出到有利方向、向敌翼侧和后方实施攻击。
    骑兵以往的机动方式多属于小规模突击，强调坚决、迅速和出敌不意，冲击的时候也主要凭借马刀。现在练习大纵深机动，则需要和友邻分队在时间、地点、目的上进行多层次的战术协同，还要实施正面射击、侧射、交叉射击、拦阻射击等火力配合，这就要求骑兵必须更加精通武器，提高观察战场、发现目标、控制局面的能力。
    通过几个月的大练兵，骑兵战斗骨干都能做到在快速行进中双手脱缰、熟练使用轻重武器，射击精度也大为提高。

    骑兵训练的时候到处跑，顺便也瞧瞧别人怎么练。
    新编成的部队主要练习队列、射击和拼刺，老团队则练习进攻防御协同。如果远远看见一群人平端着锄头（大头朝前）纹丝不动，好象修理农具的模样，那肯定是基干团在锻炼瞄准臂力；若是看见一伙人拿沙袋当炸药包，进攻的进攻、掩护的掩护，跑来跑去满头大汗，这准是十六团在练攻城爆破。
    骑兵们自己很少挖掩体，所以也就最喜欢看别人刨坑。上午出门的时候，瞧见步兵一声令下、就地卧倒，把枪放在右侧能够得着的位置上，然后翻转身子向左刨，一边挖还一边现察情况。把土堆在自己的前面和两侧，然后再用野草伪装起来，这个卧射掩体就算成功了……骑兵冲他们喊一声：“你们先忙着，我们出去逛逛”，就上马走远了。步兵继续挖土，下午回来的时候，那些掩体已经加深到能跪射、立射，甚至连成了战壕，当然，那些刨坑的人也都变成了泥猴。
    “上马团，下马连”，是说骑兵平时坐着高头大马，如同团级干部，下马以后又拎着把马刀，活象旧军队里的连长一样，挺威风的。于是搞协同练习的时候，就有步兵不服气的嚷“神气什么呀，我家大骡子比你们的马壮实多了”。
    “骡子再壮也不能打仗”
    “那你们的牲口也不能炸碉堡攻寨墙啊”
    “那倒也是，还是你们步兵实在”，骑兵竖起大拇指表示佩服。
    冰天雪地之中，马蹄很容易打滑。每当有战马摔倒，步兵们就幸灾乐祸地起哄，弄得失足的骑兵羞愧不堪。
    骑兵们一般很少和步兵斗嘴。不仅因为团里面管得严，不许与兄弟部队争吵，还因为谁也保不齐自己哪一天也会下马当步兵，所以没必要太张狂。

    春节刚过，骑兵团况玉纯团长就上调九分区，担任主管作战的副司令员，四连长周开树去了步兵团当营长（他牺牲的时候是二十旅五十八团、“吴忠团”的参谋长），而刘大爷也被抽到军区邮局去支援工作。
    随着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军队和政府的机构增加了很多，再加上正值冀鲁豫政治整风和边区筹备“群英大会”，于是大量机关文书、宣传材料、公私信件都积压在邮局。原来的交通站已不能满足需要了，军区就成立了军邮队，分为走路的、骑马的和蹬自行车的几个分队。
    乘骑军邮队经常要长途奔波、通过敌伪顽匪混杂的地区，刘大爷的工作就是辅导邮递员们合理使用马匹、观察判断敌情、及时摆脱危险。如果去比较复杂的地方执行任务，他就亲自带队。
    军邮队设在河南濮阳，这里是冀鲁豫根据地的腹地，可以说是大后方了。刘大爷自参军以来，大部分时间都驻扎在前线游击区，很少和后勤机关打交道，也很少有过这么安宁的日子。他每天按时上班，讲解要领、做几个示范动作，然后就吃饭、聊天、洗洗睡，不用上岗查哨也不担心敌情，心情轻松，人很快就胖了许多（并且从此就一直胖下去了）。
    大后方的环境和游击区不一样，这里的群众觉悟高、还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虽然条件依然比较艰苦，但每个人都神采飞扬、兴高采烈、干劲十足。处处是笑脸、处处可以听见歌声，一辆大车陷在路上了，立刻就有许多人跑过来帮忙，认识或不认识的人们都互相热情地打招呼，如果前方传来了反攻作战打胜仗的消息，庆祝的人群即刻间就会涌上街道，集会、游行、唱歌、呼喊口号，欢乐的情绪洋溢四方。

    在后方，参加革命工作的女同志比较多、男女之间的交往也少了许多封建拘束。根据地办喜事，没有花轿也不放鞭炮，只是在新房门前贴一副对联，上联是“妇女解放要自由”，下联“手拉着手找对头”，横批是“婚姻自主”——真是新鲜有趣。
    晚饭过后，经常可以看见三三两两的青年男女散步闲聊，是谈工作还是谈别的就不知道了。
    乘骑队的驻地在濮阳城外，这附近有医院的修养所、有军服厂，还有个兵工车间。
    军服厂的女工大多是军属，身穿黑蓝色制服，上班唱着歌儿缝军装、下班依然唱着歌纳军鞋；军工厂造硫酸的锅炉日夜不停地冒烟，女军工们穿着杏黄色的工作服，据说是拿炸药当染料用，结果就能够弄成那种颜色；修养所女卫生员也不少，不过好象每天都在忙着洗衣服。只有乘骑队里全是大老爷们，穿着五花八门、各式各样。

    有一天，刘大爷和邮递员老魏在河边清洗邮件包裹皮。魏二民是老交通员出身，42年反扫荡的时候救过刘大爷的命，可惜他搞地下工作的时间长了，染上了个抽大烟的坏毛病，所以给人的印象总是不大好。
    这时候，有俩女孩也在濮水边上洗衣服。冬天的河面冷嗖嗖的，可她们嘻嘻哈哈好象并不在意，听见一个南方口音的说：“你们兵工厂的人真勇敢，成天守着炸弹也不怕，换了我可不行”。另一个回答：“你才是勇敢呢，我到医院里去看见那么多血，还有断胳膊断腿的，都快吓死了”。
    小姑娘咭咭喳喳，弄得大刘和老魏也笑了起来。于是魏二民逗她们：“你们说，这位骑兵排长够勇敢么？”
    “八路军骑兵是英雄，当然勇敢啦”
    “那我这个老头子呢？”
    “你……也勇敢”，俩女孩看见魏二民嬉皮笑脸的样子，回答得不很干脆了。虽然刘排长介绍说老魏原先是地下党，可小护士和小军工瞧着地下工作者的满脸坏笑，总有点半信半疑。
    听说他们是军邮队的，小军工高兴了：“你们能替我给家里捎封信么”
    “你有立功奖状么？有表扬通知也可以”
    “还没有呢……”
    “那赶紧努力吧，有喜报的话军邮队就能替你带信了”
    “我有奖状！”，旁边的小护士充满了期盼。
    “你家在哪里？”
    “贵州遵义”
    “哎呀，那难办了，军邮只能到各个根据地，去贵州可不行”
    “再等等吧，再打几个胜仗，说不定就能往你家捎信了”

     虽然最终没有能够寄信，但大家仍然十分高兴，因为这时候，每个人都对即将到来的胜利充满了希望。
     那是最复杂的时期，那是最单纯的时期，那是最苦的年代，那是最好的年代——多年以后，当年老的刘排长和吴军工员讲述往事的时候，依然感慨万千。
     （交通员老魏和小蔡护士都在以后的政治运动中含冤死去，关于他们在抗战中的经历，马甲以后另说吧）。

    45年3月，“冀鲁豫边区群英大会”在濮阳城隆重召开，骑兵团第四连被推举为英雄团体，李树茂作为代表参加了大会。群英会选出战斗英雄、民兵英雄、工作模范、劳动模范及学习模范258名， 8位一级战斗英雄中又有3人被授予“特级战斗英雄”的称号，李树茂名列第一。
    冀鲁豫革命史中是这样记录的：著名战斗英雄李树茂，骑兵团四连连长（当时他代理连长），陕西延安人，1921年出生，14岁参加红军，一人缴获轻、重机枪49挺，掷弹简6个、步枪500余支，毙伤敌伪顽军700多名……
    群英大会后，获得表彰的英雄们披红挂彩绕街游行，围观欢呼的群众堵得水泄不通。
    李树茂骑着高头大马走在英雄行列的最前面，肩上扛着三面旗帜——中共平原分局授予的战旗上写着“哥萨克骑兵”，这原本是获得模范集体荣誉的骑兵四连自封的称号，现在成了整个骑兵团的标志；冀鲁豫行署授予的旌旗是“胜利冠军”，这是表彰骑兵团历年缴获、俘虏数量在边区各部队中排名第一；另外，由于兵种的原因，骑兵团没有参加军区组织的大比武，但闭幕式上骑兵的军事表演和马术体操却引起了很大轰动，因此，冀鲁豫军区又特意授予了一面“艺高胆大”锦旗。
    刘大爷这次也得到了“战斗模范”的表彰，由于他当时就在濮阳，所以直接就领取了奖品——一只大铁皮杯子。这东西可以用来喝水也可以盛饭，但它的重大意义还在于，帮助老刘养成了刷牙的好习惯。

    其实，刘大爷学会刷牙还和另一个人有关。
    群英大会后不久，有一批宣传材料要送到淇县去，由于目的地靠近交通干线，情况比较复杂，刘排长就决定亲自带队。出发的时候，边区文联有个创作员（那时候不叫“作家”）也要去采访，就跟着军邮队一道走。
    这位文化人二十多岁，名叫豆子（应该是笔名），老刘对他的印象是瘦瘦的、很客气，使用一枝小棒槌一般粗的自来水笔。当时的创作员享受团级干部待遇，配备马匹和勤务员，他的随从是个瘦瘦小小的孩子，象棵豆芽一样，和豆子配搭起来倒挺合适。
    豆子这人很热情，见面就问“多大年纪了？做过什么负责工作？打过哪些仗？”，还说“你身强力壮能驰骋杀敌我好佩服呀”，抽空又给刘排长画了一张素描，并且在底下写了些字。大刘夸他画得好、写得也好，豆子说“我本来就是学画画的，不过，那些字不是我说的，是鲁迅先生说的”。
    刘大爷早就知道有白求恩学校和鲁迅学校，而且从油印小报上看，老白是大鼻子、老鲁是大胡子，所以以为他俩都是外国人。于是豆子赶紧解释白求恩鲁迅、加拿大上海、国际主义爱国主义，这才算是给刘大爷扫了盲。豆子还说，自己和鲁迅先生一样都是搞创作的，顿时让八路军排长对“创作员”平添了许多敬意。
    路上，刘排长和创作员住在一起，有天早晨洗漱的时候，豆子突然问“你怎么不刷牙呢？”，没等老刘回答，他就跑出去找了根红柳棍，再从马尾巴上剪了几缕毛缠上，然后得意挥舞着“创意牙刷”，把大铁杯子硬塞到老刘手里。从此以后，刘大爷就开始用那个奖品杯子刷牙了。

    刘大爷说，从没打过仗的人上前线经常会有两种表现，一种特别害怕一种特别不怕，豆子创作员就属于胆大的那一类。
    军邮队进入游击区之后，刘大爷决定白天休息晚上赶路。夜里行军，豆子骑在马上吸烟，刘排长连忙劝他灭掉。“为什么不让抽？”，“四周一片漆黑，火光容易把敌人招来”，“噢……”于是把烟头掐灭了。走了一截回头看，他又点上了，“怎么回事？”，“哎呀，不好意思，习惯了……”，真拿他没办法。
    夜里过道沟，其他人都忙着搭跳板，只有他环顾四周，指着这边问是什么地方，指着那边问有没有敌人。正想催他走，他却跳进了沟里，用手量量沟有多深，用步子测测有多宽。刘大爷急坏了：“同志，很危险呢，还是快走吧”，“好的，马上就好了”。“这道沟的情况我都清楚，等会告诉你，保险不会有错的”，创作员却不急不慌地回答：“我想具体了解封锁沟是怎样的，自己了解的总比较好一些。你说对吧？”
    …………
    好不容易到了目的地，军邮队忙着交递、受理邮件，创作员则四处去调查访问。临返回濮阳的时候，豆子突然提出要和游击队一起去搞“飞行爆破”。
    当时，敌人虽然已经很少进行大规模扫荡，但还是经常派小部队、便衣队进行突击袭扰。为反击敌人，民兵就出击到敌占区，把地雷埋到日伪据点附近，并把这种远距离、主动出击的地雷战称为“飞行爆破”。执行这项任务很危险、也需要丰富的作战经验，刘大爷劝阻过豆子，结果当然是没有效果。
    下午，创作员兴奋地跟着游击小组出发，没过几个时辰就被抬了回来，他牺牲了。
    游击组的计划是在夜间埋设地雷，所以到达距离敌人不远的卫河边就停下来休息。冬天水位浅，袒露的河床上有些贝壳和石子，豆子和勤务员就跑到河岸边拣东西，谁知道对岸的民房里住着鬼子的便衣队，敌人看见这个穿军装、带“马弁”的干部就立刻开枪，当场把俩人都撂倒了，民兵拼死才把尸体抢回来。

    烈士的遗体在当地掩埋了，刘大爷把遗物带回濮阳，其中包括他尚未完成的稿件。豆子烈士为刘排长画的素描在挺进大别山的路上丢失了，但写在上面的文字，刘大爷始终都记得：
  “生命不怕死，在死的面前笑着、跳着，跨过了灭亡的人们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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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续五十) [王外马甲]
回部队


    大后方比较安全，可刘大爷在濮阳却并不安心。
    这两三个月，前方部队一鼓作气，在郭小砦战斗和南乐战役中歼灭了汉奸孙步月和杨法贤。捷报传来，刘大爷觉得战友们流血打仗而自己却在后方送信，总有些不合适，再加上这时候各基干团经常跑到后方机关来要干部，有的想调他去当队长、有的想请他去当参谋，老刘不大乐意当步兵，就想着赶紧回到骑兵团去。
    跑去找交通处长刘鸣九：“军邮队训练得差不多了，让我回部队吧”。
   “队员的水平确实提高了，可你还有个任务，帮助魏二民把抽大烟的毛病改了”
   “那你自己怎么不管？”
   “我……忙嘛。你和他熟悉，这事就交给你了”
    说刘排长和老魏熟，其实刘鸣九和魏二民更熟。刘鸣九是抗战前的老地下党（后来当过国家测绘总局局长），他给直鲁豫特委组织部长王从吾当警卫员的时候，魏二民就是特委的交通员，俩人打交道的时间很长。不过也许就因为彼此太了解，刘处长反而拿魏邮递员没办法。
    刘处长没办法，刘排长就更没办法了。想当初，刘大爷在敌后养伤的时候被汉奸告密，是魏二民最先得到消息、赶在敌人搜查前把他背到空坟里隐蔽起来的（参见前文），老魏是救命恩人，大刘怎么可能对他下得了狠手。再说了，人家魏二民是地下交通出身，刘排长把烟具藏起来，他转眼就发现了；反过来地下党藏东西，当兵的就死活也找不到。
    说实话，即便是把“烟具”都扔了也没用。魏二民的工具都是些代用品：拿油灯作烟灯、棉花线作捻儿、鸭蛋壳作灯罩，再削根筷子当烟扦、借着茶壶嘴就抽上了……这样的玩意随时都能弄来一整套。想要釜底抽薪就得把烟膏给没收了，刘大爷十分奇怪魏二民的鸦片是从哪弄来的、平时又放在什么地方？搜查了多次也没效果，有次被问急了，老魏嘿嘿笑着解下棉衣，原来垫肩上有个假补丁，鸦片平时就藏在里面呢，于是，晚上趁他睡觉的时候实施“突然袭击”，夺过破棉袄翻了个遍，谁知道，烟膏又不知跑哪儿去了。魏二民满脸奸笑，再逼问就打死也不招了。

    禁烟不见成效，刘大爷就晚上守着他睡觉、白天陪他散步，想帮他把烟瘾缓过去。魏二民这人见多识广，会测字算命说书唱戏抓中药治牲口分辨真假古董，还会讲各地方言，跟他一起散步聊天倒还是满有意思的。
    有一天正闲逛着，前面看见一群军服厂的军嫂，魏二民就开始跌跌撞撞地装扮瞎子，女工们以为他是休养所里的残废军人，连忙丢下手里的针线活搀扶着他。老魏一本正经装得象模象样，大刘只好傻笑不言语，走到休养所门口遇到了周所长，周明生说“老魏你又在搞什么鬼？”，魏二民的眼睛立刻就睁开了，一把拽着所长跑进了医院，剩下个刘排长在后面受妇女们的批评。
    那时候，八路军医院里自己也制造一些卫生用品，比如“新华香皂”、“新华牙粉”什么的，但数量不大，能得到的机会也很少，魏二民一次就给大刘捎回来两大包，面子果然不小。不过刘排长看他的精气神就知道肯定又在什么地方吸够了大烟，未免就有点生气，魏二民也不辩解，只说自己要出去一趟。
    交通任务的规矩是本人不讲别人不问，当天晚上他就走了。
    过了些天，老魏驾着辆横车子（一种独轮车）回来了，卸下来几罐手术麻醉用的哥罗仿，医院的同志十分高兴，魏二民却累得满脸发黑，进到屋里一句话不说就开始抽大烟。刘大爷这回没有再阻拦他，这么多特别物资，起码要到济宁或者开封之类的日据中心地区才能弄到，不是一般人就有办法的，冒这么大风险办了这么大的事，怎么好意思不让他吸烟呢。

    禁烟行动一再受挫，刘大爷就有些灰心了，可魏二民却无所谓，依然一起散步，得意的时候还唱唱酸曲。刘大爷是在城里饭馆里干过的，什么曲子没听过，只不过自从黎城整军以后在骑兵队里就没敢再唱了，现在换了个宽松环境，一高兴起来也就犯了糊涂，于是跟着瞎哼哼。
    光天化日之下，两个八路在大马路上开唱《李才能倒驴》，惹得一大群人看热闹——
    祖上本是买卖人，别人夸我有才能，
    有才能我果然能，四面通来八面精，
    倒骡卖马贩驴子，坑蒙拐骗都能行，
    三教九流有来往，八店十行样样成，
    蒙古包里卖骆驼；喇嘛庙里贩羊群，
    烟台卖过黄花鱼，济南贩过落花生，
    云贵药材高丽参，如今又把金丹蹦，
    杭州闺房卖绒花，耍着戏班上天津。
    说我能来我就是能——
    大买卖、干不成，小买卖、日弄人，
    担韭菜、卖小葱，贩瓜子、卖花生、
    剪毛煽蛋开脚店，杂货铺里满腾腾。
    说我能来我就能
    …………
    再往下的曲词越来越那个，刘排长就不好意思再唱了，只剩下魏二民一个人还仰着脖子肆无忌惮地干嚎。周围的男男女女听得正起劲，耳边突然传来一声怒吼：“什么乱七八糟东西！是那个单位的？！”。
    大家扭头一看，妈呀，是后勤部的政委傅家选！顿时吓得四散逃跑。傅家选是冀鲁豫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委（开国少将），谁晓得他会到休养所来看病，正巧遇上了这一幕。
    第二天开党员会，魏二民首先站起来把自己的“罪行”交代一遍，然后头一低说“我犯错误了，请各位批评吧”，看样子，他出现这类状况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刘大爷也站起来承认错误，可八路军排长刚获得战斗模范荣誉不久，大家还不大好意思指责他，于是就把主要的教育方向放在了魏二民身上。

    过了两天，刘大爷又去找交通处长刘鸣九要求回部队，刘处长考虑了之后终于答应了。
    战争年代，聚散是经常的事情。离开军邮队的时候，刘大爷只对老魏说了句“我回去了，你以后最好把烟戒了吧”。魏二民笑笑没做声。
    刘大爷知道，魏二民的大哥曾经是直鲁豫早期的党员之一，二民就是由他大哥带上革命道路的。35年，他大哥叛变投敌，魏二民就亲手把哥哥打死了—— 那时候，警卫员和交通员有责任处决叛徒和意志不坚定者，包括自己的首长和亲人。大义灭亲之后，魏二民就再也没有回过家，长期在外搞地下交通，为开展工作他拜山东迟殿文当师傅，成为青帮“悟”字辈弟子，还在河北当过红枪会、在河南入过“相士班”（算命的），从此落下浑身的伤病、染上吸大烟的恶习、也沾惹了许多日后说不清楚的事。
    魏二民的工作很出色，可在政治上却不要求上进，特别是毒瘾总是戒不掉。五十年代初他被开除公职后，跑到芜湖去找当时担任军代表的周明生，居然还是想要烟土。前休养所长把老魏赶走了，刘大爷知道以后很生气，说“一点鸦片就会杀你的头了？大不了撤职，我给他”，后来没多久，魏二民就自杀了。

    刘大爷回到骑兵团，就急着去找新战马“公鸡”，早在军邮队的时候，连里的战友就带信来说，王元力帮他把从湖西买来的那匹混血儿马练好了。王元力这人办别的事有些二二乎乎，可调理战马绝对是一把好手，他那张满是伤疤的脸，人类见了有些害怕，可马匹见了却觉得十分亲热。
    本来混血马的品质很不稳定，谁也说不准是好是坏，刘大爷一直也比较担心，现在听王元力说练好了，那肯定是不错了。果然，刚到连队，王连长见面就说 “回来了？再不回来，那匹战马就不还给你了”，刘大爷把“公鸡”从马厩里带出来，慢步、常步、小步、小跑、大跑、跨越、卧倒、负重全都试了一遍，从力量、敏捷、反应到指令服从，真是无可挑剔！王元力得意地说：“怎么样？了不起吧”，也不知道是夸战马还是夸自己。
    “了不起，真了不起”。刘大爷抓住缰绳不敢撒手，生怕这位连长兼训马师起了贪念，再把战马要过去。对骑兵而言，得了匹好坐骑比有个好老婆还宝贝。

    这时候，况玉纯团长到军分区去当副司令员，周开树等一些干部也调走了，四连的工作由副营长李树茂代管着，等于是还没有连长。以前八路军提拔干部的办法挺简单，谁能打仗谁立功多就是谁了，45年整风以后有了些变化，开始注重家庭背景、历史情况、政治表现，还要看看文化水平什么的。
    骑兵团总体比较单纯，红军团的底子，这些年来也没有收编“反正”的伪军、顽军，连当过土匪的都没招过，政治方面基本上不存在问题。大家表现都不错，“学历”就很重要，刘大爷早年是进过两年正规学堂的（小学），虽然没有文凭，大小也算是个知识分子，于是很多人都认为他是主要候补人选，吓得大刘赶紧声明：“我那点文化只够开豆腐店写水牌的，可别把我扯进去”。
    领导也找他谈话，问他到特务连当指导员有什么意见，大刘急得跳起来：“当指导员我可不行”，“为什么？”，“我刚在军邮队犯了错误……”，接着就把自己和魏二民唱酸曲的事情坦白了，最后还说“我哪也不去，我就留在四连”。政委李庭桂火了：“到哪里干也由不得你，滚蛋！”，大刘就赶紧滚了。
    刘大爷说，当时是真的怕当指导员，因为指导员经常要写战斗日志、鉴定评语什么的，而他那时候写字超过二十个就觉得脑袋疼。

    在大后方干了几个月，刘排长学会了讲卫生的习惯。
    早晨是骑兵们最忙的时候，给战马铡草配料、喂食饮水、刷毛整鞍、检查嚼口马蹄……事情很多。弄完这些工作，大刘就开始刷牙修面，还用“新华香皂” 洗个脸，这时候，总有一帮子人围在旁边看稀奇：“大清早的，拿根小棍捅得满嘴冒泡，恶不恶心呀”，“大刘，别楞装城里人了，脸上弄得再香，一看还是个卖豆腐的”……
    刘排长被大家奚落得有些丧气，幸好有李庭桂政委帮他说话。李政委是领导学生运动出身的，对刷牙洗脸挺支持：“讲卫生没错啊，学着当城里人也不错，将来我们大反攻还要打下开封济南，到大城市去”。
    政委表态了，大家都很兴奋，纷纷就当城里人的前景展开讨论，最终一致认为，进城总的来说比较好，美中不足的是部队遛马不方便。

    况团长到分区以后，团里的军政工作都由李庭桂负责，李政委实际上也就是团长了。
    骑兵团的几任主官领导风格各不一样：早先曾玉良团长下命令很少开会商量，他拿着根马鞭站在高处，指着人头点名派任务，一点含糊也不能有；后来况玉纯团长倒时常开个会，不过人家发言的时候他半听不听的，等讨论结束才把手一摊，说“大家讲得很好，现在听我的”，然后该怎么办还是怎么办，好象先前的都是胡说八道一样。
    李庭桂政委是抗战以后才进部队的，作战经验确实不如前几任团长，但他组织作战会议却很认真，不仅每一个人的发言都认真听、认真记，接下来还要和大家反复讨论、比照过去的战斗情况总结经验教训，搞得特别细。这样一来，所有开会的人都在动脑筋想办法，使得每一次会议都变成了一堂实用的战术教学课。虽然讨论时间经常被拖得很长，但形成决定之后大家都非常清楚各项任务的要求，对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也都有所准备。
    刘大爷说，李政委用的是笨办法，但笨办法也有大用处。

    45年5月9日，李庭桂再次召集作战会议，他宣布：九分区决定由十六团围歼姜庄之敌，骑兵团率领高陵、卫河两个县大队，负责打击可能到来的援军。
    打援？打谁？在哪里打？怎么打？方案还没有确定。
    大家看了看地图，边乔参谋首先站起来说：“同志们，这一回，我们也许有机会报双村营阻击战的血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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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续五十一) [王外马甲]
秦辛庄


   “五一”节期间，根据地军民举行庆祝了活动，反攻的胜利鼓舞着人们，老百姓担着蔬菜、赶着猪羊，到八路军驻地慰问部队。当时骑兵团住得很分散，一营在滑县杨庄一带，二营五连在高陵县帮助群众搞生产（注：这个高陵县是抗战时期在豫北设立的行政区域，不是现在的陕西高陵），而四连则驻扎在南乐县的芦里村。虽然离敌人据点不远，但只要警戒组织得当，部队照样可以休整。
    5月9日上午，刘大爷正在村里看老乡们宰羊，王元力通知他一起去大屯村（团部所在地），大刘不乐意：“宰羊好玩呢，你们连长开会，我不去”，李树茂在马上张口就骂：“放屁！少罗嗦”。没办法，只好跟着走了。

    到了团部，营长、连长、参谋、还有几位县大队的干部挤满了一屋子，刘排长就躲在犄角旮旯里。万怀臣副团长首先宣读了九分区政委张国华、副司令员赵东寰的作战命令：十六团负责围歼进犯姜庄之敌，高陵、卫河县大队配属骑兵团，在前后赵户村阻击援军，并视情况相机歼灭敌人。
    姜庄位于滑县城东北，那里是“反共自卫团”贾席珍和王树林部的据点，大约驻守着一千多人。当时汤阴、淇县、浚县和滑县县城都有日伪军，如果姜庄不能迅速拿下，浚县、滑县方向的敌人就会出动增援，为此，军分区指示在前赵户村和后赵户村都设置打援阻击线，这样两边均顾，确实是比较稳妥的办法。
    李庭桂政委象往常一样拿出小本子，说了些“守如磐石、攻如猛虎”的话，就让大家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训讨论发言。提到阻击战，骑兵团的干部们自然就想起了惨烈的双村营战斗，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侦察参谋边乔突然说：“这一次，孙殿英部二十二团很有可能会出来，我们可以报去年的仇了”。
    “真的么？”，骑兵们全跳了起来，包括坐在角落里的刘大爷都激动地喊：“打它！打它！”。

    暂八师二十二团号称孙殿英的精锐之师，素有“能攻善守，训练有素”的名声。伪十一军（原新五军）的部队多是从民团扩编的，但这个团却全部由加入 “庙会道”多年的老兵组成，军校毕业的团长王鸿勋是“孙道长”的亲传徒弟，三个营长也都是孙军长的义子。该团配备迫击炮4门、轻重机枪50挺、其他枪械 1000余枝，是老孙的宝贝疙瘩。
    44年的5月，二十二团一营死守双村营据点，其他部队拼命解围。八路军和他们打了十多个小时，指挥作战的分区胡乃超参谋长牺牲、骑兵团四个连长中阵亡两个重伤一个、参战人员损失过半、冀鲁豫二十一团几乎打残，到最后也没能把据点拿下来，这以后，二十二团就一直叫嚣他们能打八路军两个主力团。事隔一年，如今终于有机会再度交手，真可谓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45年5月这时候，孙殿英的军部远在新乡，伪二十二团驻守在滑县县城、归副军长杨世贤（明卿）指挥。如果是老奸巨滑的孙麻子，在目前八路军大反攻的局势下，决不会冒着损失精锐的风险来帮助地方伪顽，但杨世贤讲义气、头脑比较简单，他有可能把最能打的部队派出来救援贾席珍。

    骑兵团各连队都想亲手报仇，争着要上滑县方向的防御阵地。一连和四连抢得最厉害，双村营战斗中，一连牺牲了连长廖振美，但四连更惨——四连是原二连和四连合并的，那一仗二连长张起旺阵亡、四连长李树茂重伤，由于人员损失严重，竟使得这两个连并成了一个连！
    一连是一营的拳头，四连是二营的尖刀，这两个连抢任务实际上也就成了两个营之争。李庭桂政委让两位营长谈谈想法，一营长黄斌和二营长吕兆清就各自讲解怎么防御怎么反击……参谋长刘子明听了一阵就打断他们：“一个营的力量不够”。
    刘参谋长以前当过特委教导队长和濮阳公安局长，对伪军的内部情况很熟悉，他解释说：如果把二十二团拖在阵地上打，那孙殿英为保护自己的精锐嫡系，就一定会把周围各县的日伪军全调来参战。骑兵团如果用一个营的兵力进行阵地反击，既打不垮也赶不走敌人，到时候这个雪球越滚越大，最后弄不好就难以收拾了。
    副团长万怀臣一拍桌子：“不分兵防守！全团上去对攻，一拳头把他们打趴下！”——这个主意实在太大胆。整个团都上马攻击，如果兜不住，让敌人冲进姜庄怎么办？再就是，万一浚县方向的援军来了怎么办？大伙一时间都愣住了。
    高陵、卫河两个县大队的领导站起来激昂地表态：“你们进攻，我们守！打垮孙殿英，保证拼到最后一人一枪也不放敌人过阵地”。大家对地方部队干部很感激，不过，狠话可以说，能不能做到却不大放心，要知道，增援的敌人除了伪军、还可能有日军呢。
    边乔参谋赞同万副团长的意见，他提议说：分区预设的防御阵地离包围圈较近，如果在这里打对攻，确实有被敌人突破进姜庄的危险；但如果我们把战场往县城方向前移，既可以把伪二十二团隔远一些，也可以提早向敌人发起攻击。全团攥成一个拳头，先集中力量重创滑县方向的敌人，再利用骑兵机动能力强的优势，回过身来反击浚县方向的援军。
    阵地前移，不在前后赵户村设伏？那就是要改变上级的作战指令了？大家都看着政委，李庭桂拿钢笔敲敲笔记本，笑着说：“继续谈，如果办法可行，我去跟分区领导解释”。

    主动提前攻击二十二团，意味着战场将更靠近滑县县城，如果敌人有后续部队怎么办？如果进攻战打成了僵持状况怎么办？针对可能出现的情况，大家各抒己见、热烈讨论。万副团长提醒干部们：“这一仗的关键是头一拳不能出差错，一定要猛要狠要快，要把敌人的士气打下去。敌二十二团和其他伪顽不同，不仅人数比我们多、作战经验也很丰富，大家一定不能掉以轻心”。
    刘子明参谋长说：“从以往情况来看，二十二团的前卫多半是杨芝仑一营，前卫对前卫，这头一拳就是个硬碰硬”。
    骑兵团由谁当前卫？一营和二营又争上了，最后李庭桂政委表态：“二营作前卫，李树茂带四连担任先锋”，他接着又说：“团部跟随前卫行动，冲不上去的话，当心我用马鞭子抽你们”。
   “政委放心吧！保险能冲上去”。

    散会后，干部们回到各自驻地组织部队。刘大爷看见周开树正在村里和战士们嘻笑谈话，觉得十分惊喜：老连长怎么回来了？原来，基干团的周营长前两天刚结婚，上级给他放婚假，可这小子不好好的在家陪老婆，却跑回骑兵团来和他的战马亲热，战友们很高兴，他以前骑的那匹军马也兴奋得不得了。
    四连紧急集合，周开树听说要打二十二团、当先锋连队，激动得一蹦老高，说什么也非要参加不可。李树茂不答应，他就去找营长吕兆清：“老部队在前方打仗，却让我在后方守老婆，这样做明显不符合共产党的身份嘛”，吕营长闹不过他，只好答应老周随四连行动。

    5月9日黄昏，骑兵团二营依照作战命令进入姜庄以东的前赵户村，等待团领导向军分区汇报请示的结果。过了一阵，李政委回来了，他对战士们说：“孙殿英是个大汉奸，是人民的冤家对头，我们和他较量过，他不服输，这次我们要狠狠教训他，同志们！有决心没有？”，官兵齐呼：“有！”。
    “去年双村营战斗，我们分区胡乃超参谋长和我团廖振美、张起旺等同志英勇牺牲了，这个血债我们还没有讨还，这个仇我们还没有报，同志们，这个仇要不要报？”，官兵齐呼：“要报！”。
    李政委把“哥萨克骑兵”战旗交给李树茂，作为先锋引导旗，接着又说：“群英大会上，首长们还授予我团‘胜利冠军’、‘艺高胆大’奖旗，各营连、各班排要比一比，看看到底是谁艺高胆大、谁是胜利冠军？大家说，好不好？”，官兵齐呼：“好！”。

    半夜里，骑兵团拔队前移，开进到徐营村、小营村附近。徐营位于姜庄和滑县县城之间，团部指挥所设在村里，四连则借着夜暗在一片高粱地后面隐蔽下来。
    5月10日拂晓之前，姜庄方向忽然枪声大作，十六团的攻击开始了，刘大爷他们一边听动静、一边猜测战斗进展的情况。枪炮声紧一阵慢一阵的，到天亮时逐渐沉寂下来，有经验的老兵们分析：这枪炮停得太快了，估计是攻击行动没有奏效。果然，八点多钟的时候，军分区传来通知：十六团拂晓进攻没有成功，但现在已经把敌人包围起来，准备今天晚上再进行攻击。命令骑兵团坚决打击敌人援军，保证十六团的胜利。
    上午10点左右，李树茂从团指挥所赶到四连，通知大家：“侦察员报告，二十二团出来了，没有发现后续部队。徐营这里是敌人的必经之地，等他们接近以后，我们先锋连就立刻发起攻击！”。四连文书夏武杰扛着“哥萨克骑兵”大旗，激动得满脸通红，不停地叮嘱交代：“同志们要注意看旗啊，同志们跟着光荣的旗子冲锋呀”，好象大伙都是新兵似的。不过也难怪，以前都是用三角旗作引导，第一次追随这面充满了荣耀的战旗前进，战士们都十分兴奋。
    过了一会，有人喊：“敌人来了”。
    刘大爷抬头望去，果然，黄乎乎的一长溜敌人正从滑县县城那边开过来，前面是步兵，中间是驮炮驮弹药的骡马，后面又是步兵，大约有一千多人。可走着走着，敌人突然一拐弯，没有继续接近骑兵团阵地，而是转向徐营西北、朝秦辛庄方向去了。
    这一下出乎大家意料之外，有人嘀咕“什么必经之地，敌人这不是调头了么？”， “哎呀，是不是我们被发现了”，“怎么办啊，现在打不打？”……
    敌人离秦辛庄越来越近，他们现在还在野外，但如果大队人马进了村、骑兵攻坚难度增大，打成僵持就麻烦了。李副营长和四连的干部们都非常着急，就在这时，冲锋号响了，万副团长从徐营指挥所里冲了出来，不停地用旗语指示——向西北方进攻！

    “四连冲锋！抢占秦辛庄！”
    李树茂大喊一声，第一个跃马冲了出去，紧随着他的是那面“哥萨克骑兵”战旗。二营四连冲在最前面、五连在侧后方，六连出击时被沙沟挡了一下落在后面，和团部、特务连一起紧随追赶，这时候，一营、三营的人马也从两翼杀了出来。
    骑兵“三箭齐发”，对敌人的“一字长蛇阵”展开了攻击。宽阔的平原上，鲜红的战旗一马当先，后面是成千匹战马踏起的漫天尘土和上千把战刀的阵阵寒光，马蹄声、喊杀声伴随着枪声，气势磅礴、咄咄逼人，一股复仇的铁流从青纱帐里、从徐营村、小营村里冲出来，杀向增援行军中的敌人队列。
    换了其他伪军，突袭之下多半就涣散了，可这个二十二团却果然不一样。面对骑兵团的突然冲击，他们的队伍没有乱，军号、军哨不停地响，走在前面的先头部队丢下背包、不顾一切地向秦辛庄跑，后面的人在军官指挥下排成横队向骑兵开火、机枪手匆忙架起武器进行拦阻射击、迫击炮也从驮马上卸下来开打……
    敌人的火力使骑兵的进攻受到了迟滞，不断有人被打落马下。这时候，敌人前锋已经差不多跑进秦辛庄了，可骑兵四连距离那里起码还有五百米，有的战士犹豫了，带住缰绳向敌人的方向打枪，不知道是不是还应该继续前进，刘大爷也在等引导旗的指示……李树茂的战马被打瘸了，他换了匹坐骑又冲到了前头：“冲啊！不能停留，把敌人赶到野地里去！”
   “哥萨克战旗”再度挥舞起来，四连冲了上去、五连跟着冲上来，但其他的连队却被敌人火力阻隔在了后面。这时候，前卫骑兵已顾不上本队，只想着赶紧冲到秦辛庄去、赶紧接近敌人、冲到跟前拼马刀、把村子里的敌人赶出去！
    新战马“公鸡”真是匹好马，脚步轻捷跑得飞快。刘大爷打马狂奔，看见二排四班副和几个战士摔下马了、看见李树茂的新战马又被打倒了，还看见举着战旗冲锋的夏武杰，他的坐骑受了伤、鬃毛上淌着血，却还在继续奔跑……不一会，刘大爷和他的“公鸡”冲到了队伍的最前面，他看见一伙敌人正聚集在秦辛庄南街口，用两三挺机枪和十几枝冲锋枪疯狂地向快速逼近的骑兵扫射。
    这个时候，只有勇猛冲锋、快速接敌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一百米、八十米、五十米，距离只有二三十米了，刘排长举起战刀……可就在这时，好象被什么力量推了一把，战马从身子底下跑了出去，他摔到地上，接着又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整个人都腾空飞了起来……
     这场景被团领导们看见了。团部、特务连和六连都被敌人的拦阻火力隔断在了后面，参谋长组织火力还击、压制敌人，政委和副团长都焦急地观察着前锋部队的情况。眼看见一匹青灰色的战马冲在四连（红马连）的最前面，李政委觉得很奇怪：“那是谁啊？”，万副团长仔细瞄了瞄：“二排长大刘”。
    那匹青灰马就是“公鸡”，当初挑选它的时候，本来是准备留给李树茂的（他是营长，什么马都能骑），可李营长工作忙，于是由刘排长负责调养。这养来养去时间一长就有感情了，所以调养成功以后刘大爷也没告诉李树茂，心想反正也骑不了多久，多骑一次是一次。一起训练战马的王元力做事比较“缺乏原则性”，大刘说先瞒着他也就没吭声，结果就出现了“百红之中一点灰”的战斗景象。
    这是“公鸡”第一次上战场，团领导们虽然弄不清红马连的阵容怎么里窜出来一匹杂色马，却对它的速度和勇猛留下了深刻的影响。战马冲到阵前，敌人终于乱了，四连撕开一个缺口攻进了秦辛庄。团领导眼看着大刘中弹落马、又看见他被后面的马匹撞得飞起来，倒地之后一动不动，心想：“大刘完了……”。

    刘大爷知道自己躺在地上，也看见许多战马从身边冲过去，但他又觉得浑身软棉棉、轻悠悠的、仿佛要随着马蹄踏起的尘土飘起来一样。他想：“我这是死了么？”，记得有人说过“如果听得见喊自己名字就没死，如果听不见就是死了”，于是试着喊一声，张了张嘴，没听见声音。“没听见……可是，我喊出来了没有？我到底死了没有……”

    还没想明白，刘排长就昏过去，什么也不知道了。